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此次MERS患者入境在中国掀起的热潮，半因SARS爆发在大陆、香港创巨痛深，半因很多中国人对韩国的仇视再次发作。因为尽管“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病死率相当高，这种疫病的严重程度仍然远远比不上十多年前的SARS大爆发，若非反韩情绪助燃，很难想象一种传染烈度不到SARS二十分之一的疾病在中文网络上会有多大关注度。自2012年9月首例MERS病例在沙特阿拉伯出现到2015年5月28日，近3年间全世界确诊病例是1139例，病死人数是431人。而SARS疫情在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的8个月内就扩展到全球确诊病例8096例。

社交网站上不乏对韩国病人包藏祸心的声讨，认为韩国人明知自己有病还强行入境来祸害中国人。不过按照韩国卫生当局的通报与媒体报道，被中国确诊的金某是韩国第三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的儿子、第四例患者的弟弟。2015年5月16日金某为探望父亲前往医院，在父亲和首例患者A某同住的病房逗留了近4小时。5月19日金某出现发烧等症状，金某父亲在5月20日被确诊为韩国第三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金某22日和25日在急诊室接受了治疗。并未向医生说明自己曾密切接触过确诊患者，也在流行病学调查中隐瞒了自己的“密切接触”情况。到中方接获韩国官方通报，挡获金某后，才确诊金某是MERS患者。也就是说，金某在韩国始终只是个“密切接触者”，始终不是确诊患者，何来明知染病还带病闯关的可能。

在“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韩国患者进入中国境内的消息传出后，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叱骂韩国当局蹒跚无能的声音，还有人夸耀有“大国担当”的中国卫生机构效率远胜韩国同行。但韩国患者前往中国的消息，是韩国卫生当局通报中国政府的。没有韩国政府卫生机构的及时配合，中方不一定就能在病人入境时立马将其强制隔离。

2015年5月27日，在韩国医疗人员向卫生当局申报有MERS密切接触者金某将出境后，韩国政府卫生机构立刻确认落实了此消息，根据《国际卫生条例》（IHR），27日当天就将该事实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PRO）和中国卫生当局，让中国当局能采取相关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疾控中心”等权威组织所颁布的各种预防MERS传染指南里，基础防疫措施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要求政府把所有接近了MERS患者的人员都抓到密封房里强制隔离。这些指南中，不戴面罩、呼吸器、手套、护目镜等防护装置又处在患者两米内的医护人员与探视者、不戴防护装置而暴露在患者咳嗽或触碰中的密闭环境的人属于“密切接触者”。也就是说，只消戴齐防护装备、小心注意，MERS对医护人员来说并无生离死别的危险。中国医护人员“抽签决生死”，的确体现了必要的谨慎，但公众大可不必对他们倾注满溢的感动。

对于这些“密切接触者”，“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南中的强制条款是在两周内配合接受流行病学调查的检测、采样与监控，而非完全强制封闭隔离。其中无类似感冒、肺炎症状的人，既不必限制室外活动，也不必在两周后继续接受检测采样。只有类似感冒症状的人，才应留在家中停止前往工作或学习场所，限制与他人接触。在确定症状严重到需要就医但不确定是否属于MERS时，才必须接受完全密闭隔离。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着重强调的是对最为易感的医护人员与探视者的保护与检测措施，关于其他“密切接触者”的内容基本没有，完全不要求成员国把所有接近了MERS患者的人员都强制隔离。自然，作为世卫组织成员的香港、中国与韩国有充足的主权裁量，可以视民意与自身情况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MERS传染性有限”并非是韩国官僚的推诿，而是全球医学界的共识。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的四次紧急会议及2014年5月14日第五次会议决议，还是至今为止的医学研究，都确定了MERS尚未出现持续性人传人的传染方式，仍处于有限性人传人的阶段。按WHO的“流感大流行疫情等级设定”，MERS发展了三年，所处的疫情等级现在仍是第一级“动物感染及有限性人类传染阶段”的第三段：“病毒造成人类散发病例或小型聚集，但尚未发生持续性人传人及社区流行”，还没到第三级“持续人传人及社区流行阶段”和第四级“单一WHO区域内2个以上国家持续性社区流行”的“地理扩散阶段”。目前所有确认病例的国家，病患要么是来自或到过疫情起源地沙特及周边的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等国，要么是在收治病患的医院内群聚感染，病毒通过病人、病人家属、同病房患者、医护人员之间的密切接触传播。即使是疫情最重的沙特在2015年2月、3月病例激增，大体也是因防护不足在14个医疗场所与家庭中发生，没有持续性社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