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为何这么难?
  从童增和小野寺利孝写下帮助中国受害者赴日打官司的确认书至今已10年。漫漫长路,数不清多少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出现在日本法庭上,惟一清楚的是,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步履维艰。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过10年
民间对日索赔,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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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磕绊绊中10年已过,漫漫长路,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步履维艰:日本律师的支持受到右翼的激烈反对,而中国国内的支持尚不足以撑起民间索赔这一片天。评论>>
·“理论奠基人”童增提案遭拒
  1990年,童增写成了《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翌年,他向人大进言要求向日索赔1800亿美元。在不安的等待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已研究,不宜提倡”。后来,童增名声如日中天,工作生活却受到影响。[详情]
·王选感动了中国却没能避免无奈
  王选,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作为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她有足够的知名度,但这丝毫没减轻她奔波中的苦闷和负担。“钱”困扰着他们,社会的冷漠和凝聚力不足让王选更为痛心。[详情]
·日本律师屡受到右翼势力恐吓
  1994年底,小野寺利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10来打官司的费用几乎都由日本律师团承担。他们辛苦工作,他们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上的代价,还屡屡受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恐吓。[详情]
·康健:中国民间声音太弱了
  康健作为中国劳工、慰安妇诉讼中方辅佐人。1995年开始,她先后参与了11起对日索赔案件。她认为,中国民间的声音太弱了。她说:“中国媒体的关注虽然不少,但我们还需要更为理性的声音”[详情]   

  1951年,苏美英法等二战中的同盟国在美国旧金山与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召开和会。会后台湾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台和约”,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评论

·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战后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加上中国解放战争顺利进展,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美国在1949年颁发临时指令,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详情]
·国民党为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结束之初,蒋介石也曾有对日索赔的打算。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帮助,当局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1952年,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开始,几经周折,台当局多次妥协让步,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详情]
·中国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
  周恩来曾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和约,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但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恢复日中邦交为期不远。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周恩来作了下述指示:第一,蒋介石已先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
  中国政府虽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但是就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国民赔偿,中国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详情]
  

  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但不等于民间受害者也放弃了受害赔偿的要求。由于混淆了政府索赔与民间索赔两种不同性质的索赔,因此对日本索赔长年来在中国寂静无声。>>>评论

·花冈事件要求日政府道歉赔偿
  41名“花冈事件”中国劳工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在东京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有近8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日政府就这一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从1944年起,986名中国人被强行抓往日本花冈做苦工。1945年中国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而发动了暴动,日方进行血腥镇压。[详情]
·慰安妇十一年漫长索赔路
  50岁的张双兵是日本侵华战争女性受害者诉讼国中方首席代表, 。侯冬娥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性暴力受害者。他们整理好申诉书,向日本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在2002年,日本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国家无答责和超过时效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详情]
·“8·4”齐齐哈尔毒气事件
  2003年8月4日发生在齐齐哈尔市的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泄漏事件,导致44名公民受害,1人死亡,其余43人受伤。受害人成立诉讼原告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详情]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状告日右翼势力名誉侵权
  1937年12月,日军侵入南京城后,夏淑琴全家9口人中7人遭惨杀,8岁的夏淑琴幸免于难。然在1998年,日本出版了右翼分子松村俊夫编著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书中公然诬陷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2004年11月,夏淑琴老人站在中国的法庭上,对该书进行了有力批驳。[详情]

   虽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呼声很高,但面临的困难不少,索赔并非一帆风顺。10年来,提起索赔诉讼20多起,胜诉者寥寥。>>>评论

·国内因素
缺乏组织:由于对日索赔是民间自发性的,必然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担心引起社会动荡,比如上街游行、到大使馆示威等。因此,对索赔活动进行控制,对国内受害者的要求采取不协助的态度,使得索赔活动进展缓慢。

没有专门机构:国内目前还未成立索赔组织,基本上是个人行为,这必然会受到很大局限,一些工作不能公开进行。

经费不足:目前要求索赔的受害者主要是老百姓,他们生活艰辛,没有太多的费用来从事索赔,国内的组织和公司也不愿意捐助索赔事宜,即使有的组织和公司开始同意赞助一点,一旦发现此事比较敏感,马上退出。

法律缺位:目前国内关于民间赔偿的法律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的理论文章甚少,与国际上关于民间赔偿的法学研究差距很大。

数据不完善:缺乏一份完整的战争受害调查报告也是目前进行对日民间索赔的困难之一。

思想误差:旧的极“左”思想仍然存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一旦与海外索赔组织联系,有的单位就会认定你的背景复杂,与海外的民运份子串通一气,无形之中就把国内和海外隔离开来,国内受害者不敢大胆联系海外华侨组织;海外的华侨组织也不好联系国内的受害者,担心给国内的人找麻烦。 [详情]

·日本态度
赔偿误解: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已经解决,这犯了常识上的错误。正像周总理当年所说的,不给日本人民增加负担,是为了中日友好。但要指出,当时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

右翼势力的阻挠:日本对受害的中国百姓悲惨结果长期无动于衷,到目前,根本没有拿出实际行动或者对受害者赔偿作出具体承诺。

舆论误导:1998年末以来,日本舆论界一直在制造一种中国“纠缠历史问题”的假象,称“中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再揪日本的小辫子”。事实上,固执地坚持“历史主张”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评论]
·日本对华外交的尴尬局面

  近几年,日中民间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但是政治领域却出现了少有的冷清景象。

  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上台3年里连续3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中日关系正常发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

  就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对华关系中,日本各界仍寻求对华外交的新出路。在最近召开的APEC上,小泉说,日本对中日关系发展良好感到满意,尤其是经贸领域发展迅速。小泉表示:“我们永不再战。”。胡锦涛强调,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正确对待历史,才能把历史重负化为前进的动力。[详情]

我国政府关于对日索赔的九次表态


1、 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溥仪等人时表示:我们应往前看,努力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恢复邦交。

2、  1964年6月,陈毅答日本记者问: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当中日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

3、 1972年9月,周恩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表示: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我们放弃战争赔偿。

4、 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日本人矢也绚也时指出: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帐最多的国家,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中国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东方人讲情理,从情理两个字面来说,日本应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5、 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讲: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政策不会变,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要自卑。

6、 1990年,当韩国慰安妇向日本提出赔偿问题时,中国政府表示:期待日本给予与韩国同样的待遇。

7、 1992年3月,钱其深答记者问:对于侵华战争中造成的复杂问题,日本方面应该妥善处理。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没有变化。

8、 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日本记者问: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中国被害者与日本的当事者接触,我们不干涉。

9、 1992年4月,江泽民答日本记者问:战争赔偿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没有变化。对于一些战争遗留问题,我们历来主张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

对日索赔胜诉案
  日本新泻地区法院3月26日做出判决,命令日本政府以及新泻市港湾运输公司向二战时期的12位中国原劳工支付88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这是日本法院首次命令日本政府向中国劳工做出赔偿。[详情]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日本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索赔案作出了赔偿判决。2004年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判处西松建设公司,向邵义诚等5名中国劳工原告,支付2750万日元的赔偿。[详情]

对日民间索赔之路

中国民间保钓遭日本黑客攻击

中国东海划界争端

本期编辑:艾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