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社法委主任：错案追责要区分故意和过失

（原标题：全国政协社法委主任沈德咏：错案追责要区分故意和过失）

去年卸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的沈德咏，从事了30多年法律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近20年，是我国首批大法官中最后一位离开法官岗位的法律人。他曾用八个字来评价自己几十年的法官生涯，“荣幸、担当、尽责、无憾”。

3月10日，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沈德咏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他向红星新闻记者透露，目前最高法正在研究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司法解释。“以后可能法律界限就更明确了，一些争议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沈德咏

谈错案追责——

要把故意和过失区分清楚

红星新闻：过去最高法纠正了不少错案冤案，对于错案追责问题，您如何看待？司法机关人员该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

沈德咏：首先要规定严格追责，这个大前提必须要讲。但对造成错案的行为，要区分故意和过失。故意行为，包括刑讯逼供、违法起诉、违法审判，肯定要追责。但是有些所谓错案是因为认识造成的，司法人员对事实和证据行使判断权，但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只是判断出现了失误，那不是故意行为，最多只能认为是过失。作为法官来讲，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是正当的法律适用，没有任何个人的目的和不良动机，那么在法律适用上轻了、重了，或者是出现一般性错误，就要另当别论。

红星新闻：可能有些案件当事人在情感上会比较难接受？

沈德咏：纠正错案和错案追责，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一个案件如果证明是错了的，首先要甄别是错案还是冤案。现在习惯说法叫冤假错案，实际上冤错是有区别的，冤就是完全错的，根本就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这个事根本不是他干的，必须要严格追责。而一般的错案，轻一点重一点，此罪还是彼罪，有些问题在认识上本来分歧就很大，要区别不同的情况处理，不能简单讲错了就要追责。抚平冤错案件对当事人带来的损害和创伤，既要靠正确合理的追责，又要靠做好国家赔偿、善后救济和心理安抚等工作。

红星新闻：现在司法改革提出的要求是办案人员对案件质量要终身负责。那么对于办案人员来说，如何保证案件质量？

沈德咏：不能为了追责而追责，终身负责制的目的在于强化质量意识，确保办案质量。现在各行各业都讲终身追责，包括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责任，这是加强内部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有力手段之一。由于司法权的行使有其特殊性，讲终身追责，比过去要严，法官、检察官压力肯定大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红星新闻：中央对加强企业产权保护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最高法也提到人民法院要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妥善审理各类涉民营企业案件，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您怎么看产权案件当中的罪与非罪问题？

沈德咏：加强产权法律保护和司法保护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创新创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对一些政治、法律界限不明的问题，如果动不动就要追责，甚至作为犯罪来处理，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对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些涉产权冤错案件，应该说最高法院始终是高度重视的，做出了相关的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现在已有若干典型案件得到了纠正，向社会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这个事情肯定还要继续做。

谈正当防卫——

以后法律界限更明确，争议问题会得到很好解决

红星新闻：之前一些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引起了很多讨论，那么这类案件在实际司法操作中，有没有可能有一条更明确的法律界限，对正当防卫进行准确衡量？

沈德咏：正当防卫制度是刑法规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

这是一项体现良法善治的好制度，要用好。这个制度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公民打击犯罪、见义勇为、匡扶正义，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这项制度的适用，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个难题，情况比较复杂，两高始终高度关注，一直都在研究相关问题，包括个案的处理，也包括相关规则的适用。据我所知，现在最高法院正在研究制定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出来以后，可能有关法律界限就更加明确，相关争议问题可能会得到好的解决。当然，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可能又出来了，这也很正常。

红星新闻：那我们如何通过发生的这些个案来不断推进法律的完善？

沈德咏：我在于欢案之后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至于一些具体的案件处理，包括昆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这两个案件我都支持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所做的最终决定。昆山反杀案是昆山市公安局最后判定为正当防卫，无罪释放。当时这在舆论界还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有些人觉得防卫过当是不是更合适一些。但一个案件一定要全面、综合、客观地来看。当时觉得当事人有些行为好像是超出了正当防卫的界限，比如说后面的追杀行为，所谓的被害人跑到隔离带还绕过汽车追过去砍杀。如果把这个案情像慢镜头那样来放，看上去就有点防卫过当了。但实际上，所有这个过程前后只有30多秒钟，这么短时间还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这就有点强人所难脱离实际了。所以有人问我这个案子怎么看，我说我完全赞成昆山公安局的做法。一个防卫行为一定要综合来看，在瞬间发生的一个行为，那时候当事人完全是处在一个非常紧张、亢奋的状态，很难分得清楚不法侵害是否已经排除。而福建赵宇案，最高检介入之后，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令晋安区人民检察院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以正当防卫对赵宇作出无罪的不起诉决定。我对检察机关最后的决定也是赞同的，这些个案的妥善处理对整个的正当防卫制度带来了良好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于欢案之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各界很关注也很支持，执法司法机关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统一。今后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出现，但是不会像过去那样争议很大。

谈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应兼顾好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红星新闻：过去几年最高法用了很大的力度来推进司法公开，包括裁判文书的上网率，还有一些案件开庭的直播率都有了很大变化。您如何评价当下的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最重要是解决什么问题？

沈德咏：司法公开、政务公开，现在各部门都在强调公开透明，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当然，司法公开肯定是司法发展进步的表现之一。

对重大案件，社会关注的案件，越关注的当然越要公开，不公开人家就以为你有暗箱操作。所以首先把司法公开的重点，放在社会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上，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司法公开也是有边界的，也是有底线的，我们讲司法公开是依法公开，不是把什么事情都晒到网上去。

红星新闻：司法公开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沈德咏：司法公开一方面要兼顾好人民群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行使，体现司法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好国家秘密、企业商业秘密、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这些都是在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的同时要统筹兼顾、保护好的权利。

红星新闻：之前有专家提出，应该提高证人出庭率的比例，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证人的出庭率，刑事诉讼法的改革还需要做哪些事？

沈德咏：证人证言在我们三大诉讼法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种类之一。法官行使判断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仅要听控辩双方的发言、意见，还要听证人的陈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国外相比，证人出庭率要低一些，有很多原因。有些人不愿意作证，把证人的保护、补偿、怕报复等这些问题解决好，才可能提高证人的出庭率。证人愿意到法庭上来作证，才能使得案件的审理更加客观、全面，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更加准确。提高证人的出庭率，是提高庭审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包括我们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增加证人的出庭率，发挥好证人在庭审当中的作用。

红星新闻：我们也很关注对于法官群体的保障问题，现在法官面临案多人少的问题，还有法官的人身安全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沈德咏：你们这么关注司法，同情法官、检察官，我代表他们表示感谢。我呼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司法工作，不断改善司法环境，改进司法工作条件，加强法官检察官权益保护。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更加理解、支持司法工作，共同营造一个更加理性、平和、公正的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