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了宪法，人权的一条国际公认原则就是要“充分保障人生自由”，任何非法拘禁和搜查公民身体的行为都应该到法律的明令禁止，公共权力机构的触角不应当延伸到公民私生活的领域，治安管理者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但是，因为有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些人权原则就可以被随时突破，曾轰动一时的“夫妻看黄碟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康劲 中青在线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组最近在广州进行调研，就修改《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听取警方和法律界人士的意见。当地公安部门反映，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偏轻，起不到震慑惩戒作用，并为此提出了几方面的加重处罚建议，其中针对社会娱乐场所，警方提出可否适用附加“没收”、“停业整顿”、“吊扣证件”等处罚。比如“没收”主要适用于有违法所得的行为；“停业整顿”主要适用于娱乐场所、特种行业或其它单位违法行为。（《羊城晚报》） 　　

　　警方如此强烈的扩权诉求，这使人在看到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迫切愿望同时，又不免产生许多担心——警察的权力已经够大了，难道还需要扩权吗？治安管理条例升格为法律后，如果尊重了警方的单边诉求，其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警察承担两种法定职能。第一种是治安管理职能，即根据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授权，警察机关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执行治安管理事务，它的身份是行政执法者。第二种是刑事司法活动的执行者，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警察还承担很大一部分的刑事侦查和预审职能，这使警察在一定程度上又具备了司法者的角色。 　　

　　双重角色获得的权力空间，使警察不论是在行政执法还是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时，都较少受到限制。由于权力约束较少，也就容易与现行的诸多法律发生碰撞冲突。比如，《行政处罚法》中规定，对于大额行政罚款和比较重要的资格处罚(如吊销营业证照)等都应该设立听证程序，但警察以“治安”名义限制人身自由（拘留或劳教）的行政处罚却没有举行听证的必要。因为，警方可以说限制人身自由不单纯是行政处罚，还是一种司法处罚，既然是司法处罚，根据《刑事诉讼法》就应该进行公开审理，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又免去了警察参加诉讼的麻烦。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了宪法，人权的一条国际公认原则就是要“充分保障人生自由”，任何非法拘禁和搜查公民身体的行为都应该到法律的明令禁止，公共权力机构的触角不应当延伸到公民私生活的领域，治安管理者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但是，因为有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些人权原则就可以被随时突破，曾轰动一时的“夫妻看黄碟事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在此基础上，如果还认为处罚偏轻，还要加大惩戒力度，可以随便“没收”公私财产、“停业整顿”、“吊扣证件”，那么，人权保障、私产保护等等这些宪法原则，就更容易遭到公权的伤害。 　　

　　如今“治安条例”升格为法律的工作已然被提上立法议程，舆论希望通过新法规范警务行为的呼声也不断响起。权力只有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才是正义的权力；没有规范、没有束缚的权力，必然沦为强权，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如此共识之下，岂能再南辕北辙地走扩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