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美经贸磋商是在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加强沟通，共同做好下一步工作。关于中美关系，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摩擦。事实充分证明，中美合则两立、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全国政协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关注。去年，通过召开专题协商会、组织网络议政和远程协商，开展专题调研等方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对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因是很复杂的，是历史上形成的。中国的投资在这些国家债务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基础设施项目，对其长远发展会很有利。“一带一路”建设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是发展和希望，把它说成是“债务陷阱”，是没有道理的。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我看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去年引发了社会对抗癌药降价话题的讨论，也引起了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医疗卫生改革还在扎实推进，全国政协也高度重视，2018年还专门举办了专题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医改重大问题研讨，提出了建议。

去年，一次大会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监察法，通过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事项4件；常委会制定法律8件，修改法律47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9件。去年主要的立法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二是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三是制定电子商务法。四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五是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第七次修改。六是在整体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基础上，分编审议了合同编、侵权责任编草案。七是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法律空白

大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国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时将会坚定地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方面确实有很多的不同，存在差异、分歧十分正常，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对立、对抗。关于中美经贸问题，大家都非常地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经贸团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密集磋商，在双方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两国和国际社会对此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制定外商投资法，就是要创新外商投资法律制度，取代“外资三法”，成为新时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外商投资法草案明确规定，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取消逐案审批制管理模式；对于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领域，将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清单之外充分开放，中外投资将享有同等待遇。制定外商投资法不会改变国家对港澳台投资的法律适用安排，相关制度还将根据实践需要不断修改完善，进一步为港澳台投资提供更加开放、便利的营商和发展环境。

朝鲜半岛问题非常复杂、敏感，解决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能期待通过一两次会晤就能够得到解决。而且随着谈判的深入，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认为，关键是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途径，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正确方向。中方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并为此发挥了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做出积极的努力。

以立法形式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包括美欧在内的各国均有类似的法律或规定。国家情报法不仅规定了组织和公民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国家情报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对这一点应该全面准确地解读，不应该断章取义。中国一贯鼓励和倡导企业在海外经营中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中国企业从事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活动。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拿国家情报法说事，渲染特定中国企业产品存在所谓安全风险，是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干扰公平竞争的国际市场秩序，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对于形势的看法就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是总体趋势还是稳中有进的。在稳的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列得非常多了，我个人认为，突出的有几个特点，一是主要经济指标稳定。还有一个突出的稳的特点，就是就业稳。

外资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中国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350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增长了3%。同时，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增长了将近70%。 2019年，我们将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同时，还要加上正面鼓励，再加上准入后的国民待遇，为外资构建更好的营商环境。

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跟前年相比，确实略有放缓，但仍然增长了9%，这个速度也不算低。而且现在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很多服务消费的零售额还不在其中。特别是要看到，我们的消费总量还是很大的，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消费总量已超过8万亿美元。

一是大力促进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二是要进一步帮助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是要进一步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要简化审批，提供优质服务，提供更大的便利。

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财政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精心组织，不折不扣地落实。在减税方面，今年除了实施年初已经明确的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以及全面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外，还将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今年减税降费的核心内容，也就是您所说的“主菜”。另一方面，我们注重与税制改革相衔接。在降费方面，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到16%。

我们通过认真研究、平衡，最后今年全国财政赤字拟安排2.76万亿元，赤字率预计是2.8%，也就是刚才您所说的提高了0.2个百分点。我觉得您的意思是认为这是偏小的一个数字。我想说一下，中国的财政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年的赤字安排为什么这样考虑？因为除了适当提高赤字率，中央财政还增加了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地方财政也将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这方面也筹措了一部分资金，可以让我们不用过高地提高赤字率。所以，今年的赤字安排是积极的，也是稳妥的。

作为财政部门，关键是要做好“加减乘除”这四则运算，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好“乘法”，“放水养鱼”，用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我们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更好地引导企业预期和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经济增长。做好“加法”，就是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做好“减法”，节用裕民，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做好“除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到去年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18.39万亿元，债务余额和综合财力比例是76.6%，这个远低于国际通行100%到120%的警戒线。当然，我也不回避，确实有个别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在法定限额外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借债务，也就是所谓的政府隐性债务，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严格的措施，不允许发生新的隐性债务，同时稳妥化解存量。

目前，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整体上是收大于支的，滚存结余规模仍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当然，您提的问题也是现实存在的。我们也关注到，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流动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此前基金不能在省际之间调剂使用，我国确实有部分省份的基金收支平衡压力比较大。从去年7月1日起，建立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调剂比例从3%起步，以后还会逐步提高。我们政策是年中出的，所以去年执行了半年，去年半年调剂额是2400多亿元，有22个省份从中受益，受益金额600多亿元，适度均衡了不同省份间的基金负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地基金负担苦乐不均的问题。

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刚刚结束，我们认为这次会晤是政治解决半岛核问题进程当中的重要一步。只要对话不停、方向不变，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最终一定会得以实现。当然，半岛核问题延宕几十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对此应有理性预期。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始终坚持无核化目标，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我们已经为此努力了20多年，中国的作用不可替代。

最近针对中国特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司法案件，而是蓄意的政治打压。对此，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我们也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仍然是金科玉律，需要我们双方坚持和维护，保持“不惑”的定力。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的空间。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我们希望美方摒弃零和思维，同中方相向而行，在深化合作的进程中形成良性竞争，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实现互利双赢。

中俄两国政治上彼此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成为当今大国关系的典范。2019年高层往来方面，普京总统将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也准备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互利合作方面，今年两国务实合作将迎来丰收之年，标志性项目就是“一管两桥”的落成。新的一年，中俄将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国际战略安全。只要中俄站在一起，世界就多一分和平、多一分安全、多一分稳定。

中美两国的利益已经高度融合。去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几乎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作。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个别人声称要让中美“脱钩”。我认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就是与未来“脱钩”，某种意义上也是与世界“脱钩”。

“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黄金法则，给各方带去的是满满的合作机遇。“一带一路”决不是什么“债务陷阱”，而是惠民的“馅饼”；决不是什么“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的机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各国的发展进程，改善了沿线的民生需求，也开辟了互利共赢的前景。

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冷静克制，防止事态升级；要查明真相，对话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充分尊重。本着上述原则，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为缓解紧张局势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巴基斯坦和印度是搬不走的邻居，两国人民共享数千年的南亚次大陆文明，共同面临稳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机遇，我们希望双方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携手前行。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坚定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从旁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促谈的合力。阿富汗不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或者真空，因为这块土地属于阿富汗人民。作为阿富汗的邻居和朋友，中国将在尊重阿富汗人民意愿和需求的前提下，继续为推动阿富汗的和解与重建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拉美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应当得到尊重。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都应该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外部的干涉和制裁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只会使丛林法则再度横行。拉美国家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同和践行的普遍共识。拉美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和历史进步潮流，是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选择，不应该受到任何无端的干涉和指责。

这位先生微笑着说出了非常尖锐的语言。我这里要说的是，咄咄逼人从来不是中国的传统，国强必霸压根不是我们的选择。当然，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要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更不会容忍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受到侵害。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何中国的外交官，不管身处何地，都会坚定不移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从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来看，我们没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给国有企业额外补助，是按照市场规则、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进一步推进的。合作是竞争的重要前提。我们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和国外的企业都有良好的合作。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也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使得在开放合作中建立市场主体地位，而这种发展过程、方向肯定是市场化和国际化的。

我们深深地感到，需要按照中央要求的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来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在这方面，我们深感中央企业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设置示范企业就是希望这10家企业能够在中国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过程当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至于刚才说到的会不会是动态的，毫无疑问我们的认识是不断发展，下一步是按照动态管理的方式来推进世界一流企业的示范进程。

国有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这是我们始终的方针。我们讲，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样参与市场竞争，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关于你刚才谈到的补贴问题，我们也特别对中央企业进行过梳理。可以讲，中国的法律法规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补贴的规定，中央企业也没有基于所有制的补贴。就是没有只给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不给别的企业。所以，国家也正在清理，各个部门也正在清理，在规范各种补贴。我觉得，这将有利于为各类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投资肯定会有风险，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也不能保证每个项目都是成功的、有很好的回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一带一路”项目都是积极的有效的，正在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国进民退”这个观点，或者“国退民进”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和实践上来讲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初的时候，国有企业很多是一家供全国、全国靠一家，通过不断地改革，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要深刻认识到“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的根本国策、经济基础。在原有前三批混合所有制试点的基础上，应该说从混合所有制的方式、股权的比例、治理结构上参与的深度和融合的程度，都做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这里面既保证了民营企业进入的利益，也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钟山：我国已经是消费大国，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38.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9%，增速回落了1.2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量达到了3.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998年全年的社零总额。更重要的是，我国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今年商务部在促进消费方面要抓三件事情：第一，提升城市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第二，扩大乡村消费，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第三，发展服务消费，优化服务供给。

钟山：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6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年外贸增量就达到5100多亿美元。我也看了全球的外贸总额排名，我国贸易增量相当于全球第二十大贸易国全年的总量。完成“稳中提质”要求，重点做好三项工作：一是稳规模。要稳住现在发展的规模，稳住我们的市场。二是提质量。重点要鼓励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三是转动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把这些创新优势转化为出口的竞争优势。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王受文：相互加征关税对任何方面都没有好处。从美国最近两天公布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美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长了7%以上，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却下降了7%。今年1、2月份的统计数字也表明，我们同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下降了19.9%。对于两国元首达成的这个重要共识，两国经贸团队正在全力落实。去年12月1日到今天，在三个多月时间内，双方经贸团队已经举行了三轮高级别磋商，这些磋商可以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任何实施机制必须是双向的、公平的、平等的。您问到下一步中美经贸磋商的前景如何，我感觉是有希望的。在华盛顿磋商的时候，有一天华盛顿下大雪，美国政府“关门”，但是双方团队还在继续沟通磋商。原来计划的高级别磋商只谈两天，后来加到了四天。磋商过程中，大家中午吃盒饭。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刘鹤副总理和莱特希泽都是从外面买来的盒饭，刘副总理吃的是牛肉汉堡，莱特希泽吃的是茄子、鸡丁。在整个磋商过程中，有咖啡、有茶，但是他们两位没有喝咖啡、没有喝茶，喝的都是白开水，这就是要找共同点。整个周末都在磋商，包括现在双方经贸团队都在夜以继日地沟通，在磋商文本。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五年多来，我们已经和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既有力地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给当地普通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受到了普遍欢迎。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一带一路’只有中国受益”这个观点罔顾事实，根本站不住脚。债务问题要从几个方面看：一是从历史上看，国际上债务问题是个老问题，有些国家债务上升，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都有统计数据。二是从现实需求看，目前，世界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三是从实际效果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年多来，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一大批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产能方面的合作，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四是从常识看，只有需要钱的，才愿意借款；从贷方来说，只有关系好、资金比较安全的，才愿意贷款。第三方老在操心借贷双方的事，我觉得没有必要。

王受文：《外商投资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优化了中国的投资环境：第一，《外商投资法》确立了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第二，《外商投资法》一个很大的特点，确定了外资在中国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第三，《外商投资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企业权益的保护。

就RCEP而言，16个成员的目标就是要达成一个全面的、高质量的、互惠的、现代化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不只中国高度重视，另外15个国家也高度重视。至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方也高度重视。去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表明要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三方确定的目标就是中日韩要达成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自贸协定，在货物、服务和投资三大市场准入领域都要超过RCEP，是个RCEP+的协定。去年12月份，中日韩三方谈判的牵头人在北京举行了最新一次谈判，大家达成一致意见，今年要加速谈判频率。去年是开了两次，今年要召开三次中日韩谈判牵头人会议，下一轮的谈判很快在日本召开。中方也期待着与日本、韩国方面一起努力，来加速推动中日韩的谈判，使谈判早日结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做出努力

央行行长易纲：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你说和以前比较，这次我们没有提“中性”，更简洁，但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主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这就是个松紧适度的概念。

易纲：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我们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我们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决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第二，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这样一个原则。第三，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说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我们也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这些重要问题。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易纲：我们仔细研究了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贴现的利率，和中央银行对票据的再贴现利率，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的空转或者套利。少数个别银行、个别客户有这些个别现象，我不排除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个发生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了，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我们看去年货币政策的取向，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是名义利率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7天的回购利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明显的降低。通常我们把十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一个基准，在去年一年多，十年期国债利率下行了70多个基点，也就是说，从4%的水平，到现在差不多是3.15%的水平。这个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指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特别是贷款利率里面，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是风险溢价比较高造成的，所以这个贷款的实际利率还偏高，主要是怎么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李克强总理要求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五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共3.5个百分点，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降低，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也就是说，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所以，我们通过准备金率下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同时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还有防范风险的问题。综合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个任务。

蓝天保卫战在七大标志性战役里排在首位，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今天天气不错，这也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更多底气。蓝天保卫战开展以来，应该说总体上进展和成效还是不错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已完成。二是治理格局基本成形。三是重点任务有力推进。四是成效逐步显现。

第一，企业是污染防治的主体，依法履行环保责任，依法运行达标排放，这是应尽职责。第二，所谓“一刀切”指的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平常不作为、不担当，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监督、年终考核开展的时候，就急急忙忙临时抱佛脚，采取一些敷衍的办法、应付的办法。第三，对于“一刀切”，我们的态度一直是非常鲜明的，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格禁止。

推动绿色发展。指导支持11个省市初步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同时还开展了“三线一单”实施方案的编制试点工作。经过两年的时间，长江沿线县级以上城市饮水水源地一共1474个，存在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整治，完成率达到99.9%。长江沿线省会以上城市的12家黑臭水体整治已经超过了90%。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先生就此做了解答，我觉得那个解答非常好，我也完全赞成。这两种声音反映的现象、情况确实在一些地方是存在的，是发生过的。但是，就全国而言，它不是主流，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第二，对这两种现象、两种倾向、两种问题，我们生态环境部都是坚决反对的，发现了也是坚决制止，严肃查处。

确实，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方面取得了进展和成效，另一方面也确实面临的困难挑战还不小不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看到，我们面临的好机遇、好条件也不少不小，甚至是更大更多。下一步，关于如何支持地方和企业，我们也正在研究，准备采取一些新的举措，把过去的一些老措施继续坚持好、实施好，同时再采取一些新的改进措施、强化措施。

环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习近平总书记说，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环保攻坚战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十九大之后，我们着手开展一系列的学习调查研讨和相关活动，在如何谋划好、推动好攻坚战方面，有了一个基本的考虑，初步有了一本账，尽管比较粗。第一个是初步的初，第二个是粗浅的粗。未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现在我们一方面在抓紧完善这一本账，与此同时，也在抓紧施工推进污染防治的具体工作，一刻也没有停。三年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等不得也等不起。

过去有两个突出的问题：1、职责交叉重复，多头治理，出了事儿责任不清楚，2，监管者和所有者没有很好的区分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有些裁判员独立出来，权威性和有效性也不是很强。这次的改革方案很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新的生态环境部：1、打通了地上和地下，2、打通了岸上和水里；3、打通了陆地和海洋；4、打通了城市和农村；5、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大气十条是2013年9月正式发布施行的，这在中国环境保护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文件，这是首次经过了国务院常务会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文件，是中央坚决向污染宣战，开始污染治理的首个行动计划。它的方向、目标、路径、举措都是科学合理的，有着很强的科学性、可行性，5年下来效果不错。但在成绩面前不能沾沾自喜和骄傲自满，任重道远。总体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阶段，天帮忙日子就好过一点，天不帮忙雾霾就比较重，要走过这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督查解决了百姓生活中的很多突出问题。中央督察能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于提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要么不抓，要么就一抓到底，要么不咬，咬住就不松口。关于一刀切，个别地方确实出现类似问题，及时进行纠正，决不允许这样干，不允许这样的乱作为影响大局，要进行严厉惩处的追责问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说到做到。

蓝天保卫战在七大标志性战役里排在首位，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今天天气不错，这也让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更多底气。蓝天保卫战开展以来，应该说总体上进展和成效还是不错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已完成。二是治理格局基本成形。三是重点任务有力推进。四是成效逐步显现。

第一，企业是污染防治的主体，依法履行环保责任，依法运行达标排放，这是应尽职责。第二，所谓“一刀切”指的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平常不作为、不担当，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监督、年终考核开展的时候，就急急忙忙临时抱佛脚，采取一些敷衍的办法、应付的办法。第三，对于“一刀切”，我们的态度一直是非常鲜明的，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格禁止。

推动绿色发展。指导支持11个省市初步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同时还开展了“三线一单”实施方案的编制试点工作。经过两年的时间，长江沿线县级以上城市饮水水源地一共1474个，存在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整治，完成率达到99.9%。长江沿线省会以上城市的12家黑臭水体整治已经超过了90%。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先生就此做了解答，我觉得那个解答非常好，我也完全赞成。这两种声音反映的现象、情况确实在一些地方是存在的，是发生过的。但是，就全国而言，它不是主流，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第二，对这两种现象、两种倾向、两种问题，我们生态环境部都是坚决反对的，发现了也是坚决制止，严肃查处。

确实，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方面取得了进展和成效，另一方面也确实面临的困难挑战还不小不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看到，我们面临的好机遇、好条件也不少不小，甚至是更大更多。下一步，关于如何支持地方和企业，我们也正在研究，准备采取一些新的举措，把过去的一些老措施继续坚持好、实施好，同时再采取一些新的改进措施、强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