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中国1997年《刑法》第133条将“交通肇事罪”分为三个档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该法主要对逃逸行为进行惩处，却没有对高危驾车肇事致人死亡行为作特别规定。目前，南京警方并未认定肇事者是否发生逃逸。倘若最终依据南京警方刑拘时所定的“交通肇事罪”定罪，那么即使宝马肇事者行为构成“肇事逃逸”，但因为马自达车内两人当场死亡（并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所以肇事者面临的刑罚也只会是该罪的第二档：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立法上，1997年《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入罪门槛高。包括冯金银在内的诸多中国学者指出，1997年《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只是一种过失犯罪，它在主观上要么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危害结果（疏忽大意的过失），要么是已经预见危害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过于自信的过失）。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交通肇事行为都是过失，在一些情况下，行为人对于结果可能存在放任，即“间接故意”，这时“交通肇事罪”就只能鞭长莫及。

为了弥补立法不足，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第2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

最高法2000年发布的《解释》是越权添乱，违背了立法原意。首先，诸多交通肇事行为都被纳入到“交通肇事罪”中，交通肇事相关罪名单一，没有太多的罪名来分解交通肇事行为。面对复杂多样的交通肇事行为时，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就十分捉襟见肘，疲于应付；其次，《解释》第2条第2款对致人重伤构成交通肇事罪作了限制性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上述六项条件，那么重伤1-2人，即使负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也不构成犯罪——这是对1997年《刑法》第133条的变相修订；此外，逃逸原本适用第二档以上的法定刑，但《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将肇事后逃逸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加入，实际上是将档次降为了第一档，违背立法原意。

在“交通肇事罪”立法不清，司法解释混乱的情况下，司法系统只能寻求1997年《刑法》第114条、第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帮助。2009年“成都孙伟铭案”，孙伟铭无证驾驶别克轿车造成交通事故，又违章逃逸，导致四死一重伤的结果。法院认为孙伟铭主观上存“放任”态度，二审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其无期徒刑。

但《刑法》第114条规定了5个罪名，其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状中的行为构成仅规定“其他危险方法”，是一个缺乏明确实行行为要件的罪名。在各国刑法典中，直接把“其他……”作为全部行为构成的罪名十分罕见。最高法无法克制对这一“万能法条”的喜爱，频频扩大司法解释，例如在2003年把“传播突发性传染病病原体”纳入该罪，到了2009年，将“醉酒驾车放任严重交通事故的恶果发生并且引起人员伤亡惨重后果”纳入该罪……如此下去，只会让饱受诟病的“交通肇事罪”名存实亡。

在2009年“成都孙伟铭案”中，根据刑法理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属于“危险犯”，即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险状态就构成本罪，而不以发生危害结果为要件。也就是说，一旦醉酒驾车或者严重超速行为发生，就造成了对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就算没有发生危害结果，这些行为都应该追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现实中，2011年以前会被行政处罚；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以后，“醉酒驾车”和“严重超速”行为顶多算得上“危险驾驶罪”。

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法者说不明白，司法者就只得根据具体案件发挥自由裁量权——但每个司法者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念并不相同，必然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

2010年“北京陈家案”与2011年“广西何龙案”，两起案件有着极其相同的情形，但前者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后者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四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肇事的两个当事人都是酒后驾车、闯红灯，造成了人员死亡。但陈家故意的内容是明知违反交通规则里的规定，而不是明知自己行为会造成重大后果。刘存在《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反思》中指出，“陈家并没有‘无所谓’的追求或者放任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而是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此外，两罪量刑幅度之大，也造成了量刑上的断层。

美国的刑事法属于州法范畴，各州在定罪上不尽相同，但州立法机构一般把交通肇事行为区分为故意和过失，而不像中国把交通肇事罪本身的罪过限定为过失。如果肇事者知道他的驾驶汽车的方式可能会导致有人受伤或者死亡，他就可能被裁定犯故意杀人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

而美国各州更为常见的是过失杀人罪，该罪也有细分规定。威斯康星州法律中的过失杀人罪(Involuntary manslaughter)包含如下交通肇事法规：过失操作车辆杀人罪(Homicide by Negligent Operation of a Vehicle)造成其他人或未出生胎儿死亡，判G级重罪（第二轻的重罪），最高10年刑期、最高罚款2.5万美元，典型的例子是驾车闯红灯致人死亡；酒醉驾驶车辆杀人罪(Homicide by Intoxicated Use of Vehicle)，可判D级重罪，最高25年刑期、最高罚款10万美元。

而在加利福尼亚州，车祸致人死命罪(Vehicular Homicide)被单独列出，量刑有阶梯，和过失杀人罪(Involuntary manslaughter)还存在显著不同。依据程度不同，可以分为车祸致人死命罪(vehicular manslaughter)、酒醉车祸致人死命罪(vehicular manslaughter while intoxicated)、恶劣酒醉车祸致人死命罪(gross vehicular manslaughter while intoxicated)、二级谋杀罪(second-degree mu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