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我不会写作文，愁眉苦脸写的东西分数总是很低。五年级时换了慈祥的关老师教作文，他看了我的作文，笑眯眯地说，“句子都通顺，语言没有问题。可是你的作文篇篇没有写具体事儿，这要写好就难了。从写事练笔试试吧。”这一点拨我竟然有点开窍儿，作文有的写了，渐渐言之有物有了模样。关老师评分严格，我的成绩在班里常常最好，但过不了40分制的32分。他安慰我：“如果鲁迅的文章是满分，你这还低吗？”

　　有一次写《我的家庭》，我不愿如实写家里的“烽火连三月”，只好胡乱编造，写得一塌糊涂。分数擦边及格，按当时的要求还得改写，我哭了。关老师看见了，马上走过来：“这个题目对于你太难了，怪老师考虑不周到。这样吧，咱们不改了！”我们班一向成绩不好的将军之女LSS写了篇《和毛主席一起看〈东方红〉》，一鸣惊人。我取作文本时关老师说：“LSS那篇作文是素材取胜，普通素材写得好才更见功力。只要你肯练笔，写普通人平凡事一样能感人。”他确实非常喜欢我。

　　可是我写的《小事》伤了他的心。那是66年5月，报纸上不断刊登批判《海瑞罢官》《武训传》的文章，各种批评文章看多了，我就也想找个素材批判一下。当年北京游泳场馆少，游泳证十分紧张，关老师有15张游泳证，他许诺在“六一”奖励给学习努力，遵守纪律的同学。我就从树立正确学习目的写起，说用这么一个渺小的物质目标鼓励我们，小事里边有大事。像我这么写《小事》的不是一个两个，大家不约而同取材校园生活，和老师们找起茬来。作文发回来没有评分，只有三个字的评语“我看了”。儿童节果然就不再兑现游泳证的事。

　　“三家村”成员之一的子女在我们学校，和我同级的那个男孩和低他一级的妹妹写了与父亲划清界限的决心书，登在少先队的黑板报上。平易近人的老教导主任忽然“畏罪自杀”，听说是“四清”查出了她的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学校的气氛酝酿着动荡，关老师也一下子显出苍老。果然，6月7日那天学校大乱。

　　聂元梓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太轰动了，小学生也想跟着学。6月7日不知谁贴出了我们小学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李CHH在宣扬什么》。李CHH是音乐老师，喜欢在音乐课上让学生欣赏他弹钢琴。他弹些古典的钢琴曲，像《少女的祈祷》《天鹅》之类。他常常陶醉在自己的演奏中，长吁短叹，摇头晃脑，我们就在下面弹出一个个纸团或粉笔头，你揪我的辫子我踩你的脚，写出佳作的LSS还曾卯足了劲儿抡起跳绳跳过两个双摇跳。李老师只顾弹琴一概不追究。我所在的学校许多同学父母是高官，狂妄不羁的多，大家苛刻地要求教师的德才和能力，觉得不满就报以乱堂。第一张大字报也先命中“软柿子”。

　　大字报虽然是小学生之作，但是分量不轻。质问李老师为什么不弹慷慨激昂的革命曲调而非弹温柔缠绵的曲子不可，指责他堂堂课只顾练琴不进行思想教育。小学生们读了大字报热血沸腾，课当即就上不下去了。操场上跑着一群群孩子，不是抱着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纸，就是去找自己痛恨的老师。我先去的是校长室。女校长平时很矜持，对学生不亲切，也不深入班级听课或参加活动，看见她时不是高高在上地坐在主席台上，就是穿着笔挺的职业装，陪着外宾或要人在楼道里缓缓行走。我赶到校长室时里边已经挤满了学生，前排的小不点儿在呼喊口号。喊了几个“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样的口号就突然没词了。校长还是她平时的样子，服装笔挺讲究，表情严肃冷淡，从容地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心平气和地听着口号。她居然会吸烟！不紧不慢地吐烟雾，掸烟灰。这临危不惧的样子把我们镇住了，校长室里一时间鸦雀无声，往后退的踩了我的脚，我赶紧转身跑了。

　　我跟上另一群孩子，他们说要去找军统特务算帐，军统特务就是关老师。教导主任自杀后，学生也议论起他的事来，都说他有历史问题，曾经是军统特务。我不愿相信那是真的，可是同学们说，“你看看他老婆呀。”一句话又让我觉得有一定迹象。老师的太太解放前是话剧演员，有剧照挂在家里。她年纪大了仍旧光彩照人，说话娇声嗲气，很让人反感。

　　我们冲进关老师没有人的家，先砸了墙上大幅照片的镜框，又往洁白的床单上倒红墨水蓝墨水墨汁，所有的大小物件都拿来踢来踢去，我也狠很踢了老师的大枕头。后来同学们又开始砸玻璃窗，摔镜子、茶杯，我不得不抱住头躲飞来的玻璃碴儿。忽然有人说“军统特务呢？”这话提醒了大家，我们停止了在屋子里胡闹，跑出去分头寻找。

　　黄昏时我们在学校的工具间里找到了关老师，头发花白的他躲在一堆破桌椅中间。他形容猥琐地躲在这么个昏暗肮脏的地方，激怒了不可理喻的孩子们，大家更加确信他是军统特务，怒不可遏地冲上去打他。我是关老师得意的学生，他曾经多次和蔼地单独给我讲评作文，还曾为家里的事委婉地安慰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弥补了我不常常和父亲在一起的缺陷。可是当大家把他团团围住你一拳我一脚地殴打时，我竟也有一种想跟着打他的冲动。真是无缘无故的仇恨和残忍！我从后边挤过去，发狠掐了他后背一把。大概掐的太重了，一动不动忍受着厮打的老师突然回过头，寻找掐他的人。他充血的眼睛一下子看见了往回缩的我，默默注视了片刻，那种目光让我终生难忘！说不清那是询问，是责备，还是哀求，一和那目光相遇，我的腿就软了，汗也下来了。我退出工具间，在后花园长着青苔的角落里找了个石凳，失魂落魄地坐着，恶心、昏眩、想哭，一直坐到晚霞退尽，无边的黑暗压下来。

　　13岁时我干了这事，后来一直想向关老师道歉，写过好多封信又都毁了没有寄出。23岁时我在内蒙登上了乡村学校的讲台，开始给学生上作文课。那时和关老师相处的朝朝夕夕就又在脑海中清晰起来，我终于寄出了一封道歉信。

　　退休了的关老师很快回了信，对往事只有一句宽容的反馈：“1966年的时候你还小。”他还是注意我的文字，话题一转：“记得你小时候作文很用心，你的信表达得真是流畅自如，一定是这些年常常练笔了…… ”

　　也许是练笔？从1966年6月7日校园造反到给关老师道歉，我写的东西是大字报、小字报、批判稿、讲用稿、揭发材料、检讨书、决心书、挑战书、请战书、学习毛著心得体会、向组织交心思想汇报、间或有过一些《雷锋日记》风格的“日记”……我受的正规教育就在我揭竿而起的那一天终止，那篇没有分数的《小事》是我最后的一篇课堂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