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粮食补贴政策是由事实垄断的国营粮食购销企业按规定的、高于市场价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再由政府对国营购销企业给予补贴。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价格补贴，直接后果就是提高了粮食销售的市场价格，扭曲了本应市场决定的要素。有这种补贴造成的价格扭曲，中下游的粮食产业自然无法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去优化资源的配置，整个中下游产业被拖垮也并非不可能。

央视近日的“黑龙江粮食补贴混乱”报道中，提到了今年的补贴补到成千家未被补贴的企业停产，证明这种景象已有征兆。其实这并非首次，2014年1月《华夏时报》就报道过，对国有收储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市场后，大豆被国企以补贴后的高进货价源源不断地从农户处收入国储库。“加工企业不能以合理的价格拿到原粮，中储粮的仓库里却‘粮满为患’，存在仓库里的大豆迟迟不能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黑龙江规模以上88家大豆加工企业中，已有超过九成的企业停产。

到了2014年底，《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也证实了2013年和2014年在大米主产区，“收储一开始的两个月之内水稻全部进入国库……因为国储的价格比较高，种植者、农户、农场都愿意卖给政府的储备库，所以在一两个月之内，基本上水稻全部收完了”。“2013年是两个月，2014年刚开始不到一个月时间，市场上80%的新水稻已经没有了”。加工厂面临无稻可收的局面，东北的玉米、大米加工业出现了大面积的停产，开工率严重不足。同样的粮食加工企业困境也出现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按《中国经营报》报道，2013年济南一家面粉企业机器每天都能运转加工，而2014年三天开一次机器，这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已经算是好企业了。

如果这种价格补贴能真正起到官方宣称的惠农目的的话，也不算一无所获。但从2008年《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中就能看出，中国对国营粮企的间接性补贴效率极低。按北京农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忠伟接受采访时说：“这种把补贴补在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做法，人为地加长了补贴传导链条，落到农民手中所剩无几。……实行保护价这种间接性补贴政策效率很低，据财政部测算，我国价格补贴的效率仅为14%，而发达国家为25%，即国家补贴10元，农民只能得到1.4元。”这种低效率越往后越明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对现今的补贴粮企机制的惠农效率进行了粗略匡算，结论是农户从中获益极微，即便种补贴最多的玉米，三口之家全做劳动力，一年1亩地的受惠也不到2000元，不及农民单人进城务工单月工资。按《华夏时报》去年的报道，现在不管是民营的粮食加工企业还是种粮的农户，一致确定补贴的差价只惠及国企手下的经销商们。

政府对国营粮食收储企业补贴后的高收购价，并不直接支付给种粮农民，而是支付给“中储粮”控制的经纪人，而中储粮的经纪人付给农民的，却是较低的农村市场流行价。补贴后的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都由“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了。按《民生周刊》2015年对粮食加工商的采访，种粮农民如果自己直接向中储粮卖粮，国企的对应是“本来一等米非说你是三等米，或者说你水多，把收购价格压低，农民还要考虑来回的运输距离和成本”，干脆直接卖给“中储粮”手下的经纪人图省事。按《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的报道，中储粮宿州直属库提供的数据是目前该市有1000多个粮食经纪人，农户自己来收购点售粮的仅占3成左右。

国有粮食流通企业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要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实体，又替政府扮演着粮食管理者和调控者的角色。所以粮食补贴政策的结果就是其他民营粮食经营者被挤出市场关门停产、农户几乎不受惠、而消费者仍然要用比较高的价格购买粮食。2014年8月，按《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传出粮食“十一连丰收”预期时，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为每吨人民币2,390元左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价格相当于每吨人民币890元。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大米、玉米、大豆、小麦四种谷物的价格都是国内远高于国际，分别高出73、180、530、103美元／吨。看比例的话，分别高出17％、88％、60％、33％。这四个比例数字的简单平均是50%，也就是说国内粮价平均比国外高出一半。中国消费中大米、玉米的占比高，小麦、大豆的占比低，用消费量做加权平均的话，结果也差不多，也在50%左右。按财新网报道，2015年3月，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810元、900元和700元左右，大豆的价差更高，达1600元/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