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无论是哈佛大学还是美国其他大学，均不存在对亚裔学生“人格”上的主观歧视。2012年，哈佛校友罗恩•昂兹在《美国精英教育的误解》一文中指出，施行“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哈佛大学，其亚裔学生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5%左右上升到1993年的20%，随后又开始下跌至2011年的17.2%并保持稳定，其他的常春藤大学也类似，这一数据被广泛引用。有意思的是，学生公平招生联盟(SFFA)常年反对哈佛的招生政策，可是其整理的2007-2013年数据显示，哈佛亚裔学生的入学率从15%上升到了18%。

美国大学招生不会硬性规定，某一族裔学生的SAT要达到多少分。不过数据显示，被美国大学录取，亚裔学生往往需要比其他族裔的学生获得更高的SAT分数。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托马斯•埃斯彭谢德教授分析，在同等分数段下（例如1200-1399分），亚裔学生的申请通过率（最终录取人数/申请人数）都是所有族裔中最低的；亚裔学生若要在申请通过率上与其他族裔学生平起平坐，其SAT成绩（1600分满分）需要高出白人140分，高出拉丁裔美国人270分，高出黑人450分。

2011年，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也指出，普通亚裔学生若要进入密歇根大学（公立），其SAT成绩要比白人高50分，比拉丁裔美国人高140分，以及比黑人高240分。美国大学招生过程不只看SAT分数，还会全面考量运动能力、遗留地位（家人是否读过该校）、申请信或推荐信的质量等。也就是说，考出更高分数的亚裔学生，未必就符合其他招生要求。

亚裔学生需要考取更高的SAT分数，不是因为大学的主观歧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其他方面欠缺独特性、能力或潜力。“每个人都参加过管弦乐团，或者会弹钢琴，每个人都会打网球，都希望成为医生，都写关于移民到美国的事”，经营大学预科业务的公司HS2 Academy负责人介绍道。该公司在加州拥有10个中心，几乎将全部资源都投入到亚裔学生的大学申请工作中，大学申请季，亚裔家庭花在申请咨询上的钱也比其他任何族裔都多，也证明了这一需求所在。负责人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帮助亚裔准大学生避免被认为是一个“千篇一律的亚洲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证明，向黑人与拉丁裔倾斜的“平权法案”才是亚裔学生利益受损的罪魁祸首。身为公立大学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97年废除“平权法案”，不制定招生配额，而是实行“种族中立”原则，反映了亚裔学生原本的增长曲线。根据伯克利分校的公开数据，在过去的20年间，该校的亚裔学生比例由1989年的25%上升到2012年的45%，相对应地，2005年以后，拉丁裔学生数量开始下跌。与之类似，完全凭本事入学的加州理工学院，亚裔学生比例从1990年20%左右增加到2011年的接近40%。

因此，亚裔学生的利益受损，并不是因为亚裔被人认为“低人一等”，而是因为“平权法案”（又称“肯定性行动”）这一保护黑人与拉丁裔美国人上学平等权利的政策，其实是一种不平等保护，它误伤到了亚裔。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消“平权法案”后，亚裔学生申请通过率也逐渐高过所有族裔平均值。在1989年，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学生通过率刚超过30%，远低于所有族裔的平均通过率45%；到了2012年，申请该校亚裔学生的通过率下降到20%左右，但是却高于所有族裔的通过率（接近16%）。尽管最近十几年，由于适龄人口增加、申请人数增加，所有族裔学生的申请通过率都在下降，但在没有实行“平权法案”的伯克利分校，亚裔学生却比所有族裔更容易被录取，申请成功率更高。亚裔学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平权法案”除了损害亚裔和白人，对本身族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作用，有时还可能有害。表面上美国大学中黑人比例在上升：1998年，威廉•鲍文和博克进行的研究发现： 1960年，25-29岁从大学毕业的人中，黑人占5.4%，到了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5.4%；1960年，从法律系毕业的黑人占总人数1%，1964年，从医学院毕业的占2.2%，到了1995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7.5%和8.1%。鲜为人知的是，无法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黑人法律系学生比例，要比白人学生的比例多4倍，因为他们的水平无法跟上教育质量，这就是让不能胜任的人入学的后果。

而且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指出，黑人大学生比例升高并不都是“平权法案”的功劳。即使第一代解除隔离的黑人曾经获益，针对美国本土黑人的“平权法案”现在也已失去意义，因为绝大多数在大学就读的黑人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往往是新移民，他们没有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本土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