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不住敬老院的五保户和他的狗

1

今年我到一个边远的小山村做第一书记，就住在村外的村委办公楼里。入住第一天，老队员就跟我说，对面住了一个五保户，“身体不大好，又不喜欢跟人交往，你留点心关注，最好能说服他去住乡里的敬老院”。

我这才注意到，村委对面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共8间，房子细长的窗户和门上都刷了黄色的油漆，屋檐下泛黄的墙面上写着“五保老人之家”，字都褪成了淡红色，不认真看，很难发现。

“村里有几个五保户？”我问。

“5个。住在‘五保房’里的只有吴文帮，其他4个只拿补贴，住在自己家里。”老队员说。

农村敬老院管理制度日益完善，那里不仅有专职的工作人员为五保户服务，还配备了各种娱乐设施。五保户老人一旦入住，每月能领取国家发放的948元“五保金”，在村里住只能拿到553元。

但可能是“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更加深重，农村敬老院的入住率一直很低。特别是一些无儿无女的五保户，宁可住在自己的危房里过着贫苦的生活，也不愿意去条件更好的乡敬老院安享晚年。村里没办法，只好修建“五保老人之家”供他们免费居住，不过除了免费供水以外，也没有其他的服务了。

“为什么只动员吴文帮去乡里的敬老院？”我不解地追问。

老队员欲言又止，思索了片刻，终于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他讲，住在村里的那几个五保户虽没有儿女，但好歹周围有邻居，多多少少能关照他们。可住“五保房”的吴文帮不一样，“五保房”建在村外，远离村民，白天只偶尔有村干部过来办公，一到晚上周边连个人影都没有，“之前村里有个五保户，在这儿死了好多天，臭味飘出来了大家才发现”。

我是个性急的人，当天晚上，我就从村民花名册里找出了吴文帮的个人信息。他是壮族，1944年生人，一生未婚。

第二天白天，我观察了很久，也没有看到吴文帮的影子。“五保房”8间房门都关得紧紧的，也分不清他到底住在哪一间。直到晚上，终于有一间屋子透出了淡黄的灯光。

第三天夜晚，我敲了敲那扇透出灯光的门，里面传来小狗的叫声。门开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笑呵呵的脸——吴文帮光着膀子，下身穿了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一条小黄狗躲在他的身后，奶声奶气地叫着，眼神却很温柔，尾巴欢快地摇摆着。

我自我介绍之后，吴文帮依旧笑呵呵的，没叫我进去坐，也没有关门谢客的意思。于是我主动上前，侧着身子，挤进了他的屋子。

这是一间狭窄的小屋，一张1米5的床就占了2/3的空间，床头摆了一张课桌，桌腿上还有红油漆写着的“六一班”三个大字，桌上的东西还不少：一个塑料的小猪佩奇闹钟，两个暖水瓶，一台迷你电风扇，桌底下还整齐地堆着插座、空饮料瓶和各种小物件。

我心想，这些东西大概都是别人遗弃的，被吴文帮带回来，为这个小住处增添了一些家的气息。

吴文帮依然微笑着不说话，他的小黄狗钻进床底，跳进泡沫箱里躺着，蜷缩成了一个半圆。吴文帮没有把蚊帐撩开，就直接坐在床沿上，蚊帐顿时变得有些扭曲。

我担心老人家耳背听不清楚，就提高了说话的音量：“这里晚上都没什么人，乡政府街上好呀！那里热闹得很，吃完饭路灯就亮起来，大爷大妈们就出来跳广场舞了。”

吴文帮干笑几声，我又开始宣传入住乡敬老院的好处：“现在全国都脱贫了，‘两不愁’‘三保障’都实现了，你不去敬老院感受感受党的福利吗？敬老院那吃饭有大厨弄、衣服由洗衣机洗，还有大把的娱乐设施。吃饱了跟大爷们打牌下棋，腻了跟大妈们到街上转悠，遇到头疼脑热，还有护理人员照顾你……”

吴文帮面带微笑，用壮话低声说道：“嗯，这些我都知道！”然后又没了声音。

之前我是用普通话跟老人交流的，立即感觉到自己冒失了，转而用生硬的壮话解读政策：“到敬老院住，五保金每月948元，比现在的多一倍呢。”

“这个年纪了，吃得了多少呢？钱少就少花点。”吴文帮说。

小小的房间里安静了下来，两人一狗，有点冷场。我吹起口哨，试图引诱小黄狗出来缓解尴尬，可它只是摇尾巴，仍旧趴在窝里不肯动。吴文帮站了起来，又蹲下去，朝着小黄狗动了动手指。小黄狗立即跳出窝，任由他抚摸。

第一次交流就这样失败了，我沮丧地退出了吴文帮的小屋。

2

我所在的村子位于山区，山地多，水田少，9个自然屯里只有3、4个屯零星种了一些水稻。到任后的那几天，我到各村屯去调查水稻品种和种植面积，也顺带了解村里的基本情况。

来到永盘屯的时候，我发现一户人家门口很热闹，几个男人在打扑克，旁边还有不少人围观。大家见了我，寒暄了一阵，等男人们打完手上的那一局，我趁机问道：“你们屯不是有个五保户叫吴文帮嘛？”

不等我说完，大家就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有人说吴文帮不算永盘屯的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把房子卖了，跑到村委那边住”；有人说吴文帮还是永盘屯的人，他弟弟的房子如今应该归他，“他弟弟去年死了，弟媳妇早年就跑了，留下一个昂仔（弱智）给他”；大家还说，吴文帮他家是“绝户门”，昂仔不可能娶得到老婆，等他们两个都不在了，他家这一脉就算断了，“绝种了，清明时连扫墓的人都没有了”。

在本地农村，人们普遍认为房子就是家，家就是“根”，“根”不在了，就不是村里人了。他们还认为，没有“根”的人才会去敬老院养老，而且常常说谁谁谁被儿女虐待了，被送去敬老院。如此一来，一个利民的好政策，倒成了村民口中惩罚老人的工具。

不知是谁传出了话，乡里的民政助理小刘很快就知道我在动员村里的五保户入住乡敬老院了。

全乡有49个五保户，可入住敬老院的只有6个，入住率才达到12%。小刘主动打电话给我，把政策福利又宣讲了一遍，还特别交代：“我们这里是政府办的非盈利性机构，不是民营养老院，网络上那些虐待老人、克扣钱粮的现象，我用政治生命担保，绝对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小刘还慷慨地表示，只要是我们村提交申请，不管几个人，他都可以保证安排入住。

放下手机，我对动员五保户入住敬老院这件事又充满了信心——村里的五保户又不止吴文帮一个，我还可以找其他人谈谈。

我第一个去见的五保户叫陈光明。他65岁，身高1米7以上，相貌堂堂，年轻时曾在某空军部队当过3年义务兵，退伍后依然很自律，有个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每天傍晚会沿着村级路散步1小时。这在农村十分少见，村里人经常笑话他，应该留着力气干农活，而不是拿去“爬公路”。

我进了陈光明的家，第一感觉是敞亮舒适，异常干净整洁。他家简单到房子里没有刮白，客厅除了一台电视、一张餐桌和几张凳子，再也看不到其他杂物。我进门的时候，陈光明正捧着一个不锈钢的盆，大口大口地啃着整只烧鸡，眼睛牢牢盯着电视。

我跟他开玩笑：“伙食不错呀，去敬老院怎么样？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陈光明把嘴里的鸡肉咽下，说：“不去！”然后继续啃。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轻易答应，只是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你是当过兵的，我们就直话直说，为什么村里的五保户都不愿意去敬老院呢？”

吃完烧鸡，陈光明并没有给出什么新鲜的答案，无非就是说“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想受约束”。最后还说：“宣传说，敬老院就像自己家。可在家里，想带谁回家睡觉就带谁，在敬老院，他们给我带女朋友去住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悻悻而回。后来，我把陈光明的情况跟信息员说了，她哈哈大笑，说这太正常了。信息员说，陈光明谈过好多次恋爱，但每段恋情都因女方受不了他的小气而结束。他为人特别吝啬，吃不得半点亏，平时和女友上街，吃根冰棍都只买自己的。村里的男人们喜欢久不久搞点“打平伙（AA聚餐）”，陈光明也从不参加。一次，村里硬化道路完工，村委出资摆了几大桌酒席犒劳出力的村民，大家客气地叫了陈光明，可他以为要出钱，就没参加。第二天得知不用出钱，他气得跑到村委把3个村干部骂了一天。

在村里，陈光明几乎没有朋友，只有那个空荡荡的房子。

3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忙材料，妇女主任邀请我去她家吃饭，说大家要给我接风洗尘。我本不太想去，但转念一想可以趁此机会和本地村民打交道，便爽快地答应了。

妇女主任的家在江洞屯，是本村一个相对较大的屯，就在村委背后大概五六百米的地方。那天傍晚，我带着工作队员、信息员一起去赴宴，到了才发现，饭桌上除了一碟粉蒸肉，全是狗肉做的菜：两大盆热气腾腾的水煮狗肉、两份狗血肠、两份油包肝，还有一大锅带骨头的黄焖狗肉，一盘素菜都没有。

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食狗的习俗，男女老幼都爱吃，说是“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一年四季，大家不分节气时令地吃，渐渐形成了白切、黄焖、水煮、脆皮等五花八门的吃法。

农村人淳朴，这桌不见蔬菜的酒席算是村里待客的最高规格了。村“两委”成员都悉数到齐，再加上一些村民，十五六个人挤得满满当当。

按规矩，谈工作不能喝酒，一旦开始喝酒，就不再提工作上的事。所以在狼吞虎咽了一块带皮的狗肉后，我赶紧说：“我跟民政助理了解过，乡里的敬老院还有好几个床位，我们村的五保户要是申请入住应该能审核通过吧？”

“那种地方，谁会去呢？”有人接话。

“政府投入那么多精力把敬老院搞得那么漂亮、设备那么齐全，还提高五保金补助，怎么会没有人去？是不是我们宣传不到位？”

一个面生的年轻人说，她娘家那边有个老大爷在敬老院住过，刚去没几天，隔壁床的人就死了，老大爷赶紧卷了铺盖回来，说是怕鬼，“自己都快成鬼了，还怕鬼？”

大家端起杯子哈哈大笑，我生气却又不能发作。

日子还是按老样子过，吴文帮仍在村委对面的平房内独居，我俩的卧室遥遥相望，就算在夜里做个伴儿。

那天我上街赶集，看到路边有很多小土狗在售卖——这种狗一般用于看家。看着它们四处张望的小眼神，我想起了吴文帮的小黄狗，于是挑选了一只买下，起名叫“多多”。

回到村委，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多多喂食，然后带它到路边的草地上玩耍。不知什么时候，吴文帮站到了我身后，笑眯眯地看着多多，慢慢地伸出手想要抚摸它。多多警惕地钻到我脚下，尾巴却使劲地摇。

“你的小狗多少钱？”吴文帮用壮话问。

我也用壮话流利地答：“100块，在九圩街上买的。”

我把多多抱起来，在它背上不停地抚摸，吴文帮一只手轻轻握住多多的嘴，小狗乖巧顺从，没有挣扎。吴文帮乐呵呵的，言语含糊地说自己的小黄狗买的时候也是这么大，花了200元。说完，他慢慢地挪步到“五保老人之家”的尽头，打开那扇已经掉了漆的木门。

小黄狗窜了出来，在他脚下欢快地转了几圈，然后飞快地跑过来，用鼻子使劲嗅多多的屁股。很快，两条小狗就开始在草地上撒欢、追逐打闹了。

自从有了多多以后，吴文帮就开始有一搭没一塔地跟我聊开了。我们的话题几乎都是从狗开始，又以狗结束。熟络之后，我有意无意地提起乡敬老院，描绘那里的幸福生活，可吴文帮每次的说法都不一样——有时说那里不让养狗；有时说那里没有田地可供劳作；有时说敬老院是城里人待的地方，不合适农村人，“离村子太远，跟村里人说句话都不得”。

总之，他有各种不能入住敬老院的理由。

见主人和我熟络起来，小黄狗也开始亲近我，任由抚摸。有时它来村委跟多多玩，还要留下来蹭饭。吴文帮的日子过得清苦，饭菜里的油水少，小黄狗跟着他经常饿肚子。我每次喂食的时候，小黄狗总是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的那份，又抢多多的。刚开始我还驱赶一下，后来也不计较了，任由它们抢食。

信息员给小黄狗起名叫“少少”，但没人这样叫它。就像吴文帮，也是有名有姓的人，但村里的人都叫他“五保户”。每次我叫“多多”的时候，小黄狗也会摇着尾巴跑过来，像认定了自己也叫“多多”似的。一个名字竟能管两条狗，我感到无比自豪。

更多的时间，小黄狗都待在吴文帮身边，用舌头舔他干枯的脚面。对一个木讷的五保户来说，很多时候，小黄狗比远亲近邻更亲，也更实在。

4

3个月后的一个正午，太阳十分火辣，我从乡里开会回来，刚下车被热得有点眩晕。我突然瞧见吴文帮正在车尾不远处蹲着，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埋头摆弄着一条龇着牙的狗。

我很震惊，快步走上去问怎么了。吴文帮没有回答我，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狗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吴文帮认真地用小刀在狗耳朵后面戳下去，围着脖子划了一圈，没有血冒出来。我盯着地上的狗，大脑有些恍惚，于是回头问同事：“这是多多？”

同事笑着说：“什么眼神呀？这是五保户的狗。”

死亡真是个奇怪的东西，降临前后，能让狗判若两狗。我居然认不出整天跟我玩耍的小黄狗了。大概人死前和死后，变化也是如此巨大吧。

吴文帮手上的动作依然没停，刀尖小心翼翼地划破黄色的皮毛，从狗脖子处沿着脊柱缓慢地游走下去。同事觉得他这样的操作不对，于是着急地说：“先烧一锅开水给狗褪毛，再找些稻草来烧，这样皮黄黄脆脆的才好吃。”

吴文帮不搭理他，继续按自己的想法做，小黄狗一点点褪去皮毛，渐渐露出白白的脂肪，和下面隐隐约约的暗红色的肌肉。我蹲下来，仔细地看着小黄狗，无意间看见吴文帮的眼里噙满泪水，有些眼泪已经顺着眼角流了出来，被沟壑般的皱纹挡住，没法滑过脸颊。

“怎么死的？”我问。

“小车轧的。”

“赔了多少钱？”同事问。

吴文帮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淡淡地说：“50。”

同事很愤慨，激动地表示他至少要拿回200元的本钱嘛，路过的村民也凑过来看热闹，大家都说“五保户傻到家了”。一个目睹了整件事的村民告诉大家，其实车主早先拿出了300块作赔偿，吴文帮也收钱了，可车主把黄狗提起来，说要拿回去吃，这下吴文帮不乐意了，把狗抢了回来，又把钱还给了车主。

村民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车主赔钱了，狗就是人家的了，拿走有什么不对”，有的说“没见过这么笨的，为了点死狗肉，损失了250元，果真二百五”！吴文帮却一直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听大家讨论太平洋那边明天是否下雨。

不一会儿，吴文帮颤颤巍巍地取下了整张黄色的狗皮。他把小刀放在地上，双手在裤子上擦了几下，提起狗皮挂到自己窗前的竹竿上，接受烈日的曝晒。

同事遗憾地说：“带皮的狗肉才好吃，可惜了，糟蹋了。”

村民也附和：“没有皮的狗肉，还不如吃豆腐。”

我小心翼翼地问吴文帮：“能不能不要吃它？”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转身往自己的屋里走去。再出来，他手上多了一把锄头和一个泡沫箱——那是小黄狗平常睡觉的泡沫箱。很多个夜晚，老人睡在床上，小黄狗睡在床底，他们默默地相互陪伴，一人一狗，安静地生活着。

吴文帮放下手里的东西，一手伸到小黄狗的脖子下面，另一只手垫着它的大腿，像抱孩子一样把小黄狗托了起来。失去皮毛的小黄狗像脱去了一身厚重的冬装，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偎依在泡沫箱里。吴文帮看着恬然的狗，露出了微笑，又快速回到屋里拿出了一件自己平常穿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盖在它身上。随后，他把泡沫箱卡在腰间，提着锄头朝屋后的山走去。

“他这是要把狗葬了呀？”看着吴文帮远去的背影，大家都惊了。

在农村，只有那些病死的家畜才会被填埋，葬狗还十分少见。大家又纷纷把目光转移到那张晾晒的狗皮上，猜测它未来的用途。

“做标本？有意思。”同事苦笑着说。

我想，这张狗皮也许会像虎皮那样被制成坐垫，也许像貂皮那样被做成衣物，又或许像收割回来的玉米被挂在房梁上摇摆。无论是哪种，小黄狗都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陪伴着主人。

之后的几天，只要我在村委一叫“多多”，对面的吴文帮就会探出头来张望。有时他会看着我和多多发呆，像在回忆什么。

我于心不忍，就去“五保户之家”和吴文帮说说话，劝他再买一条小狗回来作伴。吴文帮却态度坚决地表示再也不养狗了，还说自己之前养过很多只小狗，“都横死了”。

慢慢地，我从信息员口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吴文帮和狗的往事。

这里的确有很多人吃狗肉，但很少有人会吃自家养的狗。当然，也有一些人馋了就不记得之前的深厚感情——无论哪种情况，为了吃狗肉能把媳妇吃没的是极少数。可偏偏吴文帮就是这极少数之一。

吴文帮年轻的时候有个漂亮的女朋友，两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年夏天，吴文帮到准岳父家帮忙收玉米，收工前，准岳父让他提前回去做饭，吴文帮进厨房一看，发现无一肉菜，自己又囊中羞涩，于是就把目光盯向了趴在门口的大黄狗身上。

杀狗作食，吴文帮很拿手，等岳父一家人劳作回来，迎接他们的是一桌香喷喷的狗肉宴。这桌狗肉，准岳父一家人都没有动筷子，只有吴文帮一个人狼吞虎咽。吃完这餐狗肉，吴文帮和女友的婚事也告吹了。

后来，吴文帮一直未婚，这些年他陆续葬了父亲、母亲，去年又送走了弟弟。他渐渐变得不善言谈，就从热闹的村子里搬出来，住进了“五保老人之家”。弟弟留下了一个有点弱智的儿子，是吴文帮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这个侄子出去做点小工勉强糊口，一年到头只回来几次。

没过多久，吴文帮说他打算再养一条小狗。我笑着说“好”，内心却很疼。

让我更意外的是，吴文帮竟主动到村委来找我，一脸严肃地说他要去住乡里的敬老院。

然而，一直到现在，吴文帮入住敬老院的事还是没有动静。也许他只是一时冲动，也许他还在养狗和住敬老院之间纠结。

不管怎样，我都决心不再劝他了。虽然乡敬老院可以为五保户老人提供更便利的生活，但在某些方面，终究是无能为力。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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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

疫情到来的那个春天

1

2020年3月中旬，老丁决定尽快出国。距离武汉宣布封城已经快两个月了，全国的感染人数仍然每天都有新增。国内航班正在陆续恢复，很多公司都复工了——毕竟得了病不一定死，不开工则大概率要饿死。

老丁是北方人，四十出头，此前他在北欧某国待了十几年，拥有当地的长期居留权，只是为了维持永居，每两年还需要过去一次。早年他大学没毕业就出国留学了，留学期间谈的女朋友都是当地人，顺便还学会了当地语言。在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之后，回国创业，跟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外贸公司。

对于2003年的非典，老丁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那年他人在海外，通过新闻报道依稀知道，非典在国内肆虐一时，又随着夏季来临温度升高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欧洲各国也有零星感染者，但唯一存在过的痕迹仿佛就是当时的几篇报道，当地居民没有戴口罩，更没有片区隔离甚至封城。老丁由此判断，这次的新冠疫情应该也会随着天气转暖逐渐消失，不如趁这段时间去欧洲待一阵子，顺便摆脱国内当时紧张的氛围。

老丁在网上查了下欧洲的疫情，欧洲大部分国家和他的目的地国都已经出现零星感染者，虽然还没有死亡病例，但当地疾控中心已开始呼吁国民减少社交聚会，提倡居家办公，包括图书馆、健身房等公共场所也都已经关闭。对于来自外国、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也建议自行居家隔离两周。

老丁决定选择国内的航空公司。疫情之前，随着中国游客海外旅游越来越热，不少航空公司纷纷开辟了海外新航线，甚至也出现了两三千元直飞往返的廉价机票。但疫情开始后，这些航线纷纷停飞，目前只有一两家航空公司还保留着航线——总之情况每天都在变化。

老丁买票的时候，从上海直飞目的地的普通经济舱价格已经涨到了八千多往返，不赶紧买可能价钱更高。

老丁这么想着，利索地在手机上付了款，定了3月底出发、30天的往返机票。

住宿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以往老丁去那边，可以根据逗留时间长短选择不同类型的酒店或民宿，甚至去朋友平时闲置的乡间别墅。但如今，大部分的酒店和民宿都闭门不再营业，特殊时期，老丁也不愿麻烦朋友。

思前想后，老丁在当地华人的微信群里发了条求租信息。

没多久就有人联系老丁，说有套三室一厅的公寓，目前就房东一个人住，可以租一间出来。交通还比较方便，附近有大型购物中心和地铁站。老丁是个怕麻烦的人，做事情喜欢快刀斩乱麻，谈好价钱后就直接定了。

出发前，老丁还去家附近的药店进行了采购。当时国内外对于口罩是否能够防止新冠传播说法不一，但至少国内要求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N95已经断了货，直到2月底才逐渐恢复了供应。老丁买了10个N95，又买了10包50只装的普通外科口罩。保险起见，还从网上订了几个眼罩。

准备妥当，老丁跟公司的合伙人还有几个员工一起吃了个饭。当时不少餐馆已经复工营业了，他们选在一家四川火锅店，偌大的店里晚餐时间只有两三桌客人。

酒桌上，大家一致认为眼下公司一时也无法开展什么业务，等疫情过去再看看市场情况。合伙人半开玩笑地对老丁说，看形势可能出去了就很难回国了，要老丁做好心理准备，不行就在外面临时安个家免得寂寞，引来大家一通笑骂。

走的那天，老丁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也没让人送。他习惯了独来独往，这样就像是去经历新的人生，而不是忧伤分离。

飞机起飞时间是凌晨2点。没了往日的喧嚣，寒夜里的机场显得格外冷清。老丁在门口抽烟，旁边还有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或许是出于对未知旅程的忐忑，他主动跟老丁搭腔，询问他去哪个国家，然后惊奇地发现两个人原来是同一趟航班。年轻人是东北的，通过中介在北欧另一个国家找了份屠宰场的工作，中介保证解决身份。他说老家找不到活儿，年轻人基本都出去闯荡了，家里有点积蓄的都出国了。

在柜台办登机时，老丁问航班满座情况，工作人员一边熟练地往行李上贴标签，一边回复说只有十几个人，又嘱咐老丁在飞机上尽量减少走动，少使用卫生间，并且全程佩戴口罩。

飞机准点起飞了，一排座位只安排了一位乘客。空姐全副武装，防化服、眼罩和口罩一样不落，给乘客发了一袋装有食品的大纸盒后几乎就不再露面了。那个东北年轻人明显还有同伴，大概七八个人，有男有女，年纪都比他稍长点。

飞机上没有人相互交谈，也看不到人走动。老丁迷迷糊糊睡了会儿起身去卫生间，出奇得整洁，应该还没人用过。看着镜子里自己焦躁的眼神和川字形额头纹，他知道自己也在恐惧——人死屌朝天，该咋地咋地吧，他暗暗想着。

回到座位上，老丁看了会儿电影，累了就眯一会儿，就这样半梦半醒地到了终点。当初中国航班抵达后，游客蜂拥排队过边防的景象不复存在，这时冷清得甚至连排队的步骤都不需要了。

直到走出异国的机场后，老丁才反应过来这边的隔离几乎就是句空话，他抽了颗烟就打车直奔房东给的地址。

2

转眼，老丁已经在国外两周了，达到当地官方建议的居家隔离时间。

所谓居家隔离，其实也没有任何监督和强制措施，当地没有社区居委会这种基层机构。有限的警力除了开着警车在街上巡逻以外，几乎没什么存在感，更没精力关注每家每户。当然，这里也没有像国内一样发达的送餐和快递业务，不自己出去购物就只能饿着肚子，老丁当然也只能自己去了。

公寓其实是个套内面积只有70平左右的两室一厅。房东改动了布局，把公共客厅隔成一间卧室自己住，其余两间卧室用来出租。老丁应该是他的首位租客，因为老丁第一天到达时，屋子里还有浓浓的油漆味，开窗晾了几天，才稍微好些。

房东四十岁上下，东北人，已经开始谢顶，看上去有些颓废。他的防御心很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告诉老丁，尽管想知道并不难——楼道里的户名板和屋里角落里的邮件信封上都能看到他名字的英文字母。

起先，老丁想着跟房东拉拉近乎，就谈及几个当地待得比较久的华人朋友，有在公司上班的，也有开餐厅的，房东却回了句：“我打我的工，从来不屌这些人。”

老丁错愕半天，不太理解自己到底哪里讲错话了。

过了几天，两人熟络了些，喝酒聊了几次。房东才说他初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后来通过中介来的欧洲，辗转几个国家才来到这里定居，现在在中餐馆打工帮厨，有七八年了。后来喝高了，他就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自己只是臭打工的，外语实在学不会，日常生活办事甚至看封信，都要托懂外语的朋友帮忙。

“……都40了还是单身，在老家处了个家里做生意有钱的女朋友，但我俩三观不合，加上两地分居，就不了了之了。”话里话外还是最怀念当兵的时候，吃喝不用担心，还代表国家形象，光荣而伟大。

老丁半开玩笑半开解说：“人在不同的环境就要学着去适应。当初既然选择转业，就要适应社会的生存方式，不同职业必然导致报酬有差异，也就是社会分工会导致收入差别。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个人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各种工作技能……如果不懂语言，可以先去学语言课程的。”

房东闷不作声。

老丁继续说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对国家的概念不强，对他们来说黄色面孔的都是亚洲人，黑色皮肤的都是非洲人，一般分不清国家民族。既然已经出国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没必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房东喝了口酒，说有个白人邻居老头反感外国人，曾经跟他说过话，他猜对方让他滚远点。老丁开导他说种族歧视的问题有时确实难以避免，不过欧洲各国都有明确的《反种族歧视法》，该保护自己的时候不要犹豫，当然前提是能准确弄明白别人的意思。

过了几天，老丁在楼下抽烟，有个邻居老人主动跟他打招呼，发现他讲当地语言之后很开心，跟他聊了半天，又说之前跟楼下一个抽烟的亚洲人打招呼，结果那个亚洲人听不懂，只是点头，然后灭掉香烟就跑掉了。老丁猜测房东可能多半是误会了，还回屋好心解释了一下，房东估计是好面子，讪讪地也没说啥。

又过了一周左右，老丁接到航空公司通知说是航班有变动，本来预定日期的回国班机已经取消。

当地疫情那段时间也在恶化。本来，亚洲的航班减少，疫情已经被逐渐控制，但由于部分国民出国度假回来了，很快又扩散开来，感染者以每天七八十例递增，转眼就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出现了死亡病例。

当地政府终于认识到疫情的可怕，除超市和卖食品的商店以外的经营场所，如餐厅、酒吧等相继都被要求关闭，欧洲国家之间的边境也不再开放，首都与其他城市之间也实行了封城措施。

为了保险起见，老丁定了两家欧洲航空公司的航班，都在5月底，中间相差一天，价格都在6000人民币左右，同时跟房东商量着又续租了一个月。

房东打工的餐厅关门了，没了工作，开始日夜颠倒的作息——晚上打游戏，白天睡觉。老丁虽然因为机票的事情心烦意乱，但经历了国内的隔离，平时在家上上网看看书，能出门能跑步能购物，觉得日子也能熬下去。

3

4月底，房东又租了一间卧室出去。

新房客是一位姓陈的川妹子，三十来岁，圆脸大眼睛，看着精明强干。她的到来打破了原来两个男人居住时的沉闷，经常咿咿呀呀地在屋子里用手机视频，嗲声嗲气的方言让人心情都觉得轻松起来。

偶尔一次闲聊，陈妹儿知晓老丁会当地语言，眼睛一亮，回屋拿了几封公司的信件让老丁帮她看一下。老丁看了一眼，基本都是工商注册、税局会计之类的内容，给她翻译之后又根据她的意思打了几个电话，把她公司紧要的几件事都给解决了。

陈妹儿出国才半年多，出国前在国营百货公司做销售管理，收入不菲。老公在当地国企，儿子上小学，学习成绩中等，升学压力很大。陈妹儿有亲戚在当地的一个小城，她本人也曾来这里旅游，了解到当地的基础教育水平很高，就动了投资移民的心思，通过亲戚盘下一家首都的餐厅，2019年下半年就独自出来了。

本来，她已经递交了老公和孩子的签证申请，结果疫情原因，所在国驻华领馆已经停止签证和居留的审批。她的餐馆也被迫暂时没法营业，她本人短期内也无法回国，与家人团聚变得遥遥无期。

搬来前，她自己租了套公寓，虽然交通还算便利，但是周围除了便利店就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加之餐厅不能营业，就决定改租一个单间，能省上几百欧元的房租。

过了几天，陈妹儿了解到老丁有当地驾照，就问他能不能开车帮她拉点东西。老丁闲着也是闲着，痛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开着一辆借来的小货车，先去中国食品店买了不少中国食品，又去陈妹儿朋友那里拉回两个大行李箱。晚上，陈妹儿在自家店里煮四川红油火锅答谢老丁，两人在空荡荡的店里，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陈妹儿能说会道，丁锅（哥）丁锅（哥）的，把老丁叫得一个热络，那是老丁这次出国以后最开心的一顿饭。

天气很快转暖，当地的疫情好转，首都封城措施结束了，市中心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政府决定将在6月初开始恢复餐厅等场所的正常营业。

老丁本想将带来的口罩在华人微信群里卖掉，但没人感兴趣。后来看新闻报道才知道，欧洲多个国家曾在疫情开始时，进口了大批中国口罩，结果实验室检测结果都不合格，为这事追究了采购方的司法责任，还有人坐了牢，当地华人也不确定从国内带出来的口罩质量如何。

大部分当地人仍然对戴口罩非常抵制，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染病的人才应该戴口罩，因此有意识戴口罩的亚洲人就成了被歧视的目标。

有一次，老丁和陈妹儿在市中心戴着口罩乘坐地铁，有个当地白人女人就故意从他身边走过，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中国人到处传播瘟疫，滚回你们国家。还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确保没其他人能听到。

这次，老丁却选择了保持沉默。想来他在这个国家度过了自己生命中一半的时光，但这场疫情却让他成了异乡人。

4

房东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他私下里向陈妹儿表示想去她店里打工。但陈妹儿以他不懂语言坚定拒绝了，后来跟老丁单独说了此事，说自己听说房东以前打工曾跟雇主发生过纠纷，当地华人餐饮行业的圈子本来就不大，口碑一旦坏了，就不太容易找到固定的工作。谁也不愿意惹不必要的麻烦。

老丁觉得这些事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就没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房东请人到家里做客，估计还是为了找工作的事情。两人下午4点钟开始就坐在只有七八平米的厨房里聊天喝酒抽烟，老丁和陈妹儿看这情况，就一起出去买了东西，在楼下的公共烧烤炉烧烤解决晚餐（当地每栋居民楼楼下都有砖或者水泥搭的公共烧烤炉）。陈妹儿提到她的亲戚在其他城市开餐馆，邀请她过去玩，她想和老丁一起租个车去，两人聊得很开心。

可能是看到老丁与陈妹儿走得近了，自己又整天无事可做，房东对老丁的态度明显不耐烦起来，很快就告诉老丁，自己已经找到了新房客，不管老丁回不回国都不能续租了。

老丁懒得计较，反正疫情期间也无所事事，干脆天天不是出去逛，就在陈妹儿的餐厅待着，把房东当成了空气一般的存在。终于有一天，房东在两人从餐厅回来之后来了次爆发，喝得醉醺醺，当着两个人的面，命令老丁离陈妹儿远点儿。

老丁几乎忍无可忍，强行压下动手的冲动，和房东吼了几句之后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房东愣住了，大概报警这个选项完全不在他考虑的后果范畴之内，态度立刻软了下来。

老丁不想再住下去了，想着反正也没剩几天，就让房东把房租和押金退还给他，到陈妹儿店里打起了地铺。

没成想，第二天中午，老丁就收到了短信，通知他所定的两个航班都已经取消。

老丁立刻上网查询，这才得知5月份国内开始施行“四个一”的航空管制规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周一个航班。疫情在包括欧洲在内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激增，让当地华人的恐慌不断发酵，原本几千元人民币的回国机票很快涨到了几万，甚至有人以每人十几万的价格开始组团包机回国。

老丁联系国航，被告知6月份只剩一张公务舱的机票了，将近十万人民币，还是有点肉痛，只好暂时作罢。

接连发生的倒霉事儿让老丁有点郁闷，陈妹儿开导他不要跟烂人烂事纠缠，图一时痛快并不能解决问题，毕竟都40了。

陈妹儿还说，像房东这种早些年出来在中餐馆打工的人，吃过不少的苦，脾气都有点怪，“他们语言不通，也没什么其它的生活技能，往往是求着餐厅老板给报税来办理居留解决身份，所以任其摆布。一般餐厅老板会把他们的护照一收，每个月报完税只发两三百欧元的零花钱，让他们睡着餐厅地下室或者很差的廉租房里，这样熬几年下来，等有了身份才能自己出去找工作。”

既然眼下是这种情况，不如就去陈妹儿的亲戚家看看。

5

两人出发的那天是一个周六，蓝天白云，阳光明媚，已是夏天的温度。公路两边时不时看到嫩绿的草地和翻起黑土的燕麦田，以及甩着尾巴吃草的牛群。老丁曾经干过导游，当地各种奇闻趣事信手拈来，逗得陈妹儿笑声不断，一个劲儿地说老丁回国发展可惜了。

老丁感叹说自己身上一定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基因，当时回国发展，一方面是想换个环境证明自己，另一方面是受到了现代成功学的蛊惑，满心以为收入、房产、豪车是人生的目标。

回国这几年，又觉得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各个方面仿佛都标准化、数据化了，人们几乎完全以消费能力高低来评判彼此的社会地位——即是否成功，而忽略了人生其实应该还有其他的乐趣和选择。

陈妹儿说，老丁就是想回国浑水摸鱼，结果还没摸着大鱼，还把没吃着葡萄的酸劲儿说得跟哲学似的。至于她自己，其实只想跟家人在一起平平静静的生活，如果不是为孩子的前途和家庭里的一些变故，她是不会独自在外打拼的。

车行过一个码头，两人在粉色灯塔旁边的露天餐厅吃午饭，几十张桌子座无虚席，聊天声和碰杯声交错，热闹得让人几乎忘记了疫情的存在。

餐厅厨师在旁边铁板烧，白色油烟升腾而起，散发着烤肉的香气，又很快被海风吹散。几只海鸥在上方盘旋，不时发出高亢嘹亮的叫声。

这一次，两个人都默契地没戴口罩，仿佛是不忍心破坏周围人来之不易的欢快。

午饭后，两人临时起意，乘船去了附近海岛游玩。船长是个希腊人，本希望趁着夏季能赚一笔，结果疫情却让他的生意今年一落千丈，能否保本还很难说。不过，他随口提起，前两天政府出台了补助政策，餐饮等服务业公司可以从政府申请补助，他在准备网上申请。

老丁有心，上网查了一下，陈妹儿的公司也符合申请补贴的条件。

陈妹儿掩饰不住兴奋，说这次出行的费用她出就当请客。老丁说等补贴到手了再说吧。陈妹儿反而大气地挥着手说，“老子耿直，说请就必须要请。”

老丁明白陈妹儿是担心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多，回国的事情又没个准信，也就没再推辞，心里却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她把补贴要到手。

傍晚时分，两个人抵达陈妹儿亲戚所在的小城。

陈妹儿说，自己的堂叔是这个小城唯一一家中餐厅的老板，在小城待了十几年，生意一直不错。堂叔年龄大了，也赚到了钱，平时就把餐厅交给了儿子、也就是陈妹儿的堂弟打理，自己就在国内待着，喝茶、打麻将，“日子巴适得板”。

今年堂叔带着老婆回国过春节，赶上了疫情，正好就在国内多住一段时间，反正餐厅有堂弟盯着也不用担心。

当晚，堂弟在自家餐厅里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饭后两人住在堂叔家里。堂叔家是一栋两层联排别墅，房间很多，还有两个厨师。堂弟在堂叔家冰箱里准备了不少啤酒饮料，大家边聊边感慨，小城市虽然偏远，但租金便宜生意稳定，不像首都中餐馆林立，竞争激烈，结果疫情一来纷纷破产倒闭。

而且，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城，有高耸的灯塔、长长的海岸线和天然沙滩。散步、游泳、晒太阳，每一处景致都令人心旷神怡。

6

陈妹儿餐厅的补助申请批下来了，由于关闭期间房租得到了房东的减免，工人工资也由政府来支出，算下来，其实比餐厅正式营业的时候的收入还高不少，可见政府对疫情期间受到影响的企业主扶持力度很大。两人在小城停留了几天，得知首都的疫情在夏天来临之后确实缓解了，市中心的人流明显多了起来，两人商量后决定回去复工。

临走之前，他们一起登上了灯塔。上午游客很少，海风里有淡淡的咸味，映入眼帘的是远方的海天一色以及点缀着欧式尖顶的绿色葱郁，让人只想静静享受此时此刻。

或许是受到美景感染，陈妹儿没了之前的泼辣，对老丁说自己出国还有个原因，是老公好赌，“家里已经抵了两套房子出去还债了”。她担心这样下去迟早倾家荡产，还不如赶快把部分资产拿出来做生意，搞到当地身份，至少给孩子留条后路。陈妹儿的语气里透着些许无奈和凄凉，感慨好人似乎总是没好报，善心得不到善待，下不了狠心，受罪的最后还是自己。

老丁也只能跟着叹气。

返程的途中，陈妹儿说对小城非常留恋，她来这个国家快一年了，首都虽然人多繁华，但人与人之间明显要淡漠许多，疫情之前生意就越来越难做。

老丁也说，早些年好多中国人都是留学出来的，工作机会多，开餐馆做生意竞争也没那么激烈。这些年华人多了，中餐馆数量激增，而且竞相压低价格，的确把市场做乱了。

如此看来，反倒不如在小城市，生意稳定也没那么累。

回到首都，陈妹儿的餐厅就复工了。六七月原本就是当地公司休假的季节，市中心餐饮行业的淡季，加上疫情影响，各国还没有开放边境的迹象。每天餐厅的客人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人，还几乎都是外卖。陈妹儿叫了个厨师来炒菜，老丁就当起了服务生，也顺便在附近又租了个房子。陈妹儿之前的房子没退，还是在之前房东那里住。

老丁一直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看有没有可能挤出个位置，终于在6月底接到通知，说下周的航班有个经济舱空位，开价4万人民币。老丁考虑了一下，下决心定了票。

算起来他这次已经在外面待了3个多月，国内公司也有不少事情等他回去处理。

分别的时候，老丁没让陈妹儿送，自己去了机场。

机场的候机厅里人满为患，有的甚至穿上了生化防护服，脸上佩戴着防毒面具。登机的时候有人被国航工作人员拦住了，据说是没有在航班出发前连续三十天每天进行健康行程码登记。

老丁一直坚持每天打卡，尽管“自测体温，自报是否异常”的选项，怎么看怎么都是自欺欺人。身边被拦下的人无助地呆立着，有个人气急败坏跟国航的人在争执，穿戴着各式防护服装的乘客们默默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当地工作人员则眼神冷漠地站在远处。

飞机终于降落在了浦东机场，所有的乘客沿着早已划定好的通道，先是做了核酸检测，然后上了安排好的大巴，去往张家滨河边的一家商务酒店。

那段时间由于长江上游雨水不断，河水水量暴涨，被长长的围堤困在河道里，眼看着已经高出了围堤旁边的路面。人们陆续下车排成一队，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们过来用喷头喷每个人脚下消毒。人们在门口排着队，一次一人进入大堂登记入住。

酒店的走廊地板和墙壁都包裹在厚厚的塑料薄膜里，地上还铺着硬纸箱板。老丁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每天三顿饭都放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手机发消息通知取餐。

房间里也不许抽烟，难熬的时候，老丁就站在窗前看着那条被困的河流，想象河流的源头应该就是陈妹儿的故乡，这会让他觉得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近了一些。

后记

2021年8月，距离老丁出国又是一年过去。

这一年，国内外疫情时起时落，经济下行物价高涨，中国到欧洲的海运运费比疫情前涨了10倍。老丁的公司经营惨淡，艰难维持。很多时候，老丁都想干脆关掉公司回欧洲去，但是疫情没结束前回去，有太多现实问题需要考虑，他决定再等等看。

之前的那个房东，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听陈妹儿说也回国了。

而陈妹儿已经把之前首都的火锅店卖掉，搬去了亲戚所在的那个小城，开了一家寿司店。眼下维持生计不成问题，只是家人的居留申请依然杳无音讯。

老丁经常会在晚上八九点钟沿河边散步，走着走着，偶尔会生出一种对那段漂泊日子的怀念。他和陈妹儿曾打过一次视频，当时她正好忙完了中午午餐会空一些，可以边备菜边聊天。老丁喜欢看她盘起头发切三文鱼的样子，她的神情专注安静，偶尔会有一缕秀发垂下来。她会不时抬头让眼神掠过面前的手机镜头，嘴唇边和酒窝里荡漾着丝丝微笑。那个画面会让老丁希望，时光能够就此静止。

老丁无限向往岁月静好，但多年的漂泊经历，让他担心一切美好都会被裹挟着随波逐流，他只有选择活在当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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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剧照

低息贷款毁掉的千万富翁

前言2019年，内蒙古煤矿系统“倒查20年”，各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先后因各种原因到看守所里报到。他们因贪污、受贿、给黑社会当保护伞、包养情妇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被异地关押，等待判决。我的朋友李哥，每年也要到看守所里关上半个月，却无缘再见到这些“老熟人”了。2014年之前，李哥是W市商界的一匹黑马，他靠卖轮胎起家，3年间挣下了千万家产。发财后，豪爽大方的他结识了不少政商、金融界人士。命运给了他机遇，也在前方挖好了看不见的陷阱……与那些“老熟人”相比，现在的李哥非常知足。除了自由之外，他还有希望，他的希望就是自己的那群羊。

1

2000年后，我养“前四后八”（大卡车）的那会儿，光顾过W市滨河路一个轮胎商店。老板姓李，大高个，四方脸，唯一缺陷是皮肤特别黑，与本地生产的一种小麦一个颜色。

这家商店面积不到200平米，上下两层，一楼门市，二楼既是库房也是卧室，一家三口都挤在一块。也许是处于创业初期，李老板卖轮胎、车里袋、弓片、刹车片，分文不让，锱铢必较——这是他留给我的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8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竟是在市作协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

那天，大家商讨朗诵表演的内容，一个男人振聋发聩地发言：“赞歌要唱，但是不能贯穿全场，必须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尤其是我们的创业文化和蒙元文化，此时不宣扬，更待何时？！”

他的嗓音和黑黢黢的脸让我想起滨河路那个卖轮胎的个体户，我抑制不住好奇，在会议间隙凑到他面前和他握手，小心翼翼地问：“您是不是做过生意？”

“是啊！我现在还在做生意。写作能当饭吃吗？做生意才是本分！”

“你卖没卖过轮胎？”

他哈哈大笑：“早些年我的确卖轮胎，但是我现在自己生产轮胎。”

我说我买过他的轮胎，李哥便拉我坐他旁边，跟我小声交谈了起来。我说自己已经卖掉了大卡车，转行了，现在开旅行社。李哥说他一直没有离开轮胎这行，只不过现在鸟枪换炮，专门给轮胎“挂顶”。

挂顶是一种轮胎翻新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在高温的条件下，在钢丝保存完好的旧轮胎表面重新粘贴一层橡胶，然后重复使用。W市有大型露天煤矿，从排土到运煤离不开大大小小的翻斗车，对轮胎的需求量很大。因为成本低廉，这种挂顶轮胎颇受本地市场欢迎。

说起来，李哥的挂顶轮胎我也买过。这种轮胎不适合跑高速公路，一趟长途下来，后粘合上去的橡胶会因过热而鼓包，甚至整圈脱落。用司机的话说，“狼肉贴不到狗身上，便宜但不实用”。

会议结束，参加朗诵的人选定下来，但演出服得自备。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有人犹豫不决，有人想打退堂鼓，李哥一拍胸脯：“跟哥走，去专卖店，哥给大家报销了！”

挑选演出服的时候，我犹豫了，两男两女，4套衣服，12000多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李哥却眉头都没皱，刷卡付钱。他一掷千金的豪爽让两位女士欣喜若狂，也让我羡慕又嫉妒。

晚餐，李哥又请大家吃牛排火锅。大家围在一起闲扯，李哥语速快，爱激动，从自己擅长的小品与故事讲起，说到对现代诗、小说的看法，一些观点还挺前卫。

地方作协与书法协会、美术协会一样，会故意吸收一些财大气粗的社会人士，为的就是办活动、搞聚会的时候有人埋单。可是，我看李哥说起文学来，条理清晰，侃侃而谈，态度谦虚，还真不是那种附庸风雅的“文艺土豪”。

2

作协并不经常搞活动，所以关于李哥的过往，我知之甚少。好在作协副主席赵哥有个热心肠，他不但心细，记忆力也好，李哥的故事他一清二楚：“老李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的时候，咱们还不懂什么叫文学呢！”

据赵哥说，李哥曾是一名战士。他当兵的时候，部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规定在省报发表1篇作品就给三等功，发表3篇作品就能提干。李哥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2篇稿子后，就被调到团政治处当新闻干事，不但穿上了“四个兜”，还被师部选派到沈阳前进歌舞团进修。在歌舞团，他认识了许多人，有的成了名噪一时的人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李哥的发展方向和空间也将广阔而美好。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那年深秋，身为新闻干事的李哥陪同某师级干部及家属去打猎。草原深处的山脉南麓风景优美，白桦林、针叶林层林尽染，遍地的矮乔如火如荼。熟透的蘑菇、榛子吸引了无数的野猪和狍子前来觅食。当时领导坐副驾驶，李哥与领导夫人坐在后排，绿色的吉普车在草原慢悠悠地巡视，突然10点钟方向发现猎物，看它呆头呆脑的样子，不是一只马鹿就是一只狍子。司机往左打方向盘，把射击位置让出来，领导举枪瞄准，一击命中。

司机夸领导身手敏捷，领导说下一个猎物让他来试试。司机停下车，让李哥开车，他坐到后边，端起枪四处寻找猎物。李哥不会开车，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无法推脱。况且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即使信马由缰随便开，也撞不到一个活物。

李哥开车没走多远，一只黄羊出现了，领导下命令：“追！”李哥加油，车子狂奔，草地，松树，土坎一一从车窗闪过，最后，那辆吉普车翻了，倒扣在草地里。

4人外出打猎，3人受重伤。领导老胳膊老腿，差点被直接送走；领导夫人伤得最严重，脊椎粉碎性骨折；司机3根肋骨骨折，只有李哥毫发未损。但是作为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李哥前途尽毁，被就地转业了。

离开部队后，李哥被安置在W市罐头厂，每天朝九晚五挣死工资，这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和妻子季红结婚，转年又得了个宝贝闺女。

李哥是个不安分的人，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敏锐地感觉到大锅饭吃不长久，果断“下海”，在滨河路租门市房开商店，卖汽车轮胎。

两口子苦心经营，生意终于获得了重大转机。

这一年，W市矿区改制，剥离土方这块工程外包给专业的公司做。凑巧的是，公司主管领导正是当年打猎同样被部队处分下来的驾驶员。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李哥的轮胎成功进入了w市矿区生产的第一线。

后来李哥亲口对我说，3年时间，他的轮胎商店获得纯利润达1200万，这是李哥下海挣得的第一桶金，租的门市房也被他买了下来。

财富与“身份”往往是成正比的，李哥作为本市民营企业界的一匹黑马，自然地闯入了市政协委员的行列中。在各种活动中，李哥认识了市委领导以及银行系统的各种头头，这多少让他有些飘飘然。

再回看过往种种，他觉得老天爷还是公平的。

3

就在给我们买了演出服不久后，李哥主动给我打电话，兜兜转转地问我要不要贷款，“二分利，不用抵押，你要多少都行，哥说了算”。

起初，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冷静下来，仍旧不相信李哥有那么大的实力。这时是2010年，W市大搞基础建设，铁路公路齐头并进，煤炭销路也出奇的好。总之，只要手里有资本，躺着都能赚钱，谁会平白无故地把钱借给别人发财呢？

我如实相告，说自己已经用门市房在银行办理了抵押贷款，各种手续已提交，只等银行领导审批了。李哥仍不罢休，让我去他公司看看，“你还怕钱多咬手？邓小平都说‘步子要大一些’！”

我开车来到滨河路，此时的李哥已经卖掉了曾经卖轮胎的门市，转而在滨河路北端的老粮库对面盖了一排巨大的厂房。虽然4层办公大楼大部分都空着，但那恢弘的气势还是令我瞠目结舌。进了院子，工人正在给地面做硬化处理，搅拌机嗡嗡作响，李哥把我让到办公室，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嫂子季红。他们两口子也是刚搬过来，东西还没理顺，她正忙着里里外外打扫卫生。

我知道此时李哥的轮胎挂顶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第一，老领导大多退休了，新领导胃口太大，钱少喂不饱；第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煤矿排土的翻斗车更新换代了，新翻斗车比原来的容积大3倍，载重增加，轮胎压力大，个头也随之增大，劣质的挂顶轮胎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于是我问李哥：“这么大的厂房，你打算干啥用？”

“管他呢，先把地占了再说。”他满不在乎地指着左右两边一栋栋新建的大楼说，“不是面粉厂就是汽车交易大厅，都是先把地占了，把钱弄到手，回头再研究干什么。”

由于银行的抵押贷款很快批下来了，我最终没有用到李哥的贷款。我当时感到些许遗憾，可是思前想后，我的确没有什么可投资的项目。

本市作协的文化事业与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齐头并进，那段时间流行拍摄“微电影”，作协就想把一个发现煤田的传说拍出来。李哥非常支持，他在百忙中陪我们去草原深处寻找演员和蒙古包。演员好找，可是1940年代使用的蒙古包早已经绝迹。我们翻遍了城市附近的每一块草地，牧民要不已经盖砖房定居，要不就是用钢筋焊制的蒙古包。

要想不耽误拍摄进度，只能重新建造一座蒙古包了。可这笔钱不是小数，不只“复原”传统的蒙古包要花钱，大人、孩子一共3套蒙古袍也要钱，还有那种木制的“勒勒车”，得找人专门定制，据说1台车加上1头老牛，就能换1台小汽车。

李哥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爽快地答应赞助这笔钱。不过，我隐隐约约从李哥的神态中觉察到有些不对头。作协主席老沈对我的担心不以为然，说李哥答应的事应该能办到，“放心吧，我们等一等，资金到位就开机”。

这一拖就是一年，微电影迟迟没有开机，一年一度的草原部落年会又要召开了。这个年会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草原文化爱好者前来参加。届时，参会的文友们会排练一些节目在晚会上亮相，为大家助兴。

W市作协出的节目是一个叫《拔牙》的小品，主演是作协主席老沈和李哥。两人临出发前还在我家排练了一番，可第二天上火车，老沈发现李哥不见了。打他电话，关机，给嫂子季红打电话，说他开车去火车站了。

李哥是从半路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的火车，奇怪的是，他上来之后非常低调，竟然不和我们打招呼，眼神也是躲躲闪闪的，仿佛做贼一般。第二天，年会正式开始，鲜花、音乐、掌声使得现场气氛十分活跃。终于轮到我们了，漂亮的女主持人款步上台报幕。老沈穿着白大褂，拎着药箱子上台。按剧本上写的，扮演患者的李哥应该从观众席上台，还要一边走，一边和观众打招呼——这样是为了给老沈留下摆放道具的时间。

可是等老沈摆好道具，李哥竟然犹犹豫豫，拒绝上场。老沈在台上着急，观众在台下着急，好在我参与了剧本的修改与创作，排练时也在场，对这个小品了如指掌。救场如救火，我二话不说冲了上去。

这次小品演出算过关了，但是李哥的“人设”却坍塌了。之前他阔气、大方、视金钱如粪土，现在却抠抠搜搜，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为啥躲躲闪闪？为啥临阵脱逃？没人搞得清楚，也没人想搞清楚。李哥也不解释，回家的时候依然悄无声息，半路又在那个小站偷偷下了车。

这一连串的怪事发生后，作协的人都在议论李哥，他们不问缘由就怀疑他，埋怨他，甚至诋毁他。有一段时间，大家似乎把许久未露面的李哥给忘了，只有在聚会之后发现没人积极埋单了，才重新想起他，然后就更怨恨他了。

4

春节很快来到，作协聚会仍然没有李哥的身影。一次，我偶然路过李哥的工厂，发现大门被法院贴了封条，院子里空空如也，整栋大楼跟坟墓一样，没有一丝声音。我拿出手机联系李哥，那边传来忙音，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半年后，李哥突然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个定位，我顺着找过去，来到城外一个简陋的民房。还没推开铁门，一股浓烈的羊膻味扑鼻而来，进入院子的第一感觉就是乱——种田的农具、农机配件、旧轮胎、牲畜的饮水槽、散开的草捆……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进入门厅，除了乱还很脏。桌椅板凳和各种鞋混在一起，羊粪、鸡屎、狗食盆到处都是，散发出来的味道令人作呕。

“一年租金4000块，这些鸡鸭鹅狗都是房东的，还有那些羊，都不是我的，我现在只有你嫂子了。”李哥眼窝红了。

我发现李哥的眼角有轻微的擦伤，说话有气无力，就问他怎么了。李哥摇摇头，欲言又止，接着从一堆行李里翻出一只壶，烧开水，准备为我沏茶。季红嫂子在外屋收拾锅灶，我这才发现，他们也是刚搬来的，厨房的墙角有个窟窿还未堵上，周围结了一层白霜。

过了一会儿，屋里热乎起来，季红嫂子长叹一口气，说李哥刚刚遭遇一场牢狱之灾，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一宿不让他睡觉，还把他的头往尿桶里按。这都不是人干的事”。

我问谁敢这么干，李哥大喊：“别说了！”嫂子捂住嘴，眼泪却流了下来。

李哥说：“人啊，这辈子就得啥罪都遭，啥事都体验一下。特别是咱们喜欢写作的人，不体验，写出的东西就假，就不能令人信服。”

李哥把话题转到文学上，我便不好再细问了。告别的时候，李哥嘱咐我，别把他的住址告诉任何人，他说自己想隐居一段时间。

此后，李哥经常搬家，神出鬼没的，对人也不再热情。即便老朋友从通辽过来看他，他也概不接待。在外人眼里，他已经从一掷千金的大款变成了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了。

不久之后，李哥给我发来几张照片。这是一片初春的草原，荒凉而又破败。还有一个蒙古包孤独地立着，旁边的网围栏里空荡荡的。李哥说，他和季红嫂子在草原上放羊，昨晚刮了一场大风，羊圈被吹倒了，羊也被吹跑了，今天早晨找到的时候，有几只趴在雪窝里，已经冻死了。

我说：“给我发个地址，我去看看你。”他说雪大，车进不去。我调侃他：“放羊的感觉挺好吧？”

他只回了两个字——孤独。

4月初，春风乍暖还寒，积雪渐渐融化，李哥的电话又能打通了。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后，他发来一个定位，我立即买了沟帮子熏鸡、花生米等小菜，带了啤酒，和另外两位文友一起去看望李哥。

这是冰川遗迹附近的一个私人草场，地点非常隐蔽，只有登上峰顶才能搜到手机信号。李哥本来就黑，现在又瘦了一大圈，再加上头上、衣服上粘了许多羊毛和草叶，使他看起来像个难民。季红嫂子原本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现在瘦得颧骨和胯骨明显突出，苗条得让人怀疑她会不会突然晕倒。好在两口子的心态转换了许多，他们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招呼羊群。

这群羊一共有400多只，是3年间陆续繁衍出来的。它们黑乎乎的，浑身都是泥土，而且很瘦，可能是冬天饿的。

李哥的蒙古包挺特别。别人屋里放着火塘和奶桶，地下铺木板，李哥的蒙古包里只放了一张双人床，床头放着厚厚的一摞书。因为长时间与牲畜接触，他们的衣服、被子、食物、用具都沾染上了羊的气息，羊膻味充斥着整个蒙古包。坐了一会儿，一起来的女文友便跑了出去，蹲在地上呕吐起来。

这次见面，李哥不再谈论文学，也不再谈论他的官司，只谈他的羊。他眉飞色舞地说：“你见过给羊做刨腹产的吗？我这次可是真的见证奇迹了。一只羊生五胞胎，差点没憋死，兽医骑摩托车来了，开刀做手术，跟给人做手术一样，一层一层缝……”

“你看蛇过道吗？发大水之前，一根接一根，从那个山根一直排到那片杨树林。” 李哥张开怀抱比划着，他的一张黑脸被晒成了土地的颜色，眼角的伤已经痊愈。

季红嫂子端了一盆热乎乎的羊奶进来——不是招待我们的——她熟练地撕开一袋克林霉素，全倒进盆里，伸手搅拌均匀，然后灌进奶瓶，喂一只只生病的羊羔。羊羔“咩咩”地叫着，眼神很单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李哥介绍着自己的养殖心得，说他们两口子是在给别人放羊，替别人打工。他说话的时候，季红嫂子把羊羔抱在怀里喂奶，还亲切地呼唤着它们的名字，“娟子”、“丫丫”、“小红”……显然，她已经把这些小家伙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季红嫂子抱怨养羊太辛苦，“从接生开始，喂奶、分圈、打针、吃药，一眼照顾不到就扔（死）一个。我伺候我女儿都没这么上心。”

我说这种体验花钱也买不到，让李哥整理一下，可以写出好作品。李哥却摇了摇头：“看心情吧，我现在没时间考虑那些事情，我就研究怎么繁殖我的羊群。如果发展得顺利，10年之内，我能把欠银行的所有贷款还清。”

李哥主动提到银行贷款，我便可以顺着话茬往下问。李哥显得非常激动，他说：“这3年，只有你还偷偷来看我，也最了解我，别的文友躲都来不及呢，还骂我不够朋友，他们哪里知道我的难处？”

接着，李哥就把他这几年的惨痛经历一股脑儿地倒给我听。

5

2009年3月21日，李哥接到W市某支行行长萧某打来的电话。他俩不但是业务合作伙伴，还都是政协委员。萧行长开门见山，问李哥搞那个煤化工项目还缺钱不？

李哥本不需要贷款，可他经不住萧行长的热情帮扶——“民营企业要发展，银行就是你们的强大后盾。现在全世界都陷入金融危机，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国家拨下来很多钱，也放宽了贷款政策，你想用多少钱？有个数就行。”

以前李哥去银行贷款三、五十万，还得给领导“上货”，如今银行领导主动找上门。李哥壮着胆子说要100万，谁知萧行长摇了摇头：“100万能干啥？现在啥都涨价，泼地上就没了。给你1000万，你明天到信贷科找小赵办手续。”

晚上回到家，李哥对老婆感叹：“上千万人民币往你怀里塞，还是行长亲自出面，这世道的确变了。”

第二天，李哥到银行信贷科办手续。贷款需要抵押物，李哥的厂房和设备加起来也不值300万，但是领导点了头，信贷科长便帮着想辙。业务员给他出主意，说可以使用复印件造假。然后，李哥提交的厂房房证和土地证原件都改成了复印件，营业额发票后边还加了3个“0”……

一周之后，钱到账了，竟是1500万。李哥给萧行长打电话，萧行长说多出来的500万“是给别人用的”，“不用你还，也不用你还利息，就走一下你的账。”

李哥也没多想，就把500万转到萧行长指定的账户中。自己的账户里多了1000万，李哥两口子却高兴不起来——这笔钱不是自己的，到账的那一刻，银行便开始计算利息。萧行长的放贷任务是完成了，但李哥要拿钱干什么都没有想清楚。

“管他呢，先把钱弄到手，把地占了再说。”——我突然想起李哥曾对我说过这句话。也许，危机从那一刻就逼近他了。

有了这笔天上掉下来的热钱，李哥就开始在各个领域投资：2个煤厂、1个酒店……滨河路那6000平米的厂房也是在此时建起来的，他准备办企业，在这里生产“新型节能焦炭”。

这种焦炭的原料是本地煤矿出产的低卡原煤，经过烘干、排水、提高热值，然后与秸秆和粉煤灰搅拌在一起，压缩成玉米芯那么粗的圆柱体，成品接近“机制木炭”，只不过份量重得多。因在生产环节已经把一氧化碳和硫排放出去，这种煤炭点燃后不冒烟，热量高，煤灰少，既环保又卫生。

这个项目是李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下来的，从上到下，给了不少人好处。可办理房证和土地证时候，李哥才知道之前的“打点”都是小菜一碟，除了城市配套费、土地使用税，连地震局和人防办的人也要来按平方米收费。他内心不能接受——“难道交了钱，就能避免地震？还能预防美国鬼子的导弹袭击？”

焦炭厂投入运营后，灾难才真正开始。只要穿制服的人就要来检查，还要“揩油”。这年春节，李哥一盘算，光去相关单位“串门”这一项花费，没有30万都挡不住。

某个部门的一把手为李哥办企业出了不少力，为了表示感谢，李哥给他送去10万元。没想到这人坚决不要，还把装钱的塑料包给扔了出来。李哥以为自己这次遇到好干部了，却不想没过多久，这位一把手就给李哥打电话，说自己媳妇上班太远，没车实在不方便。李哥问他看中了什么车，对方说出一个品牌型号，让李哥眼前一黑——好家伙，30多万！

心疼归心疼，车必须买，否则以后在W市就混不下去了。车提出来以后，落在李哥的名下，车钥匙交给了一把手的夫人。从此，这台车上保险、换机油、修车、违章交罚款一律是李哥掏钱。直到这位一把手被双规，警察顺着车找到李哥，他也不便多讲什么。只能哑巴吃黄连，说车子是自己“借”给领导夫人开的。

黑社会也盯上了李哥的企业。

一天，厂里涌进一伙愣头青，直言是来“收保护费的”，李哥报了警，这些人一哄而散。不久后又来了一波人，自称是本地黑老大刘毅手下的马仔。李哥认识刘毅，赶紧给他打电话：“兄弟买卖刚开张，等盈利了自然会上门孝敬。”

刘毅哈哈大笑，让兄弟们“给李总一个面子，马上撤回来”。可没过几天，他就让4台翻斗车开进了李哥投资的一个煤厂，把每台车都装满了原煤，然后钱也不付，欠条都没打，报上刘毅的名号就扬长而去了。

李哥感慨，本地的民营企业就是取经路上的唐僧，谁逮住都想咬一口，“有些吃相难看的，说他们是敲诈勒索都是一种表扬，简直就是抢劫！”

6

李哥的新型节能焦炭走在了行业前列，可价格上却没有太大的优势。好在立项之初，政府就答应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扶持与帮助，李哥拿着市发改委的批条，能在本地煤矿买到十分便宜的原煤。

这让他发现了商机。他在自己一个煤厂附近另外批地，建了一个选煤厂，买了一台电动分选机，把原煤筛出不同的等级。那时候煤炭不愁卖，李哥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了。

卖煤的生意越做越大，客户越来越多。2013年夏天，李哥的煤厂里进来了一位长春来的客户，他姓杨，40岁出头，精神抖擞，胳膊肘子里夹着一个LV小包。他看了一眼堆成小山的煤炭，先问多少钱一吨，之后取了样，说要拿去化验，“说如果‘卡数’达标，要发火车皮”。

当时并不是煤炭销售的旺季，李哥不在现场，等他听见消息赶到煤厂时，这位潜在的大客户已经离开了。

“杨总”拿走样品化验合格后，打款、请车皮，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第一车煤发到长春，直接卸到一个制药厂里，第二车煤运过去也非常顺利。杨总挣了钱，反过来请李哥下饭店，进洗浴中心，两人的关系越处越铁。

发第三车煤的时候，杨总说自己本钱不够，“货到药厂立马给钱”。李哥觉得药厂那么大的企业，还有火车专用线，也不会欠自己这百八十万吧？于是发了货。

然而这车煤送到，制药厂质检科却以“卡数不够”拒收。按说，煤质达不达标是杨总和制药厂之间的事，可问题是杨总没付煤款，这原煤的主人还是李哥。杨总还算人道，他在开溜之前，把制药厂的地址和联系电话都发给了李哥，并说自己也没辙，那一车皮煤，“要么低价处理给制药厂，要么拉回W市。”

运煤的列车一共有53节火车皮，在车站压1天，要掏1000多元。李哥火速赶到长春那个制药厂，求爷爷告奶奶央求他们卸车，可新来的厂长眼里不揉沙，坚决不要这车煤，“便宜也不要”。

走投无路之下，李哥与车站达成了协议，先把一列车的煤炭卸在一个空置的站台上。李哥自以为在长春有些朋友，大家能帮忙把这些煤炭卖掉。谁知这些酒肉朋友也都把李哥当成了“唐僧肉”，不但自己扑上来啃，还呼朋引伴招呼大家一起“抓大头”。

就这样，李哥的一车煤炭在长春被消灭了，一分钱也没拿回来。

2014年，警方破获了一起大案，随后萧行长主动自首，承认挪用公款3.7亿，引起了W市金融系统大地震。在银行与法院的强力追缴下，W市的许多企业在一夜之间破产了。

萧行长原本只是银行的一个门卫，早年间通过关系调到了街道储蓄所，之后他努力折腾和钻营，终于从一个储蓄所主任渐渐爬上了某行支行行长的位子。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国家投放4万亿用来刺激国内经济发展，萧行长所在的银行是资金流向社会的主要关口。在放贷过程中，萧行长发现银行利率与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为了把这笔利润整到自己手里，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先借朋友的身份注册一个公司，再伪造资料，以公司的名义向自己所在的银行申请低息贷款。当时，该银行最低的贷款利息才4厘，最高不超过9厘。等钱进了公司账户，他再向W市各大企业抛去“橄榄枝”——有的企业因各种原因，不符合在银行借贷的条件，他就提出可以从自己“朋友”的公司借款，利息是1分5；有些企业可以从银行借出低息贷款，他就多拨一些，再让对方把多出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

第一个在萧行长“朋友”的公司借款的老板叫张万昌，他做土石方工程生意，业务拓展正需要一笔巨款，两人一拍即合。很快，银行就把9000万元放给了萧行长“朋友”的公司，萧行长再放给张万昌，就这一转手，轻松挣了近一半的利息。

萧行长被汹涌而来的红利冲昏了头脑，他如法炮制，开始简化放贷手续，在W市工商界大肆发放贷款。直至他被批捕，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额是3.7亿，但坊间传闻足有13亿。

萧行长被捕后，张万昌第一个被请去喝茶——他得赶紧砸锅卖铁还贷，否则就有地方吃盒饭了。此时9000万元贷款已经被他投资到机械设备和煤矿里了，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张万昌没办法，四处托关系，把刚购买的一座煤矿的股权转让给露天煤矿，换来1个多亿（加上利息）的现金，才把银行的窟窿给堵上。

相比之下，房地产开发商杨俊德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在萧行长“朋友”的公司贷了款，在W市的新区建设物流园区，但一栋房子也没有卖出去，银行也不想接手这片“鬼城”。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杨俊德的抵押手续和税务发票存在造假行为，于是他的案子就由“经济纠纷”变成了“蓄意骗贷”，杨俊德和他做会计的儿媳妇被批捕、判刑。

李哥得知萧行长被捕后，整个人都懵了，他知道自己也大难临头了，抱住妻子失声痛哭，又觉得对不起女儿——女儿马上就要到出嫁的年龄，他没法给女儿留下一笔嫁妆了。

李哥迅速把煤厂和剩余的煤炭卖掉，滨河路厂子里的设备没人要，他直接给废品收购站打电话，卖废钢换出8万元现金。这些钱他没敢乱花，直接存进了还贷的账户里。

警车还是来了，请李哥去配合调查。他被请到一间空阔的询问室里，偌大的屋地中间只放一张办公桌，后边坐着两个工作人员，四周墙壁都包上了厚厚的棉垫。

李哥毕竟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他坚持“不乱咬”，反正自己借的钱是从银行账户转出来的，与张万昌和杨俊德的贷款有根本的区别。取完材料，李哥就回家，但他发现无论自己去哪儿都好像有人跟踪。

这年元旦，为了参加草原文化年会，他开车到中途的一个小站，扔下汽车上火车，才把“尾巴”甩掉。在年会现场，他甚至一度出现错觉，看谁都像警察。他把小品台词忘得一干二净，怎么上台？

此事一过，他就知道自己把作协的文友都得罪干净了，可他无法开口解释。

再后来，李哥的案子急转直下，警方要他交代1500万元贷款的使用细节，特别是那转出去的500万，必须交代清楚，背后究竟转给了谁？话里话外，都把矛头引向某位市领导。

李哥心里清楚，如果承认给别人背了500万元贷款，警察会顺藤摸瓜调查出一系列的问题。这笔钱是被人独吞了？还是当成高利贷放了出去？无论哪一条坐实，他都会成为同案犯。但只要他一口咬定这些钱都是自己贷的，没有别人的事，那么他的行为最多算借贷纠纷，属于民事行为。

他的硬嘴巴换来的是折磨。等他屈辱地回到家，发现他的工厂已经被法院查封了，他跟执行庭的人交涉：“我欠银行的钱用这座工厂顶也行，但是你要我还现金，就不能封我的厂子，你得让我生产，让我挣钱。”

那人说，银行已经起诉了他，厂房和设备得公开拍卖，卖多少钱顶多少债务，不够的部分他还得继续还——“不过，银行说你不用还1500万了，有人替你还了500万。你小子嘴挺硬，也挺讲究，这也是没追究你制造假手续骗取贷款的原因，你小子偷着乐吧！”

就这样，李哥从千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上无片瓦的流浪汉。

7

“你说，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当初贷款是萧行长主动找我的，没有他撺掇，我能盖那个劳什子东西吗？他妈的，一年光土地使用税就好几万（每平方米7元）。放款时，业务员明知道我的抵押不合规，还主动给我出主意，又是复印件又是造假账。现在出事了，他们都不承认了，还说我骗贷，不抓我蹲监狱还得感谢他八辈祖宗。”李哥越说越激动，手掌在桌子上拍得啪啪作响，我赶紧劝解，让他想开些。

“我要是想不开，早就一根绳子吊死了。说实话，房子被贴上封条，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到处找房子，兜里一分钱没有，我和你嫂子跟要饭的一样到处蹭饭吃，说起来都磕碜，脸都丢尽了。要不是看你嫂子跟我这么多年，还有那个没结婚的姑娘，我早就死了。”李哥干了一口啤酒继续说，“都说我不合群，不跟你们混了，我拿什么跟你们混？我原来多风光，我现在啥样？有啥脸和你们混？”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李哥，短暂的人生中，命运似乎在反复与他开玩笑，在送给他机遇的同时，又接二连三在前面挖看不见的大坑。等他一个跟头栽进去，摔得粉身碎骨才明白过来，一切都太晚了。

我想鼓励李哥，又怕他觉得我是在嘲笑他，干脆什么都不说，只把随车带来的杂志和书送给他。李哥接过东西，往被子里一掖，沮丧地说起自己刚放牧那会儿，还梦想借助宁静的游牧生活沉淀自己，即便不能逆转命运，也可以像李娟那样写出精彩的文字。可是事实是，他很难忘掉过去的财富和地位，从高处跌落下来，不可能不留下伤痛。

“我发现文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的问题，特别是颠覆人类认知的那些心灵的创痛，文学只能掩盖和隐藏。就像修改一幅油画，越修越乱，越修越脏，越修越远离真相。而这些被文学修饰过的真相，有点像我放牧的草原，从远处看，翠绿、浩大、唯美，当你蹲在草地里，零距离接触它会怎么样——能让蚊子咬死。”

这天傍晚，我和李哥都喝多了，车子暂时不能开，便一起登上冰川遗迹欣赏日落。春天，草原刚刚返青，远山成为一道婀娜的剪影，夕阳缓缓下坠，一群白色的生灵在金色的光辉里一点点蠕动，季红嫂子踉踉跄跄地跟在羊群后边，像一片树叶，随风摇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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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黑骏马》剧照

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离异夫妻

1997年我在北京某医院呼吸科进修，筱兰因肺炎住院。我从她病历首页上看到，我俩是同乡，老家就隔着一条河，于是对她格外关照，知道了她是我们当地师范的老师，当时在北师大委培读研。后来她出院后，我们每逢周末就搭伴游北京。身在异乡彼此温暖，归家后依旧往来密切，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2021年6月26日，我们结伴在老家那条大河里漂流，我亲眼目睹了她和她丈夫刘黎明翻船遇险。死里逃生后，我忽然动念想写写他俩的故事。筱兰得知不写地名和真名，并不反对，笑道：“我这鸡肋一样的婚姻，完全可以给人做一下反面教材。”

1

筱兰和刘黎明是自由恋爱。1985年7月中专毕业后她留在师范学校做语文教师时，4年前留校的刘黎明已是团委副书记。筱兰第一天上班，她叫了4年“老师”的刘黎明就悄悄对她说，他早就喜欢她了，可不敢搞师生恋，一直隐藏着心思，她能留校，他是暗中助了力的，也是老天爷可怜他一片痴情，把她送到了他身边。

筱兰那年才18岁，只暗恋过班上一个帅气的男生吴文，也不曾表白。毕业后吴文分到了本市最偏远的山区中学，300公里之遥，浇灭了微弱的爱情小火苗。高大帅气、才华横溢的刘黎明，很快赢得了筱兰的芳心。因为筱兰年龄小，也因为大她5岁的刘黎明发誓要先立业后成家，两人谈恋爱谈了4年，1989年结婚时，27岁的刘黎明已是学校里最年轻的后备干部。

筱兰说那些年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恋爱4年，一幕幕都是甜蜜的情节。结婚之后，虽然激情渐渐褪去，鸡毛蒜皮柴米油盐冲淡了浪漫，但俩人依旧恩爱，哪怕偶尔争吵，也像平静生活的调味剂。消气之后，他们心平气和各自检讨，反倒增进了感情。

女儿出生后，生活忙乱不堪，但他们下班后抢着看孩子、做家务，都想让对方歇一歇，总是一个人抱着孩子追着正在做饭、收拾卫生的另一个人唠嗑儿。做家务不耽误他们哄逗孩子也不耽误兴致勃勃地聊天，有时甚至还有聊到深夜毫无睡意的时刻。

那时筱兰以为这辈子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日子虽清贫，但每一天都觉得有奔头。从恋爱时他俩就双双参加自学考试，她学中文，刘黎明学企业管理，先修大专，再修本科，你追我赶，比赛着看谁先拿下文凭。

1991年3月，已经是升级成了师范专科的学校成立了校办边贸公司，刘黎明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那会儿边境贸易如火如荼，小城商潮滚滚，刘黎明很快就做得风生水起。学校员工福利上去了，他的收入也翻了好几倍。

筱兰心甘情愿支持丈夫的事业，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哪怕刘黎明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没一句怨言。刘黎明再忙再累，只要回到家，就跟她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工作，讲他如何做成的每一笔生意，讲他往来应酬中的所见所闻。

筱兰曾经跟我描述：“你都想象不到那会儿我们彼此在乎得多么矫情。有次他说头疼——其实也就是太累休息不好造成的——当时没空儿去医院，我吓得坐立难安，怕他得脑瘤，怕他脑血管破裂，越想越恐惧。他怕我吓坏了才去做检查，确定没事儿了我才安心。而我不小心怀二胎去做人流，他自责、心疼得直掉眼泪，手术后他硬是三天没上班，耽误了一桩生意，天天守在床前悉心照顾我，后来不得不上班了，又给我请了保姆。”

蜜里调油，这词用来形容那时的他们一点儿都不过分。

边贸公司如日中天之际，机关及事业单位不得办企业的禁令下来了，学校给了刘黎明两个选择：要么关停公司回校，要么将公司和员工完全与学校脱钩。

刘黎明与筱兰商量，筱兰希望他回校。虽然收入锐减，但清闲、安稳，无需日夜操劳。刘黎明左思右想，头一次违逆了妻子——他舍不得经商的巨大利益，舍不得3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最终还是选择了辞去公职，公司改制。

结果，不久之后边贸热退潮，无数边贸公司纷纷倒闭。刘黎明很快陷入困境，天天焦头烂额。筱兰没有埋怨他，怕他上火，总是温言软语地安慰：“咱们家底儿也足够厚了，我工资也越来越高，生活不成问题。有什么可愁的呢？”

刘黎明听从筱兰的劝告，没有强撑，1996年初，他关停了公司。恰在此时，工作出色的筱兰得到了在职读研的机会，刘黎明全力支持她：“你去吧，女儿交给我，放心好了。”

1997年暑假，刘黎明带着7岁的女儿来接筱兰，一家三口要游游北京。我请他们吃了顿饭，刘黎明也回请了我，还有筱兰的两个研究生同学。那时的他，俊朗儒雅，风度翩翩，只是眉宇间似是锁着愁苦，沉默寡言，不似筱兰给我形容的那般开朗健谈。

此前一直跟我分享幸福的筱兰，悄悄对我耳语：“他有点变了，从前这样的场合必定是妙语连珠的。”又感慨：“男人真是不能没有事业呀！”

2

基于“男人不能没有事业”的认知，所以当刘黎明跟她商量要开一家中档酒店时，筱兰毫不犹豫就同意了。那时她读研尚未毕业，女儿刚读小学，刘黎明就把高考落榜的小妹从老家接来帮忙照顾孩子，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新的事业中。等筱兰毕业归来后，再一次挑起家庭重担，让小姑子去给刘黎明帮忙。

酒店在惨淡中强撑了两年，除去房租和员工工资，不仅没有盈利，反而赔掉十几万元。小姑子回老家嫁人，刘黎明铩羽而归，越发垂头丧气。

筱兰心里也挺上火，但依然没有埋怨他，一直好言安慰，只是刘黎明很少再做出回应。从前那个生机勃勃、阳光向上的大男人不见了，他默默承担起照顾孩子做家务的琐事，一天比一天落落寡欢。他的生理功能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越想证明自己，越是雄风不再。筱兰偷偷向我咨询心理因素对夫妻生活的影响，百思而不得其解：“我们从前非常和谐，现在我虽然备受煎熬，也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他怎么就越来越不行了？”

我帮她咨询男科医生应该怎么办，可种种努力，也不见好转，不由替筱兰担忧：“才三十多岁就这样可不行，还是去大医院看看吧。”

筱兰说：“无所谓了，反正怎么样，我也不会嫌弃他。”又苦笑：“他那么要面子的人，怎么可能求医？”

筱兰觉得“事业才是男人的春药”，她千方百计鼓励刘黎明振作，还曾悄悄求人给刘黎明恢复公职。但校领导已经不是过去的老上级，新来的校长毫不通融，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违规的事儿坚决不能做。”

刘黎明知道后，非常生气：“好马不吃回头草！就算能成，你要让我回去对从前的下属俯首帖耳？”

筱兰解释：“我不是想把你从锅碗瓢盆里捞出来吗？从头再来怎么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几年就干出来了。”

“你就是看我不挣钱心里着急！我现在还有老本可吃，不用你养！放心，我早晚东山再起！”他咆哮。

结婚10年，筱兰第一次感觉跟丈夫话不投机。她瞠目结舌地看着摔门而去的刘黎明，心痛得几近窒息。

那天直到深夜，酒气熏天的刘黎明才被朋友送回了家。筱兰一直等着他，想好好谈谈，可一看他那借酒浇愁的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懒得再说一句话。

两人清醒时的沟通也难以像从前一样。筱兰下班回家基本上没啥家务可做——闲在家里的刘黎明会做好饭等她，接送孩子、管理孩子学习、做家务也样样不差，但就是不愿意说话了。周末，筱兰在家，他就要出门，找朋友聚会，考察市场，种种借口，筱兰都由着他——一个大男人，总圈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

筱兰跟刘黎明商量，想利用两人的特长办个作文辅导班，利用周末两天和寒暑假授课。但刘黎明不同意，他说已经联系好3个同样际遇的朋友，准备开建材商场：“你工作清闲，就管好家管好孩子学习吧，我还是想走经商这条道儿。”

建材生意赶上了小城大兴土木的好时候，起初也挣了一些钱，但挣来的钱都不断投入到“扩大规模”里去了。后来，合伙人内部发生矛盾，内耗严重，经营滑坡，渐渐难以为继。筱兰见势不妙，自己租了房子办起作文辅导班，虽然忙得一点闲暇都没有了，但渐渐声名鹊起，学生越来越多，办班收入是工资的两三倍。

刘黎明却并不为妻子的成就喜悦。在他因为生意亏损愁眉不展的时候，筱兰一次次跟他描述辅导班人满为患的情形，跟他讲每周末4节课不得不增加到6节、8节来满足家长要求。刘黎明并没有任何回应，既不心疼她过度劳累，也压根没有搭把手的意思。

建材商场关门那天，吃完散伙饭回家的刘黎明呆呆地坐在窗前，筱兰再一次好言安慰：“没事儿的，还有我呢。你好好歇歇，不要急于一时，咱家的日子不是挺好吗？”

听了妻子的话，醉醺醺的刘黎明居然一拳砸碎了家里的窗玻璃：“知不知道我最烦你说‘还有我呢’？你有能耐、你厉害行了吧？我刘黎明自愧不如！”

这话简直是拿刀戳筱兰的心：“你怎么这样不知好歹？难道要我骂你无能，骂你瞎折腾败家，你才高兴？”

两人破天荒大吵了一架，元气大伤。

从那天起，刘黎明睡在了书房。酒醒后他跟筱兰道歉，两人和好，他也没有搬回主卧。筱兰不以为意，跟我说：“这样更好，清净。省得一张床上挨挨蹭蹭的还有生理反应，惹火不能消火，互相都是折磨。”

我很为他们的这种状况担忧，却爱莫能助。

3

2003年冬天，刘黎明再度杀入商场。这一次，他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又抵押房子贷款，找朋友凑钱，拿着100多万启动资金从浙江义乌进货，孤注一掷地远赴俄罗斯莫斯科阿斯泰市场，做起皮货批发生意。

筱兰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无条件信任他，她觉得刘黎明并无经商天赋，最初的短暂成功不过是赶上了边贸热潮。那时中国人在俄罗斯发大财的传闻比比皆是，但被抢劫、被杀、破产的消息也夹杂其间，筱兰心里充满了担忧，但她拦不住丈夫。

刘黎明说，他找高人算过，他“这辈子只能挣老毛子的钱”。他那决绝的神情，明摆着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筱兰任是有万语千言，也没法再说出口。她只是日夜赶工，给他做了两条厚得能自己立起来的棉裤——听说那面是露天市场，冬天要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站摊儿。

车站送别时，筱兰落泪了。刘黎明抱了抱她，眼里也有泪光，只说:“别惦记我，好好带孩子。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筱兰无语凝噎——他们俩对“好日子”的注解已然不同了。

好在刘黎明的生意很快走上了轨道，短短1年，他居然就收回投资，还清了所有的借款。第二年，他陆续转账回来11万美金。筱兰惊喜万分，她没想到在俄经商能有如此巨大的利润。

但惊喜也没有冲淡担忧，每每听闻中国人在俄罗斯任何不好的消息，筱兰总是噩梦连连，打国际长途问长问短，刘黎明又嫌她啰嗦。

可是，不说焦虑，又说什么呢？筱兰不好意思在电话里倾诉思念，刘黎明也不说想她。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视频通话，刘黎明也不上网，有时候接通了电话，信号不好还听不清声音，联系不那么方便，次数就越来越少。如果筱兰不打电话，刘黎明两三个月才报一次平安，问一问老人孩子的长长短短。

2006年春节前夕，离家两年多的刘黎明回国过年了。他比走的时候胖了，恢复了意气风发的模样。他给筱兰带回了成套的紫金镶宝石首饰和名牌手表，给女儿带了套娃和各种食品，一家三口开心得不得了。筱兰高高兴兴地陪着他回婆家、回娘家，走亲访友出手大方，衣锦还乡，风光无两。

然而，并没有期待中的久别胜新婚。刘黎明虽然没再睡书房，与她同床共枕似是也想有肌肤之亲，却依然力不从心。筱兰虽然失望，也并不为此沮丧，反正她也习惯了独守空房，并没有多么强烈的欲望。真正让她痛苦的是夫妻俩之间越发没有话说了，看不见的隔膜就横在那儿，她见他无视这隔膜，也收起了突破它的一厢情愿。

人前热热闹闹地欢笑，人后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无话，筱兰好吃好喝地伺候了刘黎明20多天之后，一家三口又上演了“执手相看泪眼”的离别戏码。

这一次回到莫斯科后，刘黎明再没往家里打钱。他说他要雇人帮忙增加一个集装箱摊位，搞床品批发，暂时把收入投进去，将来会有更大的盈利。筱兰不懂他的生意经，她对钱也没有特别的渴求。学校已经升级为本科院校，她职称晋升为教授，职务晋升为系主任，是小城的高薪阶层，养家富富有余。刘黎明往家打钱的那年，她就停掉了作文辅导班，虽然总有人慕名找上门来主动以高昂的学费求她做考前辅导，但不是碍于朋友情面的，她都一概拒绝。

筱兰没有贪念，刘黎明只要在那边儿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就好，打钱来她就收着，不打钱她也不问。反正成本早已收回，盈利也有了，怎么样也不能亏本就是了。

刘黎明以“往返路费太贵，暂停生意损失太大”为由，在那次探亲之后一连3个春节未回国。筱兰身边要好的同事开玩笑似的警告她：“听说在那边儿做生意的男男女女净是一起搭伙过日子的，你家老刘可别是乐不思蜀了吧？”

这话筱兰听进去了，转头问我：“你说，像他那种那方面不行的人，可能跟人胡搞吗？”

她以为我学医的什么都懂，其实我对这方面的事也并无深度了解。那时候资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们都还不知道男人行不行完全可能因女人而异的。我只能安慰她：“不可能。”

筱兰明显相信我的话：“我也觉得不可能。他那么要面子的人，咋可能让别的女人知道自己不行。”

可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2009年年初，刘黎明失魂落魄地回家了。说是莫斯科针对中国商人大规模打击“灰色清关”，将整个市场总价值21亿美元的货物以“走私”罪名都给查封了，好几个倾家荡产的中国商人绝望得跳楼自杀了。

“人没事就好。”筱兰庆幸他好好地回来了。虽然几百万的损失也让她心疼得要命，可是能怎么样呢？只能安慰丈夫也安慰自己：“想开些吧，总归头两年还拿回钱了呢。”

刘黎明上火，满嘴燎泡，天天往外跑。说是要跟“那边儿”回来的朋友互通有无，看能否绝处逢生。

不久，筱兰在大街上遇见了公安局上班的表舅。表舅跟她说：“你家那20万美金不好追呀，我跟浙江那面的同行通气了，压根儿没查到那个女人。她一开始就骗了刘黎明，到底是哪儿的人都没准儿呢！”

筱兰莫名其妙：“什么20万美金？”

表舅诧异：“我就说这里头有猫腻嘛！刘黎明要是没跟你说这事儿，准有猫腻！别是他情妇吧？若非知近的人，一个帮忙看摊儿的，咋能轻易拿到他的卡和钱？就算能找到人，真有那种关系的话，赠予还是盗窃说不清楚，钱也难要！”

原来，莫斯科市场的扣货、赶人早在2008年秋天就开始了，这期间，一个帮刘黎明卖货的浙江女人卷走了他20万美金——她之所以能卷走这么多钱，是因为他们已经姘居了3年，你情我爱的，刘黎明压根儿就没设防。刘黎明在莫斯科滞留了几个月一直找这女人，听说她回国了，才追回来报案。

审出原委的筱兰，只觉得五雷轰顶，五内俱焚。

4

2009年4月，历经1个多月的揪心扯肺，筱兰离婚了。他们商议好，全部存款归筱兰，两处房子一人一套。但女儿正读高二，怕孩子情绪波动影响来年的高考，刘黎明暂且不离家，两人装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待孩子上大学后再分开。

办手续那天，走到民政局门口时，刘黎明忽然搂着筱兰哭了，说对不起她，求她原谅，求她看在20年夫妻情分上不要抛弃他。筱兰挣脱他：“谁抛弃谁啊？你践踏着我的尊严在外面逍遥快活时，想过夫妻情分吗？”

办完手续后，外面下起了雨。筱兰推开刘黎明给她举在头顶的伞，跑几步跟他拉开距离，就那么淋着雨回家。她哭了一路，脸上的泪水和着雨水，淋得她浑身打颤。

到家后刘黎明殷勤地帮筱兰换掉湿衣服，任她怎么抗拒推搡都固执地帮忙，还把她按在沙发上，打来一盆热水，抓过她的双脚摁进了水里。他蹲在她脚前一句话都没有，泪水就滴落在盆里。

筱兰想踢翻洗脚盆，终是没忍心，原本已止住的泪水又汹涌而出。两人坐在沙发上抱头痛哭了一场，算是祭奠他们20年的婚姻。

依旧是各居一室，筱兰平静了许多。不再反复想象刘黎明和那女人的生活日常，不再看见他就恶心。他跟自己没关系了，放下吧。她劝着自己。

好像是放下了。女儿放学归来，一家三口都在时，两人也能强颜欢笑。女儿浑然不觉地叽叽喳喳，家似乎还是从前的样子。

刘黎明再也没张罗做生意，也不再有出门打工的意思。只承担了所有家务，保证她和女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筱兰每月开支后给他4000元伙食费，肯定是略有盈余，他天天去小区活动室打那种小输小赢的麻将，上午下午各一场，晚上看看电视陪陪女儿，无悲无喜的样子。

筱兰懒得问他20万美金追得怎样了，也懒得问就这么闲下去、将来俩人分开了他指望什么生活。除了女儿在家的时刻，两人的对话仅仅围绕着衣食住行、人情往来等等需要商榷的问题。

2009年国庆节，师范毕业25年同学聚会。刘黎明作为当年和学生打成一片的团委老师，抑或仅仅因为是筱兰的丈夫，也在被邀之列。

“我去吗？”他问筱兰。

筱兰说：“爱去不去，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好说话已经成为过去时，现在她一开口就带着气。

刘黎明没去。筱兰不知道他找的什么借口，酒桌上被同学逼问原因，怕穿帮，只好含糊其辞：“他喝酒喝伤了，不敢来。”

筱兰曾经暗恋过的吴文，已经是下面一个县的教委一把手，意气风发，总追着筱兰说话。其实这些年筱兰身边也蜂围蝶绕的，她一眼就能看穿近前者的意图，以前假作不解风情，不动声色地拒人千里之外，是她敬畏婚姻。如今法律上已经“单身”，刘黎明又对不起她在先，勾起了她青春回忆的吴文，魅力也比从前有过之无不及，筱兰就由着自己“沦陷”了。

吴文说自己当年暗恋过筱兰，筱兰不由嗔怪他当年为什么不表白，哀叹缘分弄人；吴文说夫妻关系不好，离婚是早晚的事儿，筱兰心中又升起幻想：此后余生，也许可以携手并进？

缠缠绵绵的QQ聊天持续了8个月，吴文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还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热烈，柔情似水的隐秘约会进行了十几次，筱兰仿佛找回了美好浪漫的青春。这时，情到浓时的筱兰就把自己已经离婚的事告诉了吴文，没想到，吴文立即退避三舍，网上网下躲得利利索索。

筱兰没有穷追不舍——明摆着人家只是玩玩，生怕被她赖上。爱情不过是奸情的遮羞布，信以为真了，简直是自取其辱。

筱兰毕竟不是水性杨花、逢场作戏的人，哑巴吃黄连，她懊恼、后悔、伤感、抑郁。女儿考上理想的大学也只是让她短暂振奋了几天，被提拔为学院副院长也不能让她展颜。

很快，筱兰就得了一场心肌炎。住院的日子里，刘黎明满脸心疼地忙前忙后，无微不至地照料，外人看着都感动。但筱兰一想到他在莫斯科也可能这样伺候过那个女人，就“不知好歹”地找茬儿，歇斯底里地发飙。发泄过了，看到刘黎明逆来顺受任劳任怨的模样，又自责：你自己也不是冰清玉洁了，干嘛介怀人家不干净？

筱兰出院不久，女儿开学了。体谅妈妈体虚尚未完全康复，女儿推翻之前爸妈送她上学顺便一家三口旅旅游的约定，也不要爸爸送，叮嘱他好好照顾妈妈，自己和同学搭伴儿走了。

刘黎明得了“照顾妈妈”的尚方宝剑，也不提搬出去的茬儿了，仿佛压根儿没有离婚这回事，一如既往地伺候筱兰一日三餐，抽空打打小麻将。

筱兰也没有撵他走。她跟我说：

“混一天算一天吧。有这么个人，头疼脑热有个照应，聊胜于无。”

“反正也不可能再爱别人了，男人哪有好东西？还不都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与其冒着再被背叛的风险跟别人搭伙，还不如跟刘黎明凑合呢，好歹是闺女她亲爹。”

“反正连亲人也不知道我俩离婚的事，维持着还算体面的家，也免得闺女日后找对象被人挑剔，单亲家庭总归还会被人嫌弃的。”

……

这些话，都是她那段时间跟我说的。

5

但日子并不平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黎明似是渐渐忘却了风流往事惹出的孽债，也可能是摸准了筱兰的心思，没有了妻离女散的危机意识，不知不觉中昂起头，不再唯筱兰马首是瞻。

孩子走了，他开始随意做饭，饭菜质量渐差，筱兰怀疑他克扣伙食费。他又添了喝大酒的毛病——从俄罗斯回来的闲人越来越多，三天两头呼朋唤友地聚餐，他当然不能光吃人家的，也动不动就请客，不醉不归。家里也不再收拾得一尘不染，厨房里到处油腻腻的，筱兰当然要指责，刘黎明清醒时充耳不闻，喝醉了就不耐烦地顶嘴：“嫌我干得不好，你咋不干？”“少跟我盛气凌人的，你在单位是领导，回家还充什么大瓣蒜？”

“软饭还吃得这么硬气，你要点脸不？”筱兰气极了也什么难听话都往外喷，刘黎明说他没吃软饭，他从前拿回家的钱，天天山珍海味也能吃到60岁，60岁之后有社保养老金，“不够用就跳楼去”，不用她养。

筱兰一天天逼近更年期，控制不住脾气。怎么看刘黎明都不顺眼，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偶尔她跟我抱怨时，我就说一个壮年男人不该这么闲在家里，找点事儿做或许就好了，反正也不图工资多高，以你的社会地位，给刘黎明找个安逸点儿的临时工作也不是难事，我都能把他弄进医院干后勤。

可是刘黎明死活不听劝：“我都‘奔五’的人了，才不出去看别人脸色呢！”刘黎明清醒时多少还能忍气吞声，喝点酒就要“起义”，甚至有两次差点动手，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劝筱兰别赶着他不清醒的时候惹他，筱兰说：“不是看他喝大酒，我还没那么大的火气呢。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能把人气死！”

筱兰不止一次撵刘黎明滚。“我经济上不依赖你，精神上不依赖你，生理上不需要你，要你有什么用？难道是用来生气的吗？”她把金星质问男人的话添油加醋，恶狠狠地打击着刘黎明。刘黎明自尊心受不了，嘴硬说等他名下的房子出租期满了就走，但等出租期满，他会立即寻找下一任租户。

筱兰撵了刘黎明多少次，也不赶在他房子恰好空出来的时候撵。“好歹有我规矩着，他喝酒还算有时有晌的，真自己过日子，他能一日三餐就着咸菜喝大酒，那样离死也就不远了。再说真撵走他，闺女得多操心呀？不想给孩子添乱。”

“有时候见他抱着马桶吐完了，躺地上睡得死猪一样，我恨得咬牙切齿，还得把沙发垫放地上，把他拖到垫子上再给盖上被子。真他妈欠他的！”

刘黎明喝酒的问题，止于2016年夏天的一次胃出血。他住院期间，筱兰也像当初刘黎明护理她那样无微不至。但房间没别人时，她也疾言厉色地骂他：“要死就趁早！再喝，没人救你！”

我也串通了医生吓唬他：“胃溃疡眼看就穿孔了，再喝肯定要命了。”

刘黎明终于悬崖勒马，聚餐还去，滴酒不沾了。

筱兰对刘黎明依然各种挑毛病。没有酒精壮胆，大概也是感激病中的照顾，刘黎明不跟她正面冲突了，一旦筱兰脾气上来，他立马离家出走。筱兰在单位是体恤下属、宽以待人的好领导，在学生面前是学养深厚、端庄沉稳的好导师，谁都看不出来一回家，她就变成动不动歇斯底里的怨妇。

“都是刘黎明这个王八蛋毁了我的幸福！”她不止一次这样说。

我帮她找中医开了些调理更年期综合征的药，终于好一些了，日子平静得又像一潭死水样。只有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偶尔回家探亲，这个家才活泛起一点浪花。

最近这几年，女儿带男友认门、回来办婚礼、生了大胖儿子，喜事连连，筱兰脸上终于喜色多于怨色。去年寒假，她去北京陪伴女儿坐月子，还在微信里跟我自嘲：“你说我贱不贱？离远了，还老惦记那个王八蛋。”

我笑：“惦记就告诉他呀，距离产生美，借此也能改善夫妻关系。”

“美得他！”筱兰恨恨地说，“早不是夫妻了，搭伙过日子而已。”

开学时刘黎明去接的她，用的是“看外孙子”的借口。

“没散伙是对的，好歹女儿一直蒙在鼓里，觉得很幸福。”筱兰这样自我安慰。但就算在女儿家那几天同室而居，门一关，和谐恩爱的戏码也就落幕了。1米8的床，他俩楚河汉界互不侵犯，身边多了个人都觉得别扭，睡觉都睡不好，醒了也无话，各看各的手机。

回家后，依旧各居一室。筱兰上班时刘黎明去搓麻，她快下班时他回家做饭，基本无话。只有跟女儿连线看外孙子时候，两人才对着屏幕齐齐眉开眼笑。

2021年6月26日，筱兰老家的几个发小邀请她和刘黎明回去漂流。恰好那天我也在老家，也和几个同学去了那条大河的漂流点。遇见了，我就跟他俩搭伴儿，同一批下水。

那些日子涨水，河面宽阔得已不是我童年的模样，水流湍急。我有点害怕，救生员说那你跟我一条船吧。

十几条船，互相打水仗，叫喊声、欢笑声飘荡在河面上，筱兰和刘黎明玩得也很忘情。刘黎明划船，筱兰拿个盆撩水，湿淋淋大呼小叫。但很快，我们两条船就落后了。救生员要殿后，是故意落下。刘黎明刚学会划船，还有点笨。其实船随流漂，不用怎么划，就是得不时拨正方向，刘黎明不太会，船就老被冲向岸边。

眼瞅着他俩的船又偏离了正道儿，我的船就超过了他们。错身时救生员喊了声：“快划回来！”

来不及了，我看见他们的船撞上了岸边的树。一路上总有船被岸边的枝条挂住，他们被挂住的时刻更多，划桨划两下也都出来了，我不以为意，又转脸看前边，却听刘黎明在后边儿不是动静地嚎叫：“筱兰！筱兰！”

再回头，我吓了一跳。他们的橡皮筏已倒扣在水面上，刘黎明双手扶船随水流往下漂着，头露出水面四处张望。见我怔怔地看他，大喊：“救命！快救命！筱兰给冲走了！”

我终于从愣怔中回神，只看见筱兰的一双粉色拖鞋漂在水上，瞬间吓哭，冲救生员喊：“快呀，快去救人！”

救生员逆流往上游，边游边冲刘黎明喊：“放手，人应该在船下呢！”

刘黎明放了手，反应过来后连忙去掫（方言，从一侧或一端托起重物）船。救生衣托着他的身体，脚够不到水底手就使不上劲，船掫起来一点儿又落回去，一次次地翻不过来。等救生员游到船边，他们也被冲到了浅水区。站起身的两人合力掫开船，筱兰被拽起来，面色苍白不停呛咳，刘黎明一把抱住她，嚎啕大哭。

“吓死我了呀，我看见拖鞋漂起来你没漂上来，眼前一黑，就啥也看不见了，我以为你被冲走了！”他哭着说。

“我也吓死了！先还听得见你喊，后来听不见了，就寻思完了完了，你不会水肯定是上不来了……”筱兰也哭了。

筱兰会狗刨，又穿着救生衣，但翻船时猝不及防呛了水，浮上来发现船扣在头顶，船底和水面容得下脑袋能够呼吸，光担心刘黎明了，都没想到扎下水，游出船体覆盖的水面。后来就觉得船帮不断地砸她的头，浮上来砸下去浮上来又砸下去，总在水里，就想刘黎明不会游泳不会换气，肯定是浮不起来了。直到被拖着站起来，人还懵懵的，听见刘黎明哭，她才不害怕了。

一众发小要给他们两口子压惊，我也被拖上了酒桌。刘黎明不喝，众人都说死里逃生哪能不喝？他看筱兰，筱兰说：“喝吧喝吧，差点就喝不着了。”

酒过三巡，刘黎明跟人描述落水后的情形，筱兰这时也不懵了，恍然大悟：“难怪我掫船时船纹丝不动，原来是你在上面压着呢！后来一次次被砸入水，原来也是你给我砸进去的！”

有人起哄：“猪队友呀……”

“可不猪队友呗！他要是会划，也不可能撞树翻船呐。”筱兰口无遮拦地笑。

“没准儿是故意的吧？”又有人起哄。

“肯定是故意的呀！”筱兰附和，“中年丧妻，男人‘三大喜’之一嘛！”

“是是是，阴谋没有得逞，我自罚三杯！”刘黎明也开着玩笑，引得一桌人哈哈大笑。

因为他们两口子都喝酒了，回程我开着他家的车，筱兰坐副驾，明显喝醉了的刘黎明坐后座。我和筱兰东拉西扯。后视镜里，我忽然发现后座上“葛优瘫”的刘黎明在默默流泪。

“瞧给你家老刘吓得……”我说。

筱兰回头看看，道：“他喝多了，岁数大了不担酒。”

刘黎明难为情地抹了把脸：“唉，越想越后怕。”

到家后，筱兰微信里气哼哼地说：“你以为他哭啥呢？不单是后怕，还有委屈！我说他故意的，他以为我真是这么想呢！”

“他说的？”我问。

“他才不说呢，不说我也知道。”

“你俩呀，相依为命都很在乎对方，好好唠唠，解开心结不香吗？”

“懒得！”筱兰说，“没啥心结。经历这么多还有啥看不透啊？不过是啥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辈子，就这样破罐子破摔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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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二胎孩子的户口回家了

1

2008年5月，妻子怀孕4个多月，打电话叫我回去陪她做B超，看看胎儿的性别。

平时妻子孕检，自己就可以到县医院的。这次叫我回去，一是因为公家医院不给看孩子性别，只有找私人诊所；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二胎。

生第一胎时，我俩都没有这个想法，来什么要什么，这次不同了。有了儿子的我们，都盼望着来个闺女。农村人讲，有儿名好，有女命好。出于长辈和当地的风俗，家里没儿，的确叫人看不起。但养儿的心里明白，养个儿子，在农村就等于养了个祖宗，赶上儿子儿媳处得好，通情达理，即使苦点累点，倒还过得顺心；但凡不好，差不多要把老命搭上。

附近村倒有个偷偷给孕妇做B超的，可他技术不太好，偶尔看对一次，多半也是懵的。十来公里外的丁庄镇有几家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生人不给做——这也不是钱多钱少的事，这事本来就违规，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要是是假装去调查的上级部门人员或暗访的记者呢？

我们邻居以前就去丁庄镇一家做过B超。要来电话后，立即打了过去，问对方什么时候有空。对方回答得挺爽快，说第二天上午10点就行。

次日一早，我让母亲看着老大，在电动三轮车的车斗上铺了一床厚被子，让妻子坐好，就往丁庄镇出发了。

丁庄镇在我们当地算是大镇，省道从镇东边经过，整个镇以熟食生意为主。妻子做检查的地方，在西街十字路口附近。路上我又打电话确认具体位置，对方说到了十字路口向北走，路东有家药店。

我把车停在药店门口，扶妻子下了车。药店里只有一位身高1米8左右的中年人，见我们进来，忙招呼我们坐下，又倒上温水，说自己姓王，“刚才打电话的是你们吗？”我说是。

又问，你们村支书叫什么？我说叫李永兴。

那他对象娘家是什么地方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再问，你们村有几个诊所？几位医生？

我说有两位，一位是村西的老中医，主要看小孩病。一位是村南的年轻医生，主要是看烫伤。

我和王医生像特工一样对了一堆暗号。除了我们村支书对象的娘家我不知道外，其它问题我都回答正确。他便让我在店里坐着，开车带着我妻子，去另一处不远的地方。

起初妻子还有点担心，我想着是熟人介绍，就说没事。半小时后，妻子和王医生才回来。我见妻子不大高兴，就问，“看出来了吗？是男是女？”她直摇头。我又问王医生，他只微笑着点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到家后，再给我打电话？”

我只得问费用是多少。他说一般都是熟人介绍，“结果是男孩的200，是女孩的150。”我想把钱付了，可王医生说，“不急，你打电话后再说也行。”我也没办法，我和妻子只好先回去了。

走到半路，把车子停在路边的白杨树下，我又给王医生去了一个电话。手机那头却说，“今天检查的结果不太理想，有点部位遮挡，看不清楚，不能下结论。”还说，“你放心，检查不出结果来，是不收费的。”

我问这怎么办，他说可以5天后再来检查看看。我只好道谢，挂了电话。

这5天过得非常慢。

5天后，我又打电话预约，感觉王医生说话比起上次快多了。第二天我们按他说的时间，赶到药店。这次，他直接把药店的玻璃门用横插的钢筋锁锁上了，带着我们去到二楼东头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台小的黑白B超机。

我和王医生开玩笑，“上次怎么不直接上二楼啊？”

王医生也笑了，“这是规矩，第一次来的，都去外边做。只有第二次来，我才敢带到二楼来。我也是提心吊胆啊！挣点钱是小事，万一被查到或者给录像举报，那可就惨了。”

说着，他熟练地将几张白色卫生纸塞在妻子的下腹部，右手拿着B超检查探头，在妻子肚脐下方左右移动。

他叫我过去，让我也看看黑白屏幕上的影像。我只看到像扇面一样的黑白画面，根本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大约过了10分钟，王医生才关掉B超机。我问他结果，他说还是被挡住了，看不清楚，不好下结论。

妻子和我都一脸茫然。麻烦人家两次了，即使没有检查出结果，我还是硬塞了200给他。

两次检查都没有结果，那怎么办？

晚上，大姨打电话问我情况，我说两次都没检查出来。她说她还认识一位，给她儿媳妇做过，查得挺准的，也是在丁庄镇西街上。这个人更谨慎，不是熟人带着，给再多的钱都不给做。

大姨的儿媳妇就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很幸福。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了，这家和王医生家相距不到20米，唯一不同的是，这家的门面竟然是个理发店。

大姨却说，“别看招牌，咱是来做检查的，主要是人家小伙子技术高。”

理发店老板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说自己姓赵。赵老板40岁左右，留着分头，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前面有门头店面，后院还有一座小别墅。赵老板转身就让我们去后院，在一间隐蔽的房间里，有床、椅子、B超机，还有一个盛满丢弃纸巾的大垃圾篓。

又检查了10分钟，还是和上次王医生的回答一样，“没有结果，我已经尽力了，还是看不清楚。”然后说什么也不要钱。大姨知道后说，“赵老板检查不出来，到哪里恐怕都检查不出来了。”

我和妻子也放弃了，生啥算啥吧。没过几天，我就去外地继续打工了。

2

11月中旬，妻子说孩子快足月了，让我尽快回家联系医院。我立马买票坐车回家。

当时在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的，第二胎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要是第一胎是男孩的，就不允许生第二胎了，生了要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不缴的话，乡镇派出所就不给孩子上户口。

我们很快就为去哪家医院发了愁——县城医院技术好，但太正规，对个人信息填报太认真。最后，想着还是去附近的镇医院，那里我还认识一位熟人，是我们村的出嫁女小李，论辈分，她还管我叫叔，在镇医院妇产科做护士长。

我打电话给小李，说妻子最近几天快要生了，这次是二胎，不打算去县医院，怕计生人员找麻烦，让她帮忙给保密，还有和科室的同事说一下。她说，“一个村的，这个忙肯定能帮，最近妇产科住院的人不多，什么时间来都可以。”

当晚我就拉着妻子去了镇医院，小李值班，立刻给我们安排上一个单间。

我不放心，和小李交代，“住院手续能简化就简化，该交的费用咱一分也不少。”小李心领神会，除了一份简单的住院病例外，其它的就没有写。第二天，医生又给妻子做了一次B超检查，说顺产有点危险，建议剖宫产。

手术很顺利。3次B超都没有检查出来，生出来才知道是个女孩，我和妻子太高兴了。妻子恢复得很好，只住了7天院，就回家坐月子了，连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也没去县城的妇幼保健院办理。

转眼孩子满月，妻子和我商量，老二要是以后上学，就得上户口，“现在，咱们省超生交的社会抚养费，大约要6万多。大姑家表哥也超生了一个，让在邻省的二姑父给办的，把孩子上到邻省，才花不到1万，孩子就有了一个独立的户口本。”

二姑早年嫁到邻省，二姑父家开了个废品收购站，虽然每天守着一堆废品，但他没少赚钱，光房子就买了好几套。镇上各方面的人脉关系，也处理得挺好。

我给二姑父打电话，让他帮帮忙，花费多少我听着。二姑父应了一声“好”，就没多说。

过了两天，二姑父电话就来了，说人已经找到，关系也疏通好了，就以侄女的关系，上到另外一户人家户主上，会给一个单独的户口本，上面只有户主和孩子的页面。他让我把孩子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用短信的方式发过去。各方面打点费用9000块，剩下的就由二姑父来操心处理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户口本就送来了。除了孩子姓名和出生日期，其它信息都是外省的。

于我而言，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起码不用为孩子的义务教育上学发愁了。

3

由于孩子的生日月份小，直到2015年8月，我们才给孩子办理了上小学的手续。当时，只要孩子有户口本和房产证的，都可以报名上小学，并没有要求监护人和孩子是否在一个户口本上。

孩子上了学，我和妻子绷紧的神经总算舒缓了一些，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孩子是外省户口，在本省买不了城镇医保。每年的12月，学校老师都会在家长群发通知，我只好解释孩子已经在家购买了。

2016年1月1日，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拿着我的户口本和孩子的户口本，去了乡镇派出所户籍科。值班的是一位中等身材的青年人。

我问同志，要是把孩子在外省的户口迁回来，业务怎么办理？

他拿过孩子和我的户口本看了看，说不好办。

“咋不好办呢？”

“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当时，是怎么办理的？”

我只好说，“那些黑户口都不用交钱，也可以免费给上户口，我这孩子有户口的，迁个户口还这么麻烦？”

“是，现在只要孩子有出生证明，就可以马上上户口。可你这种情况特殊，和人家没有给孩子上户口的不一样。”

我只得回了家。当时，身边在外省给二胎上户口的朋友都说，迁户口不好办。有的干脆就不办了，反正孩子有户口。还有的甚至说，外省的高考分数线比我们省的低，去外省考试挺好。

后来我去了趟县派出所，想问问怎么办。接待我的是一位女民警，态度挺好，把孩子的名字记了下来，和我解释说，给孩子迁户口，是需要条件的，就是孩子和父母一方监护人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可以办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叫外省给孩子上户口的当地派出所，把孩子的户口注销了，然后再给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再去当地镇派出所户籍科就可以给孩子上户口了。

工作人员解释得很明白，我听得也挺清楚，可办理起来却没那么简单。一拖又是几年。

期间，二姑父因一次喝酒过量，中了风，不仅走路不方便，说话也不利索了。孩子以前上户口是找的他，可现在他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更不好麻烦他帮孩子迁户口了。

可这两年孩子上学，对户口本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要求是孩子和父母必须在一个户口本上，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要有亲子鉴定结果才可以。眼看孩子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往后每年7月份，都要在网上上传孩子信息，接下来还要经过教育局和学校再审核材料。

7月前，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的户口给迁过来。

4

2021年6月4日，我又去了镇派出所户籍科，民警的答复一样，要外省注销孩子的户口，给孩子在县妇幼保健院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给孩子办理上户口。

我给孩子在外省上户口的派出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男民警，让我报上孩子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他上网查阅后说，“孩子的户口，是正常手续上的，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问题。”让我按照正常程序办理就可以。

他还提醒我去迁入地的派出所，让工作人员给孩子开《准迁证》，只要我拿着《准迁证》过去，他们就可以按正常程序走了。可镇派出所却说，不是直系关系的，不给开《准迁证》，让他们注销户口就行。

我原话转达，对方有点来火，“不是你让我注销户口，我就能注销户口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派出所也不是我家开的，不能我想咋样就咋样。我们这边有我们的户籍制度，只有《死亡证明》，才可以注销户口的。”他说得我哑口无言，只好挂了电话。

两方各执一词，感觉说得都有道理，不过镇派出所也说了，只要有《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给孩子上户口。周一上午，我拿着身份证、户口本，去了乡镇卫生院。

镇卫生院在镇的大北边，一条宽阔的马路东侧，医院周围是绿油油的庄稼地。医院是独立的一座小院子，整个医院除了一座2层的门诊楼，就是后排的平房食堂。

门诊楼2楼的档案室门锁着，我又去了院长办公室，问档案室怎么没人。院长笑着说，“我们是乡镇卫生院，人手不够，档案室的工作由B超室赵医生负责，今天上午，赵医生下村去打疫苗了，下午2点上班。”

我只能在医院等着，下午2点刚到，我就在B超室门口见到了赵医生，我说明来意，想要拿孩子2008年的住院病历，去县妇幼保健院给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赵医生让我在档案室等他，病历的年份有点长了，也不能保证病历就能找到。大约3点钟，忙完B超工作的赵医生赶过来，打开了档案室快要生锈的铁锁，开始找病例。

不到一刻钟就找到了，他帮我复印了一份，又让我拿出身份证，对照着病历上我的名字，看看是否相符，等确认无误后，才带着我去了医院办公室，在复印的住院病历上，盖上了医院的红色字迹的公章。

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县妇幼保健院3楼的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

前些年，我给我家老大在这里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一位肥头大耳的男工作人员还没看我孩子的资料信息，就递给我一张白条，上面写着三个阿拉伯数字——“180”。当时我还问他这是啥意思？他说，你拿着条子，去下面一楼收款处就知道了。

我到了一楼收款处，工作人员看了白条后，说180元。

我有点愣神，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不是免费的吗？

我重新上楼找到那位男医生，他明显面色有点紧张，想说话还没有说话，稍加停顿后，又不假思索地说，“现在网络有故障，暂时办不了了。”接着，他就去了一下别的办公室。当时我周围还有不少办证的人，有的说，原来办证是不花钱的，还有的说，收钱也没事，只要给办证就行。

过了半小时，工作人员还没有回来，我给市妇幼保健院的“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打电话，问今天网络是否正常，是否可以正常办理。对方说正常。我又回去找人，原来，那位男医生正在向某领导请示该如何处理。最后，果然还是硬着头皮，免费给大家办理了。

这次，工作人员接过我的资料，说，还有一份《出生医学证明申请表》，也要到乡镇医院盖章的。我说乡镇医院没有给我。给乡镇卫生院（原镇医院）的办公室打电话，工作人员说，现在镇卫生院没有接生资格了，申请表也就没有了。

县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又给我找了一张表，让我填好后再回去乡镇卫生院办公室盖章，才可以给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我又返回了乡镇卫生院一趟，盖章挺顺利，但再次回到县妇幼保健院时，已经是中午12点，工作人员都下班了。

5

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负责办理全县儿童的《出生医学证明》，每天来办证的人也比较多。

工作人员查了一下电脑的信息，告诉我由于现在乡镇卫生院没有接生资格了，电脑里没有他家的名字，“得往县卫生局上报，县卫生局再向市卫生局备注，市卫生局要向省卫生厅报备。这样，你先留个手机号码或者座机号码，等电脑里有你那个乡镇卫生院的名称后，才能办理。”

工作人员解释得很详细，我也只能回家继续等。2天后，县妇幼保健院打来电话，说网上系统里已经有乡镇卫生院的名字了，“你明天带齐证件，来给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吧。”

第二天，工作人员看了孩子的住院病历、申请表后，问我以前给孩子上过户口没。“要是上过户口的话，是不能重复办理的。”我心存侥幸，赶忙说，以前没办过。

“光凭嘴说不行，你要写个《保证书》，内容大体是某某某未上过户口，特此保证，保证人某某某，年月日。”

《保证书》写好，工作人员才给孩子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我拿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去了镇派出所，想去碰碰运气。

这次接待我的是一位男民警。我把孩子的资料递给他，他打开了公安部的网址，输入孩子的姓名，立刻就查到孩子在外省已经上有户口。他说，现在，要是给孩子上户口，就得去外省把孩子原来的户口注销了。而且即使现在给孩子上了户口，因为外省已经有了，就等于双重户口，一个月后，上级部门也会把刚上的户口注销，“咱也别做这无用功”。

再问，这边民警还是不给开《准迁证》，又卡到最初的问题上。看来，我是糊弄不过去了。

光打电话果然解决不了问题，我决定专门跑外省一趟。

我带着孩子的户口本、我的户口本，还有医院病历的复印件、《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赶往孩子在外省户口的所在地。

派出所办事的人挺多，我预约了一个号，等了好一会儿才轮到。在办事窗口前，我解释说自己打过电话、也咨询过，孩子以前的户口，是我二姑父在现在这个派出所办理的。现在，二姑父中风了，孩子要买医保和升初中，都需要迁户口，我省不给开《准迁证》，只能求你们把孩子的户口注销，我才能到本省给孩子重新上户口。

给我办理业务的，正好是接过我电话的陈副所长，他人长得挺高大，当面说话的态度比电话里和善。

他说，这个事情要调查，“你还得找到和你女儿是侄女关系的户主，然后让他们村大队开证明，内容是说明为什么会有现在的户口本。”另外，他还说为了证明女儿是我的，我还得到县公安局去做亲子鉴定，大约需要2500，“之后，还得上报报备，要开会讨论，时间差不多也得30个工作日，至于什么时间办成，你听电话就成。”

这个流程太复杂，我解释说，“孩子有《出生医学证明》，还要做亲子鉴定吗？这不合理啊。”

陈副所长却说，他也是按照他们省的规定办理，“一切要走程序”。

6

我还是觉得流程不合理，第二天，便通过外省某县公安局的公众号，找到了县公安局王局长的手机号码，第一次没有接，又打了一次才接的。我说自己在孩子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在你们某镇办理孩子户口注销业务，遭到接待人员刁难，故意设置障碍，延长工作日不予办理，请督促处理。局长听我说完，说一会儿让县公安局户籍科科长和我联系。

没过半小时，就有一个陌生的手机号打了过来。对方自称是户籍科张科长。我说，自己就是想给孩子注销户口，第一，他们让我去调查和我女儿是侄女关系的户主，其实，派出所只要给村委打个电话，或者上网查一下就可以了，让我自己去调查，或者去村委开证明，他们怎么会给我开？其次，我既然给孩子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为什么还要做亲子鉴定，浪费钱不说，也浪费时间。难道有《出生医学证明》，还不如亲子鉴定管用？

张科长立刻说，有《出生医学证明》就不用做亲子鉴定了，还有，关于去村里开证明信的事，他需要再问问，“我们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请放心，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就尽量帮你办理。”

张科长态度非常好，可他不是直接给我办理此事的工作人员，我还是觉得心里没底。

又过了几个小时，陈副所长也给我打来电话，态度是180度大拐弯。首先说，关于去村委调查的事，他电话可以通知村委会，叫当事人去一下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关于亲子鉴定，他也和领导汇报了，不让我做了；还有，关于注销孩子的户籍，他要把资料送到县公安局户籍科，县户籍科也要上报市户籍科，要找相关领导开会，要有多位领导签字审批，只要是注销好了，就会电话通知我，也不用我再跑一趟了。

2周之后的周五，电话来了，说孩子的户口已经注销了，我忙连声说感谢。挂了电话就给我们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咨询孩子户口注销了没。可当地派出所却说还没有。

我急坏了，又给陈副所长打电话，说，注销记录查不到。他说，我们已经注销了，公安部的网址上可以查的，“注销户籍，并不是把户籍信息消失了，而是在户籍信息下面有一个‘无’字。”他让我再让对方部门查查，我又给本省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把陈副所长的原话说了，这次的回复终于是“可以查到了”。不过，要给孩子上户口，还要外省派出所开一个“户籍注销证明”，他们派出所可以不要原件，复印件也行。

而且等给孩子上了新户口，身份证号码就变了，教育主管部门也一定要《户籍注销证明》，也就是孩子上学的学校，要给孩子变更身份证号码，至于学籍号要不要变动，还得咨询教育局主管才行。

当我再给陈副所长打电话时，他就有点烦了，特别当我让他开《户籍注销证明》时，他脱口而出，“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们吧？对方派出所一点责任都没有？”

我说，“开这个证明，也不是给当地的派出所，是给教育主管部门看，不给这个证明，学校负责户籍管理的老师，怎么知道孩子注销了户籍、变更了户籍呢。再说，公安部有规定，只要是注销了户籍，就必须开具《户籍注销证明》，这也是你们应该做的，注销户籍这么麻烦的事，咱都处理完了，还差一个证明？”

陈副所长不说话了，说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证明只能给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学校，不能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我赶忙答应下来。

虽然我们两省，只隔着一条河，两地相隔只有十几公里，但外省发过来的EMS却用了3天时间。快递首先到外省的县，再到省会，再到我们的省会，才送到我们的县城。证明的备注上写着——此证明复印无效。

我只好先去了本省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很熟练地给孩子重新打印了一张新的户口页，我们的户口索引表上，也加上了孩子的名字，上面打印着，迁入时间是2021年6月30日。

旧的户口本已经被外省某镇派出所当资料留下了，孩子有了一个本省的身份证号码，并且没有花费一分钱。

最后一件事，就是到孩子的学校教导处，找到专门负责管理学生学籍的韩老师，把孩子的新户口本信息、还有盖有外省某镇派出所公章的《户籍注销证明》交给了她，韩老师接过资料，说要向市教育局备注，变更好了会电话通知我。

又过了两天，韩老师就通过微信告诉我，孩子的学籍信息、身份证号码都变更好了，还把相关信息截图发给了我。

终于，在孩子即将升入初中前，她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了我们的户口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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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美人鱼》剧照

岛国落难白富美的华丽蜕变

记得前几篇稿件发出后，有读者留言，说我写的东西一股子地痞流氓味。我想说的是，他们似乎真长了一双慧眼——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十足的好人，个人经历也着实有点复杂，所以实在抱歉。另外，我还想说，真正的流氓，是看不出来的，更没有味道，能被“看到”的那些，很可能是赝品。

前不久，我去哈尔滨参加哥们的婚礼，遇见一位我曾经认为根本没救了的女孩——她曾经周旋在几个流氓之间。没想到，她最终却杀出一条活路。

1

认识小静，大约是20年前的事。

因在国内大学表现实在太“优异”，我被提前颁发了“肄业证”。为了让被我气得半死的老爷子多活几年，顺道给他省点钱，2000年初，我到了地球仪另一端的岛国闷头打工，准备凑足万恶的资本主义大学的高昂学费。

为了赚钱，我啥活儿都干。但从意大利餐馆后厨肮脏水池边的洗碗工，一路混到当地土著餐馆的二厨后，我意识到，以我那时赚钱与花钱的速度比，距达成目标好像还得几十年。刚好，玩摩托车改装时，我结识到一位臭味相投的土著大哥。因我一脸横肉，外加体育棒子的身板，以及丰富的街头实战经验，他便引荐我到一座小镇上的华人赌场里当保安。

在这个个人信用体系完善得令人发指的国度，作为一间合法却不合规的地下赌场的保安，工作内容基本上跟国内打更的老头差不多。我们更多的只是充充场面，控制一些输急眼了或者赢疯了的赌客们发泄的尺度。当然，老板肯好吃好喝又几倍工资地养活我们，还有些其他不太和谐的目的，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记得有次给老板充当“快递员”，骑着排量比一般民用轿车都大的摩托连续奔袭600多公里后回到赌场，我累得像条狗，准备倒头就睡。但我连骑行服都还没脱利索，楼下赌场的保安主管黑哥就上来砸门：“雷子，楼下有个妞儿指名道姓要找你，等你挺长时间了。”

当时我就有点懵。天地良心，闷头打工这一年多，我洗心革面，夹着尾巴做人，可真没拈花惹草。我赶紧穿上衣服，下楼一看，那个从头到脚一身牌子货的女孩，我还真认识——小静，是我刚来这个岛国上语言学校时的同学，是班里华人中年纪最小的，目测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估计初中没念完就让狠心的爹妈给送出国了——我此前和她不算熟。

“哥，我有点事想求你。”小静开门见山，却似乎又感觉有点唐突，摸出手机要打电话，“算了，我还是让旭哥跟你说吧。”

小静嘴里的“旭哥”，是我们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小圈子里公认的老大哥，他因替国内的老大背黑锅，从香港一路辗转跑到这里。和他接触那段时间，他把我从一个脑袋里满是风花雪月的二X青年，变成了一个要为自己生活打算的现实主义者。既然小静都把旭哥给搬出来了，看来这事就必须得办了。于是我说：“你直接说吧。”

小静沉默许久，看起来在努力组织语言。突然，她像想起了什么，手忙脚乱地从包里翻出两盒特供烟，又解下腕上的名表，一并递给我。

“小静，你有什么事直说。”搬来“大神”还出手如此阔绰，我不由得对这个身家不菲的女孩警觉起来。

“哥，我男朋友在楼下赌场里输急眼了，偷了个钱包，让你们的人给扣了。现在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你能帮忙打听一下，再想办法把他给弄出来吗？”小静说着说着就急哭了，接着又把宝马车钥匙连带着身上的香奈儿挎包一起塞给了我，“哥，求你了，只要能放了他，花多少钱都行，不够我打电话回家要……”

如此场景，除了答应，我别无选择。毕竟，老大哥的面子在那摆着呢。

回到赌场一打听，我才知道胆敢在赌场里造次的那个小瘪三我还真见过，是附近一家中餐店的帮厨，偷渡来的，没合法身份，长得像只猴，也没啥钱，只有一张好嘴。他嗜赌成性，曾多次因企图赊账而被我们扔出去。

这种没有身份又敢犯事儿的偷渡客，我太知道他们的结局了——当地华人黑帮大头目，绝不会容忍有人在他的地盘造次，一定会杀一儆百。可我只是个小喽啰，单凭我自己捞他出来，难度实在太大。

思来想去，我只能将私交甚好的黑哥拉下水。以为我想泡妞的黑哥只是骂了我几句，便偷摸找到那个被偷了钱包的华人餐馆老板，自掏腰包给出双倍赔偿。那位压根不差钱的老板，自然乐得给黑哥这位恶名在外的保安主管个面子，不仅没收钱，还表示不再追究，更不会声张。然后，我俩又找到那个倒霉蛋，挑不太重要的部位一顿毒打，厚着脸皮带着那位餐馆老板一起去找赌场老板求情，赌场老板亲自下楼检查了一下小瘪三身上的伤，确认不是画上去的，才答应网开一面。

小静等在停车场。把那倒霉蛋交给她时，我也把她塞给我的东西一并还了回去。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旭哥的面子必须给。再说，我打心眼里佩服这样重情重义的女孩。可能是一时不知如何感激我们，小静哭着给我和黑哥跪下了。我还没来得及去扶起她，一旁那个原本跟条死狗似的家伙，忽然恶狠狠地冲向小静，一个嘴巴子抽过去：“男人的事你瞎掺和什么？净他妈给我丢人……”

当时，黑哥按住了已经摸出后腰匕首要扑上去的我，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这都是命，你管不了的。”

2

工作性质所致，赌场的生活很闭塞，我们吃住都在那栋楼里。尽管伙食和住宿标准已赶超五星酒店，但我们外出都得打报告，与外界几乎没有交集，手机更不可能有。这种见不得光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但看到床底板下那堆越来越厚的大额钞票，一切牢骚都变成了云烟。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正忙着在宿舍里“炸金花”。赌场餐厅主管Helen一脸坏笑地找来：“楼下来了个吃霸王餐的大陆女孩，说是要让你替她买单……”

我勒个去，用屁股我都能想见那一定还是小静。因为在这里，除了餐厅和赌场里的女性工作人员，我压根就不认识其他女孩。

当我到了餐厅时，发现小丫头胃口真不错，几乎把整本菜谱都“打印”出来摆上了桌，另外还点了两瓶年份可能比她岁数还大的红酒。看这架势，她可不像是普通饿急眼了。果然，当小静看到我时，醉意明显，厚颜无耻地笑着说：“哥，我没钱了，帮我在你们这里找个活呗？干什么都行，我英文也不错的……”

那一瞬间，我都震惊了，这小妮子是压根没给自己留后路啊。按理说，生活在这种“一人放屁全镇闻味”的小镇上，她应该知道这地方是个“匪窝”啊？感情她这是跑到匪窝里来耍流氓了？

坐下来后，我耐着性子听她语无伦次的讲述。

原来，这小丫头从小就不爱读书，又赶上家境不错，15岁就被父母送出了国。原本她在这边有个远亲能帮忙照应，但那种一切全用金钱说话的人际关系，真没她父母想象的那么温馨、体贴。而她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更不谙世事，平日游手好闲，或者就去语言学校附近那家更大的赌场里消磨时间。后来，遇到那位估计年龄能跟她爸直接拜把子的“大厨”，几句花言巧语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两人便同居了。

然而，在这半个月前，小静父亲在国内犯事儿了，与其母亲双双锒铛入狱。她失去了经济来源，变卖所有值钱之物也满足不了那个瘪三的贪欲后，便被无情地扫地出门。她没钱、没工作，书也没好好念，回国也无门，因此想着好好吃顿饭就去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长眠。但路过这家小镇上最高档的餐厅时，她忽然想起了这个近乎碰瓷的妙招。

这次，无论什么理由，这个忙我还是必须帮。虽然Helen这个几十年前从广东偷渡到香港又辗转到这里的老妖婆从骨子里瞧不起大陆人，但也实在不愿招惹我们这些随身带刀的恶汉。而距成仙“一饭之遥”的小静，自然也放下了富家女的养尊处优，从擦杯子开始学习当一名合格的餐厅服务员，成了Helen“蹂躏”的对象。当然，在这里，大伙儿都各有各的不幸，对于这样一个小丫头的同情乃至别有用心的照顾，也让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

2002年前后，岛国首都发生了一场动用了冲锋枪、手榴弹的火拼事件，震惊整个欧洲，事件发起者是一个华人黑帮。坚持“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赌场老板，一直选择雪藏我们这些重金养出来的打手，但我们中有俩哥们，刚好去首都护送一批店里的物资，其中一个被曾经的兄弟拉去“助阵”。结果，混乱中被警察的流弹击中，人还没到医院就咽气了。

眼见着一天前还凑在一起喝酒、吹牛的兄弟忽然就没了，我受到强烈的冲击，决定离开——毕竟钱也攒得差不多了。我再次求助黑哥，他协助我成功说服老板，脱离虎口，又蒙过雅思考试，我混进了还算不错的M大学继续读书。而后，我才知道，我能混进这所面试淘汰率极高的大学，原因竟然是我曾是一名Mafia（黑帮）——老外的思维真看不懂，也可能在他们眼里，Mafia也是一种职业，弃暗投明、洗心革面这种事，他们应当用实际行动给予支持。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面试我的有一位我专业里的系主任，听我坦白自己是Mafia后，大二时，还主动帮我介绍了一家对中东某国政府服务的公司，我那鸡飞狗跳的青葱岁月，也终于告一段落。

学校离小镇很远，而黑哥和小静他们待的赌场依然与世隔绝，那几年我们也就基本断了联系。

3

2005年夏天，黑哥找来学校，还跑图书馆堵住了我，急切地想请我想办法帮他把一笔巨款弄回国。听他讲完，我才发现，在他身后甜得有些发齁的女孩居然是小静——原来，他们已经在一起一两年了。

把现金弄回国的难度不是太大，但黑哥费尽周折找到我，只因那笔钱的数额实在巨大，他只信任还算有点人生追求、也多少有点节操的我。而那笔完全是他用命换来的钱，将要汇去的目的地居然是北京——他自告奋勇把钱汇给小静已经出狱的母亲，给她当作东山再起的资本。

虽然有些意外，但我也由衷地替小静感到高兴。在别人眼里，12岁就跟村里人一起偷渡出国的黑哥，游离于各种灰色地带，绝对是个黑社会里的大流氓。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如假包换的纯爷们——在外如何凶狠是他的事儿，至少，在对女人方面他还能付出真诚乃至承揽责任。

当时小静一脸幸福，后来想想，那也是我见过她最甜蜜的时刻了吧。那一夜，我们一直喝到了次日我不得不去考试之时。我们都很开心，3个曾经从人生至暗时刻走来的人，都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了新起点。

考试完后，我的确找人帮黑哥转了部分钱回去。随后，我带着在这里谈的女友回国见父母，还顺道见了小静母亲，将剩下的一部分钱也都给了她。

那以后，我和黑哥、小静他们几乎又断了联系。

2007年，得益于诸位老师的手下留情，我终于混到颁发本科毕业证那天。算上国内不幸夭折的那段时光，为了这张文凭，我足足等了10年。

为了纪念这“十年磨一贱的时刻”，我带着在M大读大一时就上了我这条贼船的媳妇进行环岛旅行。当时，媳妇已经怀孕6个月，我想让她见见我曾经那帮狐朋狗友，于是准备了一次聚会。我给旭哥他们那帮人打了电话，大部分能来。至于黑哥和小静，我联系不上。

但没想到的是，我还是见到了小静。

那次聚会，我在那个曾经端过盘子、洗过厕所的五星级酒店里开了好几个房间，以便从外地赶来的朋友玩得尽兴。聚会后，喝得烂醉的我，趁着夜色抱着媳妇坐在海景大阳台上，给她絮絮叨叨地讲述着我的过往。不一会儿，我隐约意识到斜上方露台有双眼睛一直在暗中偷窥，我瞬间清醒了——保安工作做久了，即便有醉意，我依然有本能反应。

我很快就看到那个偷窥的人，我认识他。他叫刘麻子，也是我当年脚前脚后一起到岛国的哥们，我此前也给他发出了聚会邀请，但他并没答应出席。关于这家伙后来的经历，我在聚会上也听说了个大概，说起来倒跟我有些类似。只是，我是黑，他是骗，我已经从那个坑里跳出来了，而他转行成为赌场里的老千，乃至于贩卖毒品的小喽啰——毕竟，赌场里那些拿钱不当钱的赌徒们，才是毒品最大的客户群。

出于好奇，我说服媳妇——怕她怀疑我借机跟那帮哥们去脱衣舞酒吧鬼混，我只穿了短裤就走到刘麻子的房间。刘麻子仓皇开门时，我就闻到了房间里浓郁的大麻异香，而里面的场景更是吓了我一跳——房间里的地板上，赫然躺着一个全裸的女孩。

我大惊失色，用手去试探女孩鼻息时，这才发现，女孩居然是小静！幸运的是，她只是睡着了。

“雷子，我们原本想去你的聚会的，但她又反悔了，然后就把自己弄成这样了……”刘麻子说着，递给我一瓶啤酒，还有一根手工卷烟——毫无疑问，里面是大麻。

“你们？”我粗暴地打断了他，无论如何，我都不敢相信曾经一脸幸福的小静，能跟这种垃圾混在一起。说着话，我抓起张毛毯盖在小静身上，却不经意看到小静胳膊下露出的半截针管。

“呵呵……”刘麻子笑得有些尴尬更有些猥琐，“我知道你们曾经的事，也听说过黑哥，但黑哥嗝屁了，小静也跟我在一起半年多了。”

“你好好说话。”其实看到小静的时候，我已经想到黑哥的归宿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但刘麻子的语气还是让我怒火中烧。刘麻子倒也不生气，依旧笑呵呵地说道：“我就想问问你，当年你给她妈弄回国的那笔钱，到底是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凭证？她妈现在发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这是特意来这里等我的吧？提前被我发现只是个意外。刘麻子的脑子也真不白给，连如何分赃都替我安排好了。尽管我见过太多黑心的人和事，但如此臭不要脸、连已经不在人世的人的钱都要算计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瞬时失去理智，直接冲他挥了拳头——为了黑哥，更为了小静。

屁股本就不干净的刘麻子自然不敢报警，我也并不能往死里揍他，毕竟跟这种人动手，本身就是件脏手的事。

出够了气回到房间后，媳妇正倚在床头看考研的书，发现我脸色不对，又看到我身上的血迹，尖叫着扑向了我。我的脑海里却全是小静躺在地毯上的身影，回忆着认识小静后的一幕一幕，那个在语言学校里目空一切的富家女，到底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一步的？

作为朋友，我真的想再帮她一次，可是，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因为见过太多，我厌恶毒品，更打心眼里讨厌吸毒的人，即便那是小静，但我也已经开始讨厌她了。更棘手的问题是，眼前的状况，我根本不可能跟已经怀孕6个月的媳妇去解释清楚。

当时我想过报警，但我也知道，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而我又恶意殴打了刘麻子，即使鱼死网破都进警察局，但之后呢？小静还得回到刘麻子身边，或者再去找个类似刘麻子的男人，因为她需要毒品，更因为她根本就是个没断奶的孩子。

我当时想，毫无疑问，小静完了。别的都好说，但只要沾上了需要静脉注射的那玩意，她就彻底的完了。这又能怪得了谁呢？也可能黑哥当年说得没错，这就是命，谁也管不了的。

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很快便和媳妇儿离开岛国。

回到家乡后，浮浮沉沉的十多年，大多数时候我都想不起那段日子，更想不起小静。她更像是那段日子里特别又隐秘的存在，只是当我以为她就此完全消散在时间中时，我居然又再次见到她了。

4

2021年4月的一个好日子，当年在国外的一个哥们结婚。破产后的我，本就在给婚庆公司出婚车维持生计，自然责无旁贷地驱车奔赴哈尔滨去凑热闹。婚礼前夜，那群曾经的难兄难弟们天南海北地再次凑到一起。Single party上，姗姗来迟的一位美女，忽然冲过来抱住了我。

小静？

如果不是记忆迅速涌出，我很难将眼前这位容貌和身材都堪比韩国女团的美女，与当年那位还没发育完全的黄毛丫头联系起来。而当我确认她真的是小静后，居然有了种目睹死人复活的毛骨悚然感。

小静眼睛、鼻子和脸颊显然都整过了，胸部比例也实在不太科学，脖子上的皱纹更暴露了她的真实年龄。然而，如果我不是认识了她太多年、还依稀记得她当年的模样，我可能不会注意观察这些细节，也不会相信这是位“奔四”的女人。

那天晚上，就如同当年在“匪窝”里耍无赖的小丫头一样，小静抱着个红酒瓶子就不撒手。在群魔乱舞的房间角落，她甩飞高跟鞋，赤着脚坐在地毯上诉说着那些年我也不清楚的故事——从“匪窝”开始，聊到了黑哥，聊到了刘麻子，也聊到了她被母亲接回国之后的一幕一幕。

黑哥的死，是意外，但也并不太意外。一次再寻常不过的聚会中，我们那位赌场老板酒后失态调戏了服务员，与一位厨房里打黑工的福建人——服务员的男友——起了点冲突，作为老板的贴身保镖，黑哥必须出头。作为小有名气的安保头头，他压根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更没想到对方能直接下死手。

打黑工的福建人，与世隔绝，除了厨房里的那点事，他什么都不懂，更不认识黑哥，但自己女友被调戏的耻辱，让他直接挥出手中的菜刀，刚好砍断了黑哥的颈动脉。人就这么没了。悲痛欲绝又没了主心骨的小静，一时间也不知何去何从，几经辗转，就跟刘麻子混在一起了，还染上了毒——企图以此忘掉黑哥。

刘麻子这辈子没认真干过一件事，但他想到以黑哥的名义勒索小静母亲时，却找了专业人士伪造了相关的文件，还找人查到了小静母亲的银行转账记录，追到了若干笔从境外转入的资金。而对人生已经了无生趣的小静，只能任其折腾，后来甚至还主动去配合他——因为他们太需要钱来买毒品了。

小静母亲并不是个不认账的人，也一直想归还黑哥寄给她的那笔钱。但小静并不知道，当年我去拜访她母亲送去黑哥的另一笔钱时，为了方便，所有欠条上签的都是我的名字。刘麻子凭空出现而我又失联许久，久经人情世故的小静母亲立刻察觉到了其中的异样。而女儿的反常，更让她决心放下生意，亲自带人奔赴万里之外的岛国，把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小静带回了国，并想尽千方百计，终于成功帮她戒了毒。

后来，在母亲的安排下，小静结婚了，嫁给她母亲南方公司的技术员，也留在了南方。原本，小两口计划着要个孩子。没想到，走投无路的刘麻子被遣送回国后阴魂不散，再次找到小静要钱，并以向她老公爆料相威胁。

终于，小静向母亲坦白了曾经的一切后，小静母亲毫不犹豫选择报警，因为她知道她们永远满足不了刘麻子的贪婪。警察也压根没给刘麻子任何爆料的机会，直接把他扔进了监狱。但从小静的反常中起了疑心的丈夫，还是想方设法托人去北京打听到了小静的过去，然后选择在得到梦寐以求的当地户口之后，愤然离去，捎带着拿走小静一半的家产。

说到这时，小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有些动容。毕竟，这小丫头在芳华岁月里所遭遇到的，是一场接一场的人间悲剧。

为了调节气氛，我主动问起小静如何从丑小鸭逆袭成白天鹅的。小静才破涕为笑，狠狠地打了我一拳，笑骂道：“臭男人，就知道你们关心的永远是这个。”

“废话，我也是个男的。”

“是哈，我都差点忘了，你不光是个男的，还是个臭流氓呢。”小静笑骂着，脸色却又凝重了起来。我知道，她是又想起了黑哥，那个真正的大流氓，也是除了她父亲之外唯一真心对她的男人。

谁也没想到的是，离婚后的小静，人生简直像开了挂——也可能是，决定孤老终生的她，不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这才算真正断了奶。

处理完离婚的罗乱后，小静跟母亲一起去到黑哥的老家，给黑哥父母送去了一笔巨款，又决定自己去美国找闺蜜散散心。当她在纽约闲来无事去健身房时，意外遇到几位正在进行拳击训练的维密超模，让她想起当年在“匪窝”里的时光，想起我们这些“打手”们在八角笼里进行格斗训练的场景，更让她想起了黑哥。

默默看了许久，她才发现女人玩拳也会那么帅，便拍脑瓜子更改了自己的行程，留在那家健身房里专心学起了拳击。

在那之前，戒毒成功的她，身材严重走形，很是自卑。这次发了狠的她，寻找到一堆各有所长的健身教练，连同瑜伽、普拉提、MFT（Martial Fitness Training格斗健身训练课程）甚至包括爵士和芭蕾舞，开始了近乎自残式的自我修行之路。

在美国待了5个月直到签证到期必须离境后，小静直接回去卖了那套记录她不幸婚姻的房子，开了间以MFT为主的健身工作室。自己授课的同时，还不时飞到美国给自己充电捎带着考各种证。

于是，一只年过30的“丑老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蜕变正式开始，体重的锐减让她越来越自信。与此同时，她的改变也让她在富二代圈里成了焦点。用不着打广告，她那间不到100平的工作室，大腕云集，不少人慕名而来。

意外赚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小静，对扩大规模乃至开连锁店并没什么兴趣，她更加在意自己的身材，因为这才是她的初衷。所以除了给会员上私教课，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训练上，还多次飞到韩国乃至欧洲，去逐渐完善自己那张已经追赶不上体形变化进程的脸。

“小静啊，你现在身边一定有不少男人追你吧？”我实话实说，如果不是跟她太熟，见到这样的大美女我都要动心。

小静回复我的是毫不掩饰的鄙视，她接下来说的话，更让我对这个曾经在我心里“被判死刑”的女人另眼相看。小静说，如果不是疫情突发，她已经准备去美国深造了——她此前已经成功申请到美国一所大学，并且准备在那边人工授精，往后留在那边生活。

“我说你搁国内待得好好的，去美国干嘛啊？”对小静选择人工授精这事，我并不意外，毕竟她也不再年轻，而且她受过的伤，也让她不再相信任何男人。但可能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实在太长，提起出国我实在有些头疼。

“我要把我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失去的，统统找回来。”小静说着，如释重负地抱着红酒瓶子站起了身，挥舞着瓶子随着房间里的音乐跳起了爵士，那个唯美的身影，在霓虹灯的映射下，美得像个仙子。

那一刻，我不由得肃然起敬：这个女人，曾经是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中最不幸的，没有之一。然而，如今的她却已经用自己的努力，战胜了一切的不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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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二凤》剧照

14岁，我亲历的炼狱戒网生活

1

2013年5月初，母亲突然告诉我，他们要送我去参加一个夏令营。那时的我14岁，已经是大人眼中不折不扣的“网瘾少女”了，因为频繁逃课去网吧，被学校停了学。待在家里的日子，我更加肆无忌惮，每天一心打游戏，无论父母如何劝说都听不进去。

在母亲频繁地恳求下，我终于答应跟他们去看看，心想就当旅游嘛。父亲开车载着我们远离了城市，周围的山和树渐渐多起来，路从宽到窄，从平坦变崎岖，可我都没发觉异常——我的注意力都在手机游戏上。

直到车子停下，我才抬起头，发现已经来到了一所学校的门口。巨大的铁门缓缓打开，父亲把车停在了教室前的水泥地上，告诉我这就是举办夏令营的地方。我看着周围那几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感觉有些不对劲，随后一个瘦瘦小小的女老师把我带入学校的会议室，递给我一本漫画书，让我坐下来看。

“为什么会议室里要安装铁栏杆？”我看着女老师，开始想这个问题，但还没等我想明白，就透过那个狭窄的玻璃窗看到父母已经上车了。我立刻丢下书，可会议室的门已经从外面反锁了，我只能抓着生锈的栏杆吼叫：“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去哪？！”

父母没有回答，车子也没有停下。一个教官目送他们离去，然后返身来到会议室。他打开门，用力地拽着我的胳膊往另一间屋子里拖，我不停地谩骂和挣扎，压根不起作用，最后他把我甩进一间小黑屋，冷漠地说：“好好在禁闭室里反省。”

我从下午4点一直哭到了晚上7点，期间没人来劝我，也没有水和食物。泪眼朦胧的我看着木门上面用来观察的小窗口，开始狠狠地用脑袋撞墙——那时的我还以为只要自己昏厥了，父母就会把我接回家。可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在禁闭室里，入眼的是一盏白炽灯和铺满泛黄斑点的墙壁，教官正用拇指死死掐着我人中。见我醒了，他又出去了，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已经对这种“自虐式”的威胁司空见惯了。

我冷静下来，决定绝食，那些白水面条一次次送来，又被端走。3天后，没有食物再送进来，水杯也不再出现，我排泄的次数从一日5次往下递减。不安席卷着我的大脑，我开始恐惧，可他们的讽刺从未停止：“你没必要用自己的健康来换我们的妥协，只有你的父母和老师才吃这套。在这里，你要学的就是听话。”

那天，一个教官问我有没有反思、忏悔自己的过错，我满怀戾气地顶撞了他。他走近我，架起了我的胳膊，把我扔出了禁闭室。我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因为饥饿，我头晕目眩还耳鸣，恍惚中抬起头，发现烈日之下站着一群少男少女。男生一律剃了光头，女生齐刷刷扎着马尾，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

教官们坐在门口的竹条椅子上，悠闲地打着牌，喝着茶。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狼狈地爬回禁闭室，里面排泄物的骚臭味让我觉得自己彻底变成了一只动物。我开始反省：是不是只要我足够听话，不再碰手机和电脑，努力考出让父母满意的成绩，他们就不会送我来到这个地方了？

我不再抵抗了，对教官的态度变得卑微又讨好，无论是白水面条还是自来水，我都会乖乖咽下去，只要他们让我从这个不足10平米的禁闭室出去就行。

第七天的下午，我无力地坐在角落里，禁闭室的门忽然开了，一个短发女孩走了进来。她大概十六七岁，皮肤被晒得很黑，她温和地把我扶起，笑着说：“我带你回宿舍吧，你好好休息一下。”

她的笑让我感到些许温暖，唯唯诺诺地跟着她走进宿舍。这间屋子只有一扇装了铁栏杆的窗户，只能打开一道缝儿透风。靠墙的两面有6张上下铺，军绿色的被子都被叠成了规整的“豆腐块”，床下的脸盆、洗漱用品摆放整齐，不远处是一个散发着尿骚味的红色塑料桶。

其他人都去操场训练了，短发女孩一边帮我收拾床铺，一边讲：“在这里，你只需要好好完成该做的事情。依靠自己，别给我们添麻烦就好。”

等我安顿下来，短发女孩就去瘦小的女老师那里报告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笑脸——后来我才知道，短发女孩好声好气地接我出去，是为了可以“加分”。

女老师向我介绍了这所学校，严肃地讲解了学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她说来这里的都不是好孩子，“所以需要进行改造”。稍微听话的孩子，是被父母以各种理由骗来的；完全不听话的，是教官们出动，强行带进来的。而我沉迷游戏，父母想让我在这里“戒网瘾”，至于什么时候能离开，“要看你的表现”。

在这所学校，表现好的学员能获得加分，反之就扣分。每个月的15号，全体教官和老师们开会，综合当月学员的分数，进行“评级”。像我这种刚进来的学员都是“初级”，只能老老实实“训练”，1个月后如果表现好，加分多，就可以升到“一级”。

“一级”学员可以每月可以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二级”学员除去电话，还有一次面见父母的机会和被挑选去帮厨的可能性（如果能帮忙做饭，可以避开一天的高强度训练）；升到“三级”的学员，就差不多能毕业了，他们可以提出让父母考虑接自己出去，当然也只是“考虑”而已。

这个制度是所有学员必须牢记的。学校把写有每个学员姓名和等级的黑板挂在水龙头旁边，让人无法忽视——这是唯一的水源，学员们除了在此洗手，还要喝自来水解渴。

2

我开始跟随大家一起训练了：6点起床晨跑，围着那个水泥地跑1个多小时，200圈起步。跑完了才可以洗漱，如果没有在早饭前完成任务，就只能饿一上午的肚子。

刚开始我的体力跟不上，因为低血糖晕倒过。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又被关进了禁闭室，教练说，这是“掉队”的惩罚。

上午的“体能训练”是练军体拳或做俯卧撑，每个新人要在一周之内学会军体拳，否则会被扣分。俯卧撑一般是1000个起步，做不完不能休息，午饭也会被取消。当时正值6月，学员们全都在太阳底下暴晒，就算有人中暑倒地，旁边的人也无动于衷，最后晕倒的人只能得到一盆教练泼来的冷水。

中午，我们在10分钟之内解决没有油水的午饭后，要么继续进行体能训练，要么就进教室听课或背书。大家进教室后能放松一些，有人会偷偷摸摸地吃藏在课桌里的辣椒酱。教官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只要领导不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个高瘦、英俊的男老师对我们也不错。领导旁听的时候他正经讲课，领导一走，他就关上门偷偷地给我们放电影。听其他学员说，这位男老师姓程，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专业，是不久前才来这个学校来当心理老师的。

轻松的下午转瞬即逝，每天晚饭过后是20分钟的洗澡时间。无论男女，都要迅速地洗头、洗澡、洗衣服、晾衣服，一旦超时就会被扣分，晚上还得待在禁闭室里反省。

这样高压的生活，常人难以忍受，不时会有学员精神崩溃，企图自杀。有人在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吞笔墨，有人会寻找比较锋利的东西割腕……对于教官们来说，处理这些麻烦已经轻车熟路了，他们当天送人去医院，第二天拉回来，立刻关进禁闭室，控制得死死的。

没法死，也没法逃。渐渐地，那些试图挑战教官权威的学员变乖了，他们明面上热衷于讨好教官、老师，暗地里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在新的学员身上。大部分人不会反抗，习惯性地缩起头，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6月15日夜晚，全体学员在户外站了将近2小时的军姿，等待教练公布当月的评级结果。昆虫和蚊子到处乱飞，但谁都不敢动，全神贯注地站得笔直。

队伍解散后，那些成功晋级的学员都十分开心，有的和家里人打电话，有的领到了一罐珍贵的可乐。而我因为晨跑不合格被关过禁闭，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什么“特权”都没有。

我别无选择，只能给自己定下晋级的目标，希望可以早点出去。

到了晚上10点，全体学员都要进入宿舍休息，等各个寝室长把尿桶拿进屋，就可以锁门了。当时，整个学校只有8个女生，我们就住在一起，被称为“一班”。

一班的班长、寝室长都是在学校待了半年以上的老学员了。平日里，她们在教官、老师面前听话卖乖，一回到寝室，就立刻显露出一副欺软怕硬的嘴脸。她们会体罚我们6个女生，有时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单纯的看不惯，就会命令某个女生脱掉衣服，对她的肉体评头论足。

一天半夜，短发女孩躺在床上挑起话头：“你们卖过最多的是多少钱？”

“6千多吧，后来还给了我小费。”寝室长接话。

“哇，这些钱够买很多化妆品了吧？”短发女孩立刻奉承道。

突然，睡在我上铺的佳佳接话了：“好少喔，我一般1万起步，好几个人玩完一起给我。”

佳佳只有12岁，长得特别漂亮，即使在这种统一服装、统一发型的地方，她都可以吸引很多男生的注意。她的语气让寝室长感到不爽，随即就跳起来吼道：“那他妈又怎样？好几个人才1万多，不还是便宜货？！”

佳佳也变得刻薄起来：“你又老又丑又卖了那么久，恐怕6千是第一次，还是极限了吧？！”

这次，寝室长居然破天荒地没有接话。我悄悄地爬起来，拍了拍上铺的佳佳，一头雾水地问：“你们卖什么呀？这么多钱。”

“卖淫啊！你没卖过嘛？我们都是因为卖淫进来的，你不是？”佳佳理直气壮地说完又惊奇地问，“你是‘处’嘛？第一次可以卖很多钱的。你要是出去之后想卖就和我说，我帮你联系买家，保证好几千，他们就喜欢处女！”

这一刻，14岁的我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有时，男寝那边半夜会传出狂叫，我以为是男生闹矛盾打架，室友们告诉我，是毒瘾发作了。她们说，男生进来的原因大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戒除网瘾；有的是因为吸毒贩毒被家长发现，家长觉得送来这里总比以后被警察送进戒毒所强……

3

6月17日，又一个女孩被父母骗进了这所学校，可她适应能力很强，几乎没有反抗，也没有闹脾气，所以关禁闭室的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因为我已经变得老实本分，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女老师就让我负责带新学员回宿舍，顺便给她讲解一下这里的规矩。见这女孩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她很有个性——她的头发染成了淡金色，发尾是渐变的粉红色，扎着一根高马尾，身上还穿着一条很潮的牛仔裙。她说自己叫阿妮，喜欢逃课去外面玩，喜欢染发、逛街和文身，“我爸妈都觉得我叛逆！”

她的大大咧咧，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放松感——至少，她不是因为卖淫进来的。我俩立刻熟络起来，早上一起刷牙洗脸，练军体拳的时候互纠动作，就连洗澡的时候阿妮也会主动窜到我这边，笑嘻嘻地给我擦背。那段时间，我和阿妮无话不谈，在这种高压的日子里相互扶持，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盼头。

阿妮的脾气很火爆，正义感强，经常看不惯班长和寝室长欺负别的女生，因此得罪了老学员，给自己招来了麻烦。班长和寝室长不止一次借着教官的名头在深夜体罚阿妮，而软弱的我因为害怕被排挤，缩在床上，不敢上前帮忙说一句话。可阿妮从来没有怪我不仗义，体罚结束，她就上床睡觉了。

无论孩子在家怎么不听话，外出之后，大多数家长还是会忍不住担心。我的父母从教官拍摄的视频中看出了我的憔悴，他们寄来了衣服，还有一些零食和生活用品。

那天，我抱着一大袋东西回到宿舍，所有人的视线瞬间都聚集在了我的身上。一向严肃的班长第一个靠近我：“我们班呢，就数你最乖巧懂事，平时我和寝室长也很留意特别照顾你，所以得‘分享’一下知道吧？”

等班长拿走一部分东西后，短发女孩、寝室长又陆续以各种理由讨要。看着她们的笑脸，我竟有些高兴，心想：是不是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一些体罚了？

等我把新洗发露和阿妮分享的时候，她却拒绝了，然后继续和我有说有笑的。可我明明记得，她刚进来的那几天不习惯学校提供的劣质洗发露，很在意自己的头发没有以前那么柔顺了。

收到包裹的第三天，短发女孩又嘻笑着跟我索要奶粉，我婉拒了她。因为缺乏营养，我的腿会抽筋，不仅难受还影响训练。而且我的东西已经被她们拿走了大部分，只剩几包奶粉了。

谁知短发女孩立马变了脸，她一把抓起包装袋撕烂，白花花的奶粉撒了一地：“你他妈的以为是谁把你带进来的呢？！”

整个宿舍一片寂静。班长坐在床上，满脸事不关己，寝室长瞥了一眼，继续和别人聊天。我很懦弱，闭口扫地，可是这么做还是刺激到了短发女孩，她用力地甩了我两耳光。

“你他妈有病吧，你上辈子饿死的？！”阿妮突然从床上跳下来，和短发女孩打了起来。闹出的动静惊动了教官，最后，她们被罚跑了整整一晚。

从此之后，阿妮的被褥上开始莫名其妙地出现死蟑螂，有时被套里还会被人倒潲水，晚上回了宿舍，她还要接受各种体罚。我自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我还是不敢说话，眼睁睁看着她独自承担。其他女生也害怕被牵连，也不敢和她交流。

渐渐地，往日嘻嘻哈哈的阿妮变得沉默寡言，每次见面，她都会尽量避开我。我以为阿妮是嫌弃我胆小，没帮她出头，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跟她道歉。有一天，阿妮被几个女生拉进厕所拳打脚踢，我试图上前劝解，肚子被踹了一脚。她们说：“你要是敢和教官说，我们就不会再轻易放过你了！”

我看着阿妮，她的脸快被压进蹲坑里了，但她依旧忍着恶臭，不愿转头瞥我一眼。我不知道她是嫌恶我，还是想划清界限保护我。总之，卑鄙的我满心愧疚，落荒而逃。

4

7月15日，我成功晋升为“一级”，每月可以跟父母通一次电话。而阿妮因为打架仍停留在“初级”，从这次评级之后，她就再也没笑过。

在这所学校里，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家长可以随时打电话来询问孩子的情况，而孩子给家长打电话，被当成了一种奖赏。有的孩子会哭着在电话里求饶，说自己已经改正了，求父母带自己走，但守在旁边的教官会立刻夺走电话并挂断，警告孩子不允许装可怜，“别想提前离开这里”。

那天，教官递给我一部手机，我看着熟悉的号码，听着熟悉的铃声，涌上心头的只有恨意。一时间，我脑子里蹦出了很多出去以后报复他们的想法，我开始浑身发抖，一句话没说就把电话挂了。

学校有3个心理老师，每天都要阅读学员们写的日记，然后挑选出那些心理压力大的进行谈话。评级结束的第二天，我就被程老师带到心理辅导室，开始了我们的初次谈话。

一开始，程老师温柔地询问我在这里过得怎么样。我并不信任他，所以什么都不肯说。在近20分钟的沉默中，程老师十分耐心，还削了个苹果放在我面前：“时间还很长，我不希望你一个人承担着不该承担的压力，有什么事情可以和老师说，老师都会尽力帮助你的。”

“你能帮助我什么？让我有更多的体罚吗？”

程老师并没有生气，他说：“如果你觉得我不能信任，楼下的许老师也有时间，你可以和他说说。如果他也得不到你的信任，那确实就是我们做的不够好。”

许老师也是心理老师，他胖胖的，很温柔，总把自己买的零食偷偷塞给学员吃，所以很受学生欢迎。程老师说，他和许老师都心疼我们天天被体能训练折磨：“其实，我们每天只需要辅导1个孩子就行了，但还是请示领导，希望每天至少能辅导4个孩子，让你们都能在空调房里歇会儿。”

接下来，程老师跟我分享起了自己的生活。他说自己的孩子快出生了，自从来到这个学校工作，他就一直在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未来“叛逆”，他会深刻反省，“可能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没有尽到一定的责任”，“不够包容不够理解，所以才会让你们来这里吧”。

听程老师这么说，我憋不住了，立刻哭了出来。父母只知道我沉迷游戏，却并不知道他们生了二胎以后，天天围着妹妹转，我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才故意这么做。他们为什么不能看看我呢？多关心一点我呢？只有每次老师找他们，才会跟我说：“爸爸妈妈很在乎你，很关心你。”

我向程老师吐露了心声，也说了自己和阿妮的遭遇。在女生寝室里，每晚几乎都有体罚，热门话题就是卖淫、赚钱买化妆品。12岁的小女孩可以面不改色地说自己和多少个男人睡了觉，还会分享细节；寝室长像炫耀一般，说自己打过好几胎，现在一夜仍可以赚多少钱。她们不以为耻，甚至还会鼓动我加入。

“老师，你和我父母真的了解这所学校吗？我妈妈说这个社会很美好很正义，在哪呢？就是在这里吗？”我语无伦次地咆哮着，心脏像被揪住了一样疼，“我为什么要活着？父母把我送到这里来，是让我学他们卖淫、贩毒吗？”

程老师露出震惊的表情，看来这些事，他这个新员工并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的。”

5

次日，程老师找主教官汇报，那些作恶的女生失去了职务，然后被狠狠体罚，关禁闭一周。程老师又立刻给阿妮进行了心理辅导，结束后，阿妮就被换到二班的宿舍——新来的女生越来越多，一个寝室都住不下了。

阿妮抱着被褥和脸盆搬离，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讲，仿佛我们是陌生人。我一直对她心存愧疚，但去程老师那里诉说了阿妮的遭遇，也是间接地帮了她，我稍稍松了口气。

眼看着评级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努力表现得乖巧，可禁闭室的门打开了，那3个女生又回来了。一个深夜，她们死死揪住我的头发，把我从床上拽到水泥地上。她们撕扯我的衣服，然后拳打脚踢：“他妈的，之前就警告过你吧？贱种玩意儿，谁叫你告密的？等着被打残吧！今天要么把尿全喝了，要么就裸体出去给教官们看……”她们大笑着，扭曲的表情比鬼怪还可怕。

随后，一桶浸泡着我的迷彩服和内衣的污物从我头上倾倒下来。她们掰开我的嘴巴，试图把排泄物塞进去。疼痛断断续续直击大脑，我紧闭的嘴唇上满是恶臭，我挣扎着，下意识去寻找阿妮的身影，但很快就发现她已经搬走了，没人能救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一辈子，只能依靠自己。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架，又抓又咬，仿佛一头失控的猛兽。后来，医院的心理医生让我回忆最痛苦的事，我竟忘了这场打架的结果，也忘记了那几个人的长相和名字，只记起了女孩的短发，寝室长很胖，班长很高。

8月，班长她们再次因为挑起暴力事件被降为“一级”。阿妮突然性情大变，主动找到教官，要求把自己一直珍爱的淡金色头发染回黑色，并且开始努力训练。9月，阿妮因为表现优异、特别听话，直接从“初级”跳到了“二级”，我也顺利升为“二级”，被挑去帮厨，不再参加体能训练。

在厨房里，和我分到一组的男生来自秦皇岛，他17岁，身高却有1米8，手臂和背上覆盖着大量的文身。得知我是因为沉迷游戏被父母骗进来的，他不屑地嗤笑：“屁大点儿的事儿你爸妈就把你送进来？我是因为和兄弟们砍死了人，我爸妈送我进来避避风头。等我出去了还要再砍死几个，你这么恨你父母，要不我出去把你父母给砍死吧？我不收你钱，就当是交个朋友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在切菜，速度极快，力道极重。我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下一秒他手里的那把菜刀就会落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认定：这里的学员全是社会毒瘤。

10月，我终于成了“三级”学员，可父母却没来学校接我。我十分失望，在电话里大闹了一通。

直到出去的那天，我才知道“评级制度”是个骗局——为了让孩子们听话，教官画了张饼，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家长喜欢的乖小孩，就可以早点出去。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学校待多久，与表现好坏无关，只跟家长交的钱挂钩。交了半年就待满半年，如果家长对“改造效果”不满意，还可以续费，就算孩子升到了最高级也没用。

6

10月的一天，老师让我去禁闭室接小菁，我也冷漠地警告她别给我添麻烦。

小菁的发色是很彻底的棕色，看起来不像是染的，而眼睛是很浅的棕色，像是有外国血统似的。她说话的声音小小的，很文静，对谁都特别有礼貌。不过，我听说小菁是因为一起很复杂的强奸案进来的。那时我已经认定来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是“社会毒瘤”，于是就猜她多半是因为懵懂无知，稀里糊涂成了坏人的帮凶。

自从把小菁拎进宿舍，她就像牛皮糖一样黏着我。日常训练的时候，她主动跑来想和我一队；上课的时候，要坐我旁边；吃饭的时候看我快吃完了，她会大口大口狠狠地扒米饭，尽量跟我一起去洗碗；就连我去上厕所，她也要站在门口等着。

我察觉到了小菁的不安，这种莫名的跟随让我想起自己刚进来的时候想要依靠那个短发女孩的心态，又想起我和阿妮黏在一起的日子——我依赖阿妮，也是觉得她能时时刻刻保护我。可是如今的我对人和事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变，我怕自己的善良被利用，对待小菁也很不耐烦。

一天夜晚，小菁突然在熄灯前钻进了我的被窝，我没有拒绝。她突然一脸无辜地问我：“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啊？明明我什么都没干。”

我叹口气，不想理她，可她的手在被窝里碰到了我的手，似乎想要握住。我反感地说：“别耽误我睡觉。”

我想，她就算是个未成年人，成了强奸案的帮凶，为啥不觉得自己错了？可更多的故事，我并不想问，也懒得问。

这个夜晚，小菁没有再来牵我的手，只是淡淡地叫了声“姐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小菁突然砸碎了厕所的窗户，用碎玻璃片割腕。所有学员被临时关进宿舍，我往外瞥了一眼，看见教官、老师将小菁抱上面包车，送往医院抢救。

在这里，学员自杀太常见了。要么是不堪凌辱，要么是无法承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但无一例外，他们最后都狼狈地回来了。自杀不仅得不到同情，反倒会沦为笑柄，有的孩子甚至会问自杀者：“怎么还没死呢？不是要死吗？怎么不死啊？”

我以为小菁也一样，会很快被拎回来。可直到我离开这里，都没有再见到小菁。

11月，我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为了发泄内心压抑的痛苦，我曾几次拿铁勺子偷偷划自己的手臂，红色的伤痕和刺痛能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这天，我又在宿舍划自己，教官突然进来叫我出去，说父母来了。我赶紧把勺子藏起来，就像把对他们的恨意藏起来一样。

在偌大会议室里，程老师对着我的父母不停地夸赞我，很明显，他想让他们尽快带我离开。半年没见，父母似乎很想念我，又看我变得乖巧、礼貌、懂分寸，分明“改造成功”了，他们很满意，就急切地表态要带我回去。

我笑了笑，不带感情地说：“谢谢你们。”

这半年的经历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痛苦让我一时间无法表露出任何情绪。我去宿舍收拾东西，认真环视四周，我不停地问自己：我真的离开这里了吗？

许多新来的女生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短发女孩没有出来围观，阿妮也没有露面。我想和阿妮打个招呼再走，于是走进了二班的寝室。可阿妮不会笑了，一头黑发和冷漠的表情让我觉得好陌生，她应该不把我当朋友了吧。

接着，我又和程老师去教室单独谈话，我对他表示感谢：“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希望和依靠，我会努力活着，坚信世界上一定有像你一样善良的人……”

程老师苦笑了一下，像是有些释怀，说也很谢谢我，让他终于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许老师已经辞职了，原因是在这里很受打击，他怀揣着教育理想来这所学校，想帮助问题学生，却发现其中大部分孩子已经三观扭曲。他尝试了一段时间，但发现还是干不下去，临走的时候还希望程老师早日离开。

我无言以对。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对学员比较好的教官、老师似乎都陆续辞职了。比如那个拽我去禁闭室的教官，他看似凶恶，其实从来没有打过人。那天他掐我人中的时候没说话，但神情特别迫切，仿佛怕我下一秒真的死掉。他来这种穷乡僻壤工作，拿并不高的工资，应该也不是单纯为了钱。

离开前，我随口问小菁怎么不回这里了。程老师顿了顿，神情复杂，他告诉我，小菁是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她父母嫌她脏，丢家族的脸，所以花钱把她放这里，想等生完二胎再接她回去。现在，小菁还躺在医院里，学校领导正和她的父母沟通，想让他们提前接她回去。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自以为是很可笑。那天晚上，小菁是不是想要跟我诉说真相，试图找到一个理解她、安慰她的人？如果我当时紧紧拉住她的手，说“我愿意相信你，你告诉我你的事吧”，现在的她大概不会悲惨地躺在医院里。

负罪感和愧疚感让我感到窒息，我蹲下来大哭，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冷血。

7

回家后，父母询问我在那个“夏令营”里学到了什么，我冷笑着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

他们的表情从惊恐变为难以置信，又逐渐凝结成了愧疚。除了沉默、叹息，最后他们只说了一句话：“爸爸妈妈不知道是这样的，我们不该送你去那里。”

没有道歉。

后来，我在家自言自语，还有过激的行为，比如双手掐住妹妹的脖子，想置她于死地。父母觉得我精神出了问题，把我送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我每天除了吃药就是睡觉。出院后，父母带我不断辗转上海、北京、深圳等各大医院就诊，得到的也只有一大堆药物和昂贵的心理疏导费用单。

我在家休养了很久，直到2017年的某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该停留在原地了，要出去像正常人一样去学习、去工作，于是我拒绝服药。一开始父母很反对，我冷静地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想法：“我不可能一辈子靠药物，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靠你们养。”

2018年，我的状态开始好转，试着踏出家门租一间小房子，到处找工作。因为那段经历带来的心理阴影，我还是惧怕军事化管理和长期待在封闭的空间内。不过接触的人多了以后，我又惊喜地发现，正常人的世界如此辽阔和光明。

没有学历，我就从端盘子、收钱的服务员做起，之后又辗转了很多行业，如今我已经成了一名短视频编导，热爱自己的工作。

转眼8年过去了，我偶尔还会记起那半年鼠窟般的生活，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还需要药物来控制、安抚自己。父母依然后悔当初的选择，对我表达愧疚，可成熟后的我，却无法再憎恨他们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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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阳台上》剧照

唱戏的富二代和他的叛逆青春

此时的他，在手机那头唱着马派的《借东风》，“趁此时返夏口再做主张”，然后对我说，如果他有儿子，就叫夏口，“用这个名字纪念我失败的叛逆青春，我的青春应该用这句唱结尾”。

此时的我，在值夜班，一个刚做完手术的老人疼得满床打滚睡不着，一个明天要做手术的年轻人在一旁眼神迷离地看着他，也睡不着。

外面灯火通明，一阵风吹过，抚摸着活物的缝隙和根须。我看到他在这夜色中渐行离去，走到一条恢弘蓬勃的人生之路上，而我却为他感到一丝困惑。

这个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霄汉。

1

大一开学时的霄汉，白皙，瘦弱，属于典型“四体不勤”的模样。他是整个宿舍最后一个来报到的，一进门，就吸引了全宿舍的目光。每一个人的到来，都携带着专属于自己那一方水土的风气，昭示了他来自哪里，他的家庭教育和出身，他读过哪些书、认识什么样的人以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把他改造成现在这样。霄汉的拉杆箱里都是名牌衣服，还有琳琅的护肤品和香水，箱子外面有很多机场免税店才有的小贴纸，我们看着他甩开自己的床单被罩，甚至觉得他的床单被罩都那么细软。

“兄弟，你抽烟不？”宿舍里的一个本地同学递上了一根烟，笑嘻嘻地和他寒暄。

“啊，不了，谢谢谢谢，我不会抽烟。”霄汉的声音也十分悦耳，普通话听起来就比我们的正经多了，音调也不杂，中气十足的少年音。

从那以后，他就变成了我们宿舍里最沉默、最没有存在感的人。永远在角落的床上一言不发，看着我们聊天就偷着乐，问他什么事情，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我们很平淡地相处了一个军训，军训以后，就是迎新晚会，各个班会选派出有才艺的同学上台表演。那个时候的我们互相还不熟知，安排活动也是为了增进大家的感情，增强集体凝聚力，选派的前提，是自告奋勇。

在选拔最后一天，“《奇袭白虎团》 霄汉”赫然出现在节目单上，我们宿舍的几个“草包”顿时炸了锅：

“喂呦呵！同在一个屋檐下这么长时间，咱这宿舍还有会唱戏的呢啊！”

“‘奇袭白虎团’，听着就大气，真长脸，这可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我们喧喧嚷嚷一阵起哄，全然没注意霄汉的脸色，他正在努力压抑着情绪。

回了宿舍，霄汉一个人去了水房，给他的母亲打了一通电话：“我不想唱戏了！你们怎么还阴魂不散！我都离你们那么远了！”

他的声音在水房里面回响，一直传回宿舍，导致我们面面相觑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声音有这么强的爆发力，那是一种在一只文弱绵羊身上突然爆发出的“银瓶乍破水浆迸”的感觉。有人天天扯着嗓子喊，天天吵架骂人，但是震慑力远不及这只绵羊在愤怒时的嘶吼。

“如果我都已经跑这么远还挣脱不开你们，那我来这儿上学还有什么意义啊！”霄汉的声音已经略带哭腔了。

挂了电话，他快步走回宿舍，没有照例去洗他的衣服，而是上了床就把他松软的被子盖过了头。

那一夜，我们宿舍默契地保持了安静。

2

第二天起来的霄汉，已经说不出来话了，他的嗓子一夜之间就哑住了，几乎失声的状态。

导员找到了我，想让我劝劝霄汉，说校领导对他很重视。我这才知道，原来霄汉家里是唱戏的世家，他家里人给导员打过电话，透露了霄汉这一特长，所以霄汉被“推举”上去表演节目，但是他却毫不自知。

我特意去买了胖大海，打算回去跟霄汉聊聊天，毕竟一个人在外地，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最需要朋友了。

“诶呀，大少，还躺着呐，吃饭了吗？我这有胖大海，润润嗓子吧。”我一脸谄媚地看着在上铺的他。

“不喝，谢谢，缓两天就没事了。”他直愣愣地看着我，看得我直不舒服。

“走呀，来东北一趟，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个饭吧！”我甚至觉得自己有点贱兮兮的。

霄汉被我生拉硬拽着下了楼，我想请他吃最便宜又能吃饱的铁锅炖，偏偏走到了一家更便宜的麻辣烫店门口，他站住了脚：“我没吃过这个，咱俩吃这个吧。”

我没想过这次吃饭成了霄汉走上另一条路的滥觞。他径直走到点菜牌子面前，要了一碗酸辣粉，又要加辣，我就要了一碗麻辣烫。直到他吃得脖子涨红，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不太能吃辣。见他吃得衣服湿透，额头的汗顺着鼻尖往下淌，我赶紧给他要了一听“露露”，可是不想，他却要了一瓶冰啤酒。

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腔。

“你喜欢学医吗？”他边说边大口喘气，舔着他通红的嘴唇。

“对啊，我家都是学医的，我也没想过学别的。”我迟疑地回答他。

“我不喜欢唱戏，所以来学的医。我是艺术生，硬是转的纯理科学的医。”他为自己倒着啤酒，倒出了半杯沫子，冒出杯沿儿，又赶紧笨手笨脚地去擦。

“你说，‘从来如此’就对吗？我跑这么远了，他们还想控制我。”少年通红着脸质问我。

从他口中，我才知道他家不只是“唱戏的”那么简单。他的爷爷出徒的戏是《大英杰烈》，在后来成名成家的日子里，也一直以这出戏的须生为拿手活。老爷子盼着能把这一派须生传下去，所以给儿子取名“英杰”。结果到了霄汉父亲这辈，时代变了，因为一些原因，霄汉的爷爷不被允许唱戏了，霄汉父亲的第一出戏，是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于是等有了孙子，老爷子在儿子的台本里字斟句酌找出一句“气冲霄汉”，也是盼着传下去。

霄汉说到此处，还特意跟我强调：“不是‘穿林海跨雪原’的‘气冲霄汉’，是‘钻狼群入虎穴千斤重担，革命者就应该气冲霄汉’。”

“那你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去唱戏啊？”我打断他讲的故事。

“我爸，不再表演京剧了，做生意了，他就更加逼我学京剧。”

“那你们唱戏……”

“是京剧！”

“好好好，京剧、京剧！”我很欣赏他打断我时候的认真。

“我小时候，从没有去过一次游乐园，六一儿童节都在家里憋着背词。我因为学戏，腰在很小的时候就受伤了，后来改了文戏。”他脸上的红已经不知道是辣出来的还是醉出来的，还在接二连三地要啤酒喝，“我学武戏的时候，不停挨打，后来学文戏词背不下来，也挨打。”他看了看我的酒杯，一口又干了一杯，“我看小豆子（《霸王别姬》里的角色）挨打的时候，我屁股都疼。”

三瓶啤酒下肚，霄汉就开始晕晕乎乎地直说头疼了。我总结他说的大概，就是：他的父亲也因为时代原因，没有继续完成京剧表演事业，所以到了他这儿，他就变成了承载两辈人梦想和嘱托的一架桥梁。

“我从小到大，就觉不出快乐，我甚至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滋味儿，我早就不是那个因为背下戏词被夸奖后就能高兴一天的孩子了。”说到这个的时候，霄汉拿出手机给我翻看他唱戏的样子。

“知道，这个叫什么吗？”霄汉抿着嘴，一脸看乡巴佬的样子看着我。

“啥啊。”

“这是蟒袍，这是硬靠，这是弯水立蟒，这是周瑜，这是徐延昭……”他一幅一幅图给我讲着。

“你知道吗，我最失望的一次就是我送给我高三时候女朋友一个礼物，就一件特别简单的女花帔——然后，我爷带着我爸，硬是从人家家长手里要回来了！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了，我这辈子要饭也不唱京剧！我把我的所有髯口、蟒……什么他X的红团白团、八宝绒绣，都挂网上卖了。”

当他说到“卖了”的时候，挥舞着胳膊，看似无力，又好像空中有什么东西被他抛了出去。

我也理解了他为什么要吃酸辣粉，要喝酒，被辣成那副德行还要吃。很可能是他从来不被允许吃这些东西，他的行为，都是报复性的——后来几年的相处，也印证了我的猜想，一次他说，第一次吃到酸辣粉的时候，他就爱上了这种又酸又辣又冲嗓子的感觉，他吃起来这个，就能想起来他爸在一边厉声呵斥他不许吃的样子，一想到这儿，就有莫名的快感。

也是在这天晚上，我陪他去买了烟，他怕露怯，怕被人看出来是第一次抽烟，就硬拉着我。

“烟都有什么种类啊？”他晕晕乎乎又怯生生地问我。

“哪有啥种类啊，‘抽烟要过肺，喝酒要喝醉，抽烟只抽炫赫门，一生只爱一个人’，你没听过？”我就把脑海中能想起来的都跟他说了。

结账的时候，他看见货架子上的“口味王”槟榔，也拿了一包。

从那以后的几年里，霄汉隔三差五就要吃酸辣粉配啤酒，慢慢不会被辣得特别狼狈了，到最后也能一宿喝一箱“勇闯天涯”了。他从炫赫门抽到了利群，并且一定要配槟榔，只为了把自己的好嗓子弄得沙哑不堪，好在过年回家时，让他的家里人彻底放弃让他继续唱戏的念头。

那天我把霄汉扶回宿舍时，他已经人事不省了。我想着，第二天还是要带他去彩排现场，跟老师当面说说，他嗓子不行，就别唱了——毕竟刚入学就无缘无故不配合学校安排，总不太好。

3

直到第二天中午，我们一个宿舍的人才陆陆续续起来，反正还没开始上课，去网吧的去网吧，找女朋友的找女朋友。

一看霄汉的床铺，被子已经整整齐齐叠好了。我下床洗漱，觉得他可能是去溜达了，也可能是去图书馆了。

我完全没想到，找到霄汉的时候，他正抱着肩膀斜着头，和昨夜看我的眼神一样，看着那一堆人在台上彩排。等那两个唱京剧的女生在台上比划了半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只见他快步向前冲到台下：“诶诶，你别耍了！你这折戏得有旗蟒啊，怎么穿了一个水袖啊？你看看这个兰花指，那也太僵硬了，好像鸡爪子……”他又低头看了看：“你的鞋呢，你怎么穿了一双运动鞋啊？”我在一旁拉着他，让他别上纲上线的，可他仍觉得不解恨：“你看看你佛袖的动作，好像触电一样——这么简单的基本功这么难做吗？你摔袖摔得也不对啊！”

一个东北女生绷着脸，攥紧拳头：“你有病啊？！”

剑拔弩张，一下子没有人理霄汉了，众人把他拉开，有两个对霄汉有点兴趣的女生，也被惹走了。全场参加表演的同学，恐怕都想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暴打一顿。霄汉太认真了，一个“才艺表演”，连“京剧爱好者”的程度都谈不到，却被他弄得煞有介事。

回宿舍的路上，霄汉还在絮叨这些人“业务能力欠缺”。最后他决定，他一定要参加这次表演，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正经的京剧。

霄汉还是有功底的，他去了文化馆，借到了尘封多年的髯口和袍子，他还淘宝来了很多细碎的、我不认识的东西。他自顾自地彩排，大早上就去操场吊嗓子。

到了迎新晚会那天，霄汉一改从小熟悉的小生，改唱正净，扮《铡美案》里的包公。我这个外行并不知道他一个小生去唱正净是不是很有难度的事情，但他一出场亮相就是满堂喝彩。由于没有人跟他搭戏，他就自己伴着背景音，唱了5分多钟。从“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她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开始，台下的掌声就络绎不绝。

唱完下了台，大黑脸下看不出他的表情，总之，他对自己的表演很不满意，只坐在我身边喃喃地说：“果然还是小生适合我，唱这个还是唱不明白，唱得稀巴烂。”

当主持人宣读《铡美案》毫无争议地获得当晚的第一名时，我明显感觉到霄汉的难过更加强烈了，他没有一丝欣喜地拿着奖状和校领导合了影。

也许世界就是这样，一群外行也没见过什么叫唱念做打，碰见一个小学徒，就抱着回村搭戏台子唱大戏了，即便小学徒唱了个不伦不类，也会有人带头叫好。霄汉在台上的一步一态，都是三代人苦心孤诣的积累，他虽然不喜欢，但也对国粹抱有敬畏之心。“唱的狗屎就是狗屎！”霄汉看着自己的奖状和纪念品狠狠地说着。

这是我们入学以来第一份荣誉，被霄汉拔得头筹。这成绩他看得轻，但还是给母亲拨去了电话，我们都听见了电话那头的恭喜，但这让霄汉怒火中烧，觉得这夸奖更像是嘲讽，自己丝毫没有水准的表演，居然如此成功。

这一晚，霄汉的微信快被加爆了，全学校的校领导都记住了霄汉，日后的学生会和班级干部自然少不了他，可是又能怎么样呢？霄汉把纪念品分给了我们，兀自寻了一根烟去阳台愣神儿。我有点理解他的难过——这路上有无数机遇和资源都被他拒绝了，可到头来，被人承认的特长，居然还是自己最厌恶的那部分，想必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席卷而来。

当天晚上学生会查宿舍时，霄汉仍在抽烟。我拍着他肩膀：“赶紧把烟掐了，喷点香水！”霄汉无动于衷，仿佛等着学生会干部们的到来。果然，在别的宿舍都是大呼小叫的“部长们”进来了以后，看着今晚大放异彩的明星新生，似乎觉得跟这个“新科状元”太张扬了不好，也只是留了微信：“以后这栋宿舍，哥管你了。”

学校到底还是“爱才”的地方，此后霄汉就可以在宿舍随意抽烟了，这种特权让他第一次觉得有些许舒服。

后来的第一学期，霄汉还得到了邀请，去学校组织的戏曲社。但是在他母亲对他一番鼓励后，霄汉又对这些社团提不起兴趣了：“我凭什么都要听他们的，我不想再唱了。”

4

霄汉自迎新晚会一鸣惊人以后，就未再发声。他的噤声是“拒绝一切”的一种姿态，就像他非要在母亲跟他“打视频”前会飞奔去食堂买一碗酸辣粉，就像他会不经意间告诉家里人，他现在抽烟又喝酒。

但是一个学期下来，霄汉没有旷过课，也没有挂过科，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个好孩子。在那年寒假的时候，霄汉和我们也没断联系——原来他的家在上海，朋友圈里的房子，又大又阔，他们一家人在家里吃饭，好像比饭店还豪华。在那个冬天里，霄汉还得到了一份生日礼物，一块劳力士“绿水鬼”。那不经意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们无数的点赞——这简直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能企及的东西。

霄汉到底是大城市的孩子，临近开学前，他跟我说自己打算搞微商。

“听说东北大米好吃，永吉县大米，镇赉县小米，你得开学了陪我去走走！”霄汉讲。

“绿王八，你缺钱吗？”

“那不也是我爸的钱，不是我的。”他发了一个呲牙的表情。

霄汉的意图很明确，他想脱离父母，就要经济独立，这是人格独立的基础建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霄汉虽然年龄不大，但想必和他父亲也学到了不少生意经。开学后，我陪着他到永吉县的各大米业走访了一圈，又找到很多新农产品。

“我想把大米卖回上海。”他看着一袋子粗包装的大米对我说，“卖去上海的话，就不能说大米多好吃了，卖点应该是‘营养健康’。”

“本来我们东北大米就营养也健康，还好吃，比你们上海的强多了。”我拍了拍边上的米袋子对他说。

“我也不是上海人，也是我爸一路打工才到了上海。”他突然有点语塞，旋即又转回了大米上，“大米不能成袋卖，最好是分2斤装、5斤装，包装要下功夫！”

霄汉是不成熟的大学生，却是比较成熟的生意人。这可能也是他家几代人沉淀下的结果，人的日常行为和思考中都带着家庭给予的痕迹。他很快就联系到了父亲的朋友帮忙做包装，然后就开始规划物流线路的问题——看得出来，霄汉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他的父亲。

霄汉找到了永吉县附近一个靠谱的粮食农业合作社，为了尽可能亲力亲为，又买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书，力求参与到产品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合作社老板也没和这么年轻的生意人做过生意，所以很大度，对我们讲了很多大米的知识，还有买卖之间的地方性潜规则。

霄汉白天上课晚上拢账，几乎每一天都有厚厚的一沓记录。他的记账，我是丝毫看不懂，我以为只有成本、利润这么简单，但是霄汉跟我说：“看不到、想不到的钱太多了，一定要一笔一笔记清楚，不然就是赔钱！”

他做了很多产品，有五谷杂粮燕麦，有高端燕麦，有弱碱性粳米，有富硒大米，有婴儿专用米，还有订制杂粮礼品。还有结合百度来的“养生粥”做的套餐盒，然后统一发在自己的微信里，“回馈”给他上海的亲朋好友。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换了一个比本身价值更高成本的包装，然后打出“高营养无公害”的招牌——虽然东北的粮食也有这些特性，但是刻意的宣传，往往夸大了事实。

合作社一般都会和固定的商家合作，进行大宗商品交易，但是我们没有货仓，没办法搞“大宗”，好在老板说自己的儿子也是大学生，知道我们这是大学生创业，应该支持，靠着东北农民的宽厚老实，我们有了一次次只有两三百斤的进货。

我以为这条路值得一直走下去，可第三次进货之后，霄汉不再更新朋友圈了，直到存货几乎没有了，他才道出实情：我们的东西卖得出奇地好，可能是他发在朋友圈的信息被他父亲的朋友争相转发，也可能是这些叔叔大爷的以为这些商品有霄汉父亲在背后授意。

“亲戚朋友们，快吃透了，再卖，也就没人买了，这条路算到头了。”霄汉摸出一支烟，娴熟地点上，“昨天一个叔叔给我打电话，说以后买米能不能直接找我爸——他真以为这是我爸的生意呢！”

“唉，你说我怎么就还脱离不开他！”霄汉的眼睛被烟熏得流泪，边揉边说，要不是他语气上扬，我真以为是委屈哭了。

“不做了，太累了！我总觉得还可以更快地赚钱。”霄汉拍着手里厚厚的账本，弹了弹烟灰。

其实霄汉可能不自知，他从来到学校那一刻就是自带光环的，从他进宿舍时透出的贵气，到后来上台表演的技压群雄，无时无刻都有点什么事情在他的身上体现出跟我们不同的气质。他还可以赚钱，却又戛然而止，多少人该在他背后羡慕他？可他只想脱离家庭。

但是他做的这些事，也无意间让我们都对他的家庭产生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能培养这么一个孽障，明明干什么什么事儿成，又非得不往好道上走。

5

一天晚上，霄汉买了一个二手安卓手机，趴在自己的床铺上，一直在捣鼓着什么。

“嘛呢？新手机？”我随口问。

“新弄了个APP，不能截屏，只能（用另一个手机）拍照。”霄汉对着手机，神情专注地回答着我。

“什么不正经的APP还不能截屏？”我问完以后，霄汉没回我。

入夜很晚了，霄汉突然跳上我的床，瞪着眼睛咧着嘴：“看看看看！”

那个旧手机界面上是我压根看不懂的东西，我只能看明白写着“提现5000”。

“押大小，押单双，知道么？”霄汉兴奋地看着我。

“电视里看过。”我一脸迷茫，觉得他在干什么错事。

“押大小什么的，太慢了，我现在追‘冠军号’呢！”霄汉双眼放光地看着我，“我自己‘倍投’自己追，连续三单就‘反追’，中了就提现，不提现就‘全押’！”

“啥是‘倍投’、啥是‘反追’、啥是‘冠军号’啊？我就听过‘冠军梦’。”看着屏幕上滚动的数字，我不好说出自己的感受，只冥冥中想起来“大学生远离网贷远离赌博”的标语。

“我现在已经连中两把了，已经有了5900。”霄汉才回过神来，回答着我的问题。“我高中的时候跟我同学玩过这种平台，他们都是幕后操作的，有的平台不能提现，有的看见你提现就封号……但是这个好像还行，能提现！”

“啊？都挣5900了，就别玩了，都有这么多了。”

“这才多少，我刚才那下没中，上头了，你拦着我点，我下次下2000！”霄汉说完，钻回自己的被窝，我歪头看过去，接着有红色绿色的光在他脸上掩映。

“中了中了！15000！”片刻后，霄汉又跳了上来，带着胜利的喜悦，又跳了回去。

“15000‘全押’，中了就提现，不中就睡觉！”他自己给自己鼓气道。

当晚，霄汉跳上我的床六七次，每一次都说自己“有点上头”，让我“拦着他”，每次都说“中了就提现，不中就睡觉”，但他一晚上根本没睡觉，一直在“全押”。

“你不知道我有多紧张，我手心里都是汗，紧张死我了。”霄汉对我小声地说。

“那就不玩了，反正你都挣到钱了。”

“不，我舍不得。”霄汉没再跳上我的床。

我也一夜没睡，我心里想着，真的那么多钱吗？好多钱啊，好多钱……

霄汉当晚最后一次出手，全押了11万，中了，提现了20万。

一晚上入账20万，做梦一样。霄汉最担心的是平台不会让他提现成功，但是并没发生。

我眼看着他提现成功了，也爆发出一声惊呼，霄汉瘫软地倒在了床上，沉沉睡去。

我从没想过我有钱了会去干吗，因为我从不预想自己有一天会有钱。我琢磨着，以霄汉的脾气，他会拿这20万去干啥？会买奢饰品，买鞋，出去旅旅游，买一辆不错的代步车？转念一想，这些东西他好像都不缺，光他手腕上的“绿水鬼”，出手也差不多得10来万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真低幼，好像没见过钱似的，但是这种一夜之间出现的20万，真的把我的思绪打乱了，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冲击了一些我从小受的教育带给我的金钱观念。

霄汉并没有因为这些钱显得有多开心或不开心，天亮后，他如常起床洗漱，叫我下楼吃早饭。

“这20万你打算干嘛啊？”我笑嘻嘻地问着他，寻思着，他追求的经济独立和挣脱父母的梦想，已经算实现了吧。

“攒着呗，才20万，能干嘛？”霄汉边喝着豆浆边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

“20万啊兄弟？还‘能干嘛’？”我差点抽他一大耳刮子，“20万能干的事多了啊！”

“我打算干绿化，我前两天看新闻，看到有绿化工程。”霄汉夹着咸菜往嘴里送，“20万太少了，100万左右的绿化还算有分量。”

我没再多说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什么是绿化工程。事实上，我认识霄汉以来，他说的大部分东西，我都要用力去理解。但是我知道一点，霄汉的父母应该和绿化工程有关系，因为霄汉父母家长群里的名字就是“某某小区绿化工程”，霄汉用的水杯也有“某某绿化建筑工程”的字样——不是说要挣脱吗？怎么还是在向自己的父母靠拢？又骗我说是在新闻上看见的。

我瞬间觉得，霄汉其实没拿我当自己人，他其实一直都是他自己，从没有和我交过心。

“工程绿化比高楼和修路工程利润高，高楼风险大，出人命是要负责的。但是小区绿化和园林绿化就很简单，几百万几千万的工程，利润几乎是百分之四五十。”霄汉不住地和我描绘他的蓝图。我就像一个在听雷的鸭子，一个看芭蕾舞的乡巴佬，不住地点头和赞许，都是在避免露怯。

霄汉的宏伟蓝图，让我深深敬佩又无法企及，我太羡慕他可以有一个梦想且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了。但是事情没完，霄汉很快就接到了平台和警察的电话。平台让其归还那20万的赌博所得，警察询问他是否参与了网络赌博。霄汉镇静地一一应付了过去。

霄汉在网上联系着自己工程队所需要的机器，他打算这笔钱就买设备用了。但是不想刚刚买完设备，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我当时并不在现场，听宿舍的兄弟转述，大概意思就是，霄汉父亲也接到了警察电话，十分震怒，责令霄汉立刻回家，回到自己身边，不然就永远不要回家了。

“你说，我要是不上交这钱，警察能抓我吗？”霄汉目光呆滞地问我。“你说要是我不回家，能上哪呢？”他又双眼放空，点起了烟。

“还钱呗，然后回家呗。毕竟是你爸。”我这样宽慰他。

“还不起了，我都买设备了，也不能退，也不能回去，回去就没自由了。”霄汉被烟迷了眼，其实这个时候看他，他还是一个孩子，遇见什么事，他也害怕。

很快，期末考试来了，霄汉仍旧是班里前几名。但这次暑假，霄汉没回家，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他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不想回家，可每次和父亲交涉，手机里都是劈头盖脸的骂声。如果不是这次被警察打电话，他恐怕就要和自己的高中同学开始创业了。说法网恢恢也好，时运不济也好，总之这钱，真不是我们寻常人能挣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挣的。

其实我蛮能理解霄汉的心情，他的父亲恐怕会帮他缴纳那些“非法所得”，但是不会那么顺当。霄汉的父亲难道不想儿子吗？但是仍然要一口一个“死外面算了！”，是为了凸显父亲的威严。其实父子双方都需要一个台阶下，有了这个台阶，双方就平和了。

这个润滑剂，或许就是霄汉的母亲。我只记得那天艳阳高照下，霄汉的母亲来学校把霄汉接走了，母子俩有说有笑的，不似什么深仇大怨。听说霄汉的母亲请院系领导吃了饭后，霄汉便休学了，理由是霄汉身体不好，要回去调养一段时间。

6

霄汉回上海后的日子里，时不时会发一些自己和父亲在一起的照片，家里聚会的照片。他回到了那个可以让自己大展拳脚的地方，偶尔，他也练练戏。

“20万，我爸替我缴纳的，警察让我写了保证书，看我年纪小，也没做什么处理，真他妈倒霉！”语音里还是很轻松的语气。

“那你现在干嘛呢？”

“我现在上午练嗓子，下午跟我爸跑工程。我爸答应我不上学了，但是我爷不允许我不唱戏。但是我每天都还挺开心的。”依旧是轻松绵软的语气，仿佛已经听不出对他家里人当时那份怨恨了。

“我爷爷说我是‘遮月的’嗓子了，这辈子是不行了，让我以后教我儿子好好学戏，成名成腕。”

“那你爷爷恐怕失望了，你儿子有你呢，你总不能逼他啊。”我不假思索地回复霄汉。

“学吧，他怎么着也得学戏到叛逆期，实在管不了再说呗。”

“那你不回来了啊，不挣扎了？”

“也挣，只是我看见我爸妈给我铺好的路我不走，非得要什么自我，我有点后悔。”霄汉顿了顿，“我只是看我妈的白头发的时候，有一瞬间觉得，我也不知道我一开始追求的是什么了。”

我没有再回复霄汉什么，我已经完全不懂了，他挣扎了半天，到最后为什么又“招安”得如此顺利？真正追逐梦想的人，难道不应该是石破天惊，挣脱些什么，得到些什么，而不是这种追逐了一半又走回头路，边回头还边跪拜的样子。回归家庭的霄汉，显得那么的顺畅自如，到底是脱胎换骨，还是幡然醒悟？

我不同于霄汉家家史那般丰富，起名字都那么考究，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我爷爷曾对我说，他刚刚入行时，大家都叫他“小孙大夫”，有了我爸以后，渐渐有人叫他“老孙大夫”了——当我爸也成了“老孙大夫”以后，也有人开始叫我“小孙大夫”了。也许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就是这样传承着自己父辈的名，慢慢走着同一条路，我们从不敢有自己的梦想，也从没想过走父辈们没走过的路。

我在想，如果我有一天自己也出走家门，找到一份自己以为可以干的事情做，会不会有人给我托底，给我还那“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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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夜间飞行》剧照

从未被丈夫信任的远嫁女孩

1

2013年春节后，我这个广东人第一次来到临泉县——男友的家就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里。那几日，天冷得厉害，开上电暖炉我也冻得直哆嗦，天气预报说会有大到暴雪，整个县城都笼罩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见我无聊，男友便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玩玩，顺便避避寒。我跟着他下楼，穿过一条小道，在一间房子前面停下来。他熟稔地推开玻璃门，掀开厚厚的门帘，拉着我闪了进去。

刚进门，我就一阵呛咳。这间屋子不大，里面却挤满了人，有人叼着烟说着一些污言秽语，有人不时地清喉咙随地吐痰。我白了男友一眼：“这就是所谓避寒的‘好地方’？”他笑了笑，低声跟我赔不是。

既然已经进来了，也不好立马抬腿就走，我开始仔细打量屋内的情况。

屋子最内侧放了一张桌子，围着七八个人，其中两个人把手里的牌扔到桌子上，抓着一大把红钞票，发出兴奋的叫喊声。另一张麻将桌上，四个人正玩得不亦乐乎。靠门处还有一台老虎机，一对青年男女正在犹豫是选“西瓜”还是“柠檬”，经过一番讨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柠檬”，按下按键后，老虎机发出一阵声响，彩灯最终停在了最上方的“西瓜”处。

“我都说了选西瓜！”女子气呼呼地说，“你看看，一百多钢镚都输完了！”

“你懂啥？西瓜概率那么低，赔率这么高，要真的选了，你觉着还会出西瓜吗？”男子嘴上一点都不退让，“不就是玩玩嘛，干嘛那么认真。”

眼看他们快要吵起来了，男友赶紧插嘴。这时，两人才意识到身后有人，于是转过头来。我看清了前面女子的模样，她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卫衣，外套白色的羽绒马甲，个头不高，有点含胸，皮肤偏暗，但脸蛋又略显稚嫩。最让我惊讶的是她那一头黄发，头顶的那些头发炸起，一侧的眼睛眉毛被长长的刘海遮住，是少见的“非主流”造型。

她用带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说自己叫玉娇，也是跟男友回老家过春节的。在这个村子里，村民们对“远嫁”的认知还局限于邻县嫁本县，再远也不出安徽省。我和玉娇两个外地女生同时出现，让他们惊讶不已。男友希望我能和玉娇建立友谊，以后在他乡也能有个说话的朋友。但玉娇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我总觉得我们走不到一块。

一年多以后，我和男友领了证，在临泉举办婚礼。酒席在家里办，婆婆和亲戚们都在一楼忙碌，我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独自在二楼的房间里待着。突然外面有人敲门，还不等我回应，门就被一把推开了。

“你婆婆怕你无聊，让我上来陪你玩。”一个扎丸子头的黑发女生推着婴儿车直接走进来，好像跟我很熟的样子。见我没什么反应，她尴尬一笑，赶忙解释：“你是不是不认识我了？我广西的，去年见过的啊。”

我认真的看了看她，才发现是玉娇。她换了发型发色，干练了许多，可能是刚生完孩子的缘故，体型稍微有点发胖，但脸蛋依旧是稚嫩的。

玉娇在床边坐下，一手来回推婴儿车，把宝宝哄睡了，然后从车内的杂物篮里拿出几包辣条，在我面前晃了晃：“吃不？”

“你喂母乳能吃吗？”我吃了一惊。

“嘴巴馋，应该没事的。”她撕开一包，递到我面前。

可能因为远嫁孤独，也可能是因为她改变了形象，我对玉娇没了先前的排斥感，感觉一下子亲切了许多。很快我们便聊开了，玉娇告诉我，她跟丈夫阿强是在富士康工作时认识的，阿强对她好，她就嫁过来了，但是年龄还不到，就没有领证。

阿强家的情况我听说过，按本地人的话讲，“整个村子翻一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家庭”。

阿强一岁左右，母亲便离开他们父子改嫁了，父亲把他抚养到十四岁，也在山西重组了家庭。村里人调侃阿强，说他“幸福”，有两个爸妈，但其实他与孤儿无异。工作后，他自己东拼西凑盖了两层小楼房，墙没粉刷，地上没铺瓷砖，直接装了个大门便住了进去。像这样的家庭条件和家庭环境，在本地是很难找媳妇的。

聊到兴头上，我忍不住问玉娇：“你当初知道阿强家的情况吗？”

玉娇笑了笑，说这些都知道，阿强没有瞒着她：“当初跟他也没有想着图他什么，只要他对我好，就什么都值得了。”

玉娇说自己结婚时连戒指都没有。不过她倒很看得开，说阿强靠自己盖起两层楼很不容易，外边还有点债：“现在还年轻，只要肯干，只要他对我好，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这时的玉娇还不到20岁，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感到很诧异。我在她这个年纪还靠父母养活，在大学里做着各种白日梦，而玉娇已经承担起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责任了。于是，我对这个不满20岁女孩生出了一份敬意。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从远嫁的辛酸和苦恼，聊到爱情带来的幸福和甜蜜。不知不觉中，我们在慢慢靠近。

2

村子里年轻人早婚早育是普遍现象，但他们生下孩子后，很少有人会自己抚养，都是把小孩交给父母，小夫妻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玉娇却没有那么幸运，公公婆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不可能帮她分担，于是她独自把女儿带到了八个月大。

后来，她公公觉得小两口异地生活也不是办法，就主动提出可以帮忙看孩子，让玉娇随阿强外出打工。玉娇狠狠心，把女儿托付给了山西的公公，又回到富士康去上班。

那段日子，除了思念女儿让玉娇难受，其实日子过得还挺舒心。不说别的，两个人挣钱，手头就明显宽裕了许多。每月除去必要的开支、给老人孩子的生活费，玉娇的口袋里总还能有三四千块钱的结余。

可这样的日子并没过多久，玉娇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那天，她把检查单子递到阿强面前，想商量一下，不要这个孩子。毕竟她还很年轻，如果先工作个三五年攒点钱，再考虑要二胎会更从容。

阿强看了单子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掏出手机给父亲打了个电话。那头的意思是：等鉴定了性别再做决定，若是女孩就不要了，若是男孩就留下来，“儿女双全嘛”。

玉娇被他们三劝两劝，就答应了。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她偷偷到河南的一家小诊所里做了B超，被告知怀的是个男孩。很快，她就辞去了工厂的工作，独自一人回到临泉养胎。公公也把女儿给她送了回来。

玉娇回村的第二天，挺着个肚子，拉着女儿来找我玩。她看到我也有女儿了，很开心，连忙说道：“回来的第一时间就想过来找你。”

我有点纳闷，玉娇此时说的不再是带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了，而是临泉本地的方言。我提出这点疑惑，她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我一时半会忘了普通话怎么说了。”

阿强仍在富士康上班，每月给玉娇寄点生活费，好让她安心安胎、照顾女儿。孕妇本就辛苦，带着一个小孩就更艰难。那时我的孩子也小，没有出去工作，于是和玉娇的走动十分频密。

不得不说，玉娇除了语言学习能力强，手也巧。广西饮食以米饭、米粉为主，但我很少见她在家吃这些。自从嫁到临泉，她就努力地想在生活上与本地人看齐，跟村里的大娘们学做馒头、包子、面条、饺子等面食，很快就得心应手。

玉娇对我说：“到了北方不会包饺子，那可不是真正的北方媳妇。”我倒不在乎这些，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米饭，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是好媳妇，说改就改。

玉娇不一样，她十分传统。刚到了结婚年龄，她立即拉着阿强去民政局领结婚证，随后又把自己的户口从广西迁了过来。她似乎是想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自己不是“早晚要走”的外地人。

3

因为关系好，我和玉娇一度在村里形影不离，到哪儿都要作个伴儿。村里人看我们两个外地媳妇走得近，渐渐地产生了一些流言，还有人从中挑拨关系。

玉娇的堂嫂说，我们两家家境悬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劝她跟我划清界限：“她迟早会嫌弃你这个朋友，等你孩子生了，还不是我们这些亲人给你搭把手？”

说这些话的远远不止一个人，玉娇只是笑，也不去和他们争辩什么。后来村里发生了一件事，又把我俩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阵子，村里有两家年轻人正在闹离婚，媳妇们也不要孩子，宁愿净身出户。这两个媳妇都在县城上班，平时关系很好，爱在一起聊天，吐槽公婆、丈夫什么的。可能是厌倦了眼下的生活，也可能是一时冲动，才同时提出离婚。

村里人议论完她们，又把嘴巴放在我和玉娇身上，仿佛下一个要跑的就是我们这两个外地人。这些风言风语不知怎么传到了阿强的耳朵里，年后没几天，他找到我婆婆，表面上是拜年，实则是想让我和他媳妇保持距离。

那天，他一一诉说自己从小到大受过的苦，又特别强调自己娶媳妇的难，最后竟然哭了：“婶，我们家的条件和你们家的差距太大了，免不了我媳妇会对比啊。如果我媳妇跑了，我这辈子非打光棍不可。”

婆婆是看着阿强长大的，自然心生同情。阿强走后，婆婆便委婉地暗示我别跟玉娇走太近：“如果他们两口子过不下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大家都会把你当成罪魁祸首。”

我感到很无奈，也许这是一些农村的“特色”？两口子过不下去，当事人不是先反省自己的言行，而是会把婚姻的失败归因于第三者的挑唆。可是，如果夫妻真的恩爱，谁会愿意离开对方呢？

况且，玉娇绝对不是那种好攀比的女人，如果她图钱财，也不会跟一无所有的阿强结婚；如果她过不了没钱的日子，结婚那天就可以跑了，还会等到今天？想到这里，我感觉有些荒唐：玉娇那么努力地想融入这个地方，可她的丈夫都不相信她。

半个月后，玉娇生下了一个男娃。为了生计，玉娇还未出月子的时候，阿强便回富士康上班去了。玉娇独自留在家里带两个孩子，有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可她依然很乐观，常常跟我说：“等老二满三岁就好了，那时候孩子都上了幼儿园，我也可以轻松些，还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可养孩子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一个冬天的夜晚，玉娇的儿子高烧不退，一直哭闹，玉娇照顾他脱不开手，她不满三岁的女儿自己上厕所，不小心滑倒撞到了凳子，脑袋登时就起了个大包。

两个孩子一起哭，玉娇心力交瘁。她给阿强打电话，但他身在外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干着急。她给阿强的堂哥堂嫂打电话，不巧都关机了。整个村子里，她找不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亲人。

北风呼呼地刮着，外面又黑又冷，玉娇一手搂着发烧的儿子，一手牵着女儿，背着孩子的衣服尿布来到我家门前。我把自家孩子安顿好，就匆匆送他们去医院。

医生检查后，严厉地说：“烧这么厉害，怎么才送医院？你看孩子都抽搐了。办理住院吧，今晚别回去了。”

玉娇的手在哆嗦，眼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她一直是个坚强的女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落泪。

玉娇在医院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下午，阿强终于从外地赶了回来。见了面，他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吼：“怎么搞的，带个孩子带成这样，一个发烧，一个脑袋磕成这样！”

我为玉娇感到不值，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把阿强拉到一边，劝道：“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容易吗？孩子生病是谁都不想见到的，换别人，还不见得能做到这么好的……”

我以为玉娇会因此生气，但她没有。在善良的她看来，阿强不近人情地发脾气是因为太紧张孩子。

几天后，孩子出院了，玉娇要继续面对自己带两个孩子的现实生活。亲戚们都劝阿强回家谋生，表面说：“一个女人带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太难了，家里没有个主心骨不行。”暗地里有人暗示他：“一个女人在家，难免有受不住寂寞的时候。”

最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服了阿强，他终于回家了。

4

后来我开始工作，玉娇继续忙于照顾家庭，我俩的联系就慢慢减少了。到了2019年端午前，玉娇突然联系我，说她包了些咸粽子要给我送过来。

临泉的端午传统是吃甜粽，而我们两广地区的端午只吃咸粽子。挂了电话，我回想起嫁来临泉的这些年，过端午我吃的都是玉娇包的咸粽子，那里面放了五花肉、花生、绿豆、蛋黄，味道别提多好了。

放假期间，我把玉娇一家约到家里来吃饭。饭后闲聊，阿强的话匣子打开了，埋怨玉娇整日沉迷于手机游戏，说有时他半夜起来，见玉娇还在玩，偶尔还会哈哈大笑。

玉娇喜欢玩“王者荣耀”，之前因为两个孩子小，她很少能抽出时间，现在孩子稍微大了些，她偶尔玩玩也不为过。可阿强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从来不玩游戏，不理解有什么好玩的，“有时间还不赶紧睡觉，半夜还跟别人开语音让‘打野’、‘进攻’”。

这时，玉娇有点憋不住了似的，不屑地看了看阿强，说道：“那总比你闲着去玩牌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本来只是话家常，没想到聊着聊着，他们夫妻的话里便充斥着一股火药味。我赶紧打圆场，说玩游戏玩牌都是为了解解压，不要太过就好了，更不要为此吵架。

这下，玉娇的情绪更激动了，她开始说起自己这些年过的日子。

从前阿强在外打拼，她守在家里任劳任怨地带孩子，心中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觉得再苦再累也不怕。她坚信阿强是爱她的，坚信等孩子大些，日子会越过越好。可是自从阿强辞职回家后，一切都变了。异地生活结束，一家人朝夕相处，鸡毛蒜皮的琐事堆起来，她发现自己曾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阿强的脾气很暴躁。

以前，他们曾在同一个车间工作，阿强偶尔也会跟同事发火，但从来不跟玉娇发脾气。可现在，他每次干活回来，看到玉娇做饭迟了、孩子磕了碰了，又或是玉娇说错了某句话，就会破口大骂。一开始，玉娇把这归因于两口子的“磨合期”，可时间久了，她发现阿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另外，阿强爱上了打牌。休息时候，他外出打牌可以彻夜不归，赢了还好，如果输了钱，回家就会找各种理由发脾气。玉娇本指望他回来工作可以兼顾家庭，减轻自己的压力，谁知日子却越过越差。

玉娇的语气越来越激烈，我一边劝，一边装水果让他们拿回去吃。眼看天色已晚，他们也索性说回家。

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回想这些年他们经历的一切，确实很不容易。寻常人家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如果夫妻之间还出现了嫌隙，这日子还能好好过下去吗？

去年春节前夕，玉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她要回广西过年了。她眼睛里透着满满的兴奋，对于远嫁的人来说，能回娘家过年真是太幸福了。

玉娇一家四口到达广西没几天，疫情管控就开始了，他们初八回临泉的计划也被打乱。在广西的日子里，他们夫妻的关系并没有因朝夕相处而变得更亲密，反而越闹越僵。

因为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阿强和村里的人没日没夜地玩牌，玉娇也愈发沉迷手机游戏。玉娇曾在一次游戏中和一个男网友互加好友，经常相约一起游戏。有时玉娇会跟他抱怨阿强，这位热心网友也充当起了她的“感情顾问”。阿强本就不喜玉娇玩游戏，偶然发现这个男网友的存在，就更生气了。那天，他不顾岳父母在场，骂玉娇是婊子，给自己戴绿帽子。

在娘家的这段日子，玉娇过得也十分压抑。疫情稍微缓和后，她带着孩子和好姐妹们出去散心。那天，阿强玩牌结束，回去发现玉娇一整天都没在家，又当着岳父母的面大骂她是去见情人了。

“我哪里见情人了，我跟我姐妹出去，我带着孩子，我怎么见情人了！”玉娇回来后，被逼得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

“那你每天跟谁玩游戏？每天跟谁打电话语音？你说是不是那个奸夫？”阿强一点也不让步。

“那我让他给你打电话，你问问是不是我情人！”玉娇气呼呼地拨通电话，那头的网友也很无奈，说他们只是游戏上的朋友，偶尔聊聊家常。他们相隔甚远，甚至都没有见过面，怎么会是情人呢？

挂了电话，玉娇哭了，哭得很伤心：“我嫁给你，不图你钱，不图你财，你就这样对我？不过了，离婚吧！”

这时阿强也觉得自己不占理了，赶紧道歉，请求原谅。可玉娇愤愤地说，不离婚也可以，两个人就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解封后，你自己先回临泉。”

阿强哪里肯，他怕玉娇留在广西可能不会再回去了。他突然跪下，保证不会再打骂玉娇，岳父母也希望他们可以好好过日子，就极力劝女儿回去。

5

解封之后，他们一家四口搭上返程的火车。回来的第二天，玉娇就失踪了，家里人把她的电话都打爆了，都没能联系上她。他们来到我家，希望我能够帮忙联系玉娇，劝她回来。

那天，阿强耷拉着脑袋，垂着眼，脸上胡子拉碴的。他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走近一点就能闻到他浑身透着呛人的烟味。

看他们乱成一团的样子，我实在头疼：“你们说说，她一个有家室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走？这里头总有点原因吧！”

坐一旁的嫂子把我拉一边，愤怒地说：“网恋，你知道吧？这妮子弄啥不好学人家网恋，现在去找她网恋对象了。”

我吃了一惊，依照我对玉娇的了解，我不相信她会这么做。我给她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无人接听，微信留言也没有回复。

到了深夜，玉娇才给我回电话，她说：“我也想好好过，眼看孩子都可以上幼儿园了，最苦的时候都熬过来了，可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原来，离开广西之前，阿强在岳父母面前保证过不再打玉娇，也不再打牌，可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晚上，他又动了手。玉娇提离婚已有半年了，“我提过，两个孩子跟我，或者一人一个，或者我自己离开，每月支付抚养费，他都不同意。能做的我都做了，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只有走”。

玉娇在电话那头哭了，我也陷入了沉默。在婚姻中，“家暴”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动了手就意味着过不下去了。更何况，他还是一个赌徒，而且不守信用。

后来，阿强在电话中表示同意离婚，玉娇就回来了。

一天，一辆挂着郑州牌照的黑色桑塔纳停在阿强家门口，玉娇从车上下来。阿强看到司机是个男子，情绪激动起来，嘴里大喊“奸夫”，跑进厨房拿了把刀，扬言要砍人。恰巧他堂哥堂嫂都在场，赶忙把他拉住。

堂嫂问男子是什么来头，男子看着那把刀，胆怯地往车门旁退，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玉娇雇的司机，送她回家的。看一旁的玉娇没吭声，男人又说：“路费一千五，给了我就走。”

堂嫂怕阿强干出犯法的事，只能掏出手机给这男子转了一千五百元。男子收钱后就上了车，一踩油门，一溜烟儿地跑了。

“走吧，去民政局。”玉娇瞥了一眼阿强，冷冷地说。

谁知阿强压根没这个打算，只是想以此为借口把玉娇骗回来。

门口前围拢的人越来越多，都是村里沾亲带故的三姑六婆。她们把玉娇团团围住，劝她要考虑两个孩子，好歹把日子过下去。玉娇看着这个形势，知道自己是脱不了身的，索性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翘起二郎腿，嗑起了瓜子。两个孩子很久没见她了，他们走向她，喊妈妈，想跟她亲近，可玉娇不理不睬。

玉娇不吭声，引发了众怒，三姑六婆的劝说很快就变成了指责，而且愈发激烈：

“你心肠是铁打的吗？看孩子多可怜？”

“你是二流子吗？看你这样，像个妈吗？”

“我以前这么照顾你，你咋不吭声啊？”

阿强气呼呼地喊道：“她在等她的情人回来接她呢！你看看你的情人，他拿着钱跑了。除了我要你，没人要你！”

“他会回来的，他等着我呢。”玉娇瞥了她阿强一眼，恶狠狠地回嘴。不知是真的，还是故意气阿强。

这个男子终究没有再回来，最后连电话都打不通了。那一夜，玉娇没走，但一直不说话。夜深人静时，阿强跪在床前，请求她原谅，说要带她去看电影，陪她逛街，把这些年缺的东西都补回来，他们可以重新恋爱。

玉娇可能是被打动了，也可能是舍不得孩子，最后同意留下来。

6

在家待了不到两个星期，玉娇又走了。

那天早上，玉娇说要去街上买菜，开着电瓶车就出门了。她骨子里还是一个善良淳朴的人，把车子放到熟人的店里，再搭公交去县城，在汽车站开了张临时身份证明才离开。

上车以后，她不忘给阿强发短信，让他抽空把电瓶车骑回家。之后，她给我发来消息：“你别怪我，我真的要走了。这次回来，他把我身份证收走了。起初说的好好的，不在乎我做过的错事，要重新恋爱，但他做不到。他不去干活，把我当犯人一样看着，嘲讽我是婊子、贱人。他是不打我了，可是在我面前训斥孩子，甚至打孩子，是变相地折磨我。本来想跟你倾诉，可倾诉又能改变事实吗？我会照顾好自己，拜托你有时间帮我看看我的两个娃。”

我试图劝玉桥离完婚再走，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她的户口已经迁到了临泉，没有身份证，她就是个黑户，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以后再嫁人就是重婚。她贸然离开，周围对她的负面评价和猜测只会更多。两个孩子从小听到的都是这些贬损母亲的话，实在太残忍，几乎是重演阿强那不幸的童年。

可玉娇告诉我，和平分手已经不可能了，阿强只想困住她、拖住她，不让她好过，更不会跟她离婚。“他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就哪里都去不了。我要让他知道，只要有脚，我就能走出他的手掌心”。

最后，她叹了口气：“为什么别人都能离婚，而我不能？”

日子慢慢过去，村里关于“玉娇跑了”的讨论也慢慢地淡了。偶尔有人提起，还是会骂：“哪个女人不挨打？谁不是为了孩子死扛？这两个孩子多可怜，她真不是东西。”

玉娇的两个孩子没了妈妈的照顾，每天都弄得脏兮兮的，看着让人心疼。每次见到他们，我都会想玉娇，一个那么努力，那么想融入临泉的女生，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后来，玉娇把手机号码换了，还把村里所有人的微信都删除了。当然，也包括我的。听说她离开临泉后没有回广西，就这样，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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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乔家的儿女》剧照

挣扎在培训班浪潮中的家长们

8月3日，从“暑期班”开课到现在一共只休息了4天的姚老师，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假期。她收拾好回家的东西，在走出“博航”的校门之前，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空荡荡的校区，心里涌上一股酸涩和迷茫：这次离开后，她不知原本安排在8月底的“收心课”是否还能正常开课，也不知道“秋季班”是否会就此无限暂停下去，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那些活蹦乱跳的任课老师们了。

“双减”来势汹汹，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1

“博航”是我们本地颇有规模和名气的培训学校。从小学学科教育起家，经过近10年发展，业务范围扩展到“幼小衔接”以及初中学科培训，在市里已经有了十几个校区，去年还雄心勃勃准备进入高中学科培训领域。在本地人的口碑里，它是能与新东方、学而思等教育连锁巨头“三分天下”的优质机构。

姚老师是一年前应聘来到“博航”新华校区做班主任的。她有两个女儿，都在“博航”上课，之前在企业里做文职工作的她和任课老师们熟悉后，得知“博航”正在招班主任，便毫不犹豫地应聘了。

“博航”每个校区都由校长、老师和班主任构成。学校虽然会将“报课率”、“续课率”作为老师的KPI指标，但实际教学中，老师要专心教学，售课主要是由班主任来做。班主任看似不用教课，实则并不轻松，从接待家长、完成课程销售，再到课程续费以及日常数个班级的维护管理，工作繁琐辛苦。

姚老师曾给我看过她的考勤记录，名义上，班主任的工作时间设定为“白班：早8:00到下午16:00；晚班：下午13:00点到晚上21:00；长白班：早上8:00到晚上20:00”。而实际上，每月22个工作日（周一周二为休息日）中，长白班起码占到一半，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3小时——她需要每天早上提早半小时到岗，晚上则常常要忙到9点后才能离开，4000元的底薪，加上各类补贴奖金，每月到手不会超过6000元。

“这么辛苦，工资也低，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

姚老师最初笑而不语，后来才偷偷说了实话：“‘博航’有福利——员工转正后，子女便可免费就读。”

她私下算过一笔账：“博航”现在的课程一节课起码是200到250元，家里两个孩子，妹妹读小学四年级，只需上“语数外”3门，每月补习费用大概2500元，姐姐已经上了初中，除了常规的“语数外”加物理，有时还需要选择一些“套读班”和“短期班”，一个月费用最起码在4000到5000元——粗粗一算，两个孩子每月的培训支出起码要到7000元。而略略高级一些的课程，一节课要300到400元也是常见的，对自己这样的二胎家庭，等于费用翻倍。

“不花就相当于挣了，这样一算，我的月薪也相当于1万多了。”

她说，最打动她的还是“内部员工可以随意挑选班型和老师”——一家培训机构中，授课老师们的简介全都熠熠发光，但实际教学水平良莠不齐，如果事先没有做足功课，家长们是分不清谁好谁坏的。可即便打听到了哪些老师口碑好，又会发现他们炙手可热，带的班级常年处于“满员”状态，轻易报不进去。

成了“博航”的员工后，姚老师迅速摸清了老师们的讲课水平，为两个孩子挑好了“豪华师资天团”。又因为同事关系，任课老师们对她的孩子也格外关照一些。

寒暑假是课外培训的主力时间，课程排得又多又密，两个孩子的课程加在一起，如果按实际支出，两个月起码要花2到3万，“现在全省下来了”。以往寒暑假如何安置孩子是她的难题，成了班主任后，姚老师就可以和孩子们“同步”了，每天出门时带上孩子一起到校区，她上班时孩子上课，孩子没课的时候，还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做作业，“很方便”。

在“博航”担任班主任的同事，很多都是姚老师这样的情况，她们有个共识：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把孩子供出来，是最重要的。

姚老师天性乐观，平时与朋友们的聊天时渲染的都是这些工作福利和便利，久而久之，有朋友真的心动了，也向她打听这个岗位还招不招人。而直到此刻，姚老师才严肃起来：“你要想好，这份工作真的很累很辛苦，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两个姑娘，我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顿了顿，她又恢复了狡黠的笑容：“你只有一个孩子，不划算。要不你再生一个，这羊毛才算薅得值得。”

2

6月“开放三胎”的政策公布没多久，“严管校外培训机构”的传闻开始不胫而走。大多家长只将它当作谈资，毕竟关于“减负”，全国各地在经年累月中已经发过数不清的通告，却没有哪一次带来太大的改变。

大家在群里嘻嘻哈哈地调侃着：“又到了擦边球大显神通的时候了。”“等到落地，大概我们孩子都读大学了。”还有人将这个消息与“三胎”政策联系了起来：“周末不能把孩子‘外包’出去（培优），家长哪里有精力去生三胎？”

可姚老师明显感觉到“博航”的气氛紧张了起来——15家校外辅导机构因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原因受到“顶格处罚”的消息在业内迅速传开，“博航”反应迅速，很快将微信公号的功能与模块进行了“改版”，撤销了课程大纲和师资介绍，教学计划重新调整，又将本已印刷好的暑假教材收回，要去掉教材上显眼的机构logo，还得删掉各种敏感性字眼……

到了下午，校长通知班主任们“以后不用在朋友圈里转发学校的广告了”，这让姚老师稍稍窃喜了一下，她甚至和同事讨论：是不是很快也不用催家长交款了？

6月9日，“博航”飞速宣布：按政策要求，学校将停止学龄前学科培训业务。这比学而思、新东方的反应来得更快一些。

“幼小衔接”是目前各家培训机构争相抢夺的肥肉，许多机构不惜以超低价来招揽顾客，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许多家长对培训机构是有“惯性依赖”的，只要没有明显的不满意，一般都会持续报课，揽住一名幼升小的顾客，很大概率就能锁定这个孩子未来的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相比于其他同行的观望不决，“博航”的徐老板迅速弃车保帅，这一举动得到了本市教育局的赞赏，在之后层出不穷的各项检查中，学校没有收到任何处罚。

老同事跟姚老师讲，徐老板是个极为聪明的人，早年曾在类似事情上吃过亏，所以现在凡事力求谨慎，“不踩红线”，这也是“博航”能在这些年屹立不倒且飞速壮大的原因之一。

其他培训机构坚持没多久，也纷纷跟进，关停了“幼小衔接”的项目。

我真正感受到这些变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还是在“禁止机构布置课后作业”的通告发布后。

6月12日，我收到孩子奥数课老师发来的通知时，第一反应是有些难以接受：孩子已经在读五年级，知识的深度和难度早已不是一二年级时可比，即使在学校里，也没有要求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不做书面作业。而培训机构的课程更深、更难，如果课后没有练习，怎么保证孩子的吸收巩固？

我将疑问反馈给老师，老师只含含糊糊地回复：“会尽力处理好这个问题”。

孩子周末从培训班下课后，我特意翻了翻他的书包，课后作业卷倒是仍旧发了下来，不同的是，以前都是一张空白试卷留到家里完成，而这天，卷子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孩子回答了我的疑惑——老师说，不做作业是不可能的，今后她会将课程适度压缩，并且加快讲课速度，然后留出20到30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们完成课后作业。没有做完的同学，留校完成，保证“不将作业带回家”——当然，不再叫“课后作业”了，改叫“课堂练习”。

我不禁哑然失笑，之后却马上被一层忧虑充斥：高年级的奥数课难度越来越大，有时回家做课后题时孩子还会卡壳，要让我们再讲解一下。一节课本来就只有1个半小时，现在把课堂上讲课的时间再压缩近1/3，孩子对老师讲的内容，吸收程度估计会又要打折。

“不过也没办法。”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两害权衡取其轻，只能这样了。”

群里有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表示了不满，老师也无可奈何，半开玩笑地说：“校长说了，如果因为私自布置作业而被罚款，要我们老师自己承担。”

有家长也开玩笑般回应：“罚多少嘛？大不了我们家长众筹，给老师交罚款。”

有家长接腔：“之前那xx家，说是罚了100多万？”

群里顿时嘻嘻哈哈一片，没有谁再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

从6月中旬开始，各种渠道疯传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流传最广、最重磅的莫过于不知真假的一条消息：最迟在7月，国家将会发布消息，周末、节假日以及寒暑假期禁止开展任何程度的文化课补习班。

大家讨论纷纷，但谁也没有将它当真。我们互相安慰说，如果这项要求落地，估计市面上90%的培训机构都将难以存续，“这可是涉及到成千上万人饭碗的事情，考虑到民生问题，下手应该不会这么猛吧”。

与之对应的，是许多私人培训机构迅速反应，马上推出了加量版的暑期课表。不同于大型连锁培训机构对政策和合规的严格考量，这些课程安排比起往期的课程，“力度”可谓翻了倍，像是抓住了家长们恐慌的心理，也像是最后的狂欢盛宴。

朋友发给了我一家培训机构的“最新课程表”，连续1个多月的课程，期间没有1天休息，每天的课时安排得密密麻麻，40多天里竟排了320个学时。课程要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晚8点，除了中餐和晚餐合起来有1个多小时的进餐时间，其余几乎没有休息。我粗粗一算，一个孩子的课程总价就达到了3万多元。

作者供图

我不禁直摇头：“成年人上班也顶不住这力度吧？”

朋友不以为然：“你不认可，多得是‘鸡娃’的家长抢着送去。你现在是还没意识到‘八升九’有多重要——能不能考上高中、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就在此‘一役’，不要低估家长们的决心。”

我点点头，有点担心，这政策若是只能约束正规培训机构却管不住小机构，只怕是会将教育培训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3

对于“培优”，我一直抱着比较矛盾的态度。

儿子上小学后，和他周旋了四五年，我渐渐痛苦地认清了一个现实：“我家孩子，大概并非读书的料。”朋友们常用“男孩子开窍晚”来安慰我，但通常情况下，我对这样的安慰不屑一顾：“只怕等不到他‘开窍’，就没有高中读了哦。”——40%多的“普高率”，如悬在我们父母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谁会甘心接受自己的孩子将来没有普通高中读？

当年我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儿子上了市里一所老牌重点小学。这所小学对口的初中，是本市的热门优质公办初中。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孩子上学后没多久，我就意识到现状的残酷：按历年的中考数据来看，那所公办初中的“普高率”只有60%多，虽然高出本市平均水平不少，但前辈们告诉我，为保证数字漂亮，学校将优质师资全部集中到了“火班”与“次火班”里，如果没能进入这两类班级，那么在“平行班”里自生自灭的孩子，至少要长期保证在班级前15名才可能“有普高读”。

想让孩子进入“火班”或“次火班”，除了六年级上学期的一场关键的“元（月）调（考）”考察，初中还会考察学生四至六年级每次期中期末成绩，起码要在班级前5至前10，才能达到“火班”的考核标准。当然，成绩更好的孩子，家长大多是将几所民办初中当作升学目标的，这些初中的“优录”更为苛刻，除了学习成绩，更看重孩子在各类竞赛的获奖情况以及大型培训机构“综测”的“位置值”。

今年秋季开学后，再过4个月不到，我儿子就将迎来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元（月）调（考）”考试。这场考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初中3年的去向。在培训机构半年前开的家长会上，老师们就开始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性，并给我们规划了详细的复习和备考规划。老师们认真地承诺：“家长们不用担心，按着我们的复习大纲走，孩子们的考试成绩不会差。”

丈夫说，他们不过是在“制造焦虑”，我却在老师们的承诺里感觉到了一丝安心。现在学校里，别说期末考试看不到分数和排名，就连许多单元测的成绩都不再发下来给家长们过目了，每次老师们匆匆讲解完试卷，就直接将卷子收上去，如果不是孩子自己偶尔提及，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还有过这一场场测试。

家长不知道孩子的分数和排名，并不代表着这些排名不存在，它们只是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暗暗左右着孩子们前行的路。我对丈夫抱怨：“比起培训机构，好像学校给我的焦虑感会更重一些。”

家里人一直笑我每年交的培训费是“捐功德箱”。确实，每年几万元的“培优”费用不算便宜，在孩子身上也看不到特别明显的进步，这让我非常心疼。每次缴费时，我总忍不住碎碎念几句：“一个包包没有了”“我的新衣服没有了”“旅游经费也打水漂了”。

也有朋友跟我讲她身边的例子：一家孩子读到初三时，预估着成绩有点危险，家人一口气交了近10万去读“一对一”。那个老师保证能让孩子考上优质高中，然而到了“四调”的时候，孩子数学才考60多分，语文70多分，连普高线都没有达到。孩子的妈妈气得当场停了后期的课时，就让孩子就跟着学校老师复习，“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婆婆也唠叨，说她老同事家的邻居——据说是个孤儿——几个亲戚住得远，连每天的晚饭都是左邻右舍轮流照顾，唯一的“额外学习”，就是学校的老师找了些免费资料给到她。最后孩子争气，中考时考到了重点高中。“跟你说，孩子如果是读书的料，管他‘培优’不‘培优’，怎么都读得出来的”。

可我仍不敢停下让儿子“培优”的脚步，我不想看那些极端的例子，我只看大多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我怎么敢停下？万一停了培训后，孩子的成绩比现在更差呢？试错成本如此之高，我实在不敢轻易去尝试。

晚饭时，我把以后可能不能继续“培优”的消息说给丈夫听，没想到儿子也凑过来，他略带不安地问我：“妈妈，那以后是不是没有‘培优班’上了啊？”

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还不知道呢，等发展吧。”说完，忍不住和他开玩笑：“看来，你的好日子要来咯，如果停了‘培优班’，你肯定会很高兴吧？”

没料到孩子却微微有些发恼：“在你心里，我就怎么不爱学习吗？”

我愣了愣，笑着安抚他：“不是的，只是妈妈觉得你其实挺辛苦的，想着如果真的不上‘培优班’了，你就可以轻松点。”

孩子摇摇头：“哎，其实说实话，我肯定是不想上的。可是，如果到时候不能上了，我担心更加赶不上那些成绩好的同学了。”

我安慰他，说到时候大家都不上课了，就是同一起跑线了。孩子认真地回我：“不一样啊，有的同学比我聪明，自己能学得好。还有的同学要是能把老师请去家里，也能学得比我多啊。”

我有些吃惊，一是惊讶于儿子对“培优班”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排斥，二是没想到小小的孩子竟也有不少通透。不知孩子们的早熟，究竟是从何而来。

孩子还在追问我：“妈妈，以后真的上不了‘培优班’了吗？”

我内心微微烦躁起来，克制着情绪告诉他：“现在只是传闻，等最后的结果吧。”

4

6月底，今年的高考成绩公布，在我们家长群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本市作为省会，号称吸聚了省内大部分优势资源和优质教师，可今年本省的高分榜前10名，全部被周围市县学校的考生占领。省内高分前100名中，各县市全面开花，反而是名校最集中、培训市场最为热门激烈的本市，不论从“高分率”还是“本科率”看，都没有明显优势。

这让热衷于“鸡娃”的家长们倍感沮丧。客观来说，我们对孩子的付出，与周围县市的家长相比，说是十倍也不过分，但结果却是这样。

我的朋友赵露，老家就在周边县市，大学时考到本市，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有时与留在老家的儿时伙伴联系后，她就忍不住感慨说，老家教育的整体气氛确实与本市不一样——她的发小在老家的一所中学任职。人家说，他们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抓得确实比我们这里要严很多。在我们这里，是“一孩上学，全家忙乎”，而在他们那里，孩子学习的事情都交给学校，家长做好后勤工作就好，对于部分成绩跟不上的孩子，学校的老师还会额外帮助补习——这样的画面仅仅描绘一角，便让我们这些为“陪读”心力交瘁的家长们神往不已。

但是，那里的孩子们非常辛苦：到了高中，学校要求早上6点进教室，晚上10点半下课，回去之后还得赶作业；高二开始，最多每半月能休息1天，有时甚至是3周休息1天。

我听得目瞪口呆，赵露却笑我大惊小怪，说20年前她在老家读高中时便是如此。那时还没有“衡高模式”，可她老家中学的教学质量和强度就已经全国有名，当时就有不少我们本地家长，将那些顽劣的、“学不进去”的孩子们送去那儿的高中借读。而我在本市读的高中，已经算是本地抓得最紧的几所高中之一，却也只在高二下学期才开始上晚自习，到7点半便会结束，我甚至还能回家边吃晚饭边追一集电视剧放松一下。

后来我和赵露聊起往事，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学习强度简直匪夷所思。她淡淡地回我：“可是20年过去了，是不是到现在才发觉我老家的模式其实是更好的模式？”

在今年高考分数一出来，赵露有一刹那当真动了念头，想找办法让儿子到老家借读。她的儿子今年小学毕业，她想着，正好趁这个时间点回去，从初一读到高三，孩子现在成绩不错，相信6年下来，“985”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想把这计划实施起来，赵露才发现是如此困难：现在的“借读”早已不同往日，从房产到户口，再到入学资格学籍，每一样都有要求，“能去周边县市借读，已经是一件奢侈品了”。

赵露只能暂时将这个计划抛在脑后，一心等待半个月后孩子小升初摇号的结果。

赵露的儿子晨晨很早就显露出了“学霸”气质：学习积极主动，从不让家长催促，性格沉稳懂事，有时数学老师题目还没念完，答案就能脱口而出。在学校里，晨晨被各科老师都寄予厚望，班主任还给他起了一个“定海神针”的美誉。

可即使如晨晨，他从小到大的“培优”也没少过，反而因为学习轻松，被赵露张罗着报了更多的培训班“套读”。晨晨的“培优”始于幼儿园大班，从二年级开始，便崭露头角，从各个培训班里一路“升班”，直至进了最高班型。

早在几年前，赵露就辞去工作，全力照顾孩子，这让一直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时常生出向往。我有时甚至会假设，如果自己也全职带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将孩子培养得像晨晨那么优秀。

我平时就算不加班，每天下班后，最快也要7点多才能到家。进了门，顾不上吃饭，先得给孩子提交“打卡作业”：要背的课文、要做的口算、要读的英语，都要按老师要求拍照、录视频，在8点前发到班级群里。以前发晚了，还会被老师在群里点名“提醒”，后来因为有规定，要求不得让家长在微信群中交作业，老师便含糊其辞地改为“自愿提交”——说是自愿，但总有积极的家长早早地提交，有人开了头，剩下的人便都得着急忙慌地赶着“接龙”。

对我们来说，“打卡”倒不是最麻烦的，最头疼的还是要照着老师发的“标答”帮孩子批改作业，然后讲解、“监督订正”。一套流程下来，我疲惫不堪，连话都不想多说。当然，和在群里“打卡”一样，这些事老师也早已改口为“家长自愿”，但从来没有哪位家长敢不完成这些任务。

待到孩子10点多入睡后，我便加班处理一下工作，那些下班后的信息与邮件，并不会因为我家中有个学龄孩子便能有片刻的减少。等处理完工作，时针已快到转钟（武汉方言，指过了夜间12点）。

说实话，我对孩子每周末去上培训班是有一丝期待的。有时趁他上课，我能和久不见面的朋友约个下午茶，能抽空逛一会儿街，我还在培训机构附近办了一张美容卡，每周送孩子进教室后，自己便去做个按摩，在那窄窄的床上浅浅睡上一觉，到点后再赶去接孩子下课。每周这几个小时的放空，是唯一属于我的时光。

听说晨晨的培训班从早排到晚，我想当然以为赵露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结果她苦笑两声，给我描述了她一天的时间表——她丈夫周末常在外出差或加班，晨晨全由她一人照料。早上8点将晨晨送到培训班，她便飞奔至旁边的超市买菜，再赶回家快速备菜炒菜，好赶在12点午休时送给晨晨吃；晨晨吃完后，她回家随意吃一点填饱肚子，之后稍稍休息一会儿，便得起身准备晚餐；备好食材后，她先赶去接晨晨放学，回家之后马不停蹄地准备晚餐；吃完晚餐，晨晨去做作业了，她才能一并收拾两餐的碗筷，简单处理一下家务。

我曾建议赵露，可以学大多数家长，直接点外卖作为晨晨的午饭——像晨晨一样在培训机构待上一整天的孩子不在少数，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点外卖，尤其是寒暑假时，机构前台黑压压的外卖排成行，像夏季的稻田一排排列得整整齐齐。

姚老师也说过，每个中午，她们这些班主任们就瞬间化身为保姆，要帮一个个孩子找到他们的饭菜，要处理各种纠纷——有孩子拿错外卖、有孩子不小心打翻别人的菜、也会有两个孩子吃着饭就可以打起来。总有家长忙得忘了帮孩子点外卖，班主任们看着饿得嗷嗷叫的孩子们围着自己打转转，心一软，便只能想办法带着孩子们出去吃或者干脆帮他们买饭，甚至贡献出自己的午餐——午饭是必须保证的，否则孩子们撑不过下午4个小时的课。

每天熬过打乱仗般的午餐时间后，姚老师都要摊在自己的座位上半天回不过神，至于帮孩子买了饭后家长会不会忘了转钱给她，在她看来已经不算问题了。

可赵露对我的建议只是笑笑：“孩子上课一整天也不容易，我有条件就自然想给他做些合口味又卫生的饭菜，不然，孩子也太辛苦了。”

5

因为晨晨的优秀表现，赵露对他的期待也水涨船高，母子俩将初中的目标定为J校——本市数一数二的一所初中。

为了能顺利进入J校，晨晨在六年级一整年里，几乎没有过几天休息。他辗转于数家机构，每个机构还要套读几个班，每个周末都要从早上8点直接上课到晚上6点。为了协调好课程时间，赵露花了不少功夫与各个课程顾问或班主任周旋。

赵露有时会心疼儿子，问他累不累。晨晨总是懂事地摇摇头：“能多学一点总是好的，里面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学校老师都没有讲过，我挺喜欢的。”这让赵露非常欣慰，顿时缓解了高额培训费用带给她的“肉痛”——仅六年级这1年，晨晨的培训费用就花了近10万。

今年1月份，六年级的“元（月）调（考）”结束后，晨晨四处奔波，参加各家民办初中的“冬令营”、“游园会”——这些好听的名字下，其实都是各学校遮遮掩掩举行的“择优考试”。

每场考试后，等待结果是最折磨人的（对于没有被录取的孩子，对方不会特意通知）。从1月到5月，赵露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她陆续接到了几家“民初”招生办的电话，告知晨晨已经通过了选拔，“诚挚邀请孩子前来就读”，“请等候进一步通知”。

而赵露没有想到的是，儿子7月的小升初，轻轻地将这些考试、电话、承诺全都瞬间抹去，好似风吹过的湖面，找不到丝毫痕迹。

很早就有风声传来，说这一届的小升初会改革为“全民摇号”，所有的“民初”、“公参民”和公办学校，一律按此方式执行。政策虽早早公布，但细则迟迟没有落地，几个月来，这一届小学毕业生的家长们和各家学校，全都处在一种试探的观望状态。

赵露心仪的J校，今年格外谨慎，连擦边球性质的“游园会”也没有举办，家长们送去的简历统统拒收。这让赵露坐立不安，她一边带着晨晨参加其他学校的考试作为“保底”，一边托人找到一位据说可以“帮上忙”的人物。

因着中间人的面子，J校招生办的老师客客气气地接待了她，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答应“有什么消息会及时告诉”。赵露正要道谢离开时，对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叮嘱一声：“如果你们真的有机会来J校，提醒你们一句：这个暑假，一定要把八年级的物理和九年级的化学先‘滚一遍’。”

赵露有些诧异，她知道现在孩子提前学习下一学年的内容是常态，却没想到J校竟要提前学2到3年的课程。对方告诉她：“在J校，基本上八年级下学期就要开始‘总复习’了，如果不提前多学一点，到时候是跟不上的。”

出了门，赵露对之前一直特别向往的J校也开始起了犹豫之心。她一向不主张让孩子学习的课程提前太多，始终认为学习应当遵循孩子的发育规律。平日给晨晨补课，也多是主打“深挖”一类的课程。

风声越吹越紧，有传言称，作为本市的首次“全民摇号”，届时将有中央工作组到现场督导。赵露听另一家孩子也小升初的朋友说，自己找的那个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能搞定孩子入学”的贵人，口风也开始闪烁其词。赵露复盘她找的那位“人物”的话，也意识到由始至终，人家都没有给过她明确的希望。她明白，这次也许很难了。

7月15日，“全民摇号”正式开启，被抽签选至现场的家长代表们不断从前线发回消息：电脑是当场开封组装的，摇号软件是现场安装的，每一个细节都透出“公平公正”的意味。

很快，摇号的结果出来了，这次是真的没有一丝侥幸，完全按电脑随机排位。幸运没有眷顾晨晨，他没能摇进心仪的J校，只能去跟小学学籍对口的公办初中，这个初中不算太差，但和J校相比却相去甚远。

赵露在家里大哭一场，她无法接受之前的辛苦就这么付之东流。倒是晨晨反过来安慰她：“妈妈，你不要难过。这些培训班我很喜欢上，学到的知识不仅仅是为了上好学校，学到了就是我的了。”

赵露支起身子问晨晨：“那你说说，这些年我们上了这么多培训班，你对它们怎么看？”

晨晨思忖片刻，一字一顿地说：“‘培优’很重要，但那只是开胃菜，就像平时我吃的膳食纤维一样，可以帮助我消化吸收，但是它终究不是主食，最主要的学习还是来源于学校的课堂。”

赵露看着儿子，鼻头一阵发紧，眼前这个孩子才12岁，却有了大人模样。赵露想起儿子曾和她聊过未来，对自己要走的路已经有了朦胧的规划，说长大想要考上一所好大学，学金融或是法律。

想到这儿，赵露心头不禁热了起来，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好好加油，我们先从考上一个好高中开始，那样离你的目标才能更近一步。”

晨晨开玩笑地问她：“初中了还要上这么多‘培优班’吗？”

赵露正色点点头：“当然要。”

晨晨惨叫一声，躺倒在床上，“那周末两天，你起码有一天不给我排早上的课吧，我一年多没有睡过懒觉了。”

6

7月疫情反扑，本市紧急叫停了各培训机构的线下课，所有课程临时转为线上。“博航”的校区里只剩下几位班主任留守，我疑惑地问姚老师：既然老师和学生都不需再到校区里来了，为什么还要求班主任过来值守？

她呵呵笑了两声：“学校怕万一有家长过来看到校区没人，会担心我们‘跑路’了，就让我们在这里做好接待和解释工作——你知道，现在是敏感时期，家长们全都草木皆兵，我们尽量少惹麻烦。”

7月24日，在各种小道消息的铺垫下，“双减”政策终于正式公布了。许是因为之前做了太多的思想建设，我的情绪倒没有太多波动，只是默默揣测，接下去的培训课程，还能继续吗？会用什么形式来继续？我点开培训老师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打了一行字，想了想又默默删掉了——想来老师们大概也不知道吧，就别给他们添堵了。

就在我坐卧不安时，谢琴也来找我来聊天，情绪同样低落。

她的女儿利利今年读初二，就读于本市“九大民初”之一。当年打败千军万马考入这所中学，母女非常振奋。然而，小学时成绩名列前茅的利利，升入初中后明显开始感到学习吃力，尤其是对数学，常常愁眉不展。

一次，谢琴听到卧室里传来女儿闷闷的哭声，放心不下，推门进去，竟看到利利双腿跪地，眼镜被胡乱扔在一边，头埋在膝盖里抽泣。谢琴冲进去劝女儿：“不会做就不会做嘛，明天去学校问同学问老师啊。”

利利泪眼婆娑地抬起头：“不，他们看到我不会做会笑我的。”

谢琴知道女儿从小就要强，也明白青春期女孩的小小自尊，心头忍不住一阵酸涩，只能搂过利利抱住安慰。利利小学时一直没有上“培优班”，仅仅在小升初的暑假随大流报了一个“衔接班”。对于女儿不用“培优”便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谢琴曾一直引以为傲，常常流露出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不认可。可现在她还是妥协了，甚至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以前坚持不报课外班，才让女儿的基础没有打扎实——身边的家长都说，初中的学习进度“不是一般的快”，孩子如果小学没有“培过优”，是肯定跟不上的。

谢琴恨恨地说：“我真傻，小学时身边几个家长聊起来，都说‘不培优不培优’，我也就傻乎乎地跟着‘不培’。到了现在才知道，人家已经偷偷学了几年了！”

我“噗呲”笑出声：“还记得我们读书时，那些永远吵着说晚上不学习的学霸吗？他们已经长大当家长了。”

谢琴没再犹豫，后来在一家培训机构给女儿报了数学班，此后利利虽然仍时常为数学烦恼，但起码没有情绪失控了。上课的老师也非常负责，不管利利什么时候找他问问题，哪怕是半夜11点多，他也会迅速给出回应。

所以，这次谢琴忧心忡忡：利利的数学好不容易开始走上正轨，有了点信心，如果培训班就这么停了，该怎么办啊？初二是初中的关键时期，前辈们告诉谢琴说，“基本上你家孩子能读什么高中，这时候差不多就要定型了”。

这样的压力让谢琴有些喘不过气：“要是小学的内容，我还能给她讲讲，可现在初中的课真是难，比我们读书时难多了，好多东西我听都没听说过，而且就算会，也没有老师讲得专业，我已经完全帮不上忙了——还是你们（孩子是）小学生（的）好，现在‘全民摇号’了，你们也没有什么压力。”

我苦着脸说：“好什么呢，我家孩子明年就要初中，还不是和你们一样？该发的愁一个都少不了。”

谢琴也跟着发愁：“这倒也是。我觉得啊，现在这个改革，长期的趋势肯定是好的，只是可惜咱们都是赶在节点上的小白鼠了，弄不好就成了牺牲品——也许等到黄茜的姑娘长大，那时会好很多吧。”

黄茜是我俩共同的朋友，她女儿苗苗今年才读小学一年级。不同于我俩，黄茜对女儿的培养从襁褓中就开始规划了。苗苗刚满1岁，黄茜便带她去上了启蒙早教班，2岁上体能班，3岁学英语，4岁学数学思维，到了5岁，钢琴、素描、舞蹈、滑轮、绘画统统加上。

黄茜如一只殷勤的小蜜蜂，把每一件她认为美好的事物，都捧到女儿面前，而从小便辗转于各家培训班的苗苗对此竟十分适应，每一项都学得有模有样。

我曾以为黄茜对“双减政策”的反应会特别大，没想到跟她聊起这事儿，她反而十分淡定：“减就减吧，我其实真的没有太介意。减了之后，大家都不‘鸡娃’了，不内卷，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黄茜问我：“我家（孩子）现在刚上小学，你猜我已在她的‘培优班’上花了多少钱？”

我心里粗粗盘算一下，吐了吐舌头：“不敢想。”

“我没细算，但二三十万肯定是没少的了。可仔细看看，唱歌跳舞类的也就罢了，学了好几年的英语和数学，也真的没觉得学了些啥。前阵子还有老师推荐我带孩子去上专门教跳绳的‘培优班’，我都被逗笑了。我看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培优班’设计不出的名目。‘培优’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力和财力的不公平比拼，你花得多，就有人敢比你花得更多。”她顿了顿，低低地说，“这些年，我真的好累。苗苗不累，她觉得都像是在做游戏，可是我太累了。我看着你们，想到自己接下来十几年都要过这样生活，就觉得浑身没劲。之后那些学科类培训停了就停了吧，只要大部分孩子都不学，我就不会焦虑了，（剧场效应里）‘第一排的人’坐下了，我也就可以坐下来了。以后周末我们就开开心心地学一下钢琴跳舞，我还有些期待那样的生活呢。”

我也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第一排的人就算坐下了，也可能比我们站着的还要高？”

谢琴和与利利同学的妈妈们还在焦急地寻找对策，她告诉我，利利还算乖巧，别的妈妈比她更着急：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叛逆的青春期中硬硬地昂起小尾巴，家长的教训大多听不进，家长布置的作业更是不愿意做，如果周末没了“培优班”，他们大概率能在家玩电脑玩手机刷视频到废寝忘食。

最后，妈妈们达成一致结论：“估计只有老师镇得住他们，还是得找地方上课。”

然而，上课不是随口说说那么简单的。谢琴她们想出来几个方案：

一是“组班”，这个办法是呼声最高的——找几个水平相当的孩子结为“学伴”，找一些从培训机构离开的老师，想来不算难事，至于地点，有人提议去酒店开房间，有人说可以去自己公司借会议室，还有人说可以提供自己家的房间，但讨论到最后，大家都觉得不乐观，“我们能想到的，上面自然也能想到”，看看现在的政策对老师私下补课的打击力度，估计难以成功。

第二个方案是找“一对一”，有人建议找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收费低廉、也相对单纯，比较让人放心，但这个方案也很快被否定了：大学生们对现在中学的大纲“考点”知之甚少，讲起课来也没有系统，至多只能讲讲错题做查漏补缺之用，妈妈们说，“还是得找专业老师”。

而专业老师可不容易找，按谢琴搜集到的信息，市面上那些做“一对一”的培训机构，往往鱼龙混杂，很少有真正优秀的老师，好的老师大多倾向于上“班课”，省时省事，收入又高，“一对一”的收入，“名师”大多是瞧不上的。

谢琴听说，有个孩子的爸爸去专做“一对一”的培训机构考察后，对那里的师资不算满意，又在另一个培训机构给孩子报了3门班课，去到课堂旁听了几次，认可了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便按老师留下的联系方式一一私聊，就差没跪下求老师去给他家孩子做“一对一”了。

可即便真能找到好老师，按目前的市价，补习一次，2个小时，起码要600到1000元，初二的孩子，就按4门课算，一个月也要1到2万元，这样的价格，对于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不算友好的。

第三种方案，也是可行性最高的，是寄希望培训机构从此改为周中上课——这也是“双减”给行业留下的最后一线生机。然而这样的安排，也只适用于“小初”。

谢琴简单算了一下：按现在的政策要求，培训机构的线下课不得晚于晚上8:30结束，一堂课哪怕就1个半小时，至少也得晚上7:00开课；可初二学生放学都要到6点至6点半，哪怕学校老师不拖堂、放学后马不停蹄赶到培训机构，时间也不一定来得及，孩子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孩子下课后回到家，起码已是9 点，“就正常时间里，我家孩子都经常要做作业到11点半才能睡觉，如果再加上一节课，那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

培训机构的老师隐约对谢琴透露，“周中课”还可以有一种形式——平时上网课，以省去家长和孩子的奔波之苦，到周末再统一答疑。可家长们对此并不感冒——去年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她们已经见识到了孩子们上网课的德性。除了少数极为自律的孩子外，大部分孩子上网课就和“拖沓”“随意聊天”“不认真听讲”划上了等号，家长伤神费力，孩子到最后除了近视度数涨了，好像什么收获都没有。

7

相比谢琴对上不了“培优班”的担心，我的愁烦更多在孩子的寒暑假上。

赵露始终将假期作为晨晨“弯道超车”的机会，可对双职工家庭而言，我始终对假期“培优班”课程的安排略有微词：频次太过紧密，之后也没有给孩子留下足够复习消化的时间。我从未指望过孩子能在假期班中学到多少知识，但是我也没有更好的安排——我曾尝试让孩子假期住去老人家，却发现婆婆对孩子言听计从，小崽子哪怕明目张胆玩一下午的电脑，婆婆也不会吭声。孩子在婆婆家住了一个星期回来后，满嘴都是游戏里的“黑话”。

北京的朋友说，她那儿据说要开始试行寒暑假的假期托管，老师只负责托管，不负责教授文化知识。我笑了笑，说我们这儿三四年前就有社区托管的“试点”了，我去考察过。

在宣传里，“托管”有丰富的活动，什么由大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学习、看电影、做手工、画画，还有各项“素养拓展”课程。然而我到了现场，才发现实际情况与宣传大相径庭：大大的社区的活动中心里，三三两两坐着几个大学生志愿者，除了偶尔指点下几个孩子的作业，大部分时候都闲坐一边玩手机。

我观察了半天，孩子们在社区活动中心并没有进行什么有意义的活动，能坐下来完成假期作业的，已经算很乖了。大部分孩子只是在一起疯跑打闹，一个孩子带了手机，掏出来打游戏，志愿者瞟了两眼也没阻止。于是，成群的孩子便飞速围了上去，盯着他手中的游戏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有人告诉我，这些志愿者来这里，只是为了挣入党的“绩点”，才没有照看孩子的热情和责任心。我便迅速打消了把儿子送去托管的念头。

我想起赵露，又开始有点羡慕她的全职太太生活，起码不用为孩子寒暑假的安排纠结。可想到胡蝶，“全职”的念头便被我抛去了脑后。

胡蝶是我和赵露的都认识朋友，工作狂人，在公司里对加班出差从不皱眉头，职场一路“开挂”，高薪高职。她孩子读到二年级了，大部分时间都是交由父母照料。她的理论是：自己即使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学习上，也未必能让孩子的成绩有太大提升，可是如果将这些精力花在工作上，收获则是肉眼可见。

她说，只有钱才能在孩子升学、家人生病的时候提供足够的支撑与帮助，“不然到时候孩子也没‘鸡’出来，钱也没挣到，岂不是两头没着落？”

当然，她偶尔也会有些烦恼。女儿因为常年跟着奶奶生活，和她并不算亲近，刚刚的期末考试，学校老师都忍不住委婉地提醒她要多关注一下孩子。胡蝶忍不住批评了女儿几句，没想到女儿伶牙俐齿地反驳：“你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啊，凭什么要求我？”

但胡蝶依然坚信自己的思路：“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对孩子倾注太多，给了孩子太多压力，自然就束缚了她的发展。为什么要由家长来辅导孩子的学习呢？为什么要满心满脑全是哪个‘培优班’好、孩子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读了哪个学校呢？你的人生就是为抢到一个班的名额欢呼雀跃，为上不了好学校不能读‘培优班’愁眉苦脸吗？孩子学习不好，你的天就要塌下来了吗？要让孩子从小学会自己为自己的成绩负责，长大了才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在胡蝶的计划里，万一女儿以后“实在学不来”，就想办法报一个国际学校。她听朋友说过，现在不少家长陪孩子去泰国上国际学校，相较于欧美的昂贵费用，那里衣食住行都相对便宜，性价比很高。胡蝶觉得这样挺好，“与其在国内卷得这么辛苦，跳出去也不失为一条路。”她计划等再过两年，疫情相对平息一点，女儿再大一点时，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方案。

赵露正在纠结是否要给晨晨的秋季班退费。6月初，晨晨小学毕业考结束后，她便迅速给儿子报了小升初的“衔接班”，还在课程顾问的建议下一起联报了秋季班。晨晨的暑期课上完，“双减”政策也落了地，赵露眼见教培行业的股价跌至谷底，各家机构陆续整体裁员，这种倾巢之势令她无法安心——她还有13000多元交在机构里没有销课，那是秋季3门课的第一期款。

培训班家长群里没有人提起此事，赵露便不敢唐突发问。她私下里找到课程顾问，对方对她的疑问并未直接回答，只说“一切待细则落地后会给大家一个答复”。

赵露越发心慌。这家机构，一向以“退费难”著称，只是因为专注初中学科教育多年，师资的口碑一直较好，才炙手可热。晨晨现在所在的班级，是“新初一”阶段最高的班型，考进这个班并不容易，晨晨在报名时就预考过一次，因为题型不熟悉，都没能考入最高班型。好在半个月后有一次复考机会，晨晨起早贪黑地复习，拿出了当时准备“元（月）调（考）”考试的劲头，才在复考中过关。如果真要就此退班，赵露实在有些不甘心。

赵露左右为难之际，课程顾问柔声细语地开了口：“您也知道我们这个班型的名额多紧俏，您一旦退出了，之后就不一定有名额再进来了。咱们这个班上，目前还没有一个家长退费呢。”

这句话击中了赵露，她彻底不再想退费的事了，“如果到时真出什么问题再去维权吧，儿子那么不容易考上的班型，如果因为我的原因让他没法上课，我会怪我自己的。”

她的话让我想到了自己孩子正在上的外教课——“双减”政策中有一项就是整治境外外教的，我家孩子的外教课，还是重点整治对象。这家培训机构之前一直主打的卖点就是“北美外教”和“原版教材”，课程不便宜，最便宜的“大课包”也要2万元起。“课包”越大，折算下来的单价越便宜，买4万元甚至更高价位“课包”的家长也不在少数。

风声越来越紧，我盘点了一下孩子的剩余课时，还有3节课，我有些暗自庆幸，盘算着这几节课上完就算了吧，就算没法上了，损失也不算大。现在许多家长已联系不上“班管”，处处能听到忧心忡忡的维权声——毕竟缴纳的都不是小数目，而网上课程不像线下的校园教室，真有什么事情，连拉横幅都找不到地方。

不久后，这家机构发出了公告安抚家长们，称机构正在积极转型，虽然停了新课程的售卖和续费，但会保证在读学员的利益，之前已购买的外教课都将按约定上完。

公告让人稍稍有些心安，但我在网上浏览新闻时却紧张了起来：有小道消息说，9月1日起，所有境外的外教课都将“一刀切”，8月只是留的缓冲期；还有人查到这家机构早在6月初“双减”落地时便偷偷变更了法人代表，想来是高层早已得到了风声，提前撤资，金蝉脱壳。这些消息是真是假尚不可知，但许多家长都已渐渐死心——8月能上多少课就上多少课吧，至于之后的损失，“就认了吧”。

我觉得有点可惜，我和孩子一直都挺喜欢这门课程，课程设计和老师的教学水平都很令我们满意。儿子有些难过地问我：“妈妈，以后我就再也不能见到Jack了是吗？”

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不知如何作答。

市面上常见的别家外教课程也大都是此般光景，准确来说，大部分的线上课程都是如此。处处可见发起话题维权的家长，但再细细看一下，往往都没有了下文。虽然网上各大在线教育平台倒闭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我竟在不久前接到一家平台的“推课”电话。我忍不住笑出声——看来这些平台的区别仅仅在于：良心的在忙着善后，黑心的还在努力挣扎着，想在跑路前再圈最后一笔钱。

8

姚老师也在焦躁之中。“博航”已经关闭了5个校区，其中有1个刚开了半年多。烈火烹油，即使聪明敏锐如徐老板也没有意料到，一夕之间，一个行业竟就如此迅猛地被颠覆了。

放假之前，姚老师和同事们加班清点了那几家校区的桌椅、空调、电子屏幕等固定资产。校长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想内购的？”

姚老师也嬉笑着接话：“我把桌椅全收了，以后我开个‘黑中介’，反正家长和老师的联系方式我都有，我也不贪心，就收个介绍费，说不定比这边的工资还要高。”

同事也笑着回她：“现在这已经列入‘扫黑除恶’的专项了，你可别把自己送进去了。”

8月，学校正式发布了那5个校区的停业公告，有老师还帮忙发起了“转让校区”的小广告。姚老师有点庆幸：3个月前，还有拐着弯的朋友找她牵线，想了解如何加盟“博航”。她想，幸亏没谈成，否则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

“博航”给班主任们布置了“作业”，让她们每人提交一份“给机构的转型建议”。大家互相打趣：“这可真的是拿着班主任的钱、操着CEO的心。”但姚老师还是认认真真地做了这份作业——她不想失业，更不想两个孩子没有培训班上。她在班级家长群里做意见搜集，向身边的朋友做市场调查，郑郑重重地写了1000多字的报告交了上去，也没了后文。

姚老师觉得自己随时要失业了。6月开始，各级部门便开始严查市内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7月开始，姚老师陆续听到不少同行停业的消息，有主动停业，也有不合规范被查封的。这些停业的培训机构，据说欠薪欠到员工跳出来维权的有好几家。姚老师吓得赶紧查了一下工资卡，还好上个月的工资已经到账了，她长舒了一口气。

没过一会儿，她又开始替同行们操心了。有家机构理直气壮地宣布，“在完成转型之前，停止一切支出”。姚老师和同事们讨论，这所谓“一切支出”，大概既包括学员退费，也包括员工工资吧？这样看来，倒还不如那些互联网的线上机构，起码赔了“N+1”或者更多，干干脆脆，体体面面。

作者供图

姚老师估计，除了少量“名师”也许还能留在这个行业里，其他大部分人可能都逃不掉“改行”的命运。现在机构里的老师大多是30多岁，名校出身，之前又在教培行业拿着2万起的月薪，难免心高气傲。可哪怕老师们愿意拿着打对折的工资，又有多少行业愿意花这么高的成本去招一个30多岁的“零经验新人”呢？

她的感慨，让我想起一个人——曾有朋友推荐我儿子上一个数学老师的“培优班”，据说口碑极好。我试听了一节课，老师讲课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可惜他的班名额太过紧俏，最终没能报上他的课程。

后来，这个老师开始自己录些几分钟的讲题视频发到曾经的家长群中。这样的分享持续了很长时间，视频里，他未给自己的课程做过一次广告，也不求家长们帮他做什么宣传，只是单纯而安静地讲课。

就在上周，他开了一次直播，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给各年级家长逐一分析了每个年龄段孩子在数学上的学习重难点、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巩固的薄弱点等等。直播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认真地向我们告别，说以后他将改为主讲高中课程。还答应我们，会把自己过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积累成几套系列课，既是作为自己过去几年教学的沉淀，也当作送给追随他的孩子们的一份礼物。

在最后，他安静地说：“这是我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的一点小事情，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也算是给培训机构的老师们正名吧。”

后记

8月15日，各家培训机构似乎约好了一般，各自召开了线上家长会。会议内容没有悬念，求生欲极强的机构们纷纷宣称，将拥护国家政策，对未来的课程安排做出了全面调整。

家长们默然，并无多少意外——寒暑假和周末几乎可以肯定无法安排孩子上课了，今后的课程将全面改至周一到周五。能周中去上课的孩子，除了“小初”年纪，大概就是真“学霸”了。这个小小的通气口，给这个行业留下了最后一丝活路，也给不甘心的家长们留下最后的挣扎空间。

家长会还没结束，周五的课程便被瞬间抢空了。

（本文所有培训机构及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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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京郊服装厂的日与夜

作家三毛有一篇文章《西风不识相》，写了她在西方留学时遇到的一件琐事。校领导告诉三毛，此前有一个中国男生和外国男生同宿舍，外国男生叫来自己的女友同居了3个月，校领导问中国男生要不要换间宿舍？中国男生却笑着说没有关系。三毛说，自己听了心都抽了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

不知大家感觉如何，反正我觉得没什么稀奇的，因为这跟我在服装厂打工的经历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我曾经在服装厂，和26个男女同睡一间宿舍。我和一个小伙子睡在上铺，一对夫妻睡在下铺。少则3天，多则5天，下铺都能有节奏地晃动起来。

那时，有媒体报道过，北京郊区的服装工人超过了40万。后来，因“4·25北京大兴火灾”和“11·18北京大兴西红门镇火灾事故”，我打过工的几家服装厂都被迁走了。有的搬去了河北，有的搬去了江苏。

这40万服装工人曾发生过多少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可惜没有人来记录。

1

2000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又跟着一个河北老板安装水电和锅炉。

这年秋天，我和同事们一起，在位于朝阳区方家村的一家服装厂安装暖气。服装厂车间很干净，有很多年轻的男女趴在缝纫机上缝衣服。我穿着一身满是铁锈的工作服，看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的，真的好羡慕，心想如果能来服装厂上班该多好，不但能穿干净衣服，还有这么多好看的姑娘，多好。

第二年春天，我就跟着亲姐一起进了一间服装厂。工厂在大兴六合庄，厂房是一大片破旧的瓦房，到处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北京的春天风很大，塑料袋挂在泡桐树上，随风飞舞。

起初我不会做衣服，只能做简单的手工，每月350块，包吃住。具体工作是用吊牌枪把吊牌打到衣服上，闲下来就剪剪线头，工作很轻松。那时候，服装厂雇用童工的情况非常普遍，厂里最小的工人只有15岁，熨烫工20岁，却已经在服装厂做了6年，他自己说：“我已经是一个老师傅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身高不足1米6，初到服装厂时还没有熨烫衣服的烫台高，老板就给他一个凳子，让他在站在上面干。

这当然是一家正规的服装厂，有男宿舍和女宿舍，还有夫妻间，不过不是单间，要三对夫妻同住。他们纷纷用废布料把自己的床蒙得严严实实，跟蒙古包似的。

我们男宿舍有个30来岁的男人，也用废布料把自己的床蒙上了。他老婆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经常来和他同睡。一次深夜刚下班，我们还坐在床上聊天，他老婆就来了，撩开床上的布帘就钻了进去，不一会儿，大家都看到他们的床摇晃了起来。

当然没人说什么，大家很快就熄灯睡觉了。

服装厂熟练缝纫工的工资很高，手快的每月能挣1500元。

我也想学缝衣服，可老板不同意。那时候服装厂还很挑剔，根本不允许不会做的人踩缝纫机。想当缝纫工，必须先到下面的加工厂去“学习”。

正规服装厂大多是浙江温州老板开的。温州老板有钱，租的房子大，有厂房，有宿舍，在商场里还有摊位，他们都是自己买布料做成衣服，再拉到商场里批发零售；而加工厂则差多了，大多都是打工仔开的，这些打工仔在服装厂打工多年，也想当老板，但没有本钱，租不起厂房，也租不起摊位，只能随便租两三间房子，买十台八台缝纫机，再招几个学徒工，从服装厂里拿些活儿，做完之后送到服装厂，验收合格就可以拿到工钱了。

我找到的第一家“加工厂”是湖北打工仔开的，算上我只有9名工人。5个姑娘，4个小伙子。我刚开始当学徒的时候，没有工钱，只管吃管住。如果接到活了，大家就不停地干，连着干上两天一夜，把活儿干完，等老板用三轮车把成衣送到服装厂，大家才可以休息。

干活的时候一天吃三顿饭，基本上能吃饱；不干活儿的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分量也少些，根本吃不饱。“宿舍”也不是单独的，我们睡觉的地方就在缝纫机的上方。老板用钢管和木板在离地一人多高的地方搭了个大通铺。由于是旧房子，跳起来就能用手够到天花板，所以床铺离天花板只有二尺多高。在床上就只能躺着，坐起来都碰头。穿裤子只能躺在床上穿，身子左一扭右一扭，才能把裤子提上去。

我们和5个姑娘就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中间只隔一层帘子。有个小伙子最后来的，只能睡在帘子旁，跟姑娘挨着。他还开玩笑说：“我给你们当‘联（帘）防队员’哈”。

2

这样的环境实在干不了太久，很快，我就去郑州的建筑工地又做了2年。我妈却劝我：“你别在建筑工地干了，晒得黑不溜秋的，哪个姑娘能看上你？还是去北京服装厂干，挣不挣先放一边，找一个媳妇是正经事儿。”

于是，2004年，我又去北京学做衣服了。

这一次，我在大兴区庑殿村找了一家加工厂，老板把我领到宿舍，指着双层床的上铺说，你就睡在这上面吧。我把行李扔在床上，跟着老板去了车间。

等到午夜12点下班——在那个年代，12点下班几乎是北京所有服装厂的标配，我又困又累，无精打采地走进宿舍。抬头一看，竟然有几个姑娘站在床边看着我，我困意皆无，羞得满面通红，急忙返身逃了出来。禁不住怪自己，怎么第一天就闯了女生宿舍，等会要被老板骂了吧。

但站在外面看了看，也只有这一间房亮着灯。没过一会儿，我看到有两个小伙子也进了那间宿舍去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我身边，我问他：“男宿舍在哪儿？”

他略显奇怪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不分男女宿舍，所有的人都住这一间房。”

我这才跟着他，第二次走进这间宿舍，看到自己的行李还在上铺，这才安心地换上凉拖鞋，去水龙头下洗了洗，就爬上去躺下了。此刻灯还开着，我没敢脱衣服，只是合衣躺在床上。

我的下铺住着一对夫妻，床铺用布帘蒙得严严实实。过了一会儿，丈夫用塑料桶打来半桶热水，撩开布帘子，把水桶放在床边。又把布帘子盖上了。

“水来了，洗洗吧。”男人说

“好”女人答应了一声。不一会儿，就听到毛巾在水中淘洗的声音，还有香皂的味道弥漫上来。帘子鼓起好高，“哗啦哗啦”地响动着。

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声音又传来：“你也洗洗吧。”又是一阵水声，接着男人撩开布帘，穿着拖鞋，把已经洗成灰白色的水提出去倒掉了。

水泥地面上溅得水淋淋的，满屋子香皂的味道，还有脚臭味和各种难闻的味道混杂成令人作呕的湿臭味儿。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啪”地一声关了灯，室内一下子陷入黑暗中。

劳累了一天，我躺下就快要进入梦乡时，床突然轻轻地有节奏地晃动起来，伴随着压抑的声音。很快，旁边另一张床也“吱扭吱扭”地响了起来。和我睡在一起的小伙子用手肘捅了捅我，忍不住“嘻嘻”地小声笑起来，又忙用手捂住了嘴。我能明显感受到他的肌肉在细微地颤动，应是强力憋住了笑。

说起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对夫妻睡在高低床的下铺，上铺睡着两个男人，前面一帘之隔睡着两个未婚的姑娘，后面一帘之隔睡着另一对夫妻，而他们就这样在“十面埋伏”中公然把床弄得吱呀乱晃。

可就是这么个条件，他们又能怎样呢？那天晚上，两张床就像比赛谁更持久似的，谁也不肯先停下来，未婚的男男女女都睡不着了，有人不停地翻身、有人咳嗽、有人叹气……

几天后，我才慢慢搞清楚，这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一共放了7张双层床。除了床，就只剩下窄窄的过道了。这里竟然住了27个人。其中有4对夫妻、10个姑娘、9个小伙子。

后来，“4·25北京大兴火灾”发生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发生火灾的地方离我们很近，工厂工友也有亲戚在那场火灾事故中丧生。外人恐怕很难想明白，这么小的一栋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一间加工厂的宿舍里可以塞进多少人。

3

2005年，我和姐姐一起去位于南六环外的浙温经济开发区的羽绒服厂打工，往后4年一直在那里。

羽绒服厂老板也是温州人，他年轻时在温州种地，家里条件也不太好。那里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老板娘连生了3个女儿，一直被人瞧不起，也愁坏了老板。后来，他们把3个女儿放在温州老家，一起来北京打拼。一是想发财，二是想躲出来生个儿子。

刚开始，两人的服装店只有一台缝纫机，慢慢发展成拥有十几台缝纫机的小服装厂。老板娘又生了2个女儿之后，终于在第6胎迎来了一个儿子。后来，老板买下5亩地——共50万，期限50年。2010年被征用，补偿400万有余。2011年，我还扒着围墙往里看了看，昔日的厂房已经成了一片瓦砾。

当我来打工时，老板的厂子已经成了年产十几万件羽绒服的中型服装厂了，老板当然已经非常有钱，安排大女儿负责管理车间，二女儿在商场卖货。我们和老板一样，都叫她们“大姐”和“二姐”。

老板有一辆奥迪，但很少开，偶尔出门就挤公交。平时看起来也很清闲，每天就喜欢背着手在厂里散步。不过，他散步时嘴唇仍在不停地蠕动着，似乎正在盘算要做什么款式，每个款式做多少件，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算计着。

无论冬夏，每天早晨7:30，位于宿舍走廊里的起床电铃都会准时响起。

有想吃早餐的这会儿就该起床了。洗脸刷牙，然后去餐厅吃早餐。早餐通常只有冷硬的馒头和黑榨菜丝，稀饭是用昨天剩下的干饭煮的，清汤寡水的，米粒都沉在桶底。

不想吃早餐的就再睡一会儿，还有人会直接睡到8点，上班铃响起来，才会匆匆套上衣服往车间跑。好在宿舍离车间只有几十米，三窜两跳就到了。不像很多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从家里出来还要坐公交转地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公司。

车间和库房之间有一个窗口，每天早晨，大家都会站在窗口前，从库管员手中领取当天要做的衣料。工厂的成本控制很严，线用完了，要拿着空线芯去库房领线；针断了，要拿着断针才能去库房换新针。

有一年春节，我幺妈跟我妈说：“把你们家的线给我拿几卷。”

我妈说：“我们家哪有线呀？”

幺妈不相信，“你家三个孩子都在服装厂打工，会没有线？我们村有一个人在服装厂打工，每年都能拿回来几十卷子线。”

其实，真想拿也很好拿，库管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从窗户翻进去拿东西。那时候，厂里几乎所有人都翻过窗口，连大着肚子的大姐自己也经常翻窗口。窗口不高，里面有一张桌子跟窗口齐平，背对着窗口，往上一跳，坐在桌子上，屁股一拧，转身180度，再跳下桌子，就到库房了。

但大家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车间里用的，我们姐弟三人从没往老家拿过一卷线、一根针。

4

在厂里，我们的工资都是计件的，一点也不能偷懒。如果到月底结账了，工资比别人少太多，金钱损失是一方面，面子上也会过不去。所以，大家会挤出所有的时间来干活儿。除了倒开水和上厕所，一刻也不离开缝纫机，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我家乡的农民形容自己很忙，总喜欢说“我连放屁的工夫都没”。在服装厂，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放屁的工夫”都没有。因为坐在凳子上没法放屁，总要挪动一下屁股，这一挪，又比别人少缝一道线。

做到中午12点，下班铃准时响起，大家才站起来，匆匆忙忙往餐厅赶。

炊事员把蒸好的米饭倒在不锈钢大盆里，大家自己盛，吃多少盛多少。然后在窗口排队打菜，菜的份量很少，一个人只有一勺。羽绒服厂的伙食很差，经常是清水煮白菜，或炒些土豆条萝卜条之类的。每天食堂里吃什么菜，我们就知道市场上什么菜最便宜。

在北京服装厂里，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数湖北人最多，远超其它省工人的总和。无论到哪家服装厂都有湖北人，且不在少数，其中又以宜昌和恩施的土家族人最多。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量的土家人能在北京服装厂站住脚，可能和他们独特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土家人大都生活在清江两岸的大山之中，擅熏制腊肉。经过一个冬天的熏烤，腊肉的水分都被烤干了，黑得跟碳棍一样。据土家族的工友说，这样的腊肉在家里挂三年都不坏。

每年正月，土家人来北京服装厂打工时，带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黑腊肉，哪个人不带几十斤呢？有的人甚至能带100多斤，足够吃一年。当然，腊肉吃之前还要处理一下。用木柴生一堆火，把腊肉放在火上烧，烧得滋滋冒油，肉皮烧得焦黄，再拿去反复清洗，把表层的黑色洗掉，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肉。

中午快下班时，有很多土家人都会提前去餐厅，用自己的煤气灶炒一盘黑腊肉。这种腊肉非常好吃，有一股好闻的柴香味儿。有时候连老板的家人也忍不住要来夹一筷子。有了炒腊肉，服装厂食堂里的菜也就可有可无了。所以，无论服装厂的伙食如何差，他们也不会抗议。而其它省份的人，由于没有这种黑腊肉，很快就被饿跑了。

无论冬夏，吃过饭就上班，没有休息时间。有的人吃饭快，几分钟就吃完了，碗一冲就跑进车间接着干。

衣服做好，抱到质检房，质检员会在有问题的地方贴上胶布，再抱回来让工人修改。如果抱回来的太多，脾气不好的工人就要生气了。所以质检员是个得罪人的活儿，经常有工人跟质检员吵架，甚至还会动手打起来。

下午的工作要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下班铃声响起，大家再跑去餐厅吃饭。中午炒过黑腊肉的土家人往往不会再炒了，就吃食堂里的饭菜凑合一顿。和中午一样，吃过饭就干，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也有工人会听收音机，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每天用录音机放流行音乐，每次放都是《两只蝴蝶》，听了几百遍之后，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就恶心得浑身鸡皮疙瘩。一个土家小伙子也听烦了，一次，当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时，他突然跳起来把录音机摔了。

为了给工人提神，老板也在车间的墙角安了4个大音箱，给工人放流行音乐。有一天，大姐心血来潮，拿着话筒站在库房的窗口边唱了一首《小薇》，出乎意料地好听。唱完大家都对着窗口鼓掌。大姐还挺不好意思。

一直干到午夜12点，下班铃响起。按月算工资的（熨烫工、手工、质检员）马上就跑了，而计件算工资的（缝纫工）却并不急，还趴在缝纫机上干得热火朝天，直到大姐笑着招呼大家：“好啦，下班了啦，明天再干也跑不掉的。”大家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离去。

下班之后，先去洗澡。10平米的洗澡间，挤进去30多个男人，白花花全是肉。不抢不行，老板抠门，只装了两个太阳能热水器，晚一会儿就没有热水了。如果是冬天，就一个星期洗一次。没有热水，就接一桶凉水，把烫衣服的蒸汽管插在凉水里，吹一会儿水就热了。那时候，有很多熨烫工总喜欢借此向姑娘献殷勤——帮她们吹一桶洗澡的热水。

洗过澡，大家再挤在水龙头前洗衣服。此时是一天中难得的自由时间，有小伙子看上了哪个姑娘，就会端着洗衣盆，找机会凑到姑娘的身旁，一边洗衣服一边说上几句话。如果有在流水线上打过工的人，应该都会露出会心地微笑吧——因为很多人的恋爱就是这样谈起来的。

有的男人体贴媳妇，会让媳妇先休息，一个人来洗夫妻二人的衣服；也有的男人不要脸，觉得娶了媳妇就该给自己洗衣服，完全不会考虑到媳妇也跟他们一样劳作了16个小时；还有的夫妻互相体贴，一个搓衣，一个淘洗，洗完了一起睡。

有人肚子饿了，就泡一碗面吃；有的则就着卤鸡爪喝瓶啤酒。等上床躺下时，往往已经凌晨1点过了，距离起床时间只有6个多小时了。那时候我常常感慨，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每天也只做12个小时，而我们服装工人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多工作几个小时。

尽管已经这样了，有几个土家族姑娘还会把做的半成品口袋和帽子提到宿舍里，坐在床上翻好，以方便第二天做。大家见了，纷纷开始往宿舍里带手工活，以便能在上班时间做出更多的衣服。

其实，衣服如果做得比老板想象的快，老板就会压低工价，整体工资并不会上涨。现在人都说“内卷”，可看看我们底层农民工，十几年前就已经内卷到了何种程度。

我曾辗转过很多工厂，之前有一家，每到做新款时，各组就派一个代表，一起去办公室跟老板“议价”——几乎每次都谈不拢，谈不拢就罢工。那家厂的工人也团结，都不上班了，躲到宿舍里打牌。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把每件衣服的工价加两三块钱。而在这家羽绒服厂，我们只罢过一次工。而且其它省的工人都罢工了，只有十几个安徽人不罢工。罢工了一天，每件衣服只加了2毛钱，之后再也没人提罢工了。

最近刷微博时，我看到有人写，一位大公司高层的妻子去监狱见老公，老公一见她就哭。因为涉恶，这个男人被分配在劳动岗位，每天带着2副口罩，踩缝纫机9小时，劳动完头发、鼻孔、耳朵里都是毛絮。听说不交罚金，以后很难减刑。他被判11年，哭着反复叮嘱妻子，一定要把罚金交了，他想早点回家。

我一下就想起自己在服装厂打工的经历，感慨万千。我们差不多每天要做15.5个小时，劳改犯才做9小时，我们比劳改犯还多6.5小时。劳改犯有两副口罩，而我们连一副都没有。真是还不如劳改犯呀。

5

羽绒服厂虽正规，但居住条件依然很差。男宿舍不到20平，有3张高低床，床板1.5米宽，一张床板睡2个人，能睡12个人。我们宿舍住了11个，一个土家小伙自己睡。

夏初的一天晚上，大姐领进来一个男人。男人胡子拉碴，眉头紧锁，一脸愁苦，看上去足有40多岁了，姓周，河南人。大姐让他跟那个土家小伙一起睡，说完就走了。我们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他25，我们都很吃惊，怎么看着都不像啊。

土家小伙嫌小周太脏，说什么也不同意跟他睡。我跟土家小伙说，要不咱换换？我跟我老乡睡。我把盆借给小周，他去洗了个澡，回来把胡子刮了，一下看上去就年轻了10多岁。

后来，老板安排小周打包衣服，一个月600块钱。有了工作，小周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人也变得开朗了。到月底领了工资，又买了身廉价的新衣服。穿着新衣服，站在镜子前面好一番搔首弄姿之后，他的自信忽然膨胀了一般，突然宣布他要追求“厂花”。

紧接着就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小周的美梦。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小伙子洗澡时，热水器突然没水了。小周满身的泡沫还没冲，往热水器里加冷水的开关在外面。小周把毛巾盖在身前，问大家，我就这样能出去吗？

几个工友几个对视一笑，一个说：“能出去，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开放得很……”

另一个说：“我上次就是这样出去开水龙头的，什么事儿也没有。”

小周就用毛巾挡在前面出去了。外面是一排水龙头，有10多个男女站在那里洗衣服。加水的开关在他们背后的墙上。我们伸头看到，小周走过去，踮起脚，左手按着身前的毛巾，右手去开水。

一个女人突然扭头看到光屁股的小周，尖叫了一声，大家都回过头来看，尖叫声此起彼伏。女人们都跑了，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踢了小周几脚。第二天，老板听说这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没多久，小周就离开了。

这年秋天，我站在厂门口，远远看到一个人扛着蛇皮袋走过来。走近了才认出来是小周。小周变得比初进厂时更憔悴，眉头拧得更紧，胡子也更长了，浑身脏得冒油，跟个老流浪汉似的。

他说他刚坐公交车去新发地批了一袋梨，准备去摆摊卖。小周把装满梨的蛇皮袋放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把汗，要打开袋子请我吃，我赶忙拦着，小周正在和我说话时，往厂里看了一眼，突然扛起梨袋子转身就走了。

我扭头一看，“厂花”出来了。

6

服装厂星期天也上班，一个月只在月底有一天休息。而且所有的服装厂都在月底放假，那天坐公交车就特别挤。于是有工人向老板提议，希望能改个时间放假。老板巴不得晚几天发工资呢，就改成月初6号放假。

于是，每个月到了5号的夜里9点钟左右，小组组长就拿着账本轮流到办公室里算工资。只发40%的工资，剩下的60%到这年腊月放假的时候再一次性补发。如果中途离厂，那剩下的工资就要不到了，一直到2011年，服装厂才改为每月结清。

这天晚上是就是一月一度的“羽绒服厂狂欢夜”。深夜12点下班后，很多工人都欢叫着跑出车间，40多岁的老员工土家人老李总是笑着喊老板的二女儿：“二姐，今天晚上摸几把？”

二姐说：“行啊，到办公室来打。”

很快，几个人就在办公室里搓得哗哗响了。

负责给工人算账的通常是大姐的老公，二姐的老公也难得有闲暇的时间，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他是沈阳人，长得很帅，人也非常义气，工人都很喜欢他。

当初他和二姐谈恋爱时，老板不同意，嫌他家穷，他就一个人回了沈阳。他进到家里，发现他的爸爸和妈妈都奇怪地看着他的身后，他回头一看，二姐竟然来了。二哥很能干，每天晚上负责打包，把衣服装到面包车上，第二天一早开着车，带着二姐去商场里卖衣服。

这天晚上，所有的工人都睡得都比平时晚，有的甚至彻夜不眠。有喝小酒的，有去小超市玩老虎机的，谈恋爱的，斗地主的，还有十几个男人聚在一间宿舍里“炸金花”。

第二天上午，我们起床之后，“炸金花”的就散伙了。半个晚上的时间，有的人就把刚发的工资输得干干净净，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睡了；有的人赢了不少钱，兴奋得睡不着，就拿着这些钱出去喝酒。

这一天，我们要去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给老家打个电话，寄些钱。再去外面逛一逛，就像长久坐牢的人出来放风一样。下午回到厂里，做一顿丰盛的晚饭，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为接下来一个月高强度的劳作做准备。

我时常会在这一天在北京街头行走。工友们提醒我要时刻小心些，不要被查暂住证的抓住。看到有查证的，就躲着点儿。还有工友说，好几年前，他曾被抓住遣返回了老家。可是他是办理过暂住证的，联防抓人的时候，他把暂住证拿出来递给联防，却被一把撕成了两半，问他：“现在还有暂住证吗？”

“没有了。”

“那跟我们走。”

北京大红门有几座商贸城，以批发服装为主，总是人山人海的，我们这些在服装厂打工的人都喜欢去那里逛。

一次下午2点多，我走在商贸城外面的人行道上，看到对面是“北京工贸技师学院”。我以为是一所技校呢，就打算过去看看，是否能学一门手艺。我走到学院外面的路口时，突然发现有警察在查暂住证。只有一个警察穿着制服，别的都穿着便衣。我想扭头往回走，可已经离得太近，被他们看到了。

我心里盘算着，如果突然往后跑，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逃犯，一齐扑上来。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衣着寒酸，一下就被盯上了，走过他们身边时，一个便衣先是指着我，又对我招招手：

“你——过来过来。”

我走过去。他说：“把暂住证拿出来。”

“没有暂住证。”

“没有暂住证罚款50元。”

“我没钱。”

“你给我放老实点儿，快把钱拿出来！”

“我真没钱。”

“好好好，你丫的嘴硬，给我上车，把你遣返回老家去！”

他把警车门打开，把我推了上去。车厢挺大，车窗都是深色玻璃，从外面看不到车内，从车内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外。警车后部还坐着两个中年妇女，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头。和我一样，衣着朴素，一看就是普通的打工者。都是拒缴罚款被塞进来的。

一个便衣又拦住了两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把暂住证拿出来看看。”

“我们没有暂住证。”

“没有暂住证罚款50。”

“我们刚来北京，还没来得及办呢。”

“刚来北京？那你们的火车票呢？”

“火车票扔了。”

“那不行，罚款50。”

“我们没钱。”

“你们脖子里戴着金项链，会没有50块钱？甭跟我掉腰子，快把钱拿出来。”

两个姑娘只好拿了100块钱出来，递给便衣，便衣又把钱递给那个穿制服的警察，那警察给她们写了一张纸条。其中一个姑娘还笑着恭维那名便衣：“你咋这么厉害呢，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不是北京人？”

那名便衣得意地说：“那是，我们是干嘛地呀！”

那姑娘接过警察写的纸条问：“我们走到前面再被查了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的，把纸条拿好了，这就是你们的护身符，今天肯定是不会再查你们了。”

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衣着破旧，长得瘦瘦的，弯着腰，背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走过来，被一个便衣拦住了：“你——过来过来。”

那男人愣了一下，脸上显出惊恐的样子，把蛇皮袋一扔，转身就往后跑。两个便衣抢步上前，一把薅住了。把他扯过来，把他的脸按在警车的车窗玻璃上。另一个便衣把他的蛇皮袋踢到警车下面去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其中一个中年便衣像黑社会一样，戴着个大墨镜，呲着牙，下巴往前伸着，用一只手按着男人的脑袋，恶狠狠地说：“他妈的，你跑什么？嗯？你跑什么？打你XX的……”

男人好胆小，居然哇哇地哭了起来。最终还是缴了50块钱，拿着警察写给他的纸条，背着蛇皮袋哭着走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便衣钻到车里来，问我们：“你们想好没有，是愿意罚50块钱，还是遣返回去？”

车里那个小伙子极不情愿地缴了50块钱，拿着纸条走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便衣又上来问了一遍，一个中年妇女叹了口气，无奈地缴了50块钱，也走了。中途不断有人被塞进来，又有人熬不住，缴钱走人。我就不缴，我倒要看看他们准备把我们怎么样。

一直等到傍晚，便衣又上来问了一次：“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再不缴钱真要把你们拉走了！”

我们这最后6个榨不出油水来的穷鬼都坐着不动。等了一会儿，警察可能要下班了，就把我们6个都放了，50块钱到底也没缴。

早知道现在会把这件事写出来，真应该把罚款缴了，留下那张纸条做个纪念。我现在也不知道那纸条上都写了些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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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体制内，那个被孤立的高材生

1

今年“五一”，博物馆要排班执勤，部门里的一个大姐和小何被排到一个班组。大姐找到我，说想跟我调换一下，“小何那啥……你跟他熟。”

去年我跟小何同一批考进博物馆，其实也说不上很熟。大姐未把话说明，但我知其意，勉强点了头。果然，到了值班那天，我在博物馆入口处扯着嗓子足足喊了两个小时，小何就在旁边看着，一言不发，像个不会做题却被挂在黑板前的小学生。我心里不爽，但又觉得他可怜。

第一次见小何，是在面试的候考场里。那天，一个大会议室里坐了几十个人，因为临近考试，大多数人都不再看书，要么是趴着睡觉，要么低声聊天，只有小何还在不停地翻着面试习题，嘴里发出背诵的嘟囔声。

我随口说他这么认真，肯定能考上。小何很兴奋，眼睛眯成一条缝，手有些发抖，主动把他旁边的位置让给我，“坐，坐”。一聊才发现，我们报考的是同一家单位，小何的身体立刻挺起绷紧，低头继续看题，不再搭理我了。

好在我们竞争的不是同一个岗位，体检的时候，我又仔细打量小何——他很瘦，有些驼背，走路一颠一颠的，两眼滋溜溜地乱转，显得深不可测。穿着打扮也很随意，大热天还穿着长袖长裤运动服。

再次交谈，我发现小何咬字非常刻意，像是在极力掩饰口音。后来无意中瞥到他的身份证，我脱口而出：“你是东北人啊。”

他突然绷住了笑容，“我是内蒙古的，只是靠近东北。”

“那还是东北人啊，蒙东那块也算是东北。”

小何黑着脸，又强调了一遍：“我是内蒙古的。而且我已经在这儿买房，把户口迁过来了，只是身份证没换。”

这话我没法接，正尴尬的时候，旁边的人插嘴道：“你还不知道吧，小何人家可是高材生，985的。”我也趁机转移话题，赶紧问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小何笑容满面，说没啥大不了的，就是X大——这所学校是“建筑老八校”之一，小何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更是“王牌”。周围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小何却有点惋惜地说：“当初其实够清华的分了，但是没敢报。”

大家不知怎么接话，一时安静了下来，有人提起我是研究生，小何立刻收起笑容，有点警惕地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察觉了他的变化，赶紧说是一所普通学校，小何像是不放心，连问好几遍，等我报出校名后，他明显松了一口气，又把话题转到了自己身上。他说自己毕业后，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了五六年，“是国企，国内排名前几。”

还没等他说完，有人开他的玩笑：“都说你们那儿的人都爱进体制，你也是深受影响啊！”

小何瞪了他一眼，表情像是要吃人一样，我赶紧打圆场糊弄了过去。等体检结束，大家一哄而散，小何连医院的早餐都没吃，就消失不见了。

2

我们这群新人到博物馆报到时，恰逢疫情后的第一个旅游高峰。

入职第一天，馆长就找我们谈话，希望大家踏踏实实好好干，大家都很兴奋，只有小何默不作声，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不知道在想什么。

之后，新人们就全部被派到一线去“锻炼”了。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不过就是待在值班室里做做样子，和老员工聊天——讲解员、检票员和保安对初来乍到的我们都非常好奇。空闲的时候，大家聊得十分热闹，只有小何在角落里默默玩手机。除了跟我们几个新人讲几句话，甚少和老员工主动交流。别人问他问题，他也只是“嗯”“啊”一声。

后来，我听到老员工们传出一种声音，说小何有点“傲”，“瞧不起合同工”。带队班长好心提醒小何，他却说：“以后我又不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没啥好聊的。”

渐渐的，几个新人也不想搭理小何了——年轻人聊天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小何偏不，每次插话都是以“不”开头，然后再发表一通自己的观点，非要压过别人一头不可。因为他太爱抬杠，一个同事私下讽刺地说：“人家名校毕业——不这样，咋显示自己厉害？”

后来我发现，其实小何并不是势利，更不是故意看人下菜碟，而是真的不擅交际。

馆里有位领导很热情，每次在食堂排队打饭，都会主动给我们递托盘。大家都是赶忙接过来，表示感谢，小何却很勉强，他皱着眉头，用两根手指夹住领导递过来的托盘，再趁人不注意把托盘放回去，换一个新的。我很奇怪，托盘又不是直接盛饭的，干嘛那么避讳？我曾半开玩笑似地提醒小何，他却又是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弄得我自讨没趣。

后来，他的这个小动作终于被那位领导看见了。领导“哼”了一声，说“瞎讲究”，此后就再也没给谁递过托盘了。

一个月以后，新人们被分到各个岗位。我去了文保研究科，小何去了工程基建科。

工程基建科科长对小何很重视，毕竟难得来一个名牌大学的专业人才，所以什么活动都带着他。为了让小何尽快融入团队，科长还安排小何跟张工共用一个办公室——张工是博物馆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在“古建维保”领域很有一套。张工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科长这样安排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小何接张工的班。

大家都说小何前途无量，但是他却不怎么高兴。好几次我看见张工在屋顶上忙忙碌碌，小何抄着手，在阴凉地看热闹。我问他怎么不上去帮忙，他耷个眼说：“我虽然学的是土木，但是做设计一块的，怎么可能自己亲自动手搞维修呢？”说着，还露出了点嫌弃的样子，“底下那么多工人呢，他爬来爬去的算什么？以前我们在工地上，哪有自己干活的。”

没过几天，小何所在的办公室要整理档案，需要把多余的东西先搬走。科长让小何负责，带着几个老师傅一起搬。小何在那里叉个腰，指指点点，好不神气。没一会儿，我就听到外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一个老师傅大喊：“我好歹也是个老同志了，别以为你是新来的干部就不尊重人，爸妈没教你怎么说话嘛？”

出门后，我看到小何的脸憋得通红，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这事结束后，我们科长还特意叮嘱我，说机关单位里就这样，大家一起做事要一团和气。作为新人应该放低姿态，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尤其是找人办事，更应该好好说话。

我表面上点头，心里却站在小何那边——单位里确实有些老同志倚老卖老，让新人办事的时候十分憋屈——后来我才发现，跟小何合作真没那么简单。

一次展厅搞维修，是由基建科主导，我们部门配合。其实工作很简单，维修工作是由专业公司负责，我们只要监督、提供协助就好。那天一大早，小何拿个安全帽，雄赳赳气昂昂地过来，指着屋子跟我讲各种工程结构。唾沫横飞，一脸骄傲。

维修开始时，工人临时提出需要基建科的水电工的协助。小何却眉头紧锁，拿着手机，迟迟没有喊人的意思。工人一直等，我看不下去，上前就催小何，他却小声地说：“没存他们的电话。”

我把自己存的号码发给他，他扭扭捏捏地拨通，说话急促，磕磕巴巴，问题根本没有描述清楚。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接过电话讲了一通。往后，无论需要联系谁，小何都是电话一接通，就把手机塞给我。一天下来，我这个协助的，倒像是主要负责人了。

3

转眼间新年过去，馆里传出一个“爆炸消息”——某同事考上省级实权机关的公务员了。顿时，这位同事成了众人热议的对象，大家纷纷前去道喜，说他有前途，终于熬出头了。

没几天，与我同批进馆的小吴来找我聊天。小吴原来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聊天很会套话。闲扯一番后，小吴冷不丁地对我说：“小何要考走啊！”

“你咋知道的？”

小吴说自己去收发室拿快递的时候，无意看见小何的快递包裹上写着“XX公考，祝您上岸成功。”就判断他正在备考公务员，想离开博物馆。我说这也是常态，很多人都是先考事业编，再继续考公务员的。

“是常态，但是这事要低调啊。领导最忌讳来了就想走的人，他啊，我看早晚会那啥。”

我问小吴，“那啥是指啥？”

小吴却闭口不言，摆摆手就走了。

没过几天，张工突然找到我，说晚上要请我吃饭。我们平时接触不多，这邀请有些突然，于是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张工说小何最近不知道受了啥刺激，一心扑在考公上。

“这不挺好的，之前领导不也鼓励我们继续考吗？那个谁不就考走了？”我说。

“嗨，领导也只是说说。关键他跟那个谁还不一样，人家在这儿工作了五六年，该做的贡献已经做完了，领导不会说啥。小何来了不到半年就想走，有点不好看。而且，别人是在家里看书，单位的工作没落下，小何是明目张胆地把教材放在桌面上，工作也是三心二意，领导有点不高兴了。”

张工心善，觉得我跟小何平时接触比较多，想让我在饭桌上好好劝劝他。我深知小何个性敏感，弄不好又自讨没趣，连忙拒绝。所以那天晚上，张工单独请小何吃了饭，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俩从前总是一块去食堂，但后来就变成小何独自在食堂角落吃饭了。

周一上班，小吴神秘地找到我，问我听说周末的事了没，“小何被领导骂了。”

上周六，上级部门的巡查员来博物馆进行安全抽查，偶然发现一个卫生间的水管在漏水。那天正好轮到小何在办公室值班，负责处理突发状况，可值班领导给他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只能在微信上留言，让他迅速处理。

谁知，值班领导陪着巡查员走了一圈回来，卫生间的水管还在漏，当下脸面就挂不住了。这位领导是转业军人，办事严谨，脾气冲，直接冲到小何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反锁着，敲门无人应答，领导就叫来后勤开门。当时，小何正戴着耳机听公考课，看见突然冲进来的领导，一脸惊慌。

愤怒的领导指着他骂了一通，说他这种工作态度，考哪儿都白搭。小何从小就是好学生，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事后，小何委屈地跟我们说，周六那天修理工在忙，自己又不会修水管，“我就算看到了信息也没用啊。”

小吴私下编排小何，说他不上路子，“又不是让他自己动手，就算不修，你挂个牌子也行啊。”

经历了这件事，小何总算收敛了一点，不会上班听网课了，但考公教材还是摆在桌面上。那位领导脾气直，发完火就好了，后来还想跟小何缓和关系。但小何耿耿于怀，一直躲着他。

等清明节过后，办公室进行大调整，我拿到新的办公室安排表，发现小何被调到一楼去了。

博物馆的办公楼是一栋老建筑，一楼外面种了不少花草，所以更加阴冷、潮湿。大家都想去二楼的办公室，至少每个部门的核心（领导层）都在二楼办公——毕竟领导喊人办事，还是身边的方便，隔着一层楼，怎么都差点意思。

我跟小吴说起此事，他慢悠悠地说：“你没发现嘛，在编的人都在楼上，只有他一个在编的在楼下，这就不是‘发配’吗？”

我觉得小吴想多了，这事儿我听基建科科长说过，他们部门现在不是老同志就是女同志，只有小何一个小伙子。基建科的图纸材料都在一楼存放，“他是高材生，负责管理这些东西正合适。”据说，科长这么安排还有一个用意：他知道小何想走，心也不在工作上，干脆给他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小吴很羡慕小何，认为他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没人管，想来想去随自己，干不干兼职也看心情，工资还一分不少，很不错。

我却不这么想，好不容易考上985、考进事业编，可不是为了当咸鱼的，这样的生活无异于废了他。再说了，想在事业单位“躺平”也得脸皮够厚，小何心思太重，这样只会加剧他的焦虑。

自从大家分了新的办公室，我就更难看到小何了，他几乎脱离了基建科。领导分给他的工作任务很简单，就是每周拿着文件夹，去巡查博物馆里的每处设施，比如灯泡、水龙头之类的。

我曾跟一个领导聊起小何，他说不是不想用小何，“可他遇到挫折就退缩，遇到不懂的事也不知道问，就挡在那儿。教他做事吧，他像个木头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只能让他干一些没有难度的工作喽。”

4

转眼一个月过去。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我在值夜班，突然接到门卫电话，说小何来了，没带伞，让我去门口接一下。

我看到小何的时候，他浑身冒着酒气，已经湿透，有些狼狈。我赶紧把他拉到办公室，给他一条毯子又倒了热茶，问他咋回事。

小何很兴奋，说晚上参加了同学聚会，结束时突然下大雨，想着离单位近，就想跑来借把伞回家。看他醉醺醺的样子，我不放心立即放他回去，就随便闲扯起来。喝多的小何性情大变，话也变多了——

小何说，他是1993年出生在一个东北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都在公办学校当教师，虽然工资不高，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他们对儿子很严格，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干。小何也很争气，读书以来，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

在东北，“下岗潮”是很多成年人的噩梦，对于好学生小何来说，同样也是一段灰暗的日子。因为厂区的大人为了谋生自顾不暇，很多孩子都缺乏管教，在学校打架斗殴是常态。

在这种环境中，小何这种家庭好、学习好的学生就像“异类”，很快就成了被坏学生霸凌的对象。小何曾向父母、老师求助，老师却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没事，他们招惹你干啥？”父母也一样，他们让小何不要搭理这些坏孩子，继续好好学习就行，“你越搭理他们，他们越来劲。”

至此，小何终于意识到没人能帮自己，就算向外求助，也只会被嘲讽、被拒绝。他感到很失落，于是逐渐养成了把情绪憋在肚子里、慢慢消化的习惯。

后来小何考入了重点中学，这种被人欺负的日子才算结束。重点中学的学生都一心扑在学习上，因为成绩好，小何很快成了老师关爱的对象、同学学习的榜样，“我特别怀念我的高中生涯，一直做梦想回去”。

高考的时候，小何不负众望考出高分，填报志愿时，母亲想让他冲一下清华，父亲却说要稳妥一些。父母吵成了一锅粥，得高分的喜悦感很快就被冲淡了，小何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不少考几分？起码家庭和谐啊！”

最终，小何选择听从父亲的建议，去X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这让母亲非常生气——小何的分数比清华的录取分数线还高1分，完全可以试一试。直到现在，母亲还在为这事耿耿于怀，没事就数落父子俩。

对于小何而言，填报高考志愿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做决定，还做错了，“像是吃了苍蝇一样，堵到现在”。

进了大学，小何很快就感受到了极大的落差。因为他发现自己除了学习，别的什么都不会，自然不再是那个众星捧月的好学生了。他更努力地学习，但依然消除不了和其他同学的差距，“我一个室友，家里贼有钱，吹拉弹唱，唱歌跳舞，样样都会。课还不常去，但一考试就是前几名。”

小何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变得很焦虑，虽然还是常去图书馆，但萌生了一种“自己糊弄自己”的感觉。母亲没事就给小何打电话，问他在干嘛，如果他回答在看剧或打球，母亲就会急赤白脸地叨叨，让他在大学也要好好学习，继续考研，去清华读研究生。

小何努力了，但考研没成功，还耽误了找工作。说到这儿，小何猛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重新坐下后，他一口气把水喝干，“连工作都是班里最后一个定的，辅导员看我眼色都不一样。”

我安慰他：“你也不差，知名国企。”

他躺靠在沙发上，“狗屁，国企怎么啦，除了听起来有面子，在里面累得像狗一样。除了加班就是加班，工资那么一老点。”

在这家国企里，小何遇到了一位好领导，摸清了小何的性格特征后，就让他一心干专业，只画图，其余的闲事都不用过问。那几年，小何单纯地工作、生活，但内心却很厌恶领导如此安排，“很封闭的圈子，就像个工蚁在蚁巢里奉献一生，被压榨完最后一点的价值。”

再往后，小何离开企业考编，是父母为他选择的方向。钱跟待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父母见证过“下岗潮”，认为国企再好也有倒闭的，还是进公家单位稳妥。

小何也不甘心一辈子画图。有次过年回家，发小搞了个聚会，小何去参加了。读书的时候，发小处处不如小何，念的是个三本大学，但毕业后他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在县委上班。聚会的时候，县里的饭店、KTV老板都特别热情，不仅主动给发小打折，还送烟送酒。

小何觉得，这一切都是发小故意炫耀给他看的，“讽刺我名校生还不如他一个三本生。”

回家后，母亲又因小事叨叨，说当年如果听她的，上了清华又怎样。小何烦不胜烦，就想赌口气，考上编制混出个样子来。

外面的雨还没有停，小何从当年的发小聚会，说到今晚的同学聚会，情绪更激动了，拍着桌子高声说：“我就不该去！我那些大学同学要么出国，要么自己开公司，要么在高校、大机关里，我呢？就是一个博物馆的小职员。”

小何认为，事业编想出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像你，你的专业跟这相关，文笔又比我好。我待在这儿，估计要干一辈子维修工。”

来自家庭、工作的双重压力，让从小优秀惯了的小何接受不了自己成年后的平庸。他清楚自己的性格存在短板，即使考上了公务员也混不出头，但还是想给父母一个交代，“其实，我单纯就是图公务员公积金多点，现在的房贷让我喘不过气。”

我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小何在本地的一个高档小区买了房，还猜他是不是富二代。每次他都是笑而不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没想到他压力那么大——父母为了给他买房，借了一大笔钱。他每月房贷要还一万多，自己的工资全贴进去不说，生活还得靠父母支援。

我有些不解：“那为啥买房时没考虑经济承受能力？”

“哎，死要面子活受罪。觉得那样才能显示自己混得好啊。”

“听说你房子又涨了，也值。”

“我这是刚需自住的，只要不变现，它就算值一个亿也跟我无关。我都不好意思讲，家里除了刷了层白漆，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前两天我才咬牙把热水器装上。”

小何的话越说越乱，我也不想听了，就把他送回一楼办公室，让他在沙发上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他给我发了条微信：“昨晚我干啥了，不记得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复：“我也不记得了。”

这件事过后，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小何有什么事就跟我讲，也向我请教馆里的一些人和事，我感觉他变化很大，至少开朗了很多。

5

今年“五一”过后，小何突然又不理我了，我了解他的性格，也没当回事。最后还是小吴找到我，问领导是不是要发展我入党。

“是啊，你咋知道的？”

“这是领导重视你啊，要重点培养你。”小吴说，开党组织会的时候，领导们讨论发展新党员，我跟小何都是考察对象，但考虑到我是研究生，年纪又比小何大，最后就选择了我。

“但是小何是985啊。”我说。

“哎，你就不明白了。就算他是985的，那也只是本科。当然，你也懂的，他的脾气在那儿呢。”

“难道就因为这，他就生我气了？”

“你见过好学生吧？如果以前一个人在班级里一直是第一，突然被别人抢了第一，他是嫉妒呢？还是祝贺？”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八九分。或许就是这种“好学生”的心态影响了小何对我的态度。我反问小吴，他为啥一直对小何的事那么关心，“像是在针对他一样”。

小吴问我是否还记得新人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当时小何主动把我们的工资都问了个遍，大家都没藏着掖着，小吴反问小何的时候，他却支支吾吾地装傻，“这有啥好隐瞒的，工资条还是我代领的，再说咱们工资都一个水平啊。从这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他这人不行。”

这事我有印象。发工资那天，我想组织新人们一起聚餐，但大家的反应都很冷淡，让我有点郁闷。小吴说那不是针对我，大家只是不想跟小何再多接触了。

最后小吴甚至还劝我以后不要跟小何走太近，“你想跟人家深交，得人家跟你交心啊！”

可能是入党的事情受了刺激，小何竟然开始主动讨好领导了。

吃完饭，他就在食堂门口徘徊，等领导出来一起回办公楼。路上，他一个劲地猛夸领导，配合着“呵呵”的傻笑，旁人看了都尴尬，领导也很不自在。

不过，接触领导也不算坏事，但前提是不要卷入他们之间的“争斗”，可小何哪懂这些。

馆里的申主任搞了个项目，要开专家会评审结项，邀请各个部门参加。本来这个项目是基建科长申请的，最后的功劳却落在申主任头上，两人闹得不可开交。申主任倒是跟小何对脾气，两人下班经常一起走。这次开评审会，小何他们科长不去，申主任直接给小何打电话，让他代表基建科参加。小何不知深浅，以为是好事，不仅精神抖擞地去了，还代表基建科发了言。

事后我才知道，小何参会根本没跟基建科科长汇报。科长气不过，随便找了个茬儿，把小何臭骂了一顿，小何委屈得要命：“主任比科长还大半级，我肯定是听主任的喽。”

小何把事情弄成这样，申主任也感到堵心，他私下向同事抱怨，说自己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告诉小何一定要先请示他们科长，“谁知道他私下就来了，搞得像是我害了他一样，他想出头也不是这么个法吧。”

此后，申主任跟小何也冷了。

机关单位人事为首，小何犯了大忌，把两边领导都得罪了。好在体制里只要不犯大错，饭碗无虞，可坏处也在这儿——如果事办不好，就会被领导冷落，纵是才比天高，也没有施展的机会。若是再舍不得走，接下来的漫漫时光，就只能忍气吞声地过了。

如今，小何还在一楼办公室里，准备着公务员考试，他曾发过一条朋友圈，“考试可以改变命运，高考一次，希望这是第二次吧。”

但很快，这条动态就被他删掉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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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大江大河》剧照

他们让我甩掉那个女学生

1

2019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政教处整理陈年档案，教体育的朱老师突然急匆匆地进来，让我随他去校长办公室开会，说是“调整工作”。我有点纳闷，半个月前，朱老师刚接手退休教师的工作，成了八年3班的班主任，而我只是个政教干事，领导把我俩叫到一起是想怎么“调整”呢？难道我会被“一贬再贬”去教体育？如果真是这样，我只好辞职了。

谁知一番沟通下来才知道，领导是想让我重回语文教学岗位，并担任八年3班的班主任，而朱老师则去政教处代替我。几位领导讲：“这样安排，是出于大局考虑。”

听说，朱老师做班主任，工作并不顺心。3班的家长不放心让体育老师做班主任，来学校闹了好几回。虽然领导们一再解释，说体育老师有更多精力管理班级事务，但家长们依然情绪激动，每天放学后围在校门口，专堵校长的车。

对我来说，能摆脱政教处千头万绪的工作重回教学岗，当然求之不得，可顾虑和担心也随之而来：能把学校指派的班主任迅速推下台，可见3班的家长不好惹，若让他们知道我是个有“前科”的老师，工作开展起来怕是更难——去年6月，我的一个学生在校外打架，被人打肿了脸，回家后竟对家长谎称是我打的。因为平时这孩子书写太乱，我总让他重写，家长就觉得我有意针对孩子。这次一听是我动了手，他们迅速带了一帮人来学校闹事。领导为了平息家长的怒火、保住学校的清誉，毫不犹豫地把我调到了政教处。

谈话结束时，校长特地喊我留下，说很看重我：“是我以人格做担保，家长们才同意你这个柔柔弱弱的年轻女教师上台的，希望你能不负重托，把这个班带好。”

想起自己短短半年这“一落一升”，我不胜唏嘘。

很快，我重回教学岗的消息就传开了，我的师父特别高兴。她嘱咐我，以后和学生相处，心里得有一把尺子，更要学会明哲保身：“管学生前一定要先做了解，哪些学生敢（可以）管，哪些不敢管。不敢管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不了他们两年后上职中、混社会，跟我们没有一分钱关系。如果你再因为管学生的事被‘贬’，那在学校就永不能翻身了，在实验室洗了半辈子器材的孙老师就是先例。”

师父以前常说，教师脱离本专业，就像战士失去了阵地。这次我能重回教学岗，机会来之不易。她的话，我全记在了心里。

也许是因为年轻、讲课有趣，3班的学生对我的到来还比较欢迎。可带班3天了，教室里有个座位一直空着，本该坐在那里的女生陈笑笑，一直不见人影。

我给陈父打电话，是空号；给陈母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在家长群里@他们好多次，也没有任何回应。我隐隐感到这个问题有些棘手，于是翻看报名册上的家庭地址，发现陈笑笑只留了小区名和楼号，连具体的单元号都没有。我问其他任课老师，大家似乎很反感提到这个名字，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陈笑笑不来太正常了，不来更好，省心！”

第二天下课回办公室，我看到有个中等个子、微胖的女人正在和数学老师交谈。数学老师见我来了，如释重负一般，赶紧起身介绍说：“这位小程老师是笑笑的班主任，你们谈吧。”然后他就走了。

陈母肿眼皮，红眼睛，说这几天不接我电话，是因为手机掉进工地的搅拌槽了：“我是来学校来找笑笑的，3天前笑笑说要去她爸那里，可是今天上午，我从孩子舅舅那里得知，笑笑并没有去她爸家。”

事情麻烦了——孩子不在家，也没来学校，去哪儿了呢？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作为班主任，我绝对首当其冲。

正当我心急如焚的时候，更糟糕的消息传来——领导在班主任群里发通知，说3天后教育部专员将在省委书记和教育厅长的陪同下来我校视察，除了检查“控辍保学”政策实施情况，还要查档案和学生人数。

学校又立即组织全体班主任开紧急会议，传达的“精神”只有一个：这是我校有史以来接待的最高规格的检查，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本地教育局甚至省教育厅的荣辱，所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希望全体班主任高度重视，必要时课程暂停，务必利用仅有的两天时间找回各班辍学学生”。

开完会的第二天，我去隔壁班听课，发现教室最后一排的两个学生十分扎眼。那个男生戴着耳钉，发型不伦不类；女生做了美甲，纹的眉毛都褪成了红色，整个人颓废又疲惫。我好奇这个班的班主任怎么会如此“宽容”，旁边的老师说，这两个学生都是刚从外面叫回来的“打工人”，“一个在美容店，一个在KTV”。

我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找陈笑笑这事真的刻不容缓了，可我要去哪里找她呢？

我问了班里的学生，他们都说陈笑笑在班里几乎没什么朋友，平时总和高年级学生一起玩，具体是哪个班的，他们不清楚；我又去找朱老师（毕竟他之前是班主任），没想到他当着其他同事的面，毫不客气地说：“在我的印象里，陈笑笑是个很乖巧的女孩，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她可没有这种不辞而别的毛病。”

难道一个未曾谋面的学生是因为对我有意见而离开的吗？数学老师在背后为我鸣不平：“陈笑笑怎么样，我带了那么长时间，我能没数？朱老师这么说必定另有缘故——你想啊，你顶了人家的岗，人家能说你好吗？”

好在，线索最后还是找到了——几天前，有人看到陈笑笑和八年1班某女生一起去了车棚。我几经打听，终于找到那个女生，她给我提供了关键线索：“陈笑笑说，她想和九年级的一个叫刘奇的男生去兰州打工挣钱。”

我很快找到了刘奇的班主任宋老师，得知刘奇也是3天前就不来学校了。宋老师打电话问家长，对方只说孩子去了兰州，再问就不理了。

陈笑笑的母亲一听“刘奇”这个名字，表现得很激动，哭着说这个男生之前经常在她家楼下等她女儿一起上学，这次一定是他引诱笑笑跑了，“万一他们从此不回来了，我也不活了！”

距离领导视察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找宋老师商量，事不宜迟，我们不如立即出发，赶在天黑前到兰州，然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可宋老师认为不妥：兰州那么大，找两个学生，无异于大海捞针，如果贸然行动，万一出了问题我们承担不起责任。他觉得应该立即报警，由警方处理此事，我们省时省力。陈母找女心切，却坚决不同意报警，带着哭腔说：“一报警，我女儿的名声就毁了。”

我试着说服她，这个关头，孩子的安危大于一切，名声什么的都是小事。可陈母哭哭啼啼，态度却十分坚定，在我们反复地劝说下，她才终于说出自己真实的顾虑：一旦报警，丈夫就知道女儿跑了，她没法向他交代。

我有点震惊：孩子跑了几天，做父亲的还不知道，可见得他对孩子也没有多负责，还谈什么“没法交代”呢？

好在这时候，宋老师得知刘奇家有个亲戚在兰州市安宁区开理发店，就想让刘母联系一下亲戚，问问孩子有没有去那里。

谁知刘母立即推卸责任，说孩子当天放学没回家，是直接从学校跑的。“我不想联系，有能耐让他带着那个小贱人死在外面！”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无奈，我和宋老师只能亲自去兰州找孩子。路上，宋老师开玩笑说：“假如班主任能做主，咱们双方赶紧把这桩亲事给办了，让（家长）带回去过日子去，省得害人。”

到了兰州，我们果真在那家小理发店找到了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笑笑，她脸色苍白，头发刻意弄得有点凌乱。话不多，但声音细细的、甜甜的，并不像一般混社会的小太妹。不管怎么说，人找到了，迎接“控辍保学”检查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

回去的路上，宋老师偷偷地跟我说：“这女孩不会是‘有了’吧？”我心里骂他老不正经，同时又隐隐担心陈笑笑是不是真受了欺负。毕竟她年纪还小，没有社会阅历。

2

陈笑笑回学校以后，班里没有一个女孩愿意找她玩，她整天趴在桌子上，一个人闷闷不乐。我看了不禁有点心疼。现在的学生都早熟，像宋老师那样猜测的人应该不少，私下不一定怎么议论她呢。我觉得自己应该多给陈笑笑一些关注，可数学老师嘲笑我“想多了”，说她要有那点脸皮，就不会跟男生跑出去鬼混几天，弄得人尽皆知了。

其实，我去兰州找回陈笑笑这事，3班其他任课老师都不支持。英语和数学老师尤其反感，数学老师甚至说她是个“害群之马”。我总觉得这是他们的偏见，可很快，事实就证明我错了。

我在课间的故意搭讪，遭到了陈笑笑的顶撞，我只能自我安慰，把这看成是她不善表达；我上课时尽量挑简单的问题让陈笑笑回答，希望她能获得自信，也希望班里学生能看出我对她的重视，不要孤立、轻视她，谁知陈笑笑并不领情。

一次，我让陈笑笑翻译一句简单的古文，她站起来说“不会”。我耐心鼓励，让她挑一句会的翻译，她却无所谓地说：“没会的。”学生们哄笑起来，一齐看向我，想看我怎么处理。要知道，在课堂上，这就是学生对老师赤裸裸的挑衅，孩子们都很精明，会试着摸新老师的脾性和底线。为了能在新班级站住脚、立住威，我只好严肃地反问陈笑笑：“为什么不背？”

本以为陈笑笑会屈服，我就能顺水推舟接着讲课了，可这个看上去很乖巧的女生又面无表情地答：“不为啥，就不想背。”

这下，学生们都来了精神，想看这场戏怎么收场。陈笑笑依然平静地站着，柔弱又无辜，好像这一切跟自己无关。我不能退缩，因为一旦放任，以后势必会有学生跟风模仿。于是我提高了声音：“不想背？你是来学校养老吗？”

第二天，陈笑笑的座位又空了。我刚想打电话给家长，陈母的电话就打了过来，问笑笑在学校怎么了：“为啥说班主任不要她了？还嚷嚷着要退学。”

我跟陈母说明情况，她反复叹气，说自己拿孩子没办法，管不住——有时候“没办法”三个字好像成了一些家长的护身符，只要这么说，教育孩子的事就可以完全推给学校和老师了。可现实是，家长管不住，教师也没权限管，那孩子的教育该怎么办呢？

陈母让我以后别提问笑笑了：“一提问就和老师对着干，老师一批评，她就死活不去学校。待在家里我管不住，万一像上次那样跟男生跑了，别到时候出大乱子，被她爸爸知道了……”

我气不打一处来，顺着她说，怕出大乱子就让她爸爸早点管教。陈母顿了一下，没有接话，又叹气，然后不断假设，说如果我没有提问刺激孩子，“笑笑就不会不去学校了……”

听来听去就这几句没用的话，我找了个理由挂断了电话。其他老师纷纷说我活该：“这种家长，这种学生，你跟她废那么多话干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数学老师说：“跑了也好，来学校不能提问、不能管，躺那里专拉别人后腿吗？”

英语老师警告我：“小程，这次你可别跑去找了。眼不见心不烦，这种学生最好永远别来。”

下午我去政教处取文件，临走时，李主任突然叫住我，问我带班带上手了没有。我说其他的都挺好，只是有个刚叫回来的学生又跑了。李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小程啊，你还年轻，教育这条路还长得很。管学生一定要讲方法、有智慧，硬碰硬肯定是两败俱伤，有空要多向有经验的班主任学习。”

听李主任的口气，似乎已经认定学生是被我赶走的。离开政教处，我发觉自己也开始讨厌陈笑笑了。我刻意关注她，她却不领情，不仅让其他学生看我的笑话，还影响了同事、领导对我的看法。

两天后，全校学生都必须进行视力测试，我只能再次把陈笑笑请回来。

陈笑笑换了造型，她剪了很厚的齐刘海，遮住了眼睛。上早操时，我发现她竟把宽松的校服裤腿改成了收紧的九分裤——不出所料，当天的仪容仪表检查中，因为她违反规定，导致班级被扣了2分。学生们集体喊冤，我也有点生气，就打电话跟陈母沟通。

陈母说，女儿本不肯来学校，还提出要买手机。手机她不敢买，怕女儿私下联系刘奇又跑了。所以，只要不买手机，再怎么折腾，她也只好由着女儿去了。

陈笑笑带来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数学老师、英语老师动不动就跟我告状，说她在课堂上不是涂口红就是嚼口香糖，要么就拉着同桌涂指甲油……其实他们都是老教师了，自然有能力当堂处理这些小问题，但这几年，任课老师都想明哲保身，对管教学生，尤其是不好管的学生，比较避讳，就把难题全推给班主任。

我没办法，只好出面没收了陈笑笑的化妆镜，谁知她在道法课上又拿出一面月牙形的破镜子来。道法老师担心她化妆时受伤，造成课堂事故，就要没收，可陈笑笑死活攥着那个破镜子不给，还扬言要当场割腕自杀。

道法老师刚上班不久，被这么一闹，心都凉了。她抹着眼泪跟我说，自己以后不但不想管陈笑笑，就连我们班都不想进了。

为了平息各科老师的不满，我决定找陈笑笑谈谈，可她软硬不吃、油盐不进。

几天后，政教处抓到陈笑笑带着我们班的3个女生上音乐课时逃课去操场抽烟——那几个女生也都剪了厚厚的齐刘海，校服裤腿缩短收紧了，和陈笑笑如出一辙。身为班主任，我因学生逃课、抽烟被扣除当月的“班主任费”，音乐老师也因课前不点名，被取消了年度评先评优的资格。

这次有政教处撑腰，我当即表态，犯错的女生们什么时候处理了好头发和裤腿、什么时候再来学校。当晚我接到了那3个女生家长的电话，都哭诉自家孩子自打接触了陈笑笑以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动不动就要割腕自杀。

家长们都不希望自家孩子的座位靠近陈笑笑，我只好让她单人单桌，坐最后一排。这样一来，大家都满意了，可陈母却对此很有意见，专门来学校找我。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我说，陈笑笑这孩子从小受了很多苦，缺爱，没有安全感，“如果就这样把她一个人分到最后一排，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她只会更加厌学，说不定以后还会跑的”。

送走陈母，我和几个任课老师商量，觉得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如果能一起劝陈母给孩子办休学，让陈笑笑重读八年级，我们就能摆脱这个大麻烦——这完全有理有据，陈笑笑几次考试都在年级垫底，就算升到九年级，她也很难考上高中。

陈母听了我们的建议，也有点心动，毕竟初中文凭在现在根本没有用。可为难的是，现在医院管得紧，休学手续不好办。这事拖了近一个月，医院的单子也没有开下来。

3

没等到陈笑笑休学，我们先迎来了“全市课间操质量大赛”。校领导十分重视，提前一个月就让学生们开始训练，每个班还要根据情况刷掉几个做操做得不好的学生——不用说，陈笑笑自然在其中。

一天，校长单独找我，说陈笑笑的家长告到教育局了，说我排座位时故意孤立孩子，还不让孩子参加体操比赛：“局里要求我们要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体操比赛须全员参加才有意义。”

比赛前一天，我再三跟班里的学生强调，一定要穿夏季校服和白球鞋。第二天出教室的时候，我又逐个检查了学生们的穿着——因为到了操场以后，学生们就要排好队，班主任们只能站在班级队伍的最后面，来不及一一检查了。

教育局的领导来了，市电视台已经架好了摄像机，天上还有两架无人机“嗡嗡”地飞来飞去。比赛开场时，晴空万里，陈笑笑突然从校服里掏出一件黑色防晒服，迅速穿上。别人都在做准备动作了，她还用手遮着太阳。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前面，命令她立马脱掉防晒服、好好站队。陈笑笑似乎是铁了心要跟我杠，好说歹说就是不脱。我气得发抖，有些失去理智，想动手给她扒掉。可这样做，在所有人看来，无疑是在伤害学生。

教育局领导走后，校领导黑着脸把我叫过去痛批一顿，说我拿着喇叭打盹，多大的事都不当事，学校丢脸是小事，教育局都跟着丢脸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有的是优秀教师想当班主任！”

领导的话虽然重了点，可我无法辩驳。我知道，在领导眼里，我就是个无能的员工——也许我确实是——上次被学生诬告，我被“贬”到政教处去干杂活，正是知道“江湖险恶”，我重新上岗后才一再妥协，可陈笑笑却步步紧逼。

回到班里，我愤怒地质问陈笑笑，为什么三番五次做出格的事：“那么多人看着，都不顾脸皮的吗？”

她无辜地说：“穿防晒肯定是为了防晒呀！”

我问她知不知道今天什么场合，她说知道：“可是，夏天穿防晒服舒服呀。”

那一刻，这段时间里陈笑笑的各种行为一并涌上我的心头，我再也忍不住了，顾不得修养和体面，第一次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歇斯底里地吼起来：“有的人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不让你上台吧，你门路宽得很，到处告状要求参加。结果呢？你不要脸我还要呢！校长还要脸呢！你以为大家都像你一样厚颜无耻吗？那么多摄像机拍着呢，成了焦点你光荣吗？”

陈笑笑大概没想到一向斯文的我居然言语这么激烈，不再说话，只怔怔地站着。这时我的搭档从门口路过，强行把我推出了教室。她在楼道里贴着我的耳朵说：“听说陈笑笑有抑郁症，事情已经发生了，骂也挨了、脸也丢了，不要再给自己挖坑了。万一说重了，她受不了跳楼了，你饭碗丢了是小事，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就不值了。”

我已经被气糊涂了，也顾不得什么饭碗和前途，只觉得教师这碗饭自己吃得太窝囊。虽然是个班主任，但手脚完全被捆住，夹在领导、家长、学生中间三面受气。搭档让我冷静，说十年寒窗一朝上岸，为了一个混账学生不值得，更何况陈母正在找门路办休学，“忍几天甩掉得了”。

我说，如果陈笑笑真有抑郁症，那为何陈母总说医院的休学证明不好办呢？搭档说：“那还不简单，怕休学回去看不住跑了呗！”

等我彻底冷静下来，还是决定去安抚陈笑笑——她要是真在学校跳楼，我绝对逃不了干系。可她却说自己很累，不想说话，我随口问她昨晚几点睡的，她说4点多，“我妈妈、舅舅、姥爷3个人都一夜没睡，因为怕我跳楼，守了一夜。”

我心下一惊，后背发凉，问她为什么想跳楼。她说就是不想活，然后挽起袖子，露出了那只被刀划、被烟头烫得没有一块好皮肤的胳膊。

那一刹，我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女孩，有点心疼，说话都有点哽咽了。陈笑笑眼里闪过一丝温柔，然后又恢复冷漠，开始撕胳膊上的血痂，露出还没有愈合的伤口：“可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疼呢？”

她是在用自残自伤来威胁我吗？我内心的厌恶感又上来了。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时时刻刻都在盯着陈笑笑，生怕她离开我的视线做出傻事。为了让大家看到我对她的关怀，我故意把陈笑笑约到操场上散步。

一开始，我也没想好聊什么，就沉默地走着。虽然平时一直在校园里，但我一直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抬头好好看过景色。不知不觉，南校区的树木已经郁郁葱葱了，掩映着教学楼的红墙，透出一股属于校园的平和与宁静。阴凉下坐着几个少女，笑靥如花；高大的男孩子们在球场上奔跑跳跃，挥汗如雨。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青春好美，陈笑笑好可惜。虽然之前她给我惹了很多麻烦，但是在此时此刻，我只把她当成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学妹。我忘了自己带她出来散步的最初目的，不自觉地投入了最大的真诚，说了很多：

“希望你能明媚开朗，别起厚重的刘海，露出额头；希望你能在课堂上专注，珍惜学习机会；这么美好的年纪，金子般闪闪发光的青春，过去了就再也没有了。为什么要选择最颓废的姿态，度过人生中最珍贵的几年呢……”

陈笑笑一句话也没说，沉默地跟我走了几圈，看着她瘦弱单薄的身躯，渺茫空洞的眼神，我不知道自己的话有没有用。

回去的时候，几个女孩笑着从我们身边经过，我被这种美好的气息感染，就指着她们说：“像她们一样好好享受你的青春，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哪点不如她们？非要过得仇大苦深的。”

陈笑笑羞涩地低头，对我没有了从前的抵触，我又劝她不要再伤害自己了：“我看着都好疼，心也疼，以后要早睡早起，休息好了心态也会好多。”

陈笑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回到办公室，我才知道搭档已经把我当众批评陈笑笑的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了。得知我又私自带陈笑笑散步、谈话，同事们更觉得我拎不清了。

英语老师小声说：“听说陈笑笑有抑郁症，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万一她跳楼，家长会说是你教唆的。”

数学老师不紧不慢地说：“抑郁症？我看都是惯出来的毛病，打一顿就好了。”

此话一出，他就遭到了大家的“围攻”，毕竟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旁人是体会不到分毫的。可数学老师并不理会，自顾自地说：“我们小时候条件多艰苦，地里干不完的活，还动不动挨父母老师的打，还不是快乐得跟什么似的。”

“这是实话。”英语老师接茬，“我儿子小时候不听话，我打过多少回了，不照样品学兼优。抑郁症患者本来是值得同情的群体，可恨的是，有些人把它当做乖戾自私的借口。现在的学生，十个有九个说自己有抑郁症，我看‘抑郁症’快成了某些自私鬼的盾牌了。”

另一个同事有感而发：“陈笑笑都骑到小程头上了，小程咋不抑郁？她不敢啊！传出去某校教师被学生搞成抑郁症，大家不但不同情，还会说她抗压能力差，不配当老师，领导只会立马换人……”

听大家这么说，我想起自己尴尬的处境，意识到自己可能才是那个“弱势群体”。

4

之后的几天，陈笑笑居然表现得很乖，还把额头上的厚刘海别了起来。可这种平静没有持续太久，我就接到了道法老师的举报，说陈笑笑带手机来学校了。

手机这事归年级主任管，可其他同事听说学生带了手机，纷纷提醒我要赶快联系家长没收：“万一她拿着手机拍哪个老师的话，断章取义地发到网上，到时候全网不得跳起来骂？”

我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歪，学生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可数学老师说我单纯了：“有些学生会故意激怒老师，拍下老师发怒的视频，这样的事已经报过好几例了。”

这下，我不敢贸然没收陈笑笑的手机了，思前想后，决定把陈母叫来。当天，年级主任也在场，从孩子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讲了很多。陈母说，陈笑笑和刘奇分手之后，一直认为是因为自己没手机聊天才导致刘奇找了别的女生，所以多次以跳楼相要挟，要求买手机，陈母最终拗不过她。

当着我们的面，陈母卑微谨慎地问女儿：“可不可以让柳主任保管手机，等期末再拿回去？”陈笑笑不为所动，母女俩扯来扯去也没个结果，我正要回避，陈母突然拉着我说：“程老师，你劝她几句吧，我说她不听，可她听你的。她成天拿手机，早晚还会联系刘奇的，万一又跑了呢？跑了她这辈子就毁了。”

我只好顺着陈母的意思劝：“你要听妈妈的话，你看你妈为了你操劳成什么样子了呀！”

陈笑笑皱了皱眉，没有接话，于是我改了一种语气，说不让带手机是校规，不是为了为难哪一个学生，而是为了规范所有人。

陈笑笑说：“这我知道啊，我拿手机又没干坏事。再说，我也没说非要带啊，不带就不带呗，她成天说我要跟人跑了，多难听。”

虽然还是嘴硬，但这确实是陈笑笑第一次妥协。可能是上次谈话起了作用，陈笑笑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还主动提出要把手机放我这里。

一次早自习过后，陈笑笑问我能不能把她的手机开机，我以为她反悔了，她赶紧说：“能不能帮我看看，一个叫‘谣谣’的人，有没有通过我的QQ好友申请？”

我让她自己看，她刷新了半天，露出失望的眼神。我问她“谣谣”是谁，她沉默一会儿说不是我们学校的。我劝她不要和社会人来往，她咬牙说：“我知道，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钱。”

原来，陈笑笑在网上找了一个淘宝刷单的活儿，那个“谣谣”收了她 298元的垫付押金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她连续追问，被“谣谣”删了好友，她不甘心，已经加了很多次，但对方就是不通过。

298元对初中生来说不是小钱，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讨回这笔钱，就跟她要了对方的账号。陈笑笑兴奋起来，说自己手机里有转账截图，要发给我，于是我俩互加了QQ。

晚上，那个“谣谣”仍迟迟不通过我的申请，等待中，我访问了陈笑笑的空间。相册里有一张她小时候和妈妈的合照，母女二人都笑得很开心。还有一张电影海报，海报上写着“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背景是一个微笑的外国男孩，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我又翻了翻留言板，发现大多是她给自己留的言，看了几条，都是一些青春期孩子“无病呻吟”的句子。只有一句比较极端：“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去做洗头工。”

下面还有两条来自“放纵奇”的回复，一条是：“别再找他要钱，你妈要，让她自己去。”我估计，这个“他”应该是陈父。之前我和陈母交流过，感觉她和丈夫的关系并不好。

另一条是：“我不能让所有人爱你，但我可以永远陪你当个洗头工。”——看时间，正好是陈笑笑跟着刘奇去兰州的前一天。

一天后，“谣谣”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我想贸然讨钱的话，对方肯定会连我也删了，就想着想好了办法，再和她交涉。陈笑笑问起事情的进展，我说还没有眉目。她失望地说：“估计这钱要不来了，我打听了，这点钱不够立案，警察也不管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问她最近是不是很需要钱。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从小就想挣钱，只是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我劝她先安心完成学业：“钱不好挣的，你这次不就是被骗了嘛。”

见她神色又黯淡了下去，我又赶紧安慰道：“看你这几天状态还不错，不比什么都好？”

她苦笑了一下说：“唉，还能有啥办法，折腾了那么多次都没被开除，也就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

我大惊——原来她之前那样折腾，就是为了被开除？

陈笑笑认真地说：“跑兰州那次不算吧，那次只是想挣钱，可自被你找回来，就想着开除了最好，别人就拿我没办法了。”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不能随便开除学生的，这个女孩单纯得连这一点都不知道。我说她这个年龄就算被开除，出去也做不了什么：“上次跑出去，你都不知道你妈多担心。”

陈笑笑没好气地说：“她那是怕我和她一样，我没那么傻。”

接下来，陈笑笑给我讲了她母亲的事：陈母19岁那年高中毕业，因高考成绩不理想，家人都劝她复读一年。可她心情低落，只想着到兰州打工，散散心，等开学了再回学校复读。她去了兰州的一家饭馆，在那里遇到陈父——他是一个卡车司机，因为车坏了，正在兰州停留，那段时间天天去饭馆吃拉面——一来二去，俩人就在一起了。暑假结束时，陈母发现自己怀孕了，恐惧、耻辱感一齐袭来。她不敢回家，也割舍不下“男友”，拖来拖去，肚子大了，她跟人“跑了”的事儿也传回了老家，没了退路。她索性把心一横，生下陈笑笑，学业就此中断了。

“所以她最怕我跟人跑了，只要我不跑，她怎么都成。”陈笑笑说。

我让陈笑笑理解母亲，她说：“这我知道，真的，如果不是有了我，我妈现在应该挺好的，说不定和你一样当个老师什么的，再找个好人结婚。小时候，她每次和我爸吵完架都这么说，所以我就挺恨自己为啥要出生，就觉得自己是个祸害，就想结束生命算了。”

我故意打岔，问起她父亲的情况。陈笑笑说，他还在开大车，半个月回来一次，经常一个人住在外面，不怎么回家。

我觉得陈父的收入应该不低，可从陈母的衣着打扮看，日子似乎过得还挺拮据。陈笑笑主动说，她爸喝酒赌博，“挣一个花两个”，小时候，她爸在外面喝了酒回家，喊她开门，她去晚了就挨了两耳光。爸爸靠不住，妈妈为了养活她，给她攒学费，就在电子厂打了几年工，后来站得腿部静脉曲张，还得了颈椎病，只能去工地卖力气。

最后，陈笑笑总结道：“我妈她真的挺苦的，有时候我也挺恨的，觉得她为我牺牲的这些，对我来说是很重的负担，就恨她让我活得这么累。”

不久前，陈母的腿疼得厉害，陈笑笑就想让她去做手术，可陈母说她上学的钱不能动，就让陈笑笑去找丈夫要钱。笑笑不愿意求父亲，就想去兰州自己挣钱，结果被我抓回学校，“那时候，我确实挺恨你的——跑不成，那就买个手机刷单挣钱吧，听说一周就能挣几千，谁知又被骗了”。

一直以来，陈笑笑都没有让母亲知道她在想方设法挣钱：“本来她觉得是我拖累了她，知道了，就变成她对不起我了。背着负罪感活着，挺累的。”陈笑笑又说，我是除了她妈以外，给她最多关爱的人。

我感到有点惭愧，毕竟，一开始我对她的关爱，包藏了成人世界不可明说的私心。

5

跟“谣谣”交涉了一会儿，我就被拉黑了，为了让陈笑笑安心，我谎称自己要回来了300块钱。陈笑笑对此深信不疑：“看来我的确还不适合闯社会，就先念书吧，念到啥程度就到啥程度。”

之后，陈笑笑没有退学，也没有留级，变了很多。

九年级第一次月考，陈笑笑考了年级600多名，前进了300多位，我给她报了个“进步奖”。教务处让我在班里找个进步最快的同学，在月考总结会上发言，我对比了一下，进步最快的是陈笑笑。

也许是第一次上台讲话，陈笑笑的声音是颤抖的，举手投足也十分拘谨。下台后，她可能是觉得丢了面子，对此事绝口不提。我怕她以后再也不敢上台发言了，总想找机会让她再锻炼一次。

下学期，轮到我们班升旗，我选陈笑笑做国旗下的演讲。她个人形象好，声音也甜，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成熟，挺适合演讲的。她推辞了一下，勉强接受了。

背了几天稿子，我让她先在班里试一下，可是她又紧张又磕巴，完全没有气势可言。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为难陈笑笑了，不料她找到我，说希望再练一次。

那天下午，我先带她到学校大厅练习，又带她到操场实地彩排，从上台的姿势到看向观众时的眼神，我示范了好几遍，演讲词也是一句一句抠的。然后她演讲，我录视频，录完一起回看，哪里有问题，就停下来再找感觉。

终于到了周一，还剩几分钟就要升国旗了，我还在被一群学生围在办公室里检查课文背诵。陈笑笑突然跑进来找我，我一时没能脱身，突然意识到，马上该她上场了。她很快就跑了出去，我追出去问她是不是有事，她回头说：“没事，就是突然很紧张，想在上台前见见你。”

我被这种需要和依赖所感动，不知道该说什么鼓励她，就捏了捏她的手：“不管别人什么看法，关键是你自己，稳住，就一定能赢。”

陈笑笑上台前，我紧张得想逃离现场，生怕再出岔子，她就真的很难建立自信了。可她表现得近乎完美，看着她在台上自信、从容、慷慨激昂，我在后面偷偷地抹了一把泪。

那一刻我在想，我为什么比她还紧张呢？也许是为了成全她，也许是为了成全我自己。

中考成绩公布，陈笑笑离本地高中录取分数线差5分，我为她可惜了好几天。后来，同事说陈笑笑的分数刚好够上隔壁县高中，就推荐她过去了。那是一所寄宿制的普通高中，她说挺好的。

老师就像河上的摆渡人，每隔几年，就要送一批学生上岸，然后回头，继续搭载新学生。我和陈笑笑渐渐失去了联系，直到今年5月，她再次出现在了我的世界里。

5月20号那天早上，我正在监考，突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让我有空到门房拿花。头天，我刚跟男友分手，还以为是他低头认错了，当下就开心得几乎要飞起来。

考试一结束，我迅速奔向门房，一进门，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大束怒放的向日葵。

我心想：“‘520’不是应该送玫瑰吗？送向日葵，是希望我分手后快乐吗？”

我取出花束里的卡片，大吃一惊，上面写着：“姐，你不是说每个女孩子都应该被爱吗？我们在希望被爱的同时，一定要先学会爱自己，我也希望你早睡早起，向阳而生。”

我突然想起：昨晚自己在QQ空间发了一些沮丧的话，又秒删，陈笑笑看到了，给我发了一串抱抱的表情。

送花的不是他，我很失望，可立马又有一种意外之喜——陈笑笑长大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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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唇上之歌》剧照

作为养女的我，不配争这套房

1

童影有时会努力回想，她究竟是什么时候知晓自己身世的——不同于很多养子养女直到成年才被告知身世、甚至一直被隐瞒着，童影年幼时便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被捡来的孩子。养父母在这件事上好像从未刻意瞒过她，而街坊四邻中很多也都是当年的目击者或知情人，童影就在他们的你一言我一语里，慢慢拼凑出自己的来处。

1981年的冬天，滴水成冰，童影的养母在自己工作的卫生院门口见到了她——小小的女婴，像一只小猫一样被卷在包被里，安安静静的，连哭声都没有。她不知道被冻了多久，脸都发紫了。

养母赶紧将她抱进室内，粗粗一检查，不缺胳膊不少腿，也没心脏方面的先天缺陷，再翻一下包被，里面没有什么信物或随身物品，甚至没有附一张纸条来写上她的出生年月。养母长长叹了一口气，心里明白这家是打定主意不要这个女婴了，能把她弃在卫生院门口而非荒野处，大概是对这个女婴最后的仁慈了。

女婴被抱进温暖的屋子里没多久就缓了过来。原本已快奄奄一息的她，慢慢可以吱吱呀呀地伸着小胳膊要抱抱，也可以嘬着嘴吸牛奶了。看着她一点点活蹦乱跳起来，养母却犯了难，她开始四处托人打听周围是否有人家想收养孩子。

隔壁的婆婆曾告诉童影：“你那个时候可真丑，黑黑小小的，像个小老鼠模样，来看的夫妻们全都没看中你。唉，你也就是福薄吧，如果那时有现在的模样，哪怕白白胖胖一点，大概也能寻到户好人家。”

日子久了，养母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一时心软，也真的动过将她再次扔出去的心思，最终还是被养父寻了回来：“都养了这么久了，说不定就是跟我们的缘分，不如我们就养了她吧，就当自己的姑娘。”

此时，养父母都已40多岁，迟迟没有生育。

养母不依，坚持说还是要想办法自己生：“捡来的都是养不熟的，还是要有血缘的才行。”

养父只得好言相劝：“那就先养着，说不定能帮着招来孩子（当地民间说法，久不孕的夫妻领养一个孩子能帮忙助孕得子），怀了孩子后再把她送出去吧。”

养母犹豫了好多天，终于还是答应了，办了领养手续，出生日期一栏，填的是童影被捡回家的那一天。

童影虽早早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却懵懂不觉有异。那时她并不认为自己与其他孩子比有什么缺失：父亲脾气虽急躁，却始终将她当做手心的宝贝，父女俩时而吵吵闹闹，时而亲密无间；母亲待自己虽没有父亲那么亲，但吃穿用度上也从未苛待过她。

唯一与别家的孩子不同的是，从童影记事起，就常见母亲将她的一对侄儿侄女喊来家中吃喝玩耍，一周起码三四次，待到寒暑假，表哥表姐则直接搬来家中常住。家里房子总共才40来平，每次表哥表姐来住时，她就得和表姐挤一张床。表姐比她大10来岁，高高大大的高中生，身形已近乎一个大人。那床平时童影一人睡都够呛，何况再加上表姐？而且，表姐睡姿霸道，每每睡熟后都将童影挤到角落，推也推不动。一夜下来，童影常常手脚僵硬、腰酸背痛——但除此之外，童影是非常欢迎表哥表姐的，小孩子，无论如何，有伴，就是开心的。

直到童影渐渐长大懂了事，才开始慢慢对表哥表姐生出罅隙。他俩在童影家中，说是做客，却常常一副以主人自居的姿态，看中什么东西，不打招呼便拿走。

表姐拿走得最多的，就是童影的各项心爱小物。一次童影不忿，和表姐吵起来，表姐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姑姑说了，她的都是我的，我想要什么随便拿。你的东西，每一分钱都是姑姑付的，自然也是我的。”表姐话虽说得凶狠，但昂着的头和斜着的眼睛里，却满是虚张声势，一直不敢与童影的目光对视。童影气得发抖，她性子虽温顺，但逼急了也是会吵架的。

两人的争吵声在这个日常连身都转不开的房子里横冲直撞、无处遁形。父亲出门买菜不在家，母亲在外面走廊上气定神闲地晒着太阳，面容平和，仿佛屋里的喧闹与她毫无干系。挨到最后，还是表哥轻轻扯了一把表姐的胳膊：“你都参加工作的人了，抢初中生的东西，丑不丑啊？”

对这件事，母亲后来没有提过一句，仿佛那是一股烟，散了也就散了。童影自此学乖，将自己的小物在家里各个角落偷偷藏起，但依旧会被表姐翻出掠走。一次次争吵得多了，童影自己都开始恍惚：“是自己太计较了吗？表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吧？这些东西，不都是用母亲的钱买的吗？一个养女，有资格和母亲的亲侄女争吗？”

但母亲也不是全然不顾童影的感受，每次表姐带着战利品离去后，童影都会敏感地发现，接下来几天家里的伙食会好一些，母亲似是刻意做了她爱吃的食物，但却从不明说。

有一次，童影一个心爱的发夹被表姐要走，她自己倒没有沮丧太久，毕竟已经习惯了。不料隔几天，母亲却不知道从哪儿拿来一个发夹，淡淡地“喏”了一声，就伸手递给了她。童影接过发夹细看，虽与被表姐拿走的那个有些细微不一样，但大体上是很相似的。她捧着发夹抬头看向母亲，母亲似乎有些不自在，扯着嘴角想说什么却最终没说，快步走开了。

后来的日子里，童影在与表哥表姐不断的拉扯中渐渐找到了平衡点，一家人慢慢相安无事，她也就这么一年年长大了。

2

2005年，童影工作后没多久，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男朋友，童影觉得男友样样都好，唯一的麻烦，就是俩人是异地恋。

恋爱谈到谈婚论嫁的浓度时，童影便带着男友回家见了父母。

为了这次见面，童影预先小心翼翼给父母铺垫了不少，可等到男友进门后，气氛仍不算融洽——母亲全程都没有说话，更没有笑模样，只有不善言辞的父亲尴尬地挤出几句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男友也手足无措，坐了没多久，连饭都没吃，就起身告别了。父母轻轻点点头，算是送客，甚至都没有礼节性地留一餐饭。

童影送走男友，回头刚进家门，便听到母亲劈头发问：“你是真的要跟他在一起？”童影点点头，忐忑地看着母亲的脸色。母亲的语气更差了：“那你们结婚的话怎么搞？是你去他那里，还是他来我们这儿？”

这也是童影与男友争论过无数次却一直未能有结论的事情。她低下头不出声，母亲顿了顿，声音尖锐得像冰锥：“我不管啊，你不准嫁去外地！这一点，没得商量。”

本就为此烦恼万分的童影听到这话，心窝一疼，逆反劲蹭地上来了：“你不要管我，我想在哪里就哪里，留在这里也好，去他家那边也好，都是我自己的决定，你不要管！”

母亲似是没有意料到素来乖巧的童影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气得胸脯剧烈抖动：“我不管你？我当年要是不管，你连命都没有了。现在出息了，就让我‘不要管’？”

不甘示弱、准备和母亲大吵一架的童影，顷刻间被母亲这句话一举击溃，胸中鼓起的气球悄无声息地瘪了，她埋下头不接腔，没再与母亲争辩，却也没有说一声“好”。

从小到大，母亲虽然算不上慈祥温柔，但还从来没有在童影的身世上多说过一句话。以前母女俩偶有争执时，也都如平常母女斗嘴，即使是吵到最激烈的时候，母亲也从没有拿“养母”的身份来震慑过她——这大概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骨子里本能的善良吧。每每念及此，童影就无法与母亲继续呕下气去。

最后还是父亲解了围：“今天就到这里吧，改天再讨论，先睡觉先睡觉。”

晚上，辗转反侧的童影听到卧室里的父母亲窃窃私语。母亲还在不忿，声音被夜色切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传入了童影的耳中：

“嫁那么远我们怎么办？她一点没考虑我们老两口以后的生活吗？”

“我妈说得对，养不家（熟）就是养不家，没血缘的，就是不行。”

“早知道这样，当年就不该捡回家养。”

……

童影的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心里却平静得要命。从小到大的一幕幕浮上心头，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母亲一直对表哥表姐那么亲，“大概是一早就担心着等到我靠不住的时候该怎么办吧”。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童影盯着床前的那一丝光，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让自己睡着这件事情上，她一直对自己说：“睡吧，不要想了。”这样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终于是睡着了。

童影最后还是和男友分了手。童影自己也说不清分手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不知该如何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还是怨男友不能体谅自己的难处？她很早就告知过男友自己家庭的特殊性，那时情浓，男友只是紧紧抱着她说：“养父母和亲父母是一样的，他们是你的亲父母，也是我的父母。”而当童影在和母亲争吵后，摊牌问他到底能不能为她留在W市时，男友却仍是和往常一样，支支吾吾，没一个明确的态度。童影心力交瘁，很快提出，分吧。

分手后，童影开始了相亲。她乐观而天真，以为自己会按母亲的期待那样，很快再找一个合适的男子成婚，然后留在父母身边尽孝。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在之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无论自己接触什么样的男子，心里都不自觉地与前男友相比，在这样的滤镜下，不管接触多少人，都无法与对方的关系更进一步。

我曾问过童影：“你到底喜欢他什么？”童影久久没出声，停了很久后才说：“从小到大，虽然我父母对我很好，我也特别感激他们，但是，长大以后，我始终都知道，自己只是个养女。许多事情，我自然考虑得会更多。虽然我从不说，但我一直知道，我和其他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永远不一样。我心里好像总有一个空洞，填不满，既没有安全感，又缺爱。所以，当第一次遇到一个对我那么好的人的时候，我就没有招架之力了。”

她声音里略略发紧：“你可能永远不能体会，我对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有多么渴望，在那样的家里，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外人。”

3

熬到最后，路转峰回。2009年，一直都没有婚娶的童影和前男友，最终还是曲曲折折地复合了。一开始俩人都瞒着父母，到了最后，谁都知道终究还是需要面对最后一关。于是，童影鼓足勇气，又带着男友去见了父母。

父母并没有表现出童影预期中的惊异，似是早有预感。父亲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俩，母亲则一直没有落座，时而去厨房烧水，时而转去卧室停留许久，小小斗室里，晃来晃去全是母亲的身影。

童影不知如何开口，也一直沉默着。最后还是男友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尴尬的空气，他没了平时的好口才，有些结结巴巴，踉跄着说完了之前打好的腹稿——话并无多少新意，无非是承诺会好好待童影，会将童影父母当自己父母般尽孝云云。

话音落地，屋子里又重归于寂静。这次打破沉默的是母亲，她缓缓开口问：“那你们去X市后，多久能回一次W市看我们？春节、中秋、端午，你们是在你家过，还是随影影来陪我们过节？”

童影知道，问题终将聚焦于这些无法回避的焦点。她没有出声，也想听听男友的态度。男友顿了顿，朗朗的声音里全是坚定：“按理说，应该是一年一家轮着陪，但是我知道咱家的情况不一样。何况我家还有一个哥哥，我不在家时，哥哥能在家陪我父母。所以，我答应，除了春节我们一年一次两边轮着陪之外，其余的节日，还有年假，我们都回W市陪您二老。平时您二老要是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必定随叫随到。”

男友眼神炯炯，神情坚毅，童影心头一阵热流涌起，几乎要流泪。母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未置可否，良久才开口：“算了算了，女大不中留。”她说完就进了卧室，留下一向沉默的父亲在小堂屋与两个孩子面面相觑。父亲垂着头坐了许久，也起身跟进卧室，一言不发。

童影心知，父母这算是默许了。略略思付一下，她便拉着男友出了家门。送男友去酒店的路上，她斟酌许久，还是对男友说了一句“谢谢”。男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搂过她：“你不容易，你父母也不容易。我真的会对他们好的，你放心。”童影抱住男友，男友也反身抱紧她：“我不要再错过你。”

童影回到家时，在门外听到父母在说话，母亲的声音很冷静：“我就说这孩子是白养了吧，以后可能面都难再见了。”父亲叠声劝着母亲：“不会的，不会的。”

童影进门，直直跪在了父母面前，泪流满面：“爸爸妈妈，你们放心，以后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们尽孝，这个姑娘不会白养的。”

童影开始一点点给自己准备嫁妆。按W市当地惯例，嫁女儿家的人家，除了要置办新房、家电，有条件的还会带一笔钱跟女儿一同到婆家。童影存款不多，算计着买了最起码的铺盖床品和衣服后，便无多少余钱。父母一直没开口问过童影钱够不够，她也从不向父母开口。她知道，父母收入不高，能将自己养大，对他们而言已是不小的负担了。关于嫁妆，她本来也从未奢求过。

只有一次，母亲不在家时，父亲含含糊糊地问过一句钱的事，童影也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此后，两人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再多提一句。

童影离开家的那天，是独自一人拎着行李去火车站的。临走前，父亲偷偷塞给了她一张存折，童影打开一看，里面有5万元钱。她知道这大概是父亲所有的积蓄了，眼眶瞬间红了。她不敢想象父亲是怎么攒起这笔钱的。

父亲看着童影，似乎想摸一摸她的头发，却最终没有伸出手。他脸上浮上复杂的表情，有不舍、有愧疚、有难过：“爸爸只有这么多给你了，你在那边好好过。”

4

婚后的日子闲散平淡，丈夫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逢年过节便陪童影回W市看望父母，公婆还算通情达理，对此虽偶有不喜，也从未当童影的面摆过脸色。童影曾以为，岁月便将会如此缓慢静好地流逝过去。

人年轻的时候，总会以为生离死别离自己很遥远，所以，2014年父亲的突然离世，实在打得童影猝不及防。

最开始，父亲只是一个小中风，接到电话的童影赶紧赶回W市精心照顾。半个月后，父亲脱离危险，顺利出院。父亲待到生活能自理后，便急着催童影回去：“做人家的媳妇了，夫妻俩不要分开太久，不好。这边有你妈照顾我就好了。”童影不依，母亲便也跟着催：“放心吧，没事的。快回去，不要让人家说我们不懂事。”

回X市后不过半年，童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又出事了——不知是不是上次中风的后遗症，父亲在家又摔了一跤，当时家中无人，等到母亲回家时，他已经动弹不得了。

童影心中涌起前所未有过的慌乱，一边嘱咐母亲赶紧将父亲送去医院，一边买了最急的机票赶回W市。路上，悲恸如潮汹涌，湮没了她，她清醒而残忍地质问自己：“当年父母养你，不就是希望在这样的时刻能有一个依靠吗？可是你做了什么呢？”她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也曾在父母的心中百转千回？

许是父女连心，这一次，父亲没有像上次那般幸运，在医院挣扎了不到一周，就泯然长辞了。

童影整个人都傻掉了，她号啕大哭：“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的爸爸怎么就不在了？”

长大后的童影很清楚，明白母亲没那么爱她，但是她不介意：“她爱谁不爱谁，都是她的权利”——可是对父亲，她一直有着深深的眷念：“现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不在了，我不知道以后我还可以依靠谁。”

办完父亲的丧事，只能请到一周的年假的丈夫先赶回X市了。童影想在老家陪母亲多住一阵子，她也想再在曾经的家里多待一待，她很害怕等到下次再回来时，就再也看不到父亲的痕迹、感受不到父亲的气息了。

母亲比童影先从悲恸中走了出来——从小到大，童影难得见母亲露出笑容，小时候，她以为是母亲不那么喜欢自己，长大后，她慢慢发觉，母亲无论对她还是对父亲，都是如此冷淡，既然母亲就是个冷漠的人，童影便也渐渐释然了。

童影在父亲“头七”的那个晚上梦到了他，梦里的父亲一直不说话，只微笑着，安安静静地看着她，她与父亲对视，想说的话太多了，反而说不出口。

不知过了多久，即使身在梦里的童影也能清晰地感觉到父亲要走了，她终于还是开口问了：“爸爸，你留下的存折在哪里？”父亲指了指大衣柜，转身离开了。

梦醒了后，童影去看大衣柜，竟然神奇地在里面找出了存折——父亲住院时，曾趁母亲不在，对童影提过自己的存折，但那时他口齿已经不清，怎么也说不清存折的下落；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天里，她和母亲曾经把家里翻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找到。存折里面只有2万多元，这笔钱加上出嫁时那5万，大概便是父亲终其辛苦一生的所有积蓄了。童影看着存折，想，这也许是父亲留给自己最后的礼物？

在童影的记忆里，她刚上大学不久，表哥表姐就不上班了。自那之后，母亲便把自己的退休金存折整个交给了表姐。表哥表姐每月的社保、医保都是从母亲的退休金中出，表姐每月会从存折里取出1000元拿过来，说是“给姑姑的生活费”，其余的，便号称“帮姑姑存起来”。

掐指一粗算，这样已经快20年了。这漫长的日子里，童影家中一切大小开销，全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支撑，童影工作后的工资也贴给家里，一家人才勉强度日。

找到存折时的童影还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中，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没想到，丧期甫一结束，表姐便找来，让她把存折交出来。

童影警觉起来，她难得地强硬反问：“我爸爸的存折，为什么要给到你？”

“不给我难道给你吗？你都是嫁出去的姑娘了，凭什么给你？”

童影气得发抖：“拿了我妈的存折还不够，还要打我爸存折的主意吗？”

表姐愣了愣，似乎对童影知道这件事非常诧异，一时语塞。

童影本以为这事便这么过去了。可没多久，父亲的单位通知她们，说丧葬费也打到了这个存折上。于是，两天后，母亲便寻了过来，让童影把存折给到她。

童影心无芥蒂地拿出了存折，正要递给母亲时，突然一个警觉：“存折给你可以，但你不能拿去给秀秀姐。”

母亲讪讪地笑着：“不给她，不给她。我就是自己拿着防个身，你放心。”

童影很不放心，但却无法阻止。她不知道自己可以拿什么样的身份去拒绝母亲的要求。她只能将存折递给母亲，再三叮嘱：“这是爸爸最后的遗产了，你一定不要乱来。”

父亲的“三七”做完后，母亲便对童影说，自己准备搬去童影表姐家的小区里住。童影诧异，连忙问母亲：“为什么就不在家里住了？”

母亲垂下两滴泪：“是你秀秀姐的意思。你爸爸不在了，你也迟早要回X市，她担心我一个人住，病了都喊不到人。她说我让我离她近一点，日常有个照应。”说完停了停，想起了什么似的强调：“你秀秀姐说她给我出钱租房子，每天的起居饮食也由她来照顾。”

看着母亲感激涕零的样子，童影轻轻哼了声：“都还不是从你交给她的退休金里出。”

母亲闻言，没有反驳，略带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童影看着母亲的神情，心也软了下来，想着自己不在W市后，已近80岁的母亲确实需要有个人照顾：“算了，能帮忙照顾就谢天谢地了，那也是母亲自己的钱，她想用在哪里，就随她吧。”

安顿好母亲后，童影回到了X市。

5

没想到，隔不了多久，童影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否再回W市一趟。

童影诧异，追问原因，母亲却不肯多说，只支支吾吾说，“回来再和你细讲”。

回到W市，童影才明白母亲要她回来的目的：母亲尝试着去取父亲存折里的钱，结果发现必须童影在场才行。

童影几乎要尖叫了：“就这？你就为这事这么急地把我喊回来？”

她冷着脸不理母亲。最开始，她在心疼自己的车票钱——母亲催得急，她生怕是有什么要紧事，直接买的高铁票，一来一回，车票就快上千。童影当时手头不宽裕，为这事花这么多钱，憋屈得想打人。但很快，童影内心就被更深的愤怒占据了——她几乎可以肯定，这是表姐的主意。

细细一问，母亲便跟她说了实话。果然，前一阵童影前脚刚走，表姐后脚便撺掇母亲将父亲存折里的钱取出来 “炒股投资”。母亲乖乖依她所说，来到银行取款，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姑侄俩，想要取这笔钱，需要先去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书，而公证书需要所有继承人到场才能办理。

童影气极反笑，冷着脸对着表姐：“你想打这笔钱的主意就爽快点说，何必非要偷偷摸摸等我走？我的车票你报销吗？”

表姐倒也不甘示弱：“姑妈搬来住，我要给她租房子、装修，还要顾她日常生活，哪一样不要钱？我又没工作，不投资的话，从哪里找出这笔钱？”

童影气急，顾不上多想便开口反驳：“那我妈每个月给你的退休金呢？”

“那是帮姑妈存着的，应急用的，我又没动过。以后姑妈生病什么的，不都得用这笔钱？不然还能指望谁，你吗？”

表姐似乎深谙吵架的要点，处处戳到童影痛处，可童影也没法反驳。她难过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远嫁是事实，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也是事实。“以我对表姐的了解，这笔钱如果不给她，她肯定不会张罗让妈妈住去她小区了。算了，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她替我照顾妈妈。我已经没有照顾好爸爸了，不能再让妈妈受委屈”。

童影冷着脸陪母亲办好了公证，取出了存折里的钱后，母亲犹豫了一下，转过头问童影：“这个钱分一半给你吧？”

童影看了看旁边表姐的脸色，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手头宽裕点。”想了想，她又把母亲拉到一边叮嘱：“这钱你自己留好，之后装修也好，交房租也好，你都自己付钱，不要一股脑全交给秀秀姐。”

母亲乖乖地点头。童影鼻子突地一酸——父亲离世后，母亲似乎也变了性子，不再是以往强势冷漠的模样了，她慢慢软和下来，开始像个小女孩一样依赖人：依赖童影，更依赖自己的侄女。突然弱势下来的母亲让童影有些不习惯，而更多的，还是不放心。

不出童影所料，母亲没有听她的话，将所有的钱统统交给了表姐。拿到钱之后，表姐并没像之前承诺那样在自己的小区给自己的姑姑租房，只是在小区旁的棚户区租了个简易的一室一厅，一个月才600的租金。童影知道后气得说不出话来，却也无能为力。她唯一庆幸的是，表姐隔两天便会去看望一下母亲，给她买点新鲜的小菜和猪肉。

“随他们吧。”童影无力地想，自己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回W市更勤一些。

6

童影同样没想到，2015年，W市家里的老房子，迎来了棚户区改造的消息。

那实在是一片太破太旧的棚户区。房子建成于1980年代，是童影父亲单位分配的宿舍，窄小，破旧，就如同那些窘迫的旧日时光。2000年前后，周围有能力的邻居们都开始陆陆续续搬走。到了2015年，还这里住着的，要么是租客，要么就是如童影一家这样没法离开的人。

早在2006年的时候，童影曾动过买房子的念头。可那时父亲的退休金要养家，母亲的退休金给了表姐，家里再想方设法东拼西凑，也拿不出首付。等“过了最想买房子的那阵后，也就算了”，“当时想着，那就这么一直住下去吧，住习惯了，也没什么”。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找了一个机会，做主将这套房子过户给了童影。父亲说，自己一辈子没能给童影好的生活，“这样，如果她以后被婆家欺负了，总还有个可以回的家”。

这次被母亲急召回来，童影才知是与这套房子相关的事。在母亲七零八落的讲述中，童影理清了前因后果：按可靠的小道消息称，这片地方不久后就要被划入征收范围内了。当时的拆迁政策中有一条“不足40平的房子将按40平米的基准补足”，而童影家的房子，不巧刚刚40平米出头。这在众人看来，“太吃亏了”。于是便有精明的邻居给母亲出主意——趁征收范围还没划定，赶紧将房子办个“分户”，“分成两个20平”，童影和母亲各写一个房本的名字，这样，到时拆迁时就能按“两个40平”来算了，“可以多挣一套小房子”。

“大家都这么操作，你们也快点，不然等拆迁范围出来了，就不能办‘分户’了。”见童影回来，好心的邻居连忙催促她。童影听了也没多想，依言去办了手续。

办完手续后，母亲拉过童影，认真地对她说：“你放心，这是你爸爸给你的房子，我不要的，我只是帮你多挣一点面积。”

看着母亲郑重其事的脸，童影眼眶也热了：“妈妈，你放心，我人不在W市，这房子就算给我也住不了。等房子分下来，我把它装修好了就给你住。”

童影暗暗下了决心，母亲一辈子没有住过正儿八经的房子，她到时一定要把这套房子装修得漂漂亮亮、舒舒服服。

2016年，房屋拆迁的规划正式出台。此时童影和丈夫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也动了回W市重新开始的念头。于是，她便对原本不上心的拆迁关注起来——想要和丈夫一起回W市，有个栖身之所是首要问题。当时W市的房价已经开始飞涨，早已超过了夫妻俩的承受范围。童影掰着指头算，两个户头，若一共能算作80平米左右，不论是按面积置换还是拿赔偿款，都算是能给两人一个落脚的地方了。

拆迁启动后，童影开始频频回W市处理各种事情。后来她曾感慨：“我真的是够迟钝呢，其实当时表姐她们对我的态度已经在悄悄有变化了，而我还浑然不觉。”

她的迟钝一直到表姐正儿八经地找到她谈话时才戛然而止。这是一场由表姐召集的家庭会议，喊齐了童影母亲家的各个亲戚。惨白的灯光下，大家都沉默着不出声，童影这时才发觉气氛的异常。

寒暄几句后，表姐缓缓开了口：“我们想跟你商量一下房子的事情。”

这番意见想来应该是亲戚们早就背地里讨论出了结论的，表姐娓娓道来时，没有任何一人打断或插话。童影听完表姐的长篇大论，艰难地得出结论：“你们的意思是，这两个房本（能补偿到的），要分别算给我和妈妈，我要把那20平的房子给到妈妈是吗？”

房间里一片缄默，停了好久，还是表姐开了口：“嗯，其实我们也是为姑妈着想，她这么大年纪了，苦了一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房子。”

“可是那是我爸爸给我的！”童影的话想脱口而出，却被生生咬断在喉咙口。

面对这一大家子人，她总是心虚——她似乎都能听到表姐没说出口的话：“捡来的孩子，凭什么争房子？”

童影本来一向胆小怕冲突，但这次却也豁了出去。她稳了稳心神，理了一下思绪，开了口：“这房子其实原本我就是准备好了以后要给妈妈住的。但你们也都知道，我现在想回W市住，所以如果分成两套的话，都是小房子，妈妈也住不好，我们也住不好，说不定还要加钱来补面积。我是想最后整成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如果我们最后不回来，那套房子就给妈妈住，要是我们最后回了W市，也会让妈妈跟我们一起住，怎么会像姐姐说的，成了我妈妈没有自己的房子？”

童影的话有理有据，一屋子人说不出话来，最后另一个表姐出来打了圆场：“好了好了，这个之后再商量。”

开完家庭会议，童影要回X市了。临走时不放心，又跟邻居家阿婆打了招呼，让阿婆帮忙照应一下，有什么事情及时跟她说。阿婆拍着胸脯保证完，童影才思绪重重地回了X市。

童影回X市没多久，就接到了邻居阿婆的电话，说在拆迁办看到童影母亲，由表姐陪着，好像在咨询“如果户主不在本地，亲属是否能代办代签字”。童影心里猛地一惊——为了让母亲安心，也为了证明自己并非霸着房子不放，她离开时特意将两个房本都交给了母亲。临走时她千叮万嘱：“妈妈，这个房本你收好，但是有什么进一步安排，一定要和我联系，不要自作主张，也不要听表姐的。”母亲忙不迭地点头称好，还是乖乖的样子。

童影气得说不出话，阿婆也责怪她：“你也是心大，快回来吧。”

童影又赶紧回了W市。见到母亲，一路上打了半天的腹稿没有派上用场，她开门见山地看着母亲：“妈妈，房本还在你那里吗？”

母亲支支吾吾，眼神闪烁，追问之下才承认：“你秀秀姐说她懂这些，她来帮我处理。”

这个结果并不太出童影所料，她稳了稳心神，又问：“她是不是跟你说房本放你这里不安全，她帮你保管最放心？她是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她让你签字的时候签个字就好、保证给你弄到最大的房子？”

母亲没有接话，只是垂下头不出声。

“你还信她？忘了当时存折的事情了吗？”

童影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拉着母亲去了表姐处。表姐似乎早就知道童影回了W市，也预料到了她会找上门来，早就准备好了回应：“是啊，房本是在我这里，谁让你不在W市呢？我跟姑妈说好了，要是有什么事，我替她处理。姑妈八十了，哪有力气一遍遍往拆迁办跑？”

这话倒是无懈可击，但童影深深了解表姐的性格，知道这事一旦表姐掺和进来，就不会那么简单。20多年过去，表姐还是那个表姐，看中了她的什么东西就会拿走，理直气壮的样子。

那天晚上，童影回到老房子去住。

母亲搬走后，老房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比之前更加残破。童影在满屋的灰尘味里反复揣测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写了母亲名字的那个房本，大概率是不会如母亲之前承诺的，能“帮她挣一点面积”了。但她觉得这个结果也无可厚非——本来这也是父亲的房子，母亲与她一人一半，也是公平的。

然而还是隔壁阿婆提醒了她。阿婆和他们做了几十年邻居，对她家的恩恩怨怨了解不少：“你妈那个房子，如果要过去写了她的名字，只怕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你表姐的名字了。”

童影蓦地一惊：“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想想表姐在这事上的积极表现，想想被表姐拿走的父亲的存折，阿婆所说的情况并非不可能。

童影赶紧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也顾不上铺垫了：“妈妈，表姐有没有跟你提过以后把你的房子过户给她？你答应了吗？”

电话那头的母亲顾左右而言它，含含糊糊不肯多说，童影心中一凉，心知隔壁阿婆和自己都没有错用小人之心。

第二天，童影没提前打招呼，就赶去了母亲的出租房。果然，表姐也在。童影顾不上迂回，直愣愣地向表姐发问：“你是不是打我妈妈房子的主意？”

表姐愣了愣，扯出一缕笑意：“这说的是什么话？真是狗咬吕洞宾。我就是为姑妈着想，她这么大年纪，难道还一次次往拆迁办跑？要是事情没办完，人先累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别人家都是儿女跑前跑后，姑妈却不一样，你不在，那就只有我来帮她张罗了。”

任童影再愚钝，也听得出表姐话中的讽刺，她气愤地跺了跺脚：“你帮忙是帮忙，别帮到最后房子帮成了你的名字！”

表姐轻笑一声，眼神像一把尖刀：“你误会了，是姑妈自己主动说以后把那个房子给我家浩浩的——浩浩过两年就要结婚了，总得有个房子住吧？”

童影闻言，彻底傻掉了，她的反应迟钝起来，注意力仿佛无法集中，连周遭的声音都如一团雾气，眼前的画面明亮又模糊。她扭头看向母亲：“是你主动说给她的？”

母亲避开童影的眼神，不说话。童影心里明白了半截，声音不自觉地弱了一度：“为什么？你明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有多难，你为什么要这样？”

母亲依然不出声。

空气仿佛凝固了，童影僵立许久，觉得自己要窒息，于是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到门口时，表姐一句轻不可闻的话随着风飘了过来：“毕竟我家浩浩是姑妈最亲的血脉了。”

童影不知这话是不是表姐故意说给自己听的，她无暇再去想什么，心头已被无限悲哀占满。“养女”的身份好像一层罩子，不论她想争或是不想争，抑或怎么争，她都是没有底气的。

罢了，那是父亲的房子，也是母亲的房子，随她给谁都可以，算了吧。

童影回了X市，从此心灰意冷，不想再管房子的事情。

7

拆迁迟迟没有动静，童影却接到母亲突然旧疾病发被紧急送去了医院的消息。

童影顾不上多想，点开软件找最近班次的机票，要下单时，却犹豫了一下——机票是全价。丈夫凑过来，提醒了一下：“要不买明早的高铁吧，晚不了几个小时。”

夫妻俩手头已经越来越窘迫了，处处少不得精打细算。但童影犹豫了片刻，还是买了机票，“爸爸的事情对我阴影太大了，我害怕这次再出什么岔子”。

赶到千里之外的医院时，母亲已经办好了住院手续，正在病房里沉沉睡着，伏在床头陪护的是表姐。童影心头一热，满满的感激之情涌了上来，几乎忘掉了往日的恩怨。她迎上前去，向表姐道谢。表姐也没了往日的嫌隙，拉着她，竹筒倒豆子般把她母亲的病情讲了一番。童影连连道谢，是真心的——她不敢想象，母亲病发时如果不是表姐及时送医，后果会是如何。

过往的心结仿佛一瞬间解开，童影和表姐商量起母亲的看护问题，最后决定，两人搭班，母亲还在医院时，童影做照顾的主力，表姐有空便来搭把手；等到母亲出院了，就接去表姐家休养，表姐说，“那时你就回X市吧，你家里那边也不能常离人”。童影听了，又是连连感谢。

母亲年纪大了，医生权衡之后决定还是不要手术了，保守治疗。童影衣不解带，母亲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10天之后，医生通知出院，表姐前来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里。

安顿好母亲之后，童影满怀感激，向表姐又是一番道谢。然而，就在她准备订回程的火车票时，表姐拦住了她：“订晚两天的吧，我们明天开个家庭会。”

童影一惊：“又是家庭会议？”她条件反射地意识到，一定还是房子的问题。

那天晚上，童影稳住心神，准备明天跟亲戚们正式表个态，她连到时候话怎么说都想好了：“爸爸的房子，虽说是他亲口说过要留给我，但是我做姑娘的，也有做姑娘的自觉。现在既然分了两份，妈妈那份就随她处置，只要她高兴就好。但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会给妈妈好好养老尽孝的。”

对表姐的感激仍在心里，童影想，母亲的那部分房子给表姐就给表姐吧，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表姐也真的照顾了母亲不少。

这次的家庭会议是在表哥家开的，童影观察了一下亲戚们的表情，不好的预感渐渐浮上了心头。

会议由童影的舅舅——也就是表哥表姐的父亲、童影母亲的弟弟——开的场。老实巴交的舅舅话不多，只简单说了个开场白。他看着童影，眼神却有些躲闪：“今天，我们讨论一下你家房子的事情吧。”

童影没出声，表姐就抢过来话头，语速极快，尖利的声音在屋里盘旋。听了许久，童影才反应过来表姐这段话的中心思想——竟是让童影将她名下的那个房本也交出来。

“我的房本也交出来？凭什么？”她的头部似乎被重击了一下，那压迫感让她想尖叫。

表姐声音很大，似是用来掩饰她的心虚。话绕了许多个圈子，一圈一圈地，像蔓延开的厚棉絮。到了最后，童影终于缕清了表姐的意思：表姐家房子小，住了他们夫妇俩和已成年的儿子，挤挤挨挨，现在，她的儿子浩浩要准备结婚，新房是买不起了，而童影和她母亲这两个房本，如果按政策可以换算成80平米，将是一笔不菲的赔偿款。表姐想把自己现有的房子卖掉，加上这笔赔偿款，一起置换个大房子。安顿好了后，再将童影母亲接过去同住，“这样，我们可以照顾姑妈了”。

话到最后，表姐换了一副悲悯的表情：“姑妈照业（可怜），辛劳一辈子，老了老了却无所依，你狠得下心丢下她，我做侄女的却做不到，只能我来养她老了。”

话音落下，屋子里全是寂静。童影脑袋里有千万个声音在咆哮：“不是的！不是的！”但她嘴拙，想说的太多，反而堵在嗓子里发不出声。她求助般看向其他亲戚，可众人都低下头避开她的眼睛。童影脑海里全是表姐的每一句话，她的用词，她的语气。童影突然很想吃东西，想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到胃里。

憋了半天，童影才憋出一句话：“我本来的计划就是这两年回W市，用这两套房子的赔偿款买个‘小三房’把妈妈接过去照顾啊，后来是你们先说要把妈妈名下的拿走，那样子我肯定没法买大房子，怎么最后就成了我的错呢？”

表姐没接话，只继续咄咄逼人：“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就说现在吧，姑妈都是我在照顾。”说完，她转向童影母亲：“姑妈，你说是不是？”

童影求助般看向母亲，母亲只是沉着脸不接话。童影只好慌不择路地反唇相讥：“你拿走了我妈妈所有的钱，你本来就有照顾她的责任了。”

这话捅了马蜂窝，表姐开始尖叫着攻击她，言语中撕下了最后的柔情：“你又不是我家的人，你有什么资格拿姑爹的房子？”

屋子静了下来，周遭的空气像暴风雨前的水面，而水下是一颗可能随时引爆的炸弹。童影在脑海中想象着自己潜入水底，拉响炸弹的引线。但现实中，她只能冷冷地看着表姐，说不出话。

旁边的亲戚们终于开口七嘴八舌地劝架：

“讨论事情是讨论事情，不要说这么伤感情的话。”

“都是一家人，好好说，不要伤了和气。”

童影终于浮出水面，气狠狠地回了他们一句：“什么一家人？她有没有把我当一家人！”

说完，她就转身离开了。她出来和我通了电话，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有些担心，连夜找到我，将她名下的房本交给我，让我帮她保管。

我有点不敢相信：“事情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吗？”

童影黯然点点头：“表姐那人我了解，这次她既然敢这么说，就是计划好撕破脸了。”她又苦笑了一声：“她照顾我妈妈的时候，我是真的感激她，可惜啊……”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不知道她口中的“可惜”是指的什么。我有些忐忑，帮她收好了房产证后，还在劝：“跟他们好好说，不要吵架，不管怎么说，都还是亲戚。”

8

不过两天，我就接到了童影哭着打来的电话——她被表姐和表姐夫打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赶了过去。还好她伤得不算重，额头有个肿起的包，手臂几道血痕。

我气愤不已：“他们干嘛？怎么还敢动手？”

童影眼泪刷刷地流：“他们今天真的是疯了。表哥、表嫂、表姐和表姐夫，4个人找到我家，逼着要我把房产证拿出来。我不依，表姐和表嫂就冲过来就架住我，表哥和表姐夫就在家里翻——这哪是我的亲人啊，完完全全就是强盗的样子啊！”

我听得傻掉了——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也见过不少亲人为钱翻脸，但终究都还只停留在巧言令色下掩盖着的言语上的针锋相对，还从未见过如此动手相残的惨烈。

童影有些庆幸：“幸好提早把房产证放在了你这里，不然今天肯定被他们抢走了。”

“还不如被他们抢走，抢走了你就报警。”本是无意的一句话，说完我却突然就认了真，“你这情况，可以报警了吧？”

童影的眼皮动了动，停顿了许久，似乎是在做思想斗争。好久之后，她还是摇了摇头：“不了，这家务事，说出去丢人。再说，警察会不会帮我还不一定呢。我终究只是个养女，说出去，不好听。”

得知此事，童影的丈夫从X市赶来，第一反应是要“打回去”，被童影拦住了。她丈夫气得发狂：“我一晚上没睡着，他们太欺负人了吧？那么多人欺负你一个女的？我让他们看看，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童影死命拦住：“不行，不能打架，也不能报警，不论是打架还是报警，一旦迈出了这一步，我跟他们就完了。”

我不解，问：“这样的亲戚还有什么好要的，断绝了关系也好。”

童影眼泪淌了一脸：“我就只有这些亲人了。”

童影明白，其实所有的事情，最终还是取决于母亲的态度，表姐敢这般行事，必是取得了母亲的默许。她思来想去，还是去找了母亲。母亲明白她的来意，这次没有找借口推辞避开。这是好久以来，母女俩难得一次面对面坐下来，直视这件事情。

“妈妈，你为什么要将房子给到秀秀姐？”

“她照业（可怜），家里人多，没有房子住，你在X市有新房子，你比她过得好。”

“可是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X市我待不下去了，我要回W市。回W市，我没有房子怎么办？”

“把你X市的房子卖了啊。”

“那是葛平（童影丈夫）家买的，我一分钱没出，我开不了口。”

“那就没办法了。”母亲神情漠然，不带一丝感情。

童影待在房间里许久，时而劝说，时而流泪，母亲却始终不为所动。童影终于待不下去了，临出门前，她绝望地开口：“我知道你想表姐养你的老，可是，等我回W市，我也可以养你的老啊。”

房间迟迟没有声音，待到童影快走出大门时，母亲的声音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穿了过来：“你真的能养我的老？”

童影快步走回去：“我当然要养你的老。我没照顾好爸爸，这是我的错，所以我一定会加倍对你好，妈妈你放心。”

“那你什么时候回W市？”母亲的口气终于出现了松动。

“那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回。”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本以为事情已出现了转机，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母亲又打来电话：“算了，我想了想，我还是愿意和你表姐过。你家葛平终究是外人，我跟你们住不方便。”

也许是反复拉扯的情绪太过折磨人，童影绷着的神经似乎在那一刹那断了：“葛平是外人？表姐夫就不是外人？住一起没有不方便吗？妈妈，这么多年，虽然我远嫁了，但是我对你怎么样，你应该知道。”

母亲的声音迟疑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好，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童影眼眶红了，长久以来的委屈终于迸发。似乎很多年来，她就一直等母亲的这句话。泪眼里，她看到小小的自己垫着凳子洗菜、工作后发了工资第一笔钱就给母亲买了个金戒指；想起自己一遍遍奔波于两地，就是为了不让母亲觉得没了依靠；想起结婚前自己的工资几乎全贡献给了家里……所有种种，似乎只是为了一句肯定：“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是我的好姑娘。”

然而母亲的后一句话还是将她的眼泪逼了回去：“但是秀秀是我侄姑娘，我也不能不顾她，她妈妈跟我流的是一家的血。”

童影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一家的血”几个字，被母亲说得特别重。她愣了许久，不发一言，挂断了电话。

次日，童影将自己的房产证从我这里取回，送去了母亲那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需要我配合的地方就说，我回来。”

母亲眼神掠过一阵迷离，嘴皮动了动，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来。

此后，童影就心灰意冷地回了X市。

9

回X市后，童影和母亲少了联系，往日每天一通电话的习惯也断了。她觉得自己不算是赌气不理母亲，而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母亲。她不知电话通了该怎么开口，也不知该说什么，更怕自己一个不小心眼泪就掉下来。

母亲倒是一反常态，给童影打了好几次电话，电话里东扯西拉，讲小区的猫，讲隔壁的人半夜吵架，讲了自己晚上吃了什么。但是母女俩都心知肚明，一到关键的问题，都心照不宣地小心避开——在这个时候，童影才觉得她们默契得像一对有血缘关系的母女。

别的亲戚也间或给童影打过电话劝和。童影冷冷地想：当时你们一群人围住我逼着我的时候，谈了什么亲情？我被打的时候，可有一人来帮我撑腰帮我说句公道话？现在却又来讲什么“一家人”？想着想着，语气便冷淡了起来。对方自然也能听得出，说不得两句就讪讪挂了电话。

僵持了一阵子，童影还是心软了。她不由得忆起往日和父母一起的时光。

她想起小时有次和邻居家的男孩打架，身上挂了彩，母亲二话不说就冲上去把那个小男孩骂了一顿；她想起有次过“六一”，母亲给她买了新裙子，学校的联欢会中午散场后，母亲去接她时，魔法般掏出一串项链给她戴上，五颜六色的珠子挤在一起，像一个美丽的梦；她想起自己从小到大每次出门，不论多晚，母亲都一定会等她到家了才去睡觉，她走到家门口的楼梯拐角处，就能看到门缝里透出的晕黄灯光，让她心安；还有，在她结婚离家的时候，母亲虽然倔强地不肯理她，但眼尖的她还是看到了母亲在背着她的时候偷偷流下的眼泪……

“妈妈还是爱我的吧？”童影对自己说。

有时夜深人静，童影会偷偷地想，母亲现在又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和自己一样，也有一点想念、有一点愧疚？她终究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吧，怯懦，自私，多疑，这是妈妈的缺点，又何尝不是自己的缺点？那只是缺点，并不是恶。

待到童影再主动给母亲打过电话的时候，母亲很是惊喜，话也前所未有地多了起来。童影心里一阵发酸。母亲说：“你回来看看妈妈吧，妈妈想你。”

童影心软了，她买了车票又回了W市。母女相见，母亲踯躅半晌，突然开口：“那是你爸爸给你的房子，妈妈想好了，妈妈不要，都给你，两个房本都给你。你要置换也好，要赔偿款也好，都是你决定。如果你要房子，我们就拿到房子之后过户给你，如果你要钱，等到赔偿款发下来，我就转给你。”

童影有些发愣，不知道母亲为何态度会180度大转弯，脑袋里百转千回，却问不出口。母亲似乎知道她想问什么，主动开了口：“他们（亲戚们）都说我，我也自己想通了。你是我的姑娘，我胳膊肘不能往外扭。”

童影仍是有些难以置信：“就是怎么简单？”她想起之前闹出的满城风雨，想起表姐恶狠狠要冲上来打她的样子，迟疑地问：“那秀秀姐呢？她能同意？”

妈妈的口气突然硬了起来：“我的退休工资给了她，给得干干净净，给了快20年，这些钱也够她一套房子了吧。”

说完，母亲脸上浮出了怜悯的表情：“这些年其实也委屈你了，一直拿你的工资填家里的窟窿。你都没穿过几件好衣服，妈妈也过不得（舍不得）你。”

童影心酸得揪了起来，原来这些母亲都是明白的啊，自己的付出原来终究还是被看见了的啊。

她接过房本，又再次确认了一番：“妈妈你想好了？你要是改变主意也可以跟我说的。”

母亲猛下了决心的样子：“给你，都给你！”

10

后来，童影还是从各处拼拼凑凑还原了母亲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那次童影离开后，当初迫于表姐的压力没有出声的亲戚，有的心疼童影，有的觉得表姐做事不地道，开始私下里劝童影母亲不要这样。母亲一一听着，不反驳，也不表态，但口风终于松动起来。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可能还是一件事：一日，亲戚们聚餐。表姐夫喝多了酒，却坚持要开车。众人劝了半天，才勉强同意将车停在餐馆，叫了一辆出租车。醉酒的表姐夫大概是觉得受了管束，心里窝着一把火，竟莫名和出租车司机起了冲突。两人大打出手，司机报了警，表姐夫被关进了拘留所。

期间童影的母亲要去看病。往日里都是表姐陪她去看病的，这次，表姐一直在忙着处理表姐夫的事情，顾不上。母亲倒没说什么，只让她把自己的医保卡送过来，可催了几次，表姐都没应。母亲迟迟看不了病，一生气，就发话让表姐将存折还给她。忙得焦头烂额的表姐顾不上纠缠，就一口同意了。

拖了好几天，存折被送了回来。这是童影母亲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存折，打开一看，竟然发现里面只有不到2000元钱。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账还是算得清楚的，她自己每个月退休工资也有5000多元，20多年，不是一笔小数目：“说好帮我存的养老钱呢？”

拉扯了许久的事情，就这样简单起来。

童影开始一心一意跟拆迁办纠缠，期间表姐来过几次，又拉着母亲偷偷在一边说话。童影有时想听听她们到底在说什么，转念一想，也懒得去在意。

拆迁顺利，童影选择了赔偿款的方案，赔偿款拿到手之后，她挑了一处商品房，用拆迁款付了大部分房款后，每月只需极少的一点房贷。

母亲后来又生了一场病，病情稳定后，童影的丈夫也搬来了W市定居。新房还未交付，他们便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童影如之前承诺的，将母亲接来，与丈夫一起照顾。难得的是，丈夫照顾起岳母来，竟比童影还要细致妥帖，日常端茶送水，周末一家三口在外逛逛，母亲渐渐成了一个慈祥老太太的模样。

童影有阵子发了疯般想要生一个女儿，她说，等以后有了女儿，她要尽力搜来所有美好的动画片给女儿看，那里面没有坏人、没有危险、没有痛苦没有泪水，也没有冷漠自私和伤害。

再和我聊起她母亲时，童影的情绪很是复杂，她想不清自己到底怨不怨母亲。

“怨肯定也是怨的吧。”她清楚地明白，母亲对自己的爱，是有条件和前提的，远不像父亲那般无私，但是，“也够了，她给我一条命，养我长大，护我周全，还要如何呢？”

“她终究是我的妈妈，这一辈子，她怎么样也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她今年都80多岁了，又浑身都是毛病，说句不好听的，还能有几年呢？我又还能尽多久的孝呢？在爸爸那里的遗憾，我不想再重演了。”

也许亲情就是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你艰难地回望它的来处时，才会发现，即使是看起来再温和平静的河流，也都曾有过许多汹涌曲折、险象环生。

母亲在病后，身体迅速地虚弱了下去，童影有时看着母亲艰难地起身，费力地进食，都会有流泪的冲动。她总觉得自己正身处无垠的荒野，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有一种失重般的恐惧：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她该怎么办？

后记

一日，我和童影在一起吃饭，童影突然轻描淡写地说：“我想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我愣了半晌没出声，犹豫了片刻，问：“你想干什么？”

“也没想做什么，我就好奇他们长什么样，想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想知道我还有没有兄弟姐妹。妈妈的日子可能没有多久了，我有时会想，如果她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真是孤身一人了，我就想找一找，找一找我的亲人。”

我有些气恼，更多的是心疼，声音里不自觉地带了责怪：“你想找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当年会扔下你，现在保不准还会怕你回去抢财产而防着你。即使找到了，见面也许也不会愉快，何苦给自己找难过？”

童影垂下头，一直紧紧咬着吸管吸着杯中的饮料，吸到似乎是喘不过气了，她才抬起头：“我就想问一下，我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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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诗》剧照

机关佛系青年是怎样炼成的

1

7年前，我和强子一同考入北方某二线城市的一个事业单位。不同于本地那些想留在父母身边的考生，强子作为一个外地人，“考公”纯属意外——本来他的高考分数超出了一本录取分数线，最后却被调剂到L省的一所二本院校，他很不甘心，从大一开始就备战考研，一门心思想踏入重点院校的大门。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四那年他遇到了初恋，女孩就是L省的姑娘，强子为了实现自己许下的“留下来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的承诺，便义无反顾地放弃考研，转而扑向了L省的各类公考。

强子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也许是饱读圣贤书、通学古今的缘故，身上自带一种“温良恭谦让”的气韵，给人的第一印象颇佳。所以，他的面试成绩是我们8个同一批考入单位的新人中最高的，这一点也不奇怪。我第一次见他时，便直观地认为他会是一位益友。

后来，强子跟我们说了他“为爱牺牲”的故事，我们一致认为他是“绝世情种”、“极品痴情男”。但在这之后，强子再提这茬儿时，家住本市的大韦就给他泼了一头冷水：“你还是没戒掉象牙塔里的理想主义。除去感情，请好好想一想，你大学女友没有正式工作，不是白富美、官二代，家也不在本市，根本帮衬不了你。你现在吃上了皇粮，不出两年，和她的差距就会显现出来。以你的条件，找个本市的、条件更好的姑娘岂不更好？我劝你还是趁早，就像我一样，面试一过就和女友和平分手，她回老家潇洒，我留下‘为人民服务’，两不耽误。过段时间，我家里安排相亲，都是体制内的小姑娘，这才叫门当户对，什么锅配什么盖。”

大韦的这番论调，强子很不爱听，他嗤之以鼻：“那不就成了陈世美了吗？”

大韦不以为然，数落他道：“迂腐！天涯何处无芳草，人不风流枉少年。你只要浪子回头，我就将银行工作的大表姐介绍给你，咋样？”

强子忙拱手推辞，大韦笑骂：“好一个伪君子，做人比你肾都虚……”

大家起哄大笑，我仔细想想，觉得大韦的话虽显势利，但不无道理。同时，愈发觉得强子三观正，是个难得的好青年。

在随后的军事化岗前培训中，我和强子被分到了同一寝室。我俩都是外省人，共同话题也多，于是慢慢走得近了。

在培训的课余时间，学员们经常一起踢球。一场球踢下来，轻微的擦伤和淤青在所难免，同事小帅还扭伤了脚踝。不过，他也“因祸得福”了——一直到培训结束，都不用早起出操了。

谁知3天后，伤员小帅又重上球场——当然，这一点负责早操的教官应该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但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强子在后来的球赛中，左脚和对方180斤的前锋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当天晚上，他的脚背就肿得像个馒头。

小帅特意带着自己用了两回就闲置的白药喷剂过来，表示慰问，还强烈建议强子和他一样请病假，这样就可以不用出早操，每天多睡半小时。强子婉拒了这个提议。等人离开后，我问强子：“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请病假，小帅脚伤早好了，教官还继续给他假，也没人反对。”

强子摇摇头，说教官心中都有“印象分”，他可不能像小帅一样，给教官留下不好的印象。就这样，强子拖着受伤的左脚，穿着拖鞋，坚持每天按时出早操。有时教官会让我们绕操场跑3圈先热热身，强子即便落后也会咬牙跑完1200米。教官赞许道：“强子要是当兵，也能是块好料！”

3周很快过去了，到了军训的最后一天，我们单位的领导前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在见面会上，领导例行讲话，还点名表扬了两个人：一个是年龄最大的老陈，他大学时应征入伍，所以在此次军训中，不管是站军姿、踢正步，都是最标准的，军训还未过半，几乎就已“内定”他为此次的培训标兵了；另一个被表扬的是强子，领导说他在军训中不怕苦、不怕累，服从教官指挥，“轻伤不下火线”——看来，强子先前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领导讲完话，临时要求我们8个新人发言，除了自我介绍，还要谈谈培训的心得体会。我们事先都没有准备，只能临场发挥，有人说得中规中矩，有人说得东一句、西一句，有人讲七八句就草草结束了。但轮到强子时，他说得头头是道，末了还激昂地表决心：“一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记先贤教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领导连连点头，问他：“这是哪位先贤说的？”

强子答道：“此乃北宋先贤张载之‘横渠四句’是也。”

领导微微一怔，也许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既惊诧于强子突如其来的“之乎者也”，也是头一回听说这位圣贤的名讳和什么“横渠四句”。但领导毕竟是领导，他处变不惊、不露声色，很快点头道：“好！有才！有抱负！”

结业典礼后，领导们返回单位，我们回到寝室打包行李。我对强子说：“你今天说得太好了，特别是那‘横渠四句’，太硬了，掷地有声，领导一定对你刮目相看。”

强子谦虚道：“‘横渠四句’是大学老师特意让我们抄写记下的，历来都是读书人的理想。今天我只是当了一次复读机，不见得就比你们说的更符合实际。在领导眼中，也许就是套话。”

这时，大韦也走了进来，他听说领导们回单位后就要给我们几个新人分岗了：“以强子的文采，我敢打赌，铁定会留在机关。”

强子腼腆一笑，说分到哪儿都一样，服从组织安排。

2

正式报到的那天，我们8个新人被分到了不同的岗位。

强子果然被留在机关，被分到综合办公室；同样被留下的还有大韦和老陈，大韦分到人事科，老陈分到财务科，都是机关的核心部门。对于这俩人的印象，我和强子的看法是一致的：大韦略高调，爱显摆，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老陈则不显山不露水，比起我们更显稳重、老成。

而剩下的人，包括我，都被分到各个基层工作队——基层工作队属于外派机构，驻点在各个街道和乡镇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

新的岗位、新的环境，让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小白适应了好一段日子。我在基层工作队，除了每天学习、开会，就是做各种材料报表、干接发通知等杂活。

队里的孙姐是联络员，在我上岗之后，她就一股脑地把各种工作QQ群、微信群毫无保留地交给我。如此一来，其他部门再有工作，便会直接派到我头上，我很快就忙得不可开交了。而孙姐除了口头指导之外，基本开启了“半休假模式”，每天喝茶、养花、网购，闲适自在。

留在机关的强子境遇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归机关办公室主任萍姐领导，负责起草文件。如此看来，领导们是想把他当“笔杆子”培养。我在朋友圈里经常能看到强子发加班加点赶材料的动态，既有因加班太晚而错过末班车的“哀嚎”，也有“熬夜再战三千字，雄笔一支抵万军”的豪迈……

工作久了，同事的微信，我越加越多，渐渐发现单位里的“点赞达人”非大韦和老陈莫属。单位里的大哥大姐们但凡发了朋友圈，底下点赞的必有他们二人，有时还会留下溢美之词，极具捧场之效。而强子在这方面颇为滞后，甚至是缺席。

一次，我们工作队的大队长李哥得了劳模表彰，将荣誉证书发在了朋友圈里，一时间，单位里的同事纷纷点赞，留言评论也极多。大韦评论：“恭喜李队，实至名归！”老陈留下了：“劳模光荣！学习榜样！”

我左看右看，都没看到强子的头像，便私信了他：“大忙人，李队得了劳模，朋友圈里贺电齐飞，看到了吗？”

“看到了，祝贺李队。”

“别在这祝贺啊，你也上朋友圈点个赞，说两句啊！”

“还是算了，咱们还都是新人，李队都不一定认识我，李队微信还是萍姐推给我的，互加好友后也从没聊过。再说了，我也很少给别人点赞的。”

“别人都点了，你不点，不太好吧？”

过了一小会，强子才回复我：“说实话，我挺烦这种点赞的，尤其是上下级之间。领导随手拍个花花草草，都必定有人点赞，这有什么意义？不但无聊无趣，说直白点，就是朋友圈中的拍马屁。况且我的朋友圈中，单位大小领导都不少，要是每位领导我都要点赞的话，那我就不用干别的了，整天盯着手机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待朋友圈的原则，就是索性都不点赞。”

“不至于吧。”我说，“这次不一样，李队得劳模也算是集体的光荣，点赞不能算是拍马屁。”

“非也，朋友圈不是公众号，它的属性是私人的，里面的点赞评论也永远都是针对个人的，它和集体不沾边。试想，如果这次劳模是你得的，朋友圈里有谁能给你点赞吗？单位里的这些中层干部们，有谁能给你留言祝贺吗？你再看看给李队点赞的人里，除了下级和平级，上级领导有人给他点赞的吗？”

这出其不意的三问，竟让我无言以对，只能说，点赞是人情往来，也是社交必需，点了总比不点强。

“点赞还不如请客吃饭、谈心谈话来的实在。下级对上级的点赞，永远夹杂着阿谀奉承之嫌。我不点赞、不评论，并不是针对谁，而是希望摆脱这种没有意义、且动机不纯的人际交往。”

我一时语塞，分不清强子说的是对是错，是他看得太明白？还是他想得太偏激？

但这件事之后，我也逐渐减少在朋友圈里点赞评论了。有时看到单位的大小领导们发一些生活中的琐事，以大韦、老陈为代表的“点赞达人”们一拥而上、狂刷好评后，就更加觉得强子言之有理。

3

试用期过后，我借办理转正手续的机会回了一趟机关。

第一站便直奔人事科，那个办公室不大，屋里放了4张办公桌，当时只有两名女同志在屋里，都低头看手机，连我来到门口都没有察觉。

我轻轻敲了敲敞开的门，两人才同时抬头看过来，靠近门口的年轻女同志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什么事？”

“我来签转正手续。”

里面的大姐开口说道：“去把大韦找来，让他告诉怎么签。”

年轻女同志点了点手机屏幕，将手机放到一旁，我不经意瞄了一眼，屏幕上是暂停着的“消消乐”界面。她起身来到走廊，快步走向斜对面的屋子，直接推门，探头进去：“大韦，有人签转正手续，你来教一下。”

我看不见那屋里的情景，只听到大韦的声音：“好嘞，让他先等一会，我打完这把，马上就去。”

年轻女同志转身返回，对我说：“你先等会儿。”说完，便坐回自己的位子上，拿起手机继续玩。

这时，那位年长的女同志问我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个部门。她的声音不急不缓，细声细语，让人如沐春风。

我仔细回忆——她应该是人事科科长刘姐，当初新人报到时，就是她指导我们办理手续的。可能时间一长，刘姐不记得我了。

我再次自我介绍，又寒暄了一阵，大韦才进来。他也不打招呼，而是接着刘姐的话对我说：“刘姐的话是金科玉律，你要记好了啊！换做一般人，咱人事科也不能轻易指点呢。”我转过头看大韦，他正笑嘻嘻地看着刘姐，一脸灿烂。

在大韦的指导下，我三下五除二办好了转正手续。告辞时，大韦主动提出要带我去见见老陈。他领我走到财务科办公室，倚在门框上，熟络地问：“金哥（财务科科长），老陈又被你派哪去了？不能携款潜逃了吧？”

“你小子能不能盼点好的？打扑克又凑不够手了吧？你自个去找吧，顺着烟味肯定能找到。”

“好嘞。”大韦转身对我说，“老陈这又是犯烟瘾了，不知道猫哪儿抽烟去了。可能在楼里，也可能在楼外，你还找他吗？”

我想了想，提出想先去看看强子。

大韦说：“强子更不在了，一大早就被萍姐抓了壮丁，陪领导去基层工作队调研了。”

当天下午，强子给我发来微信，问我们大队在日常管理上有什么“短板”。

我搞不清状况，强子解释道：“上午陪领导调研基层大队，是想发现大队在管理上存在哪些漏洞，但去的两个大队都提前接到了萍姐的通知，早有准备。座谈会开得像表彰会，净汇报成绩，问题一个没谈，最后摆拍几张照片就算完事儿。我这一回来就赶着写调研报告，上午啥素材都没捞着，合计请教请教你，能不能给我爆点料？”

“你这是要我当‘二五仔’啊？”我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就行行好，江湖救急，把在工作中的问题跟我说说。我敢肯定，基层大队的问题很多都是共性的，我再引申引申，当作上午调研的素材，保证不会扯到你们队头上。”

我思索一会儿，决定帮他这个忙，就说了现在大队在用人上存在问题：“忙的忙死、闲的闲死，越能干的活越多，干得多错的也多；越不干的越没活，自然也没机会犯错。而且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少干还是一个样。”

强子让我举例子，我眼前立刻浮现出孙姐等人的形象，便说了一些大队里人浮于事、偷懒耍滑、公物私用等问题，但并没有点名道姓。末了，我又说起自己上午回机关，办公室里有打扑克的，有玩手机的，“依我看，机关和大队其实也都差不离，你琢磨琢磨，斟酌着写吧。”

到了晚上，强子就给我发来了调研报告的初稿，让我看写的是否全面。我打开Word，整篇报告一共3000多字，仅“问题”那一段就洋洋洒洒写了近2000字。

强子点明基层大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选人用人不当、工作分配不均”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他又引申到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制度、工作考核等方面。他措词直白，文风凌厉，甚至还写道：“有些人上班就是混日子、尸位素餐、浪费国家资源、白占单位便宜、变相吃空饷……”还说要“庸者下、能者上”，“给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让位子！”

我细细拜读，渐感脊背发凉，再也坐不住了，赶忙拨通强子的电话，问他这报告写得是不是有点太刺激了：“你就不怕有的人心脏受不了？”

“不这么写，谁会重视？不痛不痒不走心，调研岂非成了走过场？”

“但这么写，大队和领导能乐意吗？”

“大队一定会有不乐意的，但我说得也都是事实，问心无愧。况且，报告里的这些问题，大队有，机关也有，这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大队也能明白我是一视同仁。至于领导嘛，我猜不会不乐意，你还记得军训结业典礼上，我说出‘横渠四句’后，领导说什么了吗？”

“嗯，领导表扬你有抱负来着。”

“对啊，这就说明领导是很认可‘横渠四句’的精神和信念的。我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也借这次调研的机会，真正干一点有益于单位的实事。”

我半信半疑，觉得强子也许是对的，提出让他把这稿子送给萍姐把把关。谁知强子立马拒绝：“让她把关就废了，报告里的问题，她至少能占一半。你说这报告要是让她看了，那还能送到领导手中吗？”

我觉得这不太好，如果绕开萍姐，这就属于越级报告了。可强子不以为意，他甚至早就计划好了，趁萍姐明天“串休”不在单位，直接把报告递给领导。最后他提醒我：“报告你也删了吧，就当没看过，也先别让其他人知道。”

挂断电话后，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强子的这篇报告无疑是一副猛药，真不知道合不合领导的脾胃。

到了第二天，我的心一直忐忑，等到下午，终于忍不住问强子，领导有没有看报告。

“看了，没说什么，就放到一边了。”强子说。

“啥也没说吗？”

“嗯，没说，是挺奇怪。”

“那领导脸色如何？”

“看不出来，但看得是挺认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周一刚上班，没一会儿，李队就喊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机关办公室的强子上周给领导写了一份调研报告，你知道吗？”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想起强子的嘱咐，便摇摇头，说自己不知道。

“那他有没有问过你大队里的一些事呢？”李队继续问。

我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啊，出啥事了？”

李队点点头，如释重负：“叫你来之前，我刚接到办公室主任王萍的电话，说上周五，强子趁她休息，擅作主张，给领导递上一份调研基层大队问题的报告。领导今早一上班，就把报告退给了王萍。”

说到这里，李队忍不住笑出了声：“用萍姐的原话说，她当时看完报告‘就像被雷劈了一样’，人都懵了，‘当着领导面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一张老脸不知道往哪搁’。‘满篇尽是狂吠之词，感觉这报告要是再写下去，就必须得用纪委的处分决定或是法院的判决书来结尾了’。”

我笑不出来，问强子会不会挨处分。李队说，那倒不会，王萍在电话里给他念了几段报告里的原话，虽然过激了些，但不得不承认，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领导心里也明白，所以给王萍的指示里，半点没提强子哪里有错，反而是让王萍多用点心、多带带年轻人，尽快重新拟出一份调研报告出来。

李队点一支香烟，先吸一口，又用拇指尖揉了揉太阳穴。他想不明白，强子是新人，没在大队待过，为什么会对大队的问题了如指掌。王萍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到跟他同一批进来、被分到基层大队的5个新人身上：“王萍听说你和强子关系最好，所以第一个给我打电话，让我调查一下——还好你和这件事没关系，我就说嘛，我的人绝对干不出这种吃里扒外、打小报告的事儿。”

我心里很慌，但外表还是强装镇定，问萍姐会不会因此给强子小鞋穿。李队说，王萍是“老机关”，不会和这种刚入职的小孩一般见识。

“况且领导也指示她要好好带带年轻人。”李队吸了一口烟，轻叹道，“强子年轻气盛，刚毕业就进机关，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要是还不改改这书生意气，一定还会吃亏。年轻人呐，还是多在基层磨练磨练的好。”

从李队办公室出来，我给强子发微信，告诉他这些情况。强子说，王萍也问他从哪知道的这些问题，他严守秘密，没暴露我，说是从网上看来的。王萍便说他“闭门造车、胆子不小”，还规定今后所有的材料都必须先交给她把关，事事也都要先向她汇报，不能擅自越级打扰领导。此外，就没再多说别的了。

过了一会儿，强子给我发来一份新报告，我打开一看，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标准范文”。文风平缓，语意朦胧，什么都说了，又像什么都没说，文末还配了两张领导和大队谈话的照片。照片色彩明快，让人感受到谈话现场的气氛热烈而欢快。大队人员兴致高昂，各抒己见，领导则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本子上记录着。

“你写的？”我问。

“不是，萍姐写的，让我学习。”

我回复了四个字：“值得学习。”

强子发来一个“鄙视”的表情，说：“这就是‘老机关’眼里的合格文章，全篇假大空，粉饰太平。调研成了作秀，典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我又回复：“皆大欢喜。”

这次，强子什么都没说，只发来一个“叹气”的表情。

4

时间就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溜走，一眨眼就到了年终岁尾，我们单位也迎来了年终总结暨表彰大会。时隔大半年，我再见强子，原本不戴眼镜的他戴上了框镜，即便这样，也遮不住那深深的黑眼圈。

我半开玩笑道：“好久不见，你还装上斯文了？”

“不想斯文，只想‘撕文’！”强子说着，双手做了一个撕书的动作。

我心领神会，不禁笑了笑。

“你可别笑，我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材料狗’，不但累如狗，还得乖如狗，写出的东西还得讨人喜欢。你再笑我，当心我咬你！”

玩笑归玩笑，我叮嘱强子要保重身体，作为机关里的底层新人，最重要的是看得开、有肚量。强子苦笑：“我干这一年，少说折寿三年。今天大会的讲话稿，昨晚我熬到半夜才算改好。说到肚量，你小子啤酒肚都有了，在大队没少喝吧？”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说这也是忍气吞声长起来的。笑过后，我突然想起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老陈和大韦也都在机关，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他俩潇洒的身影，他俩怎么一点都不忙呢？

“人家有人罩呗！”强子说，大韦的姑父就在咱上级单位，老陈笔试都没过线，是走路子补录上来的。所以，科长们都要给他俩几分薄面，不敢给他俩累着。他俩每天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上班净瞎扯淡，把机关内的大小头头们哄得都挺开心。

反观强子，每天煞费苦心写的稿子，总被萍姐无情“阉割”。领导读完之后，又无一例外变成一堆废纸：“我现在常常怀疑自己的价值，每天忙忙碌碌，但对社会创造什么了？贡献什么了？我工作的意义何在？难道就是不停地写那些连自己都觉得恶心的官话套话空话吗？”

强子的话，引发了我的共鸣——我在基层，每天都忙于向上级各部门报送各种工作信息、各类数据材料，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为了报送而报送，为了留痕而留痕。比如同一张工作照片，可能会反复出现在工作日报、周报、月报和专报中。好像不把工作落到材料中，就相当于没干活儿，不把材料写漂亮了，就相当于工作没干好。但忙碌之余，仔细想来，这些事无巨细、急三火四、耗费大量精力报上去的各种材料，真的都那么重要吗？

我轻叹一声，点头道：“我也想过你说的这些，好在现在从上到下都已经开始整治‘文山会海’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了，咱单位也制定了落实细则……”

不等我说完，强子冷哼一声：“那细则就是我起草的！这都一个多月过去了，你能感觉出单位有什么变化吗？”

我想了想，说多少还是有变化的。强子反驳道：“有个屁！就拿机关风气来说，细则里写的明明白白，不能在工作时间打扑克、玩游戏或闲聊。先不说别人，就说大韦和老陈，还是老样子。办公时间上蹿下跳，聚众打牌，侃天侃地，聊到兴头上，楼道里都能听到他们的笑声。你说，这不就是把我写的东西全当狗屁了吗？”

我看到有人朝这边走来，忙打断强子的话，待人走后，我又安慰他：“领导都不说啥，你也就别较真了，顺其自然吧。”

谁料强子一脸愠色，说想不到现在连我也说这种话了：“悲哀啊！”

我只能说适者生存，如果改变不了规则，那就改变自己好了。

这下，强子更激动了，说，在这种情况下改变自己，那就是妥协纵容、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你也认为我说的和写的都是狗屁吧？你迟早也会和他们一样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呆立原地，一脸错愕，只觉得脸颊发热。

大会开始了，主席台上的领导手拿稿子，“第一第二第三”地讲了大半个小时，台下百名同事大都昏昏欲睡。我心知这稿子是强子的心血，便努力集中注意力听下去，但坚持不到3分钟，我也放弃了，心思又飞到了强子身上。

我在心中问自己：“刚才的强子，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温良恭谦让的年轻人吗？在他的身上，我怎么会隐约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影子呢？”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在之后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中，领导结束了年终总结的发言。大会的“重头戏”也随之开始，领导开始宣读表彰名单。

那一年，单位表彰了20名先进个人，这些人都是由每个部门推举的，基本都是各部门负责人或是部门里的老人。强子所在的办公室，推选的是办公室主任王萍，但人事和财务推举出来的，却是大韦和老陈。

20个人在欢快的音乐声和掌声中上台领奖，大韦和老陈笑得露出八颗牙齿，双手接过领导颁发的荣誉奖状。这时，台下的强子突然起身，低头走出了会场。

当晚，我给强子发微信，问他是不是在加班，又说今天领导的讲话稿写得很有“官样”：“你这笔杆子算是练出来了。”

强子秒回：“不加了！撂挑子了。刚跟王萍请了串休假。想要驴推磨，还不给驴吃饱，驴太累了，就想歇一歇。”

强子不在，活儿没人干，我担心萍姐不会同意的。可强子却说，这大半年他无偿加了许多班，休假是他的权利：“再说了，她有愧于我，她还能不同意？”

我发了个惊讶的表情过去，强子接连回了两条语音。

“这次先进个人，财务和人事都给了老陈和大韦，王萍凭什么不给我？办公室的大小材料都是我写，她就往领导面前一递，好处却都是她得。”强子语速越来越快，语气也越来越重，“还有老陈和大韦——我天天加班，他俩天天在机关里和人聊天，现在，留在机关的新人就我没得表彰，大家会怎么想？不得把我看扁了啊！”

我明白强子不是在乎这个奖，是不服气，便试着开导他：“今年没评上，明年就该轮到你了。再说了，我们在基层的5个人不也都没评上嘛。”

强子又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累而怕不公。咱们单位，平时干活看不到几个人，但一要有好事，就全冒出来挣功了。这要是民营企业的话，早就散伙黄摊子了。我也算看明白了，干得越多，回报越少，也越没人重视。先休半个月，过完年再说吧。”

这年春节，强子带着大学女友回了西北老家。他的朋友圈一改往日的平静，更新得很频繁，发出的照片里，一大家子人和和美美。

5

节后上班第一天，按照惯例，全单位的同事都要相互见面拜年。基层大队的也都回到机关，挨屋给同事们拜晚年。

我又见到了强子，半个月的事假再连上一个春节假期，使他休养得白白胖胖，对比年终大会时憔悴的样子，仿佛年轻了好几岁。强子的心情也很好，他从办公桌上抓起一把大枣塞给我：“尝尝，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说完又招呼其他人。

我往四周看了一眼，萍姐和其他人的桌上也都有大枣，看来，强子的心结应该是解开了。

很快，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又重回正常节奏，唯一不同的是，强子的朋友圈愈发精彩起来，不是晒烛光晚餐，就是晒周末出游，偶尔还撒狗粮。

我不禁好奇地问他：“过完年不加班了吗？”

“不加了，都是些无意义的工作，不值得。”

“那材料也不写了？”

“写啊，只限于工作时间，下班后再有材料，萍姐写。”

“那萍姐不得对你有意见啊？”

“那不会，她本来就是写材料出身的，在我之前，材料都是她写。再说了，我有充足的理由不加班。”

“什么理由？”

“先卖个关子，下个月你就知道了。”

一个多月后，我接到强子的电话，说是想邀请我给他当伴郎。强子坦言，他是奉子成婚，不能再拖了。我一盘算，强子春节后每天都按时下班，应该是以此事做挡箭牌吧。

婚礼当天，单位里的人该到场的都到场了，给来自外省的强子撑了不少的场面。萍姐作为证婚人，对强子美言一番，让在场的亲朋都很是受用。而我和大韦、老陈等人作为伴郎，和新郎新娘一起将到场宾客都送走后，才有空坐下来吃口东西。

这时，强子把摄像师叫过来，让他在刻盘的时候把萍姐证婚后的那段发言剪掉。我们都不理解，大韦问：“为啥不要萍姐的发言？讲得多好啊，把你夸得都快成‘单位之花’了。”

强子摇头道：“录像要寄回家让亲戚们看。我家那边，要是说哪个男人特别老实心善，就会被认为没啥大出息。萍姐刚才不但说我人老实、没脾气，还说我是单位的‘小黄牛’，任劳任怨，这要让老家人看了，就会认为我在单位里没少受欺负。”

我对强子老家人的思维逻辑并不认同，但细细一品，又觉得有几分道理——这就像恋人在分手时，一方一旦说出“你是个好人”，在旁人看来，那就意味着这个人必然是受委屈的那一个了。

婚礼结束后，强子又连着休了半个月的婚假。刚上班没几天，强子就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大韦真是小人，你以后要防着他点！”

“出啥事了？”我问。

“今天萍姐让我给她拷贝一份婚礼录像，还特意说想回看一下当天自己的发言——你说，谁会闲得没事想看别人的婚礼录像？我猜一定是大韦偷偷告诉萍姐我删录像了。”

我不敢相信，强子却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小子阴着呢，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真后悔当初找他当伴郎。”

我不知道这事该怎么收场，强子选择顺其自然，反正也找补不回来了：“这次休假回来，我就发现萍姐开始手把手教小高写材料了，以前材料都是我写，现在开始给我分配一些跑腿的活儿了。”

小高是机关办公室的临时工，以前都是负责一些收发文件的杂活。听强子这么说，我不禁有些担心他要被萍姐“边缘化”了，便让他好好跟萍姐解释一下，争取得到对方的理解。

“还是算了吧，解释只会越描越黑，爱咋咋地吧，反正我也不想再当‘材料狗’了。我就是提醒你，今后防着点大韦，别像我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让他给卖了。”

我感觉强子和大韦之间一定有误会，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只得劝他别多想了。

几个月后，李队和其他两位队长聚在一起闲聊，说起机关里的人和事，提到了强子、大韦他们3个新人。

李队说：“办公室那小伙总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也不爱说话，这样哪行？办公室就是迎来送往的地方，人来了，不说端茶倒水，最起码也得会嘘寒问暖啊，也不知道王萍是怎么培养的。”

周队点头道：“嗯，我去办公室几回，那小伙也没招呼过我，就一直低头打字，也不知道是真有活儿还是装没看见。反倒是财务和人事那两小子，挺活泛，会来事。”

孟队笑道：“财务那小伙酒量还很好呢，听话还实诚，让喝就喝，一口全干。老金一有饭局，就爱带着他，我看是要‘重点培养’呐。”

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李队转过来问我跟他们3个熟不熟。我说他们3人都不错，办公室的强子还是咱机关的“笔杆子”。

李队摇头道：“现在机关的重要文件又都是王萍写了。王萍说他以前表现还不错，后来就有些懒散了，干活也不上心。王萍还想物色物色下面大队里有谁文笔好、会写文件的。你可不能学他，有空儿要多和财务人事那俩人走动走动、处好关系，不能一直埋头干活，也得抬头看路，学会为人处事。”

虽然心中为强子鸣不平，我还是点了点头。

再后来，强子就变成了机关的“透明人”，考核优秀没有他，先进个人没有他，就连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对象也没有他。而大韦和老陈混得风生水起，在领导布置检查工作的照片中，时常能看到他俩的身影。

6

“差距”在短短两年之间，就出现在了大韦、老陈和我们其他新人之间。

3年前，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大幕拉开。我们单位的部分职能实现了市场化，城区几个街道的基层工作队不再保留，业务工作都委托给了外包企业，只保留了几个偏远街道的工作队。

很多人便需要重新安排，一些人进了机关，一些人扩充到了保留下的工作队中。被裁撤掉的几个大队的负责人全都进了机关各科室，有的科室里一下子就有了多名科级领导干部。

坑少了，萝卜却多了，这对机关里还指望晋升的小白们无疑不是利好局面。原本上升势头一片大好的老陈和大韦，也只能是虎先卧着、是龙先盘着。

而全单位最不受影响的，就是强子。

这些年，强子的上进心早已被消磨干净，变成了人人眼中的佛系青年，不争不抢，独来独往，人畜无害。时间久了，在单位里倒也积攒下一些不错的口碑。他虽在年底评分中还是与先进无缘，但已从偏下甚至落后的位置上升到了中间档次，考核合格还是确保无虞的。

都说西方不亮东方亮，强子在事业上虽然没了盼头，但家庭生活却过得温馨惬意。他有温柔体贴的妻子，有健康活泼的“小棉袄”，还有认真享受生活的美好日常。

而大韦、老陈和我，这些年也陆续通过相亲组建了家庭——这样的择偶方式无可厚非，但必然夹杂着男女双方现实而功利的考量。对比强子坚守初心、择一而终的恋爱和婚姻来说，还是少了些情比金坚的厚重。

在强子最新的一条朋友圈动态里，他们一家三口外出郊游野餐，他配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躺平生活，真的好！”既像借景抒情，也像是对时下社会热点的一种回应。

而在手机屏幕外的另一边，刚刚结束加班的我，不禁有种怅然若失之感——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惆怅情愫像电流一般，势不可挡地袭上心头，让我忍不住地长舒一口气。既是悲叹光阴虚度、碌碌无为，也是喟叹不甘平淡，更是叹息伯乐难寻、热血终凉。一时间，沮丧、懊悔、无助、惋惜、心酸，五味杂陈涌上心头，为强子，也为我自己。

回过神来，我忍不住想，当强子再读到或是再想起那“横渠四句”时，他会作何感想？是和我一样百感交集，亦或是内心已毫无波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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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未生》剧照

二本高校辅导员的离职之路

1

2019年毕业季刚过，看似美好的暑假就在眼前，但对我们高校辅导员的考验还远未结束。我们得逐一询问学生的就业情况，且毫无错漏地记录下来，上交教育主管部门。

“小米，怎么样，又录几个啦？赶紧催他们交就业材料啦，系统快关闭了，我们学院现在就业率还不足90%，真等着被校领导批评啊？！”才打了几个电话，方书记又蹬着高跟鞋笃笃地杀来我办公桌。我刚抬头想跟她汇报情况，她一根手指戳到屏幕上王小妹的名字：“她不是早就有工作了吗？干嘛又说家人生病要照顾，她家没人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压了压情绪说：“领导，她说她妈妈现在是植物人了，我还怎么好意思催她交就业证明？她之前是接了一些外包项目，但上面不是说这种‘灵活就业’不准录吗？她家是农村的，亲戚帮不了她找工作，没办法。”

方书记听罢，长叹一口气：“唉，我们又少了一个人就业——那张栋梁、潘杰他们呢？前两天给他们打电话，说是马上就给你证明啊。尤其是张栋梁，他可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子女，要保证百分百就业的。”

我连忙点头：“好好，书记，我再催催。”

看我态度敷衍，方书记瞪我一眼：“你啊，上点心，把就业工作做好，保证我们学院的就业率达标。而且一定要百分百真实，不然被查出来，你就等着挨处置吧！”

撂下这句狠话，她转身离去，轮到我长叹一口气——剩下的“未就业”学生都是硬骨头，各有各的情况。张栋梁和潘杰都是达不到毕业条件拿结业证的“中升本”学生，张栋梁连毕业照都没照、结业证都没拿，潘杰晃晃荡荡面试两个月都没结果，我能怎么催？我能替他们去面试吗？他们对学校本来就没什么感情，肯接老师电话都算不错了，我还能有什么法子。

以前不在高校工作时，知道“就业率”很重要，但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对学校意味着什么。现在才有了直观认识：在我们这种竞争力较弱的地方二本高校，“就业率”直接关系着招生人数。如果连续几年就业率未达标，整个专业就要被砍掉，肉眼可见的一大部分生源流失，收入骤减。

“挨处置哦，你等着！”隔壁工位的圆圆挤眉弄眼地揶揄我。

我锤她胳膊：“你就幸灾乐祸吧，等明年你那四五百个学生毕业的时候，看你怎么哭。还有，你那几个作弊的学生材料写好了没，还有空看我的好戏啊？”

这下轮到圆圆愁眉苦脸了。她的事比我还麻烦，这次期末考试，学校再三强调考试纪律，对作弊“零容忍”。结果，圆圆负责的大三学生顶风作案，10人在考场上作弊，其中还有学生干部。“集体作弊”放到哪儿都是件大丑事，我们学院今年的“优秀”肯定没指望了。各层领导提溜圆圆去问话的时候，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圆圆想不明白，虽说自己对学生是有责任，但学生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担责啊，怎么从上到下被骂的全是她？她已经开会强调过考试纪律了，现在要写10份材料说明情况的是她，严肃教育学生的也得是她，骂完学生要照看他们情绪以防出事的，还是她。

办公室里另外一位快40岁的辅导员玲姐开导圆圆：“你别想了，领导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吧。反正我们小小辅导员，学生做错什么都是我们的‘教导无方’。别倔了，做这份工作，时刻记得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我突然想起最近一系列的校园自杀新闻，也赶紧提醒圆圆：“你可别逼他们了啊，孩子左思右想容易想歪，做出点什么傻事。”

圆圆摆摆手，一脸痛苦：“得嘞，你这话领导给我说八百遍了。知道不被学校开除、只是不能拿学位之后，他们几个开心着呢！至于挂科，他们都习惯了。现在什么事都担在我身上，你该担心我别做什么傻事。”

我拍拍圆圆的肩膀，说不出安慰的话。坐回自己的位置，看看就业信息表格，又望着窗外那一角蓝天，不禁发起了呆，思绪飘到一年前刚入职的时候。

2

2016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大城市闯了一段时间，后来想安稳，就回到家乡这个十八线小城考了个辅导员。当时考进来，还是“招聘控制数”的设置，俗称“非实名编”。虽然不是实名编制，但这饭碗端在手里也够安稳。家乡发展不快，这所本市唯一的本科院校，从大专升格为本科的10来年，连个硕士点都没有，目前冠以“学院”的名头，正朝着“XX大学”的目标迈进。

2018年7月，我正式入职。刚上班几天就又开始放假，心里还挺高兴的。入职时，新领导给我们新入职的辅导员提点几句：“做辅导员是两条腿走路，你们既有教师身份，也有行政身份，一定要注重自我发展，抓紧时间写论文、评职称，能读博就读博，学校也很支持你们提升学历。”

“对了，”他停顿一下，轻描淡写地补上一句，“不知道人事处有没有交代，做专职辅导员一定要在岗服务5年，之后才能视情况和条件转岗。当然，也要看到时是否有‘空缺’的情况。”

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之前了解到高校辅导员是流动比较快的职业，但直到入职，才得知学校为巩固辅导员队伍，有“5年之后才能转岗”这个说法。也是自己没研究透政策，既来之则安之吧。

学校给我们培训了3天，基本是解读文件的相关讲座。9月份开学前到岗，在学工处无所事事两周后，我们才被分到二级学院，基本没按我们的专业来分。同期的辅导员中，我接的是毕业班，大伟接的是大三学生，其他人都是接新生。我和大伟相对其他人而言还好过一点，起码学生干部是成熟的，就算我们作为新任辅导员不给力，他们也能照顾好自己班同学。

其他人就比较惨，到学院里面不过3天，就要担起接新生报到的重任。那天几千新生到校报到，几个新辅导员忙得灰头土脸，什么事情都一脸懵。毕竟3天前，他们几个还不知道自己要到哪个学院带什么学生呢。

我这边也急急忙忙走马上任。跟我交接工作的冯老师马上要到预产期，她手上的400多个毕业生全部“托付”给我：“……接下来就要开始做‘贫困认定’和资助工作了，你不懂的问我，也可以问问学生干部，他们做得比较熟练了。”

冯老师拖着孕体，跟我交接的同时还得继续处理学生事务，我不好意思多打扰她。幸好她留给我的两个学生助理小叶子和周周还比较机灵。

国庆假期之后某个空闲的晚上，我约这两个学生到办公室，打算探探这帮毕业生的底子。两个妹子吸溜着我给她们买的奶茶，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该学院这9个班的学生“命途多舛”，连我在内，他们一共经历了4任辅导员，其中还有半年没有辅导员，靠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班主任（各班班主任的名头由辅导员和专任教师分着来担任，辅助班级管理事务，但最终还是辅导员负责）和一群班干部做工作，其中，有一任辅导员刚带了他们两个月，就被提拔到别的岗位。这导致他们对辅导员的信任感一直不强，但是大部分班级都比较自立，能配合老师，除了一个“中升本”的班级。

那个班的同学都是从中专考入本科的，基础较差，就算课程设置已经比本科入学的简单许多，但他们还是非常吃力，能拿到“双证”顺利毕业的人很少。“他们也或多或少觉得，学校的老师们都有点看不上他们，就不大愿意和老师接触。”小叶子用一种十分八卦的口吻这样说。

“那说实话，你们自己觉得，毕业、就业有没有问题呢？”我直接问了她俩这个阶段内最重要的事情。

周周皱着眉头抱怨：“老师，我们1月份要论文答辩，据说还要‘查重’，人心惶惶，都觉得自己不能过，哪儿还有什么心思找工作啊，不是还有下学期么？”

我有点惊讶。按理说，秋季学期正是毕业生奔波求职的好时机，要再等到春季学期，校招机会骤减，到时候兼顾毕业的事，很多人两头都顾不上的。而且现在都10月底了，学校能力有限，只组织过一次大型“双选会”（这是唯一一次校级招聘会），平日只鼓励学生参加网络招聘会，资源跟别的学校相比是不够的，这帮学生怎么就不着急呢？

“老师，说实话，我们连简历都不懂怎么写，更别说实习了，现在都没几个出去。”小叶子撅撅嘴，“还有，上次老师你发我们的大型招聘会信息挺好的，但同学们觉得那招聘会在邻省省会，不太舍得那点车费，总想着下个学期再说。”

看来学校这几年的就业指导课都是白上了——我不禁叹了一口气，马上预感到一年后统计就业率的时候，自己会承受多大压力了。

我们这种地方基层高校非常缺老师，年年“引进人才”，都没几个人来，专业课老师都不够，公共课都让辅导员顶上。听说有一位辅导员徐老师，年纪轻轻，横跨几个领域教学，一直是领导口里的典范。她本来的专业是生物，除了上一些专业课之外，还上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健康、思政相关课程，甚至还有军事理论和创新创业。

这种情况不少，但很多年轻辅导员刚一出校门，就直接又走进了另一座象牙塔，连实习期和试用期都分不太清楚，怎么能帮学生扫开求职就业路上的雷呢？非本专业的老师去上这些课，真的对学生有帮助吗？

怪不得现在网上说有些大学“水课”多，果真如此。

我当时心里直犯嘀咕，正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手机铃声大作，是宿管员。一接电话，宿管员焦急的大嗓门直灌到我耳朵里：“小米老师吗？你学生王磊和李源打起来了，警察都来了，你赶紧来宿舍吧！”

王磊！我心里一惊，这孩子恐怕真会出点什么事。我让两个女生先回去休息，自己赶紧离开办公室往宿舍赶。

王磊是我的学生，李源是管理学院的学生，他们之前住在同一个宿舍。王磊之前已经数次向我投诉过李源，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但积累起来就让人厌烦。上次李源还拿刀子威胁王磊，这事闹得挺大。管理学院还发现李源有精神疾病，断断续续在吃药。

每一次他俩发生矛盾，我都很怕发生些什么，次次都向上汇报，但后来管理学院的辅导员把李源放到其他楼栋的宿舍，我以为这事就完结了，谁知道还有后续。

等我气喘吁吁地爬到6楼，发现我是最早到的老师。门外有一个警察和宿管员聊着，门内一个老片警劝导着俩男生。王磊鼻子有一点血污，李源低着头颓唐地坐在床沿，看起来没什么伤。我赶紧问王磊伤得如何，王磊气呼呼的，说话的声音都在抖，感觉都快哭了：“我这鼻子没事，但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制裁！”

我叹了口气，拉着他坐到凳子上，一下一下拍着他的背，让他先稳定下情绪。随后，老片警带我到门外，说这次是王磊报的警——李源冲他脸上打了一拳，鼻子出了点血，他倒没打李源，李源没伤。一般在这种没有监控的情况下，如果王磊非要报警做个了断，派出所会把两个人都处理了，都会留案底，就看王磊是否坚持要由警察处理了。

接着，警察让两个男生在笔录上签了字就走了，老片警跟王磊交代了声：“想清楚了可以来派出所，不然就在老师协调下和解。”

管理学院的辅导员这时才出现，一露面就把李源拉到门外谈话了。王磊这才和我说，事情起因是，李源搬走了，但还要回这边洗澡，而学校供应热水是有时限的，就和他吵了起来，没想到李源就动手了。

了解大概之后，我联系上级领导，领导让王磊详细写一篇情况说明，签好字按好手印，作为以后处理的凭证。

王磊脸上的血污还没擦掉，一脸神情紧张，他的手有些残疾，他只能在手机上打字。可能是心情太糟糕，总是写不下去，手指总在颤抖。男生宿舍里实在闷热，我不太受得了，就出门透透气。

李源早被他的辅导员拉到楼下的宿舍了，那个辅导员没跟我沟通什么，也没有关心王磊一两句，仿佛这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件。

这时，有个学生突然跑上来，说学工部门的领导到楼下了，让我领着王磊下楼见他。我看看屋里，王磊还在闷着头写，我有意让他再整理下情绪，就对那跑腿学生说：“你转告学工处老师，我还在稳定他情绪，他也要整理下自己，我们一会儿下来。”

10分钟后等我带着王磊下楼，宿管员说学工领导和李源谈完之后就走了，我们下来得太迟了。我哑然失笑，领导的时间果然宝贵，都闹到报警的份上了，连10分钟都等不得。也好，王磊这状态也不知道他跟领导会谈成什么。我让他上楼早点休息，嘱咐舍友盯着他，交代他第二天来学院找我继续处理这事。

那是我踏上这个岗位以来第一个失眠的夜晚，我脑子里思绪太多，一下想着如何去帮助孩子们去就业，一下又想着王磊的事情，虽然闭着眼睛，但毫无睡意。谁曾想，这种无眠夜往后还多着呢。

这件事拖了一个多月，最后以李源赔礼道歉、赔偿医药费告终。李源有没有被他的学院处分我不知道，但据说终于休学回家治病去了。本来学工处领导口头上说想两个人各打五十大板，每人都给个处分。我气不过，明明是王磊被欺负到头上了，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孩子，为了能够顺利毕业，已经忍气吞声好几个月了，现在还要跟对方承担一样的责任？我坚决不同意这样跟学生谈，后来学工部门也不肯出面处理这件事，拖着拖着，事情压给我们两个学院自行解决。为了学生前途，最后我们便这样处理了。

在我们二级学院和学工部门扯皮期间，王磊天天抓着我问：“老师，他受到什么处理了吗？”

我只能一直重复：“你好好找工作，调整心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虽然我自己说这话时，也是一点底气都没有。

最后王磊也放弃了，他跟我说：“老师，之前李源闹了我这么多次，我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憋住气不跟他计较，但每次学校都是含糊处理，我早就失望了，倒是辛苦你夹在中间忙活。”幸好他是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这番话，没看到我一下子红了的眼圈。

3

“厉害啊，徐老师居然转岗成功了！你们快看，出文件了！”玲姐突然发出感慨，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凑过头去看，果然，学校红头文件显示，徐老师转成专任思政老师了。国家重视思政课建设，近期有政策下来，鼓励符合条件的教职员工参加考核，考核通过便可以转专任老师充实人才队伍。

“怎么，徐老师不是学工科的吗？本硕都不是思政、哲学这些相关专业的啊，她也能转？文件上框定了专业范围啊。”圆圆把我的疑问也说出来了。

玲姐眨眨眼，跟我们八卦：“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拿了个省级的什么思政课三等奖，就凭这个去遴选。反正都是对着PPT上课，这些课又没有发挥空间，能有什么难度？所以你们也学学人家，抓紧一切机会。”

我无言以对——原来专业不符，也是可以做专任老师的。这让人家那些苦读本专业多年的学生怎么想，也让引进的那帮博士怎么想？

此时我的微信里，有个新进校辅导员的吐槽小群已经炸了。大家说想不通学校的思路，一方面严格限制辅导员流动，一方面毫无原则地让人转岗，之前还有个新来的辅导员，两年时间不到就转专任教师，“学校只是出个文件，解释都不解释一下，普通辅导员很难出头啊”。

省内已经有其他高校开始探索辅导员单列的职称序列，就算没有单列职称，在评职称上也会有酌情倾向考虑。而我们学校，辅导员要想评上职称，跟专任老师的条件是一样的。在兼顾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辅导员往往还兼着很多行政事务，此外还要抽时间完成每年的科研和教学任务，至今除了这两个“不走寻常路”转岗的，就没听说过还有其他干满了5年之后顺利转成专任老师的。

大伟比较成熟，在群里劝说大家：“这就是社会运行规则，谁都无法避免。我们学院有辅导员学校出身好，这几年发了十几篇论文，上课也不错，教学和科研水平比学校的老教师好多了，不还是每次递申请转岗未果？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握好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才对。”

一番骚动后，群内又恢复安静，大家各自忙碌，各自打算。

我又坐回电脑前，对着屏幕发呆。或许就像玲姐讲的，不要深究工作的意义，我们就是工具人，照做就可以了。

我重新打开Excel表格，寻找可能已经就业但还没报材料的漏网之鱼。

其实就业工作也不全是辅导员一个人在忙活。我的学生们，我才带了一年不到，中间还有半年，他们要出去实习。跟他们还没处熟，我始终无法跟大部分人交心。所以，“催就业”这事儿，还有专业老师一起帮忙，专业老师们一边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一边也要管他们就业。幸好我们学院老师还算给力，时不时地给我一点学生已经就业的消息。

而关于学生的就业率，还有件挺讽刺的事儿。

2018年秋季学期我刚接手毕业班时，有些同学就组队给我请假，说要去深圳参加培训，“集训3个月”——3个月包住不包吃，每个人1万多到2万多不等的学费，用“消费贷”的形式交，学生毕业前，每个月还贷款几百块，毕业后有工作了，就要每个月还几千块，还有最诱惑的一点——“包介绍工作直至入职”。

我初次听闻这种玩法，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不是明目张胆套学生的钱吗？这种方式对于挂科挂到无法拿学位证、毕业证的学生来说很有诱惑力，所以他们纷纷报名。我全部压下他们的请假申请，专门就这个事找学生了解情况，然后向学院肖书记汇报情况。然而，肖书记向我透露，这些培训公司其实是学院的一些专业老师“引进”的，确实是正规培训公司，还在学院开过几场宣讲会：“最主要是，他们的招聘渠道很广，路数很多，能帮到学生找工作，也能保证一点我们的就业率啊。”

我无语了。这些要去培训的学生里，不少人身上还背着几年的助学贷款，再加上这个培训学费贷款，他们还没毕业就背了一身“债”，真的好吗？

我曾经在办公室劝说某个学生一个多小时，成功说服他不要去参加培训。事后有学生向专业老师反映，说我作为辅导员极力劝阻他们花这笔钱——据说就有专业老师对我颇有微词，不过始终没人来跟我正面讲过。

好在最后要去参加培训的学生数量不多，我也无法违背学生的个人意愿，只好让他们各种签字、各种保证，要互相照顾注意安全，才放他们离校。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现在，我看着手里一叠培训公司盖章的“就业证明”，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学生们花钱“买”来的就业机会，果然不仅帮助了他们，也帮助了我。要不是他们，我的就业率还得少几个百分点。

就这样，我每天打电话、劝说、被学生敷衍、挂电话，断断续续，终究是在8月上旬完成了90%的学生就业率。

2019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身心疲倦的我，暑假在家待了大半个月，哪儿都没去。

我为了工作方便，自己一个人住在学校附近，一两个星期才回家看看。家人也说，以为我回家找的是一份清闲安稳的工作，但每次我回家，嘴里总在抱怨，整个人很焦虑。他们希望我放松心情，转移注意力。但一个24小时都开机、随时准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辅导员，该怎么把自己从工作状态中抽离呢？

我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真是憔悴了不少。以为单身的自己回家工作后，就可以顺便解决人生大事，谁知忙着忙着，一年就过去了，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好好经营，身体也变得差劲。这不到一个月的暑假，我恢复良好作息，也去游泳、跑步，总算感觉到了一点活力。我总在劝告自己，熬过5年就好了，这已经1年了，难得“安稳”，别想着又辞职走人。

但没等我完全做好心理建设，马上“魔鬼9月”又要来了，带完毕业生的我，开始要带新生了。

4

带过一届老油条毕业生，我知道他们很多管理问题是积重难返。所以面对着2019级新生，我希望从零开始把他们带出来，尽力让他们的大学4年不后悔。

接新生、安排军训、开班会选班干、培训班干管理能力、调解新生生活不适……这些随便想想都能列举的杂事自不必说，国庆之前，我整个人都处于疯狂的陀螺状态。

我给学生讲解“贫困认定”的流程和注意事项（作者供图）

国庆之后，新生开始正式上课，慢慢融入大学生活。有了上一届毕业生近30%“延毕率”的前车之鉴，我心想，要从头抓起，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想起自己的本科母校，学校给每个班分配了自习教室，以便大家学习，于是便向肖书记提议：“趁着新生才从高中过来，学习习惯还在，能否向学校申请几间大教室，让学生固定自习呢？每周两晚就好，其他时间留给学生开展一些社团活动。”

肖书记也觉得这提议好，她和学校管教室的部门领导聊过之后，回来跟我讲：“小米，我支持你把学生都组织起来晚自习。但学校没这个先例，而且教室资源不足，他们不可能专门、固定把教室分配给我们用。这个你自己想想办法，但做是一定要做的。”

其实就是懒呗——我默默翻了个白眼。

我只能用土办法给学生争取自习教室——我用教师权限一口气申请了一个月的自习教室，打印出二三十张申请单，然后让学生拿去跑盖章。管章的老师估计没见过这么厚的申请单，又退回来说“一次最多申请两周的教室”。于是，我这边每半个月给学生们提早“订房”，班长们督促同学按时自习、维持纪律。大家的学习气氛还不错，慢慢也形成了习惯。

紧接着，我还让上一届的优秀学生来给同学们答疑解惑。渐渐地，新生们的班主任也重视起来，有些甚至开始搞早读和早操，别的学院也借鉴我的方法，给学生“订房”自习，新生的面貌确实比老生好了很多。

那段时间是我干劲最足的时候。我自己挑了3个学生助理，带着他们一起做事。几个月的时间，看着他们从羞涩懵懂到独当一面，我非常欣慰，他们的成长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后来学校政策有变，我手上只剩1个“勤工助学岗位”的名额了，他们3个也愿意继续留在办公室帮我干活，3个人平分1个岗位的酬劳。

作为夹心饼存在的辅导员，很多时候都十分无奈，但看到这些年轻的脸庞，那副对未来跃跃欲试的模样，我总想着再撑一下、再撑一下，想收获他们蜕变时的惊喜。

但揪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学生小桂失踪了。

当天下午，小桂逃课，宿舍也不见他身影。班长打他电话也不接，只好向我汇报。我心急如焚，接着给小桂打电话，一直到晚上11点多，电话才通。我稍稍松了口气，尽量温柔地问他：“你在哪儿，11月的天也冷了，赶紧回宿舍休息。”

小桂声音闷闷的，说他在外面，想一个人静静。

我问他，你还在本市吗？他说在。

我在电话劝了他20多分钟。他说会在外面找个旅店住，明天肯定回校，还让我不要通知他爸妈，也再三强调，他不会做傻事，就是想一个人待着。

我没有办法了，马上通知了肖书记和小桂的班主任。商量了一会儿，我们决定还是信任一次学生，到明天看他回不回来，暂时不告诉家长。随后我给小桂发了短信，专门提到老师信任他，但也请他不辜负老师的信任，明天一定要回校。他答应了。

躺到床上，都1点了，我完全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转小桂到底怎么了。他是贫困生，高考成绩一般般，前一阵子新生心理健康大排查，他是异常数值偏高的几个人之一，我还专门找他谈了话。

他对学业比较悲观，虽然大一刚开始，但觉得压力很大。我劝慰了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无力。学校心理中心虽然说很重视这种排查，但都是把结果下发给学院，让辅导员和班主任谈话，把谈话记录上交就完事了，后续也是让我们关注学生罢了。

前几日，班长有向我报告小桂时不时旷课的情况，我也找他来谈话了，小桂还是那副闷闷的样子，不太回应我。我真没想到他会出走。

迷迷糊糊睡了几个小时，天一亮，我早早去到办公室，马上找班长和其他同学了解他情况，又去向领导当面汇报，再次看了一轮他的基本资料找线索，就等着看他回不回来了。

天渐渐黑了，晚上9点多，大家上完自习回到宿舍，还是没见小桂。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立马打电话给家长，家长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想法，他们也很慌，试着打了几个电话给他也不接。10点多了，这孩子到底在哪儿？我又接着打，小桂最终接了我的电话。

我又气又累，整个人非常疲惫，还要耐着性子磨他，套他的话。我终于坚持不住了，想到这一年来的辛酸，几百个学生扛在肩上的责任，这一天的担惊受怕，我在电话里对着小桂就哭出来了。那一刻，我真的撑不住一个“老师”和“知心姐姐”的角色，整个人都垮了。小桂在电话那边也慌了，连忙安慰我——可能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哭得哇哇叫的老师吧。

他又答应我，明天，明天一定回本市。

挂了电话，我擦擦眼泪冷静下来了。虽然还带着哭腔，但也开始理智地汇报、通知家长，让家长来学校等着，商量办法。小桂的话不能信，他什么时候回来，就让他爸妈什么时候把他接回家。

做完一切，我洗了把脸，心里想着，是时候找机会辞职了，也在朋友圈毫无避讳地发了段心中的委屈——是啊，我到底为什么要给几百个孩子当妈啊？

我在朋友圈发泄情绪，不少朋友都来安慰（作者供图）

接下来几天，小桂还是不见踪影，不接我电话，但会回复我短信。同学们看他的QQ空间，看到他去过长沙，还发了一些暧昧的语句。我想，会不会是去找喜欢的女生了，女生是高中同学吗？我就去找小桂的同乡同学，辗转找到他的高中班主任电话，跟对方联系。对方马上答应帮忙，说她也努力打电话劝说小桂回来。

做到这样，我自觉已经尽力了，我实在没有其他法子了。小桂是成年人，他和我们还算有联系，报警是不会立案的。我们只能等，希望他没有掉入传销窝，希望他真的会自己回来。

过了一周左右，班长突然给我打电话——小桂回宿舍了！我马上让他们几个男生看着他，别刺激他，不让他出门。然后，我带着他家长和班主任赶到宿舍。

我看着孩子远远走过来，头发长得像鸟窝一样，裤子还有泥点，走近了看，脸黑黑的，也不知道是脏的还是晒黑了，裤子膝盖上还破了个洞。我叹了一大口气，又心累又心疼，根本不想说话。班主任和家长迎上去数落他，我就在一旁静静看着。后来小桂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心理困扰，学不进去，压力很大，不想读了。家长帮他办理了休学，把他带在身边照顾，说再找机会去看心理医生。

收拾完宿舍要走的那天，小桂来看我了，他剪了头发，换了新衣服，整个人精神很多。他满脸羞愧看着我说：“老师，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明年我要是回学校复学的话，再来找你。”

看着他那样子，我都生不起气，只有心疼。我本来想抱抱他，但觉得不太合适，只摸摸他的头说：“好好照顾自己，你这么年轻，还有大把未来，别钻牛角尖。”

他说明年还会来看我，但我明年还在这儿吗？

经历了小桂之后，我的工作热情大受打击。圆圆也说我，太放感情到学生身上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新手老师”作风。

也许是吧，我是爱操心的性格，本以为当辅导员游刃有余，却被困得动弹不得。学校有针对学生的心理疏导，什么时候也给承受诸多心理压力的辅导员安排上？

5

2020年的寒假快到了，看着学生干部逐渐成长，新生班级管理逐步上了轨道，我打算过完寒假，就离职走人。辞职报告打印出来后，我盯着这张纸，陷入了沉思。

一年多以前的我，对辅导员生活充满了激情，希望与年轻人为伴，做他们大学生活中的带路人和好伙伴。但这种初心我已经找不回来了，我承认自己实在懦弱且世俗，每月拿着到手3000块出头的工资，精神压力巨大，转岗也没个盼头。每每想到这些问题，心中总是充满失落。

我抬头看看周围，圆圆还在训斥逃课的学生，玲姐在打电话交代家里人去接孩子，还有老师提早下班，挥挥手让我们打个掩护。在家乡本地高校工作确实安稳，说出去都是份令人歆羡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氛围，连绵不断的负能量，这真的适合我吗？这个问题，从我入职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每次我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好好待着，但每次都有更“精彩”的经历去坚定我离开的心。

表面上安稳，心却一直动荡不安，这种自欺欺人的“安稳”，我才不要。趁自己还有转圜的余地，还有改变的冲动，我不再犹豫，抓起辞职报告，往书记办公室走去。

肖书记看着我的辞职报告，没劝什么，只问我：“找好下家了没？自己生活要顾得上，做好计划才走人。”我撇撇嘴，眼眶有点发热了。

我在这个单位，首先舍不得的是学生，第二就是这位老学工、老书记。她总帮我们出头，体谅我们的工作，刺头的学生交给她，没有搞不定的。但我去意已决，下一个单位已经联系得差不多了，我只能深深谢过她，说：“书记，你也看到我这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实在不想做了。我也和家人商量过，还是决定辞职，往更好的城市拼一把。”

她看看我，叹了口气，唰唰签了字，拍拍我的肩膀说：“加油哦。”

我跟她保证，我一定亲手把学生好好交代给接手的辅导员老师，把材料都交接完再离开。就这样，我一边等着我的辞职报告层层审批，一边交接工作。本来打算寒假回来开学后再收个尾，和学生道个别，就安心离开了。

谁能料到，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凶猛来袭，全中国的秩序都被打乱了。我很自然地跟随学校的节奏，投入到联系学生、确认学生情况的工作当中。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不熟悉他们的老师接手，学生会不信任甚至不配合工作，我不放心。

我们每天收集新增病例轨迹，电话联系每一位身处高风险区的学生，尤其关注湖北籍、武汉籍的同学，每天的行踪都要报备。全体同学都要每天测两次体温，监测自己的健康情况，上传到系统里。辅导员每天监控，督促学生百分百要填完数据。有时候遇到些懒散的人，舍长通知不上，班长联系不上，我打家长电话不接，我都试过大晚上的千方百计找到他村委的电话，联系上学生才算放心。

对于学生的“远程管理”，谁都没有经验。刚开始确实兵荒马乱，反复有新的表格要填写上报，花费了大家很多精力，随着形势逐渐稳定了，表格的形式也稳定下来了。

后来，学生们一边上网课，一边要分批次返校。学校要进行封闭式管理，全体老师也参与到教室、校舍的大扫除中，打扫、消毒、重新设置教室，还到车站去接学生，分流发热学生送医，配合市里做好防疫工作。

我开了多次线上班会，学生们很着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也不清楚，只能一遍遍安抚他们：“在家好好待着，到学校来干嘛呢，学校封闭式管理，还不如家里方便呢。”

我也有私心，期待学校能让他们返校，想见他们最后一面。是的，虽然因为疫情很多事情都停滞了，但我的辞职流程仍在继续。我在下一个工作单位那里争取到了最迟的入职时间，想好好照顾好学生再走。

但时间一下子滑到了6月中旬，圆圆的毕业生都回来领毕业证了，我的19级新生返校依然无望。

于是，我召开了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线上班干会议。以往我都是关掉我这边的摄像头开会的，但这次，我从一开始就让大家看到我的脸，我想让他们多看看我，别忘了我。

我把正经的班会内容传达了之后，啰里啰唆地说了一大堆对大家的期望，叮嘱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好好度过剩下的大学时光。到最后我才说：“下个学期开始，就由新的辅导员刘老师带大家啦。我因为个人原因要离职了，真的舍不得大家。”

由于线上会议都关了语音，我也看不到学生们的脸，宣布完消息后的几秒钟，感觉不舍迅速在我的胸膛发酵，静默充斥了我整个房间。但有学生开始在对话间打字了，然后一行行不理解、不舍、困惑的句子争先浮现。我看了一会儿，情绪也上来了。我关闭对话间，对着屏幕上一个个学生的名字，假装轻松地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各位的知心大姐姐，我以后会在XX市工作，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联系，我的电话一直不变。还有话跟我讲的可以私聊啊，下面由刘老师给大家讲几句。”

把主持交给刘老师后，我马上关闭摄像头，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因为线上会议无法全部容纳400多个学生同时在线，我只能跟这几十位班委用视频告了别。最后跟所有人的告别，只是我在年级大群打的一小段话。没有到每个班级看着他们的脸认真说再见，是我这段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

我离职之后，曾经的学生助理给我发的信息，对我来说真是情感暴击。（作者供图）

后记

离开辅导员岗位已经一年多了，我捡起自己的专业，离开了家乡，在更大的城市里某个单位继续干宣传。虽然还是很忙，但终于不需要为那么多学生负无限的责任了。我偶尔还和圆圆、大伟他们聊聊天、吐吐槽。他们说我：“你就是太有责任心，才把那么多担子放在肩上，要不是你给自己加码，其实这份工作也不至于那么累。你想想，一年两个大假，什么都值回来了。”

也许吧，我笑笑，也不想深究了。

回想起来，从事辅导员这个职业真的付出了太多，收获更多的却是不理解。在一些大的社交平台、问答网站搜索“辅导员”的信息，弹出来的都是学生们的吐槽，描述手握权力的辅导员对学生如何进行“压榨”“剥削”，用词实在生猛。

跟我要好的学生里，只剩下一位曾经的班长还与我时常聊天，路过彼此的城市，还会见面相聚。其余的学生互动很少，我有时会在空间里看看他们的动态，八卦一下他们的近况——谈恋爱了，挂科了，拿奖学金了，入党了——但也仅此而已。

我带的两届学生，都只分别带了一年。可能在他们心里，我只是他们学生生涯里中的小小过客，但他们每一次带给我的感动和“惊吓”，我都深藏心中。如果他们在往后的人生里，偶尔还能记起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做过的一件事，我就很知足了。

千山暮雪，各自珍重吧。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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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迟到了11年的婚房，盖起来了

去年过年，我回家很晚。

那是腊月二十九的中午，我迎着南面群山驱车前进，山下是我长大的地方。斜上方白晃晃的太阳一动不动，仿佛被冻结在了天上。

我眯着眼睛将车子开下柏油路，又开上进村的水泥路，小路蜿蜒在一片不着边际的农田里，路边偶尔有几座挂着锁的砖房，房子旁边是直径3米的机井，泾河断流的时候，村里就靠它们灌溉。

机井修建于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是2000年。在此之前，没有沙船的泾河只会发水，不会断流。再往前又出现了一排粗壮的水泥电线杆，直通向后山的石料厂，只是电线杆的顶端没有一根电线。

我想起之前在家乡群里看到的消息——“石料厂厂长李健被查判刑，石料厂被封停”——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电线杆下有一个耸动的黑影，影子是背对着我的，单膝跪在电线杆下，左手掌钎，右手抡锤，叮叮当当地砸着电线杆的底部，灰色的水泥屑溅进他的头发后再消失不见……

那是我的远房三叔，一个被鬼神遗忘了的人。

1

小时候，三叔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他第一次挣钱的经历。

那是1994年，一个没有风也没有云的夏日午时。麦地里干燥坚硬的麦茬，把刚满14岁的三叔脚腕和小腿上戳出了道道白印。足足45斤重的麦草包让他后悔自己不应该不吃午饭就跑来干活。被汗水濡湿的头发贴在头皮上，让他额头发痒，而湿漉漉的脖子和胳膊上沾满的麦皮，又让他浑身刺挠。

和三叔一起装车的，一共是三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雇主坐在不远处的树荫里，骂骂咧咧地嫌弃他们速度太慢。

八百多包，整整一个半挂车，终于在太阳偏西的时候装满了。顾主骂骂咧咧地从驾驶室抽出一沓防水布扔在地上，“一人30，拿去！” 此时，三人整个下午滴水未进，已支撑不住，也顾不上麦茬扎人，齐溜溜地躺在车边的麦茬里喘气。但听到这句话时，三叔突然就清醒了。翻起身来问：“不是说好一人50吗？”

“2个小时的活，被你们干了5个多小时，还想要50？”雇主冷冷地说：“来，都上去，把防水布盖好再滚蛋。”

三叔从地上捡起一张20的和一张10块的，深深地塞进裤兜里，又从旁边的地垄上拔了一大把青草，团成个球，把钱严严实实地堵在了口袋里面，然后转身捡起地上的防水布扔上了车顶，随后顺着草包缝隙爬了上去。

他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两个伙伴，又收回目光看了看脚下金灿灿的麦草包。每一个包都是长约1米，宽和高都约50公分的长方体。他提着防水布走到车尾，此时的雇主正在驾驶室里寻找捆扎的绳子。三叔猛地扔掉防水布，像发了疯一样将麦草一包一包扔了下去，他的两个伙伴见状后，也都爬上了车。

装得太高的草包本来就摇摇欲坠，再经过他们的一番折腾，就像金色的雪崩一样，呼呼啦啦地滚下车来。雇主听到声响后拽着绳子跑了出来，一边跳骂着，一边抡起绳头去抽打他们，三个伙伴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就卸掉了约1/3的草包。随后一个个像蚂蚱一样从另一侧跳下车，跑了。雇主追了几十米就放弃了，只是弯着腰伸着脖子破口大骂。

——这是三叔初一放假后的第一天，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两年后的一个下午，三叔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四奶奶正做着午饭。三叔的父亲走进厨房，将高中录取通知书递给正在拉风箱的三叔，三叔看都没看一眼，就用火钳夹开灶火门，径直把通知书扔了进去。四爷爷赶忙夺过火钳去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三叔嘟囔到：“这最烂的高中有啥上的，不去。”

四奶奶一擀面杖擂在三叔的肩膀上：“你个亏先人的！我和你爸一天天起早贪黑的供你读书，结果好不容易考上高中了，你还不去？那你早说呀，我累死累活地在造纸厂里捞草，一叉草就要三十好几斤，一捞就是一晚上……”四奶奶话没说完，三叔则扔下风箱就走了。

四奶奶以为他还会像以前一样，天一黑就会回家，还在锅里热着饭等他。可谁都没有想到，可能就连三叔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扒上去包头拉煤的火车，远远地离开了村庄。

2

我曾问过三叔扒火车是什么感觉，他说：“不好，又饿又冷。”

三叔说，他是上了火车后才知道扒车容易跳车难的，除了饥饿之外，就是满腹的愧疚——只要一想到四奶奶着急的样子，他的心脏就一揪一揪地痛，好几次都想拼死跳下去，可一想到如果四奶奶见到了他的尸体，那可就真的要了老人家的命了。

整个晚上，他都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泪流满面，也是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并未真正的长大。

到了城里，三叔很快就被一家兰州拉面的老板收做学徒，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段雅琴。她是距离我家两里路的段家村人，面馆老板的侄女。

三叔和段雅琴是在2000年确定的关系，在此之前的整整三年，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三叔都会帮段雅琴煮面。

我第一次见段雅琴是在三叔家里，那时我还很小，只记得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把拽住疯跑的我，摸着我的头给了我两颗水果糖，我也没顾上多看她几眼，抓着水果糖就跑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念书住在外婆家，所以很少见到段雅琴，以至于我现在回忆起来，总是不能清晰地描绘出她的模样，只能想象在三叔口中，她只生在左边脸颊的酒窝，想象三叔经常提起的，第一次见到段雅琴时，那两条粗黑油亮系着红头绳的辫子。想象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背影，令心气高昂的三叔只看了一眼就沦陷了一生。

2001年，三叔学成归家，四爷爷卖掉了积攒了几年的粮食，又去贷了款，给三叔在镇上开了一家饭馆。开张那天，段雅琴和三叔并排站在一起迎接客人，他们一年多的恋情就此公布于众。

四爷爷曾经告诉我，自那天以后他就坐不住了，他说：“儿子带着媳妇回来了，当爸的能不着急？”于是没过几天，他就带着烟酒进了段雅琴的家门，段雅琴的父亲段进财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贩过粮食，贩过水果和蔬菜，最后又做起了收废品的买卖。四爷爷曾在人民公社时期做过队长，所以段进财认识他。

寒暄几句后，四爷爷表明了来意，他说：“既然两个娃娃情投意合，又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不如就把事情定了吧？”段进财不说话，四爷爷又续道：“况且雅琴也是个女娃家，整天在饭店帮忙，也该有个说法，莫等时间长了别人说闲话。”

段进财却不着急开口，慢悠悠地回了句：“等等吧，老哥哥，等娃娃饭店里的事情稳定下来了再说嘛。”

四爷爷走后不久，段进财就去了三叔在镇上的饭店，待了整整一天，碰见了很多熟人，算是给自己的女儿正了名。临走之前，他叮嘱段雅琴每天下午早早回家，又给三叔撂了一句：“侄儿，你爸也是太老实，当了十年队长，连一间砖瓦房都没弄下。”

一语道破天机。三叔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缺陷”，只是之前，它只和三叔的一日三餐有关，所以他从来没有在意过。

时间很快过去，三叔的饭店生意一直很惨淡，只能维持每日用度，少有余钱。眼看着房子一时半会不可能修出来，段进财也没有丝毫松口的意思，段雅琴只能每天回家后编造谎话拖延时间。可三叔知道钱是硬头货，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就这样到了2002年底，一场大规模的禽流感席卷而来，牲畜一死一大片。街上到处都是卖羊卖牛的人，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降价、再降价，这也总比死了强。到后来，一只羊才卖二十多块。

三叔和段雅琴决定赌一把，他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在少有人去的山上承包了一大块荒地，买了三百多只羊。三叔认为，只要和外界隔绝，羊群就不会有事。他和羊群住在同一个窑洞，十多天才下一次山，每次下山后就径直去饭店带上段雅琴准备的干粮，然后马上回山，尽量避免和别人接触。

尽管如此谨慎，病毒还是侵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三百多只羊剩下不到一百只。好在禽流感终于平息了，羊肉价格有所恢复，三叔虽然没有赔钱，只是赔进去了大半年的时间。村里人笑他，他只能跟着强颜欢笑：“没事没事，路是人走的嘛。”

一天下午饭店关门后，三叔站在门口看着段雅琴低着头幽幽前行的背影，想起自己之前总是嗔怪她不会好好走路，老是蹦蹦跳跳的。再看看如今的段雅琴，总会委屈地嘟着嘴说：“哦，知道了。”三叔立在台阶上，感到喉咙一阵一阵发紧。

这些都是后来三叔给我父亲说的，他说，也是从那天开始，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他就是想拼命，也找不到方向。

3

李建是禽流感过后不久出现的，他西装革履地开着小汽车，从南方的大城市回到了村里。

如果说段雅琴的出现是给三叔的生命里注入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段进财的出现是给三叔摊牌了生存之道，那么此刻李健的出现，则是让三叔感觉，自己人生终于找到了方向。

李健找到三叔，说自己在南方一家工厂旁开了家中介公司，工人要进工厂得来找他，工厂要招工人也来找他，“一个萝卜两头削，挣钱就跟玩一样”。现在他计划在另一家工厂旁边再开一家公司，可是资金不够，只要三叔肯投资3万块，就带着三叔跟他一起干。

等四爷爷知道消息的时候，三叔已经卖掉了饭店。四爷爷气坏了，这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照四爷爷的说法，就像要把汗滴进土里才能长出好麦子，“人哄地，地哄人，很简单的道理嘛，挣钱哪有这么容易！”

四爷爷把住大门不让三叔出去，当时我正趴在四爷爷家院里的杏树上摘杏子，看到三叔焦急地在院里转圈，满眼都是眼泪，一遍又一遍恳求：“你就让我去试一下吧，爸！开饭店不挣钱，真的不挣钱……”四爷爷不理会，只是锁了身后的大门，坐在门槛上抽烟。

李健久等三叔不来，本想过来看一下，可他刚一敲门，四爷爷就骂道：“滚！你今天要是把我儿拐走，老子砸了你家的锅！”

李健跑了，三叔攥着卖掉饭店的3万5千块，对把在门口的四爷爷吼道：“你当初当队长的时候，把我妈堵在田垄上，当着全村人的面从她怀里掏出了她偷掰的两个玉米，让我妈几年都抬不起头！你害了我妈不够，现在又想害我！你是想让我打光棍吗？你看看这土房烂院，你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干出来，你凭什么管我！”他刚一喊完就冲进了厨房，再次出来时，左手的小拇指已经不在了，三叔伸着血淋淋的左手吼道：“你再不让我走，我就剁光它！”

三叔走了，带着3万5千块，带着残缺的手掌。李健的车就停在三叔家门口不远处，段雅琴也在。

三叔走之前对段雅琴说，一年后，一年后他会修一个全村最好的房子，然后风风光光地娶她进门。段雅琴哭得像个丢了玩具的孩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焦急地跺着脚说：“不要大房子，我不要大房子！我就要你快回来娶我，我等你回来娶我……”

三叔给他擦眼泪的时候，她扬起脸说：“你别走了好不好？你别走了，我这就回家找我爸，他要是还不同意我就喝农药……”

三叔还是走了，一去就杳无音信。

段雅琴每天都会来四爷爷家打听三叔的消息。她总是满怀期待地来，唉声叹气地离开。有时候，她会长久地坐在他俩曾经的那个饭店的台阶上。只是那时候，饭店已经被一家药店取代了。

一年转眼就过去了。2004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段进财在我们村口的棋摊上看棋，我在不远处和同伴们玩弹球。

段进财的眼睛盯着棋盘，手却一直捣鼓着身后三轮车里刚收来的废品。随着天色渐晚，他越来越低地弯了腰去看棋盘。段进财敞开的衬衫衣襟一直在下棋人张丰年眼前晃悠，张丰年烦躁，不停地用手去撩那满是汗味的衣襟。

张丰年后来说，自己感到有沙土掉进他的衣领与头发里，他愤怒地抬起头，看见段进财左手拿着个改锥，不停地剜挑着拿在右手里的一根小拇指粗细的黄铜管，沙土便从那铜管里淅淅沥沥地撒下来。他刚想大骂，忽然眼前一闪，耳边响起一个炸雷。

经警方调查后，大家才知道，段进财手里拿着的是一根雷管。段进财的右手被整个炸飞，左手只剩下了三根手指。张丰年被抢救了过来，但他失去了双眼，额头上也留下了一块核桃大小塌陷下去的坑。

四爷爷去医院看望段进财的时候，段雅琴的眼泪又一次濡湿了早已哭肿的眼睛。四爷爷临走时翻空了口袋，将120块钱偷偷塞在了段进财的枕头下面。

段进财出院时已经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出院没过多久，张丰年的老婆就开始上门索要赔偿费，起初还缓和些，后来越催越紧，不止一次翻了脸。段进财没有办法，只能打起段雅琴的主意。他知道附近的人都清楚段雅琴和三叔的事情，所以偷偷托关系，打算将她远嫁外地。

段雅琴要远嫁贵州的事情，当时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临走时，她来四爷爷家留了一封信给三叔，又塞给四爷爷120块钱，说这是还给四爷爷的。

她一个人在三叔的土房里待了很久，洗掉了三叔所有的衣服，只有那件满是油污的围裙，段雅琴临走时带走了它。

4

段雅琴走后1个月，三叔就回来了。不像当初他自己想象的那样，他什么都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了自己和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

三叔一到家倒头就睡，刚一睡醒就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四爷爷知道他要干什么去，低声说道：“别去了，人走了……”

我听到三叔回来了，赶忙过去找他玩，可三叔根本不理睬我。

三叔想连夜奔赴贵州，尽管他完全不知道段雅琴究竟是在贵州的哪里，尽管他身无分文，可他一秒钟都待不住。

四爷爷这次没有锁门，只说了一句：“娃，你这是害她，她为啥会嫁那么远，你不知道吗？”

那个夜晚，三叔蹲在那条曾经段雅琴蹲过无数次的台阶上，无声地哭了一夜，他的身后是他和段雅琴曾经嬉笑打闹，真真切切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4年了，从活泼开朗等到郁郁寡欢，从人生的朗朗晴天等到阴雨绵绵，他让她输得一干二净，赔掉了清白名声，只落下个远嫁他乡。他想要挽回一切，可现在的他就是拆掉一身骨头，也不够一张车票钱，更别说拿出9万块钱彩礼，还掉她家里欠下的债。

三叔躺了一个多月，他翻来覆去地思考一个问题——钱是什么。

是啊，钱是什么呢？他自问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任何人，可偏偏就只因为钱，就要让他遭那么多的罪，就要让两个明明互相喜欢的人彻底分开。人人都说情比金坚，可没人在乎，人人都说金钱粪土，可谁都离不开。所以，钱是什么啊。

从那天起，三叔成为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完货”。在别人眼中，他活着仿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等死。

他年年外出打工，年年空手而归，当别人问起他时，他就拍拍肚子说：“全进这了。”那时候我不懂，以为三叔天生就是一个只知道混吃等死，直到我长大后，才知道三叔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活法——他虽憎恨钱，但又不屑受嗟来之食，所以只能一边生活在世俗里，一边和世俗抗争。这难免不被人理解。

可三叔，却一直都是这样。

2008年年底，李健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每天都带着各种各样的人进出我们镇的后山，不久后，那片曾经叫做长沟的地方就建起了一个石料厂。

往后，那里总是传来爆炸声，路上的车辆也越来越多，它们不分昼夜地疾驰在村外的混凝土小路上，小路很快破碎塌陷露出黄土，随后黄土又被车上颠下的石子覆盖，就这样层层叠叠，短短一年时间那条路基就高出了十来公分。

到了2010年，政府补助村民修房，补助金额由本人家庭情况决定。政策刚一下来，四爷爷就扑上去努力争取，这个曾经以“傻队长”著称、一辈子不占便宜的老人，此刻却开始倚老卖老起来，他坐在镇长的办公室里，高声诉说着自己的贫穷与困难，最后甚至搬出了自己当年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种种功绩，说他一辈子没占过国家一毛钱的便宜，自己已经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现在一定豁出这个老脸去。他的眼角挂着混浊的泪珠说：“我再不能害了我的儿子……”

其实四爷爷就算不去闹，这批补助金的名单里也有三叔，毕竟三叔的事情村里人都清楚。

补助金下来后，四爷爷用我父亲的手机打了好几次电话叫三叔回来修房子，可三叔不愿意，只说：“把补助金让给别人吧，我不需要。”

最后四爷爷气急败坏地说：“你以为老子是给你修呢，老子是不想死在土房里，老子要死也要死在砖房里！”

三叔还是回来了。那座曾经被段进财嫌弃的土房终于还是变成了平地，原先的房基上码起了层层红砖。生活似乎还是有希望的。

5

也是在那一年，村里的“小康屋”纷纷投入了建设，这基础建材价格随之水涨船高。村里人为了省钱，纷纷去后山的石料厂去拉石粉代替沙子——说是石粉，其实那都是一些混着土和石块的边角料，拉回来以后要过好几遍筛子才能用。

起初，石厂的人也都任由村民去拉，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废料，反正是要处理掉的。拉的人多了，沙厂的老板找到了李健，商量一番后，决定禁止村民再去后山拉免费的石粉。

村民却认为，这整个山都是村里的，凭什么由他李健说了算。日子仍旧继续，李健眼看没有办法，最后动了恶念，雇了几十个外地的混混，打算一举断掉村民们拉石粉的念头。

那天，去拉石粉的队伍里三叔也在。他和十几个毫无准备的村民被几十人围住，用钢管打倒在地。

三叔对我说过，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的情景，当时的他都已经装好车走远了，突然听见后面响起乱哄哄的打喊声，他回头看到宝娃父子和其他村民被人围住殴打，想也没想就拽起铁锹冲了回去。在混斗中，他看到远处的李健用手指了指自己，给身边的三人交代了什么，那三人就提着钢管朝他冲了过来……

三叔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那时正是农闲时节，我父亲每天都会抽空去替换四爷爷照看三叔。所有拉石粉的人中，三叔是受伤最重的一个，肋骨断了两根，右手小臂骨折，左侧颅骨开裂，左耳永久性失聪。

李健见事情闹大了，一边用钱堵住混混们的嘴，和他们撇清了关系，一边挨家挨户给受害者塞钱。其他人本就受伤不重，此时见有钱可拿，也都答应了不再追究。只有三叔，他躺在病床上把十万块钱扔到李健脸上，恶狠狠地骂道：“杂种，只要老子还活着，这辈子你都别想好过！咱们新仇旧账一起算，你等着。”

三叔康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安局撤了案，父亲极力阻拦也拦不住他，他对民警说：“我可以不要任何赔偿，只要让李健也和我一样在医院躺一个月。”

民警们好心规劝了他一个上午，告诉他现在是法治社会，打人是犯法的，不要一时冲动犯错。三叔见他们不肯放自己走，只能保证自己不会寻仇。可他刚一出派出所，就揣着一把刀去了李健家里，李健仿佛知道三叔不会轻易饶了他，早就跑去了外地。三叔扑了个空，但仍不死心，他天天守在李建的家门口，四爷爷劝了他好几次，可白天把人硬拉回家，一到晚上他就又偷偷溜了出去。最后四爷爷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报警，警察们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三叔，直到他写了保证书才被允许离开。

三叔回到家后，宝娃来安慰他，“哥，这回就别再胡思乱想啦，日子还是要过呢。”

三叔却说：“李健那个杂种就是我的日子，你们的日子是为了自己活好，我的日子是为了让李健活不好！”

“哥，别再说这种傻话了，话说回来了，咱们不是也有不对的地方嘛，那石场本来就是人家的……”

“放屁！整座山都是公家的！”

“可人家包了，人家掏钱了……”

第二天，三叔拎着把锤子和铁钎出门了，他来到麦田里，来到矗立在绿油油的麦苗中的那根电线杆下面，他看着电线杆顶端通向后山的高压线，在电流的嗡鸣声中，隔壁麦田的朱守仁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切。他听到三叔喃喃道：“对，山是公家的，可人家包了，这地是公家的，可老子也包了！”

三叔说完就半跪在地上，然后把铁钎搭在电杆的底端，抡起铁锤砸了起来。他左手掌钎，右手抡锤，叮叮当当地砸着电线杆底部，灰色的水泥屑溅进他的头发后消失不见……

天色微沉的时候，电线杆的底部几乎被整个掏空，三叔撂下手中的工具，微微助跑后一脚蹬了上去，电线杆晃了几晃，三叔再次助跑蹬了上去，电线杆轰然倒塌，电线被扯断时，几千伏的高压电在断口处抽出了一米多长的耀眼电弧，随着电弧断裂，本来泛着微光的后山刹那间一片漆黑。

6

三叔被判处赔偿李健31万损失费的时候，他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李健不敢亲自来要赔偿金，只能叫厂里的副厂长来要。副厂长每次回去后，都会非常无奈地对每一个人说：“一个连电线杆都敢拔的人，我他妈能有什么办法。”

他说不管他去多少次，三叔只有一句话“我只是拔掉了我麦田里的东西，凭什么赔钱？”

“那怎么能说是你的呢？那是公家的！”这个来自南方的男人说他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接这么一句话，尽管他知道接下来三叔会说：“那山是不是公家的？他李健那个杂种凭什么打我！”

而每一次谈判的结束语都是一样的，三叔会说：“你让李健自己来找我。”

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期间四爷爷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个老人到底没有听到新房上梁时的鞭炮声。

四爷爷过百天的时候，我被父亲要求去三叔家住几天，表面上说是陪陪三叔，实则是为了盯着他别干傻事。

我过去的那天下午，副厂长又来到三叔家里，这是他第五次来了。他告诉三叔，如果不服从审判，他们就会告诉法院，让三叔去坐牢。三叔躺在炕上，语气平静地说：“我不会坐牢，我会杀了李健，然后吃枪子。咱们重新洗牌，重新来。”

副厂长走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清明节的前一天，段雅琴也来了——离开6年，这是她第一次回来——两年前段进财死她都没有回来。

那天，三叔正准备做饭，段雅琴的突然出现让三叔显得很拘束，他望着眼前这个有些发福的女人，扭扭捏捏地说了一句：“回来啦？”

段雅琴笑着接过他手里的改锥和饸烙面床子的底子，坐在了就近的台阶上。她一边熟练地通着底子，一边说到：“回来给我爸扫墓。”

那天，他们就在院子里说了一下午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知道时隔6年，三叔再次吃到了段雅琴做的饸烙面。

第二天一早，三叔就去了石料厂，他问副厂长自己能不能来石料厂上班，每个月只要给点生活费就行，其他的用来还债。这个南方男人思考了良久，最终答应了他。

三叔从小聪慧，学什么都比别人快。父亲还记得他们小时候，不管什么玩意三叔只要看一遍就能模仿着做出来，时不时地还会自己创造一两个新的玩意，他小时候做的筷子枪、链子枪，还有什么滑轮车、弓箭、木刀木剑，现在还在他家废弃的牛圈里堆着。最让我佩服的，是那柄四爷爷一直都在用的、可以伸缩的烟锅，听说那是三叔看了《铁齿铜牙纪晓岚》后得到的灵感，这个灵感又从孙悟空的金箍棒中得到了升华。

于是三叔就偷偷掰掉了电视上的一根天线，当天晚上，当一家人都望着屏幕上的雪花发呆时，三叔嘴里噙着他新发明的烟锅走进了家门，他一边走着，一边炫耀似的推拉着，使它变换着长短。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三叔就学会了开挖掘机，并且开得非常好。人们总是可以看见他开着挖机在别人不敢去的陡坡上工作。

那是2011年，三叔的工资已经涨到每月8000块了，全村人都替这个过去的“完货”感到高兴，甚至都有人开始张罗着给他说媳妇了，忽然有一天，石矿出现了坍塌，三叔和他的挖机被整个掩埋。村民们在消防兵的帮助下，前前后后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找到了挖机。

当时，人们看着渐渐露出来的驾驶舱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驾驶舱并没有变形太过严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三叔在驾驶舱里，多半能保住一条命。可随着挖掘的深度越来越大，人们发现驾驶舱里空无一人。

找挖掘机只用了3个小时，可找三叔却用了3天。毫无疑问，三天后大家找到的只是一具尸体。

按照合同，石料厂里需要赔付三叔20万，受益人是段雅琴。

段雅琴拿到钱后，还清了三叔之前所有的欠款。然后，用剩下的4万块钱彻底盖完了三叔家里那座新房，那座迟到了11年的婚房。

一年后，段雅琴再次从外地回来，她打开了三叔家的大门住了进去，并且带回了一个小男孩。

尾声

很多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段雅琴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她嫁过去九个多月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她的丈夫虽然怀疑她婚前就已经怀孕，但又不排除早产的可能。在这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下，他们充满暴躁的婚姻只维持了4年，段雅琴带着一身的伤痕离了婚，独自一人带着这个被怀疑的儿子在外奔波讨生活。

当年段雅琴结婚的时候，三叔正挣扎在以李健为头目的传销组织里，而这个同样命运多舛的女人，遭受了太多不该遭受的罪。令人安慰的是，现在她回家了，回到了本该就属于她的家，虽然一直在等他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突然想起人们挖出三叔时的情景，当时他的脸虽然蒙着厚厚的灰土，可仍旧掩盖不住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他的左手护在头顶，右手紧紧地捂在胸口处。父亲在给他擦洗身体换寿衣的时候，从他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保存得非常平整的信封，封口里掉落下的信纸上只写了短短两行字——

小强哥，我走了。

我多想跟你过一辈子，给你洗一辈衣服，做一辈子的饭。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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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喊·山》剧照

被乡霸丈夫逼死的天之骄女

前言

2018年年初，我陪妻子回娘家。那日大雪初霁，我俩出门散步，在妻子的母校门口偶遇了她的初中同学美霞。 久别重逢，她俩自然是欣喜不已。一番问候过后，已经人到中年的两人便忆起了校园往事。临分别时，美霞突然幽幽地说：“日子真不禁过啊！一转眼，白老师去世都20多年了。她当年走的时候还不到30岁呢。”说着说着，美霞的声音哽咽了，妻子的眼眶也泛了红。 回去的路上，我问妻子那位白老师那么年轻就走了，得的是什么病？她听了，垂头怔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白老师没得病，她是上吊自杀的。” 我心中陡然一凛，一时说不出话来。妻子开口，断断续续向我叙述了这段往事。

1

1990年秋，我进入乡里唯一的一所中学就读。开学第二天，当英语老师走进教室里的一瞬间，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

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老师，她身材颀长，足有1米7，皮肤白皙，柳眉杏眼，还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彼时乡村女教师大多穿裤装，偶有穿着裙子的，也是深色系，只有这位女老师白衣飘飘，像是刚从挂历上走下来的美人。

“我叫白雪梅。”她向学生们做自我介绍。

从这天起，白老师就成了女生宿舍夜聊的焦点。大家都憧憬着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她那样的人：有一份好工作，穿美丽的裙子，举止优雅，幸福地度过一生。

相处的日子久了，我们渐渐知晓了白老师的一些个人情况，比如她已经结婚生子。可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秘密：白老师好像从未笑过。绝大多数时候她的脸总是僵硬的，冷冰冰的，偶尔会流露出一些茫然、哀愁的神色。

一次，班里的一个男同学摸黑起床，误将鞋油当牙膏，弄得满嘴漆黑被送去医务室洗牙，隔壁班老师听后都忍俊不禁，但白老师只是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依然没有笑模样。

后来我们又惊讶地发现，白老师在学校里好像没有朋友。每天晚饭后，没有工作任务的女老师都爱搭伴去操场上散步、聊天，唯有白老师从食堂出来后就径直回宿舍。在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是独行。

到了初一下学期，我们学校放麦收假，学生们都回家帮父母干活。我在割麦间隙和堂姐聊天，无意间说起了白老师和她的白裙子，在县高中读书的堂姐很惊讶：“啊？她现在敢穿裙子了？”

她说，白老师以前带课的时候一直穿长衫长裤，连教师节、学校开庆祝大会这种女老师都穿裙子的日子，她也穿长衫长裤。好像是因为男人老打她，白老师怕露出受伤胳膊和腿遭人笑话。

我们学校位置偏僻，周边多是茂密的树林，上下学不方便，所以采用寄宿制。入学时，很多学生会推来满满一车小麦抵餐费，每个宿舍住50多名学生。

1991年9月的一天深夜，大家睡得正熟，我猛然听见一个恶狠狠的男声：“都别动，老子带着刀呢，谁出声，老子宰了她！”

深更半夜，女生宿舍进流氓了，50多个女生一时吓得六神无主，都像鸵鸟一样把头紧紧地埋在被子里。坏人的脚步声十分清晰，大约几分钟后，一个女生突然哭出了声，随后更多的人哭了出来。几分钟后，宿管老师慌里慌张地跑进来，坏人早从窗户跳出去了。

第二天早自习，学校领导临时决定给男女生分别上生理卫生课。我们的班主任、教导主任都来了，他们先安慰了被流氓猥亵的女生，随后保证说学校一定会加强管理、秘密调查，“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领导语重心长地劝诫我们，不要将昨夜发生在女生宿舍的事情说出去，除了会损害学校的声誉，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最终，女孩们都选择了沉默。

在之后的日子里，学校的确加固了女生宿舍的门窗，还在周边的围墙上插满了碎玻璃。女生就寝前也会再三检查，确保安全。

可是真正令大家恐惧的，远远不止这些。

彼时，学校政教处有一群“老师”，他们大多是乡里的干部子弟，都很年轻，穿得花里胡哨，除了在操场上抽烟喝酒，有的还留长发。政教处的工作很清闲，主要负责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如果有学生胆敢在校园里抽烟喝酒打架，他们就会把犯错的学生抓进政教处的“小黑屋”里惩罚。

之前，我们宿舍的女生从来没有和政教处打过交道。自从发生了深夜猥亵事件后，政教处就开始秘密调查，50个女生都成了被询问的对象。一天晚自习，我们班的小红被带走了，她的床位就在宿舍的窗户旁边，政教处的人说有话要问她。

等我们回到宿舍，发现小红正呆呆地坐在床边，眼眶泛红。大家忙问怎么了，她垂着头，沉默半晌才说：“他们净问一些让人恶心的问题，临走时还故意碰了我一下，气死我了。”

说完，她就趴在床上哭了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这天晚上，很多女生都没有睡好，害怕自己也会被政教处的人拉去盘问。

第二天晚自习，白老师突然来到教室，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她负责看晚自习。大家都很讶异，因为按照惯例，自习的值班老师都是班主任。

几天后，政教处的人来到我们班，点名让正在上晚自习的美霞去政教处一趟，“了解情况”。我和美霞是前后桌，也是好友，她生得俊俏，就是皮肤有些黑，外号叫“黑牡丹”。被点名后，美霞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但我也无能为力。

这时候，白老师走了过来，主动说陪美霞一起去。不到10分钟，她俩便回来了。夜里我们问起细节，美霞长吁了一口气，说她们到了政教处，那些人看到白老师都客气得不得了。只简单问了问，就让美霞回来了。

“白老师还让我转告大家，说之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政教处来领人说去调查，就让咱们赶紧去办公室找她。她陪我们去。”

“政教处的那些人那么狂，怎么怕白老师呢？她又不是领导。”有人感到不解。

另一个同学小声解释，说白老师的男人一家好像都在乡里当官。

之后的日子，白老师果真又陪几位女生去了“小黑屋”，只是政教处的秘密调查毫无进展，最后无疾而终。

2

3年的初中时光转瞬即逝，1993年盛夏，我毕业了。一天上午，我去邻村赶大集，在集市上遇见了一个小学同学，她一眺见我就兴奋地喊：“你们班的美霞考上中师了！”

那个年代，能考上中专或中师，对农家子弟而言，是比现在考入重点大学还令人振奋的。因为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就有工资贴补家里了。听到这个好消息，我连东西也顾不上买，就骑车去了美霞家。当时正是农忙时节，但美霞家里已聚集了不少来道贺的亲邻，一片喜气洋洋。

我们吃罢午饭，美霞父母就叮嘱女儿，让她下午带上礼物去班主任李老师家取录取通知书。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毕业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会统一邮寄到学校，再由各个班主任分拣、分发。

我和美霞收拾着她父母准备好的东西，正准备出发，院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位乡邻引着白老师走进来，她急匆匆地推着自行车，风尘仆仆，衣裤上还溅了不少泥水。

进屋后，她顾不上喝水，就从皮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牛皮信封，又从中缓缓抽出一张纸郑重地递给美霞。接过一看，正是市中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白老师，录取通知书不都在李老师那里么？”美霞问。

“我从他那里要过来的。美霞，这是录取通知书，你一定要收好，一定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白老师。之后，我去了一所普通寄宿高中读书，听上初中的表妹说，白老师依然不笑，而且身体好像不大好，经常犯头痛。

到了1996年农历新年前夕，我突然得知白老师上吊自杀了。人都说白老师是被她男人逼死的，她的娘家人去乡政府告状，之后又想去县里，但半路被人拦住了。

出殡当天，白老师的丈夫马文贵披麻戴孝跪在队首。一些老人说，在我们乡里，近几十年，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按照本地传统，亡者的晚辈要披麻戴孝，但夫妻之间是不用的。除非生者曾犯下大错，对亡者心中有愧，才会披麻戴孝以期求得原谅。

几个月后，马文贵就被调到外县工作，又过了几年，马文贵的父亲也从乡长的位置上退休了。没多久，他就去了外县，和儿子一家团圆。

2003年国庆节，我们初中同学组织聚会，宴请当年的老师们。

饭毕，大家在母校的操场上合影留念，当摄像师让我们高喊“茄子”时，坐在前排的美霞突然低下头，满脸泪水：“对不起，我突然想起白老师了，要是她现在还活着，那该多好啊。”

1996年秋天，美霞从中师毕业，被分配到初中母校做老师。在一次闲聊中，她好奇地问前辈耿老师：“白老师当年为什么要嫁给马文贵那种人？过不下去，离婚不就行了么？”

白老师生前，就有很多传言说她嫁到马家是因为贪图夫家的富贵，挨打也是自己选的。

耿老师和白老师是同村人，曾是师生，后又成为同事，他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耿老师听了美霞的话，勃然变色：“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是有人在故意作贱小白。但其中细情你们就别问了，前些年我因为替小白鸣不平，没少被人报复打击。我倒不怕他们，可我老婆孩子怕啊。”

当时的耿老师还没退休，有所顾忌，所以不敢在白老师的问题上多说什么。时隔多年，马家人都搬走了，既然有学生再提起白老师，耿老师索性说了个痛快。

3

1969年，白雪梅出生在一个清苦农家。她父母生下这个长女后，又接连生了两儿一女。

雪梅长到七八岁，就能给全家人做饭洗衣了，上了小学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父母本打算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待女儿小学毕业就让她回家料理家务、照顾弟妹，但看到雪梅成绩优异，再加上老师们极力劝说，就拼尽气力供她读初中。

在耿老师眼中，白家大丫是一个爱笑、爱学习、又特别顾家的孩子。

雪梅进了中学，同届学生500多名，她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前几。任课老师都说这个女娃是个考大学的苗子，但父母实在没有能力供她去县里读高中了——如果让雪梅继续读，家里的两个男孩就读不成书了。

当时，村里的一些小伙子听说雪梅不读高中了，纷纷回家央求父母托媒人去白家探口风。这时的雪梅十五六岁，已经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俊俏丫头了。但这些有意结亲的人都被白家婉拒了，他们说雪梅要考中师。

在80年代中后期，若谁家的孩子考上中专或中师，可是光宗耀祖的事。不但户口可以“农转非”，毕业了还能捧上铁饭碗。相较于中专，提前录取的中师更受寒门学子的青睐，因为免学费，国家还补贴生活费，毕业了直接分配做老师，收入稳定还受人尊重。

这直接导致考中师的竞争更大、录取更难。在这所偏僻的乡镇中学，很少有学生能考上中专，更遑论中师了。可雪梅做到了，经过几轮考试和体检，她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考取了市里的中师。

得到消息，整个学校都沸腾了，校门口贴上了大红喜报，雪梅家所在的村庄也放了很长的鞭炮，大家还准备在村部放一场露天电影——自从十几年前，村里的大耿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雪梅是本村第一个考进城的读书人。

那天，雪梅笑得很开心，同村的耿老师嘱咐她赶紧去班主任马老师家领取录取通知书，“一定要多带些东西，多说些好话”。

当时，雪梅的班主任就是马文贵。他在十里八乡颇有恶名，做老师是“迫不得已”。他的父亲是乡长，生了几个女儿才得这个独子，从小对他溺爱骄纵，百般呵护。马文贵读书不行，长大一些就和狐朋狗友们四处打群架，到了1983年，“严打”开展得轰轰烈烈，乡长父亲担心儿子撞到枪口上，就动用关系将他安排到乡中学做团委干事。但马文贵秉性未改，常借势欺压同事，大家敢怒不敢言。

到了1984年春，不知何故，马文贵又自荐做班主任，学校就让他带雪梅他们班。

雪梅曾经跟旁人说，她非常讨厌这个新班主任，说他“举止言行都很恶心”。

那天晚上，马文贵突然去了白家，说是来送录取通知书的。雪梅父母赶紧热情招待，他却说不麻烦：“这录取通知书我可以给雪梅，但你们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谁都想不到，这个“条件”竟然是要雪梅念完中师后就嫁给他。

雪梅父母震惊不已：首先这两人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了近10岁，论辈分，雪梅还得管马文贵叫“叔”；再有，马文贵的父亲是乡长，而自家是种田的泥腿子，门不当户不对。

马文贵不理会雪梅父母的婉拒，直说自己当时去学校，一眼就看上雪梅，“要不然，我为啥非要当她的班主任呢？”

“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雪梅突然抢了马文贵的包，疯狂翻找，但里面空空如也。马文贵笑了，说自己压根没带通知书。

雪梅父母说孩子考学不容易，求马文贵不要为难他们，马文贵却说只要雪梅答应嫁，他明天就把录取通知书带来，领着她去办各种手续，“雪梅跟了我也不亏啊，我保证你们全家以后都吃香的喝辣的——但咱们丑话也说在前头，如果你们想到上面去告我，那我就说我今晚已经把录取通知书给你们了，是你们自己弄丢的。”

“另外，在咱乡里，我大（方言：父亲）若站着，没人敢坐下。之前咱乡里那些告状的人，哪个有好果子吃了？”马文贵还提到了雪梅的两个弟弟，说他们长大也是要读书的，就算不读书也要在这庄上讨生活，“哪头轻，哪头重，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夜里，雪梅抱着母亲哭了很久，第二天一早，马文贵就领着她去乡公所办各种“农转非”手续。一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和雪梅处对象了，雪梅低着头，一言不发。

不知情的乡亲都感到非常惊讶，议论纷纷，有的觉得雪梅瞎了眼，竟跟这个孬种处对象；有的则认为她看上了有钱有势的马家，是提前给自己觅了个金窝。

4

1984年秋天，雪梅去市里的中师读英语专业。马文贵每个月都要去市里一趟，逢人便说自己进城看对象。尽管到了学校，他总是吃闭门羹。

1987年，雪梅毕业了，按当时的政策，她被分配回自己的母校教英语。彼时的马文贵已经是学校的团委书记了，自从雪梅上班后，之前很少到校的马文贵就像变了一个人，不仅每天都来，还恨不得粘在雪梅身边。

一次，学校召开茶话会，马文贵借机当众宣布自己和雪梅要在年前举办婚礼，欢迎大家去观礼。大伙儿面面相觑，有人想说几句祝福的话，但雪梅却一脸冰霜。

几天后，马文贵离校办事去了，雪梅的心情看起来很好。晚饭后，大家去操场边的大杨树下乘凉，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小伙子捧着一束花向学校走来，还喊着雪梅的名字。

雪梅有些羞涩，欢快地迎了上去，之后跟同事们介绍，说他叫小郝，是她中师的同学，也是她的男朋友，现在在湖东镇中学教英语。大家惊得合不拢嘴，雪梅就将马文贵当年如何威胁、强迫自己的事和盘托出。

同事们听了，都义愤填膺，但有几个老教师表示担忧，说雪梅不嫁容易，但日后马文贵肯定会在工作上欺压她，甚至还会弄些下作手段破坏她弟妹们的前途。

一旁的小郝忙说，自己已经把雪梅的遭遇告诉了做校长的姑父，恰好湖东镇中学缺英语教师，姑父就给县教委打了紧急报告，申请把雪梅调过去。教委的领导是姑夫的战友，已经口头答应了，“如果快的话，下个月雪梅就能调过去，等我俩站稳了脚跟，就把雪梅的两个弟弟全转到我们镇里的小学……”

可是一个月后，雪梅并没有如愿调到湖东镇中学去。又过了一个月，高材生小郝竟被调到湖东镇最偏僻的一个村小去教副科了。

马文贵气呼呼地来到大办公室，站在雪梅身边说：“一个小小教书匠也敢和我马家掰手腕，也不撒泡尿照照。他要是再敢纠缠你，我就让他连老师都当不成，你说呢？”

1988年农历新年过后，马文贵和白雪梅举办了婚礼。

婚后，马文贵被调到乡政府，分到了政府大院里一套住房，但雪梅却坚持住学校的单身宿舍，不愿和他同住。为此，马文贵常殴打她，以至于在酷暑炎夏，她都要穿长衣长裤遮伤。

那段时间，马文贵经常跑到学校闹事。有时，雪梅正和男同事讨论业务问题，疑神疑鬼的马文贵远远看到就会大骂对方“勾引别人老婆不要脸”，甚至还会动粗；有时，雪梅和女同事聊天，马文贵看到就会怀疑她们在说自己的坏话，让别的女老师“离我老婆远点，别带坏她”。

这样一来，同事们都不敢接触雪梅了，她越来越孤单。

就在这年冬天，雪梅怀孕了，马文贵才放下拳头不再打她。后来，她生下一个儿子，马家办了上百桌宴席来庆贺。儿子出生后，马文贵继续和一群狐朋狗友鬼混，有时彻夜不归，等雪梅休完产假，儿子就被送到马家祖宅，由爷爷奶奶和保姆照顾。

在产后的那段日子里，雪梅依然常住学校的单身宿舍，而小郝一直没有结婚，90年代初他选择停薪留职，去南方打拼。到了1995年，小郝衣锦还乡，希望和雪梅再续前缘。

雪梅提出离婚，但马文贵一口回绝。他说白雪梅生是马家的人，死是马家的鬼，这辈子休想和那个孬种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若是她不管不顾地跑了，他就会到十里八乡说白家不要脸，出了个私奔的女人，“让你爹娘和弟妹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还会告诉儿子他有个私奔的娘，“让他一辈子都恨你！”

马文贵又朝雪梅挥拳头，一直站在门外的小郝赶紧冲了进去。最终，雪梅没有走。

1996年农历新年前，按照本地风俗，女儿要回娘家送节。

雪梅买了一刀肉，一些点心，准备回娘家。她原本想带着儿子一同去，但小家伙有些发烧，她只得将马文贵唤回来照顾儿子，自己独自回去。

依往年的惯例，雪梅是要在娘家住一晚的，但她实在担心儿子，晚饭后就心急火燎地赶回去。到镇政府大院时还不到晚上8点，送她的大弟骑车回去了，她取钥匙开门，发现门竟反锁着。

敲了很长时间，里面也无人应答，她担心煤气泄漏了，忙敲左邻右舍的门，请他们帮忙撬锁。正当大家准备将房门踹开时，门却开了。马文贵披着棉衣出来了，问：“你不是要在你娘家过夜的么，怎么跑回来了？”

雪梅问孩子还烧不烧，马文贵说不知道：“你一走，我就把他送到我妈那里了。”

雪梅和众人道了谢，正要进门时，屋内却突然走出来一个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刺鼻得很。雪梅怔怔地站在那里，一言未发，马文贵在众目睽睽下，搂着那个女人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众人气愤又不敢言语，最终各自散了。

第二天上午，保姆带着孩子回家找妈妈。刚打开门，就吓得魂飞魄散，拽着孩子跑出来，一路摔了好几个跟头。大院里的人见状，忙围上去问怎么了。后来有人说白老师自缢时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也有人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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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驴得水》剧照

被骗进城的他打了个职业拳王

如果不是刚刚练拳的我跟拳馆余老板喝了顿酒，心血来潮将一个与事实不太相符的“广告贴”扔进“贴吧”，初中辍学后就在家种地的阿浩，可能还会继续在黑土地上过着悠哉的日子。至少，不会坐一天一宿绿皮火车来到这里，投身到一个并不为常人所知的行业——职业拳手。

1

在火车站接到阿浩的那一刻，我倒吸一口冷气。虽然此前我已在电话里得知他刚满17周岁，但没想到他如此矮小、单薄，身高不到1米7，体重也不足三位数。这与我想象中强壮又彪悍的职业拳手形象相差甚远。

阿浩身着一件土得掉渣的羽绒服，话不多，有些腼腆，红着脸跟我打了声招呼后，便忙前忙后地倒腾着他那两个大行李箱。倒是陪阿浩一起来的女孩、自称是他女友的琪琪，很健谈，明显稚嫩的脸上努力挤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行李还没上车，就开始各种刨根问底：“拳馆到底靠不靠谱？”“有多少职业拳手？”“拿过什么成绩？”不过，只比阿浩“入门”早了不到一周的我，只是个义务帮忙出车接站的司机，做不了任何有营养的解答。

把行李塞进后备厢之后，阿浩一屁股坐到后座上，琪琪自告奋勇地坐到副驾，天南海北地跟我聊着，又在话里话外打探着我到底是不是这家拳馆的老板。当她得知我只是一位热心帮忙的普通大众学员时，笑得很开心：“哥，你这车得一百多万吧？像你这样的有钱人都在这家拳馆学拳，这家拳馆肯定不错，看来这次我们来对了！”

我不置可否，转而望着后视镜，问出心中的疑惑：“阿浩，你为什么要做职业拳手啊？”毕竟从这俩孩子的衣着打扮来看，近万元的训练费，对他们来说应该也不是小数目。

“嘿嘿，我喜欢。”

琪琪长叹一声，又接过话去：“哥，你是不知道啊，他就跟个精神病似的，除了打拳不知道干别的了。你说咱农村出来的，哪有那么多钱去干这个啊。这不，他跟全家人都闹翻了，自己跑出来的，钱没少花不说，让人骗那么多次，自己还是不长记性！”

我不再言语，内心深处生出一股莫名的负罪感。虽然拳馆招收职业拳手这事千真万确，但里面具体是怎么回事，往后具体如何运营，我一个纯凑热闹的“菜菜鸟”，自然不会了解太多。尤其当我听说阿浩在其他几家拳馆踩过雷后，更有些不放心——毕竟，我能看到的，只是拳馆余老板在一位上私教的业余菜鸟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素养和能力，至于其他的，我很难为一个只认识一周的陌生人去“背书”。

拳馆离火车站有段距离，几乎横穿整个市中心，阿浩坐在后座上看着窗外，并不言语。而琪琪则丝毫不掩饰对大城市的兴奋与向往，举起手机各种拍照的同时，不时给阿浩打着气：“你看这座城市多繁华啊，大哥一看也是正经人，跟你以前遇到的那些山猫野兽真不是一路子的。咱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拳馆练，争取早点打出成绩来，咱也在这安个家，也买台像大哥这样的车……”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有选择的机会，我绝对不会选择这家拳馆——一个充斥着雄性荷尔蒙的地方，有各种体液的痕迹与气味，还算情有可原，但破败又肮脏得连放屁都能激起一阵灰尘的环境，实在有些令人作呕；不仅洗不了澡、连卫生间门都不带锁的恶劣条件，更让我每天上午做完运动得顶着汗臭去上班。

然而，在10年前，这里确实也是我在本市能找到的最纯粹的专业拳击馆，至少没有那些五花八门的南拳北腿，更没有最被国人所热衷的、充斥着各种花活的跆拳道。体制内拳手出身的余老板虽然不懂、更不善经营，但在专业方面，他是我能接触到的最棒的人。那时绝大多数国人还认为拳击是项“打架”的运动，动辄5000多的年费、300元/节的私教课费用，在这座二线城市也算得上是天价，所以，真正不差钱更不怕“挨揍”的大众学员，连同我这种偶尔露面的都算上，拳馆里也就区区20几位。

尽管余老板提出的条件苛刻到有点趁火打劫的味道，但奔波上千公里来到这里的阿浩没得选择：训练费加住宿近万，伙食自理，日后打比赛的“经纪人分成”也偏向余老板（具体条款，双方都得保密的）。但阿浩与琪琪全都无条件接受了，他们看着墙上余老板与国内外各种拳击大咖的合影，眼中有藏不住的仰慕和盼望。

聊上一会儿，按捺不住对拳击热情的阿浩，便由馆里一位菜鸟选手带上拳台。琪琪各处再转了转，就说要赶火车回家。余老板建议阿浩送女友去火车站，已经满头大汗的阿浩忙不迭地开始换衣服，却被琪琪无情地呵斥住：“送什么送，我这么大人还找不到家怎么的？你就听教练的话安心训练，早点打出成绩来就行，钱的事不用你担心！”

送琪琪去火车站的路上，看着她恋恋不舍的样子，我忍不住问：“既然你那么支持他，为什么不留下来陪着他？”

“唉。”琪琪长叹一口气，用手指尖偷偷地抹一下眼角，随后又恢复了伶牙俐齿，“你们这帮有钱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老家有份工作，我不回去打工，他吃什么喝什么又拿什么交学费？”

那一刻，我对她肃然起敬——阿浩有位这样坚强无私的后盾，他不想打出成绩来都难，唯愿这俩孩子的梦想，能早日实现吧！

可就阿浩那身板，我对此是没啥信心的。

2

我过两天再去拳馆时，余老板当着阿浩的面，对我说：“他是块练拳的好苗子，这孩子将来肯定能打出成绩。”

开始我以为，这只是灌给阿浩的励志鸡汤。但对拳击有了更多了解后，我才发现，阿浩真的是块打拳的好苗子。他的身高臂展和体重的比例很好，而且他那种小级别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很多，也更容易出成绩，更重要的是，这孩子的性格，简直就是为拳击而生的。

拳击的训练，尤其职业拳手的训练，异常枯燥，近乎残忍。因为它是所有搏击类运动中最简单的，但越简单的东西，对细节的要求就越高，对体能、反应、意志力的要求也更高。除开每天早上10公里以上的体能训练之外，让更多刚入门者主动放弃的，是那近乎摧残人的意志与耐性的“抱架”训练。每天几百次、上千次地去磨同一个动作，性子稍微急躁点的，少数人会像我这样急头白脸地跟教练谈条件、改训练计划，更多的人则是气急败坏、扬长而去。

阿浩的性格很稳，更能忍耐，尽管他之前确实走了不少弯路，也跟错师傅，养成了一些很难改掉的动作习惯，但他总是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弥补这些劣势。终日低头不语的他，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拳击，做完教练安排的训练，还在不停地收集各类比赛的视频，钻研着自己的打法。

上天总是不会辜负努力的人，阿浩的勤奋让他的技战术水平突飞猛进。半年后，在余老板的安排下，他已经开始混进体制内的市队、省队打同级别的交流赛了。虽然每次都会被揍得鼻青脸肿，但随着他屡败屡战，比赛经验也在突飞猛进，每次遭受痛击所暴露的问题，更是他继续努力的动力与方向。

拳击分体制内拳击和职业拳击，相较于那些从几岁十几岁就进各级体校进行训练的体制内拳手，职业拳手大多半路出家。但体制内比赛，即使奥运拳击比赛，也只是戴着护具的3回合，以“打点”论胜负。而职业拳击，则是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4回合起步，以观赏性更强的击倒或者技术性击倒为最终目的。所以，更凶猛的职业拳击对体能、意志力的要求更高，职业拳手面对科班出身的体制内拳手时，基本上挨3个回合的揍是必须的，但只要扛过去，以后的胜负就未知了。

用阿浩的话来诠释体制内和职业拳手，那就是，“体制内拳手打输了，该干嘛还干嘛，反正有国家养着他们；但职业拳手要是打输了，就真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因为职业拳手，就是靠着打比赛赚钱为职业的”。

谁也未曾想到，除去训练和交流赛，阿浩人生的第一场“实战”，居然是真的实战。

阿浩始终是个孩子，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实孩子，过着终日训练、吃饭睡觉的苦行僧生活，面对着城市里的花花世界，他的抵御能力也很有限。一个家境不错的队友三番五次邀请他去酒吧后，他抹不开面子，还是去了。

当晚，那位队友的小女友在酒吧里跟5个酒蒙子起了点冲突。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丫头仗着男友是职业拳手，直接跟人家大打出手。两位同样小级别的职业拳手看起来瘦弱得跟“小鸡崽子”似的，酒蒙子们刚开始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更加肆无忌惮。

尽管没打过正式比赛，但日常训练中那几千几万次磨出来的不能再简单却直接有效的动作，让阿浩的队友两拳就打得两个酒蒙子下巴脱臼。游走在拳脚、酒瓶子甚至包括抡足了劲的椅子之间的阿浩，仅仅用胳膊推、用身子撞就让对手东倒西歪，而自己毫发无损，甚至还成功阻止了队友打出的第三拳。

与那些好勇斗狠的搏击运动不同，拳击手在围绳之外与别人动手，是行业里的大忌。那个队友被警察放回来后被余老板直接开除，而阿浩也被狗血喷头地骂了一下午。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职业拳手来说，耐住性子不出手的难度真的要比击倒那些没有经受过任何搏击训练的普通人要困难得多。而面对着众人的钦佩，阿浩只淡淡地嘟囔一句：“我没钱，赔不起。”

后来这一两年，我也就每周去一两次拳馆，和阿浩也没照几面，也没再见过琪琪。听余老板说，阿浩一直都在积极准备比赛。

3

2012年初，羽翼渐丰的阿浩，终于迎来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职业比赛。带着拳馆内所有人的期待，他和余老板一起飞去海南。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赛会方居然临时更改赛程，迎接他的第一场比赛，赫然是6回合的比赛。

通常来说，刚打比赛的职业拳手起步是4回合，等具有一定比赛经验与成绩了，才有资格去打6回合乃至8、10、12回合的比赛。比如泰森、梅威瑟、帕奎奥那种顶级拳王的比赛是12回合的，而通常够资格打6回合比赛的拳手是不会再去打4回合的比赛的。所以，第一次正式亮相的阿浩上来就是6回合，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看过他训练视频的赛会组织方，用高级别的对手给他“下套”了。

比赛的结果毫无悬念，但坚持6回合、最终以具有争议的“点数”告负的阿浩，已经赢得了对手和裁判的尊重。这种商业比赛的黑幕，其实也并不罕见，面对着赛事记者的采访，明显心有不甘但异常冷静的阿浩只说了一句：“回去好好练，争取打赢下一场。”

全力准备一年多的比赛输了，阿浩与那不算丰厚但很关键的奖金也擦肩而过。但日子还得继续，训练更不可能半途而废。为避免比赛中脑部遭受震荡所带来的后遗症，职业拳手之间高质量的比赛，每个月最多能打一回，打赢了，有个几千元，而打输了，这个月就必须得勒紧裤腰带。听说，为省钱，阿浩每天的生活费只用5元，我真不知道这点钱能吃什么负担着一位运动量几乎达到人类极限的职业拳手的一日三餐。但余老板说，没办法，馒头蘸腐乳也能解决。

谁也没想到的是，因为那场比赛是网络直播，虽败犹荣的阿浩替拳馆打响名气之余，也招来不少慕名而来的学员。向来冷清的拳馆逐渐开始热闹。我这种偶尔去的人，有时甚至找不到训练沙袋。按说，对于这间濒临倒闭的拳馆来说，这是件天大的好事。只不过，体制内出身的余老板，却把这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初尝甜头后，余老板把全部精力放到搞关系、拉赞助、打广告、招学员等“外联”上，这些事情他并不擅长，但却能明显增加收入。馆内越来越多的学员每日的训练工作，则直接交给阿浩等几个初出茅庐的职业拳手。

没办法，穷怕了，忽然有点钱，飘飘然地挥霍后，便急于去追寻下一次奇迹的光临。这样的状况，对于普通学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于每天必须训练3场的职业拳手来说，那基本等同于灭顶之灾，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教练的鞭策与指点，更把他们宝贵的训练时间基本上奉献给来上课的“菜鸟”们。

作为馆里名气最大的“头牌”，阿浩自然成了“总教头”，担负起每天午课、晚课两节课将近4个小时的教课任务。生性憨厚又对教练唯命是从的他，除了服从，也别无选择。剩下的，只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加练，而那些欧美比赛的视频，则成为他的日常教练。

那一年中，阿浩又打了几场比赛。他悟性很高，又刻苦努力，创造了一种狗皮膏药似的“拼打式”打法，有效地应对了那些体制内退役拳手“打完就跑”的“海盗式”打法。同时，他拼命三郎似的超人意志，总能坚持到比赛的最后一刻，但比赛的结果，却是全败。

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些比赛都是他的“首秀”的翻版，即使比赛过程做不了假，但从他遇到的对手们到裁判，却有太多的“说法”。无论是余老板因为某种原因安排阿浩直接给对手“刷战绩”，还是到人家的“主场”，面对那些名气大、关系广的圈里人的拳馆，人家都不可能给他任何公平竞争以及任何打赢的机会。

所以，阿浩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输，然后再回来带着菜鸟们上课，周而复始。

4

坦白地讲，我很欣赏阿浩这个勤奋努力又低调谦逊的孩子，但他来带我打拳，我不太能接受。他就像我学生时代遇到的一些蹩脚的老师，太多的道理，心知肚明，但就像茶壶煮饺子一般吐不出来、讲不清楚。对于我这种慵懒又时间有限的学员来说，我需要的是“师傅领进门”的效率，而非“修行在个人”的曲折。于是，我把训练地点改成健身房，尽管那些健身教练在拳击方面的造诣可能还不如我，但人家至少会说，而且能直接说到我的心坎里。

直到2014年前后，当体重再一次接近指针式体重秤的极限时，我才不得不再次回到余老板的拳馆。那时阿浩早已是那里真正的“总教头”，我甚至都以为他已经加盟拳馆成为全职教练了。除开上课和训练，阿浩并没有时间跟我闲聊，依然还是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我的体重彼时是他的两倍还带拐弯，带我这种人高马大的“大师哥”上课的，也只能是位大级别拳手。

某一节私教和大课在一起进行的课上，余老板罕见现身了，随后冲进来的是当年陪阿浩一起来的琪琪，这一次，太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彻底曝光。

看得出，披头散发的琪琪已经与余老板发生了不愉快，甚至已经大打出手。面对着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表情，琪琪连踢带挠地挣脱阿浩的阻拦，快步站上拳台，抹着眼泪当着众人指着阿浩的鼻子开骂：“你就是个大傻X，你说你来多少年了？打一场输一场，还不知不觉地天天给他当教练，他给你开过一分钱吗？你他妈的来这里就为了给他充当免费劳动力的，是不？”

众人面面相觑，余老板甩门而去，阿浩手足无措，琪琪又跺着脚继续骂：“你说打一场输一场，我们认了，免费当教练也算充当学费了，但这个王八蛋请客吃饭、带人唱歌，连去洗浴找小姐也让你们去买单，这还算是个人吗……”

那一刻，我彻底凌乱了。我也曾经在体制内球队混过几年，明白琪琪说的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即使我没有遇到过这样奇葩的教练，但或多或少的也曾经听说过类似的境况。我只是没想到，居然还能真有人把体制内运动队里的某些不良风气直接带进这种商业化的拳馆里，更直接去套路那些给自己交了不菲学费的孩子们！

后来，余老板直接报警，但出警的警察明显也不擅长处理这种纠纷，只能尽可能地调解，以避免事态升级。

那天之后，琪琪带着阿浩直接去了北京，明白太多圈内的内幕的她，决定去寻找能让阿浩真正展现自己实力的平台。这一次，琪琪毅然选择全程陪伴。在火车上，阿浩给我发了个短信：“哥，谢谢你这么长时间来对我的帮助与支持！”

那一刻，直接把这位心地善良却不谙世事的孩子带入大粪坑的我，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从那以后，我远离了拳击一阵子，主要是想远离余老板，虽然他还时不时地给我发个短信：“哥，干嘛呢？喝点啊？”我只能随便编个理由搪塞过去。

就如同体制内球员出身的我远离足球，即使我真的很喜欢这项运动，但这种喜欢，仅限于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时候去玩玩，再往深了去参与，可能剩下的只有无奈和愤怒。足球和拳击的区别在于，足球可以随时随地找个野球场，就可以与人分享快乐，而拳击只能去专业的拳房找到专业的拳手去对抗，否则，那可能真的会惊动警察叔叔的。

幸运的是，随着拳击热度的提升，大大小小的拳馆遍地开花。不幸的是，后面那几年，当我辗转市里几家拳馆之后才发现，开拳馆的老板和拳馆里的教练们，基本上都是余教练曾经的同门师兄弟或者弟子。每次我在新的拳馆露面，余老板总会给我的新教练打电话：“小兔崽子，你是不想在拳击圈里混了是不？敢挖我的墙脚……”

坦白地说，我认识的所有拳手们，无论性格还是为人，都很简单、纯粹。但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远离拳台的他们渐渐迷失了。随着拳击的受众越来越广，加上相关专业推广团队的介入，类似余老板这样的拳馆，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反正吹牛皮也不犯法，就算虚假广告，也顶多违法不追究。

从那时开始，我决定不再“坑人”，毕竟我早已“名花有主”，早失去了“喜新厌旧”的权利。当然，我只是个滥竽充数的大众学员，至于那些类似于阿浩的“误入歧途”的职业拳手，更没得选，当一张张稚嫩的脸开始看懂真相时，远离拳击圈，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余老板的余威，绝对不仅限于他那些几乎遍布全市甚至全国的“师兄弟”——可能只有在体制内运动队里待过的人，才会真正理解“师兄弟”的感情。所以，即便余老板的师兄弟未必喜欢这个家伙，但为了“师兄弟”的这份感情，还是很少有人会驳他面子的。

这也让我隐隐担心起去了北京的阿浩。据我所知，余老板拳馆里的职业拳手中，战绩最好的还真的只有阿浩。尽管在他出走之前，他的战绩也实在上不了台面。活“招牌”的出走，余老板在背后到底要如何编故事，就不得而知了。

5

再一次见到阿浩是在北京，已经是2018年。

恰逢出差无聊之时，我到位于国贸附近酒店的健身房活动一下，在前台领取更衣柜钥匙的时候，办公室出来的一位漂亮的健身顾问，居然主动跟我打招呼：“哥，你来北京啦，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

多年未见，我确实已经不认识眼前这位一副高级白领妆容的美女，简单的一番自我介绍之后，我才想起，这是琪琪啊。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她，早已不再是混迹于县城的“丑小鸭”。寒暄几句之后，她打电话把阿浩从中关村附近找过来，生拉硬拽地非要请我吃饭。

坐地铁赶来的阿浩，背着一个30斤以上的训练大包。成熟了不少，也强壮了不少，但依然还是那样羞涩腼腆，只知道一杯又一杯地敬酒，剩下的还是更加健谈的琪琪在喋喋不休。

果然，阿浩在北京的打拼之路并不平坦，但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已经到底了，不会再有比那更差、更黑心的拳馆老板了”。

藐视一切困难的阿浩，一如既往地努力和拼搏。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职业拳击平台多，大众接受度高，是小地方不可比拟的。阿浩在输掉的几场比赛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与潜力，让他遇到了真正的“伯乐”——当然，被剥削被压榨不可避免，但人家能给他提供平台乃至于交流、比赛机会，至少不需要再去给别人“刷战绩”乃至被“潜规则”了。而且那位“伯乐”人脉也深，即便七弯八绕知道他曾在余老板的拳馆待过，也无妨。

有这样的伯乐，阿浩自然顺利不少，除了能打上公平竞争的比赛，平日在拳馆给大众学员上的大课乃至私教课赚到的课时费，也能让他真正实现“生活自理”。日常营养、训练条件的改善，更让他在职业拳击的路上开始突飞猛进，直到向职业拳王发起了冲击。

自从阿浩离开余老板的拳馆后，除开偶尔去健身房进行些拳击训练，我压根不再关注这项运动，所以也无从得知在北京已经打出一片天的阿浩，已经拿到某项还算有些名气的比赛的职业拳王。

琪琪打开手机，将比赛当天的视频翻给我看。我看到伤痕累累却异常兴奋的阿浩在镁光灯下，拥吻着这位一路陪着她走过来的女孩。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为他们开心。

其实我多少也明白，这种商业包装色彩浓厚又五花八门的职业拳王，真正的含金量未必会有多高。我更清楚，阿浩的成功，更多的还是源自身后的经纪人乃至平台的支持。但无论如何，目睹过阿浩的努力与拼搏的我，认为他绝对配得上这个拳王的称号。

在那之后，小有名气又身价倍增的阿浩，不仅每场比赛的出场费已经超过5位数，而且还穿梭于各大拳馆和健身房，为那些不差钱的高端学员上着每节课动辄近千元的私教课。而一路陪着他走过来的琪琪，也已经成为一家著名的连锁健身房的金牌销售。

那一晚，我们喝下很多酒，对于在曾经那座城市的破烂事，大家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谈论更多的，还是他们一路在北京打拼的过程，尽管里面充满艰辛与苦涩，可更多还是希望与机遇。毫无疑问，两位来自黑土地的农家孩子，已经在北京打拼出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我问阿浩：“成了拳王之后，是什么感觉啊？”

阿浩回答的还是那么简短：“也就是那么回事吧，至少，曾经的梦想实现了。”

琪琪则直接说道：“其实，我倒宁愿他不当这个拳王，奖金看来确实不低，但你分我分他分的，各种扒皮，剩下来倒也真没多少。而且，当上个拳王，连私教课价格都成倍上涨，除了能提升拳馆的名气与价格，哪有那么多有钱烧得慌的人愿意花高价来上课啊？”

“是，这行的水确实很深。”她说的情况，我也毫不意外。

“唉，哪行的水不深啊？只要涉及到钱，就别谈感情也别谈节操了，但既然走上这条路，咱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能跟着人家的套路走了呗！”琪琪叹了口气，随即换个笑脸又举起酒杯，“哥，我和阿浩还得谢谢你，当年要不是你，阿浩也不可能走上这条路，至少，我们现在也算在北京站住脚了。”

他们遇到我，福兮？祸兮？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也可能，遇到这两位努力拼搏又锲而不舍的年轻人，一切的祸都会敬而远之。

我忽然想到一部著名的拳击电影《洛奇》里的台词：你，我，没有人，能打得比生活更重。但重要的并不是你能打多重，而是你能挨多重，并且坚持向前，你能承受多少并且坚持向前，这样才叫胜利。

后记

与阿浩和琪琪北京一别之后，又是几年各自的颠沛、求生。满以为，他们小两口最后会就此在北京留下，过上他们最初向往的生活。

2021年春节后，阿浩忽然给我来个电话：“哥，我在老家开的拳馆已经开业了，你有时间过来玩呗？”

“怎么想起回老家发展了？”

“嘿嘿，我要当爸爸了，在北京压力太大，疫情又各种反复，不太好混，我们就直接回来了。”

得益于高铁的便捷，好奇的我，于清明节前夕找了个时间去拜访了他们一下。

阿浩的老家是座中等规模的县城，他的新拳馆位于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临街二楼，150平左右。从布局到装修风格，看得出，小两口没少花心思，但不舍得花钱——训练器材基本能算五脏俱全，但狭小的洗手间依旧没有淋浴的条件。阿浩一路成长为拳王、乃至于跟各种圈内大咖的合影，贴满了拳馆的各个角落。正值上课时间，冷清的拳房里只有阿浩带着一位学员在练习。

一瞬间，我仿佛回到10年前，一切是那样的似曾相识。

“怎么想起干拳馆了？”我随口问已经挺着肚子穿着孕妇装的琪琪。

“嘿嘿，阿浩也有点名气，我又是做健身房销售出身，除了这行，我们也没什么可干的了。”满脸幸福的琪琪笑得很开心，又接上一句，“哥，你帮我们策划一下，研究研究怎样宣传和招些职业拳手来训练呗？凭阿浩的名气与成就，应该不难吧？”

我一时语塞。整整10年，这一切似乎是个轮回。唯愿这俩孩子的拳馆，多一些运动员的真诚与传承，少一些急功近利的套路。只是，我也明白，如果真那样的话，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大染缸里，他们的那间位于县城的拳馆，似乎根本没有活路了，除非奇迹能够再次上演。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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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啊，荒野 后篇》剧照

将镜头对准我们的家

1

妻子被推进手术等候区，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4楼。

身穿病服的妻子被推进手术等候区，家属就在这道门口止步。过道冷气开得足，小光感受到一阵透进内里的寒意。妻子转过头看向他，在自动门关闭之前，他从门缝里给她拍下一张照片。

上一次带着相机守在手术室门外，是4年多前女儿恩恩诞生的日子。见到丫头第一眼，那红彤彤的小脸蛋，让他心里甜得就要化开。“摄影师刘小光”的镜头自此从他所酷爱的街头转向家庭。

之后等待的4个小时，小光在门外来回踱步。周围嘈杂得很，有人痛哭流涕，有人求神拜佛；每当那道门从里边打开一次，整个走道立刻肃然无声。

小光望向窗外，人们推着病床行色匆匆。直到医生在门口喊出他妻子小潘的名字，他才恍然迎上前。

“切得很干净，给你看一下。”医生递来一只透明塑料袋，里边装着鲜红色的一小块。“好像半只蝴蝶翅膀，原来这就是甲状腺。”小光回过神来，再次按下快门。

手术切除的一半甲状腺，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春末夏初的江城正处于一年中最美好的光景里，去年解封时的欢欣犹在眼前。小光正忙着筹备参加一个艺术书展，小潘周六要送女儿去上芭蕾课。甲状腺乳头状癌，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猝然而至，搅乱了这一家原本的生活节奏。

在妻子诊疗疾病的1个月间，从检查、签字、准备手术，到术后接引流管、进行康复，小光是站在相机背后的那个记录者。

他拍下日间医院大厅人来人往的扶梯和深夜住院区空空荡荡的走廊，拍下妻子掩面抑制泪水的模样和她掉落在枕边的发丝，拍下病床前纠缠的管道和引流瓶里猩红的血水——病痛的残酷与妻子的倦态，在他的镜头下克制而又坦诚地展现。

妻子掩面抑制情绪，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早上，小光送女儿恩恩进幼儿园，再倒两班地铁去医院。疫情期间只许一个家属陪护，他戴着和妻子一样的辨识手环走进病房，喂饭、擦身。小潘伤口还敞开接着引流管，她想洗头，他就蹲在床边，垫起她的脖子，拿面盆来回接水一点一点地冲洗。

相机总是放下又拿起，戴着口罩呼吸之间，取景器上泛起一层薄雾；拂去雾气，透过取景器的观看，比肉眼来得更彻底。在框选构思的瞬间，他的心头被自责占据。

“其实那个时候不适合拍照，你知道吗，我拍的很多照片，手都是在抖的。”画面中，柯达电影胶片透出忧郁的蓝色调。此时端起相机已无关拍摄本身，每按动一次快门都关乎勇气。

但是，还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很多人喜欢去拍那些比较好看的，拍一些生活的快乐啊美好啊；但是如果说这些不好的东西，你没去记录，我觉得也很可惜”。

照顾完妻子，小光晚上回家再陪女儿做思维题、修客片。

2

进手术室前的小潘，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小潘躺在狭窄的推床上进了手术等候区，眼见周围躺着好几个病人，却悄无声息。听到丈夫在门外喊她小名，她转过头瞄了他一眼，强忍住眼泪心想：这时可别再让我看见你了啊。

自动门很快便关上了。那是第一道门，不久后她被推过一道又一道门，通往更深处。面对未知，她不由得心生恐惧。

前一天，女儿恩恩醒得很早，问她要离开几天？她也答不上来：“妈妈可能要住院了。”恩恩听完，抱住她的脖子，随即又背过身去，4岁的丫头，肩头一耸一耸地开始抽泣。一会儿，情绪平息后，她再转回身说：“妈妈我觉得你明天就回来了。”

推轮的滚动声停下了。她记起丈夫的鼓励：“没事啊，这个不是什么大病。”打上麻药，她数到“二”，便睡着了。

10多天后胶片冲出来，小潘发现了许多在当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那张在她术后昏迷时拍下的特写——原来在自己不知情的时候，家人就这样在旁边默默照顾着啊。一张一张照片，她看着看着忽然意识到：门外的人，比自己更操心。

小潘术后昏迷中，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我心目中很多东西不是用简单的、表面上的美来形容的。”小光拍到的画面里，妻子有着不少“双下巴”的时刻，脸上的雀斑也几乎不加修饰。在国内较为标准化的审美体系里，对于一位女性而言，公布这样的照片是否需要一些勇气？

“他表达的不是说为了看你的丑。”小潘觉得自己能体会相机背后丈夫的心思，“女孩子都喜欢美照呀。但是当你和他在一起看到了一些东西……你会觉得，人活得会越来越真实一些。”

“诶好，等一下！”是小光在按下快门前的口头禅。多年来，小潘对丈夫贯穿日常的拍摄动作已然习惯。唯一一次觉得烦，是生恩恩的那天。她躺上产床疼到极限来了气：“你给我把相机丢出去！”但她马上又想起那十几个小时里，每一阵宫缩来袭，丈夫都坚持帮她揉腰。孩子生完，他就在一旁打开电脑开始修前一天拍的客片。

“我是可以把情绪释放出来，但是作为他来说，他的情绪还要去左右掂量。其实把这些记录下来更刺激，更让他难受，你觉得不？”小潘问我。

医院楼下的走道，拍摄项目《喜癌》（刘小光\摄）

刚恋爱时，对于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除了感到开心之余，小潘可能更关注自己：你心思在我身上吗，怎么光想着你那些照片？

结婚那会儿，小潘和小光先后裸辞，小潘创业开起服装店，丈夫做起了自由摄影师，算是对彼此的一番鼓励。

恩恩刚满月时，夫妻俩带着娃出差进货，到了喂奶时间，就在别人办公室借一小块地儿，拿衣服遮一遮。一年下来，全国各地要跑上几十回，坐飞机也坐绿皮火车，一早推着共享单车、拖个大黑袋子进出批发市场，深夜埋在店内摊开的衣服堆里盘点记账……这些，都是夫妻俩共同扛下来的。

转眼携手步入婚姻第七年，她在他的镜头下瘦过、胖过、笑过、也哭过，从笑容青涩的女孩蜕变为眼神坚韧的母亲。小光长期以来对家庭的拍摄，使小潘看见他细腻的一面，她感到自己愈发了解他了。有时他们一起看画册、选片，小光拍的一些家庭客片会把小潘看哭；小光也做妻子店里的“长工”，不拍照的时候就守着店、熨烫衣服。

结婚时小光给小潘拍的婚纱照（刘小光\摄）

小光把《喜癌》这组照片放上个人公众号，身边朋友看完留下大段大段的话：“泪目……同样的医院、同样的病房、相同的情绪、相同的病……谢谢你拍出了我陪我妈妈经历过的那段住院时光，仿佛又带我穿越回去。”

小潘把这些留言读了又读，她想，这种真实的记录也许能弥补一部分人的遗憾：“过往的记忆点大家都能找到，但是记忆这个东西慢慢就会被后面发生的一切覆盖掉了……不是说小光把它拍下来了，我们就很幸福；而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有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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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光还没对妻子说起他心里的自责：“我做家庭摄影，其实并不好做的，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癌主要是因为心情焦虑、压力大造成的——他不禁想，如果自己还在外企里面，或者摄影事业做得足够好，妻子可能也不会得这个病。

作为一名家庭摄影师，小光拍自己的家人，也为别人家拍照。有别于影楼的亲子照相，家庭摄影师通常会进到客户家中或是与之相关的生活场所进行拍摄，创作出纪实与审美相结合的、定制化的日常家庭影像。他们多数身为娃爸娃妈，从自家孩子拍起，转而开始接单成为独立摄影师。这种拍摄形式在欧美十分流行，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2014年，27岁的小光辞去一家500强外企的销售管理岗，端起了相机。家人都在体制内，并不看好他这条路。刚开始拍照，他做免费拍摄、折扣宣传，月收入大概是在职时的1/10，和小潘谈婚论嫁时，没房也没车。

转眼他已经拍了“家庭”7年，一台佳能相机按下35万次，快门重装了2次；120、135胶片每年都用掉100多卷。小潘从未开口说过一句劝他回去上班的话：“家庭摄影是一个未知领域，它不像那种儿童写真。这个需要别人去接受，那就需要时间了。”

小光和小潘在服装店内一起看刚拍好的照片（Tamia\摄于2019年）

在国内的儿童、亲子摄影市场，唯美、精致是多数人的期待。

Lisa 是一位热衷给女儿拍照的上海妈妈，本地有名的影楼她几乎都光顾过。据她观察，影楼各有不同卖点，比如，她见过布置考究的一整幢洋房造景；有的则是通过服装吸引人，像她就给女儿尝试过传统韩服、嘻哈潮服、又或是国风京剧戏服混搭女团妆容，随着流行趋势，小妮子在镜头前切换着百变造型——她还见过一位朋友因为相中影楼提供的 Vera Wang 婚纱，特地从香港飞来上海拍婚纱亲子照。

在女儿还小时，Lisa比较在意摄影师的经验：“你要逗她，如果她看到你就不停地哭的话，就没法拍。就真的是一个接一个棒棒糖买，或者放音乐给她听，如果摄影师或者那些逗孩子的（引导师）一点没经验的话，就是像灾难一样一直在哭嘛。”

虽然影楼有时给 Lisa 的感觉“比较生产线、复刻模板”，但同时稳定的出品让她十分省心：“他们挺专业的，两个小时一般可以拍一个孩子。”

她和丈夫各有一台单反，平时带孩子出去玩、旅行时也喜欢自己拍照留念。至于请人来家里拍摄，Lisa 在朋友圈见过少数几位娃妈晒出的照片，这种抓拍会更自然一些。不过话说回来，平时的生活手机就可以记录，嫌画质不好的时候也有相机；如果说要拍家人之间的互动，现在有脚架、线控器，也并不难。

她也拍过一套居家感觉的照片，是花费数百租下一个摄影工作室的场景，自己带相机去拍的。画面里，女儿戴着可爱的花朵头箍，乖巧地坐在灯光熠熠的圣诞树和五颜六色的礼物盒前嘟起小嘴唇。“小到毯子，或者像它的绿植景观，每一样软装、配饰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它每一个小的点都是有（可以）拍出来的地方的，就是家里普通的呈现不了的，完全没有可比性。”

小光镜头下妻女的逗趣日常，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正如Lisa他们所觉得的，如今全民摄影的时代，请摄影师上门拍纪实风格的照片是否还有必要？这是小光在从业初期最常碰到的质疑。

他认为，在家庭摄影中，捕捉到“感动”和“真实”的瞬间大于一切。在他看来，耐看的家庭照片往往和拍摄对象的真实经历息息相关，有着能令人产生情感共鸣的记忆点，“我作为一个摄影师，要做的就是投入到这感情里面，不打扰地去拍摄这些情感的照片。”

7年间，小光拍过数百个家庭，而每一次和客户的相遇，似乎总有一些契机。

几年前，Tina 在下班途中逛到小潘的服装店，墙上挂着的一组拍孩子的照片令她耳目一新，聊天中和小光夫妇成了朋友。两年后，她有了儿子上上，便想到请小光来家里“照一组”。

小光在开始拍摄前，通常会事先花些时间向客户了解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脾气个性，以便在现场捕捉到更有意义的家人相处的画面。那会儿上上刚满8个月，小光向 Tina 详细了解了孩子的作息时间，确保拍摄以不扰乱孩子的生活为前提。

小光母亲正和恩恩玩着举高高，两人头发重叠出“杀马特”造型，拍摄项目《光是幽默》（刘小光\摄）

拍摄当天，小光从 Tina 丈夫带着上上出门买早点一直跟拍到孩子午睡。于是，上上“打着挑瓜”满床滚、边喝奶边抠脚的日常被定格；拍到一半上上要上厕所，小光索性拍下奶奶给孙子端尿的一幕，那时正好有一点阳光从卫生间的窗户透进来，在 Tina 记忆里，那个场面特别温馨。

相比过往的影楼体验，不用刻意摆姿势、不用注意表情管理，让 Tina 觉得放松；比较怕麻烦的丈夫对拍摄也挺乐意，他在电脑前边哄娃边加班的模样也被记录下来。此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4位长辈也都入了镜——Tina 认为，他们比自己承担了更多照顾孩子的职责，在儿子的亲子关系中，老人们同样重要。那次小光有一张抓拍到的照片，令她现在看到依然觉得感动：那天正好到了给上上每月称体重的时候，小小的娃娃被放置在婴儿秤内，大人们在床边或躺或蹲围绕着他，脸上全都笑盈盈的。

尝试过这次拍摄后，Tina 开了个人公众号，饶有兴致地发了篇图文记述拍摄经过，文末还放上小光的二维码：“如果你也喜欢，拿走不谢。”

如今， Tina一家已连续请小光拍了4年，每年将拍好的照片做一本照片书。画面里的上上从被抱在怀里喂奶，到坐在小餐椅上勺饭，再到现在和大人们同坐一桌，Tina 越看越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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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的绿皮火车，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小光在镜头前遇见过为了拍摄好不容易抽出时间的父亲，不厌其烦安抚着吵闹孩子的母亲，也见过在孩子面前逢场作戏的大人。他给严肃的爸爸戴上卡通眼罩，以幽默的形式去表达父爱；也让一对母女关灯体验“静静地来一次拥抱”，在旁悄悄记录下流露的亲情。

而每当镜头对准自己家，则是一种从内心层面与家人对话的过程：“你可以跟家人和解，用另一种方式，不是嘴巴。”

影像，似乎成了小光与家人交流的另一种语言。一次在整理为女儿拍摄的海量照片时，感叹时光倏忽的他，萌生了要给奶奶拍照的念头。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小光是在奶奶家长大的。蛇山北坡京广铁路边的6层楼老公房，存储着他儿时的诸多记忆影像：和奶奶在阳台上摘菜；趴在阳台铁栏杆看楼下的绿皮火车呼啸而过；夏夜睡在竹床上被火车声惊醒；每天早晨爷爷端着牛奶送到他嘴边；以及爷爷病重时，他躲在另一个房间打游戏机……逝去的美好和错过的悔恨在回忆里纠缠，记录当下的冲动喷涌而出。

想给老人拍照并不容易。经过小光的反复劝说，奶奶才勉强答应拍了几张。他问奶奶，以前是怎么照相的。奶奶说，那时候拍照充满仪式感，得穿戴得整整齐齐，自己去买胶卷，再拜托有相机的朋友帮忙“拍一拍”。

小光明白实物照片之于奶奶那代人的意义，便默默把那些照片冲洗出来，裱上框挂在家里。奶奶看见后很开心，甚至还向街坊领居炫耀。

奶奶的手臂，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老人在镜头前卸下了顾虑。低垂的白头、布满皱褶的手臂——小光直观地捕捉衰老，这并不是故意暴露丑态，去年他在一节线上摄影课中向学员解释：“这些纹理是一种从外到内的高级美”。

取景构图之间，他学会换位思考，耐心体会老人的一言一行，也愈加理解奶奶对家庭、对自己的心意。

武汉的夏天是出了名的热，年近90岁的奶奶为了省电费，常常不舍得开空调，有一次小光恰巧拍到了奶奶额头上汗珠滴落、眯起眼睛的一瞬——这样节俭的奶奶却坚持每次在小光来访时塞给他100元钱，嘱咐他“路上买点吃的，别饿着了”。他把这些钱攒起来，等到按下快门时，已是厚厚一叠。

这是拍摄，也是一种陪伴。小光每个月都会回几次奶奶家，带上女儿一起。恩恩还不会说话的时候，看到太奶奶，又是亲又是抱的，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喜欢之情。小光拍下祖重孙俩的温情互动，也仿佛与自己的小时候相连，与彼时的年幼无知和解。

汗珠滴落，奶奶眯起眼睛，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有一些人被小光镜头下的奶奶所打动，请他给自家老人拍生活照片。他曾带着一位女士和她的奶奶，重返儿时常去的游乐场，祖孙俩坐上跷跷板、秋千，老人笑得像孩子一般。不久后，客户给他发信息说，老人已离世，向他表示感谢。

还有一次，小光接到一位上海的妈妈 Lei 的拍摄邀请。一开始他以为只是拍孩子，沟通中才发现，对方是要请他去为这个家庭记录一段“特殊时期”——那次的拍摄地点，从客户家转场到了康复中心。

前年年底，Lei 母亲突发脑出血，年幼的儿子又不小心摔伤了手。“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从经济上、物质上、包括个人的发展，总体来说生活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节奏。”以往生活平顺的 Lei 首次感到直面“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好在母亲术后病情稳定，住进了康复医院，一家人在一阵手足无措中慢慢找到新的生活节奏。

Lei想找人记录下这种“乱中有序”的状态。她自己平时也一直用相机记录着家庭生活，照片在她的电脑里按时间排序归整为一个个文件夹，皆为“生活洪流中的一个个片段”。数年前 ，Lei 因爱好胶片摄影而在网上和小光结识，她认为家庭纪实拍摄“需要非常懂的人才能契合”。

恩恩与奶奶的亲密瞬间，拍摄项目《屋滴》（刘小光\摄）

拍摄前，小光打来电话请 Lei 提要求，以备事先做一些场景设计。但Lei拒绝“导演”，将记录的自由交给了自己信任的这位摄影师。在拍摄现场，Lei 发现小光是一个隐身的记录者，“手快、话不多”，多数时候站在角落里或蹲下来取景，观察一阵后“咔嚓咔嚓”拍完，就把相机放下了——这让 Lei 一家感到从容。

那段时间，Lei的父亲每天一早要带上备好的饭菜去医院服侍老伴，喂饭、擦身，老两口平日里照顾与被照顾的角色互相转换；Lei的母亲在器械上缓慢而努力地运动着右半身的肌肉；儿子则在拆掉手上的石膏后，帮忙推轮椅、给外婆做按摩，似乎瞬间长大。

照片定格下所有家庭成员默默为彼此做出改变的样子，Lei 十分喜欢小光捕捉到的家人间的相处细节——或许家庭摄影就和生活本身一样，都是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一个过程。

当然，也有偶尔因为误解带来的不舒服——那天在康复区，一旁还有许多老人被绑在器械上做着训练，场面苦楚而震撼。小光转过身镜头扫到了现场环境，病人家属见状马上冲过来，瞪着眼睛大骂：“你们摄影师只晓得拍照，发网上引来关注好赚钱是伐？” 他连声赔不是，当场删除了那一块区域的所有照片。

当天拍摄结束，Lei 一家留小光在家吃晚饭。小光和Lei的父亲喝了点酒，拉起了家常。那是2020年1月，不久之后疫情爆发、医院被封，Lei把母亲接回家后，他们再没去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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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江滩，拍摄项目《吾江之行》（刘小光\摄）

小光觉得，从事家庭摄影最大的挑战是“被人理解”，就好比榴莲，喜欢的人自然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则完全无法体会。

于“平凡之中见真情”的家庭摄影，看似门槛低，其实极为考验摄影师的审美积累与观察力，和顾客的双向理解与人情沟通也必不可少。比起网络宣传，通过亲身体验过的客人口口相传，对摄影师的口碑和业务推广来得更有效，所以连续找小光拍了几年的熟客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他选择保持较高的收费，对应所付出的心力的同时，也有助于直接筛选相匹配的客户。

拍摄之余，小光写推文、办分享会。家庭摄影很难冲动性消费，做这些，“客户转化率”也不会高，他干脆鼓励读者和听众去拍自己家——对于家庭摄影而言，过程体验远比拍出来的照片更为重要。“我觉得这个拍得蛮有意义，对他自己有意义，对我有意义，这是根本的问题。会有越多人去接受这个事情，而且是年轻人去接受。”

客片之外，小光还有10多个自己的拍摄项目同时在进行——无论是拍妻女、家里长辈、还是从小长大的粮道街一带和武汉的江滩边，他认为，摄影是一种对自我的延伸，而所有他拍的东西，都与“家”的概念紧密相连。“家的容量和边界是很大的，它可以是国，可以是自己的城市，可以是任何一个小时候的一个关系，或者是家里的某一个人，这都代表你自己。家庭摄影就是一棵很大的树，当它张开很多枝叶的时候，每个地方都可以发芽。到时候，你是不是一棵很健壮的树呢？”

有一些枝叶正在生根发芽。

今年上半年，小光已经接到超过5单专门请他拍老人的客片，超过了往年整年的量；现在遇到客户来咨询，他也不再需要对拍摄风格解释很多。除了个人的努力，他将这些变化归结于外部环境。

江边的树，拍摄项目《吾江之行》（刘小光\摄）

“大概是在2014年，身边陆续出现了很多家庭摄影师。” 摄影师仲铭是国内家庭摄影最早的开拓者之一。10年前，他在成都开了家专注于拍摄“家”的工作室；2016年，他与团队创办了国内首个家庭摄影学习与社交在线平台“家庭日记”，短短数年，在这个相对小众的领域全网累积吸引超过10万人关注。

而在仲铭2010年回国不久刚开始探索家庭影像的时候，“当时就没有拍家庭的概念”。身边朋友去影楼多数是拍个人写真、证件照。一次参加摄影师聚会，有人热情地来和他搭讪，但当听到他是“家庭摄影师”，就露出不屑的表情：“家有什么好拍的？”随即转身离开。

这与他留学美国期间看到的景象形成反差：美国大多数家庭每年都有请人拍家庭照的传统，在家中各处角落都能看到摆放着的家庭照片。到了现在，“美国家庭摄影师都已经开始内卷了，我们还在启蒙阶段”——一位美国同行告诉他，如果有人在脸书的妈妈群里发帖咨询拍摄，很快便会出现150到200个家庭摄影师跟帖自荐。

在“家庭日记”的关注者中，女性占到80%，但“喜欢家庭摄影的父亲”，会“陪伴（家人）的质量更高”。因为与全国各地的同好广泛接触，仲铭观察到一些共性，比如，社群里的大部分是“有娃一族”，“总体来说，家庭摄影师对于家和自我内心的关注更多”。在这个基于“家”的概念维系起来的社群中，除了摄影教学，大家也探讨家庭关系——有很多人敞开分享自己借着摄影靠近“熟悉而又陌生”的亲人，慢慢回归原生家庭的心路历程，以此互相鼓励。

仲铭通过家庭摄影更靠近自己的父母，图为他记录下父亲带着家人重游年轻时的故地的一番景象（仲铭\摄）

如今，已有不少“家庭日记”社区成员在社群氛围的带动下，在各自的城市开分享会、办摄影展。去年仲铭作为策展人在成都麓湖·A4美术馆iSTART特别项目《家的秘密》布展时，馆里的一个艺术实习生走到展厅门口便哭了出来——当她远远地看到一幅拍摄外婆的作品，就想起了自己的外婆。“家庭日记”也渐渐吸引到不少像这样与祖辈有着感情羁绊的年轻人：“不停有人来告诉我，后悔没更早知道家庭摄影这种形式，没有更早去拍摄自己的祖父祖母。”

疫情之后，仲铭在朋友圈、社群的微信圈子里，看到大家发布的家庭照片明显更多了：“以前人们更在乎是不是‘好看’，但现在更在乎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

“从广义上讲，它不只是一种摄影的形式，而是一种回归的精神。只要出发点是关注家庭、观照内心，都可以被称作是家庭摄影。”仲铭希望通过普及家庭摄影，“当大家都在向外奔波的时候，鼓励大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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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潘回到 NINE. 服装店（Tamia\摄于2019年）

出院一个多月后，小潘秒回了我的电话采访邀请：“可以啊，支持他的一切。”

那几天小光去外地拍摄，她一个人看店、带孩子、照顾生病的婆婆，通话数次戛然而止：“不好意思啊，这会儿店里有几个朋友”、“现在马上要出去一下”。

以往小潘几乎把所有的周末都扑在店里忙活，现在周日一个起念，干脆锁上店门陪恩恩去欢乐谷。术后复查情况良好，不过这趟外出使得她“又掉了半条命”：“太累了！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太累了，这种陪她爬呀跑呀都是小光带得比较多。”

不久前，小潘和小光聊起打算在明年关掉经营了6年之久的实体服装店的想法：“服装店是我的喜好……但可能以后换一种模式去做服装，大家会过得更好。”

“好看的照片不是不会拍，是真的觉得这样拍会影响我自己。”这是小光秉持多年的准则。现在，他打破了这条准则，开始干“行活”，几乎来者不拒。妻子出院后，他感到自己能更容易地去接纳一些东西了。

夏季落日时分的天台上，恩恩穿着一席花裙，在小光的镜头前嘟嘴、起舞，笑得灿烂。大光圈、小清新，照片显得十分唯美，小潘发了一条九宫格朋友圈调侃：“你爹的镜头下竟然也可以有这么美的照片。”

“主要让你开心就好。”小光在底下留言。

小光在给母女俩拍照，小潘被女儿的搞怪逗笑（Tamia\摄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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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Tam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