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邬凤英 中青在线

　　今天有两条和教育收费有关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条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明确提出“高校教育收费上再也不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办成谁有钱谁就能上大学的局面”（见11月9日新华网）；再一条是成都电子科大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副院长及科室负责人等8人将120万余元通过乱收费得来巨款瓜分，结果被指控私分国有资产（见11月10日《成都商报》）。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张保庆的言辞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教育当局在乱收费问题上最为明确的表态。但乱收费的“原动力”究竟在哪里？成都电子科大一案表明，除了“教育产业化”理论的误导之外，大学的行政机构的权力过分膨胀，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要解决教育乱收费，就必须先动一动行政机构的“奶酪”。

　　在现在的中国大学里，“大学教师”和“大学工作人员”这两个概念之间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教师是高校里教学、科研的主力，他们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有残酷的职称压力，但对学校的事务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而“大学工作人员”则主要是指大学教师之外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虽然也有“教授”、“研究员”甚至“博导”的头衔，但通常并不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却都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如处长、书记、校长等。他们管理着学生和教师，在财务上、人事问题上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成都电子科大一案中的8名被告全都属于“工作人员”，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行政机构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逐是“乱收费”的原动力。

　　如果我们要真正像张保庆副部长要求的那样做到在“高校教育收费上再也不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了”，就必须下决心对行政机构进行精简，将行政人员和教研人员的比例降到一个合适的程度。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制度建构来重新确定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扩大教师对学校事务的参与，以充分体现大学“学术组织”的基本属性，实现大学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使行政机构离开领导和支配的地位，真正回归到服务的身份。

　　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单靠大学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国大学现在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是与国家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的，它实质上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权力在高等学校内部的贯彻、执行和反映。因此，要重构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关键是要重构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即由“命令—服从”的行政关系转变为“授权—经营”的法律关系。不过这样一来，要动的就不仅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奶酪”，而是教育部的“奶酪”了，不知张保庆副部长以及教育部有没有这样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