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

经济学家的“脑袋”与“屁股”

(作者:刘效仁,中青在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辞去新疆屯河独立董事一事,再次引起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已经做了差不多3年独立董事,为什么在公司要倒台的时候才选择离去?”对其辞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这样发问,并称其为“开溜董事”。同时还请辞了另外两家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魏杰,则大呼“冤枉”,认为上交所的谴责让他感到很“无奈”,很“无助”。这一事件让公众震惊和忧虑的倒是,许多经济学家早已与企业家结成了联盟,“独立董事”并非独立,而是成了企业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经济学家的良心未免被蒙上了阴霾,“屁股”决定“脑袋”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界的精英和大师。(2004年07月01日中青报)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

  经济学家从没有今天这样风光,似乎应该感谢市场经济的建立,而经济学界从没有今天这样活跃,反过来又刺激了市场经济的成长。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成长及WTO时间表的推进,各种财政及公共政策的制订将层出不穷,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家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是,这些年来十分富有生气且相当活跃的学界领袖人物,其言行对于国家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衍生工具的推进、国有资产的处置、垄断性行业的开放及存量土地的配置,甚至包括企业创业版、银行利率的调整与否等重要项目和领域,都曾经和正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经济决策需要多种声音,需要百家争鸣,反对一花独放,反对定于一尊,这是中央政府实施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法治社会的理性选择。因为没有公平、公开和公信和政策环境,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但是,应该看到并警惕的是,“屁股”决定着“脑袋”,当一些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纷纷成为体制外的“幕僚”、“高级顾问”,成为特聘的“独立董事”,拿着企业或者什么基金的资金之际,那些已经成为政府决策“座标系”中的人物,其理论和言论,在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当下,都会使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从种获取重大的利益,换句话说,改革开放而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会因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途径实现向少数利益集团转移。电信企业亚信公司10周年庆典时,其董事长丁健就表示,亚信独立董事、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甚至有评论认为,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上述经济学家在政策上的鼓与呼。

  “看看萧灼基老先生这些年关于股市的言论,再看看他背后的一些企业你就明白,为什么不管股市潮起潮落,萧教授的预测总是利好。”北京大学一位年轻的副教授说。据介绍,与萧灼基教授或多或少有关系的企业有三个上市公司: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嘉实、华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难怪吴敬链老人早就在2001年3月《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但这样的真知灼见,却因为其作为有摩根士丹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家家而受到猜疑,消解了她的锋芒、价值和意义。(04/4/25东方早报)

  我们得承认,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匠弗里德曼“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切中肯綮。但是经济学家作为公共人物,必须置于事外,必须在经济决策的发言中保持中正公允的立场,才能在种种利益博弈中不至于成为某一集团利益的代言人,成为公众利益的背叛者,才不至于在股市之争中,竟然无视主张规范交易秩序的意见说: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股市!这些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也有违一般的生活常识的“童话”。与凯恩斯终身论战的约瑟夫·熊彼德曾经说过,“只有鱼才成群结队,经济学家应该特立独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始人Frank Knight也坚定地认为,“科学的基本原则,从本质(真诚或客观性)上来说是一种道德原则。”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为‘权威机构’提供咨询。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有为任何政府提供咨询,我的工作和责任就是,把我的建议和批评--不管其价值有多大--公之于众”。(同上东方早报)这些大师们的论述足以澄清国内经济学界的是是非非,同时也是对中国目前十分活跃着的各位权威专家的某种考量和评断。经济学家作为中国的精英阶层,要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必须也应该把屁股坐端正了,不能被屑小的利益诱惑,即使是巨大的利益蛋糕也不能为之所动。这是作为体制内经济学家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要保持“操行”,不是件易事,需要政府以公务员一样的标准要求之约束之奖惩之。要严格禁止一些学界领军人物加盟利益集团,严禁拿企业或基金的资金,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并剥夺其经济收益。同时,我想只要自己保持独立的人格,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一定能够自己救自己。对于体制外经济学家,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提供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必须杜绝他们所制造的舆论直接进入公共决策过程,坚决遏制其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至少,我们要对一些大有背景,屁股坐在某一利益集团一边的经济学家保持一份精醒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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