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政府工作报告最初感受就是一个字“稳”

网易新闻：首先想请您谈一下听完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最初的感受是什么？

毛寿龙：最初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稳”，各个方面都比较稳定。经济、社会、基本的国际形势、国内经济格局，社会局面都是比较稳定。对于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后两年，尤其是第二年，包括制定规划，实施政策，是比较全的一年。

从整体上来讲，大家觉得每年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总体经济下行的局面，大家基本上都形成了共识，而现在的就业人口，虽然说中国人口红利没了，但人口压力还是挺大，大家对民生、生活质量、政府的要求，政府对自己的要求，包括去年反腐败的一些大事，有人曾说反腐败是不是对经济会有不良影响，但今年看来，GDP实现了7.4%的水平，去年7.5%，基本还是处于稳定的阶段。

去年政府做的很多工作都有很好的民意基础

网易新闻：从您个人感受来说，对去年的政府工作是什么样的评价？

毛寿龙：去年一年，政府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很多事情还有很好的民意基础。

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在改革方面花费了非常大的力量，包括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去也说依法治国，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但去年是直接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政绩的考核指标，跟GDP一样。

民心想治理雾霾，对于政府来讲，它也有更大的信心，跟反腐败一样的，大家街头巷尾都在谈，说明这个东西获得了民心的支持。

今年GDP目标降到7% 大家也没必要焦虑

网易新闻：说到设定GDP的目标，去年定的是7.5，今年完成时数字显示是7.4，是不是没有完成，定低一点行不行，或者能不能干脆取消这个目标？

毛寿龙：从国际上来讲提GDP的增长目标，基本上是没有的。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一般是做五年计划、一年计划。世界上很少有个国家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一定要去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因为它更多是多样化的目标，就像人生一样，不可能今年的目标就围绕某一个，今年体重要下降7.5%，所有工作都按7.5%去做，不太会那样。

市场经济在90年代开始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GDP作为经济衡量指标才变得有意义，所以GDP核算指标也算中国特色，虽然国际上也用，但不像我们在政策上那么重要，所以有网友提出把它取消了，我觉得也可以。

网易新闻：上海去年就取消了GDP的目标。

毛寿龙：对，尤其像上海这样的金融大城市，GDP对它来讲没什么意义，对我们国家来讲，就像说钢产量一样没有一点意义。

为什么会设定GDP目标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规划。我们的公共政策总有一个数量指标做指导意义，好歹也有努力的方向，否则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不知道干吗，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传统，既然是规划，7.5%，7.4%，7%，或者8%，9%，10%，也无所谓。

改革开放以后有个经验，GDP8%以上，就业形势会紧张，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到5%以上，后来因为全世界的市场大，我们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很大，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率很多年都是10%以上，但没有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这跟我们跟世界经济的融入程度有关系。

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数字，但它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实现高了还是降低了都有不同的意义。

网易新闻：政府工作报告中称中国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左右。较之去年下降了0.5%。这意味着什么？

毛寿龙：我国经济现在处于新常态。所谓的“新常态”是指靠政府力量快速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变得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就是下行了。

我觉得要把更多的交给市场去做，交给个人去做，让个人消费习惯改变，让经济结构调整，让GDP更多是从以生产、投资、出口到消费。

GDP核算真正还应是个人的消费，个人消费价格的总和。比如说到消费，很多东西放在家里有可能扔掉或捐掉，没有实现GDP，但如果有二手市场，新的互联网市场就实现了。

汽车也是一样，我的车基本不开，一年就开几千公里。现在他们有个办法，说有租车市场，挂在那儿，给它租出去，那就又产生GDP了嘛。

所以这是一个微观的终端市场，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要以人为本，以市场为本，以民营企业为本，而不是通过国企，通过财政，通过货币，通过大规模集约性土地资源的利用，或者说是政策上大规模的投入来推动GDP。

网易新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下降到7%，其实我们也不应该有什么可焦虑的。

毛寿龙：对。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忙，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能不忙吗？如果我们的GDP下降到2%，3%，甚至1%，像欧洲那样实行稳态经济，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消费，而非GDP的价值创造。

一个社会如果个人生活品位提高，素质提高，以及整个市场结构本身提高，这时候实际上就是社会价值提高了。    

对就业短期可能会有影响 消费也是在创造GDP

网易新闻：7%能否满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就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毛寿龙：短期里可能会影响，但是我们对就业的理解不能太死板了。不是每天上午八点钟上班，五点下班就是就业，休息时也是工作，因为消费也是创造GDP的。

我们生活节奏那么快，工作那么忙碌，原来房子很小，但其乐融融，现在房子很大，但却基本不回家住，那你要那么大房子有什么意义呢？回家就是擦地板，擦完又去工作了，这样就没有人生乐趣了。所以说对就业有一定影响，和我们的公共政策可能有一定关系。

我们的公共政策特别死板，比如说登记失业率，所谓登记失业率，一个月有多少人没有正常上班，所谓没正常上班就是他有没有一份比较长期的工作，而不是打零工。有人边打零工边周游世界，也为市场创造价值，同样也用这种生活来塑造自己，你说他是就业了吗？

像这样的工作政策，一定要照顾到每个人的情况、社会的情况，包括市场的情况。很多人没有工作却开着奔驰宝马领失业救济金，还住经济适用房，那就是政策的漏洞。

公共政策制定不能太简单

网易新闻：我们的公共政策还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毛寿龙：今年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多少套危房、棚户区改造，政府花钱，但事实是有些人说我们家的危房级别还不够改造，然后就失落了。危房改造和就业实际上也一样。

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太简单。但对总理来讲，民生国家政策的机制、体制，要兜底，很多人房子烂了，破了，没地儿住无家可归，政府的确需要帮助他们。

一千多项行政审批取消和下放二百多项 真的很不容易

网易新闻：在报告中总理提到了继续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改革的重头戏，国务院各部门全年（2014年）取消和下放246项行政审批事项，对于政府工作部门来说这样的数字意味着什么？

毛寿龙：去年的数字，如果是从总量计算，并不是很大。改革初期国务院大概有8000多项审批事项，有非法的、有依法的，有没有法的，有没必要的，经过很多年的改革，现在大约还剩一千多项，一千多项里面减掉200多项，真是很不容易。

我觉得即使政府管起来，政府也没那么多力量管，而且也管不好。一方面要把行政审批放开，尤其是非行政许可，政府坚决不能搞审批，尤其是企业投资审批。

再比如说取消前置婚检，很多部门坚决反对，其实就是几块钱利益的关系。说到底要确认这是公共服务还是科学服务，所谓公共服务就要承担责任，科学服务就是没准儿的事情，风险共担，包括看病，谁也不能说我一定能给你看好。行政审批也是一样。

简政放权不代表政府不管 

网易新闻：简政放权，如果这个权放了，政府会不会就真的不管了呢？

毛寿龙：政府并不是不管，比如说环保，环评由民间评，但政府会去督察，而且老百姓会举报，即使环评过了，如果项目对老百姓产生了损害，这时候就要按照《民法》的标准来处罚，不是按照环评的标准，环评是过了，国家标准也达到了，但并不是说国家标准达到就没有损害，损害了谁，还得去赔钱。

像现在开车，司机碰了一个人，虽然你是合法行驶，但行人违法，你不是还得赔他一点钱吗？符合法律也得赔，凭什么污染不赔呢？

政府要减法 权力要减法

网易新闻：总理在报告中说了一句话，“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是不是政府要少管一点，市场活力就会增多很多？

毛寿龙：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还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包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创新政府，其中一项是政府职能转变，讨论的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基本的关系，政府的权力不要管市场太多，我想总理对此应该有深刻的体会，政府管了太多不应该管的事情，政府太强大，市场没有施展的空间。

曾经听一个老外在做培训时说，在中国要做生意，第一件事必须要学会跟政府打交道，而且需要很艺术。这也是我们的悲哀，外企到这里来，需要付出很多公共关系成本，不是跟市场的成本，而是跟政府的成本，这也是导致我们腐败很难解决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里老讲“市场发挥作用”，市场是没生命的东西，只有人都参与进去，活了，那才叫做市场起作用。

所以总理说的政府要减法，权力要减法。因为我们现在一办事儿政府老想用加法，老想说“这事儿要管起来”，“那事儿要管起来”，我曾经去观察过地方的一些权力清单，有个地方政府各个部门的权力清单搞出来，最后有六千多项，八千多项权力，他问了我一个难题，我们依法是没有这项权力，但上级文件下来了，你说我们要不要把这项权力给列进去？

政府没有法律去管理，但下了红头文件，县政府就难了。按照法律规定，这不应该变成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要由法定。

“为官不为”提出要求 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改变奖惩结构

网易新闻：在报告中，总理专门对“为官不为”提出要求。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总理也提出有的领导干部为官不为，对工作消极敷衍、等待观望。

毛寿龙：官员不作为，这个属于慵懒散。对政府官员来讲，很多官员的确是积极上进的，但也有一些官员坐那儿不干活，素质也不高，年龄偏大，或者有的年纪轻轻就吃空饷，有人通过关系就进去了，领导领导不了他，他也不上班，但占着编制，占着名额，有些人是不好管理，这就属于行政体制改革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培养官员的素质，职业精神，同时又要改变奖励惩罚的结构，政府运作不透明，老百姓也不知道他干不干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需要有一些管理上的绩效考核，包括培训机制以及惩罚机制等等。

从大的体制方面来讲，需要有一个决策、执行、监督过程本身的完善，程序的完善。工作的节奏也需要比较合理的安排，包括工作负担。现在公务员普遍加班加点现象比较严重。

我觉得公务员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都需要有所保障。公务员也是劳动者，不能说公务员受《公务员法》管辖，不受《劳动法》管辖。公务员私事儿和公事儿还是要区分清楚，不能让公务员支付太多的私人时间，国家行政管理的机制不能这样做，否则他牺牲太多了，就会有一种补偿心理，即使他牺牲一辈子，到60多岁，他还是牢骚满腹。    

说到底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常规化的机制，正常就正常，不应该过分的要求，同时也不能管理得太松懈，这是一个比较老大难的问题，我估计即使总理提出这个要求，纪检部门、监察部门大力作为，也是比较难以对付的工作。

房价基本处于平台期 

网易新闻：去年报告中没有提到房价，今年也没有提，政府对房地产调控力度一直都很大，您怎么看目前的政策？

毛寿龙：房地产的政策，应该说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政策，对政府来讲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现在再发展房地产，对政府来讲，支持政策一个是土地指标，另外就是在投融资领域下降点门槛。

现在房价基本是平台期，还有可能降的情况下，住房投资风险应该比较大，而且从总体盈利率来讲，应该说没有其它领域投资的价值高，投资者，包括政府对这一块应该说都不是很热心，我觉得也是对的。

住房价格会不会下去，应该说，取决于流动性和取决于供求平衡的问题，目前没有特别融资需要的话，也没有出现大面积资金链断裂问题的话，住房不会有大面积的抛售，不会有抛售就意味着价格不会跌，即使跌，也就是缓缓的跌。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点，国际上所谓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它是一个金融问题，不是市场供求的问题，投资的问题。

我更担心中国房子的质量，九十年代初的房子基本上该拆拆，该换换，还有一些危房，九十年代的房子没有经过危房改造，估计过段时间也差不多了，2000年以后盖的房子现在十多年了，应该开始进入重新修缮和保养期了，跟车一样，十年以后该大修了，但很多房子大修的成本，谁花钱，都还不知道，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很多楼就变成了危房，你要重新改造，到底怎么办，它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财政的负担到底有多大，像北京，整个国家花那么多钱，几百亿、几千亿去进行危房改造，那会儿可是大批量的房子，而且这些房子都是自己的房子，以后你没有很好的资金来源，可能会对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不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网易新闻：刚提到的危房改造，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毛寿龙：我觉得这应该是让市场、让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可能要比政府去承担更多责任要好。我刚才讲了，政府承担责任像雷公下雨，你说地方老百姓自己下点雨，那个雨倒是比较小，也不会形成洪水，所以GDP起作用的时候往往是政府起作用很大的时候它才起作用，如果政府不怎么起作用，它就不怎么起作用。

居住证制度是个折中办法 

网易新闻：报告中提到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城镇化难点问题。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如何理解这个政策？

毛寿龙：新型城镇化我们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大城市人口太多，面临着很多没有户籍在北京待着的人，这些人对北京有贡献，怎么纳入对他们的公共服务，是个问题。居住证对大城市来讲是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

居住证制度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但这个办法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因为还是行政管制，而且还导致了多种行政管制多种的范围，户籍一套，居住证一套，政府的部门管理对市场做了一些让步，但是并没有让市场真正地起决定作用，它不过是给市场开了几个门，有人可以走后门，有人可以走前门，居住证相当于走中门。

最关键还是大家自由选择的问题，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比起来，经济收入水平差别的确大，所以大家都愿意挤到北京来，至少河北地区的人民，稍稍有点出息的，都跑到北京来了。

政府用更多的加法来控制人口，实际上全世界人口密集度比中国多的地方多了去了，也没见到他们用什么政府直接管制人口的方法。

国企改革先要定性国有资产

网易新闻：报告中提到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第一次准确界定了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推进改革，这样改革有什么现实意义？

毛寿龙：可能会有一些意义，但也难说，既然是国有企业，对国家来讲就是很两难的事情，我们过去简单地讲政企分开，让国有企业保持自主权，但保持自主权以后你发现会有很多腐败问题。

现在政府又把它收回来，那么国有资产到底怎么定，到底是不是财政资产，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作为财政资产，财政是需要稳定性的，财政的钱拿过来就直接当财政花，不是盈利的，所以相当于给国有企业征税，你是征税还是收红利呢？

财政部角色定位不清，财政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税收管理和红利管理、资产管理就造成了很多困惑，国有企业人员他不是公务员，按道理我们不应该去管，过去公务员是分类管理，现在国有企业干部是单独管理的，中组部管，党和国家管理，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有什么区别？既然是中组部统一管理，你即使再分类，变成两个司去管理，还是一样的，中纪委管，按道理来讲人家企业腐败跟你有什么关系？但企业就不行，中纪委一看你是中组部管理的，也是中纪委监察的，我派巡视组巡视，巡视完以后，不管你的企业好还是不好，看见有什么违规行为我就先把你做了，这就变成了一个政企关系非常复杂的问题，国务院这边要政企分开，但有国资委、财政部，税务部门是分开的，不管你赚还是亏，我都收税就完了，只要法定的，就要交税，国资委那边，我管资产，这相当于董事长管资产，职业经理人还有什么权力？中组部要任命官员，中纪委要查腐败，最后国有企业又被广义上政府的加法给包围和垄断了。

现在就想通过深化，通过对国有企业本身做分类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盈利性的可能就多市场化一点，非盈利性的，或者很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上市公司，既然是上市公司，我们国家是可以减持股份的，那就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则行事。

即使是上市公司，中纪委去监督，那也因为他是中组部任命的官员，如果以后股份都是别人的，都是民间的，那中组部没任命，也就没权力监管了。

金融领域改革还是会保守

网易新闻：据您对报告的理解，您觉得今年金融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改革？对小微企业、对互联网金融会不会有一些大的变化？

毛寿龙：总体政策框架已经有了，但它会有一些新的举措。融资租赁一般对中小企业可能会少一点，一般是大型机械，大企业，量会比较大。

摇红包是小意思，因为它鼓励老百姓参与，培养一种付款的习惯，这只是属于一种宣传。

但从国家政策角度来讲，金融普遍的开放和市场纵深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以后包括债，比如我向你借了一百万块钱，这个债我可以去登记，登记了我还不起，或者你觉得我还不了，但你拿这个债怎么办呢？你是债权人，可以去登记，在它的平台上交易，买卖。

这是一个变化，但会不会涉及到互联网，我觉得也可能会涉及到，但金融这个领域相对来讲应该会比较保守一点。

金融创新的关键是社会上是否有足够资金

网易新闻：小微企业的发展前景会更乐观吗？

毛寿龙：不明确，小微企业主要是面临一个金融风险的问题，金融风险和小微企业，创投本身的风险是有关系的，小企业的淘汰率非常高，一年新成立一万家新企业的话，有可能一半一年以内就破了，可能有一半，有些赚钱有些不赚钱，能撑下来，企业家精神意味着投资，有没有银行愿意做这样的创投，风投，这是跟银行本身经受风险的能力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银行本身只是个平台，金融创新最关键的还是社会上有没有那么多的资金，而且有没有那么多的人有限闲钱，这个钱无论赚还是亏，对它的生活都不会有重大影响，而且他也愿意拿这笔钱去玩，去玩他自己喜欢的创新，他自己不去做，他发现谁有这个创新，愿意投资，马上给你10万，拿去，还回来也行，赚了就拿回来，不赚就不能回来了，但我们的利率又是固定的，中小企业投资连风投都不算，应该说是一个不确定性投资，这个就属于不确定性，中小企业属于不确定性，它需要有一个阀门，这个阀门不应该由银行来承担，也不应该由政策来承担，而是由社会本身能够承担大量风险的资金来承担，这需要有一个社会的进步。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是供给方问题

网易新闻：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也提到了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点扩大到所有省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基本建立全民医保覆盖面超过95%，是不是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解决大家一直在说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毛寿龙：这个很难说，因为看病难看病贵属于供给方的问题，如果医院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供给规模的扩大，还面临政府管制的多种途径，那么它的供给难问题解决不了，如果是覆盖面扩大了，反而有可能使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更加严重。

比如原来我不去看病了，别的人看病不就不难不贵了吗？但如果我也拿着医保去看病，医生一忙，他就要涨工资，物流一多，边上成本就提高，成本一提高，医院要扩大规模，地价也贵，所有东西都贵。

政府对医院现在的管理，还是管得太多，你要建个医院是非常非常难的，全国有一千多家民营医院，有一大半都是一个县的人搞的，那个县的人知道怎么搞，走后门，怎么搞审批程序，别的地方的人想都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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