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国际足联始终把赚钱作为举办世界杯的第一目的。”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BBC)的报道，仅仅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一届世界杯中，国际足联就获得了48亿美元的收入。即使减去国际足联自己计算的球队“奖金和运营成本”23亿1200万美元，巴西世界杯也能给国际足联带来26亿美元的净利润。据国际足联自己的“财报”，其“现金储备”已经从2005年的3亿多美元上涨到了2014年的15亿美元。

尽管日进斗金，国际足联却是一个“瑞士法律体系下的社团组织”(Swiss Verein)，即“非营利的民间机构”。根据《瑞士民法典》第60、61条，“瑞士法律体系下的社团组织”只需订立章程就可以获得独立的法人地位，受瑞士法律约束。但根据其总部所在地瑞士的《反腐败法》规定，非盈利的民间组织成员并不适用于贪污罪。同样，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国际足联也没有法律义务公开其详细账目。以巴西世界杯的收入为例，其列出的高达23亿1200万美元的“奖金和运营成本”并无任何细节；其入账的26亿美元的净利润去向也从未公布。国际足联自己尚且如此，竞选其职位的官员的账目透明度也就可想而知。

国际足联主席任期4年，在国际足联大会(FIFA Congress)期间由209个会员协会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竞选者需要得到1家足协的推荐（不一定是国籍所属国），并得到至少5家足协的书面支持，才能获得候选资格。国际足联竞选机制饱受诟病之处在于，任何成员协会都有平等投票权——这意味着人口仅4,900的英国海外属地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足协和人口2亿的足球大国巴西足协在对FIFA决策的影响力上毫无二致。这种竞选机制导致经济拮据又缺少监督的的小会员协会难抵挡住候选者支票本的诱惑：对于这些小协会来说，相比主席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更现实的是“谁能资助我盖栋足协大楼”的问题。布拉特就是靠向小会员协会许诺国际足联资源上位，并占据主席位置长达17年之久。

和中国网友们印象中的不同，竞选国际足联和各大洲足联的主席、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不一定是一场“国家博弈”，而是一场亿万富翁们的个人游戏。事实上，竞选国际和区域足协高官除了需要本国足协或5个国家足协的提名以外，竞选者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支付或明或暗的各种费用。据CNN报道，前热刺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法国球星吉诺拉(Ginola)2015年初曾一度宣布将参选国际足联主席。为了表明清除国际足联腐败的诚意，他的竞选团队在国际足联主席竞选历史上首次公开了竞选预算：其团队预计任何“全面和合理”的竞选活动都将至少花费340万美元。为此他还宣布接受一家足球博彩机构Paddy Powder25万英镑的赞助，并答应为其活动站台。

吉诺拉还算不上国际足联主席的重量级竞选者，其他严肃竞选者无不拥有雄厚的资金来源：连任成功之后第5天宣布辞职的布拉特，据报道身家“至少2000万美元”，每年工资高达140万美元；于6月3日宣布考虑参选国际足联主席的前国际足联副主席郑梦准是韩国现代集团郑周永的儿子；2011年在参选主席期间被国际足联因贿选终生禁止参加足球活动的默罕默德•哈曼(Mohammed bin Hammam)在卡塔尔是“身价数以10亿计的建筑业巨头”（《卫报》）；2015年布拉特连任最大的颈枕对手阿里•本•侯赛因（Prince Ali bin Hussein）则是约旦王室成员、侯赛因国王的三儿子；连这次竞选最穷酸的欧足联主席、前欧洲足球先生普拉蒂尼也被估计至少有数千万身价。当然，也只有这些亿万富翁们才有支付的起“竞选成本”的能力。比如，根据《卫报》2011年的报道，当时参选的哈曼支付了加勒比地区足协25名成员价值35万美元的差旅费。《泰晤士报》则爆料布拉特在2011年的选举中花费6.63亿英镑巨额资金来打通208个国际足联会员国的关系。

既然竞选需要不菲的成本，足协的财务透明度也够不上制度障碍，不少上任之后的足协主席们开始对涉及本国足球的商业利益上下其手，很快将“为国效力”的承诺甩在脑后。以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协(CONCACAF)主席杰克•华纳(Jack Warner)为例，根据BBC著名体育调查记者安德鲁•詹宁斯(Andrew Jennings)的《FIFA黑幕》一书，在1989年一场决定世界杯决赛圈资格的预选赛中，时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足协主席的华纳超额售出了5,000张球票，造成球场过度拥挤，险些引发大规模踩踏事件；当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足协需要建立训练基地时，华纳指定足协购买自己名下的土地，给自己了输送不菲的利益。出生在某大洲的竞选人也不一定会得到同大洲其他足协的支持，比如这次参加主席竞选的约旦阿里王子获得了欧洲53家足协中大多数的支持，而拥有46家协会成员的亚洲足联则大多支持布拉特。因此，出生在某一大洲的候选人也不一定能代表该大洲多数足协的利益。

和其他受国际足联认可的国家足协不一样，国际足联默许中国政府直接参与本应属于“非政府组织”管辖的足球事务：长久以来，中国足协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就是“一套人马、两套牌子”。以中国足协腐败案为例，前足协副主席兼任足管中心主任最终被判刑，检方对其指控的定性是国家公职人员受贿。虽然年初公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宣布将取消足管中心实现“去行政化”，但效果仍有待观察。在这种政府办足协的特例之下，在任何区域和国际足联任职的中国籍足协官员都必然是中国政府雇员，代表中国行政机构利益，其竞选也必然受到行政体系的掣肘。

据中国媒体报道，张吉龙曾在2013年国际足联执委竞选和亚足联主席竞选中颇有希望，张吉龙本人也曾表达积极参选的愿望，但最终退出了选举。据《体坛周报》报道，2013年初明确支持巴林籍候选人萨尔曼、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的科威特法赫德亲王会晤了中国体育总局代表。一个月内，中国足协/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就宣布“中国足协将不会推荐任何人参加亚足联主席和国际足联执委的竞选”。张吉龙在接受采访时无奈的表示：“我是否参加竞选，不是我的个人行为，而是组织行为，我个人无能为力。这背后的事情挺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