另一面

起初，《大宪章》只是一份失败的和平协议。1215年6月15日，25名反叛男爵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只维持了10周生命。但《大宪章》意义之深远完全超出了签署双方的想象：超过三分之一的条款限制了国王的权利范围，并且规定了“任何人，包括国王，也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英国保守党智囊费迪南•芒特(Ferdinand Mount)说，“1215年之后，任何英国统治者——无论是亨利三世、查理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还是詹姆斯二世——企图罔顾法律限制以便一手遮天时，就很容易面临激烈的反对、内战甚至被废黜王位或罢免。”

随后，约翰王陷入内战并因痢疾去世，《大宪章》于1216年、1217年和1225年被重新捡起、修订，并在1297年正式进入英国法典(statute books)。1225年的《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随意课征任何税赋”，即“无代表，不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条款，并为1265年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召集”铺平了道路，这次议会召集正是为了“批准给予税收”。

正如《纽约客》作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所说，“《大宪章》被遗忘了许多世纪，成为一个浪漫的遗迹”。一直到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国王查理一世(1625-1649)的反对者开始援引《大宪章》对抗王权的专断，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读过原始读本。被认为对《大宪章》传播居功至伟的英国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在1628年起草了《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权利请愿书》确立了公民权利自由，迫使王权再次压缩，并且明确地挖了《大宪章》的“坟”，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差点被中世纪历史所遗忘的《大宪章》，在17-18世纪得以焕发新生——这除了得感谢英国的爱德华•柯克们外，还得感谢美国殖民者们。1606年，《弗吉尼亚特许状》(Virginia charter)由爱德华•柯克帮助起草，并由英王詹姆斯一世颁布。弗吉尼亚是美洲大陆第一块殖民地。

从这时开始，皇家特许状允许殖民地可以制定法律，只要该法律符合英国的法律体系：包括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在内的多块殖民地，立法者都曾参考《大宪章》撰写法律，而马里兰殖民地议会甚至通过法案，在1638年承认《大宪章》就是当地法律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法律由于过于自由，未必会得到英国国王的承认）。

在18世纪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殖民者用《大宪章》与英国王室分庭抗礼。1765年，马萨诸塞殖民者抗议英国王室“无代表征税”，称“《印花税法》违背了《大宪章》以及英国人的自然权利”；在革命前夕，当马萨诸塞需要一枚新的印章时，他们选择的图案是：一个民兵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大宪章》。

许多美国建国领袖都是律师出身，他们把爱德华•柯克解释的《大宪章》视为这个总统制新国家的立法基础，最直接的是美国宪法（1791年之前版本）第一章有关于所有州统一衡量重量和衡量方法的法律条款，而《大宪章》中也有类似条款。而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是《大宪章》的直接后裔。

最珍视《大宪章》的可能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美国律师协会（而不是英国人），于1957年在兰尼米德签署地旁修建了《大宪章》纪念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19年第一次引用了《大宪章》，截止到1991年美国有超过900个联邦和州法院引用过《大宪章》；1940-1990年的五十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在超过60个案件中引用了《大宪章》。就在前不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还在一起案件中孜孜不倦地写道，“‘正当程序条款’起源于《大宪章》”，而另一位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则称，“追溯到800年前的《大宪章》，‘正当程序条款’就试图保护‘法治’了。”

2014年秋天，身为原旨主义者的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在“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集会上发表了30分钟关于《大宪章》的演讲，期间他说道，“美国人抱有神圣想象的许多理念，都起源于或者被写在800年前的《大宪章》里……《大宪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

而回到英国，《大宪章》在持续发挥着影响。18世纪，人们用《大宪章》来对抗媒体审查制度，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批评国王，则可以不经过审判就被监禁。声名狼藉的报纸编辑和政客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因诽谤国王乔治三世被逮捕时，他用《大宪章》为自己争取自由；与此同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他的支持者在议会上引用《大宪章》，最终确保了只有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才能决定对政府的公开批评到底是不是“煽动性诽谤”。

到了20世纪，《大宪章》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不列颠三岛，但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意义。从欧洲到北美，从澳大利亚到印度，《大宪章》对世界各地的民主拥有很大影响。印度独立时，英国宪法专家帮助印度制定他们自己的宪法，并把《大宪章》作为立法基础之一，这从后来印度宪法的遣词造句就可以看出；1964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其庭审现场发表演讲，表达了对《大宪章》和西方民主的赞赏，这些与南非的高压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于二战的苦难之后，1949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称其为“全人类的国际《大宪章》。”

800年后，《大宪章》里还有三个半或四个关键条款保留在英国法律当中：第一条，保护英国教会的权利和自由；第十三条，保证伦敦以及其他被授予皇家宪章的市镇的自由；以及著名的第三十九条（后来变成第二十九条），任何自由人，如果未经其同级人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还有同样著名的第四十条，不允许出售、否认或延误司法公正。

对一些国家而言，《大宪章》所倡导的原则与精神已然成为政治常识和制度底线，对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对与政府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专制羁押、酷刑折磨的现象，仍旧十分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