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了就任后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亮出本届政府治国理政第一年的成绩单。对此,我们邀请到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鹏进行解读,他认为目前的改革推进更加尊重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律,7.5%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合理的,并且仍属于高速增长。同时,李鹏教授也谈及了有关上海自贸区建设和房地产调控等方面的相关问题。 [详细]

李鹏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代表观点

  • 观点: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低是合理的

    从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一点儿是合理、正常的。从客观上讲,7.5%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属高速,应当继续充满信心。

  • 观点:个税起征点要兼顾社会财富分配比率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要兼顾到社会财富分配比率的关系,要兼顾到人民整体收入的提高。另外,目前我国个人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增长速度还是都比较快的。

  • 观点:国家应加快推进完善保障房配套政策

    近几年,国家在全国各地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但目前还处于各种配套政策不完善时期,而且商品房和保障房在建立合理结构的情况下同步都要推进。

访谈实录

嘉宾:李鹏

改革推进更加尊重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律

网易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了就任后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亮出本届政府治国理政第一年的成绩单,您认为这份报告的亮点在哪儿?

李鹏:一年来看,在中央各级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最主要的亮点是超过了去年年初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估计,成绩超过了预期。这个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中央稳定、连续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在各个领域已经逐步推开的一些改革措施,对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这是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就是这一年来相关领域的一些改革措施,比如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的一些措施,使社会各界增强了对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尽管说现在改革的难度很大,有很多改革的束缚或者障碍,但是从这一年来各级政府的工作来看,能够坚定人们对今后几年通过改革来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是更大的信心,这个过去温家宝总理讲信心比黄金还重要,那是在克服极端困难时期,现在在稳定时期推进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信心。

第三个亮点就是在推进改革上的做法,敢于突破了一些传统思路,过去讲稳定,讲经济增长的一些做法,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前些年的一些手法,现在中央在创新了宏观调控的一些思路,一方面有底线,一方面有上限,也就是更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允许经济有一些波动,但是这种波动要在中国经济的可承受范围之内,所以这种宏观调控思路的调整也是符合我们今后整个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求的一种主动的转变,也是为今后我们市场在资源配置,经济运行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或者更大作用,减少宏观直接干预束缚的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几个方面,就是除了数字之外,我觉得从一些工作思路上,从一些未来的展望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多的好的乐观的迹象。


经济增速适当降低是合理的 7.5%仍属高速增长

网易新闻: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中国GDP的增长率确定为7.5%,并要保证1000万人的新增就业,过去我们一直觉得8%是一个结点,低于8%就意味着经济放缓,将发生不良后果,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李鹏:这个8%的经济增长率的底线是过去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一个所谓的底线,当时的底线为什么设到8%?第一个当时中国还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世界没有金融危机,外需还比较强劲,我们有条件创造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当时国内资源环境状况承载力还比较强,劳动就业,尤其是在用工荒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显现出来,还是大量的就业困难问题,无论是农民工还是下岗职工,所以在前些年8%的经济增长底线是中国实际增长潜力的一个客观的底线。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传统发展方式基本上走到了极致或者顶峰,资源环境状况不断恶化,雾霾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再一个,近几年从沿海到内地普遍的用工荒、土地荒,所以我们传统的发展方式支撑8%,接近8%的增长速度确确实实有点力不所及了。再一个外需的这种情况咱们都知道,尽管中国今年的进出口总量、货物贸易的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一,但是这种增长是在各种国内刺激政策下才实现的,而且增速相比五年前,甚至更早,都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过去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速在20%左右,现在降到了10%左右,所以这种出口的拉动也在减弱,因此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的环境或者条件都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一点是合理,是正常的。

但是客观的讲,7.5%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世界上的大国、新兴国家也是很少见的,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在1%—2%之间,新兴经济体国家,比如金砖四国的其他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减速到3%—4%,实际上我们7.5%的增速,和世界上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速度差仍然是很大的,如果跟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来说,中国还是一种高速增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百分之几的增长速度的下降就认为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国经济出现较多的问题,这个应当是继续充满信心。


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消费预期会更乐观

网易新闻: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除了基本设施建设外,您认为是否还有其他有效的拉动内需的方式?

李鹏:拉动内需包括两部分,国内来说一部分是投资,另一部分是居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来主导,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到处在盖房子修路、建医院建学校,这些都是必须的,在这个阶段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投资率比较高的时期,另外由于中国是一种特殊的金融体制,这种特殊性就是第一以大中型的金融机构为主。

第二国有金融机构占的比重高,还有一个中国的投资主体除了企业之外,地方政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投资主体,所以这种投资的体制,以及我们中国的金融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国家在同样的发展阶段高一点,是有体制支撑的,所以在扩大内需中,投资需求这是我们政府在调节经济增长速度、调节内需中一个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因此在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讲到了,投资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当然,从稳定的角度来说,就是保持扩大内需的新的增长力度和持续力,主要靠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取决于两个,第一个就是人们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不是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第二个取决于大家对自己生活发展状况的改变预期,也就是风险的防范,以及不可预测的各种事情的出现的防范,比如说你是存钱还是花钱的问题的一个比较。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了,我们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保证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基本同步,这个同步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基本都实现了,而且居民收入的增长已经超过经济增长,这也是一个扩大消费的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从前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家都看到,我们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在民生建设上的投入是持续的,是高强度的,持续就是在财政支出的重点上,这些年来不断向民生建设倾斜,各级教育事业,各级医疗保障以及养老金的发放,医疗保险的报销标准等等,大家都感觉到社会保障、民生建设的国家投入在增加,大家在这方面的花销在不断减少,所以随着这种民生建设的持续性和高强度的投入,由个人来负担的保障问题,在我们每个家庭和个人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渐下降,因此整体来看,未来我们的消费预期会更乐观,所以居民消费应当说还是有收入的支撑,还是有社会保障的支撑。

因此我们整个全社会居民消费每年的增长率也在13%、14%甚至15%左右,是高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这个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说,增长率还是很高的。只不过由于前十几、二十年来,我们在经济结构中过于注重外需了,过于注重投资,导致居民消费比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但是是相对比重的下降,绝对数及其增长速度都在持续的提高,而且在世界上主流国家从增长速度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经济增长的结构实际在优化。


个税起征点调整要兼顾社会财富分配比率

网易新闻:一般来说个税起征点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问题,您觉得这个还有上升的空间吗?

李鹏:个税起征点会考虑物价的因素,最主要要考虑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小,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实际上过去从800到后来我们讲的3000,由于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以后,为了减少社会整体的税收负担,这种税收负担减轻以后,可以提高大家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因为税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税收是由法律来定的,它不能随意调整,它既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经济收入的状况,也要考虑到政策的稳定性,而物价是经常受内外环境影响发生较大的波动,不可能因为今年的物价高了,我们起征点就下降,物价低了我们起征点就提高,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价格和一个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手段,和法律三个层面的一种经济行为的比较,所以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必定要兼顾到社会财富分配比率的关系,要兼顾到人民整体收入的提高,当然有些情况也会考虑到物价的变动。

网易新闻:百姓对物价其实会更敏感,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李鹏:其实在国家政策之外,我们应该感受到受市场自身对收入的调整,现在影响比较大,也就是说除了公有经济,比如说机关、事业单位甚至包括国企,这些劳动者的收入受国家收入政策,收入分配方案影响,管制相对比较严格,比较死一点之外,比如说受市场机制支配的民营企业、外企、个体打工者他们的收入完全市场化,在市场化的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转变上,大家无论是自己作为一个打工者,还是说你身边的人有打工者,如果了解一下的话,会发现这方面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包括社会保障的增加程度是高于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相关的受政府工资收入政策管制比较严格的一些行业。

所以受市场本身的支配,这个内在决定的原因主要是劳动供求关系导致的,所以这个已经进入一个很比较快速的增长时期,所以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在初次分配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劳动供求关系,有利于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在再分配中,这些年来政府不断加大了民生投入,以及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措施,大家能感受到,都是在向减轻个人收入的税收和社会负担,另外一个减轻个人在收入中的社会负担,所以实际增加了我们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在自己生活消费上的可支配收入。

当然每一年的物价上涨不一样,可能收入的实际感受,可支配消费能力的感受有所差别,但实际上我们客观算一下,每个人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增长速度还是都比较快的。


中小型金融机构是打开民间资本的重要投资领域

网易新闻:李克强总理提到稳步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及中介服务机构,这个内容您能给大家解读一下吗?

李鹏:中小型金融机构,实际是优化我国金融组织机构,也是大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组织关系的金融领域的大的改革,中小型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以及个体经商业者,这个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在这个领域,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融资难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些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重工业快速发展时期,而重工业的产业支撑主要是依托于大中型企业,我们原有的金融大中型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组织结构,有利于我们重化工业阶段时期的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所以大家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工业增长很快。

但是近几年,我们这些大中型企业的重化行业出现了普遍的产能过剩,这也是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缺陷的一个表现,我们在转变方式过程中讲的最主要的突破点产业升级,创新驱动,都依赖于去培养大量中小型的科技创新企业,它无论是从事制造业,还是从事生产性的服务业,还是包括我们在新型成城镇化,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各种生活性服务业,我们说需要扶持这样的中小、微型企业的话,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就需要资金支持,这种资金支持尽管国家有各种金融鼓励措施,都不可能由大型的金融机构来完成,因为大型金融机构基本都改造为股份制的上市公司,它要严格地按照股份公司的管理,有很多内部的贷款以及资金融通的很多限制,所以他们更喜欢大客户,更愿意服务于大客户、中型客户,所以在成本上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来说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这种以大中型金融机构为主的这样的中国金融市场状况,是以在中国解决劳动就业,解决未来这种生产型服务业,创新性企业发展,以中小型类企业为主的未来发展需求来看,是结构不对称的。

因此要促进我们经济结构调整,扶持这些中小类的金融机构,未来潜力非常大,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的他们这样一个作用的话,必须要调整我们中国的金融结构,所以要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中小型金融机构也是为我们民间资本打开了一个很重要的投资领域,所以说从经济结构调整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来说,在金融领域的开放政策,无论是所有制的优化还是结构调整,都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目前改革政策有利于小微企业更好发展

网易新闻:从目前政策来看,您是否看好小微企业的前景?

李鹏:小微企业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说我们国内的市场环境竞争很激烈,回过头去看政府的很多行政收费也多,审批事项也蛮复杂,企业生存起来的成本也不低,比如说土地成本、劳工成本、行政成本都不低,但是这些年来支撑中国就业的,最有活力的,大都是中小企业,甚至包括小微企业,所以小微企业这种草根性,它适应市场的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因此尽管生存困难,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小微企业发展还是很迅速的,这总体是得益于中国不断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今后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大家看到一系列的手段,包括减少、取消行政审批,包括减税、减负等等,小微企业已经感受到,或者未来逐渐会感受到企业的创建成本,企业的一些发展成本会不断降低,这种降低是有利于在新的行业发展起更多数量的一些创新性、创业型,有服务型、有竞争力的中小微企业,这种改革是非常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种外部环境的改善。


上海自贸区是有助于推动国内第三产业发展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网易新闻:李克强总理说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这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成,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有哪些好处?

李鹏: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高地,从开放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开放主要是在第二产业为主,现在我们国内结构升级,要转向第三产业,开放也随之要提升到第三产业,比如金融保险、会计、房地产等等,从我们国内经济转型需要来说,需要国外一些相对有竞争力,成熟的一些公司进来,来推动我们国内这些行业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高地。

另外一个,要开放必然要触动到我们原有的管理方式、税收方式、执法方式,甚至工作方式,我们讲要推动我们开放地区的改革,这应当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选的一个试验区一个试验点,来带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更高层次,它是针对国际市场、国际上不同国家来开放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我国的发展经验,就是把开放地区的成功经验不断推广、复制到其他地方,包括内地,无论是企业发展的经验,还是政府管理的经验,所以这也是中国改革渐进式推进的一个经验之所在。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立,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和世界发达经济体一个更高层次、更深入的一些合作领域,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对上海自身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很有推动作用的,而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的产业升级,上海的服务业的升级,对整个长三角,这是中国的重要的经济重心,对长三角的产业升级、转型升级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经济增长是有其扩散、辐射作用的,随着它的成熟,广州的自贸区,就是广州或者在深圳的自贸区,比如说我们在沿海其他地方再成立一些相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有一些可操作的经验,我们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既真正推进了,另外又是比较稳妥的,这样我们的这种经济发展是更提高我们的增长的质量。


房地产调控不能一蹴而就 国家应加快推进完善保障房配套政策

网易新闻:政府对房地产调控力度一直都很大,但是目前房价还是没有降下多少,您怎么看目前的政策?

李鹏: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有一种自身规律,比如说房地产已经高增长了十几年,这种高增长有需求的支撑,有投机的因素,有货币政策的因素,所以这种高增长无论是我们经济的承受力,还是保证或者政策不出问题的话,都不可能一步把房地产限制死,从巅峰一直跌落到谷底,这样对中国经济伤害很大,所以那种调控方式是不理性的,是不正常的,不能采取那种方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房地产价格问题,实际上是由于这些年来我们在住房制度改革上,属于道路没完全走完,只走了一半,或者走了市场化的一半,非市场的我们没有推进的一个改革没有实现的一个结果,因为市场化了,所以主要受供需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还在加速过程中,支撑住房的刚性需求、价格持续的上涨,这是市场化的一个正常表现。但另外一个,任何国家要解决住房问题,就是市场化的商业手段,和主要由政府来提供的保障性的手段,应该是两条腿都有,两种手段都需要的,而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主要是推进了房地产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无论从土地,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的买卖销售上,但另外一个对大量的中低收入者,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忽视了他们的住房保障问题,这些群体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他们的住房保障都需要由政府来引导市场力量,借助政府的各种民生政策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一方面调控商品房的价格,以及相关的流通措施之外,另一方面国家在全国各地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力度,去年我们完成了540万套,近几年每年平均大概在500万套上下,但是由于这个事情刚起动,怎么建,怎么分配,这都需要一些具体的操作,比如说申请保障性住房,你的工作状况、收入状况,由于中国现在还没有实行全面的财产登记,所以很多配套的解决措施还没有跟上,因此保障性住房一方面要加快本身的建设速度,另一方面它在一个地方住房的供给中,也要加快它的这种实际房子盖好以后怎么样分配到保障性住房需求者手里,也需要很多具体详细的一些政策来执行。

所以我们还处于这样一个各种的配套政策不完善的时期,应该说再过一两年、两三年,我们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分配等等相关措施完善以后,对优化住房结构,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会有很大的改善,无论怎么去完善社会的住房需求,中国社会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定是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在建立越来越合理结构的情况下,同步都要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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