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赘婿“内卷”进行时

李继延很忙。4台手机，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接通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下定了决心要做个“赘婿”。他接电话接得“耳朵都痛了”，妻子孙纪梅嗓子也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到了晚上，俩人不得不关了手机睡觉。

这一切源于电视剧《赘婿》的热播，金点子婚介所也因为主营“赘婿”业务而上了热搜。消息很快传开，李继延位于杭州萧山的办公室瞬间涌进了很多人，他平均每天要接待20位找上门来的小伙子，每个人来了都问：“听说你能介绍‘赘婿’是不是？”

985大学的老师来了，外国人来了，年薪百万的金领也来了。李继延掰着指头数，这些天，光是博士毕业的就来了20多个，还有祖籍江苏的上海上班族打来电话，说自己愿意立马辞职来杭州找工作。

想做“赘婿”的人实在太汹涌了，李继延招架不住，“满了满了”。他掏出来一张A4纸，上面写着：本公司招入赘女婿名额已满。

忙不过来了，李继延宣布入赘女婿名额已满。（姚乾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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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婚介所藏在萧山一栋居民楼里，沿着楼梯拐三个弯来到四层，再在楼道里打两个转，“金点子婚介所”的金字招牌就出现在走廊深处。门前，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写着：年轻朋友们，我们来相会。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

进了门，一条长桌横在房间里，李继延就端坐在桌子一头。他50多岁，头发已经白了，但还算茂密，身材有些发胖，因此嗓门特大，讲话时中气十足。3月的杭州已经有些热了，李继延还穿着一件羊毛衫，领口处露出衬衫领子——按照他对男性的着装要求，这就是最体面的打扮。

四楼拐角，金点子婚介中心的招牌占了一整面墙。（姚乾竖\摄）

桌子另一头，前来应征的“赘婿”们鱼贯而入，30多平米的办公室显得乱糟糟的，李继延干脆把人都赶到走廊里排队。一个进来，自我介绍、登记、审核材料、交钱、签合同，然后换下一个。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少说也要20分钟，来得晚的几位，一等就是一上午。

这阵仗把李继延忙坏了。金点子婚介所开了21年，像这样热闹的场景，以前还真没遇到过。整整一天，李继延就坐在那，等着新进门的小伙子，然后重复提几个问题：多大年纪了？个子多高？愿意做上门女婿吗？他特别强调：“我们要钱的，1万5千块钱，不保证成功好不咯！”

1万5的收费算不上便宜，电话那头，一名男孩小心翼翼地问李继延：“能安排见几个？”

李继延回答：“这个不好限制的，一般来讲，男孩子越优秀，女孩子见面机会越多是不是？”他手里有300多个招上门女婿的女客户，按照经验，他会同时匹配100个男孩，3:1是相亲成功率最高的比例。

轮到李继延提问了：“你帅不帅？”

电话那头，男孩被问得有点懵，顿了顿说：“身边同学觉得还是蛮出众的。”

李继延听了，暗自点头。他心里装着一套严密的公式：长得帅是优势，在杭州有房子，年收入高，做老师、医生或公务员，都是加分项。相亲市场就这么直白又残忍。

有加分项就有扣分项。曾经有位年龄48岁的男人打来电话，被李继延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没戏的，谢谢”；也有浙江大学的硕士小伙儿，哪都不错，但只有1米62，李继延啧啧嘴，不行，“女孩子要求1米7，个子太矮了，他们走出去没有面子”；还有高高帅帅的小伙，收入不错，但一问，是初中毕业的，初中毕业？那免谈，请回去吧，李继延说，女孩子们都要求很高，起码得是大专毕业，“你学历又低，钱又不会赚，女孩子一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我也良心不安是不是？”

性格内向的不要，“你连叫声妈妈都叫不出来”；秃顶的也不要，“太难看了，肯定不行”。李继延抱怨这些秃顶的人：“怎么不知道戴个帽子遮一遮？”有时候对方不死心，追问李继延：“我剃个光头行不行？”李继延毫不留情：“我们女孩子要求蛮高的，你找个上门女婿是光头，家里面亲戚朋友都要说的！”

他代表了女方长辈对男性所有的审美标准，抽烟的喝酒的，熬夜打游戏的，爱去娱乐场所的，全都过不了他这一关。其余的，穿得不能太随便，也不能太时髦，尤其抹发蜡不行，戴耳环不行，头发长的不行，“女孩不喜欢太时髦的男人，看起来不像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最好能穿一身西装，打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很阳光的”。

女性往往受到各种关于身材的审视，A4腰，锁骨放硬币，漫画腿，反手摸肚脐。而在这个房间里，被审视的对象换成了男性。但即便如此，对他们的审视标准也宽松得多：身高超过1米7，别太胖，别太瘦，别秃顶，身上不能臭烘烘的，还加了一条，不能有文身——当然，艺术文身除外。

电话再次响起，终于来了一位被判断为“优质用户”的应征者。他自称硕士研究生，在教育机构做老师，年薪70多万，已经买了2套房子。李继延留下他登记了信息、认真保存了号码，还给出了评价，“挺有希望的”。

前几年，一位成功“嫁入豪门”的上门女婿给李继延送了这块牌子，称他是“天下第一红娘”。（姚乾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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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李继延那天，“萧山赘婿”的热搜阅读量已经冲上1600万。短视频里，穿着西服的主播用正经的播音腔念到：中国招赘哪家强？杭州萧山当仁不让。这条视频获得了4.4万个赞，下面点赞最多的评论说：富婆好，富婆香，富婆黑暗一道光。

这和萧山的招赘婿传统不无关系。李继延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要挣工分，男孩一天挣10个工分，女孩只能挣6个。为了增加劳动力，一些只有女孩的独生子女家庭便让男孩“倒插门”。

彼时，李继延还是30出头的小伙子，在厂里上班，为人活络又肯帮忙，亲戚邻居有什么事都会主动找他出主意。一次闲聊时，李继延得知工厂里有个外地同事想留在萧山，脑筋一转，想到正巧有个萧山本地家庭要招上门女婿，便从中牵线，结果还真成了。

通过这件事，李继延发现做媒人是门好生意，于是1999年下岗后，干脆开了这家金点子婚介中心，专门给人介绍对象。为了打出“差异化”，他在相亲介绍里增添了一项特殊业务：上门女婿介绍。金点子婚介所的官网介绍说，“金点子拥有2万名会员，其中，有数千名各阶层女子要招赘”，李继延估算，过去21年，自己促成了4000多对夫妻，其中上门女婿占比1/4。

李继延在处理手机上的消息，他接到了上千个好友申请。（姚乾竖\摄）

金点子婚介所成立之初，“员工”只有李继延一人。为了开拓客户，他在报纸上打广告、把宣传单塞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还每天跑到村委会做宣传。跑着跑着，业务跑起来了，他发现萧山条件好的女孩太多了——千禧年初，萧山城镇化改造，几个村子的村民忽然全成了拆迁户。他遇到过最夸张的一位，女方家有8套房，“全是新房，一套100多平方”。

接下来的10年，行情愈发火爆，平均每年有300多位女孩的父母找到李继延，他们交了介绍费，拜托他为家庭找来一位靠谱的上门女婿。那时候，愿意入赘的大多是来打工的外地人，30岁左右，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专业技能。走进金点子婚介所时，不少人都捂得严严实实，“戴帽子、戴墨镜、戴口罩，可以说是全副武装”。

早期，金点子婚介中心在报纸上登的广告。（姚乾竖\摄）

这些有入赘潜质的男孩来自全国各地，分布在萧山各个工厂。为了找到匹配的人选，李继延陆陆续续跑了好多厂子，看见模样端正的，就留下来劝两句，一开始还不能直接提上门女婿这事，得说是“介绍对象”，等俩人见了面、互相有了好感，再试探着问：能不能接受上门？有时候就差临门一脚，李继延会劝说：“小伙子，你这房子不用愁了呀！”

“1999年，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这里工作，我把他们推销出去了。”李继延提起往事时很自豪。如今，萧山每15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有上门女婿，在李继延看来，自己“为萧山的人才引进做了很大贡献”。他目标明确，追求效率，认为婚姻是一门生意，不要试图讲浪漫，“女方家里的交际圈子对上门女婿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他特别提到一个成功案例：一位博士毕业的男孩，入赘后，获得女方资助的创业基金，最终办起了自己的机械纺织企业。

金点子婚介中心把会员按照年龄、性别、是否要做上门女婿标记装册。（姚乾竖\摄）

2008年李继延接受采访时，手头上可供挑选的男性资料只有60份，可以说是供不应求。这种情况在2015年前后发生了变化，招上门女婿的女孩没以前多了，降到了每年100位左右，反倒是想入赘的男孩踏破了门。

来婚介所的时候，他们不再遮遮掩掩。开始有本科毕业生主动找上门，甚至还有博士毕业的——2005年，来咨询的博士生一年只有7、8个，如今，这个数字上涨到20多个。李继延纳了闷了：“你们那么好，来凑什么热闹？”

后来他想，这大概是因为2015年前后，杭州的房价几乎翻了倍。

李继延的另一个发现是，报名者的年纪越来越小了。前段时间，有大学生给他打电话，“给我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大一学生都来了？”男孩跟他说，“叔叔，我怕被别人抢光了”。

每天，李继延都要接上百个咨询电话。（姚乾竖\摄）

上门女婿变多了，标准也随之提高，要有文化、有能力，要长得帅、工作又稳定。“知识化、青年化、人才化，平常化，大专学历以下不考虑，无稳定工作的不考虑”，李继延指着墙上标注的条条框框表示。

去年，李继延再次提高要求——年薪至少10万以上，外卖员不收，保安不收，他们的工作不够稳定。公务员、事业单位、医生和老师是最抢手的，近两年愿意做上门女婿的人中，本科学历占了2/3，“我的女婿是个大学生，是工程师，带出去有面子”。

严苛的要求下，应征者依旧热闹。为了应对新的状况，李继延调整了规则，介绍费的征收对象变成了男性，女方免费，费用也从1千5百元逐年上涨到了1万5千元。婚介所人手不够了，李继延让太太也加入进来，还招来3位员工担任“爱情猎头”，专门到各个社区物色合适的女孩，解决客户男多女少的矛盾。单身、独生、家里有多套房子的女孩最合适，“爱情猎头”们会以交朋友的名义，先和她们“认识认识”，获得基础信息，时机合适，再牵桥搭线。曾经，有男孩要求一定要找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女生，册子里没有合适人选，几位“爱情猎头”就跑到萧山各大医院，挨个打听。

上了热搜以后，找过来的男性已经有100多位了，算上打电话过来的，可能得有上千位。面对无数上门咨询的人，李继延来劲儿了，他相信，只要阶层差异存在，他就永远有生意可以做。他在金点子婚介所门口挂上了新的横幅：打破千百年来男娶女嫁的传统习惯，掀起全国女娶男嫁的新风尚运动！

孙纪梅在查看报名男性的资料，背后是这些年来李继延接受采访的照片。（姚乾竖\摄）

3

门口进来一个小伙子，在李继延对面落座。

“哎呦，皮肤那么黑了！”李继延对着他说，“你得保养皮肤啊！第一次见面看你那么黑，以为你是农民了！”

男孩低着头没说话，他看起来20多岁，羞涩腼腆，脸上的皮肤是长期日晒后的高原红状态，毛孔有些粗糙。半晌，李继延又语重心长告诫他：“找对象的时候，人家第一眼很重要的！”

男孩还是羞涩。他自我介绍说是学历大专，年薪10多万，还没买房子。在李继延心里，这是桩不好做的生意，找了个理由把男孩打发走了：“我们这个名额满了，你先回去，你等3个月以后再来。”

这一天来的另一位应征者李丛是房产中介，他在微博上看到了金点子婚介所的消息，“临时起意”，从公司逛过来看看。

李丛“不想努力了”，他看起来懒洋洋的，和惯常见到的房产中介都不一样，他的朋友圈里一天发不超过3条房产推销信息，其余都是他在外面散步的照片。从金点子婚介所出来，他打算冒雨去爬北高峰，傍晚下山还能在西湖看夕阳。

李丛吃过很多苦，他在北京、深圳都打过工。最穷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包住的工作，但买不起要盖的被子，最后只能找同事借了钱。他觉得自己奋斗很累，虽然做离房子很近的工作，但他发现自己根本买不起房子，“随随便便买一套房子都要400万”。

几年前李丛在工厂打工，赶上湘湖开发，村子拆迁，有本地人想给他介绍拆迁户。“一拆好几个村，一下子全成亿万富翁了。”李丛说，那时候他还小，20出头，没想这么远，现在回想起来，这成了他人生中距离财富最近的一次。也是从那时起，房子不断涨价，成了他永远买不起的奢侈品。

“那是没有把握好机会。”李继延给了他一个不咸不淡的回应。

报上名的人里，张斌是最后一个幸运者，现场交了1万5的报名费后，他搭上了最后一班通往入赘的末班车。

他主动问李继延：“李老师，研究生比例高吗？”他自己就是研究生毕业的。

“多了。”

“竞争激烈呀！”

“激烈！”

报名者要审核身份证、户口本和学历证书，张斌名下没有房子，只带了车子的驾驶证。李继延没收，在这家婚介所，车子算不上加分项，“谁还没有个车子？”

张斌显得有些紧张。他1米7出头，穿一身西装，有些驼背，两只手交握在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告诉李继延，自己目前在杭州当医药销售，“也会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还强调不用坐班，未来可以有很多时间投入家庭。但现在看来，他的最大两项优势——研究生学历和有车一族的身份，在这里似乎算不上什么。

张斌在等待李继延打印合同，花15000元，他给自己买了份希望。（姚乾竖\摄）

张斌想结婚。

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人生的前30多年，张斌想的都是“怎么培养自己的企业家思维”，他想挣钱，渴望成功，因此直到现在，还没尝过爱情的滋味。

周末的夜晚，他在微信里刷到了朋友“在看”的文章，点开金点子婚介所的视频，觉得“蛮真实的”。周二，杭州下了大雨，他开着车就跑过来了，一次性付了报名费。他觉得李继延收费不高，“资源是有限的”，15万都不算贵。他老家的表哥就是上门女婿，丈母娘帮他带孩子、给他出房子的首付，即便这样一家子也其乐融融，“如果有可能过得更好，我为什么不去选择呢？”

但他强调了好几次，自己不是专门来做上门女婿的，“嫁和娶都一样”。找到李继延，是想让更多女孩看到自己。“说白了，我如果纯粹为了物质，家里也给我介绍了。”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这个女孩有8套房你知道吗？”但很可惜，他说女孩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金点子婚介所里挂着一幅标准的“恋爱、爱情、婚姻流程示意图”。（姚乾竖\摄）

来“金点子”之前，张斌尝试过各种相亲渠道：父母朋友同事介绍、同城交友活动，还有相亲网站。网站都是“假”的，不花钱永远打不开女孩的详细资料，无奈之下，张斌在佳缘网充值了会员，3个月，1万2，有一对一的红娘为他安排见面。最近两个多月，每周日的下午，张斌都会去红娘安排的见面会。他承认，先在网上聊几天再见面，“培养一下感情”，这样可能会好些，但他实在没有时间，“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像面试一样，一下午他会面七八个女孩，每个女孩能分配到1小时的时间。张斌列举了对女孩的要求：独立上进，爱干净，追求生活品质，大学本科毕业，月收入8千元以上。不过只要人好，这些都可以放宽要求。

但几十位“面试者”没有一位能通过他的筛选，“资料千篇一律，每个都说自己生活有情调，实际上懒得收拾自己的屋子”。最重要的一条，那些女孩的照片过度美化了，他觉得不可接受：“适当美化很正常，但是有些那就是50%、70%地美化了。”讲起这件事，他很激动，他遇到过一位看照片温柔瘦弱的女孩，见到本人，才发现她有一对很粗的腿。他希望女孩能保持身材，或者至少有保持身材的意识，要上进。“你现在挣3千块，我可以带着你挣3万块，但是你本人要有这样的欲望”，而且，生活要有情趣，最好每一天都能做3顿讲究的饭。

这和赘婿不是背道而驰吗？我问张斌：“你会做家务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强调，他追求的是势均力敌的婚姻，即便是做上门女婿，也是强强联合，不是弱者依附强者，“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做上门女婿的是很优质的人才”。

在星巴克里，他身体前倾，托着一杯咖啡。结束了正式采访后，他急于问我对他的感受：在这一天上门登记的赘婿里，他是有竞争力的吗？

在李继延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以同等的迫切，期待着自己交费后第一次见面：“你这个频率是怎样的？一个月能安排几次见面？”

“年轻朋友们，青春不常在”。（姚乾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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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35分，李继延终于来消息了：有个萧山临浦90-l60（体重90斤，身高160公分），硕士研究生，在杭州国企里做财务的，爸爸在厂里当副厂长，厂里有股份的，妈妈也是做财务的，考虑吗？

这是李继延刚刚想到的“点子”。他习惯睡前把记事本放在床头，脑袋里一想到合适的配对对象，就马上记录下来。在他看来，张斌和这姑娘挺登对，都是硕士毕业，都是安徽人。他还强调，女孩在临浦和义桥都有房。

李继延擅长写俏皮话，图为办公室里的标语“愿天下夫妻恩爱天长地久”。（姚乾竖\摄）

见面时间很快定了，周六晚上7点，萧山宾馆。

张斌没有开车。他担心堵车，提前近2个小时就上了地铁。为了这次见面，张斌特地洗了澡，收拾了发型，还穿上一身笔挺的西装。那天下午，他没有接受网站红娘安排的其他见面。

提前半个多小时，张斌就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李继延已经在宾馆大厅等着他了。对张斌今天的打扮，李继延挺满意。以往见面，他都会叮嘱小伙子们，上门去要勤快点，第一次和女孩见面，千万不能紧巴巴的。曾经有小伙子第一次和姑娘吃饭，快结账了，说自己把皮夹子落车上，提前跑了，留下女孩买单。李继延回头把他骂了一顿：“你这样子找对象，哪个女孩听你的？”萧山有句老话，钓鱼得放鱼饵，“紧巴巴地不肯放鱼饵，你有什么钓的？”

那天在宾馆大厅，李继延特意交代张斌，要表现得热情阳光，“好好把握机会！”

女孩是开车过来的，迟到了几分钟。她穿了牛仔裤，看起来没有化妆，像是刚下班，还有些劳累的样子。张斌努力抛话题，问女孩上班累不累呀？家里几口人啊？找对象有什么要求？

女孩看起来兴致不高，每个问题都只给出几个字的简短回复。“尴尬，冷场，我完全带不起来。”事后张斌分析，女孩应该是被家里逼着见面的，一直是她的父亲在和李继延联系。

聊了10多分钟，女孩开着车走了。张斌又坐了1个半小时地铁回家。到家以后，他主动发信息问女孩到了没有，对方没有回复。

按照金点子婚介所的成功经验，第一次见面以后，李继延会问双方的意见，觉得合适，继续聊聊看，不合适，还能安排见下一个。他给张斌发消息，敦促他“先跟她交往一段时间再说吧，是不是双方合适？”

接下来的两天，张斌发出的每条消息，都没有收到回复，他觉得这女孩没有礼貌：“三观与礼节方面都不是一类人。”但他很乐观：“继续换下一位了。”

第二天，佳缘网的红娘为他安排了4个女孩的见面，但一场场跑下来，张斌觉得女孩们都各有毛病——第一位迟到了，“给人感觉很不重视”；第二位打扮挺时尚，看起来“不像踏实过日子的人”；第三个女孩挺不错，但有些冷淡，“不是人家喜欢的类型”；第四个女孩衣服上有毛球，张斌觉得邋邋遢遢的，未来一定不会做家务。

总而言之，都以失败告终。

现在的生意没那么好做了，李继延私下里感慨。金点子婚介所刚开业的时候，男孩少，只要有一技之长，由他带着去女孩家里和父母见一面，“去这一趟，六七成都会成功”。

张斌的服务期还有2年，到2023年3月之前，李继延还会不断为他介绍新的女孩。按照他的经验，往往两三个月，见七八位就能遇到合适的发展对象，2年内结婚成功率80%。只有一位，一年见了20多个都没成功，李继延归结为男孩太过挑剔，“他要女孩子漂亮，气质要好，要苗条”。

花1万5千块报名费，张斌给自己买了份“赘入豪门”的希望。但更久远的将来，谁也说不准。

失败的入赘婚姻并不罕见。2005年，媒体发现，萧山瓜沥镇法院在一年之内受理了不少于20起的招赘婚姻离婚案，大多数是作为原告的女方控诉被告的男方，不负责任、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赌博、婚外情。还有女方家长控诉，女婿入赘19年，仅仅在自己家里过了5个年。

也有来自赘婿的声讨。一名陈姓赘婿控诉，女方硬逼着他改成余姓；还有赘婿表示，女方家为了不让他请客喝酒，零花钱只给100块；也有人想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但女方家硬是不让回去。“我觉得自己只是生育机器。‘嫁’到她们家以来，我就一直抬不起头来。每次有矛盾，丈人和丈母娘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我。”一个入赘女婿向法官倾诉。

李继延也承认：“以前很多家里穷、人口多来倒插门，没有文化、没有专长，下岗没工作之后一天到晚在家打游戏，最后过不下去离婚的也不少。”但他马上澄清：“我们金点子没有介绍过这样的。”

傍晚6点多的金点子婚介所，赘婿们都离开了，留下李继延一人收拾办公室，准备关门。热闹过后，他收了好几份1万5千元的报名费，是这一天收益最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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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姚乾竖

这群人的美国梦，各有归处

1

2013年，我在美国南加州的一个小城读书。因为就读的专业没什么中国人，又和那些读商科的有钱同胞没有共同语言，所以难免会有些孤独。

小城没有唐人街，中餐厅也不多，我常去的Panda Express是做“美式中餐”的。每天，大厨会将提前炒好的8样菜摆在玻璃橱窗后边的方形大铁盘里，菜品无一例外都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蜂蜜鸡、酸甜鸡、宫保鸡丁、左宗棠鸡、椰子虾……主食只有3样：白米饭、炒米、炒面；汤也是我在国内没有喝过的：egg drop soup（加了黄色色素和淀粉的蛋花汤）、hot and sour soup（类似国内的胡辣汤）。

虽然吃不惯这里的“中餐”，但我仍喜欢在周末的下午去Panda Express——在这里，老板夫妇和员工的中国话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就连时间都好像变得悠长而安稳。

光顾的次数多了，我知道这家餐厅总共只有6个人——老板负责切菜，厨师炒菜做饭，老板娘负责收银、盛饭。送外卖的叫小毅，打杂的叫磊哥，接听外卖电话的姑娘是个留学生，她叫余子诗，在这儿做兼职。

每天下午2点以后，餐厅里的人清闲下来，老板和厨师在厨房里低头切卷心菜和洋葱，老板娘、磊哥、小毅就头挨着头，玩一款叫“钢琴大师”的手游。他们时不时发出浮夸而沮丧的尖叫，打破了餐厅里的宁静。

很快就到了春节，一天下课后，我照例去Panda Express吃饭，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叫我干脆别吃饭了，晚上跟他们一起烧烤，“大家一起过年”。待客人散尽，餐厅大门上挂出了“closed”的牌子，老板娘派磊哥和小毅去亚洲超市买食材，老板和厨师在后院支烧烤架，我就和老板娘、余子诗一起清洗竹签。

不一会儿，磊哥和小毅回来了，他们打开后车厢，搬出了一袋袋食材。前面几袋都是玉米、蘑菇、茄子等素菜，厨师好像早就料到了，他打开后厨冰箱，傲慢且不屑地把自己准备好的一包秋刀鱼“啪”的一声甩在磊哥面前。磊哥和小毅对视了一下，又拿出了鸡翅、鸡腿、香肠等荤菜。小毅挑衅似的，也把这几样东西重重地扔在了厨师面前。

我感到气氛有些许微妙，就拉着磊哥和我一起干活，厨师闷声准备孜然粉和辣椒面，小毅在离他不远处“指点江山”，说着“不加蜂蜜怎么行”之类的话。厨师板着脸，装作听不到，小毅则一拧身，拿出提前买好的蜂蜜，脸上泛起了胜利而轻蔑的微笑。

我第一次发现，这家小餐厅里的人际关系并不是我往常见到的那么一团和气。到了晚上，大家围着烧烤架聊天，我又知道了更多的事。

老板娘是移民二代，在美国出生，自然是美国公民。老板是从福建来的，当年他一踏上这片土地，就“黑”（签证过期后非法居留）在老板娘父母开的餐厅里做大厨，直到把老板娘追到手，结婚生子，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才顺利地拿到了“蓝护照”，并接管了这家餐厅。

小毅来自东北，是家中独子，初中毕业后就到广东做了“厂弟”。那几年里，他结交了各种人，不知受了谁的“指点”，他请了律师，谎称自己是某宗教人士，惨遭政府迫害，申请到了美国的政治庇护，顺利拿到了绿卡。说起这段往事，小毅的表情很得意，说自己是这个餐厅里第一个“靠自己努力拿到绿卡的人”。我瞄了老板一眼，他正抱着胳膊，面无表情地盯着烧烤架上的秋刀鱼。

听着小毅的经历，余子诗和磊哥羡慕极了。老板娘打趣说，余子诗可以花点钱和小毅假结婚，等拿到绿卡再离婚也不迟。余子诗是个高挑漂亮的姑娘，她性格爽朗，英语也好，经常拿餐厅的老顾客们开玩笑。那些白人大叔也很喜欢她，每次来吃饭都“honey”、“sweetie”地叫。可小毅却把头一甩，说自己不缺那点钱，没必要把自己搞成二婚。

“可是，你之前说你根本不是信徒，这不是撒谎吗？”我低声问小毅。

大家一起向我投来了鄙夷而惊讶的目光。老板娘说，好多人都是这样拿到绿卡的，没有高学历没法拿工作签证，又没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移民，就只有两条出路: 结婚移民或者政治庇护。

移民成功的小毅在专为难民设置的社区学校读书，课余时间来中餐馆打工，每月可以赚4000美金左右的送餐费和小费。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丰田车，又用父母给的钱买了卡地亚的手镯。他说，即便是送餐，他也要做个体面的送餐员，那些点外卖的美国佬不见得买得起他手上的镯子。下一步，小毅打算把丰田换成宝马，“开着宝马去送餐，看谁还敢因为我英语差而小瞧我”。

他得意洋洋，说家乡的同龄人老羡慕自己了，不仅在美国免费读大学，还可以合法地挣“绿票子”，而那些读了大学的人，日子也不见得比他好过。

2

一天，我又去吃“中餐”，发现余子诗不在，而其他人都背后议论她。

磊哥说，余子诗又“钓”到了一个美国佬，不知这个美国佬会不会像之前那些人一样，花着她的钱跟她同居，过一阵子就分手。

当老板娘得知这个美国人已经年近半百，就说余子诗终于开了窍：“她之前找同龄的，人家哪能为了钱跟你假结婚？想要爱情与绿卡兼得，不容易。”

小毅则满脸鄙夷，说余子诗之前脑子发昏找了个“老墨”（墨西哥人），想着拉丁美洲移民通常比较穷，会为了钱和她假结婚。但没想到却被这个“老墨”给骗了，对方的美国护照是在黑市上买的，“专门骗余子诗这样的女孩子”。

余子诗是这家餐厅里唯一的年轻女孩，我俩有不少共同语言，之前她得知我用的都是平价护肤品，还硬塞给我几瓶贵妇护肤霜：“都是别人送的，我也没花钱的，你别推辞了，不要白不要。”熟悉之后，我加了余子诗的Facebook，翻开相册，竟看到了好多衣着暴露的照片——她趴在酒店的大床上，穿着露背的紧身裙，朝着镜头回眸一笑。此外，还有好多她挽着不同肤色的大叔在酒店拍的照片。

看着她的笑脸，我心里不是滋味，再见余子诗，她又要送我东西，我说什么也不要，还让她把这些东西挂在微信上卖掉换钱。余子诗急得要跟我翻脸，说富二代留学生的圈子她混不进去，跟餐厅里的人也聊不来，就只有我这一个朋友。

“但是，你还是没有让我知道你费尽心机拿绿卡的事啊！”我说，“你那么年轻，就算没办法在美国找工作拿工签，也没必要这样折腾自己吧。那些人，有哪个是真心对你好的？绿卡就那么重要吗？”

余子诗这才吐口，说自己的学生签证早已过期了，她本该趁着I-20（是美国学校发给外国学生用来申请签证好进入美国的通行证）过期之前就续办的，但那时她正在拉斯维加斯旅游，忘了这回事，等想起来时，I-20已经过期一个月了。

按照规定，签证过期，余子诗必须出境重新申请。可一旦出了美国，移民局一定会看到她曾在美国逾期居留了一个月，可能会认为她有移民倾向，从而拒签。于是，余子诗只能“黑”下来，而且要尽快解决身份问题。

想留在美国，不是没有捷径可走。年轻貌美的余子诗想找一个美国公民，付给对方一笔钱办理假结婚，拿绿卡后再离。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首先，她找的美国公民，必须是收入稳定且依法纳税的人，因为政府需要看纳税单；其次，就算对方答应假结婚，她申请绿卡的时候必须要证明他们早就认识并相爱，而且共同居住过，为此，她要提供双方共同的住址，双方的燃气业务以及宽带业务等证明，否则，移民局的人会识别出假结婚，那她可能会因为“欺骗美国”而被送上法庭。

这样一来，余子诗就只能“全面撒网，重点培养”了。

她暗自观察那些异性顾客们，先从穿着和给的小费数额判断他们的收入状况，再凭着聊天技巧筛选出可以“钓”的对象，争取发展为恋人。那些白人看到漂亮的亚洲姑娘主动搭讪，自然来者不拒，但是真正相处起来谈何容易，很多人都是图一时新鲜罢了。更有甚者，早早看穿了余子诗对绿卡的渴望，先答应一起居住，让她承担大部分花销，等她要求结婚时，要么表示自己压根没有结婚的意思，要么就是穷鬼一个，拿不出税单。

“你当时说小毅不诚实的时候是那么义正辞严，我怎么敢让你知道我想假结婚拿绿卡？”余子诗说，“虽然你从没说过小毅什么，但我知道你是看不起他的，我怕你像鄙视小毅那样鄙视我。”

余子诗出生在潮汕地区，她父母接连生了5个女儿后，终于如愿以偿生了个儿子。她在家排行老大，从小就被灌输“长姐如母”的观念，她很早就知道父母将来一定会逼迫自己供小弟读书，给小弟买房。余子诗高中毕业后，父母就要她去工厂当“厂妹”，以后再嫁个本地人，好拿彩礼给弟弟买房结婚。看不到未来的余子诗决心离开家乡，跟老乡一起以劳务输出的身份去了泰国，到了泰国后，她又攒钱申请了美国南加州的一所语言学校。

当时，美国移民局对语言学校的国际学生出勤率的要求还不像现在这么严苛，余子诗就趁着课余时间到处找工作——学生签证持有者是不能合法工作的，一旦被移民局发现，雇主会面临很大的麻烦，学生也可能被遣返。但无依无靠的余子诗为了活下去，只能铤而走险。听说华人餐厅有“黑工”可以打，她就打印了厚厚的一沓简历去碰运气，可这个小城市总共就只有几家华人餐厅，而且相隔很远，她每次出门前都得提前研究好线路——小城的公交系统很落后，如果错过一趟车，就只能在路边再等半个钟头。

为了显得和其他找工作的人不一样，余子诗还煞有介事地在简历里写自己曾在泰国摆过地摊，编造了在泰国餐厅打工的经历。然而，华人餐厅的老板通常都很冷淡，简历都不愿意翻，也丝毫不会因为“同胞”的身份而多看她一眼。

几经碰壁后，余子诗的一个越南同学伸出了援手，说他打工的那家华人餐厅要招服务员，自己可以带她去试试。

那家餐厅位于本城最大的亚洲超市旁边，主打菜是台湾卤肉饭和单人小火锅，生意火爆。那天下午6点，余子诗带着简历过去，晚间用餐小高峰刚刚开始。餐厅老板娘是个台湾女人，年近50岁，看上去很有气质，她没有看余子诗的简历，也没有问工作经历，而是直接拉她进入自己的休息室，说可以把这个工作机会给她：“不过需要免费试用7天，如果通过了考察，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了。”

余子诗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流出来，都没有问时薪和工作时长，撸起袖子就往大堂走去。餐厅一共有8张桌子，服务员都是亚洲人，2个韩国男生、1个泰国女孩还有那个越南同学。余子诗学着他们的样子服务客人，时不时问正在就餐的客人需不需要在火锅里加汤，需不需要续杯饮料。厨房铃声一响，她就一路小跑，用托盘端起“咕嘟咕嘟”的火锅，笑着朝顾客走去。

直到深夜12点，店里的工作才结束。公交车已停运，余子诗不敢跟老板娘说自己没有车，怕她觉得自己以后容易迟到。好在老板娘看出了余子诗的为难，便开车送她回家，还说以后每天晚上都送她回去。余子诗觉得自己遇到好人了，感激不已，满心欢喜。

此后，余子诗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就去餐厅打工，忙到深夜12点多是常态。在她试工的最后一天，老板娘召集服务员们开会，表扬了余子诗的努力，又从包里拿出50美金奖励她。在众人的掌声中，老板娘突然脸色一变，说餐厅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暂时不招新员工，但还是感谢余子诗的辛苦努力：“以后我会帮你留意附近餐厅的工作机会。”

余子诗这才明白，自己被这个“和善”的同胞耍了。后来，越南同学告诉余子诗，说在她之后，老板娘又陆续找来几个日本留学生“试工”，也是一样的套路，就是吃准了打黑工的留学生不敢找她的麻烦。

有时候，余子诗会忍不住细想，那个越南同学是否早就知道了真相，但为了从中获取“介绍费”，跟老板娘合伙骗了她？但她也懒得深究了，万一戳穿，怕自己心里更不好受。

从此，余子诗对餐饮这行死了心，转头去泰国人开的按摩店和越南人开的美甲店碰运气。她在一家按摩店做前台的时候，偶然认识了磊哥，之后又在磊哥的介绍下，找到了现在Panda Express接听订餐电话的兼职工作。

余子诗的父亲对大女儿在美国的艰难求生一无所知，只从老乡那里听说余子诗“心很野，是做大事的人”，就以为她在美国发了财，时不时问她要钱。余子诗告诉我，她已经铁了心，“哪怕‘黑’在美国，也绝不会回家”。

知道她这么多故事，我一时语塞，有些同情她，又不想让她察觉。我问她，为什么不找一个正经男朋友结婚？她没有回答，反而催我快点结婚、申请绿卡——那时候，我的男朋友是美国公民库克。

3

2012年，库克来中国留学，我们在大学里相识相恋。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库克经过大学城的一座天桥时，看到好多人围在一起，于是也过去凑热闹。只见人群里，一个挺胸叠肚的中年醉汉正揪着一个女人的头发，把她往天桥护栏上撞，那女人动弹不得，发出凄厉的叫声。

围观的人看出他们是夫妻俩，不敢上去阻拦，有人拍照，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在报警。库克一个箭步冲上前，扣住了男人的手腕，大吼道：“你居然在街上打女人，你不知道男人不能打女人吗？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你打女人算什么？”

男人定睛一看，有个白人敢拿英语吼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和库克扭打了起来。女人被放开了，看到自己老公被打，也开始掐库克，三人顿时扭打成一团。这时，旁边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

等到了派出所，警察先表扬了库克的正义感，接着就问他，明明可以报警，为什么要选择当街打人？库克一听就愤怒了，问道：“如果警察不能及时赶到，女人被扔下天桥怎么办？”

警察无言以对，只好说这是人家夫妻俩的家事：“你看你本来好心帮忙，结果却被‘男女混合双打’，多不好。”

库克更气了，认为警察在为家暴男说话，于是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纠缠了半天。

那时，中国正在打击“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库克因“寻衅滋事”被拘留了3天，学生签证也被吊销了，因此只能返回美国。我之前就有去美国读研究生的计划，所以库克回国后，我也很快来到了南加州的这座小城。

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发现库克吸食大麻。这让我感到十分痛苦，那时的我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总觉得自己为了他从太平洋的另一端飞过来，他就应该听我的话，戒掉大麻。但库克不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电话里吵架。库克向我求婚，我还是以“戒掉大麻”作为前提条件，结果，我们又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拉锯战。

余子诗得知此事，骂我“死脑筋”，说完全可以先把绿卡拿到手，后边不开心还可以离婚，“我还巴不得有美国公民向我求婚呢！”

我有精神洁癖，觉得为了一张绿卡就把自己搭进一个有问题的婚姻是愚蠢的。可余子诗说，小毅和磊哥也觉得我很傻，小毅说我是“读死书读成了个蠢包，放在眼前的绿卡都不知道伸手拿”。大厨听了这话，开玩笑说他可以给库克一笔钱，以同性恋的名义结婚，这样他就不用因为没有身份在这家餐馆拿着比法定最低工资还要低的薪水了。

当年，大厨来美国办的是旅游签证，他赴美之前就联系上了一个老乡——餐厅的老板，敲定了工作。过了海关后，他立刻撕毁了自己的中国护照，彻底“黑”在了美国。可是，美国于他，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每月，他只能休息一天，每天要从早8点忙到晚上11点以后，没有客人点餐的时候，还得负责洗菜、切菜。因为没有“身份”，他也不可能有银行卡，老板每月只给他发3500美金现金，他再托人通过“西联”给国内的妻儿汇3000美金。

后来，我再去Panda Express吃饭，磊哥也加入了“游说阵营”。他说他相信我有“美国梦”，“在美国不用吸雾霾，不用拼尽全力做房奴，更不用呕心沥血为孩子争一个相对不错的学区。而且美国除了医疗消费以外，其他的消费都很划算……”得知我和库克关系紧张后，他也劝我不妨先答应结婚，等永久绿卡到手之后再离，然后再找他这样需要绿卡的人结婚，“一次收他个10万刀，比在国内老老实实工作划算多了”。

我说婚姻是神圣的，我只和合适的人结婚，并希望这段婚姻能永远走下去。磊哥见我不开窍，又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小毅正在和一个越南女孩“谈恋爱”，余子诗得知此事后，忿忿不平，觉得小毅这是“便宜了外人也不便宜自己的同胞”。

其实，小毅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盘算，他觉得跟自己“结婚”的越南姑娘低眉顺眼的，不像余子诗性格那么“虎”。再说，余子诗是同胞，让她承担两个人的生活费，他有点不好下手。

我仍说，我知道美国有美国的好，可还是不想为了一张绿卡和有问题的人结婚又离婚：“我宁愿找一个能和我白头偕老的人，一起在中国吸雾霾。”

磊哥愣了一下，摇摇头，叹了口气。

据磊哥讲，Panda Express餐厅里是有一条“鄙视链”的：老板靠老板娘获得了身份，因此老板娘处处压着老板一头；老板看不起通过歪门邪道获得绿卡的小毅；小毅看不起衣着寒酸的大厨；大厨有技术傍身，看不起做杂活的磊哥和“钓鱼”的余子诗；余子诗和磊哥又看不起傲慢的小毅和英文单词都不会说的大厨。

而他们，集体鄙视我的幼稚和清高。

磊哥是东北人，也是小毅的发小。他听说小毅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非常羡慕，大学毕业后就申请了美国的一所“野鸡大学”，通过学生签证来到了大洋彼岸。

从“野鸡大学”毕业后，磊哥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没办法拿到工作签证。在小毅的介绍下，只有学生签证的他才有机会来Panda Express打黑工——在美国，亚洲人开的餐厅基本都有学生和“黑”在美国的人非法就业，华人老板胆大，他们开的餐厅更是打黑工的重灾区，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

送餐员磊哥和小毅是没有底薪的，全靠小费过活。好在餐厅不远处的海军基地住着很多大兵，他们酷爱中餐，小费也给得阔绰。

每天一大早，磊哥就来到店里，先把可乐机加满冰，再和大厨一起把圆白菜切成细丝。午间用餐高峰期，老板娘负责收银，磊哥就和老板一起给客人盛饭盛菜。忙完已是下午3点，磊哥就从没有卖完的食物里随便盛一碗吃——左宗棠鸡、egg drop soup可以随便吃，但价贵的大葱炒羊肉和椰子虾是万万碰不得的。一次，磊哥实在馋不过，夹了两只椰子虾，转头就看到老板娘正板着脸盯着他。吃完午饭，终于可以短暂地休息了，可老板娘总是把一大袋子土豆放在磊哥面前——不消说，磊哥很多次的lunch break就在削土豆中度过了。

平时，老板娘对谁都一脸笑，看上去是个开朗的人，实际上很会算计。美国劳动法规定，员工如果单日工作量超过12小时，超过的时间应该付双倍工资，而且员工有权拒绝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但老板娘对此嗤之以鼻，经常面带微笑地叫大家加班、帮忙打烊，却丝毫不提加班费的事。她总拿卖剩下的菜打发人，还要把椰子虾提前挑出来留给老板。

到了圣诞节前后，南加州的天气不再温和，磊哥不习惯喝冰水，就从大厨那里学到一招，接杯冰水放进微波炉里转几圈再喝。一天，他接了杯冰水，发现微波炉的电源不知何时被拔掉了……而这样的小事，举不胜举。

磊哥说，他时常会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旧社会的长工。他怕自己一辈子藏身于一个小餐厅内受人剥削，自己好歹是个学IT的大学生，却被目不识丁的厨子鄙视，但一想到自己在老家是被父母夸耀的对象，就又咬咬牙，挺过一天天艰难的日子。

4

2014年，我与库克已经分手。研究生毕业后，我让国内的老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去Panda Express吃了最后一顿“中餐”，顺带跟老朋友们告别。

当时，小毅已经在联系朋友做“见证人”，准备和越南姑娘申请结婚。余子诗不在，听说她又陪一个白人大叔旅游去了。我跟老板夫妇和大厨客套了几句就准备离开，可磊哥坚持要我去隔壁的Coffee Beans跟他再坐一会儿。

一坐下，磊哥就说，他羡慕我的洒脱和真实，“可惜我自从踏上了这片土地，洒脱和真实就已经不属于我了”。他说他实在受够了在Panda Express的打黑工的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还差”，还要忍受老板娘“比鬼还难看的脸色”。有时候，他也想干脆回国算了，好歹还有稳定的生活，但这个想法往往还没有成形，对未来的恐惧就后来者居上了。

一想到回国就要面对父母的失望、周遭人的耻笑，以及高房价，磊哥就又觉得还是美国好，毕竟中年人不买房也不影响子女入学，相比起收入，物价也低。他一直在偷偷观察大厨炒菜，发现美式中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荤菜无外乎加酸甜酱和番茄酱，炒面炒饭就是往里下入玉米粒罐头和豌豆罐头以及红萝卜丁——或许再咬咬牙、坚持住，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开一家餐厅。

离别时，我拥抱了磊哥，对他说：“你也有选择真实洒脱的自由，你还有机会。”

磊哥没说话，把我抱得更紧了些：“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开自己的餐厅。”

回国后，我在广州一家培训机构的国际部任职，每日的劳碌以及和学生的斗智斗勇都让我感觉踏实，美国的一切似乎都与我渐行渐远。

我时常翻看磊哥和余子诗的朋友圈，有时打开对话框，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通过朋友圈，我知道磊哥依然在那家“野鸡学校”挂着留学生的身份，还在给Panda Express打杂送餐。余子诗的朋友圈跟她的Facebook主页截然不同，她规规矩矩地做代购，每日更新奢侈品打折的信息。

我工作刚满一年的时候，磊哥忽然发来微信问我借钱，我问他要多少，他说有多少要多少。我心里一惊，打语音电话跟他聊。磊哥说，自己被骗婚了。

那年过年，磊哥请了几天假，买了机票去纽约玩。在洛杉矶飞往纽约的飞机上，他认识了坐他旁边的中国姑娘。姑娘跟他一样，也是国内本科毕业就来到美国，几经辗转，在纽约开了一家小小的美甲店。

磊哥眼前一亮，觉得找到了知己，一路聊起刚来美国时的艰辛，以及在华人餐厅吃过的暗亏。两人越聊越投机，一下飞机，就互加微信。磊哥忽然觉得纽约的冬天不冷了，用他的话说，“第一次觉得就算在异国他乡，心里也老乐了”。

接下来的一年，磊哥除了送外卖时不能看手机，其他时间要么在和这个姑娘聊天，要么就飞往纽约去看她。恋情稳定后，姑娘告诉磊哥，她和一个白人女同性恋在拉斯维加斯领了结婚证，拿到了绿卡，她们约定过段时间办离婚。姑娘还暗示磊哥，说她的绿卡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磊哥当即表示，以后结婚了，他也会像热恋期那样宠爱老婆。听多了肉麻话的老板娘打趣说，磊哥这次怕是要“躺着就把绿卡拿了”。

我问磊哥，借钱是不是要给那姑娘、好跟她结婚？结果磊哥沉默半晌，说：“滚犊子吧，那女的就是个骗子，她骗了我12万美金。”

具体的细节磊哥不肯说，只说自己不敢报警，怕警察追究起来发现他在Panda Express打黑工。他怕自己被遣返，更怕给老板夫妇带来麻烦，“老板夫妇也是花了老多心血在这家餐厅上了”。

然而，老板夫妇并没有考虑这么多，他们从小毅那里听说磊哥被骗，私下一合计，怕磊哥报警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赶紧把他给解雇了。于是，几乎身无分文、居无定所的磊哥只能在中国朋友那里轮流居住。

恰在这时，磊哥的父亲突发脑中风，想让儿子回国一趟，话里话外还催着他结婚。磊哥怕回了国就再也不能去美国，也怕父母得知他的窘境，就谎称自己找到了大学助教的职位走不开。之后，他到处借钱打给父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美国挣了不少“绿票子”。

那时候，我手头也不宽裕，但还是把为数不多的积蓄打了过去，只给自己留了2000元。在以后的日子里，磊哥很少发朋友圈了，我几次发信息给他，也不见回复，我甚至以为他想不开，寻短见了。

到了2016年的圣诞节，磊哥突然打语音电话跟我聊天，说自己已经毕业了，申请到了OPT。（OPT是F1签证持有者在毕业以后申请的专业实习期，为期1年，申请到OPT后，可以寻找所学专业相关领域的单位实习，拿到移民局发放的工作授权证书后，才可以全职上班。）

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南加州的那座小城，他通过2个月的培训学习和3门考试，在洛杉矶的一家赌场里做起了发牌官。他原以为发牌官福利高、小费多，还不用出力干活，没想到并非如此。

他工作的那家赌场里亚洲人最多。韩国人跟“老墨”一样，是出了名的吝啬，经常为一点点小费跟他纠缠；日本人倒是礼貌温和且安静，每句话都带“please”，但给的小费却不多。近些年，来赌场的中国老年团增多，他们看到发牌官里居然有中国人，就有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总是到磊哥那一桌玩，还把为数不多的小费塞到他手里。

在赌场工作，免不了上“大夜班”（凌晨2点到早上10点），磊哥发现自己下班以后总是难以入眠。长期上夜班就很难有正常的社交，可是，除了发牌和送餐外，磊哥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因此十分迷茫。

磊哥说，他时常觉得难受，洛杉矶那么大，却没有知心好友；朋友那么多，却没有时间跟他们喝酒撸串。自己明明有女朋友，却总觉得她“远在天边”——那时，磊哥又和一个华侨女孩谈起了恋爱，女孩在旅游公司工作，经常带国内的团游遍整个加州。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相处时间极为有限，磊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女友结婚。他是家中独子，父母早些年还不怎么过问他的婚事，现在已经“明晃晃地催婚了”。这都使他觉得更加孤独——再看看小毅，人家早就和越南女孩结了婚，还发展出了爱情，连孩子都生了，那个孩子生下来就可以拿“绿本本”（美国护照），磊哥愈发觉得自己就要“完犊子”了。

我问磊哥，当初怎么没有听小毅的建议谎称自己受到迫害申请政治庇护？磊哥叹了口气：“那时候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觉得不能因为一张绿卡就出卖自己的国家。我后来不是没有后悔过，觉得原则和信义不值钱，反而是钻空子的人最吃得开。”不过，他又话锋一转，说自己已经想通了，那些靠撒谎获利的人，其实也是吃亏的，因为他们让别人知道自己不可信，等于是失去了别人的尊重。“当然了，在他们看来，什么尊重不尊重的，哪有绿卡那么实在。”

见磊哥没有挂电话的意思，我就没话找话问起了余子诗的近况，磊哥说余子诗已经顺利“染绿”（拿到绿卡的戏称），各种缘由不用说，我也该懂。磊哥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自己已经开始相亲了，工作也做得不错，还得了国际部的“杰出贡献奖”。

聊完这些，我忽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不知接下来该问些什么。经过工作的“洗礼”，我明白每个人都是在按自己觉得对的方式生活着，我早已没有了当初面对余子诗时的道德优越感，开始为余子诗“染绿”而高兴，心里却有些失落。

磊哥说，他在美国已经蹉跎了5年，IT专业出身的他，早已没有了归途。而我再也无法像当年一样抱住他，跟他说“你还有机会选择真实和潇洒”。

5

2020年初，美国爆发新冠疫情，磊哥跟我说，他飞累了，想回家了。我问他怎么忽然就想回来了，他说他父亲年前再一次脑中风，他母亲每天在家和医院两头跑，很受罪。跟病床前的母亲视频时，磊哥忽然发现，自己在外漂泊多年，父母从没有跟他索取过什么，自己这么些年都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活着，现在梦已经实现，却发现自己始终是个异乡人。

我问“梦已经实现”是什么意思，磊哥笑我明知故问。我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他怎么拿到的绿卡。磊哥不置可否，“就那样拿到的呗”。我看他不想说，也不好意思再问“就那样”到底是“哪样”。

我好奇地问磊哥，他到时候是自己回来还是一家人回来，他说他还是一个人，要我不要笑话他这么多年后依然两手空空。磊哥说，余子诗结婚后就和他断了联系，他偶尔和小毅一家视频聊天，听小毅说，Panda Express的大厨都回国好几年了。

关于回国后的打算，磊哥说，自己已经不可能进入IT行业了，国内生意也不好做，他准备先做个滴滴司机，稳定下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问磊哥，在美国漂泊这些年，最后还是选择回来，会不会舍不得千辛万苦拿到手的绿卡。磊哥沉吟半晌，笑着说：“想明白了，我现在潇洒不起来，但是我可以选择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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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Eduardo Santos

一个抠门男人这辈子最大的赌

1

2008年年底，头天还是综合柜员的我，被行长派到新城支行辖属东大分理处任代理副主任一职，开始了我在基层网点工作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当时东大分理处在全辖网点中业绩排名第一，效益工资发得最多。一把手李主任待人亲切和善，很讲究工作方法，员工大多数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工作氛围欢快活泼。

东大分理处配备4名柜员，开3个窗口，有3个人“上两天休一天”，保证2个储蓄窗口常年营业。会计窗口固定1个人，休法定节假日。由于会计业务要比储蓄繁琐，一年下来还少休息好些天，所以郑南是我入行后碰见的头一个自愿在网点长年坐会计窗口的同事。

郑南70年代末生人，中等身材，厚嘴唇，戴一副方正的黑框眼镜，才虚岁30，头顶已是“植被”稀疏的状态了。但论业务，他是一把好手，还不爱偷懒，对公业务忙完了就会主动吆喝站在储蓄窗口前排长龙的客户过来办业务，直到将大厅里储户“清”得一干二净，才得意地向对面的柜员王斌吹嘘起自个办业务的速度来。

“拉倒吧，要不是一笔业务计价2毛钱，你会这么勤谨？”王斌一张口就语出讥讽。

“给你一笔5毛也没我办得快！”郑南反唇相讥道。

彼时还没有“6S”之类的文明服务标准，客户来办业务大多图一个“快”字，很少有人投诉。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柜员们一边盲敲键盘一边嘴不闲着很平常。很快，另外一名当班的柜员也加入“战团”给王斌帮起腔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郑南展开“饱和攻击”，一时间营业厅里喧闹起来。

初来乍到，我不明就里，被唬得一愣，还以为柜员之间闹不合。观察良久后发现，郑南被轮番围攻嘲讽，也不羞不恼，只是笑嘻嘻、慢悠悠地反驳着，我才慢慢咂摸出来，他们是互黑的损友关系。其实不只是王斌，整个分理处十几号人都喜欢揶揄郑南，一半是因为他性格外向，脸皮厚嘴还贫，另一半是他有鲜明的“小抠”（吝啬）人设。

王斌说郑南赚“业务笔数钱”的梗是真事。以前新城支行柜员办理业务，确实是一笔计价2毛钱，乍一听少得可怜，但那些年来银行办业务的储户都是在窗口前摆一字长蛇阵，手快的柜员一天办200笔左右的业务不是什么难事。轮岗到东大分理处前，郑南在新城支行营业室当储蓄柜员，每天一大早他就来抢占别人避之不及的1号窗口（最前面），储户不多时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一天忙乎下来，能比后面窗口多办理100多笔业务，多赚30块，一个月下来，能多发五六百元工资。

王斌这段子是当着郑南面讲的，郑南非但不生气反而有点洋洋自得，他振振有词道：“反正咱们柜员被钉在柜台上，没法到处溜达，一个月多500块，这钱不挣你是不是傻？”

郑南说得在理，而且他这种工作态度是领导所欣赏的。但坐实郑南“小抠人设”的，是另外一段流传更广的事：

2007年，新城支行刚开始流行代理保险销售时，郑南就出了一笔年缴2万元的“大单”，算下来能赚计价工资400多块。发了这笔“横财”的他心里高兴，竟然破天荒地张罗着要请行里几个要好的哥们搓顿烧烤。眼瞅着“太阳从西边出来”的奇景，哥几个自然满口答应。当天晚上，5个人油嘴麻舌一顿吃下来花了300多块。悲剧的是第二天一大早，那位客户就来到郑南窗口要求退保——犹豫期内退保，计价工资自然也就取消了。

于是郑南那一整天办业务都蔫头耷脑的，估计回家心里斗争了半宿才打定主意，第三天上午一上班，就挨个找哥们讨回了那顿烧烤钱——理由是保险退了，大家应该AA制。起初大家都只道他是开玩笑，后来看他一脸严肃，纷纷掏出60元钱递到他手上，出乎意料的是，郑南还真照单全收揣进了兜里。

于是这个事就传遍了新城支行，成了郑南“小抠”的铁证，时不时地被损友们拿出来当作笑料。照理说一般人被当面揭短，面子上肯定挂不住，是一定要争辩的，可郑南对这事完全不否认，也不辩解，静静地待别人讲完，满不在乎地嘿嘿一笑，丝毫看不到尴尬的意思。

2

起初知晓郑南这些事情，我只以为他是个神经粗大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共事久了，我偶然发现他有心思非常细腻的一面：东大分理处有个老奶奶，每个月都来倒腾工资，总爱在郑南的窗口排队，她总是先把一张银行卡放进收银槽里说：“刷一下，看开了多少？”在得到精确到个位数的金额后，再递进来一个手绢包着的存折说：“全取出来存到折上。”

有一次我恰巧站在郑南旁边“核库”，无意间瞥了一眼存折明细，发现存钱后余额竟然没有一分钱变化，还以为郑南办错了业务，赶紧拿起存折仔细端详，才发现原来老人拿的是单位统一办理的卡折一体（卡与折是同一个账户，因有风险十多年前已经停办），“卡取折存”不过是在同一个账户里折腾。

“折卡一体的你都看不出来？这不是左兜钱换右兜吗？”我嘲笑郑南办业务不过脑子。

“嘘，别吵吵，我早就知道。”郑南迅速关闭了对讲器，冲我眨巴眼睛说，“大娘看不到存折上打出数来，心里总是发慌的嘛！”

“那你给她补登个明细就完事了，还倒腾一下干啥？”

“这你就不懂了吧？一取一存的过程是享受支配财富的快感。”郑南得意地晃着脑袋狡辩道。

“拉倒吧，我看你就是想多赚这2毛钱计价。”我也跟风嘲讽他说。

“又被你看穿啦！”郑南照旧笑嘻嘻地说道。

郑南的说法或许不是信口而出的瞎话，我看见他也总倒腾自己的存款。2007到2012年那段时间，新城支行基层员工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时本市平均工资3000元左右，新城支行的综合柜员发到手能达到六七千，如果能卖点基金、保险等计价高的产品，一个月到手近万元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就没见过赚着中高收入、却把生活成本压缩得这么低的人——郑南每天上下班各一趟公交车，共计2元钱的车票，基本就是他每天的所有花销了。他三顿饭早晚吃爹妈，午餐单位免费，一年到头总是那几件衣服，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工资都攒了下来。

2009年，省行考核电子银行市场占有率，各支行都先拿自己员工下手，让我们先给自己办理业务。郑南办了免费的网银，但每月扣2元钱的“动账短信”，任凭李主任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办。

“一个月2块钱，一年24块，买二斤排骨吃不香吗？”他半真半假地说道。

照理来说，在银行工作的人天天和理财产品打交道，玩点股票、基金是很正常的事，最保守的人也是买稳健型理财产品，可郑南却奇葩地只存定期存款。每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一挨到没有储户排队的时间，郑南的右手就飞快地在小键盘上跳跃，查出工资到账后，雷打不动地把6000块存到“定期一本通”上——那本存折就装在他行服上衣的内袋里，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悄悄掏出来翻看，上面一行行整齐的子账户明细，空白处还有手写的歪歪斜斜的小字，大约是计划该笔存款未来派什么用场。

然后，郑南单手拿着存折，熟练地用拇指逐页翻着，像是欣赏珍藏的艺术品般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3

混熟了我才知道，郑南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他家原来非常富裕，父母90年代在本市做贩私烟的买卖，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后来做大到专门买一套大房子来囤香烟。郑南也说不清那些年他爸妈到底赚了多少钱。

2000年后，本市相关部门打击私烟的力度越来越严厉，郑南他妈开始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缠绕。一天晚饭后在公园散步时她对丈夫说想就此收手。做这地下营生，郑南他爸也是常年夙夜忧心，但又抵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思考良久，说：“最后进一批，然后就金盆洗手。”

或许是命里该着，夫妻俩就因为这“最后一批货”翻了船，都进去了。两口子在看守所蹲了快一年，才被亲戚们花了大价钱捞出来，虽然免去牢狱之灾，但光是缴纳巨额罚金和运作的花费，让十多年私烟生意白忙一场，后来连囤私烟的大房子也卖掉偿债了。

郑南从不避讳和我们谈起这些不堪的往事：“一开始觉得家里天都塌了，后来也就渐渐想开了，一家人齐全已经是烧高香了。”说着，他咧开厚厚的嘴唇乐了起来：“估计那些年家里没有上千万也有个大几百万，出事之后父亲和我摊了牌，说是掏空腰包也最多只能帮我解决一套婚房喽！”

当时东大分理处8名男员工里，只有郑南和我是单身汉，在相亲问题上我俩常因为大相径庭的择偶观争论。我认为男人得趁年轻把事业干出个样来，找对象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事，事业有成，漂亮姑娘就会不请自来。郑南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人应该到啥年龄段干啥事，早点结婚生子才是正事。

“你才刚30，急个啥，以后升官发财还愁找不到漂亮老婆？”我嘲笑他说。

“你才思想幼稚，年轻漂亮最没用，人总有一天会老的。再说老婆太漂亮了惹别人惦记。”郑南不甘示弱。

郑南虽然家庭经济条件大不如前，但毕竟还落下一套父母给准备的婚房。本来国有银行的工作在东北还是挺有牌面，他又不太挑剔女孩的外表，可因为他对女方的职业有着相当狭窄的要求，所以年届而立，婚姻大事还没着落。

“我就是希望能找个小学老师。对孩子有耐心，教育能借上力，要是在重点小学上班更好了，光是学区房就能省下一大笔钱。”郑南眉飞色舞，沉醉在自己对未来的憧憬里。

郑南钟情于小学老师，多半是因为他的前女友。两人相处了一年半，本来已经谈婚论嫁了，却在我到东大分理处任职的前几个月和平分手。郑南对那个女孩非常中意，她是本市知名小学的老师，分手后郑南谈起她仍尊称为“刘老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起他和刘老师处对象时的点点滴滴，言语之间满是陶醉与遗憾。

“能有这么完美的人？”我撇撇嘴表示不信。

“瑕疵还是有的。”郑南说，“刘老师一个月3000多工资，嫌坐公交车又累又挤，每天上下班都打车，一个月通勤就得花掉千八百块。”

“因为这点事就分手？”我问。

“当然不是。”郑南叹了口气说，“现在我家不是没啥钱了嘛，买的婚房地段和面积都差了点，刘老师没相中，非要贷款买个更大的、位置更好的房子，所以就……”

“这倒确实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可惜了。”我同情地说。

“当时我俩准备结婚了，我送了刘老师1万多块的貂皮大衣和1万多的手表呢。”郑南说。

看来这小子的抠门不是葛朗台式的（钱高于亲情），而是严监生式的（对自己苛刻，对家人挺好）——我正在心里暗暗嘀咕时，郑南不争气地继续地问道：“……你说我现在把手表和貂儿要回来过分吗？”

“你都送给人家咋好意思往回要？”我说。

“我送给她是认为能做我老婆，现在事没成，往回要不也合理嘛。”郑南诡辩道。

后来好几次聊天时，郑南都提及想要回大衣和手表的事，看得出他对这事很纠结。直到有一天，李主任听多了磨叨，狠狠剜了他一眼说：“你就说你俩处了一年多，该干的事干了没？”

“……干了。”郑南脸上一红。

“那你还觍个大脸往回要？”李主任把声音提高了八度。

郑南没吭声琢磨一下，似乎真觉得自己理亏了起来，此后再也没提要回礼物的事。

4

我回忆不起来自己变成郑南的损友的具体细节，却清晰地记得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怎么加深的。

郑南有个毛病是早晨上班经常迟到，王斌笑话他说，是2元钱的空调车到站时他不肯坐，非要等1元钱的公交车才上车的缘故。李主任委婉地批评过郑南几次，没啥效果，放任不管又担心他人效尤，就和我商量了一下，定了个迟到罚款规矩：“凡是早上7点半没进分理处大门按时参加晨会的，就得交20元给做饭的大姐，当天中午大伙加个肉菜。”

郑南笑嘻嘻和大家一样点头表示同意，没想到头天说好的规矩第二天就被他打破了，又晚来了5分钟。他从放下一半的卷帘门下面钻进来，其他同事正整整齐齐地开着晨会。这回郑南再厚的脸皮也挂不住了，红着脸气喘吁吁地挤到我旁边站着。李主任瞪了他一眼，面色冷峻地说：“开完会郑南把20块的罚款交了啊！”

郑南支支吾吾没明确答应，估计是真的心疼钱。

晨会结束后，几位同事都不出声地整理着款箱，一时间场面有些尴尬。我灵机一动，斜靠在郑南窗口前，悄悄摸出20元钱在空中甩来甩去，故意大声嚷嚷道：“郑南的20元罚款交了啊！”随后递给做饭大姐。郑南见状低下头没吱声，脸涨得更红了。

我这一招收到了奇效，既维护了李主任的威严，又照顾了郑南面子。从那天后，郑南很少迟到，还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我猜那次“骚操作”是促使郑南“出血”请我吃火锅的原因——没隔几天，下班押运车走后，分理处就剩下我俩，换衣服时他对我说：“一会儿有事没？请你吃饭啊？”

郑南请客后，我总把这事当作一桩奇闻来讲，本以为他会借机扭转自己“小抠”人设，没想到他听了还是嘿嘿地笑着，不置一词。

外号一旦叫开了，就成了固定的标签，郑南干啥都被我们笑话成“小抠”：他把掉进衣服里子的一元钱硬币，一点点往出“赶”，被嘲笑“为了半日花销值得”；马路上捡了5元钱，大家就说他“每天出门不捡钱就是赔了”；开小会（党支部）相互批评时，我发言说他除了抠和长得磕碜点其他都很优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郑南是我这辈子见到过最有趣的人，每天嘲讽他，能够舒缓大家终日办理重复、枯燥业务的压力，成了分理处的一桩乐事。就像是孔乙己进到咸亨酒店，只要有郑南上班，东大分理处狭小的营业厅里就开始不厌其烦打着“嘴仗”，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5

2011年我调到新城支行机关工作，和郑南见面的机会变少了。每季度去分理处检查安全保卫工作碰见时，他还是那副笑嘻嘻的老样子，见到我，就很大力地拍得我的后背咚咚响：“可咋整啊你！一把年纪了，啥时候能结（婚）啊？”

“你比我老3岁呢，还有脸说我？再说我宣布结婚你不得损失几百块啊！不心疼？”我也不甘示弱地反击道。

“是心疼，但也得随（礼）啊！”郑南嘻嘻嘻地笑起来。

我一度认为，郑南惜钱又执着于对象必须得是小学老师，应该比我更难开启一段恋爱，却没料到2013年的秋天，这小子突然打电话来，一本正经地通知我他要结婚的消息。

“呦呵，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我惊叹地道，“媳妇是小学老师？”

“嗐，不是！经人介绍的，她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郑南回答说。

我感叹于郑南屈服于年龄增长的压力，终究降低了择偶标准——或许也可能是真爱让昔日所谓的标准不值得一提了吧？总之，无论是不是后一种，总算是一桩大喜事。

“你放心，就算我人不去，礼金也肯定到。”我仍旧不忘揶揄他的抠门。

“钱得到，人也得到。”电话那端郑南忽然认真地感慨起来。

在郑南的婚礼上，我总算一睹他老婆的真容——大脸庞，小眼睛，厚嘴唇，胖胖的身材，就算化着精致的新娘妆容也谈不上漂亮。一个餐桌围坐喝喜酒的同事啧啧称奇说：“这两口子真有夫妻相啊！”我知道这不是问题，郑南本身对另一半的外表没有什么要求，姑娘比他年轻了六七岁，还是事业单位正式编制，无论怎么看，都是条件一般的大龄青年相当不错的归宿了。

婚后，郑南对“往上爬”兴趣仍旧不高，只参加过新城支行组织的一次副科级会计主管竞聘，还是主任逼着他报名的。结果公布，上班十几年从来都不舍得掏一分钱维护上层关系的郑南果然名落孙山。他对此满不在乎，后来又有了儿子，干脆踏踏实实地干柜员工作，过他喜欢的那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平淡生活。

2017年夏末，新城支行辖属的吉星分理处主任参加市行组织的网点负责人培训班，去了外省学习，大堂经理被省行抽调进“内训师”队伍培训，网点没了带班的中层干部，行长派我过去替班，巧的是，郑南也在去了吉星分理处当柜员。

由于还是单身状态，我在去吉星分理处的路上就想好了怎么应对郑南的嘲讽。进了网点，发现防弹玻璃内安静得很，郑南正一脸严肃地在窗口办业务。他见我进来，没说话，只是冲我招了招手，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来，转瞬即逝。我离开网点多年，已经不太熟悉基层现状了，心里暗暗感叹“6S管理”的文明服务考核果然厉害，把郑南这样的贫嘴都管成了机器人。

那天的客户很多，中午换班吃饭郑南最后一个下柜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照理来说应该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却一闪身躲进了更衣室，关紧了门。不一会儿，更衣室里就传出一连串的吼声，我隐约听见：“……那是给儿子留的钱你知道吗？”

过了十几分钟，郑南才黑着脸进了饭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前胸剧烈地起伏着。

“都这么大岁数的人，咋还这么小抠啊！你擅长挣钱，你媳妇擅长花钱，这不是绝配吗？我这单身的攒了钱还愁没处花呢！”我笑着说。

餐桌边的会计主管眉头一皱，胳膊肘拐了我一下，直冲着我使眼色。我心里虽然疑惑，但还是收起了话茬。郑南没接茬，胡乱往嘴里扒拉几口饭，一句话没说，撂下饭碗就回柜上了。

会计主管狠狠掐了一把我胳膊责怪道：“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不知道郑南媳妇借高利贷的事儿？”

我心里狠狠吃了一击重锤，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会计主管也不是很清楚细节，只跟我说了个大概：2016年底，新城支行为了冲击“电子银行”条线各项的排名，把没办产品的员工拉了个名单，下发到各单位，让主任监督这些员工必须办理相关业务——这次强制办理业务，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办了短信通知的郑南，发现他媳妇竟然偷偷提前支取他银行卡上的定期存款。

那会儿定期存单和存折都渐渐被淘汰了，改在银行卡上开立定期子账户。内控部门规定，柜员不得自办业务——连查询自己的账户也不行，否则扣分、扣钱、全辖通报。不然按郑南的习惯，早就发现不对的苗头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那个总去郑南窗口办业务、看不到数字打印到存折上心里就不妥帖的老奶奶，真是有够玄的！

“我只知道郑南媳妇偷支存款已经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做什么用了，就是感觉郑南整个人一下子就颓了，上班总是蔫头耷脑。”会计主管说，“发现账户里的钱被取空几个月后，郑南开始陆续接到催债电话，后来电话直接打到咱网点，无论谁接电话，那头张口就是污言秽语，再往后有要债的人会找上门来。同事们都知道这事肯定不小，也没人敢去追问他来龙去脉。”

我在吉星分理处替了10天班，感觉郑南性格变了样，从前时常挂在脸上的贱笑无影无踪了，无论是多熟的老同事，没人再提他“小抠”的梗了，也听不见他被几番嘲讽打击后无法狡辩后“哈哈哈”的傻笑声。面对我时，他更是不提催我结婚的茬了。

我心里有种难以名状的难受，忽然意识到郑南所谓的“招黑体质”和“厚脸皮”的本质：能经得起玩笑、不介意别人把他的“小抠”当笑柄，是因为虽然家道中落却仍“颇有家资”——起码买房娶媳妇没有问题。等到经济真的捉襟见肘时，人也就一下子脆弱了起来，调侃就会真的变成了刺耳的讥笑。

6

我在吉星分理处替班的最后一天，押运车走后，偌大的营业大厅很快只剩下我和郑南，他边换衣服边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都怪我他妈的太抠，舍不得办那每月2块钱的‘动账短信’，不然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郑南缓慢的语速，显现出他正在承受着莫大的痛苦。

“用了多少钱？”我问。

“我的存款就剩下十位数，她还把自己所有的信用卡都套了现。”郑南说。

事情和我猜测的差不多，郑南发觉不对劲时，他媳妇已经参与赌博一年多了。最初是从微信群红包赌博开始的，大约是群里有人发个定额的红包，抢到最少的那个人再发同等额度的红包，达到有输有赢的目的。和所有陷入赌博泥潭不能自拔的人一样，郑南媳妇先赢后输，然后越赌越大、无所不赌，最严重时一个小时就能输掉10万元。手里的钱输光了，就开始信用卡套现、偷偷支取郑南卡上的存款。

一开始郑南媳妇还能编出各种谎话搪塞过去，后来被拆穿，意识到窟窿盖不住后，就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郑南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大几十万被她成千上万地押上了注、一年就败个精光，滚滚流进了陌生人的腰包，两天一夜没合眼。

郑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离婚：“但看看吵架时孩子吓得不知所措的可怜样，媳妇又是赌咒发誓决不再沾赌时，我相信她只是一时鬼迷了心窍。如果双方父母帮一把还上外债，我们还是能依靠国有银行和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把日子撑下去的。”

“可事实很快又给我上了一课，那时我对赌博还很不了解，后来看了很多相关文章才知道，和酗酒吸毒一样，赌博也是有瘾的，很难戒除。没过多久，她同事又打电话要债，我才知道她把我给她拿去还同事的钱又输了个一干二净。一问就是满嘴谎话，天知道她还欠了多少、会不会再赌。”郑南完全拿媳妇没了办法，只好去找上丈人家。令他震惊的是，丈人丈母娘连门都不让他进了，说是已经和亲生女儿断绝了关系，上门要债的一律往外撵，他这个“姑爷”自然也就不算数了。

“有时候我会想，难道是因为我太能攒钱了，老天爷派了她来给我散财的？我连股票和基金都不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也输得这么惨。”郑南苦笑了一下，“事情到了这份上，我明白只有走离婚这条路了。我态度坚决，她也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卖掉婚房，卖房的钱二一添作五对半分。”

“凭啥啊，你的房子不是婚前财产吗？”我忿忿不平，竟然也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正在被拖进沼泽的人想要逃出生天时，还会顾及身外之物吗？”郑南说。

听到当年1块钱也要省的郑南，竟然拿百万左右的房产当“身外之物”，一时间我不知道是该劝他“合”好还是“离”好了。

从吉星分理处回来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见过郑南。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折腾了一年多后，他在2019年夏天总算办妥了离婚手续，实现了尽快解脱的愿望。由于前妻没有抚养孩子能力，儿子判归郑南抚养。卖掉婚房的郑南不得不回到父母家居住。

要说郑南原来攒钱娶媳妇是因为对未来可期，可以暂时以苦为甜，那现在是真的拮据。2012年以后，我们行基层员工的工资水平每况愈下，自从银行上了排号机，柜员早就赚不到什么钱了——保险、基金等计价高的产品在手机掌上银行、自助设备上就能办理，在大堂早被经理们薅得一干二净。郑南每月工资掉到了2500元左右，不仅不可能存下钱，连儿子的花费，都得坐吃卖房子的“老本”。郑南的父母都快70岁了，带孙子只能勉强搭把手，多数时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郑南每天一大早起来先挤公交送儿子上学，再赶在8点10分前去分理处开晨会（2010年起营业时间调整为8:30），下了班急匆匆去接儿子，被孩子拴得死死的。

到现在郑南也不知道前妻到底有多少债主，以前债主打电话到单位、晚上咚咚地敲门是家常便饭，尽管现在他终于能理直气壮地靠一句“我和她已经离婚了”从每天潮水般的催债电话里解脱出来，但他依然逃不开前妻的困扰——大抵是卖婚房分得的那一半钱又输光了，一天下午前妻在学校门口截住儿子，抓住小孩肩膀拼命摇晃，大声喊道：“让你爸救救妈妈吧，妈妈要被逼死了……”

小孩子顿时被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7

2019年冬天，我看见郑南来新城支行本部参加职工代表大会，就招呼他过来坐，几年不见，他的头顶更加荒芜了。

“喝点去啊，我还欠回请你一顿饭呢！”会议结束后我提议到。

郑南听了，脸上竟然挤出一抹笑来，又像是我的错觉般极快地消逝了。

“哪天再说吧。”他几乎本能地推辞道。

“就今天。”我坚定地说。

他踌躇了一下，掏出手机打电话，让他妈去接儿子放学。

出了支行大门，外面飘着轻雪，我觉得没有比一顿火锅更适合的了——没想到我回请郑南这一顿饭，竟然相隔了10年，是不是我才算“小抠”呢？

步行去饭店的路上，我俩都没怎么说话。落座之后，郑南也只是浮皮潦草地问了我些在行机关工作的琐事。一开始饭局的气氛有些忧伤，郑南为我仕途攀爬“中道崩殂”而惋惜，我为郑南攒钱娶妻最终却两手空空而慨叹。都说“壮志难酬”，却没想到生活竟然如此吝啬，连我们这些小小的理想也不给实现。

几瓶啤酒下肚，话题转到当年在东大分理处共事的趣事上，桌上才有了些欢乐的气氛。

“……婚前相处时看不出一点苗头？”我问他。

“以前她是不赌的，沾赌只是个偶然。她说是好奇登录诱赌短信上的网址，我觉得更可能是和同事学的，反正她满嘴谎话，我已经没法相信了。”时间果然是医治一切伤痛的良药，郑南格外平静地说，“后来我想通自己为何输得这么惨了：婚姻是选择，选择即赌博。我是忙碌半生一场空啊，剩下个儿子，总算是有个收获吧。”

“一共折了多少呢？”我按捺不住好奇心问道。

“我知道的前前后后两百多万，包括我发现后又输掉的大几十万。现在看看，十年前我那精打细算规划好的未来，最终成了一个笑话。”郑南苦笑着说。

我半晌无语，长舒一口气，举起酒杯说：“祝贺你逃出泥潭。”

“要说你可是真哥们啊，结婚也祝贺，离婚也祝贺。”郑南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有6个相亲群，你要不要也加一下？”我悄悄问他。

郑南轻轻摇了摇头：“从前年轻有房时都那么费劲，更别说现在的我了。40多岁的大老爷们，住父母家，事业平平无奇，还领着一个孩子，以后上中学补课的话，搞不好都得用父母的‘过河钱’，还哪来的自信找女朋友呢？缺乏财力支撑的中年人容错率太低了。”他若有所思地望着翻滚的汤锅上升腾的水雾补充道：“要是当年我爸没干那最后一把的话，我还是有重来的机会的。”

我懂郑南的心，当下，人的底气和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有着很大的正相关。

“命运使然，遇人不淑，又不是你的错。”一时间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安慰他，我只好说些空洞且无用的废话撑场。

我们干掉了最后两瓶啤酒后，出了门被冷风一吹，酒劲翻滚上涌。宽阔的街道上灯亮如昼，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我走路回家，你呢？”我问郑南道。

“我打车走。”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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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人生I字路》剧照

给自己做寿桌的空巢老人们

1

2019年春节，因为3倍加班费没舍得回家；2020年春节，因为疫情没能回家——快两年没回家的兵哥如是对我说——东北的冬天又很长，家中两年没见面的老父亲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过年对于老人来说就像一种仪式感，一年到头来全指着这一天呢。

兵哥是我的远房表哥，比我年长许多，我们从小就是玩得很好的发小。他是我身边许许多多出外打拼的兄弟中的一员，也是为数不多的扎根外地的成功者。

兵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远房大舅，比我父亲年长许多，是同辈人里的老大哥。大舅一辈子都在农村，他面孔忠厚，手上布满老茧，是带相的老实人。

每年过年我都要去探望大舅，害怕今年疫情再来又封城，进了腊月我就开始挨家挨户地走亲访友。按照往年的礼数，我要给大舅送一箱酒、一条胖头鱼和两只鸡，满满的三样礼——他一个人生活，倒是吃不下许多，反倒每年都掐算着时间，给我准备他自己做的豆包和自家种的花生。

今年我刚进院门，就看到一棵柳树在院子中央直直地立着，已经没了叶子，中间空出一个树洞，被风撕得越来越大。大舅远远地招呼我：“来啦小子，今年来的早啊。”大舅其实还不到70岁，但常年的劳作让他看着极其苍老。

我熟练地推门让步，进了房，屋里的摆设一切如旧：热融融的灶台边上垛着一捆捆苞米秆，大木桌子上摆着早上吃剩下的馒头，黄底黑边的搪瓷碗上扣着一个盘子，旁边的洗手盆底沾着一层黑泥油，水龙头被一个自行车红内胎套着，边上还拧着几圈铁丝。屋里屋外，只有一台38寸的电视机算是比较现代化的物件了。

与往日不同，屋里还摆着一大盆酸菜、半扇猪肉和两大盘圆滚滚的豆包，是为过年特意准备的。我打算撂下手里的东西就走，却在门口被大舅一把拦下：“小子，今年疫情你大哥能回来吗？”他把我往屋里推，好像有更多问题要问。

“今年中央倒是提倡就地过年，但是非要回来估计也没啥——我大哥没跟你说啊？”

“他没给我准信儿，一会儿回来一会儿不回来了，再问就是‘不知道’。”大舅边说边拍大腿，不知道他的厚棉裤穿了多少年，氤氲起了好多灰。

“去年都没回来，今年肯定说啥也得回来了，我回头问问他，大舅你放心吧。”我赶紧挣脱大舅的手，迈步往外走，大舅跟在后面喊了几句什么，我也没怎么听清。

随后几天，我都快忘了大舅，远在北京的兵哥突然发来微信，让我过两天去大舅家串门前告诉他一声。

我回复他“早就串过门了”，随即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兄弟你倒是快啊，今年我怕是回不去了。”兵哥的语气略带寒暄，却有托付之意。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一气儿说了一大堆：“兄弟啊，你岁数小，多跑两趟。糖就要点散装的冰糖就行；碧根果多买点，我家老爷子爱吃；烟就买几条红塔山就行；保暖衣买两套，一套加绒一套不加——哦对，帮我看看厨房水管好没好，能整你就帮我整整吧。”

他说完以后，我停了三四秒才接了一个：“啊。”

其实兵哥回不回得来与我关系不大，但一个独居老人码排了那么多猪肉、酸菜，还有自己唯一能展示的豆包手艺可能就落了空。我顿了顿口气，问道：“那你没跟我大舅说不回去了啊？”

“最近天天视频打预防针呢，两年没回去，我也怕他想啊。”兵哥解释说自己拖家带口，3个人来回得做6次核酸、还容易隔离14天，花销之大，麻烦至极。

“但是‘怕他想’他就不会想了吗？”我心里想着，嘴巴里有一个独居老人和他的酸菜、猪肉和豆包，但是说不出口。

2

收了兵哥的钱，我按照吩咐去市里给大舅买了一切应用之物，也再次开车到了大舅家。

这次，大舅正在院子里打磨一把生了锈的木锯，他边磨边念叨：“老了，不中用 。”看见我，他只点了点头，没那么热情了，想是已经知晓儿子一家不能回老家过年了。

大舅放下木锯，接过我手里的一大袋子，弯着腰往屋里走，我跟在他身后，打量着饱经沧桑的锯和那棵破洞的柳树。进到房间里，地上的猪肉不见了，切好的酸菜不在了，豆包也被分成一份一份的。

“去年啊——说起来是前年了，你大哥十月一（国庆节）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我也没多寻思。没成想啊，过年就不回来了，说过年加班给得多。”大舅打量着手里的保暖衣，叹着气，随后熟练地换好新衣服，对我“嘿嘿”干笑——可能每年过年，兵哥都会给他买两件新的吧。

厨房里被红色内胎裹着的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响——我完全忘了水龙头的事，没有买零件，悔得直拍脑袋，这意味着我又要跑一趟了。

这时，大舅在我背后发出一声惊叫“哎呀！”我赶紧扭头，见他把衣服恭恭敬敬地端在手里，看着价签，随即又把从超市买来的各类东西挨个翻找价签看。

“这些个东西这么贵啊？”大舅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没多贵啊，你这件衣服200多一套，打了折不到500，不算贵了。”我一时没琢磨过味儿来，没明白大舅平时是不会花这些钱的，这些东西的价格明显超出了他的想象。

“原来也是买这些东西，你哥都没让我看见过价钱，我问过几次也不说，没寻思这么多钱啊，我这也不用吃这些个东西啊。”大舅喃喃地说。

我本以为应该仔细点留下价签和小票，如果兵哥打电话问大舅，人家父子好核对。亲戚之间人心难测，人家找你帮忙，也难保提防着你，找不到票据核对账目，钱多钱少是一回事，心生隔隙是大事——但是现在看来，兵哥每次买东西都撕下价签，倒是我狭隘了。

端详完价格，大舅把一袋被自己撕开的糖果又仔仔细细地装了回去，然后指着那个半冻半滴答的水龙头说：“你大哥前年十月一走以前就一直在修这个水管，我就跟他说不着急，过年回来修也行，你哥也没跟我说过年不回来了。”

“行，我回市里买一个新的吧。”我赶紧说。

“哎呀，又是钱啊，你帮我堵死吧，我打水上隔壁老刘头家就行。”大舅又往房子的北面指了指。

老刘头我知道，贵州人，说话时一口不太流利的东北话夹杂着云贵的方言。他二十来岁就来了东北，在这个村子里结婚生子，在贵州可能也没有亲故了。跟大舅一样，老刘头几年前也没了老伴，他有一个远嫁的女儿，听说很少回来。

“那些猪肉和酸菜呢？”我问大舅。

“猪肉让我扔后屋雪堆里埋起来了，酸菜留了点，剩下的分了，豆包还没分呢，你要不再多给你妈拿点吧。”大舅赶紧拎起两大兜子豆包。

我含糊其辞地说“都够都够”，拔腿便走，我打算在晚饭前把新水龙头给大舅换上，也就能安心回家了。

去市里买水龙头再回到大舅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进了院子，我发现大舅和老刘头都在院子里。他俩一个弓着身子，在磨锯子；另一个身子弓得更矮，在磨斧子。大舅向老刘头介绍我，老刘头满脸带笑说记得，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居然都能开车来回跑了。

“大小子，你啥时候有时间还来啊，再来帮舅带一个好点的大锯啊，能砍树的锯。我这把锯太小了，也钝了，不中用了。”大舅憨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这是干啥啊？锯树干啥啊？这树好好的。”我看着那棵秃柳，一脸疑惑。

“啥时候来，想着点帮大舅带把就好了，五金店要没有，农机店估计有，大舅给你钱。”说罢，大舅便收起工具进屋做饭了——这两个空巢的鳏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搭伙过日子了，看灶台上的东西，两人也吃不了多少。

3

一转眼就到了小年，我猛然想起伐树的锯还没给大舅买，便赶紧买了送去——我以为，老年人的世界有时不适合年轻人去揣测，因为没必要。他们想要什么物件，很可能是出于某些爱好或习惯，如果年轻人过分打探，有时反而会使他们被迫打消那点念头。

“大舅，你要的东西带来了。”我边说边从车里拿出一把大锯，这锯是两人用的，中间宽两边窄，因为太大，得整个从后排斜插进副驾驶才放得下。

大舅见了心喜，老刘头更是喜上眉梢，我却不知道他俩喜个什么劲儿。大舅看出我的疑虑，说：“你刘大爷要做一个八仙桌子。”

“八仙桌子？”我还是没懂。

“我们贵州，人死了要准备八仙桌，好几张八仙桌摆得高高的，请人做法事。”老刘头看了看外面的柳树，接着说：“法事要做好几天，儿孙们要跪几天几夜嘞，我这离开贵州也快50年了，别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这桌子我记得真亮（清楚）的！我想自己死的时候也有，正好你舅同意啊，不然我一个人也做不成啊。”

大舅十分轻松地说：“我打听了，一个村子也没有相当的桌子。我打算把门板和我这饭桌毁成两个桌面，去年西屋房塌了，房子大梁做几个桌子腿儿，今年这个树也开口了，趁着里面还没空，也改个桌腿儿，余富出来几块好的（木料），就做两个骨灰盒。”

大舅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想打断他这种懈怠人生的想法，直说这是没影儿的事，毕竟大舅才不到七十岁，想这种事实在太早了。

“大小子，你不是我，你想不到这一步，你刘大爷跟我都身边没啥人，我俩互相照顾着日子还凑合，你刘大爷也跟你爷岁数差不多，该想这步了。十年二十年的日子，我也是一个人，在还能动弹的时候做好了打算，（到时）不让你大哥麻烦。”

其实，我能理解大舅的心情，这种“空巢老人”守着一个村子的荒凉，一个时代的荒凉，满眼望去都是荒凉。他哪里是为另一个老人还愿？分明是把自己的事情也想好了。

大舅年轻时是种地的好把式，他学过木匠、泥瓦匠和厨子。以前谁家盖房子，总少不了他帮忙进料；谁家结婚，总少不了他帮忙做菜出席面；谁家老人过世，也总会找他帮忙钉个祖宗板或骨灰盒。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时处处要强的人，去年看到自己当年盖的房子塌了，想必是个不小的精神打击。

老刘头拍了拍那棵柳树，说：“等我啊，我家还有点虾米，我拿来咱俩炖点酸菜。”说完他走出院子，又走进自己的院子，剩下我与大舅无话，我心里仍然觉得大舅为自己准备后事，太早太早了。

没多久，老刘头拿来一罐虾米，还有许多红的绿的条布，以及他用铅笔画下的要在八仙桌上刻的画。

“你来看啊，这个地方要画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手里应该拿一个甚么子东西我忘了，能弄个花就花，拿个别的什么东西也没关系……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布条，多扯点吧，我印象里应该有可多东西咯，就算只有一个桌子，我也好知足啊。”老刘头对大舅比划着，边笑边幻想，感觉如果一张做好的桌子就摆在眼前，他会毫不犹豫地当即赴死，且毫无遗憾。

如果老刘头也走了，我很怕大舅也会想着离开。他们都是阡陌大地上刨食的蚂蚁，坚强无比，也许会忍受孤寂的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生活，也可能万事看开，便一去不回。

眼下，还有六七天就过年了，两个离群索居的老人，就这样准备着给自己的礼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这件事跟兵哥说，我觉得有必要，但是又觉得没必要。这事可大可小，你可以当作老人的消极状态，但也可能是没事做，做点小手工。

那段时间，兵哥几乎天天问我大舅的近况如何，我能怎么说？——“你爹跟我要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锯做八仙桌呢”？

说不出口啊。

4

这件事在我心里纠结着，难以化开，一直到大年三十，还想着那两张八仙桌的我决定再去大舅家看看。

到院子里时，那棵大柳树已经横躺在地上了，四处摆着它的“残肢”。一个被锯出来的木墩子上摆着我第一次来看见的那半扇猪。

进到屋子里，是两张大桌子，圆桌子是原来的饭桌改的，方桌子是一扇厚厚的门板改的。八条桌子腿儿布着走向不同的纹理，桌子侧面贴着要刻上去的八仙画。桌子细闻闻，还有木头的“生”味儿。看来，两个老人家准备用这桌子摆酒菜过年了。

老刘头对我说：“大小子帮我买几个香炉吧，我太爷死的时候有一鼎老大的香炉，那么大的香炉才能插得稳香。”

大舅对老刘头炫耀着：“做工不错吧？跟你印象里差不多吧？”

老刘头扁扁着嘴，睁大眼连连说：“差着不多咧，知足啦！”

我细细地抚摸着这两张承接生死的桌子——也许是老刘头魂牵梦绕故土的样子吧。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所寄托？大概是同他一样，老伴走了，孩子不在身边，就只能远远地从前半生里硬找出一个故乡的样子，渴望用人生最后一刻对故土的追思去弥补人生的完整。

而大舅则是借着老刘头的所需，弥补自己生活的完整。有些人要权要钱，有些人要幸福，有些人只是要完整，这两张八仙桌就是横架于“完整”之间的桥梁。

刚到中午，大舅已经准备吃除夕的最后一顿饭了。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必非在大晚上包饺子，年也不算团圆，也就没必要准备年夜饭。

“大小子在这吃吧，我们就两顿饭，你吃完这顿还赶得上回家吃下一顿呢。”大舅说。

我没有再客气，留了下来。

那顿饭有猪肉炖的酸菜，里面烩了一层虾米；有我买来的各种干果；有韭菜炒的鸡蛋；还有许多豆包——都说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可大舅家只能吃豆包——因为他准备的豆包太多了，邻里都会做这东西，送不出去，就只能自己吃。

老刘头和大舅互相倒酒，两个老人家怕我尴尬，就把电视打开了看。一经烘托，气氛还真就上来了，情到深处酒到浓时，老刘头也开了肚肠，满口一杯酒，抓住我的手，打开了腔。

“孩子，我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来来回回跑这么多趟，我这事儿办不成啊。”他呷了一口酒，看了看我，“我来东北那年刚也就二十多岁，二十几我都记不太清了。”

他眯着眼睛，边对我说话边看着电视。我问他咋不回家，这么多年跟老家还有没有联系。

“想啊，刚来东北的时候是被押来的，想回家不让回啊。那个年代家里也不太平，我四五个兄弟都找不到了，家里老头也被关起来，天天写检查。”老刘头说，他的东北之旅是在那个动荡时期开始的，他们一家先是定居北京，几年后又因为历史原因，兄弟四散，家道中落，他被一路下放到了北大荒。

“那个时候只能给家里写信，写了好多哇，都没得回信，后来才知道，好多信都是托人送的，人家根本没给我邮出去。但是我也不失望，那个年头失望的事情太多了，这种事情不值得难过了。”老刘头点上烟说：“后来啊，那都是好多年了，我认识了我老伴，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没跟家里说。但是好在跟一个同乡联系上了，回了家一看，只剩下兄弟两个和老妈了。”

大舅打断了老刘头的话，说大过年的就不谈这种事情了，但是老刘头心里的苦水淌出来，就没那么容易轻易止住了：“上一次见面是二十出头，再一见面我都有孩子了，我妈给我做的蕨菜根炒肉，临走又给我拿了好多蕨菜和辣椒酱，说让我路上吃。我也记下了新家地址，在一个小县城里，从东北到那儿，要先到遵义再坐板车到毕节金沙县，再咋个走，我就记不清咯。”

老刘头尽力地在脑海中翻找着回家的路线，驴车套着板车，一路晃晃荡荡，可是再往下走，那段回家的路就迷失在了他的脑海中，翻找不清了。

“那你没再多回家几趟啊？老娘不还在呢吗？”大舅好像也在回忆自己的人生。

“没啦，没回家过几次，那个时候家里总得种地，哪有时间回贵州啊，路途也太远，走一趟要花很多钱呐，在我妈走以前，也回去了八次，第九次赶回去奔丧，就再没回去过了。”

老刘头叹着气，又突然说起自己的女儿：“我闺女在外地嫁了人，我也不要求她把我接走，我也不去。我看明白啦，有些事情没办法的，也不给儿女添麻烦，多养活一张嘴是多大的负担啊。”

老刘头眼中含着泪，喝下了一杯酒，“东北也有蕨菜，东北的土地比我们家乡的好，种出的庄稼黄莹儿的，真好”。

大舅说，老刘头年轻时候也是种地的好手，土地和家人一样，都离不开他。他深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才能收获，为了让这片金黄哺育妻儿，他只能慢慢淡薄了母亲与家乡。

或许说起来，这有些“不孝”和“薄情”，但是只有身处其境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只能选择放下一头。现在的兵哥何尝不想接大舅去北京安享晚年，但他的儿子、老婆都要养，对老父亲的关怀，就只能隐匿于撕掉价签的保暖衣上了。

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的兵哥，明年会不会也不回来了？大概率是可能的。这并不代表兵哥对父亲态度失衡，只是人之常情罢了。以“理中客”的高度审视“空巢老人”的孩子们是容易的，却鲜有人体谅。他们哀叹农村的落寞，又拍手叫好城市化建设的速度，可每一个大都市的繁荣背后，都有无数人肩负着两头，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家庭，一头是垂垂老矣的父母。两头都在跳着脚地望啊望，可是都望不见另一头。

时代疯狂前进，注定要撞倒一些人，老刘头就被撞倒了，他选择理解和包容，就像他母亲当年理解他一样，他也理解自己的女儿。

大舅给我夹了好几筷子酸菜，不停地打岔，老刘头才咽下了继续讲述的欲望。其实老刘头说了那么多，我也没记住多少，关于他的一生，我仍是知之甚少。

我特意在机顶盒里调了一个“历届春晚精品展播”，才算把饭桌上的气氛调节的舒缓一些。饭毕，我和大舅收拾碗筷，只听见电视里传来了当年黄宏的声音：“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出门的时候，已经日落黄昏，我沿着水泥路一个弯一个弯地绕过一片片土地回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村头已经没了狗吠，这些老人越来越孤独。

车子开过一片庄稼连着的坟地时，我想：人一苍老，就像颓圮的土墙、崩坏的石磨、纤毫毕现的土地，坍塌，无力，荒凉。人们总祈求和死去的亲人在天上相见，实际上哪个升天了？他们都被埋在地里，每当夜晚来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一同躺下。

快进城时，夕阳已经被夜色压得很低很低了，我们的生活也差不多，大部分的日子都被压得很低很低。

到今天，北方万物开化，冰雪早已消融，我不知道大舅家的那半扇猪肉还剩多少，豆包有没有吃完，他有没有打算开春种点什么。

也许，大舅也一点点接受了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回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的事实了吧。那两张八仙桌子，此刻应该稳稳地立在屋子里，和它们还是一棵树、一扇门的时候一样，被风吹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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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七十》剧照

一场越过六十载的寻亲记

1

数年前，舅舅被一场病困在病房中许久。出院后，他给我打电话，让我提醒我爸去查收一下邮箱。

我替我爸打开邮箱，点开邮件，看到的竟是一篇自传。舅舅用很长很长的篇幅，细细碎碎地回忆了自己的往事，看到最后，对身边各项琐事的交代，竟让人读出了遗嘱的味道，令我不忍细看。

不久前，我又鬼使神差地翻出了舅舅的文字，许是因为这几年间年岁渐增、经历了许多世事无常，再次读这些文字，竟让我看到双目含泪。

我出生时，舅舅已是一个快40岁的中年人，我越长大，他越苍老。在翻看他的传记时，我时常恍惚，花了很多力气，才把那个言辞不多、温文尔雅的老派知识分子和文字里的倔强少年，重叠起来。

我是在成年后才与舅舅亲近起来的。小时候我不喜去舅舅家，总嫌他太过严肃，每次见面，除了耳提面命嘱我好好学习，舅甥之间似乎就找不到什么别的话题。爸爸倒是常念叨说舅舅是个很好的人，“你长大后要好好待他”。这话从我十来岁嘱咐至如今，年少的我只是不解其中意，嘟囔着嫌弃舅舅不肯给我买冰激凌。

外婆家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舅舅排行老大，姨妈老二，我妈是家中最小的。在那个多子多福的年代，外公和外婆似乎从未刻意追求过子孙满堂，幸运的是，家里三个孩子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几十年岁月苦难如川，一家人终还是能够整整齐齐。

年少时我不知家中往事纠葛，只惊诧于一点——每每外婆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只有舅舅劝得住她。

外婆从来不是一个温柔的老人，据说年轻时就很是精干泼辣，外公去世后，她的脾气更是日渐古怪，而且迷恋上了生病，头痛，肚子痛，腰疼，每个月都要闹一出“要去住院”。到了医院，医生也查不出毛病，外婆就怪人家“医术不精”，要求住进医院，详细做全身检查。

医生只能开了住院证。可老人住院哪是小事，一家子全都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三个孩子都正值壮年，天天忙着上班养家糊口。一开始，几家都还郑重以待，排着班轮流去陪护，另外的人在家做饭、送饭。但该做的检查都做遍了，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外婆又只能拎着行李出院。

外婆这样无理取闹的次数多了，家里人的耐心也一点点被消磨殆尽，渐渐不愿再陪着她折腾。一次外婆入院，我妈将她送去病房，嘱咐几句后就离开了。隔两日再去探望时，人还未开口，就被与外婆火速建起革命友谊的邻床老太太们围着教训。老人们怪责我妈“将年迈的老娘扔在病房就不管了”，是“不孝女”，我妈被同仇敌忾老太太们训得面红耳赤，扭头看向外婆，外婆只是别过头闭着眼不理她。

我妈嘴拙面皮薄，拉不下脸，只能回来对着姨妈哭诉。姨妈脾气泼辣，骂完我妈“没用”，便气势汹汹地冲去病房，嚷道：“是哪个说我们不孝顺？”“我妈不打针不吃药，行动自如，怎么就非要有人贴身守着？”“我们陪在这里，谁来给我们挣钱养家？你们哪个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就都有闲工夫陪老娘耗着！”

同病房的老太太们噤了声，外婆却像是被捅了马蜂窝：“就是你们不孝！你看看谁家看病不是儿女陪同，前呼后拥？”“我真是命苦，命都给出去，养了三个儿女，老头子一走，就没人管我了，住院都没人管”“你说这养孩子有什么用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养了一群白眼狼……”

外婆越说越投入，拍着床沿号啕大哭，声音嘹亮得隔壁病房的人都跑来围观，姨妈仓皇而逃，回来对着我妈无奈长叹：“我也拿她没法。”

她们只能去请舅舅来当救兵，舅舅只是劝慰，说外婆也没坏心，只是心里太苦了，她本就要强，到老了，又经历了外公的离开，一个人，寂寞了。

外婆去世的那年，人刚刚84岁。都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收自己去”，我总以为是妄言，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外婆离开那天，正月还没过完，我在早上就被妈妈的电话惊醒，她什么也没有说，只让我赶快回家。我的心猛地漏了一个节拍，心电感应般地惊问：“是外婆有什么事吗？”妈妈顿了顿，只说了一句“外婆走了”，就挂断了电话，仿佛怕下一秒钟就会把她的哭泣从话筒里传过来。

家里的气氛微妙——外婆的最后几年，性子越发自我，全家老小全被她折腾得苦不堪言。我曾以为她的离开会让自己有种若有似无的解脱感，但却还是抑制不住悲伤在心里排山倒海。葬礼上，我坐在舅舅身边，他的羽绒服上沾了室外的细雨，冰冰的。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妈妈和姨妈已哭到失了主张，只有我们几个小辈在舅舅的指导下打理诸事。

葬礼结束，我妈神志恍惚了许久。爸爸不放心，就想带着她出去散散心。妈妈想了许久，同意了，却只提出一个目的地：外公的故乡。我大惑不解，那个江南小城，外公自半个多世纪前离开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于妈妈而言，只是一个概念上的“籍贯”而已。但妈妈主意已定，我劝阻不住，只能随她同行。

回乡的路，妈妈不愿意坐飞机，特意挑了晃晃悠悠的火车。晚上睡不着，伴着火车与铁轨叮铃咣当的撞击声，我才第一次听完了之前家中长辈对我们缄口的外公外婆的故事。

2

外婆姓沈，老家在湖南，紧靠长江，坐拥洞庭，又有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沈家历代经营船运，家有大大小小六七艘船，来往于各港口之间承揽商货，虽不算大富大贵，但在当地也是叫得上名号的人家。

外婆排行老大，人都半开玩笑地称她一声“大小姐”，在家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最好的衣食都先给她，连吃饭都是银勺银筷。年轻时外婆出落得亭亭玉立，免不了娇养出小姐脾气，只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样的性子竟随了她一辈子，直到人生的尽头，她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受不得委屈的灵魂。

抗战全线爆发后，全国的内河航运遭受了全面打击。沈家的船行在1930年代末被收为国有，所有大船悉数上交，仅留下一艘小船让一家人赖以为生。老爹爹（太姥爷）从此一蹶不振，无心理事，只由外婆母女与家中其他男丁勉强维持家中各项运作。

日军南下，外婆的家乡也沦陷了，很多人都趁着黑夜逃走，邻县没来得及逃走的壮年劳动力一夜之间全被日军抓走做了挑夫，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有一个年轻人逃了回来，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从此，每每听到日本人要过来的消息，外婆全家就去躲藏起来，有时躲进山里，有时蜷缩在农田。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外婆便坚定地提出要一家老小离乡避难，可她父母都不愿离开故土，老嫁嫁（太姥姥）格外坚持，倚着古树说死也要死在故乡。无法，外婆只得咬咬牙，带着几个弟弟驾船逃生，那一年，她才20岁不到。

码头静得吓人，外婆带着弟弟们上船，和别人家的船一起，沿湘江上游疏散。船上除了他们，还有闻讯赶来想一同离开的同乡，挤满了人的船舱安静异常，人人都面色凝重，谁也不想发出一点响动。

那段水路不算长，却也要大概一天才能到达目的地。途中遇到日本人的飞机呼啸着飞过，扔下一枚枚炸弹，外婆见着不远处的船被击沉入江，隔得远，听不清呼救声，只能看见沉船的船桅在江上翻腾，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消逝。外婆不由得转身，将弟弟们搂入怀中——年少的弟弟们已经哭都不会哭了。沉寂的船里，所有人都被一种无力感所湮没。终于有女人低声啜泣起来，外婆忍了又忍，还是递给她一方手帕，对那女人说：“不用怕，听天由命吧。”

最后顺利到达海城的船只，所剩无几。逃难的人群散去后，船队为首的船老大提议，船系在岸边终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不被日军夺去，最好一概凿沉。其他的船老大都点头同意，众人的目光最后集中在外婆身上。他们看着这个瞧上去养尊处优弱不禁风的女娃娃，不知道她是否能做主。没想到外婆也干脆利落，坚定地点了点头，船老大们都舒了一口气，转过身去。

外婆从此留在了海城，再之后，便遇到了外公。我曾见过他们的合影，外公西装革履，白皙俊朗，外婆一副鹅蛋脸面，娇俏的眼神，微微侧脸瞧向外公，似百转柔肠。

解放后，外婆的弟弟们和其他家人先后回去了湖南老家，他们喊外婆一起，外婆独独不肯，留在了海城陪外公。之后姨妈和我妈相继出生，夫妻两人相敬如宾，琴瑟和谐。

只是在某日，一位妇女携一个半大少年寻来时，外婆才似遭了晴天霹雳——那寻来的少年，便是我的舅舅。

1956年，11岁的舅舅随他生母从江南小城沿江而上，来到海城。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两年后，生母第二次带他从家乡来到海城，这一次，他就留在了这里，尔后生母独自离开。生母回乡后，次年再嫁，从此，他有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却没有一个家。

我是在长大后，才在长辈们的零星语句中，逐渐猜出了舅舅与外婆的真实关系，而直到读到舅舅的自述，那段过往才在我面前如此真实而具体地徐徐展开。

以下三节的文字，是我摘自舅舅那篇自述。

3

据家乡老辈和邻居老人讲，（我们）周家是在二百多年前从更远处迁移到如今的那个江南小城的，现在还有一支住在城南面前的朱滩圩。2007年，整个圩被拆，上面建起层层叠叠的新楼房。

我的记忆中没有祖父的印象，老人们讲，他驾过船、种过地，还做过裁缝，记得在故乡读小学交不上学费时，还在家里找出一个祖父用过的铜火熨斗卖了，才凑齐钱。

祖母约在1953年去世，那年我8岁。祖父母一共生了三个姑娘和一个幺儿，幺儿便是我父亲。母亲和父亲都是小城本地人，小城不过几百户，两人虽不算青梅竹马，但也是自小相识，长大后顺理成章地在了一起。母亲姓仇，因仇、周二字在当地发音颇相近，故人们遂将她的姓也写成了周，直至去世，母亲也没有改回本姓。

我出生在1945年的冬天，母亲说，那天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屋里生了火炉也冷得刺骨。刚出生的我皱巴巴却精力十足，伸手蹬足，哭声嘹亮，被父亲如珍如宝般小心翼翼抱在怀里，她抬眼看，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那时，父亲愁眉不展已经很有些时日了，见他这般开心，母亲很是欣慰，却猜不到父亲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母亲在后来和我说过，她猜想，也许就是在那一天，父亲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然而这唯一的联结并未让父亲离开的脚步有所停顿。在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在某一个平常的日子沿着长江驾船离开。这一走，直至1998年他在海城的家中去世，都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驾船离家后，我与母亲、祖母相依为命。年少的我，经由伙伴们的嘲笑才明白没有父亲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我亦不知道母亲用了多少力气去接受。平日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凡事均是她承担。我尤其害怕她忙碌空隙突然安静时的模样，那时，她的目光总是茫然散开，如村里水塘里的涟漪，星星点点的光芒转瞬即逝，找不到焦点。她常常会猛然回头，仿佛期盼着一点动静一点声响，又似乎为那期盼而感到愧疚。

1948年冬天，我快4岁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长江北八圩港口，在撤往江阴前又一次到乡下抢劫。有消息灵通的乡亲赶来提醒，人们纷纷沿十圩港坡向北逃难。慌乱之际，母亲将我交给熟识的秦道士，好言求他带我向北跑，她想回家把喂养的一头小猪救出来。

母亲刚走，这个道士就把我往地下随意一放，自顾逃命去了。我边哭边跟着人群胡乱奔跑，视野望去，什么都看不清，只听得子弹打在芦苇上的沙沙声，不断有人歪歪斜斜地在前方倒下。我惶恐至极，不知所措，不知不停歇地跑了多久，我的聋子舅舅和他的一个堂兄弟由北面跑来，他俩一个抱起我转身向北跑去，另一个往我家方向跑去寻我母亲——聋子舅舅现在已90多岁了，我每次回故乡总要去看他，给点零花钱。

见到聋子舅舅的那一瞬间，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他抱着我，我扭头看向他，他面如死灰，一双眼睛红得可怕。我们一直跑到西面的大姨妈家，才松了一口气——那儿已经“解放”了。

姨妈家门口有一株粗大的槐树，雪白的槐花层层叠叠，我拿着姨妈给我的小铃铛，一边摇一边在葡萄藤下等妈妈。一日，我正兴高采烈地玩着铃铛，却听到姨妈和姨爹小声商量，说这么久不见消息，实在是不知我母亲还活着没，得寻个安全的时候过去看看。我吓得丢开铃铛号啕大哭，姨妈被吓一跳，赶紧抛了手上东西，赶过来抱住我，泪水涟涟。

就这样不知等了多少天，母亲竟奇迹般出现了，她挑了一点借的粮食，来姨妈家寻我，我哇哇哭着奔向母亲，她弯下身子紧紧搂住我，勒得我喘不过气。

母亲又哭又笑地和姨妈告别后，抱着我回家。眼看到了圩东头，突然从一座坟后晃出一个士兵，母亲和我都吓了一跳。士兵手上举着枪，枪上还有明晃晃的刺刀，他大声嚷嚷着，不让我们进村，让母亲拿出路条才能放行。

好在那士兵除了驱逐，并未太过为难我们，母亲转身离开，找到附近一个姓陈的老奶奶，把我交给她后，又独自返回北面去了。我想问母亲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还会不会回来找我，可是，一路的奔跑与担惊受怕，超过了一个4岁孩子能承担的极限，我什么都喊不出口，便在陈奶奶的怀抱里酣然入睡了。母亲什么时间回来陈奶奶家，怎么将我再抱到姨妈家，我已全然不记得了。

我和母亲在姨妈家就这么住了下来，村子里住满了逃难过来的人，有人受伤，有人沉默，许多人失去了亲人，处处见不到笑脸，常常是一个人开始哭，就引得全家人哭，然后那哭声就像会蔓延一般，引得整个村子呜咽。

我常常远远眺望自己茅屋的方向，猜想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在自己4岁的时候，学会了乡愁。

开春后，母亲带着我寻到机会回到了家，生活慢慢归于正常。然而，这种虚幻的平静并未维持太久。一天，太阳很好，母亲抱着我和邻居在外面晒太阳，突然，东面又响了枪声，是国民党士兵又杀了个回马枪回来抢东西。

母亲带着我，跟着一群人轻车熟路地向西面逃跑。跑了没多久，母亲犹犹豫豫地停住，牵着我的手在路边蹲下，顺着她的眼神，我也回头看向我们的屋子——我家的房屋是芦苇做的，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邻居家也都差不了多少，那些国民党士兵也懒得进屋，只在村子里游荡，看到邻居家的几只鸡，就拿竹竿追着打，鸡身上的羽毛七支八楞，惊慌失措地四散逃命。我家的大黄狗见状冲上去想咬，一个士兵从背上取下枪就要打，我惊得连声叫唤，好在大黄狗耳朵支愣了一下，就转身飞快地逃开。我哭着吵嚷要回去带走大黄，妈妈也恍恍惚惚着站起，想要带着我回去，旁边路过逃命的邻居急忙拉扯住我们，大吼一声“快跑！”，母亲才收回心神，带着我跟着邻居匆匆逃命。

那些国民党士兵也不敢久待，他们临走前，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

不久后，战事停歇，我和母亲回到了自己的家。茅屋已经夷为平地，大黄也再找不到了。竹园北面坎下的防空洞，里面铺了稻草，点了煤油灯，成了我们几个少不更事小孩的乐园。

再之后没多久，这座小城终于全面解放了。

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自然很是贫寒。每年在栽秧前，我都要跟母亲一起踩秧草（一种藤蔓植物，埋在地下可做肥料）。六七岁孩子正贪玩，哪里耐烦干这种单调的事，所以常常惹得母亲发火。可母亲每次狠狠打过我后，又常常抱住我哀哀痛哭，弄得我没法继续生气。

1952年9月，我7周岁已过半，母亲才攒齐学费，送我进入公所桥小学读书。小学是解放后建在一片坟地上的新学校，房柱下垫的是装骨骸的坛子，处处可以看到森森白骨，漆黑的夜晚经常有“鬼火”。

放学后不用帮妈妈干活的时候，我就和乡间的伙伴们玩耍。那次，我与邻居家的男孩玩着玩着，不知怎地就打了起来，他手一伸，我便失足滚向旁边的河床。幸亏我个子小，被芦苇桩拦住，未落入河中。

本以为是逃过一劫，未料几天后母亲发现我鼻腔流脓，发出阵阵恶臭，她慌忙对着日光查看，才发现竟有一片芦苇插入了我的鼻内，已经肿胀到整个鼻腔里全是粘液。

家里实在看不起病了，母亲没有去带我去找医生，只自己用镊子将整个芦苇碎片拔出。血喷涌而出，流了我一脸，怎么止也止不住。毕竟是孩子，我又怕又痛，一声“爸爸”脱口而出，接下来便是高一声低一声地止不住唤“爸爸”。

那是我第一次哭着喊“爸爸”，母亲愣了半晌，一个巴掌狠狠扇了过来，我的血糊了她一手。母亲没有打来第二巴掌，而是缓慢地缩回手去，抚上自己的面庞，掩住嘴巴，发出像是受伤的野兽般的“呜呜”声。那声音由小而大，最终融成了一片潮水击岸般的悲鸣。我的哭声戛然而止，呆呆看着母亲流泪的脸。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再提及父亲。

4

1956年夏，母亲携我，到海城找到了父亲。出生十余年，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路上我曾一遍一遍想象他的模样，之前我所有关于父亲的想象，都来自于母亲只言片语的描述，而等到真正四目相对时，我却慌乱地躲开身去。

父亲是一名英俊的男子，我却无法在他身上看到意气风发的张扬。他沉默，言语很短，总给我一种缩成一团的感觉，目光亦很少直视我们。父母相顾无言，我偷眼看向母亲，她的手微微哆嗦着。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已与另一位沈姓女子在一起生活数年，育有两女，时年一个3岁，一个半岁。

我不知道母亲是早已知晓，还是和我一样刚得知这个事实，但她的镇定出乎我的意料。母亲没有哭闹，也不见伤心，似乎经年累月的苦难已经磨去了她所有的触觉。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我被判归父亲，由于年幼，仍由母亲抚养，由父亲支付生活费，随即我和母亲回到了老家。

之后的两年，父亲寄来过两次钱，共约15元。和钱附在一起的，有短短的信笺。那信笺母亲总是交由我展开，里面寥寥数句，问母亲好，问祖母好，信的末尾总是在问候我，嘱我听话、勤奋，好好读书。

我问母亲是否要回信，她别过头去，哑着嗓子低声道：“随便你。”我提笔想写，思忖许久，却不知能说起何事何物，想了又想，只能黯然放下笔。

父亲没有第三封信寄来，母亲亦从未追问过。直到1958年8月，我要上初中了，母亲终于再也负担不起，遂将我送到海城父亲处。从此，她再未到过海城。我在经济独立后才能常回故乡探望母亲，每年能见母亲两三次，直至2001年11月她老人家去世。

我离开家乡时，家里的房子已东倒西歪，一到雨雪天就漏水，连个放床的干地方都没有，没有棉被，只能盖秧被(植物秧子编的)。江南的梅雨季节，灰灰的屋里常年弥散着奇异的腐旧气味。在我后来的数十年，这样的情景常常入梦，即使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也未有停止。

13岁离开母亲后，长绳系日，我与她一辈子再相聚的日子，也总共不过几百天。我只惭愧未能在母亲有生之年尽到为人子女之责任，“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我的童年不算顺遂，但留在海城，于我而言，才是迎来了人生真正的第一次磨难。在难熬的日子里，我一遍遍地思念故乡，想念我的母亲，怀念我的童年。虽然童年充满了苦难和艰辛，却是在海城的困顿时光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力量。

来到海城的次月，由父亲引领，我们来到江口安宁巷里的第35中学（给我）报了名。海城相比我的故乡，是个繁华的大都市，学校的报名程序非常简单：一位老师出了一份算术考卷扔给我，便踱到一边去了。我看了看试卷，题目很是容易。我飞快地做完，老师接过卷子时，粗粗看了一下，毫不掩饰他的惊喜，隔天就告诉我可以上学了。

至此，我终能继续学业，于我，已是万般满足。

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便与那位沈姓女子正式结婚，我改口唤她“娘”。我和母亲的到来，给娘的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娘的性子烈，不似母亲隐忍。人前人后，娘真的应是花了许多功夫去消化（这事），却始终意难平。从此这一口气，在娘心中氤氲数十载无法消散，直到40年后父亲去世，她仍没能彻底原谅他。父亲走后，娘又独自蹒跚踟蹰17载，只偶尔提及父亲，不见喜悲。娘最后离世时平静祥和，不知她在临走前究竟有没有将往事消解。

即使尚是少年懵懂，我也是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的，这是我13年以来第一次离开母亲，从此事事都得自己考虑。我小心翼翼，尽自己的全力去理解娘，不敢烦扰她，她亦当家中没有我的存在，大小事务，缝补浆洗，我全自己干。放学回家的餐桌上，是没有我的碗筷的，我不敢声张，好在案板上总还留有一碗米汤或白饭给我。

父亲实在是个老实人，一辈子从未大声与人说过话，更未与人争过嘴红过脸。我的到来，似乎让他在家里变得更安静了，我常见他默默坐在不开灯的房间里，仿佛想把自己隐形起来，以躲开娘每每突如其来的怒气。

转眼入冬，我见娘并无给我添置冬衣的打算，只能转而向父亲求助。父亲同样为难，他所有的工资全在娘手中。思来想去，万般无奈，我只得给母亲写了信，求她给我寄衣服来。

我离家时，家中已是家徒四壁，母亲在乡下是如何艰难地筹齐布料和棉花，我想我永远不得而知了。此事不能回想，每每想象其情景，都忍不住心如刀割。母亲的冬衣寄来时，已是寒风彻骨的深冬。与冬衣一起经由缓慢而拖沓的邮路送来的，还有一封信。母亲一辈子不识字，这是唯一一封她托人写给我的信，信很短，只请我原谅她无法再伴我左右，嘱我好生照顾自己。信的末尾，母亲说，今后换季时都会寄来衣物给我。

冬日昼短，一封信被我反复读了很久，待我注意到时，窗角的窄光已经偷偷走了。屋子里已经暗得看不清全貌。我收回心神，把信仔细叠好，藏在棉衣深处，字字句句如刀般刻在我的心头，从此不需再取出。每每思念母亲到无可自抑时，我便裹上棉衣，面向故乡的方向暗自流泪。

然而，母亲寄来的冬衣虽解了我燃眉之急，却也又一次激怒了娘，我与娘原本还算相安无事的生活，被彻底打翻。

我常常在睡梦中被骂醒或被打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时，映入眼帘的是娘愤怒到略带扭曲的脸，以及劈头盖脸的责骂。次数多了，我也渐渐猜出了原委——娘心气难平，便与父亲争吵，偏偏父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股气撞到了棉花，自是要寻到罪魁祸首处。

我躲闪不及，抑或不想躲闪，就直直地挨打。父亲在一边不敢阻拦，只能在事后劝我：“求个饶可好？说句‘我错了’，或许能少点皮肉之苦。”我梗着脖子不答应：“我可有做错什么？如果没错，我为什么要认错求饶。”父亲叹口气，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那个家是不太容易回了——是不能，也是不敢。我常常整晚在江边游荡，江水有时汹涌有时温柔，成了我唯一的慰藉。直到估计娘已入睡，或是实在体力不支，我才躲闪着偷偷走进家中。

我成年后，父亲有次曾问过我，当年未能护我周全，那时我可有怪他。

我沉默许久，低下头回他：“太久了，不记得了。”

从此，我们父子间再未谈过此话题。

除夕那夜，饭桌上的菜比平日略微丰盛了一些，娘也在父亲的请求下默认我坐上了餐桌。

煞风景的是，我却未表现出该有的感激。我坐在桌尾，举箸的片刻忍不住恍惚，心心念念牵挂起远在家乡的母亲——祖父祖母早已不在，如今我又远在他乡，母亲独自一人，这个除夕该怎么过？透过窗户往家乡的方向望去，已是漆黑一片。我沉浸于万千思绪，一时竟未能忍住，眼中泪水吧嗒掉入面前的碗中。

那几滴眼泪在一瞬间引爆了娘的怒火，毁了这一餐年饭。她恨恨揪起我的后衣领，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将我拉到堂屋里，抓起煤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奋力往我打来。这一把，比起往日的责打，娘是下了狠手了，她似是要将所有的怒火齐齐喷出。火钳没有丝毫犹豫和停顿的意思，直直打向我脑袋的方向，我本能地伸出胳膊迎头挡住，于是挨了结结实实的一棍。

火钳烫开了单薄的棉衣，在皮肉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屋里一瞬间弥漫出焦臭的糊味。父亲此时才来得及拦住娘，娘用力丢开火钳，推开父亲让他滚，嘶吼着叫嚷说，这个屋里最没资格说话的便是他。父亲便又在那一瞬哑了声，颓然缩到一边。

我是在两个妹妹的哭声中离开家的，没有管胳膊上被烫出的伤口，直至今日，那个印记都没有完全消失，仿佛是一个笨重丑陋的年轮，长在我的臂膀上，我常在闲暇时忍不住轻轻抚弄它。

我独自一人在雪地中走了好久，直到精疲力竭时才发现竟是无处可去。到最后，寻到安宁巷一处码头的候船室，才算有了个避风的容身处。已是除夕的后半夜，黢黑的江面早已停航，街道上偶尔传来一两声爆竹响，空无一人的候船室里显得黑暗却安全。江水的低鸣伴着北风的尖啸，有种暴烈的冷清。我裹紧棉袄，在阴冷潮湿的长条凳上，睡了许久以来最安稳的一觉。

那一夜，没有人寻到我，不知是没找到，还是没有人来找。第二天白天，我在空旷的候船室呆坐许久，还是回家了——太冷了，我实在无处可去。

推开家门，娘抬头看我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人再提起昨晚的事情。之后，也从来没有人再提起过。

5

1958年，我在海城读初中不久，便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学校里搭起土高炉炼钢，我们的学业日渐松散。不上课的日子，我和同学常常抬着小箩筐到处捡铁，到江边的山上抬来“观音土”，只是一场轰轰烈烈后，最后亦不见炼出何物，只在路边见到越来越多的铁疙瘩。

娘很精明，早早偷偷收起了家里的铁锅铁铲。趁深夜没人注意时，她和父亲一起撬起家里的地板，将这些宝贝藏于地下——反正家里也不做饭了，每日餐食都由父亲从单位带回。最初父亲还能带回大包的白面馒头和米饭，虽然见不到肉和蛋，但萝卜苞谷还能常常吃到；渐渐的，馒头越来越小，越来越黑；再到后来，带回来的只有稀粥，然后是米汤；最后，就带不回什么东西了。

我升入初二时，粮食短缺攀爬到了顶峰。两个妹妹被娘送到了她在湖南老家的农村——在那里，尚能从土中挖出一口吃食。我无处可去，只能留在海城。

饥饿不是在某个瞬间突如其来的，而是一点点、一点点缓慢地侵蚀着人。娘，父亲，我，都越来越枯萎，最开始是干瘦，然后变得浮肿。我常常饿到忍不住呕吐，偷偷翻遍家中诸物，可除了桌子床衣柜，还能有什么呢？

娘有次撞见我将头埋进在碗橱里——其实，橱柜里连碗都没有两个了，只剩几根筷子顽强地立着——我听到脚步，回过头看到娘，惊恐地以为她会打我，但她只是摆摆手，有气无力地嘟囔：“早就空了，翻什么呢？”说完就蹒跚着回到床上躺着了。

她已经没有打我的力气了。

我和同学常常在外四处寻找吃食，若我哪天的运气足够好，能捡回一些菜叶，娘竟也会亲昵地搂住我。娘蹲下身子在水盆里清洗菜叶，那些边缘枯黄卷曲、皱巴巴的叶片在水中很快四散成碎片。娘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细碎的小物一点点笼到手心，眯着眼将它们郑重地放去碗里。我倚在门框处看着娘——她曾是多么挑剔傲慢的样子，此刻竟缩成一团，整个人仿佛都“小”了起来，动作缓慢而迟钝。

等到了冬天，路上能看到的人，大多神情恍惚目光呆滞。菜叶早已是不用指望了，远郊地里的野菜也都被人挖光了，只有树皮成了果腹之物。

不知父亲和娘是如何一次次在绝境中寻得吃食的，我们最后竟都挨过了最难的日子，活了下来。那几年中，我与娘的关系奇迹般缓和起来，她备好的吃食，总能有我的一份。

1960年的冬天最冷的一天，班主任万老师用虚弱却兴奋的声音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校方从农村寻了一些萝卜，用船运到江口北府河，叫我们找些还有力气的男学生去搬。

我和几个男学生自告奋勇地去了。接过几板车的萝卜时，伙伴们眼里都露出狼一样的光芒，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神，但想来也强不到哪里去。我和离我最近的王晗互相打量着，欲言又止，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王晗瘦极了，褴褛的衣服在风中晃动，人像一株没有根的麦秆，似乎随时会飞起。

我们犹豫了片刻，便向本能缴械投降，并排坐在板车沿边，每人操起萝卜就往嘴里塞。辛辣的汁水呛得我们泪水横流，萝卜所特有的尖锐而清冽的味道，混杂着刺鼻的土腥味道。直到肚子涨痛，我们停嘴，每个人又默契地往怀里各揣萝卜，多到装不下才停。

回校时路过马场路，阴沉了许久的天空终于飘起了雪，鹅毛大的雪花慌张而无声地簌簌落着，行人稀少，车辆更少。初到海城时，我曾好奇过“马场路”这个地名，想着在并不遥远的过往里，这里是否真的曾有过繁华的跑马场。我们沉默地拖着板车走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怀里的萝卜，见证着我们心照不宣的愧意，但又觉得道德的分量在饥饿面前，如微尘般不值一提。

突然间，王晗推推我，顺着他的目光，但见对面几辆无人看守的板车上高高地堆满了东西。我们对望一眼，放下板车走过去看。只见走在前面几步的王晗猛地顿住了脚步，脸色变得灰白，回头摆手招呼我们赶紧离开。我不明就里，还是抢一步向前——映入眼帘的竟是整整一车用破布包裹的小孩尸体，这一幕惨景，在日后成为了我许久挥之不去的梦魇之一。

后面的同伴见我们的脸色，也大约猜到了什么。快到学校时，我们再次默契地停住，思忖许久，每个人都从怀里拿出萝卜，还回到车上。

熬到1961年夏天，我参加了父亲单位的“家属队”做搬运，任务很简单，把货从一艘船上搬到另一艘船或趸船上。吸引我的是队里能提供一点伙食，小小年纪，即使饿到皮包骨头，咬咬牙还是能撑出一点蛮力，加之队里的大妈们很照顾，倒也不觉得很苦。

高强度的劳作没有让我生出怯意，我觉得就这样也不错，便想自食其力，从此独立生活。我将所有的课本都打包起来，满脸坚定地对父亲宣布：“我不要再读书了，就这样吧。”

父亲对我发了脾气，这是懦弱、沉默、寡言的父亲第一次如此激烈地发表意见——我曾以为，他是不会大声说话的。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呼吸粗重，身子微微发抖，瞪圆了眼睛，目光灼灼，任由我昂着头滔滔不绝讲了不少理由，中间无一句反驳，积攒了许久的力气，最后只用来重重拍了几次桌子，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要读下去！”

见我垂下头，父亲起身走到我旁边，轻声询问：“你是担心娘？”我默不做声，他拍拍我肩膀，声音再次变得轻不可闻，似乎是在对我说，也似乎是在喃喃自语：“肯定会让你读下去。”他抬头看着我，眼角有些清亮的水迹。

我望向父亲，心中的冰块有了裂缝。许是父子间的默契，我跟父亲很少提到母亲与我独自在故乡的那些岁月，我亦从来没有问起过他对母亲是否会怀有愧疚。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结，盘桓在我与父亲、母亲以及娘的心头，它像一个丑陋的肿块，我们都能清醒地看到它，却小心翼翼地避开它，让我和父亲之间一直有着时有时无的冷淡和疏远。

这一次父亲坚持让我读书，是他最接近于弥补的一次。不知道他是如何说服娘的，最后娘竟同意了。我小心翼翼地想向娘道谢，嗫嚅着却不知如何开口。娘依然未对我有何温柔，她嘴唇紧闭，下颌略带尖刻，并未扭头看我，声音似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你是个读书的料，就别糟蹋了。”说完人就起身走开。

那是娘难得给我的柔情，我望着她的背影，一时竟说不清心中所感。

父亲与娘四处给我筹集学费，还是不够，幸有好心的班主任老师帮我补齐，我才得以磕磕碰碰读完初中。毕业时，想着家中经济困难，我又一次提出不读高中，去考技校（那时读技校不收学费），但父亲和娘坚持让我报考，我遂考入了海城第四中学。再三年高中毕业，我没有辜负父亲和娘的期待，考取了北京的大学。

两次未能成功的辍学，成了娘与我关系的转折点。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海城工作，定居，娶妻生子，除了每年几次回故乡探望母亲及族亲之外，其余时间都是与父亲和娘朝夕相处，尽人子之孝，反哺养育之恩，直至娘在84岁那年与世长辞。

葬礼上，悲欢尽消。

6

直到如此细致地明了地读过了舅舅的文字，我才开始慢慢懂得外婆。

一辈子心高气傲的她，哪里咽得下丈夫还有妻儿的这口气，可她偏偏对外公舍不得又放不下，一直耿耿于怀，在艰难的岁月里，心里的伤口一点点拉扯成了乖戾，也许至死都未释怀，憋憋屈屈过完这一生。

从我记事起，便时常见外婆与外公怄气，有时怄得紧了，外婆就收拾行李吵着要回湖南，可是回娘家住不了多久，又会回来——大多时候是外公去湖南接，有时也会只见她一个人背着行李回来，咧咧嘴，扯出一些理由，仿佛给自己圆场。直到老嫁嫁溘然长辞前，气若游丝却久不肯瞑目，亲戚都说她要等自己的大姑娘回家。可惜外婆还是错过了见老人最后一面，在那之后，外婆就很少回湖南了。

火车车厢顺着铁轨摇晃，我妈也把故事讲得支离破碎，我追问许多的细节，她皱着眉头回忆许久，最后只能摇摇头，说“记不清了”“不知道”“那时你外婆也没说那么清楚。”

回头想来，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会放下手中似乎永远做不完的事情，认认真真坐下和她聊聊天，好好听她讲讲话。她不发火的时候，时常会拉着我聊天，我却总是听一会儿就打断，扯个理由离开——其实，倒也不是真有多忙，只是她的故事讲得混乱杂碎，颠三倒四，同样的情节翻来覆去多了，便有点味同嚼蜡，久了，也就没了耐心——那些遥远的如隔世的惊心动魄，于我只是陈年旧事，而如今当我真的很想静下心来听一听时，却再也找不到外婆了，那些往事，也永远无法知晓全貌。

我们将外婆葬入公墓时，距离外公离开已经整整17年了。隔着17年的独自悲欢，他们再次相逢，不知是否已恩怨尽消。舅舅说得对，外婆真的只是寂寞了，往事的苦在寂寞里发酵膨胀，似巨大的脓肿，她没有力气去消解她生命中重重叠叠的委屈，只能任性地拉着每一个亲近的人，跌跌撞撞，茫然四顾。

我终于理解了她的那些无理取闹和做作，在与她的往事重逢的恍惚中，我被愧疚击中，感到了无声的疼痛。

火车在第二天早晨到达终点，舅舅、妈妈和我，一行三人终于回到了那个江南小城。舅舅轻车熟路带我们从火车站穿出，在车站外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看不出年龄的男人，戴着副眼镜，头发有些微微谢顶，面相却还很年轻。妈妈偷偷告诉我，他是舅舅的母亲后来所生的孩子。我踌躇着不知该如何打招呼，终究还是以“伯伯”称之。

妈妈说她想去看看外公的老屋，伯伯犹豫了片刻，开来车，招呼我们，上车吧。

小车慢悠悠地在镇里打转，来到远处的一片荒废的房子。小路尽头一拐进去，空气里突然充盈了清新的稻香。彼时已是黄昏，暮霭挟着薄雾，给每个人身上罩上了毛茸茸的一层。旧屋的砖瓦早已坍圮，褪色、斑驳的墙面爬着荒芜的杂草。我踮脚从钉上木条的窗户缝隙里往里看，瞧不见全貌，只隐隐看到一地的杂物，木头地板已经残破不堪。窗户上的木条有一种江南雨水特有的潮气，微微带着霉味。

伯伯说，原本的茅草屋数次翻建，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2005年说老屋要拆旧换新，协商数次后，他们在3年后搬去新建的楼房。只是不知为何，这老屋却一直留下了。一直在旁边没出声的舅舅突然开口：“没拆也是最好，母亲是在这间房里走的，留着，总有个念想，让她找得到回家的路。”

我扭头看向舅舅，一个老知识分子口中说出这样神神叨叨的话，让我产生一种奇妙的违和感。舅舅似乎被回忆击中，突然说起了芦苇——他童年的零碎回忆里，总是与芦苇脱不开干系。舅舅说，以前家门口是大片大片的芦苇地，他小时候常常搬着小凳子，盯着那片芦花，等待他母亲忙完回家。有一次，他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在芦花败了的时候，外公会回故乡。然而从春到秋，芦花开了又衰，他一次次看着那片生机勃勃的深绿变为大片大片的雪白，周而复始许多年，他也终于不再等待了。

7

离开老屋后，我们坐在伯伯家的露台上喝酒。天色将晚，风有点凉，漫天星光将晦涩的夜空照醒。晚风里，我终于从伯伯的口中，听到了舅舅的母亲，讲过的外公的故事。

外公老实巴交，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官，却偏偏在1942年到1945年当了3年“保长”。

这个词从伯伯口中吐出的时候，我不禁微微一怔，不自觉地“啊”了一声——在我的印象里，它无论如何也不算是一个褒义词。伯伯见我的表情，笑着摇摇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后来我查资料，当时的解释是：“党国要求，一个‘保’里少则一百、多则二三百户人家，千把人口。保长设有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按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所谓联保，就是每户联合作保，共具保结，连坐就是一家有‘罪’，九家举报，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

外公当上这个保长，并没通过村民选举。据说只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他凑巧去当时的县政府办事，撞上县长在商议空闲的“保长”一职的人选。县长见到外公，许是想起他能识文断墨，再加上性格温、容易控制，便也没有问句“愿不愿意”，就指定他了。

外公虽老实，可也聪明，心里很清楚在时下，“保长”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过去当保长的，都是村里有钱有势的人，现今油水早已没有，都早早辞了职位。现如今，保长只是光杆司令一个，可筹集、摊派之类的事全由保长一人负责，连个分忧的人都没有，还得事事跑腿，担惊受吓。外公极不愿意，又怕得罪县长，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只得答应。

外公最主要的工作是筹集粮钱、分配人员去接待“上面”的人、安排壮丁和担夫名额等，桩桩件件都是得罪乡亲的事。贫穷的乡亲们早被前几任保长榨得油尽灯枯，哪怕村里地主富农，家中也没长工丫鬟，比穷人只不过多几亩薄田、能吃上些许白米饭而已。连着几年收成不好，地主与贫农一道，家家苦挨日子。

筹粮是外公最头疼的，开不了口，也收不上粮，邻乡的吴保长给他出主意：“交不上就打，不怕打就绑起来。绑来了人，还怕他们不拿粮食来换？”

外公心软，下不了手，收来的粮食常常大打折扣，大米不够，乡民们拿地瓜片充数，还有的缴来大麦、糠麸，甚至萝卜干，五花八门。外公睁只眼闭只眼，给姓名簿上打了勾，乡民们便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只等外公自己交差时，总因“办事不力”，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被枪托、皮带打得遍体鳞伤。

外公办事公正，不贪污不害人，日子久了，倒也得了民心，威信越来越高，邻里间起纠纷，家事闹矛盾，都会来找他来评理，后来碰到要出力出钱的事，乡亲们也都尽全力配合，日子渐渐安稳了下来。

吴保长劝他，合适的时候还是为自家考虑一下，“你说这图个什么呢？”外公只说：“图个心安吧。”

也许是因果报应，这些积累下的福报，保了后来外公的命，也护了舅舅母子十余载。

“听家里的老人说，保长这个职位，真的是一般人难以称职的，按当时的局面，有国民党、日本人甚至还有土匪，这几拨人都要应付。真的是谁也不能得罪，要说这份差事也实在难办，真是得多长几个头脸。”伯伯告诉我们。

我仔细回想外公的模样，沉默，寡言，怎么也没法将他与“长袖善舞”、“圆滑练达”联系起来。“我从来没见过叔叔，但是认识的老人都说他是个好人。叔叔也许就胜在老实吧，为人和善，不管是谁，都觉得他不会诳自己。那份藏在老实里的人情练达，才能帮他周旋其中。”伯伯眯着眼睛，悠悠地和我们讲起他听来的外公。

不论国民党多么霸道难缠，比起日本人，还是小儿科。外公做保长的时候，已经走向颓势的日本鬼子已经陷入了最后的疯狂，抢铁路，沿线筑碉堡、修工事，常命外公在村里派民工。尤其是春种夏收劳力紧张时，要的人就更多。

外公心善，乡里的人找他哭一哭，他就心软，派不足人数，日本人就只管向他要人。外公不出声辩解，却也不肯交上人。日军把他往死里打，好几次，外公都以为自己要被打死了，没想到，命大，还能鬼门关上走一圈后再爬着回来。这样的毒打，外公一年里至少要挨两三回。

我妈听到这里，突然就红了眼眶：“爸身体差，老了后更是各种病不断，到最后走得也早，应该就是那时候伤了身子骨。做保长做成他这样窝囊，也是没见过。”

伯伯继续讲：1944年，日本人为防备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武装，要在县里从东到西挖封锁沟。尽管乡亲们敬重外公，愿意配合他的工作，但也仅限于出粮出物，一旦涉及到出人，家家退缩，谁都不愿去——谁都知道，这事搞不好就没命回来。

可日军不管那么多，只拿着枪对着外公宣布：某日某地，要见到30人。外公无法，只能挨家挨户说好话，鞠躬哈腰，恨不能跪下，屋里的人哭，外公也跟着掉眼泪。

最终，乡里以抓阄的方式确定了人选，派出了30个青壮年。按日军的要求，要挖的沟标准为深5米、宽3米，还要保证挖出的水达到1米半深，才算合格。倘若不合格——随行的翻译官做出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整个队伍顿时噤若寒蝉。

乡里的这30个小伙子，被分配的任务是挖20米，大家轮流挖沟，换班休息，挖到手掌全是水泡。日本人端着机枪，时不时响一梭子弹警示，震得人头皮发麻。挖了快20天，完工那日，日本军官前来视察，队伍里有人忘了行礼，被拎出猛扇耳光，拳打脚蹬，一直踢到沟下。

30个年轻人完完整整回来时，外公跌坐到地上久久起不来身，颤抖着嘴唇说不出更多的话，只能不停念叨：“好，好，终于好了……”之后人大病一场，卧床半月。

其实，除了应对日军和国民党，外公还有一件自找的活计：暗地帮助“红军”（伯伯的原话，大概老年人对历史不熟悉，想必说的是新四军）。

“红军”有时会在夜里求助，寻些粮食款物，父亲就利用亲戚朋友之便，转弯抹角也要凑齐所要物资。敌人“扫荡”乡村之前，他还偷偷发动村里的青年，秘密挖了一个地洞，把重伤员隐蔽在里边，好几次几乎要被发现，凶险无比。有人劝外公别招惹麻烦，他只淡淡一句：“只是发于本心。”

外公如一个走钢丝的人，每一天都游走于危险的边缘，如履薄冰。他从未抱怨过什么，只是越来越寡言。

8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乡里一片欢天喜地，外公却日日将自己关在屋里，心事重重。吴保长偷偷找到他，忧心忡忡地商量：“听说，已经有保长受了教育了。知道李保长吗？听说被乡里的乡亲吊起来问：‘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给日本佬办事？’。谁死心塌地了？我们能怎么办？只不过被逼无奈，拿命做事，又不伤天害理。到现在，大家都好了，咱们却是没有容身之处了。”

话到最后，吴保长劝外公：走吧，老家是留不住了，再留下去，命都没了。

外公思来想去，下不了决断——那时舅舅刚出生，外公舍不得也放不下，心如刀绞。他找到乡里的老人，说了自己的困境，老人们也只能垂泪说：“你走吧，越远越好，我们能不为难你，却拦不住外人。你家的娃娃，我们会帮着照顾。”

外公踯躅月余，终于在风声越来越紧之时，咬牙舍了妻儿，沿江而上，躲到了海城。临走前，外公曾对舅舅的母亲承诺，等安顿下来，就接他们母子离开。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余载。从此命如蜉蝣，聚散浮沉，各自面对命运。

大概是外公做保长的那几年结下的善缘，让舅舅母子最终还是暗暗受了乡亲们的庇护。在日后层出不穷的运动里，孤儿寡母从未受到过一次批斗，还有不少明里暗里的照顾。那间老屋，在土改时曾被没收，等到后来政府分配的时候，乡邻们又默契地把房子分还给了舅舅母子。幸有这一片遮风挡雨之处，能佑他们免受狂风暴雨。

讲到这里，伯伯收回心神，停了停，声音涩涩的：“叔叔当年走也是对的，乡里真的是回不得了。”

他下意识地压低声音，和我们说起吴保长——吴保长后来过得很惨，三天两头随地主富农一起接受来势汹汹的改造，劳改之余，接受批斗更是家常便饭。每次被批斗后，人就被关进他们乡里学校的杂物间，一关就是三两天，双手背在后面反剪捆着，没有吃食，就给一碗水，饥渴时只能跪在地上，如狗一般舔食凉水。他每次从杂物间拖出时，都是奄奄一息。“据说，关吴保长的那个学校，还是他在任时亲自主持建起的”。

我后来打听到，那小学据说至今还在，几次翻修后，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满操场奔跑着快乐的小学生。

在分别数年后，吴保长和外公曾偷偷见过一面。吴保长一遍遍劝外公，千万不可再回故乡：“你知道吗？你当年真是走对了。我也算幸运，留了一条命。不知道有多少保长被活活打死，还有的，还没等到被批斗，听到脚步声，就慌慌张张一头扎进了池塘。”

外公就此彻底断了回乡的念头，留在海城，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直到舅舅母子找来，往事才被掀开一角。

好在外公在海城依旧安分守己，人缘极好，在后来运动最厉害的时候，也不过被贴了几张大字报，名字上被打了血红的叉。几天后，带着外公名字的大字报就被新的大字报层层叠叠埋在了最下，此事从此如被埋入地下的旧事，渐渐少人提及。熬到风暴终于过去，平静的生活重又回来，已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聊到此处时，舅舅突然幽幽插了一句：“不是的，不是没人提及的——父亲的事情后来对我很有影响。当年因为身份的问题，我大学毕业后没能留在北京，也没有被分配工作，只是那些年我一直漂泊在外，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齐齐望向舅舅，他垂下眼帘，停顿了很久，才再次开口：1970年，他大学毕业，却因为外公的历史问题不能被分配工作。别的同学兴高采烈奔赴工作单位时，他被分配到湖北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天寒地冻，烈日炎炎，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本就不好的身体更加脆弱，一次劳动中遭遇大雨浇淋，雨停后，他的左臂就患上了“脉管炎”。之后的大半年里，舅舅先后辗转于周边各省数个医院住院治疗，待到1971年年底出院回到农场时，农场里“大学生营”已解散，同批劳改的同学们也都已重新分配好工作单位，他第二次错失了工作分配。

最终，还是舅舅自己奔波于各个部门，几经辗转于各个省委、市委，跑了近一年，终于被分配到一所大学任教，才幸得不枉十余年寒窗。

伯伯听他讲完，犹豫片刻，还是开了口：“这么多年了，你怪叔叔吗？”

话音落地，四周一片寂静，柔柔的风拂过树叶，惹出一片绵密的沙沙声，好像一张柔软的纸，被轻轻地揉皱了。我也低下头盯着地面，不敢去听舅舅的回答。

外公已离世近20年，那时间是那么久，久到我已经快忘了他的轮廓。我与他相逢于他人生的最后十余年，只记得他脾气虽温和，却很少笑，眉眼之间总似结着愁郁，除此之外，竟从未对他那如被砖块般一点点叠垒的沉默人生，有过超过我认知力的好奇。

此刻，不论是哪一种回答，对他们父子都足够残酷。舅舅沉默了许久，终究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记得，舅舅是在“自传”里写过一笔：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将母亲的名字在喉咙深处翻来覆去，仍未找到合适的机会问过父亲——可还记得我的母亲？

而母亲在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脸上看不到一丝起伏，她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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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春江水暖》剧照

葬礼上，他第一次看见父亲

2020年夏天的一次因缘际会，让我认识了文伟。由于疫情，他的小公司濒临破产，家庭破裂，还在苦苦支撑。

待到8月的一天，文伟忽然发来微信：“一个小时前，收到出生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我的生父，死了！我正在纠结要不要回去处理下葬的问题。”

大概知道我会感到疑惑，他随后解释道：“自从两三岁时跟着母亲离家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位名为父亲的男人，他杳无音信了三十几年。没有电话，没有信，没有只言片语。”

后来，文伟又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他的成长经历与家庭，实在是一个三代人之间持续纠葛的失落故事。在一番纠结之后，文伟决定踏上这一趟葬父的旅程。

以下为文伟的自述。

1

父亲死了。

车昼夜兼程跑了30多个小时，跨越2600公里，我们兄弟三人终于到了云南丽江。从市区开到县城鹤庆又花了1个小时，而要到那个直线距离只有30多公里村子，预计还得花3个多小时——Z形山路反复盘旋，每100米都会遇到一个急且陡的弯道，每个拐弯的边沿都是越攀越高的悬崖，没有护栏。

高山的云仿佛就贴在车窗外，树林茂密，果子艳丽。大哥面无表情地坐在后面，二哥则在远眺这他生活过9年的大山。我们一言不发地奔向一具尸体，是它给我带来了35年人生里的第一则关于“父亲”的消息——“家属需要前来认领遗体”。

1987年，父母离婚，5岁的二哥判给了父亲。我和大哥归了母亲。

那个年代的偏僻大山里，小路崎岖，经济落后，走好几公里通常只能遇见两户人家。出门没有平路，不是上山就是下山。水要走好几里的路驮回来，山野就是天然的厕所。父亲家里穷，做了上门女婿，结婚后好吃懒做，全靠母亲一人种地养家，在家里还喊打喊杀。他俩的婚姻维系到第十个年头时，母亲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提出要离婚。父亲扛着枪来，嚷着要杀死每一个离开他的人。但最后，婚还是离成了。

在媒婆的搭线下，2岁的我和10岁的大哥跟着母亲改嫁到了江苏徐州一个同样贫穷的老光棍家里，从此改了姓，寡妇外婆也跟着我们一起过去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婚姻模式：相对富裕一些的地区——比如江苏、湖北——的鳏夫或光棍，到云南的大山里找一些贫穷的、有残疾缺陷或者二婚的女人做老婆。那时候的母亲没有多少选择，如果要离开大山，“被选择”就是她的选择。

此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亲，家里没有他一张照片，没有他寄来过的一封信件。我们谁也不提他，只知道他游手好闲，烂赌成性，抛家弃子。他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禁用词，一个被合谋剜掉的脓疤。

因此，时隔三十多年，听到这位“亲生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大为震惊。开始大哥不愿意回老家。他年纪稍长，还留有对生父的记忆——“非打即骂”。他说过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他7岁那年，父母吵完一场架，失心疯的父亲举着猎枪一路追赶，将他和母亲追杀上了山林。他和母亲在山上躲了一夜，天亮了才敢下来。

但二哥想要回来，他对这大山的感情比我们都深，尽管也没有值得称道的记忆。5岁开始，他成了被母亲抛弃、没父亲管的孩子，全靠这座山和百家饭养大。野菜野果随手一摘，讨碗米饭井水一泡又一餐。在村子里长大的这些年，父亲四处流浪，父子俩在家里打照面也没几次，但每一次见，二哥都要挨一顿毒打和辱骂。出了家门，周围的孩子们又常常围起来打他一个。这样过了9年，心疼他的母亲才把他也接到徐州来。

我是唯一一个连父亲的长相都记不起的儿子。像刻意选择消失一样，父亲跟我们没有过只言片语的联系，哪怕我们的地址、电话他都知道。长大后，我对父亲的期望变淡了，有时候在路上看见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我甚至会忍不住定下来看多几眼——这流浪汉会不会是我的父亲？三十多年的期待一直落空，最后变成了一种斗气和跟虚空对峙的怨恨。有时候我甚至会这么想，他要早就死了该多好。

当他终于死了，怨恨的意义忽然稀薄了，和解的起由也有了。思来想去，我还是想见他最后一面。我说要回来后，凡事不太有主见的大哥也勉强答应了。丧葬之事，他始终是长子。

至于母亲，她也有些震惊，但末了只留了一句话：“要回去你们就回去。”

2

车在缓慢地拐着一个个弯。前方忽然来了一辆小货车，货车后放着几个簸箕，散着新采摘的鸡枞。我们只好后退到空间大的地方让路，车倒得贴紧了岩石。货车试了几次才勉强挨着边沿，熟练地油门一加，错了过去。

货车擦身而过时，我看见晒得满面土色的老司机，脸上一道道深壑，还沾着灰，宛如一个旧时代的人从山林奔出。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张脸竟让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心怦怦地跳。

故乡就在前面了，我等待了三十几年的男人正躺在冰柜里等我去接他。车再往前开时，我的心情慢慢平复了。我想好了，要将这个名为父亲的男人的骨灰撒在金沙江里。这一生我不知道他去过哪里，经历过什么，有没有想念过我们一家子，但水一定可以带着他去很远的地方，也会带他回来。

正值夏日，天气炎热。殡仪馆的停尸间，一拉开冰棺，一股刺鼻的味道扑上来。名为“父亲”的男人躺在里面，整张脸是青紫色的，浮肿成一个胖子，五官也都失去了所有可辨识的特征。这张脸，与葬礼上唯一的那张黑白照片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知情人说，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终日流浪，靠拾荒为生。他每晚睡在村镇的一个菜市场摊位的石板上。石板不到1米长，像一张儿童单人床。每日天还没亮他就得起床，让出摊位给小贩。3天前的凌晨4点，菜贩来摆摊，一推他，人已经硬了。

菜市场的人都知道他，但很少人能说出他的名字，也说不出什么他的生平与事迹。他很孤僻，行为怪异，不与任何人交流，几乎不着家。一个远房表哥告诉我：“过年时你爸来我家绕了两圈，烧壶茶的功夫，回来他就消失了。”但近亲的家里人说，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了，5年能回来看奶奶一次，看完又走了。谁也不敢说，他大概有些精神不正常。

村里很看重丧葬大事，风俗繁琐，墓碑全用大理石砌起来，比活人住得都要好。即便父亲生前几乎不见行踪，但死亡仍是一件极有号召力的事，居然有全然陌生的亲戚们愿意从外地赶来，挤满了小小的殡仪馆房间。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父亲兄弟姊妹七人，只有二姑来了（父亲排行老二，大伯、三叔已经去世了，四叔、五叔和大姑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来）。

大伯是酗酒而死，两个儿子也都走了他的老路，在两年内纷纷醉死，只剩下个小儿子，堂哥阿松，也赶来参加葬礼。他腼腆地待在殡仪馆的角落，带着扑面而来的酸臭酒气。他站也站不稳，人也认不清，与我握手时，几乎像一个熊掌拍到了我的手背上。

二姑虽是朴素的村妇，处理起丧葬大事却能干得体，几乎揽走了我们作为儿子的全部事宜。我们沉默地围坐成一圈，大哥二哥一直低头，我给不少是第一次见面的亲戚发起烟来。烟雾中，殡仪馆室内的沉默稍微好忍受一些了。这是一种必须面对亲情寡淡的沉默，人们既无法悲痛地哭泣，也说不出互相安慰的场面话。

但沉默很快就被冲突打破了。当我说出决定水葬时，在外地没有回来、视频那头的四叔和五叔急了，说老家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这样是不孝，是家门不幸，是死了也要四处漂泊，永无宁日。他们一连串空洞繁缛的话，让二姑也一副大为惊恐的样子看着我。大哥没有任何反应，二哥则希望土葬。

我很坚持：“如果你们不赞成，烧好了的灰放在这里，你们来处理。”

四叔和五叔很快在一片咒骂声中将视频通话挂掉了。

这之后，我们很快就有了共识——不水葬的话，父亲根本无地可葬。当年他是入赘进的母亲家，但母亲也是被外婆家领养回来的。云南这边很看重族谱和碑位，入赘的人既不能进祖家的坟，也进不了已然脱了干系的外婆家的坟地。何况作为子女的我们跟他都没有感情，立了碑做了坟，以后谁会来拜呢？二哥听我说完，表情很是不忍，最后还是点了头。

在殡仪馆烧完尸体，父亲的骨灰被放进了一个朴素的白瓮里。我们一行人被二姑领到金沙江江边，骨灰由大哥亲手倒进去。河边仅仅站着二姑和我们三兄弟，别的亲戚都没有跟上山来，去饭馆坐着等吃饭了。整个火化和下葬过程很快，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太阳悬在头顶，晒得人有点发晕。江面粼粼地闪着金光，父亲随和缓的江水慢慢流走了。

望着水流的汩动，我不禁在想，江水能洗净一个人一生的罪孽吗？

不过，小时候，我也曾真诚地想念过他。

3

后爸是一个老实敦厚的农民，大老粗一个，不太会说话，虽然善良，但也守不住财，总吃亏，常常辛辛苦苦攒一年的钱就没了。他的钱常常贴补给了他哥哥家的孩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本家血脉。

家里孩子多，母亲总计较，两人常常吵架，也打架。后爸家的人还排挤母亲，说些乱七八糟的闲言碎语，认为她是外地人、二嫁的没人要的女人。好长一段时间里，受尽了委屈的母亲也想过离开这里，回云南去。

大哥1992年就出远门打工去了。我很小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在家，有好事者来逗我，问：“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你知道你是哪里人吗？”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不属于这里，后爸不是我亲爸。也因为如此，我一出门，就会有一个十几岁的村霸追着我下死手地打——他爸是村里的老师。

有时候，我一天能挨三顿打。我如果还手了，或者哭着回家，后爸会因为我打架把我再揍一顿。小时候，我很恨他。看电视时，我常幻想，总有一天，我亲爸会风风光光地过来把我接走。

1996年，来江苏的第九年，我没盼回来父亲，却把二哥盼回来了。

母亲终于攒好了一笔回云南的钱，决定将没人养没人管的二哥带回来。当时交通不便，从村子到镇里需要走好几天，一趟来回得要个上千块。在此之前，二哥跟我们只有写信和发电报的联系。这9年来，母亲常常想念二哥，这些思念的声音形成了我对二哥的所有认知——一个过得很苦，但始终很善良的孩子。

二哥回来时是夏天，阳光炙热，蝉声聒噪。我出家门，就往大路上奔跑，喊着村里的小伙伴，告诉他们，我哥要回来了。想着，二哥到家之后，先拉着他到我们村里的池塘洗澡，以后我有哥哥了，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我。但二哥到家之后，一声不吭，显得非常封闭。我近前去邀请他玩，好几次，他把我推开了。母亲说，让你哥哥再适应一段时间。

二哥的性格非常孤僻，总会一人跑进山林里，一待就是半天。

我问过他，你喜欢这里吗？他没应声。

我问他，你想回去云南吗？他说，不想。

我们相处期间，二哥没少揍我。我们的脾气都很臭，我一调皮，他一惹事，两句不合，三句就开打。两人气极了，像疯狗一样摸刀互砍的事情也没少发生。我们唯一的默契是，假如有人欺负我或者他，我们会团结一致地打回去。

二哥来了之后，母亲再也不提离开了。她回去一趟，幻想破灭了——深山的生活始终还是太落后、太贫苦了，那里也没有她的家了。因为母亲对二哥有愧疚感，在家里，二哥总是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连农活都不需要做。

童年的家庭生活太压抑了，我从小就立志一定要离开这里。13岁那年，我辍学，自认为是一个大人了，背着包就出去打工了。漂泊辗转在黑龙江、内蒙古、北京、东莞，打了十几年工后，我确实做到了。

当然，毫无记忆的父亲和那深山故乡，早就沉入我的脑海底下了。

4

其实，回家葬父，也不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回到这个偏僻的深山。上一次是2016年，回来是因为外婆。

在我痛苦和屈辱的童年里，只有外婆是唯一一个溺爱着我、保护过我的人。

外婆是白族人，跟着母亲从云南深山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江苏农村时已经六十几岁了。故乡一直顽固地生长在她身上。她不太会说普通话，保留着深山里的生活习惯，很少洗澡，衣服仅有几套，旧如薄纸，排泄物还常常沾在身上。她总是很邋遢，脸上脏兮兮的。唯一可以语言交流的女儿，对她也是恶言恶语，充满嫌弃。

她比起我们，更像一个外人，村子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脏兮兮、有臭味的老婆子说话。母亲对外婆一直有很深的化解不开的仇恨，她记恨小时候在山里被外婆领养走，与亲生家庭分离。从小，她被外婆“像一个牲口一样”指使着干很多粗重活，干不好了还常常挨打。但那时候，在深山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很努力才可以生存下来。

我从小和外婆睡在一起。后爸家庭也很穷，一间平房就像茅草屋似的，连像样的床单都没有。有一间堂屋，一间偏房，一个存放粮食的土屋，一个牛棚。我和外婆最开始将牛棚收拾好，木板搭起来铺了草就睡。四五年级后，家里盖了新房子，我们才住进了房里。

我出去打工后，听说外婆为了证明自己不吃白食，从早到晚地务农、放牛，腰一年比一年弯。但作为山里长大的人，她的腿脚比小孩子还灵活矫健。

2013年，外婆忽然去世了。这个消息传来后，我很震惊。

那时我已经是工地的包工头，开着塔吊，接一个个项目，没日没夜地攒着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我没赶上见她的最后一面。我妈说，她死前手紧紧攥着厚厚的一沓钱，500块，全是小面额的卖破烂换回来的散钱，面额最大的一张20块钱还是过年时我给她的。

“我怎么使劲掰都掰不开她的手……你外婆说这钱是给你留着的。”我妈说完，我眼泪就哗地涌了出来。

我妈没等我回到家就把外婆火化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恨遗憾。我从来不敢问她，身体好好的一个老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

外婆去世两年后，我又梦见了她，听见她颤颤巍巍地说，房子烂掉了，我没地方住了。人们常说，只有感情好的先人才会入梦来。我心里有些害怕，第二天就开车回了村子。路上有人在修水渠，我心想，坏了，坟地就在水渠边上。我问村主任，这碍事吗？村主任说，绝对不碍事。我就回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梦见了外婆。她背着身子，面容模糊，一直在哭，还是说：“房子塌了……我没地方住了……”我吓得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我大哥不屑一顾。过了两天，我亲自开车回去一看，坟地被挖掘机挖了一个巨大的坑，原来的地貌全被破坏了，外婆的坟整个儿看不见了。

我气得大脑一片空白，威胁着村主任说，如果找不到骨灰就连土带地给我拉一车回去。后来他找了村里一个专门做安葬的老头给我找骨灰盒，老头东西指点一通，说坟的位置应该还再偏一点。我们找了一下午，才找到了外婆的坟。一切都还完好，坟被挖掘机挖出来的新土给盖上了，外婆的骨灰从墓地抱回来后放进了公墓。

这件事之后，我决定要让外婆落叶归根，将她的骨灰葬回去云南老家。因为回家，是老人一生的愿望。

那时，我已经是一家家具店的老板了。白手起家，创业历程焦头烂额，手里完全没有余钱。半年后，正值春节，将各处的账款收好，我们一家人说好了年初二回云南给外婆重新下葬。除夕那晚，吃完年夜饭，一家人面面相觑，无事可做。我一时兴起，提议不如明早就出发吧——自从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家里的决策开始都听我的。彼时，打工了半辈子的大哥回了农村种地，二哥离了婚，孩子跟了他妈，终日游手好闲，靠我接济度日。

取了骨灰，两辆车载着我们三兄弟和孩子，母亲、后爸以及我老婆，一家九口上了国道。春节无可避免地遇上塞车，旅馆爆满，有一晚上我们没有休息，一直开了3天才到达云南。

国道上的大山、溪水和白云，都让孩子们在后座无比兴奋。但两个哥哥和妈妈，总显得心事重重，一言不发。舟车劳顿的辛苦让我无比平静，没有空隙去思考人生第一次回故乡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相会。只是越靠近云南，母亲似乎越来越不安了，不一会儿就飘来一句：“变化太大了。”

鹤庆县城当时修了不少新的楼房，民宿一间间的，别具风情，但仔细看下来又都千篇一律。用母亲的话来说，“路修得真好，但热闹地方住的都是外来人了”。从县城离开，天然的水潭湿地一个接一个，美不胜收。可一拐向母亲的村子，只剩下了一条两边都长满野生杂草的窄巴巴的路，牛粪稀落遍地。

越往山上开，视野越发开阔，却也越来越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开出路面，摔进深渊。视野所及，大多是稀疏的仄仄泥砖房子，偶尔也会耸起一栋三四层的新楼房。母亲说：“以前我们去一次镇上，用走的要走10个小时。”但这里真美，绿野之上坐落着村庄，大片的云在此之上肆意舒展，连空气都像是甜的。

到达村子，我们住进了一家家庭旅馆。我们去请了个先生，算了风水，找了个时辰，重新打了块墓碑，将外婆和早就埋在了地里的外公合葬了。这个事做完以后，我妈和后爸就不愿意离开旅店了。作为二婚外嫁出去的女人，我妈害怕闲言碎语，被找麻烦。她没有兴趣再见到任何一个旧日的相识——反正多年以前从贫穷多灾的家庭里出走的她，在这里也没有过值得再叙旧的朋友。

她自然也不会去她“前夫”家了。二哥领着我们一行人先去了大伯家，普通的白族房子，比起别人家还显得更破败些。我们尴尬地徘徊在门槛前，无人出来迎接。几个妇女大眼瞪小眼，对着我们一脸陌生。我喊了一声大伯，那个名为大伯的男人甚至没有搭理一声，侧着身子用一大片敦胖的背部对着我们。没有茶，没有寒暄，打了个招呼，我们就走了。

我女儿问，那个男人是谁？我仔细解释了“大伯”在中国家庭的意思，女儿依然一脸困惑地看着我：“那他跟我们很亲吗？”我噎了噎，无法回答。

接着二哥又领着我们去了奶奶家，奶奶家还住着大姑一家。小土屋被收拾得还算整洁，但简陋，堆满了杂物。就是在这里，二哥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与我们不同，隔个几年，他总会回来看看奶奶。

奶奶90多岁了，身体不好，正在家外面坐在藤椅上晒着太阳。我们一来，大姑就张罗起了茶水和水果。跟大伯比起来，她似乎是热情了许多，但无法消灭的生疏依然明显地横亘在我们之间，光我们这一行从未谋面的亲戚们的名字，就够她记的。

二哥介绍了我们，3个孩子走上前都叫了一声“太奶奶”。不一会儿，奶奶握着我的手，话也说不利落了，一直在哭，干瘪紧闭的嘴里传来呜咽的声音。老人显得很伤心，大姑在旁边添了一句：“我们都记不清楚多久没见过二哥了。”

我们陪奶奶坐到黄昏，红霞漫遍天空。她终于没声了，但眼泪还在流。我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而哭泣，但这大概含有一份对自己儿子将家庭拆散了的怨恨，以及30年后才见上孙子、曾孙们一面的无常感慨。或者，她只是因为开心。

我们起身要离开时，奶奶和大姑极力挽留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拗不过，便坐了下来。厨房还是烧柴火的灶台，一个大铁锅，还有一个电磁炉，后院里奔跑着几只散养的鸡鸭。等了许久，一桌菜上桌，热腾腾。但我一口都吞不下去，埋头看着那一碗米饭，味同嚼蜡。奶奶吃了两口饭，就说要回房间睡觉去了。她身子颤巍巍的，但走起路来毫无声响。接下来，饭桌上的声音都主要来自于孩子们。

我趁机打听了一下父亲的信息，大哥和二哥都沉默地投来不快的眼光。大姑显得尴尬，只说了一句，有人在镇上看见过他，估计还在到处流浪呢。那表情，像是因为嫌恶而不想多说。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她也说不出来更多的了。

饭吃完了。将碗放在桌上时，我想，原来这就是故乡。

处理好一切事情后，我们就启程回去了。路上，母亲的眉目倒显得舒展开来，在车里安然地睡了几个长觉。后来我听说，我们离开的第三天，父亲破天荒地竟然回了一趟家。

你看，这辈子，我们就是这么一对有缘无分的父子。

我们回去后，又过了两个月，奶奶就去世了，只有二哥回去参加了葬礼。葬礼上，父亲没有出现，奶奶的另外几个孩子也没有。过了一年，大伯就因为喝酒摔死了。那趟我与大伯的见面，既是人生第一面，也是绝面。

5

父亲葬礼结束后的餐宴，倒是坐了不少人，村里人爱热闹，不管红事白事。我走进去前，在外面抽烟，听见这些亲戚们在讨论早上开摩托车上山摘菌子，顺便在路上捡了些东西。抽完第三根时，他们还没研究完山上捡来的玩意儿。这些话题，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走进饭店，我就看见二哥喝麻了，满脸通红，在那帮哥哥们的桌前夸夸其谈。他不愧是在这里长大过的孩子，就像是其中一员，从来也没离开过。二哥也是我们兄弟当中最像父亲的人，终日游手好闲，吊儿郎当，离婚后连抚养费都欠着前妻不给，对自己的儿子不闻不问，谈了个年轻女友还经常让我给她买机票订酒店。这么多年来，我接济他的钱早就够在小城市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这次回来下葬父亲，他身上只带了1000块钱。

坐下后，在饭桌上我听见了关于这个家庭的更多往事：年轻时，父亲喝多了就跟三叔干架（三叔早就喝死了）；大姑的大儿子迄今没有工作，老光棍一个，家徒四壁，连个电视机都没有，全靠妈养，喝多了还会打自己的妈；大姑忌讳葬礼，既没有出现，也不允许我去拜访她；四叔五叔做了上门女婿，搬到了广西，经济不错，但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

骇人暴力的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更多的喝死、光棍和不知原因的消失。我看着周遭吃得欢乐的人们，心想，我实在理解不了他们。这里的欲望呈现方式非常原始，无非是吃的喝的，女人和钱，大部分的男人都有酗酒问题，大部分的女人都不快乐。

只有我三叔的小儿子阿乐让我眼前一亮，因为他与我长得神似，像是另一个云南版本的我。从小到大，大哥和二哥都有五官相似之处，唯独我没有。我经常想，我们之间真的是亲兄弟吗？这种血缘的迷惑，在见到阿乐之后消失了——他也是一个上门女婿，住在丽江，为了这次葬礼特意赶来的。他握着我的手，说“节哀”，是整场葬礼中唯一一个显得正常和有温度的对话。

席间，二姑问：“这次你老婆怎么没有来？”

“我年初刚离了婚……”疫情袭来，公司濒临倒闭，家庭一出出的闹剧导致了这个后果。

二姑显得惊诧，在这里，“离婚”还像是一个惊人的决定。我想起母亲跟我说过，当年她决心要与父亲离婚，连被枪追杀都不怕，但全村人都像见了瘟疫似的躲着她。

我不禁心酸起来，这一生，我竭尽全力不走父母的老路，不像父亲那样对家庭不负责任。因为从小缺爱、在外受尽欺侮，我更意识到亲情的可贵。纵是如此，我还是没能力保全自己的家庭，无法给自己的外婆和亲生父亲养老……

忽然，二哥急匆匆地从门口走进来，显得一脸懵。不一会儿，我手机响了，二哥的前妻打来电话——再婚后，她搬到了西安，又生了一个儿子。她在电话里跟我诉苦，说最近想给大儿子（她和我二哥的孩子）改姓，跟后爸姓，但住进寄宿制初中的儿子不听话，天天闹着要回江苏、要自杀。

我挂了电话，把二哥从酒席中抓出来，问他：“你想我们的孩子也走我们的老路吗？”被父亲抛弃，之后随后爸改了姓，不快乐的童年，这种成长还一一在目。他以他惯常的沟通方式来应对我，那就是一言不发，盯着鞋尖发呆。

我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下一秒又担忧起我女儿来。我女儿和他儿子今年都是13岁，与我离开农村大山、扛起钢筋的年纪一样。女儿还不知道我与她母亲离婚的事，出发前还缠着要我买新的游戏机——倘若有一日，她知道了呢？我不敢多想。

抽完几根烟后，我告诉二哥，回程路上我要开车绕去西安看看他儿子。他嗯了一声，不置可否，眼睛转来转去，更像是想要逃离现场。

回到饭桌后，我跟大哥说，我想多待两天，去父亲死的那个农贸市场看看，也许能听见一些他的故事。大哥愣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人都死了，这有什么意义？”周围听见我这一说法的亲戚们，纷纷意味深长地彼此交换着眼神。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才是那个异类吧。

二姑说：“放下吧，早点回去好好生活。”

这些劝阻和目光让我打消了念头，于是没有去镇里的农贸市场，但还是开了几个小时车到了丽江，去拜访阿乐。出发当天，我惊讶地发现，二哥竟然用身上仅有的钱买机票回江苏去了——我无法想象当车子到达西安后，侄子会有多失望。

一点点驶离村子时，我想，也许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如此怯懦地逃避着我们吧。有没有可能，他生前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就在他儿子们的身上续写着……这么一想，我不禁有些惊心，也像有了一点理解。

阿乐的家很整洁，在院子里还辟开了一块田地，种着蔬果和爬墙的植物。他有一面书墙，旁边贴着他孩子稚气的蜡笔画。他烹了茶，我们闲散地聊了一个下午的天。说到家庭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我们不光长得像，从小到大的经历也很相像。结婚这么多年了，走远了，没有一个亲戚来看过我。你是第一个。”说完，叹了口气：“其实无论人现在年纪有多大，想起来还是会难过的。”

那晚，我在他家睡了一个久违的安稳的觉。第二天一大早，他已经给我装好了一大桶自酿酒，捎了五块腊肉，一大包天麻之类的中药材让我带回去。告别时，阳光正盛。他笑着挥手，没有说，下次回来再聚，我也没有说。

这之后，沉甸甸的车载着我和大哥，往西安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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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小伟》剧照

大国企里养着的上访户们

1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校招进入了一家国有加工制造厂。这家公司隶属于某央企集团，每年的净利润在1.5亿左右，在业内的名声是响当当的。所以，就算招聘条件再严苛，每年还是有很多名校应届毕业生削尖了脑袋想往里进。

正式入职前，我在单位组织的集体军训里认识了大学校友李林和张超。因为专业不同，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抱着将来互相照应的心态，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按正常情况，军训结束后，单位会按专业把我们分到各个分厂去。结果，我和李林是正常分配，去分厂搞技术，此后经常加班连点，赶上“大干”，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可张超却意外被分到某分厂的经营科，与一线生产任务不沾边。

“经营科”听名字感觉像是负责全盘运营，但分厂没有什么独立运营的权力和实力，所以这个科室的大部分工作是听从安排，上传下达，负责考勤、培训、党务、保密、安全等琐事。

相比我们，张超的工作十分清闲，他的同事有的上班划水，有的搞着或大或小的副业，还有人是特意调进来的，不求晋升、不求绩效，只图旱涝保收的五险一金。

转眼到了2016年年底，好不容易完成了生产的任务，我们仨才有时间在一家火锅店聚聚。几杯啤酒下肚，还没等我和李林吐苦水，张超就开始表达对我们工作的羡慕。

直脾气的李林一下被惹急了：“你小子天天到点上下班，跟我俩成天到晚地加班挣一样的钱，羡慕个球呀？我要是能找到人，肯定也调过去猫着，多稳当。”

张超涨红了脸，把酒杯磕到桌子上，说：“我那活儿傻子都能干，哪像你们搞技术的，熬几年有的是出路。”

之后，他就一股脑地讲起了自己这大半年的烦恼。

张超大学毕业时，既没打算留在压力大的一线城市，也不想回老家。

他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安稳了一辈子，只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赶紧回家乡找份体面的工作，然后抓紧时间结婚生子。可张超不愿意，他将自己和父母的希望折中，找了这家邻省的国企。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进入国企是成功的第一步。国企挣得虽少，压力也小，不用时刻担心被私企老板压榨、抛弃。

到了单位他才发现，整个企业园区占地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的天通苑大小，里里外外有1万多名员工。虽然地处城郊，但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园区内的环境也不错，每个分厂门口都修了小型的健身广场，厂房附近的空地都铺了草、种了树，甚至在大领导聚集的行政大楼附近还修了一个假山坡，造了小喷泉。

作为“外来户”，张超自己清楚，除了校友、老乡这种关系，他在单位没有其他靠谱的人脉了。所以，园区行政大楼里的机关部门自己肯定去不成，就算去了，如果升不上去，也得在基层待一辈子。

张超所在的分厂，厂房有三层：一楼是大车间，工人们在这里操作机床加工零件；二楼是技术科、资料室、经营科这些办公室；三楼是厂领导们的办公室。一层一层，泾渭分明。

张超想做技术，毕竟在生产厂里，凭技术吃饭也能吆五喝六的，还不用厚着脸皮讨好领导、看人眼色过日子，快活得像大爷。所以，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这辈子，得混个“专家”当当。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张超没被分到专业对口的技术科，而是被借调到当时正缺人干活的经营科，工作内容是负责签订劳工合同、整理档案这些杂七杂八的事。

领导给张超配了个“师父”，姓王，是北方人，50多岁，头发花白，挺着一个将军肚，为人热情又豪爽。熟悉之后，张超了解到，王师傅早年从技校毕业，年轻时凭着勤奋苦干、能力突出，当上了车间主任。但随着后来工艺技术、生产设备不断更新，大学生纷纷涌入，他没跟上什么大人物的“顺风车”，就被撸了下来。

自从远离一线，挂了个 “专家”的名头，王师傅的工作劲头就比以前差了许多。加上经常因工作跟比自己小一轮多的新科长闹矛盾，他一气之下，宁肯放弃“专家”的名头、下调待遇，也要调走。

他前后找厂长闹了几次，才被安排到经营科来“养老”。在这里工作，王师傅如鱼得水。他在厂子里积攒了几十年的人脉，再难办的活儿到了他这里，都能靠人情处理，至少场面上可以说得过去。比起其他混日子的同事，王师傅倒是强得多。渐渐地，他又被领导看重，虽然没有提拔，但至少在待遇上是有保证的。

领导给张超安排了这样一位师父，也算是一种看重。张超却没有信心，毕竟专业不对口，怕出纰漏。

王师傅很实在，一天趁着午休没人，便跟张超交了些实底，说单位规章制度多，模板也多，即使不是专业人士，也能照猫画虎地干；科室里的人学历大多不高，除了年纪较大因历史原因留下的，其余大多数是靠背景进来的，“没有技术能力又不想去楼下吃苦，关系又没硬到可以去机关大楼，也就留在这混日子了”。

那天谈话末了，王师傅又可惜张超的学历，“在这算是埋没人才了”。张超笑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2

师父所言不虚，张超办起业务很快轻车熟路，还因为学历高、文采好，被主管领导魏科长格外关照，说要重点培养，做个储备干部。按说，这是矬子里面拔大个，升职加薪指日可待，不成想，乐呵没两天，张超就摊上了一个大麻烦。

一天，分厂各级领导去园区内的行政大楼参加管理学培训，经营科只留下张超独自填表、整理文件。一个40多岁的大姐突然敲开办公室的门，笑呵呵地向张超打听领导们的去向。

那个大姐高高瘦瘦的，脸有点黑，身穿工厂统一的蓝色工作服，盘起的头发都塞到了安全帽里。张超以为她是一楼的工人上来办业务，于是随口告诉她，领导都去行政楼开会了，晚点再上来。

谁知大姐没搭茬，也不走，直接挪了把椅子坐在张超旁边跟他瞎聊，一会儿打听厂里的新政策，一会儿问人事上的变动，甚至还打听起张超的学历背景和个人问题。

张超的性格有些腼腆，想着都是同厂的同事，不好直接撵人，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他多番暗示，可这个大姐就是不识趣。这时，魏科长来了电话，让张超将一些文件送到行政大楼去。他正准备脱身，没想到大姐也跟着起身，说自己正好要去行政大楼办事，“一起走吧”。

张超愣了一下——行政大楼里的领导级别可比分厂领导都要高，她这是要办什么大事？但因为面皮薄，没深想，也就没有拒绝。

快到行政大楼时，一路都没见帮忙的大姐，突然从张超手里抽出一半文件抱在自己怀里，随后又从张超的左边走到右侧。张超心里纳闷，没想到刚过了门口的保安岗，大姐就一股脑地将东西还回来，一声不吭地跟张超分道扬镳了。

张超合计不明白，就去送文件了，等准备回分厂的时候，行政大楼里突然爆出了撕扯、叫骂声。从高处远远地望下去，一楼大厅中央围了不少人，好像是一个女精神病人当众脱了裤子。还没等张超看清，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就气急败坏地指挥保安找东西挡住这女人，还吼叫着让围观的人回办公室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张超也不敢再看热闹，绕过他们直接回去了。

第二天一上班，魏科长就把张超叫去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张超进门便看到几个领导，正一脸严肃地围着电脑看。

魏科长问张超：“你认不认识刘春华？”

张超否认，可魏科长把电脑屏幕一转，正是他和那个大姐一同进入行政大楼的监控画面。魏科长说，“这个女人就是刘春华”，要张超给个合理的解释。

张超无奈，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得知他并非拿人好处替人办事，分厂党委书记明显松了口气：“陈部长，您看这就一新来的小孩，谁也不认识，肯定不是故意的，也就是被刘春华赖上的。”

一旁的大领导仍压不住火：“我管他赖不赖的！你们厂的人搞出来的事，你们不解决谁解决？”

气氛紧张起来，魏科长赶紧给张超使了个眼色，他立马识趣地从办公室退了出去。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魏科长又把王师傅也叫了过去。

王师傅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一进屋就骂骂咧咧的，屋里人好奇地问怎么了，他愤愤地说：“还能怎么了？不就是那个刘春华又跑大楼闹事，让我去联络！万一她又犯浑，又脱又闹的，她不要脸我还要呢！小张，都你惹的事，换个衣服跟我一起去！”

张超麻溜地收拾桌子，换下厂服，跟着师父出了厂门。路上，王师傅跟张超通气，说带他出来，主要是为了“互相做个见证”，防止“被讹上”，还让他一会儿少说话，看自己的眼色行事。

3

左拐右拐，他们来到园区外的一家韩式烤肉店。一进门，张超就看到刘春华正在靠窗户的餐桌旁发呆。

刘春华脱下了厂服，穿了件带紫色碎花的高领毛衣，旁边椅子上还挂着件红格子的呢大衣。她普普通通的，和那些逛菜市场的大妈无异，旁人完全想象不出这个女人刚搅起了一片风雨。

师徒俩一落座，王师傅便凭借着以前的交情跟刘春华拉起了家常。气氛很融洽，刘春华甚至还为自己不小心牵连到王师傅的徒弟向他道歉。

可当王师傅问起行政大楼里发生的事，气氛一下就冷了，刘春华插着胳膊抱怨道：“上次去，我本来也没想闹，就想找个大领导谈谈我儿子工作的事。结果还没说几句，大楼里那些狗就开始跟我打官腔，还叫保安来跟我拉拉扯扯的。要不是有人拦着，看我不吐他一脸！”

王师傅没搭茬，招手让服务员倒茶水，又询问起刘春华孩子的情况。刘春华缓了缓脸色，转而抱怨儿子不争气、不爱学习，“没像他爸一样考上大学”，技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直闲在家里。

不知刘春华从哪儿听说有人借由子把自己的外甥女办进了单位，她动了心，想把儿子也弄进来。王师傅说，那是传言，现在国企招工不再允许员工子女接班，都是公开招聘，最后的招工结果也要报往集团审批，“你儿子条件不符合，肯定招不进来”。

听到这话，刘春华眼圈一红，眼泪当即就掉下来了。她开始哭诉老公因公殉职后，剩下卧床多年的婆婆要她伺候，孩子不听话，也要她照顾。“这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支撑一大家子，这单位要是不管了，我也活不下去……”

饭店里的其他客人听见哭声，纷纷把目光投过来，张超手忙脚乱地递纸巾。王师傅只愣了一下，随即镇定下来。他赌咒发誓，说回去就向上级反应情况，只要刘春华宽心等几天，肯定会有结果。

听了这话，刘春华立即停止哭泣，直言就相信王师傅这一次。要是结果不满意，她还会继续“向上找（领导）”的。

后来，王师傅告诉张超，他俩都不过是“传声筒”，起到维持体面、短期安抚、方便下次谈判的作用罢了。刘春华大概也清楚，所以才没跟他俩过多纠缠。

双方商量得差不多，见面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刘春华婉拒了王师傅留她一起吃饭的邀请，离开前，她变戏法似的从地上拎起一个袋子，里面的打包盒已经装好了菜——当然，菜钱记在王师傅的账上。

送走刘春华，王师傅明显松快不少，招呼服务员点菜上酒。他清楚此事难办，领导不会深究细节，就打算饭后直接回家休息，明天再汇报情况，于是要求张超统一口径：“就说一直被刘春华缠住脱不开身。”

几杯酒喝下去，王师傅的脸色好多了，张超忙询问刘春华的情况。王师傅斜了他一眼，直言他倒霉，“摊上刘春华这么个智勇双全的主儿”。

王师傅说，刘春华和她丈夫老杨都是厂里的技术员，自己以前还跟老杨共事过，周末常常一起出去钓鱼，颇有些交情。

15年前，老杨被派到南方某合作公司驻厂1年，也许是不适应气候，一到那边就头疼脑热。因为总是身体不舒服，没到半年，他就请假回来了，可去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单位领导认为，老杨这是找借口不想出差，赶上当时任务急，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就又把老杨派了过去。不成想，第二次过去南方没过多久，人突然就没了。

当年尸检也没查出死亡原因，刘春华却一口咬定丈夫是因为出差过于劳累才去世的，是工伤。她狮子大开口，索要巨额赔偿，可单位只肯按规章制度走，最多额外给点“人道抚恤金”。一来二去没谈妥，刘春华的“上访之路”开始了。除了找单位各级领导的麻烦，她还去政府闹，以至于后来成为重点防控对象。

有段时间，刘春华好像放弃了，不哭不闹，单位逐渐放松了警惕。谁知，刘春华竟瞒着所有人偷偷跑到北京，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门路得知了集团董事长的行程。她埋伏在董事长上班的必经之路上，看准了车牌，直接扑到车前大喊冤枉。幸亏当时车速不快，司机及时刹车，才没有惹出祸端。董事长吓了一大跳，又担心事情声张出去会产生恶劣影响，他没有找警察，只好下车亲自安抚，好说歹说才把人给劝住。

没多久，董事长秘书的一个问责电话就把我们单位的几个领导吓坏了，他们紧急商讨，立即派人去北京把刘春华“请”了回来，又决定“割地赔款”——除了法律规定的抚恤金，单位再多给刘春华50万元的“人道补助”，之后，按月给他们家发一笔不菲的生活费，逢年过节或者重大会议召开前夕，还会派专人上门送米面粮油，安抚情绪。

这样一来，拿到实惠的刘春华不再闹腾了，领导们的乌纱帽也保住了，皆大欢喜。

4

得知事情原委，张超发出惊叹，王师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刘春华的事好解决，也不好解决。”

在王师傅看来，之前“割地赔款”是上级指示，特事特办。钱虽是公家出的，但集体决策不存在贪污腐败、私相授受的问题，又确实解决了基层矛盾，谁来审查也挑不出错误。

可现在的这出闹剧，却没什么正当由头——如果单位领导轻易答应刘春华让儿子进厂的要求，就会搞得其他上访户争相模仿。更何况，这事解不解决，都不算领导的工作业绩，他们左右不过互相推诿，外加个“拖”字诀。领导们都准备好了，已经安排保安严管门禁，不放任何上访户进厂区，就算刘春华混进来，也无人搭理，等把她的锐气磨没了，也许事情就能不了了之。哪怕最后还是压不住，也可以顺坡下驴，彼此各退一步——如果能将这些烂事拖到下届领导手里，那就更好了。

虽然师父这么说，张超还是担心自己之后会被处罚。王师傅觉得处罚是没影儿的事——跟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张超年轻学历高、办事认真、勤快又听话，科里正缺人干活，要是因为这种破事把他给逼辞职了，或者弄得自暴自弃像个滚刀肉一样赖着不干活，得不偿失——毕竟，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那天魏科长疾言厉色，也不过是做样子给领导看看。或许，领导们之后都不会再提了。

听了师父的分析，张超豁然开朗，频频点头，王师傅笑他小孩子见识少。他说起早年赶上重大活动时，经营科有一个算一个，都要去本厂上访户家门口轮流站岗放哨，去火车站堵截。毕竟，一个大型国企需要时刻注意社会影响。

自从来到经营科，王师傅接触过不少上访户，或见过或听过许多人的故事。

90年左右，楼下有个车床女工的丈夫出轨了，回家闹离婚，女工被人指指点点，精神受了刺激。一开始，她只是在角落里嘀嘀咕咕的，后来就疯疯癫癫的要找领导“伸冤”——在那个年代，国企包办员工的一切，领导就像大家长。

闹久了，领导也不堪其扰，只能派人把这位女工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医治。直到后来时代变了，企业强制送医的权力被收回，女工才被儿子接回来。

因为断了药，每年天一转冷，女工就会犯病，她常趁人不注意从家里溜出来，在厂门口又跳又唱，还是要找当年的领导“伸冤”。

法制还不太健全的时候，上访的缘由千奇百怪，大多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一些精明的访户摸准了单位的底线，尽力扩大影响，比如：拉横幅喊话，但绝不打砸抢；最多折腾自己，但很少闹出人命；互相传递消息，对哪里开大会、巡视组什么时候来等消息门儿清。

折腾久了，领导们发现给点东西或钱，上访户们基本就能消停，故而没人再愿意主动接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多是互相推诿，选择花钱了事。不过，偶尔也能碰到较真、实干的领导，真正地解决了人心中的问题。

曾经有个老头，天天吵着闹着要求公司给他恢复身份、补偿待遇。他曾是某分厂管生产的“二把手”，奋斗一辈子，却和工人拿一样的退休金。

当年负责接待这个老头的主任姓刘，他很耐心，真跑到单位的档案室里调出老头的档案。细细查看后，发现这个“二把手”当年是因为“作风问题”被拿下的：在一次午休时，“二把手”和几个同事踢毽子，他嘴贱，当众调侃了一个已婚女职工的胸部。在那个保守的年代，这个玩笑话被有心人传了出去，结果女职工的丈夫气不过，直接向公司检举了。恰好赶上严打，“二把手”差点被定义为“耍流氓”，最后还是家人四处求情才把事情压下来。即便没进局子，他也被单位严肃处理，撸掉一身官职不说，这个污点还被永远地记录在档案里。

刘主任将老头找来，承诺可以帮他解决身份问题，不过为了“消访”，他提出要请老头的老伴、儿女孙子一起过来做个见证，把当年的事情一点点理清楚，再重新记在档案上。

老头一听，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算了——他怕事情传开，自己落个“为老不尊”的名声，于是悻悻地回了家，此后再也不闹了。

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高龄老人，是他的家人来闹。他们声称老人在建国前参过军、打过仗，建国后入厂工作，按照国家政策，他应该享受离休待遇，得到特殊优待。

这个刘主任依然没有花钱了事，他四处托人调查档案，后来终于查清这个老人确实在建国前参过军，不过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他当小兵没多久，所在部队就被打败遣散，建国后他成为工人，还幸运地躲过了特殊时期的麻烦。

不知老人是否把这段往事跟儿女讲明，这家人看到了记录，才终于消停了下来。

5

张超一直静静地听师父讲这些往事，他想起刘春华这次上访的缘由，是因为有坊间传闻说有人借由子把自家亲戚弄进了国企。

王师傅说，这事完全是捕风捉影，这个“亲戚”就在他们厂，名叫张丽丽。这个女人个头很矮，稍微有点残疾，是单位为“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招聘进来的。因为只有高中文凭，张丽丽入职后就被安排在资料室，负责分装文件。

年初，张丽丽站在椅子上翻找资料，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从她身后经过，不知怎的，张丽丽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之后躺在地上就起不来了，也不肯让人拉一把。领导闻讯赶来，张丽丽便开始控诉资料室椅子不稳，又说大学生走路太快带风，“把我从椅子上刮下来，现在动不了了”。

没办法，领导只好找来厂里的面包车，派几个人抬她去市里最好的医院检查。那个大学生更倒霉，跟着去排队缴费不说，之后送水、送饭加陪护，比伺候自己亲妈还上心。

结果，折腾了将近一周，还是虚惊一场。医院对张丽丽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也只是查出高血压、高血脂这类老毛病，最严重的外伤，不过是脚踝有些小挫伤。

没想到，张丽丽不死心，坚决要求按工伤处理，要住院休养，还要单位派人全程看护并报销医药费——当然，领导们理都没理。处理这种问题，领导们已经有经验了，手握三甲医院的检查证明，张丽丽上哪告状都讲不出理，只要没人搭茬，她能闹给谁看？更何况张丽丽本来就不爱干活，闹大了，单位也可以按照旷工开除她。

张丽丽很精明，只想稍微闹一闹，拿点好处就收。眼瞧着拿不到，就索性在家里歇着，等歇够了再去上班。所以从年初起，公司也一直没有催她上班，但工资还是照发。

这事传着传着就传变了味，上访户们纷纷眼红张丽丽的待遇。

在火锅店听张超讲这些事，我和李林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连连追问：“那最后刘春华的事是怎么解决的？”

张超点了根烟，讽刺地说：“还能怎么解决？放宽条件（把她儿子）招进来呗！又不是没给领导家孩子开过绿灯。”他说刘春华的儿子搞不了技术，又不想在楼下当工人吃苦，最后肯定会到经营科来打杂，“等这小子来了，人手够了，我也申请调回去，学点东西——那地方不是跟领导沾亲带故的，就是这么进来的，一点盼头都没有”。

张超又说起之前认识一个涂装厂的哥们，人大毕业的，学的人力资源，当人事干事绝对绰绰有余。可是他在科室干了四五年，啥也没评上，有次喝多了就劝张超趁年轻去搞技术，“再这么混下去，早晚待废了”。

说到这里，张超抖了抖烟灰，神秘兮兮地示意我和李林凑近，问道：“你们知道涂装厂那个事吧？”

我们当然知道——不久前，警车和救护车出现在园区里，据说是涂装厂的一位技术员趁午休时找了个没人的办公室上吊了，尸体是保洁发现的。

出事前的一个月，我曾和这个技术员有过业务来往，那时我就感觉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对劲，说话一惊一乍的。李林听说，这位技术员好像得了不治之症，上午出的体检报告，中午就自杀了，“听你这么一说，那这人是看没指望了，临走帮家里弄笔钱吧。厂里这下得出不少血吧？”

张超说：“出什么？那家人老实得很，没啥主见，来了俩人跟警察一起把人接回去了，没吵没闹的，全按公司流程走的。主要都是保险赔的，没几个钱。倒是那个保洁闹一闹，给了笔赔偿。那人真是可惜了。”

借着酒劲，我在想，张超“可惜”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人没了，也许是别的。

张超说，涂装厂做人事干事那哥们儿处理完这件事，好像突然想通了什么，很快向领导提出了辞职申请。他准备去珠海投奔学长，入职创业公司，据说他辞职的时候，领导许诺半年后给他提干，“早干嘛去了？”

半年后，张超拒绝了魏科长的百般挽留，也向厂领导提出了调职申请。他离开经营科，回到技术科，开启了生产一线的加班生活。也许，他以后真的能回到之前规划好的轨道上去。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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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罗斯福游戏》剧照

总是找到渣男的她，图啥

几年前，县里汽车商贸公司的董主任，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喊话，说公司的打字员辞职了，叫大家帮着找个有工作经验的熟手。后来在一起小聚，我问他，打字员找到没有？他说找了几个，老板都不中意，说赶不上原来的打字员小杨。

我问，那个小杨为什么要辞职呢？董主任叹了口气，就给我们讲了她的故事。

以下是董主任的讲述。

1

小杨刚到我们公司时22岁，身高1米5多一点，长得娇小玲珑，小鸟依人。这姑娘做事麻利，性格开朗，高职毕业，学的是计算机，除了打字复印，我们公司的电脑维护、档案管理，都是她负责。

我们公司的员工，大多是初中毕业，几个大专生里，除了小杨和会计小艾两人是全日制大学毕业，剩下都是“自考”和“函授”的。每次上级主管部门来我们公司调研、参观，都由小杨操着纯正的普通话给来宾们讲解。逢年过节开展文艺活动，也是小杨挑大梁，她独舞跳得好，还能编排指导别人，深得老板和同事们的好评。

2013年初，公司都在说司机小陈和小杨谈起了恋爱。

小陈人很白净，个子有1米8，在南方人里有点玉树临风的意思。他技校毕业后去过广东，进过工厂，做过销售，当过保安，都没挣到钱。因为家里经济不宽裕，最后回家考了驾照，帮人开出租车，干了3年，觉得辛苦。2012年我们公司招司机，他就考进来了。

小陈在公司少言寡语，从不搬弄是非，给人感觉很靠谱，人长得又帅，做事也机灵，车开得不错，就成了老板的司机。老板也很信任他，每次出席外面的庆典活动，收到的赠礼基本都给了他。

我们公司的办公室租在临街的二楼，一楼全是底商的门市，老板也租了其中一间，做打字复印室，方便公司的同时，也对外营业。后来公司做大了，要处理的文件越来越多，加上外来打印的人，三块五块也非要开发票，很麻烦，老板就取消了对外业务——小杨平时大多数时间就在这里工作。

县城街窄人多，没什么专门的停车位，车子都常常随便停在街边。而交警看见违停的车辆，不是贴罚款单就是拖走。所以，老板的车停在路边时，小陈就坐在打字室里和小杨聊天，或在电脑上打游戏，若瞥见交警来了，马上出门挪车，等交警走了再开回来。

大概两个年轻人就是这样走到了一起。

春节放假上班第一天，晚上下班后，我看见小杨在大门外和几个相熟的同事在说话，小陈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着。等那几个同事走了，我也出了公司大门，小杨突然喊了我一声，我停下脚步，问：“有事吗？”

她轻声说：“主任，能不能借我500块钱？我有急事，过年把钱用光了。”

我也没多想，从钱包里掏出钞票借给了她。事后司机小袁在办公室里跟我们说，其实不是小杨要用钱，她是帮小陈借的。“小陈这家伙，和朋友们吃‘转转食’（轮流做东请客）、蹦迪、溜冰、泡吧、打游戏、进麦当劳，过年发的工资和奖金早用光了，连小杨的钱都被他用了。”

小袁还说，他看见过小陈喝醉过几次，都是小杨扶着踉踉跄跄的他，进了他租的小房子里。“孤男寡女，恰是干柴烈火！”有人八卦说。

“啥干柴烈火哦，说不定早就打了‘野食’，不温不火了！”有人阴阳怪气接话。

“自古痴情女子负心汉，凭小陈的颜值，估计小杨也就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敢发誓，她最后肯定竹篮打水一场空。”小袁总结道。

我也觉得小杨和小陈不会有结果——且不说身高、外貌的差异，小陈总给我一种难琢磨的感觉。有几次我下楼去打印文稿，看见他俩头挨着头，卿卿我我的不知在说什么，可一看见我，两人迅速分开，小陈脸上的神情极不自然。后来我发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小陈都在刻意和小杨保持着距离，好像是避人耳目，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在恋爱。

但小杨对这个男朋友是情真意切，经常早上自己啃着冷馒头，手里提着小陈爱吃的热包子。

2

小陈平日爱看精美的奢侈品杂志，说起名牌手表、汽车、服装，如数家珍。我们公司司机的工资也就3000多元，他父母多年前就下岗了，但他却常年穿着名牌，手机不是“摔坏了”就是“搞丢了”，经常换最新的款式，让别的司机既眼红又羡慕。

一次有同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小陈说：“你穿的不会是高仿品吧？”

他立刻有些傲慢地回答：“你在电脑上输入我衣服上的数据，看看是不是真的？”

“买这么贵的衣服，你平时不吃饭了？”同事又问。

“生活就要讲品质，你们没见过沿海一带的人，穿的比这高贵多了。”

“讲品质得有经济保证啊。”

“这个，就靠自己的本事了。”小陈淡淡地说。

小袁他们私下说，小陈是靠做“小白脸”骗钱，我起初半信半疑，但很快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我们老板靠销售货车起家，后来拓展业务，销售乘用车，还成立了修理厂，批发汽车零部件。他做企业30年，历来奉行“不欠钱、不欠账、不贷款”的原则，为人低调，做事勤奋。可近几年，一些同行业靠关系、搞融资，挖人才、扩规模，变着法抢占市场。

公司业务每况愈下，老板只能“主动出击”，常陪客户吃吃喝喝，去“浪花”玩乐——“浪花”是我们县有名的高档会所，外表看着普通，里面却装修奢华，各地美女云集。因为老板娘管得紧，老板一般在“浪花”礼貌性地坐一会儿就离开，让我和小陈留在那里陪客户（小陈要一直等着送客户回去）。由于常去，很多女孩跟我们都熟了，大家说话也就无须遮掩了。

每次小陈去“浪花”，都有不少女孩过来找他玩。一次我们陪银行信贷科李科长去，趁小陈先去送老板回家的工夫，我就问旁边的几个女孩：“你们跟小陈平时联系不？”

“有空儿就在一起玩，县城景点都玩遍了。”——有员工曾给我反应，说小陈违规开着老板的车拉着美女去郊游，看来不是假话。

“过年过节，他都给我们发祝词、送小礼物，又帅又温情，把我们都迷倒了。”

“你们回赠礼物吗？”我问。

“当然回赠，都是他喜欢的东西。我们来钱快、挣钱多，注重的就是这份情义。”

“想找他今后做接盘侠啊？他可不是老实人哦。”我话中略带嘲讽道。

“都知根知底的，不现实。平时我们累，就想找个‘贴心人’，放松心情。”

我心下想：难怪小陈活得潇洒自在，这年月，有人靠本事挣钱，有人凭颜值生活。

3

一次在食堂吃午饭时，老板和领导不在，几个司机边吃饭边和小杨开玩笑，要她和小陈“秀”一下成亲仪式。旁边的同事们听到了，也都围过来，跟着起哄。有人随手拿来一枝花瓶里的塑料花，让小陈“求婚”用。

小杨倒是落落大方，没有任何羞涩，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她迎着大家的目光，朗声说：“来就来，我怕么！”接过花后，她站了起来，脸带红晕，双手捧着花，深情而又期待地望着小陈，把花递向他。

可小陈黑着脸，看都不看她，甩手疾步离去。

这次之后，我听人私下说，小陈在广东打工时已经耍了个女朋友，那姑娘想多挣几年钱再和他结婚，直到现在还时不时给他寄钱。

过了两个月，小杨来找我还钱。我出于担心，直截了当地问她：“你和小陈恋爱这么久了，你了解他吗？听过他的绯闻吗？”

“他是人帅是非多，跟着感觉走，我爱他就足够了。能不能成功就看缘分，但我不能错过机会。”她笑着回答。

小杨的话让我吃惊，她的想法我难以理解。我觉得跟年轻人有代沟，就闭了嘴。

9月底，大家正在忙活手里的工作准备国庆放假。下午刚上班，小杨却头缠着一块丝巾，颤颤巍巍地走进办公室，有气无力地问：“谁是董主任？”

我被她的话搞得莫名其妙，她身后一个司机戏谑地笑着，指着我说：“他就是。”

小杨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我不小心头在门上撞了，失忆了，要请假去医院检查。”

我一听，这事非同小可，马上安排司机送她去医院。司机回来后，我问小杨情况如何，司机说：“她不是有病，是精神受了打击，失恋要疯了才是真的——小陈的女朋友要回来结婚了！”

小杨“疯了”的事马上传遍了公司。老板把我叫去，不耐烦地对我说：“趁放假有空，你去她家看望一下，如真的有病，治好了再来上班。”

我明白，老板这算是看重小杨的敬业和工作能力，换作一般的员工，估计二话不说直接辞退，以防日后麻烦。

我按照老板的吩咐去了小杨家，房子三室两厅，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她的父母很热情，她爸身高也不高，也就1米6，在乡里林业站上班，正好国庆节回家休息。她妈身高跟她差不多，早下岗了。

小杨她爸给我沏了茶，就拉着妻子进了卧室，说是看电视。小杨神色黯然，萎靡不振，也不再装失忆了，恨恨地对我说：“主任，你也知道了我和他的事，我不怕分手，我恨的是他无情无义，不说道歉，连一句话都没对我讲，好像我们从来都不认识！”

我试着劝了她几句，她更激动了，歇斯底里地说：“这是我的初恋啊，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完了？我真想不通，我真不甘心……”

发泄了一通后，她似乎有些绝望，有气无力地喃喃道：“我是奔着结婚去的，结果被他玩了。”我劝她目光放长远，她沉默了半天，有点醒悟地说：“主任你说得对，我为什么要痛苦？受到良心谴责的应该是他！世上男人多得是，我不应该在一棵树上吊死。”

万万没想到，国庆后，小陈的女朋友阿兰竟然来我们公司财务科上班了——她学过会计，是小陈求老板安排的。

阿兰是北方人，个子高挑，肤白貌美，跟小陈在一起，算得上是天生的一对。阿兰说话嗲声嗲气，特别做作，背着人时还抽烟。听财务的同事说，她业务能力不咋样，只能打杂。

有了工作后，阿兰出钱，把小陈家里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我们都认为他俩这是快结婚了。但阿兰和小陈的父母没处几天，就因为性格和习惯不同吵了架，她坚决要搬出来，小陈只好重新在外面租了一间屋子，过起了二人世界。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阿兰进公司没多久，就听到了小陈和小杨的绯闻。有次她去楼下复印资料，就和小杨吵了起来。她俩都说对方“态度不好”，阿兰破口骂道：“你这个没人要的贱人，抢我男人，只有当小三的命！”小杨则反唇相讥：“你男人多，老少皆宜，薄利多销，就是个涂满广告的公交车！”阿兰恼羞成怒，想动手，被赶来的我喝止住了。

可能是因为这一场骂战，小杨赌了气，不久就找了个男朋友，下班时常见一个男人骑着摩托来接她。两月后，换了个男的，接着，又换了一个。

就这样，小杨走马灯式地换了三四个男朋友，都是高高大大的，但都没谈拢。

4

听说小杨恢复了单身，会计小艾也开始追起了她。

小艾是农村出身，老大不小了还单着。他个子不高，1米6几，家庭条件也不好，父母有病，还供着两个读书的弟弟，相亲几次都黄了。

老板因市场竞争需要，对公司的厂房、库房、销售大厅进行扩建，资金紧张，找银行李科长贷款。老板将李科长奉为“贵人”，小心伺候。每次李科长都是晚上下班时通知我们“要申贷资料”，老板就立刻临时通知我们加班做贷款资料。办公室的员工没有加班费，我们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能照办。

我们办公室被公司的员工私下称为“造假办”——对于没有的资料，我们要仿制；对不符合要求的资料，我们要修改。小杨按我要求，反复打字复印、涂改拼接，直到资料可以以假乱真；小艾负责做账，把营业额和效益做大。每次账做完，他就来帮小杨做事，等资料做好，浪费的纸张搞得打字复印室一片狼藉，小艾就开始打扫收拾。就算晚上不扫，明天早上也赶早来收拾干净。

资料由李科长审，过不了关的，我们再回来继续按他的要求改。我们公司离银行步行十多分钟，有时晚上去送资料，就要往返多次。等资料过关了，我们就遵照老板的旨意，请李科长宵夜。

李科长酒量不错，最爱缠着小杨灌酒。每每这时，小艾就英雄救美，替小杨挡酒。见小艾喝得差不多了，我继续出击，最后才是小杨上。这种车轮战，李科长酒量再好也招架不住。等李科长倒下了，我们就把他塞进出租车送回家。

我们也要回家，小杨喝了酒，坐车就要晕和吐，考虑到让一个姑娘单独打车不安全，我就提议小艾步行送她回家，也算给小艾创造机会。

小艾很诚实地跟我说：“小杨是独生子女，家里房子宽敞，我可以当上门女婿。乡里我已经回不去了，但城里也买不起屋，居无定所。主任你不知道，我们村的人几乎快走光了，要不是偶尔还有几声狗叫说明村里还有人，外人都觉得是‘鬼村’了。我就是想成家立业，过踏踏实实的日子。”

小艾一再请我帮忙牵线搭桥，我也跟小杨说了几次，但小杨始终不答应，只说他俩不合适。她让我跟小艾敞开了说，叫他别在自己身上耗费时间。

“是不是你觉得他家穷了？”我问。

“不是的，我们是真的不合适。”小杨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

见小杨的男朋友骑着摩托，阿兰也给小陈买了辆“赛摩”，俊男靓女，上下班马达轰鸣着在街上一闪而过，很是拉风。两人如胶似漆，短假短旅游，长假长旅游，平时基本不做饭，小陈带着阿兰天天不是大酒店就是小吃摊，吃本地的特色菜。

清明之后大家来上班，发现阿兰已经不辞而别，她跟同事说，这地方太落后了，她钱也花光了，在广东的干爹听说了，很是心疼，叫她回去。同事问她还来不？她说不来了。

小艾追不到小杨，灰心丧气，觉得全公司的人都在看他笑话，也辞职了。我本劝他留下来，他说他想换个环境，已经找到下家了。

临别前，小艾颓丧地跟我说：“小杨和李科长好上了。”

我很吃惊——这怎么可能呢？

小艾说，他在街上碰见过他们好多次，一起看电影，周末逛公园，晚上吃夜宵。他问过小杨，小杨也承认了。

“李科长不是有家庭吗？他老婆是教师，女儿在读小学。”我说。

“我打听过，离婚了。”

我一直认为，小陈没跟小杨成不算坏事，因为小陈城府太深、为人太渣。难道小杨刚脱虎口、又落狼窝？

我开始在心里细细盘点跟李科长的过往。

这人平素装得道貌岸然的，晚上找我们要申贷资料，就是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工作忙。去年他刚学车，把我们公司的车借去练手，带着情人满山遍野到处开心，结果在乡村公路撞了一个小学生。他不想事情被公开，急忙叫小袁去顶包。交警出了现场，认定小学生全责。小孩满脸是血，家里穷，家长也老实可怜，交警就要小袁发点善心，可怜下一孩子，怕孩子伤重毁了人家，“责任划给你们，好让孩子去医院治疗，反正钱是保险公司出”。

保险公司没人出现场，只以交警的事故报告为赔偿依据。为赶快走人，李科长就催小袁在责任认定书上签字。小袁想到他是银行信贷科科长，老板有求于他，当时也没有告诉我就签了字。

小孩是皮外伤，住了几天医院。出院时，孩子的大伯提出要补偿1万元。小袁和他吵了起来。对方舞着事故报告单，扬言要上法庭。事情闹大了我才知道，只好找到当时处理的交警，由他出面协商，给了1千块才了结。

我找老板报账，老板说小袁不考虑后果，要辞退他。我坚持说是李科长逼小袁签的字，小袁是为公司考虑，错不在他。老板板着脸恼火道：“这种情况上法院就是输！人心叵测，好心未必都是好报，你立即给司机们开会传达，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再没下次了！”

我抽空专门问了小杨和李科长的事。小杨说，她不是小三上位，是李科长离婚在前。他们之前加了QQ好友，她原来的网名是“有你就快乐”，和小陈分手后，就改成了“撕心裂肺”。有天，她看见李科长的QQ名也从“你是我的唯一”改成了“甘肠寸断”，看他动态里都是痛苦的表情，就忍不住关心地问了几句，才知道他离婚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就聊开了。

“他怎么离婚的呢？”

“他说他工作忙，应酬多，又帅气多金，绯闻不少，老婆不理解他，经常和他无理取闹，搞得家里鸡犬不宁，两人感情破裂，老婆要求离的婚，女儿给了老婆。”小杨深信不疑地说。

我心想，这些都是老男人骗小姑娘的老套路了，便严肃地劝小杨：“不要光听他的一面之词，多听听，多了解，特别在人品上，你要仔细考虑，千万别重蹈覆辙，伤了自己。”

小杨把李科长的事打听了一番，和他在一起时，就有了防范，李科长再想动手动脚，就没法得逞了。

两人又相处了3个月，李科长对小杨就失去了耐心，给小杨下了最后通牒：愿意“跟”他，就和他同居，不愿意就拉倒。小杨要他明媒正娶，李科长恼羞成怒，说：“我从不缺女人，都是她们自动朝我身上扑！看上你是对你的宠幸，我不过是想换换口味，你真不懂风情。”

5

阿兰回广东后，小陈随即又找了一个在外地开美容院的女老板，是在网上认识的。

初秋的一晚，小陈送老板去市里请亲戚吃饭，一个亲戚和老板的大舅子素来不和，喝了酒，话不投机，对骂不说，还提瓶子抄凳子要动手。老板气得够呛，叫小陈把亲戚们送回酒店，守着，不许再动手。

小陈来市里前告诉了女老板，女老板就打“飞的”来约会，在一个餐馆等着他去。小陈见老板的亲戚们睡熟了，就开车去会女老板。女老板有几个在本市的好友也来了，男男女女们边吃边聊，白酒啤酒一起上。散场后，小陈送女老板去酒店时，将车撞在了水泥护栏上。男老板的车子严重受损，女老板的大腿粉碎性骨折，小陈手臂受了轻伤。

老板知道后，暴跳如雷，直接辞退了小陈。他跟我告辞时，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说要不是事后我托关系找保险公司买单，别说修车钱，就医药费他都承担不起，更别说逃掉醉驾了。

小杨看着小陈离去的背影，还是有点怅然：“他们每次朋友聚会，我都叫他少喝酒，老板随时会要车出门，他总是不听。有多次我替他挡酒，把我都灌趴了。”

“还在念旧情，想重归于好啊？”小袁哂笑道。

“没有旧情，只有同情。”她淡淡地答。

听说那个女老板伤好后，给小陈提了个“二选一”的条件：要么赔钱，要么结婚。小陈选了结婚。同事说，小陈现在就是做家务，带孩子，送老婆上下班，人也长胖了，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软饭男。

2015年初夏我们办公室周末聚餐时，小杨把她新认识的男朋友小郑带来了。

小郑家在农村，高大黝黑，长得有点像古天乐。他是我们公司保管员蒲大姐给小杨介绍的，说是自己的一个远亲，“在船上工作”。

大家热热闹闹地喝着酒，小郑很快没了拘束，跟我们谈天说地。

小袁对小杨说：“千选万选，你终于找到如意郎君了，这次不要三心二意了，要专一哈。”“我对待爱情从来都是专一的！”小杨略显窘迫，有点慌乱。

正在和大家有说有笑的小郑，听到了这话，脸马上阴沉下来，跟刚才判若两人。他把筷子不高兴地扔在桌上，说了句“有事”，就摔门而去。小杨也急急忙忙地跟着出去了。

大家不明就里，有人说小袁的话说得时机不对，得罪了小郑。小袁说，我这是祝贺她们，“就算我说得不对，在这么多人面前，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也应该有点气量才对”。

那次聚餐后不久，小杨心事重重地找到我，叫我拜托大家，今后千万别和她开这种玩笑，特别是小郑在场时，千万不要谈她过去找朋友的事。她说，小郑什么都好，就是有些计较她过往找男朋友的事，别人说起，他认为是伤他自尊，面子挂不住。

“你和他认识时，讲过你的事没有？”我担心地问——封住办公室同事们的口容易，但封住全公司的口就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有社会上的口。再说，未婚男女找对象是非常正常的事，有什么可计较的？

“讲过，他很不高兴，叫我住口，我也不想惹他不高兴，就打住了。”

“他以前没找过女朋友？”

“没有。他说我是他的初恋，他还是处男。我俩在街上，只要有认识的男的和我打招呼，他都要问是怎么认识的、是什么关系，还四处打听我过去谈朋友的事。我现在看见认识的男的，老远就躲开了，免得他没完没了地问。我感觉他是在船上看琼瑶的小说和言情剧看多了。”

“漂在船上可照顾不了家庭的，他有没有打算今后下船重新找工作？”

“他不想下船，说他就一高中生，找工作难，他快升二副了，工资也不低。”

“你真的喜欢他吗？”

“喜欢，性格上我俩有差异，我想，处的时间长了，感情深了，慢慢会磨合好的，现在我尽量做到存同求异。”

“你这是委曲求全。我觉得他还不如小艾，你说小艾对你死心塌地的，你为什么就看不上人家呢？”我有点替小艾鸣不平。

小杨想了想，坚决地说：“看不上小艾，是因为他有个致命缺点，太矮了！”

6

我这才知道小杨的心结在哪里。

她从小就爱跳舞，还专门参加了舞蹈训练班，上学时学校举办文艺活动，她不是领舞就是独舞。上了初中后，学校里成立了舞蹈队，紧张地学习之余，她还要参加日常训练和演出。

初二时，大部分女同学的个头都蹿高了，很多女生都高过她一头，只有她的身高似乎是雷打不动，不知不觉就成了“小不点”。舞蹈队演出是以群舞为主，对队员有形体要求，她因为身材不般配，总是上不了节目。一直比别的女同学跳得好的小杨，几次鼓起勇气找到舞蹈老师请求上台表演，老师都无奈地摊开手说：“无法编排，你人矮了。”

小杨每次看到同伴在台上随着优美的音乐翩翩起舞，心就一次次备受打击。她悲痛欲绝，要跳舞，要长高。她到处购买增高鞋、增高贴、增高药，有两次她吃完药上吐下泻，差点没了命。她那时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测量身高——可她的身高就像是固定了。

她绝望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就坐在窗台上呆呆地看着夜空，泪流满面。她怪父母把她生矮了，不和他们说话，回家就关门闭窗。成绩好的她在班上总坐前排，她觉得是对她的羞辱。她小学和初中的闺蜜，也是舞蹈队的队员，过去她们影形不离，无话不谈，闺蜜跳不好被老师批评时，她还劝慰、给人家擦眼泪，陪人家重跳。结果闺蜜成了舞蹈队的主角后，来关心她时，她就无端对闺蜜大发雷霆，觉得对方是在她面前炫耀，甚至同学们聚在一起说话，她都认为是在讽刺她。

她变得不合群，敏感，她恨闺蜜和同学们，和她们渐行渐远。上课时她胡思乱想，无法集中精力，下课后她独来独往，孤僻无助。她的成绩一落千丈，高中上了普高，浑浑噩噩地混完，勉强考上了高职。

上高职的学生，学习得过且过就是不错的了，学校里通宵游戏和谈情说爱成风。与她同宿舍的星星，爱穿着打扮，身高和她一样，整天乐呵呵的，总拉着她的手说：“小妹，为啥你总是死气沉沉的，一副苦瓜相？有啥事给姐说，姐给你做主。”

见小杨还是蔫蔫的，星星就强拉着她参加同学聚会和社会活动。星星的男朋友是她们学校的篮球队员，四肢发达，身材颀长。小杨说他们身高差距太大，星星笑着说：“小妹，咱们这身材，就是要找个子高的，越高越好，才能改变后代的基因！”

星星的话，犹如电光石火，霎那间，照亮了小杨晦暗的心。“我失去跳舞的理想，但终归要成家立业。我这辈子没法改变自己，但我可以改变后代的身高。我绝不能让后代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一下就醒悟了，像我这种不死不活的模样，跟个武大郎一样，脸上油汪汪的都是青春痘，谁会对我有好感？！”

小杨振作起来，开始认真学习，进行形体练习，注重养颜、护肤、美容、打扮。她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不能跳群舞，就跳独舞。她说她查了很多资料，“一高一矮”的结合，至少有50%的机会改变孩子的身高——“你看潘长江、曾志伟，他们的孩子都很高”。于是，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男朋友的身高绝对不得低于173公分。

“所以，小艾再好，我也只能拒绝了。”她固执地跟我说，“我相信‘事在人为’，很多事都需要自己去争取、去努力才能成功，我必须抓住每次机会。”

小杨和小郑处了大半年就结了婚。但婚后半年不到，小郑和在农村家里人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小杨作风不正，跟过很多男人。夫妻俩从吵闹到冷战，小郑很快提出了离婚。小杨已经有了身孕，不同意，小郑就来公司闹。

小郑愤愤地拉着我说：“咱是洁身自好的人，必须要求老婆遵妇道、守贞操。我在船上工作，不常在家，‘后院’必须稳定，我找的是贤妻良母。”

我想跟他讲讲理：“你说说，她在哪里不遵妇道了？人在社会，不可能不接触人啊。”

“过去她常和一帮男女混在一起，喝酒，唱K，晚上不回家。她还有情人，这事你们应该知道！”

“过去的事，她没给你说过？”

“都是避重就轻！她找我这种船上的人，就是动机不纯。”

“谁没有个过去呢？作为男人，应该大度点，小杨不是你想的那号人。”

“我过不了这个坎，品德不好，不自尊自爱，会在基因中遗传的！咱是清白之家，别辱了家风，趁早一拍两散！”小郑冷冷地说。

小郑拉着我闹时，小杨在一旁始终对他不理不睬，只埋头干工作，但因为分心，工作还是出了些差错。老板见小郑多次来公司扯皮，很恼火，叫我找人教他怎样做人——说白了，就是揍他一顿，轰出去。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喊来蒲大姐这个媒人。小郑见了蒲大姐，就跟蒲大姐坑了他一样，放肆地吵着，说小杨放荡、水性杨花、不是处女。蒲大姐性格泼辣，脾气火爆，质问他：“你抓到现场没有？看到她偷人没有？像你这种家中无矿的水和尚，能找到老婆，没给你戴绿帽子，就是你祖辈烧了高香！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个封建脑壳？滚远点，别影响大家工作！”

小郑灰溜溜地走了。

小袁说，小郑有个朋友，过去和小陈他们混在一起，估计是他说了小杨的坏话。

后记

没想到，闹到最后，小郑竟把小杨告上了法庭，要求判离婚。

法庭征询小杨意见，看有没有调解的余地。大家都劝她，说男方既然铁了心，这婚姻再维持下去，恐怕只能给双方带来无尽的痛苦。

小杨同意和小郑离婚，可小郑得寸进尺，又提出了要求：“你必须把孩子打掉，别把你的放荡遗传给孩子。”

孩子快八个月了，小杨当然不同意。小郑便以此为由，说不会给一分钱的抚养费。

“不要你的钱，孩子随我姓，从此与你没任何关联！”就这样，小杨生完孩子就辞了职——她爸在乡里上班，她妈身体有病，一个人带不了孩子。

老板还是挂念小杨的能力，跟她说，今后随时可以来上班。

小杨专注在家培养儿子，听说喝牛奶有助孩子长高，她改母乳喂养为给孩子喝牛奶，听说打篮球、踢足球能助长身高，她在屋里到处挂着篮球、足球，说是从小培养儿子的兴趣爱好。

后来传言小杨和小艾好上了，但不知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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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如果岁月可回头》剧照

亲人走后，告别才真正开始

1

2020年3月23日凌晨2点，我的大舅走了，享年73岁。

母亲在清晨得到消息后，去菜场买来菜烧好，电饭煲按下煮饭键，匆匆赶往舅舅家。我料理好家里的事宜，将宝宝交给婆婆，将父亲托付给护工照看，下午才赶过去。

年前，大舅第一次出院回家时，我带上宝宝与母亲一同来他家。狭小的屋内，大舅和衣半靠在床板上，蜡黄的皮肤，眼窝深陷，钢针一样竖起的头发一层花白，氧气机昼夜不停地轰鸣运作。那时他左侧的肺烂了大洞，已经无法下床，但精气神倒还过得去，能正常说话，还没瘦到后来那样可怖。

“有没有吃饭啊，胃口好吗，现在人还舒服吗？”母亲走近问他。

“不大吃得下，其他还好，就是喘不上来气。”大舅耷拉的眼皮掀开，嗓音模糊沙哑，开始挪动身体半坐起来。

“吃不下也得吃啊，想吃什么叫嫂子他们买来给你做，不吃饱饭不行。现在不要嫌花钱多，只要是你想吃的，多贵都成，一定得吃啊。”

舅舅点头应，见到我把宝宝抱进来，浑浊的眼神明显亮了一下，唤舅妈过来，窸窸窣窣包了一个红包塞过来。

“不要不要，来看你的，还拿你的什么红包。”母亲甩手推拒。

“给阿慧孩子的，我是舅公，就得给。”大舅撑起上半身，因说话太急促，喘了几口大气。他没太多力气说话了，就半躺着听母亲说话，时不时点头应声。

“阿慧爱吃柚子，看我那边种的两株，有一株贵一点，种出来肯定更好吃。以后你吃左边那株的，左边的贵。”大舅说。

“买来多少钱啊？”我问。

“两株三十块。”大舅伸手比划个“三”，嘴角咧开，面上的皱纹像干掉的橘子皮。

那天回去，大舅还让舅妈装好一堆作物让我们捎上——自家种的萝卜，大白菜，蜜柑，多得快把塑料袋撑破。番薯干用两层厚袋子裹了，沉甸甸地绑在宝宝推车把手上，那是上个月大舅亲自去地里挖了番薯晒的，薄厚均匀地粘连在一起，重得扎实，甜得掉牙。

过了年，大舅因喘不上来气再次住院，这回，右侧的肺也一并烂了。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回来后便给母亲打电话，说自己胸口这块难受，话里话外都希望母亲和其他亲戚能来看他。当时我还不大高兴，忍不住跟母亲抱怨——疫情未解除，各村口都还封着，非要这时节去探望他，未免太小题大做。

母亲也就作罢了，但还是很心慌，与姨妈们通电话，说这样下去真的要撑不住了。

最终，这一拖，我与母亲再次一同去看望大舅，是在他去世前3天——距离我上一回见他，已过了近两个月。大舅躺在席梦思上，已经5天滴水未进，他瘦成一具包裹着皮的骷髅骨架，两颊凹陷，嘴巴微张，鼻孔插着氧气管，像一条搁浅在岸上的鱼。

“我阿大（父亲）晓得饿，也想吃东西，但吃不下了，连水也咽不了了。”阿霞表姐说。她用棉签沾了水，在大舅唇上轻轻抹一抹，继续用手反复揉他的胸脯。阿明表哥坐在边上，时不时也帮忙揉一揉。大舅的一儿一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陪他到了最后。

“舅，我是阿慧。”我喊他。

大舅睁开眼睛，几不可闻地点点头。他的眼球已经浑浊，泛起一层灰蓝，只撑开一会儿眼皮，复又无力地闭了回去，用手指轻点自己的嘴唇。

阿霞表姐立刻心领神会，用棉签蘸了水，在他唇上轻轻涂抹。大舅还是摇头，继续抬手指指自己的嘴，过了会儿，他嚅动嘴唇，艰难地挤出几个字，阿霞表姐凑近去听，怪道：“别瞎说！”

我们问大舅在说什么，表姐说，大舅叫她把氧气拔了。

回家路上，母亲低声道：“就这两天了，吃不下饭，就是真不行了。”

再早些天，母亲送去的麻糍，辣椒炒肉，茶叶蛋，大舅还能吃下一些，后来一天喂一碗粥，再后来，就什么也不吃了。

“如果输液呢？输些营养液，或者插胃管？”我问。

母亲摇摇头，不再回答我。

这是我这辈子见大舅的最后一面。

2

通往大舅家的路，只有一条窄长蜿蜒的小道，路两旁绿树参天，掩映交叠，与幽深静谧的山脉晕染成一幅青绿水墨。不远处的桃树开出粉嫩的花，像笔尖抖落的朱红，恰含暖意。

大舅家三层的落地房，外墙贴一层淡黄色瓷砖，孤零零矗立在村庄尽头。房子前面是一片宽敞平坦的水泥地，周围隔了一片小菜园，种韭菜，葱，柚子和蜜橘。紧邻楼房的空地上，建了一间小平房，阿明表哥成家后，大舅便搬了来住。

下了车，三三两两的人从眼前走过，他们虽戴着口罩，但大多都很眼熟，只是我叫不出名字。母亲在与舅妈、姨妈、表嫂们围坐在一起折纸元宝和纸钱，面上全是泪痕。

我去了大舅生前住的小屋，他睡过的床已经搬走了。大舅妈木木地站在一侧，阿霞表姐坐在小板凳上烧纸钱，泪水滚滚滑落。大舅就躺在旁边的木板上，上头盖厚厚的寿被。连月来未曾停机的氧气机拔了插头，静静放置在桌下一角。我进了屋，没法开口说话，只一直哭。表姐在我手腕上绑了一条白线，嘱咐我这几天不要让绳子掉：“别让你大舅走路的时候被绊倒。”

下午6点整，大舅被放置到冰棺中，鞭炮震天，所有人身披白衣、头戴白帽，脸上捂着口罩。防疫需要，红白喜事一律从简，但只这几分钟，该来的人都来了，这是大舅的体面。

躺在冰棺里的大舅，戴着毡帽，闭着双眼，只像是睡了。我以前很怕这一幕，但现在我没感觉到怕，甚至努力睁大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些，我知这个人是我的大舅，和不久之前没什么两样。我走近，摘了口罩，总觉得该让大舅再看清我一些。

阿霞表姐哭得浮肿的面容上，此时微微有了笑意：“我阿大走得干净，昨天中午刚给他擦了澡，还剪了指甲，原先他的手不肯给我碰，他讲究这些，不到最后不能洗。昨天给他洗手，搓下好多黑垢，我阿大最爱干净，你看他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皮肤一点没红，都干干净净咧。他饿了这些天，屎尿也没了，身上是清爽的，眼睛也闭得好，走得舒服畅快……”

母亲探头去看，鼻头红红沾着泪珠，面上也带了笑：“是干净，很像他，没有变，没有变。”

“昨天你们走了，我和阿明就轮流坐床边给他揉胸，1点多，我问他冷不冷啊要不要盖被子，他点点头，我给他盖好被子，跟他说晚饭只吃了泡面，现在先去吃点饭啊，他就自己转过身去，姿势躺得端端正正。我吃好饭回来，他自己已经把氧气管拔了，我想给他插回去，阿明说，就让他自己透透气吧。我就守着，没过一会儿，他脸就青紫了，我喊他‘阿大’，他喘一口气，我再喊，他再喘，喘了两次了，我不敢再喊，赶忙去叫了阿明来，阿明喊他‘阿大’，说，‘阿大，你这就去西方极乐啊？’阿大最后喘了一口气，就断气了……”

阿霞表姐絮絮叨叨地讲，口罩被泪水打湿，粘在唇上：“我给他手里塞了白条灯笼，然后举起他的手，这样他举着灯笼，去西方的路就很亮很亮咧，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就只能送他这一程，我想他慢些走，又想他走快一些……断气前，他脑子都是清楚的，他什么都知道，你们现在都来送，是他的福气。是福气。”

大舅的小菜园（作者供图）

过了6点，天色就暗得很快。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只有近前的路灯抹开一圈光晕。大舅的菜园里，两株柚子树都已经长得很像样，菜苗和药苗在边上的泥地探出头，脆嫩娇俏，添了些热闹，一茬茬韭菜正在黑夜里迎风生长。

鞭炮声一过，白衣白帽都摘下来了，折纸钱纸元宝的桌子被擦干净，几张圆桌也铺张开来，被迅速铺上塑料薄膜。薄膜刚被风掀起一角，又被端上来的冷菜果盘按压下去。

“阿慧，来坐这里。”姨妈冲我招手，凉风吹乱她的发。

菜上得极快，一大盘热乎乎的炒面条，桌上人几筷子夹完，又陆续上了笋干东坡肉，芹菜鱿鱼，菠菜豆干，红烧鱼。大家囫囵地夹，吃。

山里的凉风冷到骨缝里，炒面不一会就散了热气。我喝了一口王老吉，恍惚在想，上一次坐在这前院的水泥地上吃酒是什么时候——哦，该是前年的正月初三了，那时候我正大腹便便，即将临盆，照例随父母一同来大舅家拜年吃酒。

小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坐三轮车来，车夫哼哧哼哧在前头骑，我坐在父母腿上，看无垠的稻田和远山自眼前掠过，可以闻到空气中带点湿润的牛粪味，又有潺潺绵绵的溪流声淌过耳际。现如今坐汽车，眨眼工夫就能到了。大舅向来要站在院子前等着的，瘦高的他，常年穿一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衫，天气再冷，也只在衬衫外套一件毛线马甲，黑色长裤用皮带高高系在腰间，叉腰站着的时候，笔直得像一颗青松，皮肤黑得看不清五官，只能看见高鼻梁的轮廓。

对我们的到来，他显而易见地高兴。我喊他“舅”，他就眉眼舒展，咧开白牙，背着手与我对喊：“来了啊，你爸你妈呢？”

“在后头呢！”我捂着肚子迈小步过去，姨妈姨夫、表哥表嫂们正坐在檐下剥花生、啃甘蔗。

父母从山边田地里溜达着过来，大舅远远叉腰站院子里喊：“都干嘛呢，还不回来坐下，都坐下啊！”

他在前头迎完我们，回身就要责怪舅妈动作太慢，凉菜上完，年糕炒面就得接上，灶下的火绝不可歇下。

儿时，酒桌上的热食吃过几巡，我就要与表姐们咯咯笑着跑到楼上去，你推我搡，从电视柜底下翻出一大叠光盘碟片，专挑恐怖片来放，胆子大的在前头按播放键，音效一出，一群人又尖叫着跑下楼，哭喊着要大人上去关电视，等大人训斥着上去关了，又要找别的恐怖片去放，乐此不疲。大舅平日端得一张严肃的脸面，倒也任我们胡闹，只叫我们几个跑慢些。

等到我肚里怀着个娃娃，食量比往常还要更大，酒席是要规规矩矩从头吃到尾的。冷菜里有辣子鸡，麻辣羊排，大舅还亲自做了毛血旺端上来，艳红的辣椒，鲜嫩的鸭血百叶，热油在浓汤里滋啦啦冒烟。

我吃得满嘴红油，舅妈说：“阿慧，你这是要生女娃啊，生女娃就是这口味！”

“女娃好，女娃好，我也想阿慧生个女娃娃。”父亲扶了扶眼镜，笑着说。

“再过俩月你就有孙女抱咯！”

一语言罢，皆是开怀，盘碗叮当碰撞的声响，长辈们仰头肆意的笑声，清晰地回荡在耳边。

又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个哆嗦。回过神来，圆桌边的人已经散去大半，盘空菜凉，赶来奔丧的邻里远亲，已陆续提了肥皂离去了。几缕洁白的菊花花瓣掉落，被风卷至远处。

3

连日来总是阴雨绵绵，3月28日，农历三月初五，送别大舅的前一日下午，雨水骤停，冷风拂面，水泥地面还留着澄亮的水渍。

阿霞表姐为大舅定的纸扎别墅，置于院落正中，富丽堂皇，足有成年人般高，塞满冥钞和金银元宝，还有给大舅买的新衣新鞋，挑最好最干净的几件，一同放入纸糊的楼阁中。为免烧的时候烟灰四溢，纸别墅上头盖了一大片防水尼龙布。引燃的一瞬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院前搭建的小棚内同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身披袈裟的和尚拉长声调，念诵佛经。

大舅静静躺在小屋的冰棺内，四周灯光闪烁，内置的音响机械地反复吟唱着“南无阿弥陀佛”。

瘸了腿的大黄狗远远趴伏在水泥地上，飘渺飞舞的烟灰沾上了它茸茸的皮毛。

姨妈自不远处走过来，扯扯母亲的袖子，说：“一道去那屋再看眼大哥吧，我一个人不敢。”

一旦沾染了死亡，总有诸多无法道清言明的阴森和不吉利。过了这道鬼门关，凡间的一切与大舅再无干系，这繁杂琐碎又肃穆的仪式，让我们更清晰大舅已经故去，又将所有期盼寄托在了那些虚无的来世。

第二日，大舅出殡。早上7点，一众人披着白衣白帽，拿着分好的菊花站在村口等待。

政府明文规定，进入殡仪馆人数不得超过10名，往日镶嵌巨幅LED屏的灵车、农村出殡的铜管乐队一概省略，只一辆载着直系亲属的面包车缓缓驶来。

第一个下来的是大舅的孙女，身披白衣，双手托抱着一只相框。那是大舅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幅影相，嘴角微抿，穿合身的黑西装，炯炯有神的眼睛，淡淡看着前方。

大舅的坟就在后山上，是前年新修好的，说风水很好。大舅青年时靠给乡人垒墙建坟养家，给别人造了半辈子坟，总算有一小块土地算他自己的。这处坟墓，他生前大约已来瞧了好几回，该是安心了的——在农村，死后有一处好坟地，既是有所归依，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体面事。

沿着盘山公路往上走，再途径一条泥泞弯曲的山道，送葬的队伍停了下来。我被挤在人群后方，踮起脚，能看清敞着口的坟洞，黑洞洞，一眼望不到底。一只裹着红绸缎的大盒子摆在正前方，我知道，那是大舅的骨灰。

9点一到，鞭炮声震耳欲聋，崩裂而出的青烟在山间的雾气中缓缓消散。我再踮脚去看，一位拿着批灰刀的老师傅，正蹲在坟洞前劈砖砌墙。

少顷，红砖用尽，青泥抹面，洞口被一大块厚石板覆盖，已再看不到那只木盒子。

4

4月4日，正月因疫情未能摆的白事酒席，挪到了清明酒，由小舅代为张罗。

宝宝在家里闷了近两个月，来到这深山里的小村落，青山绿水，鸟鸣虫啼，满目新鲜，嗷嗷叫着跑，抓也抓不住。

母亲习惯性要上山去走走，儿时她在此处放羊放牛，锄草喂猪，这是她在梦里也放不下的地方。

“别去了。”小舅妈远远朝她招手，压低声音，表情凝重又神秘，“今天别去，也别带孩子去那条路，别过去。”

我们还在说话，一转眼的工夫，圆桌上的炒面、热食已经上菜了，小舅招呼我们快些坐下吃酒。我家的酒席向来是男人掌厨，姨父，表哥，还有我的3个舅舅，个个是烧菜的好手。今天小舅下厨，菜色自然也安排得妥当合宜：椒盐腰果，卤鸭舌，凉拌海蜇，鱿鱼，河虾，果盘，这是凉菜；炒面、山药是主食；后续还有排骨笋片豆干，油葱桂鱼，油葱北极贝金针菇，水晶虾仁，核桃草药老鸭。

夹菜的当口，我还是察觉了不同之处——没有年糕、咸肉和蛏子干了。

年糕要与香菇、酱油肉、盘菜、萝卜丝、大蒜叶一同翻炒，糕块间泛着油光，软糯入味；咸肉得是前一天现割的猪肉，用盐涂抹腌渍一晚，瘦肉因着盐腌变得分外软嫩，肥肉晶莹鲜甜，入口便要化了；蛏子干要与带皮五花肉、大蒜叶爆炒，蛏子肉色泽淡黄，肥嫩柔韧，夹杂翠嫩的蒜叶青葱，小山一般冒尖尖，尤其最底下浸润了汤汁的部分，最是鲜美。

这几道菜，年年都能在大舅家的酒席上吃上，大舅做得好，我们也喜欢。还有大舅炖的鳝鱼，清清点点的老酒，稠绵的老冰糖，焖得熟烂，吃来细嫩柔滑，香甜肥美。

大舅生前住过的小平房，原先有个泥塑的大灶台，大锅旺火，锅碗叮当，热腾腾的菜肴从里头端出来，满屋子热闹喧哗。现如今炉火早歇了，远远望去，小平房里头黑漆漆的，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再出来。

入座前的清明酒（作者供图）

二舅和小舅都早早从山里头出去做了生意，小舅走得最远，去了北京做海鲜批发，虽然最后欠了一屁股债灰溜溜回村，但也是真正在外闯荡又辉煌过的。兄弟姐妹间，唯一没有出过山的，只有大舅了——即便是后来他家建的三层楼，也是紧挨着外公外婆坍塌了的老屋建的。

我读小学时，阿明表哥新装修的婚房在3楼，整间屋子里全是上好实木做的雕花，大彩电，DVD，音箱，皮质沙发，里屋1米8的大床，洗手间配备抽水马桶和洗手台，在当年应该也算村里顶洋气的装修。

大舅家屋前种植瓜果，圈养鸡鸭，还养了一排肥猪；屋后是一片茂密葱郁的翠竹林，山笋遍地。大舅挖了一口不深不浅的水池，山水自竹节淌落，淅淅沥沥汇入，池中养了甲鱼、鱼虾与河蟹，很有些热闹。我很喜欢池子边上的那株桃树，但总没能见到它结果的样子。

每年我来大舅家的次数稳定在两次，一次正月，一次清明。也只有来大舅家时，我才会和父母一起，去后山外公外婆的坟墓看看，那里青翠、幽僻、祥和，多少年都还是静谧如初。

可小时候我是不大情愿来大舅家的，不仅是要在夜里酒席散尽后受着山间的水露寒气步行回家，还因为我对大舅有些惧怕。

清明时来大舅家，茅屋门口的笼子里关了两只大白兔，蓬松洁白的毛，玉石一样的眼睛，我小心翼翼抱起其中一只，看它在我怀里欢腾地嚼着萝卜和菜叶，柔软，温热，能看清皮毛底下粉红剔透的细小血管。但等我过年时再去，就再找不到心心念念的兔子了。大舅从屋里头出来，手里抓着一把镰刀，笑起来，露出白白的牙：“啊？兔子啊，已经杀掉吃了。”

大舅平日呆板，寡言，面颊凸起的颧骨显得凶厉，刻意弯下了腰与我说话，脸上的皱纹一圈圈扩散开来，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世上最可怖的笑容。

所以在那年之后，我有些抗拒来大舅家了，来了也要避免与大舅说话。但母亲总叮嘱我要多与大舅说话，“大舅爱听”。

又过了两年，也是清明，母亲带我来大舅家摘柚子叶。山里的柚子叶新鲜干净，拿来做清明麻糍最合适，大姨二姨也都会来，大舅忙里忙外，黝黑干瘦的脸上堆了笑，嘱咐大舅妈再多砍些柴来，火旺些，炒出来的菜才好吃。

大人们在楼下吃水果嗑瓜子，我去3楼上厕所，出来时，看到表哥的婚床上放了一只小包，几张艳红的钞票露出边角。我鬼使神差地抽了两张出来，之后的一个下午都魂不守舍。母亲和姨妈们要去前边山上的水库看一看，我借口说肚子不舒服没去，趁四下无人，又慌忙掏出兜里的钱，扔到灶台边上。

走出门，大人们早已经走远，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鸡抖开羽毛，啄着散落在泥地上的米粒和菜叶。桃树还开着花，粉白的花蕾巍巍绽放在枝头，薄如蝉翼，缱绻温柔。

猪圈的栅栏开了，大舅提着铁桶从里头出来，长筒橡胶靴上满是污泥，喊我：“阿慧，没去玩啊？”

“啊，是，我在这看花。”

他咧开嘴，脸上的纹路像老牛犁过的田地：“再过几个月桃子就熟了，到时候喊你爸妈一起来阿舅家吃桃子啊！”

“好！”

大舅站在桃树下，有花瓣掉落在他的衬衣上，我抬头去看，好像已经能看到桃子挂满枝桠。

我突然就不怕大舅了。后来有一回，我居然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了大舅家，当晚还在舅妈的床上睡下了。

时间久远，有些细节我老早就记不得了，只依稀记得临睡前，大舅端了一脸盆芋头，地里刚挖出来煮的，剥皮后蘸着酱油吃，很烫手，热乎乎的，粘牙。

5

除上面那些琐碎的事情以外，我关于大舅的记忆就没多少了。

父母说，大舅这几年来的身体一直不算好，偏又脾气倔不听劝，照例抽烟，铆足了劲种地干活，日日消瘦下去。我家饭店最忙的那两年，大舅常常上午骑了三轮车来，送些新摘的萝卜和大白菜，中午便帮忙在店里端盘理桌子。

他咳得很厉害，最激烈时，整个背部拱起，像被人掐住喉咙，撕裂暗哑，喘息不得。但既是老烟枪了，咳嗽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吃些药或许就好了——我这样想，大家都是这样想。

之后大舅再来，便是一次瘦比一次，连最不常见到大舅的老公也觉察到了，皱了眉头问我：“大舅舅最近怎么这么瘦了？”

母亲跟大舅挺亲，只要大舅来，再忙也要放了锅铲，从厨房里头出来给大舅装些现成的菜带回去：辣椒炒猪头肉，水潺干，红烧鳗鱼，凉拌鸡爪，这些给大舅下酒，都很好。

饭店上午备菜的时候，父亲也会出来抽空和大舅聊上几句，一胖一瘦两道身影，身后的不锈钢架子上摆满菜肴，满屋子蒸腾的热气。父亲站在桌边，系着皮围裙的啤酒肚圆圆鼓鼓，摊开新送来的报纸，一边比划，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话，大舅坐在塑料凳上，半仰着头，指间夹着一根烟，青白的烟雾缕缕缭绕。聊到兴起，大舅咧嘴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开始咳，怎么也停不下来。

阿霞表姐也来过店里几回，跟父亲询问镇上小区套房的价格——她儿子已经高三，这些年做点小买卖，好不容易攒下些钱，是该买房了。

“我买房也是为了我阿大，我要是买了，他肯定高兴。上回硬带着他去看医生，开些药他还不乐意，就是怕花了我的钱，叫他少抽点烟，又不听，实在受不住了才同我们讲。这房子我真得买了，早点买了，他也能来住住。”她提到大舅，也是满面愁容。

父亲脑卒后，大舅带了一只布袋子到医院来，里头有5000元现金：“舅舅没本事，只有先给这么多，等再多攒一些再给你爸。”那会儿他说话嗓音嘶哑，含混不清，不仔细点听已经听不大清，但插着腰说话时腰杆挺直，看起来还是精神的。

等到去年8月我家饭店关张，整理出的大批纸板垃圾，也是大舅骑车来帮忙清理的——距今不过才半年啊。

酒席过半，宝宝早在推车里坐不住，哼哼唧唧扭成了麻花，我抽纸巾擦了嘴，放下了筷子起身哄他。抱着宝宝经过小平房，我又往里头瞧一眼。真的空了，没有这个人了。

眼中所及的一切，菜地里的韭菜，两株柚子树，无数的菜苗，扑棱翅膀的鸡鸭，废弃的猪圈积的泥巴，停靠在墙边锈迹斑斑的三轮车，也都与他没有干系了。

我发起呆，脑中的思绪纷乱无章，一下是大舅往我家店里扛白菜的样子，一下是他叫我名字的模样，还有许多阿霞表姐说的话，目光最后定格在平房里留下的那幅遗像。

我带着宝宝在屋前的庭院逛了几个来回，大舅妈便来抱了他去看鸡啄米。大舅妈不善言辞，常只低头闷闷地做事，实则心肠软又细。

得了空闲，我又继续回桌边吃菜。今年的清明酒，较以往要清冷许多，大姨一家，二舅一家，全有事没来，板凳闲置了一半。再吃一会儿，末尾的糯米圆子蘸红糖也上来了。

“怎么样，菜还落实不？”小舅解了围裙过来。

“可以，可以，全空盘了。”

我们一桌女人小孩，倒是很认真地吃菜，旁边一桌全是大老爷们儿，除了几位长辈，年轻些的因着开车，也只能喝饮料了，他们齐刷刷都点着了烟，一桌子吞云吐雾，缭绕了整间屋子。

6

酒席吃罢，已是下午，女人们在院子前闲话家常，男人们扛了锄头去后山，没多久，便拖了两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下来。

“嚯！这么多笋呐！”

敞开的袋子口，粘了水露的春笋窜出了头，笋底洁白，笋头冒尖，笋身粗壮如斗，肥硕异常，立起来能到人的小腿高。

“随便铲一铲全是，路边近的都让人挖完了，我们再去前头山上挖，现在的笋好，剥了切块儿炒咸菜可甜了，剁碎了做麻糍馅也是好，多的吃不完的焯水做了笋干，能吃上很久！”

阿明表哥的脸红红的，满头密实的汗珠，锄头立在脚边，黑裤，黑皮靴，裹了一腿子泥。他也已40多岁，有点小肚腩，笑起来，眉眼间划了几道皱纹。有一瞬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大舅的影子。

“这是月桂树嘛？”二姨突然朝前方看——是母亲从不远处小山坡下来，一路拽了一大把树枝和许多叫不出名的野草，气喘吁吁。

“我去摘苦菜，往上头一看，就看到株月桂树，长得可高可大咧，先前来怎么都没发现！你看，白木兰，白番菜都有，这些给阿慧爸吃，暖胃祛寒还解毒，拿来洗澡也好，正正是好！”母亲眉开眼笑，下了河岸洗泥巴。

又有一行人呼啦啦跟着加入了挖笋的队伍，小表弟在那边山脚塌方了的砖块底下烤红薯，我推了宝宝打算过去瞧瞧。

“阿慧，别过去，别往那条路去，快回来！”小舅妈又在我身后叫唤，急急地招手，“快，快带孩子回来！”

我停下脚步，母亲也洗了草药回来，耐不住好奇地问道：“到底怎么得了，那边怎么不能去了？”

“就前天，水库那边死了人了！”小舅妈一说话，一旁的姨妈表嫂们也围了上来。

“那边山腰子那儿，不是在修水库嘛，几个打散工的、来安泥砖的，其中有一个60多岁的，中午就坐草堆头吃面喝茶，突然一下软塌塌倒了下去，旁边人赶紧去抱，抱住后见他喘了一声长气，就没声了。救护车过来，看了一眼，就说人已经没了。”

“真的？那是要赔钱了？”二姨问。

“可不是，建筑公司要赔的。这家人倒也没多要，说是三四十万，有些人就要叫价的，起码得叫到七八十万。”

“这个数也差不多了，毕竟也都六十多了。”

……

修水库，年纪花甲的散工……我微微恍了神。大舅下葬不过是6天前的事情，水库是必经之地，当时我们一行人缓缓绕着山腰前行的时候，就与几位散工打了照面——大约是三四位皮肤黝黑的老汉，戴黄色塑料圆帽，蹲在堤坝上，将一块块六角护坡砖平铺上去，底下是一望无涯的深邃坡地。

我当时还问走在身侧的母亲：“妈，水库里的水呢？”

“水库要修，水当然是放出去了，等修好了，水闸一关，再蓄起来。”

我点点头，再转头去看，道路两侧茂密的枝叶延伸而出，将视野遮挡了大部分，堤坝上铺了一大半的砖星罗棋布，像一局未下完的棋局，铺砖的人却是已看不清了。

我又想起，那天的送葬队伍里，有一个小孩披着白衣，还要悄悄偷了红绸子往身上裹，亡人未下葬，身上万万不可见红，孩子的家人随手掰了竹竿子来抽，边追边打，小孩疼得哇哇哭，身上的白衣也穿不住了。他只有七八岁，或许是清早刚被大人从被窝里抓出来，满腹委屈，连来这儿的理由都不知道，又如何能懂当中的讲究和忌讳。

那个分菊花的中年人，口罩扒拉到了下巴，嘴里叼根烟笑着；几个青年人背靠在树干上，百无聊赖拿手机刷着小视频，有人在说昨晚通宵麻将输了几把；不远处两人手插裤兜，突然发出几声狂笑，头上的白帽歪斜着掉了。

阿明表哥披麻戴孝，胡子拉碴，眼底血丝密布，大舅16岁的孙女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说早上起那么早真是困，什么时候可以回去睡觉。

人的悲喜从来并不互通。但鞭炮响起的那一刹，人群终究恢复了寂静，这一瞬的沉默，已是莫大的良善和体谅。

小舅妈的声音继续传入耳中：“……家里人要来拉回家，公司那边不让，说钱是会赔，但人不能拉走，得直接拉到殡仪馆里头去。”

“拉回去放哪？放外边？”

“当然是想拉回家里头了，好端端一个人，去打个工，说没就没了，自然是舍不得的，现在人死了都回不了家里去，更舍不得哦！”

“你说，人活这一世又有什么念头？好端端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二姨道。

这个话题并没有持续很久，表弟的红薯烤好了。放进去七八个，烤的时间久，火又太猛，只勉强拣了三四个出来，也是乌漆麻黑。

我拿了一只，剥开干涸的表皮，露出金黄的内里，咬一口，不由眉头一皱。表弟在旁边呸呸吐掉：“这番薯不行，放太久了，都酸了。”。

我还是几口吃完了——或许这是大舅种的最后一批番薯了。

7

回去的路上，宝宝在我怀里很快睡了。母亲低头看看袋子里的草药、春笋，又看向窗外，呐呐道：“天气真好，今年清明倒是不下雨了。”

她又说：“你大舅走的前一天，我们给他化纸化房子，雨也是停了，到第二天送葬也没下雨，好在是没雨，不然最后那一段山路就没法子走，等我们下了山，吃完酒席，一直留到三四点到家才下起了雨，你看你大舅的福气大不大？大家都说是福气。”

“是啊，下了这么多天的雨，又是到今天正好晴了，大概是大舅知道我们要来。”我说。

“你看，看见没，那两栋两层楼，是你阿霞姐的房子。”

我顺着母亲手指指的方向看去，远处低矮的房子在树林间影影绰绰，白墙黑砖，不一会儿便掠过去了。

“读书的时候我去摘杨梅，是不是就是从那边山上去的？”我问。

“是的，就是那儿。”母亲说，头看着窗外，“你阿霞姐的房子买下来了，就在咱们镇上那个小区，价格也还行。你大舅要是知道，不知道得有多高兴，他最盼着自己的女儿住新房。”

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表兄弟表姐妹约了一次晚饭。

我坐在餐桌旁，见阿霞表姐从马路对面走来。她穿了一件鲜亮的大红T恤，米奇卡通印花，破洞亮片牛仔裤，再走近些，还能看清耳朵上的黄金吊坠耳环，脸上化了淡妆，与几天黑衣黑裤、浮肿憔悴的模样相比，已是判若两人。

菜上齐了，我们吃酒说话，感慨上一次我们几个表兄妹们聚齐，竟差不多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明天要回县城里去了，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了。”阿霞表姐说。今年48岁的她，颧骨有些高，笑起来有一点小龅牙。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跟阿明表哥了。”我说。

“辛苦啥，我们能做得了什么？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从来都是‘上孝下’，哪有什么‘下孝上’，我阿大活着的时候就想我能多回家，每次见我回来，面上又凶又严，说‘怎么现在才回来，早干嘛去了’。我以前听了还要不耐烦咧，以后呢，想再听这样的话也没有了。”阿霞姐垂头扯扯唇，眼底一片青灰。

说话间，又上了十来串现烤的牛肉，翅尖。

“吃吧，趁热吃，酒再满上。”阿霞表姐又咧嘴笑。

“房子买了要动工装修么？”表哥问。

“要啊，借钱也得装，能早搬就早点搬进去。”

当晚我们喝了许多酒，约定好下回吃酒要在阿霞表姐的新房里头。

11月，阿霞表姐乔迁之喜，新房装得很亮堂，电视机前一溜绿植盆栽，生机勃勃。

我们一同参观厨房客厅，走到一间铺了新床的客房时，阿霞表姐站在门口，说道：“这房间也就空着了，本来留给我阿大他们住就很好，冬天太阳晒得进来，空调也装好了，他要能看得到就好了。”

沉默半晌，阿霞表姐转过头来，又开始忙活起来招呼：“好了，都去坐下，晚上菜要多吃，新房就要人多才热闹咧！”

她满面笑容，嗓音嘹亮，指挥着姐夫去搬啤酒饮料，眼眶却分明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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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海街日记》剧照

初代独生女：养老、房贷与网贷

贾敏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她在城市里的生活不好也不坏。2012年，因为感情失和，老公和她离婚。两个人没什么财产，离婚与净身出户没有多大差别。

离婚后，贾敏一直独自生活，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将就着敷衍下去，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父母慢慢变老，她开始在一个又一个财务危机里打转。

我不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还是偶然的排列组合。我非常希望她能尽快摆脱危机，走向正面循环。

1

2019年6月，37岁的贾敏决定回老家一趟。在门打开以前，她已经站了几分钟。

有七八次，她都想掏钥匙，但空着的双手总会泛起一股尴尬。老家的人都好脸面，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要给亲朋准备礼物。这一回，她的背包只塞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没有礼物在手，她张不了嘴叫门。犹如心灵感应，门忽然开了，露出爸爸慌里慌张的模样。

父女俩面面相觑，几秒以后，亲戚代为宣告妈妈患癌的噩耗。

回家之前，爸爸已经打电话跟贾敏通过气，她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亲戚这么一说，像是一种庄严宣布，客厅里其他亲戚的目光，全落到贾敏身上。大家心里都明白，癌症不仅意味着病痛，还意味着巨额医疗费。

想到钱，贾敏不由得心虚地放低视线。上一次她站在亲戚们的中心，是自己做主远嫁，那已经是13年前的事。失败的婚姻曾经让她抬不起头，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她充过不少次大头鬼，在亲戚聚会时抢着买单。但现在的贾敏已经被独身生活磨平了所有骄傲，即使难堪，认怂也可以十分自然：“我没什么钱。”

没钱，就是一种原罪。在场的亲戚多数是长辈，教训如同迎面扑来的寒风，贾敏甚至能听见爸爸陡然凛冽的呼吸声。但她没为自己辩护，只是沉默。妈妈之后看病还要刷人情卡，她没有和亲戚较劲的余裕。

舅妈及时截停了亲戚们的诘难，只是淡淡地嘱咐贾敏，明天跟她去市里的医院。这种指示就像导演喊“cut”，只消一会儿，亲戚们都散了，剩下贾敏和爸爸在客厅里沉默地对坐，喝茶喝出了喝酒的愁闷。

客厅已经很破旧了，墙角掉灰、地砖开裂。在贾敏小的时候，她住过崭新的房子，那是父母的单位福利。工人在县城最威风的年代，只需十年八年的工龄，就能支撑独立的一间房。他们在那里住了很久，直到爸爸的腰坏了，才卖了换低楼层。

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爸爸为此生了很久的闷气。在亲戚里，两套房子算标配，三套四套还有门面房收租的，大有人在，再不济，也得住上电梯房才算体面人过的日子。搬进“新”家的当口，爸爸还在发愿买电梯房，但贾敏当时只觉得可笑——要有这个钱，为什么不在省城买？先不论老家的房子能不能升值，她就没打算让老家套牢自己下半辈子。

贾敏打定了主意，但父母想要买房之心不死，三不五时向她“汇报”老家的楼市动态。几年下来，贾敏的工资原地踏步，老家的房价倒是涨了1000多块。都说不进则退，贾敏只好退步抽身，开始留心老家的楼盘。

没想到，贾敏才看了几处房子，就撞上妈妈生病，想要买房做业主的心也就淡了。要是背了房贷，还要筹妈妈的医药费，这日子怎么过？借着和爸爸谈钱的机会，她想给爸爸“打预防针”：钱留给妈妈治病，新房就别买了。

爸爸放下茶杯，更沉默了，沉默意味着委婉的反对。

爸爸说，买房是为了妈妈的康复着想。这份“考虑”的重量，已经超过贾敏可承受的范围。如果真的要换房，她更希望爸爸说“换到一楼”，然后她就会开开心心地掏出一万几千块中介费，彼此又能轻松几年。

不容贾敏多想，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得坐上舅妈的车去市里的医院。医生说的词语多半是她没听过的，但爸爸一直在问她，贾敏只能根据医生的脸色勉强翻译：“已经是中期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要开刀才行。”

爸爸露出惶恐的表情，但贾敏没有时间安慰。她是独生女，来医院就意味着承担所有责任。整整一个上午，她在医院里晕头转向，这交一张单的钱，那交一张单的钱，心里一阵一阵地发慌。等她终于办好所有事，想要坐到妈妈的床尾休息，妈妈一脚扫过她即将落下的屁股——老家传统，不能坐病人床尾。

对于“传统”，贾敏予以尊重，也是为了安抚妈妈在术前惊慌的心。虽然手术前不必陪床，她还是留下来，和衣躺在3张拼着的椅子上，连脚都伸不直。夜里的病房，安静的时候是正常的起夜声，不安静的时候能看到白大褂在走廊上潮水似的涌动。

贾敏满腹心事，但按捺着没有动。反而是妈妈，在一阵急乱的脚步声过去以后，慢慢地坐起来。贾敏还没来得及问妈妈怎么了，妈妈已经先发制人，问她：“什么时候买房？”

此时纠缠这个话题没有意义，贾敏转过身，就差用外套蒙头了。她明白父母爱女心切，但非要打肿脸买房子，只会让一家子都背上债务。哪一天租不起省城的单间了，她就回老家，窝在父母的老房子里。两室一厅，独立厨卫，足够她过了。

妈妈在她背后轻轻地叹气，最后也躺下了。

那是贾敏印象中最后的平静。

她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手术是否顺利，预后是否良好，毕竟妈妈平安地下了手术台，又平安地回到普通病房。但在护士叫家属帮忙把妈妈搬回到病床的时候，她预感到了不妙。

“你使劲啊，使劲！”

麻药劲儿没过，妈妈像一块浸饱了水的木头，没法配合，沉得很。护士两手提着妈妈身下的床单，指挥贾敏脱鞋上床接应。贾敏没伺候过病人，不会使劲，跪在床上急出了一头汗，护士还是觉得她没使劲。爸爸急了，不顾腰伤，到处补位，三个人一起使劲，才勉强把妈妈转移到病床上。

只是上床就费了这么大劲，妈妈回家得上两层楼梯，那怎么办？

贾敏突然意识到，自己为父母养老准备得太少了——没有医药费、没有电梯房，甚至连人都不得闲。如今之计，还是先租一套一楼的小房子，给妈妈过渡三两个月再说。

然而，想租一套合心意的房子，在哪里都难。贾敏和爸爸两班倒，爸爸在医院，她就跑出来找房子。一楼的房子，确实省了爬楼梯的麻烦，但吵。出出入入的人群不仅带来窥视的目光，还有“轰隆”拉开铁门的噪声。有些中介避重就轻，推销说“一楼带小花园才够空阔”，但满地茂密的青苔，不知道谁丢下来的烟头、沾血的卫生巾，都让贾敏无法接受。

妈妈出院当天，舅妈开车送他们回家。两层周折的楼梯，让妈妈扶着墙出了一身痛苦的虚汗。老人要是住不起高价的养老院，拥有一套电梯房就是刚需。不然，老人没法下楼，出了什么事，救护员跑上楼也费劲。

逃避老家楼市十几年，贾敏如今想要跑步进场。

2

贾敏在买房上忽然转了口风，让父母有些不敢相信。直到贾敏当着他们的面，给堂姐打了借钱的电话，老两口才把计划和盘托出：原来，他们早就选好了房子，是三室一厅的大户型，附近有车站、有菜市场，小区有漂亮的花园，在周边乡镇是难得的好楼盘。

父母打量着贾敏的脸色，提议卖掉老房做新房的首付，贾敏不动声色地松了一口气。现住的房子虽老，但地段很好，名校学区房，父母之前不舍得卖，总说要留给未来的外孙。现在他们愿意让步，首付就有了，只是定金还没着落。

贾敏张不开嘴要父母出这笔钱，但5万块对她不是一笔小数目，自己的银行账户上绝对不够。堂姐接了电话，一句“在忙，迟点回你”，就把她打发了。看着她紧紧皱起的眉头，爸爸赶紧喂上一颗定心丸：以后房贷分成三份，父母各出一份，不影响贾敏的生活。

父母还想给贾敏灌迷魂汤，但她已经喝撑了，连忙制止——要是定金掏不出来，想再多也是无用功。

离婚以后，“家庭主妇”成了履历上的污点，被老板们毫不留情地压价，贾敏的薪水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差不多，只能花呗、信用卡轮番上阵，左支右绌地过日子。要想打钱的主意，只能看公积金——工作了十几年，公积金里总该有5万吧？

贾敏有些心虚，即使是自己的账户，她也不能肯定。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回避买房的方方面面，因为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个担子。几百万，几十年，哪是一个月薪几千块的人能想的？一直以来，大家都在纵容她的逃避，结婚之前，她是赚钱买花戴的自由女郎，房子只是租来的落脚处，结婚以后，与公婆同住，自然不用担心房子。如今十年一觉省城梦，省城房价已经翻了10倍，贾敏要为自己的选择连本带利买单。

回到省城，贾敏去了最近的公积金住房管理中心。一查，她的心里一阵发凉：账上居然连2万都没有！柜台显然见多识广，只是淡淡地问贾敏要不要打印流水。反正不要钱，贾敏连忙点头，柜台递给她一叠薄薄的纸，上面清楚地记录了账户的流入：每个月200块出头，没有任何差错。

柜台礼貌地告诉贾敏，如果有错，可以凭工资条与单位协商处理。但工作了这么些年，老板一直用私人账户发工资，她就没见过工资条。事到如今，要工资条也好，协商处理也罢，都是远水救不得近火，没用。

贾敏忍不住叹气，离开柜台，给堂姐打电话。这一次，没寒暄几句，堂姐就问她为什么等房价贵了才入场。被戳到痛处，贾敏也不敢发作，讪笑着继续和堂姐攀关系。看在父母的面子上，堂姐答应拉她一把，但给借款定了条件：只借2万，过年前就要还。

贾敏近乎感恩戴德地接受了条件，虽然她还不知道还款要从哪里来、剩下的定金要从哪里找。眼下能有一笔启动资金就是好事，为了不让难得的“好运”流失，贾敏一鼓作气，找了好几个同辈的亲戚、朋友借钱，但都被拒绝了——人到中年，要养孩子供房子，谁都没有余粮。

一连几天，贾敏都没想到办法。以前她还可以做一只混日子的鹌鹑，现在家里有无数个理由打电话给她，问她进展、催她行动。贾敏只能糊弄，“有好消息，就会告诉你们”。

再拖，贾敏总得回家陪妈妈复诊。人到了父母跟前，就什么都忽悠不了了。电光石火间，她忽然想起曾经不耐烦关掉的弹窗广告，“只要有身份证就能借款”。

贾敏将信将疑，盯了电脑好一会儿，可弹出来的广告都是报考在职研究生和奶茶店加盟。没办法，她只好试探着，用“贷款”、“秒批”这类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得到满满一页的答案。

各个平台看起来大同小异，她顺手下载了其中一个。“秒批”的大字在屏幕上不断闪烁，刺激眼球。然而，APP的操作，绝不像弹窗广告上说的那么简单。从网贷的第一步开始，贾敏一直在填写自己的信息，从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再到住处、工作单位，一个人的隐私几乎全给了。

她试探着想在平台上贷款3万，先把累积的卡债还了，再取现还给堂姐。随意就能借出钱的平台，她也不信。中间隔了银行这道防火墙，贾敏感觉会安全一些。

填了大半天资料，结果倒出得快：借款失败。

这是意料之中，贾敏没觉得失望。但闪出的窗口不断提醒她，点开，就能知道为什么失败。贾敏本不想搭理，但一想，这是不花钱的操作，试试也无妨。客服开门见山，就是让她少借一点。

这很合理，毕竟她是第一次来借，还没在平台形成信用。动动手指就能借到3万块，自己也不敢用。想来想去，她决定试着借5000块，先还了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这一次，借款出奇顺利，洗个澡回来看手机的功夫，就成了。

钱飞快地到账，随之而来的还有平台硬性安排的还款计划。贾敏明明只借了5000块，但要还12期，其中11期要还500块，最后一期要还700块！然而，“轻松”才是贾敏当时的感受。不用风吹日晒，不用看人脸色，甚至不考虑征信，钱就借到手了。算了算信用卡剩下的额度，她把心一横，将钱都取现了，赶在7月凑齐了定金。

父母盯着贾敏带回来的银行卡，眼角笑出了褶子。短暂的喜悦过后，爸爸冷不丁提醒，堂姐的钱要早点还。她愣住了，觉得自己像哑巴吃黄连，只能点点头。妈妈提议老房卖了以后钱先还堂姐，贾敏才松了一口气。

老家楼市的确火热，但仅限于一手房。四邻八乡积聚了大量能全款买新房的人，二手房根本不吃香。贾敏一家好不容易等来一个看房的外地人，还没上楼，就指着老房破败的外墙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楼龄有30年以后，就不愿意去看了。

中介赶紧拉住看房人一顿劝，他才勉强上楼，走了一转。贾敏心里明白，这笔买卖肯定谈不拢。老房子走不了房贷，只能走消费贷，利息高了一截，谁不掂量掂量？

想要尽快出手，只能降价。不仅如此，贾敏还把楼下买回来的杂物房当成添头，白送。

即便这样努力，来看房的人依然寥寥无几。之前挂电话的堂姐，现在主动给她打电话。贾敏立刻明白，堂姐这是在催债。如果是同事，她还能厚着脸皮，再拖一些时间。但这是堂姐，人家几次三番催了，钱不到位就意味着社会性死亡。

贾敏只能拍着胸脯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好了。”

3

夸下了海口，就意味着找钱进入倒计时。贾敏忙得脚不沾地，恨不得自己长出三头六臂。她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依靠。妈妈入院，她要在场；妈妈住院，她要陪床；妈妈出院，她要交费。一趟“流程”走下来，整个人累得麻木了。

医生对贾敏说，结果出来了，妈妈的病不好治。她只会笑着点头，不敢多想妈妈的病情，逼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钱上。有了网贷的助力，贾敏的债务如同雪球，越滚越大，一期要还的钱不多，但她手头紧，只能这里借点、那里借点，人情债和卡债都欠下不少。债多身不痒，她反而觉得，自己不断逼近正轨。

三五年前，老家的房价还没起飞，三四千就能买一平米，还带精装修。不光父母，亲戚都劝她买房。老屋就是本金，只要她从信用卡刷出一笔钱，就能够上首付，让一家人的生活焕然一新，但贾敏苦笑着拒绝了。如今，她不过是将亲戚几年前教的用到实处，她还嫌自己脑子转不过弯，用得晚了。

买房交了5万定金，还需要60多万才能交全房款。要想凑钱，贾敏只能指望卖掉老房子，落袋30多万，起码够上办房贷的门槛。

因为买房，交游活络的房产中介走进她的生活。中介年纪不大，张嘴就甜甜地叫“姐”，讲的话能落到贾敏的心坎里。家里家外一肩挑，她早已结满愁怨，只能逮着中介抱怨钱难挣。

贾敏的本意是想和中介套交情，少收一点中介费。没想到中介反将一军，张嘴就说文旅地产前景好，签了托管协议就能包租。自己出个首付，每个月光租金就够还贷。贾敏听得心里痒痒的，许诺老房卖了就去看铺。

多一份稳定的收入，成了贾敏最大的念想。唯有暴富的迷梦，能让贾敏喘上一口气。还是少女的时候，她爱看《天若有情》，总觉得谈面包就俗了。如今，她的肩上压了父母养老的担子，每天都要想钱从哪里来。买一套房子，再添一间商铺，指不定会是一家子日后养老的依靠。

自打交了新房的定金以来，她已经习惯了债叠债的生活。还的钱有多少是利息，她根本不敢算，反正工资发下来，不过是在她的手机转一转，很快“回到”各个平台。但贾敏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填上最低还款额，才能再借出钱维持生活。

贾敏在内心已经实现逻辑自洽，但她依然不敢把网贷的事告诉父母。在老家，借钱多数是在亲戚朋友间进行，银行已经是老一辈想象的极限，至于别的渠道，都是不正经的人把持的“生意”。父母也曾旁敲侧击，问贾敏有多少钱，贾敏从来只是含糊地笑，既不正面回应，也不敢说真话自绝后路。

生活最怕烽烟四起，战线越拉越长。贾敏心里不安，找家附近的神婆“问米”。自离婚以来，“请”仙家指点迷津，已经是她的例行公事。比起按钟收费、隔着网线的占卜师们，她更相信传统的力量，只需20块，神婆就会当面解答贾敏的疑惑。

神婆念念有词，算了一阵，给了贾敏想要的答案：妈妈病情平稳，房子顺利成交。就在她掏出钞票，想要结账离开的时候，坐在路口小板凳的神婆又补了一句：“就是会有小人妨害，要破财。”

莫非是说房子买贵了？贾敏的脸色立即变了，钞票捏得死紧。神婆没抽出钞票，赶紧改口，“能加钱化解”。贾敏这才心情一霁，松手让神婆拿到钱。即使这谶语应在房子买得贵的事上，那又如何？这是她买来养老用的，养完父母了，还能养自己，值了。至于后事如何，那就等以后再说，不行就卖了。

4

2019年8月，老房终于等来买家。那是一个外地人，来到五线小城讨生活，奋斗到了孩子该上学的年龄。对他来说，买房不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只为附带的好学校，充当孩子的垫脚石。买家找了“消费贷利息高”的理由，试探着砍了3万，贾敏马上就答应了。

爸爸吃了一惊，数落贾敏崽卖爷田不心疼。贾敏一声不吭，心里明白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她等着买家的钱下锅，不然只能自己下油锅。买家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爽快地签约了，但贷款不是一天就能办下来。没有钱在手，贾敏只能逼自己放宽心，不管是哪一边的债务，她都晾着，只还最低还款额。

还债的钱从哪里来？当然还是网贷。

贾敏找了新的网贷平台，简简单单又借到钱。她知道网贷的利息贵，但不借钱，就还不上债。临近逾期前的几个小时，银行会给她打电话，玩的就是心跳。马上就要办房贷了，她不能让自己的征信有逾期记录。

除了银行，至亲好友也会给贾敏打电话。嘘寒问暖已经免了，只有开门见山的直白：“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贾敏问心有愧，一开始还能对着电话安抚几句，后来只能把电话匆匆挂断。她想过去做兼职，或者换一份薪资高的工作，但她的时间切得比金钱还碎。除了上班、筹钱，她三不五时就要请假回老家照顾妈妈，实在没有赚钱的余裕。

就算能闲一会儿，妈妈也会占据她所有思绪。交了新房的定金以后，妈妈的心情放松了一些，但迟迟没到手的房款，又让妈妈心焦不已。贾敏打电话回家，想要关心妈妈的病情，妈妈总会转移话题，一个劲地追问买家的进度。

千回百转，还是落到“钱”字上。贾敏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只要谈到钱就心惊肉跳。还好，买家的贷款终于办下来了，爸爸向她报喜：“快回来，我们也能办房贷了！”

贾敏觉得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满怀期待地回了家。父母早早做好准备，找来有经验的亲戚充当“智囊团”，手把手教她办房贷。贾敏自知入不了银行的法眼，一开始没打算用自己的名义办贷款，可要想每个月还的钱少，只能办30年的贷款。父母都是60多岁的人了，办不下来，只能让贾敏这个“年轻人”出头。

亲戚们都说，房贷不难办，关键是收入证明和流水要好看。他们给贾敏一套话术，让她回去找公司的HR。人家果然心领神会，帮她出了一份拿得出手的收入证明。父母也没闲着，早就替她准备好流水，她就理所当然地用了。

一切就位，贾敏顺利办下房贷，心满意足地买下父母中意的三室一厅。老房的卖房款有30多万，抽出1/3还了亲戚的债，心头大石就落地了；再抽出1/3给首付，贷了近50万，分30年还，月供起初得3000多块。爸爸出1000，妈妈出1000，剩下的贾敏包了。尽管吃力，但她终于有些小城中产的样子。

离入住新房还有大半年，但父母已经隐隐约约地兴奋起来。多少年没有往来的亲戚，忽然出现在家里，兴高采烈地介绍着装修经验。爸爸以往最不情愿应付亲戚，此刻却笑容满面，热情周到地张罗。妈妈虽然在病中，但精神大有改善，忍受着药物的副作用坚持吃药，想要自己尽快好起来，风风光光地走进新房。

只有贾敏还陷在网贷的漩涡里，还款日一个紧接一个，不给她喘息的机会。但父母的快乐让她在愁苦中咂摸出“值得”的滋味。以前为父母做得少了，现在就要加倍地“还债”。她要真正成为小城中产，不用工作，靠收租过日子。

作为独生女，父母的支持就是她的底气。要是在以前，贾敏可能会急吼吼地把网贷和卡债还清，剩下的钱就存定期吃利息。但她现在已经是“砖头教”的信徒，坚信买砖头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剩下还有10万在手，原本打算做装修新房的费用。但既然有好的投资机会，“买铺”，就成了她下一个目标。

中介知道贾敏是金主，热情地领着她参观，说现在卖的都是现铺，又有大企业背书，绝无烂尾跑路的可能。这一切就像为贾敏量身订造，首付的钱，她刚好就有，在账户上还没睡熟。自己拿钱就能解决的事，贾敏没和亲戚多商量，免得再听他们的冷言冷语。

2019年8月，贾敏交了首付，驾轻就熟地搞起了贷款。中介提醒她，房贷流程长、查得严，不如消费贷来钱快。贾敏一想，自己只借20多万，消费贷就消费贷吧，抓住眼下的投资机会要紧。

没想到，银行的回复来了：贾敏有逾期记录，不能放贷。

贾敏吓得够呛，没想到消费贷居然比房贷还难办。她丢得起人，但丢不起首付的钱，只能去找中介拿主意。中介对她推心置腹，说自己找了开发商求情，贾敏可以不用申请贷款，只要坚持还月供就行。要不然，铺面落不到贾敏手里。

开发商的脸没见着，红脸白脸已经让中介一个人唱完了，贾敏整个人都在发懵——之前不是说“托管就有租金收”，那怎么不能用租金直接抵月供？但她想起自己背着逾期记录的“原罪”，什么都不敢问。她不敢想象失去铺面的后果，她只能按中介说的办。

如果成功办下消费贷，贾敏每个月要还2000多块。现在办不下来，贾敏每个月要直接给开发商打2000多块。算上新房的月供，她每个月要给自己的“中产梦想”投资3000多块！月收入不到5000块的贾敏，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

万幸房贷已经办下来，公积金也能提出来了，原本她打算用公积金还卡债，眼下只能先缓一缓，把铺面的月供填上再说。

赖以养卡的最低还款额（2000多块），在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以后，贾敏已经够不上了。银行打电话来催款，要是在之前，薄脸皮如贾敏肯定说不出话。但她眼下快被利息逼疯了，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希望卡债宽限到明年。

对面的男声显然没反应过来，接下来的对话，两边各说各的，直到突如其来的信号不佳截断了通话。四下无人，但贾敏依然像斗败了似的，低下了头。电话那头全是没有人情味的赚钱机器，她怎么哀求，也不管用。

已经还过钱的亲朋好友，被贾敏犁地似的又借了一轮。靠拆东墙补西墙，她勉强挺过因为疫情停工的日子。但铺面的月供，她实在给不起了——中介提醒过贾敏，断供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可她别无选择。

5

费了这么大工夫，几乎赔上自己的未来，贾敏为的不过是父母能安度晚年。她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但债务不会给她思考的时间，亲戚的电话打进来了，张嘴就要她给出还款的时间。

难以名状的心虚笼罩了贾敏，情绪上头，她承诺一定尽快还钱。可大头鬼易充，钱要从哪里来？想来想去，还是网贷方便，既不用麻烦别人，又不用多一个人知道她缺钱的事——她就是被亲戚朋友知道手头紧张，债才会催得那么紧。

2020年5月，贾敏决定再借一次网贷。她已经很熟练，一家借不出，换一家就行了，反正网贷平台多得很。她把不给她借钱的APP卸载了，换一个新的，手气就变了，轻轻松松到了签约环节，屏幕更新信息：您已成功借款。

这就成功了？贾敏有些疑惑，但回想整个流程，又找不出问题。一样要她确认一堆汉字，一样要她交出所有信息，一样要她给出高昂的利息，还有什么好怀疑？

贾敏说服了自己，等着钱到账，结果等来客服的信息：因为她有逾期记录，存在多头骗贷风险，所以借款被冻结了！说起逾期记录，贾敏就心虚。无论如何，她需要这笔钱，最好马上能到手。所以，贾敏放弃了思考，让手指跟着客服的指示活动。客服说要给借款买保险，那就买；要转钱做流水，那就转。

只用了大半夜，她就把3万多打空了。准确来说，这是她能透支的信用卡额度。然而，隔着屏幕，客服还在叫她打钱。

在客服嘴里，网贷平台好像什么都有：征信记录、保险经纪、银行经理，甚至还有银监会的关系，唯独借不出钱。贾敏放下手机，想要冷静一下，再点进去，居然没了和客服的聊天记录！她连忙追问，客服的口风就变了。先保证自家是正规平台，也不叫贾敏打钱了，只是说借款会在24小时内到账。

贾敏不敢深究，生怕借款又有变数。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她不能折腾到太晚，只能揣着“钱会到账”的空头支票，逼自己洗澡睡觉。

第三天，24小时早就过了。钱没到账，追款短信倒是来了。

明明还没借出一分钱，网贷平台已经做好催收的准备，威胁要上门催债。如果只是骚扰贾敏，她还可以忍耐，但对方直接打电话给她的亲戚，搞得老家鸡飞狗跳。辈分高的亲戚打电话给贾敏，劈头盖脸就骂。她父母也收到催收电话，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一律都回复，是诈骗电话，别信就行了。

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贾敏只能报警，直面失败的自己。出乎她的意料，警察表现得相当温和，安静地忍受了贾敏的语无伦次，最后提醒她，不要再和那个平台的客服纠缠，以免越陷越深。

贾敏赶紧追问：“那我打过去的钱，还能拿回来吗？”

骚扰短信一水的海外号码，散落在东南亚好几个国家。贾敏问完，心已经灰了一半。警察递过一张回执，告诉她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打电话咨询。事已至此，贾敏失魂落魄地走出派出所，一会儿想到丢了的钱，一会儿想到要还的债。想来想去，她找不到答案，只能像鸵鸟似的，又躲了几天。她试过打给回执上的号码，但在接通前主动挂了。

正在贾敏焦头烂额之际，保险经纪忽然出现，冒出一句温馨提示：“亲，该交保费了。”

每到6月，贾敏看到交费提醒，心里都会一紧，因为一年上万块的保费实在不是小数目。但在这一刻，她忽然福至心灵——自己还有“退保”这个选项嘛，退保了，不就可以不交保费，还能拿回一笔钱吗？

保险经纪不死心，给她提供一个方案：之前的保额有20万，所以保费才这么贵。要是转成8000块保额，保费就交得差不多了。但这个“差不多”，明显含有水分。保险经纪还说，如果转了保额还要交保费，她可以向公司申请，最多再给几千块就行了。

贾敏没管保险经纪的示好，坚持要退保。

两年前，贾敏买下这份保险，不过是出于对闺蜜的信任。闺蜜当时劝她，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考虑。哪怕人死了，也要留点补偿金给父母。至于保险条款如何，她没有研究，全凭闺蜜专业操作。没过多久，闺蜜不卖保险了，才把她转给现在的保险经纪。

贾敏和现在的保险经纪没有交情，自然油盐不进。保险经纪还在电话那头叨叨，她已经放空耳朵。赔上半天假期，她绕过保险经纪，亲自跑到营业厅退保。退保得来的3000块“近水”让贾敏的生活费有了着落，但对债务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6

想来想去，和自己有金钱往来、又讲人情味的，居然只剩下老板。

反正没有找其他工作的指望，贾敏把心一横，决定还是预支2万块薪水。这是一个巧妙的做法，来自同事的口授心传：“预支”比“借钱”听上去体面，还能增加老板同意的概率。

果然，老板沉默了一阵，答应了，毕竟，贾敏自己就是债务最好的抵押。他们约定，老板不收利息，还款直接从工资扣，保证老板的债能收回。

钱借到了，但贾敏高兴不起来。收入腰斩，想要维持生活，她只能节流。伙食费、交通费都是硬支出，省无可省，她只能打房租的主意。

离婚以后，这间老旧的一居室承接了贾敏。房东待她不错，没有涨过租。每个月只要花1000块，就能支撑起贾敏的独立。但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她打算换个住处，哪怕与人合租，甚至要给人做家务，只要租金够低就行。她下载了好几个APP，找房子代替刷视频，成为新的“消遣”。

贾敏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只是旧城改造不给她缓冲的时间。

房东通知贾敏，他要随加装电梯的大流，让老房子也能要个好价钱。装电梯的钱，他已经交了，同一栋的住户也交得七七八八，电梯应该很快就能安上。贾敏只能点头，她知道自己没有评判的余地，也读出了房东的弦外之音：电梯装好以后，我要加租。但她不敢打破现有的平静，顺滑地接受了。

回老家，无疑是眼下最经济的选择，吃住都能省下一大笔。只是她已经找老板借了钱，要是不在那里工作，她没有按时还钱的把握。父母的退休金都不高，如今大头拿来还贷，不时还要接济贾敏。妈妈出入医院的费用，已经耗尽父母储蓄的养老钱。妈妈再要治下去，只能找亲戚借钱，债债相叠何时了？

气上心头，贾敏不想再为被骗的3万多兜底了。

距离报警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她决定又一次打开APP，搜索钱的蛛丝马迹。客服又是崭新的面貌，但内核依然没变，反反复复地哄她打钱。在客服嘴里，只要贾敏打钱过去，覆盖了逾期的黑点，她就能顺利地拿到借款。

贾敏气笑了，她来不是为了借钱，而是为了拿回之前的钱。只是这个愿望再次落空。没过多久，手机响起短信的提示音，一阵紧接着一阵。贾敏一看，显示来源外国的骚扰短信又来了，张嘴就要上门催收，多少显得有些滑稽。

好家伙，那群人已经不在东南亚，去了东欧？

一堆显示来自东欧的骚扰短信，不仅骚扰贾敏，还骚扰她的通讯录。这种威力，就像在中世纪投入原子弹，吓得贾敏出了一身冷汗。只要他们想，她就不能安生，她的家人朋友也不能安生，谁知道那群人接下来会去哪儿？

贾敏坐不住了，一下班就去报警。值班警察是不是之前那个，她已经不认得了，但警察依然耐心，听她翻来覆去地诉说恐惧。最后，警察对贾敏保证，要是那些人找上门，只要她打电话报警，他们就会出警保护她。

警察的安慰打开了贾敏的思路，原来被找上门是件稀奇事。但转念一想，这不意味着那群人被找到的可能性很小？她看着警察给她的新回执，没了再说的兴致。

时候不早了，贾敏该早点回家。不然又要打车，一天的饭钱又浪费了。

后 记

对贾敏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如期收房，一家子搬进了心心念念的新房。

因为手头紧张，她没有买新家具，父母体贴地代她向亲戚解释。可能是换了新环境，妈妈的病情渐渐稳定，连药量都可以减了。

“千辛万苦，才买了一套房子。人家又买车又买房的，怎么日子比我过得轻松多了？”贾敏对我说。

这还真是事实，但我只能安慰她：“好事多磨，先把眼前的关过了，就不错了。”

但贾敏的心头大石远没到能放下的时候，网贷就是高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她根本不敢算自己欠了多少网贷，又有多少是利息，反正电话会一个接一个地提醒她。追得急了，她就还一千几百，多了也拿不出来。

曾经对未来满怀期待的小城女孩，现在只想回老家，省下车费房租还有饭钱，偏偏用工作来“抵押”的“预支工资”成了她的拦路虎，在还清老板的欠款之前，她没有办法辞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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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海雀》剧照

日渐消失的东莞旧工厂

1

一觉醒来，前一夜还在加班的工人们失业了。

2008年10月15日，合俊玩具厂的大铁门被贴上了封条，旁边附有一纸通告：“由于企业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企业倒闭。”高管连夜出逃，6000多名工人一脸错愕：“我们的工资呢？”

在此之前，合俊玩具厂在樟木头存在了12年，而今这家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达十数亿港元的工厂，成了镇上的一场旧梦。几天后，樟木头镇政府宣布将为合俊玩具厂垫付员工工资。头发蓬松、神情木然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工厂门口排队领钱。

对于同在樟木头镇打工的张跃均来说，那天与平日没什么不同。之后10年，他进过工厂，摆过地摊，身份渐渐从打工者变成视频博主。2020年11月，张跃均又一次来到东莞，想起很多网友提及的“合俊厂”，他特地赶来，拍下了工厂原址。

镜头里，一辆“货拉拉”缓缓驶入工厂，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原合俊玩具厂所在地一片静谧。厂房已易新主，被重新装修后出租给了7家公司，偌大的宿舍楼零散晾挂着几件衣物。

回到家中，张跃均从网上找来合俊厂“结业”当天的视频片段，打开剪辑软件，把自己刚刚拍到的素材剪在了同一画面中。

视频发在了抖音上。相隔12年的视频画面拼凑在一起，让人有些恍惚。不断有评论出现在张跃均的视频下方。

“时间过的（得）好快，一晃23年！”一名1997年在合俊厂上班的网友看到后发出感叹——那年，他结识了在“世电磁带厂”上班的老乡，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住在合俊厂旁边的男孩也看到了视频，他回忆以前家里开的百货店，就在合俊厂边上，生意红火，“如果合俊厂不倒闭，我现在已经是富二代了”。

张跃均在抖音发布了大量东莞打工生活场景的今昔对比，跨度长达10余年，大多是由他亲自拍摄。时不时地，他还会操着一口四川话出镜，网友评价他“长得像张信哲”。高挺的鼻梁，棱角分明的脸庞，略偏黝黑的肤色，确实很容易让人想起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歌手。

张跃均拍摄的今昔对比视频。（张跃均\摄）

20年前，张跃均来到被称作“小香港”的东莞樟木头镇。彼时这里港资工厂遍布，上下班时间，大街上密密麻麻都是穿着厂服的工人，“招工”“租房”，路边贴满了广告纸。

如今，一切不复存在。

而这些光景，被张跃均无意中记录了下来。

2000年，四川南充到广州还没有直达火车，张跃均背着一只尼龙帆布袋，辗转坐大巴到达重庆，再转乘去往广东的列车。

火车驶出重庆站，车厢里混杂着打牌的声音和泡面的味道。窗外景色变换，张跃均的内心随之起伏。

他对目的地充满了想象。

90年代初，四川老家便陆续有人踏上开往广东的长途汽车，国道上，大巴颠簸行进，路程必经贵州遵义桐梓“72拐”——12公里的盘山公路上，有72道急回头弯，稍有差池，就成了不归路。

但这没能阻挡人们东进的步伐。

在这之前，张跃均所在的小县城鲜有人口流动，安土重迁的观念笼罩着家乡人，这里仍沿袭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如无意外，他将早早地娶妻生子，复制父母的一生。

曾经的东莞与这个小县城并无太大区别。40年前，东莞还是一个农业县，户籍人口只有110多万。1978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东莞被确定为5个试行县之一。最先被吸引来的是港资工厂，1987年前后，台资企业也陆续进入。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像磁铁般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东莞的崛起打破了几千公里外的宁静。家乡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衣锦还乡，他们的讲述，给张跃均勾勒出一个美轮美奂的新世界。

还在上初中时，他就看过一部以广东打工生活为背景的电视剧《外来妹》，得知90年代初，率先发展起来的珠三角地区是内陆许多小年轻眼中的天堂。再加上在老家谋生窘迫——18岁正式踏入社会后，他学过理发，可只有碰上赶集日才有点生意。“（理）一个头就赚两三块钱，这能有多少？”张跃均无奈地耸了耸肩。他立定了心思，到南方去。

早些年张跃均喜欢留长发。（张跃均\摄）

在逼仄的车厢里“腌”了2天后，张跃均抵达了广州火车站，继续乘坐大巴车前往东莞樟木头镇，众多房地产广告立在高速公路两边，“小香港樟城”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樟木头镇距离香港约百公里，90年代起，不少香港人涌到樟木头镇购置房产，完成他们在港岛未能实现的安居理想。

初到樟木头，张跃均找工作频频碰壁。工厂更青睐年轻女工，她们聪明，上手快，更重要的是不会打架惹事，管理方便，如果有熟人在厂里，只需美言几句，就能顺利进去。但张跃均没有性别优势，又身在异乡，形单影只，只能挨个去留意贴在路边、工厂门口的招工广告。

劳动力从四方涌来，工厂仗着人力供不应求，肆意制定招工规则，有的需要缴纳一笔比单月工资还高的“介绍费”，有的要求员工缴纳押金，还有的要压一个月工资。那几天，张跃均提着塑料桶，挽着硕大的尼龙帆布袋，袋子上还挂着一卷凉席，徘徊在工厂门前，一无所获。

他被街边“高薪招聘男公关”的广告吸引了，对方要求缴纳500元报名费。他把借来的500元交上去，对方杳无音讯。钱被骗了，工作却没找着，张跃均只能跑到山上将就过了几夜，吃馒头，喝自来水。为求一处安身之所，后来他花上几块钱，到录像厅看一夜录像。

最终还是没能顺利进厂。张跃均找到一家洗车店，在里面当洗车工，“6块钱洗一辆车”。工资很低，他说，但是可以提供食宿。

2008年，张跃均在东莞樟木头。（受访者供图）

樟木头是张跃均人生打工的第一站。洗车收入微薄，让张跃均手头拮据，他想赚钱，便不断折腾。十几年来，他送煤气，进厂做杂工，也尝试过开理发店、在夜市摆摊。

他发现，东莞的生活果真如《外来妹》中描述的那样精彩。千禧年初，樟木头樟洋工业区入夜后霓虹闪烁，热闹的商业街吸引了从工厂下班的小年轻们。商店门外，只消摆上一台14寸电视机播放电视剧，就会引来不少人，他们在电视机前围成一个半圆，背着手，就这样站上几个小时。

张跃均经常到商场外的投币点歌机处，花上几块钱大展歌喉。他喜欢讲粤语，唱卡拉OK时会点上一首粤语经典金曲——钟镇涛的《大海》。

他还有拍照的爱好。2008年前后，张跃均用上了带摄像功能的手机，喜欢随手录下生活的情景。这门兴趣很早前就有了——在家乡开理发店时，他买过一台胶片照相机，兼职给客人拍肖像照。

手机是山寨机，像素不高，内存不大，拍下几段数十秒的视频，屏幕就会弹出“内存不足”的字样。2010年，张跃均升级了设备，花3000多块（将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购买了一台专业DV机，一年后，又花费近万元，买下一台松下肩扛式摄像机。与购置摄像设备的慷慨形成对比的是，他当时一直用着二手手机。

2008年，张跃均住的出租屋。（受访者供图）

有了专业的摄像设备后，张跃均“记录”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工业区早上6、7点上班的人很多，他便早早骑车赶到大门口蹲守。南方的冬天很冷，他骑着车，任由风往脸上刮。

在他拍下的其中一段视频里，清溪三中工业园的清晨，“实盈电子厂”的工人浩浩荡荡，如同一支大军，他们手上拎着一袋包子，或是端着打包了炒粉的发泡饭盒，使劲往嘴里扒拉。傍晚下班，则又人手提着一只热水壶，有人是无奈之举，那时工厂宿舍没有安装热水器，冬天洗热水澡只能靠这种办法；有的人则是为了节省水电费。

2012年，工厂下班的人流。（张跃均\摄）

喜欢手挽手并排走的女工们。（张跃均\摄）

在工厂休息的日子，张跃均骑自行车到樟木头附近的镇区拍摄，凤岗、塘厦、黄江都走了一遍。节假日或者周末，工人们喜欢逛滨河公园、中远百货、樟洋市场、地王商业城，或者到金洋溜冰场滑冰。张跃均拍下了后来的变化——10多年后，滨河公园被改造为市民体育公园，原先的机动游戏设施被撤走。2008年9月，一场暴雨袭来，大水漫没了樟木头的街道，中远百货也被淹了。这场大雨后，“中远百货”变为“富佳百货”。

张跃均展示了2011年从东莞东站到四川南充的T128次列车车票。红色的纸质车票上，还没有乘客姓名和身份证信息。2012年元旦，全国所有旅客列车才实行车票实名制。（张跃均\摄）

2011年，张跃均辞去电子厂的工作，每天夜晚到樟木头富达工业区的“十和田电子厂”附近摆摊。

工人下班喜欢逛夜市，卖夜宵和卖衣服的摊档最受欢迎，周边往往挤满了人；不知何时，帮人把音乐和视频下载到手机的小生意也在街头巷尾兴起——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未普及，流量费9元300M，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直接在网络上下载音乐传输进手机里。

张跃均也盯上了这门生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成为了他的正职。

一张长桌上放着电脑，塑料篷顶挂一个小灯泡，张跃均坐在塑料凳上，把电脑里的音乐和视频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手机或mp3、mp4上，“1毛钱一首歌，几毛钱一部电影”，他仍清楚记得价格。

客人在小册子上找到歌曲的对应编号，写在纸上。张跃均按照号码，把歌曲下载到手机内存卡里；视频麻烦一点，需要将rmvb格式转换成mp4格式。（张跃均\摄）

积累了一定量的视频后，他又琢磨起新的生意：既然刻录影片能赚钱，那能不能把自己拍回来的工厂视频也做成光盘卖出去？他默默算了笔账：“光盘卖5块钱一张，自己用DVD刻录，除去空白光盘的成本，每一张能赚4块。”

张跃均把拍来的画面配上音乐，做成光盘，在市场上摆卖，摊位上还放了一台小小的电视机，轮番播放着工厂的画面。他向来来往往的人吆喝：“买一张回去嘛，万一哪天不来了，离开东莞了，留个纪念。回到老家看看曾经上班的地方。”

不少路过的人好奇地围过来，探头询问“这是什么？”“有没有我工厂的？”但真正掏钱购买的人屈指可数，除非碰上已经辞工准备离开东莞的人，他们才会在张跃均的推销下，抱着猎奇的心态带走一张碟片。

那时，很多人都没想过自己哪天会离开，更没有人预料到，在过后的几年间，曾经造就东莞神话的制造业工厂要么倒闭，要么外迁。当高埗镇的“裕元鞋厂”、东城的“美尔敦塑胶电子厂”、“万士达厂”再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已经满目苍夷。

2

“想你的猪，你的羊，喂了吗，卖过吗；想你的麦子，你的玉米，种了几亩，苗出的怎样。”2008年4月，吕延武躺在南方城中村的出租屋里，裹着母亲做的棉褥，睡在冰凉的地板上，他想起了老家的火炕和烧馍馍。

这是他来到广东打工的第3年。面对此情此景，吕延武写下一首原创的小诗，《想妈》。

除了写诗，他还喜欢写毛笔字。他经常在抖音上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一时兴起，还会在老家的房前，左手端着铁盆，右手提着水壶，手舞足蹈，自娱自乐。

吕延武自画像。（吕延武\摄）

吕延武年轻时是“文艺青年”，玩过博客，写过公众号，以“红别民工”自称。2018年，开始活跃在抖音上的他化身“红别哥”，成了抖音上第一个拍摄东莞旧工厂的博主。

一天，吕延武到东莞东城区桑园工业区附近吃饭，经过“万士达厂”时，他发现里面已经人去楼空。像往常的随手记录一样，他站在遍地沙石的小路边上，举起手机，身体逆时针转了半圈，镜头随之移动，拍下几栋巨大而荒芜的楼房。

配上简单的背景音乐后，吕延武发布了这个视频。随后，评论和点赞涌来，页面上的数字每一秒都在变化，他不断地往上划，想看看网友的评论，却怎么也看不完。目前，这个视频获得了将近2万的点赞数。

曾经的“万人大厂”万士达已人去楼空。（吕延武\摄）

“万士达”成立于1995年，是苹果iPhone4时期的主要代工厂。巅峰时期，工厂拥有员工上万人。2014年，“万士达”突然宣布停工停产，热闹的桑园工业区一下子冷清起来，硕大的厂房空空荡荡，员工宿舍楼锈迹斑斑。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街，也变得门可罗雀。

曾经在这座“超级工厂”上过班的网友，纷纷在留言底下感叹事过境迁：

“我95年就在长安，那个时候工资是3.5元一天，三个月之后才5元一个月，一个月能拿150元，开心死了。”

“08年离开东莞，留下了我的青春，带走了那本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

……

这让吕延武意识到，很多曾在东莞打工、现在各自回到家里的70后、80后，他们十分怀念那个打工时代——那是他们青春的集体记忆。这直接启发了他去东莞旧工厂搞一次拍摄之旅，他就这样开着自己的二手车，走到哪拍到哪，如今已经积累了上万个视频。

这些视频没有技术含量。实际上，吕延武既不懂拍摄，也不懂剪辑。拍摄时，他努力用胳膊固定手机，让镜头从左到右缓缓扫过建筑物，呈现出来的画面，就像家族微信群里长辈们拍的小片段，有的会因为光线的变化，画面突然变暗，有的即使添加了背景音乐，依然能听到原视频中的杂音。

然而，这都不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围观这些视频。

这些视频同样戳中了拍摄者吕延武的心。毕竟，三班倒的车间流水线、春运前后人头攒动的车站、工厂门前1元一次的公共电话亭，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他第一次踏上东莞的土地是在2005年5月。南方天气热，空气湿润又粘稠，广东阿伯开始换上背心，趿拉着蓝色塑料拖鞋出门。从广州火车站下车的那一刻，吕延武感觉自己像被装在一个巨大的蒸笼中，汗水一下子浸透了上衣。几天后，他进了“诚达鞋厂”，在里面学踩针车做鞋子。

“我把我的灵魂调成针距，一英寸八针半。我把我的心血车成边距，一点五毫米。”后来，他用小诗《我把我安置在了鞋子上》记录这段做针车手的日子。

吕延武是西北人，从小主食是面食。而厂里的早餐一般都是炒粉，他吃不惯，瞥一眼就离开，直到星期五的早餐有馒头，他才去吃。

尽管在气候和饮食上有诸多的不习惯，吕延武还是爱上了这座城市。“东莞是个平民城市。”他说，这里的人穿着一样的工衣，住一样的出租屋，吃一样的炒米粉。三轮车车架驮着两罐煤气，后座支起篷，大铁锅烧起来，油一倒，“刺啦刺啦”，放入米粉、鸡蛋、红萝卜丝，铁勺快速翻炒，最后用发泡饭盒包起。

1块5一份的炒米粉，刚开始他也吃不惯，“后来喜欢上了，既能当夜宵又能当正餐”，至今仍回味无穷。他说，东莞是自己梦想和抱负的发源地。艰苦的打工生活，离家千里的思乡愁绪，都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工作之余，吕延武爱好读书写字，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他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用文章针砭时弊；或是成为一名律师，坚守法律的底线，为社会寻找公平正义。

每个月发工资，厂里的男人都把钱拿去买烟买酒。吕延武不好这口，日常饮食也简单，在家中，他的早餐是盐油不加的大米稀饭，午餐是素挂面，晚饭加个荤：炒鸡蛋。他把存下来的钱拿去买书，家中的书一摞一摞，历史的、法律的、政治的。在工友眼中，这无疑是不务正业的——打工就应该奔着挣钱去，然后回家盖新房子，娶妻成家。

2007年，吕延武在东莞沙田。（受访者供图）

在东莞干了一年后，吕延武去了北京。他一直向往首都，想体验文学作品中北漂青年的生活。但现实与想象截然相反，在北京，吕延武先后当过国家机关职工小区和清华大学的保安。小区进进出出的都是干部，吕延武和他们过着两个世界的生活，“我们冬天住在地下室，吃猪食一样的大锅饭，一个月500块，有的保安晚上偷翻业主的垃圾箱找吃的”。吕延武感到压抑和失衡，觉得自己“连蚂蚁都不如”。

相比之下，在东莞的时候，“大家都是工厂的工人，都很平等，大家都是一个阶层的”，“你是哪一个阶级的，就选择哪一个阶级的生活。”吕延武跟自己说。“这就是阶级认同和社会认同。”他又搬出了政治学中的理论概念。

在北京待了没几个月，他又回到东莞。

接下来的3年多，吕延武在东莞东城区一家劳工机构做公益，后来又进厂打工。2015年，他进入了另一家劳工机构。

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和当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吕延武在理想与现实中轮流切换着角色。

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他写到：“这里，虽然没有我的一寸土地，虽然没有给我一份福利待遇好的工作，但我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工业区，习惯了穿工衣，习惯了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也习惯了吃三五元一份的粉面，习惯了十来元住一晚的旅店和一二百元一个月的出租屋。”

如今，东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吕延武记忆中熟悉的一切，正在慢慢消失。

2008年元月，工厂陆续放假。吕延武打算回家，这是他离家3年后第一次返乡。

那年南方出奇地冷，气温降到了个位数。1月23日，春运启动前，吕延武来到广州火车站，发现站前广场全是人。列车出现了大面积的晚点或停运，前面的队伍望不到头，他挤在人群中，随着人流移动，慢慢挪着步子。

一天一夜后，吕延武来到了列车站台，检票员挥手示意直接上。“那时候已经不分车次，目的地一样就可以了。”他回忆。

列车一路向北。1月25日，雨雪冰冻造成了湖南一座高压电塔倒塌，京广铁路南段阻梗，推倒了那年春运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吕延武乘坐的列车也受此影响，绕道广西，花了将近4天4夜才最终到达目的地，是正常时间的两倍。他至今还记得在火车站回荡着的播报声：“因受连续雨雪和冻雨天气影响，广铁湖南境内京广等干线供电接触网多处断电或欠压，电力机车无法运行，致使京广线旅客列车出现大面积晚点或停运……”

在吕延武离开的几天后，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汇集到广州火车站，铁栅栏隔出的行列被人群挤得变了形，穿着绿色军装的武警官兵手拉着手围成一堵人墙。没有挤进广场的人，在车站外围，横七竖八地铺开被席。

那十几天里，有人筋疲力尽地登上归家的火车，有人在推攘间倒在了人群中再也没站起来，有人盼来了新年却看不见回家的希望。

寒冬过后，南方的3月依旧春暖花开。可谁也不知道，那一年会成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分水岭，春运中被迫留下的工人，在随后的工厂倒闭潮中无奈离开。

2008年10月，玩具代工商巨头合俊集团的2家东莞工厂倒闭。之后几年，“万士达”和“联胜”相继停工停产，“裕元鞋厂”迁往越南和印尼，微软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生产设备同样运往越南。

吕延武曾经工作过的“诚达鞋厂”在2008年通告解散了部分员工，之后，员工规模逐年缩减。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一系列因素，给东莞纯粹依靠贴牌生产的企业泼了一盘冷水。在珠三角设厂的港资、台资以及大陆本土的制造企业难以抵御冲击，有的倒闭，有的开启产业转移的“候鸟模式”，飞向东南亚。

大量工厂倒闭的同时，工人也在离开。2010年后，“珠三角用工荒”开始频繁见诸报端，专家对此众说纷纭。基本事实是，随着长三角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崛起，珠三角不再是工人的最佳选择。工厂招工越来越难，从前青睐年轻女工，甚至“两女工带一男工”才能进厂的潜规则土崩瓦解。如今，只要能“立即上岗”就可以。

一座工厂的倒闭或迁移，意味着成千上万工人的离开。有人回到老家做起小生意，有人选择去其他地方继续打工。无论走向哪方，他们往往离去匆匆，没来得及留下一点痕迹。直到多年后，吕延武的视频像一把铁铲，挖开了被岁月和生活覆盖的往事。

这之后，抖音上关于东莞旧工厂的视频越来越多，破旧的厂房，空落落的工业区，泛黄的工友合照，汗迹斑斑的工牌和皱巴的工资单，一切关于东莞打工生活的物品都被拍成视频，配上悲伤悠长的音乐，或是“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这样熟悉的旋律。

网友涌进评论区留言：

“我想看东莞高效电子厂。”

“能不能拍下上沙村育鼎电子厂？”

“能拍一下，宵边信泰联光学有限公司吗？”

3

很多人找到侯国安，希望他能拍一下自己旧时工作的厂房。

侯国安是个90后，2011年来到深圳打工，在一周两天的休息日中，他会背上黑色背包，来到以前热闹的工业区，一路走着，帮网友拍摄旧工厂，或者到处直播。

侯国安帮一名女士拍摄诺基亚手机厂旧址。（侯国安\摄）

大多数时候，网友们都能给出工厂准确的地址。在移动通讯还未发展起来的年代，互诉衷肠抑或是寄托乡思只能通过书信，人们把收寄地址都背了下来：哪个工业区，哪条街，几号，烂熟于心。

但侯国安的探寻往往不大顺利。当“东莞制造”转为“东莞智造”，工业园改为科技园，被淘汰的旧工厂有的变成了工地、不久后将被建成商务楼宇或住宅区；有的旧工厂曾经在工业园里占据大片厂房，如今已被好几家小厂重新进驻，各自分据；还有的旧工厂在搬迁或倒闭后，很快被拆除，消失在地图上。

好几次，侯国安在崭新的科技园区里找到了对应的工厂，可网友说，“这看起来有点陌生”——原来，旧工厂已经搬迁到新的地方。

2015年，侯国安从深圳辗转到东莞，作为新一代打工者，他与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期擦肩而过。走在路上，侯国安偶尔会感叹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破落的旧厂房被挖掘机推平，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2013年，东莞电台情感栏目《木凡的天空》停播；2014年之后，招工广告上渐渐少了“广西已招满”“四川已招满”等字样（“用工荒”大潮来临前，不少工厂对这些省份的工人存在“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爱打架，难管理，便以这种方式粗暴筛选），传闻美女如云、被誉为“天堂”的“亚美磁带厂”也迁了新址。

这些第一代东莞打工人的集体记忆，对于侯国安来说是陌生的。他的记录就像一场末路狂奔，他意识到，再不拍下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将永远沉寂。

2018年，东莞，工友们下班后匆匆忙忙在路边摊用餐。（侯国安\摄）

侯国安和吕延武是老朋友，2015年在东莞相遇。两人都有过劳工机构的工作经历，一拍即合。

与吕延武不同，来东莞前，侯国安曾进过采石场，修过高速路，也建过水电站。在山西修铁路时，他试过4个人扛1000多斤的枕石，肩膀脱皮渗血；也试过到十几米深的地下挖桩洞，闷热，暗无天日。

打工生活交织着各种味道，唯独“苦”是主旋律。在深圳的DVD厂，侯国安上班时被机器压到了大拇指，天气炎热，伤口发炎一直渗脓，但第二天依旧被要求上班，主管和老板相互“踢皮球”，谁都不愿担责。气堵在胸口，侯国安到街上遛弯，遇到一个义工宣传队在普及劳动法。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度以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其实是不合法的。

2017年，东莞，一家家具厂领导利用用餐时间给员工开会。（侯国安\摄）

2011年，侯国安动了辞职的念头。每个月上26天班，工资1600元，加班费7块每小时，没有社保，也未与企业签署劳动合同——不仅是他，很多工友也想辞职。但老板规定，一条几十人的流水线，每月只能走一人。他决定和7个工友“结盟”，一起提出辞职。其他人有的被开除，有的在谈判后因老板答应加薪或削减工作量而留下，唯独侯国安和老板杠上了。最后，老板放他走，但不给工资。侯国安申请劳动仲裁，后续打了1年多官司。为此，他那年春节没回家。

这段经历浸满了血汗与泪水，他发誓：“再也不给人打工了！”

2013年，他离开了东莞，进了北京“工友之家”，接触到的劳工纠纷主要是工伤事件：年轻小伙运气不好，刚出来打工就受伤了，以后的生活多少会受到影响；常见的还有超长的工作时间，被拖欠的工钱。提起这些人和事，侯国安不禁连连叹气，他想起2008年前，他的舅舅被骗到黑砖窑后病逝；表哥在云南修水电站，在工地上被飞石击中砸死；堂弟进了一家半导体工厂，每天超额工作，半年后手筋坏了。

那时很多工人遇到类似情况，一般都会放弃争取，侯国安希望能为打工者做点什么。2016年，他在老家办了婚礼，一年后回到东莞，后来一直在大岭山镇上一家劳工机构工作，不再进厂打工了。但他的爱人依然没能从这样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她每个月能拿到5000多元，算是一笔不错的酬劳，代价则是每天12小时的工作，以及每月1天的休息时间。

突如其来的走红，就像一块大石头砸向湖面，在激起水花、泛起丝丝涟漪后，逐渐恢复了平静。回顾自己的人生，这些曾经的东莞打工人们都慨叹“并没有过得很好”。

初时，侯国安想着先打几年工，存点钱，也许能当个小老板，或者在工厂里慢慢往上爬，当个管理层。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这并非易事，“一个组有几十个人，想要成为组长，那就要比其他的几十个人都要做得好。一个车间有十几个组，想要成为车间主管，就要在几百人里做到第一”。

晋升的路径太窄，他并不觉得自己能走过这道独木桥，“对于普通打工仔来说太难了！”

从2018年中旬开始，侯国安的抖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媒体陆续联系上他。他重复讲述着自己过往的经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额外收入。2年来，他只接到过3条广告，费用最高的一条不过1500元。也曾有劳务派遣公司找到他，希望他在抖音上发布公司的广告，他担心这些公司不靠谱，一律拒绝了。

侯国安的2个女儿都在老家。谈起女儿，他没有太多期待，“不生病就好”。更高一点的期待是“好好学习，比我们做得更好，不要有像我们这样的这么辛苦的经历”。不过，他心里明白，下一代要得到良好的教育很困难。“我们在这方面很欠缺。”他语气中带有一点惭愧。

2021年，侯国安在老家送孩子上学。（受访者供图）

4

张跃均在2018年结束了东莞的打工生涯，到惠州开了一家跌打馆。偶尔，他回到东莞采买物资，顺便到处转转，拍些素材。

尘封10年的视频再次面世，得到网友的喜爱和赞赏，张跃均十分欣慰。有人告诉他，视频被某博主盗用了，他只笑笑，说自己不介意“分享素材”。

偶尔，他会在晚上打开抖音，与粉丝直播聊天。对于热情的粉丝，他感到无所适从，一次，粉丝给他刷了价值约500元的礼物，他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像其他直播的那样，别人刷礼物，一直说‘谢谢大哥’”。以前的他随心所欲，在平台上想到什么就发什么，现在，他承认自己变得拘谨了，只会发和东莞打工主题相关的内容。

2020年年末，他计划自己开车回老家，不走高速，像有人要重走长征路，去走一遍贵州遵义桐梓“72拐”，回味90年代初前几代拓荒者的苦与累。但导航自动帮他绕开了那段险峻的山路，绕道湖南，“像是一次自驾游”。他一个人走走停停，困了就在车上睡觉。全程1800多公里，历时5天，回到了四川南充老家。

在东莞，吕延武“看不到可以扎根下来的希望”。

东莞旧工厂的视频发出后，他的粉丝数量蹭蹭地涨。但随着年龄增长，他意识到自己的打工生涯也进入了瓶颈期。

2015年，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让“孔雀东南飞”变成“凤凰还巢”，吕延武看到有人在网上卖农产品，他想到自家的枸杞，或许也能通过网络销售。

“回家吧？”外出打工14年后，这个念头第一次悄然从心底冒出。而事实是，如果继续留在东莞，自己永远是一个异乡人。“认命了。”他说，“以前想着要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现在又回到原点了。”

2019年，吕延武（左）在甘肃老家的枸杞地。（受访者供图）

最终他还是回了甘肃老家，在抖音上卖起了枸杞，收入与打工相当。这是他以前从不敢想的事。村里人并不知道吕延武在抖音上的走红，在他们眼中，吕延武已过而立，仍未成家，外出打工15年，却只带回来了一堆书，是“落魄回家”。他自己也承认：“如果按照世俗的成功来看，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2019年5月，离开东莞的那一天，吕延武用手机镜头记录下自己住了4年的出租屋。这间位于东莞东城的小房间，房租每月180元，吕延武把它称为“红别屋”，床边挂着自己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平等”两个大字。

“我从一场做了十几年的梦中醒来了。”吕延武说。提及往事，他不时发出一声笑。

现在，他一心想着如何卖好自家枸杞，打算来年农闲时再到东莞一趟，和老朋友侯国安共同创作一些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段子。

他寻思着，如果抖音上的粉丝能再涨一点，他家的枸杞，也许就能卖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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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受访者供图

豆腐叔在赌桌上被“杀熟”

1

1991年我刚到霍林河的时候，糊口的营生是在菜市场里卖菜。那个菜市场不大，一楼卖蔬菜和副食，东门右侧有个长方形的拐角，里边几张白钢柜台紧凑地排列着，有卖猪肉、牛肉和鱼的，叔是其中唯一一个卖豆腐的。

叔的大名叫孙吉林，是和我一起倒烟的孙三的亲叔，他长着一副四方脸，络腮胡，说话笑眯眯的。因着孙三的这层关系，叔对初来乍到的我非常友好。“霍林河人少、风大、天气冷，但只要肯吃苦，都能挣到钱。在市场里别怕，有事咳嗽一声，叔给你做主！”说完，他就把一卷干豆腐扔在我的菜摊上。

叔住在市东郊机修厂的三间土坯房里，离我租住的小屋不到两百米。每天清晨，我和妻子推着三轮车从他家门口走过，都能看见滚滚的水蒸汽从豆腐坊里喷涌出来。

每天凌晨时分，叔就起来磨豆腐了；天刚亮，婶起来喂猪；到了周末，他们的一双儿女也跟着忙活。小院子里人欢马叫、热气腾腾，那热火朝天的景象，谁见谁羡慕。

1992年正月初二，我到叔家拜年，发现他家屋里更热闹——炕上一桌是妇女和孩子，地下两桌分别坐着亲戚、邻居和菜市场的同行。

酒足饭饱后，邻居们各回各家，剩下的人，一伙儿打麻将，一伙儿玩“斗鸡”（炸金花）。

婶一边倒茶，一边无奈地对叔说：“不怕你玩，一块钱的（筹码）我天天给你包饺子。”据说，叔运气不好的时候，玩一场“斗鸡”能输两三百块——那时一天的收入也就一百多块，除了过年旺季，从来没有超过两百块。

一群人打牌吵吵闹闹，我走到屋外透风。门灯和大门两边的红灯笼把叔家的院子照得通明瓦亮，西侧的一排猪圈里早已响起一片鼾声。东侧是两间豆腐坊，里边有锅灶、水缸和电磨，贴近正房的一排偏厦子里摞满了圆滚滚的麻袋——这是叔在外地收购来的黄豆，一共五万斤，正好够用一年。环顾四周，我觉得这应该是叔家最值钱的家当了。

这时，孙三出来上厕所，见我盯着那些黄豆，就说起了叔的“发家史”。他说叔以前在农村一穷二白，只有一把蛮力，有时天刚蒙蒙亮就出去铲地，可累死累活也攒不下几个钱，“后来我爸来霍林河，他就跟了过来”。

孙三说，叔刚来霍林河的时候，本地的豆腐都用石膏点卤，豆腐能包住水分，上秤重，但口感跟脚后跟一样又硬又哽，非常难吃。叔发现了这个商机，回老家跟邻居学用卤水点豆腐，再回霍林河，就一心一意磨起了豆腐。他做的豆腐口感水嫩润滑，虽然挣得少，但卖得多。

叔能吃苦，平常凌晨2点他就起床熬豆浆、过包（过滤）、点卤水，过包的时候，满屋子的热气，光膀子干活还挥汗如雨。逢年过节，豆腐销售量翻翻，叔和婶连续几天都不能上炕睡觉。有一次叔坐在豆腐锅旁睡着了，豆浆烧开后慢慢溢出锅外，把他的胳膊全烫伤了。

那时候，我们卖菜的菜市场还没有建成，叔夜里做豆腐，白天还要推着一只独轮车走街串巷去卖。不正经上学的孙三没事就帮忙吆喝：“豆——腐，6分钱一块……”之后他去串门，发现叔家光1分、2分、5分钱的钢镚就攒了两丝袋子。

我和孙三唠完进屋时，打麻将的人已经散了，“斗鸡”的还在。叔瞪着血红的大眼说，斗鸡不是自己的强项，“咱们推一会儿牌九”。

牌九是一项比麻将还古老的赌博工具，两寸多长，扁平，黑色，上边布满了彩色的圆点。玩法简单直接，一次发4张牌，比谁拿的点儿大，俗称“一翻一瞪眼”。

推牌九输赢太快了，婶第一个反对，叔冲她一瞪眼：“过年了，玩一次牌九能咋地？别瞎管闲事！”

婶是典型的农村妇女，逆来顺受惯了，在客人面前更不敢与自家男人争执。她转身离开时扫了一眼孙三，示意他劝劝，可孙三看了一眼意犹未尽的客人们，只好为难地劝婶：“过年了，就让叔玩一会儿吧，叔都憋了一年了。”

也是，他们辛苦一整年，也就春节这几天能放松放松。

我不懂牌九，便和孙三挤在炕上睡觉，一夜之间，耳朵里全是噼噼啪啪的牌九碰撞声、叫好声与输钱的叹息声。天亮了，我睁开眼睛，只见房间里烟雾滚滚，烟蒂满地，茶杯狼藉，婶靠在被垛上打盹儿，叔一手拎着酒瓶子一手抓牌，仍在“鏖战”。

这个春节，叔狠狠地玩了几天，过足了牌瘾。正月十五刚过，他又回到起早贪黑做豆腐的生活中去了，豆腐坊的电磨“轰隆隆”地响起来，一切看起来平常又顺利。

2

1995年，我和孙三合伙买了一台解放卡车用来贩运小麦。叔看着眼红，但钱不够，就与在机关给领导开车的侄子合伙筹集了11万元，买了一台尖头的“解放141”。

那时候，有台解放141是一件很“牛”的事，不愁没活儿干。菜市场的菜贩子去北镇拉菜，都给叔面子，我和孙三也经常雇叔的车往阜新送小麦、到沟帮子拉盐。为了照顾叔的生意，运费要比别的车多给不少。

可是没过多久，叔不在的时候，他的侄子就总跟我诉委屈：因为侄子会开车，他们爷俩就没有雇司机，三天两早晨还行，长年累月这样熬，谁也受不了。

而且，叔虽然不会开车，但每次出车都要跟着，他不放心自己的亲侄子，“毕竟加油和过桥费不是小数目”。叔体型胖，占了一个座位，货主想多加一个人押车都不行。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叔每顿饭都要喝一杯，还得有下酒菜，没好菜不高兴，时间长了，客户都不爱雇他们的车了。

这一点我能理解，无论是倒卖蔬菜还是贩运私盐，都是分秒必争的事，看着车主端着酒杯不急不慌的一口口享受，谁不气得七窍生烟？但叔有自己的理由：“我们拼死拼活为了啥？还不是为了一日三餐有酒喝？如果我不喝酒，那我养车干什么？挣钱干什么？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这理由多少有些耍无赖，可他是长辈，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俗话说“买卖好做，伙计难搭”。合伙做生意，挣钱了好说，一旦赔钱，所有矛盾就会暴露无遗。

那段时间，看我和孙三拉私盐挣钱，叔的侄子也蠢蠢欲动，于是偷偷摸摸到沟帮子装了一车盐。可他刚出北镇，就被盐业公司截获，盐和车都被扣了。他四处托人说情，交了罚款，半个月后，车总算开了回来，但一粒盐也没拉走。

一天，叔喝得面红耳赤，对这事发了几句牢骚。这车盐的本金是他侄子出的，罚款也没让叔掏钱，半个月不挣钱不说，两人在旅店的吃喝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侄子本就窝火，两人很快吵了起来。

等冷静下来，叔侄二人都觉得过分了，虽互相道了歉，可是裂痕终究无法消除。为维护这份亲情，他们决定好聚好散。卡车卖掉后，侄子回机关上班，叔成了无业游民，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

霍林河的菜市场已经扩建，虽然卖豆腐的摊位增加了好几个，但如果要重操旧业，也有叔的位置。可叔觉得回菜市场没面子，毕竟是养过车的人，别的车老板都把“大哥大”抱在怀里，他却连台“BB机”都没混上。

于是，孙三向叔伸出了橄榄枝，他刚买了一台挖掘机，想让叔去工地帮忙管理油槽（罐），每天把每台车加油的账记明白就行。叔去了工地，一直到天寒地冻，挖掘机啃不动冻层才撤回来。

孙三那阵子回家就跟我诉苦，因为他工地上的司机都是老家的亲戚，管理起来非常困难。我就问叔在工地上咋样。

“别提了！”孙三叹口气，“按说叔只负责记账，没有必要天天往翻斗车里钻，可是我发现他不是一般的勤劳——三更半夜不睡觉，经常搭翻斗车出去买烟，然后就消失不见，不到天亮不回来。后来，我开皮卡车跟着，发现他竟然和几个老乡在一个废弃的桥洞子里‘斗鸡’！”

我听了哈哈大笑，孙三埋怨：“你还笑呢！叔在赌博上都吃过亏，他是吃一百个豆也不知道腥。”

孙三叔说，叔1989年刚来霍林河时，老老实实做豆腐，当年就挣了1万多，那时全国的“万元户”也没有几个。

有一天，叔卖完豆腐，菜场里的丁老四来找他玩“三打一”——这是东北非常流行的一种扑克游戏，每人抓12张牌，一个人“叫分”、“定主”，其余三人联合起来对付一家，得分够了为“破”，“主抠”翻番。

刚开始还很正常，可是有一把牌，叔竟然抓到2个“王”、3个“2”。这是难得一遇的好牌，啥也别说了，叔直接要了“一百分”，如果打光了，番几百倍，能赢不少钱。

可是，叔出牌的时候就发现有点儿不妙了，等他把手里的大牌用光，对面三家里有人老K“蹬殿”，连“破”带“翻车”，一共得了30分。算账时，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忽悠的，翻了300多倍，叔傻了眼，最后给了1万2才脱身。

这种赌局我在火车站经历过，除了上当受骗的冤大头，其余的人都是一伙的。叔以为只是打牌消遣，没想到却被熟人丁老四给骗了。

我对孙三说：“十赌九诈，凭运气耍钱那是糊弄鬼呢！如果叔心眼太实，什么人都相信，早晚还会吃大亏。”

3

那时候，孙三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年能在工地上挣回半台钩机。他每天下馆子、逛洗浴城，三天两头洗脚按摩，出门前呼后拥，即便叔再不靠谱，孙三也能给他一碗饭吃。

不过，叔却不给面子了，因为看孙三暴富，他的虚荣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打算正经八百地“赌”一把。

在叔管理油槽的这一年，霍林河的老菜市场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新菜市场的面积扩大了5倍，摊位一律用白钢打造，干净整洁且结实耐用。当然，出租价位也比过去翻了几个跟头。

中门是进菜市场的必经之地，所以两侧的摊位谁得到谁发财。到了拍卖的时候，不但做豆腐的人全部参与竞拍，连卖馒头、卖酸菜的人都掺和进来——有人打算自己用，有人则打算先把摊位搞到手，然后转租出去轻轻松松当“二老板”。

竞拍价格一路飙升，眼看年租金就要突破8万大关了，孙三再也坐不住了，他“嚯”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谁再跟我叔抢，我跟你没完！”

当时，孙三在本地小有名气，他虎视眈眈的样子把大家都镇住了。最终，中门附近最好的摊位被叔拿下了。

我怀疑这么贵的租金是否划算，叔却说：“你不懂，新摊位面积大，我可以租出去一半给别人。”

“那不影响你自己的生意吗？”

“租给你老姑，又不是外人，那个地方有多少豆腐都能卖出去。”

当晚的“庆功宴”上，叔非常低调，他一边给大家倒酒，一边说自己在霍林河混了快20年，啥也没学会，就是豆腐做得好。“这两年这儿跑那儿颠，没少折腾，没用！咱不是那块料，咱还得脚踏实地做豆腐”。

新菜市场开业之际，正好迎来了霍林河基础建设的狂潮。建筑工地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修建铁路公路、挖掘煤炭、开发房地产的各种施工队蜂拥而至，他们的到来给霍林河的服务行业带来了少有的火爆与繁荣。

叔和老姑共用一个摊位，尽管开足马力，做出来的豆腐仍然供不应求。没办法，叔雇了一个人，专门起早贪黑熬豆浆，又把自行车扔了，买了一台柴油三轮车专门往菜市场送豆腐。

一年时间，叔赚了个盆满钵满。

有了钱，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胡子刮得勤了，头发也舍得染一染了，之后又配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说话嗓门比过去大了许多。午饭也不能太简单了，别人要一碗面条，他必须下饭馆，没人陪他喝酒，他就翻开手机给酒友丁老四打电话。

丁老四在菜市场里卖牛肉。此人四十出头，身材短小，仅看外表，很难想象他能把一头千把斤重的老牛放翻、剥皮。与叔豪放耿直的大眼睛相比，丁老四的眼特别窄小，小眼珠滴溜乱转，透着一股精明劲儿。

有段时间我从辽宁拉回几十桶柴油，全卸在叔家的院子里。这是个非法的买卖，只能在早晨和晚上交易，可是连续几天，我都发现叔家本该灯火通明的豆腐坊竟然没动静。

我问婶，她叹了口气说：“你叔最近天天不着家，也不做豆腐，我听卖豆芽的说，和丁老四在一起呢，两人勾搭连环，准没好事。”

我急忙给孙三打电话，然后分头去打听叔的下落，结果孙三在一家饭店找到了他。

那几天，叔一直和丁老四在一起，他们白天“斗鸡”，晚上就到一间地窨子里推牌九。这次叔没有输钱，不是他学“奸”了，而是赌注太小。地窨子是矿区初建时遗留的棚户区，卫生条件极差，里边住的人大多是外地来的盲流，手里没几个钱。

4

高价租来的摊位没有辜负叔的一片苦心，用“日进斗金”形容收入显然有点过，但每天十五桌大豆腐、上百斤干豆腐的销量的确让人眼热心跳，也是叔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年进入年关，叔把自家喂养的大黑猪杀了，请亲戚朋友们吃饭。丁老四仍然是座上宾，他胖了许多，眼睛显得更小，几乎眯成了一条缝。

酒过三巡，丁老四抓住了孙三的手，非常诚恳地说起自己的往事。他说自己是农村出身，靠着在菜市场里卖鸡蛋的二姨才来到霍林河，二姨夫不待见他，把他扫地出门。后来，二姨让他学卖牛肉，收牛的本钱都是她从家里偷拿给他的。

“所以，我能有今天，我特别感谢我二姨。要感谢的第二个人，就是大老孙！”丁老四觉得在菜市场里那么多人，能交心的只有叔一个，“满菜市场，谁肯借钱给我？关键时刻，只有大老孙！三万五万，十万八万，只要钱打不开点儿，他从来没让我闭不上嘴……”

说到激动处，丁老四又讲起他和叔是“生死之交”：一次，叔跟着丁老四去北萨拉收牛，回来时下冒烟雪，丁老四被冻抽了，躺在雪地里一步也走不动，“我都等死了”。最后是叔用拴牛的缰绳把丁老四一步一步拖到公路上，救了他一命。“这辈子，我就是忘了我爹忘了我妈忘了我二姨，我都不会忘了大老孙！他是我亲哥，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孙三说，这事他知道，整个菜市场，都知道他俩关系最铁。我不无调侃地说：“就是，这年头不是骨肉至亲，谁会轻易把钱借给你？”

“错！”丁老四更正道，“这年头，至亲骨肉都不好使。但是大老孙好使，绝对好使。”说完，他还冲叔竖起了大拇指。

吃完饭，叔照例要玩几把“斗鸡”，不玩不让走。婶不得已，又把扑克找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自己的担心跟孙三说了——叔不但贪杯，还特别恋赌，可耍钱最忌讳喝酒，因为喝多了控制不了自己，会失去理智，还会上当受骗。“那个丁老四绝非善良之辈，我看他不但喝酒耍滑，耍钱也藏奸，叔绝对玩不过他。”

孙三也忧郁地说：“以后得看住他，别出去玩，更不能玩大的。”

时间过得飞快，一年又过去了，叔的儿女先后结婚，肩膀上的压力得到了释放。此后，他喝多酒时，嘴上也没有把门的了，一时间，连菜市场里看厕所的老太太都知道叔发了大财。而且，他跟一个有夫之妇“相好”的事，也开始在菜市场里疯传。

一天，我媳妇去市场买菜，回来后神秘兮兮且不无讥讽地说：“人一有钱就学坏，这话一点不假。叔可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但人牛X，钱也牛X。他现在过的可是神仙的日子，不！是皇上的日子。”

我不许媳妇在背后说叔的坏话，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没过多久，婶突然来找孙三，说叔又失踪了。孙三给亲戚们打了一圈电话，都说“没看见”。我接到电话时，正在煤矿装车，第一时间就想：叔会不会又跟丁老四去收牛了？

可孙三说，婶已经去菜市场问过了，大家都说丁老四刚收的三十多头牛被查出口蹄疫，让防疫站给拉走了，他已经好几天没进菜市场了。

“得赶紧报警啊！别真的出啥事了。”我说。

孙三让我别急，他再去找找，“如果没有（找到）再报警”。

等我从煤矿回到市里，叔家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小院不见了，猪圈里的猪没了，鸡架里的鸡没了，仓房里堆积如山的黄豆也没了，眼前只剩下满地的泥泞和肮脏的垃圾。

孙三跟抢运作战物资似的，一夜之间把叔的财产搬了个精光。忙活完这一切，他才把叔耍钱输了的事详细地告诉我。

原来，叔失踪的这几天一直和丁老四在外面玩“斗鸡”。这次赌注有点大，刚开始叔赢了几万块，可后来运气不好，赢的钱倒回去不算，还把自己带去的1万多元输得精光。

叔想走，可丁老四拦住他：“哥，你输没了，我有钱，咱不能这么认输，太磕碜了，咱必须翻本！”他说自己带了5万，让叔只管玩，只管往回捞。叔谢了他，还承诺捞回来的钱分他一半。

就这样，叔越输越捞，越捞越输，把丁老四兜里的5万元输光后，又在“局东”那里借了22万，里外连现金带借款，一共输了28万。

等孙三找到叔的时候，这场赌局已经结束了。

叔被孙三送回家，进门就一头栽倒在火炕上，一句话也不说。婶得知消息，趴在炕沿上嚎啕大哭，一把把揪叔的头发，骂他、咒他、扇他耳光，可又有什么用呢？

孙三说：“婶你别闹了，咱们研究研究对策。”

叔翻身坐起来，络腮胡子乱糟糟的，一看就知道好几天没有梳理过。

他已经回过味儿了：“是隋老七他们一伙，咱惹不起。”

孙三顿时就傻了——隋老七是本地黑社会的老大，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有人，自己的名号再大，在隋老七面前也都不值一提。

“一周内得把借的22万和丁老四的5万元还上，否则他们会挑了我的脚筋。”叔说完，彻底蔫了。

如果凭“点”输，心服口服，如果被他们做局骗了，就应该报案。可孙三考虑再三，觉得行不通——叔这属于聚众赌博，如果报警，不但钱要不回来，人还有可能被拘留。另外，他还担心报案会让叔遭到更严重的报复。

孙三再次跟叔确认，他到底掏了多少现金。叔说就1万多块，孙三劝他干脆一走了之，那谁的钱都不用还了。

“走？回老家？”见孙三使劲点头，叔哭了，“那我这么多年不是白奋斗了吗？”

孙三说，只要叔走了，家里的这些东西他们不敢动，自己可以帮忙把房子、黄豆、牲畜处理掉，做豆腐的家什不值几个钱，老姑能用的，都给她。“菜市场的摊位谁用谁给钱，这些都瞎不了，你想想吧！”

是走？是留？几分钟后，叔终于下定了决心。

5

那天早上，叔和婶连饭都没吃，便偷偷搭上一辆拉煤的货车回老家了。

叔走后，孙三把叔家的东西迅速低价处理掉。晚上，他又雇了一辆农用车，把库房里最值钱的黄豆一股脑都倒腾到了老姑家。

一夜之间，孙吉林这户人家便从这个边陲小城彻底消失了。

叔逃走的消息很快传到那些人的耳朵里，可面对空空如也的三间土坯房，他们只能自认倒霉。事情暂时平息下去，孙三冷静下来，可他还是觉得憋屈。一天，孙三喝多了酒，到菜市场找到丁老四，问他为啥要和外人一起欺负叔。丁老四起誓发愿，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绝对没有跟外人合伙做局。

丁老四说，叔挣了那么多钱，眼红的人多了去了，好多人都在算计他。可他自己不知收敛，不但到处吹牛X，还和有夫之妇勾勾搭搭。“我们耍钱那家的老娘们儿跟他就有一手，要不能去人家家里玩吗？我也输了十来万，我还觉得冤呢！我还说是你叔和那个娘们合伙骗了我呢！”

孙三被气得目瞪口呆，可是丁老四有解骨刀在手，即使他再生气，也不敢怎么样。

很快，叔被人骗了28万的事就在菜市场里人尽皆知了。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没人替叔说句公道话，反而都说叔嘚瑟大劲儿了，发点小财不知天高地厚，喝酒、耍钱、嫖娘们。似乎他被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这些话，让在叔的摊位上卖豆腐的老姑愤懑不已，她回来说：“丁老四输的钱都要回来了，还到处埋汰我哥，他把我哥当成傻子耍，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可是，叔已经远在千里之外了。当事人不出面，亲戚朋友的抱怨与牢骚，都是隔靴掻痒罢了。

往年过春节，叔都会送我家几斤干豆腐和几块大豆腐，正好够吃一个正月。如今，我每次逛菜市场，看见曾经属于他的摊位，都会感到惋惜。

叔回到老家后，和姊妹合伙盖了三间砖瓦房。2015年春节我去看他时，院墙还没有圈完，园子里堆满了积雪，屋里只有一铺大炕，一只靠边站饭桌，空旷惨白的墙面上连台电视机都没有。

叔的鬓角白了，眼睛也浑浊不清，他拉住我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几杯酒下肚，叔有点后悔当初的决定，他说：“不如不回来了，如果不回来，一年就能挣20多万，那点饥荒算个啥？”

叔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姑接手他的豆腐摊位后，两年挣了40多万。

“那你想不想回去？”我问。

“我咋不想呢！可是回去住哪儿？豆腐坊都没了，回不去啦！只有做梦还时常起早，拉电磨，开吹风机，有时好像睡在豆腐炕上，热乎乎的，突然就起来穿衣服，莫名其妙地下地，到外边一看，黑咕隆咚的，天还没亮……”叔哭了，哭得很伤心。

婶在一旁说，叔回来的第一个月，嗓子冒烟，满嘴都是水泡，不能说出话，足足在家趴了一个月才下地。那时候，他们住在三姑家，她家正好要盖新房子，叔就拿了3万元入伙，“要不咋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

等盖完房子，有了小园子，叔也没心思种，天天去村里的小卖店看热闹。等心情好了，脸色正常了，吃饭喝酒也正常了，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动不动就吹牛，还把在霍林河输钱的事拿出来显摆，不但不嫌磕碜，还像多英雄似的。

我问叔现在还玩不玩牌了，婶说玩是戒不了，但是农村的局小，叔小麻将不稀得玩，大麻将人家又不敢和他玩，因为他一边玩一边喝酒，谁都怕出事，整得麻将场里人人都躲着他。

2017年，霍林河开始打击黑恶势力，没人再敢跟叔讨要那笔赌债了。叔又回到这个边陲小城，只是他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他不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是一个探亲的客人。

丁老四还在菜市场里卖肉，没发大财，却也没啥闪失，听说叔回来，说啥也要请他吃饭。说来奇怪，叔竟然欣然应约，他们之间的债务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顿酒喝完，叔和丁老四又成了好朋友。

叔对我们说：“事情都过去了，不计较那些了，毕竟我也没损失多少钱。”也许，叔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他只记得别人对他的好，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和事，他一概选择遗忘。

回吉林老家之前，叔偷偷去郊区看他的老房子，遗憾的是，所有的平房都不见了，那地方被霍林河坑口发电厂征用了。

2018年春节，婶给孙三打电话，说叔在麻将桌上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落得一个半身不遂的毛病。婶说：“你们放心吧，以后，他再也不能喝酒耍钱胡哕哕（胡造）了。”

后来，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连续住了两次医院，把当年卖黄豆和房子的钱花得所剩无几。出院后，他生活不能自理，婶一个人无法照顾，遂搬到了女儿家。女儿在自家楼下租了间仓房给他们住，下班后照顾他。

2020年疫情肆虐，人心惶惶，4月的一天，婶再次给孙三打电话，说叔身体越来越差，想回霍林河，“他说就是死，也要死在霍林河”。

可是因种种原因，叔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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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一个勺子》剧照

唾骂声里留守的老人

前言 这个关于乡间小人物命运的故事，我写的时候很揪心。 世界上最扯淡的事情，是我没有责任，却要我承担责任。陈高兴就遇上了这种扯淡的事。

1

节气很灵。

立春那天，村庄一下子暖和了。不像之前，即使晴天，太阳也软绵绵的，连背阴地的雪都化不掉。

陈高兴从土院走出来，想晒一下太阳，可刚走出庄院门，就被姚老太看到了。

“你狗日的，咋没死了……”

恶言秽语似乎比目光扫视的速度更快。陈高兴的脑袋一下就闷了，他紧急调转身体，向村子的上部走去。身后，骂声像子弹一样向他射来。

为了躲避姚老太恶毒的咒骂，整整一个冬天，陈高兴都没有出门。没想到立春第一天，一出门就被姚老太看到了。她好像整天都守在巷道口，专门等着陈高兴出门。

姚老太比陈高兴大了整整15岁。陈高兴今年70岁，姚老太今年85岁。

姚老太瘦骨嶙峋，平日气若游丝，风刮过来，她都要像柳条一样摆几下，但一看见陈高兴，立马怒目圆睁，声若长虹，精神抖擞。关中乡下骂人的俗言俚语，下流脏话，她全都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地开启骂腔。

自己一生不愿和人惹事，怎么晚年会有这样的遭遇？陈高兴想不通。

第一次被骂的时候，陈高兴本着好男不跟女斗的思维，选择了逃跑。他在心里自我宽慰：这样的老太太，她骂谁，谁都只能自认倒霉。为自己的逃跑营建了意识正确性之后，每次挨骂受辱，陈高兴只能无条件地强力忍受，怒气和冲动的萌芽一旦生成，便要早早地掐死。

而自从他选择了逃跑，姚老太对骂陈高兴就更加得心应手、肆无忌惮了。

2

陈高兴清楚地记得，10年前自己离开村庄的时候，村口看热闹的人群中，就有姚老太的身影。

那时姚老太还不大虚弱，姚老太夫妇和他也还是一团和气。

10年后，他再次回到村庄时，一切都变了。姚老太的丈夫、五儿子死了，他的弟弟也死了。

一个80岁的老太太死了丈夫，再平常不过。但姚老太的五儿子死得太年轻，死时才刚满35周岁。并且，他的死，和陈高兴同母异父的弟弟有关。

陈高兴和弟弟本不是特别亲近。离开老家后，二人就没怎么联系过。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年头，陈高兴突然接到老家的信息，说弟弟死了，死于非命。是吊死的，死相很难看。

弟弟的死亡时间很快，前后不过十分钟。

十分钟前，他和姚老太的五儿子发生了激烈的械斗，他赢了，他用钝器击中了姚老太儿子的头部。姚老太的儿子倒在血泊中呻吟的时候，弟弟瞬间离开了现场。

后来，人们在他家庄院外的柴草房里，找到了上吊的尸体。陈高兴猜想，弟弟不在自家的堂屋结果自己，或许是担心儿女们想起他的死相，不敢再居住。

那是一个没有风的正午。村庄沉浸在艳阳下，空气中凝结着热浪。弟弟和姚老太的儿子在一起修盖房屋，在场的人不多。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人就拿着铁锹和洋镐打起来了。一开始，他们攻击对方的身体部位，互有殴伤。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的血性都被激发出来了，互相开始击打致命部位。弟弟的洋镐刚好打在了姚老太儿子的后脑勺，姚老太儿子“哎呀”一声，倒在地上，失去了反击能力。众人这时候才围拢过来，赶紧搭救姚老太的儿子。

大家看到姚老太的儿子头部血流不止，有人找烂衬衣包扎止血，有人赶紧喊来家属。大家商量了一下，发动三轮农用车把人送到了县城的医院。

受伤的人送走了，大家才意识到肇事的人不在现场。三五个人去弟弟家里找时，发现家里并没人。有心眼多的人专门跑到庄院外的柴草房，发现弟弟已经吊死了。

弟弟死的时候，侄儿只有16岁，陈高兴得到消息后，派儿子赶紧回了一趟老家，帮助侄子料理了弟弟的丧事。

他记得自己在村里生活的时候，弟弟和姚老太的五儿子关系一直不错，他们经常一起喝酒、一起干活，过年的时候，还会一起赌钱，是好伙伴。

他们为什么会斗殴，斗得那么狠？陈高兴问儿子。

儿子不知道，村里人也不知道。处理案件的民警眼看两个人都死了，也没有过多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斗殴。

后来，隐隐约约有人传言：他们的斗殴，起因是赌债。

3

姚老太的儿子送到县医院时，已经大脑昏迷了，但还有呼吸。县医院不敢接收，又送到了省城的医院。人被推进急救仓，抢救了半个月，还是死了。死人拉回村，乡亲们又忙活了一场葬礼。

一场斗殴，两败俱伤。斗殴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亲人又投入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姚老太的亲人觉得是陈高兴弟弟打死了自己的人，应该赔偿人命和医院里花出去的救治费。陈高兴弟弟的亲人认为自己的人已经死了，没有义务赔偿。两家人吵来吵去，也吵不出结果。

姚老太想获得更高的赔偿，但是陈高兴的弟媳妇并没有给予。最后对簿公堂，法庭要求陈高兴的弟弟一家赔偿姚老太3万元了事。

这个法律程序并没有满足姚老太的期望。五儿子死的时候，子女都很小，儿子10岁，女儿8岁。顶梁柱坍塌，一个家庭都陷入了灾难。更要命的是，姚老太的儿媳妇在老公死后，带着女儿改嫁外乡，姚老太的其他4个儿子也大都不愿过多关顾，剩下她和孙子孤儿寡奶，生活多艰。

丧失爱子的姚老太一直无法走出阴霾。她把对五儿子的思念和不舍，全部转化成对陈高兴弟弟一族人的仇恨。她多次到陈高兴弟媳家里闹腾，打骂。陈家报警，公安人员来了几次之后，才遏制了姚老太上门闹腾的冲动。之后，姚老太只要在村头巷尾看见陈高兴弟媳、侄子、侄女，都会破口大骂。

“你们死断根的，咋不都死了？”

“你们杀人犯，把我的娃杀了。”

“天打雷杀的，你们还我的娃。”

起初，陈高兴的弟媳也会还嘴对骂，但是过了几次招，陈高兴弟媳觉得姚老太有鱼死网破的架势，自己根本不是对手，之后看见姚老太便躲着走。姚老太也就追着骂，但毕竟年龄大了，追不了几步就气喘。

碍于压力，陈高兴的侄子和弟媳给大门上了锁，举家搬离了村庄。

4

原本，这场无休止的咒骂与陈高兴无关。

早年，陈高兴的儿子在内蒙古承包了一些土地，把老婆孩子都带了过去，一切扯顺以后，又执意要带陈高兴去内蒙古养老。说心里话，陈高兴有点不想离开，但自己一个人呆在村里，孤家寡人，儿子意不过。

在异地他乡，陈高兴过上了不愁吃穿的生活，尽管身边没有一个熟人，地理环境和老家迥异有别，生活索然无趣，但离开村子的时候，他是没想过要回来的。

直到弟弟突然死去，陈高兴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与老家的联系。进入60岁以后，他每天都在怀念自己的老院子，怀念自己的一生。尤其是童年时光。

陈高兴不喜欢白色，任何白色他都不喜欢。白纸、白布、白色的绵羊，统统不喜欢。

这些物质，陈高兴自动选择躲避，基本见不到。但是，陈高兴有时候觉得太阳光芒也是白的。当他觉得太阳发出白光的时候，就要躲到屋子里去。

比白天的白太阳更可怖的是夜晚的白月光。月光总是拖着重影，眼前的房屋、院墙、树木，都幻化着鬼魅。月光很亮的夜晚，陈高兴觉得大地也变成了白色，他不敢出门了，早早料理好家里的一切伙计，早早入睡。

陈高兴对于白色的恐怖，最早形成于1960年。

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件，陈高兴的父亲死了。父亲死时，他只有12岁。

父亲横躺在土炕上，身上裹着白布。村里的老人让陈高兴跪在地上，上香、磕头。后来父亲被装进了木匣子。再后来，他自己也被要求穿上白布衣。接连不断的仪式持续了2天，然后父亲被埋掉了。

这是关于父亲最后的记忆。死亡的具体情节无从想起，只有那耀眼的白一直留存在记忆深处。

少年丧父，命运给陈高兴的人生敲了重重的一棒。

父亲死后，母亲改嫁给了父亲的弟弟，他的叔叔。后来，母亲和叔叔又生了一个儿子。陈高兴有了同母异父的弟弟。

成长的记忆缓慢而杂乱，并未留下太多的印象，只知后来陈高兴借靠叔父的帮助，娶到了妻子，生养了2个女儿1个儿子。

有儿有女，陈高兴感到很踏实。他和万千中国农民一样，做好了过一辈子舒心日子的打算。但是，命运再次要捉弄他。

儿子12岁的时候，妻子突然患病。那是1980年代末期，中国农民能进得起的医院，只有乡镇卫生院。妻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卫生院的大夫也没有说清楚，反正开了一点药回来，吃着吃着就死了。

中年丧偶，命运给陈高兴的人生敲了重重的第二棒。

儿子失去母亲的年龄和自己失去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儿子。早早地失去母亲，父爱成了弥补缺憾的唯一支柱，陈高兴对儿子疼爱有加。还好，儿子有姐姐们照顾，并没有因为母亲的早逝而影响到成长。

后来，大女儿出嫁了。再后来，二女儿也出嫁了。陈高兴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为儿子找到媳妇。

但行动还没有开始，噩耗又来了。二女儿出嫁的第二年出了意外，分娩的时候，没有去医院，只叫了乡下的村医，村医看着孩子生出来以后，就回去了。过了一阵，二女儿产后大出血，根本没来得及搭救，人就没了。

晚年丧女，命运给陈高兴的人生敲了重重的第三棒。

5

转眼间，陈高兴在内蒙古已经生活了10年。70岁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死亡，他想回家。

儿子有些不愿意，父亲回去一个人生活，做饭不方便，起居不方便，生病了没人照看，更不方便。反复交涉了几次，他才最终同意了父亲的要求。

71岁那年，陈高兴回到了老家。进村的时候，他看见村口有好几个人在晒太阳，其中还有姚老太。阔别10年，陈高兴想给大家打个招呼，没想到自己还没张口，姚老太就劈头盖脸抢先骂了起来：“你咋还没死，杀人犯，你不得好死的杀人犯，你们一门都是杀人犯。”

时间在推移，姚老太的怒火却并未消散，这些年，她余下的4个儿子还住在村里，但很少和她产生交流。后来，姚老太独力拉扯大的孙子也去了城里，孤独、恐惧、失落，时时都在催生她内心的仇恨。

假如姚老太也能参与社会流动，离开村子，或许痛苦会变得少一些。

假如陈高兴不要留恋叶落归根的古训，抱着天下黄土都能埋人的洒脱，不再返回村庄养老，或许他就不会遭遇晚年挨骂受气的尴尬。

但是，这两个假如都是不成立的。离开村庄很久的陈高兴又回来了，他迅速变成了姚老太的出气筒。

咒骂声中，众人面面相觑。陈高兴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弟弟打架斗殴导致对方死了，那是弟弟犯下的错，姚老太干嘛要骂自己啊？再说，弟弟也死了啊！

但他没有辩解，乘机开溜，赶紧回了家。

土木结构的房子荒废了10年，大多面临坍塌，只有1间能勉强住人。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陈高兴本想寻求内心的安然。但好不容易忘记的白色，因着姚老太的咒骂，再次不断浮现在眼前。

蜗居在不起眼的土房子里，他每日每夜都在怀念过去。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人生三大不幸，自己一样都没躲过，就连睡梦里也全是三大不幸相关的内容。这些苦楚，他端进自己的碗里，吞咽了一辈子。

出门晒太阳的时候，姚老太一旦在巷口，必然会咒骂陈高兴。陈高兴听到仇恨的骂声，就会闻到死亡的气息，看见耀眼的白。是的，2条人命。姚老太的五儿子，自己的弟弟。他俩同时离开了这个世界。

瞬间，陈高兴还会联想到，父亲、妻子、女儿，他们都裹着白色离开了世界。

渐渐地，陈高兴不再惧怕白色了。他意识到，自己终将在白色中告别。

他开始惧怕姚老太了。那骂声，凄厉、恶毒、伶俐，像拉过心脏的一根沙棘条，身体的每处神经都要为之颤抖。

那骂声，比白色更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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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福星”儿子要败掉这个家

2020年8月底的一天，疫情后稍微活跃一点的家庭群又陷入沉寂，原因是五舅妈的一条长微信——

“……大哥、二哥、三哥、四姐、兄弟，现在老五一家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由于这几年老五做工地接二连三地亏本，孩子生病又用钱，本来卖房子还有几十万块钱，去年去接电梯安装公司，到现在几十万又亏完了。另外还欠了一百多万，挖机、推土机也卖了，包括唯一的一室一厅也快没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多余的资金，借一点给我们，把银行的代（贷）款还了，我们也确实是没办法了，总不可能连累别人吧？大家能借多少借多少，没有也不存在……”

过了许久，见没人回应，我忍不住私信截图给我妈。她说看见了，不知怎么回。其实，不光是我妈，群里二十多个亲戚应该都已经看见了，估计都不知如何回，只能沉默。

这沉默里除了震惊，更多的是不解：曾经柴家最风光的老五，为何会沦落至此？

1

1997年，重庆直辖之后，仿若有人抡起一把巨大的锤子，要将这个山水之城敲碎、打散，再用水泥捏成新模样。无论走在哪里，你都能闻到浓重的尘土味，看见大小工地上高高低低的彩色塔吊在缓慢而不停歇地旋转。亟待修建的楼房、公路比比皆是，路上拉土石方的大卡车的轰隆隆的声音更是在城市各处响起——这昭示着土石方这个行当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2001年，32岁的五舅在牌局上认识了一位靠做土石方发达了的大哥，凭着活络的个性，进入这个好似为他量身打造的行业。

在此之前，五舅的人生可谓是“人在囧途”：小时差点因脑膜炎没了命，初中没念几天就辍学回家，出门当汽修学徒，还没学多久，厂垮了；后来他辗转各种小厂谋生，总是安定不下来，只好回到农村帮外公外婆继续干农活；没干多久，他还是不甘心，凑了些钱，去学开车，等拿到驾照时，人也结了婚，开始当司机帮人跑货运，基本生活够，但一直攒不下多少钱；1998年，五舅找在银行工作、下班后已经开上批发超市的大舅，想借钱买一辆货车，大舅个性刚直，答应借钱，但得按银行的办法，让五舅按月归还一定数额的本息，并约定好还钱时限。

车买回来，货运生意不错。这年冬天，五舅还接到去贵州运货的长途差事。那边山高路险，盘山公路上还垫着雪，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一侧是嶙峋陡峭的山壁，把命栓在裤腰带上好几日，五舅和五舅妈才出到大马路上。他俩松了口气，也放松了警惕，没留人守在车上，都去了附近的小旅店歇了一夜。结果次日一早，便发现车被偷了。

关于这件事的后果，我是在不久后的春节看到的。那年依惯例，除夕依然在外婆外公家过，我们小孩子早早吃完饭守在里屋看春晚。而留连席间的大人们，最后竟拍桌子吵嚷起来，接着五舅妈哭着冲进来，抄起床上的背包就跑了出去。我妈也满脸焦虑跟过来，嘴里一直在念：“大哥也太过分了！一定要把老五逼到那份上吗？”

原来，五舅的货车被偷后，便没能按大舅的要求准备还钱。大舅直接在饭桌上让他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直到五舅身上只剩下两元钱（我妈说的，现在不能确认），还不依不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身上就算是有一分也要想着拿来还。嘴上说没钱还，你两个人却有钱里里外外都买了身新衣服？”

这句话，气得外公差点掀桌，当然也让五舅妈羞愤难耐：“过个年，其他钱都给你，就买件衣服，至于吗？”

“没规矩不成方圆。再说亲兄弟、明算账，没得啥子是理所当然的，我的钱又不是水冲起来的。”

后来五舅漾着酒步走过来，脸上还带着讪讪的笑意，什么也没说，穿上外套也出门了。谁也不知那个潮冷的除夕夜，他独自走在烟花四射的路上想了些什么。我妈跟我爸说：“也只有老五，能受得了大哥这气，钱慢慢还嘛，非要过年逼这么厉害。”我爸只能随口安慰：“是啊，不过人总会走运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妈狠狠地点点头。

因此，当五舅靠着土石方迅速发迹后，引来不少人的喝彩：看嘛，人迟早都会时来运转。还无不艳羡说：“柴老五这盘儿（这次）抓住了时代的尾巴根儿，彻底翻身了哟。”

但五舅却将他这一发迹归功于他“儿子”伽伽。

五舅、五舅妈结婚多年，寻医无数，一直没能怀上孩子。在2002年春天，幺舅熟人在山区遇到一家刚生了孩子的夫妇，他们生活就靠几亩地，已有5个孩子，就想把新生儿送人。得到消息后，五舅没多想，便让人将孩子带了来。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儿子”刚到他家没多少时日，自己的土石方生意就愈发明朗起来，所以五舅对这个孩子更是宝贝得不行。

我的学校离五舅租住的地方近。一天早上，我妈告诉我，五舅让我放学去他家吃饭，顺便看看弟弟伽伽。

那天下午，待我刚进门，还没来得及放下书包，五舅就脸上簇着笑，抬手招我到一个巨大的冰箱前——之所以形容“巨大”，是对比五舅租住的这套逼仄的一室一厅来说。

“圆儿，快来看，巴适不？养一天，还是活着的哟！”

我凑近一瞧，见3尾白腹鲫鱼正在冰箱一格里懒洋洋地游着，我一下反应过来——五舅是把广告里那个能养活鱼的冰箱搬回家了。我敢打赌，当时整个镇上都没几家有这款冰箱。当冰箱门关上的那一刹那，寒气飞扑，我心里由衷地感到清爽——我这个曾穷到兜里只剩两元钱的舅舅，真的要走运了。

“哎，也没啥，你弟弟就爱喝鱼汤，现在给他整一个这种冰箱，天天喝。”五舅指着卧室里小婴儿，脸上满溢初为人父的幸福。卧室的立柜上，堆着市面上最火的进口奶粉和纸尿裤。听到动静，伽伽醒了，嗷嗷哭起来。软趴趴一个小孩，眯缝眼，单眼皮完全不似五舅、五舅妈的大眼睛、高鼻梁。但在五舅眼里，他就是一个天使，揽在怀里轻轻摇动，嘴里嘀咕着：“幺儿乖，幺儿不哭，你是老汉儿的福星哟，老汉以后把星线儿（星星）都给你夺（摘）下来。”

2

伽伽“名副其实”是五舅的福星。他来的第二年，外公外婆家接到征地通知。

拆迁在那时也不算是新鲜事，大家都想着按前人“经验”，利用“假离婚”多分上一套房。外公外婆来我家说，几个舅舅都结婚分家了，两个老人的户口还跟着幺舅，而要面子的外公死活不愿意去假离婚。家里人不敢多违拗老人，但如果顺其自然，老人就不能多分一套房，而幺舅就会因此会多上几十个平方，分到更大的房子。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大舅说是为了公平，幺舅说是怕他占了便宜），兄弟5人决定抓阄，外公外婆抓到谁，他们身上的平方数就算在谁家。

最后，外公抱着伽伽让他抓起纸团，打开一看标着“5”。五舅便顺理成章拿到了“好处”——通过和五舅妈假离婚，加上外公外婆的平方数，他们家分到一套三室一厅和一套一室一厅。按事先约定好的，这套一室一厅先是给外公外婆住，五舅负责外公外婆日常的水电气费，等老人不在了，这房子就归五舅所有。对此，其他人也“愿赌服输”。

“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幺儿厉害哟！”五舅抱起弟弟狠狠地亲了一下。伽伽也狠狠拍着他爸的脸，哈哈直乐。

盖房子需要时间，征地款倒是提前发放下来了。我妈说，领钱的那天，当着诸多熟人，大舅直接拦住五舅，要让他把欠下的钱一次性还清。五舅解释说，现在他工程起步，需要资金运转，能不能缓缓。

“不能，没钱时一个月一个月还。现在有钱了，就要两清。”大舅说得不容置疑。

在周围一帮熟人的注视下，五舅咬着牙，把欠下的几万元一次性都给了大舅：“好，也算两清了。”

一转头，五舅便又陆续向其他几位舅舅和我妈借了点钱。大家也都没有推辞，想着他好不容易发迹了，怎么也得帮一把。

渝城的城市化进程愈发提速。五舅也乘着这股东风干得风声水起。2005年，在拆迁的安置房小区可以入住后，五舅一家搬进了旁边的商品房。苦尽甘来的五舅妈，身材也富态起来，衣服首饰样样不菲。可能是那次春节饭桌上落下了阴影，五舅总在家族聚会上有意无意地拔高音调：“我们二妹，以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要不是怕穿貂流鼻血，我给她买两件一起穿。”

而对伽伽，五舅更是奉为“菩萨”，好好供着。那几年生意愈发顺遂，愈让他觉得是这个孩子给他带来的财运。因此，他对伽伽绝不打骂，平时爱扯着嗓子说话的他，一到伽伽面前，声音彷如浅吟低唱。

我妈说，五舅找人算了命，说是伽伽千里送福来，“他俩这么多年一直怀不上孩子，原来是在等这颗福星哟”。看着她神秘兮兮的样子，我忍不住说这些都是封建迷信，我妈拧我一下，蹙眉叮嘱：“千万别在你舅舅面前这么说。还有，你毛手毛脚，平时少去抱伽伽，小心把他磕了碰了的。”

伽伽那时的吃穿用度不是一般小孩儿能比的，脚上穿的一双运动鞋，听五舅妈说都要一千多。大家都说，小孩子的脚长得快啊，穿不了多久。五舅故作谦虚地说：“内娃儿怪哟，到商场头哭得哇爪爪（厉害）的，一给他穿上这鞋就不哭了……”

一旁的人都不住点头，还有些五舅刚结识的人拍起了马屁：“这娃儿真神了，了不得。真是块金元宝，掉到哪家，哪家都发达。”这话五舅自然爱听，对伽伽愈发溺爱。无论他是动手打人还是撒泼打滚，都没人敢说。我妈有次看不过去，私下里给五舅说，宠孩子可以，但也不要太过溺爱。五舅只说：“孩子嘛，现在有条件，就要给他最好的。不像以前，衣服都不敢买一件。”

听他这么一说，我妈就只能闭嘴。

那几年，五舅因时运成了别人眼中的“暴发户”，这个名头听起来不雅，但对五舅来说无疑是“加冕”，穿着打扮越往那方面靠——寸头，脖子上挂着半斤沉的大金链子，小皮衣紧裹着日益浑圆的上身，圆润的肚子往天上顶。说起话来，也是派头十足。家庭聚会上，但凡大舅还用那老一套“斤斤计较”地算钱，五舅就会揶揄道：“这能有几个钱？都算我账上！”

大舅倒也是点点头：“你有钱，都随你呗。”

这时五舅妈总会在旁边呛一句：“哎哟，你能干得很。”话是这么说，神情倒是享受。

后来，五舅自己攒的局，大舅都鲜少出现。而五舅张罗的聚会，除了我们家人，还有（不少他）外面的朋友参加。五舅每次喝高了后的主题都是忆苦思甜，他醉洋洋地说：“我，柴老五，不像有的人，懂啥？耿直得很，有钱大家赚……”

那时五舅不仅在外有自己的“大哥”，身边也开始围着一帮小弟。我印象深刻的，有位黑瘦的叔叔，外号“干豇豆”的，人憨厚，话不多，忙前忙后；还有位“花猫脸”来得最为殷勤，每次聚会总能看见他们一家子的身影，在饭桌上对着五舅吹彩虹屁，属他最不脸红。五舅也渐渐拿起“大哥”范儿来，讲话派头十足，有时开起玩笑来，也毫不留情面，身边人也只能尴尬一笑，无人敢多说一句。

2007年中秋，我们自家聚会，没有外人。幺舅开玩笑说了句：“这些人还是要注意下哟，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们这些人！注意什么？亲兄弟明算账吗？感情到位了，什么都好说。我外面那‘大哥’，非亲非故，不也是比真的大哥还亲吗？”五舅说这话时，并不避讳。

大舅在一旁听到了，装作没听到，只留下众人面面相觑。

随后五舅揽过伽伽，宣布他们这年年底就要搬入星城小区，大三居——方圆十几公里内最新也最好的小区，对口渝城重点学校，可以从小学读到高中，“书嘛可以随便读读，就多认识几个人，朋友处好了是比亲兄弟还靠谱的。我对伽伽也没啥大期望，就在这学校多认识点人，到时候出国留个学，也就行了。我和二妹以后买个小马儿（宝马）一开，再去整套别野（墅），每天买把藤藤菜（空心菜）回来下小面，这辈子就算安逸咯。”

没人知道五舅当时到底多有钱，但说这话，旁人并不觉得他是在吹牛，连许久不见的远房亲戚都或真心或假意地称赞：“柴老五是了不得了现在，大老板了。”

外公当时已经去世几年，逢节期，我们要去墓园祭拜。墓园外有一条卖香蜡纸烛的街道，大多数人就象征性地买点就行，只有五舅，在那街道上扫眼一看，哪里的蜡烛最大、花篮最大就定哪家，然后一路将香烛花篮擎在头顶，引来无数目光。这时的他再没了当年除夕夜夺门而出的落魄，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洋溢着被命运眷顾的自信。

3

伽伽渐渐长大，个性是意料之中的顽劣。他小时候哭闹不休，稍微有不顺意便要扔东西砸人。五舅五舅妈不仅放任，还好言好语地“伺候着”。长大点，他跟着五舅穿梭在各种饭局、牌局，变得流里流气，满嘴脏话，五舅也一笑了之。我们几个比他大十来岁的孩子能躲则躲，谁也不敢碰这个“金宝卵”，而幺舅的孩子庆庆与他年龄相仿，但凡两人碰见，伽伽总有办法将庆庆整哭。庆庆一哭，五舅嘴上骂伽伽几句“老子整你哟”，可从来没付诸过行动。这也使得伽伽越发乖戾。

我大三暑假到外婆家，赶上外婆出门买菜。没多久，就听到“哐哐哐”的踢门声，开门见是伽伽，他没好气地说：“耳朵聋了啊？这么久才开？”

我白他一眼，进了洗手间。就在转身的刹那，我听见外婆家的猫嗷地一声大叫，我转过身，看见9岁的伽伽正用脚碾着猫尾巴，猫疼得乱弹，又跌下，他又一脚踹上去，动作一气呵成。我冲过去把他拎到一边，怒从胆边生：“你干啥子？小娃儿家家的，心啷个嫩个狠呢？”

他先是愣了几秒，冲我啐一口“关你屁事”，随后就想往我身上踢。好在有年龄优势，我几下就把他连拉带拽关进了卧室。

没多久，五舅赶到，我简单解释了几句，五舅妈无动于衷，打开门就把伽伽搂过来：“不听话吧，姐姐打你了哈？打痛了没？”伽伽对我怒目而视，我都瞪回去，他又想拿脚来踢我。五舅遂把他揽到一旁，声音又降八度说：“幺——儿——哟——你啷个要嫩个呢？”那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表扬孩子。

这时外婆也回来了，怕我受了委屈，说了伽伽两句。刚平静下来的伽伽，又开启大啕，嘴里还振振有词：“你们出去，你们出去，这是我家的房子！你们都滚出去……”

我拿起书包就准备走，被挡在门前的外婆拉住了。五舅拉过伽伽，佯怒道：“这是婆婆个嘛，这房子虽说是我们的，现在可是婆婆住的，不准乱说哈。”说着还往桌上放了两百元，让外婆多去买点好吃的：“圆圆不要介意哈，弟弟小，以后懂事了就好了。我们先走了，还有个局。”伽伽还扭过头来，想要打我一下，我怒着脸狠狠回瞪。

等他们走了，外婆叹了口气：“没办法，这娃儿现在是无法无天，不晓得是你五舅的福还是祸哟。反正现在你舅是宝贝得不行，该好好教的不教，只知道像个菩萨一样供着，看能供到什么时候哟。”

2014年，五舅手下已经有固定的人，自行揽活儿做生意。此时渝城“摧毁重建”的进程放缓不少，但大家觉得，已经有多年经验和人脉的五舅，应该还能继续分到一杯羹。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三舅。做过多年工程监理的他，给老板管过海南的几个项目。回来后，他便对五舅说，今时不同往日，土石方生意已经大面积萎缩，自己开公司还是需要多学点知识以应对变化，还借用他老板的一句话送给五舅：“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范围以外的钱的。”

“学什么哟学，我们这些农村娃儿不靠那些！”五舅不以为然，但见三舅休息在家，也让他去新工地帮他看着一段时间。

“你们俩都不去现场的？”三舅很是震惊，本来这种小生意就有很多“边边角角”，老板自己长期不在工地，后果可想而知。

“都是兄弟嘛，再说我不得去外面联络感情啊，还有就是……”五舅难以开口的是，因为他的一些桃色事件，原本偶尔还会去工地上看一两眼的五舅妈那时是天天守在他身边，寸步不离。

“那娃儿哪个管呢？”

“学校有老师，家里有阿姨做饭，钱也给够了，饿不着。”

三舅实在是不忍心，就趁工作空档帮五舅看一阵工地。他一去就发现工地上的油用得极快，那些没怎么出车的司机也成百上千地过来报油费——显然司机料定老板不常来，想要从中吃点回扣。除了油，包括一些挖梆、填筑、排水、爆破等，几乎是方方面面都糊弄着五舅。而这里负责的，基本都是“花脸猫”，就连工地食堂煮饭的都是他家嫂子，每个月2万多的买菜钱，吃的却都是些烂白菜、大肥肉，中间揩油不止一半。

三舅当即在现场指出来，还被那些人一通指骂。三舅给五舅说，公司这样做下去肯定不行，而且已经有亏钱的趋势了，“即便你现在是有钱了，也不能这么挥霍”。然而五舅却只说：“管事儿那几个，都是兄弟，这么点钱，不用计较了，只要把活儿干好！”

事后得知，五舅的生意从那几年就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但是被“众星捧月”的这些年，让他拉不下来脸对大家说实话。再加上按我妈的意思，五舅总觉得有伽伽这个福星，他的生意就不会倒。

那时伽伽在学校无论犯了什么事，五舅都会去帮他擦屁股，而且还是“无理硬三分”。伽伽刚上初中就和高年级同学打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他，有次惹到了狠角色，挂了彩回来。五舅不问青红皂白，拉着伽伽直接打上门，把那孩子连父母一起教训了。

“你不知道那阵仗，吼得整个小区都能听见。”五舅妈给我们讲这件事时，隐隐压不住炫耀的神色。

“那要碰上更厉害的呢？不能总这样吧？”我回了一句。

“都是人，又还有多厉害嘛？”她拿着手里的麻将，登楞楞往桌上一扔，不以为意地回了一句。

4

2015年春，我已在外地工作。有天，五舅妈的电话打过来，语气焦急：“圆儿，你开导下你弟弟。不晓得是怎么了，他就哭着喊着要出家，你有没有同学是学医的，能不能问下怎么了？”

出家？我愣了好几秒。听五舅妈说，伽伽刚开学，有天回到家就说不想去上学，还说自己中了“淫邪”，要去出家才能还报。情况我了解得模模糊糊，想着应该就是伽伽到了青春期，心理转不过来弯儿。我当即给一个学医的同学打了电话，稍微说明了一下情况，她便让舅妈带着伽伽后天去他们医院，一位学校附属医院的心理专家那天坐镇。

看病当日，同学也在，专家诊断伽伽为轻度抑郁症，先好好吃药调理下。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明情况后，我连声感谢，毕竟要不是她的关系，约上这个老师号着实很难。当我再询问五舅妈，她语气里却有些抱怨：“这专家，好像也没什么能力，也没说什么原因，就开了一大堆药，不晓得啥时候才能吃完。”

我没有接话，只说：“先吃了再说，心理疾病本来就需要时间，不能半途而废。”

待和我妈说起这事，她说：“哪里没什么原因哟！听你五舅的意思，伽伽有可能是被下暴了（校园暴力），但这次他死咬着不说——一直给你五舅讲不要这么惯着娃儿，非不听，他这次被欺负得不敢去上学，还不敢给大人讲。”

“说不定也真是青春期心理问题。”

“算了，你五舅也是，没办法，这运气就随着这个娃儿走。听说，这次那个工地也亏了钱，生意没以前好做了，刚还钱没多久，又找来借钱了……”

“哎呀，莫着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伽伽的病情并不如我起初想的那样很快就恢复了，反而一发不可收拾，迅速演变为在家光着身子、基本不吃饭、一心说要出家，人也迅速瘦成麻杆。带他去庙里真住了几天，他又撑不下来，只能又回家。听我妈说，平日里伽伽也没有了以前的顽劣，对任何外界的刺激都反应慢三拍，问他话，也要想很久才说，经常是答非所问。　

待到次年外婆80岁大寿，大家在外面吃饭，五舅妈安排伽伽坐我旁边：“快快，跟姐姐聊聊。”

已经快1米7的伽伽，已经稍微恢复体形，但满脸呆滞的表情。他拿着筷子，似乎需要特别吃力才能夹起菜来，而无论我对他说什么，他都迟几秒再给出反应——一个慢动作咧开嘴的抽动，看得人瘆得慌。

吃完饭，我要出去拿蛋糕，邀伽伽一起出去走走。走出餐馆，刚转角，我再看了下我身边的伽伽，眼神、动作恢复正常了，还主动问起我在外地的生活。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脱口而出：“你装的啊？”

他嘿嘿笑，又恢复了之前的神态。

“你干嘛这样？为什么啊？”

他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就要看看，怎么能把我家办垮（意思是，让家里衰落）。”

“啥？”我对这个回答简直震惊，“把家整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伽伽又不理我了，转而望着路边烧烤摊下的一盆鲫鱼，对我说：“这些鱼，都该去放生的，怎么能吃呢？”

我一时是想不出，这还是那个把猫踢得嗷嗷叫的小孩吗？

“你爸妈对你还不好吗？你干啥要这样？”

“他对我哪里好了？姐你觉得他们俩教我什么了？吃——喝——嫖——赌？”伽伽又恢复了慢一拍的神色。

一时，我竟又分辨不出他是真是假，被这句话噎住了。

5

2017年底，休学一年多、“情况”还不见好的伽伽，最终还是去了渝城专门的精神卫生医院——起初不去，说是怕留下档案。去医院的前一天，五舅和五舅妈还是满足伽伽的要求，又去了一次寺院。五舅当时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拍的是那个寺院的大门，配的一句话是：“老子真的想几门炮把它龟儿炸平。”

最终，五舅妈说，伽伽在医院被确诊为中度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其实从伽伽的反应来看，五舅妈说得应该有所保留——在经过包括电击疗法在内的治疗之后，稍微缓和了一点，往后需要持续吃药、复查。

至于伽伽这病的源头，五舅五舅妈一直没找出，或许也不愿找。至于他在外婆寿宴那天私下给我说的话，我也不知如何向五舅妈五舅开口——我给我妈说了，她嘱咐我，事已至此，还是别说了。

已经15岁的伽伽，个头儿已经赶上五舅了。不用上学后，伽伽每天打游戏到半夜，睡到中午起，饭不如意，筷子一摔就要点外卖。稍微多喊他几句让他吃饭，他要么脱光衣服站到阳台上，要么就操起东西作势要和五舅对打。有次，甚至从他床下拿出网购的像是玩具又像是真的大砍刀，吓得一旁劝架的我妈都哆嗦。

我问我妈：“都现在这样了，五舅他们都还是任由他花钱网购？一点都不管？”

“管什么管啊，他的手机都连着你舅妈的银行卡，说是不给他不知他能做出什么来。你五舅都只能守着他哭，还说，‘幺儿，你要爸爸跪下吗？是不是跪下了，你就能好了？’。”我妈说，“我在旁边看到都抹眼泪，真不晓得上辈子造得啥孽，遇到这种娃儿。”

“那还不是他们自己教育的问题，关上辈子啥事儿。现在都对伽伽有求必应，他不吃饭，饿几天就行啊。”

“怎么可能饿着他？那是个菩萨嘛。我说了你不爱听，你说怪不怪，这孩子生病后，你五舅的生意真就不好了。”我妈也开始神经质起来。

我说：“你还真信了这邪，是现在本来土石方就没以前好做了。而且舅舅也不好好干，只晓得打牌，工地也不管，以前是站在风口上怎样都能赚钱，到了现在就得靠实力了。”

此时渝城的城建已然不若十年前那番热闹的景象，五舅说的新工地都是在区县了，而县城里的地头蛇们都不愿轻易让出蛋糕，五舅修了一条公路，反倒是搭进去上百万，只能卖出一批车来填补亏空。从区县回城，一趟得两三个小时。五舅妈全职在家带伽伽，但伽伽有事或者需要去医院复查，五舅都会开车回来陪同一起，一次都不会落。

没过多久，我妈突然问我：“你那5万还在不？”之前，她说手上有点钱，转我给她做理财，我还没来得及行动。

“……是你五舅，喊现在土石方不好做，就不做了，现在又找我借点钱，说是工程款到了就还。”我妈解释道。

“之前的还了吗？”

“还了1万。”

加上这5万，五舅借了八九万了，即便是几年前我准备结婚时，我妈说我婚礼、买房都要用钱，问他能不能先还点，五舅也说等工程收了款再说，到最后也没还。我爸对此颇有微词，因此，这次连我心里对五舅都有点膈应了：“你借钱出去，还是要跟老汉商量下哈。”

“晓得了，他就周转下，说下个月就能还。”我妈无奈地说着。

“可舅舅总是这样说，都没诚信了……”我忍不住嘀咕一句。

我们当时都以为八九万之于五舅只算是小钱，我妈也抹不下面子为了这点钱和五舅闹不愉快。但是我知道，这不多不少的钱，却很容易引发我爸妈之间的龃龉。

“关键，五舅这么有钱，怎么老不还钱呢？”

“谁知道呢？债多不愁吧。”我妈嘴上是这么说，但钱也要借。不仅是我妈，除了大舅，五舅跟每家亲戚都借了钱，加起来有三十多万。生意兴旺时，这些钱他肯定能还，但一拖再拖，确实让人不解。幺舅说，其他人家发达了都能带着自己兄弟一起赚钱，五舅发达这些年，除了给老柴家在外挣了个“发达”的名声，不仅没怎么帮衬家里人，还总问兄弟姐妹借钱，而且十多年都不还，一找他还，就说“等周转了来”。只不过，兄弟姐妹们都没大舅那份“魄力”，拿他也没办法。

在五舅欠债还继续借钱的同时，我们在五舅朋友圈看到的却是五舅妈带着伽伽在全国各地的游玩的照片，澳门、香港、厦门……守在工地不能去的五舅，发着母子二人的九宫格说：“只要你二娘母（母子）耍安逸了就行”，而他自己的照片，多半也是工地、打牌和钓鱼。

我开玩笑给我妈说：“你看你借的钱，是不是都给舅妈伽伽出去玩了。”

我妈叹口气，让我千万别给我爸（我爸没五舅的微信）说，不然勤俭了一辈子的他又得心里不痛快。

“你五舅估计就只有一碗稀饭，也要把那二娘母伺候好了来。伽伽说想出去散散心，你舅舅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成全的。”

只是伽伽的病情并没在这种到处“散心”中好起来，仍旧反反复复，但凡他有什么想法——去嵩山少林寺，去华山，甚至是去见女网友……只要他想，五舅都一一应允。

我想，也许这时的五舅对伽伽的情感越来越复杂：伽伽之于他不仅是儿子，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发达的象征，而这个象征若精神萎靡了，他的事业也萎靡了。

一晃又到了2019年中旬，五舅说要还的钱，意料之中一分没兑现。听我妈说，五舅将那套优质学区房卖了，“说是里面有脏东西，让你弟弟一直受苦”。

“那卖房了有钱，还了吗？”当时，我也问得比较直白。毕竟就在不久前，五舅还去四星级酒店办了50岁的生日宴，虽然请的人不多，但也花了一笔钱。

我妈也有些难为情了：“没有，我问了，说是再接一下工程再说。你舅妈说，连着亏了几个工程了，没钱了……”

“亏了？一点不剩？”我有点意外，毕竟破船还有三千钉，五舅那些“产业”不可能一点不剩。

“我也觉得……但你舅妈是这么说的。”我妈也不太信，但转而像是给自己打气一样，期待着2020年五舅的生意能有好转，“他现在不做土石方了，去区县给那些老楼安装室外电梯了，说是安装一部就有两万元，等缓和过来就还……”

6

到了2020年夏天，生活陆续恢复正常了，就连做旅店生意的三舅，生意也恢复到客满盈利，我妈这个家庭群里又恢复成了养生文章集散地。

可五舅的生意却没能缓和过来，五舅妈那条求助微信让大家知晓了全貌——原来，五舅的生意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举步维艰了，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不仅借了兄弟姐妹们的钱，在外面也拉了不少账，甚至还欠了些高利贷，勉力维系着表面上还算光鲜的生活，最后还让五舅妈的弟弟和“干豇豆”把房子抵押贷了款——也就是五舅妈微信里说的“别人”。他们把学区房卖了，抵了部分工程款，其实还剩了几十万，但那时并没想到拿这些钱去把欠账还了，而是想着再做点什么生意了。

但赚惯了快钱的五舅五舅妈，已经不甘于只做点小生意。就在这时，“花脸猫”便说有个做区县安装电梯的老板想退休了，问五舅愿不愿意接，说只要五六十万，做一两年就能回本，往后基本全是赚了。

“这个砍脑壳的‘花脸猫’说得天花乱坠，你五舅就心动了，觉得抓住了救命稻草，匆匆签了合同。没成想，那个合同有陷阱，做了好几个月，你五舅看不着回头钱，再一个，这个工程还欠着上百万呐……说是欠一百多万，还没算到处借的小账，加起来不得快两百万了？现在是外面再也借不到了，才给我们摊牌了……人家‘干豇豆’现在到处找他，说见到他要捅了他。还好你五舅说他找了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住着。”

而舅妈口中的“一室一厅也将没了”，指的就是被欠债的人去法院起诉五舅，被抵押掉的一室一厅就准备公开拍卖了。这就意味着，外婆到老了连自己的住处都没有了。

我妈讲这些的时候，我都能“看见”电话那头她捶胸顿足的样子。我也只能感慨一声：“伽伽想把家败了的‘愿望’，倒是真实现了。”

“别说了，你舅他们日子这么难过了，听伽伽说想去学什么计算机培训，还不是又花了好几万交了学费，他没去几天就又回家待着打游戏……”

五舅妈发信息借钱的原委是知道了。但除了大舅，五舅一直欠着其他几家的钱，而且一欠十几年。一两百万也不是小数目，谁家也不是那种能随便豪赠人几十万的。果不其然，除了我们几个侄儿侄女私下转了几千给五舅救急，大人们基本死心了，觉得让五舅卖了外婆的房，不让他再负担外婆往后的生活，已经算仁至义尽了。

大舅自然是不愿意掺和；二舅三舅说，反正老五还欠着他们的钱，估计也还不回来，也当是给过他了；幺舅说，我最多给一两千。我妈还是私下给了五舅1万，虽然我爸刚听说这事儿时，还表示能给2万，但一听其他人都没给，也就不愿意了：“到时候，他一家人真吃不起饭了，那还不三天两头来找你要钱？到时候你不给吗？”

“我都说了我没有多的了。”我妈解释得毫无底气，“他们现在两个都出去打工了……”

五舅妈说金银首饰都拿出去典当了，闲了几十年的她也去超市上班了，五舅也去一个朋友那里开出租车晚班——我妈说是晚上见着熟人的机会少。

我爸一语中的。

一个月后，五舅妈就打电话来说，家里揭不开锅了，租房要花钱，伽伽看病要花钱，真的撑不下了，希望我妈能再借点。这一次我妈拒绝了。但没几天，五舅亲自来借，在电话里哽咽地说：“姐，我真的不好意思开口……”

听他说只要借两千先打急用，下个月就还，我妈不忍心，还是偷偷给了。至于五舅说的“下个月还”，我妈自然不报希望。

但就在当晚，幺舅给我妈通电话，说几天前五舅也找他借了两千，而且他还打听到另外的消息：“五哥他们现在都这个地步了，还租的两千多一个月的小区房，我问他完全可以换个远点的地方，便宜点的，他就说娃儿不习惯……姐，我给你说，我以后要再拿一分钱，我就名字倒着写。”

“不可能，他们现在哪有钱住这么好的地方嘛。”我妈将信将疑。

“哎，你不信算了。还是大哥聪明，早就看明白了。”

五舅的事儿，大家都瞒着外婆。但一室一厅的线上拍卖已经提上日程，搬家也势在必行。按先前说好的，除了五舅，以后外婆每家待一个月。我妈说，一辈子要面子的外婆，虽然已经有些糊涂了，但还是能感觉到事情不妙，搬家离开一室一厅前还抱着保姆哭：“老了老了，连个麻雀儿窝窝都没有，作得什么孽呀！”

在接下来的外婆生日聚会上，五舅没有了往日那样星光熠熠，除了伽伽，他们都瘦了一大圈。他们没给老人家说几句安慰的话，反倒是对常年养病在家的伽伽有求必应，桌上的饮料不喜欢，五舅就让他直接去找服务员拿。

10月中旬，一室一厅在网上顺利拍卖，将近40万，也算能抵一部分债了。不愿出钱的大舅，最终还是不忍心坐视不管，麻烦法院的朋友出力，以五舅名下完全无房、老人跟着生活难以为继为理由，申请下来5万补助金——不然房子拍卖掉的钱，一分也不会经手五舅就全都抵债了。

原本大舅想着，如今五舅生活不易，也怕追债太狠，就说钱先给他存着，往后一个月给几千元，好歹能维持着基本生活。他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其他兄妹的赞同。然而五舅不同意，先是说还有朋友要做农家乐，只要入股3万就行，大家以现在疫情还断断续续农家乐根本做不起来为由拒绝了；过了一阵，他又说家里真的需要这个钱，毕竟还欠着账，伽伽看病也需要钱。大舅给其他几位兄妹说：“本来这个钱，要是我不去过问，估计也不会有。但我是不想掺和这个事儿了，你们做决定吧！”

大家都还是咬定这钱先别给五舅，但最后经不住五舅三番五次的电话，大舅先打了3万，五舅消停了一阵。

12月初五舅妈的生日，让我妈去他们家吃个便饭。此前许多年，五舅妈办生日宴都没喊过我妈去，这次喊我妈去，想必也有点深意。我妈推辞几番，最终还是决定去了，免得让五舅觉得她现在看不起他。我爸不想她去：“这就是鸿门宴啊，到时候你看他们吃得清汤寡水，又要往外拿钱，这次我不同意了哈！”

我妈自知理亏，赶紧安抚我爸说这次一分也不会拿。

可是万万没想到，待收到五舅妈发来的地址，我妈心里就咯噔一下——那是我们当地不错的新小区，在这里租房比其他地方显然贵了不少。待按着地址，踏进宽绰的两室一厅，看着桌上的巴掌大的扇贝、基围虾，鸡鸭鱼样样不缺……我妈整个人都错乱了，这哪里像是前阵子说“吃不起饭”的样子？

看见我妈的表情，在厨房忙活的五舅妈说：“哎呀，都是伽伽想吃嘛，娃儿又吃药，也得补一补……”吃饭时，五舅不住地给伽伽夹菜，喊他多吃点，全然不顾一旁的两位老人（我外婆和伽伽外婆）。

饭后，五舅送我妈出门，外面又下起了下雨。五舅开着出租车，也准备去上夜班，他载着我妈那一路上，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我不可能一辈子倒霉的，医生说伽伽的病就要好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的……”

我妈没有接话，那天的所见所闻她也不打算告诉其他几个兄弟。因为在吃饭的空隙，伽伽给我妈也说：“四嬢，我妈我爸经常吵架，还说我要好不起来，全家人都去死了好。”

我妈就明白了，我五舅还没“死心”。当年的“运气”来得太急、太猛，近乎一夜暴富的五舅，匆匆走上时代引领下的财富之路，起初的顺利，让他从来没思考如何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反倒以为是儿子的到来，让他成了“天选之子”。如今，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却还依然觉得只要把儿子“伺候”好，命运就会再眷顾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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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阳光普照》剧照

奶奶走了，家差一点就散了

1

2020年2月9日，我穿着雨衣戴着口罩，准备从家里出发返回上海。妈妈忧心忡忡地盯着我的脸，又一次徒劳地询问是否能和公司领导商量一下，推迟回去的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妈妈解释我的处境——因为疫情的影响，公司业务全面停滞，不仅取消了年终奖，就连1月的工资也迟迟没有发放。我从几个同事那里听到风声，说公司即将进行一波大裁员，每个部门的裁员比例高达50%。

爸爸倒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我：“去和你奶奶告个别吧！”

我走进奶奶的房间，她正在睡午觉，瘦小的身躯蜷曲在被褥中，不仔细看几乎察觉不到。我轻轻唤了两声，奶奶没有反应，我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来，虽然有点遗憾，但是我更庆幸不用面对奶奶不舍的眼泪。也许是人老了的缘故，奶奶这两年越来越见不得离别，就连我爸去趟外地办事，她都要哭上一鼻子。

公交和客车停运，爸爸只能先骑摩托车载我到县城，再让我和顺风车司机汇合。去县城的路上，四处空荡得令人心慌，一辆鸣笛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我座下的摩托车明显颠簸了一下——早上疫情通报，我们县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4例。

顺风车司机见到我，就和父亲开玩笑：“你家闺女胆子真大，这个时候还敢往外跑。”

“回上海工作，不是乱跑。”父亲不知所措，他盯着司机身上的白色防护服懊恼地说：“早知道应该也搞一套给你穿上。

车行路上，我突然收到同事小影发来的一条消息——她被公司裁员了。

虽然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我没想到公司的动作会这么快。

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公司上班。10点，部门领导曼姐一进办公室，就雷厉风行地通知所有人开会。

在空荡冰冷的会议室里，曼姐的话比空气更冷：“大家也看到了，有几位同事今天没有来。除了家在武汉的老赵，其他人都是接到了公司裁员通知——他们只是第一批，两个月后我们还有一批裁员名单。希望大家这两个月多多努力，向公司证明你们的价值。”

回到办公室，行政部的人已经把那几个被裁的同事的桌子收拾干净了。看着那几张空桌，我心里的寒风呼啸而过。

此后，办公室的气氛急转直下，大家见面很少再打招呼，每个人都像鸵鸟一样埋头在电脑前，一刻不停地敲击着键盘。

我偷偷在招聘网站投递简历，但一个反馈也没有。

2

2月19日，上海的天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阴沉着。晚上7点，我正在开会，放在桌上的手机开始“嗡嗡”震个不停。

曼姐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我立马按了关机键。等到会议结束，已经是八点半了，打开手机显示有20个未接电话，全都是爸爸打来的。我心下一慌，颤抖着拨回电话。

电话通了，一阵喧杂的哭声先传过来，爸爸嘶哑着嗓子说：“你奶奶走了，你快回来一趟吧！”

我脑袋懵了，完全没反应过来。爸爸不停地追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见最后一面？”

没等开口回答，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爸爸说奶奶走得很突然，晚上吃了一大碗稀饭，就早早回到床上休息。临睡前还问了一句：“家美打视频了吗？”

“家美”是奶奶给我起的第一个名字，爸爸嫌俗气，在报户口时去掉了“家”字。后来，这就成了她一个人对我的专属称呼。

爸爸跟奶奶说，我最近工作很忙，所以没空和她打视频通话。1小时后，小叔去给奶奶送暖水袋，唤了几声奶奶没答应，凑上前一看，发现奶奶已经在睡梦中离开了。

挂了电话，我在公司的天台上哭了半个小时，才让自己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我忐忑地给曼姐发了请假信息后，就打开订票软件，准备搭乘明天最早一趟列车回家。

不一会儿，曼姐发来消息，让我去会议室等她。听完我的请假理由，她沉吟了一会儿，抿着嘴说：“照理说你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好拦着你。但现在这个当口，我建议你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

见我不太明白，曼姐干脆把话挑明：“第二次裁员，你跟齐齐两人之间我只打算留一个。我本身是看好你的，但是如果你现在请假回去，按照目前的政策，你回家需要隔离半个月。等你办完家里的事，说不定到时候的疫情政策又会变。万一你被困在家中回不来，那公司的工作谁来做？”

“况且，你现在回去又能做什么呢？你只是孙女，家里的事情有你爸爸那一辈人操持，你回去了反而添乱。”曼姐推了推眼镜，用锐利的目光直视我，“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吧，如果非要回去，我也不会拦着你。”

我知道，这是曼姐给我的最后通牒。晚上我给爸爸打电话，讲完前因后果，就把这个选择题抛给了他。

在长久的沉默中，我似乎听见故乡的寒风正簌簌地吹过父亲的头发。最后，他沉着声说：“算了，你别回来了，工作要紧。”

第二天，我顶着红肿的眼睛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曼姐朝我投来了一个赞许的眼神。我假装镇定地工作，其实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一刻都没有安宁。

中午，表哥给我发来视频通话，说我爸和小叔吵了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吵架，表哥说：“还不是因为葬礼的事！”

我爸打算响应号召，让奶奶的葬礼一切从简，但小叔不同意，说奶奶早就留下话，她的葬礼要办得风风光光的。一大早上，小叔非闹腾着搭戏台，结果还没搭几下，村委会就来人说疫情期间不准搞聚集性活动，只允许少量的亲戚朋友来吊唁，而且还要分批来。小叔当场就跟人家吵起来了，村委会的人差点报警抓他。

的确，奶奶生前多次向我们这些后辈憧憬过自己的葬礼——要请八人以上的吹乐队，要找戏班子搭台唱戏，要所有儿孙一个不少地在灵堂披麻戴孝，要让全村人都看看她死得多么风光。

奶奶一辈子劳苦，她早年丧夫，一人拉扯大了四个子女，在村里受尽了轻视和嘲讽。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全村人面前风光一回，而葬礼是她认为最光明正大的机会。

我能理解小叔，他是奶奶最小的孩子，从小得到的疼爱最多，和奶奶的感情也最好。奶奶一辈子的愿望，他肯定拼命想达成。

这时候，表哥把手机镜头悄悄对准了灵堂：墙上悬挂着白幔和花圈，厅中央摆着一张板床，奶奶就躺在上面；爸爸和小叔披着孝服，分站在板床两侧，冲着对方指手画脚，嘴里嚷嚷不停。

小叔扯着嗓子喊：“谁家办丧事就两天？还不让请乐队？妈辛苦一辈子，你就忍心让她冷冷清清地走？！”

爸爸耐着性子解释：“今年不是特殊嘛，孩子们都回不来，多两天少两天又有多大区别。”

小叔的火气更大了：“他们凭什么不回来？一个个都是白眼狼的东西，都忘了他们奶奶是怎么疼他们的！”

大伯母在一旁插嘴道：“你这可骂不到我们家，你大哥在国外，东东才7个月，这么小的孩子，哪能来回折腾？”

我的大伯远在国外务工，加上疫情，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大伯的儿子叫军军，是家里的长孙，年前，他带着7个月的儿子回来过年，结果见疫情越发严重，一家人在大年初二就匆忙赶回了南京。

在我老家的丧礼习俗中，出殡一定要由长子摔丧盆、捧骨灰盒。如果长子不在，就要由长孙来替代。小叔问大伯母：“军军也回不来吗？长孙不回来，葬礼上的丧盆谁摔，骨灰盒谁捧？”

“又不只有我家军军没回来，老二家的两个不是也没回来？”大伯母话锋一转，矛头直指我爸。

“你别拿话戳人！”我爸气愤地反击她：“我家小五被困在湖北，过年都回不来，你叫他现在怎么回？”

“那小美呢？上海又没有封城，她怎么不回来？”大伯母毫不示弱。

这下，爸爸语塞了。他是个好面子的人，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不回来是为了保住工作。

大伯母嗤笑道：“说不出来了？在那丫头心里，那点工资可比她亲奶奶重要多了！”

手机镜头晃了几下，那边的争吵声越来越模糊，想来是表哥怕我尴尬，就带着手机离开了灵堂。之后，表哥又对我尴笑：“你别往心里去，他们就是话赶话，赶上了。”

我苦涩地说没事：“他们说的没错，奶奶把我从小带大，我应该回去的。”

3

白天心神不宁地上班，下了班，我就早早回到住处，迫不及待地给军军哥发出视频通话的邀请。

接通后，只见胡子拉碴的军军哥穿着睡衣出现在镜头里，怀中还抱着儿子。寒暄过后，我正色问：“奶奶的葬礼你真不打算回去吗？”

军军哥叹着气说，他家所在的小区出现了确诊病例，已经全部封闭管理，他们现在连家门都出不去。我震惊不已，问他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实话，军军哥苦笑道：“说了也只是让你们瞎担心，这个时候，各自顾好自己就行了。”说完，他又嘱咐我别跟家里人说：“尤其是你大伯母。”

“可你不怕家里人和亲戚们说你不孝吗？”

“骂就骂吧，比起已经走的人，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军军哥捏了捏儿子的脸颊，惹得他“咯咯”笑。

奶奶的葬礼办得很迅速，从火化到出殡只用了两天。没有请戏班子，没有乐队，甚至连守灵的孙子都没有一个。

小叔气得一口饭都没吃，还把劝他的小婶骂了一顿，怪她生不出儿子——小叔的女儿怀孕了，也没能参加葬礼，其他孙辈又因各种原因回不去，所以出殡的队伍里只有我表哥一个外孙。

发丧那天，我爸代替长子长孙摔灵盆，不知是天气太冷还是手打滑，那个瓦盆掉在地上竟然没碎。在场的人脸色一下子都变了，远远围观的人也开始窃窃私语。按照乡村迷信的说法，灵盆没摔碎是非常不吉利的，意味着家宅不平安。

奶奶下葬前，小叔在墓地里闹了很久，他抱着骨灰盒死活不让入土。姑姑去拉，被他一脚踢翻，气得姑父差点动手。事情传开，奶奶的葬礼不仅没有让她最后风光一次，反而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

然而，事情还没完。

葬礼结束的第二天，姑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奶奶生前攒下的价值好几万的金首饰全都不见了。她立刻断定是大伯母偷拿了——她和大伯母向来不对盘，因为鸡零狗碎的事，没少吵架。

姑姑当天就上门理论，吵着吵着，姑嫂两人新仇旧怨一起算，扯着头发打了起来，最后脸上都挂了彩。

大伯母越想越气，又叫来娘家的侄子为自己撑腰。那个侄子是个混混，上门来把护着姑姑的表哥痛打一顿。表哥满脸是血，牙齿被打掉一颗，医生在他的头上缝了十几针。而大伯母的侄子也被警方拘留了，赔了医药费才放出来。

10年前，我们村拆迁，重新划分宅基地，为了让远嫁的姑姑能与家人团聚，爸爸他们三兄弟便把奶奶的宅基地送给了姑姑，并凑钱给她盖了新房。自此，姐弟四人比邻而居，逢年过节都聚在一张桌子上吃团圆饭。

2020年春节，军军哥带着儿子回来，大家族四代同堂一起相聚。这顿年夜饭，奶奶的精神出奇的好，她坐在椅子上看吃喝嬉闹的儿孙，嘴角瘪着笑，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现在四家人就跟仇人一样，偏偏还挨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妈妈说。

想到家里的现状，又想到奶奶，我忍不住吸溜了几下鼻子。也许是动静太响，工位对面的齐齐斜睨了我好几眼。我不敢深究那眼神里有几分厌恶与不耐，毕竟在不久前，她还是我最好的闺蜜。

以前，我和小影、齐齐因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下班也经常腻在一起，被部门里的其他人称为“铁三角”。小影第一批被裁，“铁三角”就只剩我和齐齐两个，自从曼姐宣布了还会有第二批裁员，齐齐就突然对我冷淡了。而我因为曼姐说的“更看好我”的那番话，也心虚地不敢打破僵局。

我以为曼姐留下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3月31日，公司人事突然通知我去会议室面谈。我浑浑噩噩地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套话，直到在主动离职协议书上签完字，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被裁员了。没等我向曼姐问个明白，微信就显示我被移出了工作群，更可悲的是，我还被曼姐从微信上删除了。

我一夜未眠，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4

因为临近清明节，列车车厢里有不少旅客，不同于过去的熙熙攘攘，车厢里异常安静，一声不经意的咳嗽就能让所有人的身子缩紧一圈。

繁华的上海渐渐被列车抛在后面，小影发来消息说，我是被齐齐“暗算”的：“对不起，我真不知道她会套我的话，还把我和你的聊天记录发给曼姐。”

原来，不久前，齐齐找小影聊天，诉说自己对于公司裁员政策的不满。小影顺嘴说：“其实小美也特别看不惯这一套。”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她还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发了过去。

我当即翻出齐齐的微信，在输入框里打下一大串诅咒谩骂的话，就在手指即将按下发送的那一刻，突然泄了气。

我已经丢了工作，何必再丢失最后的体面呢？

回到家已是晚饭时间，妈妈早早备了一大桌子的饭菜。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被裁员了，只说趁着假期回来给奶奶扫墓。往常只要我回家，大伯、小叔和姑姑三家人，不管多晚，都会齐聚我家等我。而这次，却没有一个人露面。

席间，妈妈说小叔不久前把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家养伤。我提出吃完饭去看望一下，没想到妈妈立马制止：“你可别去，你小叔现在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在你爸头上，说你爸灵盆没摔碎，才害得家宅不宁。”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迷信，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在门口碰见小叔，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拄着拐杖把自家铁门关得哐当响。大伯倒是打来视频电话，说国外疫情越发严重，他一早就想回来，但买不到机票。

此前，我们怕大伯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伤心，一直瞒着他奶奶已经过世的消息。大伯嘟囔着：“不回去也好，免得给国家添乱。就是挺惦记你奶奶的，上次还是除夕视频通话的时候看了几眼。最近你们一个个不知道怎么搞的，都不爱接我的视频。”

清明节的早上，爸爸带着我和从湖北回来的弟弟前往奶奶的墓地。

墓园在一片杨树林中，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奶奶的墓在最里侧，紧挨着爷爷。长眠在他们前后左右的，有太爷爷、太奶奶等一大家子人。

奶奶的墓碑前有新添的花圈，爸爸说，上周军军哥带着一家人从南京回来的，肯定是他放上去的。说完，爸爸找来火盆，一边烧纸钱一边念念有词：“妈，小美和小五来看你了。你别怪他们，孩子们都是不得已才没能回来送你。你一定要保佑他们平平安安的。”

想来，小叔说的“家宅不宁”的那些话，爸爸不仅听进了耳朵里，更放在了心上。他越想越难过，五十多岁的男人竟在墓前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妈呀，你怎么就不能等一等呀？等疫情再缓缓，儿子会给你找乐队，会给你请戏班，会把所有孙子都带到你跟前，会把葬礼办得比所有人家都气派……”

哭声引得周围扫墓的人纷纷侧目，我和弟弟赶忙上前搀扶起爸爸，他抹了把眼泪，似乎觉得有点丢脸，就独自去了远处的树林。

我跪在奶奶的墓前，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视线也开始模糊。

照片上的奶奶神采奕奕，嘴角向上翘着，眼中满是慈爱。这张照片是我陪奶奶去照相馆照的，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年，刚拿到工资，说要送奶奶礼物，她说想拍照片，于是我们就去了县城的照相馆。

照完一组照片后，奶奶从中挑选出一张，让照相馆的师傅调成黑白色，说以后要挂在葬礼上当遗像。之后她又嘱咐我：“你到时候记得买一个大一点的相框，把照片放大后装进去。”

祭拜结束，我们从墓地回家，路上碰到了表哥和姑姑。表哥头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但是留疤肯定免不了。

见到我，姑姑提起往事，依旧气不打一处来：“真不知道那女人心怎么这么狠，他可是你大伯唯一的亲外甥，就算看在你大伯的面上，也不能让她侄子下这么重的手吧？”

我劝道：“她估计也没想到她那个侄子那么浑，都是一家人，她不至于那么绝情。”

“谁跟她是一家人？你奶奶都走了，大家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去吧，可别再说什么一家人了。”姑姑不客气地说。

5

家里的气氛实在叫人难受，清明假期一结束，我就收拾行李回到上海。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打足了精神找工作，很快入职新公司，工资比之前还涨了一些。

新工作加班很多，我和爸妈通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以前每次聊天，爸妈会把一大家子每个人都唠叨一遍，不管是操心还是闲心，起码每个人都是他们关心的对象。但现在，就像姑姑说的“大家各自关门过日子”，再说起来就万般不是滋味了。

8月的一个周末，表哥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钱可以借他。当他得知我大部分存款都买了理财产品，银行卡中只有几千块时，急得都快哭了。

原来，表哥买的新房还有3天就要交首付款了，可家里所有的存款加起来还缺8万。他已经把周围能借钱的人都借了一圈，但疫情之下，大家手头都紧，没什么余钱。按照之前签订的买房合同，如果买家不能按期付清首付，之前交的10万元定金都拿不回来。

电话那头，表哥抱怨姑姑太心急：“我就说不能在今年买房吧，你非要那么着急。”

“你不买房怎么结婚？你自己也不看看多大了？”姑姑说。

表哥都31岁了，年前好不容易谈成一个对象，女方表示必须买房才能结婚。

白白损失10万块，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晚上，妈妈打来电话，说姑姑为这事急得头发都白了好多。我爸除了跟着发愁，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疫情，他已经在家赋闲大半年，所有资金都堆在仓库的货品上了。

我以为表哥的10万块钱注定要打水漂了，没想到过了3天，妈妈告诉我，钱凑上了，“你肯定想不到，是你大伯母借的”。

妈妈说，就在姑姑一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大伯母挎着一个包进了他们家。她什么话都没说，只从包里掏出几沓人民币摆在桌上，指着钱，面无表情地说：“这是老太太金首饰卖的钱，一共6万。”

说完，大伯母径直朝门外走去，半路又突然转回身，不服气地说：“你们别觉得是我偷了老太太的金首饰，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你们平时都在外面忙自己的事，老太太的吃喝拉撒，哪一样不是我在照顾？她一生病，就算半夜三更我都得跑去找大夫。过去的一年，你们每个人多少都赚了钱，可我呢？我一个人在家照顾老太太，什么都没落着，拿点金首饰难道不应该吗？”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大伯母一直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她早年嫁进来做长媳，不仅要帮守寡的婆婆料理家务、干庄稼活儿，还得操心两个小叔子的婚事。那时候，她整个人还柔柔弱弱的，手被菜刀切破皮都要哭上半天。

照理说，大伯母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她在大家庭里也算得上劳苦功高，奈何日子久了，她的性子越来越泼辣。现在卖猪肉的商贩要是不小心找了她一张假钱，她都要提着扫帚去找人拼命，而且不管什么话到了她嘴里，都能平白添出一丝难堪，让人很难接近。

送钱的那天晚上，大伯母一反常态，像是突然找到了宣泄口，把心中积攒的委屈全都倒了出来。妈妈说，这么多年她都没听大伯母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

“一个女人，丈夫常年在国外打工，孩子那么小，婆婆又是寡妇，还有两个小叔子，不厉害怎么在村里活下去？”同样是媳妇，妈妈很能理解大伯母的难处。

让我更意外的是，表哥买房缺的另外2万块钱，是小叔补上的。

自从小叔的腿摔伤后，他就干不了工地上的重活，只能四处找点栽花、打扫卫生的零活干。2万块钱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因为这件事，爸爸对小叔所有的不满都释怀了，一天他居然在电话里和我说，想和小叔合伙卖仓库的存货：“货和车子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帮着我卖就行，不用他出一分钱。”

我故意逗他：“就你那堆货，都在仓库里放了大半年了，你确定能卖出去？别把小叔坑了。”

爸爸着急地辩解：“我是他亲哥，就算把我自己坑了，也不会坑他。”

我以为爸爸就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他和小叔真的开着三轮车四处卖货，生意居然还不错。爸爸在电话中嘿嘿地笑：“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我问妈妈，他们是怎么和好的，妈妈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一个普通的傍晚，爸爸坐在门口乘凉吃西瓜，小叔扛着铁锹从外面回来，爸爸朝他递出一片瓜，问：“吃吗？”

小叔看了他一眼，放下铁锹接过瓜，蹲在地上啃了起来。等他吃完，爸爸又问：“还要吗？”

小叔点点头，接过第二片瓜啃到一半，他突然说：“哥，妈以前买的西瓜都可甜了，你记得吗？”

那个傍晚，兄弟俩一个坐着，一个蹲着，就着远处的云彩，吃完了一盆西瓜。

妈妈感慨道：“到底是一家人，再打再闹也不会真的分开。”

6

生活逐渐平复，我在新公司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之前的老同事里，我只和小影、老赵还有联系。小影在家待业半年，也在9月初找到了新工作，而老赵在4月份武汉解封后，重回上海工作，没几个月就突然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申请。他在武汉找了一份设计的工作，月薪不到原来的1/4，但每天都可以回家陪爸妈吃饭。

我问老赵是不是工作得不开心，他笑着说，工作不开心是一定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武汉封城的那几个月，他彻底想明白了：“与工作比起来，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老赵说，他一个表姨感染了新冠，在医院住了十几天，还是去世了，遗体被救护车直接拉到火葬场，家里人一个都没见着。

“我以前总觉得死亡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经过这场疫情才发现，死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

闲聊中，老赵还向我透露了齐齐和曼姐的消息。

他说我走后，齐齐和曼姐一开始相处得还算融洽，但有一天，曼姐无意间看见齐齐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瓶叶酸，才知道她在备孕，于是对齐齐的不满与日俱增。

“她最近提起你好几次，说后悔让你走，留了齐齐。”老赵提醒我，“我猜她最近可能会联系你。”

几天后，我发现曼姐不仅把我加回了微信好友，还给我的朋友圈点赞。如此几次后，她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给我发消息：“最近还好吗？有找到新工作吗？”

我有些反感，故意炫耀说，早找到了，还是一家上市公司。曼姐说那挺好的，又讲：“当初你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可惜。齐齐说你背后拉小团队，四处诋毁公司，我其实是不相信的。”

我不想再跟她虚与委蛇下去了，直接问有什么事。曼姐说：“我就是想问你愿不愿意回来，薪资方面我可以尽力帮你争取。”

“谢谢，我在现在的公司干得挺开心的。”回复完我又加了一句：“想生孩子不是女人的错。如果让我在家人和工作中再选一次，我一定会选家人。”

说完，我彻底拉黑了她。

2020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赶在了同一天，我提前一周就打电话回家，询问今年的节准备怎么过。

奶奶在世时，一大家子人自然是在一起过节，可如今奶奶走了，中间又发生了那么多波折，我不确定大家还愿不愿意坐到同一张桌子上。

爸爸询问了所有人，很快回复：“今年还在一起吃团圆饭。”

中秋节的前一天，大伯赶回来了，他没有详说这一路的经历，但国外疫情严重，想必他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回来，大伯就不打算再走了，他舒展着身子，自顾自地感叹：“只有在家里才能安心。”

中秋节一早，全家人陪着大伯去祭拜奶奶。所有在葬礼上缺席的人都来了，一个不落。

我们分成两排，肃立在奶奶的墓前，大伯跪在最前面，撕心裂肺地叫“妈”，一声又一声。

晚上的团圆饭，大人们说着家长里短，我们围着表哥和表嫂打趣。军军哥已满周岁的儿子捧着一块月饼，好奇地往小嘴里塞，引得所有人哈哈大笑。

我抬头，看向堂屋墙的正中央，那里高高地挂着奶奶的遗像。

那张照片是我特地去照相馆新洗的，选的是她最喜欢的那张，相框挑的也是最大、最贵的。这样，奶奶就能看清每个家人开心的面庞，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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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家族之苦》剧照

他顺风顺水的人生，止于42岁

大黄“进去”了，尽管还在羁押期间，但据说至少5年起。

其实，在这个很多事都没法说清楚的时代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帮平日里习惯惹是生非的哥们，基本相安无事。即使稍有偏差，也顶多是个拘留。

没想到，顺遂了半辈子的大黄竟惹出这么大的祸。起初我觉得有些惊愕，细想起来又觉得诸事皆有伏笔，过了近42年顺风顺水日子，他栽这个跟头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1

我和大黄认识30多年，我们俩的父亲同在一个科研单位，后又住在同一栋家属楼，两家关系很好。坦白讲，小时候的我并不太喜欢大黄，因为他就是我妈经常用来鞭策我的“别人家的孩子”，而我妈“修理”我的招数，也大都源自于大黄他妈的“亲自指导”。

从小我俩就一个班，区别在于，我是个家长老师头疼、是非不断的差生，而品学兼优的他则是老师家长眼中“祖国含苞待放的花朵”。这自然造就了我们截然不同的童年经历——一个是被呵护溺爱的天之骄子，一个是人人喊打的负面典型。

最尴尬的是在家长会上——他爸得意洋洋地接受表扬、分享教育经验，我爸则被气得咬牙切齿，全程保持低头站立——因为在老师通报的任何一个恶劣行径之后的点名，似乎永远都有我。于是，每一次家长会后，楼上的我被揍得鬼哭狼嚎，而楼下的他则在欢声笑语中抱着各种奖励。

不过，我俩那时的关系还算不错，至少也是“各取所需”。我帮他收拾欺负他的人，他帮我写作业、考试时递纸条。我俩彼此心照不宣又配合默契。至于结果，大概就是我在打架的路上渐行渐远，而他的学习成绩节节攀升。

到了一切用学习成绩说话的初中，大黄更是成了“国宝级保护动物”，还学会了“顺势而为”。

那是1994年世界杯期间，我俩逃学去家门口附近的录像厅看球赛，遇到几个混混拦路抢劫，为了保住那几块从牙缝里挤出的零花钱，我率先发起了进攻，而大黄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局。

战斗惨烈，作为“主攻”的我自然伤痕累累。当父亲单位保卫处干事全副武装赶来救援时，头破血流的我不仅手持了一把抢过来的三棱军刺，脖子上还多了个大黄一直随身携带装饭盒的军用书包。而在保卫处干事翻开那沾着鲜血的书包检查前，连我都不知道这孙子居然在里面藏了一块板砖。

好在，那个年代里，这种性质的斗殴打完就算完事了，没有索赔更不会有“碰瓷”，但父亲单位保卫处的责任追究还是在所难免。

大黄矢口否认书包是他的（当时学生背的都是军用绿书包，大多里面也没有书，只有饭盒），更“一口咬定”他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反正里面的饭盒也没写姓名。尽管我也不承认书包是我的，但显然，我所有的解释全被视为了狡辩——别说是处理案件的保卫处干事和大黄的父母，就连我自己的亲爹也绝不相信大黄这种乖孩子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干这种坏事的必须是我，不是也是。

那晚之后，手持利刃、胸挂板砖的我一战成名，更加臭名昭著。而大黄则成为了见义勇为的标兵，从父亲单位到学校，各种鲜花各种掌声各种奖状，他都一一接受了。

“我说大黄啊，你没事搁包里放块板砖干嘛啊？”我记得后来我问过他。那时候我觉得，关于大黄的栽赃嫁祸，虱子多了不咬人的我早已习惯了，但他的书包里惊现板砖的事始终让我好奇。

“我锻炼身体啊。”大黄回答得大言不惭。

“你锻炼身体还知道拿那玩意往别人脸上抡是不？”我有点恼火，“你要不说实话，我揍你哈！”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大黄居然比我更愤怒，对我咆哮着，“你天天下午去体校训练，别人要欺负我怎么办？我不得弄点东西防身吗？”

似乎他说得也没毛病，他确实天天帮我写作业了，是我没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一瞬间，我真的很羡慕大黄，这孙子的命咋就那么好，连干坏事都能理所当然地逃脱处罚呢。

2

整个初中阶段，大黄书包里一直带着板砖，有一次还真派上了用场。

刚上初三时，我在一次公交车上的斗殴中，情急之下抢过来大黄的书包当作武器，结果这种随时可能反弹的“软兵刃”直接砸到了自己脑袋。而被缝了8针伤愈之后，我的脑袋似乎被砸开了窍，居然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自那以后，大黄对于自己包里的板砖更为“崇拜”，但在日后的使用中，那块具有魔性的板砖再没发生任何特效，而他自己的成绩也直线下滑，直至在高考时名落孙山。

不过他父亲只当这是一次失误，也没发任何脾气，只是积极花钱疏通各路关系，送他去了另一所升学率不错的高中复读。一年后，大黄顺利考进了本市最著名的一所工科院校的日语系。

一切依旧十分顺利。

再次见到大黄是1999年初。大二的第二个学期开学时，我和哥们秦东在校外“勤工俭学”，开办的一个只有8台电脑的“电脑房”已正式进入盈利状态，而不再为钱发愁的我俩又同时收到了学校里发来的“降级通知”。虽然降级这事是意料之中的，但怎样跟家里交代，始终还是件头疼的事。

然而，更让我无语的是，闻讯而来的大黄居然抱了2盘10万响的“大地红”炮仗，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特意跑我们男生宿舍楼下崩了个鸡飞狗跳，以此来庆祝我俩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说哥们，你是不是缺心眼啊？！”这是无缘无故被校警当作放炮仗的重要嫌疑人而被叫去各种盘问的秦东，见到大黄时说的第一句话。而大黄只是默默地从书包里掏出了块板砖，上面还赫然贴着“性感女明星”的“生活照”，笑呵呵地说了一句，“咋的？不服咱练练？”

秦东这辈子没服过谁，但那次他真是对这位跋山涉水跑来栽赃嫁祸他、还随身携带板砖的大黄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主动做东，要结识这位来自名校的二货。

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同校的段军。段军是大黄复读时的同班同学，可能是臭味相投的原因，两个人的关系相当好。如果说大黄对“生理卫生”情有独钟的话，那么段军对游戏的痴迷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跟大黄一样，段军也是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给他个嘴巴都不敢放个屁的人，但眼睛贼溜溜直转。

在秦东的张罗下，那天晚上，我们这4个关系复杂到如同近亲结婚般的爷们，凑在一起喝得痛快也玩得痛快，由此开始了那恩怨情仇交织的十几年。而且，也就是在我们的聚会上，大黄一生中重要的女人出现了。

3

关于华姐到底长得像张曼玉还是王祖贤，我和秦东始终争论不休。华姐比我们大6岁，是我们电脑房隔壁洗浴中心的老板，更是我俩当年共同的女神，在她的地盘上我俩都不敢造次，只是把那当成晚上过夜的地方。

“哎，你俩看看，吧台里那个妞，长得像苍井空不？”尽管眼神已经迷离，但醉得连路都走不明白的大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吧台里的华姐，甚至直接掏出书包里的板砖，给我们看“苍老师”的生活照。

我和秦东对视了一眼，行家到底是行家，除了华姐身上的衣服多点，俩人真的太像了。

后来发生的，就不宜在这里详细叙述了，但大黄这个从没有过女朋友的人，在那天晚上“沦陷”后就失踪了。再次见面已是一个月后，当这孙子跟中了彩票似的摇头晃尾地走进我们电脑房里时，身后赫然跟着的是我们的女神，华姐。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女朋友……”

“姐，你这是脑子让驴给踢了？”正躺在炕上看小说的秦东，被惊得连滚带爬地滚下了炕。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按照大黄那被板砖拍过的脑袋来说，这小子应该是醒酒后发现自己在人生的第一次理论转换为实战中“失身”了，气急败坏就去找华姐“索赔”，然后就以自己与生俱来的“天真烂漫”德行感动了阅人无数的华姐了。果然，一脸幸福的华姐捂着嘴笑着说道，“人家大黄多好的一个大男孩啊，哪像你俩这两个小坏蛋！”

“姐，你真该去看看眼睛了……”我已经无语了，要说我妈被这孙子的忠厚老实相给迷惑了那么多年还有情可原，但华姐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居然也瞎了？

关于华姐和大黄之间的恋情，包括我和秦东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看好，觉得那不过是一段短暂的火花四溅。毕竟，无论是华姐比大黄大了6岁，还是华姐曾经的职业范畴，这段看起来离谱又离奇的恋情注定不会得到祝福——当然，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无疑是大黄的父母，他们甚至都找到我家里来质问我的父母，认为是我这个臭名昭著的坏小子把他儿子引入了歧途。

理论上，他们说得也没毛病，毕竟我也算是大黄和华姐的“月老”，但这哥们后来的表现完全属于即兴发挥。

事实上，这段不被看好的恋情，却又继续让大黄活在更大的庇护下。华姐不仅成为了大黄的女友，甚至成为了扫平大黄往后成长路上一切障碍的“保护伞”。用秦东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华姐连大黄他妈、他姐、他老姨外加他老板的活，一个人都干了。连同这一路上的所有牛鬼蛇神，都一并摆平了。”

两人在一起后，为了避嫌，华姐转让了自己那堪称日进斗金的洗浴中心，跑到大黄所在的大学外开了家服装店，一心一意地陪着大黄读书。当然，这位经历丰富的女人，无疑也是大黄的第一位真正的人生导师，不仅把他的衣食住行照顾得妥妥帖帖，更在大黄那实在拿不出手的学习成绩遭遇到危机时，利用她所擅长的处世哲学与人脉疏通，屡次帮他化险为夷。顺利升到大三的大黄，更是在华姐的各种运作之下，不仅成为了学生会主席，更成了预备党员，羡煞了我们一帮人。

当然，大黄在这期间，也将在学校里学到的管理知识活学活用，正好碰上市场利好，硬生生把华姐那间50多平的小服装店，变成了在本市拥有6家分店的连锁公司。待到大黄临近毕业之时，华姐不仅在本市最昂贵的小区里购置了一套超过200平的婚房，还动用关系和大额现金，帮大黄找到了一份让所有人羡慕的国企重要职能岗位的工作。

等大黄毕业这年的生日，华姐送给他一台30多万的原装进口宝来。那一年，这个钱足足可以买一百多台秦东开着满大街送打印机的微型小破车。那时候的大黄，也可谓是意气风发、年轻有为，连他们单位领导都时不时管他借车充充门面。

虽然恋情依然被大黄父母反对，但2003年，两人依然举行了低调又奢侈的婚礼。那天真正到场的，除了特意从国外赶回来的我、已经在北京给各大医院开办讲座推销抗癌药物的秦东、在IT行业混得风声水起后投身房地产的段军，剩下的不过区区10人，双方父母都没参加。但为了这场婚礼，大黄却花了近30万，单单华姐身上的那套特意让我陪他们去意大利采购的婚纱，就花费了16万——在那个年代里，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价格。

婚礼上，在秦东请来的某位央视著名主持人煽情的祝福声中，华姐哭了，大黄也哭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哭了。而我更是无比羡慕大黄，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人比他们的婚姻更幸福。

4

2012年，当举家回国的我再次与他们相聚时，哥几个都已经略有小成了。

秦东、段军都算是在行业中混出了名堂，而在名校攻读完MBA的大黄，更早已成为了那间著名的国企里最年轻的实职正处级干部，重权在握又前途无量，连座驾都换成了宝马7系。在家专心带儿女又一脸幸福的华姐居然越发光彩照人，绝对可以和小她10岁左右的苍老师相媲美。

更让他们开心的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无论是大黄还是华姐的父母，都真正地接受了他们。婚姻、事业、家庭大丰收的大黄，却让我和秦东越发“嫌弃”了。或许是无往不利惯了，这小子装逼拿价的德行几乎要嵌在骨子里，再加上那国企领导惯有的说话只说上半句的嘴脸，让我无数次想给那张幸福得不识人间烟火的大圆脸揍上几拳。

我和秦东总说，“相较于我俩这沟沟壑壑外加各种大坑的折腾，大黄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顺风顺水又一点罪没遭，就成了精英一族。”

稍微遗憾的是，在我和秦东的媳妇不约而同对我们与华姐之间的亲昵表现出反感后，永远过不了自己心里深藏的那道坎的华姐，主动开始疏远我们。连各自忙碌的我们每年过年时聚到一起吃顿饭，她都找各种理由推脱。

随着大黄的工作和生意都蒸蒸日上，华姐回家相夫教子，不敢再给大黄任何意见了。而羽翼渐丰的哥几个，虽然彼此“嫌弃”，但情谊还在，也都成为了大黄坚强的后盾。

秦东的人脉圈帮大黄摆平了单位之外包括工程纠纷、老人得病、华姐生俩孩子在内的所有事务，而对于由IT转投房地产的段军，大黄的政府关系也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就凭这哥俩那黑白通吃的打法，连大黄单位各种领导都时不时地有求于他们，集各种优越感于一身的大黄在单位里也开始横着膀子走路了，一副天下都在我手中的感觉。

那时，大黄常说：“我一个能在国企里混得风生水起的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们都要赤裸裸地白他几眼，也没多放心上。

相较于我和秦东对于哥们纯粹的支持，段军就明显“套路”太多，总让大黄“冒险”做等价交换，我和秦东基本都不愿和他多来往。

所以，当国企大规模改制、资产重组时，大黄几次动用手中的权力为段军谋利，秦东多次出言提醒，但觉得世间好事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的大黄，已经根本听不进去劝了。我们也不再多言，毕竟他这一路走来，任何时候都有人兜底、帮扶，命运似乎总是站在他那一边。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8年，我和秦东在各自的领域中几乎同时遭遇了滑铁卢，又手拉手地一头栽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中，被骗得爪干毛净后，秦东选择了皈依佛门，而我则在自我隔绝的沉沦之后，开始了告别过去一切的自赎之路，和大多数亲朋都断了联系，其中也包括大黄和华姐。

5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再一次与华姐相遇，居然同样是在洗浴中心。

2020年9月，疫情缓和之后，得益于曾经的一台抵账过来的猛禽皮卡，我在一位老朋友的建议下开始给婚庆公司出婚车，也算刚刚实现了生活自立，每逢疲惫不堪之时便到洗浴中心洗个澡做个按摩。

这次，正当我躺在沙发上闭上眼昏昏欲睡时，一条温度适合烫脚的毛巾飞到了我脸上：“你小子这是抢银行得手了？”

我一转身，发现笑盈盈站在我面前的女人，竟然是那许久未见的华姐。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我，一把拥抱住了华姐。却惊奇地发现，她竟然穿着按摩服务员的制服，满脸憔悴。

“姐，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了？大黄呢？”眼见着华姐重操旧业，那一定是发生重大变故了，我又如何能不急？华姐低头整理着衣服，幽幽地说了一句，“走吧，姐请你喝点东西，咱下楼慢慢聊。”

下午的餐厅里并没有客人，华姐喊服务员要了一壶普洱茶，便在昏暗的灯光下娓娓道来。

她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说话条理清晰但语速很慢，全然不顾急性子的我各种打岔。慢慢的，我听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我和秦东的事，他们自然有所耳闻。那段时间，一心想帮我们渡过难关的大黄也去过几次我妈和我前妻家里，每次都带了不少礼物和现金，但始终没有得到我们的联系方式。这些我都大概了解也没有太大的意外。虽然彼此“嫌弃”，但哥们终究还是哥们。

然而，随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和国企改革，身居要职的大黄已自身难保，不仅收入大减，连一直引以为傲的铁饭碗也岌岌可危，一心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他看上了教育行业。2019年，他投入了三百多万开了一家超过2000平的综合性培训中心，砸墙拆棚重新装修后，年底开始招兵买马，没想到却遇上了近乎灭顶之灾的疫情。

大黄一路都顺风顺水，这时已然自负到听不进任何人的忠告了，华姐几次要求他“壮士断腕”赶快止损，都被他以“不懂行”为由干脆地拒绝。原本不差钱又怕影响不好的他，在疫情初期只能返还了招生团队收上来的全部学费和30多个教职员工的工资。这样一来，家里的钱已然快被耗尽。

而当疫情缓和后，准备重振旗鼓时，大黄才发现，那些白拿了他半年多工资的员工们，真正回来的不到一半。而且，那些教学方面的精英早已在网上自立门户，不屑于回来赚那点死工资了。

任凭再大的体格，也经不起如此折腾，当资金链越发紧张的大黄开始赌博似的重新招聘、并再次雇佣了专业的招生团队后，偏偏又赶上了自己的老妈和老丈人同时住院，两个年幼的孩子处处需要钱，如此，他的处境更糟了。

“大黄这孙子还是有韧劲。”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再次打岔，尽管无论我还是秦东，都栽在了资金链告急后自杀性的赌博上，这样的后果，我太清楚了。

“是，在这点上，你们哥几个都是这样一根筋。”华姐忍不住笑了，“这些还不算，小雷刚上初一，小东又要上学，这又是一笔……”

我不忍多听，直接问出了我的心里话：“姐，那孙子哪去了？他要知道你干这个，不得把这洗浴给拆了啊？”其实，话已至此，我太明白摊子铺得这么大又赶上各种倒霉事的大黄，有多需要钱了。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跟我装？”华姐忽然变了脸，眼看着我不像装假，才叹了口气说道，“他进去了，现在在看守所还没判呢，但律师说，没个5年出不来。”

“啊？为什么？经济问题？”这个消息简直比我在洗浴中心重逢华姐，更让我震惊，但想想现在全社会都在反腐，身居要职又缺钱的他犯错误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华姐不说话了，慢条斯理地续茶，沉吟了半天，忽然抬头问我，“段军欠你多少钱？”

“啊？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姐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手里留不住钱，他是在我手里拿过不少钱，但每次3万5万的，我真记不住了。”

“你都这样了，为什么不管他要？”华姐正在倒茶的手忽然停在空中，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姐啊，就他现在那熊样，我就算把他骨头砸碎了，他又能拿出多少钱来？”我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大黄进去，应该是跟段军有关系。

华姐怔怔地盯着我看了许久，又摇了摇头，“不对，你没说实话，他现在肯定比你和东子好过多了，就算给你拿出1万块，也比你撅着屁股打工一个月赚得多吧？”

眼见着我的那点小心思被当场戳穿，我只能实话实说：“段军那人有多势利。我可太知道了，就我现在这熊样，这小子还不一定咋对付我呢，东子的钱他不也一分也没给吗？我现在够倒霉的了，去了自讨其辱不说，再一急眼给自己弄进去就犯不上了。”

这一次，华姐居然哭了，而且越哭越伤心，断断续续的，我才弄明白其中的原委——

原来，在我和秦东相继“夭折”之后，大黄的大女儿小雷2019年上初中择校时，只能相求于做过地产开发人脉比较雄厚的段军，而段军前前后后收了他40万的“关系疏通费”后，事没办成钱也没给退。当时手头很紧的大黄念在多年老同学的感情上也没多说。

到了2020年，实在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大黄想去找段军要点现金周转一下，段军却翻脸不认人了。大黄和他先是言语不和，后又发生了肢体冲突，最后架不住段军人多挨了顿胖揍。

向来高高在上的大黄怎么能容忍这种事儿？如果当时是我，我会立即躺地上报警，即使有些无赖更有些碰瓷的嫌疑，但警察到来之后的赔偿，可真不是民事纠纷的问题了，至少解决手头的燃眉之急，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可惜的是，大黄在情急之下，居然掏出了武器——虽然彼时的他已经没有随身携带板砖了，但他却直接带了把匕首。

段军本就是个声名狼藉的开发商老板，拖欠款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对付这种登门讨债的手段，那些变化多端的花样是在学校里、教科书上永远不可能看到的。人家就是装腔作势地比划了几下，咽不下这口恶气的大黄就上了套。

其实，大黄并没有使用过匕首，更没有胆量杀人，但面对着翻脸不认人的兄弟和两个虚张声势的“狗腿子”，盛怒的他以为自己是在正当防卫，刺出去的匕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捅在了哪里，却已经刺穿了一个人的脾、割断了另一个人的手筋，在他追到仓皇逃窜的段军前，就被早已接到报警电话赶到现场的警察按倒在地……

后来的一切，都不用哭成了个泪人的华姐再去叙述，这一次，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大黄了。先不说债务纠纷是法院的事，单单主动上门在人家的地盘上寻衅滋事，还随身携带管制刀具，导致一个重伤害两个轻伤害，就已经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了。

这一年，大黄42岁。这一次，命运没有站在他这边。而且没有了老师和家长，没了华姐和几个要好的兄弟，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他却把自己直接交给了警察和法院。这次，没有宽容、更没有偏袒，有的只是法律的严肃与公正。

后记

大黄的案子还在审理过程中，即使段军和另外两位受害者案发不久便出具了谅解协议，但大黄还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听华姐说，段军后来也跑得无影无踪，大黄的事儿也同样把他逼上了一条绝路。

如今，华姐还在洗浴中心做按摩小姐，独立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让她也并没有太多选择。家里的变故她还是瞒着双方的老人，就像曾经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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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东北往事之二十年》剧照

两个保洁阿姨，带我逃出抑郁

前言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

2020年，多事之秋，我成了一名抑郁症患者，背部肌肉以及脖子突然僵硬、剧痛；失眠、惊悸，头发大把地掉；上吐下泻，常常大小便失禁；眼里看任何东西都是灰色的，还时常幻听，总觉得有人要带我走。

每天都有上千个声音在我耳边骚动，“该走了，跳下去就没事了。”我走到窗边，第一千零一个声音拉住了我——“你要把事情安排妥当，不然得麻烦别人给你善后。”

于是，把工作交接完毕以后，我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事情，分配财产，拍照片，买烟酒糖果。

我辞退了给我做了3年保洁和厨师的曹阿姨，多给了她4次的酬劳当作红包。曹阿姨没接，也不说话，她本就话不多，从不过问我的事，推辞了红包，转身就去收拾房间了，拖地、抹桌子，一遍又一遍，地板都能照出人影了，又做了好几天的菜，冻进冰箱。

出门前，曹阿姨才说，“我这几天刚好要回老家扫墓，你要找人替换的话，我有个人选。她是我朋友，比我能干，如果你让她过来，我就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有些不忍，这些年我经常生病，又不肯麻烦别人，都是曹阿姨带我去医院看病。有次我结石痛得在地上打滚，刚好她手机打不通，我一个人爬进电梯，再爬出小区打车，是出租车司机扶我上的车。后来曹阿姨知道了，手机再也不关机了。

直到出门那一刻，曹阿姨都有些魂不守舍，扶着门框对我说了很多话，“我不是赖着不走，就是怕不是时候，最近洗手间地漏总被短头发堵住，屋里的好多东西也都不见了……”除了家人和几个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我得了抑郁症。面对曹阿姨，我始终一副笑脸，自认为她同样看不出端倪，强笑着对她说，“我是要去外地高就了，那边单位没说可以带家属。这些年多亏了你的照顾，以后想我了，随时来看我。”

曹阿姨不再理我，看到门口落了灰，从包里拿出抹布蹲下去擦了又擦，走了。

我在背后喊了一声“阿姨”。她没有回头，“不要怕，过几天我就喊人来看你。”

1

自从患了抑郁症，我有时连着几天不想吃东西，有时又想靠食物来填充内心巨大的痛苦，暴饮暴食，一直吃到吐。

曹阿姨走后的一天，我忽然很想吃东西。家里的厨具、碗碟因为几天前情绪失控，都被我砸得差不多了，我打电话叫了6份外卖，却发现每一份都难以下咽。尝试了几次都不行，我盯着那些饭盒哭了起来。

正好曹阿姨发来语音，问我吃晚餐了没有。我一时没忍住，撒谎说饭菜很好吃的时候起了哭腔。大概1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一个漂亮女人站在门口，卷发、淡妆，有明显的唇釉；修长的手，涂着粉红色指甲油，唯一不协调的就是地上的红色塑料袋。

我问她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女人熟练地给自己套上鞋套，“我替曹阿姨过来给你做饭。我是刚入行的小艾，你要多多包涵。”说着她还出示了健康码和健康证。

我茫然地走到一边，她大方地进了客厅，直奔厨房，很快就端出了一道土豆烧牛腩和一道清炒小白菜。怕我不肯吃，她说自己也没吃，问能不能在这蹭顿饭。

一顿饭的功夫，她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今年43岁，已婚、未育，上过大学。见我表情诧异，她流利地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英文，“名字难记，你叫我艾姐就行。”

艾姐和曹阿姨一样利落，很快就把家里收拾了出来，她用刷子仔细地清理每个角落，“我可没在磨洋工的，很快就夏天了，每块碎玻璃都要清理干净，不然再将你扎伤就不好了。角落里猝不及防的伤害往往更恼人，明着来的伤害还能避着点。”

擦窗边的玻璃时，艾姐抬头四处张望，将玻璃来回推动，几次掰动卡扣，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曹阿姨这几天叮嘱我每天都要来做饭，但是我天生就恐高，一想到这里没有防盗窗，就双腿发软，心慌慌的。”艾姐长出一口气，“我知道我多事，一个保洁阿姨哪来那么多名堂，但我只要见过一次没有防护的窗台就会做噩梦，你能不能给家里装上防护网？”

我说自己不喜欢防盗窗，不但影响建筑美感，有时看风景还要隔着一些铁丝网，等待天边的云霞时都像是在偷窥，所以才只装了玻璃窗。

艾姐没接话，“最好是明天，我给你联系师傅，通宵把防盗窗做出来。你就当帮帮我，好吗？”

“那就装吧，是我的疏忽，让你受惊了。”

见我答应了，艾姐突然就不恐高了，还拿起抹布转着圈，嘴里哼唱小曲，像个二人转演员。待客厅和厨房都打扫完后，艾姐扭着身子，用拳头捶腰，哈着气说，“有些累了，今晚就这样了，剩下的活得明天干了。”

见我没应答，艾姐拿起茶几上的一盒氢溴酸伏硫西汀片说：“我先生也有抑郁症，不过我们挂不到号，吃不起进口药。但我会努力赚钱，明天你会给我好评吗？”

艾姐还在解释，我大概明白了她的用意，“我不会跳下去的，白天会砸到人，晚上会吓到人，下面还有一排才开了没两天、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花，开花很美好……”我安慰艾姐。

我家楼下有5个商铺，关了3个，有2个是关着门但还在营业的，一家理发店，一家杂货铺。杂货铺的老板娘在外打工15年，投入所有的积蓄加上借的20万才开了这一家店，疫情期间亏了不少，但她总是笑眯眯的，每次我去买东西，都会笑着给我抹零。剪头发的小伙16岁，说自己是山里来的孩子，刚从洗头工升为理发师，很开心，说学艺有成就是骄傲。

这个世界总有人在认真而勇敢地生活着，我不能给他们带去灾难，只能另作安排。

给艾姐解释完，她再次检查了窗户的玻璃，用透明胶贴好，“这是封条，不能撕的。”

2

第二天早上9点，艾姐就来了，开门后笑着说，“我真怕这扇门打不开。”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睛。

这一次，艾姐身边多了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士，脸庞干净，戴金丝眼镜，笑容可掬，手上拿着一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我望向艾姐，她只是笑。我主动帮忙推轮椅，男士说，“是不是觉得我好有福气。”

轮椅上的男士是艾姐的丈夫，我喊他斌哥，“这福气可大了，艾姐贤惠又漂亮。”

斌哥使劲点头，然后回头拉住我的手，宽厚而温暖，“我知道你病了，特意来看看。你不要看我坐在轮椅上，我没有你们痛苦，只要你艾姐还在，我就很知足。同样，你也会是一些人心底很重要的存在，只要你还能应声，对他们而言就很好了。”

我说人死如灯灭，到了那一步，其实没有人真正在乎的。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如果真那么做了，就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艾姐接过话头，说起从前的事，“你知道吗？真正有福气的是我，若不是斌哥，恐怕20年前我就不在了。”

艾姐比斌哥大2岁，他们从中学到大学都在一个学校，“从小我就觉得艾姐是最好看的。但好多话我都放在心里，觉得说出来肉麻。可在彼此相依相携经过一些事后，才发现是苦咽下去，是甜就说出来，我们要共进退。”说话间，斌哥在轮椅上艰难地挪动身子，表情很淡然。

艾姐上高中时，长相姣好，追求者众，但艾姐都不予理会，只有一个叫肖鑫的，令艾姐拿捏不定，他是艾姐的历史老师，“我承认自己崇拜他，他知识面广又幽默风趣。”

肖鑫对艾姐平时照顾有加，却言辞得当，没有逾矩之处，久而久之，艾姐也乐于让他指点迷津。肖鑫强调两人的相处就好似父女，但艾姐后来才意识到，“像父亲一样，却终究不是——肖鑫只是花两年时间去扮演那个角色而已，一个小女生，哪会对父亲的身份设防？”

高三那年，肖鑫趁艾姐不注意，在办公室将她强奸了，“我甚至都不敢呼救，提上裤子那一刻，更没想过要报警，而是往另一个方向想，可能我还没准备好吧。”艾姐打心底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强奸，“在最好的年纪，最美的时刻，就要踏入大学校园里了，怎么能被强奸？或许我只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仅此而已。”

事情发生后，肖鑫一如往常，若无其事，嘘寒问暖。艾姐却噩梦不断，每次醒来，都喘着气告诉自己，“不要怕，这是每个女孩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艾姐成功地骗过了自己，“他说为了我的前途着想，到我大学毕业，他差不多就能把婚离掉了。”荒谬的关系一旦和爱扯上了关系，似乎就合情理了。艾姐时刻提醒自己，“要把这条绝路走通。”并且打定主意，等大学一毕业就嫁给肖鑫。

“除了操之过急，他没有别的问题，一切都是因为在乎。他是怕我飞走了，而我是喜欢他的。没错，我必须得嫁给她。是我主动爱上他的，是我勾引的他，我必须属于这个男人……”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艾姐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一再地说服自己。

3

但生活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算计——入学后，艾姐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是肖鑫处心积虑想要的结果，他对艾姐说，“既然有了孩子，就早点办休学手续。我是一只连鸡都舍不得杀的人，绝不可能舍弃自己的孩子。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母亲啊。”

艾姐慌了，“之前辛苦掩盖的一切，以为被上了锁，却反而要被公之于众，我再没能力去说服自己，当牛做马都行，但突然让我成为一个母亲，那是决计不肯的。”

见艾姐态度坚决，肖鑫拿出了3万块现金，“我们各退一步，赌一把。找医生化验，是女孩，就拿掉；是男孩，你就为我生下来，我家的香火在你身上。”

“可我就是被强奸的啊，还一直在替强奸犯掩盖真相……我不是受害者，是帮凶，是个龌龊的、恶心的帮凶。不对，若是被强奸的怎么不报警？那么多受伤的女孩，都要忘掉伤痛继续走下去……”时隔多年，艾姐依然语无伦次。斌哥摇着轮椅过去拍她的肩膀，“你受苦了。”

艾姐说，她那时候才明白，在肖鑫眼里，她不是妙龄女郎，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子宫，“他说自己是农村人，当时算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人，唯一的缺憾是没留下男丁，没法让家里的老人们安心。”

“就算我还想继续当鸵鸟都没地儿钻了。”艾姐没要肖鑫的任何财物，一个人跑去医院把孩子拿掉了，“就当自己以前是个婊子好了，那也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得知艾姐做了人流手术，肖鑫无法再假装斯文，跑去医院，将艾姐从病床上拖了下来，掐她的脖子，踢她的肚子，扬言就连给艾姐做手术的医生都没好果子吃。

打完人的肖鑫大摇大摆地走出医院，并往艾姐所在的大学递材料，说她男女关系混乱，未婚先孕，勾引老师，破坏他人家庭。20年前，学校对这种事讳莫如深，很快就开除学籍，处理了艾姐。

艾姐到头来也没有申诉，“自作孽，怪不了别人，只要事情了结，大不了复读一届，读一个更好的更包容的大学。”

即便灰溜溜地走出校园，艾姐也没想过要找肖鑫算账。然而，肖鑫一家却似乎没想放过艾姐，先是他老娘哭着喊着要艾姐赔孙子，然后是他妻子上门兴师问罪。

“她娘家在当地很有背景，经商的、从政的都有，肖鑫当时就像条狗一样跪在旁边，流着鼻涕说自己不想因二胎丢了工作，又心疼妻子身体不好，所以才找个外面的子宫来代替——就当是不花钱找个代孕。”

肖鑫妻子在一旁趾高气昂，抖着腿，斜眼看人。肖鑫却很窝囊，鼻涕眼泪一大把，艾姐觉得恶心，递去一张纸，他不敢接。

丑事传千里，艾姐身败名裂，所有人都指责艾姐下贱，破坏老师家庭，堕胎杀小孩，以致于她的父母都要蒙着面出门，而肖鑫却继续在讲台上风趣幽默地讲着课。

4

世界不该是这样的，艾姐觉得，“至少他不应该再站在讲台上，才做过的恶不可能像弹粉笔灰一样轻松抹掉。他是强奸犯。”

艾姐向警方报案，由于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找教育局，教育局回复那是男女私事；找媒体和报社，说领导不批准报道；亲戚们则张罗着要将艾姐嫁到偏僻山区。

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是艾姐自找的——“自己没脸没皮，还要拉别人垫背。人家农村出身，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你硬是要逼得别人家破人亡，小小年纪却恶毒到这个地步，自己打胎还有理了，换我们早就不吭声了。”

那些人越是劝艾姐大度，艾姐越是要辨个是非。她使出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带上肖鑫给她写的各种信，去他所在的学校（即艾姐母校）申诉。

与艾姐一起的还有斌哥，艾姐让他离远一点，“丢人现眼的事瞎掺和什么？”斌哥却说：“从此以后，我与你共进退，丢脸的是肖鑫，我要尽全力保护你。”

艾姐趁着自习课，跑上讲台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不是为了报复，是想告诉你们，肖鑫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如何去辨别类似肖鑫那样的人，他玷污了讲台。”

艾姐讲到一半泣不成声，斌哥便接着讲，“我从来不觉得丢人，她心里积压了多少委屈，如果和你们说说，能减少一些，我就要让她说，谁进来阻止，我就打谁。”

到底是学生们干净，一些男生自觉站到走廊外面，对他们说，“我们帮你守着，校长不让你说话，我们就拦校长；肖鑫敢露面，我们就把他扔下楼，你是对的。”

如此大张旗鼓地闹了一番，肖鑫被停了职，可仅仅过了两年，又重新上了讲台。艾姐就此患了重度抑郁症。

很长一段时间，艾姐都觉得自己没脸见家人，也觉得男人脏，不让斌哥靠近。而斌哥却寸步不离，艾姐割腕，他就急救包扎，“大多数急救的方法，我都学过，包括心肺复苏。”斌哥对艾姐说，“你打我，骂我，甚至拉着我一起死都没事，但我得在你身边。”

有一次，艾姐不知又从哪买来水果刀，斌哥不再阻拦，只是喃喃道，“只要你不在了，我就去杀了肖鑫。我一直没有动手，是想着你还在，只要你还在，我就可以暂时放过他，因为他还没有毁掉我在乎的人，他伤透了你，我会陪你到愈合。”

整整6年，斌哥从没离开过艾姐，也从未有过非分之想，“我唯一的自私就是艾姐得活着，只要她活着，无论以什么面貌出现都好，无论做什么都成。”

“你别以为斌哥是找不到对象了，他身高一米七五，家庭条件不差，可以说是为了我搭进去了半辈子。”艾姐说，整整过了6年，自己才开始接受斌哥，“在那期间，也有其他的男人追我，但他们是找不到对象，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而斌哥的条件是可以挑的，他却挑了我，这个世界真正在乎你生死的不多，愿意长时间陪你从痛苦走向痊愈的人更少。”

后来斌哥出车祸，双腿失去知觉，醒来第一句话是，“艾姐，我其实没死，一直在做梦，想着如果还不醒，没人看住你，你走了怎么办，我和阎王爷较劲呢。”得知自己再也站不起来后，斌哥不愿耽误艾姐，让她把自己当成哥哥。艾姐一巴掌扇了过去，“我的抑郁症刚好，你就要丢下我。想都别想，你要对我负责。”

两人终于在一起了，还开了家小店，但因为疫情原因，亏损了不少，艾姐便暂时出来做保洁，每次都要和雇主沟通好，“我可以少要一点钱，但是得带上我先生，我时刻需要他。”

5

我问艾姐，曹阿姨是怎么发现我生病，又是怎么找上他们的。毕竟平时面对曹阿姨，我都是笑嘻嘻的；出去工作，除了垫着纸尿裤，毫无异样。

艾姐叹了口气，说曹阿姨也是苦命的人。“她儿子自杀时才13岁，你说她怎么看出来的？曹阿姨只是不想让你知道她看出来了，总是在我面前哭，说那么好的雇主，不能没了啊。她没说把你当儿子，只是说‘雇主’，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

我大为震惊。3年了，曹阿姨只给我提到过自己年迈的父母，她的丈夫、子女及其他家人，好像从来不存在似的。

那天，曹阿姨给儿子扫完墓，就被艾姐打电话喊了回来，一进门就抱着我哭，“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到底怎么了……想不开就别想。你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给人搞卫生了。你从来没有看轻过别人，为什么要看轻自己……”

曹阿姨说，自己有一儿一女，丈夫有点小偷小摸，总是被人抓着游街。她儿子成绩很好，自尊心强，多次下跪求父亲，“你不要给我们丢脸了好不好，同学们都笑我呢。”曹阿姨不善言辞，能吃苦，却懦弱，不肯离婚，就知道埋头干活养家，面对儿子的质问，她只会说，“你莫管大人的事，那个人丢的脸你努力学习就能找回来。”

曹阿姨也知道，儿子得了奖状也一直闷闷不乐，还说：“我觉得好空虚，成绩好也不能代表什么，你们总说要我争气，他就不能不偷吗？”可曹阿姨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

再后来，儿子多次跟曹阿姨提到自己睡不着，曹阿姨还是没察觉到异样：“哪有小孩子睡不着的，我是小孩的时候，都是睡不够，你外婆用棍子抽，都起不来的。”

很快，儿子变得不爱说话了，但成绩一直没降，在曹阿姨看来，这就够了，再苦也值得。几个月后，当曹阿姨得知儿子也因盗窃被其他家长抓住时，她满腹的委屈在那一刻彻底爆发，“我打孩子的头，骂他贱种。为了他们我真的很辛苦，无非是想望子成龙，可他动不动就搞个事情出来，明明熬几年，上了大学就都好了。”

儿子偷了同学的“生命一号”（一种保健品）。面对老师的责问，他哭着说，“我可能得了心病，以为‘生命一号’就是心药。想了很久没能忍住，我真的病了。”

没人在乎他如此荒唐的说法，“小孩子最多感冒什么的。父亲是小偷，他肯定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连曹阿姨也认为儿子在狡辩，“心病是什么啊？是那种大明星才有的病，穷人家的孩子谁没受过难，为什么要赶那种时髦。学习和出人头地才是你的全部！”

那天半夜，小孩把自己墙上的奖状都撕碎了，写了一堆纸条，“我病了，小孩也是会生病的，你们不信，等我睡着了，不怕痛了，就打开我的肚子看看。肉眼看不到，就去学校实验室借一台显微镜看。你们还说我没有腰，可是我的腰也疼过。”

第二天早上，曹阿姨发现孩子吊死在自家客厅。

伤痛之余，责难铺天盖地而来，“嘲笑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有份，现在孩子没了，他们又急着归咎责任，只有我一个人哪里都做得不合格，要不是还有一个女儿，我就拿命堵他们的嘴了。”

曹阿姨说自己没有钱看心理医生，只能试着推卸责任，“我们这代人都是这么过的，犯了错自觉地挨父母的拳头，情绪低落得自己调节，多说几句就是矫情。没有读过多少书，不会自省自查。我最初知道抑郁症，还是从一个小品里听到的……”

讲这些的时候，曹阿姨平静如水，仿佛说的是别人经历过的暴风骤雨。最后，三个人看着我说：“只要熬过去，再往回看，就是这样。我们要给自己时间，给未来时间。”

尾声

我想记录下2020年的这一天，这个平静的早晨。于我而言，它很重要。

我没有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任何安慰，有些痛苦不是横向对比就能减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穿透的痛苦，一点一点地撕碎它们，或者一点一点地撕碎自己。

唯一的欣慰是我们都经历过那种痛楚，不会嘲笑，也不会误解，即便回去后，依然各有各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身边总是有人对我说，“加油，你不会做傻事的，只是说说而已。”抑郁症患者没那么傻，我们就是清楚地知道这种病的痛苦，才为了活着而耗光了全身力气。

那段时间，我不会说话，只知道哭。难过时哭，生气时哭，不满时哭，但在旁人看来，就是太过脆弱。没人知道我语言丧失，情感丧失，兴趣丧失，只剩下眼泪。

而现在的我，也不想隐藏自己生病的事实。每天吃药的我，情况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我知道，只要没有变得更坏，才可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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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桃姐》剧照

这一年，我欠了20万元网贷

前言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

1

2017年元旦后，我工作的那家市电视台主办的报纸——《古城新报》由于经营不善而一再拖欠员工工资。最长的一次，竟然半年都揭不开锅，有几个员工被逼急了，跑到劳动局去投诉了。

后果很严重，上任不到3年的美女台长雷厉风行地“祭”出两招：一是解散《古城新报》编辑部，除了有正式编制的总编留用外，我们这些招聘的编辑、记者全都扫地出门；二是《古城新报》停刊1年，进行整顿重组。

1年后复刊，不出我所料，《古城新报》划给了电视台的文教频道。文教频道有一个“小记者”项目，在《古城新报》还没有停刊时，每周都有4个专版发他们的“小记者” 的作文。据说，文教频道一年要给编辑部四五十万的版面和发行费用，如今他们有了自己可以做主的报纸，就更加如鱼得水了。

2018年4月，文教频道的主编老张把我叫了过去，说是区群艺馆的朱馆长已经和频道总监谈好了，准备在宜川县开展“小记者”项目，我可以过去帮一把。

过去我和老张打交道不多，只是在报纸复刊前，听说要他牵头主管，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算是建议书吧。我也曾希望回到编辑部上班，但电视台发了话，不再聘用《古城新报》的老员工，老张才把我推荐给了朱馆长。

朱馆长为人和善，没有架子，我和他火速谈妥合伙事宜，并签了一份正式的合作协议，约定宜川县“小记者”的作文可以投稿于《古城新报》专版刊发，但每位“小记者”需要订一份全年的报纸，所得利润我们平分，当然也少不了老张的额外好处。

朱馆长平时忙于馆里的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小记者”的项目，所以从公关到招生，从开展孩子们的各项活动到修改他们投稿的作文，我都要亲力亲为。那时的感觉是累并快乐着。

我是宜川本地人，有几个同学在县里做中小学校长，靠着这些人脉关系，我很快打开了局面。到了2018年底，已经招了600多名“小记者”，每个人收费600元，除去订报费以及返还给学校的好处费，每个“小记者”的活动费用还不到400元。

我们承诺过，一年的户外活动不少于8次，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成本，一年辛苦下来也没多少利润。而且学生和家长的期待也是水涨船高的，倘若不满意，第二年就不会再报名了。

我们也想把报名费涨一点，但宜川县还有《古城日报》和我们竞争，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2019年，由于几个小学开展“研学旅行”，我们一年招生也没突破500人，“小记者”活动也越来越不好开展——免费的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地方看完后，大多数景点景区都要收费。

我们也曾经像市区的电视台办“小记者”活动那样，开展了几次校内活动，有一次还花了2000元请电视台主持人给孩子们讲了几节朗诵、播音主持课。虽然在家长群里一再声明活动的意义，但有些家长并不买账，认为既然交钱了就得带娃子们出去“旅游”，窝在校内算哪门子活动呢？

“小记者”项目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但是在老张眼里，仍然是只待宰的肥羊。他曾几次对我说，朱馆长这人太抠门，承诺的事情一个也没兑现，害得他在频道总监那里难做人，“有几次朱馆长请我吃饭，喝的竟是二三十元一瓶的‘龙江家园’，简直太掉链子了”。

老张说这话时，我接触朱馆长也有一年多了，说他小气并不假，老张指望他去给频道总监“进贡”，估计是痴心妄想。为了减少老张的不满，也为了让宜川的“小记者”项目能正常进行下去，我只能尽量讨好老张，平时除了送烟酒茶这些礼品外，还请他和他的朋友到宜川一个水库垂钓，花了将近千把块。

但老张的胃口显然不止于此，他不仅想甩开朱馆长和我单独合作，还想安排一个人“配合”我，明面上是帮助，实则是想控制我。我和朱馆长都没理会他这一套。

到了2019年10月初，老张借口合作协议到期，不再继续合作了。这下惹恼了我，我跟他在微信中你来我往地打起了口水仗。我说这个项目虽然名义上是朱馆长牵头，但是实际执行人是我，为了做好这件事，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工作刚有点起色，咋说不搞就不搞了呢？”再说，你上半年还在催促我加大招生力度，为此我们订购了1万多元的小记者装备还没使用，这些损失算谁的？

我气不过，最后将了老张一军——这一年多宜川县上交的“小记者”订报款也有10多万了，老张曾在我面前说过几次，这些报款并没有上交到台里，大部分都用来给几个频道的领导“搞福利”了，他每次都给我打白条收据，这些东西我都完整的保存着。

老张明白我话里有话，态度一下子来了个大反转，我也就坡下驴，同意以后每招一名“小记者”给他提成10元钱。截止到2019年底，我们给老张的提成是2000多元，每次微信转账的记录我都保存着。

我算了一笔账，并把收支明细给了朱馆长一份，其中好多请客送礼的“公关费”并没有列入成本之中。按照协议，我和他各分了5万元的利润，但是我知道，如果把“公关费”算上，“小记者”项目前期基本是不赚钱的。给朱馆长分钱是为了稳住他，“小记者”项目需要利用他的资源。

那时，我的个人账户上已经欠下网贷6万多元，我赌的是只要把“小记者”的人数做上去，靠规模效益还是很有前景的。

2

2020年元月初，我的初中同学李军说隔壁河西市的教育局晏局长是他的师弟，在河西一中做过校长，被提拔到教育局还不到半年，可以帮我引介一下。我正愁宜川的小记者人数发展到了天花板，直呼雪中送炭。

很快，我们就驱车至河西市拜访，赶到时，晏局长已经在河西一中对面的一家餐馆恭迎多时。酒过三巡谈正事，晏局长爽快地答应安排基教科的董科长和我对接，这顿饭是晏局长做东，他下午有会议，我们几个人就去了附近一家推拿中心消遣了两个钟——当然，是我买单，花了1500元。

这件事办得还算顺利，让我不禁开始憧憬能在河西市招募至少1000名“小记者”的美梦。过了一周，我和董科长联系，两天后，他让我直接去找河西市城关小学的周校长，“这事已经说定了”。

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临近年关，我决定打点一下晏局长及董科长，毕竟来年河西市“小记者”项目的布局，还少不了他们帮忙。思来想去，我最后决定送购物卡，于是又约李军一起去了一趟河西教育局。

不凑巧，晏局长出差了，我们只见到了董科长。我把他喊到走廊上，把装有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塞进他兜里时，董科长只是礼节性地推辞了一番就接受了。另外一张2000元的购物卡，我选择用快递寄给晏局长。

办完这些事，我走进河西市城关小学，这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2800多人。我和周校长聊了不长时间，他便同意春节开学后开始招募“小记者”，只是让我下次过来时开一份电视台的公函。

万万没想到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让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

当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我和老婆还暗自庆幸提前取消了带孩子去武汉动物园和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游玩的计划。

可春节一开始，古城市作为湖北的一个地级市，也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初一那天，我居住的小区还可以自由进出，但是街道上行者寥寥。我坐在小车里，看着一辆辆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过，心里直发怵。开年不利，2020年指望“小记者”项目打个翻身仗，看来没指望了。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峻，小区开始实行封闭管理，直到3月26日才放松。但各大中小学都不能开学，学生们在家里上网课。这样一来，我的收入来源基本被切断了。

自从3年前有了女儿小鱼，我老婆就一直在家带娃，82岁的老父也跟随我们一起生活。他每月有2000多块的养老金，但除去房租和各种开支也所剩无几。我在《古城新报》上班这几年，效益每况愈下，常常入不敷出，经常需要刷信用卡度过每月的经济危机。疫情到来，更是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城市解封后，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老婆的娘家，湖南岳阳。玩了几天后，我先行回古城，还不到一周，老婆和我视频时说小鱼左手大拇指弯曲不能自然伸直，她在网上查过，估计是小儿腱鞘炎。

在古城市中心医院，医生给小鱼做手术，在她左手大拇指那儿插了两根钢针，说半个月后才能取掉。我们总共在医院待了一晚，结果出院结账时，扣掉医保报销部分还花了4000多块钱。

半月后取钢针，我们到古城市另一家三甲医院的骨科门诊咨询，主治医师说小儿腱鞘炎在他们那只是个微创小手术，不需要打钢针，当天即可离院。看着孩子如此受罪，我和老婆心疼得落了好几次泪。

小鱼出院后，考虑到孩子大了，我们就想离开过去租住的45平米的一室一厅，租一套120平米的“还建房”。据说，那里的村民有的一户有11套还建房，想想自己现在仍在租房住，买房遥遥无期，就恨不得头撞南墙。

这个新房里的配备比较齐全，房子也做了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房租和以前差不多，还不收物业费和停车费，另外离朱馆长和市电视台都很近，方便我办事。

唯一让我为难的是，房东要求签2年的合同，一次付清一年的租金12000元。我也没有再好的选择，就爽快的把钱给他打了过去，拿到了钥匙。

当然，这笔钱也是我从网上贷出来的，每月10号得按时还款。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帮几个朋友做了些事情，挣了点零花钱。

3

转眼间，到了学生放暑假的时间，疫情还没结束，各个行业都不景气，即使有机会也不敢贸然投资。

8月中旬，朱馆长说他要卖酒，准备代理河南洛阳的杜康酒，而且已经亲自考察过一次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一拍即合，虽然我没有资金投入，但可以低价从他那里拿酒，只要卖出去，利润还是很可观的。

不久，朱馆长就约我一起去洛阳签约，我们走高速，4个多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洛阳伊川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商家安排我们住下，接着就是参加品鉴会和晚宴，整个过程看起来高大上，包括朱馆长在内，当场有不少经销商签订了代理合同。

晚饭后回到房间，商家工作人员过来做思想工作，让朱馆长交5万元的定金。此时，朱馆长才发现合同没有印章，待对方盖完印章拿过来一看，他才发现这次招经销商的公司根本不是杜康酒厂的，而是一家酒类代理销售公司。

我和朱馆长都充满狐疑，不肯交定金，后来朱馆长经不住两个销售的软磨硬缠，终于在晚上快12点的时候刷卡交了钱。他做的是20万级别的区域代理，还有15万需回古城后打过去，不然对方不会发货。我不禁为朱馆长捏了一把汗，心想万一上当受骗了咋办？

朱馆长年收入不低，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儿子不争气，吃喝赌俱全，儿媳妇带着两个娃，全靠他养活。他一把年纪还在折腾，就是想赶在退休前利用各种关系多赚点钱。

10月，小记者项目依然停滞，家里又发生了一件要花钱的事——小舅子要办婚礼了。

我的小舅子在岳阳的铁路工务段做些小工程，之前经常因为工程缺钱找我周转，婚礼前的十几天，他还想从我这借钱，又要用我老婆的身份证在银行借抵押贷款20万，而且需要我们第二天就赶到岳阳的银行去面签。

我当场就让老婆拒绝了，岳母还一个劲地打电话，劝她一定要帮帮弟弟。反观小舅子，虽然他的工地上缺钱，但他却可以花70多万买新房，婚房装修又花了20多万，为此把老家镇上的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为了摆阔，他还把刚买不到一年的大众POLO卖了，换了一台36万的奔驰。

这事没过多久，岳母又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岳父病了要住院，但家里没钱，小舅子那边资金也紧张。我和老婆原商定给小舅子上1万的礼钱，最后只得先分出5000元给岳父看病。我说：“只能带5000元过去了，今年实在是太困难。”

老婆没说什么，我在网上贷款的事她一无所知。

到了岳阳，我才发现岳父其实没啥大不了的病，只在医院里打了几针，开了一些药就回家了。我觉得岳母可能是找个理由从我们这弄点钱，帮衬儿子。

婚礼前一晚，老婆说上5000元的礼不好看，岳母的意思是明天的礼单上写明收1万，但是钱我们拿着，小舅子不收我们的礼钱。我一听就有些恼火，大喜之日，这不明摆着要制造家庭矛盾吗？新娘会怎样想呢？我也不想丢这个人，我吼了老婆几句，决定赶紧去外面的柜员机上取钱，这1万的礼钱一定要当面交给新人。

岳阳之行，我前后花了1万5，感到压力很大。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去的时候小舅子让我捎11箱杜康酒做婚宴酒，我给了他一个相当低的价格，至少把来回的过路费和油钱赚了回来。

4

9月1日，各个中小学终于如期开学，但还不能举办聚集性活动。国庆节后，我发微信问老张市区“小记者”活动何时正常开展。不料他却回复：“合同已到期，今后不再合作，具体事宜请问朱馆长。”

我一头雾水，估计是老张没从老朱那儿得到啥好处，不满意又想加码了。我据理力争，说不合作了可以，但由于疫情影响，我们今年在宜川县的“小记者”活动还没做够次数，合同至少需要延期1年，“旅游年卡都还办个延期呢”。

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老张要强行终止合作，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此话一出，老张又着急了，赶紧让朱馆长传话，说有事商量着办，他也有苦衷，并约我们出去喝酒，把这事再沟通一下。

那晚，我和朱馆长来到老张家门口的一家大排档里，边喝边聊。老张一再解释，说新来的台长并不是很注重考核部门创收，现在财务管理越来越严，他不想因为宜川的“小记者”项目捅出什么乱子，才有了终止合作的想法。

其实，朱馆长早对从小孩子身上搞钱的项目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了，我们第一次和老张闹腾时，他就给老张打电话说，我是要靠这个养家糊口的，而他做不做都行。几年前，老朱还是副馆长的时候，就以自己相好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政府在群艺馆购买的文化惠民演出，好多都被老朱的公司承包了，此外，他拉一次赞助的收入都比做“小记者”项目的收入高，每年赚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

我孤立无援，只能借着酒劲说自己有个前同事，现在是市委宣传部纪检组长。老张脸色大变，赶忙追问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我知道他还是有所畏惧的，毕竟他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谁不希望平稳着陆呢？

最终，老张还是妥协了。他说“小记者”项目还是照搞，但文字协议就不再签了，他给自己留了一手。其实他和老朱签的协议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因为他们盖的印章都是假的。

我已经和朱馆长商定，后续“小记者”的报名费每人增加100元。为了保证合作稳定，我主动提出给老张涨提成，每人20元。

11月中旬，市区里的日报和电视台两家“小记者”都陆续开展了活动，我也立即组织3所小学做完了最后一次活动。正准备开展秋季报名招生时，却传来一个消息——宜川县委巡视组将巡视教育系统1个月。

一个在小学当校长的同学说：“这一阵最好按兵不动，就怕一些家长抓住收费的事乱举报。”

3周过后，又传来疫情防控收紧的通知，宜川县暂停一切校外集体聚集性活动。如此一来，我就只能寄希望于明年春季一切恢复如初了。

宜川的“小记者”活动按下暂停键后，我抽空去了一趟河西市城关小学，专门带了一斤湖南的古丈毛尖准备送给周校长。第一次扑了个空，给他发短信也不回复，第二次终于逮个正着，在他办公室聊了十几分钟。

周校长答应可以开始招生，还安排了一个徐副校长和我对接，奇怪的是，我给徐副校长发了好几次短信都显示发不出去，加了她微信后发现，她对我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

过了半月有余，我询问徐副校长“小记者”的招募情况，她说目前有意向报名的有31人——这样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近3000人的城关小学起码也可以招到百十人。我很客气的说人数有点少，还不够一车，一般一个学校至少要七八十人才能保证项目活动正常的运营，希望学校领导再动员一下。

没想到徐副校长一点也不掩饰，直接说学校已经尽力了：“刚开始只有13人报名，后来做工作才增加到31人，再说这要靠自愿，也只能如此了。”

城关小学招生要突破，我觉得还得靠周校长，于是又准备了一张1000元的购物卡。那天早上9点多，我刚赶到城关小学，简短的说了几句招生情况及需要学校再支持的话后，就把购物卡塞进了周校长的兜里。

临别时，周校长主动和我握了一下手，我感觉这是购物卡起的作用。

回到市区，我又联系徐副校长，说准备过去把那31名小记者的报名费先收上来。她回复说，我不能直接到学校收费，她可以提供家长的联系电话，让我在校外的一个指定地点收费。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在宜川县合作的八九所小学都是学校代收报名费，然后我过去开收据。我赶紧给周校长发了短信说明情况，直到下午他才回复：“既然人数不够，现在因为疫情原因又不能做活动，就等到明年春季开学后再宣传再招生。徐副校长此前并没有向我汇报此事，你要和她多沟通……”

思来想去好多天，我还是打消了给徐副校长送礼的想法，因为各路消息都说，今冬明春要严防严控疫情，春季开学后不一定可以马上开展活动，现在送礼几乎等于白送。让我更纠结的是宜川县的那些小学，年关已近，为了明年的招生，我还不得不打点各个校长。

小鱼年后就要上幼儿园了，1万元的学费，这几天就要缴纳。而此时，我已经拆东墙补西墙，在小米金融、借呗、微粒贷等网络平台贷款20万元。每月的还款期临近，都左支右绌，伤透脑筋。

2020年12月底，我拒绝了一个朋友跨年演讲的邀请，因为难以接受别人故作玄虚，卖弄情怀。然而傍晚打开微信时，看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还没读几句就已潸然泪下。

是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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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都挺好》剧照

开豪车收共享单车的破产大佬

前言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

“你们只是一群活在过去的人，根本不配有钱。”

哲哥的一句话，让聚在茶馆里大呼小叫的凑在一起打麻将的哥几个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把脸转向了这个胆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家伙——眼前这几位在茶馆里用罐头瓶子泡茶凑在一起打麻将的人，都是曾经身家数千万的老板。

但他说的话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毛病，正如茶馆楼下停车场里停着的那几台身价百万级别、如今却布满了灰尘的豪车一样，曾经的那些财富，都已经是过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让太多的人破产，现出了原形。

而在说这句话时，哲哥已经在东山再起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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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初的疫情之前，我就已经破产到了爪干毛净。拿着一个哥们支援的8000块钱，我买了辆N手的破金杯面包车，自力更生一番收拾后，凑了500块交了“K狗”的注册费，却发现跑在大街上的各种网约小货车比实际用车的人都多。

2020年疫情缓解后，在一个经常一起“蹲坑”的司机的引荐下，我开始了为一家著名的共享单车公司回收故障车的工作。这工作类似于拿着张探宝图满世界的去寻宝，找到的“宝贝”按照种类不同，报酬从8块到15块不等——当然，这工作还有个好处，就是完全自由，心情不美丽时就可以不出车。我的破金杯一次能塞进去16辆共享单车，一天拉一车共享单车去库房，再捎带着从“K狗”上接点偶尔砸到自己脑袋上的单子，至少也让我实现了“生活自理”。

事实证明，回收共享单车对司机们来说还是个坑，否则也轮不上我这种倒霉蛋去分一杯羹。这工作最让人恼火的是，有时明明手机软件上显示附近有辆故障单车，可当我急三火四地拍马赶到时，那辆故障车很大概率会被某个不开眼的家伙直接给骑走了，或者是被同样在“寻宝”的同行们给“截胡”了。这种情况一天不遇上个几十回，那我就算走了狗屎运了。

我能做的，只是默默每天在各种拥堵的市区里驱车多100公里，然后攒上两天，才够回一趟库房交个差、记个数的成本。

就这样，刚刚入职了一个星期的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徒弟”哲哥。他50多岁，身形精瘦健壮，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言谈举止都是一副儒商的作派，文质彬彬、大方得体、不卑不亢。比这个中年男人的精致外貌更让我咋舌的是，他居然开着一辆几乎崭新的丰田阿尔法商务车，还是顶配——这车是商界老板和演艺圈明星们最喜欢的“保姆车”，如果不是三四十万的加价让我实在有些肉疼，破产之前我几次都有冲动把它买下开回家——哲哥就是开着它，来向我学习怎样按照地图满城去找故障的共享单车，然后，再把它们送回到几十公里外的库房。

阿尔法确实是有钱人的奢华座驾，即使它的身价能买一个车队的N手金杯，但要是拉货、尤其拉那些尺寸不小又不能折叠的共享单车，就算把驾驶位的座椅都拆了，空间也顶不上金杯的一半。

“哥，这车真的不适合干这活，赚不了多少钱不说，你这不是糟蹋东西吗？买台我那样的破金杯才8000多块啊。”第一次“做师父”的我，想“劝退”这个大我10多岁的徒弟了。

“兄弟，不瞒你说，我兜里就剩几百块了，这车要是能出手，我也早卖了。再说了，买车来是干嘛的啊？买回来当个祖宗似的供着？”哲哥说着，按开了阿尔法的电吸门，车门悄无声息地自动滑开之后，我才发现，车里面除了后排座椅全部被拆除外，车厢的一角，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个透明整理箱，里面有叠得工工整整的被褥和脸盆牙刷等生活用品。

“哥，你这是住在车里？”

“是呗，离婚了，又破产了，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还能有什么可挑剔的？”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接着说道，“现在天热，住在车里也不遭罪，我得赚点钱，争取在天冷之前租个房子。”

公司给哲哥安排的任务，是跟着我坐在破金杯的副驾驶先跑上一天，全程学习怎样通过手机软件显示的位置去收集故障车然后处理之后的流程。只是，公司那个软件设计得实在有些缺心眼，操作非常繁琐，怎样在地图上那些不停变换的图标、颜色、状态的“故障点”中找到尚未被人骑走的故障单车，才入职了一个星期的我也还没摸出太多的门路。我觉得，这工作对于年过半百又不太习惯用智能手机的哲哥来说，简直是难上加难。

哲哥很健谈，说话条理格外清晰，一路上除了很诚恳地向我请教各种疑问，多多少少也会聊起他的过去。有着相似经历的我俩，很快就变成了惺惺相惜又彼此钦佩的忘年交。

“哥，咱俩别浪费时间了，找个地方喝点得了，明天你直接干活，我坐副驾驶带着你干。” 聊得实在太投缘，我忽然特别想喝酒——也可能，遇到同病相怜的老大哥的时候，除了喝酒，剩下的都是在浪费时间。

“你找地方，我请。”哲哥明显也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家伙，他似乎忘记了兜里只剩几百块了。

2

若干年前，我和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共同出资，把一处顶账来的、位置不佳的公共建筑，改造装修成了一个高大上的茶馆。这间不对外的茶馆，就成了我们的据点，记录着哥几个在工程圈里沉浮、折戟的过程。即使哥几个都至少2年没有人签订任何项目了，但还是固执地保留着它，因为这间时常会有各种圈内“大牛”出入的地方，不仅流转着行业内的各种信息，更留存着我们东山再起的希望。

带朋友来茶馆里喝酒，早已是“摆不起谱”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举动，我带着哲哥进来的时候，正凑成一桌打麻将的哥几个只是点头打了个招呼，承担了照顾这几个纷纷破产又离婚的大老爷们日常起居的服务员刘姐，主动凑过来问了一下对饭菜的要求，然后出门开始采购去了。

正窝在办公室里打游戏的熊大，是这茶馆真正的大股东兼老板，眼见着来了客人，便晃着个大屁股殷勤地出来伺候，他跟哲哥打招呼的时候，直接发出了一声惊呼：“我X，孙总！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

“哈哈，西北风，灌了一肚子了，都快给老子喝哭了！”哲哥热情又不失幽默地跟熊大握着手。

这时候我才对上了号——尽管哲哥跟我说过他的全名叫“孙哲”，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刚刚认识了不到几个小时的“徒弟”，居然就是在本市旅游地产圈里大名鼎鼎的孙哲！

我自己和前妻，包括正在打麻将的那哥几个，风光的时候，都是他那年费不菲的欧美澳自由行高端旅游俱乐部的一员，而主做商业地产项目的熊大，前些年更是在他手里接过不少项目——熊大多次跟我们提过，这位孙哲，是本市地产圈里极其罕见的、压根不拖欠任何工程款的良心甲方老板，人家才是真正的亿万富豪！

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国外越闹越凶的疫情，对于主做境外游项目和旅游地产的哲哥来说，就是遥遥无期的“无期徒刑”，摊子铺得太大，损失也就越大，沦落到了如此地步，也根本就不足为奇了。

熊大和哲哥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自然很熟，玩麻将的哥几个也都是工程圈里的老油条，多多少少都听过哲哥的大名，都赶紧扔下了手里的牌凑到茶台边，清空了同时能坐8个人的茶台，又点了一堆外卖和酒水，推杯换盏。

哲哥很博学，口才很棒，从容应对着一群小学生般认真听讲又不时搅局发问的听众，这位经历了数次大风大浪的富豪，在这场灭顶危机中悟透了太多人生的道理，说话直接，不装腔拿价。他说，当我们还在用“重投资、高回报”的商业逻辑打拼时，整个社会已经在向着网络经济高速迈进，从事传统行业的我们，头脑里根本没有那些融资、共享、轻资产等概念。

“哥，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总不能真的开着阿尔法去拉共享单车吧？”熊大天生不胜酒力，但已经抱着啤酒瓶子喝了两瓶。

“先活下去再说，至少，争取先不用睡车里呗！”

“哥，这地方大，哥几个都在这混着呢，楼上有间空房，你搬过来住一阵呗？”其实我带哲哥来这里，除了想给坚持要请客的他省点喝酒的钱，也是真心地想帮他找个安身之所。

“哥们，谢了，但我真的不需要，穷得越透彻，醒悟得就越早。”哲哥拒绝地很干脆，其中的道理也真不难懂，他这样的人，要是真想寄人篱下，还用得着我去瞎操心？

3

第二天，哲哥按照约定早早就开车来到了茶馆楼下接我，我上了车，他却熄了火，掏出手机来，点着软件各种发问，里面居然包含着一些我压根没遇到过的技术问题。

“哥，你是不是一晚上没咋睡？”我实在有些震惊，哲哥昨天连安卓系统都操作不顺溜，一晚之后居然把那个脑残软件琢磨得比我更透。

“嗯，上了岁数了，本来觉就少，我回家找我姑娘去了，她一点点教我用的。”哲哥说着话，递给我一罐红牛，“我姑娘给的，怕我开车困，你也喝一个吧，这几个问题问完了，我自己来，遇到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别耽误你挣钱。”

“没事，我还有台皮卡给婚庆公司出婚车呢，这活儿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说的是实话——这活本身就时间自由，遇到这么投缘的老大哥，别说白干一天，白干一年我都乐意。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俩边干活边聊天，在城里跑了200多公里。阿尔法确实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虽然开起来和坐起来感觉真的很棒，但顶天就能塞下7台共享单车就得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库房返。

哲哥像个小学生一样，很认真地在一个小本上随时记录着自己的错误操作和不明白的地方，又不时跟我探讨共享单车的运营成本与盈利模式的问题，每扫完一辆单车，对软件上显示的行驶里程和维修记录，都会详细地在小本上记录下来。

哲哥的举动让我忽然明白了些什么，我不由问道：“哥，我说你这压根也不是来赚这百八十块钱的吧？”

“嘿嘿，多学习学习嘛，谁让咱缺乏网络和资本思维的，人家做得也确实好啊， 活到老学到老嘛，咱也得与时俱进，是不？”哲哥笑得很爽朗，丝毫不介意自己的小算盘被揭穿了。

“那你这学习成本也太高了，都不用算这车的维修保养成本，就你一回拉这么几台，够个油钱就不错了。”

“兄弟，每天多个一两百的收入，那叫现金流，至少比啥也不干光花钱强吧？”

哲哥“出师”后，因为负责的区域不同，我和他并不常见面，除了微信上聊几句，也就只能隔个把月聚在一起喝点酒，他更多的还是愿意跟我探讨互联网经济的相关知识。我几次找朋友帮他推荐收入相对高很多的出婚车业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他想集中精力研究那些他不懂、也更有前途的业务，那些传统的、没什么门槛的项目，他已经吃亏吃得够多了。

直到8月份的一天，哲哥忽然找到我，要我晚上陪他一起去给共享电单车换电瓶——还是那家搞共享单车的公司搞的，只是属于不同的业务部门，连用的手机软件都是同一款。

对这份跟共享电单车一同在城市里悄然兴起的工作，始终关注各种招聘广告的我自然不会陌生，身边也有朋友去尝试了。但这工作要在晚上连续熬夜工作12小时，实在太辛苦，即使它只需要一台电动车外加一部手机，收入比我开金杯回收共享单车要高得多，但我作为北方人爱“面子”嫌丢脸，始终没有勇气去尝试。

可这次，既然老大哥说话了，他都能去尝试，我又如何能拒绝呢？

在哲哥轻车熟路带着我找到了位于一处立交桥底下的、由几台集装箱和一张桌椅组成的“站点”——由于这份工作的人力缺口实在太大，入职手续简化到了下午去报名、晚上就能开工。从入职手续和软件账号的使用权限来看，这个“站点”明显是个代理商，我们应该也不算那家公司的正式员工，这倒也避免了我们在一家公司里打两份工的嫌疑。

工作非常简单，就是骑着电动车拉着电瓶，按地图上划定的片区和点位去更换电瓶电量耗尽的共享电单车，如果买不起载货电动车的话，甚至可以免费骑着共享电单车去换，区别只是每次拉载的电瓶数量少、往返的次数多，赚到的钱自然也少。

按理说，以换一块电瓶1.9元的价格，一天晚上平均能换150块电瓶，就能赚到接近300块——这个报酬在本地，普通的打工族也很难达到，但让我意外的是，即便招聘方开出了“介绍一个人干满一星期就给100块现金”的奖励，但出入站点的人，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这一次，哲哥同样开来了他的阿尔法，拉着我，在众人毫不避讳的指指点点和冷嘲热讽中，一块一块地往车厢里装着电瓶。他的“打法”简单粗暴：一次性装走100块电瓶，然后将车开到指定区域作为“仓库”，我俩再用共享电单车每次拉着10块电瓶走，这样既不用额外投资、又能省却了不少来回往返“站点”的时间。

在硕大的停车场里，各色电动车、快递使用的电动三轮，蚂蚁搬家似的来来往往。虽然阿尔法的出现确实有些引人侧目，但旁边奔驰、宝马、保时捷、路虎等豪车，也会经常有，一个个曾经显贵的车主们，都在自顾自地往后备箱里装卸着电瓶，在30多度的高温中，谁都不肯摘掉脸上的口罩。

在“站点”从入职、接受培训再到装好电瓶，我们滞留了两个多小时，让我稍感意外的是，除了电动车和豪车，居然一辆普通家用轿车都没有看到——是工薪族并没有受经济萧条多大影响吧，要么，可能就是他们太心疼自己的爱车了。

开车驶出停车场的时候，哲哥问我：“兄弟，你说你要把你那金杯开来，是不是拉200块电瓶都不是事？”

“要是不怕超载的话，四五百块都能塞里面去，反正晚上也没有交警抓超载——关键，那么多电瓶，咱俩也换不完啊。”

“咱要是把那些买不起电动车只能骑着共享电单车的兄弟们弄过来几个，你就负责来回从‘站点’往指定区域位拉电瓶，然后一块电瓶收他们几毛钱的费用，你说他们能干不？”

“必须干啊，省去来回在路上的时间，能多赚不少呢，谁不干啊？”

那一瞬间，我忽然醍醐灌顶——我的思维一直在琢磨着怎样多换几块电瓶多赚点钱，而哲哥的思维则是怎样帮我多赚点钱，然后从我多赚的部分抽点提成，这才是资本家的思维！

4

那一夜，换完第一车100块电瓶后，我直接回家开来了自己的金杯，替换了中看不中用的阿尔法。早上5点多，实在干不动了，算算，这一夜，我和哲哥一共换了440块电瓶。虽然对那个操作软件的熟悉程度让我俩占了很大便宜，但同行们只能在微信群里看到两位开着阿尔法来换电瓶的大叔，入职的第一天晚上就超过了绝大多数的“老手”们。

工作群里有些头脑灵活的人，主动来加我的微信要求“入伙”，主动提出缴纳“入伙费”。一聊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中的很多人连那种能拉几十块电瓶的踏板式电动车都是租的，两到三个月的租金，就足够买一台二手电动车，还要缴纳不菲的押金。他们囊中羞涩，又实在忍受不了骑着共享电单车来回奔波2个多小时才能换10块电瓶的效率，所以无从选择——如果“入伙”，他们显然能多赚一些。

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作风，有了设备、有了人，就会毫不犹豫托关系越过代理，直接找那家公司去谈，争取开辟个片区，直接拿到一手的价格，以争取利润最大化。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哲哥否定了——跟正规公司签合同的流程实在繁琐，更关键的是，我俩都没钱，也撑不起从库房、站点、雇人、押金的大摊子，没必要去做无用功。

哲哥的做法更简单粗暴，他带着我直接找到了那个代理商的负责人，开门见山提出要从对方负责的区域里划出一片来自行运营，同时主动提出要用那辆阿尔法做抵押，好从库房里直接拉更多的电瓶。

对于这个提议，那位正被招不到足够的人手、完不成合同业绩搞得茶饭不思的负责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干脆提出：以每块电瓶3块钱的价格转包给我们一个大片区，而且连库房带里面负责充电的工作人员，全部无偿为我们服务，我们只需要去拉走充完电的电瓶，再送回去待充电的电瓶。

于是，同样每块电瓶1.8元的价格，哲哥的片区就具有了太大的优势——因为他把换电人员的工作半径直接缩小了至少10公里，因为这一点，而那些换电的人也不用租电动车了，用免费的共享电单车就好，还不担心半路没电（因为可以直接换电瓶）。

哲哥又找来了我们那伙开着面包车拉共享单车的兄弟，以3毛钱一块电瓶的价格让他们从库房往外拉电瓶——反正这些司机们每次送故障单车回郊区的库房之后，都是空车返城，他们只需要做的只是多跑个十几公里去给电瓶充电的库房，再出点力将几百块电瓶搬上车拉回城里，跑一趟就能多个100多的收入，比拉共享单车还划算。

当然，我们这里无论是拉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单车，清一色都是金杯而非载货量更大的箱货，根本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面包车都是客运手续，在市区里并没有限行时间。

在和哲哥没日没夜跑遍了片区内所有的点位、统计完各小区白天和夜间共享电单车的停放区域乃至大致数量后，咬牙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的我选择了退出——我真的坚持不住了，而且还有份开猛禽皮卡给婚庆公司出婚车的工作，那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不但需要早起，也是我生活费来源的保障。

哲哥还在开着我那破金杯咬牙坚持，用他的话来说，他根本没有退路了，而且，他更不想给自己留退路。

5

哲哥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详细地把每个区域需要的人员和电瓶的数量都做出了规划，甚至联系好了若干个地点，能够暂存那些造价不菲又极易被盗的电瓶，再指派运送电瓶的车辆直接去装卸——这个环节，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看护人员的开销，更显著提高了换电人员的工作效率，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无所事事地等候着运送电瓶的车辆到达了才有活儿干。

如此精细设计流程之后，哲哥的生意进入了良性循环，换电人员和司机收入大增，自然又带来更多的慕名而来的追随者。

那一个月，哲哥与代理签订的合同是完成10万块电瓶更换的任务，而事实上，他完成了12万块，包括超额奖金在内的净利润已经超过10万。而他，除了抵押在代理商那里的阿尔法和日常劳心费神勤动腿的运营管理，一分钱都没投。

第二个月，代理公司的老板直接来找哲哥了，主动归还了那辆阿尔法，当面撕毁了抵押协议——这位精明的生意人，尝到了甜头的同时也察觉到了被取代的危机，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哲哥包下的这个片区的业绩，已经超过了他布局在半座城市的片区的业绩总和。这个南方老板开出的条件很简单：把他手中的业务直接转包给哲哥，由哲哥重新组织管理团队，他根本没谈分包价格，而是直接给哲哥看了一份拟好总包合同——如果哲哥同意，他就从每块电瓶抽走3毛钱，其余的费用和利润，全部由哲哥独立自负盈亏。

这个价格很公道，因为这个老板不仅真金白银地向那家公司缴纳了每块电瓶4位数以上的押金，也完成了整个项目前期包括场地、设备和库房租赁等所有的工作，把这个换电瓶的项目直接转包给更会赚钱的哲哥，他每个月能固定收取至少6位数的提成——这绝对是个双赢的合作。

签完了那份合同，哲哥开着阿尔法接上我，再次来到了茶馆。里面依旧还是那几个在大呼小叫地打麻将的家伙，还有同样窝在办公室里打游戏的熊大。

这次，哲哥没再麻烦刘姐下厨，他带来了以前自己酒店里的厨师和各色食材，还扛来了煤气罐。他们在那个只有一个电磁炉的简陋厨房里忙碌着，又把做好的菜摆到了那个硕大的茶台上，接着，如同第一次来茶馆那样，我们哥几个在诧异与惊叹之中，继续与这位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创造了奇迹的老大哥，开怀畅饮。

席间，哲哥用手机微信给我转了5万块钱，后面还跟着个感谢的表情，我又原封不动的给退了回去。

我并不是视金钱如粪土，我也确实很差钱，但明显的，我的付出，顶多就算帮朋友跑跑腿。能亲眼所见这位传说中的商业大佬在不足6个月的时间里靠着几百块钱东山再起，这堂不能再生动的课，又岂是用金钱可以来衡量的？

从4月份认识哲哥，刚好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再到10月，严酷的寒冬又即将来临，哲哥不仅完成了“在冬天前租套房子”的心愿，甚至在这个冬天结束前，都能直接在我们这座城市全款买套百八十平的房子了。

虽然疫情的反复让这个年头变得困难重重，但人家在春天就在辛勤播种，早已硕果累累，而我们，却在始终期待着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哲哥说的没错，我们是活在过去的人，根本就不配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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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那年元旦，我的电影院刚刚开业

前言长久的平静，并非生活的全貌。2020，对于很多人而言，或许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生活”。从疫情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行业震荡到个人学业或职业选择；从教育方式到情感状态……这一年，各种猝不及防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向我们涌来，往往只在一瞬间，我们的人生就会因此转变。祸福相依轮转，谁也不知道2020年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变故，终究会指向何方。身处其中，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何去何从？至此，我们在近百篇来稿中精选了6篇「2020，意料之外」，从今天起与大家共享。希望我们曾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生活都会回报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让我们保持着一颗安宁的心，整理行装、继续向前。

1

2018年8月的一个中午，我从困顿中努力挣扎出来，埋头坐在北京的一个靠窗的格子间里，绞尽脑汁写PPT。明天就是公司每月一度的业务检讨会了，因为要向老板汇报，会格外漫长、难熬。

因为手机静音，阿吾打了3遍电话我才看见。我迅速拿起手机走过一长溜更小的格子间，越过总经理办公室，到走廊上打起精神接听电话。电话一接通，那边的阿吾便先声夺人：“怎么，在北京升官了不想理我们平头百姓？”

“哪敢，吾大老板别取笑我们打工仔了，快说，有何吩咐？”

阿吾说，他来北京参加影视展，晚上想约我见一面。想到明天的会议，我有点糟心，但老友远道而来不聚一下又说不过去，就和阿吾约在簋街——那里离我工作的地方和他住的酒店都不远。

多年前，我和阿吾一起入职某家知名的炸鸡公司，之后又进同一家店实习。阿吾能说会道，领会领导意图很快，很得大区经理赏识，所以升职迅速，两年多的时间就升任餐厅经理，让我望尘莫及。等我在那家公司熬到第三年的时候，阿吾的追求不一样了，他跳槽去了一家电影公司。

他很有商业头脑，敢闯敢干，在那边做到中层后又果断跳出来与人合伙开影院。这些年，乘着电影行业高速发展的东风，他已经与人合伙开了4家店。看他平时晒的朋友圈，不是东欧深度游就是马尔代夫的海，最近还报了一个MBA总裁班，生活圈层逐渐和老同事们拉开了距离。

一晃十多年过去，我也早换了工作，现在的这家公司起初主营日用品，后来转型做创意杂货，前几年发展得挺好，规模也上去了，但现在创意杂货难做，最近一年竞争加剧，公司业绩同比下滑，开始走下坡路。老板给经营团队的压力挺大，开会经常“喊打喊杀”，不是处分人就是要求精简人员，甚至有传言说老板准备将公司打包卖掉。

我跟着老板干了10年，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南征北战，一路晋升为总监，调到北京总部。虽然我总告诉自己要知足常乐，但比起风生水起的阿吾，难免会有点失落感。

谁知快要下班的时候，总经理非拉着我审核第二天要讲的PPT，沟通处理完，已是8点多。我飞车赶到饭店，隔了老远就看到阿吾。他坐在一张八仙桌边，旁若无人地朝我招手，这家伙虽然有点发福，但长得高大，梳了一个油头还是显年轻，整个人春风得意。

“卢总，你这架子越来越大了！”还没等我落座，阿吾就把一杯酒端到我面前，贼笑着说，“你自罚三杯吧。”

我俩在夜晚嘈杂的人声中边喝边聊，回忆当年披着军大衣躲在冻库偷吃鸡腿的糗事。话题渐渐散开，又聊起当下影视圈的八卦，阿吾给我看他和几个明星的合影，我惊呼起来——其中有好几个是我儿时的偶像。

“你现在长驻北京，什么时候把老婆孩子接过来？”阿吾突然抬起头问我。

“哪敢接过来，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我放下酒杯，看着喧嚣的人群，心想，自己这点工资积蓄是不可能在北京买房的，于是说：“我就没这个打算，北京对我没有吸引力。”

为了避免尴尬，没等阿吾接话，我赶紧换了个话题。当时正值暑期档，电影市场大好，我去看《我不是药神》时，只买到了最前排的位置，全程仰着脖子看完，新上的《一出好戏》似乎也挺火，我随口问道：“今年电影这么火，赚了不少吧，什么时候也带我一起发财？”

“哥，你真想干影院？”阿吾放下酒杯，盯着我。

“投资大吗？投一家影院要多少钱？”我试探着问。

“大有大的做法，小有小的做法。大影院投资要两三千万，小的一家大几百万也能搞定。”

看我不太懂行，阿吾详细讲解了一些影院投资的因素，包括装修档次、影厅数量、设备等。至于投资回报，他说，有的好项目不到3年就回本了，但也有不太好的，5年才收回成本。

这个行业听上去很诱人，但我还是心虚。这些年虽然工资涨了不少，但紧跟着在老家买房买车，结婚生娃还贷，实在没剩多少钱——可当年阿吾工资也不高，家里还是工薪资层，我就问他，当初是拿什么创业投资的。

“还不是把房子车子抵押出去，到处借钱，找人合伙参股，麻着胆子往前冲！”阿吾的语气既自豪又悲壮，随后总结道，“创业真要万事俱备，黄花菜都凉了。”

阿吾的这番话点燃了我的创业激情——这么多年，我一直漂泊在外，年纪渐长，也想留在妻女的身边。

几天后，我和女儿视频，借机说：“明年我就不来北京了，留在长沙陪你。”

女儿兴奋得欢呼，妻子却觉得我是瞎承诺，于是我说出想回家创业的想法。妻子的笑脸顿时有点凝滞，过了几秒又阴转晴，平静地说：“创业是好事情，但也是大事情，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

2

那个周末我回了一趟家。妻子说创业她不反对，但随后抛出了一大串问题：“做什么行业？有没有详细的计划和市场调查？启动资金够不够？……我们家主要靠你的工资收入，还是稳健一点好。”

我的妻子曾是个优秀的职业女性，为了我的前途和家庭，怀孕后辞去工作，牺牲很多。女儿出生后，我们两地分居，她独自扛起了抚养、教育的重担，所以我平常非常尊重妻子的意见。

10月，阿吾打来电话，说有家影院年底开业，问我要不要参点股。当时某女星刚补了8亿税款，事件还在发酵，国庆节的票房不太理想，媒体上都在说“影视寒冬来了”。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不敢轻举妄动，犹豫了半天，最后推说资金在股市套牢了，等公司发了年终奖再投一点。

结果到了年底，我们公司因效益不好，年终奖大打折扣，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的春节档电影异常火爆，我有点后悔了。

2019上半年，公司开始裁员，虽然业务不见增长，但大家都忙得飞起。我挤出时间看了一些加盟的创业项目，如奶茶、干洗店之类，但发现基本都不靠谱，是靠加盟圈钱的。

还没等我确定创业项目，7月，公司一纸通告发到邮箱，老板将公司出售，获利离场。很快，新的总经理、人事副总走马上任，开始和老员工们一个个谈去留问题。

新公司要求：35岁以上的员工基本不留，总部的人基本不留。这两条我都占了，只得走人。还好我工资不低，工作时间也久，获得了一笔不菲的劳动赔偿金。

离开北京的那天，我看着北京西客站进进出出的人流，每个人都是匆忙而焦虑的样子，顿时感到自己解放了，以后再也不用挤地铁上下班了。

火车一路南下，北方的村庄和城市一个个被抛在身后，离家越来越近，我却突然有些彷徨和紧张——有时候，人总抱怨生活一成不变，但真正不确定的生活摆在面前，还是会感到恐惧，因为还没有准备好。

回到家，家人都露出了笑脸。刚开始我很享受这种赋闲的日子，带着妻女到处去玩。但一个多月下来，只出不进的财务状况让我有点恐慌，妻子也从最初的喜悦转为试探性地问：“要不要先找个工作过渡一下？”

我很清楚，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依靠通用的管理技能，在如今的就业市场是没有多少机会的。而且二线城市就业机会本就不多，即使再找一家公司工作几年，还是会面临被扫地出门的窘境，到那时就更没有勇气创业了。

我没有回答妻子的话，直到有一天，我带女儿去电影院看《哪吒》，看到如织的人流，终于下定决心给阿吾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离职了，要全心全意创业。

“你呀，难得下定决心！”阿吾揶揄我，接着说正事，“有个县城的项目，正好我下周要去，你想做的话，到时一起过去看下。”

我赶紧应承。

3

阿吾开着他的“陆地巡洋舰”带我和另一个被他称为“全总”的投资人去罗县考察。我提前在百度上搜了一下，罗县的主要产业是农业，有20多万城区人口，出去打工的人很多，以前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域，因为这两年搞了一个小工业园，才有人口回流，县城房价在4000元左右。

到了地方，车子转了好几圈，我发现这县城还小有规模——三纵三横几条干道，一条商业街店铺林立，除了两家肯德基，还有一般县城少有的专卖店，金铺也不少——看样子，这里的居民消费能力还不错。

在县城开电影院，我们有两个竞争对手：一个是老影剧院，隔得远，只有一个厅，还破得不行，我们去看的时候大门紧闭，听门口卖红薯的大叔说，这里白天不开门；另一个影院是两年前开的，有5个厅，600多座，进去一看，大堂不小，装饰得花花绿绿，几个电影展架凌乱地摆在大堂四周，前台服务员正在给孩子喂饭，压根没空搭理我们。

我还想多观察一下，可阿吾“呵呵”笑了两声：“走了，不需要再看了，没啥竞争力！”

我们这趟来罗县，主要目的是为了选址，商业圈有句话叫：“地段、地段还是地段。”我们看中的商场已经盖得差不多了，它位于县城中心，在商业街与另一条主干道的交汇处，建成后应该很能聚客。

之后，我们见到了商业公司的于总，他很坦诚，说商场要赶着元旦开业，也希望与我们达成合作。他当场就把工程与招商负责人叫上来开会，对商场定位、招商规划和进展，还有影院结构、承重，供电水暖、营业动线很多细节一一确认。于总在当地还有资源，说到时会协助我们办理各种证照，“都不是问题”。

最后谈到核心问题——租金。阿吾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要回去做个财务测算再报价。当晚，我们再次逛县城，意外发现每个餐馆都非常火爆，这让我们增加了信心——一般来说，餐饮的消费能力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消费欲望和消费习惯。

可我还是有点不太看好小县城的观影习惯，阿吾说：“兄弟，你在北上广待久了，别小看小镇青年的消费实力，现在电影市场都在往三四五线下沉。”

按阿吾和全总的保守估计，在不增加竞争者的前提下，我们开的这家影院3年左右可以回本。气氛一片欢乐祥和，我却不合时宜地问：“市场只有这么大，要出现新的竞争者怎么办？”

他俩看了我一眼，断言道：“这地方不可能再有新的竞争出现。你看，周边的建筑都没有商业条件。”

阿吾和全总在投资方面已经很资深了，而且有成功的先例，我也只得相信他们的判断。

第二天，我们在租金报价上适当减了一些，没想到对方下午就同意了，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保证在元旦开业。事情这么顺利，我们都有点兴奋，回程的时候，阿吾一边开车一边轻声哼起了歌。

按过往的工作经验，我们这趟市场调查实在有点走马观花。我还是感觉不踏实，过了两天，又独自去了一趟罗县，到商业街数人流、找朋友打听开发商的实力、甚至去最大的竞争对手那里又看了一遍《哪吒》。

那天是个周六，电影院的服务员向我推销会员卡，我借机和她聊起来:“这边看电影的人多吗？”

“挺多的，现在是暑假，所以学生多。开学之后会差一点，只有周六日人多一些，春节才好，座位都不够卖呢。” 服务员骄傲地说，“我们是当地最好的影院。”

我心想：很快就不是了。

项目很快推进签约，经测算，我们的影院可以规划800多个座位、7个厅，其中有一个厅装的是全景声巨幕，总投资900万。在业内，这算是小规模投资，但对来我说，不吝是个天文数字，还好阿吾有几个固定的投资人一起参投，他们占大头，还做了设备融资租赁贷款。

阿吾问我投多少，我把自己的股票基金和公司赔偿款加起来，满打满算还不到70万。最后，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报了50万，阿吾笑话我：“兄弟，投这么少会后悔的。看这情况，过完年就能分红。”我只得实话实说，这点钱已经是我的全副身家了。

这次跟妻子汇报，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在餐桌上说起来就很有信心，还把项目情况和预期收益做了说明。妻子也说，这次听起来比较靠谱：“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好好干吧，我和闺女是你的坚强后盾。”

阿吾过去经手的项目，有的从签约到开业得好几年。而我们的影院要赶在元旦前开业，只剩4个月，时间很紧张。好在阿吾对开影院已经驾轻就熟，前期总体还算是顺利的。

一开始，由于影院管理人员没到位，我就去罗县负责公司注册、监理工程进度。装修中途，有个投资人因为有其他投资渠道，减少了投资。阿吾对我说：“兄弟，要不要搏一搏？你增加30万，我再增加50万，反正马上就是春节了，很快就可以回收一部分投资。”

我想了想，现在已经干到一半了，退也没法退了，加上各种媒体对春节档的预期很高，我也觉得春节没有理由不火爆，“人生难得几回搏！”

这次追加投资，我没有告诉妻子，而是私下找亲戚借了10多万，又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账上就留下几万块钱开支。一次，女儿走过水果摊要吃车厘子，一斤90多元，我只得哄着她买了两串香蕉离开。妻子笑着说：“我们家的车厘子自由没有了。”

我苦笑着，只盼着影院早点开业。

4

影院如愿赶在2020元旦开业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开业促销和宣传，但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一炮打响。我们遭遇了史上最惨的元旦档，每天的收入只有三四千元，勉强保本。阿吾安慰我，说电影市场看片吃饭，影院也在成长期，不要急，“等春节爆发吧”。

果然，随着春节临近，学生和外来人员开始回流，小县城影院的经营状况也在日渐好转，我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

阿吾招来的影院经理叫小李，他有行业经验，管理迅速步入正轨，我就得以脱身从罗县返回长沙，安心等待春节的到来。到了1月中旬，影院管理群里突然爆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隔我们不到1公里的地方，有一家影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想赶在年前开业。

小李说，这是一家本地企业做的电影院，最终目的是为了给自家的商业楼招商，老板有点文化情怀，在投资上不惜血本，也不计回报，而且一反常态，基本没有对外宣传，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一听，心说还有这种打法？随即陷入深深的自责中——虽然投资难免犯错，但这个错犯得有点太低级了，此前我们评估项目主要靠别人的意见，市场调查也不够深入。

在创业这件事上，任何侥幸都会带来灾难。既然灾难发生了，就面对吧，大家都冷静下来，对收益预估做了调整。经过测算，罗县的市场还有空间，不至于血本无归，但投资回收期拉长了。

但我没想到，这还不是最大的灾难。

2020年春节档开启预售后，我们的预售票房每天都在噌噌噌地往上涨，我紧锁的眉头终于松开了些。1月23号，我送妻女去乡下过年，正走在高速上，广播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武汉封城了。

疫情来了，各大影片相继退档，我打电话给阿吾，他正焦头烂额地在另外几家店里善后，只能全权委托我处理罗县影院的事务。

指望在春节期间赢得现金流的想法落空了，接下来，我们将面临更难的经济状况，可我不得不接受现实，安排影院赶紧退票。

我赶到影院时，小李正在大堂等我，他有点沮丧，其他员工和顾客都已离场。原来气派的大堂显得空旷寂寥，散发着呛人的消毒水味道，几张宣传单飘落在地上，头顶悬挂的大红灯笼显得格外讽刺。

安排完事情，我赶在封路前回乡下和妻女团聚，乡间一片岁月静好，但是我却如坐针毡。阿吾那边传来消息，他投资的几家影院都停业了，每月租金都要几十万，员工关系又复杂，处理起来一筹莫展。

2020年的开端，“好好活着”成了所有人最朴素、最真实的愿望。原本以为过了春节，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但这场战役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焦虑又无可奈何。

5

等到疫情平稳了一些，国家允许一些企业率先复工复产，但考虑到抗疫大局，娱乐场所迟迟没有开放。影视这个“没有天花板的行业”终于硬生生地顶到了疫情的天花板，一边是线上视频网站一片火爆，一边是线下影院冷清萧瑟。

阿吾把我拉入一个影院投资人的微信群里，每天，大家都在群里讨论疫情的走向和自己的遭遇。有个大佬透露，全国的影院可能会于4月底复业，还拟出了可能上映的复映片单。群里一片振奋，大家似乎又看到了春天。

封锁解除后，我们一家三口如临大敌般从乡下回到长沙，被迫在有限的空间中朝夕相处。背负着生活与投资的双重压力，加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与沮丧，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

我和妻子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比如谁做饭、是否关灯、物品该摆在哪个位置、冲没冲马桶……因为财务困窘，我想缩减一些女儿的兴趣班，妻子却不同意。当她得知我后来瞒着她借钱去追加投资后，情绪就更深了。

开始我们还能控制情绪，后来却愈演愈烈。一次，女儿抗拒写辅导班留的作业，妻子说：“你想像你爸爸一样，天天待在家里吗？”我怒火中烧，再也无法保持冷静：“我没本事，但还不是靠我养家？”

我们口不择言，针锋相对，似乎只有刺痛对方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女儿吓得号啕大哭，我俩终于意识到我们不仅伤害了对方，还伤害了无辜的孩子。

于是，我和妻子开始了长时间的冷战，虽然被困在一个屋檐下，但偶尔有事需要沟通，也尽量通过微信，三言两语知会。

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是我的选择，但相比于过去的异地，如今夫妻中间像隔了一堵厚厚的墙，心的距离似乎更加遥远。

五一劳动节，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我又去了一趟罗县。

进了商场，人气已经有所恢复，但影院还是大门紧闭。影院关停2个多月，无奈之下，我们与融资公司协商暂缓还贷，又与物业协商复业前暂时不交租，等营业好转再补交。刚开始大家都说有难处，但几经沟通，不得已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做完这个安排，我松了一口气，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笔的支出了。随后，我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巨幕厅里，几盏大灯照在头顶，心底却生出一丝丝的寒意和绝望。

因为流动资金所剩不多，员工早已遣散，只有小李主动提出愿意拿最低保障工资守住影院。看小李有点萎靡不振，我为他打气，说很快就会有复业的可能，又让他定期清扫环境、维护设备——巨幕厅的座椅和地毯上已经有点积灰了。

可是回家后，我的心仍旧焦躁得很——我的个人账户快弹尽粮绝了，每个月我要还房贷、交社保，虽然妻子手里还有些积蓄，但我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一气之下打开支付宝，借了3万元的网贷。

到了端午节，影院复业的希望再次落空，有些传言更让人绝望，说2020年都没有复业的希望了。

我不能再坐吃山空了，就在几个招聘网站拼命海投简历。线下的服务型企业大部分都在减员，即使在招的职位也多是一线员工，想找中层管理以上的职位简直是大海捞针，而且“年龄35岁以下”成了一道红线——我这才知道，很多中年人创业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把薪资要求从3万降至2万、再到1万，但回复者寥寥。找工作失败打击了我的自信，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家里的高压环境让我选择逃离，白天去图书馆、咖啡馆消磨时间，晚上刷抖音刷到很晚，有时半夜饿了就叫外卖，再喝上两瓶啤酒让自己睡得踏实。我变得越来越消沉，也变得浮肿憔悴，不修边幅。

妻子是个很自律的人，她看不惯我，就在微信上给我留言：“你想潇洒可以，但请不要影响你的女儿。”

人没信心的时候会更加敏感，任何小事都会放大，以前能心平气和接受的话，现在听了都会觉得刺耳。我觉得妻子不理解我，对她的留言更是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天气逐渐转暖，而我们的关系达到了冰点。

一次，在女儿强烈的要求下，我们全家去公园散步。女儿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我和妻子不声不响地走在后面。女儿突然回过头来说：“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不牵手啊？你看，好多夫妻都牵在一起。”说完就跑过来牵我们的手，想要拉在一起，我和妻子既尴尬又难受。

女儿小时候是反对我们牵手或拥抱的，想要我们把所有的爱都给她。如今她长大了，比我们想象中更懂事，已经看出了这个家庭缺少爱，发生了变化。

我苍白地和女儿解释：“这世界上有很多家庭，相处的方式都不一样。”

女儿毫不犹?地答：“我不喜欢这样的家庭。”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跑，那一刻，我觉得很沉重。

6

当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再次失眠了。

这么多年，我和妻子聚少离多的相处模式掩盖了婚姻中的许多矛盾，距离给了我们空间和幻象，甚至可以在婚后坚持做自己。但，坚持自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开始真正正视自己的问题，虽然回到长沙，但我一直不肯放下“北上广”的架子，不肯接受生活现状。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一个体力劳动者又怎样？面子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想起自己刚走出乡村去投奔一个已经在广东落户的亲戚时，孤零零地站在工厂大门打Call机，但一直没人回信，门卫恶狠狠地拒绝帮我打电话找人，为了节约点钱，我只好找一个桥洞，挨着几个流浪汉熬了一晚。第二天天亮，我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也明白做人始终要靠自己。后来，在快递公司打杂、跑销售、做话务员、餐厅管理人员……没有其他念头，就是想靠自己活下来。

而今，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却不敢去面对。反观妻子，这些年她虽然一直在家带孩子，但坚持学习、进修，还做了微商和旅游中介业务，每月都有些收入补贴家用。

或许生活没有打败我，是我打败了自己。我想，以后大不了去送外卖、开滴滴，我才40岁，总能养活一家人。心里的包袱逐渐卸下，人就轻松了很多，我开始规范作息，每天坚持跑步和节食，承担更多的家务活儿。

人精神起来，和妻子的关系也逐步缓和，渐渐地，我们会像以前那样一起去接送孩子，也不再只用微信沟通。妻子说：“人要能屈能伸，每天无所事事地焦虑没有用的，人要让自己忙起来才不会恐慌。”她知道我借了网贷，就迅速给我转了一笔钱，让我把网贷还了。

这期间，我居然接到了猎头的电话，让我做老本行，但要去外地。我纠结了半天，还是拒绝了——我想，维护家庭应该是我这个年纪的首要任务。

7月中旬，影院终于可以复业了，我打电话给阿吾，他那边仍旧千头万绪，又全权委托我管理罗县的这家影院，股东们也同意给我开一份工资。

阿吾不好意思地说：“你知道现在的经营状况，和你以前没法比。”我说没有这份工资我也要在这个行业好好学习，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要扎根。

我们都很庆幸在经历危机后，合伙人能互相理解。

我和妻子商量，决定下半年全身心投入到影院复业和经营的工作中，平时常驻影院宿舍，每周末回家一次。妻子同意后，我又开始了两地奔波的日子，但这次离开家，我的心里踏实多了。

我和小李一起筹备了开业活动，有好几个老员工听到消息后，都重新回来上班。复业的过程步履维艰，一方面没有新片，另一方面人们对疫情心有余悸，不敢来。刚开始生意很惨淡，每天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不过我还是和妻子开诚布公，妻子安慰我：“慢慢来，坚持一下，后面会越来越好的。”

好在《金刚川》的火爆带动了观众们的观影热情，我们的现金流也逐步扭亏为盈。不过这时候，同行们的坏消息陆续传来，有的影院因为交不起房租被迫停业，连开了20多家店的泰禾影院在一夜之间关门了。还有的影院是年前装修完的，投入了大几百万，租约也签了十几年，就算赔钱也得开门营业，毕竟活下去才有希望。

疫情依然像不稳定的积雨云，在我们的头顶盘旋，11月，我们不得已申请了营业贷，确保罗县的影院能撑过这个冬天，同时也期待着2021年的春节档给这个行业打上一剂强心针。

人至中年，无法回头，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恐慌了。现在，我的手机里已经下载了滴滴出行的司机版，随时准备上线，还咨询了银行的房抵贷，明年有机会，我还要二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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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