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在生态保护法律比较完善的英国，新建工程中业主的环保责任在规划阶段就必须厘清。英国《1990年城镇和乡村规划法案》第106条规定，在提交规划申请前，业主需要和当地议会负责规划的部门协商达成“规划责任”(Planning Obligation)协议，其中需要包括生态保护方案。这一协议的法理基础是，业主新建工程须从周边公共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中获益，议会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和业主协商达成协议，保证新建工程不导致该社区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具体到物种保护方面，业主的建筑计划必须在设计中避免工程对受保护物种的影响并提供证明，否则当地议会（在英国，当地议会而不是行政机构拥有土地规划权）原则上不会批准业主的方案。在极少数难以避免生态影响而又必不可少的工程中，业主需要制定生态修复或补偿方案，比如工程结束后可以原地恢复受保护物种栖息地，或事前异地重建栖息地。

作为业主和当地议会“规划责任”协议的一部分，业主必须承诺一定数额的生态修复资金预算。以英格兰的多赛特郡(Dorset)为例，一开发商准备在多赛特郡东南部开发26,000套住宅，但这一建筑计划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夜鹰和沙地蜥蜴这两种受保护物种的栖息地。在规划申请阶段，开发商就和当地议会达成了协议为生态修复预留超过3百万英镑的预算，并将资金授权给一个由当地建筑商行业协会和环保NGO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使用。除此之外，业主无须为其他环保责任买单。

美国法律的基础即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濒危动物法案》作为联邦法律对私有土地业主的行为约束力相当有限：该法案仅禁止业主故意伤害受保护物种，但并不能强制业主主动保护濒危物种。《濒危物种法案》允许业主在其私有土地上进行建筑工程对受保护物种造成一定数额以内的“偶然伤害”(Incidental take)，前提是业主必须提交一份“栖息地保护方案”(Habitat Conservation Plans)作为规划申请文件的一部分，从而获得政府的“偶然伤害许可”(Incidental Take Permit ITP)。“栖息地保护方案”须业主保证受保护物种的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从而最小化受影响动植物的数量。

《濒危物种法案》中关于“栖息地保护方案”的核心规定是“免惊原则”(No Surprises Rule)：私有土地业主的“栖息地保护方案”一旦政府批准，而业主施工中遇到了保护方案中没有预见的情况，业主就没有义务改变保护方案或付出资金提供额外保护，而联邦政府必须为这些额外义务买单。因此，如果这次郑州建筑工地基坑里的崖沙燕栖息地“平行”移动到美国，而且私有土地业主的“栖息地保护方案”中未能考虑到崖沙燕的情况而得到了政府批准，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受保护动物被挖掘机活埋，而是必须为工程停工、改建买单。

联邦《濒危物种法案》鼓励私有土地业主和政府签订“安全港协议”和“候选物种保护保证”(Candidate Conservation Agreements With Assurances, CCA)。这两个自愿性的协议的内容是：私有土地业主保证采取措施让其土地有利于受保护物种的生存繁衍，以交换政府给予业主更多的“偶然伤害”定额。其逻辑是如果越多的私有土地业主采取措施保证受保护物种的繁衍，该物种的数量会逐渐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偶然、可控的伤害并不会影响该物种的总福利。

除了美国法律支持私有土地业主保护生态环境以外，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减税和技术支持，乃至政府直接收购私人所有的濒危物种栖息地的方式保护濒危物种。例如，在联邦政府层面上，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通过设立“鱼类和野生动物之友”项目，向愿意保护其土地上物种的私有土地业主提供最高50%实施费用的补贴或减税。在州政府层面上，加州则成立野生物种保护委员会(California Wildlife Conservation Board)，利用收取的排污费收购私人所有的濒危物种栖息地。截至2010年5月，这一委员会已经花费3850万美元用于收购私人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