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11月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目前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二孩申请，与此前预计每年约200万对夫妻申请差距较大。作为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10几年来专注于人口研究并出版了《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你是怎么看待单独二孩的实践数据的？

易富贤：单独二孩的实践表明，人口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

人口预测就像在高山爬行，如果像在平原那样循规蹈矩，是会摔下悬崖的。单独二孩申请数之少，并且逐月减少之快，出乎我的意料，根据不断变化的单独二孩申请数据，我对单独二孩多生人数的预测也是一变再变。2014年8月22日我在财新网的文章曾预测单独二孩后第二年会多生75万人；10月20日在《财经》杂志的文章预测第二年只会多生66.8万，4年合计只会多生167万人；10月30日在《经济观察报》的文章预测第二年只会多生54万，4年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

截至12月底，全国只批准92万例申请。根据2010年各省市人口数和这次截止12月31日实行单独二孩的天数，进行加权平均，比如北京总人口1961万人，到12月31日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313天，二者相乘，为613867万人/天。将各省市的数据相加，除以29个实行单独二孩省份的130799万总人口，加权平均为272.9天，平均每天批准2811例申请；扣除政策出台前怀孕的18万例（“超生”687人/天），那么新增申请是2151例/天。申请人数在逐月减少。假如全国今后的92.1天每天批准2000例，那么一年（365天）只能会批准95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47万例以65%的出生/申请比（上海双独二孩的出生/申请比只有50%）计算，只会多生30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合计只会多生7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这次的估算可能也还过于乐观，因为一些基层计生人员反映，由于单独二孩申请程序相对简单，导致符合其他生二孩条件的家庭、同时也符合单独二孩的家庭，均按照单独二孩申请，使得单独二孩申请数虚高。也就是说，单独二孩政策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国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问：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易富贤：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首先，翟振武等人以资源、环境为由设置15亿人口控制上限本身缺乏科学依据，我在《大国空巢》第6章以及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的论文《资源、环境不构成人口增长的硬约束》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远远超过卫计委的预测。

其次，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峰值人口也不可能达到14亿。全面二孩的目标育龄妇女是单独二孩的9.7倍，那么几年合计只会多生728万孩子，根本不会达到翟振武所预测的9700万。

通过目前的单独二孩实践数字来看，2015年我国生育率只有在1.2左右，远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蔡昉2012年预测的2.4，也低于他最近预测的1.6；全面二孩的话，峰值生育率可能只有1.5左右；停止计划生育，峰值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补偿性出生之后，生育率下降速度将比当年台湾、韩国还要快（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1年、23年，2013年的生育率只1.07、1.19）。即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率，峰值人口也达不到14亿，今后面临的是人口锐减和极端老化，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也将是“新常态”。

 

 

儿童抚养比是是人口投资 总抚养比过低并不是好事

 

问：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而社会负担较轻的状况将不复存在，人口结构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吗？

易富贤：我一直不认同蔡昉等人将总抚养比视为“人口红利”的说法。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19岁人口、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20-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9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中国由于生育率从1971年开始快速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其实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儿童抚养比增高并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是会通过拉动内需而推动经济增长，比如美国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就促进了经济繁荣。尤其是儿童抚养比高峰还会通过补充劳动力，减缓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为后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增加活力。降低儿童抚养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资，是一种人口高利贷。

 

问：那么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该是多少呢？我国目前的状况又如何？

易富贤：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在70%-80%之间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太低，抚养人口少导致内需不足，“游手好闲”者多，失业压力大）。美国和发达国家（整体）的总抚养比长期在70%-80%之间。印度由于生育率下降平缓，总抚养比将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与美国一样，光是凭借内需就可以满足就业。

中国2014年的总抚养比只有46.8%，从国家层面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低，远低于世界平均的74%、印度的77%、美国的68%，也低于日本历史上最低点（1996年）的59.5%。如此低的总抚养比，使得内需严重不足，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将减少，就业问题将越来越棘手。

中国近期的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如果继续目前的人口政策，儿童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总抚养比持续增加。如果能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率政策，将生育率稳定在2.1以上，既能提高近期的总抚养比（提高儿童抚养比），又能降低今后的总抚养比（近期出生的孩子今后成为劳动力，增加总抚养比的分母，降低老年化程度）。

 

 

为孩子投资是本能反应 婴儿潮拉动内需

 

问：社会上有种声音是说从直观感觉上说，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至少从就业上来说，年轻人减少会让上学和就业竞争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贤：其实“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与“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人的消费提供1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1亿人，能提供1.6亿就业机会；日本1.27亿人，能够提供0.66亿个就业机会；巴西2亿人，能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中国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后，少生了1.3亿人口，看上去少抚养了1.3亿人，但也少了1.3亿消费群体，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相当于男性的85%，世界罕见，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看作是产业的话，生产婴儿是人类社会投资拉动率最高的产业。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所以降低儿童抚养比意味着人口投资的减少，而年轻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让我们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远低于婴童，资本回报率低，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大，相应制度建设不健全，银发市场能有多大？

为孩子投资是一种本能反应，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长会不断地进行投资，大大改善内需市场。担心出生堆积，就像久旱担心下雨一样。

 

 

应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养得起三个孩子

 

问：国外是否有提倡生二胎的国家呢？他们的经验我们是否可以借鉴？

易富贤：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年代曾提倡生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快速下滑，这三个地区生育率分别在1976年、1982、1983年之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后面鼓励生育，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现在生育率只有1.0左右。伊朗在1989年开始提倡只生二胎，最多三胎，生育率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6年的2.9，2000年的2.0，2006年的1.7；现在已经废除这项政策，鼓励生育，但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继续下降。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全面放开二孩，但是作为一个整体，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52，还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二胎区”2010年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城市化率只有36.85%，低于全国的49.68%，只相当于全国2001年的水平。可见，即便全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放开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于1.5。试点说明全面二孩是远不够的。

并且，全国其他地方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 。比如湖北省长阳、五峰这两个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县，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9、1.14；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后，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201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3、1.27。

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

上海户籍人口中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 ，但是2008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以来，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请，只生下7000多二孩 。河南2011年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

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率如此之低（尤其是东北和华北），说明民众的“爬蚤心态”已经非常严重。

 

问：根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个家庭平均想要1.86个孩子，是世界最低。你认为生育意愿低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易富贤：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因此也就越低。

生育意愿与现实生育率参存在巨大差距。1998-2008年台湾的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比如2008年理想子女数是2.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1 。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比如2005年理想子女数是2.11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26 。多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个家庭平均想要1.86个孩子，是世界最低。据此判断，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5。

中国大陆经济和城市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规划，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鼓励生育的难度比台湾地区、韩国还要大。

中国一方面要面对生育率难以提升，一方面还要面对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开始减少，到2032年只有 0.65亿。另外，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将从目前的1000万左右增加到2063年的近2000万人。中国人口政策急需敦刻尔克大撤退式的战略转向。

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改善民生让老百姓养得起3个孩子。

今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问：从人口学角度来看，你认为一个家庭生几个孩子比较合适？

易富贤：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由于有单身、不愿生育、生育障碍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一个、两个、四五个甚至更多孩子。比如一个人群共182个孩子，其中90个来自3孩家庭，40个来自2孩家庭，32个来自4孩家庭，10个来自5孩家庭，10个来自1孩家庭，似乎生育率很高。其实：30个妇女生3孩，20个妇女生2孩，8个妇女生4孩，2个妇女生5孩，10个妇女生1孩，外加10个妇女没有生育（超过1/8家庭存在生育障碍），共80个妇女，人均只2.275个孩子，还达不到更替水平。

 

城市规划导致“人满为患”

 

问：那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的错觉呢？

易富贤：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是城市为什么比农村繁荣的重要原因。

即便中国人口减少一半，北京、上海人口还是照样拥挤。计划生育的后果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已经沦落为老弱病残的基地，象战争年代一样满目疮痍；而城市却因为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一片繁荣，甚至还有“人满为患”的感觉。

知识分子和官员居住于城市，尤其是迅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化的加速、铁路建设滞后、回老家过年的传统、户籍制度所导致家庭成员两地分居以及每年两个“黄金周”，都在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的错觉。

 

问：所以你认为是城市规划导致了“人满为患”？

易富贤：事实上，中国城市人口密度确实太高了。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天津老城区每平方公里超过2.4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以及广州越秀区每平方公里差不多3.5万人。

人口密度高导致房价高、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大，民不聊“生”。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

美国生育率能达到2.0左右，与其城市规划有关。美国城市分为中心城区、建成区、都会区，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

人口最密的纽约，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0万人，建成区也只有2千人。美国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四五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只有20多分钟，连纽约五个中心区也只有41分钟。北京通勤时间普遍超过1个小时。

中国的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规划的，县城的人口密度比纽约中心区还高。

中国2013年城市化率达到54%，意味着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建成区只有约7万平方公里（1亿亩），只占0.7%的国土面积和5%的耕地面积。这么高密度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提高。即便中国的城市全部依照芝加哥那种模式规划，也有足够的土地，又能保证粮食安全。

 

 

社会要持续发展 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

 

问：也有专家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有关部门或许没法做好“接生”准备？

易富贤：我与全国多地的妇产科和其他科的医生讨论过，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弹性很大，应付补偿性出生高峰是没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年均出生2500多万都没有问题，现在医疗水平和条件还大有提高和改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每年出生人数也达不到2000万，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问：有人认为你一直是人口学界的激进派，主张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年轻人口。

易富贤：我觉得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反倒属于温和派。我只是希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长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接近2.3。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国家和民族自杀。我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出于“本能”，动机很平常，并不高尚。如果其他人像我这样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峻性，也会这么做。

 

问：在你最新发表在《中国发展观察》上的论文《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中，依据科学的人口预测原理和参数，分五种方案对对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能简单说说最后的结论吗？

易富贤：从人口结构分析，中国人口危机开始爆发：2014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2015年20-64岁劳动力达到峰值后开始负增长；日本、欧洲、美国都是在总抚养比拐点和劳动力拐点前夕出现经济危机。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将在2021年降至4.8；从日本、美国、台湾、韩国的情况观察：当劳动力/老人低于7.5，经济将从8%以上的高速增长逐渐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

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峰值出生规模也只能在2000万左右（低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2500万的出生水平），总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14.0亿的峰值后负增长，到2080年降至8.95亿。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中国人口将在2035年达到14.73亿的峰值，到2080年降至13.77亿。如果继续目前的人口政策，2080年人口将不到7亿。

所以我们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政策，尽量让生育率提升到并稳定在2.1以上，既能改善近期的内需和就业结构，又能缓解今后的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让中国人口和经济走向持续发展道路。

 

 

多年持续关注只想引起大家关注人口问题

 

问：你的专业本是生物医学，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并且能够持续关注？

易富贤：在1999年出国时我也认为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可以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人多，喜欢生孩子，应该适当限制生育。

但是出国后，我发现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种族。美国一般家庭生育3个孩子，而周围的华人都只愿意生育1个或者2个孩子。更年轻一代大多只愿意生1个孩子，有些一个都不想生，很难发现有生育3个孩子的家庭。

最开始我从人口与语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写过一些短文，在网络上以“摆地摊”的形式，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2002年5月，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给了我一个职位，阅读了一些妇产科的资料后，我发现不育不孕症，将成为人类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

之后我开始深入研究人口问题，并将所有业余时间放在这方面研究。并且坚持在中国各大论坛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从而成为互联网掀起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斗士”。

若没有我太太全方面的支持，我很难坚持下来。基本上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她经常自嘲说是单亲母亲，有4个孩子，包括我。

 

问：最开始网友对你的文章或者说观点是支持还是反对？

易富贤：开始遭到网友一面倒的反对，骂声一片。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宣传、辩论，海外论坛的舆论开始逆转。

大约在2003年，人民网强国论坛对我的文章审查上出现松动，一些文章得到“放行”。

2006年，网络民意基本逆转，网络地摊变成了连锁店。2009年，我在人民网“E两会”上提交的《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了4万多人的支持和796人的联署，成为“第一提案”。

这些年，我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给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送资料。2010年和2011年，共给几千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邮寄资料和《大国空巢》的幻灯片和资料。

通过这些努力，还是有了一些成果，据我所知，每年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的建议或者提案。

 

问：结合个人经历，你是怎么看待人口问题的呢？

易富贤：我从湘西农村到省会长沙求学、工作，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亲朋，我也知道了他们生育心理和扶养能力的转变。

博士毕业后我到美国工作数年，认识了多种不同生育文化圈的朋友，了解了各种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况，深刻体会到生育文化的影响。

我始终认为人口是文明发展、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我们既不能将一切问题归罪于“人口太多”，也不能将责任往“计划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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