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一场宏大的拆迁闹剧

这两年，因着拆迁，曾经一片死寂的导村（化名）忽然就热闹了起来。

在外务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个个热情似火；四下里一片狼藉，垃圾成堆，一座座平房前，每天站着各种百爪挠心的人；有人昼夜不停加班加点，连地基都没挖，就直接开始盖楼。

我因接了一个涉嫌敲诈勒索的案子，去了几次，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次去，便遇上一位70多岁的奶奶，笑眯眯的，没了牙，“小伙子，有对象没？没有给你找一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开口就说要介绍对象，这让我非常好奇，“是您孙女还是……？”

老奶奶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老人机，“给，把你的号码存上去。”我婉拒了。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也在找结婚对象。”老人不依不饶，忽然这么说，我以为遇上了疯子，赶紧抬腿快步离开，从村头走到村尾都不敢回头。边走还边被路边几位聊天的大妈“搭讪”——她们看了我几眼，也开口问，“小伙子，有对象没？”

我吓坏了。

据我的当事人吴丽回忆，导村也曾算是宁静祥和、日子悠闲自在的，“我们那边的人很会生活，日子能对付着过，就不去找罪受，钱多钱少无所谓。每家每户都有个菜园子，河滩边上的香瓜不知是谁种的，过路的人都能随意摘了吃。”吴丽刚满50岁，她说经过这次波折，她也“妥协了”。开庭前夕，她一脸憔悴，望着我苦笑道，“要不我们领个结婚证吧？按说我都能做你丈母娘了，可现在除了你我，又有谁会在乎呢。”

我知道吴丽在开玩笑，“早知道会落到这步田地，你真还不如找个男人领证好了。”

如今的村里，早已看不到任何绿色植被，到处都是黄土以及废旧家具。虽然还住着人家，却都不像是在过日子，感觉更像是所有人合力攥住一个大筹码，找准机会下注，赢了马上就走。

导村的世界，显然是乱套了。

1

吴丽告诉我，确定拆迁的消息一出，村民全部如梦初醒。被生活盘算了大半辈子，终于有机会挺起腰杆盘算生活了。导村不再有生命更迭、沧海桑田的伤感，先前的喜怒哀乐好像都变成了皆大欢喜，人人腰杆都挺得直直的，就算是拾荒的老人，都哼着小曲。

异类还是有的，第一个抗议的声音就来自吴丽，“谈不拢。我和先生青梅竹马，除了旅游，他没离开过这片土地。门前是他亲手种的葡萄树，只剩枯藤了，以往只要春天一来，就能生出绿芽，现在都4月了，村里的一切都好似被吞噬掉了，包括春天。”

屋后是吴丽和她已逝的丈夫近乎一生的心血，一排厂房专门用来出租，两口子还种田捕鱼，算得上是小富。两人也曾有过一个孩子，埋在地下，之后也没有再生，只有两人相依为命，直到丈夫几年前离世。

吴丽对负责拆迁工作的领导说，不要补偿，也不算人头，“划一块地给我就行，给你们认为的最没有价值的地，哪怕是在荒山野岭都行，然后把盖厂房的钱发给我。”

工作人员认为吴丽是在故意刁难他们，将其晾在一边。拆迁方案早就定了，相关资产有补偿，即便一无所有，只要是这里的户口，按人头有一个算一个。拆迁款下来还能低价购买安置房，大致人手一套房还略有结余。

很快，吴丽的租户们连招呼都没打，全都直接搬走了。厂房的墙开始经常被不明人员砸坏。吴丽也没想追查，只是找人加固，装了监控，“能守一天算一天。”

村民不解吴丽，“无儿无女，守着那些破砖烂瓦有什么用，还把自己搞了进去。”

而关于拆迁，村里有人说了一句话，“在绝对的金钱面前，是没有钉子户可言的。”

拆迁开始了，所有人看起来似乎都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堂而皇之通过婚姻增加人头，获取更多拆迁款；平时被嫌弃的独居老人，顿时有了用武之地，在子女眼里，全都成了移动的房产。

跑了几趟，我和他们熟络起来，每次都有人问我要不要相个亲，我也见怪不怪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上面认可的、最为合法有效的一种增加收入的方式，“只要领个证就是真金白银，感情值不了几个钱，真假无所谓的。”

若我有幸，能和他们其中某个不限年纪的女性领证，拆迁款一下来，就能得到10万块钱，“提前签好协议，没有任何纠纷，钱到就离，当天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

当我说到自己对于婚姻比较慎重，不轻易恋爱谈婚论嫁时，就有人笑我装清纯，“这个世道，还管那些。男男女女谁不是在外面玩得不想玩了，到了年纪，把证一领，就算完事了。哪还有纯情干净的男女？拿纸证书走个形式而已，没人会真的爱的。”

这种说法，至少在导村，我无法反驳。

2

闹剧一幕连着一幕。

林婆婆80多岁了，身体有病，腿脚不便，走不了几步就会卧床休息，守着从一而终的古老思想为亡夫守寡30多年，育有两儿一女。儿子们都住在城里，平日只有女儿偶尔回家探望，日常都是邻居在帮衬。

原本已被儿子儿媳冷落了几十年，因着拆迁，儿孙们忽然就孝顺起来了，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水果、保健品、足浴盆，大包小包地提回家，还主动去给林婆婆的老伴上香——从前，他们总是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没必要去走那些形式，都是让林婆婆自己去的。

过了没几天，儿子儿媳便故作懊悔，“妈，说来我们也是不孝，没有顾忌到您的感受。以前您自己没想找老伴，我们从情感上也难以接受，毕竟谁都知道你们感情好。”

林婆婆心里明白，却不作回应，儿女们便直接挑明，“给您找个老伴吧？少年夫妻老来伴，哪怕只是说说话也行，好歹有个照应，我们做子女的在外也会放心很多。”

林婆婆这才搭话，“都要死的人了，找个老头一起躺尸还是怎么的？这些年我生病，跌倒的次数都数不过来，有几次是你们送我去的医院？那时你们好像很放心。”

儿子们强忍住怒火劝说林婆婆，“就是办个手续而已，您不喜欢，人都不用来，各过各的，至少名义上您不再是一个寡妇。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多难听的话。”

“我一个80多的老寡妇难不成还去偷人不成。各过各的，吃饱了撑的去办手续。”

“给脸不要脸，人家父母都是为了儿女着想。你倒好，求你签个字而已，还摆臭架子。只找个老伴，就能多分一套房还有几万块钱，就算你还有点用。”两个儿媳憋不住了，噼里啪啦将火气撒了出来，“你太自私了，老头都死了几十年了……”

“是我没教好儿子，哪有脸去要求别人的女儿要讲孝道，强求了。”林婆婆也不生气，拄起拐杖踉跄着出了门，一步一回头，见人就念叨，“你们得给我作证，我从来都是清白的。抚养子女成人，送老头上山，苟活至今，没有哪次亏着良心交换……”

“老不死的才能理解不中用的，眼睛哭瞎了都无济于事，现在的人目空一切，寿料（棺材）备在楼上，遗照都框好了，还要把脸涂成一个猴子屁股，穿着花袄子去拍结婚照……”

然而，也并非所有老人都有林婆婆那般硬气，受得了辱骂，也熬不住道德绑架。左耳进右耳出的，又经不住哭哭啼啼。最后全成了子女的提线木偶，连哄带骗，都得拉上台面。只要是鳏夫和寡妇，不论年纪多大，都在拉人结婚，未婚男女就更别说了。

88岁的彭爷爷硬是被儿子背去了民政局，说是办个假证。“就是搭个戏台子而已，工作人员是从天桥底下找来的，排长队的都是演员。一把年纪了，还要演一出滑稽戏。自己亲儿子写的本子，不演下去谁都收不了场。”

我坐在一张没有雕琢的天然石凳上听这些老人们诉苦，一个个像极了离家的小孩子。

3

那些天，我亦是局中人。我乐得和他们聊天，谁问我情况，我也直接说了。

有人告诉我，做上门女婿得擦亮眼睛，必须找独生女，否则只能算“半边户”，文件上写的也是“半边户”——这个词在“农转非”时期流行过，指夫妻俩一个城市户口，一个农村户口。

“你们说男女平等是吧，拆迁同样重男轻女。女人招的上门女婿只给一半的拆迁款。男人找老婆，不论家里有几姊妹，一律算全户口。”

被歧视的“半边户”还没有保险。导村的拆迁政策为补偿款再加一份养老保险——按人头每人大约二十多万，也可买小产权房，市价8000块一平米的房，拆迁户只要1200块。

当然，独生女也不是那么好哄的。在一些大妈的搅和下，有女生开出这样的条件，“领证结婚可以，不能拿婚姻当儿戏；婚礼要重视，彩礼得给足，存女方账上；拆迁款到位以后，归女方保管，房产落女方的名字；一年内不同居，以后如何生活，看各自的造化。”原来，造化不好，可能连10万块的辛苦费都拿不到手。

如此一来，那些老婆婆和大妈便有了底气，“还是与我们这把年纪的人领证结婚利索些，童叟无欺。彩礼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不要，只要出个人头，同不同房你说了算。不怕你不离婚，不离还好些。能把我们熬死，说不定还能得到部分遗产。”

我招架不住，只能嬉皮笑脸，“我还是头婚，人头只有一个，不能乱砍。你们莫害我，晚上翻个身说不定就把你们骨头弄散架了，出点事就是过失致人那个啥。”

大笑之余，瞥见一位女人经过我们旁边时特意加快脚步。那女人我瞧着着实眼熟，直到大妈们喊住她，才想起她是介绍我这个案子的本地朋友的堂嫂，以前打过照面。堂嫂可能早认出了我，却不想让我知道她回来了。

那时，堂嫂曾发誓，死活也不会再回这个地方了。她丈夫酗酒、赌博、家暴、出轨，两人争吵时，把蚊帐点了，孩子差点窒息而死。堂嫂想离婚，她丈夫各种刁难，“只可以我不要你，不能你不要我，就算是一条狗，天黑了也得摇着尾巴回来。”家里其他人不讲理，只数落堂嫂，最后朋友看不下去了，私下找到我，让我帮堂嫂写了起诉状，准备了相关证据，然后她自己出庭，耗了三年多终于把婚离了。

眼下这才过去几个月，我们就又碰见了。堂嫂手足无措，“要不去那个家里坐坐？堂弟这几天在外面暂时回不来。”我让她不要客气，“能理解的，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

堂嫂说自己还算好，是想给孩子多留点积蓄才复婚的，“秀秀姐才叫一个惨。”

4

按照堂嫂的说法，秀秀姐也是遇人不淑。自从拆迁以后，丈夫明火执仗，将外面的女人孩子带回家，睡主卧，让秀秀姐搬去二楼。秀秀姐人长得好，勤劳踏实，惹人喜欢。因父母早亡，娘家没什么亲人，性子有些软弱，自嫁过来之后便小心翼翼，忍气吞声。

好在丈夫这边的亲戚和乡亲明事理，都是帮着秀秀，“事已至此，就算秀秀暂时没生育，都不能亏她。外面的女人和孩子别想进这个家门，这里永远是秀秀的家。”

秀秀姐好几次想轻生，念到自己40岁了，嫁来这边20年，一直没有生育，公公婆婆却从未说过她半点不好，“二老的恩情未报，这算么子事，就没去寻死了。”

丈夫在外面生了个女儿，快7岁了，之前从没带回来过，他知道这是不能触碰的底线。可自从拆迁的消息确定，一切都变了。曾经毫无条件支持秀秀的公婆总是唉声叹气，面露难色。周围的人开始说一些有的没的，“人要知趣，得有良心，知恩图报。”

秀秀姐没听懂弦外之音，以为自己侍奉公婆出了差错，以往家里都是靠她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忙里忙外难免对家里照顾不周，便寻思着给公婆买一些时兴的东西，无非是按摩器、足浴盆之类的，老人说头痛，又托人从云贵地区买了一些野生天麻。

当秀秀姐汗流浃背，提着这些东西到门口时，公婆却是冷心冷面，屋里摆了一张新的按摩椅，还有不少礼盒。相比之下秀秀姐手上提的东西有点相形见绌，她自惭形秽，“太小家子气了，想得不周到。”秀秀直愣愣站在门口，公婆也没喊她进去。

里屋走出一个女人牵着小女孩，让女孩喊爷爷奶奶。女孩不耐烦，“刚进门那会不是喊了吗？”两位老人脸上这才恢复了过去秀秀姐熟悉的慈祥，“喊了就行。”

“我当时懵懵懂懂的，以为那个小女孩是我自己，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宠着我的。”秀秀姐说，那一刻，她手上的东西再也抓不住了，掉地上，进退两难，公婆对着孙女左看右看。还是刚睡醒的丈夫光着膀子喊秀秀姐进了屋，“还有别的地方去吗？只得先进来再另做打算，我们不会欺负一个孤儿，定给你一个妥当安置，大家一直对你有同情。”

秀秀姐没有别的地方去了。娘家只剩下土渣了，门口精心挑选的东西她没有拿，“别人不要了的人和东西，就跟垃圾一样。我舔着个脸进去，是想听二老亲口打发句话。”公婆勉强挤出笑容，“给你上楼收拾一下，住上面也好，他一家三口打扰不到你。”

外边舆论来势汹汹，刻薄尖锐，“自己不下蛋，还占着别个一家的窠。正房当然睡正屋，偏方只能搭梯子上阁楼。赖着不走，白吃白喝倒没事，问题是人家要赔掉一套房。男人仁至义尽，自己的亲骨肉当然要带回来，给可怜的母女俩一个家。”

见秀秀姐毫不自觉，照常打理家务，男人忍不住借着酒劲挑衅，被公婆拦住了，“动手就理亏了，是我们留下的人，缘分尽了，自然该我们送走。”秀秀姐收拾完行李，不过一个手提袋而已，问丈夫几时方便去办离婚手续。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真正的钉子户总算挪窝了，不知答应了她什么无理要求。”

公婆追上去，似乎很仁义，“你户口可以不迁，若有你拆迁的份，按半边户的待遇分给你。以后想回来看看，你照样可以住二楼，另外在屋后开一扇门也行。”

秀秀姐没回头，不像朋友堂姐需忍辱负重。她是过河的卒子，真到了这一天，“至少生意还在，是我自己挣下的，原本还以为攒下的是亲情。以后这些人都不会再见了的，无论多好听的场面话，不过是给他们自己找台阶。”

就在众人松了一口气，秀秀姐也觉得解脱了的时候，才发现小琦居然在前面等她。

5

小琦23岁，手臂上有纹身，揣着户口本和身份证，头发绯红，嘴里叼根烟。“以前他的形象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因拆迁，人心膨胀，自然变得流里流气了。”

秀秀姐没认出他，“以为是谁家的叛逆小孩离家出走。”小琦是她看着长大的，从小乖巧懂事，重点大学毕业，这段时间被父母和亲戚逼着回了家，变化太大。

没想小琦拦住了秀秀姐的去路，还语出惊人，“秀秀姐，咱们结婚去，不要搭理那些聒噪小人。”秀秀姐以为小琦在取笑自己，一把将他推开了，“麻烦你们滚开。”

小琦料会是如此反应，提前找我帮他出了一封律师函，“咱不告谁，就想让律师见证，我不是任性取闹，真心从小就爱秀秀姐，愿意为自己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

小琦找到我时，我正在村里帮所里的一个助理发名片，想帮她拓展案源，没空搭理小琦，何况是这般离谱的要求。小琦一把抢过我的名片，“发传单的事你交给我就行，免费的。我知道哪些人需要法律服务，譬如我自己，其他有些人，给他们也是往河里丢。”

我说一封律师函收3000块钱，小琦立即掏出手机，问我要收款码。我又说律师函不能乱开，要担责任的。小琦就说：“开什么无所谓，能证明我爱秀秀姐就行。”

我依然觉得他在搞事，“你爱一个人，要我去证明？我们只相信合法的证明材料。”

小琦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他的社交软件，私密日记可以追溯到多年前，记录着他喜欢一个人的点点滴滴，并存有那个女人的很多背影照，“我是能证明，可谁信呢。秀秀姐是有夫之妇，比我大那么多。现在她被弃之如敝履，我还不勇敢一回？”

我理解小琦的那种情愫。我让小琦亲自动笔写一封保证书，我以个人名义，给他签字证明，“我只能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你不是瞎胡闹。”见小琦被秀秀推开，我走过去，像警察一样有模有样地掏出自己的律师证，“我是小琦的律师，也是吴丽姐的律师，我喜欢林婆婆，也敬佩你，想和你聊聊。”

秀秀姐听说我是吴丽的律师，态度马上转好，“丽姐是个好人，怎么给套进去了。”

我说了小琦喜欢她的事，“他想将留下你，或随你出去，户口本身份证都带着。先不考虑现不现实，你能否相信他此刻的言行是出于真心，只要你信就是好结果。”

小琦站在我们旁边，不停地拉短袖，想遮住那块文身，显得局促不安，秀秀姐看着小琦道，“我信小琦是个好孩子，重情重义，其他的不说了，为他好。”

秀秀姐走了，终究回了头，给我们一个笑容，美极了。小琦冲着小河喊，“秀秀姐，我爱你。”我被他感染了，同样躁动不安，跟着一起喊，“秀秀姐，你好美。”

我们沉浸在各自的幻想中，不知是因小琦爸妈的呵斥，还是风将沙粒吹进了眼睛里，睁开后面前的世界又是一片狼藉，黄土，躁动不安的人群，以及消失的背影。

小琦爸妈当然想不通，从小到大令他们倍感骄傲的儿子怎么叛逆得“不人不鬼了”。让他找对象结婚，他却跑去文身染发，爹妈正在气头上，他还火上浇油，踢门，脱口而出：“别指望我会随便找个女人，难道100万就想买断我一生的幸福吗？”

一番话气得他爸差点投河，“还不随便，年纪都能当你妈的二婚女人还追着要，你不嫌害臊，我还要脸。瞧你干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眼高手低，以为自己是个人物，100万不放眼里。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赚钱有多难吗，有谁敢说不在乎钱？”

“我就是不随便，才要追秀秀姐。真随便，就会找你们所谓漂亮的、身材好的。二婚女人怎么了？只要我是我爱的人，管她二婚三婚四婚，最后跟我结婚就是圆满。”

小琦爸爸下不来台，试着自己先冷静，转而和我说话，“我年轻时亦如此，入社会方知艰难。他终究会长成我这样的大人，到时悔之晚矣，奈何时光一去不回头。”

小琦知晓这番话是讲给他听的，“恕我不苟同，你们年轻过，没把握好时光，就要我直接步入中年，死气沉沉，以为我也把握不好。年轻就该光芒万丈地去逐梦。”

拆迁工作已接近尾声，小琦是导村除了吴丽以外的唯一光棍，其他人下至20岁，上至93岁，全部脱单，若非拆迁，恐怕看不到这样的奇迹。

小琦说，即便被人嘲笑自己也无怨无悔，“拿100万来说事也行，我放弃它，是为了等一个人，就站在她看得到的地方。拿了钱缩在龟壳里睡大觉，偶尔伸出脑袋守株待兔不叫等。”

我不愿再想小琦是否是意气用事。他和吴丽一样，一个在等，一个在守，都是坚信内心，都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此时，年轻和衰老一样有力量，都感染着我。

6

吴丽的案子，是师父亲自做了一些前期工作，再交由我一个人去办理的。“你不要怕，吴丽她也不怕，你们彼此担待。”听了吴丽的事情以后，我被感动了，能接到她的案子，与有荣焉。

那时候，只要厂房少了一块砖，吴丽就会亲自操起砖刀去修补，“他盖的房子，我来守。念想经不起拆的，在他们看来是摧枯拉朽，却是在我的心尖上钉钉子，千疮百孔的。”

有天，吴丽出门办事，村里突然停电。等她回到家，厂房差不多毁掉了1/3。吴丽没有报警，一气之下，请了施工队，不但将原来的厂房修复了，还在别的空地上盖了一个小房子，“不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些人太过分了，我要做出回击。”

最终拆迁队的人选择了妥协，他们确实没有权力批地，只承诺额外给予一定的搬迁补贴，让吴丽自己去租赁土地，至于费用可以按实际成本估个价，“不为别的，就因你这份对亡夫的感情，都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解决”。

吴丽见来人态度诚恳，让他们给地皮是气话，她只是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真到了要搬的时候，也是孤掌难鸣，“你们给我加40万的搬迁费，不然别想动工。”

拆迁队的人说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主，得回去和负责人商量一下。一周后，口头回复说：“经研究决定，我们同意你的诉求，不过不能以搬迁费来给，怕其他人效仿。后来你不是还盖了个小房子吗？我们会按你的要求先打20万块钱到你账户。”

吴丽同意了，拆迁队的人带来了拆迁协议。见对方爽快麻利，吴丽粗略看了一下便签了字。几天后，她收到20万的拆迁款，那时候，其他拆迁户的相关数据还未公示。

收到钱的吴丽彻夜未眠，“搬厂房不现实的，真是不想走，去哪都是一个人，心灰意懒了。听说他们要将这里全部铲平，心里便总是空落落的。”

正当她将家里一切收拾妥当，准备随时告别时，一辆警车停在了院门口——吴丽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了。当我作为律师介入时，她已被羁押了27天，期间检察院第一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我申请对吴丽变更强制措施被拒绝，警方继续提审。

《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2千元至5千元以上即为“数额较大”，3万至10万以上为“数额巨大”，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被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如果吴丽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即属“数额巨大”，量刑基本上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

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条件，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财物，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使得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我认为吴丽没有构成敲诈勒索罪，她虽修建违章建筑，却不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属情绪上的发泄，而且认定其为违章建筑的话，可以由相关部门出面，依法强制拆除，作出处罚。拆迁方所提供的敲诈勒索的证据不过是一段不完整的录音——“给我加40万的搬迁费，不然别想动工。”——这也是吴丽出于对个人财产的保护。

我从吴丽口中了解到，当初签协议时，相关人员没有进屋，选在院子外面的石凳上。恰好之前吴丽在石凳旁的树上装了摄像头，“还真不是为了防他们，是想着说不定哪天能看到他魂魄归来，照常坐在石凳上抽烟喝茶，或摇着蒲扇，什么都不干。”

监控视频显示，协议是由拆迁部的工作人员主动从包里拿出来的，虽然吴丽没有法律意识，只签了字，没有留底，视频却显示她和工作人员亲切地握了手。

我向检察院递交了含以上内容的法律意见书，很快吴丽被取保候审，检察院第二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来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起诉。

尾声

林婆婆到底还是守住了，村里有公公和婆婆离婚后，公公和儿媳登记结婚，婆婆则嫁给儿媳的父亲的。林婆婆说，“在金钱面前，人伦道德，古早的良俗都如流水。”

拆迁土地公示的那一天，林婆婆随流水去了，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纵身一跃，维持了最后的体面。林婆婆的儿子儿媳们心生怨念，“宁愿死外头都不给子女留半分情面。”他们所谓的“情面”就是钱，林婆婆火化后，没有和老伴相聚，骨灰被撒入河里，他们连伤心都不假装，说是林婆婆的意思，“她是个自由自在的人”。

走出看守所的吴丽没有喜悦之情，头发白了很多，精神萎靡，茫然无措，“出了导村，到底是连自己都守不住，事已至此，再深情，到底抵不过时代的轰轰烈烈。”她没再提任何要求，同意拆迁，这是我们一早商议定下的。

导村唯一的光棍小琦染回了黑发，信守内心承诺，没有随便找个人结婚领钱，他时常站在河边发呆，“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有精神病，而是在认真地等一个人。”

秀秀姐并没有回头，她离开的时候说，“小琦是个好孩子，我没有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他。”

机器轰鸣，导村将会被夷为平地，这里又会起高楼，有新的人情冷暖，新的坚守，新的离弃，以及新的钞票，新的欲望。

吴丽让我给林婆婆写幅挽联，我欣然应允，同样与有荣焉，不需要绞尽脑汁地想，我想林婆婆应该会很喜欢：

家山随处可行楸，荷锸携壶似醉刘。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
蝼蚁乌鸢何厚薄，临风拊掌菊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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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海上浮城》剧照

想自证清白的村支书，杀了人

王律师第一次去看守所见郭敬利的时候，距离2015春节还有两天。大过年的，王律师本不想接血淋淋的刑事案子，但经不住事务所主任的威逼利诱和郭敬利家属的苦苦哀求。

那天天空中飘着小雪，雾蒙蒙的一片，看守所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了后，外界的喧嚣就被隔绝开来。

郭敬利来到会见室，进门先给押送的管教鞠了一躬，又给王律师鞠了一躬。他个子不高，发福得厉害，脸上肉多红润，只是神情疲惫。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logo在号服马甲里半遮半露——是加拿大鹅。

几句话之后，郭敬利直奔主题，说自己对不起党多年的教育，没有做好思想建设，在生活上放松了自己，“一辈子最愧疚的事就是没能为村民谋福利，最遗憾的是没能将盗挖沙土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我将带着忏悔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恳请组织一定要深挖这一案件背后的真相，还我一个清白”。

1

郭敬利时年58岁，曾做过15年的村支书，他在村子的会议室里当众砍死、砍伤了两个村民，手段残忍。

家属恳求王律师去一趟事发地良村，还提前付了车马费，王律师只好冒雪前往。车行路上，总有运沙土的大车从旁边呼啸而过。路被往来的大车碾得坑坑洼洼的，王律师提心吊胆，颠簸到反胃才到了地方。

良村不大，东边是民房，西边是耕地，南北中间是河槽，离耕地很近的地方挖了不少很深的坑。看过案卷的王律师知道，这些大坑惹出了不少事端。他下车去看，涉及到案子的那口坑大约10米深，里面的积水结了冰，花花绿绿的塑料袋和枯枝被冻在冰面上。坑外摆着苹果、糕点，还有一片灰烬，看来有人在这里祭拜过。

见有陌生人在坑前张望，一个村民还跑过来呼喝：“小心点，冰不结实，坑深得很，糟蹋人命。”放眼望去，这样的深坑大大小小有十几个，衬得村子像一片废墟。王律师询问具体情况，那位村民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王律师一路打听找到郭敬利的家，那栋两层小楼看上去很普通，甚至有点寒酸。郭敬利的女儿早早迎在门口，她脸颊消瘦，双手合十地道歉，说自己应该去事务所，“但是现在家里缺人手，只好麻烦您跑一趟”。说完她推开院门，一股破败的气息扑面而来。

近两年，郭敬利老两口一直和女儿在市里同住，很少回村里。自从郭敬利出了事，娘俩又跑回来四处求人作证，打算找点有力的证据。

当着律师的面，郭敬利的女儿掏出一堆乱七八糟的证件，包括郭敬利学历证书、结婚证、医院证明、银行存折，甚至还有一份证明郭敬利名下没有房产的材料。

王律师有些意外——做过村干部的郭敬利不仅有工资，还有入股工厂的分红，可他名下竟然没有什么财产。

郭敬利的女儿告诉王律师，虽然父亲杀人伤人是事实，但很多事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子虚乌有”。

郭敬利是土生土长的良村人，做村官多年，是出了名的“万金油”。没人说他坏，都说他胆小，满嘴官话，最懂明哲保身。

2010年春天，邻村村长跑来找郭敬利：“有人要买你们村的沙土，肯出大价钱，你弄不弄？”

郭敬利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村里挖沙土、卖沙土不妥。先不说雨季来临可能会损害耕地，到时候万一事情弄不好，没给村民谋到福利，自己反倒会让人戳脊梁骨、留骂名。更重要的是，当时良村正参加“百强村”的评选活动，郭敬利怕节外生枝。

遭到郭敬利拒绝后，邻村村长去找了良村村长郭华。2个月后，挖土机开进良村，在村西头开挖了。村民都不清楚是谁卖的沙土，是谁收的钱，都以为是郭敬利拿的主意。

这时，百强村评选活动已经尘埃落定，良村没有上榜，郭敬利心灰意冷，没心思管其他的事。挖土机一开始只挖废弃的河槽，郭敬利想想，没吭声，全当是给郭华一个补偿——郭华是郭敬利的堂弟，按照常理，两人配合搞工作应该比外人更默契。但事实上，两兄弟不但性格不合，还有嫌隙，关系不好。

比如，郭敬利喜欢开会，他常去乡里、县里参加各种学习，觉得开会能长见识、聚人气、扩展人脉关系，也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从上面回来后，他也常在村里组织开会，高谈阔论几小时。

村长郭华却完全相反，他觉得没事少啰嗦，有空多赚钱，看不起堂哥身上的官僚气息，觉得他做人不扎实，光放空话。所以，每次郭敬利组织开会，郭华缺席就成了惯例，要是郭敬利亲自去撵，有时还会遭到郭华的一顿臭骂。

2008年，兄弟俩的关系因为一场意外变得更差了。

这年冬天，郭华的儿子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临走前和高中的班主任、同学聚会喝酒。夜深了，下起了小雨，一行人拦不到车，只好在街边转悠。

郭华的儿子看到路边停了一辆没熄火的小翻斗车，灵机一动，干脆把喝晕的老师塞进车里——他会开拖拉机，打算把老师送回家，再把车还回来。

不想小翻斗车刚开出去几里地，就撞了一个拾荒的老人，郭华的儿子顿时酒醒大半，却没敢下车查看，而是直接把车开回了家。他不敢惊动父母，连夜收拾东西逃了。最后，那位老人没能抢救回来——不是被撞身亡的，而是因为骨折后无法移动，在北方的寒夜里被活活冻死的。

2天后，郭华的儿子被警方逮捕并羁押。郭华听说主审法官是郭敬利妻子（他堂嫂）的外甥，就去求郭敬利帮忙说情。郭敬利满口答应，还去看望了死者家属、给了点钱，可等到给法官外甥递话的时候，向来明哲保身的他还是强调：“安全第一。”

结果，法官外甥申请回避，判决书下来，郭华的儿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晚，郭华的老婆带着一瓶农药堵了郭敬利家的门，她从祖宗骂起，痛斥郭敬利胆小怕事、没良心，“连自己侄子都坑”。

郭华也和村民说：“郭敬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关键时刻不办事，把个官帽子看得比命都重。”

郭敬利觉得自己颜面尽失，从此两兄弟结了仇，轻易不往来，在工作上也是各自为政。

2

2011年夏天，有人敲郭敬利家的门，说村里的孩子掉进坑里淹死了，让他快去看看。郭敬利急匆匆地赶去，老远就听见村西的张大玲在嚎啕大哭——她8岁的儿子躺在一个坑前，肚子鼓胀。

此时，村里挖沙土造成的恶果已经初露端倪：十几个深坑，雨季后，就成了一个个小水塘，成了孩子们嬉戏的好去处，最后一不小心玩出了人命。

在村民们的埋怨声中，郭敬利决定去找郭华商量，希望能赶紧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站在郭华家的小院里，郭敬利话说得比平时重：“现在出人命了怎么办？是村里赔偿还是工程公司赔偿？挖沙土的钱、账目呢？总要有个交代。”

郭华站在屋檐下，不靠近也不回答，只盯着郭敬利。就在兄弟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郭华的老婆突然抄着两把菜刀，从屋里冲出来叫骂：“咋的？你个该枪崩的，把你侄儿送进去还不够，还想把你弟也关进去？”

郭敬利黑着脸说：“人不是我送进去的，那是法律，法律是正义，做人要讲理，做事总要合法。你清白，法律会判你？”

话音未落，她挥舞着菜刀冲过来，郭敬利吓得连滚带爬逃出门。女人不依不饶，追着郭敬利又骂又砍，虽然身体没伤着，但郭敬利再次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此后，郭敬利再也没有去敲过郭华家的门。

出了人命是大事儿。

郭敬利担心事情闹大，自己乌纱帽不保，就赶紧自掏腰包先安抚张大玲一家。之后，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将矛盾引到挖沙土的工程公司身上，还撺掇张大玲去上访。

张大玲带上娘家人，先冲到工程公司要说法，但被五大三粗的保安们轰了出来。主事的人明说：“对公的事儿对公，你要是觉得不服气就打官司吧。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执行。”

张大玲又去乡里、县里闹，依然没结果。人家好言安慰，又说父母没看住孩子也要负监护不力的责任。张大玲不懂法，听说自己也要负责就怕了，不敢再上访了。

另一边，郭敬利戴上老花镜开始查郭华和采沙工程公司订立的合同。合同中注明，买方只分段买河槽挖沙石，可河里的沙挖完了，他们又挖村里耕地下面的沙，不仅导致耕地塌陷损坏，树苗也有部分损坏，还多出了十几个要人命的坑。合同上注明的几百万给付款，工程公司只象征性地给了村里几万块钱，尾款根本没有在账面上体现。郭敬利赶紧去工程公司询问，对方说合同是和村委会签的，他没有参与，无权过问，态度特别强硬。

郭敬利觉得这件事情会威胁到自己的仕途，开始着急了。他一方面找律师告挖沙公司，要求他们停止开挖、回填沙土，赔偿村里的损失；另一方面他怀疑郭华私卖土方，开始向上反映情况。

镇里的一位干部表示一定会详查，让他回去等。但整整一个月过去了，郭敬利都没等来消息，就猜测他们肯定是上下通了气，是一伙的。

见此路不通，郭敬利决定组织村民阻拦挖沙土的车进村。起初村民们很积极，还有人自发组织起来驻扎挖沙现场，甚至多次和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但时间一长，白天干活劳累的村民们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没办法做到24小时坚守。这时，有人开始吹凉风，说挖了沙土大家还能分到钱，“怎么就想不开了？”

种种因素累加起来，村民们稀软成一滩，郭华更是不见人影儿，好像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官司打得不顺利，上访无回音，挖沙土的车没停过，那段时间，郭敬利出门就有人追着他问：“咱村咋成这样了？我们卖沙土的钱呢？什么时候分给我们？”

村民们也是欺软怕硬的，见支书好说话，有事都来问。这一切让郭敬利感到绝望。

3

2012年1月，郭敬利主动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

不久后，开始村长换届选举，村里的刘浩主动找到郭敬利，说如果自己当选村长，一定将盗挖沙土案查清。此外，他还说了一些要维护村民、国家利益之类的漂亮话。

刘浩是来良村落户的外乡人，过去大家和他相处总觉得隔了点什么，客气大过亲近。听刘浩这么说，郭敬利的心思活动了，也想找个“接盘侠”，等风声过了，自己可以凭借多年经营的关系“重新入局”。

农村宗族观念重，过去任何提得上高度的好事，根本没有外姓刘浩的份。可这次，郭敬利全力帮助刘浩竞选，4月，刘浩成功当上村长，但再也不提查盗挖沙土的事。

郭敬利找过刘浩几次，可刘浩总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避而不见。没过多久，在镇上做生意的侄女婿告诉郭敬利，说他看见郭华和刘浩在镇上喝酒，“两个人好得要穿一条裤子了”。

郭敬利觉得自己被人摆了一道，不仅没人还自己一个清白，还被轻轻松松夺了权。他气得直打摆子，在床上躺了两天，又去医院输了两个星期的灯盏花素。

康复后，郭敬利找刘浩和村里其他干部理论，结果他们口径一致，睁着眼睛说瞎话：“被挖的沙土是邻村的，和本村没有关系。”

这时，从村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郭华带着老婆去外地看病了，然后杳无音信。村里谣言四起，说郭华和郭敬利两兄弟做戏，贪污了卖沙土的钱就跑了，更有人说郭敬利市里买了别墅，辞职是要去安享晚年了……

郭敬利在市里根本没有别墅，一直住在女儿家，女儿的房子也是她自己贷款买的。他辞职后没了工资，收入来源主要靠一家加工厂的分红。

村里人大都是亲戚，贪污这事儿要是扣在头上，下半辈子怎么活？委屈的郭敬利决定上访自证清白，要让大家知道这一切根本不是他的错。

之后，郭敬利开着一辆破帕萨特四处上访。他先去镇政府举报郭华，15天后对方给出答复，说合同是村里和工程公司签的，合法有效，不存在贪污贿赂的问题。“如果觉得合同有问题，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可以走法律途径”。郭敬利不满意，申请复议，可30天后相关部门给出的答复相同。他蹲在办公楼外不走，一个工作人员看他那么大岁数挺可怜，就和他说了上访、重访和集体上访的区别。

郭敬利听后豁然开朗，觉得只要人多惊动了政府，幕后支持盗挖沙土的人就能被揪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可此时他已经从村支书的位置上下来了，很难组织人。

选完新村长后，就该选举新的村支书了。6月，郭敬利决定回良村参加竞选，老伴和女儿都劝他别去：“你把人家都举报了，还能有你的好吗？你竞选是找人家晦气，人家饶得了你吗？”

郭敬利却铁了心，说有的人活着是为了一张皮，有的活着是为保住自己的人生高度。他把老伴留在女儿家，自己独自回村，可一进村就有人问他：“咱村挖沙土的钱呢？”

声望不在了，想立足都不容易，郭敬利走村串户，四处和人解释卖沙土的钱和他郭敬利没关系，他报警了也找律师了，可那笔钱还是没有着落，只有他当上村支书才能带领大家把钱要回来。

郭敬利见人就说，一遍遍重复，但效果不佳，最后费了好大的劲才获得一些村民的选票——毕竟他提出的找回欠款、填平深坑的主张没错。

可到了正式选举的时候，没有一个党员投郭敬利的票，他猜测是刘浩从中捣鬼，跑到村委会和他大吵一架。之后，郭敬利像疯了一样跑到村民家里，挨家挨户动员。人家吃饭他就站门外说，人家下地他就跟着说，人家两口子夜里关了灯，他还去敲门……村里人都说郭敬利让沙土钱给坑疯了，渐渐生出同情来，开始相信他没贪污，还有人说：“都是叔伯大爷的人了，不冤枉拉得下这个脸面吗？”一些没指望要回钱的人觉得郭敬利老了，摊上事可怜，就打算和他一起去上访。

刘浩听到风声，急了，他用村里的大喇叭喊：“谁要是去，就给我小心点！”他还组织了一些流氓无赖维持治安，谁敢上访就去谁家闹，老实了一辈子的村民又退缩了。

4

那天，听郭敬利女儿说到这里，王律师不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他提出想借用一下厕所，郭敬利的女儿犹豫了一下，才带他去了二楼。

令王律师吃惊的是，郭敬利家的二楼和一楼比，简直别有洞天。就拿卫生间来说，门上镶了金边，收纳柜是实木的，还有一个豪华的按摩浴缸。眼前的一切让王律师感到恍惚，心中一阵翻腾——这个案件看似简单，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

10天后，王律师又去了一趟看守所。郭敬利瘦了一点，腰有些直不起来，身上的名牌羽绒服也换成了一件破破烂烂的棉服，拉链系不上，破旧的毛衣露了出来。

王律师问郭敬利怎么了，他不吭声。王律师猜，可能是他穿得太招摇惹了祸，不过他女儿送那么好的衣服进来，恐怕心里也明白父亲没得救了。

当务之急，王律师要找到对郭敬利有利的证据，争取给他打个缓刑。听说郭敬利在村里曾被人打过，王律师就问是谁打的、怎么打的，郭敬利说：“还能有谁，肯定是刘浩。”

郭敬利说，参加竞选之前的一天晚上，刘浩提着酒肉来找他聊天，酒过三巡，刘浩劝道：“叔，你那么大岁数，回家养老多好。别再闹腾了，没意思。多少人想收拾你，你知道不？”接着，刘浩又意味深长地说：“下船了就上岸吧。”

郭敬利当时就急了，他明明没贪污，刘浩却话里话外叫他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他气得拍了刘浩的脑袋，觉得自己当初是黄泥屎尿糊了眼，才会帮这样的畜生竞选村长。

郭敬利把刘浩轰了出去，没想到半夜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出去一看，自家门口被人泼了屎尿。郭敬利立即报警，警察赶到做了笔录后，只建议他安装一个监控探头。

可是，郭敬利安装监控的时候被人偷袭了，他跌下台阶，小腿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

王律师赶紧追问是谁、有没有证据，郭敬利却答非所问，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有医院证明，还做了一个推的动作，“我没看见人，是从背后被人推下台阶的”。

这是真的还是主观臆测？王律师的心都凉了。

受伤的郭敬利被女儿接回市里照顾，这次他听人劝了，不再单独回村。只是他依旧不死心，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开始边查字典边写上访信。

接下来的两年，郭敬利的日常生活除了写信，就是待在家里反复看《肖申克的救赎》。起初是躺在沙发上看，后来是跪在电视机前看。

2014年6月，郭敬利打算再次回村竞选村支书，这次，女儿和老伴都不敢阻拦——她们怕不答应，郭敬利会在家里憋疯。可是，侄女婿却带来一个坏消息：“为了不让您竞选，刘浩在大喇叭里喊话，连喊了三天。”

原来，郭敬利第一次竞选失败后，就去区里反映良村土方款的事，影响了刘浩的人竞选村支书。为了报复，刘浩通过大喇叭说郭敬利是个贪污犯，倒卖村里的沙土，自己在市里买楼，“现在又想竞选村支书继续祸害咱们，他不敢回来（就算了），他要是回来，咱们就收拾他……”

气极的郭敬利冷静下来，觉得刘浩都这样败坏自己了，如果再咽下这口气，就等于坐实了自己真的有贪污行为。他想找刘浩说清楚，让他当众还自己一个名声。

2015年2月4日，良村要在晚上召开党员及村民代表大会。郭敬利拿了家里的菜刀和剔骨刀，一大早就到复印店打印了30份上访材料，之后给张大玲打电话，说打算在党员会上给村里人发些材料，发动大家一起告状，为村里追回沙土款。

张大玲觉得这是个好事，欣然同意，等到郭敬利下午6点回到村子，便一起前往。没想到他俩到早了，会议室的门还没开。郭敬利提出要去自己入股的加工厂看看，之后他独自进入车间，用电砂轮磨刀。

晚上7点，郭敬利准时到达会议室，从黑色皮包里拿出沙土案的相关材料分给在座的党员，顺手把包留在了门外。他显得有点兴奋，说自己找到证据了，让大家也出出主意，看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告。

然后，他直接问刘浩：“你说我在市区买了楼，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我的楼买在哪里？今天，你别想再污蔑我！”

当时刘浩的三伯也在会上，他戴着老花镜刚要看材料，就听见刘浩“啪”的一掌拍在会议桌上，大喝一声：“看什么看？都他妈不许看！郭敬利你算老几，你凭什么在会上发资料？”

空气瞬间凝重，大家翻看资料的手都停在半空，有人拉开一把椅子给郭敬利坐。没想到，刘浩把手上的资料朝郭敬利扔过去，破口大骂：“你在村子里混了15年，没看见给村子做过什么贡献，你还有脸发传单？你个窝囊废、龟孙子！”

郭敬利气坏了，用尽全身力气大喝一声：“刘浩，你……”就颤抖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刘浩压根没把胆小怕事的郭敬利放在眼里，得意洋洋地说：“你有事说事，少叫老子名字，你他妈也配？”说完，他把能抓到手里的上访资料都团成团朝郭敬利扔去，嘴里还骂：“老不死的、没用的东西、丢人现眼……”

郭敬利不再开口，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他走到门口，拿出两把刀。站在门口的张大玲第一个反应过来，一把抱住郭敬利的腰，喊了一声：“叔伯大爷！”

郭敬利用力甩脱张大玲，两个胳膊夹紧，腿一弓，像助跑一样，直扑刘浩。所有人吓得汗毛倒竖，刘浩也下意识地向后一缩。这时，有人的保温杯脱手了，在地上滴溜溜地乱滚，郭敬利没留神，一脚踩在保温杯上，“噗通”倒地，手上的菜刀也跌落了。

片刻宁静之后，是哄堂大笑。刘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都别拦着，让他杀，我看是他杀我，还是我杀他。”

郭敬利这一跤跌得不轻，他身子沉，又是膝盖先着的地，爬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屋子里的笑声更肆意了。

张大玲想上前扶他，却被别人拉住胳膊，说郭敬利装蒜呢，“你别掺和，让他杀给咱们看看”。

最后，郭敬利双手撑地站了起来，他拾起刀拖着胯，一步步挪到刘浩面前，问：“你还污蔑我吗？”

没等刘浩回答，他举臂、发力、挥刀，“噗”的一声，刀从刘浩的右侧头顶一直划到左侧耳朵，鲜血四溅，接着又是两刀，砍在刘浩的脖子上。杀红了眼的郭敬利用刀尖指着众人问：“看清楚了没有？”说完，他反手又是三刀，直到刘浩头往后仰，彻底不动了。

会议室里一下炸了锅，大家纷纷往外跑。刘浩的三伯打算过去救人，还没开口求情，郭敬利以为他是来攻击自己的，迎面就是一刀。老人抬手去挡，也受了伤，另一个村民眼疾手快，拉上他就往外跑。

郭敬利也跑出会议室，他往自己入股的加工厂跑去，本来是想把刀填进锅炉里的，可就在最后的那一瞬间，他把手放下了，他明白，一切都结束了。

郭敬利到厂房的卫生间里洗了手，拨打110自首，之后就静静地坐在车间的地上等警察。

5

这个案子事实清楚，内容客观真实，几乎辩无可辩。

无奈之下，王律师只好为郭敬利申请精神鉴定，但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郭敬利无精神病史，案发时有辨认及控制的能力，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王律师又以他犯罪动机是维护村集体利益而非私利为由提出辩护，甚至扯到了激情杀人。但王律师也知道，郭敬利上访反映盗挖沙土案的时间节点恰好是他在任的时候，他身为村支书，有着无法推脱的干系，而本案的死者刘浩和盗挖沙土案无关。

因为被刘浩败坏名誉，郭敬利起了杀意，事前磨刀，犯罪时为了让旁人看清楚杀人过程，还多次补刀，个人泄愤报复动机明确。除了有自首情节和刘浩诋毁郭敬利这两件事，这个案子没有给王律师留下任何可以发挥的余地。

起初，王律师还以为这是一个含冤受屈的老人的自我救赎，但当他认真读完郭敬利写的上访材料时，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为了保住自己的清誉，他状告与自己素有嫌隙的堂弟郭华和其他村干部贪污数百万沙土款，而且凭空捏造事实，说他们为了掩盖与工程公司的勾结，曾向自己行贿。后经纪委多次调查，那笔沙土款只是没有“发放到位”，郭敬利反映的问题均不属实，完全出于他的臆想。

这个叫着“还我清白”的男人反复奔走，赔上自己和别人的性命，看起来是为民请命，但更像是失去权力后的狭私报复。

最终，郭敬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郭敬利认罪伏法，在自我陈述的环节，他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流着泪背诵了“八荣八耻”，还向着庄严的国徽鞠了一躬。

郭敬利的女儿也是国家干部，她坐在法庭上痛哭失声。一时间，气氛竟被这对父女渲染得有些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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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心迷宫》剧照

45岁，我要去北京当保姆

2003年下岗后的几年里，我工作不固定。2010年孩子上大学后，我就想到北京去打工。老张白了我一眼：“北京少你这样的？人家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你去能干啥？”

我有自知之明，45岁的年龄，到北京除了当保姆，恐怕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可干。不过，哪怕去开阔一下眼界，见识一下人人向往的首都也好啊。于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北京的家政公司，选择排名第一的那家，跟对方联系了几次，问明一些情况后，便于2011年8月11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1

家政公司位于北五环一个大厦里，一间15平左右的写字间，靠东墙的长沙发上坐着几个妇女，一看就是等活儿的保姆。西边办公桌后坐着两个40来岁的中介女老师，听我说明来意，其中一位便拿出表格让我填简历。她自我介绍姓陈，对我大学毕业和当过老师的经历很感兴趣，当即问我要求工资多少。

我以前在私立中小学代课，也就赚1000多，想这儿是北京，就犹豫地说要1800。

“你的要求太低，我们这是高端家政，至少2000起价。”陈老师笑了，然后说，“正好，中午会有客户来挑人，待会儿你也见一面，就说要2800。”

我怀疑地问：“那行吗？”

“行，人家都要3500呢。”她跟我面授机宜，“客户如果问你有没有从业经验，你就说你在XX城（北京某小区）干过半年，那家有个8岁的孩子，因为他们要出国定居，所以才重新寻活。”

我心里直打鼓：这不是撒谎么，我可一天保姆也没当过。

“真说没干过，就不好‘上户’。再说了，女同志谁还不会做饭打扫卫生的？没事儿！”她给我打气。

中午，第一个客户来了。房间小，没有会客的地方，陈老师让我们几个“服务员”（在店里中介都称保姆为服务员）都到阳台上去，拉上隔离门。阳台一角堆放着阿姨们的各样行李。

两个经验丰富的保姆去和客户谈完后，陈老师让我也去试试。果然，人家问我是否干过家政，我按陈老师说的一一作答。客户又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除了家务和做饭，我还可以辅导孩子做作业。客户便让我讲几句英语。说实在的，以前学的那点儿英语早忘光了，好在此前在幼儿园帮忙，照本宣科教过小孩英语，我便说了几句：“Spring is warm. Summer is hot. Autumn is cool. Winter is cold.”客户听了点头微笑，连说不错。她走后，又来了一个女客户，带着两个孩子，陈老师也让我和另外3个保姆去和客户面聊，内容差不多。

我跟客户谈的时候，陈老师在一旁不断夸我素质高。不过，这两个客户最终都没选我，我不免有些失落。

为了等客户见面，直到下午4点大家都没吃午饭。这时陈老师开始在进门处的灶台上热饭，保姆们多是吃些自带的馒头、饼干，我则下楼买了几个包子。到了晚上，陈老师告诉我，交50元可以在这儿住1年——在没有找到活儿干或者“上户”之后的休息日，都可以来在公司住着。

我看了看这十几平方的办公室，疑惑地问：“这住哪儿呀？”

“就在地下打地铺。”

难怪我看到阳台上还叠放着一摞旧被子。

陈老师还说可以用卫生间洗澡，不过要交5块钱。身上太粘了，多少钱也要洗。

次日上午，陈老师告诉我：“昨天第二个客户觉得你不错，把你推荐给她朋友了，家中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让我跟你商议，就2500一个月吧，客户的收入也不高。我就给你答应了。”

我很高兴，刚来就找到工作了。

客户让我18号直接去上工，她就不来面试了。但陈老师为免夜长梦多，下午便要带我去客户家把合同先签了。路上，我了解到陈老师是甘肃人，刚来北京小半年。她给我说，客户家所在的XX湾小区，里面的人都“狂有钱”——看来，说客户收入不高，只是托词。好在我觉得工资已经很高了，就没说什么。

面见客户，我多少有些紧张。陈老师小心地敲了敲门，等了好久，女主人才开门，大约30来岁，身材姣好，瘦脸，穿着灰色棉布背心、泛白的牛仔短裤。她名叫媛媛，淡淡地引我们进屋。

房子是小复式，楼下是客厅和儿童房，楼上也只有一间大卧房。她说，我来了，只能先将就先睡下沙发，再等个把月，她家另外一套房子就可以入住了，到时候我就带着小孩住那边。随后，她稍微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就签了合同，告诉我准时来上工就成。

确认找到工作了，回到公司，我就按照月工资的10%交了一年的中介费，250块钱。陈老师说，期间如果不合适，他们都会再免费给我介绍雇主。

2

到了上户那天，7点过一点我就到媛媛家了，把行李包放在门旁，理了理头发，轻轻敲门。

门开了，一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向我跑来，不停地叫着“阿姨”。客厅里有一对60岁左右的老夫妻，应该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上次媛媛提过，孩子跟爷爷奶奶去日本旅游了，昨天才回来，所以让我今天来上工。

我讨好地问候了那对老夫妻，随后我想，更要讨好这个小女孩——因为如果得不到她的认可，我就不能在这儿做下去——便蹲下来和颜悦色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丽达。”孩子机灵大方。

这时媛媛从楼上栏杆处对客厅两位老人说，她得出门去了，让他们去买早点，并让我一起去，熟悉下环境。小丽达也拉着我的手跟着，好像我俩早已是老熟人了。

他们吃过早饭，我开始洗碗、收拾厨房。灶台、碗柜不像经常清理的样子，油污多，黑乎乎地粘得很结实，我就用钢丝球挨着细细地擦。丽达奶奶时不时过来检查，指出哪里没擦干净：“这样干活可不行”。

我红了脸，更卖力地擦了好几遍。

中午丽达爷爷做饭，我说：“我在后面给你打下手吧，一开始也不知你们家什么口味。”他只炒了两个菜，一个素炒花菜，另外一个是洋葱炒肉片，肉只有半个拳头大小。吃饭时，我让丽达坐在一个专用的儿童餐椅上，给她盛好饭。爷爷让我和奶奶先吃，我说你们先吃吧，奶奶说，不用管他，他不怎么吃饭，我们吃吧。我盛了饭，少夹了一些菜放在碗里。

吃完后，我刚收拾完碗筷，丽达就让我搂着她双脚离地不停地转圈。转了几圈我有点头晕，不想转了，丽达还缠着我继续。这时进来了一个壮实的男子，我想这应该是这家的男主人了。那次来签合同，媛媛说过他老公是运动员。我借着丽达跟他玩时问：“听说你是运动员，是什么运动啊？”

他说踢足球。

“是踢职业联赛的吗？什么球队啊？”

他说是北京国安的。

我有些兴奋地说：“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足球运动员，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

他说：“这有什么，球员在这一块儿买房的很多。”

丽达跟她奶奶午睡去了，男主人跟他父亲坐在沙发上聊了一阵就走了。丽达爷爷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则一刻不停地将桌子、书柜、楼梯等一切可以擦的地方都擦了一遍。已经过2点了，我想应该是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小心推开厨房边丽达的卧室，悄声问丽达奶奶说：“还要干什么吗？”

我想听到她说：干完了就歇会吧。可是她没有这么说，她从床上坐起来，颇为不满地问：“你没活儿干啊？”

我怯生生地道：“该干的我都干了啊，都擦洗一遍了。”

她想了想，看着我说：“那你给她妈妈收拾衣柜吧，什么衣服放在什么地方你要清楚，不然我不在这儿时，她问你要，你找不到怎么办？”

我想，女主人的衣柜外人可以随便动吗？合着大中午的你们都休息，我还要不停地干啊？我很不情愿地上楼来到衣帽间，小小的衣帽间没有门，两边都是衣柜，里面的衣服还算整齐，我不知道还要如何收拾，就把搭在中间椅子上的衣服叠起来放进衣柜。

没有休息的地方，我就在衣帽间里心神不定地坐了一会儿。

午睡过后，丽达继续让我带她玩。丽达奶奶说，把沙发套拿下来放在洗衣机里洗洗，他们一个月没在家，都没洗。我拿下沙发套，她告诉我如何用全自动洗衣机。我在家没用过全自动洗衣机，不会操作，她又迟疑一下：“那等我出去回来再洗吧，别不会用弄坏了。”

晚上给丽达洗澡，水放好了，可她就是不愿意进到浴盆里去，一会说要奶奶洗，一会又说让阿姨洗。我不知如何是好，求援似的看向奶奶，她挑挑眉：“怎么带她是你的事儿。”我好说歹说才算哄丽达洗好澡，用浴巾把她包着放到隔壁卧室床上，奶奶拿来专用护肤品让我给丽达抹上。

直到10点多，我才得以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下。保姆生涯的第一天，真累啊。

3

第二天上午，媛媛让我带着丽达跟她一起去朋友家玩半天。谁知这“玩半天”好像搬家——“丽达的衣服多拿几套，吃饭喝水弄脏了好换掉，干的湿的纸巾各拿一包，儿童水杯，饼干零食等等，都要备足……”——足足收拾了两大包。

媛媛朋友家进门右手处是一个大约20多平的会议室，一张椭圆的中空会议桌，周围摆着20多把椅子。墙壁的显眼处，还裱着一幅书法作品，内容是一位诗人的著名诗句，温总理还曾在重大会议上引用过。我当时想，这应该是有钱人的附庸风雅。

女主人和媛媛年龄相仿，高个圆脸，温和文静。媛媛让我拿出水杯给丽达喝水，丽达喝水时，洒了一点在衣服上，媛媛立刻让我给她换身衣服。

午饭后，丽达睡了，我没事到前面会议室里看了看，发现还有一个小书柜，书不多，都是那个诗人的书。刚好女主人走过来，我问：“怎么看到你们藏书都是XX的啊？”

她微笑说，诗人是她外祖父。

“啊？！”

刚来北京几天就遇到了名人的后代，我心里激动，居然没过脑子就提出“能不能送我一本XX签名的书”。女主人笑笑没回答，这让我自觉要求有点过分，又补充道：“我买。”

傍晚，女主人带着我们去了一个西餐厅，她们吃饭，我在旁边等着，媛媛撕一块披萨饼给我吃，然后各自回家。

媛媛没有具体工作，但每天都是上午出去，很晚才回来，平日都是丽达奶奶和爷爷在家，晚上丽达奶奶留下，丽达爷爷应该就回自己家去了。

丽达奶奶不停指挥我，这一件事没干完就接着干另一件，不能看我闲一分钟。丽达也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姑娘，要么玩游戏，要么就将她房间里的书一趟趟地搬到客厅，丢得到处都是，我给她收拾回原处，她又拿出来，扔在地上，不停地搬来搬去。我说不要搬了，她丝毫不听，我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收拾。

丽达奶奶埋怨说：“你看你，到底会不会带孩子啊？不能由着她啊，她要扔你就让她扔啊？”

晚上哄完孩子睡觉，收拾好一切，又快10点了。收拾完在沙发上躺下，我久久睡不着。

第四天中午，丽达奶奶做饭，我在边上帮忙，她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干完了，我在边上站着。她说：“你没事不能找事做吗？”我就去找事做，拿拖把拖卫生间，还没拖几下，她又指责说：“你看你，现在干那个干啥？”

我一下来了气，提高声音说：“到底要我干什么啊？我干什么你也看不上，我不干了！”

“你喊什么？我可不跟你喊。”她就打电话，让儿媳妇回来，媛媛听了婆婆的话，冷冷地对我说：“你走吧。”

“就这样撵我走了，不给工资吗？”

“你回去跟公司谈。”她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

我想反正她有押金（相当于我的一个月工资）在公司，不怕不给。在这里虽然干了不到4天，但感觉比4年还长，活儿不离手不说，最主要是丽达奶奶给的精神压力，让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我提着沉重的行李走到大街上，心里一片茫然，同时也松了一口气。下一步到哪里去呢？总不能打道回府吧，刚干了这几天就回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绝不能回去。

我也想跟老张说一下我的遭遇，但他又能帮上什么呢？他多半会让我赶紧回家，我也就对他只字未提了。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家政公司的李老板，定了去媛媛家“上户”后在医院办理健康证时认识的。她50岁出头，风韵犹在，每天早上都拿着相机去那个医院联系前来办健康证的阿姨，然后拉到她公司里“上户”。那天，她得知我是大学毕业又当过老师后，劝说我去她的公司当中介：“这不比你给人家当保姆好听吗？到人家里做，还受气，还受歧视。”

想着，我就给她打了电话。

在去李老板公司的路上，我接到陈老师的电话，说她已经知道我在媛媛家的事，让我赶快回公司，说她又给我找了一家客户，“这家比较简单”。可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去人家里当保姆，就回绝了她。

4

李老板的家政公司有3个店，她让我先到西客站店去，那里正好缺少一个中介。这个店藏在居民区，外间是办公区，右手边一个大房间，放着10多张双层床，是保姆们临时住的地方，没地方去的中介老师也住这里。

店长姓江，30来岁，除了她，店里还有3个中介。李老板给我谈的是底薪1600元，开单有5%的提成。每个中介都努力约客户和保姆对接，我是新人，店长给了我一批在网上收集的“意向客户”电话，让我把他们约到店里来看看。

但打了十几二十个电话，很难来一个，中介着急，在店里等活儿的保姆们也着急。

保姆小楚，安徽人，快一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雇主，都快没钱吃饭了。中介王莉断定她急于“上户”，给她配了一个雇主，工资很低，别人都不愿意去，小楚无奈答应。

客户是一个独居的老头，女儿上班很忙，无法照顾。小楚和雇主签了合同，去了雇主家，可是才干了几天就哭着回来了，说那个70多岁的老头经常对她动手动脚。她涕泪涟涟，想让公司出面，讨要几天的工资，没想到雇主的女儿紧跟着也来了，要求退服务费，说小楚干活不精心、偷懒，还污蔑她父亲的人品。

我想既然是王莉给小楚介绍的雇主，她就应该跟雇主沟通，把工资给小楚。我悄声跟王莉说这个建议，谁知她脸色一变，厉声吼道：“滚一边待着去，有你什么事？”

我明白，公司保证不了保姆们的利益，他们不想得罪客户。

在西客站店待了一个多星期，我没签成一单。江店长对我说，李老板把我调到朝阳北路总店去了。

李老板找人教我和另一新来的小陈把相机里的照片上传到电脑，人家耐心地教了两次,可是我们还弄不好。李老板气得说：“你们学会了不干两年不准走！你看你们学的那个费劲，人家一学就会了。”

总店的客户多，还比较好约，但能不能签约，也看机缘。那天我在同事的帮助下签了“一个半”合同——“半个”是老单换人的，提成也减半。我和小陈都不太熟悉业务，客户的单子处理不过来，没几天，西客站那边的王莉也调来这边了。王莉很强势，刚来就签了一个3000元的大单。我和小陈都心里打鼓，不知店长会把我俩谁弄走——小陈用电脑打字还比较费劲，应该更不适合干这份工作。

接连几天，我都没再开单。这天下午，我又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她听说店里有北京的保姆，想见见。我就给那位北京林阿姨打电话，约她明天中午别迟到了。

我在网上看到了林阿姨的照片，非常漂亮，不知是不是近照。挂断电话，林阿姨还在网上跟我聊开了，说自己写了一本书，家里俩孩子都是研究生毕业，“当保姆家里人都不知道，毕竟我不全是为了挣钱……”

我想起在西客站店的宿舍里有个保姆，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睡前要用带着玫瑰花瓣的药粉泡脚，我赞她“像个贵妇人一样，不敢想象她会来做保姆”，结果这句话倒惹恼了她，我们俩还差点打了一架。当时江店长就说：“这里是北京，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回复林阿姨说：“我理解，您是为了丰富生活阅历，很佩服你这种精神。”

隔天上午，林阿姨打电话来问雇主是否能早点来，我说雇主只能2点半后才能来。林阿姨下午如约而至。她穿着黑底红花短袖上衣，白色裤子，打着阳伞，肩挎米黄色挎包，很儒雅的样子。虽然人已经57岁了，但看起来很精神。聊了一会儿，我就知道她不是能当保姆的人，不会吃得了那个苦的。

雇主迟迟不到，林阿姨埋怨雇主不守时间：“还有，雇主要家政服务员有健康证，服务员是不是也该看雇主家人的健康证？如果雇主家有人得传染病感染了服务员怎么办？雇主是人，服务人员就不是人吗？这就不公平啊。”

我说：“谁让咱们是弱势群体呢，服务员想找活干，哪还能挑剔雇主有没有健康证呢？”

最终客户姗姗来迟，谈了一会儿，客户很客气地嫌林阿姨年纪大，说孩子调皮怕她带不了。另外两个中介极其热心地给那位客户又介绍了几个，都没有她满意的。客户走后，林阿姨说：“哼！嫌我年纪大，我还看不上你呢！”

很快，她在别的公司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工作。

5

接连几天都没能开单，我心情郁闷。晚上下班，和几个保姆闲聊，都是各种出门在外的难处，“找到了好雇主还算你运气好，但有的人家觉得出钱找保姆，不把保姆当人待”。

一个下岗工人附和道：“我们挣的钱是干活加受气的钱。”

一个河南的女孩，很文静，人也很清秀，不像是找不到工作的样子，可来了一个多月没上工。我问她原因，她说：“以前不是有一个说法嘛，‘十亿人民八亿骗，河南就是总教练，总部就在驻马店’。”

我听说过，一些雇主明确表示不要河南和东北的保姆。

一旁还有几个没开张的“老人”又接着说，找不上工作还得怪王莉：“王莉这个女人太坏，她光给新服务员派单，派单之后，就不管不问了。”

这我是知道的，保姆们给公司的“中介费”可以像我之前那样扣月薪的10%，也可以直接交300元作为“年费”，后面的一年里，公司要一直负责给找雇主。新保姆们找到雇主签合同后，就得立刻缴纳中介费，因此为了多收中介费，中介公司更愿意给新人“上户”。那些上一次户下来的，哪怕干一天，就是“老服务员”了，交过了“中介费”，公司就不会轻易给介绍客户，因为没钱赚。

李老板在办健康证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拉来新人，这些交过费的“老服务员”迟迟找不到新的工作，等不及，只好去别的家政公司，上户时免不了又要再交一次“中介费”。而中介公司的老板们就在这个循环中赚足了钱。

我又好不容易跟一个客户约好了，让一个保姆去试工。谁知这个保姆脑子进水了，人家说让她带着孩子一起去四川旅游，她就是不去，签好的单子又给退了。

心情正不好，另一个客户来了——这个客户我追了好久，保姆也给约来了，可王莉霸道地说这是她的客户。我说：“我一上午打了几个电话她才来的，怎么成了你的客户了？你说是你的客户她姓什么、电话多少？”

“我说是我的客户就是我的客户！”最终，那个客户被她拉走了，没有任何解释。

这天晚上，王莉账目弄错了，李老板说了她，她气不过，把气撒到我身上说：“林老师在西客站店的时候，还跟服务员吵架呢！”

正在我们剑拔弩张时，李老板的儿子来了——他算是真正的老板，来店里发工资。听他妈说了几句，他就把我拉到一旁问：“你是大学毕业？什么大学，当过老师？”我回答是。他又说：“你明儿去广渠门店当中介老师，那儿不像这里这么忙。还有，公司过段时间就要搞培训，以后你当保姆培训老师，对开单不做要求。”

没有了开单的压力，我放松下来。这样好，要比让我跟那些如狼似虎的像王莉那样的人争客户、抢服务员要好多了。

广渠门店也位于一个居民区里，宿舍条件尤其差。去的当天晚上，我刚迷迷糊糊睡着，财务主管就大声叫骂起来——不知是谁在卫生间的下水道口小便，淌了一地的血，都踩到宿舍去了。

由于便池堵塞不能用，夜里到外面去小解又太远，不知谁可能憋不住了。她骂了几遍也没人承认，最终有人主动将地面弄干净才算安静下来。

平日工作我依然是给潜在的客户打电话，除了到外面去两次厕所，几乎都在电脑前坐着。任店长严肃地告诉我：“上班时间，出去上厕所也要跟我打招呼。”

下班后，我在电脑上写日志，正敲着，任店长扭过头来看我写什么，又不高兴地说：“不要用公司的电脑干无关的事。”

说完，她就提着包离开了。我赶紧收拾台面，准备着关电脑。

不一会儿，宿舍里的保姆慌乱地喊道：“老师，小李病了，都起不来了，快来看看吧！”

我很慌，一个服务员说她出去买速效救心丸，我便留下看着躺在床上的小李。听旁人说，小李先前是在医院伺候一个老头，老头这天刚死，小李“下户”回来就躺在床上休息，不一会儿就说心里难受，听到那个老头在喊她。

我听得毛骨悚然。药买来了，没有人敢喂给小李，也没人敢扶她，我只好一手托着她的头，把药喂到嘴里，然后再给她喝了水，才让她躺好。

这时，旁边人开始叽叽喳喳起来：“这叫‘执死鸡’，就是侍候快死的人……遇到这情况雇主家要给保姆‘挂红’的，可以辟邪。”

可是人家给了小李100块钱，让她自己买红衣服穿，也算是挂红了呀。

一会儿，小李恢复过来，有气无力地说，她已经穿了红裤衩了，就没拿雇主给的挂红钱买新的红衣服穿，“真是后悔啊，干嘛省这个钱”。大家也纷纷说她不该这样做，还说如果体质不好的人就不要侍候那些快死的人，抵抗不住邪气。

中秋节快到了，有些保姆到市场去逛，回来买了一些衣服。小李完全恢复了，可能还是心有余悸，买了一条紫红色的直筒裤，鲜艳无比。她甩着裤子让人猜这条裤子多少钱，有人猜10块，有人猜15，最后她神色得意地揭晓谜底：“2块！”

大家惊呼：“啊！也太便宜了！”

她又拿出一件夹克衫，有人猜15，有人猜20。

最后她笑说：“5块！”

那衣服看上去很新啊，怎么那么便宜？真是不可思议，这可是北京啊，就是在农村集市，也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衣服啊。有人说，那都是“估衣”，是人穿过的或者质量不好的衣服。

这时，任店长说：“北京就是这一点好，富人能活，穷人也能活。富人想买贵的奢侈品，什么都能买到，穷人想买便宜的也能买到。”

这让我想起我在丽达家时，媛媛到一个专门的绿色超市买东西，一根胡萝卜12块，一根苦瓜15块。

中秋节节后，时间宽裕，我准备到第一家家政公司去，讨回我生平第一次当保姆的工资。我在媛媛家干了3天半，怎么着也得给我3天的工资吧？

我跟陈老师说工资的事，她说要等老板批才能领到钱。第二天，老板来了，说媛媛把押金取走了，她大闹公司，说公司骗她，还说你问她朋友要东西。

老板让我打电话问媛媛要工资，最终钱也没要上。我先前还同情别的没要到工资的保姆呢，谁知这事也落到自己身上。

6

宿舍里阴暗潮湿，有个保姆腿上长了红斑，奇痒难忍，涂药也不见好转。接着几天，陆续有人身上长红斑，我腿上、腰上也长出一块块连成片的红斑，痒得要死。

李老板从总店过来，里里外外打消毒药，用醋加热熏蒸，弄得满屋酸味，也不见好转。不过，长了红斑的人，找到雇主上户之后，换了环境很快就好了，可见还是房子环境引起的。

自那以后，我走过摸过的地方，任店长都要用酒精消毒，还用酒精反复擦键盘，不让我摸任何地方，说别被我传染了。这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那一刻，我打定主意要辞职了。

我收拾行李，离开店里。此时就快到国庆节了，走到街上，梧桐的叶子在秋风中飘零，在一个叫幸福大街的公交站牌下等车，我却不知往哪里去。

我要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继续找工作，哪怕是到饭店洗碗刷盘子，也要继续体验北京，毕竟，我刚来一个多月，不想就这样回去。

我来到一个叫西花市大街的地方，寻了地下室，租金500一个月。地下室空间小，间壁很薄，人声嘈杂，半夜还不得安静。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又被一阵炒菜的刺啦声惊醒，原来对门的女人5点多起来在门外炒菜做饭，窄窄的过道，不足1米，锅碗瓢盆的声音如在耳边。她做钟点工，和丈夫租了这间地下室。我到公用卫生间洗漱，那里面污水横流，肮脏不堪。

这里在崇文门附近，距离天安门不远。国庆节这天一早，我打算步行去广场看看。走到大街西头，看到路南边一个门店正在招聘，我抬头看，醒目的招牌上写着“X千里”，原来是一家主营韩国烤肉的餐饮店。

我正需要找工作，就推开玻璃门进去了。这是一个近千平方的大餐厅，此时还没有客人。一个瘦脸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是刘主管，帮我找来经理。经理二十五六岁，人很帅。他说“你可以随时来上班”，我还想着去看天安门，就说明天一早过来。

我应聘的岗位是保洁，主要负责清洁茶杯、筷子、夹子等餐具，顺带清洁客用卫生间，工资1800，比当保姆的工资低。几天下来，我的手脚胳膊腿肿胀疼痛，晚上回到地下室睡觉，半夜做梦胳膊上的肉掉了一块。一次早班，我端着满满一筐子摞得高高的杯子送去前厅，胳膊一抽搐，几个杯子掉下来，稀里哗啦摔到地下，碎了一个，领班立即在在罚款单上记下：罚款10元。

客用卫生间每天清洁得跟人家的客厅一样干净，墙壁每天要擦一遍，洗手台、水龙头都要打磨光亮如新。有的客人喝多了，污秽物吐得到处都是，我都要清理干净，还要在墙上的表格上填写清理记录。一天早上我在擦男卫生间的墙壁，这时一个早到的客人进来了，我说“稍等，马上就好，我出去”，他说“没事，我就在隔间里”。说着，进入隔间关上门，哗哗啦啦的声音随即传出来。

餐厅楼上是女宿舍，大开间，摆着3排双层床，住着20来个女员工。一个月租期满后，我从地下室搬到员工宿舍。晚上10点多，下晚班的人都回来了。宿舍里，一些年纪大的妇女坐一起唱“主歌（赞美诗）”，年轻的女孩们凑在一堆唱情歌，屋里好不热闹。每天深夜，磨牙的，打呼噜的，说梦话的，此起彼伏。

小冉也是保洁，和我是“对班”，只在午餐、晚餐忙的时候工作时间才重叠，休息日不能在同一天。她是西北人，30多岁，长得瘦小，面目也不讨喜，有人说她缺心眼，穿着打扮也土气。她是一根筋，稍有不如意就要闹别扭发脾气，别的女员工都有些看不起她，很少有人跟她玩，只有我比较随和，她因此常常粘着我。有时晚上她爬到我的上铺，缠着我教她背诗，我就教她“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教了许多遍她还是不会，说成“赤日炎炎放火烧，田内禾苗半裤腰”。

凉菜间的小晁，40多岁，是个美女，一次对我说：“你不要跟她一起玩，都丢你的身份。”我也只能笑笑。小冉有次非得缠着经理要跟我同时休息，要和我一起玩一天。经理不同意，她就生气，祭出她的口头禅：“不干了不干了！”经理被缠得没法，只得答应她。那天我带她到一个批发市场，帮她买了衣服和短靴，捯饬一下，立即外形有所改观。自此以后，她更加粘我了。

一次小冉没有戴手套就洗杯子，用手抹杯子时遇到一个破口的玻璃杯，手被割开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淋淋。我吓坏了，给她找创可贴，又用纱布包扎——我想这应该是工伤吧，可以带薪休息，可是经理却说：“谁让你不戴手套就洗杯子的？”

10月中旬，我收到短信，显示银行卡入账1493块钱，我知道是李老板的家政公司发的工资——可是，钱怎么会这么少？我打电话问她儿子怎么回事，小老板说：“你9月份上了28天班，你自己算算是多少？”

“那我开单的提成呢？我离职前还开过一个3000的大单呢，加上原来开的单，怎么也有几百块提成吧？”

“你还跟我要提成？你总共开了几单？”

原来他说“对我开单不做要求”的意思，是一些单子都不记在我名下。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挂了电话。

7

店里的早餐常年不变，照出人影儿的稀粥、大馒头和黑咸菜，有时把摘下来的香菜根腌了吃。这样的早餐年轻的员工是不吃的，我们上岁数的有时也到外面吃些可口的。一次，小冉从外面买来几根大油条，给我拿到洗杯间，非要给我吃不可，我不吃，她说：“你不吃我就生气了啊！”

休息日，我会到附近转转，每每看到路口川流不息的人潮，附近“新世界（商场）”里昂贵的价签，我感到这才是切切实实的北京。在一个路口，经常有一些中年妇女手里拿着毛巾、洗衣粉之类的，拉人到楼上的调查公司接受五花八门的调查。我被拉去几次，有时是品尝饼干的口味，有时是闻香水的气味，有时是调查脚气脚病，还因此得了两条很好的毛巾。回去后，小冉和一个女工见了，也要去参与调查。我告诉她们位置，不久后俩人都拿了毛巾回来，很是高兴。

我也去看香山红叶，去看鸟巢和水立方。从天安门进去，止步午门，再进去是故宫，就得收费了，我便又从东华门出来，看看沿途有什么风景，再绕回来。更多的时候，我去隔壁新华书店看一天的书，乔布斯死后，他的传记被摆在大厅显眼的位置。

一个周五下午，顾客突然增多，到了晚上，撤回的杯子堆积很多，我不停地清洗，杯子还是不够用。经理拿来几盒子玻璃杯让我清洗，我说今天很反常，怎么突然人多了起来，也不是周末啊？

他说：“今天是光棍节啊，并且是‘千年光棍节’。”

正常时间，每晚8点多就开始打扫前厅卫生了，这时还在陆续来客人；这晚到了12点，还有一桌客人不走在那里东扯西拉的，死讨厌。直到快凌晨1点了，我才坐到床上去。

还有一天，一个客人骂刘主管，一直骂了十几分钟，一口一句“X你妈”，刘主管低着头任由他骂个不停，原因是他没有提示客人店门外没有停车位，车被贴了罚单。客人不顾这么多人吃饭，在大厅里不停地撒泼，经理劝解也不听，到最后不知是经理给了他什么补偿才作罢。刘主管白白受了气，一点也不敢吱声。

由于工资低，店里服务员辞职的很多，有人月中领了上个月的工资就走了，宁愿不要本月半个月的工资，也不愿等待一个月的离职期限。原来点名时排着很长的队伍，两个月后，队伍变短了，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加大了，但工资却没有提高，剩下来的人也很有意见，要辞职。

我也累得双手都难以抬起来。天气很冷，附近某购物中心门口扎起了彩虹门，上面用黄色的大字写上“2012.1.1”。

我想，我该辞职了，毕竟，这个工作工资太低，身体也难撑下去了。

我提前递交了离职报告，打算到春节前离职。晚上小冉又缠着我教诗，我看着宿舍里形形色色的人，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两句诗，你把这两句背会，在适当的时候背给人听，人家会说你很有学问。”

她说，好。我教她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于是，她鬼念桃符似的不停叨咕起来。早上背，晚上也背。她夜里并不说梦话，早上人家快起床了，她就开始说梦话，说得还很清楚。那天她说：我去天安门了！又说，经理，我要跟林大姐一个班。有一次又说，服务员，买单！

那天天快天亮时，她睡梦中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听到的人都笑起来。

春节前我辞职走了，走时，小冉执意送给我一件打底裤袜，说留作纪念。

8

春节过后，我又要去北京。

老张开玩笑说：“看来，这个家你一天也不想多待了。”

“趁着还能出去走走，就要多体验一下。”

这次回来，我打定主意当保姆，毕竟保姆工资高得多，吃住也相对好不少。

我又来到最初的那个家政公司，陈老师还在。次日，我就找到了工作，是我初到北京第一次面试的那个雇主，工资是年前在饭店工资的两倍。

雇主43岁，英国留学博士，老公是执业律师，有个8岁的女儿，念三年级。她开车带着我来到她位于奥运村的家，四室两厅三卫的房间，200来平。晚上，博士丈夫回来了，简单和我认识了一下，就客气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就好。”听博士说，他们除了住的这个房子，在二环内还有两套120多平的房子，夫妇二人一个开丰田，一个开奥迪。

每天早上，我5点多起床，先给孩子做早饭和午饭便当，6点半准时让她起床。这个年龄正是贪睡的时候，要叫几遍孩子才能慢吞吞地起来。催她起床吃饭，让她快点，她慢腾腾地说，“快不了”。待她吃好饭，我便送她到小区门口等校车。

随后，我就回去继续准备博士夫妻的早饭，一般是煮杂粮粥、煎蛋和牛奶，偶尔也会煎一下他们买好的千层饼，炒一个素菜，律师爱吃榨菜，放上醋和麻油。饭做好了，他们还不到起床的点儿，我就趁着这个时间拖地，把200多平方的地面拖一遍，擦桌子各种台面等等。

8点左右，律师先起来吃饭，最后博士起来吃饭——她在家工作，网上远程办公，不需要外出。等博士吃完饭，我收拾厨房，然后洗衣服，再去附近的超市买菜，把小票留好，以便月底对账。

中午只我和博士两人，简单吃点。午后可以休息到3点，然后收拾一下，就准备晚上正餐需要的食材，再到小区门口接回女孩，便开始做晚饭，等律师回来准时开饭。

晚饭后，收拾厨房，我就开始辅导女孩做作业。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女孩也不能主动学习，需要催促，每天把她从电视机前转移到书桌前，都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这也让我感到了压力。

平心而论，这样的雇主对保姆的态度是不错的了，外出吃饭也要带着我，可我每次都不愿去。后来博士给我分析说：“你可能对这个工作还是有偏见，认为保姆这个工作不体面，所以不愿意跟我们出去。”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潜意识里有这样的观念。这个时候，因为家中另有急事，我跟博士辞职，等她找到接替的阿姨，我就离开了北京。

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4月，离我第一次到北京已经过去了9个月。往后，我再没去过北京打工，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让我见识了穷人的北京，也见识了富人的北京，见识了这个词语背后的光鲜靓丽，也见识了它背后的辛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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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他们和武汉，被时光刻在一年前

天气阴沉，初冬的凉意已经悄无声息地渗到了每一个角落，这是我在疫情后，第一次路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车子快速开过，尽管只有一两秒，我的心却不由得紧了一下，仿佛是路过什么灾难遗址。不知不觉，一年已过，再看到这个曾身处暴风眼中心的名字时，仍忍不住发愣，不敢相信就在去年今日，几多生离死别就从这里开始慢慢发酵了。

在这座城市里，如今很少有人会主动谈及年初的那段时光了，那是心里一块结好的疤，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不愿轻易触碰。

那又如何谈及它呢——

“要换冰箱了，你家用的什么样的，推荐一下？”

“别的都好说，但一定要够大----疫情期间可起了大作用了。”

我曾问老公：“疫情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沉默，再开口时，笑嘻嘻地看向我：“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买鸡蛋都是30个起买了？”我哑然失笑。在弹尽粮绝的日子里，鸡蛋确实是我们家的救命稻草，用一碗蒸蛋安排好一家三口的晚餐，是它在我家最高光的时刻。

那场灾难，我们已经不再讨论它，不愿回想它。那些惶恐、悲伤与愤怒，那些深夜的嚎啕大哭，渐渐湮没在自我消解中。那种死亡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惶恐，现在回忆起来却常常恍惚到不真实。有时我会问自己，那段过去真的存在过吗？

有人说，人的大脑极为聪明，善于遗忘赋予人一种奇怪的韧性。只是，那场灾难，悄无声息地浸润在每一个曾经历过它的人的心底，在之后每一个诸如买冰箱、买菜这样不经意的瞬间，轻描淡写地跳出来，狠狠地电一下。

李菲

我的好友李菲和她的丈夫何凯，在封城后的第二天，除夕的夜晚，开始发烧。

他们不是没有离开的机会。何凯老家在外省，李菲早早买好了1月22日离汉的车票，准备去婆家过春节。20日，官方宣布“人传人”后，她和我曾在电话里为“留下还是回家”讨论了近半个小时。

最后的决定是留下。李菲在22日早上9点退票，那时距离封城还有25个小时，距离她原定的归程还有8小时。

1月24日早上，何凯开始咳嗽，随后低烧，到了晚上，他的体温略略降了些，李菲却开始发烧了。她量了量体温，38度3，心里有些紧张，却又忍不住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没那么巧，自己不会真那么倒霉。她拖着身子翻出药，努力咽下几颗，再督促着丈夫也吃下----何凯仗着自己身体好，平日碰到小病小痛从不肯吃药。

一觉醒来，体温并未降下来，反而越烧越高，肌肉都开始酸痛。李菲挣扎着量了体温，已经39度5了。李菲扭头看看身边还在熟睡的何凯，他的脸有些微微发红，探探他额头，烫得吓人。

咳嗽，发烧，浑身无力，肌肉疼痛，毫无食欲，上吐下泻。李菲想，大概就是“中招”了吧。她努力回想，试图弄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被感染的，可是想不清楚了。过去的20多天，每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都有可能将病毒带到体内。她头疼了起来，放弃了思考，“现在想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她在视频通话里这么说，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劝她赶紧去医院。她摇摇头，声音满是无奈：“能去哪里呢？外面的药店都关了门，家附近的社区医院也没有开，能去哪里呢？那些大医院，你不是没有看到视频里是什么样，不到万不得已，我真的不想去，那儿大概比家里还危险吧？”

断断续续吃了好多天药，两人的烧一直没退，病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他俩开始喘不上气，整日戴着口罩，一人睡在卧室，一人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平躺着，没有力气交谈，没有力气互相安慰，最后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

屋里一直是静默的，那种安静让李菲感到心慌。到了必须吃饭的时候，稍有力气的一人起身，简单地煮点面条或粥，分作两碗，但谁也吃不了多少，剩下的不敢扔，要留到下一顿——粮食已经很紧缺了。李菲担心，“不知道是先饿死还是先病死”。

后来，何凯去煮面时已经没有力气站在炉灶旁等待了，撑到水煮开，往锅里放下挂面后，就回到沙发上躺下，积蓄力量，等到有力气站起来时，再回厨房去捞起面条。面条往往已经糊成了一锅，但他俩也不在意，因为已经没有了味觉。

李菲连喝白水都会吐，她唯一吃得下的是橙子，家里还有一网兜，是原本准备带到火车上的零食，大部分时候，李菲只能靠橙子的酸味来刺激一下味蕾。

到了第五天，熟识的医生告诉我，让李菲不要再自己扛了，烧了这么多天，应该没有自愈的可能了，不论多难多怕也要去医院，否则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我哀求着问：“有办法可以帮忙收治吗？”医生低声抱歉，说连本院职工的家属都排了近100人，呼吸科主任的亲戚也没法加塞。

我哭着给李菲打电话，让她一定要去做检查。她沉默了很久，用很平淡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吗？之前除了你们几个的电话，我谁的电话都不想接，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我就想，那就算了吧，也许就是这个劫，能够熬就熬，熬不过去了，那就算了。我已经不想说什么做什么了。”

我捧着电话，知道再说任何话都显得苍白无力，那种灾难中自身侥幸的平安，不仅没有给我任何安慰，反而像一副沉重的枷锁，挂着一个铅锤，拉着我飞快地向深水区坠去。手机里安静了许久，只有我的呼吸声和李菲的咳嗽声。又不知过了多久，话筒里终于传来了细若游丝的叹息声——李菲答应我，明天去医院。

1月29日一早，李菲鼓起勇气去医院。何凯先是不肯去——他觉得自己的症状在减轻，烧也略略降了一点，不愿再去医院冒风险。李菲略带哀求地说：“就当陪陪我，我一个人去医院怕”，他才勉强同意。

没有公共交通，没有私家车，李菲家距离最近的定点医院有1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李菲拒绝了我送她去医院的建议，他俩互相搀扶着，一路踉踉跄跄，走不动了就在路边歇息一下或者干脆一屁股坐到地上。本就不短的路程，最后花了两个多小时。

医院里的情况和网上流传的视频一样，走廊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一眼望不到头。开CT检查单的小医生眼皮直打架，不时用力地揉眼睛。不知道排了多久的队，李菲终于拿到了检查单的排号：577、578。

她迟疑着拉住匆匆赶路的护士问：“现在检查到多少号了？”

护士停下，低着头想了想：“100多号吧？”

李菲愣住了：“那500多号今天能检查上吗？”

护士飞快地摇头：“不知道，还是等着吧，你明天早上来还是要这样排，还得从头来取号。”

何凯看着CT检查室门口乌泱泱的人头，听着歪倒在椅子上、靠在墙上的人群不时发出咳嗽声，他崩溃了，压着声音喊：“不查了，我要回家！”便拉着李菲往外走。

李菲花大力气拦住他，让何凯去医院大门外等着，她在检查室门口排队，等排到号的时候再给何凯打电话让他进来。好说歹说，何凯才终于答应。

李菲心一横，独自坐在检查室门口，戴着帽子，脸上挂上双层口罩，脚上套着鞋套，这是她能想到，也是能做到的所有防护。一开始，旁边人咳嗽一声都能让她吓得发抖，渐渐地，她就走神了，她曾经以为自己会出现的情绪——恐惧、悲伤或者其它，统统没有出现。她将自己的思绪全部放在了医院门外的丈夫身上，不去想自己的现状，反而是一种解脱。

她时而怨何凯胆小又不讲义气，将自己一人扔在病人堆里（她竟忘了自己也是个病人），时而又担心室外的环境会不会让何凯刚刚有所好转的病情再加重——1月底的武汉刚经历十余天的阴雨，弥漫着刺骨的湿寒。

晚上快10点时，李菲已经在CT检查室外独自等了近12个小时，排号还没有叫到300号。李菲几乎绝望了，当她再次接到何凯愤怒的电话要求回家时，几乎没有犹豫，起身就离开了。她不愿去想在医院白白耗费的一天时间，也不愿去想自己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了，她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在那个门口坐一整夜，更不能让丈夫在外面站一整夜。

“回家。明天也不会再来了，太累了，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想回家。”她打电话对我说，语气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路上，何凯的怨气仍没有消散：“我讨厌武汉，我后悔来这个鬼地方。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来武汉定居？我压根就不需要经历这些的。如果我有命活下来，我一定要离开武汉，回自己家好好活着。”

李菲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刚刚扭头看过去的一眼，就仿佛耗去了她90%的力气。

2月2日，在朋友的帮助下，李菲和何凯终于做了CT。3天后，在社区的安排下，他们做了核酸检测。

2月7日，李菲被确诊为轻症，何凯核酸结果为阴。李菲跟社区说了丈夫的情况，询问能否给他再做一次核酸确诊一下，以避免是“假阴”。社区工作人员苦笑：“第二次核酸？那你且等着吧，第一轮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测完呢。”

两天后的下午，李菲成为方舱医院的第一批入住者；不到两周后，李菲出院，去到一家由工厂员工宿舍改造的隔离点。14天隔离期满，3月7日回家的那天，李菲走在路上看着月光淡淡洒满各处，第一次哭了。

然而李菲没有想到，自己的困境并非只在那个冬天。

4月，武汉全面解封后不久，李菲所在的公司也复工了，但她等了足足10天，也没收到复工的通知。一直以来隐隐的担心，看来是要成真了，思虑许久，李菲还是给领导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铃响了很久，直到李菲快要挂断时，领导才接起，语气温和：“是的，正准备和你联系的——我们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你刚刚出院不久、身体需要多休息一下，你就安心再休养一个月。你不用担心，生活费我们会按时打给你的。”

李菲无奈，但也无法反驳。

静等两个月，除了每月工资卡里会按时进来一笔不到2000元的生活费之外，李菲好像和公司所有的同事失去了联系。微信工作群里一天比一天热闹——除了她之外，所有人都正式复工了。

何凯建议李菲要不再给公司联系一趟，看下一步到底如何安排。李菲想了想，拒绝了：“如果（领导）有心让我回去，大概早就回去了，何必腆着脸再去问一遍？”

何凯坚持了好几次，两人为此爆发过几次大吵，夫妻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李菲没有了工资，何凯的收入也打了折扣，本就不宽裕的两口子，日子过得更加紧张，每天何凯买菜基本以素菜为主，偶尔买了肉，都要认真地把肉分成几小份放进冰箱冷冻室。

在何凯看来，李菲去问公司对她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公司迟迟没有明确表明要‘辞退’，就说明他们还是在犹豫，我们不过是问一问，有什么损失呢？退一万步说，也许求个情就能让公司的态度趋向于留下你呢？”何凯实在无法理解李菲“空前暴涨的自尊心”，“我们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民老百姓，有什么比挣钱、活命更重要呢？”

李菲私下和我说，这恐怕是她婚姻里的最大的一次危机了——她有时会回想，自己对何凯的失望来自于何时呢？是生病中何凯对她无端的指责、仿佛她是让他染上病毒的时候？还是那个冬夜，他躲在医院大门外，让自己独自排队的时候？又或者是进方舱前夕，她心生恐惧，随口说：“要是你也能一起进去陪着我就好了”，何凯脱口而出：“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会跟着你去那鬼地方……”的时候？

但更疼的撕裂感大概还是来自于此刻。何凯喋喋不休地催促李菲赶紧与公司联系，她常常看着丈夫不停张合的嘴出神，恍惚中会冒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千挑万选打算共度一生的丈夫吗？

我小心翼翼地组织着措辞劝李菲：“也许只是何凯压力太大，希望你能分担。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他的为人你也清楚，不要轻易地否定他。不管怎么说，你生病时、出院后，他都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你，最难的时候，他那么痛苦还撑着给你做饭，你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了。”

李菲苦笑着打断我：“你知道吗？我常常想如果当初不是我们俩一起生病，而是我先被感染了，他是会留下照顾我，还是第一时间逃走保命呢？我真的不确定。”

我一时语塞，李菲却轻笑出了声：“算了，其实也没必要细想，我也不可能为这个和他离婚吧？那就这样吧。”

顿了顿，她低着声音又说：“可是，真的忍不住会想啊，我有时闲下来无事，就会翻来覆去地想，如果我以后出了什么事，他会不会再一次丢下我呢？”

耗到6月，公司终于来找李菲了，先是部门经理，再是总监，最后是分管副总，都是一个要求：公司经过综合考虑，觉得你的能力不太能匹配现有岗位，希望你能主动提出离职。

李菲忍不住气笑了：“能力不适合？我他妈在这个岗位做了3年多快4年了，你现在跟我说我不适应岗位？”

这是李菲在这家公司这么多年第一次爆粗口，许是不习惯一向淑女的她突然如此讲话，所有人都愣住了，气氛变得微妙。安静了许久后，副总徐徐开口：“李菲，平心而论，公司待你不薄吧？你生病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所有力量去帮你找药找床位，你不记得了？大雪天，胡经理跑去你家给你送药你不记得了？半年来，你的生活费没有一天迟打给你，你也不记得了？我们共事这么多年，都是有感情的，你困难的时候我们尽了全力帮你，公司现在难了，你能不能体谅体谅公司呢？”

李菲的眼圈红了，她一直记得几个月前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同事为自己做的事，可是，“当初雪中送炭的是他们，现在落井下石的为什么还是他们？”

她努力将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逼了回去，声音有些发抖：“你们的帮助我一直记得，我也能理解你们，真的，我能理解你们现在很怕我。”

她抬头看向屋子里的其他几个同事，他们都微微有些尴尬。李菲接着说：“其实是不是公司经营困难，我就不和你们争辩了，来公司前我也打听清楚了，公司一个人都没有裁，除了我。”

“来的路上我也想清楚了，如果大家都介意，我留在公司也没意思，我可以离开。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我现在的状况你们也清楚，接下来工作估计会很难找，我只求你们一件事，请公司辞退我，而不是我自行辞职，这样我起码可以在找工作的期间领一份失业保险。”

这大概是李菲在公司这么多年言辞最激烈的一次了，她一口气说完想说的话，屋里又安静了，谁都没有出声。最后，人资经理打破了沉默：“这个，你也知道，你的情况比较敏感，如果公司辞退新冠的患者，传出去对公司名声有影响，希望你体谅……”

话到最后，气氛越来越沉重，李菲低着头不想开口，对方也都缄默着。在时间拉长到所有人都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副总终于动怒：“你不愿主动辞职也行，那就考虑调岗还是更换工作地点吧，我们商量好了后通知你。”说完他就起身，头也不回地出了会议室。

李菲伤感地对我说，其实她知道，如果公司真的下了决心，有数不清的办法让她最后扛不住主动辞职，但是她总不愿相信事情会到那一步：“相处了这么多年，总归应该还是有点感情的吧？何况，我做错了什么呢？”

半个月后，领导们出了最后的方案：公司继续给李菲发2个月工资，五险一金照常缴纳，期间不用上班，8月底去办理离职手续，按自行辞职处理。

经理压低声音告诉李菲，这是他和总监一起向副总求情了好久的结果——按副总原本的意思，是要调她去远在汉南郊区的分公司，岗位也将调整为专员级别，“路上单程2小时，工资4500，做不了一个月也会自动辞职了”。据说，副总在讨论时义愤填膺：“她完全忘记了我们当初对她的帮助，公司不需要这样不懂感恩的人！”

我问李菲接受吗？她说：“接不接受也没办法，如果真那么调整，我可能也真得辞职。算了，那就这样吧。这两个月工资也能抵上好久的失业保险了吧？”她的声音里透着勉强的雀跃，“想开点吧，坐在家里休息两个月还能领钱，可以了。”

但强撑的兴奋没有坚持多久，又迅速低落了起来：“我以后怎么办啊？以现在武汉的招工行情，加上我这样尴尬的年龄，还有我的病，我可能找不到工作了吧。你说面试时，我说不说自己生过病？说了，可能没有公司会要我，不说，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都不敢去想，想一想就觉得好绝望啊。”

劫后余生，似乎是一个充满了庆幸和美好感的词，可是很少有人认真去想，在劫难中千疮百孔的人，将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人生。

李菲病愈后，主动献了血。

她常常回忆起在方舱里的那段日子，虽然睡不好、上厕所很痛苦、里面总有人为各种琐事吵架，有哭、有骂、有闹……但她却常常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不自觉地回忆：

隔壁床的大哥，父母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就相继感染新冠去世，他自己也是重症，在医院里躺了不知道多少天，直到转为轻症住入方舱。一开始大哥不爱说话，一张口就哽咽，到最后离开之前，他给医生和护士深深地鞠了两个躬。

“再隔壁的隔壁床”的女孩，不过20岁出头，一家三口全病了。她爸爸重症在医院，妈妈在另一个方舱，她常常哭着给爸爸打电话，却一直联系不上。每次说起爸爸，女孩的眼泪就流个不停，李菲和其他病友只能劝她平静一点、心情好一点。

女孩在方舱里做了3次核酸、2次CT，CT结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没多久，人就转走了。李菲常常想起女孩，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父母有没有回家，可匆忙间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什么都不知道。

女孩搬走后，住进来一个50来岁的阿姨，泼辣爽利，声调高亢，快言快语，在武汉话里，这类阿姨有总称，叫“嫂子”。嫂子很健谈，时常拉着李菲聊天，问她为什么还不要小孩。但嫂子最爱的还是和护士聊天，她拉着常照顾她的两三位护士，喜滋滋地给她们看自己儿子的照片，说自家住在江汉路，“那是好位置，武汉最热闹的地方啊”，一遍遍强调让护士以后到她家去玩，“最好能嫁到我们家！”

所以当病友们号召去捐血时，李菲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原本没多想，意外的是，不久之后一个病友告诉她，有家公司在奖励捐血的人。李菲半信半疑，第一个反应是“该不会是骗子吧？”但上网搜了搜，确实查到一则不起眼的新闻，一位企业家拿出300万，奖励捐献血浆的康复者。

李菲犹豫了许久，害怕是骗局，怕上传的个人信息被人利用做坏事，但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想到1个多月后，竟然收到了1万元钱。

她看了看银行卡的余额，想了半晌，不知道该配出哪一种表情。

武汉解封后，我的生活忙得一塌糊涂，与李菲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人到中年，与许多朋友们的见面都开始以“年”作为单位。粗心的我一直没觉得“见面”对李菲的重要性。直到10月，我动了一场手术，李菲在视频通话中犹犹豫豫地问我：“我想去看你，可以吗？可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提这样的要求。”

她小心翼翼的口气，让我的心里狠狠地颤动了一下，懊恼迅速爬满了整个胸腔。我飞快地回答她：“现在医院不让探视，等我出院了，我们第一时间出来约个下午茶！”

“好的。”她温柔地笑了。

茉莉

在之前的2020年计划中，茉莉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搞定女儿的小升初。去年9月，升上六年级的女儿成绩优异，一直是茉莉的骄傲，她给女儿规划的目标是武汉最好的初中——武汉外国语学校。

没有想到，2020年对她来说，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2月18日，在武汉的疫情已渐渐趋向可控，茉莉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此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她母亲被感染了。

茉莉的母亲今年74岁，两年前曾经有过一次中风，康复后生活能自理，但不能买菜做饭，更无法照顾80多岁的老伴。茉莉有两个孩子，都在读小学，平日工作、家庭已经让她分身乏术，因为担心行动不便的父母在家，只好将他们一起送到养老院。

茉莉的母亲性子随和，没什么要求，父亲对养老院的要求特别高，几番折腾都不满意，最后茉莉多方打听寻找才来到现在这家。老两口住一间房，日日相伴，和在家时没太大区别。有时母亲和父亲吵了架，一般当面不说什么，转身就偷偷跟茉莉打电话告状，说要搬走，“不要再和老头子住一起了”。

2月14日，母亲开始身体不适，吃饭都是父亲喂的。茉莉在后来说，母亲照顾了父亲一辈子，好在，在生命最后的几天，她终究是被照顾的。

茉莉送母亲去医院入院，2月21日凌晨母亲走了，19号的时候，母亲还在微信家庭群里说话，这是她在微信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茉莉下一次再见到母亲，已经是春天了，她去殡仪馆领回骨灰。

母亲是个快乐开朗的人，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茉莉带着孩子们去养老院看她，那时的母亲有种小女孩般的虚荣。茉莉说，她穷尽自己的想象，也没能想象出最喜欢热闹的母亲去世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

母亲刚进医院时，父亲一天打好几遍电话给茉莉问情况。一开始茉莉不敢说实话，总是斟酌着一点点地透露，言辞含糊不清，父亲也不紧着追问。后来茉莉实在扛不住，说了实话，父亲的反应却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大——父亲沉默了几秒钟，开口说：“那几天，我给你妈打电话，她都关机了。”

接下来，父亲就再没有说话了，显然，有心理准备。

茉莉后来难过的时候，父亲安慰她，说母亲先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父亲说，虽然一辈子都是他被老婆子照顾，但自己却总忍不住担心，怕自己不在了，以后谁来照顾她。“她身体也不好，退休工资也没有多少，要是走在我后面，会很遭罪”。

养老院里来来去去都是老人，生离死别常见。之前茉莉去养老院看父母，总会发现上次打过招呼的老人不见了，细细一问，总忍不住唏嘘，父亲反而淡定，只说这样走了也不是坏事。茉莉想，对于死亡，父亲比自己看得开。

很早以前，茉莉闲来无事时曾和父亲探讨过，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要不要插管，要不要抢救。父亲说不要，很平静的样子。但是茉莉没有和母亲讨论过，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

2月19日，茉莉给母亲送去丙球蛋白后，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煎熬。她反复地想：“还能做点什么”——听说当时疗效最明确的就是康复者血浆，她发动了身边所有的力量去寻求血浆。然而就在她焦急万分的时候，接到了医生的电话，母亲病程发展之快，根本等不到她求助的结果了。

母亲病危的时候，医生表示不建议插管，说这样的状况，抢救几率不高，但言语间也暗示着，“如果你坚持，我们也会冒险一试”。茉莉没有吭声，早年她读过一些关于临终关怀的文章，自认为在这方面特别理智，最终没有插管。

母亲走后，没求到血浆和放弃插管的遗憾，成了茉莉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日日萦绕着她、折磨着她，让她每天晚上都不想入睡——因为每天早上，之前好不容易接受的一切，在醒来的时候又要经历一次。茉莉忍不住去关注和查看那些插管成功的案例，因为每多一例成功，于别人是欣喜若狂，对于她就是鞭挞和煎熬。

茉莉把母亲的东西从医院领回家，父亲也被查出感染了。送父亲去病房时，父亲因为病房没有马桶而大发脾气，茉莉劝阻父亲大呼小叫后，不停地向医护们道歉——茉莉知道，父亲是在为母亲最后的时光感到难过，但他说不出口，只能乱发脾气。

医护们倒没有太在意，笑着说：“没关系，反正一句都听不懂”。茉莉这时才发现，整个病区都被江苏的医疗队接管了，满屋的吴侬软语，给病房的焦躁情绪降温不少。

临走时，茉莉担心父亲的坏脾气，但庆幸的是，父亲同病房的两个“小伙子”——一个70岁一个58岁，对于父亲来说他们都是“年轻小伙子”——很热心，在电话里远远地说：“放心，我们都会帮你照顾好他的。”

茉莉随后被送去隔离酒店，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情绪中。她时而打电话给父亲询问情况，时而视频女儿追问复习进展，一刻都不愿让自己闲下来。但事情终究会有忙完的时候，空下来时，茉莉很认真地把酒店发的装方便面的碗一个个摞起来，摞成一座“金字塔”。她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仔细地堆砌，不让那座小塔倒塌上。

金字塔终于倒下了，茉莉停顿许久才打开手机，翻出母亲近期的照片，一张张地细细看，看着看着，她甚至笑了——母亲的好多照片都是在吃吃吃。

茉莉抬起头：“每一天都在认真生活的老妈，下辈子也要这么快活哦！”

4月武汉解封之后，茉莉去殡仪馆取回了母亲的骨灰，一路上的车龙蜿蜒看不到首尾：“这样的情景，谁都不要和我说‘胜利’。我听不得这个词。”

也许是因为母亲走的时候她不在身边，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茉莉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她常常梦到母亲又好好地回来了，梦里的她欣喜若狂、如释重负。后来，办了一部分后事，茉莉开始接受事实，但是还是会常常梦见母亲。不同的是，每次母亲一出现，茉莉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母亲节的前两天，茉莉又梦到了母亲。母亲站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她走近去认出了母亲。那一瞬间，她又清醒地知道了这是梦境——梦里的她很淡定地对母亲说，你往前面走几步吧，到亮一点的地方去，我好好看看你就行。

母亲节的时候，茉莉第一次意识到，今年不需要绞尽脑汁去琢磨送母亲什么礼物了。

牵扯的琐事太多，一直到9月，茉莉才回到老家安排好母亲最后的悼念仪式和葬礼。她特意选在了母亲农历生日的那一天。

“生日快乐，老妈。”茉莉轻轻地自语。“下一次，在梦里请站到最亮的地方。”

老家的路边，还有没有下市的莲蓬摆着摊卖，茉莉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往年夏天去养老院看望母亲时，她常常记着买点新鲜莲蓬。因为母亲总说，养老院里什么吃的都不缺，独独莲蓬不太好买。茉莉每次都买了一堆，和母亲一起靠在床边，一边剥了吃一边闲闲说着话。

那次，茉莉驻足摊边看了许久，商贩招呼她：“要吗？”她犹豫了一下，终于摇摇头，走开了。

母亲去世后，茉莉关注了十几个新冠逝者的家属，但她们彼此从没有主动联系过，只是日常默默看着各自的记录。这世界上本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只有在遭遇相似的人那里，茉莉才能找到些许的共情。痛并不一定是歇斯底里的嚎啕，也许只是卑微地在梦里能看清楚就好。

茉莉女儿的备考也因为筹备她母亲的后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最后以2分之差落榜。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和女儿的入学后，茉莉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没过两个月，11月下旬时，父亲后遗症发作，再次送进ICU抢救3天才转入普通病房。截止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茉莉的父亲已在医院住了大半月，氧气管一直没脱下来过。

“太魔幻了。”茉莉哈哈地笑着，“我这辈子的倒霉事都挤在这一年了吧？”

妈妈

从1月到6月开始，妈妈都没有走出家门一步。

1月15日，妈妈的老同学们还在一起吃了年饭，饭后去唱歌，那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惯例。几天之后，一个同学突然在群里说自己生病了，要去住院，一边说一边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这个同学住院后没两天就封城了，此时的同学群里，无论大家怎么呼喊，都没见那个同学的回话。再次收到消息时，是“人已经走了”。

这件事对妈妈的打击很大，她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十几天前还好好地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的人，转眼间就没了。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沉默不语，情绪就像从树枝上掉到地上的松果，一路往下滚落。难过的时候，妈妈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小花园里，那里全是她的宝贝，有时她就静静地看着一朵花发呆。

4月4号公祭日，妈妈正在忙着手里的活，突然听到一阵长鸣的防空警报，愣了好几秒，她才意识到这是全国默哀3分钟的时刻。广场半降国旗，汽车长鸣笛，许多人开始低声哭泣。

妈妈找出纸钱——那是原本准备在除夕晚上烧给过世的外公外婆的——晚上，她去到小区的角落，小区原本禁止在居民区内见火星的，但那个清明，处处可见烧纸后剩下的白色圆圈。

妈妈将纸钱分出一摞，用石块画了一个圈，念叨着同学的名字。纸钱焚出猛烈的烟气，迷得妈妈的眼圈都红了。

相伴近半个世纪，她怎么也没想到竟不能送老友最后一程，悲伤呼啸而至，她努力眨了很久的眼睛，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武汉解封了，妈妈却迟迟不肯出门，是不敢，也是习惯了。

爸爸比她的活动范围略大一点，但也仅限于去小区扔垃圾和取回团购的菜。在我远程指导过几次后，爸爸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团购”、“接龙”、“付款”、“取货”等一系列麻烦的流程，有时还会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政府发的惠民菜，一个小区就分了100份，我一下就抢到了1份，老爸现在手机玩得溜吧？”

小花园是妈妈在上半年的时间里唯一一处能呼吸到自由空气的地方，她在花园里仰着头看天，看云，看飞鸟，低下头看花，在那样的时候，日子才没有那么难熬。

家旁边有个小公园，平日里我最喜欢去那儿，那里总是热气腾腾的：晨跑的青年，跳舞耍剑的婆婆们和高谈国际形势的爹爹们，还有孩童们咿咿呀呀玩闹个不停。隔离的时候，我时常跑去楼顶的天台，远远地隔空看着它，看它空荡荡的样子。树的叶子兀自不管不问地长着，枝繁叶茂。

6月，公园重新开放，我第一时间走了进去，路边的野草已经长到小腿肚那么高了。一位60来岁的老爹爹正在开着机器除草，他头发花白，衣服随意撩起，卷到肚子上。路过时，我听到伴着除草机的轰鸣，是他的放声高歌：“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

苦劝爸妈出门而不得的我，后来终于强行将他们拖到了江滩去透透气。那是疫情之后，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走出家门。

江滩上的人不多，沿途的防灾帐篷随处可见，仿佛战场后的余悸。在武汉的街头，随处可见那些帐篷，在各个小区门口，在大街小巷的路口，笔直地站立着，如勤勉的士兵。帐篷一直没有撤走，和武汉人脸上的口罩一样-----曾经最炎热的酷暑时，口罩已经有些戴不住了，但武汉人却依然认真地将它们带在身边，有的半拉到下巴，有的套在手臂上，随时能重新戴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极了武汉人现阶段的生活态度。

尽管解封已有2个月，但除了必须出门上班的年轻人之外，街上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老年人更是不多见。和我的父母一样，那场来势汹汹的灾难，对他们的精神层面的摧毁似乎比年轻人来得更彻底一些。在经过了最初的漫不经心后，恐惧更快更狠地攫住了他们的心，许多老年人更想躲在家里，似乎那是他们最后的安全堡垒，能抵御世间种种难过。

初夏的江滩很美，路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偶有几声鸟叫声传来。习习的江风里，是湿润的江水气息，天上的云低低地压下来，好像快要下雨的样子。爸妈并排走着，像初生婴儿般好奇地打量着周围，江水，芦苇，垂柳，渔船，一切都静谧而美好，它们静静地待在那里，温柔地回应着我们的注视，仿佛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我跟在爸妈身后，看着他们的背影，扭头看着身边的一颗梅树，鼻尖竟有一点点发酸，今年的梅花还都没看过呢，梅子却已经结好了。

妈妈和我絮絮讲起闲事，说起姨爹家的妹妹，2月里感染为重症，妹夫也关在了隔离点，其他人千辛万苦买到的丙球蛋白，却没法送去病房。妹妹的病房在遥远的同济中法新城院区，离主城区有近20公里，姨爹听了二话不说，披上件一次性雨衣权当防护，就要骑着电动车去医院送药，被大姨拼命拦住。

大姨红着眼睛吼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大的雨，你骑20公里的电动车，你60多岁的人了，身体受不受得了？你去到医院，感染了怎么办？你自己不怕，不为这个家里其他人着想吗？”

姨爹不应，只在家里烦躁地转圈：“我不去送药她怎么办？她是我亲妹妹啊！我妹妹快要死了啊，我怎么能不去管她？”姨爹越说越激动，发出一阵类似嘶吼的哭声，这是大姨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我忍不住插嘴问妈妈：“她儿子呢？他不能去送药吗？”

妈妈沉默了半晌，摇摇头：“别人家的事，就别管了。”

我有些忿忿不平，妈妈却很平和，长叹一口气：“古话说了，从来只有藤缠树，不见树缠藤。”

好在姨爹的妹妹最终治愈出院了，她说这是老天留她一条命。儿媳快要生了，如果到时小夫妻不嫌弃，她就要去给他们带孩子，如果嫌弃，就给钱，住最好的月子中心，买最好的玩具。

尾声

有人问，这座城市究竟遭受了些什么，抱歉，谁也无法给出答案的全貌。每个人，都只能支离破碎地拼接出身边的伤痛和力量，悄悄愈合那些大大小小的伤口。

曾经恐惧的战栗，曾经暗夜里的哭泣，总会被慢慢舔舐，痊愈，或早或晚。

只是，永远不要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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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全家人的摇钱树，她做了一辈子

2020年1月17日农历小年这天，我们医院照例组织了一场“退休干部新春茶话会”。老魏大哥看见我，特意说：“初四去我家喝酒啊，你嫂子最近郁闷，你开解开解她。”

我笑着答应了——嫂子为啥郁闷我是知道的，平时微信里也没少听她吐槽。

当年我刚上班时和老魏一个科室，关系处得铁，参加他婚礼时，发现新娘子李月清居然是我老乡——我们两个村子相隔5里地，都曾在一个学校上学，她大我几级，虽然没啥交往，但也彼此知道。

李月清经常让老魏给我带好吃的，我结婚前没事儿也常找她一起玩。我结婚后，两家越处越亲，30年来互帮互助，一起吃喝玩乐都是常事儿。

结果因为疫情的影响，直到4月份我和李月清才见了面。聊起家人给她带来的苦恼，她说“罄竹难书”。我说你若同意，我能“书”。她苦笑：“不够让人家笑话的呢。”

直到9月份，李月清才在微信里说：“你愿意写就写吧，我巴不得他们对号入座反思一下呢。”

1

1991年，全国各地的倒爷云集在H城，满大街南腔北调，张嘴闭嘴谈的全是钱。

中专毕业后一直坐办公室的李月清这一年30岁，她也决定辞职下海加入“国际倒爷”行列——只要把廉价的运动鞋、牛仔裤、羽绒服、泡泡糖带到俄罗斯，就能换回价值翻出十番开外的貂皮大衣、貂皮帽子、狐领大衣、油画、望远镜等等。

不过，除了丈夫老魏，家里无人支持她的决定。李家世代土里刨食，出了她这样一个“吃公粮”的，全家引以为傲，穷山沟里的爹娘和俩妹妹一个弟弟都指望着她接济呢。

她爹说：“你就看着眼巴前儿有钱挣了，说不定老毛子跟中国啥时就翻脸，这是能长久的事儿吗？再说光挣啊？万一赔得底儿掉呢？”她娘说：“砸了铁饭碗，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弟弟妹妹也是苦苦劝她别冲动，说他们想有个工作都想疯了，也实现不了，你好不容奔进城里的人，难道将来再回村里种地？再说，你考上中专那年户口就农转非了，村里哪还有你的地。

李月清一向孝顺，当初就是听爹娘“早点上班挣钱帮家里”的要求，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连高中都没读，直接考了个小中专。但这一次有老魏做后盾，她决定不再听爹娘的——老魏说：“真不行还有我的工资养家呢。凭你的心气儿，那种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日子能把你养枯了。”

老魏是当医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总说工作若能和爱好结合是最好的。可李月清没什么爱好，就爱好挣钱——本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一块也够维持起码的体面，但那个穷娘家像无底洞一样吸她的钱，日子总是捉襟见肘，她做梦都想有钱。

李月清从小在农村吃苦，六七岁就开始帮爹娘干活儿，做事雷厉风行，脾气火爆，性格强势。老魏在城里长大，书香门第，从小养尊处优，温吞水的性子，火上房都不着急，俩人性格互补。所以他们家过日子的基调，基本上是“妇唱夫随”。

自从俩人结婚，他们家就成了李月清娘家驻县城的办事处、饭店和旅店，人来人往，连吃带拿。但这些事儿早在相亲时李月清就很有预见地跟老魏摊过牌，说你能过这样的日子咱才能谈下去。老魏当时还是不识愁滋味的毛头小伙儿，虽然比李月清大4岁，却不如她有远见，正是一见钟情呢，毫不犹豫地表示“能过”。

被李家人烦扰恼了时，老魏也曾问过李月清，能不能狠狠心只过自己的小日子？哪怕只管爹娘、别管两个已经嫁人的妹妹和上大学的小弟。李月清说不能，她是家里的老大，她吃干饭看着亲人喝稀粥，她的饭就吃不香，还不如一起喝粥呢。

老魏就没再说啥——当初他要娶农村来的穷媳妇被全家人反对，他一意孤行伤了爸妈的心，二老撂下话，让他以后“自己的曲儿自己唱”，经济上从来不接济他们。李月清在婆家也得不到啥好脸色，越发憋着一口气想把日子过好了，扬眉吐气。

可第一次送李月清出海关，老魏就后悔支持她了。

那天他用自行车把李月清装好的大包运到口岸联检大厅门口，李月清为了多带货，身上穿了8套运动服，臃肿不堪，汗流满面。把大包背在自己身上时，立马就被压弯了腰，几乎是爬着出关的。老魏看着那小山一样的大包和妻子一把一把擦汗的佝偻背影，立时泪目，心里责怪自己没本事让妻子过上安逸日子。

当晚老魏在口岸接李月清时（当时H城口岸，出关后15分钟就能抵达对岸，回来也差不多时间，当日就能打个来回），又见她背着大包，还一手一个提包，艰难地一步一挪，每挪一步，老魏的心跟着颤一下，总算看着她出了关卡，他赶紧迎上去拿包，没想到那大包沉得把他1米8的大男人都坠了个趔趄。

他立时哽咽了：“媳妇，咱可不干了，这哪是人干的活儿啊？”

李月清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却兴高采烈：“咋能不干呢？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换了多少好东西！”自行车车把两边挂着提包，后座上驮着大包，老魏扶着车把，使出吃奶的力气都控制不住车子左右乱晃。李月清在自行车后面扶着大包，边走边跟老魏炫耀：“这包里有一个貂领羊绒大衣，我在一条街上见过差不多的，卖400多呢！你猜猜我拿啥换的？”

老魏没心思猜，李月清自顾着说：“一套运动服加一盒大大泡泡糖，28块！”

“是吗？”老魏也喜出望外，可心里依旧没有轻松起来。

李月清又说：“还有更离奇的呢——有个半大孩子拿一幅油画追着我，比划要换两双运动鞋，我也不知道那画儿能值多少钱，看着挺好看的，寻思挂咱家客厅也行啊，就跟他比划，只给他一双鞋，也成交了。你猜怎么着？那画我拿在手里，回来的船上就被一个北京来公务考察的人给买了，我让他出价，他要给1000元，还问我行不行。天呐！我心里都乐疯了，这一趟的本钱都出来了还有余呢！我又试探着让他再加100，居然也给了，我都后悔咋没再多要点呢？你知道吗那鞋才32块呀……”

李月清高兴得一路走一路说，还不肯回家，非要直接上俄罗斯商品一条街去卖货，还不让老魏跟她去：“你脸皮那么薄，咋开口吆喝？再说你一个当大夫的，小半城的人都认识你，干这个？别让人家看了笑话！”老魏拗不过，就把她送到街口，转头去幼儿园接四岁的儿子了。

当晚李月清就卖掉了一大半的货，回到家已经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捂着鼓囊囊的腰包傻笑。

第二天一早，她又满血复活，豪气干云地对老魏宣布：“以后不用你再去送我，我来回用自行车驮货，车子就锁在海关好了。以前帮家里收秋儿时我扛160斤一袋的麦子都没问题，这点货算个啥？适应适应我能背得更多，还用你泪眼叭嚓地可怜我？你上好你的班儿，管好咱儿子，就是帮我了。”

老魏情知妻子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动，但依然在串休和上下夜班的时候去接送李月清，能帮一把是一把。那时他压根不会想到，30年后，妻子这令他心酸的场景，会被他一次次忆起，用来恳求小姨子小舅子们心疼一下他们的姐姐。

2

李月清的大妹妹叫李月华，小妹妹叫李月玲，李月清下海前，她们都已经在老家嫁人了，一个嫁在本村，一个嫁去更穷的山沟里；弟弟李威当时在北京读大学，李月清每月都要从100块出头儿的工资里，抽出30块资助弟弟做生活费。

下海挣钱后，李月清立马把弟弟的生活费提到了150块，加上弟弟不时哭穷要走的和俩妹妹以各种理由“借”走的以及孝敬爹妈的，李月清每年都不少往娘家花钱。因为收入不像以前那样有固定的数儿，给娘家撒钱时李月清也不再事事同老魏商量——虽然老魏对她接济娘家从无二话，但她自己还是觉得不好意思，能不让他知道的就不让他知道；老魏知道妻子盘腾给娘家的钱肯定是水涨船高，但自己不掌控家庭财政，大钱又是妻子挣的，干脆装糊涂——反正眼见自家的小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那点拖累也不算啥。

李月清的以货易货越干越顺手，想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鼓动俩妹妹也出来跑“一日倒”，说本钱她来出，只要她俩肯吃苦会换货卖货，就能挣到钱。可俩妹妹都说孩子还小，婆家没人肯帮她们带孩子，脱不开身，又说这“一日倒”也不是人人都挣钱，万一赔了呢？李月清恨铁不成钢：“出境一次的本钱也不过千八百，赔又能赔多少？赔了算我的挣了算你们的还不行？”

还不行。

李月清又鼓动俩妹夫，说男人扛大包比女人还有优势呢。结果俩妹夫都说自己没长经商的脑袋，只会种地。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是担心“寄人篱下”不舒服，还整出一丝穷死不受嗟来之食的气概。

李月清只好作罢。进货、出关、换货、回国、卖货，成了她的全部生活。从睁开眼到合上眼，一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一再压缩。她的俄语越说越溜，结交的人越来越多，进出海关越来越顺，带货越来越杂，卖货越来越有经验。后来老毛子变精明了，廉价质次的衣服和鞋渐渐没了市场，李月清敏锐地发现对方的“口味”变化，迅速瞄准商机调整货物，一直生意兴隆。

也许李月清潜伏的经商才能被“边贸热”给充分激发了，在出境入境那短短十几分钟的旅途中，她总能跟国内天南地北的淘金客和俄罗斯商人热情攀谈，居然还做成了两单“拼缝儿”的生意，一单是钢材，一单是白糖，都是成船的货物入境过境，收益非常可观。老魏赞那是“神来之笔”，李月清自己也万分得意。

到了1995年，“边贸热”退潮退得差不多了，H城不复往日的热闹，换来的货不大卖得动了，李月清也结束了扛大包的生涯，打算歇一歇，再考察考察，在家门口干点啥。

老魏劝她收手：“差不多得了啊，家底儿够厚了，我的工资奖金也足够生活。正好孩子也上学了，你在家相夫教子不好吗？”

李月清不干：“你要是管不过来，咱可以雇个保姆。我才30出头就在家待着，还不憋疯了呀？”

老魏想想也是，叹了口气，道：“你就是个挨累的命。”

刚歇下来，李月清回老家住了几天，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直不愿意放弃种地的爹娘跟她进城享福：“那两晌地，丰年也剩不下几个钱，一遇灾年就赔钱，有啥舍不得的？租出去也有固定收入。都快60岁了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日子，你们让我咋安心？我要是再干点啥肯定也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精力总回来看你们？”

好说歹说，二老总算答应进城了，却嫌城里的房子“不接地气”。李月清马不停蹄地回来，买了一楼的房子、装修，趁热打铁把爹娘接了出来。

李月清一番考察后，决定开一个上点档次的酒店——不光能吃饭，还能边吃饭边唱歌的那种——这是她之前出入境途中听那些南方商人白话过的。H城还没有这种地方，要做就做跟别人不一样的。

正筹备着开饭店的时候，大妹李月华鼻青脸肿地跑来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两口子总干仗，一干仗她就挨打。以前爱面子，她默默忍着，终于忍不了了，来跟大姐哭诉，说不过了，要离婚。

李月清气炸了肺：“我就不知道你咋能窝囊到这份儿上，挨打还能忍着？拼死也得打回去呀！打不赢等他睡觉了拿刀捅！”

老魏赶紧和稀泥：“别出馊主意啊，那是犯罪。”

大妹夫后脚儿来接人，被李月清祖宗八代都问候了一遍，骂得妹夫不停告饶：“大姐我再也不敢了，我再动手自己把手剁了，你让她回家吧。”

骂归骂，骂完了，她还得帮着劝和：“好歹还有孩子呢，离婚他又不肯给你孩子，你能舍得下？他真要是能改，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可李月华铁了心：“他就是拿孩子牵制我呢，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离了！这次我算是想开了，我跟着你干，我要是能在城里站住脚，孩子大了自己就得跑来找我，他傻啊他愿意跟他爹窝在山里？”

既然劝不回去，李月清就让大妹妹跟着自己筹备酒店。大妹夫又来过几次，低声下气地恳求李月华回家，可李月华说什么也不回去——在这儿吃得好穿得好，干点活儿大姐还给她开工资，城里的生活五光十色的，她只后悔没早听大姐的话从农村出来。

“狗改不了吃屎，我傻啊我回去跟你挨打受骂过穷日子？”

扯皮了一段时间，男人见没有回旋余地，也就跟李月华办了离婚手续。

李月清的酒店开起来了，李月华做服务员，比别人都尽心尽力，啥啥都帮着管。李月清开始给她的工资是一月400元（别的服务员才280元），后来酒店生意红火，普通服务员的薪水一点点涨到400块时，李月华拿到手的已经是1000块，比厨师挣得都多——吃住都由大姐供着，连买衣服买化妆品都顺手带着她的，李月华什么钱也不用花。

李月玲每年看病抓药、置办年货的，也要进城两三次。每一次进城，二姐李月华总跟她炫耀如今日子过得多舒心，跟她描述大姐的酒店咋样的日进斗金。李月玲羡慕不已，也活了心思，想出来跟着大姐干。

李月玲举家投奔李月清是在1999年冬天。酒店本不缺人，但李月清觉得小妹好不容易自己想开了，就赶紧给她安排。那时李月清刚刚买了大房子搬进新家，旧房子就让给了小妹一家住，还叮嘱大妹带一带小妹，培训她当服务员，又安排妹夫在后厨打杂。

这次老魏满心不乐意：“你当自己是慈善家呢？”

李月清不以为然：“雇别人也是雇，雇自家人干活儿还能诚心实意，何乐而不为呢？不就占咱个房子吗？你缺那卖房钱呀？”

“行行行，你能乐起来就好。就怕一家人在一起唱大戏，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小弟大学毕业留在北京，不用管他了，能带着爹妈和俩妹妹过上好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干嘛要哭？”

3

老魏的乌鸦嘴很快应验了。

李月玲来了一年多后，去探望爹妈时，就开始“念秧儿”：“我大姐可偏心眼儿呢，同样当服务员，给我二姐开1000，给我才开700。都是姐妹，我不是亲的啊？”老太太就给李月清传话儿，要求她对姐妹俩“一视同仁”。

李月清很生气：“她咋不跟别的服务员比呢？别人才开450，一个人能顶她俩！她干活儿偷懒我都睁只眼闭只眼了，咋好意思跟月华比的？咋不比比月华一天干多少活儿呢？”

老太太居然也很生气：“人和人能一样儿吗？上边儿有俩姐姐，月玲从小就没干过啥活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一个当大姐的，你不心疼她谁疼她？”

“我不疼她能把她带出来？给她房子住给她比别人高的工资？就连她掌柜的工资都比别的杂工高一大截，她咋不比比呢？”

李月清越说越气愤——她还一直以为小妹一家得对她感恩戴德，没想到人家还一肚子怨气。娘俩掰扯了一会儿，老头儿也生气了：“吵吵什么？不怕把你妈的高血压气犯了啊？你开着那么大的店，差那三头二百的啊？”

既然老爹一锤定音，李月清不得不把小妹的工资给涨了上来。那会儿“音乐酒店”已经遍地开花，生意已经不像起初红火，她裁人还得裁掉比小妹能干得多的服务员，心里憋气，还不敢跟老魏说，怕他嘲笑自己自讨苦吃。

这样一来，李月华心里也不平衡了，跟老太太抱怨：“你们所有人都疼小的，我累死累活给我姐干，还不如小妹那样混吃混喝的！我姐还给她了一套房子，我有什么？”

这次老太太还真替李月清说话了：“哪给她房子了啊，房证还是你姐夫的名，是借给她住的。”

“借住也行啊，好歹不用自己租房吧。我姐咋不借我一套房子呀？你去店里看看谁给她出力最多？我们两口子啊！我姐都拿我俩当傻子呢！”

彼时李月华正跟酒店里的大厨搞到了一起，那大厨是外地人，单身，租房住，也不说娶她，俩人只是姘居。李月清催他们结婚不成，也懒得再管。眼见李月华跟那大厨以“两口子”自居，李月清赶紧又把大厨的租房费用给“报销”了。

酒店每况愈下，李月清开始琢磨转型。又是一番考察，她决定关掉酒店，开超市。她在市中心买了个300多平方的门面房，一大家人都跟着她筹备。

这时候大厨不见了——原来他在老家还有老婆孩子。尽管李月清拿他当准妹夫，但酒店关张，他不愿放弃老本行跟着干超市，干脆换了手机号，溜之大吉。

李月华整日以泪洗面，李月清恨得牙根痒痒却无可奈何。为了让大妹尽快走出“失恋”阴影，李月清拽着她去考察、上货，一路走一路劝，希望忙碌能冲淡她心里的痛苦。每天累到躺下就睡着，李月华总算不再整天哭哭啼啼地骂那个骗了她4年的“王八犊子”。

2001年春节前，超市开张，生意火爆。春节后，李月华就被李月清送出去学习财会。

李月清给大妹在超市安排的职位是“财务总监”，小妹是“销售部主管”，妹夫是“防损主管”。她觉得重要岗位交给自家人才放心。

李老头自告奋勇要给女儿的超市打更，李月清没同意。但为了哄爹娘开心，她给俩人挂了个“超市巡查员”的虚职，每月各发500元“工资”：“不用按点上下班，也不用天天来，没事儿时来转转，帮着‘管理管理’就成。”

没想到老头老太太非常“尽职尽责”，几乎天天来，哪个员工偷懒不好好干活儿，哪个顾客想顺东西，哪个收银员算账爱出错，都逃不脱他们的“法眼”。超市里经常充斥着老俩口吆五喝六骂人的声音，有员工受不了当场辞职，顾客被冤枉大吵大闹的事也时有发生。

李月清四处“扑火”，甚至暗暗给员工、顾客发“委屈奖”，后来干脆招工时就讲清楚，要容忍“巡查员”的指手划脚。

请神容易送神难，爹妈都是真心实意替自己着想，李月清非但不敢解雇他们，还得把“工资”随行就市、逐年加码。她不停地给爹妈讲“水至清则无鱼”，劝二老小小不言的事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两口却很不认同女儿的管理哲学，依旧眼里容不得沙子，很快就赢得了“阎王爷”“阎王奶奶”的称号。

李月华和李月玲也不是省油的灯。为大姐打工，她们确实“以店为家”。李月华能干，手一份嘴一份的，学啥会啥，心灵手巧，凡事儿干在前面，谁也别想在她面前耍滑头；李月玲自己干活拈轻怕重偷奸耍滑，但绝不许别人这样，做不了员工们的榜样，批评员工却脸黑嘴狠，时时处处以老板自居，让初来的员工直犯迷糊。俩妹妹也很快挣得了“二老板”、“三老板”的绰号。

二老板跟三老板还不时“内斗”，今天好明天恼，好的时候中午带饭凑到一起吃，衣服换着穿，恼的时候斗鸡似的怒目相对，二姐嫌小妹偷懒白拿工资，小妹嫌二姐当着其他员工让她下不来台，俩人动不动就在李月清面前互黑对方。她们都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对方付出的少，大姐给对方的多、给自己的少，经常在老头老太太跟前儿诉苦，老两口就替俩姑娘出头，动不动就告诫大女儿：“你这超市生意这么好，俩妹妹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你自己有肉吃，总得让她俩喝口汤，不能亏待她俩，也别厚一个薄一个的。”

李月清焦头烂额，每天睁开眼，商品采购、制度落实、人事管理、促销活动、资金周转、与供货商以及各级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一大堆事等着，千头万绪，哪一处都得殚精竭虑。尽管她摸爬滚打，管理越来越规范，也架不住摊子越铺越大，操心处越来越多，正事都忙不完呢，自家人鸡毛蒜皮的破事倒来分散精力。

为了落个耳根清净，李月清常常拿钱堵爹妈和妹妹们的嘴，而远在北京做公务员的弟弟，也常常因为入不敷出跟她哭穷。李家唯一的香火自小就被爹妈和姐姐们宝贝着，况且有本事考上名牌大学又在京城立足，也被旁人高看一眼，李月清自然是见不得他受苦，常常一万两万地接济。

老魏不掺和妻子的生意，也很少在超市露面，但他也有亲戚求上门来想在超市打工，李月清也都安排了。这些亲戚都成了老魏的“耳报神”，老魏不止一次告诫妻子任人唯亲、纵容亲人滥用权力是做企业的大忌，李月清却说：“那我还能开除她们？”

至于李月清到底给娘家人多少钱，老魏不掌握，也懒得问。钱是人家挣的，老魏想得开，既然财源滚滚，她爱给多少给多少吧。

4

2008年，李月清又在一个高档社区买下一处5000平米的3层门面房，开起了大型超市。

这一次，她听取老魏的意见，置两个妹妹当店长的要求于不顾，招聘了市场营销专业毕业、有管理经验的年轻人当店长，所有重要岗位都招聘了专业人员，让自家人还在原来的店、原来的位置。

李月华、李月玲都跟爹妈控诉大姐“待自家人都不如外人”、“在店里都没法混了，不够让人笑话呢”，甚至以辞职断绝关系相威胁；老头老太太就来痛斥李月清“不够意思”、“过河拆桥”，要求她给俩妹妹安排“能让她们满意的位置”。

这一次李月清终于彻底爆发了，在爹妈面前暴跳如雷：“你们就知道心疼二闺女、小闺女，你们能不能也心疼心疼我？我操持这么大摊子生意我容易吗我？一个个的还给我添乱？让她们辞职去！离了臭鸡蛋我还不做槽子糕了？愿意断绝关系就断绝好了，断绝了我还省心省钱呢！”

李老头当即痛骂：“那就先跟你爹你妈断绝了吧，多省心多省钱啊！”老太太也痛心疾首：“我咋生了你这么个无情无义的玩意儿？”

老头老太太拂袖而去，留下李月清气得浑身发抖，不明白自己付出这么多怎么就落得个无情无义？但气归气，她更怕爹妈气出个好歹来，都70出头的人了，平时还都血压高，真气病了怎么办？她打电话，二老不接，也不在超市露面，她前去探望，连门都不给她开。

俩妹妹也各自发来一通陈述自己功劳苦劳、痛骂她忘恩负义的短信，宣布辞职。

老魏劝李月清晾她们一段时间，压根儿不信两个姨子真能如此“要志气”离开这个大姐——真的离开超市，她们也就是坐吃山空，去哪里打工能有如此多的收入？早晚还得回来跟李月清重归于好。至于老头老太太，生两天气也就过去了。

李月清却后悔万分。她从来没有忤逆过爹妈，知道这次老两口是真的伤心了。俩妹妹辞职不辞职，对超市没多大影响，只影响感情——从小到大，她习惯了护着妹妹们，习惯了妹妹们依仗她，她深深自责，觉得自己生意做大了脾气也大了，缺少包容，没能设身处地地考虑妹妹们的心情。

思来想去，李月清放低了姿态，天天去爹妈家里负荆请罪，又通过短信给俩妹妹赔礼道歉，说自己目前投资太大，还有银行贷款，日后如果新开的超市年盈利在500万以上，一定给她们各买一套门市房。

俩妹妹就坡下驴，又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岗位，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老头老太太也渐渐消了气，又开始背着手在超市里溜达来溜达去。

老魏冷笑：“臭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惯得她们一个个贪得无厌。”

李月清跟老魏吵：“她们的确是跟着我吃苦受累来的，分她们一点怎么了？”

“给谁打工不得吃苦受累？同样出力有这么多工资拿吗？能这么颐指气使的吗？她们光觉得自己辛苦，怎么就不看看已经得到了多少？”

“就算她们不跟着我鞍前马后的，我当大姐的挣钱了还能看着她们过穷日子呀？”

老魏给呛得说不出话来——李月清有钱以后对婆家也没得说，尽管公婆曾瞧不起她的出身，但她扬眉吐气了也没耀武扬威，出钱出力从不含糊，孝敬公婆帮助老魏的兄弟姊妹也出手大方，老魏没底气挑她的毛病。

2010年，李月清兑现承诺，给李月华、李月玲各买了一套100平的门市（好在小城房价不高，每套也就花了60多万）。但李月华自认为比李月玲出力多，所得却没有差别，又跟李月清念三七儿，李月清只得又偷偷地给了她10万元平息怨气。

不久，小弟李威因为孩子要上小学，想在北京买个大点的学区房，也来跟大姐伸手。李月清帮他付了80多万的首付，千叮咛万嘱咐，别让他两个姐姐知道。结果转年李威回家过年，合家团聚时老太太嘴巴没把住门儿，撺掇儿子敬大姐一杯酒表达感谢，这事就露了馅儿。

李月华、李月玲心里不平衡了，都觉得小弟一点没出过力还得了那么多钱，自己累死累活帮了大姐却没得多少。李月清只得分别又给她俩涨了工资，并承诺了年底“分红”，才算平息了又一场风波。

2013年，李月清在海南给自己买了套100多平方的“行宫”，打算将来得闲时带着爹妈过过“候鸟”生活。于是俩妹妹又在爹妈跟前诉说自己怎样为了大姐的生意“累死累活”，李月华甚至提起自己，第一次跟着李月清去进货时，赶上下大雪，皮鞋被雪水浸湿，就那么在冰天雪地跑来跑去，结果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天一冷就浑身疼——这种病不就应该在温暖的南方休养么？大姐却只顾自己，不替妹妹考虑。

老太太来到大女儿家转述二女儿的话，说起湿鞋这段，竟然心疼得眼泪汪汪的。李月清半真半假地数落她妈：“就她鞋湿了呀？我的也湿呀，你咋没心疼心疼我？这么些年我遭了多少罪都没见你心疼过。”

老太太一句话，就把她怼哑了：“你不是为自己遭罪嘛？！你有家有业日子十全十美，她孤寥寥的这些年，找一个男人伤心一把，我不疼她谁疼她？”

在老头老太太的强烈要求下，李月清只得又给俩妹妹在海南各买了50平方的住宅。俩妹妹并无感激，觉得这都是自己应得的，还因为面积小、不是大姐主动给的而耿耿于怀。她俩依然动不动以功臣自居，李月华借“财务总监”的便利，虚存“储值卡”，一应日常开销全在超市“划卡”消费，李月清只得让收银员记录消费额及时补足以利日后盘点——为防小妹攀比，又主动赠送她日常开销的储值卡。

老头老太太倒是从不为自己提什么要求（李月清孝敬他们的也让二老无可挑剔），那套“接地气”的一楼住了几年之后，李老头又觉得住一楼憋屈，李月清马上又给老两口买了120平的24楼江景房，装修得富丽堂皇，敞亮得不得了。明知老两口花不完的钱都给了弟弟李威，李月清也不挑破，给爹妈的零花钱一年比一年多。

5

2017年5月，60岁的老魏退休了，我们医院想返聘他出专家门诊，他拒绝了。家底雄厚，不缺那点儿钱，他想游山玩水颐养天年，同时也劝说李月清：“你也56岁的人了，忙活了小30年，也该歇歇了。”

李月清也动了“退休”的心思。一来市里又开了两家大型超市，竞争激烈，效益滑坡，最早开起来的那家中型超市甚至都出现了亏损；二来年岁渐长精力不济，日常管理已经让她心力交瘁；三来一直声称“不想依附父母”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应聘去了南方一家外企，没有回老家的打算，所以她和老魏没必要苦苦支撑下去。

这年10月底，李月清甩货关店。两处门面房出租后有180万的年租金收入，去除维护费取暖费等开销，也有近百万的盈余。她和老魏带着双方的老人飞往海南，打算冬季以海口为“根据地”，在周边城市游山玩水。

可2018年元旦刚过，80岁的李老头突发脑血栓，抢救过来后失语、偏瘫，而后祸不单行，李老太太也被查出了手臂皮肤鳞状细胞癌。才歇了两个月的李月清和老魏，立马开始奔走，带着爹娘四处求医，不惜重金去专业排名最好的医院。

两个老人前后住院期间，李月清衣不解带地陪侍在床前，老人相继出院后，她也住在了娘家。尽管高价聘请了一个能干的保姆，但一时见不着爹娘，她就牵肠挂肚，生怕自己不在时他们再发生意外。老头老太太这时也特别依赖她，每每她离开一会儿，保姆的电话就会追过来：“大爷大娘都闹着要找您呢。”

老魏哀叹：“你说你这个劳碌命啊！老天爷怎么就不让你省省心？”

最让老魏生气的是，岳母只有在北京住院时，李威才跟着忙活了一段时间，回H城之后，就不闻不问。而李月华、李月玲，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时常过来添乱。

超市关张后，李月玲夫妻俩用李月清买给他们的门市房开起了母婴用品店，天天哭穷说不挣钱干赔钱。李月华把门市出租了，整天描眉涂粉，打麻将、跳广场舞。她靠租金和社保退休金以及从前的积蓄，本该衣食无忧，却也动不动就哭天抹泪，哀叹自己日子拮据，偶尔空着手过来看看爹妈，不是嚷嚷腰疼、腿疼就是胸口疼、脑仁疼，李老太太居然还心疼得不得了：“哎呀，这都是跟着你大姐累出来的毛病呀。”

老魏有一次赶上老太太说这话时没忍住，抢白道：“什么累出来的毛病，她这就是更年期综合症。”

一句话捅了马蜂窝，李月华当即嚎啕起来：“我真是瞎了眼才给你们这种狼心狗肺的人卖命……”

她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说过往种种，包括提及无数次的“进货湿鞋受凉”，创业之初的装车卸货、平时的熬夜盘点、经常的饭不应时、管事儿得罪人……甚至开始耍无赖：“要不是为了帮你们创业，我能离婚么我？我累了一身病，身边连个伴儿都没有，后半辈子怎么活？你们该不该补偿我？”

李月清气得直哆嗦，懒得提及当年她受不了家暴跑出来赖在城里不走，直接把手边一张银行卡拍给她，问：“这是给咱爹娘治病存进去的，还剩40多万，够不够补偿你的？”

李月华当即揣起银行卡扬长而去，还理直气壮地扔下一句话：“我问心无愧，你们凭良心吧。”

老魏气得跟李月清翻脸：“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儿子还没成家，大城市买车买房多少钱？说不定哪天他想自己创业还需要资金扶持。以后爸妈看病也是个大窟窿，你妹妹弟弟哪个能拿钱？你要散钱散给贫困户还能听一声谢谢呢，散给他们找骂你，有瘾是不是？”

李月清已经有气无力：“我上辈子欠她们的，你就当我是还债了吧……”

老魏鼻子一酸，差点落泪：“当初你要听我的话见好就收，不开超市，哪至于活得这么累？你就像个大酱缸一样，谁逮谁想蘸一口，咋就不想着盖上盖子呀你个大傻瓜！”

从此之后，老魏像变了个人一样，婆婆妈妈的，只要跟姨子们一碰面，就把“你大姐这辈子不容易”挂在嘴上，一遍又一遍描述李月清当年扛大包爬出海关的情景。他一次次说得泪眼盈盈，听的人也不禁动容——他的苦情戏多少有些效果，尽管她们把生病的双亲依旧推给大姐，至少没再哭哭啼啼前来裹乱。

2019年6月，经过康复治疗的李老头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观，能推着助行器走路了，吐字发音也比从前清晰了许多。这天，他忽然跟李月清交代起身后事，说等他和老太太走了，他们住的这套江景房要留给儿子李威。

李月清大惊失色：“爸，咱不是说好了这套房子只是买给你们住？房证写的是你外孙儿的名啊。”

老头怒目圆瞪：“这房子是你孝敬我的，我说了还不算？”

李月清不敢争辩，愁肠百转——老头心里只有他儿子，可是她怎么向老魏交代呢？

思来想去，她拿出了100万私房钱：“爸，你把这些钱留给李威，千万别再说留房子的事儿了啊。老魏听了不高兴，你看病针灸啥的还指望他呢，咱别惹他不高兴好不好？”

老头拿了钱，眉开眼笑地满口答应。

2020年初春，李老头又要笔要纸，用还好使的右手写了遗嘱。内容是：房子和100万存款归李威，另外56万元存款二女儿、小女儿平分。

李月清先是哭笑不得，后来泪如雨下：“爸呀，我也是你女儿，你的钱还都是我给的呢，你咋不想着给我分点遗产？”

老头呵呵地笑：“你有钱，不用我管。”

老魏也在，呆怔了半天。他没敢跟老丈人说啥，背地里跟李月清发了火：“你要敢把这房子再让出去，我跟你没完。”

李月清打电话给弟弟，原原本本学了事情经过，故作轻松地打哈哈：“你说咱爸是不是老糊涂了？”

她期待着弟弟能跟她说这房子他不会要，没想到李威说：“爸才不糊涂呢，他是知道我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活得多不容易……”

李月清默默地挂了电话，转头对老魏说：“你不用跟咱爸计较。放心吧，这房子写的是咱儿子的名，咱爸再怎么着我也不会拿去过户了，将来谁也抢不走。”

老魏却乐观不起来，哼了一声，说：“只怕你顾怜这个顾怜那个，最后还是落不下个好儿，要闹得鸡飞狗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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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送别》剧照

快20年，我才认下了混混爸爸

1

老李在我读高一时，第一次去参加了我的家长会。那天他两只胳膊下拄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他的发小龙叔叔搀扶着他，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入我的教室。

那段时间，老李的膝盖骨受伤了，刚做完手术不久。之前他喝醉了酒，在歌舞厅和小混混们打群架，在己方阵营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禁不住想嘚瑟一下，一脚踩空从高高的台阶上摔了下去。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老李首次在我的同学们面前亮相，便引起了小小的轰动。看着他从走廊吃力地挪进教室，同学们在我身边交头接耳，疑惑地盯着我问：“那是你爸啊？好吓人哦，看上去好歪。”

我短暂地思考了下——可能是刚出狱不久的龙叔叔两条胳膊上爬满的龙虎斗文身太具震慑力，在清纯的校园里颇为突兀，所以引人侧目——结果，同学却对我说：“旁边的叔叔像小流氓，你爸的大光头更吓人。”

家长会开始了，老师关上了教室的门，把学生们充满试探的声音隔绝在走廊上。我没有提前回家，和闺蜜并排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等着散会。闺蜜以前没听我提起过老李，对他充满好奇，甚至戏谑地说，原来我是“大佬的女儿”。

我轻描淡写地和闺蜜讲了下老李，便转移话题。老李这次直白地闯入我家庭外的校园生活里，让我第一次开始审视我们之间既陌生又熟悉的关系。

小时候，母亲总说，老李年轻时“挺调皮的”，她就用了这么一个温柔又略带宠溺的词语，概括了老李不太光彩的过去。

80年代中期，老李继承了爷爷奶奶的衣钵，进入国营保密军工厂工作。国营军工厂建于50年代末期，建厂之初，有上千人响应国家号召，从东北浩浩荡荡地坐火车南下，支援成都建设。

大多数人从此扎根在成都，将东北的豪爽和成都的闲适在身体里融汇。他们结婚生子，养育儿女，一奉献就是一辈子。

有着“东北血统”的老李在成都出生，18岁进厂。那时，在国营军工厂当工人，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是最让人眼红的工作，本地人会毫不遮掩地向厂里职工投来羡慕的眼光。老李仗着自己端着一个铁饭碗，肆无忌惮地在厂里集结了一群兄弟伙，伙同他们到处游荡，横行霸道。奶奶总回忆说，就老李那些个同学，她拿大棍子打了多少次，都撵不走、打不散，“一群小痞子，没有一天不惹是生非”。

于是，好日子还没过热乎，老李就坐牢了。

赶上“严打”余热，聚众暴力事件从重处理，老李与他那些称兄道弟的发小们像凑热闹一般，在几年内陆陆续续因为不同的原因锒铛入狱。龙叔叔因为偷窃罪，还被判了无期。

出狱后，丢了铁饭碗的老李，又伙同前后脚出狱的发小们，聚在一起惺惺相惜。

90年代中后期，麻将还并非像如今一样在成都满大街随处可见、“小赌怡情”的桌上交流活动，是被列入“赌博”性质的非法行为。那时警察经常突袭麻将馆，对“赌徒”进行罚款和拘留处理。老李和他的兄弟伙们，就长期混迹在一间藏在地下通道的“赌庄”里聚众赌博。偶尔周末母亲在厂里倒班顾不上我时，我会跟着老李去地下赌庄。

地下赌庄的卷帘门长期关闭，只有老板透过隐蔽的小门，确认了眼神，确定是对的人，才能放人进去。埋头钻进卷帘门，扑面而来的是刺鼻的烟味，里面乌烟瘴气，麻将桌铺满了一整条地下通道，我踮起脚尖，也望不到头。

每次老李上“战场”前，会和我约法三章：不让我中途找他要钱，以免要走他的赌运；不让我和他聊天，避免他分神；不让我坐在他旁边守着他。

老李为了规避我触犯以上事项，会提前找老板买一筐硬币，好让我在一款被称为“苹果机”的赌博机上消耗时间。

苹果机上有一排按钮可以押注，我每次都选择“苹果”单押，因为苹果赔率小，押中几率高。苹果机除了能押注，还能猜大小，我会想尽办法消耗时间，认为在现有的分数里，撑得时间越久，越给老李“争气”。

2

老李性格易怒，经常从打麻将发展到打人，过渡得十分顺畅，容不得人眨眼。

刚开始我很害怕，目睹了老李多次在地下赌庄对同桌牌友拳脚相向之后，我只能继续按下苹果机的按钮，一动不动地盯着那条灯带在背景音乐的带领下有节奏地转动。我不敢劝架，只希望自己能就地隐身，没有人能把我认出来。

渐渐地，这成为一种习惯——老李在麻将桌前吞云吐雾，我在苹果机前机械地拍打押注的按钮。我俩互不打扰，几乎不讲话。

好像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老李单独相处时，就无话可说。

老李每次打麻将赢钱了，会领着我和母亲去吃火锅。可我不喜欢和老李一起吃火锅，因为在去火锅店的路上，他总有本事吆五喝六地瞬间叫来一群人，人多势众的气势，像在拍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李经常光顾的那家火锅店，就靠他带着朋友撑起了场面，他们是火锅店唯一的收入来源。

好在我的注意力会轻而易举地被翻滚在火锅里的食物吸引，卷曲的黄喉在油碟里打个滚，再在辣椒面里裹上一层，就可以让我忽略一群成年男人赤裸的上半身和震耳欲聋的划拳声。

后来，那家火锅店倒闭了。我在心里生出一丝对老李的抱怨——我猜想，是老板再也受不了偶尔有另一桌生意时，老李他们总会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小事和邻桌起争执，摔酒瓶、摔椅子。我甚至想，没有人因为滚烫的火锅而毁容，实属万幸。

不久之后，母亲发现我在入睡前频繁回味苹果机上跳动变换的数字，才意识到我压根没有自控能力，怕我小小年纪染上赌瘾，决定不再让老李带我去地下赌庄。心心念念的火锅和五彩绚丽的苹果机就这样从我的生活里渐渐褪色，我和老李的距离也越拉越远。

我上五年级时，老李决定将兴趣变现，他和发小老冠一同盘下一家麻将铺，自己做老板。

国营军工厂开始进入衰落期，工人们安于现状，守着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机械地完成四班倒的工作，尚未察觉到危险信号。大家下班后，无所事事，最大的乐趣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将。麻将铺里有一面墙，老李用木条隔出很多排架子，上面放了许多张当时非常流行的VCD碟片。老李盘算着，经营麻将时，还能顺便做起租售VCD的生意。

开张第一天，麻将铺人满为患，老李的各路朋友都来捧场，有朋友送来甘蔗，预祝老李的生意节节高。

如这位朋友所祝福，麻将铺的生意如火如荼。只是我渐渐发现麻将铺里的氛围愈发古怪，鱼龙混杂。

有瘾君子整天混在麻将铺，不仅给不出“茶钱”，还频繁点头哈腰地找老李要烟抽，我还撞见洗手间的垃圾桶里有针管；除了墙面架子上鳞次栉比地摆放的VCD碟片，还有各种男人偷偷摸摸地去堆放杂物的储物间借另一种碟片，装在黑塑料袋里，心满意足地离开。

有一位约30多岁的女客——她让我叫她红姐——长期在麻将铺里豪赌，赢钱了就召集整间麻将铺的牌友去吃火锅。她甚至为了就近娱乐场所，还在麻将铺附近租了房子。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身边总跟着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有人问起，红姐就解释说是她老家的弟弟和妹妹们。

后来，有一天，有好多警察冲到麻将铺，给红姐戴上了手铐。

老李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经常为了凑搭子“临时”上桌打麻将，手一沾牌，赌博欲总能战胜老板欲，等别的牌友抵达麻将馆时，他也不愿意起身让位。要是赶上他输钱，谁要是催他，他就打谁。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隔三差五就在自己的麻将铺里掀起战争，茶杯、桌椅满地打滚。隔天，我母亲还没收拾完一地的残局，老李的朋友就又顶着熊猫眼来光顾麻将铺了。牌局散场后，挨打的人还要和老李继续在酒局上碰杯，借着酒胆，咬着大舌头复盘自己几十个小时前被老李揍的场景。

站街女、小偷、酒鬼都是麻将铺的常客，这一切让我母亲心惊胆战。

那段时间，偏赶上我身体不好，频繁往返医院。母亲害怕麻将铺里糟糕的氛围会影响我休息，愈发心烦意乱，和老李吵得乌烟瘴气。老李当老板的兴致正浓，他认为这些人物掀起的小波浪不值得一提——我想，至于我是否会被他们影响，老李是不会操心的。

3

一年后，老李麻将铺的隔壁，新开了一间麻将铺。

在大家认为这种近似砸场子的举动会轻而易举地点燃老李的炸点时，老李又让人大跌眼镜了——隔壁老板迅速和老李称兄道弟，甚至有时老李会把自己麻将铺的卷帘门拉下来，去帮隔壁的兄弟凑搭子，照顾竞争对手的生意。

和老李合伙开铺子的老冠经常一个月见不到人影，月底分账时才会露脸。母亲批评老李“缺心眼儿”，老李就说母亲是女人，太斤斤计较，不懂他们男人之间的兄弟情，母亲念叨多了，只会招老李烦。

我母亲再次用了一个宠溺的词语形容老李，说他“太单纯了”。那时我尚不能理解母亲对老李的包容，我不认可性格暴戾的老李，仅仅是“调皮”和“单纯”能概括的。

后来，隔壁麻将铺的老板被来自外地的租客揍了。老李路见不平，赤手空拳地参与了混战。没想到，那老板见对方人多势众，拔腿就跑，老李却迷之自信，认为自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钉在原地以一敌众。

最终，肉拳再硬也挥不过砍刀，等老李的朋友赶来时，他已倒在血泊中。

老李脑袋被砍伤，等他缝完针，头上的纱布还没取掉，就气势汹汹地出院赶回麻将铺，要找那些人报仇。他生意也不做了，成天揣着刀，和他的发小们堵在那群租客的小区门口，势必要和对方干到鱼死网破。

后来，老李从麻将铺的抽屉深处掏出一把枪，母亲吓傻了，鼓着眼睛问他哪儿来的。老李说是龙叔叔给他的，随即又说龙叔叔没给他子弹。母亲不依不饶，他又改口说是哄小孩的玩具枪。

那群租客听到风声，租金都不要了，连夜逃跑。隔壁麻将铺的老板也火速脚底抹油，转让了店面。

蹲守半个多月无果，老李的发小们渐渐失去耐心，开始找各种理由缺席，老李的一股怒气没处发泄，会在家里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发脾气，我开始刻意躲避和他相处。

国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麻将铺往日的风光不复存在，VCD被迅猛发展的DVD取代，墙上的碟片成了废品摆设，老李无奈关闭了麻将铺——老冠提前嗅出形势不妙，早3个月将麻将铺高于市面价转给老李，得以抽身。

麻将铺关闭之后，剩下了很多VCD碟片来不及处理。老李意志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出门也不说话，就窝在家里把墙上的VCD碟片挨个放来看。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老李竟然一改消沉的情绪，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你猜我今天放VCD看时看到谁了？”

我以为他说的是某个明星，他却神神秘秘地让我继续猜，说是“你认识的熟人”。我摸不到头脑，他直接点开VCD机，推进一张光盘，用画面为我揭晓答案。

那是一部纪实性质的刑侦破案纪录片，老李麻将铺的曾经的常客红姐出现在镜头里——她控制了一群小孩，四散在火车站偷东西，警察用摄像机拍下了小孩子们把偷来的赃物如数交给红姐的画面。

最后一个镜头，是红姐带着手铐坐在镜头前，忏悔自己的罪行。

不知道为什么，我目睹了那么多次老李挥拳的行为都谈不上害怕，但红姐坐在镜头前，用川普讲述自己的罪行时，我感到脚底窜上一股寒意。

从那之后，我特别惧怕暴力场景。直到现在，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暴力场景的视频，我也会马不停蹄地划走，并设置不要给我推送同类型视频。

我渐渐意识到，其实我也有点害怕老李。

4

我和老李说话开始变得很客气，每一句话都很有礼貌，也透着生疏。

我高一时，没管控好自己的身体，被120紧急送往医院。送到病房后，医生护士相继离开，只把我一个人留在病床上，久久没有人搭理我。

我身体太难受，从病床上滚到地上，等老李接到电话冲到医院时，见我一个人躺在冰凉的地上昏迷了，无人问津，当场就怒了，吵着质问医生为何不照看我。

等我醒来时，病床旁层层叠叠地站了十多个医生护士，我有气无力地对老李说：“我没事儿，别担心，谢谢。”

有一次，老李在抽屉里翻到我的日记本。他非常不厚道地偷看了我的日记，对我早恋的事了如指掌。他罕见地急得团团转，却只敢让母亲与我沟通。即便我觉得自己被窥探了隐私，感到被冒犯，但是我仍小心翼翼地回复老李：“我以后注意。”

他面露尴尬的神色，轻声说：“行，行。”

那些年，每次我走到客厅，老李会马上打个哈欠，自顾自地说一声：“困了。”然后把电视遥控器让给我就往卧室走。几小时后，我还能听到他屋内传来手机游戏的声音。

我也会在母亲外出参加聚会时，称自己有约，不回家吃饭。

我跟老李都刻意不把彼此放在同一个空间里，一个人识趣地离开，会让另一个人松一口气。

2005年，当年被人称为“一辈子铁饭碗”的国营军工厂以英雄迟暮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让很多家庭步入泥潭。生计成为难题，一日三餐成了负担，谁也逃不过时代尘埃的碾压。

老李就是此时第一次参加了我的家长会。他在教室里引起了大家的格外关注，让我的内心七上八下。家长会结束后回家，我们还是如常地围坐在餐桌前吃晚饭。母亲聊起她和同事们下岗后面临的窘迫，我和老李静静地听着，谁都没有开口共享当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我读大学后，开始住校。周末回家吃饭，跟老李也维持着客套。

重返社会几年后，龙叔叔结婚了，老婆为他生下一个儿子。龙叔叔和朋友承包了一辆出租车，他为了赚更多的奶粉钱，专门开夜班通宵时段。后来，龙叔叔最早入行开网约车，由于车技过人，又很有礼貌，好评如潮。

早前和老李同一时期出狱的，还有打起架来六亲不认的赵叔叔，他后来从修车学徒做到修车厂老板，老婆怀了二胎，当时政策不允许，被罚了款。曾经藐视生命的赵叔叔，说一定不能让妻子流产，因为，“咋个说，那都是一条命啊”。

国营军工厂倒闭后，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公司收购了国营军工厂的土地开发权，在厂子原址盖起了高楼，后来还有知名导演拿这个楼盘为名拍了电影。

老李的发小们在改变，老李也在改变。就像钢筋水泥的大楼在工厂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熟悉的环境彻底改头换面，一切都看似不一样了。

5

毕业后，我领证结婚。在筹备婚礼时，我犯了难。几乎同时，老李也遇到他的难题。

一天凌晨2点钟，老李垂头丧气地回家，当时，熬夜的我正窝在沙发上刷剧。我向他礼貌地打了招呼，正准备像往常一样以拙劣的演技演绎一句“困了”就逃离客厅，却发现老李罕见地没有应答我，一声不吭地走到浴室去洗澡了。

卫生间里，迟迟没有传来花洒的水声，反倒听到几下沉闷的叹气声。

那些天，老李情绪都很低落。我做不到直接开口去问老李怎么了，便侧面通过母亲了解情况。

原来前几天晚上，老李和朋友半夜在KTV唱歌，隔壁包间的人觉得他们太吵，一脚踹开了他们的包间。对方人多势众，用老李的话说，都是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却叫嚣着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老辈子些了，给你们点钱去喝养生茶，早点洗了睡了，还跑来和年轻人凑啥子热闹？”

那些年轻人不认识老李他们——自从国营军工厂倒闭以后，下岗职工像四散的鸟，飞奔各处讨生计。老李这群人最终将国营军工厂庇护下的红利消耗干净了，他们自以为熟悉的时代，开始抛弃他们了。

年轻人不讲武德，几句回呛，就冲进包间摔摔砸砸，嘴里不干不净地继续挑衅老李他们。

老李腿部手术后，走路一直不太利索，下楼梯只能用一只脚使力。他没有动手，看着那伙人那般蛮横的样子，他觉得像极了年轻的自己。

他第一次感到沮丧，觉得自己被年轻的世界抛弃了，他甚至第一次开始审视我和他的关系。

几天后，老李给手机下载了微信。他给我打电话，支支吾吾地问了一堆没有营养的问题之后，才鼓起勇气提出，希望我教他如何使用微信。

他的手机还没有手写输入法，老李的拼音基础很差，打字全靠蒙。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老李给我发的第一条微信：“孩子要结婚了，我高兴！请问婚礼上可以不叫我叔叔吗？不答应就算了，孩子高兴就好。谢谢。”

是的，老李是我的继父，那时我还没有改口，相处快20年了，仍然叫他“叔叔”。

我盯着那条信息，读出老李小心翼翼的语气，想象他花费很多时间才拼出这些字，莫名其妙地觉得鼻头酸涩。后来我发现，老李在生活中遇到无法直接当面对我表达的问题，都会用消息发给我。

只是那次，我本能地逃避，没有回复那条消息。

婚礼上，我任性地与婚庆公司协商，把向父母敬茶、当场“改口”的环节省去了，我不想让自己梦寐以求的婚礼陷入尴尬。老李也没有介意，全程乐呵呵地向前来道喜的亲戚朋友敬酒。

我站上舞台，聚光灯打到我的脸上，让我感到一阵晕眩，一时看不清在座的宾客。等眼睛适应明亮的光线之后，我第一个看到的人是老李，他坐在角落，背过掌声，在偷偷地用袖子擦眼泪。

老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喝到自己孩子的敬酒茶了。

因为他没有孩子。他年轻时与我母亲相遇，母亲正一个人艰辛地抚养着我。老李和我见第一面之后，就笃定地告诉我母亲，他为了我，发誓不再要孩子。母亲或许怕我有心理负担，经常在我面前说，老李吊儿郎当的样子，也没办法成为一个父亲，老李会点头附和。

6

婚礼临近尾声，宾客陆续离场。

龙叔叔喝多了，举着酒杯来我身边向我贺喜。他大着舌头，提起当年他陪老李参加我的家长会，说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老李那么紧张——老李背着我，提前激动了好多天，临出门时，不顾腿上的伤，站在镜子前摆弄自己的衣服，怕给我丢脸。

龙叔叔又提起，我上大学时，曾随口提起自己喜欢玩“偷菜”的游戏，那时我心想老李经常熬夜出去玩，便让他有空帮我半夜“偷菜”。老李接到我派给他的任务之后，怕我没耐心教他，四处请教朋友如何“偷菜”，然后每天定闹钟，准点守在电脑前，哪怕在打麻将，也准点散场赶回家，一天都没落下。而我，很快玩腻了那个社交游戏，再也没有登录过。

龙叔叔说得口齿不清，转头四处没看到老李，便问我：“你爸呢？”

我知道半醉半醒的龙叔叔是故意这样问我的，为了避免气氛太僵硬，我迅速调整好自己，指了指老李所在的位置。

龙叔叔去到老李身边耳语一番，之后，老李异常兴奋。那晚，酒精撩得老李面部绯红，嘴却一直咧着笑，他对每一位来宾开心地笑，也对着我笑，笑得眼睛里有光。

后来，我的宝宝出生了。

出院后，我在家里坐月子，总是隐隐约约听到卧室门外有脚步声，那个声音来回徘徊，却迟迟没有敲门声传来。只有母亲进我卧室帮我照看宝宝时，老李才会在虚掩的门缝里，小心翼翼地探个脑袋，见缝插针地逗一逗宝宝。

我让老李进屋抱宝宝，他先是激动地伸出双手，又摇摇手，站在门口不挪动步子。他说自己太粗糙，怕弄疼宝宝，更怕打扰我休息。

老李为了宝宝，戒掉了几十年的烟瘾，又怕自己喝酒误事，在宝宝出生之后，滴酒不沾。

有时我会纳闷，老李和母亲、我甚至宝宝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怎么会那么笃定地爱着我的孩子。

宝宝渐渐长大，坐1元钱摇摇车时，听到摇摇车里传来一首童谣：“妈妈的爸爸叫什么？妈妈的爸爸叫姥爷——”宝宝一直重复这句话，我满眼温柔地告诉宝宝：“对啊，妈妈的爸爸叫姥爷。”

老李在旁边乐呵呵地一直点头，开心地讲不出话。

当年和老李一起玩乐的叔叔们，也陆续当上了爷爷或姥爷。大家从国营军工厂下岗后，举步维艰，为了一口吃食艰难地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终于陆续混到退休的年纪。他们凑在一起，会翻出手机里的照片，挨个给大家欣赏他们的孙子、孙女。

如今，那一群老顽童，仍然喜欢去KTV唱歌。但是，有一个小朋友在场，包间里的二十多个大老爷们，绝不会有一个人抽烟。老李用他粗鲁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却用加倍温柔的方式，对待我和我的宝宝。

两年前，我和丈夫，与父母围坐在一起吃火锅。我用筷子夹着千层肚烫的时候，火锅汤底的油泡儿翻滚着溅到我的手指上，我条件反射把千层肚甩开，滚烫的千层肚准确无误地丢在老李的手背上。

一时间，我龇牙咧嘴地叫唤起来，母亲却抱着老李的手，急切地问：“疼不疼、烫伤没有？”各种关怀的声音。

我有些“吃醋”，默默地翻了一个白眼，觉得自己也被烫了，母亲却在我面前花式秀起了恩爱。结果，平常粗糙的老李却细腻地读懂了我的眼神。回家后，老李给我发了一句微信：“老妈疼我，老爸和老妈都疼你。”

我知道，老李在微信里说的这句话，永远不可能当面讲给我听。

但是，我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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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一个好爸爸》剧照

娶上媳妇的民工阿庆，死了

1

20多年前，我爸在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做监理，妈妈做杂工。还在上中学的我常去工地找他们，一来二去，工地上的人我见过不少，阿庆大概是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

阿庆是个普通的水泥工，大家懒得记他全名，只叫他“阿庆”。他身高不到1米7，短发像鬃刷一样竖立着，黝黑的枣核形脸上摆着两条细长的眯缝眼，好像总是睡不醒。因为胡子拉碴的，看着挺显老。

我第一次见阿庆时，他刚和我打照面，就不自觉地低下头。看我要走开了，才微微偏过脑袋，用眼角余光偷偷瞄我一眼。旁边的民工打趣说：“阿庆，你这小家子气的毛病再不改改，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阿庆也不恼，只是“嘿嘿”傻笑两声就走开了。

那时，阿庆已经快30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听说亲戚帮他牵过几回线，可姑娘们不是嫌他家只有几间土坯房，就嫌他长得不好看、性格木讷、头脑不活络。工地厨房的胖大婶安慰阿庆：“你呀，现在什么都别想，先赚钱把家里的房子修好，栽得梧桐树，才能引得金凤凰嘛！”

在农村，修房子是头等大事，阿庆对胖大婶的话深信不疑，于是越发把日子过得抠搜。他捡别人扔掉的、摔扁了的铝饭盒，敲敲打打，弄平整了继续用；一辆老胳膊老腿儿的永久自行车，骑上去啷当作响，他也没舍得换。

我妈觉得阿庆心眼实在，性格又软弱，有些可怜，于是偶尔会把我爸的旧衣服送几件给他穿。就是这点东西，都让阿庆感激得不行。

一个周末，妈妈打电话让我送衣服去工地，顺便一起吃午饭。我一进工地大门，就直奔厨房，妈妈正帮胖大婶生火——民工们都是本地人，每天自带米菜，用铝制饭盒装着，得用大锅灶蒸熟。

“今天带的米不够我们3个人吃，门口新开的小面馆还不错，等我帮他们蒸好饭，叫上你爸一起去吃面。”我妈一边在炉灶前烧火，一边对我说。

没多久，我就听见妈妈跟胖大婶抱怨，说烧火的木头都让雨淋湿了，她早叫民工把厨房漏雨的角落遮一下，但没人肯动。胖大婶问她怎么不叫阿庆，妈妈有些为难：“每次都找他帮忙，我不好意思再喊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除了他这个好拿捏的，别人谁愿意没事找事做啊？”胖大婶并不在意。

午饭时间到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厨房领饭盒，胖大婶一见阿庆就吩咐他去修葺厨房。阿庆埋头往嘴里大口地扒饭，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没有别的话。

我和爸妈吃完面条回工地，老远就看见阿庆踩在梯子上，往厨房的顶棚盖彩钢瓦。等我们走近时，他已经盖好了，正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王师傅，顶棚盖好了，要是还漏雨就跟我说，我再弄一下。”

我爸看了看，对阿庆说“辛苦了”，阿庆憨憨地笑：“一点小事而已。”背起梯子就走。

那天，阿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色棉毛衫，腋窝处破了几个小洞，军绿色的迷彩裤明显不合身，裤脚挽了好几层，解放鞋也磨破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妈感慨道：“等他再熬些年，家里盖了新房，娶个媳妇帮忙拾掇，就不至于这样邋遢了。”

2

工程结束后，我爸所在的监理公司很快给他安排了新工作。

一天晚上，阿庆拎着一只五花大绑的老母鸡，敲响了我家的门。进屋后，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粗糙的双手在膝盖上摩擦，犹豫了片刻才像下定了决心似地说：“王师傅，听说你现在去了新工地，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还要不要人？”

我爸问他怎么没跟着之前那个包工头，阿庆说自己不想去外地，怕自己去了没人照顾家里的老爹。那时候，阿庆的几个兄弟都在外地打工，毕竟外面的工资比县城高多了。

我爸爽快地答应帮忙，阿庆细长的眼睛顿时燃起了喜悦的光：“果然找你是没错的，工地上的人都说王师傅你是个好人呢。”说着，他把脚边的老母鸡往前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自家养的土鸡，你们一定要收下。”

我妈笑着推辞，阿庆的态度却很坚决，一番你来我往地推让，老母鸡最终还是被留下了。阿庆“嘿嘿”地笑，从我家门口一路道谢到了楼梯拐角处。

后来，我爸就一直带着阿庆干活，辗转好几个工地，等阿庆的兄弟们陆续从外地回来定居，老父亲有人照顾了，他才离开县城。自此，我家就很少再听到阿庆的事。

有一次，外地归来的工友带回了阿庆的消息，说他头几年还安分守己、省吃俭用，后来被工友带去洗脚屋，看上了一个洗脚妹。之后他三天两头往洗脚屋跑，给那女人买吃买穿，花了不少钱。老乡劝阿庆要留几分心眼，说那些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可阿庆像着了魔，不仅听不进劝，还一心想把那个洗脚妹娶回家。

老乡哭笑不得：“阿庆那个傻子，这是打了几辈子的光棍啊。”

2013年正月，我和妈妈在县城老街上买东西，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王师母，过年好！”

我寻声望去，是阿庆，他的身边跟着个三十多岁、染了一头酒红色长发的女人。

“是我在外面认识的女朋友，叫惠惠。”阿庆一边介绍，一边“嘿嘿”笑。在外面打工几年，他似乎开朗了些，又或许是有了女朋友的缘故，眼角眉梢都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找到女朋友了啊，真好。”我妈看着惠惠，连连点头。

惠惠个子不高，但身材丰满，圆圆的脸上敷了粉，高挑的纹眉下，是一双丹凤眼。她也扯开嘴角冲我们笑，算是打招呼。

我妈问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阿庆的脸涨得通红：“快了，家里的新房一直在修，等好了就结婚！”他话音刚落，惠惠便含羞带怯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好好，到时候记得通知我们啊。”我妈热情地说。

告别了他们，妈妈微蹙眉头，拉着我走出了好一段路才开口说：“我觉得阿庆这女朋友面相不太好，眼神里透着算计呢。”

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没等我回话，妈妈又自言自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

那年过完正月，惠惠说要回家跟父母商量结婚的事，就带着阿庆给的3万元彩礼走了。工友们知道了，都说阿庆被骗了，让他想开些，可阿庆倔得像头牛，一有空就给慧慧打电话，可连续打了3个月，没有一次接通。

这次“爱情陷阱”使阿庆愁眉苦脸了好久，不过也使他彻底断了找外地女人的念想。他开始新一轮的攒钱，准备找个踏实的本地媳妇过日子。

3

我一直以为阿庆的事只是我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离我们的生活挺远。没想到2017年春天，我和父母一同去参加小红表姐的订婚宴时，发现阿庆竟成了我的表姐夫。

我妈有几个亲妹妹，大妹妹一共生养了3个孩子，其中大女儿小红最不让人省心。小红年轻时还算漂亮，所以总想嫁个有钱老板做阔太太，但她没能如愿，最后只嫁了一个外地的普通男人。因为婚后好吃懒做、没有生育，没过几年就离了婚。离婚后小红回到娘家，和父母住在一起。

几年前，大姨家盖了新房，但一直没钱装修，还是个毛坯。大姨父懒，身体也不好，一直在家闲着，全家仅靠大姨的一点退休金生活。为了攒钱装修房子，大姨在自家楼下开起小卖部和棋牌室，小红却从不帮忙，每天就在楼上玩电脑。

亲戚们私下里讲起小红时，都纷纷摇头，村里人也开始指指点点。大姨觉得面上无光，于是四处托人给小红介绍对象。媒人问小红有什么要求，她说：“还是想嫁个有钱的，岁数大点也无所谓。”

在我的老家，村里有不少男光棍，大都是因为家里穷。因为要想娶老婆，光有房子还不够，彩礼得8万起步，最好还要有辆车。村里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男孩如果不念书，基本都早早就出去打工了，无一不是为了盖房子、攒彩礼。相比之下，女孩则省心多了，即便离了婚，照样有人上门说亲，不愁嫁。

一年又一年，小红40岁出头了还没遇上一门让她称心如意的婚事。大姨慌了，主动降低标准，说只要男方年纪相当、有门手艺、老实肯干就行。阿庆有个工友和小红家是同村，听到这个风声，就想起了阿庆。那时，阿庆刚回乡，家里的3层小楼已经盖好了，他的性格完全符合大姨的要求。

两人见面，阿庆对小红一见钟情，觉得她看着年轻，有福相。可小红却不满意，她嫌阿庆没钱，长得也不气派，直到他允诺帮她家装修房子，并给6万块彩礼的时候，小红才勉强点头。

在小红的订婚宴上，我们一打照面，阿庆惊得手足无措——他也没想到会和我家做亲戚，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大姨在一边提醒:“论辈分，要叫姨夫姨母。”阿庆这才羞涩地跟我爸妈打了招呼。

他那天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许多，头发也有些花白，只有腼腆的笑容没有变。我妈问他这几年在外面怎么样，阿庆连连点头：“还好，反正到哪里都一样辛苦，不过外面的工资是不错的。”

我爸问他以后还出不出去，阿庆的笑容有点羞涩，他看了一眼未婚妻，说：“不去了，订婚以后想在老家这边安定下来。”

不远处，描眉画眼的小红身穿大红色的裙子，正和身边的姐妹们聊天。似乎感觉有人在看自己，她也似笑非笑地回望了一眼，眼神却没什么温度。

4

为了实现给女方装修房子的承诺，阿庆订婚后搬进了小红家。小红说两人还没领证，不愿意同居，阿庆就住在隔壁的空房间里。

一开始，大姨给了阿庆1万多块钱作为装修费，可这笔钱很快就见了底。阿庆不好意思跟未来的丈母娘开口要钱，于是自掏腰包补贴。他本就是水泥工，很多活儿自己就能搞定，连请工人的钱也省了。大姨逢人就炫耀：“我女儿离过婚怎么了？不照样有人要，还能给家里带来这么多好处呢。”

几个月后的端午节，大姨请亲戚们去她家吃粽子，妈妈带我去了。小红家的红砖外墙已经抹上了水泥，往日破烂寒酸的客厅也焕然一新，墙面刮了“大白”，再配上新买的大圆桌和家电，终于有了新房子的感觉。

“这房子修得挺好。”我妈边看边夸。

“都是阿庆自己弄的，家电也是他买的。他倒是挺能干，我这房子邋遢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模样了。”大姨给我们倒茶，笑得见牙不见眼。

“你们家这女婿挑得不错，阿庆以前在工地上就是个老实肯干的，虽然相貌不起眼，但过日子嘛，做人实在才最要紧。”我妈认真地说。

大姨在旁边坐下，叹了口气：“就是我家小红一直对阿庆不太满意，嫌他总是脏兮兮的。”

“这事你要劝劝小红，弄得一身脏还不是因为要干活，洗个澡换身衣服不就好了。”我妈打抱不平。

大家正聊着天，阿庆突然从侧屋闯了进来，他手上拎着个滚筒刷，头上戴个鸭舌帽，衣服、帽子上到处都是干了的腻子粉。大姨亲热地招呼他：“阿庆啊，去洗把脸，到楼上叫小红下来吃粽子。”

阿庆赶紧摘下帽子，去屋外洗了把脸，掸了掸身上的灰，又扯了扯皱巴巴的衣服才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上跑，结果正好遇到下楼的小红。

“小红，妈让你下来吃粽子。”阿庆说。

小红瞟了他一眼：“知道了。”

坐下后，阿庆剥开一个红枣馅儿的粽子递给小红，小红不但没接，还嫌恶地说：“我不爱吃红枣的——你说你这手怎么就洗不干净啊？”阿庆窘迫地缩回了手：“我、我再去洗洗。”

亲戚们在旁边看得面面相觑，颇为尴尬。

那天，阿庆送大家出村时，我妈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阿庆啊，小红从小就被父母宠坏了，娇纵过了头，她有些话说出来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的，丈母娘也跟我说了，小红脾气不好，说话直，但没什么坏心眼。”阿庆露出了他惯有的憨笑，“师母你放心，我都快50岁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上个媳妇，我会对小红和她们家好的。”

在阿庆的努力下，大姨家的毛坯房终于装修完毕，焕然一新。阿庆提出领结婚证，却被小红一口拒绝：“房子是修好了，但6万块钱的彩礼还没给呢。”

这事被我妈知道了，她愤愤不平：“阿庆给她们家弄房子都是自己出的钱，这钱怎么就不能算在彩礼里面了？”

“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也只是亲戚，不好插手她们家的事。”爸爸怕妈妈去找大姨说理，忍不住提点。

5

自从房子装好了，大姨就经常喊姐妹们去她家做客。到了中秋节，她又在家里大摆筵席款待亲戚。

几个月不见，阿庆比原来更黑更瘦了，我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小红说：“你可没照顾好你未来老公啊，看他这脸瘦得都没二两肉。”

小红的面子有些挂不住，辩解道：“他这么大个人，还要我照顾吗？”

我妈正色说：“话可不能这么讲，既然和他结婚，你就要有个妻子的样。”

小红把一张白脸憋得通红，阿庆见状赶忙过来打圆场：“师母，这可不怪小红，我生来就是这黑瘦猴子的模样，没办法的事。”

席间，有个表姐问小红准备什么时候领证办婚礼，小红一边说一边瞥旁边的阿庆：“早着呢，他还有彩礼没给。”

阿庆笑着低下了头，气氛一时有点僵，我爸不忍心，便转移话题：“阿庆，听说你去了西郊的工地，还好吧？”

“挺好，只是这个工程小，很快就要完结了。”阿庆有些遗憾。

我爸安慰他说，以后要是有认识的包工头招人，会帮他介绍。阿庆很高兴，小红却翻了个白眼：“这没前途的泥水匠，看来你是想做一辈子了。”

阿庆装修房子期间，他父亲没人照顾，就被兄弟们接走了。少了牵绊，他便像入赘女婿一般，挑起了小红全家的生活。

因为大姨和姨父都不喜欢干农活，房子后面有一大片田地荒废了许久。阿庆把这片田开垦出来，种了青菜、番薯、花生、甘蔗……有时他还会去江边捕鱼，给家里添菜。

阿庆感念我爸妈当年的照顾，常会在出门上工时绕路，送来蔬菜和鱼虾。我妈问起他的婚事，他总支支吾吾，后来终于忍不住说，当初自己存下的一点钱都补贴给丈母娘修房子了，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不但要支付老父亲的赡养费，还要给丈母娘伙食费，给小红一些零花，所以很难存下彩礼钱。

我妈忍不住了：“阿庆啊，你也太老实了，直接跟他们说这彩礼算在装修房子上不就行了？”

阿庆慌忙摆手：“不行不行，小红会不高兴的。我都快年过半百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上门亲事，哪里还敢去丈母娘面前说三道四？我辛苦点没关系，这6万块钱彩礼肯定能攒上。”

可是，眼看一年又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等来阿庆和小红结婚的消息。

6

2018年年底，阿庆去柬埔寨打工了。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在国外了。我父母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去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钱没那么好挣。

大姨却轻描淡写地说：“是他自己要去，我们也没道理拦着。听说去那里一年能赚十几万呢。”

每隔几天，阿庆就会给小红打电话，说他在柬埔寨还干老本行，工资待遇不错，就是天气热，有点不适应。他一再承诺，等干满一年，攒够了钱就回来结婚。

一年后，阿庆回国，没人知道他在外面吃了多少苦，我只觉得他看上去又老了一些，脸上的沟壑明显深了不少，连背也有些佝偻。

当他把大红纸包好的6万块彩礼郑重地交给大姨和姨父的那一刻，表情庄严，似乎这沓钱是一块砖，即将填满他人生中的那一处遗憾——订婚2年多，他终于和小红领了结婚证。

婚宴上，穿西装的阿庆容光焕发，不停地给大家敬酒，咧开的嘴就没合拢过。而新娘小红却很淡然，只浅笑着招呼客人。

那天，阿庆双手端着酒杯给我父母敬酒，颤抖着说：“王师傅，王师母，我今天娶媳妇了！”有个喝多了的亲戚不小心撞歪了阿庆的新郎胸花，他赶紧放下酒杯，认真地把胸花摆正，那样子像个虔诚的信徒。

婚后，小红说去阿庆家住不习惯，还想住在娘家，我妈却觉得她是怕过去要照顾公公。

阿庆的兄弟们不乐意了，指责阿庆像个倒插门的，不但照顾不了父亲，还白瞎了自家修好的房子。阿庆左右为难，最终还是不惜得罪兄弟们，顺了小红的意。用他的话说，老爹没有自己，还有其他儿子，“我活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才娶了个老婆，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阿庆的人生只差个孩子就圆满了，可婚后他才知道小红患有不孕症。阿庆很失望，但又不敢在小红面前表现出来，只能背地里唉声叹气。大姨看出端倪，提议他们领养个孩子，阿庆一想也行，他兴致勃勃地跟小红商量，准备等过完2020年春节就去办。

谁曾想2020年初，疫情让人措手不及，小红家所在的村子也被封了路。亏得阿庆在屋后种的那些菜，家里才不愁吃的，只是不能外出打工，阿庆没了收入。

小红很不满，听说武汉建方舱医院招募建筑工人，薪水可观，她天天鼓动阿庆去武汉。向来对小红唯命是从的阿庆第一次拒绝了：“不，我不去！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别人都能去，你怎么就去不得？就算感染了，也是国家免费治疗，又不用你掏钱！”小红愤愤地说。

见阿庆态度坚决，小红又拉上大姨做说客，可是任凭母女俩怎么说，阿庆就是不点头。大姨给我妈打电话抱怨：“你说阿庆这个死脑筋，这种时候难得有赚钱的机会，而且薪水那么高！还说什么过完年要领个儿子回来养，这养孩子不得花钱啊？”

我妈劝道：“他不肯去也正常，武汉疫情严重，一般人都会害怕，你们就不要逼他了。钱嘛，以后再慢慢赚吧。”

7

县城解封后，各个工地迟迟没有动工的消息。已经待业几个月的阿庆急得不行，每天骑着小电驴出门，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打听。出事的那天早上，阿庆临走前还说回家后要去江边捕鱼，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傍晚时分，交警队给小红打来电话，说阿庆出了意外，等一家人赶到现场时，路边停着一辆半挂车，阿庆的小电驴被撞得七零八落，他半个脑袋都没了，躺在血泊里，早已没了呼吸。

大姨念在我妈身体不好，没敢把事情告诉她，还是其他亲戚不小心透露了消息。据说，亲戚们去吊唁时，小红坐在灵堂里，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朋友讲电话，说自己最近皮肤不太好，想去做个面部护理。亲戚听得心里发寒，觉得她太冷血了。

后来，大姨来我家做客，忍不住把阿庆的事说了出来。我妈拍着胸口念了几声佛，大姨嗑着瓜子，反倒安慰她：“姐，你也别太难过。你们都说阿庆是个老实人，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也没那么老实，有很多事情都骗了小红。当初我们问阿庆有没有交过社保什么的，他说交了。只怪我们一家太老实，没让他把凭据拿出来看。他人走了以后我们去查，社保局竟然查不到他的信息，这也叫老实？”

“还有啊，他跟家人关系都不好，这人没了，兄弟们为了给老爹争赔偿款，跑来跟我们吵架，骂得可难听了，后来就再也没来过。丧事都是我们家在操持，小红可受累了。”

听了这些话，我爸妈冷着脸沉默了。我妈后来告诉我，她觉得阿庆没交社保是舍不得花钱，“他辛苦半辈子就为娶个媳妇，结果炕头还没焐热，人就这么走了”。

我爸问交警队最后是怎么判的责任，大姨说阿庆闯红灯，半挂车超速超载，双方都有责任，事情还没处理好，所以赔偿款也没拿到。最后，她还怜惜地感叹：“这些事现在都要我家小红一个人跑，也是难为她。”

这番话不带一点人情味，把我妈气得够呛。从此以后，她就渐渐和这个妹妹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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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献给"木杆秤帝国"的大姑

自从2005年举家搬到县城后，我就没再回过镇子。今年春节，远房亲戚家儿子结婚，爸爸说得喝点酒，让我跟着回去做司机。

“爸，这街全变样了啊。”

再踏上这片拥有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土地时，陌生感迎面而来。满街的串架壁平房（竹子泥巴做的房子）被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小楼房所取代。街道由六边形石板变成了混凝土。下雨天也不用担心一脚踩得石板一端翘起，泥水溅得满身。

路旁那些高大威猛的梧桐树也不见踪影了。我想，镇子上的人们，春天再也闻不到浓郁的花香了。当然，夏天也不用再担忧猪儿虫（豆虫）冷不丁地从树上掉下，钻进领口。街头没了“当当当……”打铁的声音，巷尾也再听不到做糖人和爆米花老爷爷的叫卖声。

“以前，这儿是咱们家秤店吧？”我指着街边一家奶茶店询问爸爸。

“嗯，你三爹去成都带孙子前，就把店给卖了！”爸爸指了指路边连着的3家店铺，“后来的房主把它隔成了3间——奶茶店，手机店，面馆，其实都是咱们的……”

我试图在花花绿绿的招牌中寻找祖业的痕迹。但时光如同吸尘器，把过往吞噬得干干净净，也包括我们张家在附近3个大镇建立起的、盛极一时的“木杆秤帝国”，以及张家十几名秤匠。

01

80年代末出生的我和弟弟妹妹们，小时在镇子上从未被叫过自己的名字，人们都唤我们为“张秤匠家的孙儿”，我们是在木杆秤的光环下长成的。

在那个油盐柴米酱醋茶大都还是散装的时代，木杆秤是最重要的度量衡工具。由于继承下祖上的精湛手艺，爷爷和他的2个哥哥先后进了公家，又拿下了周围三个镇子的木杆秤独家经营权，做、卖、检、修……只要是和木杆秤有关的事情，都必须经过我们张家的手。

于是，张家成了镇上的大户人家。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录音机，第一辆摩托车，第一部电话，都在张家出现。爷爷三兄弟直到80年代中期才正式分家，长期一个锅里吃饭，几家人关系甚是亲密，我不仅按年龄顺序称我爸爸的亲兄妹为几爹、几姑，对大爷爷和二爷爷家的长辈也还是按他们家的年龄顺序亲昵地称他们为（堂）几爹、（堂）几姑。所以，有时孩子们聚在一起，喊“大姑”或喊“二爹”，一不留神，会有好多人应答。

3个爷爷端上了铁饭碗后，不仅要做秤卖秤，还得去到各家店铺、各家厂子对秤进行检验修理。他们意识到，要想把祖业发扬光大，仅凭兄弟3人是不够的。

于是，他们的孩子们也前仆后继地进入了这个行业。我爸那一辈14个孩子（未算上幼年夭折的孩子），除了岁数的小四爹和二爷爷家的（堂）八爹，其余12人都做过秤。

“要早知道木杆秤会被淘汰，爸你当初就该多读点书考大学，或者是早点去做生意。咱们家那几年也不用那么苦啦！”我看着奶茶店，感慨道。

爸爸露出了一丝苦笑：“这世上要真有早知道，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出现了……你大姑，也不会疯掉。”

大姑是我堂姑，我大爷爷家的长女。

但身为张家的长房长女，大姑却比弟弟妹妹们晚进了秤店好几年。因为，最初她明确知道自己要读书。

家庭条件优越，兄弟姐妹也够多，所以家里让大姑一直念到了初中毕业。即使第一次考中专失败了，她依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一边在公社做播音员，一边复习准备二轮考中专。

我爸说：

“那会儿啊，大姐姐就是整个公社的仙女。她长得乖（四川话，好看），懂得多，还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每天吧，天刚亮，她就会打开收音机，跟着中央的广播员练习普通话。她要去公社上班了，我们兄弟几个就争着要送她去，要保护她。因为有很多人追求她啊，有些小流氓还会堵她。

“路上，她会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故事：比如，我们家祖业木杆秤的由来，她说是战国时候的大商人范蠡通过杠杆原理发明的。而秤上的16颗星花，代表着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和福寿禄三星，如果商贩缺斤短两，就会折福折寿。

“傍晚，只要公社喇叭里开始放歌了，我们就知道大姐姐下班了，于是便跑到坝子边去等她，远远地，隔着好几条田埂，就能认出她。她的衬衣总比别人干净，她的两条辫子会随着走路一蹦一跶的，特别好看……”

然而，17岁的大姑所有的美好和耀眼，都被冻结在了那个1969年的寒冬。

大姑的亲弟弟、（堂）二爹的突然病逝，让张家大房失去了当时唯一的儿子。这对40岁的大爷爷而言，除了丧子之痛，还有祖业后继无人的惶恐——儿子的离去，就代表着他在公家的铁饭碗，他辛苦拼来的、拥有独家经营权的秤店，他在整个镇子的声望和地位，都将无法延续了。

为此大爷爷苦恼不已，甚至萌发了抱养一个男娃的想法。但在祖奶奶和大奶奶的劝说下，他最终决定让聪慧的大姑做自己的继承人，打算日后再招个上门女婿，延续大房的血脉。

大姑当然是不愿意的。她抗争过，最激烈的时候，她甚至搬到公社保管室去住。

但在连高考都被取消了的年代，有什么比掌握一手独门技术更有前途？再说，那时候的人，要么为家庭而活，要么为集体奉献，过度强调自我，是不正常的。

最终，大姑在家人和公社领导的轮番劝说下，回归了“正常”，回到了秤店。

02

每个月月初，大姑都要随着大爷爷去木材市场挑选适合做秤杆的木材，然后找一辆拖车把木材运回秤店，放入后院堆卧上三到四天，待木材干燥。

凿木材——将木材刨成直且长细的圆柱体——这道颇费体力的工序，本应由我爸和其他兄弟们完成的，但大姑依然会加入其中。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既然要学一项手艺，那就得学全套啊。学个半吊子，一辈子都得求人的。”

“唰唰唰……”细砂纸沾水，来来回回地打磨圆柱体木材；“当当当……”铁锤砸平金属皮，然后再用小钉子把金属皮固定包裹在秤杆首尾两端……这些体力活让大姑原本纤细的双手渐渐布满了茧子，粗糙不堪。

但这些体力活都只是前奏，做木杆秤最难的是制定重量刻度，俗称“定星盘”。这道工序涉及到一些物理和数学知识，需要秤匠反复地用砝码校验木杆的支点，找到挂秤盘的具体位置，然后以这个位置为基点，依次往下推算其余刻度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稍有偏差，木杆秤便会“有失公允”。

定完星盘，便进入最费神的阶段——“刻星花”。秤匠需要用戳子对准之前画下的刻度，打眼儿，然后把铝线插入小洞中，再用锋利的刀子割断铝线，最后用锉子搓平断口，磨成和木杆表面齐平的星花。这道工序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极大耐心，如若秤杆被戳断，或是星花镶错，之前工序便全部白废。

我爸说，定星盘、刻星花，稍微笨一点的人，通常要学三四年，但大姑不到半年便能独自完成，并且她手感和眼力劲儿都极好，一定一个准，一刻便成功。比起弟弟们，大姑进秤店最晚，动作却是最熟练和麻利的。刨木杆，弹墨线，定星盘，钻星眼，定星花，打磨上漆……她一天便能做完一把木杆秤。

弟弟们经常劝说她，不用那么辛苦，“三天做完一把就行啦，做多了也是存着”。但大姑另有打算——她做秤桌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书，她用一天的功夫做完三天的活儿，剩下时间便可以看书复习了。

大姑曾偷偷告诉我爸他们兄弟：“等招了上门女婿，我就把手艺教给他。到时候，他赚钱养家，我就去继续读书。”

但命运没有打算放过大姑。两年以后，40出头的大奶奶竟然生下了第六个孩子，还是个儿子！

在此之前，张家三房子嗣里，二爷爷家已经有了3个儿子，比大爷爷小11岁的爷爷，也已经有了我爸。唯独大房，只有四个女儿。（堂）六爹（后文提到的六爹皆指的他）的到来，犹如在大房的屋顶镶上了一颗明珠，让他们扬眉吐气。

正儿八经的祖业“继承人”来了，大姑以为自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了。她向家里提出，自己要离开秤店，重新读书，参加中专的考试。但大爷爷坚决反对。虽然没得到过证实，但从大爷爷十几年后的决定，我爸推测他不放过大姑的原因是——他要大姑为六爹的“皇位”保驾护航。

毕竟，六爹要继承“大统”至少还要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大爷爷需要一个能干且可靠的人帮他经营秤店，毕竟其余的女儿，都不如大姑靠谱。二房三房倒是有成年且能干的男丁，但大爷爷怎么可能“养虎为患”？

父女俩再次闹僵。大爷爷把大姑的书全部烧了，将她攒下的钱也全部没收。而大姑宁愿闲在家中给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做饭，也不进秤店半步。

祖奶奶带着3个奶奶，轮番游说大姑：

“女娃儿家家的读那么多书干嘛？那些人考出去，还不是为了个城镇户口？这个你爹就能给你办好，你干嘛费那劲儿！”

“老老实实跟着你爹做秤吧。虽说有六子，但你爹又有门市部、又有铁饭碗的，六子不可能全占完的。”

“你看看人家二房三房，都有几个儿子，你爹就六子一个，你当老大的，得把自己当个男娃儿去活啊，别成天气他，他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多辛苦呀……”

“你也满了20（虚岁）了，该谈人家了。你只要去秤店帮忙，你爹就能把你户口办到城里。到时候找个有单位的男人，这一辈子啥都不愁了……”

长辈们的威逼利诱，让大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爸说，那段时间大姑跟丢了魂儿一样，整日无精打采，走路的时候辫子也不会再跳舞了，和脑袋一起耷拉在肩上。跟她说什么，她都点头，但眼睛却看着远处，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每天做好晚饭后，她也不吃，就跑到水库前呆坐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家。

03

“大姐姐，今晚吃什么？”我爸和我姑闯入厨房询问正在做饭的大姑。

大姑没有回答，只是坐在灶台前，嘴唇略略动着，使劲儿往灶里塞柴火。

我爸端根凳子，爬上灶台揭开了锅盖，又是红苕蒸饭。

“大娘，大娘，大姐姐做的又是红苕！”我姑跑到坝子里，搂着正在搓麻线的大奶奶撒娇告状，“我真的不想吃……”

大奶奶匆匆赶到厨房，从柜子里拖出麻袋，指着袋里的洋芋和芋头询问大姑：“昌仙，我跟你说过，洋芋、红苕、芋儿轮着蒸饭的。为啥子你听不进去呀？”

大姑这才抬起头，双眼空洞的望着大奶奶。

在连续吃了十几天的红苕蒸饭后，家里人终于察觉到大姑精神出了问题。那一年，是1973年，大姑刚满21岁。

但家里人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他们甚至认为大姑是闲得脑子不清醒了。大爷爷强硬地把她带回了秤店——忙起来的大姑看起来精神情况有所好转，她不再念叨读书考试，只专心致志地做秤，很快就成了门市部的顶梁柱。即便3个爷爷出去检验维修好几天，她也能独当一面。

大姑的能干，也加快了“张家秤”的扩张——二爷爷和我爷爷陆续带着自己的子女到另外两个大镇子开起了新的门市部。从此，张家垄断了周边几个镇的木杆秤，大把的钞票收入囊中，三房子嗣都在镇子上买下了大门面，盖了大房子。

而我对大姑的印象清晰的记忆，就是从这时父辈嘴里说她的“疯事”开始的：

“大姐姐又神戳戳的，店里收的钱到处乱放。”

“家里已经有电话了，她为什么非得跑公共电话去打？而且没打通也付钱。”

“大姐姐前几天又去买了几本书，说要考中专。”

……

幼年的我，始终无法把大姑和“疯子”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她除了走路比别人快、话比别人少，其余并无异常。比起其他长辈，她更大方，每次见面总会给我们小辈零花钱。直到八九岁时，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跟踪大姑，才证实了她的疯癫：

上街后，她径直走进商店，扔给老板几块钱后，拿起公共电话的听筒，也不拨号，一通乱骂。她怒骂中出现频率最高是“臭男人”——让我在往后的十几年里，一直坚信大姑是因感情受挫而疯癫。

2016年，我爷爷80大寿，张家三房几十号人欢聚一堂，唯独大姑因病缺席。我向爸爸询问起她疯病的来龙去脉，我爸说：“也说不清到底为啥疯的，如果一定要找病根，还是因为秤吧。”

我爸说，大姑年轻时的择偶标准很奇怪，每次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只问一个问题：“上过中专吗？”

当时想要娶张家女儿的小伙子挤破了脑袋，但架不住“中专”这个门槛呀——那时镇上一年也就能考上中专的人，也就两三个，这些佼佼者毕业便会被分配到县城或是市里，谁还会回镇里？

这么耽误来耽误去的，等张家成年的女孩们都嫁出去、离开了娘家的秤店时，唯独已经29岁的大姑还留守在这里，成了镇上有名的“老姑娘”。给她上门说亲的人越来越少，偶尔一两个，对象还都是鳏夫。

但大姑一点不急，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择偶标准——中专生。也许，这是她妥协人生最后的底线吧。

在此期间，大姑和大爷爷谈过一次，也是爷俩唯一一次讨论“皇位继承”的问题。大姑表示，自己要计量局的铁饭碗，秤店留给六弟。毕竟，她一个没结婚的女人，赚的钱再多，也不如一个体面而稳定的单位。大爷爷搪塞说，他才50来岁，秤店和单位还能两头兼顾，“继承”问题，可以过几年再议。

这个话题再被提起，是1986年大姑34岁的时候。大爷爷终于颁布了他的“诏书”：年仅15岁的六爹顶替他去公家（当时为“标准计量局”，90年代左右为“技术监督局”，2000年前后更名为“质量技术监督局”，各地时间略有差异）上班，等他百年以后，秤店留给大姑。

在外人看来，大爷爷的决定似乎是没有亏待大姑的，因为比起单位的铁饭碗，秤店是更赚钱的。但其实我们张家人都心知肚明，那个铁饭碗才是真正的“皇位”，因为，谁接班那就是谁的——二爷爷把公家工作传给了他最得意的小儿子，而我爷爷也把这份工作传给他认为最灵性的我爸——秤店即使赚钱再多，只要大爷爷还在世，其余人都只是打工仔而已。

得知消息后的大姑没吵没闹，只是消失了整整一天。天黑尽了，家里人正准备出去找她，她却回来了。面带笑容地说，她去县城和男朋友约会了。

众人惊喜不已，连忙询问大姑爷的情况。

她羞涩中带着骄傲的回答：“姓罗，警察，中专毕业的。”

往后，大姑隔三差五便去和“罗警官”约会，一去就是大半天，回家的时候总是满脸甜蜜和幸福。但几个月过去了，大姑始终没把罗警官带回家。大爷爷终于按捺不住，让六爹和我爸偷偷去县公安局打听打听。

我爸和六爹这一去，差点留下了案底。

县公安局确实有一个罗警官，年龄也只比大姑小两岁。我爸和六爹便认定他就是“姐夫”了。但再一打听，罗警官早已结婚。血气方刚的两兄弟，便冲到罗警官办公室，揪住他衣襟质问“为什么骗我姐？”

罗警官再三声明，自己压根就不认识什么张昌仙。

我爸和六爹不信，无奈之下，罗警官跟随他们来到镇上和大姑对质。

一切都是大姑臆想的——她去公安局办身份证，接待她的便是这位高大精神的罗警。闲聊时得知对方的年龄和学历后，大姑便动了心。

张家人对罗警官又是塞烟又是作揖地道歉。但大姑却跟没事儿一样，笑呵呵地说：“我就那么一说，你们还真听进去了？”

次日清晨，大姑又出门了，临走时扔下的话，差点让大爷爷厥过去：“我和罗警官去自贡看恐龙，晚上才回来，你们不用等我吃饭。”

家人终于意识到，大姑的精神病又犯了。但没人敢纠正她，似乎是怕给她更大的刺激；又或许是没人敢承认，他们把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孩给逼疯了。

他们能想到的唯一的弥补方式便是钱：六爹主动把每月35块的工资分出15块给大姑；大爷爷把大姑在秤店的工资从25块涨到了35块——1986年，一个月50块钱的收入，不说在镇上，就算放在县城或是市里，绝对都是高薪了。

但钱真不是万能的，至少它不能治愈精神的贫瘠。

在往后的几年里，大姑的病情持续稳定，不哭不闹不伤人，只是臆想。唯一的变化是，她把出门“约会”变成了打电话“训斥渣男”。也许，在她大脑的某个角落还尚存理智，知道恋爱谈了这么多年，该有个结果了。

大姑打电话的事，让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她的疯病。一时间，各种关于她的谣言在镇上传开。每个版本都是胡编乱造，不堪入耳。有好事者为了能曝光更多内幕、成为镇上的焦点，甚至会伪装成买秤的人，到张家的秤店打探内情。大爷爷沉默不语，大奶奶暴跳如雷，抄起秤杆赶人。

但大姑从未有过任何反应。在秤店，她只会做一件事——做秤。

04

1995年，大姑43岁那年，大爷爷身体每况愈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他，找来了六爹，交待后事：“你娘身体不好，姐妹们也是别人家的了。你大姐姐以后只能靠你了，我张泽富这一辈子，谁都不欠，就亏了昌仙……”

我对大爷爷三天三夜的盛大葬礼是有记忆的。按我们当地的习俗，在封棺下葬前，家族成员要按照辈分长幼，去见大爷爷最后一面。我清晰记得，在准备封棺时，（堂）七姑姑（大姑的亲妹妹）大叫一声：“大姐姐呢？她还没告别呀！”

当众人在秤店里找到大姑时，她正对着镜子在梳自己那两条麻花辫。秤店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木杆，秤砣，秤盘，成品秤……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

大奶奶有些崩溃，哭天抢地地喊道：“昌仙，你在干嘛呀？”

大姑没有理会众人的“责问”，继续梳着辫子。直至在辫尾绑上红头绳后，她才径直走到六爹跟前，泪眼汪汪但却带着笑容说：“今天早上爹跟我说（其实大爷爷已经去世4天了），他要走了。但你别怕，还有大姐在。你放心去忙单位上的事情，秤店大姐给你看着，每个子儿我都记了账的，不会贪你一分一厘。”

说着，她又从兜里掏出一本存折：“这些年，我跟着爹娘吃住，没地方花钱。你们给的，我都存起来了。”说到这里，她凑近了六爹，颇为自豪地低声说：“十几万呢，都是你的！”

在几十年的幽黑隧道里，大姑个人的失意早已被磨灭，剩下的只有时代和父亲植入她内心的、像幽灵般扎根在她潜意识里的妥协和牺牲。她不是张昌仙，她是秤的殉道者，更是张家大房的守卫者。

接下来的几年时光是平静祥和的，即使大姑仍会隔三差五“打”电话，但这轻微的不正常，在漫长的时光中，已经融入正常的生活。她用心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替六爹经营着秤店。她依旧认真麻利地做出很多木杆秤，只是它们不再那么准确无误了。

六爹也践行了对大爷爷的承诺，换了个大房子，把大姑和大奶奶接过去同住。六爹儿子兵兵的出生，更是给大姑带来了一份心灵的慰藉——大房后继有人了。

可能是为了将就年迈的大奶奶和有病的大姑，张家大家族聚会一般都会选在六爹家。大姑总是会在人们到齐前，准备好3桌丰盛的饭菜，她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我们这一辈的19个孩子。

快满50的她依旧走路飞快、不爱说话，依旧会往我们兜里塞糖，依旧扎着两个粗辫子，辫梢拴的依旧是红头绳，而非皮筋儿。

电子秤出现后，木杆秤终归走向了末路。

先是几个秤店的生意越来越差，除了赶集的农民，镇上基本没人再问津；紧接着，曾经多少人可望而不可求的“铁饭碗”，也在时代这个大熔铁炉中化为乌有——技监局“人员分流”，与木杆秤相关人员全体下岗。

那是2004年夏天，我爸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这都是致命的打击，更别说原本就有精神问题的大姑。在大闹技监局无果后，52岁的她精神彻底失常，整日嚷着有人要害张家，大白天的也会把秤店门锁起来。她不允许任何陌生人接触兵兵，必要时会扑上去殴打。最离谱的一次，她半夜拿上存折，抱起熟睡兵兵就往外跑——因为，她“看到”对面楼上有人拿着枪瞄准兵兵。

大姑恶劣的病情让六爹下定决心，把她送去了成都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大姑入院后的情况，我爸不太清楚，而住进寄宿学校的我更是一无所知。只有每逢过年，大家族一同回下乡上坟时，才能听到关于大姑的只言片语——药物使她近乎呆滞。

2013年，我从北京回川，在成都的七姑家停留了两天。那时，病情稳定的大姑已经出院，在七姑和六爹家轮流居住。一进门，我就看见阳台的藤椅上坐着一个枯瘦如柴的背影，心底的声音告诉我，那是大姑。

我轻轻走近藤椅，看清了她的脸。瞬间，鼻子一酸，眼眶发热——秤平斗满，不都说秤是这个世间最公正的东西吗？为什么它却为这个向它奉献了一生的女人，称出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61岁的大姑瘦得四肢都无法伸直了，关节在瘦削的胳膊、膝盖、指节处高高凸起，就像竹子的节。而脸上的皮肤仿佛是挂在了眉骨、颧骨上，空荡荡的，一阵风吹来都会摇晃。她标志性的两条粗辫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花白的、凌乱的齐耳短发。她在藤椅上坐着，空洞地看着远方，即使我走到了跟前也毫无反应。

“大姑，大姑……”我轻声呼唤。

她微微转过头，看向了我，但眼神依旧空洞。

“是我，悦悦……”我靠着藤椅蹲下，轻轻拉着她的手。

她两片略略张开的薄嘴唇微微颤抖，重复着我的话：“悦悦……悦悦……”

几秒后，我感觉一股微弱的力量从手部传来。大姑握住了我的手，眼中也有了些许光彩，嘴角微扬：“悦悦……吃糖吃糖！”

说完，她从兜里抓出几根长条形的绿色外装的薄荷杆塞到我手里。

“嗯嗯！”我迅速拨开一根塞到嘴里，随后又拨开另一根喂到了她嘴里。

她一边笑眯眯地吮吸着糖，一边询问道：“你爸呢？”

“他……”

还未等我说话，她恍然大悟一般地接着说道：“哦，今天又不是周末，他在上班呀！”

说着，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我连忙扶住她。大姑带着我走回了她的房间，开门的一瞬间，我呆住了——做木杆秤的各种工具和材料都在，墙上还挂着几把成品。

大姑颤抖着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我的牌标（贴在木杆秤顶端的技监局认证标）用完了，报告我都打好了，但你六爹也不知道干嘛去了，一天天见不到人！你拿回去给你爸，让他赶紧去局里给我领一些回来。没这牌标，我做的秤不能卖啊！”

那一天，距我爸他们离开技监局已经9年多了。

后记

在写这篇文章前夕，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询问大姑的近况。

六爹和七姑都有了孙辈，无暇照顾大姑。所以，把她送到了离家不远的疗养院。

进入集体生活的大姑，身体和精神好了很多，时常嚷着要做秤。于是，六爹在疗养院租了一间活动室，把做秤的工具和材料都给她置办齐全。精神好的时候，大姑便会刨刨木杆，敲敲铝皮……至于定星盘、刻星花这些繁琐的工序，她已经不能做了。

每到周末，六爹祖孙三代都会去看大姑，或者把她接回家。据说，谁都不认识的大姑，竟然认识兵兵的儿子岩岩。每次见面，她都会把岩岩搂在怀里，喃喃道，“我们家六子的孙儿，兵兵的儿……”甚至还会拿起秤教岩岩认上面的星花。

或许，在大姑心里，岩岩依旧是“秤帝国”的继承人。但她根本不知道，六爹和兵兵的生活早就与秤毫无关系。而岩岩，甚至都不会知道木杆秤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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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大江大河》剧照

年底的橙子，是小城关系网

1

我们这家集团公司鼎盛时期主要业务包括：煤矿、建筑、房地产、船运等行业。光子公司、分公司就有十几个。为谋求更大的发展，老板把集团总部迁到市里，但很多实体子公司还留在发家的县城。为了方便工作上传下达，老板就在县里设了个“集团综合办公室”。

办公室的活儿大大小小，挺杂。比如我们这个地方盛产橙子，每到年底橙子上市的时候，老板都要办公室下乡收购一批橙子，送给市里与公司业务相关的主管局、银行等单位。因为数量很大，这样才能确保品质、控制成本。

收橙子这事看着简单，干起来却非常麻烦——每年，各子公司先要把送人的名单报给集团，经集团审批后，再转给我们办公室。然后，办公室跟集团财务部借钱、打借条，找批发商买包装箱、包装纸、封口胶，再去乡下收果子。买回橙子、打包、发完快递后，办公室要将收橙子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全部算进成本，最后去税务部门，由各分公司开发票报账；发票收齐了，还给集团财务部，才能取回借条。

除去下乡收果子的时间，前七后八的杂事，最少也要耗一个星期。整个办公室，就我这个当主任的没有具体工作，所以老板每年都指名让我亲自去。

动身前，老板通常会给我指个“大围范”的收购区域——就是他们夫妻的老家风坪一带，也是我们县有名的优质橙子产地。

2014年初，集团收购橙子的指令来了。月底就是春节，时间有些紧——我们必须在过年前把橙子送到人家手里，而且最好要赶在别的企业之前，要不然人家里的橙子堆成山了，就不愿要了。

和以往一样，拿到指令，我就带着一个司机前往风坪。

风坪地处于低山河谷地带，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橙子，但品种不同，每种树都有万棵以上，大片大片绿油油的。我们历来只收果径在75—80mm的老品种，名声响亮，价格也便宜。新品种品质虽好，但价格贵——老板说过，过年送橙子不过是个形式，“跟风罢了，收礼的人根本不稀罕，真找人办事，橙子屁用没有。”

我们到了风坪，先看了一圈橙子的收成和质量，打听了卖价便跟老板汇报。

老板说：“现在煤矿‘7改25万吨’技改，市里马上要来验收，这是重要工作，你们办公室要负责接待和前期准备工作。今年就收购一玲（我们老板娘）她三个叔叔的橙子，委托他们全权办理，你们抽空把包装箱等材料拉到她二叔家就行。”

老板娘也接着指示：“我前几天回老家吃酒，看今年的橙子不错，就和我几个叔叔订（货）了。为了确保品质，我在当地市场价格上每斤又加了几分钱。怎么收、收谁的，由他们决定。等打包完，发货和运输的后期工作由你们负责。”

我听完，松了口气，心里谢天谢地谢老板，今年总算能轻松一次了。前几年收橙子，我如履薄冰，总怕有人说不好吃。这次，既然老板都发话了，让老板娘的三个叔叔来把关橙子的品质，我就可以全力投入到技改验收工作的接待中了。

2

需要技改的那个煤矿在我们当地算是大矿，原来是国营的，后来破产，被我们老板用“白菜价”买了下来。

本地煤矿不少，但大多是个体所有，设备设施和外貌都非常差，挖几个煤洞，洞前那几间覆盖着煤灰的屋子就是办公室。每次上级来检查，都让县领导很没面子。于是县里找老板谈话，要他把煤矿技改和“改变煤矿外貌建设”同步进行，把这个煤矿打造成“典型煤矿”推广。

老板只好加大投入，新砌了办公楼、员工宿舍、休闲场所、运动广场、小花园等。2013年地面建筑已全部完工，2014年地下矿井技改验收通过后，工程就全部结束了。

市里下来的验收组，住宿由县主管局负责，但吃饭得由我们招待。他们早饭在酒店吃，中午在煤矿吃——怎么吃？接待的档次，体现的是企业的实力，更是对客人的尊重。让客人对企业产生好感，以后很多事就可以在吃吃喝喝中搞定。接待这事放在过去是小事情，大酒店整起，风味餐厅吃起。但如今“八项规定”出台，领导干部都怕触碰红线。

煤矿地处山区，离城里80多公里，采购食品不方便，炊事员烹任水平差。我给老板出主意：“在城里找有特点的饮食店订主菜，用车拉进（煤矿）去，煤矿炊事员做点拿手的辅食就行。”老板觉得可行，便和县主管局协商，中午饭按我们说的办。晚饭由主管局安排，订在城郊的一个农家乐，菜品他们安排，我们买单。

年底事多，验收组半夜才到达本县驻地酒店，第二天早上8点半准时出发去矿上。他们前脚一走，我和司机就赶紧去4家饭店取主菜。菜品不能精美，要体现本地特点的“土”，但风味要独特。它们盛在大大小小的保温器皿里，装在塑料箱中，周围还用海绵垫着。

司机开车小心谨慎，算准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煤矿。时间早了怕菜凉了，晚了赶不上饭点。因为怕路上堵车，煤矿还准备了接应的车子。

那天，参加陪同验收的还有主管局和所属乡镇领导。午饭时，考虑下午还有工作，众人都没喝酒。我们老板向验收组长牛处长介绍了几个主菜，说是我们饮事员弄的，请大家品尝。牛处长等人吃了都赞不绝口。

晚饭去城郊的农家乐，为确保“安全”，我们把农家乐包了。之前我们就打听到牛处长特别爱喝飞天茅台，为了“避嫌”，我们就用饮料瓶子装茅台，顺便还给每个客人赠送了专门订做的、介绍企业发展史的集邮册，里面放了购物卡。

牛处长对我们的技改很满意，特别对煤矿的环境做了表扬。老板投资几千万，看来没白费力。后来本地小煤矿一刀切关停，只有我们这个煤矿被保留下来，得宜于这次技改的成功。

和中午的“土菜”比，晚上的菜就非常精美了，主客兴致很高，喝酒都比较放肆。喝了一会儿，老板小声对我说：“你去把我们收的橙子拉10件回来，给验收组每人送2件。”

我立马起身，拉着司机，风驰电掣般去拉橙子。

来回用了2小时，回到农家乐，酒席已接近尾声。只见女镇长正拉着牛处长的衣袖，不让他走，语无论次地说：“你少喝了半杯，要走，得喝了，不能欺负弱女子。”

“咱是个男人，从来都怜香惜玉，我对天发誓，不可能（少喝）！”牛处长微醺着扯皮。

“你真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该陪着小妹再喝两杯！”女镇长不依不饶。

“我明天要开会，下次来，咱们喝个一醉方休……”牛处长强撑着，几次想挣脱，都没成功。

旁边的人说牛处长酒量惊人，把镇长喝高了——论酒量，我们的女镇长在全县都算是能人，过去她常陪县领导搞接待，一步一步被培养成了乡镇领导。

牛处长跟镇长吵闹着，大家嬉笑着在旁边起哄。老板和县主管局局长劝开了他们，牛处长一行才得以上车返程。

我去前台结账，数目吓了我一跳，仔细看账单，有的菜贵得咬人，明显离谱，就和前台收钱的小妹交涉起来。这时，县主管局的李科长走过来让我把账结了，他解释说，今晚农家乐的菜也是外面酒店做的，他们从中加了价，而这个农家乐，是他兄弟开的。

3

我拿着农家乐的发票找老板签字报账时，给老板讲了情况，老板没作声。签完字，老板对我说，橙子他还要100件。

每年我们收购橙子，最后的数量都是有增无减，有时果子都收完了，老板又打电话要，我们就得赶快去收。我急忙打电话给老板娘的二叔，让他加货，并叮嘱：“这是老板个人送人的，选点好的，以往我们都是好中选好。”

二叔一口答应说“要得”，说自己收的橙子都是自家种的，老板娘联系的，品质不需我们操心。

翌日，我们去收橙子的现场，见地上已经装好了不少箱。我就告辞去公路上找货运车——为了节约成本，我过去都是在公路上找的返回市里的顺风车。

我也不想留在那里和老板娘的叔叔们聊天，是因为曾经和他们打过一次交道。

我负责收橙子的第二年，橙子销路好，收购计划老板批复迟了，导致我们联系的两家果农货不够，老板娘就叫我去她的老家收。

当时还没村村通公路，老板娘老家的橙子从山上摘下来，再运到乡路边堆存，等买方的车来收购。我去时，很多家的橙子都摘完了，搭着棚子，堆在路边的空坝上。

我们觉得果子还可以，老板娘打电话说，收的是她家族的橙子，“多加几分钱，让大家卖得高兴”。我说了收购价格和要求后，果农们一听价格高，都挑着装满橙子的箩筐，一拥而上抢着过磅。争的吵的，你推我搡，谁也不让谁，乱成一团。我们只好先维护好秩序，要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我们也好检验果子的品质。

收了3000多斤后，果农们好像统一了口径，都不卖给我们了。我不明就里，见老板娘的二叔也在路边，就问他为何不卖了？二叔欲言又止，倒是他老婆快言快语：“你们收得太严了，我们现在要大小统一卖（一个价），亲兄弟明算账嘛，达到要求，大家就卖！”

我又去问其他果农，也都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他们找的一个借口，他们明知我们买橙子要送人，不要小的，就是想抬价——从当时的趋势看，或许他们觉得橙子的价格还要涨。

“他们不卖，我来卖！”这时，一个黄头发青年将一担橙子压在磅秤上。我一看，他的橙子不是青的就是淡黄的，全是次果，没一个好的。

我带着歉意对他说：“这个太差了，我们不要。”

“我这担果子是有点差，你知道我和叶姐（老板娘）是什么关系吗？”他很傲慢地问。

“看你年纪，你们应是堂姐弟吧？”

“你说对了！小时叶姐常带着我们玩，大了经常给我们买糖吃。我的果子成色不好，小事一桩，我开口找她要个一两千块，她想都不想就要给我——你收了，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行了。”“那我就先等着你打电话。”我耐着性子回答。

黄头发还不停地说，压在磅秤上的箩筐就是不挪。到最后，他也没给老板娘打电话。

捱到天黑，我看果农们没有再卖橙子的意思，就收拾东西，准备明天另选地方。刚要上车，有人喊我，我回头一看，是叶师傅——他也是老板娘的远房兄弟，原来在我们公司建筑工地上打工，后来回老家选上了村干部。

“没收起哦？”他关心地问。

“没有，老板娘本想做点好事，解决他们的困难，没想到他们都不领情。”我摇摇头说。

“这些人都是这个德性，越迁就他们，他们就越嘚瑟、越想你们出高价。那个黄头发平时四处飘游浪荡的，从没正经管过果树，能有好果子？——你们还差多少？我自己的果子也还没卖，我这几天有空，不够我来帮你们收，我不赚钱。”他热情地说。

“他们都不卖，你收难道他们卖？”我不解地问。

“我不收他们的，我收别人的。”他看我对果子品控的顾虑，安慰道：“你放心，我按你们的要求收，我先垫付钱，你觉得符合你们质量要求，再给我。”

没想到，因为帮我收橙子，叶师傅和宗族里的人差点动手——接连几天寒潮，加之离春节愈来愈近，橙子的价格开始狂跌。等老板娘的叔叔们捱不住了想卖橙子、去找叶师傅时，叶师傅已经与别人订了货。

“这是我们侄女收的，必须要我们的！”他们围住叶师傅，不准他收别人的。

“我收谁的，由我做主，先前是你们自己不卖的。”叶师傅拒绝了。

双方爆发了激烈争吵，老板娘叔叔们带的人多，强势压着叶师傅不让他收别人的橙子，那个黄头发还找来几个狐朋狗友，张牙舞爪地威胁要断了叶师傅的“活路”。叶师傅也不示弱，喊来他的家人，双方拖刀动棍，争锋相对。

最终，老板娘的叔叔们自知理亏，退了，才免去了一场群体械斗。

老板娘的二婶不服气，不停地向老板娘打电话告状，说我有意“压级压质”，欺负他们，又说我和叶师傅串通一气，共同吃差价。叶师傅的老婆也向老板娘诉苦，说是我要叶师傅帮着收橙子，交代不要她叔叔们的。

老板娘生气了，打电话来，我就一五一十讲了来龙去脉。听罢，老板娘只能说：“先收的那几千斤橙子，付款时每斤再加5分钱，免得他们讲闲话。叶师傅的橙子，按照你们讲好的价付款。”

我去付款时，老板娘的几个叔叔看了结的钱，都有些意外，眼神有些愧色。这时候，他们橙子几乎都没卖完。

后几年，我忌讳去那里收橙子，怕惹上一身骚。再有，那里的男人都来了老板的矿上，果树种得马虎了，果子品质也差。有次我碰到叶师傅，开玩笑叫他再帮我们代收橙子，他说：“我不怕什么，关键是老婆不答应，说亲戚反目了，连外人都不如。”

4

橙子送出去不久，就有不少集团员工反映：“今年的橙子不仅酸得很，个头还大的大、小的小。”老板老板娘听了，开了几箱橙子品尝，发现情况基本属实——这让他俩感到脸上无光，又不好责怪自己的亲人，只好哑巴吃黄连。

为了挽回面子，到了2015年1月上旬，集团的橙子收购计划下来后，老板娘亲自跟着我们下乡“踩点”。

过去是果子成熟了，采摘储存起来，等收购的人来。现在是现收现摘，橙子没人要，就让它长在树上，免得下力和花钱。我们去几家果园看，分别摘了阴枝、阳枝上的橙子进行比较，回来又拿着样品请员工品尝，才决定收购老板娘一个同学母亲家的。

这家的果园在半山腰，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边。果园周围就老太太一家，长满杂树的山地要么被她盘了过来，要么被她占了，都栽上了果树。

老太太说，果树可能有8万多，具体多少棵，她也说不清。我们都清楚，长在低海拔的橙子甜，海拔上了400米，基本都酸。但霜风吹了的果子外观好看，黄中偏红。

这个老太太姓李，70多岁，人高马大，高声大嗓，走路风风火火的，听说在村里当了多年的妇女主任，我们后来就叫她李主任。她丈夫身材矮小，精瘦，穿着得体，过去是教师，几个儿女都在外面做事，有公职人员，有做生意的，都在不同的城市安了家，只有过年才回来团聚。

她家一看就是富庶人家，还没竣工的欧式3层楼房在本地农村特别少见。楼房外墙已贴完瓷砖，内部地砖也快贴完了，楼前地势开阔，侧边溪水潺潺，楼后青山绵延不绝。

我随口说：“这儿真是个风水宝地。”

正好老邹挑着一担果子走来，说：“过去他们祖上就是这儿的大地主，他们老两口守在这里，就是这儿风水好，为了后人必须占着。”

正是隆冬时节，老邹穿着一件破烂背心，露出结实的肌肉，满脸沧桑。他是李主任家喊来的挑工，好将山上山下的橙子挑到公路边，倒在铺着的彩条布上，由别人选级装箱。喊来下力的人，大都是不种果树的高山穷苦人家，力气大的男人挑果子，叫挑工，力气小的女人摘果子，叫摘工，选级装箱的叫选工。雇主供吃，按天结算工资。

橙子源源不断地挑来，我和司机两人把关，看着选工按我们的要求将青的、淡黄的、花的、烂的、小的果子挑出来。他们都是熟练工，动作快捷，果子的大小，不用量具，一眼就准。

摘果子时必须用专门的剪刀剪，保留果蒂，没有果蒂的橙子容易烂。我看见挑来的果子有不少没有果蒂，就叫选工注意筛出来。一会儿，无蒂果就堆了两大箩筐。

我喊李主任的丈夫来看，让摘工注意点，说这个我们是不收的，浪费了可惜。他说，长在悬崖上的果子不好剪，只能手摘。李主任也走了过来，大大咧咧地说：“多大个事？你们每箱装几个不就完了。”

“我们送人，讲究品质，前面装起的就算了。我提醒你们，就是让你们改正。”我好心地说。李主任很不满，狠狠地盯了一眼选工，阴沉着脸，站在田坎上，扯着喉咙，高声训斥摘工：“你们是不是吃人饭长大的？用剪刀剪，这个都不懂？脑子是不是饭胀昏了？”说完，就派她丈夫上去监工。

我们过去在别家收橙子，别人都在屋外搁一张小方桌，上面摆着暖水瓶和几包烟，讲究的还要摆一盘葵花籽，招待收购的人和力人，好让力人们劳作中途歇口气。可李主任家下力的都是喝冷水，我的司机端着茶杯去老屋找开水，没有，就去装修的小楼里问李主任。

李主任说忙，没时间烧，她板着脸，用力跺着脚下的地砖，对贴砖师傅说：“你来感受一下，这块是不是高了？这是质量问题，必须重做！”

司机开车买了几瓶矿泉水上来，不高兴地跟我说：“中午我们去镇上吃，我看见李主任弄的都是剩菜剩饭。”

收橙子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碰到李主任这样的——别家果农再忙，也都会提前一天准备菜品，很多人都是大鱼大肉地办，因为这是果农一年中最高兴的一天，终于等到了丰收的喜悦，自己、力人和收果子的人要一起庆祝。

中午，我和司机去了镇上小饭店，匆匆吃完回来，力人们已经都去果园了。“我们农村人弄不好饭，你们吃不来，莫怪我们哦。”李主任皮笑肉不笑地过来打了个招呼，也收拾去了。

“尽是剩菜，还不够吃，我们都没吃饱。”一个选工小声跟我抱怨，“她家在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吝惜，仗着子女在外面做事，欺负左邻右舍，邻居惹不起，都陆续搬走了。这些无蒂果，都是不好摘的果子，她怕摘工耽误时间，叫大家用手摘，说混到一起卖，没想到你们盯得紧。”

另一个人也说：“她就没把下力的当人看，每棵树的大果小果，必须摘得一个不剩她才给工资。我们天开亮口就来了，黑尽了才会收工。”

这时，开来一辆小车，是李主任的女儿女婿。她女儿是镇上的老师，也就是我们老板娘的同学，女婿是镇中学的副校长。

女婿穿得西装革履，看着几筐无蒂果，很痛心地说：“收得太过尽（严格）了，你们知道种点果子多辛苦。”

“知道辛苦，就不该做得不偿失的事，更不要弄巧成拙。”我话中有话。

“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是熟人，帮着解决了，我送点新品果子给你们吃。”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们是按讲的要求收的，先讲断，后不乱。况且很多箱子里装的都有无蒂果。”

他又拉来一大堆人脉关系想逼我让步。司机看他没完没了，厌烦地打断：“你卖得就卖，卖不得就不卖！”这种事我们经历得多，斗智斗勇，随时都有心理准备。

可能是看着上课时间到了，他们怏怏地走了。

5

气氛有些沉闷。我们打算一天收10000斤橙子，可挑工才4个人，每人要挑2500斤，明显忙不过来，选工时不时还要等。

这时，老邹挑着担子，上梯子踩滑了，摔了一跤。橙子从高处四散着滚到低处的树林里。他头上磕了个口子，直流血，但他没有顾及，慌乱而又快速地追赶着果子，不停地捡拾。

李主任从屋里跳了出来，咆哮道：“这辈子你都注定是个穷苦命，下个力都下不好！那些橙子跌烂了有屁用，你看他们要不要吗？”

老邹低着头只顾捡拾橙子，满脸愧疚。石梯破破烂烂的，上面流着洗碗水，肯定滑。我叫司机拿餐巾纸给老邹，让他先按住伤口，把脸上的血去洗了。他手腕也摔肿了，我问他去不去卫生院看看，我们开车送。他摆摆手，说不碍事，走不脱。

“那你伤口上换几张新餐巾纸，用封口胶缠着，免得再出血。”

老邹照我说的做了。李主任在旁催他：“没事就快去挑，箩筐装满了。”

我看李主任屋前屋后都是新品种的橙树，老品种应该在远处，又见进度比上午慢多了，便沿着果园里的崎岖小道，去看摘工们在什么地方摘果子。中途，我碰到挑着橙子疾走而来的老邹，他说在2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听路这么远，我就打消了去看的念头。

老邹走前，我就跟在他后面。我对老邹说：“你们这个活路划不来，路远，价比别人低，吃得差，待人也差。别处喊挑工120块一天都不好找，她才给100元。”

“没办法，要生活，我是长期给他们果园干。”

“怎么不外出打工？”

“打过，在工地上，活干了，拿不了钱，现在都还欠我几个月工资。这里苦点累点，能拿现钱。反正劳力不值钱，用了第二天又有。”老邹把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继续道：“我们是远亲，我爷爷过去是她家长工。”

“你种的果树不错哦，果子色泽好，味又甜。”

“哪是我有本事，是现在药好，那甜的，都打了好多次什么甜蜜素。上午（摘）的（果子）都是，下午的（果子）为省钱，就不是了。”他压低了音量跟我说完一发力，一溜小跑地远去了。

我心里有些愤愤不平，主要是觉得上了李主任的当。我拿起堆在场地待选的橙子，分开吃了一个。

“怎么与上午的不一样？太酸了。”我对李主任说。

“是你牙齿吃多了酸哦。”李主任媚笑着，心虚地答——橙子如果连吃3个以上，牙齿吃饭都是酸的。

“我就上午吃了一个，不信你自己尝尝。”

她尝了，说：“你们把好的收了，这是孬点的。”

“这些和你提供的样品完全不一样，你是在唬弄我们。打包了的我们要了，没打的不要了！”我们来踩点时，尝的果子都是她指的树上摘下来的。果树多，我们不可能每棵树都尝，只能以她提供的样品为判断标准。

“我们降点价如何？”她丈夫说。

“这不是降价能解决的，我们是送人，酸了别人会说我们都是买的便宜货。这是不尊重人，本身这个就不是贵重礼物。”不管李主任百般辩解，我就是不要，“做人都要讲诚信，更不要骗人，生意别做一锤子买卖，你们也不是种一年两年，要有长远的眼光。”

我想到那个致癌的甜蜜素，本来还想说害人的事不要做，那是有报应的，但想想不能卖了老邹，忍住了。

看我态度坚决，李主任也撕破了脸：“不要以为你好能干，说白了你就是派来的狗腿子，赶我的后人都不行！”她双手叉着腰，唾沫横飞地骂道。

“今天狗腿子决定不要你的果子，找你后人来收吧。” 我们把没用完的箱子，扔进皮卡车里，走了。

我给老板娘汇报，明天去向大姐家收——过去几乎每年我都去她家果园收橙子，今年我们也去踩过点。她家果园在山坳，果子颜色差点，但甜得自然。

向大姐为人诚实，我们收起来也轻松。每年她都早早和我们联系，说如果我们收她的，都给我留着。但我一般都是让她能卖则卖，怕万一我们这年不收，害她辛苦一年，错失最好的卖橙子的机会。

而且向大姐家果园在大路边，收完果子，只需用纸板写了“有橙子，去市里，找车”挂在路边，须臾就有大车停下联系我们。我们会选找私活的邮政快递车，他们走农产品绿色通道，高速不缴费，我们又节约了一笔成本。

找来车，我们去李主任家装选好的货，看着我们递过去的崭新钞票，她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喜笑颜开地说：“明年我把橙子都种好，你们再来。”

6

2016年，我没有去踩点，打算直接去向大姐家收橙子。

这年风调雨顺，是果子丰收年，市场上橙子滞销。我很怕遇到这种年份，因为橙子不好卖，果农就会绞尽脑汁四处找销路，县政府也会发动各行各业买爱心果、发福利果。一些公职人员家里，天天把橙子当饭都吃不完，垃圾箱里扔满了烂果子。

我们准备收购前，就接到很多果农的电话。李主任把价格压得低，我说我们已经订了，就把她的电话拉黑了。老板家的亲戚们也都没脸找老板与老板娘开口，就背着老板，不停地缠我。

有几个人，我没法打发：老板的妹妹，她多次打电话，千恩万谢地要我帮着把她大舅（也是老板的大舅）的橙子解决了；老板家的保姆，也是风坪的，平时狐假虎威，我很少搭理她，她不好意思找我，就找和我一起去收购的司机，又找老板娘的弟弟来说情；还有与我关系较好的老板妹夫，老板亲表妹家的。

这几位都是这个家族企业的“重要人物”，我的很多工作还需他们支持。权衡再三，我只能打算每家都收点，皆大欢喜，都不得罪。但我跟他们提出，一定要保证质量，高山的橙子我坚决不要。他们都高兴地说：“都是低山的，质量你说了算，不行的不要。”

我和司机去实地看了看，保姆家果园符合规格的果子估计有10000多斤，我心里盘算着收个8000斤；老板表妹是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经管不好，符合我们要求的果子有5000多斤，全收；老板大舅家达到我们要求的橙子有上万斤，全收。

其实，他们的果子比向大姐家的差点，但向大姐家，我只能收5000斤——即便照这个估算，也超过了集团下达的收购计划。

司机说，要不就不收向大姐的橙子了，我意味深长地说：“一定要收她的，一是大家合作多年，都要讲信誉；二是老板同意的，是只收向大姐的，我们现在收他亲戚的，顶着的都是收向大姐家的名，假如老板日后调查发现我们没收向大姐的，她到时会帮着背锅？不捉急，凭以往经验，到时可能还要加货。”

我们拉着包装箱还在路上，老板的大舅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说中午请我们吃火锅，订好了。

“舅老爷，在哪家吃我们没决定哦。”我笑着答。

“不在我这里吃，你们别想回家。”老板大舅说。

我刚到办公室时，曾和老板大舅一起共事一年多，公司上下的人，因他的身份，平时都喊他“舅老爷”。这个人仗义、豪爽、风流，老婆在乡下，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后来和我们定点修车厂里煮饭的女人勾搭上了。

有天，他正和那女人鬼混时，女人的老公破门而入。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同去修车的司机急忙进屋将那男人抱住，舅老爷趁机操起桌上的茶杯猛砸他头，然后跑了。之后有人报了警，光天化日，野老公竟把家老公打得头破血流，这事在小城传得沸沸扬扬。害得我们老板花钱才摆平，事后打发他回家，每月给他发生活费。

我和司机按照计划，将箱子分给各家。几家的果园距离分散，我们开车来来回回，要不停地查看各家橙子的品质，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就分重点和非重点监查了。

“舅老爷，你过细按要求搞，我们少来几趟。”我郑重地对老板的大舅说。

“你百分之百放心，不看在你们面子上，我还要看在外甥的面子上。”他拍着胸膛保证道。向大姐的橙子就不担心了，我们剩下的重点就针对老板的表妹和保姆家。中午，舅老爷安排帮工在家里吃，我们去饭店吃的火锅。我说就不要破费了，挣钱不容易。

“你们客气什么？咱视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斤。钱用了又挣，我们多年不见面了，喝喝酒，说说话，我还有节目要安排。”舅老爷说。

“什么节目，你说得这么神秘？”司机好奇地问。

“我给你们说，我们这儿新来了几个年轻小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销魂得很。”舅老爷说。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想和他讨论这些，喊他喝酒。舅老爷年龄大了，喝了几杯就趴了。我们把他送回家，就去别家查看收购进度了。傍晚返回舅老爷处，他已经醒了，有气无力地坐在一旁看选工装箱。

箱子快装完了，可地下橙子还多，这与我们估计的差距有点大。

按照我多年的收购经验，专门的箱子，装规定的果子，在箱子里把果子不紧不松、一排排码好装满，10公斤的箱子，误差不会超过半公斤。我问舅老爷什么时候来监工的，他说才来。我随机抽查了几箱打包了的，上秤一称，都缺了斤两，最多的能差2公斤多！

“你们这是怎么装的？这不是打我老脸？”舅老爷火冒三丈地说，“是不是少装点，人轻松点？”

“不是我们偷懒，你家平时对我们好，我们今天是来帮忙的，没打算要工钱。”选工们嗫嚅地说。原来，他们想着橙子是舅老爷的外甥送人，觉得少装点无所谓，箱子下面装得乱，上面一排才码整齐。还有，就是他们猜测我会按箱结账——其实，我们是20箱一称，除去包装箱，就是净重，称完累计重量给钱。

包装箱都是用强力胶封口，撕开重装，箱子就要损坏。舅老爷日爹骂娘地把选工们训了一顿，看着地下剩余的橙子，我也束手无策。这时，手机响了，集团办公室通知我，“再加90箱”。其中，有公司领导私人要50箱，麻烦我多费点心。剩下一地的橙子，才基本解决了。

装车时，私人要的橙子，我用的是向大姐家的，毕竟品质好点。还做了记号，公私分开，以免拿错。

等我把各公司的钱收完，换出我的借条，都是下半年了。再过几个月，又要收橙子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翻过阳历新年，老板并没要我去收橙子，只委托一个熟人帮着收。

老板的妹夫悄悄告诉我，他听说，老板去年抽查了我收的橙子，公司送人的差斤两，私人要的倒都分量十足，老板觉得我有损公肥私的嫌疑，今年才不要我收。

我知道，老板肯定是抽到了他舅老爷家的橙子。

“难道他没看我们报销的清单？他规定报销集团这张时，必须附上箱子、封口胶、运费、收购数量等所有开支的明细表，我们不是按每箱给的钱！”我着急地说。

“他看没看我不知道，你千万不要透露是我说的。”老板的妹夫叮嘱道：“不然他就不信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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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别墅里的韩国生，专攻北大清华

2012年夏天，我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已经过了向父母张口讨要生活费的年纪，在北京的开销让我经常陷入焦虑，接了不少廉价的翻译兼职。为了千字90块钱的收入，我通宵达旦地翻译钻井和发电机的材料，熬夜大半年，我的眼睛被许多密密麻麻的血丝包裹着，感觉随时都会爆裂。室友劝我身体要紧，我捡着桌子上掉落的头发，心中郁闷，可不知除了翻译，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有一天，我在学校的水房偶然瞥见了热水器上的一张广告。字很少，只占据了A4纸上方很小的一片位置：“寻找可以教中文的老师，学生是韩国人，不会说中文。你不用懂韩语，但普通话要标准，有教学经验。待遇面谈。”

A4纸下方是竖排的电话号码，用剪刀剪成了细长条，已经被撕去了几条。我暑假时曾辅导过一个小升初的男孩语数外课程，心想，教韩国学生学习中文，应该不会比这个难吧？

于是我撕下了一条，回到宿舍便发了条信息过去，很快，发广告的宋先生就要我过去。

1

第二天下午，我从学校换乘了两次公交，提前来到一处高档小区门口——之所以感觉高大上，是因为小区门口的保安身穿着奇特的制服，肩上的勋章和头顶帽子上的缨柱，都让人想起民国电视剧里的高级将领。

这装束，倒是和大门一侧的“XX公馆”几个字相得益彰，不过保安一开口，说的还是夹杂着河南方言的普通话。登记身份证时，他凑过来，看到我写了“101号”房，立即“哦”了一声，说：“是家里养大狗的那一家吧？”

平时见到的北方住宅小区，都是非常粗暴实用，很少看到一两棵树，楼房比雨后的青草还要拥挤，而这个小区里除了成排的绿树，还有花坛和喷泉，像是公园。我按照保安的指引，走到一栋3层的小别墅前，一个穿着米色背心的男生正在门口立着等我，他问了一句：“您就是老师吧？”说着，突然低头对我行了个礼，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客厅里弥漫着化妆品的香味，那个男生用有些拗口的中文，让我坐在沙发上“等3分钟到5分钟”，就离开了。我没有坐，匆匆打量了下客厅里的摆设：花草在落地窗前生长得很好；沙发后面高高地堆了十来个箱子，上面的韩文我认不清，但从图案看，感觉应该是面膜；同样显眼还有一个长长的衣架，上面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运动裤和外套，大部分都是校园里流行的韩国棒球服。

正在我凝神于窗外阳台上两条白色的大狗时，忽然听到楼梯那边有声响，下楼的是一个男生，看起来年龄和我差不多，长相很阳光，孔武有力，一见到我笑眯眯地把手伸过来。我也腼腆地走过去，暗自感叹韩国人太注重礼节了。

坐下来聊了两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在电话里和我交流的宋先生。他的普通话不错，大概在中国生活过不少年。听我称赞他发音标准，他笑着说：“哪里哪里！”这几个字他讲得尤其地道，尾音都带着北京味儿。

面试在这样轻松的氛围里进行了半个小时。宋先生比我大4岁，当年从韩国申请到北京大学读本科，后来又念完硕士，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在北京租了这套别墅，每年从韩国带高中毕业生过来，在这里集中学习几个月的中文和数学，然后申请中国的名校留学。

我忍不住问他：“是哪些名校呢？”

“北大、清华和人大。”

我之前从没留意过留学生进入中国高校读书的细节，听到这些金光闪闪的校名，我脑子里最先闪现的是老家县城昌盛路上的大字标语——我们县城有两所高中，每到暑假招生的阶段，两边的学校为了竞争生源，都会把毕业生录取北大、清华、人大、浙大的金榜发出来，因为加起来也没几个人，所以显得格外金贵。

我又问了一句：“那这些学校好申请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朝我做了个鬼脸：“那就要马老师多费心了！”

接下来，他又给我大致介绍了下授课的形式与内容：一对一授课，课程在学生自己的房间里进行，每节课50分钟，课时费75元。我在心里默算了下，一天8节课，那就是600元，对比起熬夜翻译，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离开前，宋先生交给我两本《博雅汉语》（北大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让我回去准备一下，并对我说，以后叫他“宋老师”就好，因为他也给学生上数学课。要下楼时，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在阳台上和那两条毛色雪白的狗玩耍，忍不住往窗口走近了两步。

但我没有跨过去，只是远远和他们打了个招呼：“这是什么品种的狗？”

男生抬起头望着我，显然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旁边的女孩慢慢摩挲狗脖子上的毛，一字一顿地说：“老师，它是萨摩耶。”

然后男生和我对望了一眼，我俩大概都因为自己的无知，一起不好意思地笑了。

2

因为缺少给外国人上课的经验，宋老师让我先教一个刚来中国的“零起点”女生。

上次那个“米色背心”男生帮我敲开了3楼一个房间的门，开门的是一个披散长发的女生，微胖，看到我，很不好意思地低头行礼说“老西（师）好”。当她抬起头时，我先注意到了她额头上星星点点的青春痘。随后，我跟着她一起进了房间，她慌乱地抓起桌子上的指甲油、唇膏之类的小东西，往一个小手提包里塞。

这个叫李敏先的女孩16岁，在韩国的中学读完了高二，因为爸爸的朋友和宋老师认识，所以“关照”她来到了中国。她说，自己不太喜欢学习，最大的愿望，是成人之后可以开一家鞋店。

“然后就可以每天穿新鞋子了吗？”我笑着朝自己身后的衣柜旁边示意了一下——那里有一个10层左右的鞋架，整整齐齐码了各种运动款的鞋子，基本都是白色，却款式各异，最下面角落里是两双颜色鲜艳的高跟鞋。

她很开心地笑了：“老师，我家里有很多！我来中国，它们不能来……一起……”接着，她一只手托着腮，用不连贯的中文和英文，加上自己手势和纸笔，告诉我，她“妈妈的妹妹”是个“大大的shoes工厂”里的“Number One”，可以免费从那里拿shoes——说到这里，她捂住了嘴巴，以免笑声太大被隔壁听到。

当然，这是在我们上课半个多月之后的情景。最开始授课的时候，课堂上只会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因为她的英语太差，宋老师也不允许我们经常使用英语。我觉察课堂气氛非常枯燥，便试图聊了两次题外话，看见她一脸的问号，只能作罢。

学习汉语拼音的时候，李敏先发音不准，总是会闹情绪。她会抓起课本来遮住自己的脸，夸张地喊叫：“It’s terrible！”我偷偷笑着，知道她只是耍小孩子脾气，过不了多久，她就要爬起来，理一理因为油脂过多而显得凝重的长发，继续读——因为宋老师给学生们制定了严格的测验，每天晚饭前都要测试，不合格的学生要上交手机，晚上在房间里上自习。

李敏先最喜欢的还是课间休息。下课前，宋老师不允许学生下楼，他们能去的地方很有限。2楼有个大教室，是每周两次学生们“开会”的地方，晚上也有人在那里上自习，平常一到课间，他们就聚集在那里打闹。我和另外两个教中文的女老师也会经常在那里碰面，她俩一个姓方，一个姓朱，也都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不过学的是汉语国际教育，比我更专业一些。

短短的课间10分钟，大教室里就像人头攒动的庙会，学生们彻底放纵起来，你追我赶，边跑边使用韩语大吵大闹。我和两位女老师像看客一样地相视而笑，感觉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看来，韩国电视剧里的那些美女帅哥都整过容。”有一次，活泼善谈的朱老师抱怨说，“我看除了宋老师帅气一点，其他的也都很挫嘛！”

我和方老师笑着附和她。她们俩都对坐在前排一个乖乖学习的男生很感兴趣，因为他皮肤白皙，长了一双特别好看的眼睛。朱老师主动走过去和他打招呼，问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男生有些害羞地站起来，问一句答一句，显得彬彬有礼。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的中文特别标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前在韩国已经读过一年汉语班，这次来北京，是直奔北大的。

“你们在这里生活要交多少学费？”朱老师好奇地问他。在这之前，她曾对我和方老师说过，她搭眼一看就看得出，这些孩子应该都来自富贵人家，是家庭优渥的孩子，脸上都带着“贵族的光泽”。

“17万。”男孩盯着朱老师的眼睛，又补充了一句，“一年交17万，吃饭和住宿都在里面。”

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韩元，见他红着脸确证是人民币，都不禁有些惊诧——一年花费17万元，在这个封闭的小别墅里上课，对于我们是不敢想象的“奢华”。

方老师小声地说：“咱们的课时费才多少钱？这个宋老师，真黑心。”

3

李敏先学习中文的进度不算快，用了将近两个月，我们才把第一册书学完。上课时，我看到她总爱玩弄自己的笔头，听课心不在焉，忍不住想批评她几句。但有时候见她气恼地握着拳头捶自己的脑袋，我又很同情她。她经常抱怨自己作业好多，说教数学课的那个张老师还会给他们布置习题，希望我可以“可怜可怜她”。

一次，她说自己的妹妹在参加韩国的一个选秀活动，她要通过手机关注比赛进展，为妹妹加油，我一时心软，就同意她这一天可以用手机。结果那节课上，她频频掏出手机来看，后来我被搞得烦躁起来，拍了拍桌子。她看到我表情严肃，赶紧识趣地把手机给了我，又像只小松鼠一样，对我作揖求饶：“老师饶命，老师是大好人！”

我忍不住笑了，问她从哪里学到的这一套，她告诉我，香港的电影上就这么演的，又央求我推荐几首中文歌曲给她。我想了想，给写下了一首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那首歌词比较少，节奏也慢些。

没想到，第二天我刚进李敏先的房间，她就兴奋地要唱歌给我听。我颇为惊讶地听她一字不差地把歌曲唱完，竖起拇指，夸她有语言天赋——只要不是正经学习书本知识，她立刻就变得冰雪聪明了。

学完第一册课本，李敏先被分到了中级班，和三四个学生一起在会议室上课。宋老师夸奖我讲课有条理，善于引导“零起点”学生（我听不出这是客套还是真话，讲这些时，他的笑容闪烁着狡黠），又分给我两个新学生——已经25岁、刚结束服兵役的李正昱，和17岁的清瘦男孩郑博赫。

相比于李敏先，我更喜欢给这两个男生上课。李正昱性格憨厚，又高又胖，脸上的络腮胡子总是刮不干净，留下一圈深色的暗影。他的家境大概是所有学生里最差的一个，父母都是公司普通职员，由于高中成绩不理想，他在韩国读了一所不入流的职业院校。后来听说外国留学生申请到中国的名校读书比较容易，他的父母便借了些钱送他过来“镀镀金”，回去找一个法律行业的工作。

李正昱看似很努力，但对中文掌握的效果不算太好，记忆力尤其差，一篇只有五句话的课文也要背上一整天，听他磕磕巴巴地背课文真是一种折磨，他的急躁情绪上来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啊……西巴（韩语，脏话）！”

大概因为比他还小1岁，我常常忘了我们的师生关系，和他熟悉后，也会笑着跟他一起骂脏话，于是他会发出憨厚的笑声，两眼眯成了一条缝，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可以介绍给他，说他想交朋友，顺便学习中文。郑博赫和另一个男孩子有一次在课下开李正昱的玩笑，说他每天晚上都偷偷摸摸去厕所里，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每次“转述课文”，李正昱就会犯怵，而这恰恰是郑博赫最擅长的。这个皮肤白皙的瘦削男生让我想起一个叫李准基的韩国演员。他有一张瓜子脸，眼睛也是弯弯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说起话来带着一点阴柔美。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对学过的东西总是印象深刻，时不时冒出一句“老师，这里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内容很像……”一次我们讲中国饮食的文章，李正昱“爆料”说，郑博赫的爸爸是韩国一个知名快餐连锁店的“社长”，郑博赫显得很不好意思，笑着说了些其他话题，搪塞过去了。

郑博赫属于目标明确的那一类学生，比李正昱自律得多，课间学生们都在玩耍打闹的时候，他都很少下楼，而是在一片铺了健身垫的空地上做卷腹。他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画过好几张男性上半身的素描，上面的每块肌肉看起来都有些夸张。他想在读大学之前练出六块腹肌，课间锻炼时，还热情地教我一些动作。我手按在垫子上做了几个“附身登山”的动作，便感觉喘得难受，就站在那里看他练。练完了之后，他会撩起上衣拍照片，旁若无人地自我欣赏。

我每个周有3天都待在这栋别墅里，但课间时间毕竟短暂，3楼又没有我的学生，我便很少上去，休息时大部分时间是对着2楼外面的天台发呆。浑身洁白的萨摩耶也经常在那里活动，它警惕地望着我，似乎嗅出了我不是韩国人。

有一次课间休息时，一个身材魁梧、憨态可掬的男人从3楼下来，看见我之后，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聊了几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就是李敏先最害怕的那个教数学的张老师。他只会说一句“你好”，其他都是讲英文。

我在张老师的邀请下，去了他3楼的房间。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除了几件必要的家具，咖啡色的桌子上还整齐地立着一排书，书脊上都是我看不懂的韩文。因为快要上课了，我只是站在门口和他简单聊了几句。张老师告诉我，他是宋老师的高中同学，以前在韩国开了一家小吃店，是宋老师邀请他来这里教数学的。他对中国的葬礼很感兴趣，问我中国人真的会在葬礼上“赶尸体”吗？我用一些泛泛的言辞回答了他，内心却暗想，他的课时费肯定不止75元。

好像和张老师认识后就有了上3楼的理由，后来课间时，我也会跑到3楼来转转。其实真正吸引我的，是张老师卧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那里的门每天都敞开着，除了一些杂物，有两面墙还立着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外文书，除了韩文书之外，还有不少大部头的英文读物。书架里有一个格子没有放书，而是立了一张印着烫金大字的学位证书，上面写着，宋老师曾在北京大学学习金融专业，被授予硕士学位。学位证上的宋老师神采飞扬，特别帅气。经常和我一起回家的方老师悄悄告诉我，朱老师好像对宋老师有意思，整天在她面前犯花痴，说宋老师很优秀。

“不过她喜欢宋老师究竟是因为他优秀，还是因为他是个有钱的韩国人呢？搞不懂耶。”我们排在一群人后头等公交车时，方老师的言辞间带着揶揄的口气。

4

我渐渐融入了这个别墅，韩国人也一步步接纳了我。宋老师开始留我中午在别墅里吃饭，而不必去外面吃完饭再回来，朱老师和方老师说我“被招安了”，她俩没有这样的待遇。其实我很少见到宋老师，只有几次，见他拎着一串车钥匙在“噔噔噔”地爬楼梯，似乎很忙。听李正昱说，宋老师除了办理留学生业务，还在中韩商会做一些工作。

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朝鲜族的中年阿姨，皮肤很白，穿着朴素，脑后梳了一个发髻，虽然同是中国人，但她从不和我交谈，即使碰到，也是低头装作没有看到我。午饭里必不可少的几样饭菜是辣白菜、海带汤和米饭。开饭时，所有人坐在长条饭桌的两侧，有些拥挤。

如果午饭时有宋老师在，大家就很少大声聊天。听郑博赫说，宋老师在开会时特别严厉，他要求所有的学生都以清华、北大和人大为目标，他们的升学率高，他就可以回韩国招收更多高中毕业生。

有一天午饭时，气氛也是这样的沉闷，大家都只把目光落到自己面前的饭上。突然一个女孩子的笑声从外面飞进来，我们同时扭过头去看——是朱老师的一个学生，头上扎了无数的小辫子（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脏辫”），进门后，还对着我们狂笑不止。听说她热衷于化妆和整容，五官都动过手术，中文却学得很烂。

然而，这次她有资格“笑傲江湖”了——由于招生规模扩大，原本考人大都困难的她，这次却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

那天的午饭因为这个女生，多了很多节日的氛围。先是宋老师走过来，亲昵地拍了拍她肩膀，然后抚摸了她的头发，然后又有两个女孩从餐桌上站起来，开心地和她拥抱。她一脸的激动还没有褪去，嘴里不时发出尖叫，那种喜悦之情，和我学校里身边的中国同学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最终修成正果时的幸福感似乎并无差别。

这让我心头闪过一丝茫然，我仿佛第一次感觉到有些不公平：凭什么她阴差阳错就可以进入北大学习，我们就从来也不会有这样的“狗屎运”？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就应该享受这样的优待吗？

这个女生创造的“神话”鼓舞了不少人。接下来的几天，这栋别墅里飘洒着一股欢快的空气，甚至李敏先在下课后遇到我，也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她最近要好好学习，“争取上北大”。我笑笑，让她先少玩几次手机，她钻到旁边一个女孩子的胳膊弯里，哈哈大笑。

李正昱也受到了“女神”的影响，不过，他对北大没有什么执念，倒是希望可以去读湖南的一所重点大学——他的一个朋友在那里读书，说不仅不用交学费，学校还给外国留学生发补贴，混一个毕业证很容易。

他和郑博赫在课堂上表现差别很大，所有的兴趣都在交女朋友上面。那时候刚开始流行一款陌生人交友软件，他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扑在手机上面。因为是韩国人，附近不少女孩子向他打招呼。方老师也给他上写作课，对他的评价就是“色迷迷的，心术不正”。

郑博赫比他显得纯洁很多，但也没有脱去爱玩的习性。他和同乡金成在几次邀请我去KTV唱歌，说要去他们韩国人自己的俱乐部。我拗不过去，最终答应了。

那天是周五，下午上完课，学生们就自由了。郑博赫说他要换个衣服，让我在1楼等一会儿。我下楼时路过开会的那个大教室，瞥见张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数学课，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张老师正在提示板上板书，大概是勾股定理一类的内容，下面坐着八九个学生，低头做着笔记。

我在1楼客厅的沙发上坐了很久很久，才听见下楼的声音。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男孩子梳洗打扮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郑博赫和金成在一前一后走了下来，他们鲜艳的外套、高耸的发型和身上的香水味让我惊讶不已，我没料到韩国人这么注重在公众场合的形象。走在他们两个旁边，我感觉自己十分寒碜，平时穿惯的格子衬衫这会儿好像突然缩水了，皱巴巴地贴在身上。

郑博赫说的那个“韩国人自己的俱乐部”位于五道口。我们下了公交车，已经有一个男生在等我们，穿着也同样华贵，还用发胶定型了夸张的“鸡冠头”。在车上时，郑博赫已经跟我介绍过，这个男生是他们的同乡，也是我们“培训中心”以前的学生，如今在清华大学读金融专业。见到我，他的同乡标准地鞠了一躬，然后便和金成在他们讲起了韩语。

KTV位于某个高层建筑的地下1层，比我想象中要简陋许多。房间很小，有酸酸的霉味，长沙发还是旧式的皮沙发，墙上贴了些类似于90年代的发廊里的明星海报，看得出这家店已经在北京存在了不少年头。用来点歌的是一个30寸左右的显示屏，郑博赫将歌单摊在腿上，按照上面的代码，用遥控器输入了几个数字，屏幕上就出现了一首歌曲的MV，超大号且间隔很大的韩语字体让我有种穿越回过去的错觉。

金成在立刻从桌上拿起话筒，大声唱了起来，郑博赫和他的那位同乡也都跟着轻声地哼着，声音越来越高。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像鬼哭狼嚎，完全没有悦耳的感受。我百无聊赖地听着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有些后悔跟他们出来。

过了一会儿，那个年龄大一点的男生大概意识到我被冷落，开始和我聊天。我问了问他在清华的学习生活，他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说，专业课挺难的，尤其是统计学那些课程，用英语授课，他完全听不懂。不过转刻他脸上又明朗起来——因为老师们对外国学生的要求并不高，“无论如何都可以毕业”。

听他说了这句话，我内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当年为了高考，我曾经熬过那么多夜晚，最后还是留在了省内读大学，直到考上研究生，才从河南来到北京——我们县城一年只有两三名学生可以上清华北大啊！而我身边的这些学生，最差的都可以读人大。

我尽量显得波澜不惊，面带笑容地问他：“你们毕业回到韩国，应该找工作很轻松吧。”

那个男生脸上露出笑容，说他可以去三星，全球排名前100名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在那里拿到很不错的薪水。他还讲到，他姐姐以前学习成绩很好，当年从他们的家乡富川考到了首尔读书，最后因为没有通过律所的选拔考试，又回到了家乡。现在家里人都把进军首尔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

我没过多久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提前离开了。在吧台处，有几个年轻男女正在和老板用韩语聊天。看得出，这个地方是韩国人的一个聚集处，很受欢迎。

我拨开水晶珠子串成的帘子，走了几层台阶来到了地面上，感觉总算从一个憋闷的空间里出来了。在公交车上，我又不由自主回忆起那个男生和我聊天的话。举家数代人“圆梦首都”的故事固然励志，但反复缠绕我的却是别的内容。

我甚至有点觉得，自己做这个老师，也有点“助纣为虐”的意味，是在帮助外国留学生抢占自己人的优质教育资源。

5

不过，挣钱的愿望最终压倒了这些想法，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回到通宵做翻译的生活状态里去了。我又在那个别墅里工作了3个多月，接手了几个“零起点”的学生，直到因为要出国交换，才向宋老师提出了离开。

在别墅里教课的后几个月风平浪静，唯一的一点小漩涡，就是朱老师向宋老师表达好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她开始与憨厚腼腆的张老师走得近了。每次放学，她都要在别墅里逗留一会儿，有时候方老师落单了，就会等我一下，跟我一起坐公交车。在车上聊起朱老师，方老师通常会笑嘻嘻地说：“我和她说好了，以后她寄面膜和玻尿酸给我，我在国内帮她卖。不要赚太多哦！”

临走之前，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怀深情地表达了遗憾。他又和我握了握手，告诉我，他们会好好感谢我的付出。我没有太明白他说的具体指的是什么，直到那个月底，在自助取款机提款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卡上多了5000元钱。

不久后我去了国外交换，和我同班的都是欧美国家的学生，他们对于亚洲面孔常常表现出脸盲症来，有时会有人问我：“你是韩国人吗？”

我摇头否认时，也会突然想起曾经教过的那些韩国学生们。因为没有留联系方式，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联了，只有李正昱此前加了我的微信，偶尔还会问候一下。

在与他的聊天中，我得知郑博赫考到了清华大学，金成在去了人大，李敏先也去了人大，我后来教的学生，也都去了北大和人大，只有李正昱自己因为没有通过汉语等级考试，去了湖南的那所211院校。

这些消息让我有些错愕，实话说，我从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院校的毕业生，能够教出这么“优异”的学生。

再次回想起这段任职经历，是在2019年的夏天。山东一所高校由于为留学生寻找女生“共读”，陷入了舆论的漩涡。网上的讨伐不绝于耳，留学生在中国享受的优待也一步步被揭露出来。

我在自己的微信里搜索了半天，终于凭借记忆，找到了宋老师的微信号——他的朋友圈停在了2014年，内容比较固定，都是些晒肌肉或者晒猫咪的图片。

我继续往前翻了下，看到2012年10月份，宋老师发了一条九宫格的动态，晒出了国庆63周年的晚宴邀请函，配文洋溢着热情：“今天来参加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宴会！见到各位领导了！有XXX，XXX……”

图片中间有一张是他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照片，他西装革履笔直地站在镜头前，神采飞扬，身后的天安门城楼略微小一点，在远处闪着橘黄色的光。

（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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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寄生虫》剧照

拒绝减刑的犯人

前言 2020年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张玉环故意杀人案，法院最终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玉环无罪。53岁的张玉环拿到无罪判决时，已在狱中整整服刑27年。 张玉环曾在狱中写下几百份申诉材料，绝望时曾两度自杀，后来怕畏罪自杀牵连子孙后代，才慢慢转变情绪，坚持了下来。 从事狱警工作近二十年，在看到这则报道后，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曾遇到过的那些申诉犯人，他们中有改判的，也有无罪释放的，但更多的都是刑满释放。很多时候，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就像江上的船，随着水流淌去，永远飘浮无定。 宋建平就是其中一个。

1

宋建平其貌不扬，属于放到人群中一下也找不出来的那一种。不算帅气，但也不会让人觉得讨厌。

从十几岁就开始进出少管所，在社会上也算是有点“名气”，一提到他的名字，方圆几十公里大部分人都知道。20岁那年，宋建平因为帮朋友出头，捅了当地一位KTV老板一刀，导致对方切掉了脾，他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除去吃饭时间，宋建平每天早出晚归参加习艺劳动，出狱前他还曾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监狱半步！”

出狱后，宋建平在家人的帮助下，在老家新华书店找到了一份正经工作。上班期间，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不久两人便结了婚。妻子后来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一家人也算其乐融融。

为了多赚点钱，宋建平很快东拼西凑借钱开了一家纸张批发部，批发部生意很好，也让他成了当地最早一批开上私家车的人。

2004年2月的一天，正在店里铺货的宋建平突然被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强奸，随后被送进看守所。2004年12月8日，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宋建平有期徒刑七年。

他的判决书我看过——2004年2月16日，宋建平接到李洪吉的业务电话，便开车来到李洪吉店中，见李洪吉夫妇不在，来到三楼寻找时，见打工女青年王娟一人在三楼工作，遂起歹念，对王娟实施了奸淫。三天后，王娟在李洪吉夫妇的劝说下报了警。

宣判后，宋建平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后他便被投入监狱服刑改造。

宋建平入监之后，始终不服从改造。

他做广播体操，但从不唱狱园歌曲；他身体健壮，也不装病，就是不好好劳动，是出了名的“顽危犯”。他每天晚上都写申诉书，坚称自己是冤枉的，写了上百封。中院、高院到处寄，但一直没有回音。长此以往，就有点破罐子破摔了。情绪不好的时候，还打骂同犯，换过好几个监区服刑，谁都不愿接手，按照顺序轮换，后来调到了我所在的监区。

第一次找他谈话，我问他：“宋建平，有什么事跟我说，你不能抗拒改造，破坏监狱纪律。你打人，是要加刑的。”

“怎么加？我坐过牢，我又没把别人打伤，我懂法律。把我关在这里，我有罪还行，可是我没罪啊。”

“如果你认为判决有误，可以继续申诉。这是你的权利。”

“申诉有什么用？我看透了，我这样的人没有说理的地方。”

没过多久，宋建平又违犯了监规。那天晚上看电视，有个罪犯因为个子高，在前面挡了他，他也不说什么，拿个塑料凳子照那个犯人头上就砸，当即把那犯人砸趴下了。别的犯人吓坏了：“报告，打死人了！宋建平把人打死了！”

好在那个犯人只是昏了过去。我给他开了关禁闭的单子，还没等对他宣布，他自己就说：“我去禁闭室。”

禁闭室是一间不足一平米的小屋，一道大铁门将里外隔开，屋里没有窗户，就铁门上有一扇活动的小窗。值班的犯人到吃饭点了就从这个小窗把饭给他递进去，他每天就呆在里面，脚也伸不直，睡觉只能卷曲着身体，里面二十四小时都是黑漆漆一片。

平常犯人吃饭管饱，而禁闭室里则是定量供应。干活有干活的口粮，不干活有不干活的口粮。宋建平身体壮，在禁闭室里吃不饱，一个星期下来终于受不了了，在我找他例行谈话时对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打架了，这里我没有办法活下去。另外，我想求您件事，申诉的事能不能请您帮帮忙。我以前的信，都白写了。”原本以为他在里面关了7天，会主动向我检讨打骂同犯的事，但现在看来，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那上面。

我答应了他，但条件是对这次的事件要有个深刻的检讨。宋建平的检讨按字数来说还算深刻，五千多字。但大部分内容写的却是他的过去……

2

14岁那年，宋建平上初二。那时候他学习成绩还不错，在班级里每次考试都能考到前三名，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一天放学，他骑着自行车正往家的方向赶，身边突然开来一辆面包车。面包车里坐着七八个光头，他们逗他：“喂，小孩儿，你钱掉了。”

宋建平摸了摸口袋说：“我兜里没钱。”

他们又说：“你车胎没气了。”

宋建平向后看了车胎，气还挺足，就说：“没事儿。”面包车的人就没再逗他，而是往前开去。

路的前面有个大桥收费站，面包车过了收费站就停了下来，几个光头都下来撒尿。宋建平骑车路过的时候，瞅了他们一眼。他们也看到了宋建平，其中一个瘦子说：“小子，你过来！”

他推着自行车走了过去，刚走到瘦子跟前，瘦子抬手就是一巴掌，随后七八个人对他就是拳打脚踢，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让你看！让你看……”

回到家，宋建平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那时候，他爸在外地打工，他妈天天在外面打麻将，每天很晚才回家，也不怎么管他。那晚，他妈照常回来得很晚，也没有去看他，根本不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宋建平说，如果那晚他妈能过来看看他，安慰他一下，也许他的人生道路会是另一番模样。

在那之后，为了不被人欺负，他开始天天跟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没事就和他们一起出去打架。后来，因为打架出事，他进过几次少管所，也进过一次监狱。这些他都认，但是这一次，他说自己真的是冤枉的，自从上次服刑后，自己就彻底改正了，哪里还敢去犯罪。

那天，他确实去过李洪吉店里的三楼，但真的没对那王娟做过什么，看到她一个人在那里，聊了会儿天。没等到李洪吉，他就走了。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后来那些事。

据我所知，为宋建平申诉的事，监狱刑罚执行科的人曾到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去过，但是没有结果，想必这个案子比较复杂。

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我认真查看了宋建平的档案，发现判决书上记录的一些事确实存在蹊跷。第一，为什么李洪吉夫妇打完电话叫他去，宋建平去了之后，他们又不在？第二，为什么受害人王娟在3天后才报警，而不是当天就报警？这是偶然还是故意为之？里面确实存在一定的想象空间。

我也想帮他再核查一下，便说：“你好好改造，之前的申诉写得不行，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宋建平一听高兴了：“那您牺牲点休息时间，帮我办办这个事。”表现比原来也好一点了。

3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宋建平又出事了。

一天，他突然绝食了，谁跟他讲话都不搭理。由于绝食发生的时间点也很特别，正好在家属会见后。内勤民警赶紧调取了他的会见录音，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通过录音，果然发现了问题：

宋建平被抓后，一直喊冤，他妻子就在外面请律师为他辩护。需要钱，妻子把纸张批发部转了出去，轿车也给卖掉了，所得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他身上。判刑入狱后，妻子每月都会来见他一次。

那次会见，妻子无意中说起最近身体不好，总是腰酸背痛。宋建平就叮嘱他妻子买点营养品补一补。

他妻子却说：“没事，估计是之前落下的病根。”

宋建平没见妻子生过什么病，就问是什么病根。大概是妻子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这才吐露了实情。

原来，就在宋建平进看守所后，他妻子肚子却慢慢大了起来。去医院做了B超检查，发现是怀了孕。家中两个女儿在上小学，每月开销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宋建平在看守所又情况不明，一家的重担全压在了她身上。如果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两年内她都不能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来源，她无法负担。思前想后，拖到孩子已经四五个月了，才自己去医院做了人流。

术后，她问医生流下来是男孩还是女孩。医生告诉她，是个男孩。宋建平之前做梦都想要个男孩，妻子也想为他圆了这个心愿。但因为入狱服刑，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而当宋建平知道这一切时，已经过去两年了。

监区民警讨论了一番，一致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便第一时间联系他妻子，计划开展亲情进监帮教。

可还没等到妻子来，当天晚上，宋建平就又出事了。

监房里的床都是上下铺，一个号房8套床，16个铺位，他睡在靠近厕所边的下铺。晚上，宋建平还是没有吃饭，到了睡觉时间就早早躺下了。

半夜的时候，值夜班的犯人恍恍惚惚瞧见，宋建平的床好像在滴水，走近一看，吓了他一大跳，是血——扯开床单，宋建平手上全是血，他割腕了，血是顺着凉席滴漏下来的。

值班犯人马上按响了报警对讲系统，宋建平自杀了！宋建平随后被紧急送往了监狱医院抢救。

从现场看，宋建平是用碎瓷砖割腕的，至于他是怎么捡到的碎瓷砖，只有等他醒来才知道。第二天，全监就组织清查违禁品，由于碎瓷砖过安检门不会响，为了堵住这个违禁品流入的漏洞，监区还在安检门旁增设了搜身岗。

幸亏发现及时，伤情不是很严重，只是失血较多昏迷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当天下午，宋建平醒了过来。我和王教导员去看他，走进监狱医院那间病室，站在床前观察了一阵，不管我们怎么问，宋建平就是一言不发。

王教导员朝我示意了一眼，然后拉上我走了出去，“这碎瓷砖是哪里来的，只有宋建平知道。一定要问出来源，局里还等着我们的狱情分析呢。”

第二天早上，宋建平的早餐很丰富，一杯牛奶、一块面包、一个鸡蛋，外加一碗米粥，而其他病号依旧是馒头和米粥。

我坐在监控室里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等管教民警带着送饭的犯人离开了，同病房的其他犯人都盯着他。牛奶面包的香味好像勾起了宋建平的食欲，他坐了起来，伸手去拿面包，发现同室的其他犯人都不吃饭，盯着他。

他缓慢地把目光转了一圈，才发现只有他才有这样的待遇。那些目光像刀子，带着贪婪、嫉妒甚至怨恨。

这时，管教民警在铁门外喊：“怎么不吃饭？不饿？那就收了！”

犯人们齐刷刷埋头吃饭，一片稀里哗啦的声音。宋建平木讷着脸，吃力地躺下。

这时，铁门开了，医院院长带着一帮医生进来。院长看看早餐，问道：“都九点过了，怎么还没吃东西？没胃口？”宋建平没有回答。

院长用听诊器听听他的心脏，摸摸额头什么的，跟其他医生商议，一致认为他没有大碍，只是身体虚弱，需要营养。院长让值班民警把牛奶拿去热热，又说：“你放心，只要你吃饭，配合我们治疗，不出一个礼拜就会康复，你老婆本来今天要过来进监帮教的，你这样子看来只能往后推一推了。”

院长说完，就带着其他医生走出去了。

“报告干部，我想今天见我老婆！”宋建平叫住了院长。

宋建平见到了他的妻子，与会见隔着玻璃窗不同，亲情帮教是他妻子进到监狱里面来，面对面说话，时间也比普通会见长很多。在那之前我已经把相关情况与他妻子做了沟通，后来会见中俩人究竟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宋建平回来后，就不再绝食了。

宋建平也告诉我们，碎瓷砖是他在路边捡的，估计是翻修监区厕所的民工在倒垃圾时不小心从蛇皮袋中掉出来的。之后，全监区开展了一场卫生大扫除，对路边草丛、花坛等不常清扫的地方，进行了一场地毯式“清扫”。

这事终于就这么过去了。

4

根据判决书上的疑点，我帮宋建平写了一份申诉复查函。慎重起见，我请了监区的几位同事一起对着复查函找毛病、提意见。复查函发走两个月后，法院派人来提审宋建平了。

“你写的复查函收到了，我们院长看了，要求重新复查。”

法院对案子进行了复查，但由于缺乏有效证据，申诉又陷入了僵局。宋建平也没有放弃，白天正常出工干活，晚上坚持写申诉，申诉一式三份，写完就交由民警帮他转递。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法院还是没有动静，宋建平有些撑不住了。

他开始经常发呆，不管坐在监舍床上还是凳子上，甚至是坐在地上，只要一坐下去，不出一分钟，哪怕他周围有其他犯人在聊天，他都会进入发呆状态……

有一次，王教导员找他谈话，他一进谈话室，很拘束，情绪很低落，不愿意坐，蹲在地上。王教导员多次叫他坐，他都摇头拒绝，后来王教导员扶他起来，他才坐到椅子上。整个谈话过程全身不停发抖，问他是不是冷。他说不是，并说自己没有发抖。

当他用眼光看自己身体时，全身就停止了抖动，而一旦回答问题或移开目光后，身体便开始抖动。王教导员把这个情况上报监狱后，监狱立即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对他开展危机干预。

根据宋建平互监组的罪犯反映，宋建平近期不管是走路、找地方坐的时候，总是靠着墙壁，经常待在某个角落里。而且经常半夜说梦话，大喊大叫，吵得其他犯人都休息不好。

一次，宋建平在半夜醒来后，使劲揪自己的大腿，被值班犯人制止。第二天洗澡时候，同犯看见他的大腿外侧肿了一大片，青紫的颜色，很是吓人。

经测试，心理咨询师初步判定宋建平患上了轻度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存在自杀风险。

考虑到他之前已经自杀过一次，为了减轻他的改造压力，监区在对他进行心理治疗的同时，还对他开展药物治疗。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半，宋建平的妻子来监狱探监，我和她谈了谈。

宋建平的妻子说：“我找熟人了，2万块钱给办减刑。”

“你别花那个钱，留着钱干点正经事吧。别听那些黄牛瞎说，减刑还要通过正当途径。”

她妻子哭着说，他和宋建平结婚的时候，她父母就不愿意，后来她父亲听说宋建平的事，气得住了院，差点死了。申诉跑了几年了，结果还是遥遥无期，现在只想让宋建平早点减刑出来。

看了宋建平的计分考核，通过劳动改造，他获得的考核分已经可以折算为三个表扬，但从他入狱后的表现来看——多次打架，违反监规纪律，到点就减刑不符合规定，正常情况还要等一等。想起他之前的表现，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他讲清楚。

没等我去找他，宋建平却主动找到了我：“于队，我老婆是不是找你说减刑的事了？”

“是啊，有什么问题？”

“我不减刑！”

“为什么？”我很纳闷。

“你不要说给我减刑了，你就把这个认罪悔过书写出来，你放我回家我都不出去。我就在这里等，我给自己定了三条：拿到无罪判决书回家，光荣回家；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在监狱里就算了；要么7年蹲满，我自己去北京申诉。我本来就是无罪之人，接受减刑就意味着我已经默认自己有罪。”

5

2008年，省监狱管理局一行人来到监区检查，宋建平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窜了出来，跪在地上凄厉地喊：“我要见局长，我要见局长！”

当天带队的是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他让宋建平起来，问他：“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我要见局长，我只跟局长说！”

“我是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你可以跟我说。”

宋建平一听，连忙拿出了他放在衣服里的申诉材料，他把自己的申诉情况向副局长说了一遍，副局长点点头，将材料交给了随行的工作人员，让他们与法院联系下，确认下情况，然后把结果报给他。

副局长走后，我把宋建平叫了出来。监区领导通知把他关禁闭。一个犯人随便就跑到了检查团跟前，如果每个犯人都这样，还不乱了套。同时，连带着监区考核分也被扣了。

我指指路边的椅子：“坐会儿。”

他还是站在那里，没动。

我拍拍椅子：“坐呀。”

宋建平不安地说：“你一身警服，我一个囚犯，太扎眼了，我还是蹲着吧。于队，其实，我在之前都料想到要受惩罚……”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不过，对你的处理，有点重。”

宋建平苦笑。

“我会继续跟进你的申诉问题，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抵触情绪。禁闭室不是地狱，对吧？”

宋建平点点头。

从禁闭室出来后，宋建平收到消息，监狱管理局帮他反映了他的情况，法院那边又重启了复查。他有了信心，干活比以前卖力了，还上了光荣榜。

可自从上了一次光荣榜，他就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找他谈话问原因。他说：“我不想上光荣榜，我不想被表扬。只有犯罪的人才要表扬，表扬就代表改造积极。”

“你不认同‘改造’这两个字？”

“对，我就不认同，真正犯罪的人才需要改造。我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是他第一次给我说这样的话，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

6

事实上，宋建平的乐观来得还是早了一些。直至2011年他出狱，这起案件仍未能启动再审。出狱那天，在监狱门口等宋建平的人是他妻子和两个女儿。

7年来，宋建平的两个女儿，因为父亲的事“讲起来不好听”，都只读到初中，便外出打工了。宋建平在狱中时，因为尴尬，一直都不愿意与女儿通电话。但一个人时，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女儿的来信。

“爸，只要你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我和妹妹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已经会照顾自己了，你就放心吧……”在检查信件时，我曾见他大女儿这样写道。

他患抑郁症与两个女儿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说，那段时间，见申诉迟迟没有结果，有家不能回，有亲人无法团聚，有女儿不能享受天伦之乐，让他很绝望。为了减轻痛苦，他就使劲抓扯自己的大腿，试图让肉体的痛苦替代心理上的悲痛，直到后来经过药物治疗才慢慢康复。

宋建平最终是刑满释放，在服刑期间，他没有减过一天刑。

2012年夏天，我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突然接到宋建平打来的电话：“于队，我老婆又怀上了!”他还告诉我，他在老家县城开了个豆浆店，生意还可以，热情邀请我有空去玩。

监狱警察与刑满释放的犯人很难成为朋友，一般情况下，犯人出狱以后，很少与管教人员联系，管教人员也很少去看望他们。宋建平的情况有些特别，我想去看看这对夫妻现在过得怎么样。

过了几天，我找了个时间，特地去了宋建平的豆浆店。宋建平看到我，喜出望外，高兴地喊：“啊，于队来了！”他妻子不在，出去买东西了。正好不是营业时间，我们可以从容地坐下来聊天。

在他那里，我听到了他出狱后发生的一些事。

宋建平出狱后，和妻子一起，四处打听，找到了当年的女青年王娟，那时王娟已经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王娟告诉宋建平，让他以后别来找她了，这些年公检法来的次数，多得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她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

宋建平听她这样说，就撂下话，他不会放弃，他要去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这个事情永远没完。说完就要走，可是王娟却叫住了他。

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12岁那年，王娟的父母离了婚，法院将王娟的抚养权判给了她父亲。但由于她父亲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疼爱女儿的母亲怕女儿吃苦，加上自己开了个服装店，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于是将王娟接到了自己身边。

后来，王娟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做生意的张大新。张大新经济条件较好，出手也比较大方。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她母亲最终与张大新结了婚，组建了新家。王娟虽然年龄小，但是她自小身高就比同龄孩子要高，16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1米65左右。

一天晚上，她母亲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没有回家。熟睡中的王娟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脱她裤子，被惊醒后的她，发现爬在她身上的人是继父张大新。张大新威胁她，如果敢告诉其他人，就杀了她妈。

因为害怕，她不敢反抗……在那以后，只要她母亲不在，张大新都会进入她的房间。

那几年她的遭遇她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她写过遗书，想一个人悄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对于她来说，世界是黑色的，没有任何希望。

因为身心受害，她越来越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也一度滑坡，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一天，她继父张大新找到了她，让她帮忙办件事，并且承诺办完这件事后他再也不碰她。张大新告诉她，因为自己做生意资金短缺，就向社会上的“朋友”借了高利贷周转，最后生意赔了，借的钱也就还不上了。债主对张大新说，听说王娟在李洪吉夫妇店里上班，只要帮他办成一件事，这些钱就可以一笔勾销。王娟虽然不愿意，但还是答应了，因为她想摆脱张大新。

当天，李洪吉打电话约宋建平去店里谈业务，王娟在三楼与宋建平偶遇，都是债主安排的。而过三天再报案，就是故意要造成一些证据的缺失。

“那人是个KTV老板。”最后，王娟告诉宋建平，她与债主见过一次面，是张大新带她去的，债主亲自交代了她需要做什么。张大新对债主很客气，一口一个“胡总”很亲热。

宋建平一下明白了，这么多年，自己得罪过的KTV老板只有一个，就是他多年前为了帮朋友出头而捅了一刀的那个人。那人也姓胡，再一细问长相，都对上了。原来这就是KTV老板为了报复他，专门给他设计的圈套。

他不甘心，求王娟帮她澄清一切，还自己一个公道。王娟却说，她之所以说出这些，是觉得从良心上对不起宋建平，几年来她一直在内疚和痛苦中度过。但如果要她作证，她做不到，因为那样她的家庭就毁了。

宋建平最终决定不申诉了，好好过日子。他说如果不是当年捅了别人，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

在亲戚帮助下，他开始给宾馆饭店送菜，收入还可以，但是他有点不太甘心。正好他们那个街道改建食品街，他就和妻子商量，决定开店。他在街道上申请了一个店面卖豆浆，又到工商局申请了营业执照。

他每天早上3点起床，自己磨豆浆，店门前卖2桶，另2桶被人家包了去。店铺门口还租给别人卖早点，这里300块，那里500块，可以赚点租金回来。

宋建平说，自己每天净收入200多块，一个月收入六七千块，生意还可以。“我有个愿望，将来搞得好，就像永和豆浆那样，搞连锁店。”

过了一会儿，他妻子回来了，见了我很高兴，手脚麻利地炒了几个菜，我和宋建平一边喝啤酒一边继续聊天。

看到他们小两口幸福美满的样子，我忍不住深深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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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失控》剧照

我和父亲，都是别人的影子

家庭生活像是棋局，夫妻双方各执一子，打过楚河汉界就要干仗。房贷，礼金，失业，无声的硝烟把棋盘纸吹得皱皱巴巴，孩子的作用就是把棋盘纸捋平，逼双方好好下上一场。

窘迫的中年人最爱生孩子，将其称为希望，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被单里的婴儿，说他能成个艺术家，成个宇航员，成个大律师，成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可能。婴儿越大，可能性越少，直到婴儿二十好几，长成了我，开始复制他们的生活。

1

老何和父亲既是上下级，又是大学同学，所以我们两家走得很近。老何不抽烟，身材匀称，是健身房的常客。听父亲说，上大学那会儿老何就是校里的红人，学生会副主席，积极分子，最佳辩手，头衔多如牛毛。父亲则默默无闻，一长串的数学公式就已经让他头大，更别提抽空去参加活动了。老何投入学业的时间虽短，成绩却并不比父亲差，这主要仰仗他的作弊手段，说不上精湛，主要是胆大。父亲截然相反，小条传到他手上就已经脸色煞白，自然不必聊接下来的步骤。

1996年，父亲毕业，到复合板厂干销售，一干就是4年。期间经老家的亲戚介绍和母亲结婚，千禧年复合板厂倒闭，全家靠着母亲的月工资过活。这时的我刚刚学会走路，虽然记不起具体的画面，“干啥也不能干销售”这句话倒是一直萦绕在耳边。父亲踌躇满志的寻业计划持续了一年，在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上，老何为这个计划画上了句号——他的销售公司需要一个销售经理。

说是销售公司，其实是推销如健骨粉一类哄骗社区老人的商品，然而父亲对这份工作没有一丝迟疑。虽然没人向我提起过这段历史，靠着父母吵架时的闲言碎语，也能拼凑出个大概。

我四五岁时，老何和妻子带着儿子何光耀来家里做客。从那次开始，母亲便替我做了决定，要我俩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那时的记忆模糊，唯一清楚的是何光耀的母亲是个滑稽的女人，言谈时表情特别夸张。小孩子走路难免磕碰，何光耀被石头绊倒或是撞到什么障碍物时，他的母亲定会假装用力击打障碍物，这样何光耀才会停止哭泣。若是我俩争抢玩具，他的母亲一定会哄我交出来，假装打我，何光耀才肯满意。

老何最爱干的事就是向父亲分享教育经验，不知日后老何向员工分享教育经验时，有没有将这段加进去。而我父亲在一旁则频频点头，夸老何说得对——这份捧场倒也有收获，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老何花钱办进去的，市里最好的学校。何光耀和我一个班，形影不离，他是形，我是影，一只总被他踩在脚下的影。

7岁那年，我和何光耀在小区里起了争执，他打破了我的嘴角，血糊得满嘴都是。我跑回家去，父亲气极了，带我去找他，他被父亲按住，父亲呵斥我打回去，我愣在原地伸不出手。父亲只好松了手，赌气带我回到家里，也许是从那次起，我在父亲眼里输了个彻底。更可能的是，父亲在我眼中见到了他自己。

不久后老何带孩子登门道歉，带了两兜营养品，包装得花花绿绿，让何光耀亲手递给我，向我道歉。何光耀嗫嚅一声，老何嘿嘿一笑，父亲也嘿嘿一笑，我把营养品接过去，除了接受，我没有别的选项。

10岁时，大雪在小学校园里积了厚厚一层，学校组织学生扫雪，我们用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蓝色铁铲将雪推到墙边，堆成鼓包——把软绵绵的散雪变成肮脏污秽的硬块，我这样理解我们的任务。

可能是礼金送得不到位，老师并不待见我，分区内的雪几乎都由我来铲，何光耀和几个男孩在一旁围观。午休铃一响，老师转身走回办公室，他们把我扔进雪堆，何光耀铲雪把我埋住。或许是出于本能，我无师自通地佯装憨笑——这样可以让整件事看起来是玩笑，这样他就不会歇斯底里地行动。

雪水渗进我的脖颈，他见我的肩膀没有埋实，便从我的头顶开始倾倒积雪，直到睫毛冻在一起，他们收工回班，我才勉强从雪中抽身。

我拍掉身上的雪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只是不小心在雪地里滑到，我没有告诉父母，不想在父亲眼里结结实实地输给何光耀。我想回到那个下午，在父亲眼前打破何光耀的嘴角，可生活不允许倒流，同样，也不允许篡改剧本。

从这次以后，我总做一个脖子发凉的梦——脖颈处的一点刺痛后，麻木弥散开来，欢笑的音轨和冬风重叠，在耳边轰隆作响，雪层没过肩膀，无论鼻子怎样用力，吸进来的空气始终少得可怜，窒息感占据整个大脑。每做一次这个梦，都总比上一次更加真实。

2

父亲总是坐在客厅抽烟，母亲的骂声从不缺席，“一天到晚就知道抽”。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三字箴言，“过堂烟”。

这段对白很像是象棋里的套招：当头炮，把马跳。母亲的指责当头开了一炮，父亲的过堂烟马上跳上来，保住家里的和气。仔细想想，父亲的过堂烟是从我13岁那年抽得厉害起来的，那年我上初二。

北方的冬天多雪，人人都裹得像个粽子。进了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同桌的女孩扯着我的羽绒服，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我被她的笑声感染，跟着一起笑。她一边咯咯咯，一边向别人展示我的羽绒服，等到我俩都笑累了，我才想起问她，什么这么好笑。

她指着羽绒服里子上的字，“里圆”（化名）。她念了几遍后又笑起来，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笑点在哪儿，待反应了一会儿，我才第一次发现衣服之间不只有面料的区别，土里土气的牌子就足够引人发笑。

何光耀从我同桌那儿夺过羽绒服，脸紧贴着里子，仿佛要把标签塞进眼睛。早自习的前15分钟，班主任还没到岗，他大声朗读写在标签上的slogan，早读的同学有了兴致，在班级传阅，我想劈手夺过，又怕闹出更大的笑柄，只好附和大家的笑声，同桌的女孩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这是她先发现的趣事。

老师进来的时候，班级乱作一团，衣服还飞在天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瞧见老师，不敢伸手去接，“里圆”就这样正落在中央的过道。班主任朝它走过去，高跟鞋的声音敲得大家心慌，她厉声问这是谁的衣服，憋笑让何光耀的面部显得扭曲，同桌把头埋得很低，似乎在和晨读读本进行浸入式体验。

我被请去老师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穿着加拿大鹅的何光耀当着大家的面，嬉皮笑脸地进行了检讨，仿佛他被授予了某种奖项，检讨书也含糊其辞，“我不应该拿同学的衣服开玩笑，尽管他的羽绒服叫里圆。”说到这，最后一排笑得更大声了，老师象征性地摆了摆手，这件事便告一段落。应老师的要求，我们在讲台前握手言和，我不情愿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起来是他宽恕了我的贫穷。

这件事在父亲那没有换来一件不会“咯咯咯”的冬衣，而是严厉的说教。他点起一支烟，从儒学说到社会现实，字字珠玑，有理有据，“学生就是要心无旁骛地学习，不要讲那些排场……”可就是没说怎样才能把那些“咯咯咯”静音掉。

晚上我出来上厕所，厅里的灯没开，电视机的光勉强将茶几映亮，烟灰缸里积了一层烟头，十分瞩目。垃圾桶旁的空烟盒咧着嘴，电视机一闪，烟盒上的塑料皮就换个颜色。窗玻璃上有火星闪烁，依稀可以辨认父亲叼着烟的脸庞。他望着窗户里我的影儿，见我凝神看他，才转过身，把目光收到电视上。

电视里放着校园暴力的新闻，我洗过手回到房间，脖颈不觉有些冰凉。

有时我想自己是不是老何给何光耀找的一个参照物，就像在酒桌上老何和我爸的关系一样，老何负责吆喝，我爸负责笑。

我也想让父亲吆喝一次。

中考成绩公布的那天，两家聚在一起吃饭。何光耀低我20分，没有机会选择第一批次的学校，而我的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原以为20分的分差可以让何光耀在酒桌上黯然失色，父亲反倒频频夸奖他的特长，说我是死学习那一套，高分低能，进了社会一事无成。

教我心无旁骛学习的人变了说辞，我在KTV角落的沙发里发愣，父亲点起一支烟，听何光耀唱歌。

我小声嘀咕，让父亲把烟掐了，伴奏盖过我的声音。父亲转过头，像往日一样，说，“过堂烟，不伤身”。

过哪个堂呢？我无法理解父亲用“过堂烟”来搪塞。那时父亲已经是老何手下的得力干将，新家、新车也都有了，父亲嘬下烟嘴，烟气从口中吐出，在我俩之间形成一道障壁。

何光耀唱完一首，为我点了一首陈奕迅的《单车》，他知道我钟意陈奕迅，他也知道我并不会唱。我生涩地拿起麦克，看着屏幕上的3个绿点逐渐消失，该到我发声了。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我的粤语十分蹩脚，没有回过头去看父亲，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何光耀听不见似的玩起手机，老何和父亲攀谈孩子的爱好培养，没人在意我唱了什么，这对我而言是天大的解脱。两个父亲似乎就某些观点达成共识，交谈声越来越大，我的歌声就越来越小，副歌唱得我断了气，只剩下伴奏的声音，何光耀抬头朝我笑笑，拿起麦克替我唱下去，父亲们的交谈声又降了下来，灯球下的何光耀像面照妖镜，而我是只显形的虫儿。

自此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急转直下，在他面前打败何光耀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在没有等来那句我应得的褒奖后，我把这份较量藏在心底，不再展露出来。

3

20分的差距不足以让我这个“影”离开何光耀这个“形”。高中分班的那天，他站在我身后，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他似乎带着某种光环，一靠近就让我的自尊解体，化作地上黑黢黢的影。我友善地笑笑，从队列中偷跑到名单前反复确认——何光耀三个大字压在我头上，彻底把我压进地里。

没有人愿意一直做影子，这个想法在我脑中转瞬即逝，化作酒桌上父亲的笑容。

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没做评论，低头扒饭。我猜他怕我问，为什么学习改变命运是句空话，我却已经习惯这句话对何光耀并不适用了。

平日里，我是何光耀最好的朋友，可是一入了集体，我是他最想甩开的影子。我的嘴很笨，没有特长，只能信奉父亲说的那一套。那一套虽然对何光耀不适用，但对于我这样光给出年龄就能推知生平的平凡人来说，格外适用。

我像座位上的一颗钢钉，除了上厕所，课间一动不动，笔尖在圆锥曲线上反复横跳。何光耀对这种学习态度嗤之以鼻，“连你爸都说你是死学习这套，你自己还不承认”。我和我父亲这种书呆子进了社会一事无成，何光耀坚持这个信念，作为他的影子，我难免动摇。

我们的交谈随着成绩差距开始减少，他有了一群过肺的兄弟，梳着背头，把手插在裤兜里，在寒风中点燃一颗烟，站在校门口张望。我不知道他们在张望什么，也许他们只是觉得那样很帅，或是等远处驶来的校车。但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张望，尽管我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得到头。

为了能站在那列人中间，我从何光耀那学会了抽烟。学校旁边的超市门脸很旧，牌匾垂下来，灯线在牌匾背面缠成一团死结。我在门边反复为自己做心理建设，让自己买烟的动作看起来熟练自然，老板紧盯着手机屏幕，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从架子上摸下一盒苏烟拍到柜台上，我把早就算好的零钱掏出，匆匆离开。何光耀叫我对着烟嘴猛吸，我虽然没有经验，但从他的表情能猜出不是什么好事。我含住一小口烟，喉咙刺痒的感觉让我一口气吐了出来。

我也学会了过堂烟——这是何光耀最瞧不起的一种抽法。我觉得这是借口，他只是单纯瞧不起我们父子俩。

和他爸不一样，何光耀不会维持那微妙的平衡。老何总会在言谈中以朋友的身份为父亲布置加班任务，而他儿子却展现出了老板对员工应有的优越——小志，他这样喊我；耀哥，我这样应和。

我天生就有做影子的潜质，这也许是一种遗传。

2014年，老何开了第二家门店，壮骨粉被扫进故纸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枕和治疗骨质疏松的床垫。由于父亲和老何的关系不同于简单的上下级，别人不愿意跑的分店落到了父亲的身上。我常常偷听到父母的财政情况，他们发现后会默契地闭口不谈，将话题转移到某个倒霉亲戚的生活上。我恶趣味地想，我家更适合做别人生活的调味剂，也许老何的夫妻生活，每晚都靠我家的烂事助眠。

为了父母能够更好地讨论这些，我搬进了学校的寝室。入夜，寝室楼后身的树林情侣已经散场，我径直走到栅栏和树丛之间，烟丝很呛，反复尝试的目的是为了让动作看起来娴熟老练，我将烟气从口中吐出，淡蓝色的烟雾在眼前摊开，一个念头忽然跑进脑中：父亲现在一定坐在茶几前吸烟。

这种思念很复杂，它让我对父亲的厌恶变得不再纯粹，也无法故作成熟，进而抽烟的动作看起来都不再熟练了。烟气爬上树梢，变成一抹薄云，掩住月影。我踩灭烟头，从树林里狼狈地钻出，正碰上何光耀和他的过肺朋友。

“小志，来个火。”他们用唤狗的语气喊我，我甩下打火机，不知谁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我一个踉跄，头也不回地走掉。何光耀和他们讲起从前和我的故事，他们尽量笑得大声，保持声控灯的明亮。

我是断然不能还手的，凭我和他多年的相处经验，这是他在向朋友表现他的征服力了。若是我和他此刻闹翻，恐怕我没有安稳的时间复习高考。

月末，我背着杂物回家，澡框里的一张购物小票暴露了我抽烟的事实，那是我见过父亲最生气的时候，甚至比那次我不敢伸手还要生气。可我更气，因为他我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我没好气地回答：“我是过堂烟，不伤身。”

父亲的形象本来就不高大，没有什么值得崩塌。他的脸紧绷着，眼眶通红，母亲外出买菜了，只有我们长久的无言和穿堂而过的风。

“哪他妈的有过堂烟？我让你学习，就是为了让你不想抽就可以不抽。”

憋着气等着反驳得我有些泄气，各种话嘴边打转，最后选择了嘴硬。

“我想抽。”

父亲的手伸在空中，从小我被各种各样的人一直打到大，这样的情形见了太多，我木讷地站在墙边，等他动手。

咔哒，门开了，母亲左手提着一个绿色塑料袋，葱叶从提手处支出，指尖勒得发白，另一只手是透明塑料袋，里面包着块肉。父亲背对着门，听到开门的声音，装作无事发生，接过绿色的袋子，将菜码到厨房的窗台上。母亲一边脱鞋一边说：“儿子回来了，今天做肉。”

饭桌上的话题格外清新，谈些政治，谈些成绩，蒜苔炒肉的盘子始终没人伸筷。一股暖流涌向眼眶，我低头扒饭，用力地吸鼻子，试图将它逼退。等我扒完饭抬头，母亲的眼泪流到了下颌。

4

回到寝室后，脖颈处那个冰凉的梦如约而至。

我掀开被子，盯着宿舍的天花板，直到一些亮片在我的视网膜上游走，呼吸才平复。何光耀在对床睡得很沉，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睡眠质量也是一项较量，我不能输。小时候，他能把我推倒，是他赢，他能带着同学嘲笑我，是他赢，他有女孩子给他写情书，是他赢。长大后，他比我活得快乐，也是他赢……

我的生活变成了何光耀的秀场，而我所有行为，都为了荒谬的取胜，却没想到我真的赢了一次。

夜不归宿是何光耀常有的事，但整天整天的逃课，那还是第一回。正值高三，老师在前面做做样子，把本一摔，警告同学：逃课一节停课一周。有的同学在下面偷笑，心想还有这好事。到了晚上，何光耀推开寝室门，一身酒气，眼眶肿成一圈，像是某种冻伤。何光耀一向春风得意，这种落魄的场面让我心中暗喜。

寝室4个人的椅子，只有他的换成了电竞椅，他自顾自地从桌板下拉出椅子，贴紧靠背，似乎仍未醒酒。灯熄了，另两个室友也早早合上眼睛，只有我透过床帘窥探着何光耀，他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

后来从父亲那里听说，老何婚内出轨，妻子拿着刀一路砍到公司，我放下电话，生活似乎在为我的高三调味。

2018年，高考终于结束，老何为我俩准备了宴席，我爸和同事都在酒席上。按照惯例，老何又要大谈教育模式了。

“我主张的，就是狼性文化。你看我带公司和我带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儿子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都让他自己处理，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底气。拉帮结伙那是他自己的本事……”

老何高谈阔论后，员工纷纷鼓掌，父亲带头认同。我生理性地干呕，只有我知道我邻座的何光耀是个什么东西，而老何作为父亲却并不自知，还沾沾自喜。也许他知道？我不再想下去。

老何紧接着讲了许多理论，国内外教育心理学家的话引用了一大堆，最后又说回公司建设，大家坐得板直，这情形让我想起小学上学时把手背在背后的姿势。老何讲完后，大家讨论起来，张三家的孩子考了多少，李四家的孩子就业得怎么样，没有希望的中年人聊着生活里仅有的那点可能性。

那晚父亲是主陪，喝了很多，回家后倒在沙发上，呼噜打得震天响，母亲睡在里屋，高考这个大关一过，二人好好喘了一口气。借着酒劲，我向父亲讲了“梦”和“梦”的来头。说着说着，呼噜声停了下来，父亲翻了个身，面朝向沙发那边，咂了咂嘴，睡得更熟了。

白酒度数那样高，父亲是该歇歇。讲述过梦境后，我睡得格外沉，大脑似乎放过了我，不再做这个梦。十几天后，高考分公布，何光耀出国镀金，我留在国内，这场较量至此已经分出胜负，我输了个彻底，索性不再为难自己。

老何夫妇向我的成绩表示祝贺，分别时，老何的车停在饭店的拐角，何光耀已经早早地坐上后座，她的母亲同我们站在门口，指挥老何倒车。

上车前何光耀的母亲说：“分不低，你俩这孩子培养得优秀，都有点不像你们了。”

父亲的烟抽得依旧很凶，不再是过堂烟，白烟从鼻子里甩出两道长尾，越吹越长，散在茶几上像是小船，我看了一个假期，这只船儿也陪我进了大学。

5

我和何光耀断了联系，生活在彼此的朋友圈中。旅游，夜店，酒瓶，何光耀的照片永远春风得意，我的朋友圈却很少更新，不是我不爱发，是生活实在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值得分享。我俩微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2018年圣诞节，他的祝福中英文混合，像是一条群发，我没再回应。

渐渐地，我屏蔽了何光耀的信息，大脑放过我后，也不再做那样骇人的梦。

让我再一次想起他的，是大学旁边的步行街。

夜色降临，步行街人头攒动。来往男女在拥挤的小路上吃着小吃，竹签扎到路人的事常常发生。这条拥挤的小路中央总有乞讨的残疾人，或是先天没手，或是没有双脚，娴熟地用残肢滑着小车，向路人倾诉苦难，零钱在嘈杂中落入他们面前的铁盆，见有人施舍了钱，他们便滑向下一家商铺，从不留恋。

步行街正对着的那条马路，每到晚9点，总会有跑车驶过，有时是一辆，有时成群，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制造出噪音，遇上红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幸福的事，他们会使出全身解数使车辆轰鸣，引来步行街上男女的侧目。不过这些目光多数是恶意的，沿路卖宠物狗的店家抱住小狗，一边摇一边喊，“可别他妈吓到我们狗狗”。这时跑车里的男女会摇下车窗，摘下墨镜，光荣地迎接路人的鄙夷。

几个简单的石墩，就这样隔开两个世界，一侧有人乞讨，另一侧有人飙车。车窗摇下的瞬间，驾驶位上的男子和何光耀十分相像，我本能地怔在那里，其实我很清楚他不会在这所城市，但我却不知道，美国是否也有这样一条小食街。

2019年，父亲主动离职，在小区门口开了家超市，也许和父亲的性格有关，店里的生意永远和和气气。我是在电话里得知的这个消息，母亲兴高采烈地描述开业时的五千响鞭炮，那场面，听起来像是炸出了我家新一个纪元。

回到家中，母亲向我讲述了其他细节——老何没有挽留父亲的辞职，他批评父亲不知感恩，在公司最难的时候选择离开，父亲没有任何辩解，直接删掉了这条短信，自此二人再无联系。

也是那个假期，我们有了第一次家庭出游，地方不远，去青岛。

小麦岛的海浪很大，两块大石立在海心，周期性地在岩石上激起几米高的浪花，一家人坐在草坡上，饶有兴趣地预测下一波浪会不会更高。母亲脸上的愁容不再，笑着说父亲的预测十不中一。家里摆着许多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但这次出游母亲却没有拍照，可能是不敢留下幸福的证据。旅行团在这里的预算是两个小时，我们在草坡上没有挪动一步，直到导游打起小旗，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导游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尴尬地煽动着大巴车里的购物氛围，坐在前排的大哥对此十分不满，嚷着要导游领大家唱歌。车厢里的氛围被莫名其妙地点燃，7个家庭轮番表演，导游抓抓没毛的脑袋，放下了手里的购物传单。

父母对此并不擅长，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进入大学后，去KTV的次数很多，我却只练好了这首《单车》。这句歌词或许有两种语气，初中时是怪罪，一切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伟大，也并不值得赞颂。这一次却是宽慰，父爱如山，山只是立在那里，鲜少表达。能将如山的爱爱得如此隐忍，如此无痕，着实伟大。

父亲的手拍得很响，车厢不让吸烟，他只好把摸出的烟塞回烟盒。我回到座位，他用手抚摸着我的脖颈，我觉得痒，不由得缩紧脖子。

“我儿子学会唱歌了。”父亲笑着对母亲说。

“比何光耀唱得好。”母亲竖起大拇指。

“提那一家王八犊子干什么。”父亲推开窗，歪头看窗外的风景。

母亲朝我耸耸肩，朝父亲的后脑勺做了个鬼脸，我也笑了出来，一点也不怕被生活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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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小欢喜》剧照

哲学、硕士和猪，都换不来房

1

那是很平静的一天，我在保定的出租屋内，被一阵敲房门的声音吵醒。

捶门的是我东北老家的发小宝榭哥。

宝榭哥比我长五岁，是活脱脱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是我们村子里十几年来第一个考去市一中的人，也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而且是考到了天子脚下的京畿重地保定，又带着一众乡亲的嘱托，从保定学院考研到河北大学。

对于宝榭哥的到来，我丝毫也想不出原因。他憨憨乎乎地说：“嘿嘿兄弟，我来这儿麻烦你几天。”

说完，他大包小包地往屋子里拿，有标准的高中床褥三件套，他的一个大箱子，还有很多零零碎碎的书和宣纸。安排完了这些东西，他就拉着我下楼吃重庆小面。

宝榭哥要了最便宜的8块钱拌面，面露难色，满嘴拌面，咕哝着：“兄弟，我要结婚了，寻思着在保定找个房子。”

“哈，我可没啥钱借给你。诶？——你不是要在东北结婚吗，咋要在保定买房？”我一脸问号。

在这里，宝榭哥买房的故事要从头开始倒推了。

他和女朋友是研究生期间认识的——两个人都是哲学系的，免不了要在一起探究哲学——姑娘是保定本地人，长相脱俗大方，身条优美，就算不是最金字塔尖的，也绝对是让人见一次就记得住的。两个人毕业后都进了本地一所高中做老师，都是年近三十的人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互生情愫，顺理成章。

2017年的升学季，刚刚入职的宝榭哥和女朋友作为“年轻力量”，被安排去做招生工作。

不知道是从何时起，每年中考以后，整个河北省的大部分优秀考生都会被“掐尖”去了衡水中学，剩下一批“次优秀”分散在各地的“一中”。再剩下的如果不去普通高中或中专，还想通过高考去211、985，就可以曲线救国，选择学艺术走特招。所以，保定也就变成了省内艺术生聚集的重镇之一。

宝榭哥所在的高中，前身就是一个大型“艺术生文化课补习班”，靠着艺术生高昂学费起家后，急于跻身“上流学校”，抹去自己在人们心中搞旁门左道的印象，只能不停宣传——就是在保定下属各县市的初中门口发传单。

真正好的学校不用宣传招生这套，但是真正好的学校以宝榭哥的资历也进不去。发传单这种事，令初入社会的宝榭哥第一次感到人生乏累，觉得实在对不起自己上了这么多年的大学：“那种活，给谁谁都能干，非得让我们一群老师做，我实在觉得不大体面。”

但是他的女朋友却显得很自如，可能她本人生长于此，也习惯市井。为了凸显自己的工作能力，宝榭哥的女朋友做什么都冲在最前面，用宝榭哥的话说：“那也是我第一次觉得阿谀奉承可以不必任何掩饰，也不会有人觉得恶心。”

学校的宣传中有一项，就是返聘其他学校的高级老教师来为自己撑场面，这些老教师多被委任了“主任”“校长”之类的名头，他们不需要亲赴一线传道解惑，只是配合拍几张照片就好，但是在学校里却有很大的话语权。

“我们学校的一个主任，女的，挺大岁数了，生二胎，发了个朋友圈，孩子照片下面都是老师们的点赞和评论，有夸孩子像妈的，有说像爸的——我他妈就奇了怪了，刚生下来小孩咋看出来的？还有一个老师，评论说长得像高考状元。”宝榭哥边说边轻蔑地笑，一只手在空气里比划了一个圈，红亮亮的烟头散着一个圆形烟圈。

“人家妈是学校主任，以后肯定接受最高等的教育，就算是高考状元也未可知啊。”我边笑边摆着手扇烟。

“兄弟你知道吗，我他妈的就看不惯他们那么溜须拍马！”宝榭哥若有所思，又点起来一根烟，搓了搓自己被烟熏到发黄的指甲。“我家那个娘们，拿我手机也给那个主任点了赞，评论了一个什么马屁，还教育我，要适应社会。”

主任生二胎，他还被逼无奈，也得随礼——那段时间，宝榭哥随了很多礼，总有老师结婚，他得去，总有同事怀孕，他得给。

“我们俩结婚还没日子呢，这些钱都回不来，所以每次我去吃喜宴，都恨不得往回装点。你嫂子不一样，她帮人忙前忙后最积极，回家以后煮泡面，说打包回来不体面。”宝榭哥的烟抽完了，就一直嘟囔着，“体面……体面！干活她要干最累的，卖力她要卖最苦的，能得过且过的事，非得较真儿，虎娘们！”

这是宝榭哥对那段时间自己女朋友的内心评估，找不出什么准确的词，就是一个东北话里的形容词：“虎！”

2

我与宝榭哥从面馆出来，散了散步，继续听他唠叨。

“那段时间我情绪不好，她为了照顾我情绪，就从职工宿舍搬出来，要跟我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宝榭哥叹了口气，“谁成想，住一起了事儿更多。”

“新生正式来的那天，忙得啊，脚打后脑勺，要迎接家长，要发传单，还要安排学生宿舍，她就一直在校门口当了一天的指路牌和力工，愣是一口水没喝！”宝榭哥眼里流出了不忍和不屑。

宝榭哥觉得这种事不必亲力亲为，当晚回到两个人的小家，便发生了争吵。“她让我给她揉揉，我给她揉了；她让我烧热水洗澡，我烧了；她说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接着干，我就火了！我不喜欢她累得一身酸臭抱怨完了第二天还非得冲在最前头，她既然享受卖命努力的感觉，就别抱怨累，好像傻子一样！”宝榭哥想起那晚来，还火得不行。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很多人熬过了校园恋情就以为可以终成眷属了，其实不知道这修行才刚刚开始，许多挑战都还在路上——这也不能说两个人不合适，只能说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生活，两个人都在用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抗衡，而很明显，宝榭哥没跟上他女朋友的速度。

宝榭哥嘴上说校领导把他俩称作“学校的新鲜血液”，可实际上他俩是备受欺负的。校领导根本不在乎宝榭哥这种廉价劳动力，只会一次次地催，让他跑腿去服装厂订校服，去物流问教材去向，一天1趟；老同事们则会以年龄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为由，让宝榭哥的女朋友帮忙写教案，一周3次，一次2000多字，不知道写了多少份。

他俩刚刚入职，不能做授课老师，只能帮其他老师“助教”，眼巴巴看着台上的那位，明明讲得没有自己好，却没办法，这该是多大的挫败感。

好在工作的第一年，宝榭哥和女朋友相扶相持地走过来了，还互相鼓励互相慰藉，“一切都会慢慢变好”。他俩实习培训期间凭借研究生学历，可以一人拿4000块的工资，一年后过了实习期，两个人加一起每年就应该能赚将近18万，这笔预期的收入，让两个人心里都暗暗埋下买房子的种子。

“我俩在第一次发工资以后就去了天津的静海新区，看中了一个5室2厅的大跃层”。宝榭哥说，他当时觉得只有这般气派的房子才配得上自己的女朋友。那天下午，“中介带着我看了一个又一个图，虽然是在58同城里，但是我真觉得一切都是真的了”。

转年又到了新一年开学季，宝榭哥的女朋友为了在校领导面前展现工作能力，除了在校领导面前大包大揽以外，还像上大学的时候一样，正正经经写了两份策划案——让学生开学以后来一次远足，一来符合“全民健身”的号召，二来给学校做宣传；远足之后，还要轰轰烈烈搞一次艺术节。

“她洋洋洒洒一晚上没睡觉搞了两个策划案，我就知道我俩肯定还会因为这件事吵架。”宝榭哥说，“你知道吗，校领导好像看都没咋看，就跟对待小孩一样夸了夸她做事有条理，就都给否了。”

当天晚上回家，宝榭哥的女朋友如去年一样的乏累，但是宝榭哥没有任何动作。

“她对我说，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俩在学校站住脚，说主任跟她说了，好好干3年，让她当主任，进入管理层。但我觉得就是画大饼。”宝榭哥望了望正路过的华电二校，里面的情侣一对一对地往外走——后来的情况，果真被宝榭哥言中，的确是大饼，但也不全算是空饼，因为现在那所高中的200余职工里，有50多人的“管理层”。

“我咋支持她？也写一个策划案呗？我知道她身心俱疲，我问她想吃什么，她摇了摇头。”宝榭哥懊丧地说。

宝榭哥和女朋友那天晚上算是聊崩了，从工作一直聊到房子。女朋友无情地告知宝榭哥，天津的房子是注定买不起的，但是结婚又需要房子，“30岁的年纪才开始攒钱买房，等到生孩子要什么岁数了”。

宝榭哥明白了，女朋友这么拼，是想要一个依靠，现在的日子，太理想主义了。

“我们一晚上都在吵架，为了赎罪，我给她买了一碗米线。问题就在这米线上，我们住在第一中心医院那儿，外卖愣是能送到第一中学，然后又送到了第一中学分校。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俩就在街面上等外卖，一开始她总问我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后来她没再问了。等米线到了，我就把送外卖的一通骂，我打电话投诉，然后骂骂咧咧地和她往回走……”

宝榭哥又长叹一口气。

“回到了家，她面无表情地收拾她的东西，我也没在意，我只记得米线她一口没吃。等我睡着了，我隐隐约约听见房门关上了，等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她走了。”

成年人的崩溃就是一瞬间的，有女朋友为伴的安逸感让宝榭哥没想到女朋友会离开，而对于宝榭哥女朋友来说，那也不算离开，只是受够了领导的不重视、自己在意的东西男朋友又不理解，她可能只是想躲一躲。

“等我发现她走了的时候，她已经回了清苑，打电话就是一直哭，我想去见她，她却说想自己冷静几天。”

“冷静几天”，让宝榭哥手足无措——和这个女人结婚，给她安稳的生活，恐怕是眼下最重要的了。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宝榭哥突然成熟了，他突然想买房给自己安置一个家了。但是很可惜，他第一步就走错了——他立刻买了回东北的火车票，打算在老家看房。

“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妈都懵了，不知道我不年不节的为啥回来。”宝榭哥憨笑几声说。

当宝榭哥告诉女朋友自己回东北了、并且已经着手买房时，我相信他女朋友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幼稚——任哪个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不会想去一个东北五线小城市的，何况人家姑娘起步就是二线。

“我们那段时间一直在通电话，一开始她还只是委婉地说不想在东北，但是为了我都可以；后来干脆就说，东北发展前景太不好。其实我也能理解她舍不得大城市和家乡的心，只不过我感觉她的确没怎么为我考虑。”宝榭哥继续叹气。

宝榭哥的举动，也让全家人极其不满。他之前连女朋友都没领回家过，而现在一回来就要结婚买房，这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的道理。宝榭哥那段时间好像一个吸血鬼，只是问家里能用的钱有多少、够不够在保定一套房子的首付，但是一个养猪种地的农村家庭，存款恐怕在东北城市里买房都是不大够的——好一点的楼盘都要5000多一平，不好的，宝榭哥又看不上。

“那咋办啊，看保定的房子？”我问。

“是啊，这件事又踉踉跄跄快半年了，明年以前，要是有合适的，实在不行贷款啥的，转年就结婚吧！”宝榭哥回答得干脆利落。

3

宝榭哥话讲到这里，这才算把事情捋顺。他租的房子因为少了女朋友的合租，已经退房了，他暂住在我租的房子里，每天一大早上就跑出去看房子，我有空的时候也陪他一起。

大部分时候，宝榭哥都是垂头丧气地回来，没钱就是没钱，再低的房价也没有向他敞开怀抱，有的只是一个个房产中介的电话和垃圾短信，疯狗一样地轰炸。

很少有房产中介会带我们两个穷鬼去看房，就算有，也很不耐烦。

宝榭哥和朋友学过几招看房屋水暖和电路设计的“土法子”，每到一处房子，就往人家厨房和厕所钻。

“诶诶，兄弟你看看你们这个水管设计有问题吧……”

“你们这个防水做的啊，啧啧啧……”

宝榭哥像是个大老板一样咂摸着嘴，一开始，中介还解释几句，但等这些人精摸清楚宝榭哥是穷光蛋以后，就也不解释了。

“先生，您要是付全款，可以参加楼盘抽奖，一等奖是汽车，二等奖是车库，三等奖是油卡，您看……？”然后就是俯首弯腰呲着牙等着宝榭哥的回音。

宝榭哥哪有车啊，连骑哈啰都舍不得开年卡。他咋全款啊，连首付都掏不出来。

我和宝榭哥人生中第一次被服务行业鄙视了。没办法，只能灰溜溜逃走。那次以后，没有价格合适的，绝不麻烦中介带我们去看房了。所以后来也就真的没看过几次房了。

我和宝榭哥最后一次看房子，是因为那个售楼经理特别热情，明知道我们买不起，也邀请我们去看看。不知道是被好心人的热忱打动还是真的符合心意，宝榭哥第一次觉得他念兹在兹寻找的地方，就是这套了。他看着平平无奇的吊灯都能入神，进门右手边就是厕所，然后客厅映入眼帘，直走是厨房，厨房门口是一个小厅，可以摆得下冰箱和桌子，卧室朝阳。一切都那么合适。

回去的路上，宝榭哥问我：“兄弟，你说玄关咋设计好？”

“哥，你买不起有玄关的房子。”我下意识地说。

宝榭哥噗嗤笑了一下，眼神望远，没有再说话。

我们从保定市中心莲池区军校广场到竞秀保广（富人区），一直看到了郊区易县满城正定。涞水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6000块楼盘都看遍了，但是还是不行——那个楼盘在首都环线高速涞水出口，距离保定市区的距离和去北京也没差多少。

宝榭哥摸出一根烟，问我：“你说我要是把我老婆拘到这，这日子还有啥意思？”

“这是你唯一还算够得上的房子了，再说这儿离北京也近，你以后可以吹牛X说你在北京打拼。”我只能这样宽慰他。

宝榭哥从包里拿出一大沓楼盘宣传单，把买不起的扔进了垃圾桶，又开始删除他买不起的楼盘的中介微信，最后，他扔干净了宣传单，也删干净了微信。

我陪着宝榭哥一路走到了涿州西站，坐车沿着107国道回了保定。一路上他连一个驴肉火烧也不舍得买，没钱的现实把他的尊严敲打得叮当作响，拷问着宝榭，也拷问着每一个没有突出能力、没有家庭背景又渴望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的普通人——还有几年，也许就轮到我了，我也想在大城市买房，但是我也买不起。

4

在宝榭哥为房子焦头烂额之际，老家来了电话，他母亲病了，腹痛欲裂，住院了。

我们父母那代人都很能挺，哪儿难受都会忍着并挺住，但是如果进了医院，那基本就已经熬得很严重了。

我们两个躺在屋子的客厅里，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35度的夏夜里，纱窗没挡住虫子却挡住了风。时不时有小飞虫撞向手机屏幕——我们就把飞虫按死，然后在肚子上擦擦。外面的风吹一会儿停一会儿，像是一个人在喘着粗气。

我问宝榭哥：“明天还去看房么？”

“还去个屁。”他回答。

宝榭哥终于又要回老家了，也许他早就想回家躲躲，这次这个理由特别恰当，让他好能逃避一下。

还是在那个吃重庆小面的面馆，宝榭哥喝了很多酒，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兄弟你知道罗素吗？你知道费尔巴哈吗？你知道海德格尔吗？你知道维特根斯坦吗？你肯定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教会我咋买房啊。”

的确如此，大部分人通往理想大门时，都被房贷车贷挡在门外。

宝榭哥说，他最早接触的哲学家就是罗素，因为王小波的杂文引用罗素很多；恋爱期间，他和女朋友研讨最多的也是罗素。本想着理想主义大于物质基础，可不想还是在生活面前败得体无完肤。

我有预感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保定没什么值得留恋了，这段时间的打击，让我看见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我面前慢慢死去。谁能接受自己喜欢的东西遥不可及而且跟努力没关系？太讽刺了，跟努力没关系。

以前每一次从保定回老家我们都坐28块5的普通列车，晃荡3个多小时到天津转一次车。这次宝榭哥直接买的高铁，他没有舍不得，再不舍得的也舍得了，他可能只是想快点回家，看看母亲到底怎么样。

过了一周以后，宝榭哥给我发来微信，问我胆囊炎怎么办；又过了一天，问我胆结石用不用手术。

宝榭哥的老母亲在他上次回家要钱买房以前就去了一次医院，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刚好她在检查完以后，宝榭哥就回家了。为娘的总是心疼孩子，她以为是谁走漏了自己去医院的风声，本来很开心儿子因为孝心回来，但宝榭哥一回来就要钱，让老母亲心凉了半截。复查的时候，才查出来胆管结石。

宝榭哥颤颤巍巍发给我好多语音：

“结石是不是得做手术啊？”

“咱家这儿能做吗？”

“大手术吗，能不能有啥危险啊？”

我安稳宝榭哥情绪，又让他安排老母亲查了很多项检查，终于还是转院去了长春。

“啥叫ERCP（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啊，啥是三联征啊？”宝榭哥发来的语音还是颤颤巍巍的。

从检查结果看，宝榭哥的母亲是很典型的胆管结石，有三联征“腹痛、寒战高热、黄疸”，血清胆红素增高，血清转氨酶和碱性磷酸酶升高。

“别怕医院让你多花钱了，这种情况的确要做ERCP，要手术也是小手术。”我再次安慰他。

在长春的大医院里，宝榭哥的慌张程度不亚于人群脚下的一只蚂蚁。他母亲很快就做了手术，ERCP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不涉及生命危险。

宝榭哥再给我发拍的照片是，他母亲躺在病床上，吊着一个黄色袋子，那澄黄的袋子里不是尿，是胆汁。

“兄弟啊，我妈她吃东西不消化咋整啊，不想吃药了啊。”宝榭哥语气略微缓和了一些。

“胆汁都流出来了消化能好嘛，你问问医生能不能喝胆汁，要是能那就喝吧。”

“医生跟我说了，可以过滤过滤喝回去，那肯定特别难喝啊，我寻思问问你有没有啥好招呢。”宝榭哥的语气听起来失望至极。

“实在喝不下去就兑点蜂蜜。”我说。

宝榭哥打来电话问我，人为什么会结石？我突然想起来书上写过、但是我临床没见过的病例——有可能是胆道内有蛔虫残体、虫卵、华支睾吸虫。现在卫生条件越来越好，蛔虫基本见不到了，但是在宝榭哥母亲这种老年农村妇女身上，还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我把我的推测告诉宝榭哥以后，还加了一句，“我也就是突然想起来，几率太小了，可能性不大”。

宝榭哥去找到了主刀医生，我的推测得到了印证，结石的确是一节一节的，很可能是虫子残体。

宝榭哥又给我打了10分钟电话，沉默了有8分钟，一句一个磕巴，说不出一句完整话。他心疼自己的母亲，对于自己之前的吸血鬼行为深深悔恨自责。

T型管拔除以后，病人的肚皮上会留下一个窟窿，这个窟窿会自己长好。但我不知道宝榭哥看见自己母亲肚子上的窟窿时，会作何感想。

5

母亲手术一个月后，宝榭哥回到了保定，他干净利落地、彻彻底底辞退了工作，将自己一切关于保定的联结断舍离。我不知道这包不包括他女朋友，他们俩怎么分开的，会不会很遗憾？但是我知道，他终于不用那么辛苦地去仰望这个城市的高楼、高位、高房价了。

宝榭哥已经在心里说服了自己，因为他看不下去自己母亲用一生的积蓄去拼凑自己的那个小破房子。母亲越来越老，跟着他的脚步一步比一步缓慢，他允许自己在大城市的灯火辉煌里做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但是他不能允许自己母亲年近古稀却要帮他完成不切实际的大城市梦想——每当他想起房子，母亲肚子里的蛔虫就在咬他的良心。

爱情也被这一刻敲醒，也许这就是不可逾越的阶级。母亲把他在质朴村庄里养大，他去了大城市又来反噬母亲，哪怕是因为爱情，也未免幼稚，哪怕是梦想，也未免在母亲面前显得空洞。现实太现实了，怎么允许你一味地在理想和爱情里犯傻。

宝榭哥跟他女朋友并非不合适，也许有了房子，两个人真的可以和和美美过一辈子。一个女孩期望在所在的城市有套房子，也不是过分的要求，毕竟租房子过一辈子，对于现代女孩来说太没有安全感了——谁的错呢，他妈的。

宝榭哥没有再和女朋友联系，我陪他回东北时，路过东城国际，那时候宝榭哥对我说：“三室二厅二卫，125平方米，一个月1250，我和她在保定第一套住的房子！”

“干嘛两个人住那么贵的啊，还两卫？你俩拉得过来啊？”我轻蔑地回答。

“因为想让她住得好啊。”宝榭哥满眼深情看着东城国际的高楼。

我那个时候迎风流泪打喷嚏，只想快点赶火车。

后来，我也曾正正经经问宝榭哥，以前为什么租那么贵的房子。他只是解释说，不想委屈女朋友，而且，住进去第一天，他就在心里确定了，以后结婚的住房标准也应该如此。

的确，两个人一年如果能攒下18万，拼两年弄个首付，住大房子没问题。但我也很想问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所谓的18万，也不过是领导画给他的大饼。

但是事已至此，没必要问了。自此以后，我再没再从宝榭哥嘴里听见关于爱情的词，也没听他谈起女朋友。

最后离开保定以前，宝榭哥吟咏了一首高尔基的《海燕》，那是他教师生涯留给他的遗产，也是他死去的梦想和爱情留给这座城市的遗产。

一路无话，宝榭哥在回家的火车上还有些心神不宁，但到了家，就一切都好了。

时间还早，我们安安静静地进村，看着猪圈里的猪，哼哼几声，那是一种久违了的安全感。

宝榭哥的母亲穿着一身已经褪色了的衣服，手拿粪叉子靠在猪圈墙外。这个猪圈也和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一个大抽水泵在猪圈外面，嗡嗡一响就可以把猪圈冲刷干净，将猪粪直接从排污口冲进外面的大坑里，酵好了当肥料用。满地的鸡屎似乎也是为了欢迎孩子回家，显得异常的臭。

宝榭哥一进屋，便躺在炕上开始睡觉，满身写着如释重负。再醒来时，他母亲已经做好饭菜，酸菜炖的猪肉，切的厚厚肥膘的猪肉块，边上还有一满碗蒜泥。宝榭哥捧起来大口大口地塞着。

“今年要是收成好，再加上卖了的几头猪和羊，肯定够了在市里凑个首付了。”宝榭哥母亲说，“给你找了三大爷，三大爷找人，一平给咱4200，你也就跟你媳妇结婚咧。”

宝榭哥母亲用靠过猪圈的衣服靠着火炕，用握过粪叉的手拍着儿子的肩膀，也许她切肉的时候也没洗过，但这就是母亲的手，甚至让我想起来《大堰河》。

“听说今年猪肉价涨疯了，咱也不知道啊，都按照去年的价卖给你二舅了——咱就是吃酸菜的命，多卖四五千买回点好玩意吃，也受不住窜个稀。”说罢，宝榭哥母亲就要往厨房走。

一言不发的宝榭哥突然放声大哭：“妈啊，我不结婚了，你留着钱养老吧，儿没闯出您的养老钱，儿不结婚了。”

宝榭哥哭得太突然，嘴里的肉味刚把苦味化开，就掉在地上沾满了灰。他母亲抱住他，却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只能也眼泪汪汪。

宝榭哥的嘴里还是止不住的“妈啊妈，儿不结婚了儿不结婚了”。

他这一出让我在一旁尴尬起来，一瞬间竟然有些出神——我在记忆里回望整个村子，那大概是20年前，宝榭哥就是在这儿，对我们一群小孩说：“知道我为啥叫‘宝榭’不？所谓宝是房盖下面有玉，所谓榭，那是高耸入云的楼台——总之，我以后住的肯定是大房子，我妈说了，养猪就是为了盖大房子的。”

一句句无忌童言，仿佛还在耳边，谁能想到，去大城市打拼一路的宝榭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年的宝榭哥肯定也想不到，未来的世道，房子是拿猪换不来的。

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稀稀拉拉地出来，开始了一天的生活，狗尾巴草和沙果树边上长着院子，院子里的炉灶上养着一家人。

假如一个孩子在某天晚上降临这个院子，他会不会也跑过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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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太行》剧照

为女儿，挺过化疗的她又自杀了

疫情期间，奶奶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家有个患癌的老人上吊自杀了，原因是担心拖累儿女。想来这几年，类似的悲剧在我的老家屡屡发生，也不知道谁起的头。

奶奶说：“谁起的头我也说不清，你大姑奶不就是这样嘛! 她刚强了一辈子，最后为了不连累你表姑，还不是自杀了。”

1

我爷爷兄弟六人，妹妹只有两个，我叫她们大姑奶、小姑奶。

小姑奶住茶坊村，家里有四间大瓦房和一个大大的院子，院子靠墙的地方种了一排高高的月季，很漂亮。小时候每当暑假来临，奶奶就会带我和妹妹去小住，小姑奶总是分外高兴，做各种好吃的招待我们。

大姑奶的家在县城西关老城区的一处弄堂里，只有三间小瓦屋，堂屋狭长，靠墙处摆了一张窄窄的钢丝单人床，这是大姑奶的女儿春丽睡觉的地方。

平日里，大姑奶在街上拉架子车卖水果，只有每年四月初八赶会（赶集）这天，我们才有机会去她家里坐坐。虽然一年难得去一趟，但大姑奶从不给我们买零食，哪怕自家卖剩下的水果也舍不得拿一个。她用我奶奶带去的青菜下面条，刚好每人一碗，想多吃一点也没有。

每年秋收时节，大姑奶会放下手头的生意回趟娘家。她在六个兄弟家轮流住，帮忙干些活儿，走的时候肩上就多出一副扁担，两头挂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是各家送的东西。

我奶奶是长嫂，心疼这个大姑子，老怕自己给的东西不够，半蛇皮袋花生米、拣出最大的红薯、捞一把萝卜缨酸菜，再添两碗绿豆、两碗红豆……大姑奶嘴上推辞：“哎呀，你们留着自己吃嘛！”但手已经伸过去接住了。

到了年关，家里杀年猪，奶奶把猪肉处置妥当，就会拿出一根葛藤把五花肉、猪头、猪脚等东西串起来，让我父亲骑自行车送去县城大姑奶家。

“你大姑奶日子苦寒，过年没得沾一点油花子。”

大姑奶喜欢喊穷，在家族里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我有个叔叔在外省机关“吃皇粮”，因为路途遥远，每隔四五年才回一次老家。即使再累，他到县城也要先拖着行李，拿补品、特产去看望大姑爹，而且每次都给50块钱——在当年，这是叔叔半个月的工资。

叔叔读高中的时候，大姑爹还在县中医院上班，总把医院不要的废纸攒起来送给他打草稿。多年过去，穷学生成了体面的公家人，而身患肝病的大姑爹被单位开除了，境遇糟糕。

正月初六，叔叔要返程，动身之前照例去跟大姑爹辞行。记得有一回我也跟着一起去，那天不知说起什么，大姑奶忽然哭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哭声——先是啜泣，后来便是放声痛哭，“侄儿啊，你不知道大姑这些年都是咋熬过来的啊，你表弟长得又好，学习又好，偏偏就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就这一个儿啊！”

大姑爹示意她别哭了，“大正月的，多不好！”

可大姑奶哭得更大声了，“可怜你表弟，死了死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尸骨在哪里啊！你姑父又得了这富贵病，每个月都要吃药不说，还不能劳动，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大姑奶靠在叔叔的肩上，哭得身子都抖了。

叔叔不知如何安慰，又从皮夹子里掏出50块钱塞到她手里。回到家，我说起这件事，奶奶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了：“她就是想哭几个钱用用，过几天她回来拜年，还要收东西呢！”

2

听长辈们说，大姑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

她从小就开朗能干，总是一边唱歌一边打猪草，所有孩子里，就数她干活最不惜力。读书成绩也好，可惜后来母亲让她回家带六弟，不让继续读了。她也没哭，只是望着学校，退着往家里走。

到了结婚的年纪，她嫁给大姑爹。大姑爹的祖上五代都是中医，在县城中医院上班。1979年，他们的儿子小亮出生，奶奶说小亮长得极好，“眼睛乌亮亮的，个子高，腿长，活像一棵白杨树。”

6年后她再次怀孕，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城镇户口只能生一个，她东躲西藏才生下女儿春丽，儿女双全了。

超生终究是瞒不住的，不仅罚了一大笔钱，大姑爹也被中医院开除了。家里最困难的时候，连大姑爹日常要吃的治肝炎药都买不起。好在大姑爹有祖传的手艺，很快就在家里开起了小药铺。他给人看病只收一点点钱，大姑奶嫌收得少，他就说：“病人心疼病人”。他还常让孩子们伸舌头给他看、号脉，然后说一句：“你们很健康，气血很足。”

靠着街坊四邻和老病号的照顾，小药铺的口碑渐渐做了起来，两三年后越发红火。日子好了，大姑奶学电视里的明星烫了头发。她本就性格开朗，跟人说话还学起了城里人的腔调。只是，这样舒心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1991年夏天，大姑爹和大姑奶在药铺里忙活，并没有发觉自家孩子跟着西关街的一群孩子走了。天快黑的时候，春丽哭着跑回家，脚上的凉鞋跑掉了一只，“我哥被大水冲走了！” 原来，孩子们在县河边比赛扎猛子，看谁扎得深，小亮一头扎进去后，上游的水库开了闸。

大姑奶和大姑爹撒腿往河边跑，附近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几个会水的男人摸了好久也没摸到小亮。

这个夏天，大姑奶一家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中，大姑爹忧思过度，肝病愈发严重，脸开始浮肿，开方抓药也心不在焉。一些常来扎针的人说，大姑爹以前到了时间就会取针，自从小亮没了，他常常会忘记。

大姑奶也不复往日的欢笑，渐渐的，病人们也不敢来看病了，大姑爹也怕自己弄出事故，加上身体不好，于是把小药铺关了。

从此以后，大姑奶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她把一头烫好的长发剪了卖钱，开始在西关街上卖起了水果。

记得有一年四月初八，我和奶奶去县里赶集，照例拿一筐新鲜土豆给大姑奶送去。刚走到摆摊的地方，就看到五六个城管往摊贩的农用架子车上扔票据，那些摊主都垂着脸，从钱盒子里抖抖搜搜地拿钱。

当他们往水果摊上扔票据的时候，大姑奶一把搂住装钱的纸盒，扯着嗓子厉声问：“城市管理费，你们咋个管理城市了？是扫大街搞卫生了，还是为我们小摊贩设立摆摊点了？我摆个摊买个水果，一不偷二不抢，三没占道，四没到处扔垃圾，凭啥子你往票上写4块钱我就得给你4块钱，规定在哪？”

几个城管愣了，交换了一下眼神后，有两个走过去架住瘦弱的大姑奶，她尖利地叫喊：“你们说不出个理由，就是把我逮起来，我也不会给你们一毛钱！”

一旁的小贩们避之不及，推起架子车就走，剩下的几个城管推起大姑奶的架子车，连车带水果，一股脑儿地扔下了县河的河堤。等他们走后，大姑奶从高高的河堤上跳下去，拖着车子在干涸的河床走了好久才把车给弄上来。

多年以后，一次秋收闲聊时，大姑奶说起这件事：“从那以后，‘女强人陆凤梅’就成了我的绰号，别的摆摊的都不敢和我摆一起，怕被城管找麻烦。”

因为没有同行竞争，大姑奶的生意还不错。但有一次，在县城教书的小爷爷提醒她：“大姐，我时常让别的老师去你那里买水果，可人家说你总是缺斤短两，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这样做生意，做不长的。”

大姑奶满不在乎：“你懂个啥！水果进价本来就高，卖贵了没人买，卖便宜点，可不就得缺个二三两才有赚头嘛！再说了，西关街道又不只有我陆凤梅缺斤短两，他们哪个不是人精，别看秤砣翘得高高的，没有一个足秤的！”

之后，大姑奶又开始诉说女儿要读书，丈夫要吃药，自己在西关住，没有一寸田，“米面粮油有娘家人给，菜还得自己买吧？我不抠些，这日子咋过得下去哟。”

小爷爷听了，只能闭上嘴巴。

3

相比之下，大姑爹是个仁厚的人，虽然不开药铺了，但街坊四邻偶尔来讨个偏方，他仍然很热心。

1992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家门外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大姑奶让大姑爹别多管闲事，可他还是开了门——一个女婴躺在门口，估计刚出生不久，头发还是湿的。

“我们儿子死了，老天爷又给了我们一个女儿，多个孩子给我们女儿作伴也好，也就是添一双碗筷的事儿！”大姑爹觉得这孩子圆头圆脑的，就给她取名叫圆圆。

圆圆没能顺利长大成人，她4岁那年在厨房玩，一不小心跌进一大盆滚水里，送到医院的时候只剩一口气。圆圆很懂事，还会对医生说：“医生叔叔，你救救圆圆吧，救命啊！”但烫伤面积实在太大，终究还是夭折了。

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大姑爹的肝病愈发严重，大姑奶痛哭之后还是要继续讨生活。她常对别人说：“我陆凤梅是个苦命人，我苦惯了，不怕的。”

等我在县城上了高中，学校离西关街道不过一二里路，但我一直都没去过大姑奶家：一是学校管得紧，住宿的学生不得出校门；二是我不太想去，况且生活费有限，空手去怪不好意思的。

那年暑假，大姑爹就去世了。大姑爹一生温厚纯良，据说出殡的时候整个西关街道，家家都送了香烛钱——在我们这里，葬礼上来的人越多，越有面子。

等我高考结束，一向刚强的大姑奶也病倒了，奶奶带我去医院探望，她看到我们很高兴，让女儿春丽去走廊给大家煮点面条——彼时，春丽二十出头，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做服务员。

大姑奶歪在病床上，压低声音说自己得的是淋巴肿瘤，“医生说是中度恶性，我估摸着就跟癌症差不多。”她顿了一下，眼神黯淡下来，“还有胆结石和胆囊炎，已经把胆给割了，是小弟来签的字，我没让娃知道。”

奶奶一时寻不着安慰的话，试探性地问：“那你还要不要接着治？”

“治！怎么不治！”大姑奶提高了嗓门，“我早年连丢了两子，前年丧夫，要是依着我，肯定不治了，也划不来。”她朝门外扬了扬下巴，“可是为了她，我也得治啊。我死了，她可就成了孤儿了。我陆凤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治，多活一年是一年，我要看着她招上门女婿才放心。”

之后，大姑奶开始了漫长的化疗。说来也怪，哪怕她的脖子肿得像猪颈，喉咙火烧火燎，她都挺了过来。有一年，她听说邻省医院的大夫更厉害，独自一人去化疗，还给住在那里的远亲打电话。对方见她可怜，不仅给了钱，还专门请假照顾了她两天。

为此，奶奶抱怨道：“这个凤梅真够有两下子，哪有当姑子的去麻烦嫂子娘家妹妹的理？”

爷爷无奈地说：“她穷惯了，要是再脸皮薄的话，恐怕日子都过不下去。”

4

大姑奶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再也没有复发。此后，她依旧在每年的正月和秋收时回娘家，干活、收东西，诉说化疗时的痛苦。

她自豪地说起，病人家属拿她做榜样，“你看那一床的那个叫陆凤梅的，那才是真正的女强人，连着丢了两个娃，前些年又成了寡妇，人家咬着牙治病，多大的苦都受着。”大姑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回忆起别人说过的话：“这人呐，活一辈子就是要活一口气。”

而她一直提着那口气，就是为了女儿春丽。

春丽结婚那天，家族里的人都去了，父亲和叔叔们一拨给客人端茶倒水，另一拨忙着带人去酒店——新郎虽是倒插门，但接亲仪式还是要的。

新郎金祥长得高大魁梧，笑起来一口白牙，听说是做电焊的。他们婚后还住那三间旧瓦房，大门上贴了红底金粉双喜字，堂屋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只是那张单人钢丝床被折叠了起来。

“大姑，这是双喜临门啊，你很快要做奶奶了！”几个女人看了一眼春丽隆起的肚子，对大姑奶说。

那天，大姑奶高亢颤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地喜悦：“是啊，我可算盼到这一天了，我算是熬出头了！治病的钱没白花！”

只是好景不长，大姑奶跟新女婿金祥不对付，春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跑到奶奶家哭诉：“大舅，大妗子，你说我妈这个人讲不讲理……”

春丽说，大姑奶之前看上金祥没有父母，是个孤儿，以后没有养老压力。又说金祥有手艺，跟他不怕没饭吃，逼着她天天送晚饭，“她说我死脑筋不开窍，让我晚上在那个电焊铺里留宿，说怀了娃以后他不娶我都不行，我压根就不愿意！”

春丽一开始不答应，大姑奶就哭着说自己活不了几天，怕以后没人照顾春丽，“给你找，你还嫌弃我多管闲事，吃力不讨好，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春丽拗不过，可生米煮成熟饭，大姑奶又变了脸，说女儿有了男人就忘了娘。矛盾的起因说出来很简单，就是金祥夜里陪包工头打麻将，大姑奶嫌他穷人命富人身，老输钱没出息。

“大舅你听听，街上那么多电焊铺，人家凭什么把活儿给你，不就得打麻将输点小钱拉关系嘛！”春丽气愤又委屈，觉得金祥是母亲看上的，自己样样顺了她的意，结果她不仅老找茬，话还说得很难听，“说人家倒插门是图宅基地，这不是门缝里看人嘛？谁看得上你西关街道的娃娃屋了！”

5

在众人眼里，大姑奶是要强惯了，哪怕女儿结了婚，她还想继续当家做主。

平日里，小夫妻早上起得晚一点，她出摊前就故意把门摔得啷啷响，晚上到家没人倒茶，她又摔摔打打。有时候，金祥去铺子里搞电焊，顺便躲躲，她就在后边叫：“成日晚上往外跑，跟着狐朋狗友胡吃海喝，魂儿早晚要被外人勾去！就怕我闭眼后，你这狗日的要和我女儿离婚呢！”

没多久，金祥便不叫她“妈”了，大姑奶气不过，在家指桑骂槐，他们大吵一架后，大姑奶哭着给自己的哥哥打电话。

奶奶在电话那头跟我抱怨：“你爷爷顶着毒日头，一天来回跑了四趟。50多岁的人了，吵架还从娘家搬救兵，真不知是哪门子的女强人！”

不同于爷爷的各打五十大板，奶奶觉得，错全在大姑奶——“人家对你女儿好就是了，人家早出晚归，晚上加班挣钱，不就是为了这个家。还说迟早要和春丽离婚，这不是架桥拨火嘛！”

之后，我大学毕业，又出国读书，与家人联系时间有限。大姑奶一家的事，似乎已离我远去。回国那年，又到秋收时节，我在电话中问奶奶：“大姑奶有没有回来收东西？”

奶奶平静地说：“你大姑奶的周年都过了，她差不多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死的。”

我认为大姑奶是旧病复发，于是没有多问。

去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我联系老家的每一位亲人。在一次和小姑奶的闲聊中，渐渐拼凑出了大姑奶最后几年的生活。

原来她的女婿金祥“泼皮胆大”，把瓦房扒了，又借了70多万，买了隔壁的地皮，准备盖一座5层高的楼。彼时，可能是看到金祥有魄力、有脑子，也有可能是见自己身体不好，希望女婿以后给自己送终，大姑奶和他的关系也开始缓和了。

金祥原打算留底下的2层出租和自住，卖掉上面的3层还钱，可那年雨多，施工做做停停，房子还没卖出去，一些债主就上门逼债。他没办法只好出去打工，顺便躲债。

那时候，大姑奶已经经历了一次轻微的脑梗，四肢麻木还要出摊挣钱。春丽怀了二胎，大着肚子带女儿，成天打笑脸给债主赔不是。磕磕绊绊，楼房好不容易盖了起来，大姑奶进去住了两年，又摔了一跤，被送进了医院。

当时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嘴巴都歪了，偏瘫后更是日夜卧床，大小便都要人伺候。春丽牵着大的，背着小的，还要去医院照顾老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金祥也是个心善的人，曾经大姑奶那样骂他、诅咒他，可他虽然当面不喊妈，但住院费全掏，还背地里嘱咐春丽：“不要心疼钱，妈想吃啥子就要给她买。”

大姑奶曾对前去探望的小姑奶说：“是我拖累了孩子啊，但凡我能出摊能带娃，我女儿也不会活得这么造孽。”

那时候金祥建房子借的钱没有还完，有人就跑到大姑奶的病床前去逼债，“有钱给半死不活的人住院，咋就没钱还我了？”

大姑奶好强了一辈子，那天半夜，忽然就喝了老鼠药。药大概是她进医院之前就准备好了的，她怕死在家里，房子卖不掉。等后半夜同病房的人发现时，已经晚了。

手足无措的春丽带着两个孩子赶到医院，医生正在给大姑奶洗胃，得到消息的亲戚们纷纷赶来。天亮时分，金祥也到了，他抱着大姑奶，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说：“你别走，你别走……”

两人结怨多年，大姑奶梗着脖子望了望金祥，又望了望春丽，用尽力气扯过女儿的手，放到他手里。春丽急得直催：“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喊？”

金祥赶紧喊：“妈耶，妈耶，妈耶——”

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大姑奶已经大口喷血了，但听到呼唤，她喉咙里的呜呜声变了，“哎哎”了两下就咽了气，最后死在金祥的怀里。

尾声

在我的家乡，老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各有不同，有人害怕，有人期盼。

在一些人看来，大姑奶扛过了化疗，多活了那么些年，又看着女儿结婚生子，是可以闭眼的。更何况冤孽病一直折磨着她，“是到了死的时候了。”如果不早点走，总有一天会把女儿一家子拖垮，“本来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

这样说来有些残忍，但却是很多农村老人的选择。

我知道一些往事，但一直不能理解一件事，就是大姑奶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对待自己选择的女婿，插手女儿的婚姻呢？“就是因为他赌吗？”我问小姑奶。

“那可不是咧，”小姑奶压低声音说：“春丽怀孕的时候，你大姑奶给金祥送饭，总看到电焊铺里有一个女的。她觉得金祥可能在外面有情，怕春丽知道了心里难过，只能跟女婿闹。”

我愣了一下，小姑奶继续说：“金祥来我这边的镇上做工的时候，住我家，我发现他每天晚上都和一个女的打电话打很久，但不是春丽。”

我问春丽是否知情，小姑奶也不清楚，“反正我没跟她讲，她现在带着两个娃，在家收房租过得挺好。”

这些事在小姑奶心里憋很久了，她不禁感慨起来：“你大姑奶不愧在西关街道摆摊多年，眼光毒，看人准。金祥起房子的时候，她就说恐怕以后她姑娘降不住这娃，所以她只在房产证上写春丽的名字。”

“这不，你大姑奶死了以后，金祥果然又有情况了。”小姑奶幽幽地说：“操了一辈子的心，跟女婿闹腾了好多年，最后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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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地久天长》剧照

病房里，那对老夫老妻的爱情

对我来说，2012年的初夏极度难熬。

我因急性腹痛被拖进救护车，送入医院的当晚就做了阑尾手术。住院20余天，原定于五一举行的婚礼也耽搁了。谁知出院后问题还在，阑尾炎是误诊，我又被送进湖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治疗肠梗阻，可注射、插管……手段都尝试一遍，还是不见效。

观察了一个月后，病情缠绵的我被推入手术室，又挨了一刀。

1

麻醉消退，我在病房里逐渐恢复知觉。虽然头部炸裂般疼痛、眼皮沉重得打不开，但我仍能感到自己正暴露在刺眼的白炽灯下，有群人围着我翻检查阅、走走停停。

爸爸问：“疼不？”我从肺部抽出一口气，哑着嗓子答：“疼。”他欣慰地说了句：“醒了啊。”继而床头铃响，护士闻讯而来。

皮囊禁锢着如山呼海啸一般的内部器官，我开始发烧、打寒颤、身体不可抑止地发抖。管床医生说发烧是正常的，先物理降温再观察。

没过多久，一个陌生男声在病房里响起：“好年轻啊，这是你姑娘？多大了？”没等我爸回答，他大概是看到了床尾的名牌，“啧啧，29岁，好年轻哦。”

一个陌生的女声离我很近，大概就在枕头边，她对我爸说：“好白，像你啊。”爸爸和他俩接上话，你一言我一语，监控仪均匀地响着，我在疼痛中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感到全身僵直。我想翻身，但被各种管子捆住了，昨晚的女声又响起来：“醒了醒了。”我用眼角瞟了一眼右侧，是一个尚看不清五官的病友，她坐靠在枕头上，正在打量我。

护工应声而来，她用沾水的棉棒打湿我的嘴唇，我奋力地张嘴，想要棉棒往深处去，打湿已经粘住牙齿的口腔皮肤。“好可怜啊，还不能喝水。”女病友观察着我，像感慨也像讲解。

这时，病房里飘进一股芝麻酱的味道，是我平素最爱吃的热干面，但混合在消毒水味和洗手间泛出的臭味里，变得分外诡异。“好难吃啊，真的，不晓得这有什么好吃的。”男声愤慨地从床尾传来。

爸爸赶在医生查房前进入病房，他先对我绽放出很大的笑容，像领导做总结般咏叹：“迈过了一大关，一大关啊！以后都是恢复期了。”然后，又向右侧的床头、床尾分别点点头。

右侧那对男女亲热地喊爸爸“老金”，爸爸向我介绍：“这是林姐，那是刘哥，仙桃人，家里有汽修店。”

在人变为代号的病房里，我是“37号”，林姐是“38号”。还有个“36号”，因为长期插着胃管，很难发出声音。

每天，医生们浩浩荡荡地来查房，管床医生念，某某床病人已做了什么手术，昨日有怎样的症状，在做何种治疗。主刀医生则问：“xx床，感觉怎么样？”病人们就暗搓搓地听着彼此的病情，互相打量着。

林姐比我大5岁，是从妇科病房转过来的。她因恶性肿瘤做了子宫、卵巢切除手术，医生发现她的肠道上可能也有肿瘤，于是马上移送过来做二次手术。

受了这么大的罪，林姐的脸庞仍旧饱满，但没什么血色，似乎总萦绕着一股晦暗的气息。料想，同样做过两次手术的我大概也差不多。不过相比起来，我还是更糟糕一点——术后，我的肚子上多了一个瘘口，外罩着一个塑料造口袋接排泄物。

护士来培训过一次怎么更换造口袋，但我平躺的，看不清。之后又叫过两次护士帮忙，但更换造口袋不是什么好差事，很难请得动人。刘哥问我：“小金，你家塞红包了没？有没有找关系？”

这对夫妻说话直来直去，但我还是试图认真地回答：“没塞红包。”他们歪着头，将信将疑。

还有更尴尬的情况——林姐问我：“小金，你为什么叫晚上送饭的那个人阿姨啊？”

我说妈妈不在了，那是我的继母。林姐就用小狗一样圆润明亮的眼睛瞅着我，然后把眼尾的笑纹强行绷紧、抚平。望着她无辜的脸，我感觉就算她说出些奇奇怪怪的话，也很难让人生气。

2

我被医生切了一段肠子，足有18厘米。爸爸用两根手指在我眼前比划，逮住机会添油加醋地解释成因，顺便批评我的过往：“医生说你不能胡吃海喝了。路边摊啊、麦当劳肯德基，这些都不行！”

林姐和刘哥接过话：“没用的！我儿子每天往胃里灌可乐、吃烧烤，都是垃圾食品，怎么说都没用。答应也是扯淡，出门就忘。”

如果精力还行，我大概可以和他们“大战三百回合”，但现在只能躺平任人嘲讽。医生说越早下床走动恢复越快，暂时连翻身都得靠脚蹬床板的我就别想了，术后第三天，林姐就迫不及待地想尝试，她说：“小金，看我给你打个样。”

那天，刘哥蹲在床尾摇起床的上半截，等林姐坐起，稍歇片刻，他就跑过去往她腰后塞枕头。之后他将左手探入靠枕下方，扶住林姐的腰，上身前倾，脖子伸直，像一只蓄势待发的鹅。

林姐把右手搭在刘哥的肩膀上，还插着针的左手扶住床沿，腰部弯曲，两脚试探踩地，可挣扎起身刚脱离床垫两秒，又弹回原地。兴许是扯痛了伤口，林姐侧靠着床气喘吁吁，搭在刘哥肩膀上的手迅速握拳，顺势捶了两下，骂道：“你为什么这么矮？”

刘哥也气哼哼地回嘴：“住院这么久，一点没瘦啊！”之后两人对视一眼，居然笑开了。

他俩莽莽撞撞地尝试，到下午，终于成功了。林姐被刘哥搀扶着走到我的床尾，她撑在塑料床架上，顶着汗成条状的刘海欣喜地感慨：“站起来发现空气好多了，头也不晕了。”

刘哥提议去外面看看，我爸忙劝：“医生说先在病房里面走，要循序渐进。”刘哥大手一挥，两人就往走廊挪，护工也来凑热闹，起身倚在门框上打量他们的背影。

等他们都出去了，我爸把头靠过来，小声絮叨：“要是别人以后问你，你可以说那就是你妈，反正在医院嘛。”

我想，爸爸可能是怕我被人议论、欺负，但我已过了那种因外界评判而难过的年纪，撒谎会比承认事实更让我心酸，直愣愣地回“不要。”

当天晚上，林姐突发高烧，体温直飙39.8℃。她喘气发抖，用颤悠悠的气音喊疼，管床医生赶来用手在她肚子上探了一圈，听诊器在胸口走了一遭，歪头思索着。

刘哥凑上前解释：“可能是走狠了，下午，还不习惯。”

得知林姐当天的运动量后，管床医生做了个仰倒的姿势，骂道：“伤口没长好，你们想干嘛？不想住了提前告诉我，大把人排队等着进来。”刘哥被骂得气息萎靡，赶紧低头认错。

等我恢复了一点气力，林姐就催我下床走动。但我置若罔闻，让护工拉上床帘，偷偷摸摸地研究起挂在肚子上的造口袋。仅是这样微小的动作就能让我出一身薄汗，我心想：“这运动量可以了。”

可能是听到床帘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林姐担心吵到我休息了，毕竟刘哥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病房的电视，她也常打开手机放歌，“你要是想休息，嫌吵，就告诉我哈。”

“不会。”我立马回复。我并不觉得那些声音吵，反而很害怕安静——当林姐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病房里就不再热闹，而我只能看到一张沉寂灰暗的脸和四周冷掉的白色。

一天晚上，林姐拨通了电话，温柔地问留在老家的儿子：“你有没有好好做作业啊？姑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菜？”这次来武汉看病，他们把家里的汽修店交给小姑子打理，又骗儿子说是来武汉玩的。

儿子大概在电话那头闹，问为什么不准他跟来武汉玩。刘哥抢过手机说：“不好玩的，长江水都是浑的，还没洪湖大。黄鹤楼那是假的，后面修的。”

儿子还是不依不饶，林姐揉了揉眉心，只见她的眉梢、眼角、嘴角、脊背一节节地耷拉下去。刘哥怒了：“你好好做作业，听话！不然回去小心你的皮。”

夜渐渐深沉，住院部走廊的大灯依次熄灭，病人、家属、护工都安静卧好，病房陡然空旷了许多。这天刘哥分到的折叠床锈了，床架随着他的辗转反侧，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林姐也没有睡着，她小声地叫刘哥，两人在黑暗中嘀咕起来。我竖起耳朵，但啥也没听清。

次日，刘哥早起没有盯着电视，而是守在电梯口，热情地迎我爸进门。等我爸坐好，刘哥开口说：“熟客有单大生意，再不开张，都没钱住院了。就一天的时间，我回趟老家，你们帮忙照看一下小林吧。”

林姐也补充道：“我不麻烦的，可以自己看针自己按铃，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要扶一下，正好现在也不用吃什么东西。”说完，两个人就笑眯眯地注视着我们。

我的护工立马起立，举手表态：“我可以。”我爸还是犹豫，问：“医生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刘哥似乎早就考虑到了这一层，他说自己会等医生查完房再走，“你放心。”

3

刘哥走后，林姐就好像一个被按下暂停键的机器，话少了，人也文静了。她偶尔喊护工帮拿数据线或扶去厕所，此外就再无声响。我爸帮她倒热水，她还细声细气地说：“不用不用，那谢谢了。”

我问林姐一个人在干嘛，她把手肘撑在床头柜上，上半身侧过整个走道，举着手机给我看——这是一段刘哥刚发过来的小视频，他们的儿子正盯着电脑屏幕、愤怒地敲打键盘。

林姐说：“他还没玩醒呢。”过了会儿又侧过身去，捏着手机，默默地对着墙壁发呆。

直到晚上快熄灯时，刘哥也没有回来。爸爸偷偷对我说：“幸好没事，他们还是心大些。”当晚的值班医生姓俞，他进来的时候已经是9点半了，发现我的针还没打完，说：“调快点，你这又打到深更半夜去了。”

我说自己的血管太细，打快了，半天就废一条，得重新扎针。“那也没办法啊，没办法，还有从腿上血管下针的。”俞医生用手指做了个扎针的动作，他晚上看着，整个人松快点。我追问明天的药剂会不会少，他说：“你猜，看你的表现啰！”

林姐怕被医生察觉家属不在，一直闭眼假寐，我爸本来准备离开的，但看到医生，又不走了。“俞博士，我跟你提个意见啊。” 他指着我的档案牌，“这上面写的未婚，不是的，是已婚。”

俞医生摆摆手，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接着就去查下一间病房了。我爸的脑袋又凑过来，对我保证：“我明天盯着他改过来。”

直到这时候，我还没能下床看到床尾的那张名牌，但我理解爸爸，他是怕别人看到觉得我未婚得病，显得孤苦。不过他这样一提醒，好像又产生了一点麻烦，我扭头看右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姐的眼睛睁开了，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小金，原来你结婚了啊。”

护工也赶紧坐到旁边，准备听我好好讲一讲。可我偏不讲，催护工赶紧去洗澡，然后也假装很困，阖上了双眼。

我爸的嘴真是漏的。早上一来，他就开讲了：“是啊，姑娘今年2月刚领证，准备5月摆酒的，但是突然病了，推后了。”然后他又详细介绍说自己先后跑了3个地方，最后订的是昙华林的教堂，“环境好，但小，可能只能坐80人。”

我爸掰着手指数了一大圈，说得知我生病住院，牧师很同情，定金全退了，还说要帮忙祷告。花店是哪家、酒店是哪家，都一一退了钱，“还是好人多。”

林姐和护工耐着性子听完，还是忍不住问：“那你姑爷呢？”

我爸解释，说因为我先生工作忙，手术前后都和我通过电话了。而且他告知各方我需要休养，所以才没有那么多人来探望。

“哦哦。”林姐和护工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理解她们好奇的点。我有一个闺蜜，恋爱谈了七年，双方见过父母，女孩因肾炎做了手术，下了手术台就接到男朋友的分手短信。世界上的故事大都循环往复，了无新意，只是手术过后我没有接到分手信息，准确地说，是没有任何信息。

眼下最紧要的事是摆脱身躯的无力、窘迫的境况，好像其他的都是奢侈品。但我还是会禁不住想：“以后我的肚子上要顶着一个造口袋，不知道爸爸跟他说过了没有？”

4

第二天下午，刘哥终于回到病房，进门就对着林姐嘚瑟地打眼色，林姐好像即刻被注入活力，眼尾眉梢都透出喜悦。

刘哥还提着一个绿色的塑料桶——他从老家偷运来一只野生甲鱼，医院虽没明文规定，但应该是不让养这种活物的，同病房的我都有种伙同做坏事的紧张感。

不多时，护工突然站起来，指着洗手间大喊：“王八跑出来啦！”

“我来！”刘哥冲出去抓住那只甲鱼，然后拎起绿桶给我细瞅，那甲鱼长着一张三角尖脸，黑豆眼，壳上缠绕的黑条花纹好像是比家养的复杂些。为了把它“镇压”好，刘哥又在桶口倒扣了两个塑料盆。

午饭后，大家都昏昏沉沉的，护工坐在旁边看针，眼睛闭上，头快垂到胸口了。我不想吵醒她，只好硬撑着眼皮，看着液体滴滴落下。突然，走廊上传来少有的喧闹声，几个人影从病房门口一晃而过，随后，嘻嘻哈哈的笑声飘荡进来。

刘哥突然猛地睁眼，跑到外面一瞧——甲鱼跑出去遛圈了。

大医院的走廊很窄，两旁还睡着加床的病人，大家聚集观察，不忍阻挡甲鱼缓慢但执着的步伐，还特意留出了一条通道。沿途病房的家属在门边守着，等候甲鱼的到来，加床的病人位置独到，都探出头来看，有人还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甲鱼的壳。

一开始刘哥还有点着急，扒开人群，嘴里嚷着：“我的我的”。等他站在中间，又不着急了，人来疯似的向大家介绍：“搞过来给老婆补身体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活的咧，去哪里做嘛？”

“不兴杀生，还是王八，应该放了。”

“放了？好贵的吧这一只？”

直到护士长赶过来，围观人群才被驱散开。护士长命令刘哥立马抱甲鱼回病房，刘哥一路解释，可护士长还是冷淡地宣布：“甲鱼今晚之前必须消失。”

刘哥说林姐还吃不了，“得过几天吧，我估计起码要三天。”护士长斩钉截铁地说：“莫讨价还价，我晚上再来。”

等护士长骂完，护工才小心翼翼地进门，她走到我跟前说：“太好玩了，笑死我了。”我也跟着傻笑。

刘哥叉腰皱眉，“好玩个鬼。本来还考虑匀你们点甲鱼汤喝，现在都搞不成了。”

林姐觉得自己吃这只甲鱼浪费了，让刘哥提给医生，刘哥说医生不得收，林姐出主意：“你看他今天有没有门诊，提到办公室就说是土特产，放下就走。”

刘哥听话地拎着绿桶走了，我不禁佩服：“林姐，原来你才是你们家当家作主的人啊！”

林姐得意地咧嘴：“他性格好，但心粗，想不到的。”

5

一次闲聊中，林姐说我是个有福的人，我配合地回应，但心想，我哪里有福了？母亲去世，自己又患结肠癌，生病的肠子虽然拿掉了，但肚子上要挂着造口袋。

当时我正在看朋友从广州寄来的书，是结肠癌高发的日本出的一本畅销科普读物，因内地没有出版，朋友专门网购了台湾版本想让我了解护理知识，好从容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这本书中提到，永久性造口病人在日本属于残疾人。尽管医生说我有造瘘复原的可能，但“残疾人”这个字眼还是深深攫住了我。这样的我，真的算有福吗？

从禁食过度到流食期，我喝着无味寡淡的粥水，闻着刘哥吃的香喷喷的菜。林姐在病床上兴致勃勃地罗列着病好后要吃的菜，她说自己最爱吃鱼，想搞点鳝鱼吃，我就说再加点老黄瓜一起烧；林姐说长伤口要吃点财鱼，我就说切成片，焖藕……

刘哥“呼啦呼啦”地扒菜，最后忍不住用筷子狠狠插进饭盒：“这边的菜都不好吃。小金，病好后要去我们那边吃，听过洪湖水浪打浪不？”

我赶紧点头，林姐附和道：“好大一片湖呢，可美，可惜现在越填越少了。”

“洪湖的鱼那才叫绝，不像武汉的，都没有鱼味。”说完，刘哥嫌弃地瞟了一眼碗里的菜，“不管怎么做都是香的，好鱼要什么除腥啊？随便一烧都香得很！”

把菜扒拉完，刘哥精神更足了，站起来问大家：“你们知道我擅长什么不？”我捧场说是钓鱼，刘哥说他最擅长打野鸭子，“野鸭子可不好打，目标小跑得快，我一枪一个准！嘿嘿。”

林姐翻着白眼拆台：“扯，没看他打过！”

刘哥神秘一笑：“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真是帅，你错过咯！”

“吹牛吹牛。”少言的护工也忍不住了。

透过医院17楼的玻璃，六月的晚霞渐变成浓烈的红，包夹在蔚蓝天空下，更绚烂辉煌。因为刘哥，病房里的我们全笑了。

等我恢复直立行走后，爸爸很隆重地带我先生来医院了。

他们先去医生办公室溜了一圈，又和护士站里的护士们打了招呼，最后爸爸领他在病友面前一一做了介绍。我想说“松弛点”，但看爸爸雀跃的样子，还是随他吧。

先生抱歉地说，我手术这几周上面来了检查，他实在走不开，“但单位的领导同事知道了，都很关心你。”

这话说得很客套，我看着他的脸，突然感觉很陌生——我们是相亲认识的，虽然一见面就感到投缘，一路走来也很顺利，但此刻距我们相识还不满1年。我也礼貌地回答：“哦，好的，谢谢他们关心。”

我爸让护工休息一天，随后他也走了，只留先生一个人看针。我俩都没说话，各自玩手机，我突然意识到耳边是不同以往的安静，以至于走廊上的闲聊走动、隔壁病床的铃声被衬托得很响。

我一瞅，林姐靠在枕头上半眯着眼，刘哥盯着已调成静音的电视，显然是故意的。我既好笑又感动，同时被他们老夫老妻的默契激发出了一丝莫名的酸楚。

中午，刘哥主动招呼我先生，帮他带盒饭吧。林姐又用起了长辈的口气问他：“你是哪里人啊？现在工作压力好大。你看小金，挨了两刀了，年轻人还是得注意身体啊。”

先生附和道：“是啊，她遭老罪了。”

晚上，爸爸要先生回家睡，他拒绝了：“既然来了，还是我守夜吧。”护工为难起来，每张病床配的折叠床是住院时办好的，没有多余的。如果她不在病房睡，也没地方去。

刘哥赶紧起身，一会儿功夫，不知道从哪搬来一张折叠床。自从“甲鱼出走事件”后，刘哥就出名了，有些小护士、清洁工大概觉得他有趣，就喜欢和他打交道。平日里若我们需要体温表、棉棒等小东西，刘哥扭身出去，一趟就能搞定。

这天深夜，我突然想吐，开始叫人。躺在我身侧的先生没醒，躺在走道上的护工醒了。

护工训练有素地抓起塑料盆，盆沿接在我的床头边缘，盆底正好顶在先生的脸上。我大概吐了5分钟，可等我漱完口，先生居然还在打呼噜，连频率都没有变换过。

护工打量着他的脸，惊讶地说：“他睡得好熟啊。”我看着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想他这段时间肯定也很难熬，虽然比不过我。

“是啊，他睡眠质量一直很好。”我忍不住笑了。即使不知道这段关系未来会如何行进，但当他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我获得的安慰就远超自己过去的想象。

6

林姐在我前面出院，因为费用问题，她选择回家乡的医院继续化疗。临走前，林姐拍拍我的肩膀，咏叹着：“小金啊，小金！”她欲言又止，最后在我耳边小声说：“其实，你刘哥也会不耐烦。日子久了嘛。”

同为女人，林姐心里很清楚，我曾经羡慕过她。

春节，我和林姐通了电话。我说：“祝你全家幸福、身体健康。”林姐在烟花爆竹声中大声叫着：“也祝你一切都好，代问你爸爸你老公好！”

听说病友推荐我去广州的一家肿瘤医院进行免疫治疗，林姐很感兴趣，不过她觉得报销后一个疗程也要1万，很贵，于是让我先做，看看效果再告诉她。

我做了三个疗程后没感到不适，但也没特殊的疗效，再打电话给林姐，没人接，事后也无回电。过去从没出现这种情况，我心里惴惴不安。又过了两天，林姐给我发短信，说以前的电话给刘哥用了。

我打电话过去，刘哥接起来，说：“小金，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听到没有？”他一改往日的活泼，语气居然变得有些严厉。

我问林姐最近身体好么？刘哥说：“林姐不在这边，但她和我都希望你好。”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又过了一年，我做了造口还纳术，终于摆脱了顶着塑料造口袋生活的尴尬，但此时，我的肚子上已没有一块好皮了。先生安慰我，说要是觉得丑，就去纹个梅花什么的，但好像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后来，我们在武汉补了婚宴，因时间间隔太久，不好意思称作婚宴，改叫“答谢宴”。当年订制的婚纱一直挂在衣橱里，隆重得有些不合时宜，那天我只穿了条样式简单的红色连衣裙，和先生站在画着爱心的粉红色木板前，跟亲朋好友合影。

记得订桌时，爸爸问我有没有想请的人，我想邀请当时照顾我的护工，但她的电话拨过去是空号；我还想邀请林姐，但她的号码已经无人接听。当然，可能是电话遗失了。

我翻看通讯录时，指尖停留，这些仍是我不忍删掉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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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Jose与虎与鱼们》剧照

上海的郊区，有个河南村

1

2018年9月底，我问在上海打工的弟弟每天做什么活。他说在打零工，这家厂干几天，那家厂干几天，干完了就结账。我一想，这样也不错，不只是能挣些钱，还能到处走走。活了半辈子，我还从没去过上海呢。

我有很多老乡在上海打工，每年过年，他们不仅带回了钞票，还带回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在村里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叫“豹子”的男人的发家史——

20多年前，村里10多个泥瓦匠去上海的建筑工地打工，可老板一看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开头的“41”，就挥手让他们走人了——上海的老板印象里都觉得河南人不听话，喜欢打架闹事。被拒绝了太多次，大家几乎都绝望了，准备背着铺盖卷回老家，当时20多岁的豹子说，“走，我带你们再去最后一个工地。”

到了工地，老板也让他们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豹子说，“老板，您先不要看我们的身份证，我免费给您砌一堵墙，如果您看不中我的手艺，我一分钱不要，扭头就走。”

老板答应了。

那时候的豹子长得跟刘德华年轻时一模一样，阳光帅气，技术又好。浑身用不完的劲儿，砌墙可以不拉线。那天他一刻不停，一堵墙很快就砌好了。别人砌墙都生怕泥灰沾到自己的身上，而豹子砌完墙之后，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一下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当抹布，光着膀子把刚砌好的那堵墙擦了个干干净净。

老板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留下来吧，都留下来吧，不管你们是哪里的人，我都要了。”

村里人都说，豹子后来得了老板的器重，成了个包工头，赚了好多钱，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

当然了，像豹子这样又帅又聪明又肯吃苦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像我这样蠢笨的人，只能做个普通的打工者。

那天，我坐汽车到了上海嘉定，弟弟开车把我接到他的出租屋，请我吃了顿饭，就跑到网吧通宵去了。我睡了一觉，半夜醒来觉得好渴，起来倒水，开水瓶是空的，饮料也喝完了，出去买水，发现商店都关门了，只好接了一杯自来水喝了。

凌晨4点多，肚子里翻江倒海，胡乱套上衣服就往公厕跑。上完厕所回来也睡不着了，干脆趴在床板上写了篇日记。

天刚亮，我就起床外出散步，走到菜市场门口，看到城管正在呵斥几个摆摊的小贩：“都挪走都挪走，不要在这里摆了！再摆都给你们没收……”

一个卖鱼虾的小贩长得矮矮胖胖，光着头，穿着一身天蓝色的工作服，猫着腰，端着个脸盆迎面走来。走近了一打照面，我才发现竟然是发小小鹏——我知道他在上海打工，可我实在没想到能这么巧，在这么大的上海竟然第二天就撞上了他。我笑着上前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见是我，又惊又愣：“咦！——你咋来了？！”

小鹏说，我们好多老乡都在这片儿地方讨生活。他又喊来了另一个发小小亮——小亮就在菜市场门口卖大闸蟹。我帮小鹏把几盆鱼虾端到菜市场旁边的小区里卖，卖完后，小鹏就邀请我和小亮一起去他家吃午饭。

小鹏租住在嘉定的农村里，村子四周都是稻田。一个农家院，主人在院子右侧建了6间小瓦房，小鹏租了中间一间，500块钱一个月。房间约有12平，还算干净。外面的墙角里，用3块石棉瓦围了间2平米的小屋当厨房，做完饭，把碗筷调料收拾到盆里端出来，还可以在小屋里洗澡。

小亮说时间还早，他要回家换衣服。我说跟他一起也去他家看看，他便骑着电动车载着我穿过一片稻田，驶入另一个小镇。

小亮在这个镇里租了两间房，已经住了6年了，也是每月500元，约有30平，外面一小间，既是客厅又是厨房，里面一大间是卧室，两头各有一张老木床，中间一道布帘，隔开他与母亲。他母亲是位聋哑人，就是在房间里放鞭炮她都听不到，因此也并没什么不方便。

多年不见，小亮母亲还认识我，见到我就点头微笑。小亮从冰箱里拿出两块面包，递给我一块。我没要，他就自己吃了起来，“我还没吃早饭呢！”——他通常午夜12点出门去收笼网，然后带着大闸蟹去菜市场卖，卖完再回来吃早饭、睡觉。

小亮又去冰箱翻找什么，冰箱里满满当当，他把面包咬在嘴里，腾出两只手在里面扒拉。一块面包掉到地上，他捡起来吹吹，又放回冰箱里。最后，他翻出半个柚子递给我。

吃完面包，小亮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我俩回到小鹏那里，小鹏的女朋友骑着电动车也回来了。在老家时，我就听说小鹏谈了个女朋友，是我们小学的同学何静，离过婚的。小鹏拍着我的肩膀笑着问何静：“你认识他是谁啵？”

何静打量我一会，笑了，很肯定地说出了我的名字。没想到二十多年不见，我的变化那么大，她竟然还认得我，而我一点也想不起她上学时的样子了。

何静做了一桌子菜，让我们多喝几杯，可我们3个男人的酒量都不行。我和小鹏各喝了一瓶啤酒，小亮喝了两瓶，就都红了脸。

对于这顿饭，我最深的体验是，这里的鲫鱼远没有信阳的鲫鱼好吃。

2

吃过饭，小鹏开始吹嘘他在郊野公园夜间捕鱼虾的经历，说自己的网被别人偷了，他又去偷别人的网。一个老乡告诉小鹏，说他看到一个人，比小鹏高一点儿，长得黑黑的，可能是他偷了小鹏的网，“我知道他是谁，安徽的，就住在我旁边，咱们去揍他吧。”

何静插话说：“小心人家揍你。”

小鹏歪着脖子说：“他敢揍我？除非他不想在这边混了。”

何静说：“你别对着桌子喷了，这么多剩菜还要不要了。”

小鹏这才站起来，把桌子搬到墙角，转身坐下继续说：“我昨天去（郊野公园）里面下网，差点出不来，喊看大门的老头子开门，老头子问：‘你是干啥的？是下网的啵？’”

小鹏身上有泥水，也没法否认，只好说，孩子想吃鱼，又没钱买，就自己来抓几条。老头子倒也没为难他，可也没开门，挥了一下手说，你往东边走，看能不能走出去。

“我往东走了二里路，看见河边有两个男人在钓鱼，心想，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肯定有小门。又往前走了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果然看见有一个小门。”

同样在郊野公园里捕大闸蟹的小亮一听说还有一条进出公园的小路，马上让小鹏带他去看看。小鹏说反正下午也没事，正好顺便带我这个新来的土老帽儿去郊野公园转转。

于是，小鹏骑车载着何静，小亮骑车载着我，一同前往郊野公园。

这个郊野公园的面积比我们老家十几个生产队还大，小鹏在前面骑得飞快，领着我们找到那条小路——看得出来，小亮有些失望，他应该早就知道这条小路了。

小鹏拿着根竹竿从小河里捞他的笼网，连着捞起来几条网，都只有一些小鱼。他问小亮：“你每天晚上都在哪儿逮的大闸蟹？给我说说，让我也尝尝鲜。”

小亮让他把网下到石桥下面，小鹏不听，把网下在水草间。小亮说：“给你说不听，我在网上查过，大闸蟹就喜欢在桥下面。”

小鹏在后面下网，小亮载着我在前面走。骑出去几步远，小亮突然扭头冲小鹏喊了一嗓子：“有人！”

菜地里一个老阿婆蹲在地上拔草，听见喊声，站起身警惕地瞪着我们。

我说：“你看你把她吓的，她还以为我们要偷她的菜呢。”

往公园里边走，游客多起来，我们也下来步行。不时有四面敞开的电动观光车驶过，上面坐满了游客。一个小女孩激动地拍手大叫：“哇！好美的稻田，好多的稻田！”

他们三个相视一笑，就像城里人笑话农村人没见过高楼大厦一样。

3

我以前在北京打工时，服装厂的招工广告就贴在工厂的大门外，想干了就直接进去跟老板谈。而到了上海跟弟弟和他的同学们汇合后，才知道找工作要必须完全通过职业中介，临时工领工资也从中介手中领。

每天吃过饭，我们就在微信群中查看职业中介发布的招工信息，好不容易看到一家厂子觉得不错，结果又说“不要河南人”——从发布的招工信息来看，起码有1/3的工厂点名不要河南人，当然，也有点名不要其它省市的，但不要河南人的最多。有一天，我和弟弟看见一家工厂的招工信息上竟然写着“河南人优先”，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弟弟的同学说，他在上海打工8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厂子。

中介发布的招工信息（作者供图）

合适的工厂不好找，10月6日的晚上，我弟弟和他的同学又去网吧通宵了。我一个人在家躺在床上，突发奇想——何不跟小鹏一起去收笼网，看他夜里都是怎么捕鱼虾的？也算体验一下上海生活。

我给小鹏打了电话。

小鹏说：“我夜里一两点钟就起床了，你能起得来吗？更早的时候1点就起床了，你行吗？”

“可以，走的时候过来捎上我。”

凌晨1点34分，小鹏打来电话，我立刻穿衣起床，怕夜里太凉，我还穿上了秋衣秋裤。小鹏穿着雨衣雨裤，高筒靴子，电动车前面一边挂一只水桶，侧面还绑着根两米多长带铁钩的竹竿。车跑起来，身上并不觉得冷，只是风吹得额头冰凉。

经过一家汽车配件厂，小鹏扭头对我说：“以前我和小亮就在这里上班，原来是一家国营厂，管得很松，只要活儿做完，不到点就跑了，保安也不管。也不用打卡，那卡都是吃饭用的。后来活儿做不完也往外跑，有两个人做一样的活，就对另一个人说，今天你帮我搭把手，明天你有事了我帮你弄几把。”

那时他俩上夜班的时候都带着被子。上半夜领导都在，大家就猛干一阵，后半夜领导睡觉去了，大家就慢了下来。小亮是备料的，每天一条流水线用多少料，反正都差不多，小亮就准备好一堆，然后定下闹钟，躺到司机楼里睡觉，睡到下班就跑了。

后来小亮越搞越胆大，他每天把料备够，就出去逮大闸蟹，有次料不够了，找他，满厂找遍了都找不到，罚了他不少钱。小亮对小鹏说：“罚钱也没事，罚的钱咱早挣回来了，一夜两三百，咱还怕他罚呀？”

从那次以后，不到下班时间，保安就不让工人出大门了。那也难不住小亮他们，如果哪天晚上想早走，或者想出去约会，就把电动车停在厂子外边，想走了就翻墙出来，骑上车就跑了。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自打被私营企业收购之后，管得严了，想迟到早退不容易了。这一带的厂都靠着大众汽车，十多年前，一辆车卖十多万，现在物价涨这么多，夫妻两人好好搞，一年就挣十来万，一辆车还卖十多万。利润低了，管得就严了，不然哪来赚钱？”

我问小鹏：“咱半夜三更地出来收网，遇到联防队的人咋办？”

“联防不管，我遇到好几次了，他看我逮鱼，还以为是上海本地人，也没理我。”

说着，我就看到路灯下一名联防队员坐在电动车上玩手机。看见我们，他连头都没抬。

小鹏说：“看吧，没人管——上海的治安好，长年无事，他们也都放松警惕了。”

走到桥上，小鹏停住电动车，把水桶和脸盆从车上拿下来。有一只桶里装着大半桶清水，桶内还放着3瓶冰镇的自来水，用来给水降温。

他拉开雨衣拉链，从怀里摸出一支头灯戴好，又摸出一把手电递给我，然后拿着竹竿走在前面。我握着手电跟在他后面，河边有一只死癞蛤蟆，灯光一照，老鼠四散奔逃，只剩下一条鼻涕虫还在蠕动着。

河水一夜之间涨了一尺多，淹没了河边的洼地，把小鹏留的记号也淹没了，他只能估摸着用竹竿在河里捞。几分钟之后，他捞起一条笼网，在水中涮涮，递给我。连捞了3条，我们把笼网拿到桥上，把饵料和鱼虾都倒出来。

泡成灰白色的猪肝和死鱼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一条笼网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小鱼虾，一只笼网里还有一只死癞蛤蟆——刚才河边那只，应该也是前几天他收网时丢下的——还有一只大蚂蟥，缩成一团，两头尖尖，中间扁圆，表皮疙疙瘩瘩，跟桃核儿似的。

我忍不住惊叹了一声，小鹏说：“别少见多怪了，看看这只。”

第三条笼网里有一只更大的蚂蟥，缩得更圆，更大，个头跟鸡蛋差不多，卡在网眼里了。小鹏使劲一拽，把头拽掉，圆滚滚的身子扔在桥面上，像皮球一样蹦蹦跳跳地弹开了。我猫着腰追上去，用脚掌前面压了压，软软的，从断口处挤出少量红色的血水。

正在收网的小鹏（作者供图）

有很多小鱼游过一格格笼子，到达笼网的最后一格，在这处死胡同里挣扎了十几个小时依旧找不到出路，它们只能把头插进网格里，拼命摇动尾巴，最终把自己卡死在这里。小鹏拿起网，一排鱼身直直地垂了下来，鱼头倔强地昂着，鱼眼瞪着，好像在说：我们在污水河中只能勉强活命，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

我能感受到它们深深的绝望，看着它们愣了好一会儿，竟然联想到我们这些低层的打工者。

两只野猫在不远处逡巡，等我们离去之后来寻几条丢弃的死鱼。

来到另一条河边，我俩把桶和盆拿到河边的草地上，那里的路灯很亮。小鹏拿着竹竿，继续沿河捞网，我蹲在桶边，打着手电，翻看收获的鱼虾。

小河对岸巨大的工厂里不停地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就像碎玻璃在流淌。不知道鱼虾有没有听觉，如果有，这真是巨大的折磨啊。如果在家乡信阳和上海之间比较，作为人，我更愿意做上海人；可如果作为鱼虾，我更愿意生活在那穷乡僻壤的清净池塘里。

4

收回的笼网越来越多，带不下了。小鹏提着装满笼网的编织袋，藏到绿化带的一丛红叶石楠后面，等会儿回来再拿。露水很大，草尖上挂满白色的露珠，从草坪上走过，留下一串绿色的脚印，鞋也湿了，冷得我缩着脖子。

此时是凌晨3点多，一天中最冷的时候。坐在电动车上被风一吹，透骨地凉。

我靠在小鹏背后说：“我以前不觉得自己懒，现在我发现跟你们比起来，自己还是够懒的，这样的钱，我是赚不来。”

小鹏扭头说：“这比建筑工地活轻，实在太累了，我就不收，等明天早上收也是一样的。我主要是放假搞，上班搞得少……我这算啥，你还没看到能干的呢——人家上了一天班，夜里还去当保安挣钱，一天挣两份工资。”

我说：“你上学的时候要能有现在一半努力，也能考上大学了。”

小鹏顿了一会儿：“我们上学（成绩）不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怨大人，小时候他们没把我们的学习当回事儿，‘学习不好无所谓，大不了出去掂稀泥（建筑工地小工）’。现在没有拿得出手的手艺，又没有文化，再不比人家多出些力，在这个社会咋活得下去啊！”

我不说话了。

最后将捕捞上来的鱼虾汇总，收获不理想，总共有1斤多对虾，1条二两重的黄颡鱼，8条中不溜的泥鳅，2只小杂蟹，1斤多小杂鱼。

小鹏说：“数今天最差劲，还没前天一半多呢。”（其实没差这么多，小鹏之所以这样说，是怕我笑话他抓得少）

还有3条笼网找不到了。小鹏说，不值啥，一条网也就20多块钱，说不定是被谁收走了。“我们都是这样，今天你收我的网，明天我收你的网”。

有我帮忙，忙完还不到5点，去市场卖尚早了些，小鹏先把我送回去。他让我早上7点去市场，看小亮卖大闸蟹。

我浑身冰凉，回到弟弟那里裹着被子缩成一团迷瞪了一会儿，6点40赶到市场时，小鹏和小亮早都到了——小亮这一夜捉了一网兜大闸蟹，约有5斤。大闸蟹公的45元一斤，公母搭配50元一斤，有几个人问价，小亮卖了一单，85元。

正在出售鱼虾的小鹏，地下的大闸蟹是小亮的（作者供图）

小鹏把虾分成两部分，大活虾被人60元买走，小虾和死虾8元卖掉了。小鱼都死掉了，一个阿婆只肯出5块钱，小鹏坚持说“6块”。

看来阿婆经常买小鹏的鱼虾，知道他是自己捞的——其实都是臭水沟里的鱼，上海人却觉得这样的鱼比养殖的鱼好。小鹏说：“阿婆你有5套房，钱都花不完，我就要赚你这1块钱。”

阿婆递过6块钱，笑了。

最后只剩下8条泥鳅和1条小黄鳝，小鹏报价5块，没人要。小亮说，你一条小泥鳅合9毛钱，有人要才怪（小亮的数学成绩很差）。小鹏说，“你会算账？一条只合6毛钱好啵？”

菜市场和马路隔着一道铁栏，城管来撵了，他俩就把鱼虾蟹提到栏内；市场管理员来撵了，他俩又把鱼虾蟹提到马路边；若是城管和市场管理员同时来撵了，他们就把网兜提在手里。

有一个瘦老头用脸盆装了一只二斤多的养殖鳖冒充野生鳖，还有一个白头发的胖老头大摇大摆地在菜市场门口摆了一大盆养殖鲫鱼冒充野生鲫鱼。每次城管来了，白头发老头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小伙子，放我一马吧，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城管今天来又看到他，很不满地说：“大爷，你这不是一马，你这是一群马呀！”

老头说：“小伙子，今天真是最后一马了。”

5

10月8日，小鹏开始上班，没空理我了。我去打了两天零工，觉得工作实在难找，便想去当联勤队员，这样可以每天骑着电动车，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还能找老乡聊聊天。

弟弟劝我不要干，说工资太低了。可他不知道，我来上海主要的目的就是到处看看。我交了200块中介费，找中介报名做联勤队员。中介给保安公司的经理打电话，说定了，写了张纸条，让我拿着纸条去面试。

保安公司位于一座废弃的仓库，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经理40多岁，上海人。

见面没聊几句，他就问：“听说你是河南人？”

“是河南人。”

“我们一般不招河南人，河南人喜欢闹事，把名声都搞坏了。”

“我是老实人，不喜欢闹事。”

“闹事我们也不怕，我们跟公安系统有联系。”

经理让人给我拿了一身制服，一双皮鞋。这两样东西都要扣钱的，怕我第二天不来报到，还把我的身份证押下了。

我怕睡过头了，定了闹钟，结果根本用不着，不到5点就醒了。我住的房间离嘉松北路只有10多米，车轮碾过路面的“轰轰隆隆”声不绝于耳。每过一辆车，窗玻璃就不停地颤抖。我穿着内衣打开门，往路边走了几步，想看看路上都是什么车，怎么这么多。透过遮丑墙上的小门，只见一辆接一辆的大集装箱卡车呼啸而过。

突然，我听到旁边有女人小声说：“小伙子，进来玩玩儿？”

我扭头往旁边一看，紧贴着路边的旧瓦房的门居然还开着，幽暗的红光照出一张大床，几乎占满了整间小屋。一个女人坐在床头，靠着枕头往外看着。我急忙转身回了屋——要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是从她屋里出来的呢。弟弟的同学也醒了，说：“她没有工作，就靠卖身挣些钱，年老色衰，也没什么生意。”

我提着装制服的袋子，步行去仓库。有早起的妇女把便桶直接倾倒在河里，河水污浊不堪。就这样，河边居然还立了一块牌子：严禁下河游泳。

早上6点半，我到了仓库，值夜班的老人还没下班。他问：“你是哪里人？”

“河南的。”

“河南人都挺能打，喜欢打架，你能不能打？”

“我不会打架。”

“不要客气呀，我看你的样子挺能打的。”

“我……”不知道以前河南人都做过什么，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真让人哭笑不得。

6

我干了20天保安，4天城管，12夜联勤（一家保安公司的内部调动），于11月17日辞职。

连上了12个夜班，我的生物钟被打乱了，夜里睡不着。我给小亮打电话，问他还在抓大闸蟹吗？他说在抓。我说，那你晚上带我去收网。他说，夜里3点半就去呀。我说可以的，到时候打电话叫我。

我们约定在吴兴寺门口见面，夜里又下起了雨，还挺大，雨声哗哗响。我坐在床头看书，直等到3：20，闹钟响过，仍旧在下雨。我想小亮应该不会去了，就算去，也不会再叫我。我就关灯睡了，刚睡着，3点55分，小亮打电话来了。我问他，还在下（雨）啵？他说没有了。我立刻就起来了。

天气阴冷，我把宽大的保安制服套在外面当罩衣。小亮说：“你穿这身衣服，我不用再怕公园里的保安了。”

可能是大闸蟹开始冬眠了，已经很少有人下网捕鱼了，保安也不怎么管，我俩直接从公园大门进去了。公园里还住着不少不愿搬走的上海农民，他们每天也从大门出入，盘问起来也麻烦。以前公园的保安查得很严，小亮只能找一块泡沫板，把衣服和手机都放在上面，将笼网用绳子拴在腰上，然后一只手搂着泡沫板，一只手扒水，在深黑的夜里泅过又深又脏的运河，潜入公园。本地的老渔翁即使有小船，也根本不是小亮的对手。

走到竹林旁边，小亮停住车，穿上齐胸的鱼裤，从竹丛中找出一根事先藏好的带钩子的竹竿。他把公园全摸熟了，跟进了自家院子一样，也不用开车灯，摸着黑往前骑。轻车熟路下了水，河水哪里深哪里浅他全知道，在水中哗哗地趟水走。

第一网就收获了1只大闸蟹，这让小亮对今晚充满了期待。有一条笼网有个大窟窿，里面啥都没有了。小亮说：“是大闸蟹夹的。大闸蟹的夹子就跟老虎钳一样，很容易就把网夹破了。抓大闸蟹的网都是特制的‘扭结网’，普通的网根本就抓不住大闸蟹。”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网针，把窟窿补好，重放进去一坨饵料，又把笼网丢到河里。

到了公园才半个小时，天又下起了雨，我只能站到树下，湿滑的香樟树叶承受不了多少雨水，水滴在身上凉丝丝的。我有些后悔跟小亮一起出来了——他跟小鹏不一样，不爱说话，想听他讲点什么故事是不可能了。

干到6点多，天快亮了，能看到池塘里有凌乱枯败的荷叶，从美洲请来的“粉黛乱子草”挂满晶莹的水珠，像一团团的浓雾。这里仍有大片的水稻没有收割，应该是二茬稻，产量不算高，稻穗仅半弯。我剥开一粒稻谷，米粒很小。站在稻田边，可以看到吴兴寺的塔尖。

小亮这一晚的收获也很少，只有1只大闸蟹，不足1斤对虾，4条黄颡鱼。我捏着一条大黄颡鱼的尖刺把它从桶中提出来，它很不高兴，扭着身子，鱼骨和尖刺摩擦，发出“格呀格呀”的威胁声，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老家的方言里把黄颡鱼称作“格呀”。

我们出公园大门时，保安已经起来了，坐在门卫室的窗子后面瞪着我们。小亮把脸扭向另一边，小声对我说：“不要看他，放自然一点儿。”

夜里起得太晚，已经到了早市的时间，我们还没有赶回去。小亮提议让我直接去他家，省得他再拐弯送我，我说好。风很冷，我俩都冻得鼻涕直流，就像30年前我俩在一起堆雪人时的样子。

小亮说，上海的很多工厂都歧视河南人，他也不想打工了，打够了。他老婆也不想打工了，说打工累。他想卖小吃，搞一个流动的小吃车——以后终究要回老家，回老家没事做了，也可以卖小吃。前一段时间，小亮花了6000多块钱去学做小吃，“我先搞搞看，如果还可以，就两个人一起干”。

到了小亮家，果然看到房前的空地上多了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十多个编织袋缝合成一整块盖在车上。我掀开一角看了看，不锈钢的台面已经焊好了。学技术加焊制小吃车，小亮总共投资了1万5千多块钱。

当时小亮家院子里的笼网和新买的小吃车（作者供图）

河边的石栏上拴着两根铁丝，铁丝下吊着两个网兜，兜里有对虾。我帮忙把两兜对虾从小运河中提出来，倒入盆中——这是小亮捉了好几天攒在一起的。小亮的母亲也起来了，头都没顾上梳，蓬乱着花白的头发，蹲在地上帮小亮挑捡对虾中的草棍和树叶。

今天的对虾特别好卖，涨价了，60元一斤，一个本地中年男人一下子就买了125元的；黄颡鱼20元一斤，三大一小，卖了25元；剩下的对虾也很快被一男一女买走了。

总共卖得260元，小亮很高兴，邀我去他家吃饭，说中午把那只大闸蟹做了吃，我没好意思去吃这只辛苦捉来的大闸蟹。

7

小鹏得知我辞职了准备回家，就骑着电动车过来劝我不要走，“再找一份工作”。

他骑着电动车带我出去转了一大圈，看了很多家中介。“选中介，跟进饭馆一样，哪家人多进哪家，人少的不靠谱”。他边走边说，这家中介行，那家中介不行。那么多家，我一家也没记清。

“线束厂不能进，太累了，留不住人。你可以先干小时工，干一段时间，觉得可以，厂里也觉得你干得不错，你就可以留下来转成正式工。这样你就不用交中介费了。你在这里干合适了就留下来，咱们互相也有个照应，别东奔西跑了，到处游逛不行啊！”

送我回到弟弟那里，我说请他吃饭。他说：“我马上就得回去，媳妇下班回来，我得做好饭。不然她又该埋怨了：‘你上班的时候我把饭做得好好的，我上班你休息了却不做饭，你在家干啥？’”

小鹏嘴上说走，却并不走，坐在电动车上继续说：

“你要想在这边安定下来，就买一个电动车。电动车比轿车还方便，轿车没有停车位，搞不好就被贴罚单了，一张罚单一天白干了。

“你刚来上海不习惯，我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这两年算是干（舒）服了。我最开始在深圳干，住的都是公寓楼，很干净，哪像上海这边，住得破破烂烂，离上班的地方还远。只干了半年，我又跑去深圳了。第二年我再来的时候，我舅就说我：‘你们那乡里有好几百人都在这边干，人家能受得了，为啥就你受不了？你咋恁金贵吔？’

“我硬着头皮在这里干了一年，喜欢上这地方了。这里周围全是农村，到处都是水稻田，跟咱们老家很像，把父母接过来，租一个小院，他们也能住得习惯。不像在深圳那边，一出门都是高楼大厦，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跟个二傻子似的。

“你就安下心来在这里干，没有媳妇不要紧，咱们这里老乡多，我们都帮你留意着，大家不会看你打光棍儿不管的，一定会帮你张罗一家人。不过话说回来，就咱们这个年龄，找没结婚的姑娘肯定是不要想了，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人家肯定有想法。你自己感觉啥毛病没有，可人家不这样想呀。

“带儿子的寡妇肯定不能要，带女儿的寡妇可以考虑。因为啥子你知道啵？因为女儿的心软，你把她养大，她总会记得你的恩情，你老了起码会买些东西来看看你。女儿如果学习不好，也不用花什么钱，她出去打工了，还会往家里寄钱。儿子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你对他好十次他不记得，对他一次不好他就记住了。我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带来的也有一个儿子……”说到这里，小鹏欲言又止，大概是想说，后妈带来的弟弟不孝顺。

“那是闹着玩儿的？一养就是十几年，我养他大，他难养我老，等我七老八十了，他把我背到山沟里去扔掉喂狗了，谁能知道？所以说，前几年他们要给我介绍一个带儿子的寡妇，还长得很漂亮，我就没同意。妈的，给别人养儿子，我还不如打光棍呢！找媳妇，不用找多好看的，再好看的脸蛋，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酒喝，能跟着咱踏实过日子的就行，你说是不是？”

我嘿嘿乐弯了腰。

小鹏又劝我安下心来在这里干，开始向我讲一些应聘的小窍门：

“要说自己已婚，毕竟（岁数）那么大了，说未婚，人家会说你游逛、不踏实。人家问你以前为什么辞职？可不能说管得严、工资低、活儿太累。真是这些原因，也不能这样说。你要这样说：人家就不要你了。你也可以说：媳妇怀孕了，要回家照顾。或者说：爷爷病了，要回去管他。这都是很好的理由。”

尽管小鹏反复劝我留在上海，我还是在两天后的傍晚坐汽车回家了。往年都是180元的车费，今年涨到200元了。

从信阳下车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在我前面有个小伙子下了车，急匆匆地从班车后面冲出去，横穿马路，被一辆飞驰的电动车撞了个正着，“咣当”一声，人飞出去了，电动车也摔倒了。小伙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骑车人则躺在地上呻吟不止。

3天后，小亮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开始摆小吃摊了，生意还不错，有一阵子简直忙不过来。“可惜不让摆，到哪里都被城管撵”。我想起前一段在上海当城管和联勤时，若去买小吃，小贩都会少收两三块钱，怕我们赶他走，我便把允许卖小吃的几个地方都告诉了小亮。

家乡的人不知道具体的情况，都说小亮在上海混得很好，一天有几百元的收入，在信阳全款买了新房。我问他俩，以后郊野公园管得严了，不让你们抓鱼抓蟹了咋办？

他们说，想不了那么多，过一年算一年，哪年过不下去了，就回老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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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