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做了高法、检工作报告。我们邀请到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对两高报告进行了解读,他建议报告中增加刑事民事案件中律师代理的数据,对于有影响的案件,建议在审判层面加大公开力度。[详细]

吴革

全国律师协会主任

代表观点

  • 观点:裁判文书公开对法官是种约束

    互联网时代,公开裁判文书虽是一个技术手段,看起来稀松平常,但这个公开能让老百姓看得到,能够评价它,我想对于法官来说,他自己就会自我约束,有一种警醒。

  • 观点:增加刑事民事案件律师代理数据

    据全国律师协会的统计,刑事案件被告人律师出庭的辩护率超不过30%,面对检察院的指控,70%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显然在法庭上是失衡的。

  • 观点:建立陪审员遴选制

    怎样杜绝个别陪审员是“聋子的耳朵”,让老百姓通过一定程序选拔出陪审员,并且能够不断地更换,这才能够让陪审员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访谈实录

嘉宾:吴革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对法官是种约束

网易新闻:您好,吴老师,在刚刚结束的两高报告中,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内容?您认为两高报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吴革:我认为两高报告最大的亮点还是司法为民,司法改革。

今年的两高报告和以前的相比较,它在司法为民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文字和很多具体的数据,并且也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精神充分体现到了两高报告中。同时,为了体现司法为民的精神,就要进行一些司法改革,有很多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来保证司法为民,司法公正。

网易新闻:去年我们都知道当时表决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时,代表有600多张反对票,这在两会期间表决高检高法政府工作报告中是比较少见的,通过今年的两高报告,您觉得去年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方面具体采取了哪些举措?

吴革:去年两高报告高达600多票没有通过,仅次于环保部门的票据,说明人民代表对2012年两高的工作的不满意度还是挺高。今年我们希望会有所改善。

今年我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司法为民也好,司法改革也好,有很多举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前年最高院的办公大厅里横幅是“三个至上”,党的领导至上,人民群众至上,法律至上。

今年我去最高院,这个横幅就没有了,换成了新的横幅,“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一个现象,从提法上,作为网民,作为老百姓马上就能感觉到变化。前一个说的是党的领导至上,后面一个说让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到个案的公正,人民群众对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才会相信。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裁判文书的公开,在周强院长的报告里,中东部的14个省区今年就会公开,中西部地区的三年之后公开。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过去我们有律师同行把它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实际上当时觉得会遇到困难。

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把裁判文书公之于众,在互联网的时代,虽然这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是什么重大的改革,看起来稀松平常,但这个公开,能让老百姓看得到,能够评价它,我想对于法官来说,他自己就会自我约束,有一种警醒。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对自己的名声负责,所以我觉得这个措施还是比较有效。

最高法审理案件上升对纠正冤假错案有好处

网易新闻: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016件,审结9716件,比2012年分别上升3.2%和1.6%,最高法院一般指导性办案,近些年亲自办的案件数量在上升,出现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其它功能的弱化?

吴革:最高法院审结案件的上升,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还是比较好的。按道理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应该主要把它的工作重心放在指导办案上,但因为现在,可以说基层法院的执法水平比最高院要差很多,老百姓对有些案件会层层上访,他们认为最高院能把冤假错案给予纠正,所以这个时候在当前形势下,最高院适当加大他受理案件的力度,我想对于纠正冤假错案肯定是有好处的。

78个数字概括最高法一年工作

网易新闻:最高法院报告中,周强院长首先强调的是法院关于在劳动争议,食品药品纠纷,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您认为为什么会把这些内容摆在这个报告的开始?

吴革:关于劳动争议,食品药品,消费者权益,这些东西就是司法为民的体现,关涉到老百姓利益的,其实我注意到,今年两个最高院的报告和去年最高院的报告,都用了大量的数字,去年两高报告用了87个数字来说明过去五年的工作,今年周强的报告,我大概数了一下,差不多是78个数字来说明过去一年的工作。从数字上来看,我觉得一年工作中的78个数字还是比较多。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涉及民生类案件的数字,第一个就是涉及各级人民法院审结涉及人身损害、劳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消费,这样的案件总共53.7万件,关注三农的案件,维护农民权益的案件,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的流转,宅基地纠纷,拖欠农民工资的案件是20.3万件,包括农村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审理婚姻家庭抚养继承案件是161.2万件,环保的案件是2464万件,环保案件受理得还是太少,这四种类型的案件总共加在一起是234万件。

周强院长78个数字也好,上一届报告中的87个数据也好,我发现,这么多数据当中都没有刑事案件被告人有多少律师代理了这些案件。

据我们全国律师协会的统计,刑事案件被告人律师出庭的辩护率也超不过30%,也就是70%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面对检察院的指控,70%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他显然在法庭上是失衡的,他的人权就不能够很好的得到法律的保护。

我希望在将来两高报告中能出现,同样在检察院也用了很多数字,检察院里面也没有出现犯罪嫌疑人有多少律师介入了,根据我们新的刑诉法,在侦查起诉阶段都要邀请律师。

我们也向两会的代表委员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们提出一个提案,能不能够在两高报告中增加这种数据,通过统计就能知道,多少老百姓获得了法律服务。

我们看到,关注民事案件,是243.4万件,这个过程中有多少民事案件的诉讼费会得到减免,周强院长提到减免诉讼费1.9亿,这两百多万案件中,其中有多少件减免了诉讼费,我没有看到,这些民生案件有没有代理律师来维护他们的权益,这个数据也没有,事实上来讲,78个数字虽然很高,但老百姓真正希望出现的数据,我觉得有些数据还是没有出现的。

让裁判者来审判体现公平正义

网易新闻:关于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具体的举措和措施,周强院长首先提出具体改革方面,就是改革审判工作的运行机制,尤其是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如何处理法官在行使审判权以及民事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当中所赋予法院的领导,比如说法院的院长还有庭长他们的审判监督权,如何处理这个界限呢?您是怎么认为的?

吴革:这个问题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议里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就是要让裁判者来审判,让审判者负责。

过去往往是庭长,院长,不审理案子的人来决定这个案子判谁输谁赢。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裁判权,包括从公正审判应有的概念来讲,只有身临其境的审判,听原被告双方的申辩,你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是法官,即使再高级别的领导也是脱离审判的,他就没有办法做出公正的审判,他有可能执行上级精神,有可能执行别人托请,所以真正要让裁判者进行审判,这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司法个案中体现公平正义。

自贸区设立专业法庭可以克服地方保护

网易新闻:在司法改革这一部分报告中,报告专门把设立专业法庭,也就是结合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运行,设立专业的法庭,放到了司法改革的这些部分,您能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是释放了什么信号吗?

吴革:这是为了克服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我们的法院都跟行政级别重合,比如说对于某一个省的纠纷,对于外省的纠纷,外省的当事人,这个省里打官司可能会遇到这个省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样的例子很多。

设立专业法庭就要跨区域的设立,这样能够把地方保护主义克服一些,有点像国外上诉法院的概念,这是针对行政区化的地方保护主义来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

杜绝陪而不审要建立陪审员遴选机制

网易新闻:各级法院组织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169.5万件,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73.2%,通过今年的数据,是否可以说明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有所改观?如何改进陪而不审的现象,您觉得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吴革: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觉得人民陪审员这个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要启动被征集的话,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但事实而言,现实当中,怎么样杜绝个别陪审员是“聋子的耳朵”,怎么杜绝陪审员的产生机制,不是他跟法院比较熟悉,就推荐他当陪审员,陪审员的遴选机制是什么,真正让这些公正的老百姓通过一定程序选拔出来,并且能够不断地更换,这才能够让陪审员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陪审员的产生也要让人民看到,陪审员的运行也要让人民看到,而不是法院一家做这个工作。

加大力度公开有影响案件的审判

网易新闻:报告中指出,去年充分发挥了刑事审判在惩治腐败中的职能作用,加大对贪污受贿的打击力度,审结国家工作人员,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9万件,判处罪犯3.1万人,其中包括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刘志军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等一批大案要案,促进了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那么在司法制度上,是否会有针对腐败案件新的举措呢?

吴革:我们看到对打击犯罪判处罪犯的数字比上一年有所增加,这也说明刑事犯罪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薄熙来案件这一次在报告中提到,大家觉得在一审当中,最高院敢于在审判中通过微博公开,这是很好的举措,网民和公众喝彩很多。

像这样的情况,审判公开在新的一年还应该继续增多,实际上,通过微博公开,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低,但它的效果非常好。

我认为刑事审判不仅关涉到人权的保障,关系到公平正义,同时也是大家了解法院运行,学习有关法律知识很好的做法,能不能够每年都选择大家重点关注的影响性案件,通过微博的方式向全国公开,这样法院司法公开对它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肯定会进一步提高的。

破解执行难要解决审执分离  

网易新闻:报告中也提到了去年各级法院的执行力度在加大,而且涉及到政府党委的力度也在加大,所以法院执行让大家看到了一线希望,在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您觉得如何破解执行难的问题?

吴革:目前执行难的现象我认为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当然有措施比没措施好,但如果审执不能分离,执行力度还是不能得到加强。

因为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一家审执不分离的情况下,法院一家的工作力度是不够的。如果审判案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实际上老百姓会把它看成一个法律的白条,法律的白条对司法公正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加强执行力度遇到了很多障碍,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党政权力对法院执行权力的介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如果进行审执分离,成立专门的执行机构来执行,并且能够把它执行的情况向社会公开,这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网易新闻:报告中还提到要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其中专门提到要认真研究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试点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实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吴革:这个方案也是三中全会的决定。事实上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影响到了司法独立,影响到了审判的公平公正,因为基层法院受制于基层党委政府,包括财政拨款,人员编制等。这一次中央下决心让省以下的法院在人财物上独立,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两院一府的区分。如果法院检察院成为地方党委政府的附属机构,这种权力的分设就不能够良好地运行,司法的公平正义就会大打折扣。

网易新闻:在高检和高法的报告当中都提到了一个枫桥经验,您对枫桥经验的了解是什么?它区别于司法调解的意义是什么?

吴革:枫桥经验是60年代毛主席肯定的一个经验,当时这个经验产生的时候,主要是想把矛盾和纠纷化解在法庭之外,不是让矛盾纠纷进入到法庭,类似诉前调解。通过基层组织把案件调解,这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中国人对诉讼的态度,是宁愿冤屈,屈死不告状,认为衙门是很难进的,他对司法没有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他在浙江的时候就提出了枫桥经验,跟我们传统也是有接洽的。如果能让纠纷通过我们的民间组织,党政组织有效的调解,又能够保障他们的权力,又不能够打官司,这样是有价值的,但也不能够强制调解,把调解当成一个行政命令,把调解率当成当地政府的政绩。

调解一定要自愿,调解一定不能违法,对于调解经验的推广,一定是基于老百姓的自愿,通过民间组织的运行,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运行,这样来化解纠纷和矛盾。

事实上在国外,它的民间组织也是非常发达的,我们叫“社会建设”,通过社会组织来化解矛盾,这非常好。现在主要是我们的民间组织不够发达,我们的行政机构太过发达,很多民间组织干的事儿都是政府在干,本来调解应该是民间组织来做,它要比政府做产生的效果非常好。

检察官对经办案件负责才能体现执法公正性

网易新闻:关于全面深化检查改革的工作重心,与法院强调司法公开类似,检察系统的工作也是要求它实现公开。但与法院系统不同的是,检察工作中涉及到一些国家秘密的信息,相对来讲可能更多一些,所以在检察系统当中进行司法公开的时候,检察机关特别强调对办案查询信息系统的完善。您是怎么看待检察系统的公开?

吴革:我觉得往往公开的障碍就是秘密,秘密不应该成为公开的借口。我们的检察机关相比国外的检察机关,它的权力有可能比国外的检察机关更大,在承办案件过程中采取公开的做法,肯定比遮人耳目效果更好一些。我觉得检查侦办案件,你的秘密肯定不会比军事秘密更机密,实际上各国在军事领域也都在逐步公开,你的家底,你采取的演习,行动,只有公开,才能够破除神秘,才能让老百姓更加信任你。涉及这么多秘密,别人对真正的公平公正就会产生怀疑。所以我觉得从最高检察院的方面,肯定比最高院面临的保密问题多一些,但绝对不应该成为它们进一步公开的障碍。

网易新闻:最高检特别强调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试点,也就是说要将这些案件办理责任落实到检察官个人身上,这项改革试点的意义是什么?

吴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做法。我们知道,检察院的行政化要比法院还高,事实上很多决议、决策都是由所谓的组织,领导下的,那样的话,冤假错案往往说成是集体的决策,领导的决策。反而让承办案件的人不负责任了。

这同刚才我们谈到的最高院的“让裁判者审判”道理是一样的,检察官对他经办的案件负责,是不是应该批捕,是不是应该起诉,他来承担责任,我想对于检察院执法的公正性,执法的效力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网易新闻:目前现在检察官办案,如果办错案了,会有什么样的责任?

吴革:按道理也是应该追究的,比如赵作海案,也是要追究的,但如果是集体决策的案件,你就没办法追究,就变成了冤假错案的白手套,甚至某些个人意志,某些个别领导意志的白手套,集体承担责任,个人不承担责任,法院让裁判者审判,检察院让检察官承担责任,我想这是真正的司法专业主义,而不是行政化的发展趋势。

检察系统要加强反腐主动性   

网易新闻:在促进发展和保障民生方面,最高检的工作报告比较强调对于商业贿赂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惩罚问题,还特别强调会同有关单位共同防控廉政风险,其实这个思路不光是对于预防职务犯罪,对于预防一般的商业犯罪是不是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吴革:最高检的职能主要是保障人权,打击犯罪,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也是我们从苏联学习过来的,是一个具有监督职能的机构,它不仅监督公安机关,也监督法院,当然了,谁监督它呢?这也是一个问题,但监督的时候主要是两大职能吧。

我们看到,老百姓对高检的关注度没有对最高院的关注度高。我感觉最高检事实上在反腐方面的力度还是不够的,虽然强调反腐,我们觉得反腐力度还是不够,它说的对商业贿赂的反腐要加大,这当然跟三中全会的决定是非常一致,就是说要让市场在运行当中发挥作用,而不是让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作用,往往现在我们是行政干预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过多,现在要让市场发挥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高检这个提法也是很正确的,但我认为,作为一个检察机关,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反腐,人民群众期待比较高,往往是对纪检委的官网关注,纪检委的官网上又报道哪一个高官被拉下马了,而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反腐上,检察院不仅具有监督权,还具有侦察权,检察系统应该在反腐中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能够让老百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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