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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人敢拿农民当试药的“小白鼠”,那就得将这当作谋财害命的大案来办。该立案的要立案,该问责的要问责,该健全的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健全。别再让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什么“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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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一种新药,都得经过试用,可以用在动物身上,譬如“小白鼠”;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那叫“试药人”。外商试出一味新药,是要赚大钱的,譬如正在中国试用的一种美国产的治艾新药,要是获准投产,市场收益能达到100亿美元。“试药人”则要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所以,在美国试药,“试药人”的开价,是数百数千美元;若放在中国试,只用其中不到1/3的钱。有些外商与国内的医疗机构,用农民试药,只需付给一天10元人民币的误工补助,甚至只需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更有甚者,竟以药物治疗的名义,对农民患者直接试药,患者并不知情,即使为此丧命,也得不到任何补偿与保障(7月号《经济》杂志)。
毫不知情,毫无补偿,中国农民就成了外商的“小白鼠”。
要是知情,做一个用健康和生命谋生的“试药人”,也让人无话可说。出价虽低,但那是国与国的差价,扯不到尊严上去。对外商来说,中国价位低,找中国人当“试药人”,这也无可厚非。但拿农民试药,用一天10元的人民币来打发农民的健康与生命,这就在无视中国人生命的尊严。至于对毫不知情的农民患者直接用药,甚至于致人死地而不顾,那就是在犯罪,犯的是故意剥夺人生命的死罪。
敢于拿中国农民当“小白鼠”的,如果只是外商,我们还不妨抒发一番民族的义愤,谴责一通外来资本的血腥,向世界舆论讨回中国农民的公道;不幸的是,这里的共谋者中,有中国的机构,甚至可以说,主要的实施者,就是一些中国人。这里包括外国制药企业的中方合资者,包括北京一些有名的大医院,譬如地坛医院;当然,还会有其它的相关机构。揭露出如此不拿中国农民当人的丑闻,面对的作祟者,却是一批同样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而且是一群以救死扶伤为本职的所谓“白衣天使”。什么样的愤恨,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正因为这些中国人的存在,近两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临床试验越来越多,而且还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地方了。”
是啊,中国有那么多农民,他们因为贫穷,体内没有其他药物成分,可以取得最理想的试药效果,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应该付给更高的报酬才对;但他们知道中国农民善良,他们想不到医生会拿有效还是有害都不知道药,放在他们身上用;他们更想不到,这些医生为了取得实验效果,会残忍到眼看他们病情转重,直至死亡而毫不动心……西方用“小白鼠”作实验,都要受到泛人道主义者的谴责;而在中国,用农民当“小白鼠”,却可以什么顾忌都没有。自然,“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地方了”。
有中国人的参加,外商连翻译都不用了。而对中国农民的了解,没有这些中国人来得深透。在中国人的操办下,上百农民如福星照临似的赶来验血,检验合格的庆幸不已地到了北京;签了一份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而且没有副本的《患者知情同意书》,还喜滋滋地给家里去电,说“逮了一次机会了”;一服药就不舒服,却没人想到是药的问题;直到命归西天,也没人知道自己当了新药的牺牲品。有这样的中国人帮忙,更难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地方了”。
我们的新药准入制度,“严进宽出”,给外商以可乘之机;一种自称为临床试验代理机构的出现,更使外商找中国农民当“小白鼠”的一切障碍迎刃而解。这些人不仅熟悉中国农民,还深知怎么和中国的医院、药监部门“找关系”、“打交道”。他们依据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窍门,给医药企业代办注册事务。他们的手,连着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制药企业和一大批的“试药人”,可就没有法规和部门来管他们。有这样宽松的环境,自然难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地方了”。
既有人敢拿农民当试药的“小白鼠”,那就得将这当作谋财害命的大案来办。该立案的要立案,该问责的要问责,该健全的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健全。别再让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什么“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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