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赖在奶奶墓穴里的风水先生

1

2012年的冬天，主治医生把我母亲拉到走廊，说奶奶已经是食道癌晚期了，“拉回老家准备后事吧。”母亲哭着给奶奶娘家打了电话，征得对方同意后办理了出院手续。之后，我们就带着奶奶回了老家。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漫天遍野的白，我把车子开得很慢，瘦瘦小小的奶奶像个孩子一样躺在我父亲怀里，母亲坐在副驾不说话。到了村口，我看见了本家亲戚长青，他穿着一身的黑，弓着腰，蜷缩着站在大雪中，像块竖起来带着青苔的石头。我本想把车停下来跟他打个招呼，但母亲让我别停，赶紧回家。

老家许久未住人，显得凄冷。父亲给奶奶铺了好几床褥子，被子也盖了两三层，上面还包了好几件衣服，“小太阳”就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可奶奶还是一直不停地哆嗦。她已经连续几个月未曾好好进食，最近几天更是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现在连点滴都几乎输不进去了。

我陪在奶奶身边讲过去的事，父亲在楼上打扫卫生，母亲在另外一个房间收拾床铺，长青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我一转身，吓得叫出了声。父母以为奶奶病危，赶忙冲了过来，结果看见了长青。

长青老了，话越来越少，几乎不表达，他“噗通”一声就跪下了。我们不知所措，急忙去扶，却怎么也拉不起来。父亲生气地说：“俺娘还没死哩，你这是干啥呢？！”

长青并不理会，他跪向奶奶床边，说：“我想埋在俺娘身边。”

彼时奶奶已经神志模糊，躺着一动不动。我母亲不懂长青的意思，生气地说：“青哥，我们是本家，我尊称你一声哥。但是你今天这举动莫名其妙，这是折俺娘的寿。你埋哪儿给俺娘说啥？你快起来，再不起来，我就把你赶出去了。”

长青仍旧一动不动，父亲给我使眼色，我俩就一人一侧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架出了院子。父亲让我把大门关上，我关门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长青，他就像冬天的枯树枝在寒风中摇晃。我忽然想起他年轻时的样子，帅气逼人，一度令人敬仰，不免感到心酸，便劝道：“您赶紧回去吧，天冷。”然后就关了大门。

回到屋内，我看见母亲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父亲也靠着奶奶的房门生闷气。许久，父亲说他知道长青那话是啥意思，“咱爹的坟和他娘的坟连在一起了。2008年洪水把坟头冲得一塌糊涂，分不清谁是谁了，后来简单分了分，各自又添了土，就算是认祖归宗了。但是坟头连坟头，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了，咱娘肯定要埋在爹身边，咱娘一埋，他就不能埋在他娘身边了。”

母亲更生气了，骂道：“神经病，哪有人死后和自己的娘埋在一起的。这不是笑话吗？”

父亲也觉得不妥，但又能理解，“长青这一生孤苦无依，名誉上有一儿一女，但谁都知道那不是他的。再加上断了一条腿，这些年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村里人都看不起他。他估计是想死后和娘近一些，有个依靠吧……”

母亲生了恻隐之心，说话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一些，“那，那也不能……”话没说完，她突然话锋一转，“他是个‘看地仙’，那个位置的风水一定好，他这是在给自己找风水宝地。不中，说啥也不能答应他。”

母亲随即就给长青的儿子兰强打电话。兰强外出跑货车，攒下一些钱，早早在城里买了房子，已经多年未回村了。母亲曾是兰强的小学老师，所以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兰强一听立马在电话中保证：“王老师，您放心吧，我不会把俺爹埋在那的。等他死了，埋到哪儿还不是听我的。”

听了这话，母亲才稍微放心些。

2

次日，奶奶的病情加重，亲戚朋友们都来做最后的告别。父亲到村里找挖坟茔的人，让我出去买鞭炮和纸张，回来的时候我又在村口看见了长青。

大学毕业后，我很少回村，村里很多人都不认得了，但长青我却记忆深刻，且对他略有感情。

大二那年我在电台实习，有一期节目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采访。稿子写好了，就几句话，但找不到合适的讲话的人。一筹莫展时，是长青帮了我，我道了谢正要走，他却叫住我，局促了半晌才说：“你也帮我个忙？”

我点了点头，长青就拜托我帮他写张状纸，“你是大学生，文化人。”

也许是虚荣心，也许是怜悯，我推辞不过，竟然答应了。长青跟我回了家，我拿出纸笔，原本以为他会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却没想到他的经历那么曲折——

2003年，在外漂泊了数年的长青回到老家。过去，他以算卦、占卜、看风水为生，积攒了200万元养老钱。此次回乡，他先给村小学捐款3万，用于房屋修补；又给村集体捐款2万，用于购买棉衣棉被捐给孤寡老人；还买了米面油，分发给村里的穷人；此外还给两个上不起学的孩子交学费，买书……

那段时间，村里人都在谈论长青发了财，乡里领导也知道了，就推举长青成为政协委员。这下，长青更想给村里做点事了，他承包了河两岸的200亩荒地种树，乡里领导许下承诺：等树木成才，乡里会代为销售。长青的林场开业时，乡长亲自来剪彩，并说了一大堆夸奖的话。那是长青这辈子的高光时刻。说到这里，长青的眼睛却红了，我有些疑惑：“这不是好事吗？要告什么呢？”

他说剪彩仪式结束后，乡长亲切地问他有什么困难，可以尽管提。长青说通往林区的道路没通，想修路。乡长说可以，乡里支持，但修路不是小事，审批手续也挺复杂，“这样吧，你给乡里面2万元资金，我帮你把这个关系给疏通了。”

那时长青身上只有1万5，全给了乡长。原以为有了乡长支持，事情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谁承想乡长却是推长青进火坑的人。他断断续续以各种名义向长青索要资金，到了2007年，还明目张胆地要分割那片树林。他要求50%的树归乡里，划在他个人名下，剩余的50%的树属于长青。

一开始长青不同意，乡长就以非法修路和手续不合规占用荒地为由，威胁要没收林地。此时长青已经将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林场，如果真的被收回，他将一夜返贫。无奈之下，长青只好与乡长签订了分山协议。

此后，乡长以自己妹妹的名义成立了一家林业公司，先卖小树苗，再卖成年树，很快就把自己名下的树苗卖得差不多了。为了霸占剩下的树，2010年，乡长打着国家级土地整改项目的名义强行拔掉了长青名下已经长成的林木，长青以死抗争，却因“阻碍公务”被森林公安抓了。

那段时间，总有人在深夜打砸长青家的门。他的儿子兰强被人拦路殴打，妻子“哑巴”被人恐吓，甚至连精神不正常的女儿兰秀也被人强奸。无奈之下，兰强跑了，离开了这个吃人的村子，而兰秀更疯了。最终，长青只得妥协，他放弃了剩余的林地承包权，默默回了家。

我草草记录了长青说的内容，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漏洞，比如：乡长敢明目张胆地索要财物，长青还有证据吗？还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长青也都不记得了。细细问起一些细节，长青稀里糊涂，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知道自己写的“状纸”可能根本没用，长青就算去告了也不会有结果——现在，那块荒地已经退林还耕，乡长也换了几轮，再翻旧账就难了。但长青却视如珍宝，他仔细地看，反复夸我“有才华”。

那天，我走上前去给他打招呼，他抬起浑浊的眼睛，挤出来一丝的笑容。我说，“冷，回家吧！”他低下了头，不说话，把头埋在怀里，蜷缩成婴儿的姿态。

3

在长青挣到200万以前，他们全家都不受村里人待见。

长青的妻子是他叔叔用一斗麦买回来的。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讲，这个女人刚来的时候偶尔能发出“呀”、“啊”之类的惊叹词，因为害怕，见人一直躲闪。

一天夜里，女人逃了，长青满村找，最后在村口的“石窝坑”里面找到了遍体鳞伤的她。第二天，女人就再也不会说话了，人们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哑巴”。村里有传言说，女人是被长青叔叔用“鬼神的办法”给弄哑的。

哑巴没有再逃了，有人说她是感恩长青救了她的命，也有人说她逃一次就被长青叔叔打一次，怕了。后来哑巴先后生了一双儿女，叫兰强、兰秀。可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村里人众说纷纭。

一天傍晚，有人看见长青的叔叔从哑巴的房间走出来，就断定两人有染，并一口断定兰强和兰秀是长青叔叔的种——因为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他们家的传奇——他们还添油加醋，说长青压根没有生育能力。

长青一家住在村子的角落里，与外界接触甚少。院子四周静悄悄的，没有生机，厨房也没有炊烟，只有一只羊卧在堂屋里，一动不动。他们一家吃什么，谁做饭，怎么个活法，谁也不知道。

长青叔叔是个常年装神弄鬼的人，在外做驱魔、看风水的营生。他喜欢把蛇装在瓶瓶罐罐里，又把这些瓶瓶罐罐挂在房檐上，一阵风刮过，瓶子相互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村里人听到了，都说这是鬼怪们在说话。

兰秀出生后不久，长青的叔叔死了，被悄无声息地埋了。从此，长青也开始用驱魔、算命、看风水的本事养家。

兰秀比我大四五岁，和我是小学同学。她智力有问题，都长成大姑娘了还一直在留级。因为常年不洗脸、不洗澡、不梳头，大家都十分嫌弃她，也经常欺负她。

有次分座位，一个男生分到和她同桌，男生家长气冲冲地赶到学校对老师大吼：“兰秀又傻又臭，口臭、脚臭、裤裆臭，十四五了还拉在裤裆里，让俺孩跟她坐一起，那就是欺负俺孩，俺不同意。”无奈之下，老师只能在狭窄的教室里给兰秀安排了一张长条桌独坐。

其实兰秀并不是全傻，如果有人叫她的名字，她会狠狠地回答“干啥！”如果有人嘲笑她，她会用眼睛狠狠地盯着对方，甚至会骂上几句。如果有人打她，她会拿起地上的石子砸过去。如果有人善意地对她笑，她也会羞涩地笑着。

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兰秀真的是“傻”吗？还是因为孤单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但无论如何，那些年，村里所有人都把她简单地归类为“傻子”，包括老师。

一次，兰秀吃坏了肚子，在教室里上吐下泻。老师气地直跺脚，让一个小孩去叫长青来。见兰秀还在吐，长青背起她就往医院跑，所经之处臭气熏天。医生也很嫌弃，不让兰秀进门，只包了一些药扔过去。

兰秀康复后再来学校，被老师挡在门外，“你回去吧，别上学了，找个人家嫁了吧！”

长青闻讯赶来，乞求老师网开一面，收下这个孩子，“学多学少都行，学费可以多交，交别人的两倍都行。”

可学校硬是不收，一个老师甚至说：“又不是你亲闺女，这么上心干嘛？”此话一出口，氛围立马就变了。长青的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摔门而走。

后来我上了初中，每周回家一次，经常看见兰秀在路边放羊。她看见我骑着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会仰起头看着我走远。一旁的哑巴会给我打招呼，她摆摆手，意思是“放学了？”但那时的我却从来不搭理她们，只想远离这奇怪的一家人。后来，我上了高中，一直放羊的兰秀消失了。奶奶说，这个傻姑娘结婚了。

兰秀是被邻村的一个光棍拖到玉米地里强奸怀孕的，家人没有报警，而是选择把她嫁了出去。没有彩礼，也没有婚礼，她跟着那个男人去了邻村，可生下孩子就又被撵了出来。

可能是对孩子有无尽的思念，兰秀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疯了。

4

“长青是个好人。”我奶奶总是这样评价他。她说哑巴当年之所以不跑了，也是因为长青是个好人，“他不但对哑巴好，对两个孩子也好。”

在挣工分换口粮的年月，我爷爷有病在床，全靠奶奶一个人劳动。家里劳力少，孩子多，粮食不够吃，是长青经常接济我家。一次，奶奶从老鼠洞里捡了一块窝窝，被村里人发现，告发她偷粮食，拉到大队开批斗会，要“箩”她——“箩”是一种惩罚方式，就是一群人站成一个圈，被“箩”的人站在正中间，不停地被四周的人推来推去。奶奶说，村里“箩”死过人。

当时，村里人安排长青参与“箩”人，但长青拒绝了，他坚称那块窝窝不是我奶奶偷的，是他送的。村里人说：“你家穷得叮当响，粮食还不够自己吃的，你会送给她？”

长青拿出了一整个馍，说：“穷归穷，省吃俭用，还是能存下来点粮食的。”这下，村里人才放弃“箩”我奶奶，只开了个批斗大会了事。

到了农闲的时候，长青会带着村里人外出要饭。奶奶带着自己编织的草帽跟着队伍走，向南去过武汉，向东去过安徽，向西到过洛阳，向北到过邯郸。他们走一路要一路，回来的时候再用草帽换点干粮带给孩子。一次，他们半夜行路遇上强盗，是长青急中生智拿出路上捡到的红袖章，才吓退了拦路的人。

因为这些事，奶奶对长青要好过旁人。

奶奶是个地道的农村老人，不信科学，不信医生，只信长青。她认为自己身体弱，容易被鬼怪缠身，一旦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会让我赶紧去叫长青来“驱魔”。到了晚年，因为患有胆囊炎，奶奶常常会出现幻觉，她始终坚信那是被鬼怪附身了。为了安抚奶奶，我们会先叫长青来家里，他在盆里面倒上酒、点火，再端着火盆在屋里面转一圈，嘴里念念有词。奶奶昏迷，喉咙里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像是有人在里面对话。

这时，长青会打开门，对着空气说一些话，譬如：“她是个好人，好人不该受这份苦。她是个苦命人，鬼怪应该帮助苦命人。早点回家吧，回自己家，有什么需要的给自己家里人托梦……”

待长青走后，父亲会马上让村医给奶奶输消炎药，然后把她拉到乡医院治疗。奶奶清醒后，会阐述她在昏迷中看到的景象，说得神乎其神，并更加坚信是长青救了她的命。

在那个年代，长青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的人，除了驱魔、占卜，有时候他会在葬礼上帮忙写字。他身上有读书人的清高、不屑，也有隐忍与善良。

除了我奶奶，村里有很多人敬仰长青“看地仙”的本领。那时村里死了人，几乎都得由长青确定过了坟茔位置之后才会开挖。

1998年，隔壁村的一个有钱人慕名来请长青给他母亲找个上佳的阴宅。那个村子背靠大山，依山而建，山势虽然不高，但在平原大地显得突兀。

有钱人带着长青上山，说自己已经相中了一块背靠山，面朝水的弯地，“水聚财，弯存金，造福子子与孙孙。”

可长青觉得不妥。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成，许多村民在这座山上开垦农田，后来整座山被挖得光秃秃的，除了庄稼就没有其他的植被了。折弯处地势低洼，一旦下雨必被冲刷。他仰头看了看上面，一块巨石像把伞从石堆中伸了出来，巨石下面有一块平坦的土地。他说：“就是那里。”那人听了长青的话，将母亲埋在了那儿。

没多久，连续下了多日的暴雨，隔壁村后面的山上形成了泥石流，从高处倾流而下，顺着山下的小河一直向南流。从山上冲下来的除了泥土、庄稼外，还有棺材和寿衣。大雨过后，人们上山查看自家的祖坟，大多已经被毁，而有钱人母亲的坟茔在巨石的遮挡下安然无恙。

那人特别高兴，特地开着小汽车，敲锣打鼓，放着鞭炮来到我们村，除了送钱感谢长青，还拉了一条写着“活神仙”的条幅。

从此，长青在方圆十里打响了名气。但尽管如此，人们也只在有灾有难或家人去世时才会想起他，平时依旧离得远远的，说他身上阴气重，“不祥”。

一次，长青帮人看坟地，结果刚下葬不久，坟墓就被人盗了。那家人骂长青是江湖骗子，认为是他起了财心与盗墓贼合谋盗墓，因为他最了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一怒之下，他们竟把长青的一条腿给打折了。这事让长青在本地身败名裂，没人敢用他了，哪怕用他，也不让他靠近坟地，只让他远远地看，递支烟，塞10块钱就算完事了。

再后来，长青离开了家，去了远方。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听说是四处游荡。

有老乡在甘肃见过他，说他有点本事，加上有点跛，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在当地很有名气。但他从不在一地久留，待一阵子就走。

直到2003年，长青才结束了四处游荡的生活。他离开最后一站郑州，带着200万元回到家乡。没想到，这却是他晚景凄凉的开始。

5

兰强是个正常人，但自从2010年起经常被人拦路殴打后，他跑去外地讨生活，再也没敢回村。他不是不知道家里的情况，但也实在无法帮助父母和傻妹妹过上正常的生活。

哑巴也老了，瘦得像根苦柴，一辈子不与人交流的她，已经完全失去了站在人前的能力。她白天不出门，晚上像鬼魂一样沿着墙根游荡。在照顾女儿兰秀这件事上，更是无能为力。

夏天的时候，人们经常看见长得人高马大的兰秀赤裸着身体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嘴里嘟囔着：“抓蝴蝶啊，抓蝴蝶啊！”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的长青拿着一件衣服跟在女儿身后，蹒跚地撵着，村里人就在路旁看着、笑着。

每次提到兰秀，奶奶都会心疼得直掉泪，直呼“造孽啊！”据说，附近几个村庄的光棍都奸污过兰秀。直到有一天，兰秀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她是去了远方，还是被人杀了？并没人关心。长青去派出所报案，最后也不了了之。

兰秀的“死”让长青的信念一夜之间彻底崩塌，我再次见到长青时，他已经矮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永远低着头，佝偻着，拄着拐杖，靠着墙根走。除了奶奶还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他在村里几乎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了。

而现在，奶奶也要去了。

那天，父亲找来了挖墓坑的人，他放了一挂鞭，那些人就拿着铁锹开工了。雪还在下，本地人说雨水和雪花不能落在墓坑里，否则子孙后辈的财会流走，父亲就找了塑料布在墓坑上方搭了一个临时的棚。

因为家里亲戚多，父亲放过鞭后就回家忙了。他刚一到家，就气冲冲地说：“长青就蹲在路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挖墓坑。”

母亲说：“别搭理他。”

到了傍晚，奶奶走了。父亲请来了两班唢呐对着吹，院子里和堂屋内布置了一番，亲友们一番痛哭。三天后出殡，墓坑已经挖好了。

第二天夜里，乡亲们来随礼，很晚的时候，长青也来了。他颤巍巍地拿出了一叠脏兮兮的钱，有整有零，都是旧的，记账的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最后清点了半天，一共506块。

记账的人对着天空喊了声：“长青，506。”我出去磕了头，谢了礼。长青没扶我，只站在1米远的地方低声说：“走了！”

次日，远方亲戚前来祭拜，在一片忙乱中，有人慌慌张张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不好了，长青死了。”家人们都正处于悲痛之中，无心顾及长青的死活，但那人又说：“他躺在给老婶子挖的墓坑里断气了！”

父亲一下子就慌了，匆匆往奶奶的墓坑跑去，一群人都跟了过去。赶到后才发现，长青竟然平躺在墓坑里，身上盖了薄薄一层黄土。他应该是昨夜断的气，身体都僵了。

父亲气得连骂了好几声，非要叫人把他挖出来不可，旁边就有人劝：“埋都埋了，就随他去吧。再挖出来好与不好咱也不懂，唯一懂的人都死了，咱们就别折腾了，给老婶子重新挖吧！”

父亲无奈，只能尽量在爷爷坟墓的不远处找个位置，把奶奶安葬了。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一直是父亲心头的一根刺，总会时不时地露出来，扎伤他。时至今日，我仍会想，如果奶奶当时意识清醒，可以表达自己意愿，她会同意把自己长眠的位置让给长青吗？

那些曾经需要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去帮助的人，如果再次遇见，我们会像长青当年那样，伸出援助之手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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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在北京和俄罗斯的冬天里

1

我和周叔的相遇没有任何戏剧性，倒有点宿命的意味。

2019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刚去了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医院当医生，就被外派工作了小一年，直到2020年5月才回到单位。医院不提供住宿，我只能先租房。跟中介小刘去看第一家出租房时，没想到，开门的竟是位60岁左右的老头。我有些诧异——按说，合租房里住的基本都是年轻人才对。

老头身高1米7左右，圆脸，大耳朵，乐呵呵的，有点像弥勒佛。他身穿一件掉色的米奇睡衣，看起来，甚是滑稽。

小刘带我来到次卧，老头紧跟过来：“姑娘，你要租这个次卧吗？那我建议你把床挪一下，床离卫生间太近，湿气重，对身体不好。”

中介听完瞥他一眼，连忙找补：“姐姐，这房间没问题。正规次卧，采光不错，隔音效果也好。这位周叔住隔断呢，人特好，特爱干净。你看这公共区域多干净，全是他打扫的，包括厨房，不信你去瞧瞧。”

我扫了眼客厅，行李箱、鞋架有条不紊地摆放着，地面也没灰尘，客厅中央的桌子上，还立着一个插满红玫瑰的花瓶。

见我盯着花看，周叔笑了笑：“主卧住了对小夫妻，也是医院的。前几天女孩过生日，男孩送的花。第二天要扔掉，我一看，这好好的花，丢了怪可惜，就要了来，又剪了下长度。你看，现在开得多好，已经好几天了。”然后又立马补充：“你们年轻人都在好好工作，没时间干家务杂活儿，我一老头儿，平日空闲多，顺便就做了，不值得什么夸耀。”

看得出来，周叔是个爽快人，做事儿也干脆利落，我对他印象很好。后来，中介也带我去看了其他的房子，我都看不上眼，要么太脏，要么离单位太远——当然，也可能是我总惦记着那艳丽的玫瑰，所以，我没怎么犹豫，就和周叔成了室友。

刚回北京那会儿，业务需要熟悉，我常常奔波在两点一线，加班是常事。忙忙碌碌，没感受到大都市的美好，倒是切身体会了异乡漂泊的孤独。而挣到的钱，大头都上缴给了房东……每每念及于此，我整个人都很颓废，总是在想是去是留的问题。

我加班回来，偶尔会和周叔打个照面。相较于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周叔倒总是精神矍铄。起初，他礼貌性地问一句：“苏老师，下班了？”“苏老师，又加班了？”后来就变成：“苏老师，你这是在积福报。不要垂头丧气，要加油。”

每每听他这样说，我都心想：嘿，这小老头，倒是挺能白话（方言，能聊的意思）。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小半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和主卧的小夫妻都被周叔关照得很好。年轻人爱网购，快递经常在门外胡乱堆着，周叔看到，就顺手拿进来，在每家门前摆好。有时他下厨，也会在冰箱里给我们留点吃的，用便利贴贴好，给小夫妻用大碗，给我用小点的碗，有炖排骨、炖猪蹄、烧鱼等等。他有高血压，要控制食盐量，做的东西总是少油少盐，口味清淡，却更保有食物本来的味道。

因为这个小老头儿的存在，北京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陌生，多了些人情味。

我那时都不清楚周叔的职业，只知道他间断很忙，有时甚至比我回来得都晚。我经常熬夜，偶尔半夜去趟卫生间，总会看到他屋子那道门缝儿里透着光，屋里隐隐约约传来足球比赛的声音。我想着，这小老头儿这岁数了，还是个足球迷呢。

不久后的某一天，我俩在逼仄的厨房相遇，他炖骨头，我煮方便面，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随便闲聊起来。

“大叔，我一直都很好奇，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彩票站兼职，主要是教人买彩票。嗯，其实不是彩票，是赌球，赌球你可能不懂。”

“这也能兼职吗？你教人的话，还不如自己买呢。”

“我自己也买，但要风险共担。因为我没法保证自己每次都能赚钱，但把一些经验分享一下，人家要是赚了钱，就稍微给我点儿。”

“那你的主业是做什么呢？”

“我的主业是做‘居间人’（指居间合同中为委托人提供订约机会或充当订约媒介的当事人）——怎么说呢，就是帮着人家做买卖，找到具体的买家和卖家，利用我手里的资源和专业知识赚钱。”

“你的专业知识？我还不知道您是学什么的。”

看着我疑惑的样子，周叔哈哈一笑：“你没有听过我打电话吗？一定是我声音太小，没有惊扰到你们真好。我以前在俄罗斯做买卖，我的俄语啊，那可是刚刚滴。”

我一知半解，看着眼前这个小老头儿，觉得他可能藏了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

等我方便面煮完，周叔的骨头汤也熬得正浓，随手给我舀了一大碗，附上一块大骨头肉，说：“苏老师，这个和你的方便面配在一起，绝了！”

2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短短1年时间，我就被工作磨得没了脾气，总是劝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那段时间，我发现周叔回来得也越来越晚，很长一段时间都凌晨才回出租屋。

他回来时，关门声很小，脚步声也很轻。我的房间离卫生间近，他入睡前上趟厕所，连冲马桶的声音都小心翼翼。他也不再熬夜看足球，只是亮着灯，不知道在干什么。到了白天，又很早就出门了，甚至比规律上班的我都早。我心里嘀咕：也不知道这老周头儿在忙活什么呢。

2021年冬天，有次，我下班略早。路上，正巧遇到周叔从彩票站出来，就商量着一起去吃点东西。正是这次饭桌上的谈话，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看着普普通通的老周头儿，原来身后有这么多故事。

作为我国最早一批出国做外贸的人，周叔的青中年时期不可谓不风光。早在90年代，不到30岁的他就在俄罗斯做跨国贸易，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周叔说，他是被同村本家的亲戚带去俄罗斯的。刚开始，只是做点小买卖，从东北倒腾特产，再从俄罗斯进点小物件。他聪明，做事仔细，又不失豪爽，自学的俄语更是溜到飞起。慢慢地，周叔就成了他们圈里的实际负责人。后来，随着生意扩张，周叔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俄国老大哥，成了他人生的贵人。

俄国老大哥当时正涉猎房地产、酒店等领域，周叔也拿着手里攒着的几个钱想赌一把，“我当时就想，反正我也年轻，就算是赔了也不怕，我输得起”。

他们正巧踩在了风口上，短短几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这或许是周叔人生最为高光的时刻，即便此时再谈起来，他脸上还隐隐浮现出往昔志得意满的神情：“苏老师，不瞒你说，那时候的我，谁都瞧不上。一大群人靠着我生活，我在俄国的华人圈，名头也是响当当的。有钱后，我才知道自己说话原来那么好使。而且，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节制是什么意思，一晚上在酒桌上撒出去的钱都是没数的。”

他赢得彻彻底底，一时风头无两，成了家乡的名人，众星捧月，他也觉得自己成了太阳，光芒万丈，是周围人活着的希望。

菜根谭中有句话说：“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很显然，年轻的周叔并不懂其中的道理。他身着定制的西服，骄傲地行走在莫斯科红场，遥看着壮丽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感受着俄罗斯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和赌场里从未静止的喧哗。他觉得这繁华的一切都是为他而生，理应被他踩在脚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飘了’。我飘到了九霄云外，谁都拉不住我。”说到这里，周叔的脸色暗了下来，“可人啊，就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也不能太把所谓的朋友当回事儿，这是我这么多年攒下来的经验。”

周叔感叹一句，拿起筷子默默地吃了几口饭。

我自然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他不愿细讲的故事，就岔开话题问：“大叔，你有孩子吗？”

“有个儿子的。”

“不在北京？”

“在老家。”周叔些许犹豫后说，“他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他说我害死了他妈。”

周叔在风光的时候徜徉在名利场，成了彻夜不归家的人。那个陪他一起打拼的结发妻受不了丈夫的变化，郁郁寡欢，最终患上肺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我那时常年住在暖暖的酒店里，早就忘记了俄罗斯原来这么冷。生意出问题后，我只能被迫回国，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看到了我老婆给我缝的被子，红缎面白棉花，厚厚的塞着，鼓鼓囊囊地缩在柜子的一角。‘俄罗斯多冷啊，要给你带点厚衣服厚被子，别冻着了。’她此前从国内特地给我邮了过来，说这是她自己做的被子。那时的我，哪里还顾得上她，周围全是香槟美女，随手把被子一扔。她临死，我都没见她最后一面。”周叔讪讪地笑笑，“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谈花团锦簇岁月容易，那些繁花散尽后的腌臜破事儿，周叔三五两句地讲完了。大致是他当时在国外赚了点小钱，被人盯梢，后来跨国贸易就出了问题，他没法再待在国外。2010年左右，他回了国，和朋友在国内又办了公司，但时运不济，苦心创办的企业也出了问题，就破产了。

“破产的那一刻，我终于认清了人性。人在发达时，周围全是好人，其中很多人因为我的资源和关系发了家。但没成想，散场的时候，大家都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最可笑的是，我当时有个朋友，非常有钱，我迫切想求助于他东山再起。他听我讲完，只说：‘老周，我知道你不容易，给你2万块钱应应急。’2万块钱之于他，九牛一毛也不过分，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和他们不在一个圈层里了，我对这些人而言，成了名副其实的乞丐……”

周叔倒没说得义愤填膺，只是眼圈微微泛红，放下了筷子，表情些许落寞，但片刻后，他又恢复了自信。

“现在的生意有点眉目了，有个交易可能要做成了，这可是个大买卖。我不能和你细说，和部队加油站军转民有关。但我已经为这事忙活半年了，等项目真正落地，作为居间人的我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报酬。现在看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走完了，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再次成功！我可没停止东山再起的野心。”

我点点头：“祝周叔早日成功。”

我知道，周叔所谓的“东山”，是普通人奋斗几辈子都换不来的金钱量级。而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成功，不只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尊严。周叔还倔强地认为，自己应如30岁一般有活力，但动辄发作的高血压、冠心病让他的气势削减了大半。

“苏老师，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成功。”

3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周叔的焦虑就像这恼人的疫情般延绵不绝，他倾尽所有心血的交易并没有成功——在最后关头，双方就交易条例没有达成一致，他再次失败了。具体细节他没有再提，但从他失去神采的眸子里，能感受到无尽的失望。

生意失败，周叔精神受了打击，身体也扛不住，卧病在床，收缩压动不动飙到200mmHg以上，每天都喘得厉害，还动不动胸闷。我担心他心脏出问题，多次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死活不肯，后来才和我说了实话：“苏老师，等着我的买卖真正做成了，我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查。现在我没有医保，去医院费用太高，我负担不起。”

随后的周末，我休息在家。听到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开门见是一位打扮得干净利索中年男子，个子不高，但气宇轩昂。他自我介绍姓徐，问：“这是不是老周的家？”

我便把他让进了屋子，知道他是周叔的朋友，顺便聊了几句，发现我俩老家相隔不远，便增了亲近感，互相留了电话。

这是徐哥第一次来周叔的出租屋。后来他和我说，当看到周叔住在这样的合租房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老虎住了猫窝，怎么都不像回事儿。”

徐哥和老周头儿认识的时间很长，长到他见过周叔的兴，也见过他的败，同时也眼看着他周围的朋友一个个远离。

“这老周头儿真是能屈能伸，我从来没敢想，他还能住合租房。要不是那次他病得重，也是死活不会让我来看他。他这人自尊心强，怕别人看了他的短，对我也不例外，怕我看不起他。人生无常，他现在也是遇到大坎了，就看老天爷想不想拉他一把吧。”

又过了两周，周叔的病终于好了些，一改之前憔悴的样子，活力恢复了七八成。

那天我下班，走在楼道里就闻着熟悉的味道。果不其然，回家就看到周叔在厨房里忙活，见我回来，探出头来说：“苏老师，我打算搬走了，再给你们做顿饭吃。”

“搬到哪儿去啊，大叔？”

“我和小刘说了，他又帮我找了个地方，楼层还低点，我不用再费劲爬楼梯了。”周叔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却用铲子在锅里不断翻炒，“你看这鲳鱼很不错吧，新鲜。我和你说，鱼一定要吃新鲜的，今天咱们做红烧的，红烧的好吃。”

不久之后，周叔就搬离了我们共同租住的房子。他对我讲的离开原因，是觉得那个屋子南北通透，留不住财神爷，穿堂风一过，所有的财运都被吹没了。实际上的原因，是他的交易迟迟没有起色，他连我们这里也快住不起了。

他搬离前的那个晚上，我与他道别，心想他身体不好，我可以帮他打包行李。进屋后，就看到大大小小包裹散落在地上，看样子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一个老旧的灰绿色行李箱，表面有一道道刻痕，里面印着无法抹去的灰尘，充满了年代感。另外有几个黑色的简易行李袋，还有几个透明塑料袋。在其中一个倒在角落的塑料袋里，我看到了那床红被子，但它已经被时间折旧，不再是鲜艳的大红色，而是透着破败的残红。

周叔站在一堆行李中间，眼中不再有之前自信的光芒，小声地说：“苏老师，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就靠着这点东西讨生活。”

他的头发在灯光下显出透明的白色，映着脸上的皱纹更加明显。就在那一瞬间，我发觉，我面前站着的，是位彻彻底底的老人了。他不再是那个英气勃发的周叔，他只是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个将要被全世界抛弃掉的人了。

只是，我没想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见他。

4

因为在医院工作的缘故，我拿药相对方便，隔三差五会帮周叔带点常备药，这是我们合租这些时日形成的默契。他每次都特别感动，千恩万谢的，执意给我转账。也就几十块钱的东西，我从来不要他的。他刚开始总说，“苏老师，我这交易马上就要成功了，等成功了，你就能在北京站住脚了”，到后来，只能干瘪瘪地说“感谢”。

他这次搬家离开，我知道他肯定遇到了大难处。其他的，我帮不上，但起码能给他备着药，维持着基本的身体状态。

今年2月初，想着周叔的药应该吃得差不多了，我便再联系他，想多开点药给他送去。但无论我怎样联系，他都电话关机，微信不回。连续几天都是如此，我开始有了不好的念头，脑子里想的全是一个孤寡老人因急性心梗或者脑溢血倒在了出租屋内。

我慌乱地给小刘打电话，让他去周叔现在住的地方看看，他给我回话：“我去看了，周叔不在屋子里啊。”

后来我忍不住联系徐哥，电话打过去，徐哥说：“小苏，别找了，老周头儿被抓了。”

徐哥简单和我讲了下事情经过。

“这应该牵涉到老周头的陈年旧案。他见过的花里胡哨招数很多，想必没和你讲过吧。刚回国那阵，他和别人合伙，贷款做了一阵儿餐饮，那时候刚流行办会员卡、储值卡，他合伙人觉得这是个机会，和老周头联合就搞了起来。”

徐哥说，周叔他们不只做会员服务，他们还“保证返现”——别人在他这里办储值卡，后续保证能返现，利率可比在银行高多了。于是，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跑了过来，其实如果资金链不断的话也没太大问题，但后来合伙人融资后拿着钱跑路了，这个定时炸弹就爆炸了。他们这种行为性质就变了，成了诈骗，周叔就成了限制高消费人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赖”。

“钱都被合伙人卷走了，老周头儿没得到钱，但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我猜这次被抓可能还是和这事有关。但也只是猜测，他可能还有些我不了解的事情。毕竟生意场上的事儿，水太深，断不是几句话能讲明白的。”

“哎，还有更让人唏嘘的事。”徐哥又说，周叔一直想着东山再起，这些年，他忙着做居间人，有个大项目忙前忙后快一年了。这可能是周叔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买卖双方都已经有了合作意向，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那天晚上，周叔因为太高兴喝多了酒，拉着徐哥的手说：“小徐，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你有时间帮我去看看北京有没有合适的四合院。我就喜欢那个，咱们租下来一个当办公室。”

结果，四合院还没开始看，周叔第二天就被捕了。

我张着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末了，不知为何问了一句：“周叔是理想主义者吗？”

“他不是理想主义，他只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不愿意接受自己已经失败的现实。”

“那你为什么还一直帮他？周叔说，他欠了你不少人情，还有钱。”

“他是我的朋友。说实话，尽管他失败了，我还是佩服他。另外，作为朋友，我总不能看着他临死都没人帮一把。这老周头儿，算得上晚景凄凉。”徐哥说完，叹了一声气，又对我说，“老周头儿一直念着你的好，他和我说了好多次，你总是无偿帮他买药，他很感谢你。但看眼下这情况，他估计只能下辈子还我们这份情谊了。”

我摇摇头，喉咙哑哑的。回想起那些时日关于周叔的细节，一尘不染的桌子，干净整洁的厨房，天下一绝的炖菜，修好的鞋架，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快递……我知道，这是周叔对我们的善良，也是他的倔强，这种整饬而友善的生活代表着他还没放弃，他还在拼命。就像他常说的：“苏老师，我很努力，我不信命，我会成功的。”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可惜，他熬了数不尽的黑夜，梦里或许还能重现当年的风采。梦醒后，大厦水晶变成了四面白墙。

而如今，他可能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了。

见我发愣，徐哥说：“你应该见见这老周头儿在谈判桌上的样子，用两个字形容就是‘精准’。我为什么愿意一直帮他，也是因为他身上的精气神儿让人佩服。我亲眼见过他谈判，是和俄罗斯客户做能源交易。”

那次，周叔是中国这边的谈判代表，没想到俄方并不真诚，总想在合同里做点手脚，故意没有把赔付条款写清楚。他仔仔细细翻了3遍合同，确认对方耍诈后，愤怒地说：“我告诉你，别以为中国人好欺负，我见多了你这种人。大不了我不做你这单！”

他对自己应得的利益总是据理力争，年龄虽大，但脑子灵光，一份俄文合同从头看到尾，思路也就理顺了，还能给不懂的人仔仔细细地讲一遍。开始时，很多人不服他，看他这么大岁数，外表看着，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子。再加上落魄了，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年轻发迹时买的，虽然是好料子，但款式都已经老旧了。但一场场谈判下来，大家也都心服口服了。

“老周头儿是个人才，只不过，运气在年轻时都用完了。”

说完这句话，徐哥也与我道别了，关于周叔的一切也渐渐消失在我生活中。

如今，夏日炎炎。我却总会想起那次和周叔吃完饭，出了饭店大门，一阵寒风吹过，我俩人不禁打了个寒战，他不知想起了什么，叹了口气说：“其实，北京的冬天也挺冷的。”

一语成谶，他最终倒在了俄罗斯和北京的冬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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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海小区的封控循环

1

2022年3月16日，我从公司正式离职，准备做点小买卖谋生。然而，当我回到位于上海普陀区的家时，却被一记闷棍敲得半天缓不过神来——小区贴出告示，将连续2天实行“全封闭、查核酸”。

妻子一边催促我去做核酸，一边打趣：“看你挑的什么日子离职，这下好了，在家坐吃山空吧。”

我也只能苦笑——2月中旬提离职申请时，上海还是一片祥和，彼时我还在同情那些被疫情折磨的苏州同事和客户，看着他们在朋友圈晒出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照片，一遍又一遍地安慰他们：“苏州加油，会好的！”

可很快，新冠就蹿到上海来了。先是普陀石泉地区，接着是徐汇华亭宾馆，再接着各区都纷纷爆出病例……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多少危机感。毕竟上海一直是全国防疫的“优等生”，之前也多次被疫情光顾过，都很快就“摘星”了。我当时想，这次肯定也不例外，顶多就多捅几次喉咙呗。于是，我照常上班、出差、跟朋友聚会，甚至还在考虑3月下旬去皖南春游踏青。

直到3月14日晚上，我突然发现小区的侧门被封上了，第一次感觉隐隐的不安。拍了照片晒到朋友圈里哀叹一番，却被闵行、浦东的朋友们一通奚落——原来，他们早就“享受”小区封闭的待遇了，自然觉得我属于后知后觉者。而且，很多人都说，马上就要普遍封闭、全面筛查了。

果然，只隔了1天，我就看到了那张贴在一楼楼道口的告示。

事已至此，懊恼也没用。我老老实实地跟着平日里压根见不到几次的邻居们排起长队做核酸，心里只关心：后天到底能不能如期解封？

次日中午，我从大门口提外卖回来，看到家门口站着一老一少两个戴着口罩的陌生人。

“我们是楼组长，来给大家建微信群的。”

这可真是新鲜——我从2009年搬来这个小区，打过交道的邻居1只手都能数过来。平日里大家各过各的，不认识彼此也没啥。不过现在，急于获知何时解封等关键信息的我，第一次感到加入邻里组织的必要性，于是二话没说，扫码入群。

当晚，楼组长在这个70多户人家的“代表”齐聚的群里郑重承诺，“明天一定在第一时间告知大家解封与否的消息”。大家都很激动，觉得有“组织”真好。

3月18日一大早，楼组长果然在群里告诉大家：小区解封了，大家可以出去了！

一时间，各种欢呼的表情把群里挤得满满当当。

2

我怀着一种如逢大赦的喜悦之情，立即去拜访市内的客户接洽业务。

此时，来势汹汹的疫情已经在上海各区横行肆虐，许多小区都是在3月中上旬关了就没再解封过，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企业开始倡导员工“居家办公”。当我行驶到昔日著名的“堵点”——延安东路跟南北高架路交叉口——等红灯时，放眼望去，竟没看见一辆车或一个人。

我一时有些迷茫：这还是上海的市中心吗？

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来说，这种怪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仅仅只是开始——就像我们小区这次短暂的“封”和“解”一样。

3月27日夜，上海官宣：3月28日5时到4月1日5时封浦东，4月1日3时到4月5日3时封浦西。靴子终于落地，让初次解封后就一直被“会不会再封”困扰的小区居民们倒是松了一口气。

眼瞅着疫情越来越严重，事实上已经封闭的小区越来越多，我们当然也不敢奢望能“幸免”。现在好了，一次性封闭大排查，彻底解决问题。

有了前些天如期解封的经历，我对这次“全市大轮封”必将按期完成的前景非常乐观，这导致我在接下来几天宝贵的“备战期”里并没有认真做物资储备工作。只是在3月28日那天跟妻子去了趟超市，象征性地买了1篮子蔬菜、20个鸡蛋、几根香蕉，还有3盒方便面。这跟周围那些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搬家里去的“虎狼之师”相比，简直文雅得不像话——当然，事后证明，小丑是我们。

回到小区，招募志愿者、进行抗原检测、统计特殊需求（比如产检、化疗、输液、血透等）人群信息、派发大礼包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此时，单位和小区派发的大礼包就成了上海朋友圈里的关注焦点。那些领到大量蔬菜和肉蛋等物资的人得意洋洋地晒出图来，引得一片羡慕嫉妒恨。好像这时候单位和小区的优劣完全可以凭借发菜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甚至有人开玩笑地提出了“菜区房”的梗。在这种“比菜”的氛围中，我们自然也很关注自己小区的大礼包质量。

3月31日，就在即将进入封闭期的前夜，我们小区的大礼包也到了。可能是初次实施这么大规模的派发活动，小区居委和志愿者们忙碌了好一通，直到次日凌晨才陆续发到各户手上。

这次发下来的大礼包，有1大颗包菜、几根胡萝卜、2个土豆以及1大包鸭翅膀（后来又补上1块品相不错的猪肉），而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比如孤寡老人和军属等）则还加派了整鸡等，看起来还不错。

随着物资到位，楼组群里响起一片赞扬声，献给辛勤工作的志愿者，想想他们提着东西逐层发送，也真是不容易。

就在这普遍乐观的状态下，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封控时代”。

3

其实就在我们小区跟整个浦西一起在4月1日正式进入封控状态时，不祥的预兆就已经显现了——一江之隔的浦东并未如期解封。只是那里已经被大家看成是需要特殊照顾的重灾区，觉得多封几天跟浦西一起解封，也可以理解。

封控第一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做核酸检测。我们这个小区有21栋楼、1400多户人家，为防止大量聚集增加感染的风险，大家都听从各自楼组长指令分批去做核酸。组织者还特意安排了环形线路，分设进口和出口，最大限度减少密接的可能。

4月2日一早就出来的核酸检测的结果也令人欣慰，小区全是阴性，楼组群一片欢腾。

可这股兴奋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上海整体形势令人担忧，一天新增6000多病例，我们邻近小区也有了阳性。大家又开始感到忧虑，不免有各种猜测：有人说即使我们小区全阴，但只要整个街道内有阳性，就不能如期解封；有人说浦东那边查下来几乎每个街道都有阳性，看来很严重；还有人说我们小区也有疑似，正在核查……

但大家还是对能如期解封抱有一丝希望，更加自觉地配合楼组长的指令做抗原和核酸检测。

各地援沪医疗队纷纷赶来，媒体也纷纷发出诸如“决战上海”、“发起总攻”之类的文章，以至于4月4日的核酸检测，颇有点“最后冲刺”的感觉。

4月5日，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我们小区还是全阴。但是，此时我们已经高兴不起来了。我们不得不丢掉“解封”的幻想，开始打算长期“抗战”了。

我们不知道的是，对我们这个“幸运”的小区来说，艰难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我以前从未注意过，一旦没有补充，各种生活物资的消耗速度竟是如此之快。

蔬菜和猪肉是最先消失的。之前买的和小区发的那些，当时看上去也不算少，至少是把家里那台单开门冰箱塞得满满的。可还是架不住每天中午、晚上两顿这么消耗，到了4月6日晚上，我只能看着吃得光溜溜的锅底发呆，盯着朋友圈里外地朋友晒出的炒花生和手撕鸡咽口水。

可供当早餐的东西也日渐稀少。最开始的那点面包肯定早就没了，后来我翻出一些过年从老家带回来的、不想吃却也没来得及处理掉的酥糖，搭配方便面对付了一早上，但这两样东西很快就被当成零食和中晚餐的补充消灭掉了。

大米也见底了。之前我们习惯叫外卖，很少在家做饭，因而也没关注过家里有多少米。现在好了，一周下来就把它吃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不单是食物消耗太快，洗碗液也快告罄。跟大米一样，之前很少关注它，现在每天都要用上两三次，那点可怜的存货根本架不住这么消耗。

到这时我才意识到，3月底那几天盲目乐观没有认真囤货是多么愚蠢。

让人更恼火的是，正常的物资补充渠道完全断了。平日里常用的什么叮咚、美团、饿了么统统失灵，为数不多的线上抢购还需要比拼手速。

我的邻居们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4月6日晚上，终于有人在楼组群里发出团购物资的信息。不过就像每个新事物在出现之初都会或多或少遭遇抵触一样，团购这种事情别说那些平日里很少上网买东西的老人家，就连我这种喜欢看到实物再出手的顽固派也觉得不靠谱。

可对食物日渐匮乏的恐惧感却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食物消耗量就更惊人了，尤其是鸡蛋和肉类等营养物品。食物补给问题，已然成了此时大家关注的头等大事。

到了4月7日早上，大家一边在群里上传抗原结果图片，一边认真地讨论后面如何补充物资。楼组长还发了线上统计表，让大家填写购物需求。从那天中午开始，各种团购群、接龙购物等信息就纷纷出现了。而原先并不熟悉的邻里们也随之真正变成了携手同心、共度时艰的亲密战友。

身为老顽固的我，自恃还有点没吃完的鸡鸭翅膀，又撑了1天，到了4月8日晚上，我实在抵不住食物的诱惑，参与团购了几包点心和1箱香蕉。

领到第一批团购物资香蕉（作者供图）

4月9日中午，志愿者敲响我家房门，把一大箱还没熟透的香蕉递到我手上，我激动得跟困守孤城、弹尽粮绝的守将看到援军带来的救命军粮一样——是啊，这下至少有了可以随时拿来垫肚子的东西了。

我大受鼓舞，又接着团购了最紧俏的蔬菜和猪肉。随后的日子里，楼组长和志愿者通知大家取货的声音仿若天籁。

4

食物匮乏得到缓解后，大家又开始关注何时能解封了。

此时上海已经明确即将实施“三区管理”的方案，即将全市小区划分成防范区、管控区和封控区分级管理。其中，防范区的居民可以享受“出小区不出街道”的待遇，这对已经多日足不出户、只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才得下楼的我们来说，就像是“获得新生”一样值得期待。

就在4月9日下午，小区又做了一次核酸。据说这是全市范围的“大考”，即将进行的“三区”划分基本就是按照这次结果来定的。大家自然非常期待能像之前一样继续保持“全阴”的好成绩，所以即使我们楼被排在深夜11点多才做核酸检测，大家依然遵守秩序，没多少怨言。

可第二天一早，“普陀发布”上的消息却令大家目瞪口呆：我们小区居然有了1例阳性。一时间，楼组群里哀声一片，有百思不解的、有表示质疑的、有惊恐不安的，还有邻居发了一通感言，最后说她在看到消息时竟然流下了泪水。还有人提出：昨晚核酸检测都是扫描核酸码或直接刷身份证，而身份证上的地址和居住地址并不一定一致，这会不会存在统计错误的可能？

楼组长也极力安抚大家，说居委正在调查情况，还没最后下结论。这给了我们一丝希望，于是大家一边盼着能够获得“重判”的机会，一边继续热火朝天地搞起团购来。

4月11日下午，我们又收到一批小区发放的物资，邻居们纷纷向辛勤搬运的志愿者表示谢意，我心中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这不会是为了要接着关我们而特地送点儿吃的吧？

上海已经宣布，将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公布“三区”划分名单，将有7000多个小区成了首批“幸运儿”——划入防范区。我们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小区能是其中的一员。可昨天那桩悬案，直到现在也没个准确的说法，着实令人惴惴不安。

我们看到静安区、金山区和崇明区纷纷公布了“三区”划分结果，心中就更加焦急了。熬到傍晚6点多，终于有人在群里吼了一嗓子：“普陀区结果出来啦，我们是防范区！”

刚开始，大家还有点不敢相信，紧接着看到官方公布的消息，才纷纷松了口气，开始欢呼雀跃起来。

我很快选了一个“解封啦”的图片发到朋友圈，立即引来无数朋友的羡慕留言——毕竟，在这时的上海，还有什么能比“解封”二字更牵动人心的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妻子携手并肩在小区里兜了一圈。经过了11天的“足不出户”，我们已经太久没有自由自在地散步了。周围的邻居们肯定也是一样，春日的阳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么喜气洋洋。

小区兜风（作者供图）

我们刚上楼回家准备做午饭，就得知市领导来参观我们小区。到了晚上，市里的新闻还专门报道了这件事，嗯，这下我们小区可算是响当当的“模范小区”了！

当夜，一群激动难耐的年轻人就开着车到小区大门内侧的小广场上，为大家表演了一场“灯光秀”。眼瞅着这场激情洋溢的欢乐派对，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们迈出小区大门、走到街上自由购物的美好景象，就在眼前了。

然而，这次我们又失望了。

5

就在“灯光秀”后的第二天（4月13日），我们就获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小区最后排的一栋楼里爆出2名疑似阳性病例，现正封楼核查。

气氛再度紧张起来。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有一栋楼爆出有“疑似”。我们立刻哀叹：恐怕是出不了小区了。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出去也没有任何意义。商店超市都处于关闭状态，别说想像之前那样享受聚餐的欢乐了，就连正常购物都不可能。出去也只能是轧马路，有啥意思？

原来，“解封”的首要意义不是出行正常化，而是购物正常化。

好在这几天线上物资购买渠道是越来越多了，种类也在逐步增加。可尽管如此，还是满足不了正常生活的物质需求。邻居之间出现了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以物易物。可乐、甜品、咖啡成了最紧俏的“硬通货”，毕竟这些可以调节情绪的宝贝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一时难以买到，而且消耗又快，自然也就成了众人眼馋的稀罕物，谁要是晒出自己有一箱可乐，那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炫富行为了。

我本来是想坚持走“自给自足”道路的，毕竟跟周围邻居的关系不是很熟。可万万没想到，最后却被“逼上梁山”。

逼我的人是妻子，她对洗碗液的枯竭忧虑万分。我对此本不以为然。洗碗液没有了，还有替代品啊——颗粒状的清洁粉，把这个倒在洗碗机里，也能起到清洗作用。可妻子却总是在洗碗机停止工作后拿起碗仔细观察，然后嚷着说“这里没洗干净”、“这东西果然不行”云云，最后就是逼着我去找邻居借洗碗液。

我简直烦透了。在我看来，这种艰难时刻，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只限于食物和实在无法替代的用品（比如牙膏、卫生纸啥的）。大家都在为蔬菜、鸡蛋和水果发愁，我却要去问谁有洗碗液，这还不被人骂死？

我俩连续吵了好几天。最后，我看她没有罢休的意思，只能妥协，私下里问了几个邻居，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富裕户”。于是，我带着一把芹菜和几根早已发黄的香蕉，跟人家换了大半瓶洗碗液，总算是让耳根子清静了。

就在大家抱团取暖、专注于“互市贸易”的时候，对两栋楼的阳性疑似病例的确认结果也出来了，4月15日，居委正式通知，3位居民确诊为阳性。我们被打回原点，又成了必须“足不出户”的封控区，得再接着闭关修炼14天，才能重新恢复“防范区”身份。

楼组群里的人，有的懊恼，有的不解，得知被诊断为阳性的人中有两位90岁高龄的老人时，又不免替他们感到担心，祈祷他们被转到条件好点的方舱里去（事后我们得知他们被送到一个不错的星级酒店里去隔离了）。

事已至此，大家也只能接受现实，重新过上封控生活：垃圾摆在楼道口、外购的生活物品都由志愿者送到楼下再分头下去取、按照指示一遍遍地做抗原和核酸检测……

可糟糕的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小区又连续出现2例阳性确诊病例，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差了。忍耐不是不可接受的，可看不到尽头的忍耐就让人抓狂了，小区里越来越多地飘扬出各种乐器演奏的忧伤旋律，恰如我们失落的心境。

这段时间，整个上海的新增感染人数都是在2万多的高位盘旋，看不到减下去的希望。我们知道，即使小区恢复正常了，但上海还是这副样子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这场战役，真不知道还要打多久。

6

熬过了4月中下旬之交这一周多的时间——这不单是我们小区、也可能是整个上海的至暗时段，到了4月底，解封的曙光终于再度降临。

最让大家激动的是我们又可以下楼去收快递、在小区内自由活动了。京东早已实施壮烈无比地轮番攻击、保证了相当一部分的物资运送；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也像从冬眠中苏醒了一般，开始恢复点餐、送餐服务。这使得小区大门口的货物堆放处就像昔日的农贸市场一样热闹，戴着口罩的人们欢天喜地地拿到自己购买的物品。过了20多天省吃俭用的苦日子，我终于能喝着雪碧、嚼着花生、啃着葱油鸡了，真想大吼一声：“这他妈真是好日子！”

真正的好日子的确像是要来了：整个上海的新增病例在不断减低（到5月初的时候已经降到每日5000例上下了），复工复产早就开展起来，方舱医院也在陆续关闭，很多完成任务的外地援沪医疗队也纷纷开始撤离，金山、奉贤等区的朋友们已经可以上街了……

在这类好消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小区也迎来了重新成为“防范区”的日子，大环境、小环境都这么给力，那迈出小区还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5月3日，小区终于给大家派发了大礼——4张颜色各异的“出门证”，从明天开始，大家就能分时段出门了，不过1户1天只能出去1个人——这样也行啊，总之能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变成啥样了就好啊。

第二天上午，我吃好了早饭，骑上小电驴，驶出了整整33天没有迈出过的小区大门。

时隔33天，迈出小区大门看到的场景（作者供图）

可到了外面，看到的景象简直比3月下旬跑到市中心看到的冷清还要令人心碎：街道两旁的店面都大门紧闭，只有药店门口站着一队等候拿药的人；马路上空空荡荡，好半天才看到一两个行人；路两侧的花坛里杂草丛生，这些无人干预的植物欢快地生长着，都没过了腰间……

我一直骑到了上海西站附近，往日，这里大白天总是充斥着汽车和火车驶过的隆隆声，无比嘈杂。这时却静得可怕，除了偶尔几声鸟鸣外，听不到其他声音。

尽管我还有时间继续兜下去，离允许的行动范围边界还有段距离，但我已经全无继续前行的兴趣了——这样陌生的上海，还有什么好逛的呢？

时隔33天，迈出小区大门看到的场景（作者供图）

不过，能迈出小区毕竟是正常化的第一步，值得庆贺。晚上我跟妻子又吃了顿好的，然后把5月5日的出门证递给了她，让她明天去外面“见识见识”。

可万万没想到……

“小区又出现疑似阳性病例了，大家暂且不要出小区了！”

当我们看到楼组长发出的这条通知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才能出去1天，就又遇到这档子事，给谁都会觉得沮丧。妻子带着怨气把那张黄色的出门证丢还给了我，我只能苦笑着把这张再也派不上用场的纸片扔进垃圾袋。

那栋“出事”的楼立即就被封了，相关人员也被转走了。大家可以继续在小区里活动，但出去是别想了。

不出去就不出去吧，就外面那“荒无人烟”的样子，看着也难受。“小店不开，大店要排”，周围唯一的大型超市只能凭借发到手的“线下购物体验卡”限时（总共不能超过1小时）购物。这样的话，不出去也没啥大不了的，只要能让大家继续这么自由收快递和外卖、可以随时在小区里溜达，日子就这么将就过吧。

可偏偏就连这些基本要求也很快保不住了。

5月8日，刚过几天安稳日子的我们就接到小区即将实施“静默管理2天”的通知。所谓“静默”，简单来说，就是在原来封控区享受的那种“足不出户”的待遇的基础上，再加一条“暂停团购活动”。

咋还变严重了呢？这不让人出门也就罢了，停止团购这不是断了大家的“生命线”吗？小区的解释是：这么做是为了向“彻底清零的目标发起总攻”，会给大家发放相应的生活物资——果然，蔬菜、大米陆续送到大家手中，甚至还发了烧鸡和卷筒纸。

5月9日，“静默”刚一开始，就有人说邻近的小区接到通知，“静默”时间会延长到5月15日。这消息让大家感到了一丝不安，但只要鞭子还没抽到自己身上，谁都不会真正感到痛的。更何况很多在别的区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接到“静默”的指令。

到了5月10日晚上，我们依旧没有接到解除静默的官方通知，大家开始感到不妙了，纷纷在群里催问楼组长到底怎么回事。

能怎么回事，当然是再延长5天喽！

这下，群情激愤了：说好的2天变7天，这还要不要信任了？很多团购都被迫取消，让大家怎么过日子？为什么不是全市统一发布消息一致行动？

楼组长也只能无奈地表示，将会向上面反映，希望大家能理解配合。而且，后面几天必要的生活必需品还是可以通过社区允许的渠道购买的。

上海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归说、闹归闹，正常的生活节奏可不会轻易打乱。很快，大家就开始谋划接下来的生计了。有的发力接龙购买牛奶一类的必需品加易耗品，有的组团拼单购买蔬菜，有的想办法找到社区认可的大超市线上下单……一直忙到凌晨。

我也跟着大家的指引试图在大超市线上下单，但很快就发现那些本就不多的品类都标明“售罄”了。

等等，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是啊，这不又回到4月初那光景了吗？敢情我一直生活在轮回之中啊！

7

和我的焦躁不安不同，妻子这段时日倒显得非常淡定。她一边上网开会对付工作，一边跟邻居们拼团购买牛奶等物资，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候，她也会拿我开涮：“看你又没工作又不干活，能有啥用？”不过她是调控情绪的高手，在我被她说得有点恼火要翻脸的时候，她又恰到好处地用下厨烧菜、团购我俩都喜欢吃的甜品等方式让我很快没了火气。

不过我对自己偏偏赶上这时候辞职的确也是欲哭无泪，本来想好要大干一场，可这么封着根本没法开展业务，在整个4月，我几乎没有接到什么订单，等于是在家坐吃山空。

第一缕曙光在最黑暗的时候闪现了。在“静默期”的5月中旬，我突然连续接到几笔订单，虽然金额不大，但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更让我振奋的是，还有几个非常有潜力的客户和大金额的项目也都陆续开始洽谈了，就像冰封许久的冻土，突然有了松动的迹象。

难道外面的世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

与此同时，小区的物资供应也很快就正常了，并且品类也越来越多，之前属于奢侈品的碳酸饮料和甜品已经经常可见——看来我是多虑了，4月初那种物资匮乏的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

业务开始有了起色，又没了物资短缺的担忧，日子过得也就快了起来。很快，“静默期”就悄无声息地被我们熬过去了，小区里又开始热闹起来，在花园散步的、取货的、遛狗的、带孩子玩闹的……俨然彻底解封就在眼前。到了5月21日，居委又给大家发放了后面两天的“出门证”。比这小卡片更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天晚上，小区旁边马路上的路障也开始拆除了——看来，上海是要完全恢复生机和活力了。

5月23日，我终于再次迈出小区大门。这次跟5月4日出来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了，路上时不时能见到行人和车辆，甚至许久不见的公交车也轰隆驶过（虽然车上几乎没什么乘客），我不由得兴奋地大叫：“真的快恢复了！”

可我又高兴早了，5月25日，我们小区又出现阳性疑似病例，大家又出不去了。

虽然小区再一次倒在“刚解封就有阳性病例”的“魔咒”下，又一次从防范区提级成了管控区（只有出阳性病例的那栋楼变成封控区）。但显然这次大家已经看到解封是大势所趋，也没有之前那么慌乱沮丧了。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外卖、购物几乎完全正常，大家可以像封闭前一样自由地下订单和收快递了。此时，小区大门口早已立起了封闭的货架，外卖员将快递送到对应楼号的货架上，大家便可以从这里取货，走到门卫处，让保安师傅帮忙消杀，就可提回家了。

这样一来，原先必须靠团购才能买到有限的物品、需要志愿者分时段运送进小区的日子终于彻底成了过去。

邻居之间的友谊也达到了封控以来的顶峰：经常有热心人去货架上拿快递，看到有同楼的快递就顺便一起带了回来，然后拍图放在群里“吼”一声。

而最让我开心的是，之前喜欢吃的几家餐厅都恢复外卖营业了，于是又开始了以外卖为主食的快乐生活，体重迅速回升了五六斤。

小区外的形势似乎更好，且不说金山、奉贤那些早就基本恢复正常的区，就连市中心的静安、徐汇一带也出现了很多人聚在一起“嗨皮”的视频，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已经解封了。

到了这时候，大家几乎都认为解封就在眼前了。

终于，到5月30日，上海官方发布权威通告：6月1日起正式解封！

可我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官方通告里特别注明了解封对象是“防范区”，而我们这个首批成为防范区的模范小区，此时还正处于管控状态。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从开始一路领跑，到后来的磕磕绊绊总还算过得去，却没想到临到最后的终点还是摔了一跤，沦为了垫底。小区的通告是我们要到6月3日晚上6点才正式解封，也只能继续等2天了。

我一直老老实实地等到那天下午5点多，才忐忑不安地开着车子驶出地下车库。本来我以为大门口应该堵了很多车和人，都在那里翘首以盼开闸放行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可出乎意料的是，门口1辆车都没有，只有行人像往常一样进进出出拿快递什么的。我缓慢地将车头凑近照牌摄像头，“嗖”的一声，栏杆高高抬起，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就驾车驶出了小区！

这就是解封了？我可以驾着车辆自由地驶往我想去的地方了？

看着街上并不多的车辆，我仍旧不敢相信朝思暮想、日夜期盼的解封就这么没有“仪式感”地到来了。还是我们小区迟了几天才解封，错过了那个神圣的时刻？

也许，很多“非同寻常”经历的结束，也都是这么平常无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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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学生艰难返粤之旅

5月23日一整天，我和室友都在抢回家的票。上海到潮汕没有开直达列车，所以我只能寻找中转点，比如：厦门、温州、上饶。到了下午，终于抢到了在温州中转的两张车票，不过要在车站的椅子上睡一夜。

我对温州的唯一印象就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了”，这似乎是个没有什么危险的城市。保险起见，我给温州疾控打了电话，前几个都是忙线，终于接通了，我礼貌发问：“请问从上海回来可以在温州中转吗？”

“不可以的。”

“不出站也不行吗？”

“不行的，要隔离7天。”

“就是只要一下列车就要拉我去隔离7天吗？”

“是的。”

我的心凉了凉——从来没被人拒绝得如此爽快——我很想再问一句：“你再看看，我还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上饶、厦门还是抢不到票，一天的劳而无功之后，我还是选了在广州中转。

其实，有经验的朋友早早就建议我选广州，被我拒绝，因为从上海兜到广州再回潮汕，就是一个钝角三角形，绕一大圈。可事实证明是我错了，现在从上海来的人，几乎是神憎鬼厌，躲闪不及。各地的隔离政策又一日三变，这个时候我还在考虑什么三角形，多少没有点自知之明。

77天的校园牢狱生活，已经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感到些许惶惑，总是隐隐感觉，从学校到家的这段路上，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就会因为某个原因被扣住——比方说，我只能抢到中转的学生票，但与学生证上写的优惠区间不符，学校倒是开了证明，但也不能打包票管用，万一取不出票，就要滞留在车站了。

从沪上返乡，集中隔离7到14天这个过程，被我们同学之间戏称为“净化仪式”。虽然从3月13日封校以来，我们足不出户，连做了几十次核酸全阴，但仍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隔离的过程，才能把“上海”的帽子摘掉，成为一个相对的自由人。

1

室友早我一天出发，给我发了7条备忘，是出校门之前要完成的事情，包括：48小时核酸，24小时抗原，给学校提交申请，企业微信提交申请，班车申请，跟宿管登记等等诸多事宜。我自己还需加上打印学生证明，向家乡居住地申请，和小程序上报备等。我向来拙于应付这些琐事，但此时须得一再认真检查，少了一项，都会让回家之路充满变数。

26日晚上，我收拾行李到12点。为预防6月份江浙地区的梅雨季，我把所有的衣服提前洗了晾干，再放进柜子，又用塑料薄膜把书桌封起来，提防学校会入室消杀。宿管阿姨路过，看见我在忙活，慈爱地说：“你傻呀！你们又不是阳性，学校干嘛要入户消杀？”我笑了一下——按道理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能冒险。做完这一切，房间里就像搭了两个蔬菜塑料大棚，窗边的风一吹就哗哗作响。

赶早上8点的高铁，只能坐4点半的学校班车，所以堪堪睡了两三个钟就起床了。4点一刻，天空半明半暗，我拉着硕大的行李箱，背着两个包，在校门口登记后就上了班车。

车走时，天已经大亮，从车窗往外看，街道上空荡荡的，一幢又一幢密集的楼房，从路边延伸到远处，没有止境。我感到一种后知后觉的震撼——原来这2个月里，真的有这么多的人被关在了这些楼里面，这世上竟有力量能让2500万人口闭门不出2个月，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6点到了虹桥站，站外的队伍排了好几个弯儿。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大哥用绳子拉着一个白色的塑料箱子，没有轮子，就这样拖着在地上走，可见“想走”的心愿是真的很强烈了。我从人工通道进去后，又去人工窗口取了学生票，也许是中转的情况太多，工作人员甚至没有朝我要学校的证明。中间电脑卡顿了一会儿，我就有点紧张，差点以为拿不到票了。

走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作者供图）

候车大厅里人满到坐不下，有些人干脆坐到了地上或者行李箱上，从外表看，大多数都是学生。高铁从5月底起开通了很多学生专列，为的是送走60多所高校的70来万大学生。学期还未结束，但学校发通知赶人，让我们在6月前离开上海，如果留校，后面即便解封了，校门也仍是锁着的。这么一通连哄带吓，除了要留下找工作、做科研的，基本上能跑则跑。

大厅里很吵闹，同时也很寂静。我被两种矛盾的感觉困惑着，后来发现，吵闹的只有外围进来的安检通道那一片儿，中间在等车的人，无论坐着站着，则都沉默着。这个空间好像分成了两半，那些嘈杂的声音只盘旋在大厅的顶端，而底下是寂静的、疲惫的年轻人。

上车后我就开始昏睡，依稀感觉到左边坐下来了一个女生。将近11点时，我起身去洗手间，她也一起去了。我俩站在列车中间的车厢里看窗外一闪而过的田野，她忽然间看向我，问：“怎么没有人吃泡面呢？”

“什么？”

“我带了泡面想吃，可是没有人吃，我有点不好意思，会不会味道太大？”

“嗯……车里都是上海回去的人，可能大家不想摘口罩吧。”我想，这班列车上的人大概都是挨着饿的，一群关了2个半月的惊弓之鸟，谁还想在路上出什么意外？

她呆呆地说了一声“噢”。我忍不住笑了，忽然感觉放松了很多，好像整个车厢的沉闷被她这一句发问给打散了。是的，毕竟还有人可以这样松弛。我说：“你想吃就吃吧，不用等其他人的，今天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吃东西的。”

回到座位，她拿出了泡面开始冲泡。我们又聊了几句，得知她想要回海口，以往都是飞机往返，这是第一次坐高铁——她需要先在广州中转去茂名，再换乘第三趟列车，凌晨3点才能回到海口。而坐在我右边的男生，家在昆明，也是抢不到票，所以买了这一趟去广州的，但会中途就在长沙下车再换乘，多买的一段，等于损失了300块的票钱。

我本来打定主意不吃东西，但闻着泡面实在香得诱人，跟爸爸打电话时，他又叫我在车里买个热饭吃。他还以为我不吃东西是想省钱：“不要计较这个钱了，出门在外总要被人宰的，吃饱肚子才重要。”

于是，我痛下决心，叫了一份车上的盒饭，还煞有其事地问乘务员：“有些什么饭呀？”

“有鱼还有牛肉。”乘务员弯腰对我讲。

“什么鱼呀？”

“巴沙鱼。”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什么鱼——在学校吃了2个半月的盒饭，没有一块新鲜鱼肉——可能我只是想让这个举动显得自己更加深思熟虑。

60块钱的盒饭很大，我特意数了数，里面搭配的蔬菜有11种之多，比我前2个月所有吃到的蔬菜种类加一起都多。我一口一口慢慢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了才放下筷子。吃完又昏睡过去，迷糊中感觉到海口女孩帮我把餐盒交给了收垃圾的阿姨。我在心里感慨了一句：这人能处。

一觉醒来，爸爸又打了个电话过来，说家那边出了一点变数。

出发之前，我跟区疾控中心打过电话，那边说从上海回来的人下车后要统一拉到隔离点集中隔离7天。没想到村干部又跟家里人说，也可以居家隔离，但是要单人单层，不能下楼，而且要在家里安监控。

我和家人出现了一些分歧：爸爸说，之前有人从隔离点回来后说住的是板房，条件很差，他想让我回家隔离。但是装监控这个事我不能接受，一想到有个黑乎乎的眼睛装在家里，无论是楼梯口还是房门口，光想一下，就鸡皮疙瘩起一身——如果非要装，那我宁愿去集中隔离。

我又跟镇疾控的工作人员联系，他给我发来一个CDC的《居家隔离》与《居家健康检测》说明，前者并无“安装监控”这一项，显然又是地方的人自己加的，他们并不信任我能真的足不出户，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有点棘手。

我又问：那隔离的条件怎么样？对方倒是很耐心，帮我咨询了一下，回复说住的地方有好有差，要跟大城市一样好，是肯定没有的，但也不会很差，有WiFi、有电视。

我这边还在沟通，爸爸插进来电话，说村里又补了一条：如果居家，不仅要安监控，而且家人也一样7天不能出门。这下家人们就不干了，我爸说：“妹仔，你还是不要回来了。”

就这样达成共识，我决定听天由命，看看盲盒能抽到酒店还是板房。我努力平息掉“家里安监控”带来的惊悚，继续昏睡。

再次醒来，列车即将到达广州，车厢广播播报说：中转预计要2个小时，请预留不足2个小时的乘客及时改签。我刚好留了2个钟，而海口妹子只留了1个钟45分，有些焦急，和我商量了一通，决定把第二班、第三班列车都改签了，这下她到达海口的时间就要从凌晨3点变成凌晨6点，相当于要花一天一夜的时间在路上。

在广州一下列车，我们在站台上就被安排坐进了几辆大巴。车里满人后，有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拿着张打印的二维码，让我们扫了之后填上自己的信息。来人嗓门粗大，先说一句粤语，再重复一句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让人一下有了回到广东的感觉。

旁边的女孩子填到一半问我：“珠海是哪个区呀？”

“啊？”我凑过去看，她的目的地选了“广州”，但是在“区”那一栏犹豫了。

“珠海是市，不在广州，你要去哪里？”

“要去珠海高铁站，然后回澳门。”

“我帮你查一下高铁站在哪个区。”

香洲区，她填上了，跟我说了谢谢。我心想，应该又是一个第一次坐高铁回家的人——航班的取消率太高了。

不久，大巴把我们拉到高铁站另一个入口，排队做了核酸之后，进了一个单独的候车厅。车次越临近的人越早被工作人员领走。大厅里异常闷热，我把原先穿着保暖的隔离衣脱下了，看了下在场地里不停走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防护服里面应该都已经湿透了。我的车比海口妹子还早半个钟，便跟她说再见，击了一掌，告别了。

几百号人在等待，坐了6个钟的车，这会儿大家都急躁了许多，拥挤着到前面登记。我背着一个包，把另一个包放在行李箱上，然后拉着箱子在人群和座椅中间穿来穿去，看到底啥时候能轮到我上车。有个工作人员拿着喇叭也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没有买到中转车票的过来我这里登记，提供一晚的免费酒店。”

广州此举温情许多，至少没有对我说一下车就得拉去7天隔离。等了将近1个钟，我们这个班次的人排成一队，像小鸡跟着老母鸡一样，被领着从单独通道上了列车。

在广州南站排队做核酸（作者供图）

2

4点坐上回潮汕的高铁，一路上担心被拦下的担忧消失大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再阻拦我回家了，此时我已经离开上海1500公里了。

坐在窗边，看着从广州回来的一路岭南景色，低矮的山林，分割的水田，流淌的江河。车里面的人说话吃东西，看小视频，还有小孩子哼哼唧唧，热闹得有些陌生。空调有点凉意，我本想从行李架上的包里面取出隔离衣再穿上，但站起来的时候看到一车的人，不再是蓝色与白色的主色调，忽然间意识到，这车厢里的人都不穿隔离衣，我一穿上，立刻就会被认出是从上海来的了，于是又坐下去了。

车停深圳站的时候，上来了一个穿着花衣裳的奶奶坐在我邻座，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坐下后打来一个塑料袋子，里头装着湿漉漉的三和李，一边吃一边给家里人发微信。聊完放下手机，她看了一下窗边的我，摊开袋子说：“拿去吃呀！”

“啊，谢谢，不用了哈哈。”

“吃吧，我洗过的。”婆婆又说。

盛情难却，而且这青皮红肉的李子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就拿了一颗，然后顺势聊起来。婆婆也是潮汕人，年纪大了跟着孩子去了深圳住，家里还有其他亲人，所以经常两地来回，“这趟是回老家过端午呢”。不过听她给深圳的家人打电话，对方应该还不知道她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是个风风火火的可爱性格。

5月的三和李正当季，酸酸甜甜，我咬了两口，忍不住拍照跟同学分享。我们用方言闲聊，说了一些他们家的粽子与我家的双拼粽子的不同。后面有一个乘务人员穿过车厢，走到我面前，要我出示刚刚在“广州南”的核酸检测结果。我打开小程序，上面写着“核酸结果检测中”，还未出来，他有些焦急的样子，说待会再过来看，说完又给了我一个N95口罩，要我换上。我担心他会说出什么“上海来的人要怎样”之类的话，便立马照办。

乘务员总算走了，没有说出我的“身份”，我松了一口气，有点担心婆婆如果知道我是从上海来的，会不会不跟我聊天了，拔腿就跑。

“可能是抽查吧。”我欲盖弥彰地跟婆婆解释。

婆婆说：“我们在深圳那儿也是，48小时核酸才能去菜市场买菜。有个老头自己在山上种田，他就不做核酸，买菜都是托别人买的。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山上住，做什么核酸？’”

我脑子里想象了一个住在山上的倔强小老头，笑了，问她：“那你做吗？”

“做啊，隔一天散个步就做了，上车前才做了一个。”婆婆说，完全没把这个当一回事的样子。

邻座婆婆下车时又给我的三和李（作者供图）

6点的傍晚时分，窗外的天色变得像海水一样的蓝。列车经过山间和水边，水天倒映着这流淌的蓝色，美妙不已。我惊喜得如同第一次看见世界的人，不顾婆婆在旁好奇的眼光，拿着手机贴在玻璃上认真拍照——这样寻常的自然景色，寻常的傍晚，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了。

我时常觉得被关在宿舍里的那77天过得很快，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那又是漫长的一段时日，从宿舍出来之后，再看见任何寻常的景象，跟一些与陌生人的寻常交谈，都显得如此新奇。上午下着小雨，雨水在列车的窗玻璃上汇聚成一条又一条的细流，横着流淌，我也感觉很奇妙，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样。

封控期间，我一共做了37次核酸，外加几乎每日一次的抗原自测。那2个月里，我第一次情绪失控，是学校发了通知要做2次抗原的那天。我的作息习惯是晚上学习，早上要睡到10点才勉强能醒，偏偏学校的抗原自测要求每天8点半做。我每天都得在迷迷糊糊中起床，爬下来做个自测，棉签捅到鼻子里，把自己捅得一边打喷嚏一边流眼泪，然后再迷迷糊糊爬上床去继续睡。那天早上已经自测过一次，学校又通知说晚上还要再做一次，我听到后怒从心头起，坚决不服从，拿着上海市“防控区每日一核酸”的规定找辅导员理论。辅导员一个电话过来，聊了半个钟，聊到最后，我偃旗息鼓——学校的规定，我若坚持不做，一则劳累辅导员，二则整栋宿舍楼的结果都没法送上去。在决策者看来，你就多捅一下鼻孔，算得了什么大事？

但就是这样的次次让步，让我们的个人生活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被压缩得只剩下“等待发饭盒”和“等待传唤做核酸”两项。

那些时日，我经常想起一只狼。几年前我在内蒙古哈乌尔河畔的一个公园里，看到一只狼被关在圆形的铁笼里。铁笼有一间屋子大小，狼在里面，不停地沿着铁笼边缘跑动，以一种在草原上行走的韵律和节奏来回踱步。它的眼睛一直盯着外面的人，偶尔停下来，又很快继续跑动。我那时想，那是一只野狼吗？它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今轮到我在人均活动面积不足5平米的宿舍里每天踱步，我终于能够理解它了。

到4月20号，足足37天不让下楼之后，学校终于允许我们每隔一天下楼活动。有一天下了雨，我仍然撑了伞去散步。被挡板隔出来小小的一片区域，8栋楼密集有序地排列着。说是散步，就是从第八栋走到第一栋，再从第一栋走到第八栋。哪怕这样简单的步行，对于心灵都是重要的，每一次散步，我都仔细观察植物的变化——茶花落了之后，就是杜鹃开，杜鹃谢之后，我又在雨水里闻到了海桐花的悠远香气。到离开学校时，饭堂门口新开了一株荷花木兰，高大的植株，硕大的白色花瓣，叶片蜷曲坚硬且长着细细的绒毛。长在树上的荷花，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

围墙之内，人类的时间已经停滞了，而植物仍在自顾自地生长，凋落，循着时令发生。那棵荷花木兰是我离开学校时唯一的不舍。望着它的时候，我好像就能原谅所有的事情。

学校里的荷花木兰（作者供图）

在南方浓重的暮色里，列车风驰电掣一路向前。婆婆早我一站下车，她差点忘记看时间，到站了才赶紧收拾东西，叨咕着：“差点就坐过头了。”

我说：“没事，那就顺便到我家喝个茶吧！”

她快活地笑了，临走时又让我多拿两个李子。我拿了，没有吃，藏进了口袋里——水果是珍贵的，这次的封控教会我这一点。

到站时，天已经黑了，站台的工作人员一路带着我们出站，把我们领到了站外一个搭起来的雨棚下面。天仍然在下雨，棚子不停地漏水，核酸检测的材料和登记的文件就放在红色的塑料椅上。一个年轻的小哥一直在吆喝人做核酸、登记，过会儿又从屋里拿出一箱矿泉水，隔着一个棚子的距离，一瓶一瓶地扔给我们：“你核酸做了吗？这个填了吗？”“谁还要水？给那个小姐姐递一瓶。”

帐篷下，说着方言的人声交错，雨声淅沥，竟有种奇异的热闹。

上海来的人走完流程，等待自己区的隔离点派车来接就好了。虽然4个小时前我刚在广州南站被捅过一次喉咙，但想来，各地对核酸不厌其烦，想必都觉得自己做的检测最放心。等待中，我忽然意识到晚饭还没有着落，于是问给我们拿水的小哥：“这里有饭吃吗？”

没有的。

“待会拉去酒店会有饭吃吗？”

不知道的。

我看了一眼10米之外的牛肉面饭店，指着问：“我可以去那里吃吗？”

当然不可以。

短短10米，有如天堑。我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有点异想天开。

隔离点派来的车到了，我先上去，继续等还没来的人。在车里，我把婆婆给的李子吃了，因为中午那份巨大的盒饭，我还未感觉到饥饿，只是疲惫。罗大佑的线上音乐会正在进行，手机电量不足且信号不稳定，只能短短续续地听一两句，音乐会的最后一首，68岁的罗大佑唱了《明天会更好》——一首我儿时常在各处听到的老歌。

一直到晚上9点钟，第二位要隔离的人才姗姗来迟。是一个爽朗的说普通话的阿姨，拎着大包小包就上了车。她风风火火，好像刚刚度假回来，热情地跟司机攀谈几句后，又好奇地看向我。我避开了她的目光，表示此时并没有交谈的欲望——在车上等待了近1个钟，此时我的手机和大脑双双没电，陷入宕机状态。

刚上车的时候我曾问了一嘴，司机透露，我们要去的并不是什么“酒店”，而是专门建起来隔离的房子。我给室友发消息：看来今晚是注定要住板房了。

3

夜色中行驶10来分钟后，车子开进了一个门，进了一条像是虫子样的甬道。司机停下，让我们在车里等候，等他们交接完，才让我们拉着行李下来登记。

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年轻人将我们领到了其中一条甬道，看到板门上写着“A区 污染区”的时候，我心底惊讶了一下。走进去，是两排整整齐齐的板房，我被分到其中一间。打开门，深绿色的地板，左边是一个挂着的电视和一套桌椅，右边是一张有4个轮子的病床。

工作人员要我发身份证和几个二维码截图，我麻溜地全给了——这一路已经不知道报了多少次类似的信息，离校时填了，在广州中转的时候填了，潮汕高铁站也填了，这里再填一遍。我已经熟练到如果走在路上忽然来个人说要我的身份证都会二话不说就背给他。上午9点的时候，我还接到过两个浙江金华的电话，问我“是不是从上海回来的？”我当时心想，怎么浙江也给我电话了？复盘一下，大概是因为在路上我曾在微信上给家人发过一个定位，那个时候列车刚好走到了金华。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自然纪录片里那种在脚上带了定位装置的海鸥，你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其实一举一动都在监视范围里。

交待了几句之后，工作人员离开了，我把行李放下，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想着要拿这个屋子怎么办。

镇防疾控的小哥说，有WiFi有电视，我打量了一圈，叹了一口气：他还真没有骗我，这可能是这个屋子唯一能拎出来说的“亮点”了。地板是奇怪的深绿色油漆，任何一个地方摸起来都是一手湿黏黏的灰。白色的墙板上还有一些硕大的脚印，让人疑心这屋子曾经住过会飞檐走壁的蜘蛛侠。

隔离点的宣传人员看来深谙先礼后兵的道理，墙上两张宣传画，一张硕大，画着2个竖起大拇指的防疫人员，旁边写着“……无论您有什么要求请尽管提出，我们会尽量满足您。”不过这张画的大部分都被电视挡住了。另一张小一点的画，其实是告示，更显眼，上面写着在这里“禁止”做的事情，包括“禁止携带利器”，“禁止把涉疫信息传播到社交平台上，如造成负面影响，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不得不说，在经过一天的奔波、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这句话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震荡。我一边思考什么是“涉疫信息”和“负面影响”，一边想如果自己在朋友圈发这些屋子的照片，有多大的可能性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毕竟，这样简陋的板房，能引来许多同情，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你是我见过（隔离）住得最差的。

过会儿，工作人员给我拎来了一个盒饭，说太晚了，只能买到这个。我跟他说了谢谢，就把那份大半菜花都有霉点的饭给吃了。人已经累极了，稍稍把卫生间冲洗了，把床铺上，洗完澡就滚上去睡觉了。

睡觉前关门的时候，我发现门的内锁被拆掉了，从里面是没法“关上”的，只能“合上”。要是平时，我怕是会愤怒至极，但此时，我只是再次小小地惊讶了一下，就接受了这件事——奇怪的是，我其实感觉比在路上安心，毕竟，此刻，我不是流民了，是个犯人。

隔离点的环境（作者供图）

第二天醒来，我开始对房子进行改造。昨晚我已经从走廊和其他空着的房间里偷了三把塑料椅子进来。屋子还有一个后门，我从旁边的窗户伸出手，从外面打开了这扇门。这样，光线和空气都好多了，还能把衣服拿到外面晾。后门连接的是另一条走廊，跟一片草地隔着铁网，草地对面是一排水泥房，零星住着人。再望过去，就是矮矮的山丘了——真荒啊这地方。

缩回屋里，看着深绿色的油漆地板，在此之前，我没想到还有一种绿色能如此令人生理性不快，我决定把它想象成足球场的绿茵。

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我眼前：这些房子顶上都是铁板，雨一下就是哗啦啦的巨大响声。那几日雨水连绵不绝，雨势大时，轰击铁板的声音从四面八方袭来，躲无可躲。我只好侧躺在病床上，一手垫在脑袋下，一手捂住上面的耳朵，感觉略有点狼狈。实在捂不下去了，便趁着下雨时练练吉他的扫弦，正好平时担心吵到其他人。可不多时也放弃了，因为雨声完全盖过了吉他声，听不见声音，练了等于没有练。

不下雨时，是另一番境地。板房隔音极差，隔壁的每个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安静躺着的时候，忽然就能听到耳边传来一声低微的说话声，或者是规律的打鼾，像电影里常使用的空间叠加，好像这屋子里还住着其他人一样。

开头两天，整个屋子好像是建在海底，地面、墙上都是凝结成珠的水，一踩一个脚印。我以为是山间水汽大，加上这两日总是下雨，后来爸妈说，“这是回南天呀”。噢，我竟忘了这回事。开了空调后，好很多，感谢伟大的空调发明者。

前门每日打开6次，3次取餐，2次测体温，晚上把垃圾拿到门口。我常趁这个时机打量这面对面的两排板房，试图发现其他人的踪迹。与我同时入住的阿姨住在我右边，隔着一个屋子。板房平时倒也十分寂静，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可能就隔离了三四个人，直到发饭的时候，看到工作人员的小推车上叠着起码十来份餐食，这才意识到这里的人数应该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寂静的生灵。

我们像被圈养的小鸡仔一样，有一位年纪大点的饲养员，定时在门外投放三餐；还有一位医务人员，负责每日测体温和测核酸。我们站在门里面说话没有问题，一把头探出来，医务人员就会开始紧张地挥手：“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头伸出来要戴口罩啊！”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门有个透明的结界啊。

相较于前门走廊的“公共性”，后门更像一个游戏里隐藏的“副本”。我偷偷打开后门之后，发现这一排板房只有3个人开了后门。有一天晾衣服时，刚好那个同车来的普通话阿姨也出来晒衣服，我问她是怎么开的门， 她说，是风把后门吹开了。

噢，所以他们既不会提示你有个后门，也不管你开不开这个门。但在我开这个后门之前，也并不知道这门是不是可以开的，以及开了之后会发生什么，真是薛定谔的门。

我对阿姨有点好奇，便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四川”。那过来这里是探亲吗？她说：“我在你们这里打工打了十几二十年了。”

我便笑了：“那你咋还不会说这里的话呀？”

“嗐，你没听我在车上讲嘛，你们的话太难了。”她说的是上车时她跟司机闲谈那几句。

我其实听到了，阿姨，我只是在练习与陌生人闲谈的技艺——一项荒废3个月的技能。

熟悉环境之后，住得便舒心很多。隔离第二日下午，爸妈便不远70公里给我送来了一箱水果、茶叶和干粮。除了第一晚那个临时买的饭盒，这里吃得着实不错，顿顿搭配合理，蔬菜肉类煲汤一样不缺，比我在学校吃的盒饭好多了。

在山脚下里住到第四天，遥远的上海市政府终于定了口信，说6月1日解封。学校闻风而动，30日晚上，宿舍区里面的挡板终于被拆掉了。那些绿色的挡板和围栏，曾把我和100米远的好朋友分割成2个区域。封锁的这2个月里，我们只在最后的两周里能隔着围栏见面说话。到最后好友要回国了，我仍然不被同意跨区去送别，仍然无法跨越这个围栏，给彼此一个拥抱。

那天晚上，朋友圈里许多人发了视频，配文：“柏林墙终于倒塌了。”

我看到了工人们拆掉围栏的视频，也看到了学校隔壁的居民区区为解封而放烟花。很多人冲过界线，朋友拥抱，恋人接吻。我无法描述自己的心情，只是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又想哭又想笑。你看，这个围栏矗立的时候，哪怕一刻钟之前，只要两边的人说话时靠得近了一些，都会被监管的人呵斥。而一刻钟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堆无人在意的建筑废料，是什么赋予了它如此不容质疑的权威？

“这么多的围栏，都是为了让我们不能拥抱。”朋友说。

“我们受的苦都是无谓的。无法细想，一想就好难受。”我回。

4

7日有期徒刑结束，恰好在端午那日我被“刑满释放”。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知后，我们几个今日出去的，就拉着行李跟随着他走了出来。出来的路上，我第一次看清这些板房的内部构造，里头四通八达，每一条白色甬道都被划为一个区域，A区，B区。中间有一片露天区域，晒着很多被子，让这里有了一点生活气息。一排一排的板房上面还印着不同的商家名字：XX住人集装箱，电话1XXXXXXXXXX。这个隔离点的建造工期应该很赶，走马观花，就扫到了3家不同的集装箱公司。至于工作人员，他们包得太严实了，从上到下严丝合缝，基本上只能认声不认人。

从甬道内部走出来，外面是还未平整的杂草泥地，拉着行李箱走有点艰难。后门有一位工作人员站着，让我们各自举着《隔离解除告知书》拍一张照片——像监狱里拍囚犯与认罪书的合照。看见我过来的路上拍了周围的环境，他特意叮嘱：“不要发上网啊。”

我着急跑路，没有回应。后来仔细一想，这句话未免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这是政府公开的项目，光明正大、妥妥当当，怕什么给人看？如若不是，那我是被外星人绑架了7天吗？

出了后门，目的地相近的人被安排进同一辆车，那个普通话阿姨恰好也同在车上。路上闲聊，她仍是笑呵呵，一点也不见疲惫的样子。车开到了她说的那个路口，我瞧见路面杵着一个圆脸的中年大哥，不知是要做甚。路口有一家工厂的厂楼，阿姨一边下车一边对我说：“我就是在这里做了十几年啦。”路中间的大哥走过来帮忙提行李，原来是她老公。夫妻俩开心挥手跟我们告别，我说：“再见！”想了想，又真心诚意补了一句：“平安如意呀！”

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家门口。一进家门，我如蒙大赦，吃饭喝茶都觉得格外自在。爸爸打趣我现在是“省长做派”，出入都有专车接送。

刚吃完午饭，村里就通知我去卫生站做核酸。走到卫生站门口，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已经在桌子后面等我了。我刚想走过去，医生就叫起来了：“你就站那里，别过来了！”

我愣了一下，就站在了离桌子2米处。期间另一个人在填关于我的信息，我想走过去填，又被制止了：“别过来，你说就好。”

我又愣住了——这敢情是畏我如虎，昨天刚做的核酸也不算数，他们只看得见我脑袋上明晃晃地发射出“上海”两个字。

从学校这一路回来，我提前做了许多心理建设，把自己当成闹剧中人，从不真情实感去考虑这些对待，但偏偏回到家，这一口气松了，等来了劈头盖脸这两句。我心里忽然升腾出许多委屈，这委屈让我有些意外，硬生生把它压了下去。

我问，村里有几个从上海来的，医生说：“就你一个啊。”

没想到啊，我心想，没当上“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当上了“村里唯一从上海来的”。回到家里，给家人讲了一遍卫生站的操作，爸爸笑：“哎，他们怕你怕到魂儿都没有啦。”

我也跟着大笑，心里轻松了一些。

端午的早上，爸妈已经祭拜过。妈妈做好了粽子，熟悉的一半咸一半甜的口味。晚饭的饭桌上，我跟妈妈说：“我呢，现在身体还好，就是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又乱讲。”她假装嗔怒。

我说：“真的，现在从上海出来的人十有八九都这样。关了这么久，精神正常才不正常呢。”

妈妈笑了，没有再说什么 。

第二天晚上，天气晴朗，我跟爸爸一起出去，在田野里面交错的灰埕路跑步。村庄的夜晚是深浅不一的黑，一轮下弦月低低地嵌在夜空，映着水田里一片亮一片暗。夜风凉爽，我听到了熟悉的虫子叫和牛蛙叫。上海的一切，隔离点的一切，忽然都恍若隔世了，不知道哪里才是真实的。

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以前的邻居，一对和爸妈差不多年纪的夫妻也出来散步。

“你能跑得过你爸吧？”伯伯打趣说。

“跑不过，我已经好久没有运动了。”

“她被关了3个月了。”爸爸笑说。

我下意识地紧张了一瞬间，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引起对方什么联想。

“妹仔生来雅死（口语，夸人好看）。”阿姆落下一句惯常的夸奖。

我的心也落了下来：幸好，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与他们错身而过。在月光的照拂下，我和爸爸沿着两侧都生长芦苇的小路，朝家里慢慢跑去。

在自然、乡村和家人的庇佑之下，我好像短暂地回到了以前的世界。6月10日，手机的行程码里，带星的上海记录就会消失。可是有什么不一样了，我知道。2022年春天上海发生的这些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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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方舱保洁队长的领导艺术

1

疫情下的上海，仿佛是一部不流畅的定格动画，所有人被不均匀地圈在自己的小小牢笼之中，不引人注意地忙碌挣扎着，直到积攒起足够的力气，推动微末的变化，一点一点组成卡顿的城市之春。

我和小野的4月，被圈在一所靠海的方舱医院里——不是作为病人，而是在此工作。小野说她不记得我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但她的第一次出现，我却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正狼狈地搬运着东西，见到挂着蓝色胸牌的小野，忍不住向她求援，我说，小帅哥，能不能帮下忙？小野还没接话，身后的同事赶紧说，别瞎叫，人家是女的。又说，她是保洁部的队长，你不认得？

小野不记得我们尴尬的初遇，可能她早已习惯人们对她的误会。不过她确实帅，而年纪又很小，我也算是叫对了2/3。

天气热的时候，她就穿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加一条不过膝盖的深色大短裤，夜里气温降下来，她便裹一件灰绿色厚夹克。与那些喜欢穿拖鞋的工人不同，她从不穿拖鞋，她的鞋子都是价格不菲的潮牌。

“鞋子就要新的时候穿咯，放几个月就过气了。”小野的手拂过两鬓新长出来的黑发，总觉得TONY老师给推得不够平整。这点黑发和发根一起，与头顶残留的一撮落日黄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是被烧焦的野草在倔强生长，只是长得营养不良，毫无生气。不过，头上越来越少的黄毛会让小野焦虑，她盼着早点出去重新做头发。

除了衣着、发型，小野身上的文身也让我误会了她的性别。小臂、小腿、后颈，甚至10个手指的近节指背面都挨个文着字。等工作结束，小野还打算去文一个新的——按照她的计划，新的图案将会铺满她的后背，因为已经是文身店的常客，小野很骄傲地说自己能拿到极低的折扣。

小野是保洁团队里年纪第二小的人，21岁。最小的女孩是19岁，她被小野安排去了指挥部做文员，不参与保洁工作。

在“保洁”这个舶来词汇成为人们的口头用语之前，人们对这个职业更为熟悉的称呼大概是“打扫卫生的”，听起来就不像是年轻人愿意从事的工作。与写字楼的保洁相比，方舱里的保洁工作似乎更加糟糕一些。众所周知，入住方舱的皆是新冠感染者，尽管理智和道德都叫人不该歧视这些不幸的人，但人的本能，却依旧对其避之不及。

所以在方舱工作，第一要义就是先要克服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后勤部人员不像医护，来方舱之前，大家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对小野来说，战胜恐惧的利器就是随时拎在手里的小喷壶，里面装着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

“你怕吗？”

“怕啊，谁不怕死？”小野对我的疑问嗤之以鼻，顺便朝我滋了一通消毒水。

除了医护之外，舱里其余人都不曾克服过恐惧，但是大家依旧选择了这里。用小野的话说，“为什么来方舱上班？当然是为了赚钱咯”。

消毒水的水雾在空气中渐渐消散，刺鼻的气味则会残留很长时间。我们对这个味道既爱又恨，它对眼鼻黏膜有很强的刺激，但是没有这个气味又会觉得不安，总觉得看不见病毒正悄悄地将自己包围。即使金钱的诱惑暂时占了上风，恐惧依旧如同附骨之蛆。

感染者居住的区域算“污染区”，“生活区”和“工作区”理论上都算作“清洁区”。作为保洁组的队长，小野有可以不经常进入“污染区”的特权，而待在“清洁区”的时候，因为不能总是全副武装，手里的喷壶就成了小野的精神寄托。

其实小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作队长，在她的想象里，“队长”可能需要像小学生选举班干部一样，准备演讲，然后等待参与者的投票和决定者的认可。但是她这个职务来得很容易——进来那天，领导指着她说：保洁组的队长就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人还是要与众不同一点，才能被一眼看见。我估计，领导在不知道的小野名字的时候就选择了她，多半是因为她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如果不由她来带领整个队伍，她可能会是那个最难管理的员工。

2

舱里的工作人员构成很复杂，除了常人熟知的医护，还有统筹整个舱内活动的运营方，有警察和消防，以及一些政府领导。后勤部也有细致的工作划分：有负责卫生的保洁组，还有专门进行消毒工作的消杀组，有专门配送物资的物资组，只管送一日三餐的工勤组，负责安全保障的安保组，还有维修组……

对于非保洁组的人，比如我，即使只是开玩笑地叫她“小领导”，小野也会立刻否认，“什么领导，都是打工人罢了”；但是对于保洁组内的人来说，小野是绝对的权威，“我在保洁组是说一不二的，手下的人比你们哪一个组都听话”。

权威源自于权力，掌握着全队人工作安排、考勤考核，甚至有直接任免权的小野，无疑将自己的权力利用得很好。

她手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理发师、厨师，有保安和“厂妹”，有家政阿姨和售楼经理，有一些人是曾经自己做生意小老板，还有一些是看到高薪招聘特地来上海“淘金”的民工。他们比小野年长，常年奔波于各个城市讨生活，让他们各有各的生存技巧：斤斤计较、偷奸耍滑、少做多拿、倚老卖老……

小野第一次“立威”，是她开除第一个员工。那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年纪足以当小野的母亲。小野现在谈起她仍旧觉得厌烦——那个已经被她忘了姓名的中年妇女，在她的印象中具备了所有令人讨厌的“老阿姨”的坏习惯。

初来时发物资，人人都有一样的大礼包，唯独那位阿姨希望多拿点，即使小野再三强调“大家都一样”、“吃完了用完了我再给你申请”，也不肯罢休。安排工作，她总要第一个挑活儿，可等都安排妥当之后，她又疑心别人的岗位更好，希望小野能给她调换。依了她的要求换过岗，没一会儿工夫，便又觉得原先的工作更划算。工作的时候，她又敷衍了事，由于日薪固定，想方设法减少上岗时间，迟到早退，或是叫年轻一些的同事帮自己多做一些工作。

“‘年纪大了手脚慢，年轻人愿意帮的帮一把不是很正常的？’”小野模仿着阿姨的语气，翻了个白眼，“那她怎么不把自己的工资分给别人？”

小野警告了两次，阿姨非但不收敛，反而到处说小野年纪轻轻，当了个队长就“摆谱”，欺负手底下的人。忍无可忍的小野向带领自己一行人的中介老板诉苦，得到的回复是：“人现在是你带着，让谁留让谁走，你自己决定就行。”

阿姨在得知小野要开除自己以后，态度软了下来，保证以后会好好做事，但私下里却觉得小野不会真的赶走自己：“又不是她一个小队长发工资，她得罪我干什么？”

“谁说得罪她没好处？惯着她才是没好处！”小野找到阿姨，皮笑肉不笑地说，既然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穿着防护服喘不上气做不了活，那就多休息休息，休到工作结束为止。

“什么意思？”阿姨一时没听明白来这个小年轻的话。

“就是说，既然你不想好好干，那就在房间待着别干了。我每天管你饭，发物资也会有你的份。但是考勤从今天往后算，都是0。”顿了顿，小野轻飘飘地加了一句，“——要不然你就回去。”

搞清楚状况的阿姨咒骂了小野很久，也许后半辈子只要想起来就会一直骂。但是小野不在乎，即使阿姨真的不肯走，她也不在乎。多占一张床多吃一份饭而已，她有掌握这些资源的权力。而且她相信，那样精明的老阿姨不会愚蠢地选择留下：“来这里（方舱）上班都是为了赚钱，赚不到钱谁愿意待在这里啊？”

顺利将老阿姨送出方舱隔离后，小野心情大好。通过这次交锋，她发现了大家唯一真正在乎的东西——钱，所以，“考勤”就成了她拿捏手下人的最好使的东西。小野把几十人的保洁组又分成了几个小组，选出小组长，所有工作安排都以小组为单位，把工作交代完了，她就盯着每个小组长反复强调：这点事情能干好吗？干不好扣你考勤哦，扣3天。

1天的活干不好，不光拿不到当天的工资，连未来2天的收入都要被清零，这着实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尽管小野从未真正如此严苛地扣手底下的人考勤，但无人敢再去冒险。小野默认的程序是先警告、再扣考勤，最后是开除。就像家长恐吓孩子时数的3、2、1，往往只需要第一个数字出口，就够了。

3

分好了小组，工作安排起来就变得格外容易。因为人手充裕，想休息的人只需在前一晚找小野请假便可。休得多了赚得就会少，所以请假的倒也没几人。

7万多平方米的方舱，全部卫生都由小野带领几十人的保洁组负责。需要清洁的外场占地面积远少于内场，因此需要的人手也少。为了防止内外场的保洁人员流通导致感染，任务分配之后就不会再更改，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场保洁岗位成了香饽饽，谁都希望小野能安排自己留在外面。

小野让年纪最小的女孩儿去了指挥中心做文员，理由是她年纪小头脑灵活，会用电脑，其他电子产品学起来也快。至于其他人，小野懒得听他们叽叽喳喳，反正人人都能为自己找到不进内场一万种理由，索性让他们抽签决定。

外场主要负责指挥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垃圾，还有打扫办公室。这本是个相对轻松的活，不过小野一点也没少操心。她吩咐被派在外场的几个人“眼睛放亮一些”、“手脚要勤快一些”——不要一天只做早晚两次清洁，若是办公室人少，就多进去看看，有垃圾的话及时清理掉，上夜班的医护产生的垃圾虽然不多，但是一定要在早上8点之前收拾干净。

“你居然问我为什么（这么安排）？”小野很惊奇地反问我，“那里可都是领导诶！”

她掰着指头给我细数每一个需要记住姓名和职务的领导的特征，包括他们用来挂工牌丝带的颜色——大红色的是“领导”，蓝色是后勤，黄色是医护。除了后勤的工人们会按要求佩戴蓝色工牌，红色和黄色的一般都不会有人戴在脖子上，所以还是要认清楚脸。

数了一圈之后，小野指向指挥中心一墙之隔的后半舱，说：“那边是医护的休息区，他们人最多，不过他们只管内场的‘客人’，不管我们的事情，不认识也没关系。”

“病人”只是医护对方舱里的新冠感染者的称呼，而这些工作人员都将他们称之为“客人”。内场的工作更繁杂一些，如果不能一次性做好，住进去的“客人”们有什么要求，会通过层层电话转接到小野那里，需要再安排人专门换上全套的防护装备进去。

“顾客就是上帝啊，我们就是为‘客人’服务的。”小野说，“医护不一样，他们比较了不起。人家学历高、又专业，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打工人比不了的。”

在外场的保洁员都知道，小野对医护休息区的工作要求不高，保洁们可以在任意时间慢悠悠地把巨大的垃圾袋系在每一个集装箱房间的防盗窗上，倘若手里拿的垃圾袋不够，少系几个窗户也无伤大雅。垃圾袋也不必每天收走，更不必一天两次，什么时候装满了再换也不迟。

小野对医护的不满，是暗暗滋长的，最早能追溯到刚刚开舱的时候——舱里进入内场的通道设置了4条，最初没有进行区分，大家进出可以随意选择。后来医护团队认为后勤人员不能完全按照标准进行防护服穿脱，要求拿出2条通道作为医护专用。

那时候所有需要进入内场的人员对这个要求都颇为不服：大家在来到这所方舱之前确实没有足够的防护知识，但来此之后已经进行了2到3轮的培训了，还是这些医护教会了大家如何正确的洗手、牢记穿脱隔离装备的顺序……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

不管大家多么不服气，有2条通道还是贴上了“医护通道”的标签纸，将后勤人全部排除在外了，倘若有后勤的人进出时误用了医护通道被他们撞见，就会被报告给上级批评警告。

其实走哪条通道不走哪条通道，时间久了都会养成习惯。医护通道并不比后勤通道多什么消杀装置，别的小组渐渐没了抱怨，唯独小野依旧耿耿于怀——因为在通道的问题上，别的后勤组与医护不会再有交集，而保洁组要负责通道的清理，自然也包括了医护通道。保洁们要将医护们脱下来的鞋套、手套、隔离衣、防护服和面屏这些垃圾收走，还要清洗浸泡在消毒水中的循环使用的护目镜，要用酒精擦桌子、用消毒液拖地板，还要打开紫外线灯给空气消毒——这样才算做好了通道的全部清洁工作。

“他们（医护）嫌我们不干净，有本事别让我们去打扫医护通道啊？有本事他们自己来打扫，自己去扔垃圾！”小野当然不能不管医护通道，只能嘴上说几句发泄。

本来安排人去打扫医护通道，小野就颇有怨言，哪知道隔三差五还要接到医护的投诉——泡护目镜的消毒水的量医护要管，装太少说浸泡不充分，装太多说扔眼镜时可能导致液体溅出；收垃圾时走的路线医护要管，不能在“一脱区（相对污染）”、“二脱区（相对清洁）”和“清洁区”之间来回走动；收垃圾的时间医护也要管，不能在医护进出时收垃圾，不能和正在脱防护服的医护碰见……

“他们真的太烦了！怎么能有那么多要求呢？”小野不明白，扔进垃圾桶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朝下按一按就可以节省很多空间，但是医护为什么就不乐意；浸泡完的护目镜还会再清洗，但是医护就是要揪着浸泡的容量不放。

“惹不起他们，只能躲着了。”于是，小野根据医护的排班表，重新规定了保洁组进入医护通道的时间，既保证及时收走囤积的垃圾，又保证不和“他们”打照面。

4

4条进出的通道只占内场保洁工作的冰山一角，保洁员更多的时间，需要花费在清理“客人”入住的房间和连接各个房间的走廊上。

临时搭建的集装箱房间很简陋，只有3张单人床、1副简易的桌椅，墙角的卫生间则由马桶、淋浴和洗手池组成。每当有客人达到出舱标准后离开，保洁队的人都会进入房间抹掉他的全部痕迹：遗留下来的私人物品，未清理的垃圾，不愿带走的零食饮料（方舱发的大礼包内含一些零食），睡过的床垫被单……所有东西都会无差别落入垃圾袋中，成为“医疗垃圾”。房间会被还原成未住人时的空空荡荡，等保洁组完成工作，再通知消杀组背着大桶的消毒液对环境进行消毒。

住着阳性“客人”的房间是不必进入的，只需嘱咐“客人”把垃圾放在门口。后来因为他们不能及时把垃圾拿出来，小野索性让组里的人不再给每个房间发小号家用垃圾袋，而是将大号医疗垃圾袋系在与门同侧的窗户杆上。

“戴着几层手套系垃圾袋确实麻烦了一点，但是收垃圾的时候会方便很多。给他们（客人）发垃圾袋虽然轻松，但是消耗得也快，就跟把垃圾袋吃了似的，隔两天就打电话说用完了。”小野在工作中做出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小调整，除了保洁组的人，大概也无人知晓了。

分配在内场的人，偶尔也可以在外场做保洁的活儿——当然不是去指挥中心——方舱这个庞然大物，每天吞吐的各项物资，总会在各个角落留下少量垃圾。只要垃圾稍微积攒了些，小野就召集所有组员一起出动捡垃圾，尽量让外场环境保持清洁——尽管没有人在乎，所有“领导”都待在那个短暂属于自己的集装箱内，谁会在意只是路过的通道两边是否有垃圾呢？

“我看着难受，我可能有强迫症吧。”小野耸肩。

大家都愿意做这项“额外”的工作，因为按照正常排班，总要有人休息，休息的时间就不算考勤，小野是在想办法让大家多做点能计入考勤的事。

除了“没事找事”以外，小野还想办法尽量保住“失去劳动能力”组员的工作机会——这是说那些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的保洁员们，直接从“生活区”搬进了内场。小野跟领导提议，让这些人直接在内场继续干保洁工作：“为什么不行呢？他们没有任何不舒服，除了核酸阳性了，什么都好。让他们在内场工作不是正好吗？还能省几套防护装备呢。”

就这样，在她的提议和斡旋下，保洁组里的几个感染者都保住了工作。

“大家来这里不就是为了钱嘛，感染已经够惨了，再拿不到工资，还不如在家躺着不要折腾了。”小野语气淡淡的，想了想又说，“医护还是有点东西的，只有他们一个阳性都没有。”

网上曾疯传上海方舱高薪招人的截图，日薪一度高到1500元。事实上，当然没有那么高的工资，因为“介绍人”不同，大家拿到手的薪水只有预期中的1/5到1/2不等。加上集装箱环境骇人，一些人来了后，第一天就吵着要走。

“走就走呗，又没有人逼着你非干不可。”小野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就这样留了下来。

在来方舱工作之前，小野在一家小酒店的房间里躺了1个多月，用来思考人生。她12岁就辍学了，没有太多华丽的词汇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只是觉得以前的生活太消耗自己。她现在21岁，医生说她如果继续当前的生活方式，“可能离瞎就不远了”。

小野对目前的工作生活说不上热爱，但也比较满意。她在做一名调酒师，最早当然是因为喜欢喝酒，喜欢酒吧的氛围，于是便辞去原先在超市的工作，去酒吧当了一名学徒。

“酒吧多有意思啊，比当超市理货员有意思多了吧？”小野拎着消毒水壶随意扭了几下，头顶稍长的黄发配合地左右摆动，十分可爱。

超市理货员是她来上海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时她只有14岁。她戏谑地说，当初自己敢去应聘，老板也真敢收她这个童工。因为已经有了在老家和妈妈一起做事的经验，那份工作她干得还不错，辞职的时候，老板正打算提拔她做店长。

如果当年做了店长，现在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小野想象过，但总没有清晰的图景——做理货员太累了，小野1米5的个头，青春期的时候大概更瘦小一些，都是咬着牙干的——不过就算做了店长，收入应该也不够常去酒吧喝酒的，所以她不算太后悔。

在酒吧做学徒的时候，喝酒不要钱。小野不挑酒，什么都喝。她调色彩斑斓的酒卖给客人，配上晦涩的名字，就像是在贩卖一道奇妙的咒语，帮助人们暂时逃离不如意的生活。这些在小野看来都是为了赚钱添置的花头，不过她并不承认酒吧在骗钱：“3块钱买酒，剩下买的是我的劳动，不行吗？”

从学徒慢慢做到调酒师，喝酒从乐趣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只在深夜苏醒的酒吧，和它所容纳的宾客，都沉浸在一种似醒非醒梦呓里，而清醒着的小野也要融入其中。她每天喝很多酒，从兑水的洋酒喝到昂贵的红酒，不光都是别人买单，还能赚到不菲的提成和小费。

“没意思，真的没意思。那几年感觉什么人都见过，看多了就什么都不觉得稀奇了。”小野会在黎明时分头痛欲裂地下班，然后将一整个白天交付给光怪陆离的梦境。

长期熬夜、不规律的饮食和大量饮酒，拖垮了她年轻的身体，最早的迹象居然出在眼睛。小野以为是酒吧的灯光太刺眼，捱了半年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这样下去会有失明的风险。

如果一定要残疾，失明是小野最不能接受的选择。躺在酒店的1个多月，她慢慢将昼夜颠倒的节律调整回正常状态。裹着酒店的浴袍换下来有人洗，想吃什么有人送上门。她晒着太阳，想着自己不能年纪轻轻就瞎掉，以及想要好好生活需要钱——做调酒师这些年她赚了不少钱，但也差不多都花了出去。

“年轻不懂事啊，根本没想过存钱，不然现在我在老家应该能付个首付的。”小野不是个爱后悔的性格，她很快振作起来，“钱没了再赚，后悔又不能把钱悔回来。”

恰逢上海疫情严重，小野在朋友圈看到高薪招人的消息，主动联系了对方。

5

有人因为实际工资少离开了方舱，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疫情让许多人失业，经济压力让他们不能向一份收入还不错的工作说“不”，即使它和原先说好的待遇相差甚远。从外地专程过来的人应该更加失望，但是他们在上海没有住所，离开方舱就无处可去——特殊时期，进上海容易，想返乡却很难。

虽然小野对手下人严格，常常拿考勤和开除“威胁”他们，但同时她也很温柔，只要工作完成得好，她就是个有求必应的小队长。她不爱吃零食，发下来的“礼包”总是把自己那份都拿去给手下的人分掉；烟瘾倒是大得很，只是能拿到的烟不多，根本不够组里几个老烟枪烧的，她便连烟也不留，实在馋了，就去找别人讨一支；酒是不可能发的，退而求其次喝点带气儿的饮料，但可乐雪碧一类的“好东西”是“抢”不到的，只有没人要的凉茶能分给她。

“一帮土匪，我把可乐藏马桶水箱里都能被翻出来！”小野笑骂。

“你又不吃亏，卷烟没有你的，这不是拿到电子烟了？”我毫不客气地戳穿她。

“运营部的领导给的，都跟你说了，要和领导搞好关系。”小野洋洋得意地吐了一串漂亮的烟圈。

除了这些近在眼前的小福利，小野得到最大的“好处”是下一份工作——去杭州的亚运会会场继续做保洁工作——得知亚运会延期的消息时，小野十分失望，不然她应该还会是保洁队长的。

在小野的观念里，除了干后勤的打工人和医护之外，都是“领导”。即使是对颇有怨言的医护人员，她也只和关系要好的几个新朋友吐槽几句，从不当面叫人难堪。若是当天做核酸时人多嘈杂，小野还会主动帮忙维持秩序，就挂着一层外科口罩，还积极地帮人家搬核酸箱、收垃圾。完事之后，一边碎碎念着“理论上在外面做核酸的人都是阴性”，一边紧张地洗手消毒。

“你不是最烦医护了吗，干嘛还帮他们？”我揶揄她。

“我什么时候烦医护了？再瞎说我撕你嘴巴。”小野回怼。

方舱虽名义上是医院，也有100多号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但药品并不那么齐全。舱内的客人们需要的药品虽可及时调配，后勤的工作人员要是不舒服就很棘手。小野凭借着自己与医护的“私人关系”，拜托他们为自己手下人代配一些常用药——手底下的人多了，毛病也多得稀奇古怪——小野拜托医护替自己买过眼药水、西瓜霜、创可贴，还有开塞露……“都不是我自己用的，开塞露更不是！”

大部分时间里，小野都在指挥中心晃悠，带着工作手记、对讲机和她的消毒喷壶。她常常待在监控室，两排显示器囊括了舱内的公共区域，她以此掌握手下人的工作情况，若是发现哪个身上贴着“保洁”标签的工作人员“划水”，就会打开对讲机呼叫当班的小组长。

进入内场得全副武装，看不清脸，更分不清谁，小野就很庆幸自己搞出的“小组长制度”。她不想动不动就扣手下人的考勤，只是想以此来提醒他们，不好好做事是有可能拿不到钱的，不可以“摸鱼”而已。就像那个已经离开的阿姨说的那样，工资又不是她这个小队长发的，何必难为人呢？倒是有一回，她手下的一个人因为身体不适只工作了半天，半天工作算是考勤不满，没有工资。小野被闹不过，自掏腰包支付了对方半天的工资。

至于手下人不好好工作，背锅的倒真是小野。刚来的半个月，天天开会挨骂，看到开会的消息小野就怕。那时候理亏，事情没有做好，只能立正挨打。挨了批评回去，小野也不发脾气，跟几个小组长凑在一起想办法把工作做好。往后的会议，小野越来越坦然，有时候还会嚣张地说：“谁敢说我们保洁组不好，看我不带他去监控室把他骂回去！”

后勤团队之间也有鄙视链，而保洁组无疑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消杀组认为自己最“干净”，因为他们永远携带大桶消毒剂，消毒水弥漫在他们身边，百毒不侵。其他组也不和感染者直接接触，安保只需站在通道口，物资组和工勤组把生活用品和食物放在门口就会离开……

歧视新冠患者可能还会遭受良心的谴责，这些临时凑起来的同事们，倒是理直气壮地歧视起自己人，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愿与保洁组的人一起在外场活动，即使这些活动仅限于拿一日三餐和日常采样。

小野懒得争辩，空下来的时候唠叨组员注意防护的次数更多了。小野就像是只护崽的老母鸡，虽然她才是组里年纪最小的人之一。

6

年纪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前段时间被办公室“退”了回来，小野发了很大脾气。

“最轻松的差事给你，你还不好好干，真给我丢人！”

“谁爱去谁去，我才不高兴看那些领导的脸色。”小姑娘的回答也火药味十足，她不接受办公室对她“懒散”的指控，也不承认自己“手脚慢”。

小野叫女孩去打扫他们生活区的洗手间，半夜去检查卫生情况，把女孩从被窝里拉起来一顿臭骂。小野说，嫌套垃圾袋恶心，收厕纸的时候就会更恶心；嫌用干拖把拖干净水渍麻烦，踩了一地脚印的地板就要重新再拖一遍；不愿意在指挥部看领导脸色，就回来看我脸色……

女孩一开始还回嘴，要求进内场上班，后来被小野骂得眼泪水直打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最终没能如愿进内场，小野嫌她吊儿郎当，脱隔离衣不规范，叫她留在外场打扫卫生。

“小孩子不知道好歹，万一她感染了，岂不是要连累我们几十人？”小野凶巴巴地说。

小野也会进内场，没个定数。有时候是去解决组里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是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她不相信手底下这帮“杂兵”的自觉性，认为只有盯得紧了，才能少出错、不出错。她的工作时间也没个定数，别人上完6个小时的班可以安心下班，小野却要永远待命。

小野最近一次进内场检查，在一个空置的房间里看到了一个盛着半瓶水的矿泉水瓶，里面插着几朵“一年蓬”的花朵和几根青草。白色的针一样的花瓣簇拥着鹅黄的细密花心，即使叶子已经耷拉下去了，花朵仍不显疲态。前一个“客人”的物品都已经清理干净，消过毒的花洒、马桶、洗手池，空荡荡的床板和桌椅，与这里其他几百个集装箱里的陈设别无二致，但是那几朵盛放的野花，却默默勾勒出前一个住客模糊身影。

“这东西为什么没有清理掉？等着下一个客人来投诉吗？”小野把瓶子和其中的花草扔进了随身带着的大号黄色垃圾袋里。

那是最靠内侧的一个房间，外面就是方舱的边缘，扎着一人多高的绿色铁网。网外是肆意生长的野花野草，一簇簇的“一年蓬”透过金属网格探进舱内，它们不介意病毒，只想将朝两边无限蔓延的铁栅栏包裹进自己的绿色里。

小野看了一会儿这个角落的风景，小声嘟囔着：“外面这么多花呢，干嘛还要采回去。”

那天晚上，我看到小野在朋友圈晒出一大束鲜艳的红玫瑰，那是她为远在家乡的女友订的。她写道：你不要错过，我已经错过的春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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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阳人”的60天

1

2022年3月末的一天，凌晨4点左右，我忽然接到市疾控办的电话，说我成为“密接”了，让我赶紧收拾一下行李，待会儿有120救护车来接我去隔离。

放下电话，我脑袋还是懵的，窗外夜色渐渐退却，对面楼层没有亮灯，大家都还在安睡中，而自己却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我迅速下床，拖出行李箱收拾起来。

鉴于2020年在北京的隔离经验，换洗衣服一定要带足一周的，从毛衣、抓绒外套、运动衫到短裤、短袖都要备上，毕竟江南的春天气温变幻不定；另外指甲刀、润肤油、梳子、剃须刀、洗衣粉等一并放在包里；当然电脑一定要带上，还得工作，我还挑了4本大厚书……我预感没有一个月肯定是出不来的，而之后的现实的确证实了我的推测——漫长隔离路自此开始了。

120救护车等在小区门外，按照要求，我戴好口罩，自己推着行李箱走了出来。因为是清晨，路上几乎无人，走在小区门口时，有保安向我靠近，我连忙说：“不要走太近，我是密接者。”保安吓得往远处走了。

上车之后，我先被拉到一家医院外面的快速核酸检测点，隔着玻璃能看到医护人员趴在桌子上睡觉，可见一晚上都没怎么休息。做完一次核酸检测后，我又被拉到宾馆，再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还未安顿好，我就接到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问我这几天的行程，我一下子明白——这就是“流调”了。

我费力地想着这几天的行程，那边问得极为仔细，又让我把这几天手机消费的截图发给他，然后挨个问我几点几分到了哪里，有没有戴口罩，接触到什么人，买了什么东西，跟谁说过话……我极力地在脑海中搜索细节，都是一些极为琐细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想不出那么多来。

这只是一个开始。市公安局的电话刚挂，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说是疾控办的，又一次问了相同的问题。那一天真是不得消停，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市公安局、区派出所、市疾控办、街道办、居委会……到最后我都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了，常常是这个电话还在通着，又有几个电话打进来。按照要求，我加了几个工作人员的微信，把相关的消费截图都发送过去，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24日的10点你到了那个超市，老板有没有戴口罩？……”

“25日的下午3点，你取了一个快递，是在哪一个门？那个快递员联系方式是多少？……”

“26日晚，你去的那个包子铺，当时有几个人？你好好回忆一下……”

我就在这轮番询问之下，逐渐把这几天的行程精确到几点几分到了哪里，接触到什么人，后来又去哪里。

后来我知道通过我的流调记录，公安局的人挨个去调了监控，确定我的行程和我接触过的人，那些人想必也都被拉去隔离了。

而我是怎么成“密接”的，也搞明白了。

三天前，我和一位刚从上海过来的朋友吃过一次饭。这位朋友按照社区要求，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是阳性。而我们这些跟他吃过饭的人，变成了“密接”。

很快我得知，当时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另外一位朋友核酸检测结果出来是阳性，已经被拉到医院了，我心头一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躲过一劫。通过之前对于此次奥密克戎的了解，再加上我已经打过疫苗，即便是感染了，应该也无大碍。但如果确诊了，我的回家之路肯定会变得很漫长。

就在来宾馆的第二天，我清早起来就明显感觉到不舒服，浑身昏沉无力，头疼恶心，毫无食欲。挣扎着起来吃了早餐，过一会儿就吐了。

宾馆在送饭后，还会搭配中药液。我喝了之后，一直拉肚子。到了下午，我接到了疾控办的电话，通知我已经确诊为阳性，让我收拾好东西，120救护车很快会过来送我去医院。

最后一丝侥幸也没有了。

2

我没有想到穿上防护服、戴上N95口罩后，会如此闷热和不透气。想想那些医护人员真是不容易，要这样穿着一天又一天，还得冒着时刻会被感染的风险。

坐上120救护车后，我透过窗户看向外面，心想着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所以能多看一点风景就多看一点吧。

随着车子的震动，又加之闷在防护服里透不过来气，我一直有想吐的冲动。

到了医院，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来接我。我说：“我很想吐。”护士一边引我到电梯口一边说：“你忍忍，快到了！”但我实在没有忍住，电梯一个轻微的抖动，我就吐到口罩里了。护士连忙带我去了病房，让我去卫生间清理一下。

取下口罩时，呕吐物沾在我的眉毛、头发和衣领上。我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一身汗，头发黏在额头，脸色苍白，真是从来没这么狼狈过。

清理完毕，护士带我去做了CT。再次回到病房时，原本空荡荡的病房多了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老板，我们便叫他老总；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是开货车往上海运送奶制品的，我们叫他小车；而我因为戴眼镜的缘故，他们叫我眼镜。跟我的准备齐全相比，他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带，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他们都是在车上被通知感染了，然后要求原地静止，直到120救护车来接。事发太过突然，什么都来不及准备。

量血压、测心率、抽血……护士忙完后，离开时把门锁上了。我们是不能随意出门的，只能乖乖待在病床上。

护士走之前，老总一直在叫嚷：“我没有任何症状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身体很健康！”

护士就说：“没有错的，你好好休息。”

而我身体的不适一直没有缓解，来医院后的头两日频繁发烧，从38.3℃、38.7℃到39.4℃，再加上呕吐和拉肚子，实在是痛苦。每一次发烧我都会按下床头的呼叫键，护士问明情况后，很快跑过来给我喝退烧药。烧退下去后，一身汗，却不敢洗澡，害怕会加重病情。

第二天凌晨时，我睁开眼睛，忽然发现有人站在我旁边，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名护士，她拿测温仪给我量体温，“38.5℃，还是烧啊。”说完，她转身离开，不一会儿又给我拿来了退烧药。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那个时候我正在发烧，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她是不是一晚上都在挨个查房，看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想到此，的确颇为感动。我也听说这些医护人员，自从过年以来，一直在医院闭环工作，疫情一波又一波，患者也来了一波又一波，他们至今都没有回过家。

感染的事情，我只告诉了公司的人事总监和几位至交好友，家人也没敢告诉。父母亲年纪大了，对于疫情也不甚了解，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极为担心。我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要安抚他们的担忧情绪，着实麻烦。

而小区那边，因为我的原因，已经封控起来，尤其是我住的那栋楼，所有住户都不得出门，在家隔离。很快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发来微信问：“你住的那栋楼上了新闻哎。你怎么样了啊?”我没告诉他我感染的事情，只是说在家办公。

莫名的，一种“罪感”萦绕心头。

几位密友略带兴奋地说：“你是我现实中认识的第一个阳性的人！”这话听得我哭笑不得。而他们也嘱咐我不要公开说这个事情，免得被人“人肉”出来网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不少感染者的道歉信，也知道他们的个人信息被扒了出来后，被很多人拖出来网暴——我深知其厉害。

退烧后的间隙，物业管家发来了截图，是我没加入的“业主群”里唾骂我的聊天记录。有人宣称要打死我，有人说要找出这个阳性的人好好教训一顿，由此我才知道他们那时候并不知道感染者的信息。我没敢细看下去。

管家发完图后，在微信大骂：“你这个害人精！我们小区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都是你害的！我们整个物业都被拉去隔离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能出去！我真的想打死你！”我只能忍气吞声跟她道歉。

隔一天，她又发来一张图，是我所住小区楼层图，标蓝的部分有十几户，都是要拉去隔离的；有一家是标黄色的，那表明这一户有人感染了，而且是因为我感染的。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吧！”管家说。我只好再次道歉。

3

熬过连续发烧的两天后，第三天人就开始有精神了。见到饭菜也能吃得香了。

医院每一餐发的盒饭还是不错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这个时候我才有余暇关注老总和小车。

老总其实比我还小2岁，却习惯性地叫我“小眼镜儿”，大抵是平日做领导习惯了。他大腹便便，双手背在后面，在病房里一边踱步一边叹气：“哎呀，今年真是倒了大霉了！那么多货现在是发不出去了！”

原来他一直是往上海供货，现在上海疫情严重，货物很难再运过去，而积压在仓库的货物价值两百多万，如果不及时运出，就都会坏掉。现在他自己感染了，又因为他，厂里有十几名工人也都感染了，现在都住在我们楼下。他全家人目前也都在宾馆隔离。

他走走又坐在床上叹气：“我算是完了！忙了十几年！要破产了！”我们也不知如何安慰他，沉默许久后，他喃喃自语：“把那两辆车卖掉，再卖一套房子……重头再来，就不信翻不了身！”虽然这样说，他还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小车也小我2岁，由于每天都在外面跑货车，面容显得沧桑。他也在叹气。一方面在医院治疗和未来长时间的隔离，他便没了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他跟爱人是租房住，因为他的感染，整个小区也都封控了，他很担心房东不再把房子租给他，到时候真的要在外面流浪了。

他来后的第二天，楼下来了一批货车司机，据说都是因为跟他接触感染的。他们开了视频，聊得很热闹，甚至说是开心。小车辩解道：“老高，你别说是我传染给你的！你也去了上海那个市场，我跟你差不多时间去的。你打了3针疫苗，我打了2针，你的抵抗力自然比我强。咱们肯定是同一时间感染的，你只不过症状晚一点出来的而已！”一说完，其他人都轰地一笑。结束视频后，他又一次躺了下来，过一会儿翻一个身叹一口气。

老总和小车都羡慕我，因为我是在公司里上班的，工资照拿，不用担心生计问题。而我之前带来的电脑和书籍发挥了作用。有了电脑，我依旧可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还能上网看电影和娱乐节目；有了书——四本厚书——我可以从容地阅读。时间对我来说，与在家里并无区别，依旧是有规律的，而且是容易打发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无聊快要击垮他们了。

他们似乎并没有阅读习惯，而病房里的电视也放不了，时间对他们来说太过漫长了。要不就是睡觉，要不就是打电话给亲友说话，要不就是看短视频，一个接一个，直到视频还在响着，呼噜声已经起来。

医生每天给我们开的药不一样，给我的是一包中药液和非诺贝特胶囊。我不太清楚中药液的成分是什么，每次喝完后都会腹泻。我跟医生反馈这个情况，医生说里面有石膏的成分。我拒绝喝中药液后，医生也没有再给我开。总的来说，熬过了起初那两天的发烧，之后的日子一直都没有不舒服，就等着转阴了。

后来，护士允许我们在用餐时间出来放放风，去走廊的一头拿饭，拎着开水瓶去打水。大家都很珍惜这十几分钟的时间，纷纷走出来，戴着口罩，在走廊里走来来去。在房间里，空气不流通，待久了人昏昏沉沉的，现在可算能出来透口气了。大家会站在一起聊天，护士会警告：“不要聚集！”大家就略微散开一点说话。

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菜贩子，有的是小卖铺老板，还有几岁大的小朋友。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走廊上，大家都站在光里，渴望多晒一会儿太阳。

很快，护士就过来喊道：“大家都进去了。”于是，我们都听话地进了病房。护士把我们的门又一一在外面锁好。

4

转阴。每一天都期待着转阴。

出门放风时，看到有些病房的床铺空了，便知道有人出院了。我们也渐渐摸索出规律来：护士每天凌晨5点钟过来把我们叫醒做核酸检测，鼻拭子和咽拭子，一样都不能少，如果第二天还是如此，说明你还是阳性，直到某一天她没来，那你就可以收拾东西，准备出院了。

有的人好得快一点，六七天就转阴了，隔着玻璃窗看到他们背着已经消完毒的行李跟着护士下楼，我们都好生羡慕。

而我们病房三个，却都迟迟没有转阴。到了第12天，又是凌晨5点，护士过来给老总做核酸检测，而我和小车都没有。我心里一阵狂喜，跟小车说：“看来我们今天可以走了。”

果然到了9点多钟，我收到了医院送来的出院通知。把行李收拾好后，消了毒，跟老总、小车合影留念告别，随护士下楼去等120救护车来接我去宾馆隔离。

双脚终于能够踏上大地，我的心情很激动。住院的这段时间，春天的气息已经满溢了出来，明艳的花朵、翠绿的叶片、蓬松的草地，可惜我不能去拥抱它。按照规定，我还得在宾馆隔离14天，然后居家隔离14天，要想出来自由活动，还得过一个月的时间。可是不管怎样，我都熬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只管慢慢等就是了。

我没想到的是，事情并没有我想得那么顺利。在宾馆隔离了3天之后，我接到电话通知：“你复阳了。给你半个小时，你把东西收拾好。待会儿有人会来接你。”

我心猛地一沉，这几天我明明没有任何不适，怎么会这样？可时间紧迫，已经容不得想那么多了，我只好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

再次被拉到医院时，去的不再是原来的病房，而是医院侧边临时搭建的病房，一人一间，没有窗户，完全是封闭式的，房间一角有卫生间浴室合一的密闭小房，天花板一角有摄像头时刻监控，医护人员通过房间一侧墙壁上的双层玻璃传送舱给我们送饭和打水。其设置也特别讲究，内外两侧的玻璃门，唯有一方关紧了，另一方才能打开，避免交叉感染。

透过传送舱，我看到了对面病房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也看到了我，还向我挥手打招呼。我让他加我微信，他隔着他那边的传送舱试了试，没有成功，只好作罢。

如果说上一次在医院，同一个病房，还有两个可以说说话的病友，这一次完全是我一个人独处了。我不知道这一次我要待到什么时候，而之前在宾馆隔离的几天也作废了。一时间，我心情很沮丧。

过了一会儿，小车在微信上要跟我视频。他跟我同一天出院的，现在在酒店隔离，而老总多待了几天，也好不容易出院了。小车跟我视频的目的是让我加对面那个小伙的微信，因为那个小伙是他的朋友，也是开货车的。

加上微信后，我跟这个叫阿峰的小伙聊上了。他说一看我就很眼熟，他之前也在那边同一层的病房待过，也是在宾馆隔离了几天后复阳、再次被拉过来的。

“这也太折磨人了！本来期望着能早点隔离结束回家，结果好了，之前隔离的天数不算，这里又不知道关多少天。我很担心之后要是转阴出去隔离，再复阳怎么办？这一轮又一轮，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发语音过来。

我安慰他一般不会多次复阳的，他说：“来这边也不给我们开药了。中药也没有，西药也没有，就让我们自己等着转阴。”听完他言语，我忽然想起卡夫卡小说里的情境，我们不就是身处在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当中么？

5

阿峰是个善谈的人，每天都会发很多语音给我，而我也乐意跟他聊天。这种感觉很奇妙，我们明明可以看见彼此，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交流。他说他那边不像我这里，有电话，还有书，他只有一部手机，看视频都会很卡。

这么多时间压在身上，简直跟大山一样，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不能出去，也不能看电视，真的是度日如年。发饭的时候，他提醒我趁热吃；水送过来了，他提醒我及时拿进去；睡觉早了，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那几天，我们就像是难兄难弟一样，不断地发语音，不断地吐槽这个埋怨那个，不断地安慰彼此很快就能出去。

等到了第7天，他发语音过来，“兄弟，我接到通知了，马上要出院了。电蚊香、空调遥控，我托护士拿给你。你要多保重啊！”我隔着传送舱，看到他在那边跟我挥手告别，我也忙着跟他挥手。由于隔着一个走廊，我其实连他长什么模样都没有看清，而此次一别，今后不知何时能再见了。

阿峰走后，我就彻底一个人了。我这一层都是复阳被再次拉过来的，房间一侧的门能打开透透气，我也趁着医护人员不在，偷偷溜到走廊窗户那边放放风。偶尔有其他病房的人出来，我就隔着远远的距离跟他们聊天。有的在宾馆待了五六天，复阳了，再次被拉过来；有的已经在这里待了七八天。陆陆续续的，我旁边的病友都出院了，我溜出门时，看到一个个房门大开，心里很失落，也很沮丧。

窗外的夕阳渐渐地落下，夜色一点点弥漫开来，而我感觉分外孤独。每一个夜晚我躺下来时，都祈祷着护士早上五点不要来做核酸检测，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我能再次出院。可是每一次，她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床边，我只能在心里叹一口气：“又要在这里熬一天了。”

一直到第12天，几乎一夜没怎么睡安稳，看了手机是5点，外面传来走路的声音，我默念着：“不要往我这边来！不要来！”那脚步声越来越近地靠近我，我心里一沉，可是，她却没有进我的房间，走开了。

我兴奋地小声说：“终于可以走了！”随后立马起床开始收拾东西，尽管我知道，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后才会离开。

上午9点钟，120救护车带着我往宾馆驶去。等待我的是14天宾馆隔离（如果没有再次复阳的话），14天居家隔离，等能出来自由活动时，应该是5月下旬了。透过车窗，我看到河边的油菜花已经谢了，行道树蓊蓊郁郁，乌鸫悦耳的歌声传来。春天要结束了，而我已经完整地错过，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6

在宾馆隔离完14天后，按照要求，要去医院复检。

那天，我穿好防护服，跟着宾馆的工作人员坐电梯下去。我说：“希望这次顺利。”工作人员安慰道：“肯定没问题的，你前几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

我反问：“是不是有反复复阳的？”

她说有，“宾馆里有一个三次复阳的，到现在还在这里。”

“那岂不是关了很久了？”

“是啊，两个月了吧。”

等到了医院后，我竟然在排队时碰到了小车。他居家隔离结束（由于他是租房，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所以在宾馆隔离14天后，又拉到另外一个宾馆隔离14天），此次复检，如果没有问题，他就自由了。而我如果没有问题，社区就会派人送我回家中隔离。

多日不见，大家都很开心，聊了一会儿，他指着不远处的病房楼，“你知道老总的事情了吗？他宾馆隔离结束来复检，结果又复阳了。现在又到医院来了，据说待了四五天了。”

我听罢，心头一沉，一方面非常同情老总，一方面很害怕自己又一次复阳。

咽拭子、鼻拭子、抽血，再一次回到宾馆等待复查的结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打来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回家隔离；朋友也开始在聊天群预祝我回家成功了。可我却一直放不下心来。

在等待期间，我身体开始不舒服起来，有点想呕吐，却吐不出来；有点想拉肚子，也拉不出来。坏了！这个不舒服的反应，跟我第一天被拉去宾馆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实在是不舒服，我躺在床上睡了一觉，才慢慢地缓过来。下午4点钟，查看核酸报告，咽拭子结果是阴性，我松了一口气。五点钟，六点钟，七点钟，八点钟……我频频刷手机，鼻拭子结果始终没有出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晚上9点多跟朋友视频聊天时，房间的座机响了——我特别害怕听到这个声音——它预示着一个不好的结果将会揭晓。果然，电话接起来，工作人员在那头说：“你又复阳了。”

那一刻，我的心情几乎是麻木的，“好吧，命运对我总是苛刻了一点。”

我想自己应该跟第一次一样立马收拾好东西，再一次去医院等待转阴，没准还能碰到老总。但是那位工作人员却说：“你是弱阳性，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在宾馆里多观察几天。”我连连回道：“好好好，只要不去医院就好！”

等待是磨人的。我很有可能会因为在观察期间转为“双阳”，再次被拉到医院；也可能是转阴，回到家里。这种不确定，让我坐立难安。

我在微信上问工作人员需要观察多久，他说：“等通知。”观察的第一天做了双采，结果是阴性；第二天又一次双采，还是阴性。

我又问工作人员需要观察多久，他还是回：“等通知。”

等通知。等通知。我知道他不是敷衍我，他还要等“上头”给他的指示。我感觉就像是徘徊在城堡之外的土地测量员K，始终想进入城堡，却总也进不去。

到了观察的第4天，我又发微信：“你好啊，我已经观察好几天了，连续检测两天都是阴性，接下来安排虽然我问了也只能是‘等通知’，但还是希望能尽快有新的安排。我已经关了四十多天了，等得有点心力交瘁。”

他回我：“是的，你时间太长了。我们这边也在积极和疾控、医院、卫健委这些相关部门联系看你下一步的安排。我们也希望你早点离开。”

小区的管家也发来微信了：“你现在还在隔离吗？怎么不回来了？还是不敢回来了？”我跟她说明了情况。她说：“小区管控了21天已经解封，大家也可以正常生活了。”听到此，我松了一口气，也不敢问她在业主群里是否还有人在骂我。只要恢复了生活就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的怨恨可能会淡化。

到了等待的第5天，疾控、医院、卫健委、宾馆多方终于商量出了一个结果：如果今天我双检是阴性的话，社区就会派车来接我回家隔离。我惴惴不安地做了检查，下午3点左右，结果出来了。鼻拭子和咽拭子均为阴性，我迅速截图给工作人员，他回我会立马安排。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收拾了行李，坐在沙发上等着了。

下午4点，我坐上了社区的车。

7

宾馆离我家很近，不一会儿就到了。下车后进了小区，花坛边小孩在嬉闹，大人们在聊天，一派日常的祥和气氛，而我带着工作人员发给我的胶皮手套，背着重重的背包，拖着行李箱往家里走。有位阿姨抱着孙子在后面问：“你从哪里回啊？大包小包的！”

我不知道她是真以为我从外地回来，还是知道我是从隔离点返回，总之听了这番问话，心跳加速，脸皮发烫，像是一个从牢里刚放出的人一般，没敢回应，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回家之前，我在手机上刷到某地入室消杀的视频，非常担心自家也如同视频里显示的那样，遍地狼藉，被褥、书籍、衣服都浇透了杀毒液。推开家门一看——冰箱敞开，我离家之前冰箱里存放的菜、蛋、牛排等都被清理走了，收纳盒都搁在地上，以方便喷消毒液；卧室里的床单、被褥、枕头都被消毒人员拿走扔掉了；地板上都是消毒液干后的水渍；厨房里，菜刀、水果刀、碗筷都浸泡在消毒液里……情况看起来还好，并没有视频里那么严重。最让我稍感放心的是书架上的书都还是好好的。

我把冰箱清理好了，收纳盒也拿去清洗了一遍，存放朋友送来的新鲜蔬菜。隔离期间必须靠我自己做饭，所以只好麻烦朋友帮我买好，然后请物业送到门口；朋友还一并送来了被褥、枕头和毯子，否则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一切收拾完毕，躺在床上，我忽然感到格外疲惫。那是一种终于可以松弛下来的疲倦感，楼上、楼下、对面楼里面生活的他们都能如常地生活了。而现在，我也终于可以在自家的床上好好地睡一觉了。

那几天，社区人员在我家大门上安装了门磁卡，每次推门把垃圾放在外面时，门磁卡都会发出“嘀嘀嘀”的警告声。

跟我同一层的邻居们，想必都早知道我是“阳人”。因为每天上午都有来做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敲门问：“你是不是某某某？”我一边说是，一边不安地看看邻居家的门，恐怕通过这样的询问，大家早就知道我的名字了。有几次，我没等工作人员问完，就抢着说：“是是是，我是。”就希望他不要再说出我的名字了。

终于熬到了14天隔离结束，社区人员让我自己动手拆掉门上的门磁卡，然后交到门卫那里。我拿着小小的白色门磁卡，走到电梯口等电梯上来，隔壁邻居家有个老太太也出来，她见到我，猛地一愣。要是搁到以前，她肯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而现在她却立马转身回家去了。

这深深地刺痛了我。可我却非常能理解她的恐惧和抗拒，也很抱歉因为我，她、还有整栋楼、整个小区，都被迫隔离了那么久。

我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太太以后还会不会恢复跟我打招呼，但至少现在还不行。

从被通知成为“密接者”到完全隔离结束，整整60天了，夏天完全到来了。小区里人来人往，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但我内心里却雀跃不已，这种可以自由地走在路上的感觉是如此难得。原来生活中那些极为稀松平常的行为，此刻都有了意义，因为它们连通的是“正常生活”。而这两个月时间，我就靠着“迟早会正常的”念头撑着的。

我把门磁卡放在小区门口保安的桌子上，他微微往后退了一点，“好，你放在那里就行。”他的手没有碰门磁卡。我放好后，走出了小区，隔着口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两个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将会存留在我的内心深处，直到永远。现在，我要放开步伐沿着大路随意地行走，没有目的，没有规划，在宽广的世界里放心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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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放弃治疗的老人和她的遗愿

1

小时候我住在一个类似城中村的地方，胡同入口是一人多高的垃圾堆，恶臭，夸张的时候会把胡同口堵得只容下一个人过，夏天时，绿豆蝇拼命地往人身上撞。城中村里有一个胖女人，有一天拿着韭菜盒子路过垃圾堆，怕苍蝇落在韭菜盒子上，就用手护着，对面又跑来野狗，她就用腿去踢，然后连人带韭菜盒子都扎进了垃圾堆里。

我家那时离垃圾堆不远，有一扇红色的铁门和一个小院子，我在院子里长到上幼儿园。奶奶在院子里养过乌鸡，都被狗咬死了，老叔带回来过俩弹力球，一个绿色的，一个蓝色的，我把弟弟的蓝色的扔出窗外，就再也没有找着。

红色的铁门被铰链拴着，低矮的墙上有用水泥掺着玻璃碎片的“护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十五六的大姑娘都会套马车——我一直没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对。后来长大些进了城里，没有垃圾如山，没有野狗横行，没有防贼的墙头玻璃碎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在上学，看到这些，我也没有多想过。

最后一次回城中村的老房子，是拆迁办给我们打电话说要量尺寸。这套房子打我小学的时候就公告要拆，如今我都工作了，才落实到量尺寸。好在垃圾堆还在那儿，让我一下想起了我家房子的具体位置。

跨过垃圾堆，一地韭菜馅仿佛历历在目。老远看见一个老太太，佝偻着腰在拆着我家的窗框和铁栅栏。没有铁栅栏和铁丝网的房子就好像没了牙齿的老人，看着不利落不整齐，房子和泥土厮磨，达成共识，然后一年一年往下陷，恰如一个人与岁月商量好了，一天一天驼起背一样。人到最后直不起腰看不到日头，蹲在墙角被太阳暴晒，房子到最后变得空旷，生起杂草，准备着归于土地。

我家的红铁门已经发锈，深插在地里的门柱被雨水冲刷得暴露无遗。门锁也不用锁门了，因为门柱叛变了，铁门也不用看家了，家也早不在了。

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对我说：“这老太太，把周围拆迁的房子都拆了个遍。我们一开始还拦着点，现在也拦不住了。”

“没事儿，拆吧，不影响我们拆兑面积吧？”我问。

“老弟你跟我开玩笑？那我现在叫人把她赶走。”拆迁工作人员以为我话里有话。

“别别别，没必要，我就问问。”我连忙拦住——和我对接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身的匪气，感觉分分钟就能打电话叫人。

老太太当着我的面，把我家的窗框、门框，凡是金属的东西，一点不落都拆干净了，然后用布条扎在了她的自行车上。她本来想把铁门也拆走，但是见我在看着她，就有点不好意思。

老太太朝着东南方向大喊了一声：“小兔崽子，又跑哪去了？滚出来！”

一个小孩就应声跑了出来。

“给我扶着后面，绑得不结实容易掉！”老太太对着小孩喊道——就像小时候我奶奶也这样让我扶着自行车，然后带我去卖废品一样。

我转过身，把门锁拆了下来，寻思留个念想，我估计等下次来，门应该就没了。

2

从老房子回来后大概过了半个月，正式进入三伏天，一阵一阵的热风就好像老天爷在不停喘粗气，让人不想上班。

和老师值夜班时，急诊接来一个老太太，说是有一个引流管，很长时间了，现在病人呈端坐呼吸，胸闷，呼吸困难，言语不清。

结果，不一会儿被送上来的，居然就是拆我家的老太太，她仍然是那天我见到的衣着，衣服里藏着一个塑料袋，被麻绳穿着斜挎在身上。塑料袋里是一个引流袋，引流袋发黄，里面的液体也发黄。老太太坐起来，管子里的液体就流进袋子里，躺下，液体又一股股流回身体，可躺下就呼吸困难，只得又赶紧坐起来，黄色的液体就又流了出来。

“应该有一个防逆流的截流夹啊……嘶？”

我仔细捋着管子来回找，被老师一把按住了：“别看了，估计是坏了就扔了。”

陪着来的家属是一男一女，看外貌都是中年人，男人一手乌黑的机油，女人头上是干枯的黄头发，小腹前鼓鼓囊囊的腰包里面装着一把把零钱。

“家属去做个核酸吧，你们俩只能有一个人陪护。”我跟他们说。

按照平常的套路，接下来是准备和病人家属讲“就算再严重的病人也只能有一个陪护”的说辞。但是这对男女显得很平静，男人蹲在地上摸出一包烟，手指伸进烟盒里夹出了一根，刚想点上，抬头看了看我，大概又意识到这里是医院，便把烟别在了耳朵上，沉沉埋着头，露出鼓起的隆椎。女人皱着眉，拉起男人走向电梯，一句话也不说。

“诶，做核酸的时候记得把费用交一下啊！”我对着电梯喊，但是没人回答我。

我预感很不好。

果然，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人做完核酸上来，老太太的挂号信息也没到科室系统——也就是说，那对男女没有人缴费。老太太呼呼地喘，我看了看袋子又看了看她，搭讪着问：“那俩是你什么人啊？你有手机吗？你联系他俩一下呗？”

老太太对着我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指指肚子，又指了指自己，无力地摆了摆手。邻床的老头听着她喘气，直直地望着天花板，陪护的大哥不耐烦地一直咂嘴。

到了午夜，那对男女上来了，账面上交了3500块钱——对于这样严重的病人，实在是少得可怜。

我向老师汇报：老太太喘憋胸闷，呼吸困难，近3日反复咳嗽，且难以平卧入睡，双下肢水肿，心电图st段抬高，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3个月前因不明原因胸腔引流，未复查。

“什么叫不明原因啊？你去问清楚啊。”老师质问我。

“谁也不知道啊，老太太现在说不出话，两个家属谁都不知道……”我也只能无奈地回答。

老师给她开了检查，影像学检查可见：肋膈角变钝，提示胸腔积液，右侧第4-6肋骨骨折，心影略大，BNP（脑钠肽）＞100pg/ml，考虑是否存在心衰。

“这个管子得换啊，大三伏天，哪禁得起这么长时间！”老师看着单子大声说，“你去把家属叫来！”

俩人一进屋，女人就拉着一把椅子坐下了：“大夫，我俩没做核酸，不给你添麻烦，还有事儿吗，没有我俩就走了。”

“什么叫‘还有事儿吗’？你俩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啊？”老师对女人的无理和放松感到诧异。

“我是她闺女，这是我老公，我俩明天都得上班呢。”女人站起来就要出门。

我一把拉住她，告诉她钱花没了，后续检查和用药还得缴费。

女人暴跳如雷，一嗓子把走廊灯喊亮了：“还不够？3500块钱这么快没了？你告诉我都干啥了？！”

老师根本不想和这种人吵，摆着手让她小点声。

男人蹲在墙边低着头，又去摸索着耳边的香烟。女人拎着他的衣领要离开，第一下竟没拎起来：“你要待在这儿呀？你明天上不上班啊？你不上班我也别上了，咱俩一起在医院靠吧！等把老太太靠死了，咱俩也喝西北风！”

女人带着男人，风风火火离开了疗区，径直往电梯间走去，没睡着的和被吵醒的病人、陪护，都出来看热闹。男人虽然三步一回头，但是没做出实际想留下来的举动。

3

第二天中午，老太太神志清醒了很多，除了不配合吸氧，就是要求出院。

“您有医保吧，还是‘贫困’啊？”知道她耳背，我提高音量去问她。

“我啥也没有，我老太太不懂，你说我有就有，说没有就算没有！”老太太满脸的混不吝。可心功能都差到一定地步了，她说一句话要喘很久，每一句话也都软弱无力。

她勉强撑着床才坐起来：“我当时在长春给人厂子里刷碗，就有一段时间感觉喘不上气，气不够用，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就去了一个什么都管的医院，给饭吃，开药做检查都不花钱，给我下了管子就不管我了。”说话时一气急就又开始倒气，一口接着一口：“我只求你帮我把管拔了，我就走，这玩意太累赘。”

在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明白了，她是因为怕花钱去了莆田系医院，又因为怕花钱不敢来医院换药和引流管。引流袋满了就自己放干净，如此反复，已经两个月了。我仔细查看了引流管，是“螺栓样”的，我们医院都是“宝塔样”引流接口，这种袋子也就是长春有。

“那您肯定有医保了，不然那种医院也不能收治您。”我拍拍床头卡。

老太太抬了抬手，问我：“那我拔了管能不能回家啊？我孙子在家还没人管呢。”

“看吧。”我敷衍了一句，想安抚一下她的情绪，心里想的是：你肺里（的积液）都够养鱼了，走了也是早晚还得回来啊。

“那您肋骨是什么时候骨折的啊，是插管前还是插管后？”我问。

老太太一下惶恐了，瞪大眼睛看向我：“折了？”

“折了。”

“啊，折了，怪不得。”她长叹一口气，仿佛原谅了什么，“我以为是我老到不行了，喘气都不行了，原来是折了，那就好那就好……”

老太太竟然龇着牙向我乐，似乎庆幸着什么：“小伙子你坐过‘线车’吗，跑线车（黑车），我不会买火车票，就只能坐跑线车，我和我孙子挤在最后一排，车一个急拐弯，我孙子抱着行李箱给我腰眼上就来了一下，我后来那几天就有点喘气困难，我寻思我快死了呢，原来是肋巴骨折了。”

她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骨折原因，面带喜色，像是老得不成样子的牛，拉不动磨盘，犁不动地，肉质又老又硬，就被放养在时光里慢慢老去。时光的每一次流逝都充满了意义，骨质开始疏松了，关节软骨越磨越薄了，耳朵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了一个肿瘤，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查出来哪条血管原来是畸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大脑白质越来越多，记忆里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这一切都是印刻在基因里，祖先留给我们的礼物，跑多远都会送到我们手里。

老太太的引流已经形成窦道（指机体组织感染、坏死，经体表排出体外后而形成的一个开口于体表的、不与体内空腔脏器相通的潜性盲管）了，拔出引流管，再消毒，原路插回一个新引流管即可。可当她看见我拿出一包新的引流袋时，就裹紧自己的衣服，死活不让我下新管。

“小大夫你不知道，我已经三四个月没洗澡了，浑身都酸啦，你行行好，别给我插管了。”她有气无力，苦苦哀求，紧紧抓着衣服，不让我碰。

“不拔管你咋出院啊？”

“那拔了管我更不能出院了！”她还是拒绝配合。

往常碰见这种病人，大部分医生都不会管的，放任自流好了，“也不是我的命”。但是这个老太太，经过昨晚送诊的过程和跟她家属的接触，我觉得不简单——她身体这么虚弱，还每天去拆窗框卖铁，她的女儿又是如此恶劣的态度，总让我不禁琢磨起来。

下午的时候，那个女人回来了，交了3000块钱，又走了。不过她带来了一个小孩，就是我在老房子见过的，老太太的小孙子。女人给孩子做了核酸，孩子背着小书包，在奶奶面前拄着下巴。

小男孩面对满屋子的陌生人丝毫不怯，他张望着一切，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有的人喘着粗气，有的人不停咳痰，有的人身上插满了管子，有的人也在用自己黄色的眼球看着这个小孩子。他们也在用自己千疮百孔的身体比对着这个小男孩，看看自己，再看看他，然后嘴里重复着：“真好啊，多好的孩子。”

4

按理说，老太太每天是不能多喝水的，那会加重她心脏负荷。但是小孙子每天都给奶奶打水，老太太没有保温杯，水杯是孩子的，上面贴有奥特曼。

祖孙俩一天两顿饭，老太太从自己的包里一次拿出2块，一次拿5块，让孙子出去买盒饭，买回来后，盒饭里的菜都给孙子吃，自己只吃里面的白米饭——吃上几口，也就吃不下了。我们的工作餐也总有人不吃，我们偶尔就会给老太太一份，病房里的病友也会分点粥和咸菜给他们。

入院以来，老太太的咳痰明显加重。每天都有医生和护士与老太太为拔管的事争夺一番。主任在一次交班中特意说：“拒绝治疗，就让她签字赶紧走！给家属打电话交钱也不交，陪护也不来，一个小孩算咋回事儿啊，我们能害这老太太啊？”

“主任，这个家属有特殊情况，那天晚上……”

我的老师正打算为老太太解释解释，结果被主任不耐烦地怼了回来：“诶呀呀，可别一天天特殊情况、特殊情况，病房里面谁家里没点烂眼子事儿？都心疼啊，心疼得过来吗？你见得少是我见得少啊？拒绝治疗不配合，到时候还抱怨你治不好！配合就治，不配合整走！”

一时间四下寂静，无人说话。

主任说得也没什么不对，这种事情太多了。曾经有夜班医生收治过一个外卖小哥，身上没有钱也没有身份证，肠系膜多处撕裂，在没有家属签字、没交任何费用的情况下，为其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小哥就吃了两桶方便面，术后第三天，看着自己的腹腔引流不解气，自己把管拔了，非得说自己能把腹腔积液尿出来。结果导致术后恢复不好，他就上卫健委把我们医院连同科室指名道姓地投诉了。

当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时，就听见不停有人在走廊里拍打声控灯。我伸脑袋看，是老太太那个小孙子，正跪坐在长椅上，看书。

我们疗区对于一个天真朝气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小，这个时候的孩子，应该属于绿地，属于天空，属于校园。老太太每天睡得神魂颠倒，孙子弱小的身形就缩在奶奶脚边，也陪着奶奶睡一觉又一觉。医院环境的压抑，却是孩童感受不到的，他能感受到的只是无聊。

我走过去，看了看这小孩的书，很诧异——几本教材，发黄发旧，还是将近20年前我上小学时的版本，有一年级的有二年级的，有数学有音乐有语文。

“你上几年级了？”我问他。

“没上过学。”孩子抬着头，用上颌牙抿着下嘴唇，满脸局促又满眼清澈。

“那你怎么不上学呢？”

“陪奶奶刷碗！”说罢，他摊开右手指给我看。在中指指根部，有一块比较硬的肉，我一开始以为是筋包，但是摸了摸，不是，就是一块茧子。

“我把碗，抵在这，然后就刷得可快了。”孩子天真无邪地向我展示着他的特长，一边说一边挥着拳头，“我左手小一点，能伸进酒杯里刷，右手就不太……”

他越比划，我就越觉得心里被抓着疼。我打断他：“那你为什么不上学呢？”

突然被问到在自己认知外的问题总是叫人措手不及，孩子茫然地看着我，也许他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别人都去上学了，自己却在和奶奶刷碗。

“那你爸妈呢？那天带你来的是你妈吗？”

我眼看着他收起拳头，攥着衣角，不再看我。一时间我觉得孩子的眼球有点闪烁了，他没再和我对视，收起书包就要回病房了。我本想帮他收拾收拾书，但是又收回了手，我看见书包最里侧有一小沓钱。

第二天的查房，主任再次对老太太重申了“配合治疗的重要性”，让我老师好好和她谈谈——所谓的“谈谈”，就是谈得拢交钱换管，谈不拢签字出院。

老太太弓着背盘着腿，额头离脚一拳远，听诊已经完全听不到呼吸音了。她不换管，只能每天给引流处的皮肤消毒，附近皮肤组织也已经溃烂。

老太太没有和我老师“谈谈”，她有气无力地点着头，签字已经签不动了，只在《拒绝治疗知情同意书》上按了个浅浅的手印。我老师快步走出病房给家属打电话，边打边摇头：“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死活不换管、治她病跟要她命一样的人，可笑，实在是可笑……”

从打完电话到晚上交班，家属始终没来。老太太可能也不知道要离开医院，她陷入了白天昏睡、晚上胡言乱语的状态。护士帮她收拾了住院和生活用品，但是谁也不敢接近她。

当天晚上我又听见了“啪啪”拍墙的声音，那个孩子跪在地上，手里的书一页一页翻得飞快。看见我在看他，他就跑过来问我几个字，我饶有兴致地告诉了他怎么读，是什么意思。我特想送他一两本像样的书，但是想了想，手边没有。我去主任的白大褂上拽下来了两根笔送给他，他拿着一根红笔，如获至宝，接着跪在地上写写画画。

看着孩子看书的样子，我想起来高中时候学的《送东阳马生序》：“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那个时候不理解这些古文，这一晚看见这个孩子，我才算明白点其中含义。也许宋濂小时候未必读得懂自己抄的书，他只是想把命运攥在手里，老太太的孙子也未必看得懂自己手里的书，但是他同样渴望知识。我想把这篇古文教给孩子，但是我又怕孩子不懂，也不得其要义。

我很难估计孩子的未来，有些哲思沉睡在书本里，偶然被一个孩子翻动了。可是这个孩子，翻不动自己的人生，他的未来又该由谁来翻动呢？

5

天亮以后，老太太沉沉睡去了。

“又折腾一宿，这老太太快给整走吧！”邻床陪护的家属走过我身边时，刻意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把夜班早饭给了老太太的孙子，孩子小心翼翼地留了半碗粥。他警惕地看着对面床陪护的家属，又掖了掖老太太的被子。

当我还在想怎么把老太太叫醒、给她家属打电话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被护士拦在了门外：“我姐在里面住院呢，你们开通开通，让我进去吧。”

这女人看起来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长相和老太太有几分相似，手里握着一个核酸报告，两只手明显类风湿性关节畸形，看着也是劳苦出身。

小孩子出门，一看见和护士推搡的女人，喊了一声“姨奶”，就扑了过去。姨奶抱着孩子就开始哭，孩子并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是气氛到了，也跟着哭。医院里最不缺哭了，人死了要哭，没钱了也要哭，手术不成功哭，成功了也可以哭一下，谁来了听见了都要看看热闹。

哭了一会儿也就不哭了，姨奶想起来了什么，掏出手机就拨电话：“你们他妈的没良心，让一个孩子陪护，你们是人吗？你们良心都没了……”

当然了，医院里也不缺少这样的骂声。

孩子的姨奶不但补交了所有费用，还给自己的姐姐多存了5000块钱，顶替孩子做陪护。但此刻病床上躺着的老太太已经认不出来人了，满嘴的胡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如果不说胡话，那就是漫长的昏睡，典型的二氧化碳潴留导致的精神症状。

孩子的姨奶几近疯狂的打电话和骂娘声，响彻疗区。在她的催使下，终于让我得以再次见到那个只会蹲坐墙角低头抽烟的男人和那个一脸凌厉的女人。小孩子背着书包，被姨奶生拉硬拽出了病房，推进女人的手里。

“老姨，你想想吧，我妈能一点没留吗？她但凡能给我留一点呢？我能这么对她吗？”女人一掐腰，“我家里有一个了，再养肯定是养不起了，你要能养你养吧！”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我们老姐妹养十个八个都过来了，你多一个养不了？这是你亲侄子，那和亲儿子就一样的！”姨奶把孩子往前一推，孩子一个趔趄，被男人接住。

“一样？一样他奶奶个孙子！”女人想把孩子推回去，但是男人已经把书包从孩子身上拿下来，拎在了手里。

女人扯着男人的衣领又要走，但是依旧是没扯动。她冷笑一下拧着男人的胳膊：“咋？你喜欢儿子，这是你生的啊？那你俩过吧，我跟咱丫头过——还不撒手？把他书包还他！没看出来吗？他姨奶要养他，跟咱没有关系。”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男人低闷着声音耸了耸肩，女人的手也滑落下来。

“什么话？你有钱养啊？咱妈不给钱，自己留着要下崽呢。”女人扬手给了男人一巴掌，打在了男人脖子上。

男人的手终究松开了书包，今天他的手看着白净多了，但是神情还是很憔悴。书包落在地上的时候，书包带被撕扯断了，里面的书撒了出来，纷纷扬扬铺满了地面。女人迈出去的脚步又转了回来，眼睛直直看着夹在书里的红包。下一秒，孩子的姨奶也看见了。再下一秒，两个女人撕扯了起来。男人想把妻子拉开，死死地抱着女人，女人的一只胳膊逃出了男人的怀抱，死死捏着红包的一半，另一半被孩子的姨奶捏着。

在3个大人的6条腿之间，趴着那个小男孩。孩子爬过一条又一条腿，想把散落出去的书捡回来，但是有的书页被踩住了，他扯不动，有的书皮被踩了脚印，他心疼极了。姨奶终于在较量中败下阵来，脚下一滑，全身摔在了地上，胳膊无力地在空中像鞭子一样摊开，又重重落在了孩子身上。孩子终于“嗷”地一声哭了出来，手里攥着被撕裂的纸片和被踩碎的红笔，捂在头顶。姨奶赶紧为孩子护住头，一边用嘴吹着，一边说着：“我大孙不疼，我大孙不疼……”

在刚才两三分钟的僵持中，女人获得了最终胜利。但随着保卫科干事的到来，女人的嚣张气焰少了许多。她撕开红包，随手把十几二十块的零钱扔在了地上，打开唯一的存折，核对着数目。我看不见存折的明细，但是能看见她的表情——没有得胜的喜悦，甚至都没有那种“意料之中”的欣慰，她看了好几遍，又递给男人，男人推开她的手，又蹲在了地上。

保卫科的干事没给女人时间精细核对，一把抢回存折，就开始了“逐客令”。

躺在床上的老太太依旧昏睡，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像梦一场，或者梦里嘈杂的争吵和哭泣。争吵和哭泣贯穿每个人的一生，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比喻为旷野，那么再大的声响也会在旷野里传播得无声无息。旷野里有牛羊，有草木，有冬雪春风，黑夜伴随着阵阵火焰，随着活着的人烧的纸钱，灼烧着牛羊，灼烧着草木，也灼烧着风。

“你以后去姨奶家生活好不好啊？”姨奶小声地问着孩子，“你小姑家虽然有妹妹陪你玩，但是你小姑万一对你不好呢？”

孩子不说话，似乎还想哭，直愣愣的。也许这又是一个超出他认知的问题，短短时间经历这么多，他还要消化消化。

恰恰这个时候，昏睡不醒的老太太开始苏醒并且胡言乱语，她叫嚷着要孙子过去：“要学习！要学习！学习才能以后不捡垃圾，好好学习！”

老太太边嚷，边把双手向空中挥舞，孩子跑过去想抓老太太的手，可偏偏怎么也抓不住。

“答应啊，答应啊，你跟奶奶说，你说你一定好好学习！”姨奶用自己关节畸形的手戳着孩子的后背，“你快答应，你奶奶怕你不好好学习……”

小孩子还是直愣愣地看着，却一句话也没说。

6

晚上刚过10点钟，我与老师闲聊，大概地幻想了一下疫情结束以后要做什么。

“我肯定是请假，把这两年没休的假请一下，至少10天不过分吧？”老师拉伸拉伸筋骨，身体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带我老婆去三亚买化妆品，带我儿子去玩玩，这小子马上高中了，也就没时间玩了。”

“现而今你还图什么呢，啥都有了，啥都不缺。”

“图我儿子啊——我得让他知道，他爸我经历过‘非典’也经历过‘新冠’，在这两次都会死人的战争里，我冲锋在一线。”老师嘿嘿一笑，“这就是我的目标了，一代代就是这么过来的。”

正聊着，护士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去看看18床吧，不太好！”

老师和我立刻跑进病房，老师只看了一眼，就安排护士做肾上腺素准备，叫家属。

“肺脑（肺性脑病，慢性支气管炎并发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及肺功能衰竭引起的脑组织损害及脑循环障碍），很急，马上送ICU，你们家送不送？”老师瞪着双眼看着孩子姨奶，就好像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这个时候大概10点8分——此刻我也在悔恨，老太太每次暴躁兴奋过度时都会扯下自己的输液针头以及她一直不想换的引流管。氧疗，抗感染，降低二氧化碳分压，解痉平喘，控制心衰，一个都没差，但是实际上什么都于事无补。

孩子的姨奶手足无措，类风湿的手指哆嗦着划不开手机。她颤抖着拨通了一个电话，可能又觉得不太好，又挂断了。接着便开始反复确认“是不是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这病人也不听话，家属也不听话，肺脑马上就没，快点决定，去不去ICU？！去就快去交款！”说罢，老师换下手术鞋，随时准备奔向ICU。

孩子的姨奶仿佛又没了主意，不知道拨给了家里的哪位亲戚：“快点吧，大姐要不行了，救不救啊？医生说不救得死了！”

老师赶忙在边上插话：“如果再不决定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大概10点10分。孩子的姨奶挂断电话以后，决定不送ICU，不抢救，撤掉一切机器，回家。孩子大概也明白，只能看着奶奶一口气一口气地慢慢吞咽着。

“其实抢救意义不大，也没必要送ICU了。”老师偷偷对我说。

10点13分时，那个男人竟然出现了，又疯狂地砸疗区的门：“是不是出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出事儿了！我带钱了！咱救命！”

孩子的姨奶哭得只觉腿软，呜咽着又对护士喊：“快送我们去ICU！”

老师赶紧给ICU打去电话，护士来回跑动着，上氧气袋，开疗区门，给各途径的门岗打电话放行。我瞥了眼时间，刚好10点14分。

我推着病床，男人在前面扶着方向，一路奔跑，后面跟着孩子的姨奶。男人喊：“你快跑到前面按电梯！”但是毕竟是老人家，跑起来的步伐缓慢又笨拙。

老太太送到ICU时是10点16分，当同事把病床接手过去时，我感觉到无比轻松。交付好病历以后，ICU的护士看见了老太太身上那根发黄的管子和周围感染的皮肤，问了句：“这管子怎么滴里当啷的？”说罢，就缓慢地拔出来了一点，一股股黄色的水立刻直流而下。

“插管！找家属签字！动脉血气分析！手腕上找不到了，从股动脉找！”ICU里的同事训练有素地抢救着。

我缓缓走出ICU，有气无力地跟那男人说：“等着ICU的大夫跟你们交代吧。”看着满头大汗的男人，手足无措的孩子和抱着孩子的姨奶，我真的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10点20分，我回到疗区。

“你把咱们科的病床推回来了吗？”老师问我。

“没，直接在那个床上进行的急救。”

“你出来的时候她还没走啊？”

“走了？！”我惊愕。

“去把咱科室的病床推回来吧。”

“好。”我应承着。

10点23分，我在ICU的电梯间里找到了我们科室的病床，病床下是老太太生前穿的裤子，做血气分析的时候扒下来的，还有衣服，还有寿衣包装袋。ICU电梯间里灯光是黄色的，有一个不亮，还有一个一闪一闪的，很应景。2分钟后，我推着病床，走在10分钟前我飞速跑过的通道里。

这一夜下起了巨大的雨，医院停车场一直传来汽车的报警声，几道闪电向倒着的树杈劈了下来，医院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树枝都被折断了。这一夜有多少人离开了，这一夜又有多少孩子失去了保护暴露在风雨里，又有多少孩子在雨夜里提灯读书写字？人的后半生的日子，真是全靠别人去活，拖了好几天的病没人管，但是死后5分钟就有人为你穿上准备好的寿衣。

人在临死前如果思维清晰，看见自己的境遇，恐怕比死更难受。

早交班的时候，18床已经被保洁收拾出来准备迎接下一份使命了。

护士报出“18床，肺性脑病送ICU抢救无效死亡”的时候，主任叹了口气。另一个大夫问我老师可不可以把床让出来，他有一个老患者要来检查身体，床位不够了，早就惦记18床了。

“当然可以，没什么不可以，我们后天白班，这两天也不接病人了。”老师应承着。

后记

在几个夜班以后，我大概快忘了老太太这件事了。

我到一家洗浴洗澡，那家洗浴离医院不到200米，每一个夜班以后油头垢面的清晨，我都想在池子里好好泡泡。浴池人也不少，迎来送往，甚至有很多医院领导。

刚猫进池子，我就听见一个熟悉的低闷声音。

“小五子，你小舅子是不是咱市小学班主任啊？”

“海哥我给你算着呢，等我小舅子送走这一届，正好咱大闺女上一年级，正正好好！”

“不是，你记得咱俩在汽配厂时候我那个大舅哥不？”

“记得啊，酒驾成植物人了，让你家老太太花不少钱，就死了嘛……”

“我大舅哥有一个儿子，早该上学了，你就近跟你小舅子说说吧，这两天请他吃个饭。”

“咋的了海哥，这大儿子归你管了？嫂子能同意吗？”

男人没说话，拍了拍手里的澡巾，蹲在墙头，从怀里摸了一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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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煤场老板的发迹与落魄

1

20年前，邓怀远还是某煤矿的一名普通的捡矸石的工人。他50岁出头，身体偏瘦，身子骨还算结实，只是眼神过于狡黠，像一只偷了鸡的老狐狸，随时准备逃走。

后来邓怀远所在的煤矿出事了。一个配货站同行亲自站在筛子前边挑石头，被铲车连人带煤铲起来倒进了车厢里，双腿踝骨被齐刷刷铲断。送到医院后，因创口被煤炭和渣土污染，再接手术失败了。煤矿原本有规定，铲车周围10米之内不能站人，捡石头是个人行为，出了事故概不负责。可伤者不服气，和煤矿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于是，事故发生后，煤矿不许外人进入装车现场了，邓怀远便失业了。他在人力市场找了一份打草的活儿，这活儿不但辛苦，工作地点还远离市区，有时候一连好几天要住在草原里。

一天，邓怀远突然给我打电话，托我去西山平房给人送500块钱。他说自己好几天没回家，家里指定断炊了。那时我与邓怀远还不太熟，但是仅凭这份信任，也得帮这个忙。

西山平房分上、中、下3排，共有17栋。当时还未开发，从公共厕所走到邓怀远租住的平房，要准确地踩过50多块砖头，如果稍不小心，鞋就会与各种脏污亲密接触。

终于到了地方，我轻轻拍响门房的木门，一条大黑狗先蹿了出来，虚张声势地咬几口，然后善意地摇起尾巴。我伸手摸摸狗头，看见一个姑娘从黑暗的过道里幽灵般闪现。她个头不超过1米6，皮肤很白，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

“赛虎是房东的，没地方放，谁租她家房子谁养活。”姑娘把狗关进笼子，收了500块钱，让我进屋。我感觉这姑娘不像是靠劳动挣钱的人，她用那双胖乎乎、肉墩墩的小手数钱，一张一张，不慌不忙，那样子像极了一个养尊处优的阔小姐。我拒绝了她的邀请，就站在狭窄的过道里和她简单地聊了几句。

从门房到正屋之间的过道上，摆放着炉钩子、煤铲子、一只旧拖鞋、一只狗食盆。两边的铁丝网围栏里更是跟收购站仓库似的堆得乱七八糟——我由此判断，这姑娘非常懒。

她告诉我，自己不是邓怀远的女儿，而是他的情人。我感到十分惊讶：她是怎样和邓怀远搞到一起的？邓怀远看上她哪一点了？两个完全不搭的人怎么生活？这都是谜。

邓怀远一回来就把钱还我了，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按照年龄大小，我喊他“邓哥”。

一次喝完酒，邓哥对我吐露心扉——原来他曾是生意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用他的话讲，“在辽宁本溪站前市场跺跺脚，整条街都会地震”。

80年代的时候，市场还没有形成，邓哥是第一个从广州采购胸罩、三角裤回本溪卖的人。当年这种行为属于投机倒把，为了躲避检查，他通常会穿一件黄色军大衣站在车站前大街上，看见漂亮女人走过来，立刻敞开怀抱，露出挂在大衣内侧的胸罩和女士三角裤。

就这样，邓哥成了本溪车站倒卖服装的领头羊，那些后起之秀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之后政策放宽，大家一窝蜂下广州采购，卖服装就不挣钱了。邓哥又灵机一动，把深圳的黄金首饰偷偷夹带回来，还是挂在军大衣里边卖。这个买卖让他发了大财，不过他说：“倒卖黄金是暴利，可是出了事就完犊子了。”

可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遮遮掩掩的，始终不肯说。

此后，邓哥在本地仍旧神出鬼没，不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超过一星期。半年之后，邓哥突然人间蒸发，一走就是一年。期间，“小嫂子”来我这里借过两次钱，最后一次她透露说，邓哥去非洲发展去了，据说混得不错。

我开玩笑说：“那地方中国人老吃香了，一个人可以说好几个媳妇，他不会回来了。”

小嫂子说，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得找份工作，“男人啊，这玩意指不上”。

这次小嫂子跟我说了很多。她姓白，老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回族，她和邓哥是在洗头房认识的。她没啥技术，在洗头房只负责洗头，邓哥发根有白发，十天半月就要来染一次，每次都要趁机挑逗她。最终她被甜言蜜语打动，就和邓哥住在了一起。那时候，邓哥已经离婚3年了。

她说邓哥来霍林河之前倒卖黄金被人举报，警察没收了他100多万的黄金首饰，并且到处抓捕他。邓哥在霍林河的煤矿躲了两年，后来失了业，正好他的一个同学参加援建非洲的项目，就跟着工程队跑到非洲去了。

到了2002年夏天，白嫂突然要去北京，委托我每天去帮她喂狗——原来，非洲某国发生武装叛乱，邓哥跟着工程队撤退回国，刚下飞机就被北京警方抓捕了。好在此时黄金买卖早已合法化，邓哥的案子用人民币就能搞定，可他把朋友的电话打了个遍，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掏钱，包括他的前妻。

万般无奈之下，他把电话打给了老相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白嫂决定用自己的积蓄去兑换下半生的幸福。她到北京后，花了4万5把邓哥从看守所里捞了出来。作为回报，邓哥回到霍林河后马上和她结婚，并且皈依伊斯兰教。从此他不再吃猪肉、猪油、猪血，以及忌讳所有有关猪的话题。

2

旧案了结，邓哥没了后顾之忧。那时的霍林河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能源之都，邓哥准备展开手脚，干出一番事业。

见我做配货站挣了钱，于是邓哥也打算从配货站做起。他眼界宽，气量大，别人家的配货站就巴掌大个地方，三五个司机进去转个身都撞屁股，而他在创业之初就租下了一整层楼当办公室。里面沙发、茶几、老板台样样齐全。墙上挂书法字画，地上摆奇花异草，场面非常讲究。

邓哥交友更大方。别人结婚随礼300、500随大溜，他一出手就是2千，不错的朋友5千，煤矿老总家里有事一律送1万。这下，邓哥在本地配货领域脱颖而出。可实际上，邓哥的经济实力不敢恭维，他多装几车煤还要在我这借煤本。

一天，邓哥突发奇想对我说：“不妨咱俩合伙开一家煤厂？”

开煤厂需要巨额本金，他一分钱拿不出来，但是他有办法，租用通辽莲花味精站台附近一个即将倒闭的旧煤厂。地磅、场地、办公室和铲车都是现成的，煤厂老板答应为我们安装一套新的筛选设备，这笔钱从场地费里出。现在看，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属于借鸡生蛋，特别适合本钱不足又想干一番事业的人。

事实上，我们的确把煤厂开张了，而且生意还不错。只是邓哥常驻通辽，白嫂一个人在霍林河守着配货站，便常常半夜三更来电话查岗。实在没办法了，邓哥只好把前妻生的儿子从本溪调来，也是想锻炼一下儿子，这煤场做大了，挣多少钱还不都是他的。

邓哥回霍林河去了，可矛盾就此发生。

邓哥儿子叫邓乐，欢乐的乐，但是整个人非常抑郁。28岁的他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煤厂仿佛与自己没关系，对邓哥交代的事爱搭不理，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

最过分的是，他竟然偷卖了一车煤，用这笔钱买了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说偷也不对，他谁也不瞒，他不管会计如何下账，也不管我的感受，反正就是钱花了，你爱咋咋地。

我批评他，他不服，我直接给邓哥打电话，邓哥无奈地说：“让会计记我账上吧，你别跟他生气，这孩子让他妈惯坏了。”

邓乐与邓哥之间有种矛盾不可调和，这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怨气，它随着邓哥再婚而逐渐淤积。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跟邓乐说起他爸这些年的难处，说他在非洲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想以此消除邓乐心里的那股怨气，但邓乐一律不领情。

邓乐说在自己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父母离婚，没把他的前途当回事。他把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的原因直接归咎于他爸出轨——当年邓哥的服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雇了一个叫小茹的姑娘帮忙卖货，后来，他让小茹跟着自己去广州进货，进货卖货的过程中，俩人就好上了。邓哥的发妻是一个农村代课教师，在家庭突然遭遇第三者插足时，她无法保持冷静与矜持，战场从家里蔓延到服装市场，最后把俩人之间的感情干没了。

邓乐说他爸向来喜新厌旧，没有一个能过长远的，“这个姓白的瘪瘪嘴啥玩意，跟我妈有可比性吗？”

邓乐从来不跟后妈白嫂说话，背后一直叫她“瘪瘪嘴”。

邓哥当年是协议离婚，净身出户。那时候还没有私人金店，他胆大，就开始倒卖黄金首饰。这事瞒不住，因为原来跟着邓哥屁股后边卖内衣的小兄弟们又开始在他手里批发黄金首饰，转手也能分一杯羹。在站前服装市场里，无论是已经先富裕起来的还是仍然一穷二白的，都把满手大金戒指的邓哥当成财神爷。

水满则溢，邓哥出事非常诡异。就在他筹备跟小茹婚礼的过程中，他刚发回的一批首饰被公安查获。警察在他仓库里一堆卖不出去的旧服装中翻出这批黄金首饰，如果没有知情人举报，不可能如此准确，一步到位。

可究竟是谁举报了邓哥，始终是个谜。邓乐认定是小茹的前男友干的。小茹之前有对象，邓哥还给那男的安排了一个服装摊。和邓哥勾搭上以后，小茹就在两个男人之间摇摆不定。后来邓哥靠倒卖黄金迅速暴富，小茹就干脆地蹬掉了男朋友，准备与邓哥结婚。夺妻之仇不报枉为男人，如果真是小茹前男友举报的，也说得过去。

邓乐不但不记恨举报人，反而觉得解气，当时他拍手称快，觉得自己老爸破产蹲监狱是活该，是苍天有眼，报应来得太及时了。

可时过境迁，邓乐还是与邓哥治气，我们的买卖就很难做了。邓乐隔三差五把煤卖掉，高兴了就给他爸打个电话，不高兴直接让会计把账做掉。这孩子祸祸他爸跟造冤家似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吓得我一时半刻都不敢离开煤厂。

2008年7月，我母亲突患脑梗塞，出院后需要人长期护理。我借这个理由宣布撤资，邓哥坚持干到年底，结果不出所料，煤厂不但一分钱没赚，还倒赔了几十万元。

3

2010年早春，邓乐结婚了，婚礼举办地点定在本溪。邓哥人际关系好，霍林河大多数的配货站老板都不远千里赶去参加。

婚礼当天，邓哥前妻要求上台，但白嫂坚决反对。她认为既然已经离婚，前妻就不是邓家的人了，她上台和邓哥坐在一起接受新人叩拜不成体统。况且，这宴席和场地的钱都是邓哥出的，也有自己挣的一份，上台露脸的事非自己莫属。最后俩女人谁也不让谁，干脆都没有上台，由邓哥代表婆家人完成了所有仪式。

婚礼结束后，邓哥的一位老朋友亲自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拜访，说他代表邓哥在本溪的好哥们儿请内蒙古的朋友吃饭，希望大家赏光。邓哥非常吃惊——这人叫邢彬，当年跟着邓哥一起倒卖服装，现在挣钱已经不是他的主要乐趣了，他已经跻身政界，据说还要去竞选人大代表。

邓哥不好拒绝，第二天，他把我们一干人等领到邢彬的大酒店。酒店的外部特征我忘了，内部完全仿造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覆钟型穹顶镶嵌着大块儿彩色陶瓷壁画。走廊、宴会厅，厕所都金碧辉煌。当时我是带着照相机进去的，但我怕人家觉得我见识短，愣是一张照片也没敢拍。迄今为止，这个酒店仍然是我这辈子看见过的最豪华的酒店。

邢彬让厨师准备了最具北方特色的菜，有十几道，又打电话从外边要了一大盆小龙虾和一只足有四五斤重的大龙虾。他的开场白振聋发聩：“如果不是八项规定，我坐的这个位置，是市长的专用宝座！”

接着，邢彬向邓哥汇报了自己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以及现在的成就。我们这才知道，像这样规格的酒店，邢彬一共有4个。他对“大侄儿”结婚没有通知自己发表不满：“你这是瞧不起我！如果你事先告诉我，这酒宴的事我就包了。”

邓哥说：“就怕你这样做，所以不敢麻烦。”

看得出，邓哥如坐针毡，脸色特别难看。

后来，邢彬就白嫂胡搅蛮缠不让原配上台的事发表了“论女子行为修养”。他建议白嫂多读书，少说话，别动不动就吵吵巴火给邓哥丢面子。白嫂脸色绯红，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酒杯一扬手，把一杯82年的拉菲全泼在邢彬那白嫩肥硕的大脑袋上。

酒宴不欢而散，但邓哥反而非常高兴。隔天，他请所有霍林河的客人去大冰沟游玩，此时树叶刚抽出嫩芽，背阴处还覆盖着薄薄的残冰，瀑布在远方若隐若现。邓哥坐在乱石滩歇气，他拉住我坐下，气呼呼地说：“你知道邢彬是干啥的吗？他以前就是我的一个小跟班。我给他租的地儿，我带着他玩他才有今天。他媳妇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小茹！当年先跟我睡，后来又背叛了我！”

看见白嫂没跟上来，邓哥继续说道：“我倒卖黄金的事，他媳妇门儿清，准是这娘们儿把消息透露给了邢彬，要不警察怎么搜查得那么准？妈的X的，你看他牛X哄哄那样儿，还跟我装犊子呢！”

说完，邓哥冲着大冰沟阴森森的山谷狠狠地嚎了一嗓子：“妈了个X的，我们走着瞧！”

邢彬发迹以及他在酒桌上的表现深深地刺痛了邓哥。回到霍林河，他立即着手开办新煤厂。

俗话说，合伙的生意难做，但为了闯出一条路，他豁出去了。这次他找了2个合作伙伴，1个矿上有人，1个兜里有钱。3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但在建厂位置、进货渠道和销售价格这种大事上会产生分歧，甚至在吃什么饭店、住什么酒店、给领导送什么礼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会争论不休。这买卖干了1年，最后宣布好离好散。

通过这次合作，邓哥认识了宝日煤矿的主要负责人庞老大，并且把宝日煤矿优质褐煤卖到了本溪老家。他已经打通了煤厂上下游各种关系，缺少的只是流动资金。他盘算过，只要有人赞助他300万本金，他完全有可能在煤炭领域风风火火干出一番事业。

就在他一门心思做白日梦的时候，真就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绣花枕头——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邢彬。

八项规定颁布之后，邢彬的酒店生意一日不如一日，他见邓哥频繁往返于本溪与霍林河之间，成列车的煤炭源源不断运进来，就以为这老小子又开拓出一条生财之路了。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邢彬得知邓哥与合作伙伴分崩离析的时候，立即主动给邓哥打电话，他说得很委婉，也很动听：“我家小茹说了，邓哥买卖刚有起色，如果资金周转不开，咱一定要全力相助。毕竟当年是邓哥领着咱做买卖咱才有今天，咱不能忘本。”

邓哥对这话嗤之以鼻，不过犹豫了片刻，还是礼貌地回了一句：“这买卖可不是仨瓜俩枣就能干的，没有三五百万打不开点。”

“这样，具体用多少钱你盘算一下。你放心，资金我出，怎么干听你的，我不掺和。咱俩认识这么多年，我知道你的能力。”

邓哥别无选择，立即动身前往本溪，就投资细节与邢彬进行仔细磋商。邢彬非常有诚意，他很快就给邓哥的煤厂注入1000万元资金，他不参与煤厂管理，只派了个会计监管煤厂的财务。

4

对于做生意，邓哥具有敏锐的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他往往能率先捕捉到别人没有发现的商机，从而占据这个行业的统帅地位。

2013年春天，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如约而至，市政府号召各大煤矿“还老百姓一个纯净的蓝天”。环保局给涉煤企业下达的任务是：运煤站台必须封闭管理，露天煤厂必须安装挡风墙。

这笔投入非常巨大，市内各大煤厂要么停产，要么只能在晚间偷偷生产。而邓哥有资金支持，率先在自家煤厂四周竖起15米高、2000多米长的蓝色镂空钢铁挡风墙。虽然只这一项就花掉了一半的投资款，但这蓝色的挡风墙也是一块钢铁招牌，它在霍白一级公路北侧的大草原里特别显眼，从外地来买煤的客商远远地就被吸引过来。

那段时间，邓哥的生意用“蒸蒸日上”来形容都不够了，他是突飞猛进，日进斗金。

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都被钱给毁掉了。有了钱就要消费，只有疯狂消费才能显示地位与才干。

邓哥发财后刚开始还比较低调，他只把座驾换成丰田陆地巡洋舰，平时不在办公室也不回家——博雅大酒店有他一个高级套间，他每天在酒店吃饭、洗浴、唱歌、打麻将，一条龙服务。

但白嫂不同，貌似她嫁给邓哥，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的到来。她没有什么文化，也不追求高雅的精神享受，唯一的爱好是用名牌包装自己。她买鞋买包必入LV，衣服必须是香奈儿。她到煤厂视察，左手拿一部苹果手机，胳肢窝还要夹一部苹果笔记本电脑。

白嫂怀孕5个月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新买的车子报废，但是她大难不死。出院后，她第一时间买了一辆宝马X5，自己是不敢开了，索性雇了一个年轻的专职司机。

她腆着大肚子，大摇大摆地从宝马车后座下来，装模作样地在煤厂办公室巡视一圈，然后煞有介事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再莫名其妙地问几句外行的话，可把邓乐气炸肺了。他把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开着皮卡车一溜烟走了。他先去买了一部最新款苹果手机，然后给老爸打电话，说要是不给他买辆丰田霸道，他立即领着媳妇回本溪，“让你的瘪瘪嘴给你看煤厂吧”。

此时的煤厂分分钟都离不了邓乐和他媳妇，没办法，邓哥赶紧给儿子拿钱买车。白嫂也给邓哥打电话，把邓乐骂了一顿，她又到博雅酒店，当面数落邓乐的不是。看到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邓哥干脆在本溪的一个高档小区给白嫂买了一栋楼房，让她养胎去。

4个月后，白嫂生下一个女儿，请满月酒的时候，我妻子雅琴亲自到本溪祝贺。此时，白嫂家里做饭有保姆，照顾孩子有月嫂，出门有司机。一天白嫂领雅琴去逛街，在一个品牌服装店，被几个服务员围住。白嫂1米55的个头套进落地纱裙里，地板都不用擦了，但是服务员愣说好看，有气质，白嫂笑逐颜开，3种颜色的连衣裙全都打包带走。她通往快乐的道路变得很短，短得只有一沓钞票的距离。

白嫂跟雅琴说：“当年去北京把老邓从看守所里弄出来，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就是觉得，他不是池中之物，早晚会发达，你看我押对宝了吧！只是咱这肚子不争气，生了这么一个赔钱货，老邓挣多少最后还不是都给他儿子留下了，我到最后什么也捞不着。现在我是能要来多少就花多少，我给谁省呢？！”

仔细分析邓哥的感情历程，用“一蟹不如一蟹”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结发妻子虽然出自农村，毕竟当过民办教师，眼镜后边释放一种文绉绉的气质；小茹年轻漂亮，但见风使舵，有奶就是娘；白嫂长得最难看，既没素质也没修养，胡闹起来还不可理喻。

白嫂不懂经营，对邓哥的事业发展没有任何帮助。邓哥创业期间，她不闻不问，对生意漠不关心，时间长了，就丧失了对经营的话语权。但是在家庭内部的一亩三分地，她又很霸道。一般情况下，邓哥早中晚必打3个电话，向她报告自己和谁吃饭、和谁打麻将、和谁唱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白嫂立即开口叫骂：“当时要不是我把你从看守所里弄出来，你能有今天？！”这句话雷霆万钧，把邓哥的脑子震得嗡嗡响。如果稍微反驳，她立马杀到现场撒泼打滚，让邓哥在朋友面前丢人现眼。

日子久了，邓哥好像也不在乎了。一步错，步步错，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他应付白嫂的办法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只要有钱，大姑娘小媳妇随便泡。

一次，我请朋友在博雅酒店楼下歌厅唱歌，在走廊里偶遇邓哥，他便领着漂亮的女经理进包房给大家敬酒。为了表现自己手段高，他当着我们的面狠狠亲了美女经理一口。这让在坐的一个人火冒三丈——她是白嫂的表姐。

邓哥喝得醉醺醺，哪里看见大姨姐在场了？被骂了之后，他吓得拽着美女经理扭头就跑。大姨姐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即给表妹打电话，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都说了。白嫂马上打电话骂邓哥，内容不堪入耳。邓哥关机，第二天早晨她继续骂，最后告诉他：“以后咱俩各找各的，谁也别管谁！”

那时邓哥67岁，白嫂39岁，一句“谁也别管谁”道出了老夫少妻生活中最现实的一面。

邓哥最初那间办公室的南墙上有一幅十字绣，绣着“家和万事兴，人勤财源进”几个大字。这幅绣是白嫂在西山平房苦等邓哥那年一针一针绣成的。可如今的邓哥财源滚滚，家庭内部却是四分五裂。每个人想的不是如何发展事业，而是怎样才能把邓哥兜里的钱弄到自己手里。

5

2015年冬天的大雪是所有霍林河人的噩梦，白音华至霍林河公路上的积雪比楼房还高，许多运煤卡车被埋在雪堆里。宝日煤矿的原煤运不出来，邓哥的煤厂按下暂停键。

此时，海信煤炭运销公司用铁路运回几列车原煤，我便利用站台上一个破旧的铁筛子每天筛几车煤。邓哥看在眼里，计上心头。他没有跟我打招呼，直接找到海信运销公司的主管领导——也就是宝日煤矿负责人庞老大，要求在站台安置电动筛，建办公室，准备大干一把。庞老大欣然应允。

过了年，春雪消融，大地回暖，邓哥在站台大兴土木，先建起一排彩钢房，包括：磅房、厨房、餐厅、职工宿舍、办公室和锅炉房。又在大门口安装一台120吨电子磅，站台内部远离铁路线的地方安装一台崭新的电动筛选机。有朋友告诉我，邓哥在海信站台总投入超过120万。

邓哥和我是好哥们，他在站台建地磅、安装电动筛我并不反对，因为无论如何，他卖给我的煤还是比别人便宜几块钱的。但是这件事让海信站台的赵经理特别反感——很明显，作为庞老大的“宠臣”，邓哥的手伸得太长了。他在站台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了赵经理的利益，而且如果任由邓哥在站台发展，赵的经理位子也将岌岌可危。

做酒不甜做醋酸，赵经理不能与庞老大作对，就把铁路站台被改造成选煤厂的事偷偷上报给沈阳铁路局。铁路局来人检查后立即下文，责令海信公司恢复站台原貌。赵经理把铁路局的罚款通知和责令改正的文件交给庞老大，庞老大这才清醒——原来铁路站台是不能随便建设固定建筑物的，更不能大张旗鼓地销煤炭。

就像当初允许邓哥建设站台时一样，庞老大随便打个电话，邓哥投资在站台上的100多万就打了水漂。

让邓哥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他插手站台，赵经理和庞总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不久之后，赵经理突然提出辞职，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年，自治区政府开始调查、清理煤炭领域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行为。庞老大并不是宝日煤矿法人，当年，煤矿剥离土石方缺少资金，是他和弟弟投入大量机械设备并与煤矿签订了为期10年的煤炭开采与销售合同。现在合同刚好到期，迫于形势压力，庞老大没有和宝日煤矿续签合同，而是变卖了所有的机械设备，带着巨款和成就感回老家享受荣华富贵去了。

庞老大从霍林河全身而退，邓哥在宝日煤矿再也不能像原来那般随心所欲了。不但买煤不能赊欠，还需要预付部分定金，价格上与其他客户一视同仁。

2017年，反腐声势越来越大，自治区政府放出的口号是“倒查25年”。邢彬虽然远在本溪，但也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他知道邓哥出手大方，接触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用钱砸，如果某个领导因此被双规，势必牵扯到煤厂。邢彬明白，邓哥投在基础建设上的钱，自己永远也拿不回来了，另外他对邓哥一家人穷奢极欲的消费习惯早就心存不满——按说，那些钱都是他俩的。

在没撕破脸皮之前，邢彬让邓哥给他认识的一位大客户连续发了5车皮煤炭。汇款的时候，邢彬安排在煤厂的财务会计给对方提供了一个新账号。这样，邢彬的投资款悄无声息地返回了自己的手中。

狡猾的邢彬从这场游戏里及时退出，让邓哥猝不及防。邓哥给他打电话，质问他为何要釜底抽薪，邢彬解释说：“现在煤厂已经做大，没有我的资金，你也能正常运转，我就不跟你抢这碗饭了。咱俩合作两年，账面上没有盈利，但是煤厂挡风墙、你和嫂子新买的汽车和楼房也是咱挣的。我说这话不是跟你翻小肠，咱家一年的开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一个无底洞，以后你自己注意一下。”

最后，邢彬还说：“另外，希望你不计前嫌，把举报的事忘掉。当初的确是我给公安局打的电话，但是都是你逼的。是你霸占了我的媳妇，如果你不进去，她根本就不可能嫁给我。后来你去非洲避难，回来后又娶了那么一个没素质的媳妇，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梗，也是我为啥要给你投资的主要原因，现在咱们两清了。以后回来喝酒找我，做生意的事，就此为止。”

鸡飞回去了，但蛋还在。煤厂基础建设非常完善，只要有新的资金注入，便可以继续运转。

那天，很久不登门的邓哥再次找到我，先是请我内弟给他管理筛选机，又问我手里有多少现金，希望能再帮他一把，如果没有，跟朋友借点也行，他出三分利。

我认识邓哥20多年，他一次又一次在我这寻求支援，好像对于他而言，我的存在价值就是在关键时刻帮他解决燃眉之急。内弟在我自己的煤厂工作，不能分身，我只答应请一个老家表哥来给他看筛子。借钱的事就免了，我所有的现金都投入了自己家煤厂，即便在朋友那儿能借到钱，我也不想帮他借——邓哥一家人的所作所为，我觉得也不值得我去为他冒险了。

后来，邓哥开始与银行信贷部门经理频繁接触，谋求贷款支持。可是煤厂土地属于租赁性质，不具备抵押资格。用机器设备和铲车抵押，银行死活不同意，再说也贷不出几个钱。

一天晚上，邓哥喝完酒，迷迷糊糊开车出去办事，经过霍林河转盘街，他没有转弯，直接从花池上飞起来，一头扎进环岛中间的八角凉亭里。这次车祸，差点要了他的命。

6

这年春节刚过，我从老家回来，第一时间去酒店看望邓哥——表哥让我帮他问问，邓哥一直拖欠他的8个月工资，共24000元，到底啥时候给？

此时离发生车祸已经过去4个月了，邓哥腿上的石膏刚刚拆掉，盆骨、胫骨、腓骨还被钢板和螺丝钉固定着。他弓着腰，在煤厂新雇的会计赵亮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往前挪。每挪一步，我都能感受到钢钉摩擦骨骼引起的针扎一样的痛。

邓哥抬起头，示意我坐下。我坐在沙发上，看见这个年近古稀、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我面前亦步亦趋学习走步，心里五味杂陈，眼角不由得潮湿起来。

“人不服老不行啊！这次受伤，我感觉身体恢复特别慢。想一想，今年已经69岁，这辈子马上就要过去了，却啥也没干成，惭愧啊！老话说，命里三升求不来五斗，我就这个命能挣钱，却守不住财。”

把责任推给命运，这不是邓哥的性格。我知道，如果时间可逆，如果身体完好如初，他完全可以与命运再搏斗一次。我实在无法张口向他讨钱，直到离开都没好意思张口。

赵亮家住本溪，是邓哥的近亲。他送我出去，在电梯间，我问他：“你婶怎么没来照顾你叔？”

“你不知道？我婶年前把本溪的房子和车库都卖了，她和司机开着宝马车回齐齐哈尔了……”

“怎么会这样！他俩离婚了？”

“没有，人家也没说离婚，但是每个月得给她打过去5万块钱，不打钱就离婚！”

“邓哥的意思呢？以他的脾气，病好了肯定和她离。”

“不能离。邓叔问律师了，煤厂是共同财产，如果离婚得分给她一半，这样更糟糕，我叔就往后拖呢。”

“邓乐看厂子呢？”

“早回本溪了，这孩子更是一个白眼狼。”

出了电梯，我发现博雅酒店的大厅经理已经换了，餐厅门口站了一排服务员，有位美女看见赵亮，就上前询问邓总晚上吃啥。

赵亮想了想，说：“一份地三鲜，一份排骨炖山药，我叔这几天胃不太好。”

“排骨炖山药？你叔不吃猪肉的。”我惶恐地问。

赵亮说：“这几天开始吃了。”

后记

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各行各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邓哥煤厂全体员工放假。

3年过去，彩钢房几乎被风沙掩埋，筛选机被红色的铁锈吞噬了，平坦空旷的停车场草木葳蕤，成群的牛羊在里边悠闲散步。蓝色的挡风墙被风吹得七扭八歪，掉在草原上的，都被羊倌绑在摩托车上，拖回家卖钱了。

邓哥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表哥年前年后给他打过几个电话讨要工资，他一个也没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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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异乡，他们活成打工机器

1

身处浙南侨乡，毫不夸张地说，谁家没个在欧洲打拼的亲戚呢？比如我二舅，他就在意大利待了20多年。

二舅过去是海上讨生活的渔民，打渔收网是一把好手，可东海渔业资源日渐枯竭，跑一趟船挣不上多少钱，他就动了改行的心思。选择经商，要本钱、销路，还得会点儿手艺。二舅性子憨厚，只有小学文化，不是做生意的料。可要是务农，渔村地少，家里兄弟又多，若分摊下去，一大家子都难以糊口。

于是二舅想到了出国。浙南一带向来有出国劳务的传统，温籍华侨遍布四海，先辈们积累了一整套出国经验，从国别选择、行动路线，到中介、接应点，一应俱全。早年间，如果没有合法的劳务渠道，一些人会靠先出去的同乡手把手地教：从哪里上飞机，在哪里跑路，什么样的旅馆和华人工厂会收留“黑户”，都讲得一清二楚的。要是旅行签证批不下来，一些人会用假护照鱼目混珠，也有用真护照的，业内称“端人头”——把别人的护照照片撕下来，贴上自己的，偶尔碰到年龄对不上的，被海关识破，只好打道回府，剩下最后一条路——偷渡。

按照惯例，用于偷渡的“中介费用”须在出发前支付。可但凡手里有点儿积蓄，谁想跑到国外去呢？于是前后林林总总的费用，多半是亲友们一点点拼凑出来的。在侨乡，出国是一件大事，亲友们多半都很慷慨。本地有一个俚词，叫“送路彩”，过去是专给儒生用的。秀才们赴省城应考，街坊亲友都要凑份子，那时的“路彩”沉甸甸的，蕴含着家乡父老的殷切盼望，如今，这个词却用在偷渡客的身上，它不再是无偿赠与的份子钱，更像是一种无息贷款——等出国赚了钱，是要加倍奉还的。

因为偷渡的人不少，“蛇头”也渐渐变得职业化，信誉都还不错。毕竟有一份同乡情谊在，万一偷渡失败，“蛇头”们会退还一部分费用。要是偷渡客实在穷得拿不出一分钱，有些“蛇头”甚至会提供短期的特殊贷款——成功入境后，偷渡客头2年的薪资会被用来抵偿欠款。

当年在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中，我二舅看中了意大利的普拉托。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纺织名城，拥有大量的成衣企业。由于缺少劳力，订单又多，从80年代起那里的成衣企业的外联加工事务几乎由华人工厂包揽了。早年过去的华侨在那儿搞起了中国街，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对二舅来说，这个地方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

二舅运气不错，用一本假护照成功入境意大利，没吃偷渡的苦。待满5年后，他用攒下的钱换了一个合法居留的身份，终于在意大利扎下了根。那时我还小，每到年底就盼着二舅回国一趟，因为他只要回来，决不会空手。我吃过他带回来的牛奶巧克力、金枪鱼罐头、威化饼干，用过外国的洗发水和面霜，气味好闻极了。

年幼的我曾羡慕地问二舅：“你在国外是不是整天吃牛排，喝葡萄酒？”

二舅抬起头，笑得很欢快：“是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转眼到了2014年，我去意大利旅游，顺道去了一趟普拉托看望二舅。

二舅在那里开过一家加工厂，给意大利某知名品牌做过代工。这家品牌号称产业链全手工制作，但事实上，许多低端产品都出自华人劳工之手。后来，一场火灾让二舅损失了所有机械和物料，他不得不放弃这门稳定的生意。

那天，我先来到普拉托市中心的闹市区的中国城，相当热闹。街道和小巷纵横交错，到处都是中文门脸，汉字厂牌，街上黄皮肤黑头发的脸孔随处可见。如果忽略掉街上偶然走过的白人和北非裔，这里几乎就是另一个温州小镇。

二舅在另一个中国城，位于普拉托郊区。那个地方全是密集的工厂，有现代化的厂房，也有简陋的出租屋，带着更浓郁的劳动气息。凭着多年积累下的经验，二舅已经转行做起了中介生意，效益还不错。他租的房子有两层，上面住人，下面租给同乡当作生产车间。从外头看，这排车间有点儿像车库，可白色的卷帘门往上一拉，里面就伸出几十双或冷漠或茫然的眼睛——他们全是中国人。

在我的想象中，非法劳工多半生活在阴暗逼仄的地下室，说不准老板还设置了几道暗门，方便隐匿。只要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出现在门口，工厂里立马鸡飞狗跳，乱成一锅粥。

二舅曾给我讲过他的经历。20年前，他还没拿到居留许可证时，普拉托的地方警察局经常在半夜搞突击检查，抓非法劳工。厂东一得到消息，会把睡梦中的“黑户”全都叫起来，再随手指一个方向，跑——二舅和同乡们裹着床单一路狂奔，藏到各种阴暗狭窄的地方。否则一旦进了局子，就会直接被遣送回国。比起自忖险境拼命奔逃的“黑户”，意大利的警察们可没那么敬业，他们跑累了，喘口气，便会转身离开。

再看眼前的生产车间，地方并不大，却被几十台缝纫机占去了多数空间。室内采光也不好，每台缝纫机上都挂着一盏亮度很高的吊灯。工人们熟练、从容地操使机械，发出“咔咔”的响声，将一件件毛衫和大衣车上线、套上袖口，接着便将成品、半成品丢到脚边的筐子里去。

剩下的空间更小了，摆满了桌凳、空塑料筐。工厂的东主踮脚而过，用温州话打招呼、记数目，之后就将车好的成品衣物一筐筐地拉到货车上，送回客户的工厂。不久之后，这些昂贵的大衣、名牌皮包，就会打上“Made in Italy”的标识，发往英美的各大商场。

我在车间里晃悠了一圈，一瞬间竟有些恍惚——这个小车间和江浙一带的小加工厂没什么区别，不管是机器布置，还是工位上坐着的人，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我嘀嘀咕咕地说：“这也不神秘啊。”

二舅搓搓手，嘿嘿地笑，说提心吊胆地躲警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年，欧洲国家普遍缺乏新鲜血液，发下了不少居留许可证。许多华侨组建正规公司，签署劳务合同，开始合法化运作，黑身份的劳工倒是越来越稀罕了。”

我对二舅调侃：“江西人跑来温州打工，温州人却跑到意大利打工。”

二舅一拍脑袋，哈哈大笑。

2

下午，我和二舅决定去米兰逛逛，顺路搭上了他的熟人老陈。

我和老陈在车上攀谈起来。已经60岁的他来意大利快30年了，女儿嫁给了一个白人，在米兰市区开了一家咖啡馆，他想过去看看。

我问老陈都去过哪些地方？他挠挠头，说自己来意大利这么多年，生活圈就在普拉托的中国城附近，只在女儿结婚时跟着女婿去了法国南部旅行——那是他这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踏出意大利国界。

相比美国，欧洲人的圈子要小得多，华侨几乎不会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而是自发地聚集在“中国城”生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普拉托待了几十年，仍说不上一句意大利语。“二代”们的生活范围要广一些，他们从小在中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教师也多半是同乡，相比国内的学校，只多了一门意语课。成年后，他们在这里结婚，用的也是中国的仪式，就连酒席上也摆着的菜肴，无论菜品、调味、摆盘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

不知是寂寞还是上班憋久了，老陈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十分健谈，他语速很快，话题也是天马行空。从几天前某间华人商铺发生的火灾，到两个被当街捉奸的男女，一直谈到了10年前在工厂里发生的一起抢劫案……

“你知道吗？我是从油桶里漂过来的。”老陈忽然说。

2000年之前，中国的几个侨乡就成了意大利海关的重点关注对象，有时连旅游签证都很难办下来。一些偷渡客便铤而走险，先想办法飞到北非国家，再坐船靠近意大利，伺机而动。有时，那些用来登陆的小艇会被海警截停，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偷渡客们得躲进特制的油桶里，任凭海浪带着自己靠岸。

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老陈的体格，他身高1米85左右，怎么可能塞进油桶呢？老陈可能察觉到了我的惊讶，只是淡淡地说：“我们那批有4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妹夫。可惜，靠岸的时候只上去3个，我妹夫失踪了。”

“都30年啦，还讲它做什么。”二舅咳嗽了一声，颇感慨地说，“打鱼的时候遇上台风，整条船都会翻掉。不远万里来到意大利，结果客死异乡，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哪怕碰上了也不能怨天尤人，只能说运气不好。侥幸活下来的人，那就安安静静地赚钱，莫要想其他东西了。”

老陈点了点头，二舅又说起他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性命并不十分看重：“生命也是分贵贱的。我们能选的路子又有几条呢？反正逃不了一死，那就尽情折腾算了。”

这话题有些沉重，车厢里的气氛立即沉寂了。

早在建国之前，就有零星的华人群体进入意大利务工。普拉托的大规模移民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但数十年下来，有入籍意愿的华侨凤毛麟角。对大部分中国工人来说，普拉托再好也只是个挣钱的地方，它跟国内某个城市没两样，只是薪水更高，仅此而已。

为了打破令人难受的寂静，我主动问老陈打算什么时候回国？老陈摇摇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轻声说自己准备再干两年就回去，“这地方就跟坐牢一样！”

普拉托是个安静的城市，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街道都很平静，来来去去的行人以年轻的二代移民居多。正值壮年的人大多待在工厂和商铺里挣钱，不放过宝贵的一分一秒。

二舅说，普拉托是一个鄙视懒人的地方。在这里，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长是常态。有些工人是计件拿工资，为了尽早清偿出国的花费，他们会主动干得更久。除了干活儿，他们几乎没有娱乐、没有爱好，生活静悄悄的，沉在深深的水面之下，“如果能适应普拉托的生活节奏，那一定是个无趣的人”。

二舅受不了这种日子。自从出了国，原本滴酒不沾的他一顿午饭能干掉两大瓶红酒——只有这样，他才能忍着四肢的酸痛堪堪睡下。老陈亦是如此，任他在普拉托生活了近30年，这里似乎没有留给他多少美好的回忆。他刚来的时候就在工厂里“踩衫”，给皮包打缝线。后来拿了永居证，工资高了，仍旧闷头“踩衫”，给皮包打缝线。几十年来，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

“落叶归根。”老陈叹了口气，说老家的房子已经置办好了，就等他回去养老了。

我问老陈老家还有什么人，他摇摇头，说长辈全走了，就剩一些侄女和侄孙。他儿时的朋友也都基本断了联系，见了面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想一想，其实回不回去都一样，谁还记得我呢？”

之后，老陈就不再说话了，只盯着窗外的风景怔怔出神。

3

2019年年初，二舅回国，开始谋划自己的后半生。

他早几年在老家买的房子终于交了钥匙，这是他预备用来养老的小窝。在2个月的假期里，二舅要拿定所有主意，把房子的硬软装和其他东西全部置办起来——下次回国，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二舅的小女儿也特地从大学请出半个月的假，打算陪陪久未谋面的父亲。

当年二舅在意大利扎下根，先后把老婆和大女儿带了出去，因常年打拼顾不上教育，他们只能把小女儿寄养在岳母家。自小女儿出生，长到20岁，父女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2个月。

家族聚餐时，二舅喝得醉醺醺的，开始絮絮叨叨。一会儿说小女儿打扮靓丽，太过惹眼，一会儿又让她用功读书，不要浪费钞票……见小女儿默默地动筷子，不理他，二舅忽然拍了桌子：“说你呢，没听见呀？”

我给小表妹出头：“你在意大利待了20年，回来的次数两只手数的着，她为什么不听你的？对她来说，你就是个陌生人。你只顾在外头挣钱，隔几年才回来一趟，凭这就想教训孩子？”

二舅跟一只戳破了的气球似的，立马就蔫儿了。

当然，除了骨肉分离的遗憾，回乡的二舅也有支棱起来的时候。

在我们家乡，每隔几年就要修族谱。修族谱要立碑、请吹打班子、大摆宴席，还要唱上七天七夜的戏，一套搞下来，花钱如流水。但华侨们对此总是最热心，也是出手最阔绰的。

修好的族谱，照例要请进祠堂。几个村子的人都涌进祠堂，将里头堵得水泄不通。充作主祭的长辈站在台上，对着乌泱泱的人群，将乐捐册上的名字和数目一一念出来。排在前头的那几位，总是华侨。

事实上，这些人在国外多数从事加工业，没有几个做过真正的大生意。他们与家乡脱离太久了，难得碰上一次露脸的机会，尤其是在父老乡亲们面前。于是，当他们的名字率先被念出来，就颇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意味。

4

女友小乐也有亲戚在普拉托待了15年，“我叫她兰姨，她很早就出国了”。据说，兰姨每次回国都要带上一大皮箱的沐浴露、洗发膏、面霜，亲戚朋友人人有份。事实上，国内早就不缺这些东西了，但人的习惯总是很难改变。

跟小乐交往了两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兰姨和她的丈夫。姨父是个有趣的人，他外貌出众，性格风趣，爱穿西装裤加一件很飒的黑皮衣。可惜他时运不济，做什么生意都亏本，最后彻底把家底捣腾光了。

15年前，兰姨撺掇丈夫一道出国，用的是假护照。出国的路子并不曲折，也不神秘，却需要十足的耐心。可没过两年，姨父就受不了国外无趣的生活，一个人先跑回来了。他在亲戚面前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辩解：“一天上14个小时的班，吃饭、睡觉的屋子只有十几平米。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兰姨当然没回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夫妻俩出国花掉了二三十万，再怎么说也要把这笔钱先还了。兰姨打算再熬几年碰碰运气——意大利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部新移民法案，华侨称之为“大赦”——只要成功提交申请，“黑户”就不会被驱逐，审核期结束后，可以顺理成章地获得合法身份。当然，期间无法回国，不能改变雇主和工作，也不能触犯一丁点法律。

为了留下来，兰姨足足等了5年。

2019年，兰姨回了一趟老家。她女儿依依马上要读寄宿制的高中了，说很想念母亲。

由于兰姨的签证比较特殊，需要赶在3个月的限期前回到意大利。那天上午，我送兰姨去机场赶航班，进了她家，正好瞧见她在整理床铺。她将被子摊开，取下床单，一点点挂到阳台的晾衣杆上。她的母亲坐在餐桌的角落里，背对着我们，看不到表情。

或许是临别的缘故，兰姨看起来相当伤感，手里的动作慢极了。我发现床头柜里放着半叠相片，里头是姨父和一张陌生的女人脸——传闻中的第三者。相片的背景似乎是某个名胜景区，有山有水，风景极美，男人和女人的笑容都十分灿烂。

将第三者的相片堂而皇之地放在家里，这无疑是对女主人赤裸裸的侮辱。据说兰姨年轻时是个混社会的小太妹，头发染成紫色，穿一件短短的吊带裙到处跑，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可年岁渐长，兰姨却自动忽略了那些惹人愤怒的东西，就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她如此隐忍，全是为了女儿。

依依马上就要上高中了，每周都需要接送。她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很大了，外婆身体也不好，舅舅正在艰难创业，亏了不少钱，早晚都看不见人影。家里总要有一个男人照看着。

“依依难道不是你姨父的女儿么？就算离了婚，亲爹总不会不管她吧。”我好奇地问。

小乐瞪我一眼，说：“男人没一个靠得住的。”

每回兰姨从国外汇款回来，姨父的表情才好看一点。要是久久等不到钞票，姨父就借口收入不支，将依依丢给外婆，自己则跑到外省去玩消失。上个月，依依想买一台电脑，姨父直接甩了脸色：“找你妈要，我没钱。”

“那就让她回国呗，找个平常的工作，起码能照护依依。”我试探地问。

小乐摇摇头，说兰姨一没有文凭，二没有技能，只剩力气。她在国内能挣多少钱？去意大利好歹能拼一拼，把子女的嫁妆和养老钱都挣出来。等以后依依大学毕业，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兰姨就能回来过好日子了。至于个人的感受，那只是生命中的细枝末节，完全无须在意。

其实，意大利人的收入也不算高，平均月薪只有2000多欧元。不过，从中国飞去的可不是寻常的打工人，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坊间传闻，连巴基斯坦和北非去的劳工都适应不了中国人的工作节奏，一些被华人公司雇佣的巴籍劳工甚至举行绝食行动，抗议高强度的劳动。

兰姨全年无休，单靠一手熟练的“套口”技术，每年能挣25万左右的人民币。她在普拉托没什么花钱的地方，除去日常生活开支，剩下的钱统统都能攒下来——代价当然也很残酷，15年里，她的头发几乎掉了一半，头顶出现了一块圆圆的空白。体重也从120斤飙到了150斤，明明刚过40岁，容貌看上去却足有50岁。

“她的日子很苦。”小乐哽咽了，很伤感。

我点点头，想说几句宽慰的话，却发现无话可说。在普拉托打工的同乡，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

5

新冠大流行对普拉托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并非这种病毒有多么可怕，而是疫情带来的经济萧条，对华侨们的生计造成了深远影响。华人工厂的订单量锐减，连续3个月，兰姨的薪水都不足1000欧元，她有些动摇了。

那段时间，兰姨时常打来视频电话，询问温州的防疫政策。我跑了一趟防疫办，又去兰姨家的村居确认，得出“21+7”的数字。

“出发前就要隔离14天，没办法开工。”兰姨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落地后还要集中隔离21天，每天400块，那不得8000多块？”

我问她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国内新闻都播了，由于武汉出现疫情，意大利排华情绪高涨，米兰的一些商场甚至拒绝中国人进入。兰姨摇摇头，说米兰的确有一些防疫措施，但普拉托的中国城自成一体，同乡们忙着干活，极少出门，影响并不大。

“我是真想回去了。”兰姨叹了口气，听起来很惋惜，“意大利回中国的机票价格疯涨，加上隔离费用，这笔账还是要好好算一算。”

小乐在一旁嚷嚷：“小姨，你早点回来。我听说意大利那边不太安全，白人连口罩都不戴的。”

那时意大利好几个城市都爆发了反抗疫游行，人们摘掉口罩，推翻路障，希望获得通行的自由，防暴警察都出动了好几回。华侨却安安静静，成了最配合政府的群体。

兰姨摆摆手，心事重重地说：“今年只赚了这么点钱，回一趟家，半年就白干了。回到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说不定还不如在这边呢。”

我已经听懂兰姨的言外之意——对她而言，挣不到钱比感染新冠可怕多了。她已经习惯了那种“踩衫”的快节奏日子，每天精神紧绷，像一台上足发条的闹钟，如果回到温州，她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融入。

等兰姨挂断电话，小乐说，兰姨还是得回来，好好打扮一下，说不定可以拴住姨父的心，现在国内的工资也在涨，夫妻和和气气，日子总归是过得下去的。

兰姨的娘家人原先就一直反对她出国务工，如今兰姨攒下了几十万块钱，家却没了。她失去的东西，早已无法用金钱衡量。

另一边，小舅的日子也并不平静。

今年2月份，俄乌爆发冲突。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增加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对侨乡而言，那场远隔万里的战争无异于一股强烈刺骨的寒流。

二舅打来电话，直言心有余悸。这两年，他在葡萄牙做兑汇生意，由于官方查得越来越严，油水和抽头日渐稀薄，他又打算转行。刚巧有个在罗马尼亚做小商品生意的同乡准备去基辅搞批发市场，正在招募合伙人，见同乡获利颇丰，二舅也想跟去看看。

二舅把飞机票都订好了，却被同乡打来的电话浇了个透心凉。他说俄乌可能要开战，欧美使馆早早示警，美国人都跑光了，他也回到罗马尼亚了。

“还好去晚了，不然，说不准就困在那儿咯。”二舅叹了口气，“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同村的家乡人。”

我的心立即提了起来。侨乡的人不爱讨论两个冲突方的矛盾根源，甚至不在乎战争的正义与否，只担忧那些流落在外的同乡。那些邻镇、邻村，乃至儿时的发小，或陌生或熟悉的朋友也许正处于危难之中。

国内主流的新闻媒体几乎都在报导战事，本地的生活号要贴地气得多。关于撤侨登记，安全的临时庇护所，林林总总的信息被转载、汇总、传递。幸好网络没有中断，身处东欧的温州华侨们靠着商会和民间的力量互通有无，联系所有能够联系上的同乡，确认安全状况以及接下来的计划。

据说，那里的治安情况急剧恶化，闹市区也发生了零星的抢劫案。基辅和敖德萨的街上出现了不少士兵和便衣探子，宵禁时间越来越长，从午夜12点一直提前到晚上8点。就算在白天，巡逻队也会随机拦下某个行人，进行严厉且粗暴的盘问。

居住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温州同乡联合起来，决定在撤侨计划实施前固守不动。他们包下了“中国城”内的一座大厦的底楼和地下室，选出几位男士日夜值守，妇女和儿童则一直待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不轻易踏出半步。据说，上街采买物资的同乡遇见了数场枪战，子弹几乎从他们耳朵边上呼啸而过。

一些报平安的视频在几个微信群里疯传，一位温州同乡轻声说：“把国旗贴在车顶上？别扯了，低调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低调，永远保持低调。”

是啊，远在异国的他们一直悄悄地努力，悄悄地工作，悄悄地处理对故乡、家人的眷恋。这一次，他们还要悄悄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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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家人盯上的死亡赔偿金

1

我的老家位于豫北平原的一个小乡村，老一辈们都认为“多子多福”，我奶奶也不例外，她这一辈子共生养了6个子女。

爷爷奶奶年轻时穷得叮当响，家里的小孩都得劳作，我二姑不及灶台高时就要站在小板凳上刷锅洗碗了。唯独排行老幺的小姑是家里的“小公主”，哥哥姐姐下地干活时，她可以在田埂上抓蝴蝶。

小姑出生于80年代，不是读书的料，于是上完初中就弃学了。待到成年，奶奶便托人给小姑介绍了一门亲事，对方家境较好，只是远在青海——因为附近的适龄男青年，家里都是差不多的穷。

小姑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早已习惯大事小事都听从家里安排，也就嫁了过去。由于当年交通不便，小姑几乎没有回过娘家，但她总不忘帮衬家里，发现挖虫草挣钱，她就喊我父亲和大伯去青海，以此赚钱养家。

2003年，小姑回来了。放学后，我跑到奶奶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坐在堂屋里。她身材高挑，体形偏瘦，肤色白皙，脸型饱满流畅，眼影口红都抹了，黄金的树叶耳环闪闪发光，让人移不开眼。

我不敢上前打招呼，母亲在身后推我：“去呀，这是恁（你）小姑，去给小姑问好。”

我害羞地走过去，小姑立刻伸手把我揽入怀中，问我几岁了。

我小声回答：“7岁。”

小姑说：“都7岁啦，按照青海的习俗，1岁给10块压岁钱，2岁给20块压岁钱，我今天要把前些年的压岁钱全都补上——你能不能算出来姑姑一共要给你多少压岁钱？”

小姑这次回娘家省亲，没住几天就走了，我却记住了这个漂亮、时尚又多金的小姑，总是缠着母亲问小姑的事。母亲说小姑是个有福气的人，丈夫经营着一家超市，对她也十分疼爱，小到洗衣做饭，大到赚钱养家，几乎都不让她操心，平时她只需要带带孩子。

2005年寒假，我第一次见到了小姑的儿子东东。他的皮肤和小姑一样白，因为从小生活在高原地区，脸上还有两坨可爱的高原红。整个寒假，我们两个在奶奶家的草垛里打滚、在树林里搭房子、玩泥巴、放鞭炮……到了分别的时候，都有些舍不得对方。

3年后，小姑再次带东东回娘家，可娘俩却变得寡言少语，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接风宴上，全家人时不时地沉默，气氛压抑，我偷听大人们谈论，才知道不久前小姑父因车祸抢救无效去世了。

小姑这次回来，除了暂时离开那个睹物思人的环境，也想和娘家人商量商量以后的打算。不知她什么时候学会了抽烟，时常坐在堂屋门口，指间夹着细细的女士香烟，眯着眼睛看向远处。烟雾包裹着她，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2011年秋天，小姑父的身后事终于尘埃落定，肇事司机赔了几十万。

小姑虽然成了一个有钱的寡妇，但她独立性不强，猛然间失去依靠，在青海的生活逐渐艰难起来。她决定回老家投靠娘家人，就关停了超市。婆家不要赔偿金，唯一的要求是让东东留在青海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对于这点，娘家没有人表示异议，小姑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反正最后她是一个人拖着行李回来的。

家里人都觉得如果让外人知道小姑有这么多钱可能会不安全。他们商量之后决定，让小姑把身上的钱分成两半，一半自己留用，另一半交由奶奶代为保管，这样比较稳妥。

那段时间，父亲叮嘱我要多陪小姑聊天。每周放假，我都会去奶奶家跟小姑打招呼。她有时站在菜园边抽烟，身形肉眼可见的消瘦了，只淡淡地回应我，并不多说话。大多数时候，她躺在床上背对着我，声音“嗡嗡”地传过来：“我没事，我想睡会儿，你先回去吧。”

奶奶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小姑虽然成了寡妇，但她模样标致、文静温柔，应该趁年轻尽快找个可以依靠的人，步入新生活。而且村里有个隐形的价值观：改嫁是“天经地义”的理儿，没有哪家的女儿丧夫后一直住在娘家，这会让人看笑话。

奶奶性格强势，家里大多事务都要以她的意见为准。小姑回来没多久，她便开始物色相亲对象，乡邻亲朋也都愿意帮忙牵线搭桥。

一开始小姑还比较配合，大家介绍的对象都愿意去见一见。可很快她就发现，这些相亲对象大多属于“歪瓜裂枣”，要么对自身条件有所隐瞒，要么就介意小姑生过孩子。小姑在相亲市场上被人挑挑拣拣，感到不适，但她已经习惯遇事听从家里的安排，就忍了下来，没有向奶奶直言——奶奶更担心她屡相不中，在十里八乡落下“难伺候”的名声。

一次，奶奶的朋友介绍了个30多岁的大学生给小姑认识，说对方不介意小姑生过孩子。结果一见面，那男生皮肤黝黑，身高只有1米6出头，家里是黄土墙，屋顶铺着稻草，进门还得弯腰。奶奶气得饭都没吃，就带着小姑回家了。

相亲多次总没有合适的，后来小姑就不愿意再去了。

2

因为相亲这事，娘俩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家里人觉得小姑遭此大难，奶奶不应该逼她逼得这么紧，为了宽慰小姑，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她，大家就邀请小姑轮流到自己家里住一段时间。

小姑先搬去了三姑家。三姑家的房子是新修的，还专门给小姑准备了一个房间，买了全新的床单、被褥。谁知小姑住过去之后，既不按正常的作息生活，也不帮忙买菜做饭，整日抽烟，到处吐痰，沉默寡言。三姑料理完一大家子的生活，还要给妹妹收拾卫生、单独做饭。即便劳累，三姑也不忍心说教这个小妹，还经常对她嘘寒问暖。

之后，小姑又搬到大姑家住。大姑想着小姑喜欢安静，就把自家顶楼的大房间收拾干净给她住，还帮她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胜在清闲。大姑的本意是希望小姑出去社交，与人沟通有助于她走出丧夫的阴霾。

结果小姑没干几天就和同事吵了一架，撂挑子不干了。她跑回了奶奶家，直到奶奶打电话给大姑，大姑才知道她走了。大姑上楼帮小姑收拾行李才发现，顶楼简直脏得无处下脚，地上到处都是烟蒂、痰迹、卫生纸和各种垃圾。

姐姐们没了办法，哥哥们就出面了。我父亲让小姑同他去工厂上班，干了一段时间，工友看小姑秀气少言，就向父亲提议撮合撮合她和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个头不高，年过40岁仍未娶妻，收入尚可。他和父亲关系要好，为人忠厚，口碑也不错。像这样知根知底的合适人选，打着灯笼也难找。于是父亲问小姑的意思，小姑没有反对，但也没有明确表态。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大家觉得车间主任对小姑确实不错。下班后两人会一起去逛街，小姑想吃什么，车间主任二话不说立马就买，小姑仍然不爱说话，但那段时间脸上偶尔会带着笑容。

再后来，车间主任买了大红鸳鸯被，开始筹备结婚，大家也都为小姑终于找到了可靠的归宿替她开心。但搬去车间主任宿舍的第一晚，小姑就半夜跑到我家来了，父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个字都不说，躺在我的床上倒头就睡，我只好去父母房间打地铺。

父亲询问车间主任才了解到，原来当晚睡觉前，车间主任端来一盆热水给小姑洗脚。洗到一半，他顺着小姑的脚往上摸，谁知小姑立马变了脸色，嫌恶地一脚踹开他，骂道：“别碰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车间主任委屈地说：“我是想好好跟她过日子的，她这样对我，到底咋想的？”

父亲无奈，想找小姑聊聊，却又碍于男女有别，只好让我母亲去问。母亲怕话说轻了起不到作用，又怕话说重了让小姑难堪，犹豫再三才开口：“咱都知道你跟东东爸感情好，可现在他人已经不在了。都说做人要往前看，既然你已经打算在这里落脚，早晚还是要成一个家，两人相互扶持日子才有奔头，感情可以结婚之后慢慢培养……”

母亲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小姑却始终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就这样，她又搬回了工厂的单人宿舍，与车间主任的不快也闹得厂里人尽皆知。

一天中午，工友们都在食堂吃饭，只见小姑走进来，一声不吭拿了十几个馒头，堆成两摞抱起就走。父亲上前拦住她，问她拿这么多馒头干什么，问了好几遍，她都不作声。父亲的面子有些挂不住，一把抢走馒头，在众目睽睽之下训斥小姑：“吃你吃不够，拿这么多，饿死鬼托生的？”

怕小姑再在厂里闹出什么乱子，父亲就把她打发回家了。小姑回到奶奶家以后，整日躺在床上抽烟、吐痰、自言自语。她不吃奶奶做的饭，饿了就起来自己做，不刷锅也不洗碗，洗衣服也只洗自己的。有时邻居来家里串门，跟小姑打招呼，无论长辈晚辈，她都视而不见，奶奶只好赔笑道歉。

次数多了，村里开始有一些闲言碎语：“一点礼貌都没有”、“听说相亲相了几十个，一个都看不上，又不是黄花大闺女，这家人真粘牙（难说话）”、“天天烟不离手，哪有女的吸烟……”

这些话传到奶奶的耳朵里，她看小姑就更不顺眼了，整天在家阴沉着脸，有时还把气撒到爷爷身上：“你教出来的死妮子，跟老鳖一样整天屁声不吭。赶紧让她滚出去，别搁着恶心人，我这老脸丢不起！”

3

家里人再聚在一起时，对小姑的同情好像消失了，更多的是怨气。

他们背着小姑开会，决定以后不再自找麻烦管她的事。他们认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小姑从此以后不再婚、不工作，那几十万赔偿金只要省着点花，也够她下半辈子吃喝了。再不济，哥哥姐姐们每家出钱，接济她的晚年。

在所有的亲人当中，只有爷爷和我母亲对待小姑一如往常。

爷爷不太爱说话，但每次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留一份给小姑。要是小姑用完灶台碗筷没收拾，爷爷也会默默帮她打扫干净。有时奶奶出门了，爷爷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小姑会主动从房间里走出来，搬把椅子坐到老父亲旁边，两人并不交流。但只要奶奶一回来，小姑就立刻起身回屋。

母亲觉得小姑很可怜，她对我说：“你小姑没吃过什么苦，年纪轻轻遇到这种事情，亲生儿子也没办法带在身边，奶奶对她也不贴心，所以我们更要对她好一点。”小姑回来后，除了母亲之外，我没有听任何一个人提起过东东。

看小姑没有棉拖鞋穿，母亲就买了送去，还经常邀请她来我家吃饭。小姑投桃报李，也经常提来昂贵的水果、零食和肉。母亲推辞，她就坚决塞过来，并不会说什么客套的话。有时母亲不在家，她就放在我家大门口的地上。

小姑和我母亲有“良性互动”本是好事，可奶奶却不高兴。一来她重男轻女，我母亲没生男丁，不受她待见多年；二来，小姑花钱随心所欲，全凭个人喜好，她觉得小姑这样的花法，肯定会早早把赔偿金败光了。

无论奶奶怎么教育，小姑依然我行我素。最终奶奶耐心耗尽，忍无可忍，对小姑的冷嘲热讽也越发刺耳。小姑打包行李作势要走，但最后都会回来。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对她的“离家出走”不当回事了——每次，她都是上午七八点钟拖着行李出门，走走停停，到了车站买点吃的或者躺在行李上睡一觉，傍晚又出现在奶奶家的门口。村里许多人都在路上碰到过小姑，有好心人邀请小姑搭车，小姑一概不理。

有好事者问奶奶：“恁家那位天天早起走黑了回，可白（别）是神经有啥毛病吧？恁也不管管？”

奶奶把对方臭骂一顿，对我父亲说：“这个死妮子早晚要把人气死，早知道她这个鬼样子，当初就不应该管她。”

4

那年大伯家要修新房子，奶奶本着“养儿防老”的理念，耐着性子跟小姑商量，想把她放在自己这里的赔偿金拿出一部分给大伯建房。

小姑不同意，奶奶就对她破口大骂：“你不但克死了丈夫，现在又回来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想把一家人拖死。整天不上班不赚钱，你天天走、走、走，到底走不走？你赶紧滚，死也给我死外头！”

这次，一向沉默的小姑却高声反击：“都是你把我害成现在这样的。要不是听你的话嫁那么远，我现在就不会是这副样子。你天天就知道逼我相亲，赶紧把我嫁出去，你好昧了我的赔偿金。我要死也死在这个屋里头，恶心死你，你个老不死的还我钱！”

奶奶气得心脏病犯了，她躺在医院里，“哎呦哎呦”地哼着，对围着她的儿女们说：“我这里疼，我那里疼，我想吃草莓。”

大伯修房子到底有没有动小姑的钱，我不清楚。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已经不是亲戚们第一次对小姑的赔偿金打主意了。

自从小姑带着那笔巨款回来，大家或多或少都对其怀揣过幻想，对待生活的态度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我那一向做事谨小慎微的父亲，忽然跃跃欲试想买一辆半挂货车搞运输。具体细节我无从知晓，只知道奶奶当年将那一笔钱打给了父亲，父亲却并未付诸行动——他的创业计划最终结束在了一笔不菲的汇款手续费上。三姑家欠了许多外债，传言，她也曾想拿小姑的赔偿金去还债。

经过几番试探后，家里人发现小姑已经不再是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妹了。她守着那笔赔偿金，带不来任何实际利益，也分担不了家庭负担，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累赘。血脉亲情没能通过这场直抵人心的考验。

奶奶住院后，小姑又拖着行李走了，这次她很久没有回来。

在她离家出走期间，我母亲患癌匆匆离世。又过了一年，爷爷病危，有熟人碰到小姑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她也没有回来见老父亲最后一面。爷爷出殡那天，小姑突然出现，她披麻戴孝，不远不近地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走到一半，她忽然扭头折返，同行的妇女围着劝她：“别走啊，这是见恁爹最后一眼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啊。”

可小姑还是一言不发地走了。家里对她最好的两个人都不在了。

5

过了一段时间，小姑又回到奶奶家，行为举止越发不正常。她两颊凹陷，皮肤蜡黄，身上穿着各种季节的衣服，有时还会把衣服剪得乱七八糟，扔得房前屋后到处都是。

每天上午，她拖着行李往外走，一路自言自语，到了傍晚再回来，日日如此。奶奶实在嫌恶与小姑住在一起，便搬进了大伯的新房子。有时候在外面看到小姑这副样子，奶奶便会当着邻居的面骂她，仿佛是要让旁人看到，她已经与这个女儿划清了界限。

一次，小姑拖着行李走在路上，碰到了同村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那人也是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小姑认定对方是在说自己坏话，就与之对骂起来。在附近放羊的亲戚看到了，连忙过去拉架，小姑把亲戚也骂了。

还有一次，小姑没有任何预兆地把邻居的电瓶车推到了池塘里。邻居打电话给父亲告状，盛夏的中午，父亲和大伯跳进满是淤泥的池塘，废了好大劲儿才把车弄上来……

这些糟心事把全家人的耐心磨到了极限，这时大家才不得不面对之前一直逃避的事实——小姑的精神也许是真的出了问题。

好几个夜晚，大伯家的大门虚掩，里面灯火通明，偶尔会听见大人们在屋里说：“钱是指望不上了，人更不消说”、“再这样下去，我也要疯”、“干脆送到精神病院，眼不见心不烦，也少干些丢人事儿”……

过了几天，全家人一改常态，轻言细语地告诉小姑，说要带她出去旅游散心。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可到了精神病院，小姑立刻明白了，她撒腿就跑。大伯和父亲摁住她，她乱咬乱挠，打滚撒泼。一群人推搡撕扯着，乱作一团。

小姑彻底爆发了，她尖利地骂道：“我没病！就算有病也是你们把我逼成神经病的。你们这个想拿我的钱买车，那个想拿我的钱建房，还想拿我的钱还债，你们良心被狗吃了？”

奶奶坐在地上大哭，我却想：小姑也许没疯。

最终，小姑没进精神病医院，她在外面躲了几天，觉得没有危险了，又住回老房子里。大概是撕破了脸，全家人对小姑又厌又恨，算是彻底放弃了她。

2019年深秋，奶奶发现小姑好几天没有出来骂人、找她要钱了，就趁中午去老房子看看她。一打开门，小姑就吊在堂屋正中间的房梁上，舌头伸出来老长，身体也早已僵硬了。奶奶吓得浑身瘫软，一屁股坐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最后她是爬到外面才开始喊人的。

由于小姑年纪尚轻又是自杀，家里人觉得她的丧事不宜大办。于是，他们买了一副薄棺将小姑葬在爷爷旁边，没有葬礼，没有唢呐，也没有亲戚朋友赶来悼念。

安葬了小姑之后，家里人去老房子收拾东西，才发现屋里没有任何钱和食物。小姑什么时候断了钱粮，饿了多久，又坚持了多久，没人知道。

此后半年，奶奶都不敢靠近老房子，父亲也觉得那里看起来不舒服，于是就找了个推土机，三五下，老屋就成了一片废墟。

尾声

有位长者曾对我说：“人要在阳光下行走，在阳光下做事，才能活得温暖大气。”随着我一步步成长印证，渐渐明白此中真意。

再想起小姑短短一生的经历，我时常在心里发问：如果她能够更加独立、坚强一些，在家人的陪伴下努力蹚过那段黑暗的河流；如果家里人能够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私心，她也许就不会选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知道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小姑走走回回，是不是想去找东东，不知道她是不是忘记了回青海的路，不知道她对这个世界是否仍怀有眷恋。

如今逝者已矣，我希望小姑能在天堂和小姑父团聚，希望她下辈子还愿意来人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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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豫章书院案原告的4年

江西南昌“豫章书院”涉嫌非法拘禁学生一案曾引发广泛关注。2020年7月7日，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就“豫章书院”案进行一审判决，主犯吴军豹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其他从犯分别获刑一年到两年不等。

2020年12月30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认定原判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21年3月24日，“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被害人收到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寄送的改变管辖通知书显示，该案已改由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异地审判。

我在查看相关资料和报道时，联系到豫章书院事件的亲历者贝贝，他也是案件的原告之一。和他交谈中，我更为详细地了解到他在豫章书院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背后更多的故事。

1

一间不到10平的小黑屋，地板上满是脏污，没有窗户，没有空调，唯一的陈设就是角落里的便桶。外面30多度的高温，让房间里愈加潮湿闷热，空气中排泄物的恶臭也愈加强烈。

贝贝就躺在这间屋子的中央，通过门缝和送饭口透气。刚关进来时，他又骂又哭，直到眼泪流干，才彻底放弃反抗。每天1个鸡蛋、1碗浆糊状的饭，3天1桶水，贝贝在里面待了8、9天，铁门才终于打开。

贝贝颤颤巍巍地走出铁门，顺从地跟着开门人往前走，然后又领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就被带到“宿舍”——类似于工地上的铁皮房，里面挤着20多张上下铺，没有任何家具。

南昌的6月，高温让人意志疲软。贝贝怔怔地坐在床上，回忆着以前的日子，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叫豫章书院的地方。

2014年10月，贝贝因病住院2个多月。返校后，他发现自己跟不上同学们的学习进度了，成绩不断下降。父母的责骂和惩戒也随之而来。贝贝不堪重负，向父母提出休学1年的请求。

“休学？”母亲有些惊讶。

“现在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听着很吃力，我想休学1年再重新学。”贝贝向父母解释。

“哼，你上课有在认真听吗？天天看那个手机，怎么跟得上！”父亲不赞成他的想法，“你休学在家干嘛？玩手机吗？”

贝贝将筷子重重地摔在桌上。

“你这是什么样子？给谁甩脸子，学是你想上就上，想不去就不去的吗？！”

之后，像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会上演，或大或小。贝贝不想再跟父母交流了，不久，他被诊断出抑郁症，愈发不想待在家里，时常泡在网吧——只有虚拟世界，才能让他暂时忘记烦恼。为此他没少挨父母的责骂，可依然我行我素，仿佛这是能做的唯一反抗。

2016年6月下旬，母亲说要带他去庐山旅游，放松放松心情。出去旅游，贝贝自然愿意，况且比起父亲，他和母亲的关系稍微好一点。母子俩玩了庐山，还去了滕王阁，随后母亲联系上一辆车，说是一起去宾馆。

1个多小时后，车在一处老旧的砖瓦房前停下，有人迎接着母子俩进了一旁的院子，院门和围墙建得很高。进了门，妈妈就说去旁边办手续，让贝贝和那个人在旁边的房间等着。过了好一阵，有人过来通知说手续办好了，让贝贝跟他走。

贝贝一路走，身后的人越聚越多。小门打开，是个死胡同，里面有3间带铁门的房间。身后的人猛地将贝贝往一间屋子里推，他这才反应过来，想要往外冲，可他身后的众人大喊着把他逼向墙角。一个10平左右的房间，他根本无处可躲，挣扎过程中，手机也被摔坏了。

贝贝大喊大叫：“你们这样做法律允许吗？！”

有人随便回了句：“有合同。”随后，就将贝贝按倒在地，给他戴上手铐。

大概2个小时后，贝贝才被放出来去老式的茅坑处理一下——刚才挣扎过于激烈，他失禁了。他的裤子、衣服被当场丢掉，裸身站在一群人面前擦洗。那一刻，自尊心和隐私感都荡然无存。

处理完之后，贝贝被重新关进小黑屋。

他记得那一天，2016年6月24日，自己进豫章书院的第一天。

2

后来，贝贝了解到，每一个刚来豫章书院的学生，都会在小黑屋关1周左右，等到整个人了无生气不再反抗时，才会被放出来接受“教育”，如果依然不服管教，就会被再次扔进去。

贝贝从小黑屋出来后正式“入学”。当时，豫章书院大概有60多名学生，任伟强是校长，负责管理书院的大小事务，在之后的日子中，贝贝经常看到他。

每天早上5点半，豫章书院的学生起床到操场集合，在巨大的孔子像面前一起读《论语》，然后一起跑步。随后，回宿舍打扫卫生，等待教官检查“内务”。

有一天，教官走到贝贝的床边，指着床上的文具盒说：“床上放一个东西，就打一下。”贝贝看着文具盒，觉得挨一下打也没什么。但教官却将文具盒打开，把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一件件地数。

“总共15下。”

教官拿着戒尺，一下接着一下。宿舍里，除了戒尺与手掌相触的脆响，还有一声声忍耐的闷哼。为了减轻痛苦，贝贝把手掌伸得很直，避免打到手指上。15下打完，红肿的皮肤表面刺痛，如同针扎般。

检查完内务，就可以去食堂吃早饭了。早饭通常是馒头和榨菜，有时是一碗挂面，有时是一碗粉，如此循环。闷热的夏天，早上算是好受一些，但并不宽敞的食堂坐满了人，没多久便闷热难忍。餐盘上时不时会盘旋着几只苍蝇，手中的馒头也散发着一股酸味。

能不吃吗？能，但是也不会有别的东西吃，没有人在意你饿不饿，爱不爱吃。

有天，贝贝正在吃饭，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干呕声。他循声看去，一个女生呕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手中的馒头掉在地上，馒头中露出许多黑色圆点，仔细一看，都是黑色的虫子。围观的人都停止吞咽，不少人将手中的馒头扔在桌上，也有少数看着年长些的学生，不以为然地继续吃。

贝贝停止咀嚼，他将自己的馒头掰开，果然，也有密密麻麻的小黑虫。他猛地吐了出来。四周更多的哭泣声交错响起，目睹一切的教官冷漠地看着这场 “闹剧”。

饭后，所有学生集合到操场进行体能训练——几十人站成的方队，在太阳下暴晒。

“你们这些废物！不懂得敬爱父母，不懂得尊敬师长，只想着自己，自私自利！你们的父母教不了你们，书院来教你们！站好了！”教官在一旁大声地呵斥着，这样的训话每天都会有无数遍。

烈日不遗余力地燃烧着，饥饿感开始一点点蚕食着贝贝的意识，额头不停地出汗。一瞬间，他便失去意识，晕倒在地。

不知有多久，贝贝才慢慢苏醒过来，脑海里回荡着无数问号：我错了吗？爸妈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样的地方？要是听他们的话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了吗？

哗！迎面一盆水让贝贝彻底清醒过来，他挣扎着站起来，教官将盆丢在一边：“起来去上课。”

上课就是老师带着学员们朗读课文，课本是吴军豹自己编的，他是豫章书院的创始人，但平时在很少能见到他。课程就像是打发时间的东西，根本没人在意。毕竟，在这里，学什么知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学会“服从”。

有天上完课，贝贝看见吴军豹将一个小女孩从宿舍拖了出来，随后那女孩就被两名教官按倒在地。据说是因为这个女孩顶撞了吴军豹几句。

“康丽，吴军豹收养的孤儿，说是要培养成什么国学大师，其实字都不识几个。”旁边的议论声传入贝贝耳中。

“好像是生病了没请假，吴军豹就直接去宿舍抓了。”

吴军豹命人当众扒掉了康丽的裤子，他拿出“龙鞭”（一条黑色细长的钢筋）开始抽打。挥舞的“龙鞭”在空中发出“呼呼”的声响。

康丽凄厉的尖叫声瞬间回荡在整个书院里。吴军豹狠厉又恶毒的表情毫不遮掩，足足30下，他才停手，康丽早就没了动静，嫩白的皮肤变成了一片黑紫色，触目惊心。一个才10岁左右的孩子，在吴军豹眼中估计跟牲畜没有区别。

“去跪在孔子像面前，好好忏悔！”

两个教官将康丽架到孔子像前，她的下身像没了知觉一样，就那样拖在地上。

此时贝贝已经从小黑屋出来1周多了。康丽的惨状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中，但他从那些围观的学生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或许，他们待的时间太长了，恐惧已经变得麻木。

贝贝却无不刻不被恐惧折磨，可他却找不到离开的方式。

3

1个月后，贝贝听老师说可以给家里人写信，学校会将信件上传到官网，再把家长的留言打印出来发给学员——当然，学员没机会看到官网上的内容，更不知道信件是否会被更改，也不知道家长到底有没有留言。

贝贝知道，虽然是父母送他来了这里，但如今自己唯一可信任的人也只有他们。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信件，里面没有“想回家、离开”这样的字眼——在书院看来，那是还没有改造成功的标志，会受到更严厉的惩戒。

“亲爱的爸妈，最近你们过得好吗？这些天在军训，觉得自己表现得挺好的。我以前有些不懂事，自控能力差，脾气暴躁，但在这我学习到了很多，也改正了很多。我一切都好，请你们放心……爱你们的儿子……”

16岁的少年从未如此向父母“袒露”过自己心声。从小到大家庭严厉的教育一直逼迫他快速成长，内心丰富的情感永远不会说出口，更不会表达。贝贝这次笨拙的尝试，希望能够感动父母，从而接他回家。

8月的南昌，热度只增不减。

“快点搬！”教官厉声呵斥，一脚踢在贝贝的腿上。

书院要新建校舍，所有的学生都被安排去搬砖和水泥袋。100多斤的水泥要搬到4楼去，贝贝从来没干过这样的重活，他甚至想，要是摔一跤被水泥砸死算了，就不用再受这些苦了。烈日暴晒下，没多久，汗水就浸透了衣服，粗糙的布料和扬起的灰尘粘连在皮肤上，让人浑身发腻。干了3个多小时才结束，一个烂苹果或者一块没味的冰糖就是学员们的“工钱”。

贝贝还没来得及把冰糖放进嘴里，不远处的教官便大声呼喊着：“快来几个人，这小子把自己吊门上了，过来帮忙！”

贝贝把冰糖塞衣兜里就跑了过去。那个叫钟琦的孩子被关在小黑屋里2周了，他比较高大，和教官打了好几次架，上次被罚了“龙鞭”以后，被一直关着。就在刚才，他把裤腰带挂在门上，上吊自杀了。贝贝赶过去和几个同学一起将他救了下来，看到他的手腕上已经被划得血肉模糊，黑了一片。

钟琦还没死，教官过来把他抬走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贝贝就不知道了。

晚上在宿舍洗衣服的时候，钟琦上吊的画面在依然在贝贝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怎样，钟琦算是离开这个魔窟了，而自己的信件已经交上去1周多，老师那边也没有回音。

这一刻，连日来的恐惧、失望、压抑彻底冲垮了贝贝。他什么也不顾得，抓起一旁的洗衣液就灌了下去，泛苦的液体滑过喉咙，像是吞了一团火一般，刺痛和灼烧的感觉一直蔓延到肠胃。

“你怎么……教官、教官，他吐白沫了，救命啊……”旁边的同学看见后惊呼起来。

贝贝感觉到身旁的人越聚越多，直到有人将他架走——如果自杀是唯一能离开的办法的话，他愿意一试，要是死了，也算彻底解脱了，继续待在这里，生不如死。

教官带着贝贝到了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没有人敢签字，他们也没有通知贝贝的父母。教官们拿来了桶装水和漏斗决定自行帮贝贝“洗胃”，贝贝颤抖着挣扎，教官按住他，把漏斗塞进他嘴里。

“放心，死不了的，你不是第一个！”水顺着漏斗灌进去，肚子鼓了就往外吐，吐完了再继续灌，一次又一次，开始吐的是白沫，到后面吐血了才不再灌水了。

的确，贝贝没能死得了。

这次跟着贝贝一起去医院的还有一位男老师，病后，他对贝贝很照顾。贝贝能感觉出他是个同性恋，对自己有不一般的意思。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别人对自己一丁点好，哪怕是畸形的，他也会接受。当然，也不得不“接受”。

4

那次自杀之后，贝贝认命了，做傻事只能伤害自己，对豫章书院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想要离开，就要学会忍耐，坚持到父母来接他的时候。豫章书院里，教官会让学员之间相互“举报”，以减轻惩罚为奖励，所以这里不会存在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情谊，只有互相戒备。贝贝几乎不再和任何人交流，教官命令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再反抗。

这样毫无生气的日子又持续了近1个月。直到一天，贝贝从食堂出来，无意间看到大门附近一个熟悉的身影。

“妈，妈！”贝贝一看清，便大叫着跑了过去。那一刻大脑还没有思考，身体便行动了。所有的坚强和冷漠在这一刻都化作泪水。

3个月的时间，贝贝瘦了20多斤，黑了不少，脸上满是疲惫。母亲看到他，顿时就哭了，母子俩隔着大门的栏杆相拥而泣，半晌说不出话来。母亲告诉贝贝，明天举行的中秋见面会上还能见面。

那天晚上，贝贝在床上一直哭，不知过了多久，哭累了才睡着。梦中他逃了出去，他告诉每一个人书院的真相，请求人们帮帮他，救救里面的人。可是没有人相信，所有人将他围起来，一起辱骂他。父母从人群中钻出来将他拉走，他看到吴军豹站在书院门口。他们又要将他送进去……

“不，不要！”

一个短暂的噩梦让他惊醒，出了一身汗。

第二天见面会上，贝贝果然见到了母亲。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看到身旁监视的教官，迟迟开不了口。

“贝贝啊，怎么了？”母亲牵过他的手，心疼地问道。

“妈，我想离开这里。”一张嘴，眼泪便下来了，“我会听话的，妈，你带我走吧。”

“好。”

一旁的教官微笑着劝阻：“贝贝这孩子的治疗期还没到呢，你就放心把孩子放这，等时候到了，孩子的毛病都没了，更乖更听话。”

贝贝紧紧抓着母亲的手，他害怕母亲再次抛弃他，颤抖着摇头。

“不用了，孩子我今天就带回去了。”母亲擦掉贝贝的眼泪。

2016年9月15日，贝贝离开了豫章书院。

那位男老师在贝贝离开之前就离职了。因为这里面的生态，谁也不值得完全信任，贝贝也没跟他完全袒露心声，但贝贝想要离开的心情，那个老师估计也是知道的。后来听妈妈说，男老师给她打过电话，说了贝贝不少好话，还让她去书院看看。

5

回家后，贝贝一直没能睡个好觉。他缩在床上，警惕着门外的任何一点声响，提防着随时有人破门而入将他再次抓回豫章书院。最终，枕头下压了一把15厘米左右的水果刀，才让他渐渐踏实下来。

见儿子这个状态，母亲时常低声哭泣。贝贝也不知道可以和父母说什么，他尝试过告诉他们自己的遭遇，可他们都不信。

“你们被骗了，那个书院根本不是什么好学校，他们在里面虐待学生，他们打伤了好多学生。”

“贝贝，妈妈看了的，那个学校是教国学文化的，可能教学手段会比普通学校严厉一些，但……”

“不是的！”贝贝情绪很激烈，“他们拿钢筋打人，体罚，还让我们搬砖、搬水泥，吃的都是些坏掉的菜。”

“够了，我看就是把你惯坏了！”父亲厉声呵斥。

贝贝收了声，父母不相信他，只认为这不过是一个16岁的孩子胡言乱语。他知道，自己这3个月的经历，并未能让家庭关系有所缓解，他和父母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更加深邃的信任鸿沟。哪怕这次回来后，母亲比以前更关心自己，父亲也少有地不再责打自己。

既然父母不相信，那就报警吧，回到卧室，贝贝拿起电话：“我要举报南昌市青山湖区的豫章书院里虐待学生，暴力殴打致人伤残……”

话还没说完，那边便打断他：“豫章书院啊，那你亲自到警局过来报案再说吧。”电话便挂断了。听警察的语气，应该不像是第一次接到有关豫章书院举报电话。可此时的贝贝已经身处大连，与南昌相隔上千公里，他没办法独自再去南昌，家人也不愿再让他出去。

贝贝想，他只能依靠自己来反击，于是，上各大网站发帖。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他在网上发的帖子不到一天就被删除，无论写多少次都没有“水花”。

面对贝贝的警惕、戒备和精神紧张，父母似乎察觉到一些不对，他们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在心理医生的干预下，贝贝的精神情况慢慢好转。

但这样就结束了吗？那个人间地狱依然存在着，或许某天又会找上自己。依然还有孩子被困在里面，暴力和侵犯还在发生着。

2017年10月16日，贝贝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校园教育的文章，引发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贝贝又一次想到自己的经历，他私信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温柔JUNZ”，成功取得了联系方式。两人聊了很久很久，直到贝贝将一切都说了出来。

“你愿意为自己以上的言论负法律责任，并保证句句属实吗？”

“愿意。”

2017年10月26日，一篇《中国还有多少个杨永信？》经“温柔JUNZ”用户在网络发表。文章迅速引爆了网络，一个黑暗的、充满恶臭的产业赤裸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当天下午，豫章书院官网关闭。

27日，南昌青山湖官方宣布调查豫章书院。次日，另一名当事学生“姗尼玛大王丶”在微博上讲出了自己的经历，媒体开始介入。之后央视等各路媒体都开始跟进。

无数的网民纷纷加入到这场舆论之中，大大小小的媒体都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11月3日，央视13套的《新闻1+1》做了一期名为《“问题少年”怎能交给“问题学校”？》的节目，首次报道了豫章书院，彻底将那里的恶行曝光。这让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指证豫章书院的恶行。2017年11月8日，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一文发出的12天后，豫章书院在各大媒体、志愿者的曝光下，关门了，剩余的80多名学生被成功“解救”。

2017年12月7日，遭受过伤害的多名学生前往南昌联合报案多天后，豫章书院正式被立案调查。同月，其中一位报警的受害学生罗伟（第一位主动报案，并起诉豫章书院的受害人）得到回复：由于证据不足，无法逮捕，请警方补充调查。

贝贝曾想过这件事曝光或许会引起讨论，但他完全没想到会形成这样浩浩荡荡的局面。

此时的他还在读高中，同学们似乎并没有过于关注他的事，简单聊过几句后恢复如常。反倒是老师和学校领导经常约谈他，让他有些难疲于应对。晚上回家后，他还会接到各个媒体的电话，不停地将自己的遭遇一次次地讲述出来。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是他也能体谅到记者们的辛苦，总是积极配合。在他看来，每一次曝光都是打向豫章书院的一颗子弹。

然而家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登门拜访的记者像是一次次地告诉父母“是你们错了”，所以父亲对媒体的报道十分抗拒，将媒体记者们拒之门外，甚至有一次还大打出手。

事情发酵后，许多义愤填膺的学生、网民都成为志愿者，帮助豫章书院的受害人们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志愿者们告诉贝贝，有一位付建律师愿意免费帮忙代理案件，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只需要贝贝去到南昌报案就可以了。

“不许去，这件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父母拦在贝贝面前，在他们看来，已经有其他人去做这件事了，他们17岁的儿子不能再涉险参与，息事宁人，是他们唯一想到的保护方式。

在贝贝点头同意的那一刻，他就知道父母肯定不会支持。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我去起诉就行了。”

“用得着你吗？还有那么多其他受害人，别人也可以做。你一个未成年去了能干嘛？”父亲语气激烈。

“那么多志愿者为我们努力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让豫章书院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你们担心我的危险，可是当初送我去那儿的，不就是你们吗！”贝贝终于将心中的怨气说了出来。

他看着怒火中烧的父亲像是被一盆水浇熄了一样，疲惫、颓然地说道：“当初是我们……对不起你。”

这是父亲第一次向他道歉，贝贝有些惊讶。

“贝贝，你就听妈妈的话吧，万一你出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母亲的眼泪已经下来了。

“我去了有志愿者们帮助我，不会出事的。这次不去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你们让我去吧。”贝贝态度也软了下来。

“贝贝，”奶奶过来拉住他的手，“我们担心你啊，南昌那么远，你要是出了问题让奶奶怎么活？你听奶奶的话，别去了，一家人安安全全的，比什么都重要。”

时光让奶奶的眼泪不再清澈，她的每一句话都在触动着贝贝。小学四年级前，父母忙工作，贝贝都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她是贝贝童年记忆中最柔软的存在。贝贝实在不忍伤了奶奶的心，更不想这个家庭发生变故，他妥协了。

6

这个家庭久违地获得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贝贝自上了高中后便住校了，每周回家一次，和父母见一次面。这样的日子让他不用再过于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偶尔的交流也不会引起什么争吵。

然而，豫章书院的事早已不再是贝贝一个人的事了。最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些日日为他们努力维权的志愿者们遭遇着更艰难的困境。

2019年10月5日，“温柔JUNZ”发表文章《因为曝光豫章书院，我的朋友被他们报复到自杀》，将已关闭近2年的豫章书院再次推入公众视野。这2年里，志愿者们被人肉、威胁、恐吓甚至是死亡威胁，因为害怕被报复，他们随身携带着折叠刀。“温柔JUNZ”这篇文章提到2018年5月，子沐（最早的志愿者之一）坐在学校天台上，选择喝酒吞服药片自杀，好在这次是被救回了。

看着这些信息，贝贝十分痛苦。在他印象中，子沐一直不计回报地为他们努力着，从最早建立维权会，到联系受害学生、记者，花费了数不清的精力。然而，这样一个善良、热心的女生，却被逼上了绝路。

这一年，贝贝18岁了，他成为了法律上的具有独自承担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成年人。而且经过1年多的时间，父母的态度不再那么强硬。

这一次，贝贝终于成为豫章书院案件的原告之一。他投身到豫章书院案件的进程中，为了重新起诉，为了给所有的受害者、志愿者看到希望，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他南昌、大连两地跑，学业自然也被耽误了。但他告诉自己，不能半途而废，如果豫章书院的事情不了结，这将会是他永远过不了的坎。

2019年12月底，经过众人的努力，豫章书院的实际控股人吴军豹、校长任伟强等人被批准逮捕。此时，距报案已经过去3年多了。2020年7月7日，广播、电视、新闻媒体上依然不断更新着各地的疫情信息。而这一天也是豫章书院案件宣判的日子，贝贝看到了坐在旁听席的“温柔JUNZ”，他刚坐飞机从广东赶过来，路途劳累让他睡着了。贝贝看着那个为了所有受害者努力的男生，也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贝贝向他揭发之前，他们只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只凭着满腔的热忱和正义感坚持了这么久。

下午3点终于开庭。

“全体起立！”没有多余的言语，法官直接开始宣读判决结果。

“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经法院判决，吴军豹、任伟强、张顺、屈文宽犯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二年七个月、一年十个月、十一个月；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

听到这个结果，贝贝很失望。多年来的奔波努力，无数志愿者、受害人的不辞辛苦，陷入威胁、谩骂的困境之中，却只换来那些恶魔2年多的有期徒刑，甚至不用赔偿一分钱。

根据起诉书来判断，这个案子在当初立案的时候，被害人方面提出“豫章书院”有4个罪名：

第一是冒充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招摇撞骗罪，即“豫章书院”教官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将孩子强行带入“豫章书院”；

第二是非法拘禁罪，即孩子进入学院后需要先被关禁闭，独自一人在暗无天日的小黑屋里待上7天；

第三是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即“豫章书院”对该校学生实施严重体罚；

第四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但最终这4宗罪里只立了一个惩罚最轻的非法拘禁罪，理由是其他罪名证据不足。

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认定任伟强、吴军豹等人“有自首情节”，也是贝贝等人表示质疑的地方。律师解释说：刑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然而吴军豹等人的行为并不符合，他们不知道这个“自首情节”是如何出现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上。

出了法院，下起了雨。回去的车上，贝贝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但在记者的提问下终于忍不住哭诉：“整整3年了，感谢所有的志愿者帮我这么多，我自己根本做不成。我知道，劝我放弃的人比劝我坚持的人多得多，我都过来了，虽然结果挺失望的。”

“这3年来这个结果值吗？”

贝贝沉默了一会儿：“不值，虽然证明了他们是有罪的，但是这个结果很不满意，3000多名的受害者，经历了那么多，（他们的刑期）还没有一些关在那的学生时间长。豫章书院这样的学校不是唯一一个，还有很多的孩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经历着痛苦，我们想豫章书院的案子能够让其他被害人们看到希望，但是……”

“太难了，我昨天跑了一天见了各种人，公检法都去了，态度都很恶劣，我真不知道怎么办。那些志愿者们天天被打电话威胁，真真实实觉得做不下去了，我很敬佩罗伟他们，可以坚持那么久……”

外面的雨声越下越大，车载音乐里放着许巍的《曾经的你》：Dilililidilililidada……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悲情动人的歌声为这趟旅程收尾。

7

“豫章书院”事件发酵至今，已经有5、6年了。

罗伟是第一个向警方报案的“豫章书院”受害者，后来和贝贝、初悟一道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豫章书院”公开道歉。被法院驳回后，罗伟等人不服，再度提起上诉。2020年12月，一审判决提交至南昌中级人民法院，南昌中院认为原判事实不清，发回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案件已于2021年4月移交至萍乡区人民法院，实行异地管辖。

贝贝、罗伟、温柔JUNZ等人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众多受害者学生也会继续上诉，等待一个公正的结果。

因为学业的原因，宣判之后，贝贝没有再继续上诉了。但这些年来的努力和坚持不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位志愿者，每一位帮助过自己的人，都让贝贝看到希望和正义的力量。

他也渐渐走出阴霾。他喜欢上了骑行，10公里、20公里、40公里……每一次坚持都是突破自己的极限。他也喜欢上了摇滚乐，虽然不如流行音乐那样符合大众审美，但其独特、荒诞、哲思、敢于表达的精神影响着他，让他可以卸下盔甲，释放自己。

而生活也是现实的，豫章书院的事也让贝贝的学业受到影响。最终，他放弃高考，在自己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踏入了心理教育这一行业，如今一边读书一边实习。在实习的时间里，已经接触了不少的病人，疏导别人，也治愈自己。虽然每天工作到晚上9点才下班回家，但他觉得很充实。

自高中以后，贝贝就和父母分开住了。豫章书院的事一直横亘在他们之间。以前的他，还会幻想过能与父母和谐相处，像广告里那般温馨甜蜜。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更多心理学知识后，他越来越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无法改变父母，那便只能让自己接受。

如今，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疏离又不可分割的家庭关系，偶尔简单的交流，不会引发矛盾，也不会有多余的情感负担。或许，这已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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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少年法庭》，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与“甲癌”交手的这7年

1

2011年11月的一天，我点开HR发来的邮件，是年度体检通知。与往年不同的是，邮件里用标红加粗的字体强调了一句话：“本次体检内容特增加甲状腺B超检查一项，请知悉。”

不同于现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与科普，那时的我对此全无概念，抬起头疑惑地问对面桌的同事：“甲状腺？在哪里啊？”同事也回给我一个同样茫然的眼神：“不知道，甲状腺是做什么的？”

体检时医生解答了我的疑问。我躺在检查床上，眼见着医生的面庞变得越来越严肃，仿佛过了好久才终于收起探头，认真地将脸转向我：“你之前做过甲状腺检查没？”

我一边擦拭着脖子上残留的耦合剂，一边坐起身子：“没有，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器官呢。”

医生停顿了片刻，叮嘱我尽快找家三甲医院做个复查。我察觉到了他语气里有些异样的慎重，微微带着惊慌追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吗？”

医生指着屏幕上黑乎乎的一团给我看：“你看，你甲状腺这里有个结节，还挺大了，有1厘米多，而且有血流信号，建议你赶紧去医院复查一下。”

屏幕上灰灰白白的，我看不懂。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那里光光滑滑的，什么东西都摸不到：“哪里有结节啊？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极有耐心地给我比划着：“这里，这里……你感觉不到是因为这个结节在你身体内部。”说着，他神情再次严肃起来：“一定要尽快复查。”

我点点头离开B超室，却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那时我才29岁，每年的体检于我而言不过是一项例行公事。我的身体在此之前从未闹过别扭，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不痛不痒、连名字都是头一次听到的“结节”，在我看来只是体检报告单上的一个小意外而已，很快将它抛在脑后。

2012年春节过完，我才心血来潮想起这个结节，周末时随意找了一家医院挂了个号复查。和之前的体检医生一样，那个做B超的女医生在检查开始后也变得神情郑重，待我从检查床上爬起来时，她拉住我：“等一等。”

她拉着我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掏出钥匙打开一间无人的检查室，露出慈眉善目的微笑：“来，躺这里，这部机器是我们刚买回来的，很先进，我再给你仔细看看。”

片刻之后，她将B超检查单递到我手上。“边界不清”“形状不规则”“强回声”“丰富血流信号”“实质性病灶”，对着这些词，我一脸茫然。她拍拍我的肩膀：“快去拿给科室的医生给你好好看看。”

我道了谢，拿着B超结果单和抽血的化验单，一起给到了科室医生。那位年轻的医生漫不经心地接过单子，满意地点点头：“嗯，你看你这（查血的）甲功5项都好得很，全都是标准值。没事，回去观察，不放心就3个月后复查吧。”

我想起B超医生郑重其事的叮嘱，指着B超单追问了一句：“这个没关系吗？”

小医生拿起B超结果又仔细端详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查血的结果没事，就应该还好。你这个结节也不算大。要是不放心的话，给你开一些活血化瘀的中成药吧。”

他的坚定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开开心心地去药房拿了药，在医院门口还兴奋地拉着丈夫买了两个喜欢的烤红薯，庆祝“没事了”。

2

当这个小小的结节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时已是夏天，距离那次复查已经又过了快半年。不知不觉，它已在我的颈间凸出了好大一块，日常说话和吞咽时，也能引起微微的痛感。具象的痛感令我无法忽视，丈夫催促说，“那赶紧再去医院看看吧”。

此时我刚刚换了工作，到新公司还不到1个月，虽然还在试用期，我却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直属上司吴总监日常不苟言笑，待人非常严格，一想到要在这个时候开口找她请假，我就有点犹豫。

半个月后，我和同事午餐时，同事见到我颈边的小包，便热心地告诉我说，财务部的璇子刚刚做了甲状腺结节的切除手术，“好像还挺顺利的，你可以找她打听一下情况”。

我一个新人，既不知道财务部办公室的具体位置，更不认识璇子。同事二话没说就把我拉到财务部，推醒了还在午睡的璇子。她很热心，事无巨细地解答了我的各种疑问，最后鼓励我：“尽快去看看吧，也许没事的。就算万一真的要手术，也是个小手术，很快的。”她还向我极力推荐了L医院的Z主任：“我就是在他那里做的，他水平很好，是我婆婆带我去的，说市里很多领导都喜欢找他看病。”

那所医院是本市一家普通三甲，不像同济、协和这些大医院里的人山人海，这一点很打动我。我在后来每每念及此事，都很感激那位热心同事和璇子，如果不是她们，我大概还会继续拖下去。

2012年9月，拿到我最新的检查结果后，Z主任就皱了皱眉头：“你这个结节有点大了哦，已经2厘米多了，建议你还是做手术切掉吧。”

我本能地拒绝：“能不能继续观察一下，看看它会不会自己变小？”

Z主任耐心地解释：“这么大的结节，已经不可能自行消散了，只会越来越大，你的结节位置长得很深，所以虽然表面看起来不大，实际已经有点压迫到气管和食管了。这一刀是免不了的，越早处理，手术风险相应越小。而且……”他抬头看了一眼我和丈夫，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了：“先住进来做个全面检查吧。”

Z主任飞快地开出了住院证，叮嘱我：“你赶紧去住院部找护士长办手续，然后回家等通知，有床位了就会打电话通知你。”

直到办完住院手续，我都处于一种晕乎乎的状态——原本只是想简单咨询一下，怎么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快进”到了要住院开刀的地步？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通知，赶紧收拾行李住进医院，等待手术。病房的邻床躺着一位阿姨，面色惨白，冷淡安静，不过陪护的丈夫话语倒是挺多，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她的情况：50岁刚过，就查出了乳腺癌，还好手术顺利，现在是定期化疗，已经第四期了，前天刚刚住进来。

阿姨的丈夫是典型的武汉男人，身材壮实，不修边幅，一条短裤衩、一双塑料人字拖。大叔脾气火爆，嗓门洪亮，人在病房里说话，隔着老远在走廊里都能听得到。有时他与儿子通电话，三句话不耐烦便飙出“老子呼（打）死你”，活脱脱一个糙汉。

医生跟阿姨说，这一期的化疗试着换一种药物，效果更好。阿姨点点头表示赞同。谁知药物反应超出想象，药水刚挂上没几分钟，阿姨连呼几声“受不了”，人就不出声了，面色苍白得像张一戳即破的纸。

医生护士们飞奔而来，七手八脚地抢救，阿姨才渐渐缓了过来。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原来癌症化疗是这么辛苦又凶险的事情。然后又不放心地瞟了眼大叔——要是大叔扑上去打医生，我能拉得住吗？

大叔脸色铁青，却始终没出声，等到阿姨情况稳定后医生过来向他交代注意事项，他才放下之前一直提着的那口气，客客气气地应和着。待到医生护士都走了，病房里重新恢复了安静，他才手忙脚乱地给阿姨擦汗，手似乎在微微打颤，嘴里不住念叨：“哎呀哎呀，这次真是受了罪啊，受了罪啊——”尾音拉得长长的，有着藏不住的心疼溢出来。

3

预定手术时间的前一天，管床的李医生突然找到我，向我询问了一长串“既往病史”。我略带忐忑地问他：“有什么问题吗？”

李医生点点头，神情莫测：“你有个指标，D二聚体，比正常值超了几十倍，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因。”

医生们仿佛格外紧张，因为这个指标，手术被推迟了，李医生又给我加了好多项检查，却迟迟找不出原因，术前检查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只是这悠哉游哉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后，李医生又来了，神情更加严肃地让我去同济做一个穿刺检查。

见我不明所以，他尽量深入浅出地解释：“你的D二聚体这么高是个麻烦事，说明你的身体处于一种高凝血状态。手术对身体是一种侵入式的伤害，本身就很容易诱发血栓，你这个指标，意味着比正常人诱发血栓的几率高出几十倍。血栓走到哪里都麻烦，要是进了心脏或者肺部，弄不好当场致命。”

我吓了一大跳：“那可怎么办？”

“所以让你去做一个穿刺啊——我们昨天和Z主任讨论你的病情到很晚，都觉得目前你的状态不适合上手术台。为了保险起见，你去做个穿刺，判断一下肿瘤性质，如果结果是‘良性’，我们就建议暂时取消手术。”

“如果是恶性呢。”

“那就拼了风险也得做这台手术。”

我的侥幸心理，让我心里满满当当全是那句“如果是良性就暂时取消手术”，甚至喜滋滋地偷偷盘算：跟公司请了1周的病假，现在才第4天，剩下来的3天，要不就先别回去上班了，来这公司2个月，我真的要累趴了，趁这个机会正好补一补觉……

“其实穿刺在我们医院也可以做，但是Z主任说，同济的穿刺医生经手案例更多，准确性更高，对你的病情判断更有利。”顿了顿，李医生又开着玩笑补充了一句，“你可别误会我们医院穿刺医生的水平不行啊！”

我被李医生的语气逗乐了，又给自己心理暗示：“医生还有心情开玩笑，说明这病只是个小问题。”

我拒绝了父母和丈夫陪我做检查的要求，一个人身轻如燕地赶到同济，挂号、缴费、去穿刺室。穿刺比我想象的要可怕，一根长长的尖针扎向颈部，我吓得闭上了眼。再睁开眼时，医生已经将纱布塞到了我手上：“按紧了，按牢1小时，没有出血了才能走。”

当天下午3点后可以去拿结果。回到L院，躺在病床上，伤口隐隐的痛感让我懒得动弹。丈夫被我赶去上班了，我便给父亲打电话，让他下午去一趟同济帮我拿结果。

3点多，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声音有些气急：“医院不让我代拿结果，非要你本人来拿，真是麻烦！”

我一边嫌弃“大医院就是破事多”，一边嘟嘟嚷嚷起身往同济赶去。来到穿刺室，我报上姓名，医生似是早有准备，很快拿来一个大本子，让我登记上姓名电话后，才将结果单递给我。

我草草扫过结果单，茫然地指着上面“CA”两个字母问：“大夫，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是癌吗？”

医生抬起头轻轻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回答：“你赶紧去科室给医生看看吧。”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大脑一片空白”。我好像什么情绪都没有，只是木然地走出穿刺室。守在门口的父亲迎上来，问了句什么，我完全没有听到。找到诊室，里面挤挤挨挨全都是人，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一点没有挤进去的想法，只是木木地站在人群边缘外，医生却瞄到了我，招呼我把结果单拿给他。我将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医生，这个‘CA’是什么意思？是癌吗？”

我的声音应该是很小的，不知是不是错觉，闹哄哄的诊室突然安静了下来。医生的手没有停顿，埋下头飞快地开了住院证，言简意赅：“是的，你赶快办住院吧，要尽快切除。”

我接过住院证，道谢了就准备走。诊室依然很安静，似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有个大叔追过来：“小姑娘，不要怕啊，我的女儿前几年也得了这个病，治好了，现在没事了，你不要怕。”

我抬起了头看向那个好心的大叔，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就赶紧垂下眼睛，害怕蓄在眼眶里的泪水掉出来。

出了诊室，丈夫就打来电话问我情况，我终于忍不住轻轻哭出了声：“你快过来。”我好像说不出更多话了，只能挂断电话。我埋着头，余光看到父亲在接电话又打电话。他显然比我更没有思想准备，检查结果和我的脸色，不知哪一个吓到了他。

4

过了不到半小时，母亲和丈夫都赶来了。我们4人聚在同济的走廊上，那张穿刺检查单在父母和丈夫手中反复传阅，谁也没有说话，都在艰难地消化一些信息和情绪。

还是李医生的电话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他问我拿到了结果没，我将哽咽忍住，尽量平静地回复他：“拿到结果了，是恶性。”

电话那边，李医生也停了好一会才又出声：“终究还是我们担心的最坏的结果。”但他很快提高了音量：“别担心，Z主任带着我们已经把你的病情讨论了好几次了。手术你不用怕，Z主任是业内专家，每年做几百台，这是小问题。对于血栓风险你也别急，我们都讨论出了完善的手术方案了，你忙完了就尽快回来。”

后来李医生和我聊天时说：其实，从最初看到我的B超结果，再到后来迟迟找不到原因的D二聚体异常（D二聚体偏高的原因有许多种可能性，恶性肿瘤也是D二聚体值偏高的原因之一），Z主任几乎已经可以判定我的肿瘤情况不容乐观了。但在确诊前，他们总还是隐约对我的病情报着一丝希望——那时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虽然已经开始大幅增长，但仍不算很常见的病，像我这样年轻的恶性肿瘤患者，在L院不算多见。

我犹豫了片刻，含糊地回复李医生说：“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今天就不回医院了，晚一点再和你们联系好吗？”

跟李医生短暂的通话，让我的脑子迅速转向实质性的思虑：L院虽然也是三甲，但在武汉终究只属于二线水平，远远不如几家省属部属医院。我本能的反应，是想要去到更好的医院，找更知名的专家。

李医生显然明白我的想法，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轻轻答应了句“好”，又叮嘱我，有什么事情随时打他电话。挂断电话前，又不忘叮嘱了一句：“没事的，别怕哈。”

其实我来不及怕，我得赶紧稳定心神，和父母、丈夫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

两个选择：一是回L院，Z主任他们熟悉我的病情，相互之间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信任，而且可以马上排期手术；二是拿着同济的住院证去办理住院。但早上做检查时，我只是随意挂了一个普号，手上这张住院证会归属到哪位主任医生都不知道，更无法知道其水平与口碑，就像开盲盒。而且，同济的床位更是难等，最快也要小半个月后才能排进住院，再折腾完术前检查，恐怕手术最快也要半个月后了。

我又想起了另一个方案：此前“做功课”时，了解到X医院的T教授是“甲乳”领域响当当的一把刀，是在全国都数一数二的专家。我扭过头看向家人：“要是有办法，我想找T教授做手术。”

我们迅速在脑海里搜索了所有能说得上话的关系。令人沮丧的是，联系了一圈，没有谁能给出准确的回复，所有人都说T教授的号太难了，只能尽力去帮我想办法。

情急之下，我们一家甚至直接去到X医院，找那些整日徘徊在门口的号贩子。那些热情有加的黄牛们在听了我们的来意后，也都面露难色：T教授的号在他们手上已经炒到500多元一个，最早的号也要排到半个月后。

见我失落的表情，母亲迟疑着提了一个建议：“你大姑爹的亲侄子，好像是在卫健委工作吧？据说还是个什么局长，正管着这些医院，要不我们问问他？”

我知道母亲犹豫的原因——我从小就与大姑家不算亲近，与大姑爹更是交往不多。极偶尔的见面时，大姑爹总喜欢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明里暗里要求我摆出一副求他的模样：“来来来，今天你给姑爹敬个酒，改天我就帮你介绍几个条件好的男朋友。”“哎呀，听说你在找工作？你跟姑爹说几句好听的话，我就看看能不能帮你介绍个工作？”

偏偏我素来骄傲，总是微笑着不接腔，宁可犟着也不愿开口，连小姑有时都私下劝我：“你大姑爹手里资源多，你跟他说几句软话，又不损失什么。”

但此时，我服软了。我没有出声，算是默认了母亲的建议。父亲马上给大姑打了电话，大姑的声音顺着手机漏了出来：“啊？怎么会这样？好好好，我马上去问一下。”

1个小时后，大姑回电话说已经安排好了，明天T教授正好有门诊，让我上午11点之后直接去门诊外的分诊台，报“黄局长”的名字，就能给我办一个“加号”。父亲感激不已，直在电话里对大姑道谢，我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谁知到了晚上7点多，大姑突然又给我打来电话，是开门见山的责备：“妮妮啊，你说你也是30岁的人了，怎么还是不通人情世故啊？”

我听得云里雾里：“大姑，怎么了？”

“你姑爹帮你出面找他侄子，又让他侄子帮你开口找了T教授，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谢意吧？”

我如梦初醒，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啊大姑，今天下午刚刚确诊，我现在脑袋全都是乱的……”

大姑的声音仍有些不满：“那你现在赶快吧！买两份礼品，先来我家，送给你姑爹一份，再让姑爹带你去他侄子家，给黄局长道谢。”

这道“指示”把我搞愣了：“大姑，我知道应该道谢，但我现在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你看能不能这样，跟姑爹和黄局长说一声，我肯定会登门去道谢，但可以晚两天吗？我把事情理顺一点后，一定去。”

大姑仿佛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声气：“你这孩子啊，迟早要吃亏。”

5

第二天早上11点，我们按大姑之前的说法找到分诊台，报上“黄局长”的名号后，护士进到T教授的诊室，片刻后出来，声音冷淡：“不好意思，主任说不知道这事。”

我当场傻了眼，给大姑打电话，不接，给大姑爹打电话，也不接。之后的半小时里，我父母分别用各自的手机又给他们两口子拨了十多次，没有一通电话能接通。

父亲拿出昨天大姑给我们留下的姑爹侄子的电话，犹豫道：“要不要给那个黄局长打一个？他不认识我们的号码，说不定会接……”

我猛地抬起头：“没用，不要打了，就算他不小心接了，也不会有什么用的。”说完我才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尖刻而刺耳。

T教授下门诊出来了，我本能地追两步想迎上去，却又停住了。扭过头隔着落地的大窗户，能看到外面变黄的树叶和渐浓的秋色，我咬着嘴唇，躲到安全楼梯的过道里，一个人蹲到地上埋着头哭出了声。

这是确诊以来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声哭泣。

晚上好友晶晶来看我，听了这事，开口问我：“那你现在还想找T教授看吗？如果还想，我给你想办法。”

我紧张得瞬间坐直了：“你是准备找陶陶帮忙？不要！”

陶陶是她的前男友，却并非良伴。作为闺蜜，我亲见了他们之间的许多纠葛。陶陶对晶晶并不算好，两个月前他们才分手。

“你知道，陶陶是能说得上话的，趁他现在还对我有愧疚，我开口他应该能帮忙。”晶晶说。

我摇头，怕他们重新联系上又会复合。晶晶却突然哭了起来：“但是现在是你生病了啊，我怎么能明明帮得上忙却不管你？也许不找他帮忙，我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忍不住心软跟他和好。如果、万一，将来有天我终究会跟他复合，却在这时候没能帮上你，我会没法原谅自己。”

“就算真有一天你们复合了，那也不能是因为我这事，不然我也没法原谅我自己。”说着说着，我的心底却明朗起来，“算了，不执着于找T教授了，折腾成这样，实在没必要。手术而已，又不是除了他别人都做不了。Z主任也很好，不都说市里领导也都喜欢找他看病吗？”

我回到L院的病房，李医生最先看到我，很是高兴，拉着我跟我详细讲解了手术计划。最后，他轻轻地说：“谢谢你信任我们。”

Z主任和李医生大概也猜得出消失的这两天我在干什么，但他们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我微笑看向他们：“麻烦Z主任和李医生了。”

手术前，Z主任和我说，考虑到手术的风险比较大，术后会将我直接转到ICU观察。所以当我从麻醉中醒来，发现自己身边除了仪器就是护士时，并没有太多惊奇。护士告诉我：“等一下，马上到下午4点钟，你的家属就可以进来探视了。”

我吓了一大跳：“已经这么晚了吗？”

这场预计2到3个小时的手术，竟然做了整整7个小时。后来，每次丈夫聊起这事时，都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最煎熬的一天，他第一次感受到“坐立不安”和“如坐针毡”是什么意思。他和我父母守在手术室外，到最后坐不下也站不住，只能在手术室外的空地上焦躁地转来转去。

好在手术顺利，术中和术后的抗凝治疗也很成功，大家最担忧的血栓风险并没有出现。4点钟，丈夫与父母被放进ICU，匆匆探视了几分钟便被护士赶了出去，此后就只留我一人在病房里，身上缠满了各种管线，听着监护仪不间断地发出滴滴声。

精神舒缓过来后，肉体的疼痛便占据了上风。我全身都不能动弹，似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疼，最难受的还是紧挨着刀口的气管食管，连咽一下口水都如刀割。种种不适，让我头一次如此渴望有人能陪在身边——可是并没有，护士们都忙得飞起，除非床边的监护仪器发出刺耳的报警声，否则是难有人主动过来的。

晚上7点多，李医生在下班前特意过来ICU看了看我；9点多，我听到ICU的电话铃响起，接完电话后的护士特意跑来告诉我，刚才是Z主任不放心，又特意打电话问了问我的情况。“他们都好关心你的。”护士笑眯眯地说。

此后ICU就安静了下来。我就这么睁着眼，从天黑一直等到天色重新亮起。疼痛让我一直无法入睡，每每有护士过来探视我的时候，我都只会问一句话：“现在几点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还要几个小时我才可以离开ICU，回到普通病房，回到父母和丈夫身边。

6

捱到早上8点，护士通知我可以回普通病房了。一群护士过来帮我漱口，然后七手八脚换衣服。

这时才发现，昨晚换吊瓶时，因为病房灯光太暗，瓶口那里没有处理好，一瓶药里的大部分药液全都顺着滴管滴到了床单上，床单一大半都浸湿了，我病号服上半截也湿得透透的，我就这么溻着躺了一晚上。

护士有点不好意思，问我怎么衣服湿了也不说。我摇摇头——我的右上半身神经几乎全是麻木的，我压根没有感觉。

回到病房后，我在常规治疗中一点点恢复起来。我一直没有照镜子，但估计那时我的样子大概有些狼狈，很多来探视的朋友见到我的第一眼都哭了。有一次我正在做辅助的抗凝治疗，粗笨的仪器绑套着我的双腿，不停地一缩一扩，帮助血液循环，其实挺舒服的，结果正碰到一个朋友进病房，她看到我的样子，猛地就扭头走出了病房，再进来时，明显有着哭过的痕迹。还有一次，我正在练习下床，腿一软差点摔倒，正巧一个朋友进来看到，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点红了眼眶。

其实熬过最艰难的第一晚后，我觉得一切都还好，于是总要嘶哑着喉咙反过去安慰朋友们：“没事的，放心，我很好。”

术后第四天，医生给我拆掉了大部分的监护设备，我的力气也恢复了不少。没有了那些管线的牵绊，我可以伴着搀扶在走廊里走一下了，心头充溢着欣喜，觉得离出院又近了一步。

晚上，丈夫陪着我在走廊走了一会儿后，我突然觉得伤口附近有些不舒服，脑袋里也有些说不出的难受，于是一起颤巍巍地去找了值班医生。医生让我坐在病床边缘，刚抬手摸了摸我刀口附近的皮肤，我就觉得天旋地转，然后眼前一抹漆黑，接着身上仿佛被抽干了力气，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那时我的意识是清醒的，能听到病房里一瞬间闹哄哄乱成了一团，能听到医生大喊护士把监护再给我“上起来”，能听到有人慌乱奔去办公室说要给Z主任打电话，能听到丈夫微微带着哭腔唤我：“你别吓我啊，别吓我啊！”

我什么都听得到，思维也是清晰的，我想说“没事，你们不要慌”，可是不论我怎么用力，都睁不开眼睛，也发不出声音。护士很快按医嘱配来了药，我想摇头，想摆手，想说“不需要”——我的手已经快被针头打烂了，傍晚时才央着护士给我拆了留置针管，想着这个晚上能轻松一下了，此时实在不想被再次扎上。

可是我怎么也动不了。恐惧终于慢慢爬上了心头，是比曾经面对确诊和手术更深的恐惧，我仿佛嗅到了一丝丝死亡的气息。

好在药水滴进去后，我缓缓恢复了过来。先是能睁开眼，然后能活动双手。我哭丧着脸问可以不打针了吗？医生和护士们全都一脸严肃地拒绝了我。

我很沮丧，这些天真的是打针打怕了，更多的是“不好意思”。我知道这个原本宁静的晚上大概是毁了：虽然我的晕厥与值班医生应该没什么关系，但可怜的他肯定会平添不少心理压力。医生又开了好多药，吊钩上挂得满满当当，丈夫和护士想来又得盯着药瓶一夜难眠了。

待到次日早上Z主任来查房时，我已经恢复了正常，昨夜的事仿佛雁过无痕，Z主任甚至还跟我开了几句玩笑——但我后来听说，当天晚上，他又在半夜11点和凌晨1点给病区打了两次电话问我的情况。

病区里也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病友会过来探望我。我很奇怪，问护士，护士和我开玩笑：“大概因为你是病区里最小的（癌症）患者吧，大家闲下来的时候都想来看看你。”走廊另一端的病房里有个80多岁的老奶奶，也是甲状腺结节切除，好在她的结节虽然很大，但是良性。老奶奶颤颤巍巍来看过我两次，坐在我的床边拉着我的手：“姑娘啊，过了这一劫，你以后都会很好。我以前就是医生，我讲科学，但是你也要讲唯心，生活就是一道劫一道劫，过过去了，就好了。”

在我手术之后的第五天，大姑来看我了，一人来的，大姑爹没跟着。我眼尖，远远看到她拎着一串香蕉从走廊走来，就连忙对陪床的母亲说“你招呼她啊”，就装睡了。我闭着眼睛，听着大姑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大姑大概是能从我微微颤动的睫毛看出我其实没有睡着的，但她也没说什么，没一会儿就告辞了。

大姑走后，母亲递给我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有两张红色钞票，大姑送来的。母亲照例准备将这个信封一并装进床头柜的包包里，那里面全是这些天亲戚朋友们过来看望我时送的慰问金。我拦住了母亲，让她把那200元自己收着，“我不要她的钱”。

7

躺在病床上近10天，如草绳记事般，我一点点将那些难熬的、悲伤的、温暖的、感动的，一个结一个结地在心里打下来，日子就一天天过去了。

9月28日，我终于要出院了。临出院前一天，丈夫正在对着医嘱中的“优甲乐（甲状腺激素）需要终身服用”耿耿于怀，李医生却对我挥挥手，将我喊去了医生办公室。他的神情和蔼得有些异常，我已经有了经验——当医生对你态度特别好的时候，往往代表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李医生告诉我病检的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肿瘤已经突破了包膜，侵犯了骨骼肌，淋巴里也检测到了不少转移。他特意停顿下，看了看我的脸色，又加上一句：“还好我们当时手术做得仔细，淋巴区清扫得也很干净。不过，你之后还是得去做个放疗。”

“是要做‘碘131’吗？”都说久病成医，其实急病也能，短短两周，我对甲状腺的知识已经从零增长到了各种名词信手拈来的地步。

李医生点了点头。

我继续追问：“那我现在属于几期？”

“你的病程虽然还归在一期，但我们综合评估，实际情况可以认为是二期了，也就是中期，中期的‘3年生存率’不算高，只有50%左右，所以你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好好配合后继治疗。”李医生飞快地补充说，“不过，我们也要这样看，不管怎么样，你依然还是划在一期里的，一期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95%。”

他有点惋惜地看着我：“你最可惜的就是耽误了时间，如果去年11月你体检查出来就直接动手术，情况也许会好很多。这大半年时间，耽误了。”

我走出了医生办公室，并没有马上回病房，丈夫和父母已经在满心欢喜地准备出院的事宜了，我害怕自己的脸色吓到他们。我背靠墙壁，脑海里盘旋着“三年生存率50%”这句话，有点无奈地笑了——电视剧里，都是医生和家属一起瞒着患者，可现实中，不论是B超医生、穿刺医生还是李医生，都选择将结果直愣愣地递到我面前。

不过，能这样直接地面对，也挺好的。

因为碘131具有核放射性，所以对于病人治疗期间产生的生活废物和垃圾处理要求很高，当时全武汉只有协和与省人民两家医院有条件可以做碘131治疗，全市乃至全湖北省的患者都在排队。

出院次日，趁在国庆小长假的前一天，我们赶去协和的核医学科挂号预约，医生告诉我，最快也要排到半年后了。我有点懵，淋巴出现转移确实给我带来了焦虑，我一想象在没有及时做放疗的这半年，癌细胞将顺着血液和淋巴蔓延至身体其它部分，就忍不住有些着急，对着医生求情：“医生，我的已经转移了，能不能尽快一点啊？”

见多识广的医生很平静：“来做这个的都是转移了的，每个人都很急。”

我怔了一下，好像一瞬间被点悟——是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不同的地方陷入一样的困境，自己以为的悲苦，其实并不特殊。

见我不语，医生的口气和缓了一些：“放心，能安排的我们都会尽快安排，能加床的会加床。”

国庆假期，我就在家休养，有朋友来我家探望，闲聊的时候，说起在来的路上，正好看到我丈夫从超市出来，就开着车跟在我丈夫身后，看他一手拎着菜一手牵着孩子踉跄走路的背影，觉得他的背微微有些“塌”，“你老公，挺不容易的”。

我没有接话。那时的我正在为遥遥无期的放疗而心烦意乱，心里忍不住有些自怜：“父母和丈夫，确实都挺不容易，可是，我终究还是更不容易的那一个。”

到了10月7号晚上，我终于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接下来，工作怎么处理。

术后短短10多天的时间，远远不够我调理好身体：皮肤表面的微创伤口虽已愈合，但内部从颈部绵延至前胸与后背的手术创面还一直持续疼痛；嗓子嘶哑，说话久一点就发不出声音；身体一直软绵绵，坐久了便支撑不住。这样的状态，显然是不适合回去上班的。

7月入职这家公司，刚刚工作不到2个月就请了病假，然后原计划7天的病假硬生生拖成了20天。站在公司的角度来看，我实在算是个“麻烦”吧？继续请病假，我都不知如何开口，如果公司此刻辞退我，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毕竟我还在试用期。

家人对我的纠结颇不以为然，丈夫说：“你就请1个月的病假，如果他们不批，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辞职。这公司工作强度那么大，我本来就担心你的身体受不受得了。”父亲豪气冲天地拍胸脯：“找不到就找不到，大不了一辈子不上班，怕什么？爸爸养你。”

我噗嗤笑了：“不行，才不要你们养。”

我没有勇气裸辞，更担心休息久了后履历出现断层，影响下一份工作。最后，我自己拿了主意，8号去公司找到吴总监，向她道出了我的计划：“我的身体状况需要继续请1个月的病假，但我知道这样子给公司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不便。所以，虽然我在家，如果部门有什么工作安排，您也可以交代给我，我尽全力完成，工资可以按正常薪资的60%计。”

一口气说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我能想出最可行的方案了，如果公司不同意，恐怕就只能接受离职的安排了。

一天之后，吴总监回复我：“虽然你到公司的时间不长，但我们还是比较认可你的，也愿意你留下。公司同意了你的方案。”

我感激于公司的通融，于是也对居家办公认真以待。按吴总监的要求，我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坐到电脑前，与她实时联系、随时互动。虽然少了通勤的奔波之苦，但工作量没有打一点折扣，甚至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常要忙到晚上10点多才能从电脑前离开。

有一次，吴总监在快下班时突然拿出一份3小时的会议录音，让我整理成文字。那原本是助理或文员的工作，我有些不情愿，吴总监却平淡地说：“你毕竟在家，工作轻松一些。”

那时还没有语音转换的手机APP或设备，我一字一句手动敲打完这份会议记录并校对完毕时已是深夜，好歹算是按要求在“当天”将文件交给了吴总监。

如此居家办公，1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不算恢复得很好。10月31号，病休的最后一天，晚上丈夫严肃地和我讨论了接下去的计划与安排。

他认为这样病休与正常上班没有太多区别，收入还大打折扣：“你就和公司说，这个月压根没有休息好，希望11月能好好地请1个月病假，调整好状态再回去工作。”

“怎么可能！10月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公司很勉强才答应了，像你所说的这样的要求，以我对吴总监的了解，她大概会直接说‘不行就走吧’，反正试用期都没结束。”

“不行就不做了，身体最重要。你搞清楚，你是癌症手术啊，不是割阑尾。你1个月前才在手术台上躺了7个小时，出院后休息1个星期就工作，你以为自己是铁人？”

我拒绝了家人让我“辞职”的要求：“你们说我不上班也可以一直养着我，可是，能养多久呢？我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年可以活。”

憋着一股劲，11月回公司后，我工作起来劲头更猛了，咬着牙藏起身体各种突如其来的不适。好在我的身体状况确实在渐渐好转，吴总监日常待我虽不算亲厚，但她确实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女上司，在她的严格要求下，我对日常工作的把控能力也越来越强。

8

终于等到了放疗。

关在大铅门里的几十个病友们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多数时候都是靠聊天打发时间。碘131可以放射出射线，定向杀死甲状腺细胞，这种治疗主要针对两种病人，“甲亢”患者，“甲癌”术后，原理一样，只是剂量不同。比矿泉水瓶盖多不了多少的无色无味的液体，就要近万元，在服药的时候，我们常互相打趣：“可一定要喝干净啊，漏掉一滴就损失几百块呢。”

患“甲癌”的大多是女性，女人们间聊得最多的常常是感情、婚姻与家庭。悲伤的故事总是一个接一个：

快50岁的胡大姐，已经发生了远端骨转移，严重的时候疼得连床都下不来。她做了9次碘131治疗，逼近上限，但骨转移的情况依然没有缓解。碘131虽不算特别昂贵，但每次也要2万多，在做到第6次时，丈夫说，看不到希望了，便与她离了婚。

40岁的秀秀，3年前确诊时规范治疗尚未形成，医生出于好心，想给她保留部分甲状腺功能，于是选择了“半切”。谁知3年后复发，只得再次手术并接受放疗。她总是躺在床上，不参与我们的聊天，吃饭的时候尤为沉默——接受了放疗的病人必须待在铅房病房里，不能外出，那时还没有外卖（即使有，大概也没有快递小哥会接单送到核放射科），我们的一日三餐都得靠家人做好了送来。秀秀家从来没有人来送过饭，住院整整7天，她就准备靠着自己带进来的面包与饼干扛过去。到后来，我们轮流让家属多做一份饭菜送给她，才挨过去。

晨晨是我们这批病友里年龄最小的，她说上手术台的当天正是她16岁生日。她是疤痕体质，脖子上盘旋着一条隆起的肉芽，长长的，与她清秀的面庞形成强烈的对比，看了颇有点触目惊心。她说，她妈妈最担心的就是有了这道疤她以后都嫁不出去。

33岁的曼曼常常忍不住哭泣，她说，刚确诊，未婚夫就跟她提了分手，不论身边人和医生怎样对男方“科普”说这是所有癌症里最温和的一种，男方就是摇头不应。逼急了，只说：“这样子，以后怎么生孩子？有癌症史的人生出的孩子会不会有遗传的风险？”

也还是有许多温暖的事：

欢欢嘴角永远都是翘着，每天顾不上和我们聊天，只忙着和男朋友通电话。男友来送她办入院的那天，我们都见过，他满心满眼都是欢欢，医生催促“家属离开了”，他还赖在欢欢的床位上，拉着欢欢的手，像一只等着主人摸摸头的小狗。欢欢说男友在她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求了婚，“为了让我心安”。

家在远城区的恬恬已经是第三次做碘131了，每次来协和治疗时，丈夫就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亲戚，陪着她来。她住进大铅病房，丈夫就在医院的附近租房子住下。很少有房东愿意短租7天，他就一间一间问、一个人一个人求，只为了租间可以做饭的小房子，能给妻子送来一日三餐。

娟姐的公婆文化程度不高，听说儿媳得了癌，不论儿子怎么给老人讲，他们都一直吵着要儿子与儿媳离婚，说不能让家里香火断了。到最后，儿子豁出脾气对着父母第一次发了火：“我就要跟她在一起。且不说医生说了生孩子没问题，就算不能生，我也跟她过一辈子！”

我在医院铅房里看到的人生百态往往比平时更残忍直接，小小方寸之地，悲喜混杂。这让我常常想起王国维的一首词：“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第一次做完碘131治疗出院时，丈夫来接我，见到我的第一眼，就伸出手想拥抱我，我躲开了。

碘131的半衰期是8天，但具体到个体身上，绝不是8天的时间一到，辐射就能瞬间烟消云散。按医生的指导，孩子早被送去我父母家，需要与我至少1个月不见面不接触。至于成人，医生嘱咐也应尽量在1个月内都与我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丈夫见我躲开，又贴过来，要牵我的手。我忙不迭地继续躲避，带着恼怒批评他：“忘记医生说的了吗？保持距离！”

丈夫见我真的动了气，才委屈地解释：“前几天通电话，你不是说怕我嫌弃你身上有辐射就不理你吗？”

生病以来，挨过最初的煎熬后，我的情绪总被一层若有似无的愧疚感笼罩着。我愧疚自己让年迈的父母凭空多出那么多惊吓与惶恐，还得帮忙担起不少照顾我和孩子的重任；我心疼丈夫一边忙工作一边照顾我，每天忙完手头的事情就赶到医院和我父母换班，好多个晚上没睡过几次整觉，眼睁睁瘦了一大圈；我难过于孩子才2岁就被迫整月整月地见不到妈妈，最初还哭闹，再偶尔见面时，他看我的眼神已经陌生不少……这样的内疚的情绪我从未与其他人提起过，只在内心深处一点点发酵。而此刻，丈夫用他半强迫般的拥抱击溃了我的自责与自怨，我想起朋友国庆节时的那句话：“你老公，挺不容易的。”

某种程度上，我感激这场病，它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往日一直萦绕着我却让我忽视的情感。

9

2013年，我准备要进行第二次碘131治疗了。第一轮放疗效果并不算太好，这次医生叮嘱，在入院前要禁碘21天，以保证治疗效果。

碘在日常生活里很常见，除了海带紫菜海鲜这些常见的食材外，碘盐也是人体碘摄入的重要来源，甲状腺病人家中，一般都按医生的叮嘱换成了无碘盐，医生说：“如果有条件，禁碘期间尽量不要在外面吃饭。”

谁知，这期间，我在公司跟进的一个项目到了谈判的关键期，吴总监通知我与她一同出差。

大家都劝我不要去，但是我不甘心——这是我在试用期时便开始跟进的项目，从最开始的市场调研到公司内部各部门协调，与对方的一次次对接沟通，我都全程参与，这么久以来，我在这个项目上付出了太多心血。我可以不去，但是以我对吴总监的了解，若这次项目敲定时我不在场，后面论功行赏时，大概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丈夫问我：“那医生要求的禁碘怎么办？”

我抿抿嘴：“只要不是必要的饭局，我都可以自己买馒头吃。”

“怎么可能不跟对方公司吃饭？”

我倔强地昂起头：“那就吃！医生只是说尽量禁碘以保证效果，吃一两顿饭也不会天塌下来。大不了就是这次治疗效果仍不理想嘛，那就做第三次。”

项目最后顺利敲定，吴总监很满意。

第二次碘131做完后，医生说我的病灶基本扫描不到了。我很高兴，即使此刻还不能说“痊愈”，但之后的工作与生活里，我可以少掉许多顾忌和牵绊。

这次放疗后，吴总监也逐渐将更多的项目交给我，我在日常工作里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我与她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许是气场不和，我俩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是不喜欢对方的，但是在工作上，我们又互相依赖，紧密配合。

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完与甲方的会议后，对方的老总在散会时指着我问我们公司的黎总：“这个小姑娘是谁啊，挺不错的。”

不知道他们后来说了什么，只知道黎总很高兴。他是部门的大领导，也是吴总监的上司，当天回去的路上，他就当着我和吴总监的面说，下周他去接洽广州那个项目，让我也一起去。

广州那个项目之前一直是吴总监自己在跟进，没有交给过我。这次黎总喊上我跟去也是心血来潮。出差前，我小心地组织着措辞，请吴总监把项目资料发给我，隔了两天，她发来一个压缩包。尽管出发前我将这份资料背得烂熟，但现场黎总问起很多项目的关键信息时我还是一脸茫然，黎总只能当场打电话给吴总监询问。

直到回公司后，我才知道，吴总监给我的那个压缩包里，缺失了最重要的几份资料。我没有怪吴总监，站在她的角度，她的反应无可厚非。

此后黎总依然大会小会都喊我一起参加，许多项目洽谈也会喊上我。吴总监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了，偶尔在我提交的报告书里看到两个错别字，就会当着全办公大厅的同事将我训斥得抬不起头。

在与吴总监的磕磕绊绊中，到了2014年。距离手术快过去2年了，我的生活回归正常，很多时候甚至都忘了自己曾是个病人。

一日，我与黎总、吴总监一起看完项目回公司。车上，黎总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起：“安妮，你来公司有2年了吧，感觉怎么样？”

我客客气气说了些场面话，黎总接过话头，笑眯眯地说：“你一直是主管职位，其实经理的岗位一直空缺着，有没有信心啊？”

我从后视镜瞟了一眼吴总监不太好看的脸色，顿了顿，坚定地说：“当然有信心，只要公司给我机会，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以为这便是承诺，于是满心欢喜等待着公告。谁知却久久没有消息。我耐不住性子，找到总经办跟我平时关系不错的小涵打听。小涵犹豫了片刻，就把内情向我和盘托出。

前些日子，不知是黎总找吴总监询问，还是吴总监主动汇报，两人聊了1个多小时，小涵送文件给黎总签字时，正听到吴总监说，经理岗位比主管要负责的事情更多，出差频次也会高很多，怕我身体不好应付不来。

小涵绘声绘色地模仿着吴总监当时说的话：“安妮终究是个病人，我担心她的身体，如果真的再生了什么病，家属说是累出来的，公司岂不是冤枉，弄不好还要担责……而且，她身体不好，我也担心她不能全心全意地负担那么重的工作量。”

想起我刚出院就被吴总监毫不客气地扔来3个小时的会议录音，想起做碘131治疗前啃着馒头和她一起出差，我不由脱口而出：“那时候她怎么不说我是病人了？”

考虑了一晚上，我还是放弃了主动找黎总谈话的念头——吴总监在公司10年，和黎总的信任基础远远不是我们可以比拟的。黎总若真的坚持，也自然会找到我沟通，起码问一问我自己的想法，听一听我的态度，不来找我，说明他已有定论。

我很快跳了槽。办理离职手续时，原本按流程有黎总与我谈话的环节，但他却始终对我避而不见。吴总监说，公司在我最困窘的时候没有辞退我，我却在身体慢慢恢复后离开了公司，我这样做，“太不讲道义”。

我也知道，黎总向来强调“知恩图报”，之前他有个得力手下离职去了竞对公司，从此那个同事的名字就成了全部门的禁忌，谁也不敢轻易提起。我给黎总发了一条短信，感谢他的培养和器重，遗憾不能继续为公司服务。他一直没有回复我——也许在他眼里，我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吧。

去新公司办理入职体检时，B超医生皱眉问：“你的甲状腺全切了啊？是癌吗？”我点点头，顺势请求：“您可以不在体检报告里写那么具体吗？”医生有些不解，我的声音低下去，说是怕公司领导质疑我的身体不能胜任工作。

“你这是作弊啊。”她叹气道，“你们这些年轻伢，跟我姑娘一样大，也真是不容易。这样吧，我也不能给你乱写，我就写甲状腺有切除，这样含糊一点，我没撒谎，也不会影响你入职，可以吗？”

顺利入职新公司后，我对自己的病讳莫如深，尽可能地缄默其口，工作上颇有“拼命三娘”的莽撞。我再也不想给任何人有机会说出“她的病会让她无法胜任这个岗位”这句话。

10

2017年，距离我手术已经快5年，每次复查，指标都令人满意，我的心态也越来越放松。唯一有点担忧的，是那半年来我常常心慌气喘，有时赶路跑两步，或是上楼梯急一点，就会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

最初我并没将此放在心上，直到有天半夜我突然从睡梦里惊醒——我是被憋醒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呼吸也似乎要停止，我用力吸气，却怎样都喘不上气，只能将嘴张到很大。我再次尝试躺下，却发现一旦平躺，就更加无法呼吸，心也像要从胸膛跳出一般。

我看了看钟，凌晨3点。丈夫出差在外地，7岁的孩子还在自己房里酣睡。气闷的我无法躺下也无法站立，只有倚在床头。手术后那次昏厥时逼近死亡的慌乱感再一次向我袭来，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打通了丈夫的手机。

丈夫接电话时还是迷迷糊糊的，听清楚事情缘由后立刻紧张起来。他建议让我父母或是公婆赶快过来，一人陪我去医院，一人在家照看孩子。

我想了想，拒绝了。凌晨3点，即便是我自己，在这种时刻听到电话铃响，恐怕都要心慌手软好半天，何况父母公婆年纪都那么大了，我实在不想给他们惊吓。

“再观察一下吧，我现在能给你打电话，就说明情况没那么糟对不对，我再等等，如果持续这么难受，我肯定给他们打电话。”挂断电话前，我叮嘱丈夫，“你也快去睡，别想了，别耽误明天的正事。”

丈夫是去深圳总公司参加一场竞聘，他很重视这场竞聘，为此认真做了不少准备。冷静下来，我开始有点后悔打电话给他。我一直保持着靠着床头的姿势，和丈夫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微信上说话，睡是睡不着了，每当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又会被身体的不舒服唤醒。

不知什么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可是没过一会儿，又被手机铃声吵醒——丈夫见我迟迟没回消息，三魂掉了两魄。我看看时间，已经凌晨5点多了，天空已经微微发白。我脑海里闪过一丝担忧：这样一夜没睡好，丈夫今天的竞职演讲会不会受到影响？

丈夫的竞聘最终失败了，我很懊恼，觉得是自己晚上的折腾让他没法更好地发挥。丈夫安慰我，说与我无关，又安慰我说以后还有机会。

可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人到中年，能抓到的机会就如林中奔跑的小鹿，蹦蹦跳跳仿佛近在咫尺，想要伸手却总是失之交臂。

天亮之后，我将孩子送去学校，自己便去了医院。心内科的医生给我做了一长串检查后，判定为药源性心律失常——我每天服用的“优甲乐”，副作用之一就是心律失常和心动过速。

医生看着我的心率，每分钟近110次，神情也严肃了起来，叮嘱我尽快找甲乳科医生调整药量。Z主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L院，我不想再兴师动众转移重症关系，就依然留在L院，每次找李医生复查。

时光弹指而过，当年作为管床医生的李医生如今已成了副教授、副主任，我与他也结出了介于医患与熟人间的默契。每次复查时，我们都要互相调侃对方“是不是又胖了”，然后再找补似地互相安慰：“胖一点好，太瘦了不好。”

跟李医生说了我心律失常的事，他严肃了起来。我有些奇怪：“半年前的复查，您还给我测了脉搏，一切正常。之前那么多年，我也没有这样的症状，为什么突然会这样？”

李医生说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人体是一部部非常精妙又各不相同的仪器。解决心率失常的方法不难，调低“优甲乐”的药量即可。但是李医生有些犯难——我体重偏轻，原本每日的服用剂量就不算高，再减下去，又怕影响对“甲癌”复发风险的抑制效果。

药量的调整很谨慎，按每2天15ug为单位增减，复查的频率也再次提高到3个月一次。到时指标升高了就要加一点药量，心脏又难受了就要减一点药量，总之，每次复查，李医生都像学生趴在桌上做算术题一样给我计算药量。

有一阵子，减药后tg（甲状腺球蛋白）持续在上升，我有些担心，便问李医生：“要不还是以保住tg为准吧，反正现在只要心脏不舒服我就吃‘倍他乐克’，很快就能缓解。”

“那个只能缓解症状，‘优甲乐’对你心脏的损伤还是持续存在的。你对‘优甲乐’又比较敏感，所以这个量一定要控制好。你接下来关注的重点，已经不仅仅是‘甲癌’了，心脏问题要比‘甲癌’更引起你的重视。”他抬起头看着我，“你人生的路还很长，一步一步，都要稳稳地走。”

尾声

30岁时的这场大病像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我平顺安稳的青春悄然落幕了。多年之后，当我不经意摸到颈间那条或许已经浅到看不出的疤痕时，依然会想起那个我蹲在医院楼梯间将头埋到膝盖里哭泣的秋日。

2018年，有一次陪朋友看乳腺问题，又去挂了Z主任的号。虽然知道这么多年他肯定不记得我了，但我还是和他打了声招呼。没想到，虽然一开始没认出我的脸，但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

他笑着说：“我记得你啊，你现在还好吗？”

我开心地回答：“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他似乎有些感慨，“还真没有意识到，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临走的时候，我向Z主任道别，他看着我笑眯眯地说：“你要好好的啊。”

“嗯。”我用力点点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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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二姨一家

外公外婆刚离世后那几年，大家族的春节团圆饭改为了每家订饭店轮流请客。没有老人维系，这个形式的聚会勉强维持几年就断了。

2022年的春节过得无味，大年初一，母亲和几个姐妹挨个通电话相互拜年。她们姐妹四个，人到暮年，回忆起十几年前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的事情，感叹岁月蹉跎，言辞之间尽是唏嘘。

人上了年纪总觉得以前好，我记忆里的春节，绝大多数画面也是幸福的。但我心中偏僻之隅有一处阴影，是我童年时代少有的、不愉快的甚至恐怖的记忆。

往事不堪回首望，外公家这一系，消失的不只是热闹欢乐的春节团圆饭，还有二姨一家——全家五口人，就像老屋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无声无息地消散，仿佛从没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1

80年代末，外公家还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平房里。房子有个很大的前院，外公睡觉时，我偷拿他的拐棍在空场上舞，或者把小洋鞭一个个揪下来，点着了，往邻院里丢，邻居不胜其烦，就会找上门来跟外婆告状。

外婆跟我说，原来这左邻右舍的房子都是咱家的。曾外公是做大生意的，有木材厂、金店和橡胶厂，这整一条街上一大半的房子都是他的。土改后，曾经的深宅大院就剩下这一个院一间房。

外公外婆都是1920年代生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外公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被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钦点进入该高校任数学教员；本应是文盲的外婆，少女时代离家出走，在她舅舅的资助下读过伪满洲国国立女子高中，后来又在卫校学习“接产”，是县城里唯一敢下“钳子术”和手动纠正“倒胎”的妇产科“大拿”。她创建的诊所，后成为周总理批示的新中国最早的百家妇幼保健院之一。

老两口一个大学教员，一个医院院长，1955年旧币值“改万为元”后，市长才200元工资，他们就能领150多元的工资。外婆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可担任院长的她也无法避免6个夭折，一个儿子都没活下来。5个女儿都出嫁后，女婿们有的家在农村，有的实在太穷，于是就养成了在娘家过年的习惯。

打我记事起，一到除夕下午，外婆家就喧闹起来。老两口再加上女儿们家里带来的7个孙辈，19个家族成员齐聚一堂，七手八脚地在方厅里支上两张大圆桌，不一会儿就铺满了香喷喷的各种菜肴。

大人和小孩是分桌坐的。大人那桌，四姨打小能歌善舞，她当年跳忠字舞时就是领舞，后来成了我的小学音乐老师；五姨是医院护士，打屁股针不疼，在我的小胖手上扎点滴总是稳稳的一针；老姨那时候才20多岁，经常骑车驮着我到处疯玩。

在我母亲和外婆之间，有一个眼生的女人静静地坐着。她年龄和我母亲相仿，穿着带一排盘扣的深紫色上衣。外公外婆讲完话后大家才能动筷，她就右手擎着筷子，左手捧着饭碗，只捡面前的那两盘菜吃，一次只从碗里夹起几个米粒，慢慢放进口中。大家很少和她交谈，就连两个日常喜欢逗笑的姨夫，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绝不开一句玩笑。

那个女人就是我母亲的姐姐，我的二姨。如今我已回忆不起她的长相，似乎她的脸总笼罩在阴影之中。挨着她坐的男人是二姨夫，同样少言寡语，两口子就那么阴郁地坐着，面无表情地自顾着吃饭，与这个欢乐喧闹的场面很不搭调。

我们小孩这桌，3个岁数大点的孩子，是二姨的女儿和儿子。等我出生时，有了计划生育，所以从我母亲到小姨，都只有1个孩子。我们4棵“独苗”在外婆家随意得很，水果糕点拿起来就啃，可二姨家的表姐表哥们就很拘谨，非要长辈把吃的递到嘴边才肯接过去。

而那些年，我母亲和姨妈们去外地，总会买点玩具或糖果回来给我们，一直都是4份而不是7份。有次四姨家去北京旅游买回来4只憨态可掬的玩具熊猫，装上电池能摇头晃脑地爬行。我们分别给熊猫起了名字，走到哪里都抱着。我问母亲，二姨家的哥哥姐姐为什么没有？母亲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他们长大了，不喜欢。”

除了“二姨好”三个字，我好像没和二姨说过别的话。母亲告诉我，二姨是病人，对她要礼貌，少说话，更不要和她打闹。听说二姨从10岁左右开始偶尔会抽羊癫疯，玩着玩着就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吓得外婆赶快上去撬开她的嘴，往里塞上东西防止卷舌窒息；再长大一点，羊癫疯不犯了，却发现她总是对着空气嘴里含混不清地叨咕着什么；等到十七八岁时，二姨的精神障碍就变得严重起来，没法上学了，外婆就只好托关系让她去了亚麻厂上班。

因为精神特殊情况，二姨不能接触车间轰鸣的机器，只能去“摔亚麻”。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头顶炎炎烈日，手握住麻把根部，用力掼在铺好的木板上摔打脱粒，再把摔好的麻颈打成几十斤的大捆，最后把亚麻粒筛好装袋。

厂里有上万男工人，看见来了个漂亮的大姑娘，难免有来逗壳子的。一来二去，引得二姨的病又发作起来，时常又哭又喊，引人侧目。

2

外公外婆是出身旧社会的文化人，他们所学的科学知识与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并行不悖，既信牛顿定律，也信算命跳大神。等二姨到了婚配的年龄，老两口就觉得，借着结婚的喜气冲一冲，闺女的病兴许就好了。

县城那么小，街上逛一圈总能碰到两个熟人，二姨有精神问题是瞒不住的。于是媒人介绍了县工程队的二姨夫，评价里有一条是：“这人有些老实……”

外公外婆也知道这话是指二姨夫的智力有点问题，但他在单位能画图纸设计建筑，生活也能够自理，应该没什么大碍。

精神分裂与轻度弱智的结合，真是危险且无奈的“般配”。二姨结婚后，很快生了一个女儿。大表姐的大名我一直不知道，亲戚们都叫她的小名“大娥子”。起初我以为是大鹅的鹅，后来看了《西游记》才恍然大悟，问母亲是不是嫦娥的娥？母亲想了一会儿才说是。我又翻了汉语词典，才知道“娥”原来是美女的意思，用来形容雍容华贵的王族女子。想想大表姐白白的皮肤，细高挑的个头，齐耳的短发，虽然没法和瑶池起舞、裙裾飞扬的嫦娥仙子相比，但也蛮漂亮的。

外公理、化都通，还能阅读日、俄语书籍，在名校任教时，教授们都在巨大的长廊里一起办公，估计对遗传学也耳濡目染。听说，大表姐出生后，他就隐晦地嘱咐过二姨夫：“你跟淑文有一个孩子就行了，孩子多了，操心。”

这话与那时候讲究的“人多力量大”不搭调，二姨夫一听，傻气冒了出来，把嘴一咧，顶撞道：“我家的事，要你管？”气得外公说不出话来。

往后几年里，二姨又生了2个儿子，小两口每月几十块工资养3个孩子，生活很是拮据，常靠外公外婆暗中接济。

外公一生埋头钻研教学，不问时事，也不善于与人交流，整天宅在家里研读俄文的数学书。因为他家庭成分是中农，在文革时备受欺侮，被喊“臭老九”也就罢了，连教学楼走廊少了一个电灯泡，都有人诬陷是他偷的。外公自己气不过，就卷了铺盖卷辞职回县城了，被安排去教初中数学。外婆的娘家成分是地主，运动来时，直接被撸掉院长职务成了平头医生。老两口的工资减少了一大块，分不出多少钱来资助二姨家了。

就这样到了80年代，一天，二姨回娘家吃饭，正赶上四姨在练习舞蹈，可能是妹妹挥舞的手臂让她产生了恐怖的联想，二姨扔下碗筷，猛兽一般地扑过去，把四姨按倒在地，双手像是铁钳一样，死死扼住妹妹的脖子。

瓷器碎裂的声响惊动了众人。我父亲正在外公家帮忙干活，他赶紧冲过去用力去掰二姨的手指，结果被她回臂一肘打碎了眼镜，差点扎到眼球。后来五姨心有余悸地跟外婆说：“这要是打坏了三姐夫的眼睛，人家妈能饶了咱们家嘛？”

众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制服了犯病的二姨，四姨脖子上深深的紫红色掐痕告诉大家，她差点就没命了。

二姨第一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几个月后，二姨出院了，医生说是状态很稳定了，但要按时吃药，避免刺激。亚麻厂的工作也没法干了，几万人的大厂，接触的人和事越多，越容易诱发病症。二姨没了工作，3个孩子要上学，要穿衣吃饭，一家人的生活更窘迫了。

外婆眼看着要退休了，那时候讲究子女接班。医院的工作是个好活，能解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吃饭问题。于是，她就动了让二姨接班的念头。

与外公外婆当年的忍气吞声不同，我母亲和几个姨们在“运动”时正值青春期，学校停课，念语录，背“老三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白专道路”，万万走不得的。她们天天带着红袖箍去占领“司令部”，后来又跑遍全国“大串联”，都只有是中、小学肄业学历，“上山下乡”回来，也不太好找个像样的工作。

我母亲和五姨就表示反对，认为二姨接了班，要是干不下去的话，就等于白白浪费一个名额。可外婆却觉得，老二本来就有些毛病，找不到工作怎么养3个孩子呢？于是力排众议，提前退休，让二姨接了班。就这样，二姨被安排到医院洗衣房洗衣服。

二姨去医院上班后添了个到处溜达的毛病，经常在上班的路上就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一转悠就是一天。好在同事们都知道她的情况特殊，就多干点，也不和她计较。

3

从1990年开始，县里进行大规模拆迁，外公家那条街的平房都要拆掉盖楼。外公家作为回迁户，给补偿了一套50平的两室一厅，楼房。当时住楼房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我家也跟风卖掉平房，在外婆家楼上买了房。

外公家虽没有了平房的宽敞，但一到过年，女儿女婿们照旧回来，屋里挤挤插插塞满了人，显得更热闹了。女婿们轮流上阵跟老两口打麻将，屋子里烟雾缭绕。另一间卧室里，我们4个孩子坐在床上，手里掐着一把零钱掷骰子。母亲和妹妹们则嗑着瓜子看电视。鞭炮声、麻将声、孩子的吵嚷声和电视机里的春晚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充满了幸福祥和的味道。

那年除夕夜的团圆饭，仍是我父亲他们4个女婿负责掌勺，每人2道拿手的热菜。待饭菜都摆上桌开吃了，二姨夫才领着表姐表哥们姗姗来迟，唯独不见二姨的身影。

“淑文呢?”外婆问他。

“淑文走丢了。”二姨夫木张张地说。

“啥时候不见的？”两个老人一下就急了。

“有一两个月了。”二姨夫还是面无表情地说。

外婆本能地从棉坎肩兜里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含上几粒：“怎么走丢了？”

二姨夫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让拍花的拍走的！”才4岁的表弟舞着一把塑料宝剑，连蹦带跳地插话。

外婆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

我们小时候一哭闹，就被大人吓唬说“拍花的来了”，一开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拍花的”其实就是人贩子，传说是他们手掌上抹了一种神秘的药水，往小孩脑袋上一拍，小孩就会对他们言听计从，乖乖跟着走了。

女儿丢了，这年还怎么过得下去？大伙都劝外公外婆不要太上火。那时候找人最有效的方式是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各地的收容所也会定期把收留的不明身份的人登在报纸上，家人看到就来认领——二姨在这之前也走丢过3次，有2次靠登广告、看报纸找回来的，还有1次是被她大儿子找回来的。

二姨的大儿子小名叫“大小子”，他们一家人性子都闷，唯独这个大表哥性格外向，很“闯荡”。因为几个儿子都早年夭折，外婆格外喜欢这个大外孙，总说“淘小子出好将啊！”以往过年时，大表哥会负责领着我们4个小的出去点烟花、放鞭炮。他朝外公要根烟，点着了斜叼在嘴里，把我们都害怕的“二踢脚”剥出捻来，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掐着，用烟点着，“嗵”地一声就飞了出去，在半空中“啪”地炸开。他仰着头看，叼着烟卷的嘴里满意地喷出一口烟雾，潇洒极了。

二姨那次走丢时，大表哥正念初中，学习成绩不行，全班打狼（东北话，最后一名）。他天天逃课，跟着一帮兄弟混社会，敞着怀叼着烟在街上游荡，一副小流氓的模样。

在一个炎炎夏日里，二姨出了家门后一夜未归——这事之前不是没有过，二姨有时候会在公园坐一整夜，有时候会沿河岸溜达。大表哥确定他妈不在外婆家后，领着2个小兄弟沿着县城几条主要街道找，鬼使神差地跑到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正好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领着一个女人上长途汽车。

即便只是远远地看背影，从那女人穿的衣服颜色、异常缓慢的走路方式，大表哥就确定那是他妈。他大吼一声，借助疾跑的力量，飞起一脚踹在那男人身上。那人被踢得一个趔趄，还没缓过劲来，又被赶上来的小弟们抽了几个大耳光，肚子上也挨了一脚。那男人挨了打，竟一言不发，一溜烟似的快速跑开了。

这边亲戚们找二姨正乱成一团时，大表哥已经把二姨领回了外婆家。平时因为学习不好被亲戚瞧不起的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得意得像个凯旋的将军，叉着腰威风凛凛地讲起“救母”的过程。

可这一次，外公连续在报纸上登了1年多的寻人启事，亲戚朋友也帮留意报纸的寻人信息，都毫无线索。我父亲他们几个女婿把周边县市的收容所都跑遍了，外婆在电线杆上、墙上头贴过无数的告示，还上过电视台午夜蓝底白字的寻人启事，仍然杳无音信。公安局那边也没有线索，外婆去看过几次无名女尸，显然都不是二姨。二姨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

二姨走失时只有40岁出头，不发病时和健康人一样，出门前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爱系一条紫色的纱巾。几个女婿私底下议论，不敢让老太太听到：“二姐十有八九是被人拐卖了，不知道有病的话，能卖大几千元，就算知道有毛病也能卖一两千，因为她还能生育呢。”

二姨失踪后没几个月，县医院就不给她“开支”了。当时单位接班制度尚在，外婆知道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这个空岗位。二姨失踪的头两年里，她每隔几个月就去医院骂上一次：“我看哪个敢顶我姑娘的名额？告诉你们这帮王八犊子，说不定哪天我姑娘就回来了！”

外婆当过院长，曾是妇产科“第一刀”，气势汹汹的，没一个领导敢过来搭话，任凭她在那里骂，可骂着骂着，老太太自个就哭了。

4

往后的几年吃团圆饭时，二姨夫若无其事似的，还是木木地领着3个孩子来外公家过年。他吃完饭也不走，像是没事儿人一样笑嘻嘻地看大伙打麻将。看着窝囊的二女婿，有一年，外婆忍到大年初二，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去到河沿呆坐了一整夜。

我和表弟靠打扑克、掷骰子，连唬带骗从外婆那搞到三五块钱，就去街机厅打游戏。大小子和二小子也想玩，但没钱就站在后面干巴巴地看。大娥子已经是大姑娘了，不跟几个臭小子混，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春晚。

后来大娥子发病了，跟二姨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精神分裂症状。她无法上学了，经常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不出来。

二姨失踪后，大娥子负责做饭和做家务照顾父亲和弟弟们，她生病后，家务就靠二姨夫来做了。我母亲不放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瞅瞅，毫不夸张地说，一是看孩子们是不是吃不上饭了，二是看二姨夫生火做饭有没有把房子点着。

大娥子就在床上躺着，问起话来一言不发，黑乎乎、稀溜溜泔水般的一碗菜汤和带“嘎巴”的米饭就摆在床头，上面叮着几只苍蝇。

我母亲跟二姨夫说：“这孩子病了，得去医院看看。”

“没病，没病，她是装的。”二姨夫说，“我可没钱上医院。”

我母亲也没法子，只好时不时地去二姨家送点吃的东西和生活用品。

时代变了，学历又值钱了，我们几个小家都在为生计操劳，说白了，努力工作，都为供“独苗”上大学攒钱，哪有太多精力和财力去帮扶这个悲剧的家庭？

1994年的一天深夜，我一生中最真实的恐怖片上演了。

那夜雷电交加，暴雨滂沱。我早早上床睡觉，却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吵醒了，只迷迷糊糊看见父亲急匆匆穿上衣服出了门去。

父亲出门时墙上的挂钟显示正是午夜时分，他回来时天已经蒙蒙亮，高度近视眼镜被揣在上衣口袋里，从胶皮靴子里倒出雨水来。

大娥子死了——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3天，任凭外面人如何叫都一声不吭。外婆领着父亲去撞开房门，看见她赤身裸体，上半身躺在地上，两条腿搁在炕上。

母亲听父亲讲完，就跟他面对面地坐着，一言不发。哭，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跟没事儿人一样该做饭做饭、该上班上班，又感觉哪里不舒服，隐隐作痛。

经公安局司法鉴定，大娥子为自然死亡。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对死亡刚有稍许认识，更多的是对那未知的黑暗深渊的恐惧。听大人们说起大表姐的死，眼前就浮现出她梳着齐耳短发、咯咯地笑着拉着我的手，去她学校操场上玩。

我甚至一度认为她的死是与我有关——有一次她来我家玩，没见过抽水马桶的她上厕所时把卫生纸丢在马桶里。通常我母亲的习惯是丢在单独的纸篓里，我很不高兴地训斥她说：“纸扔在里面，堵了怎么办？”大娥子被我说得如同闯了大祸，顾不得脏，赶紧用手去捞。我按动按钮，轰地一声，水流倾泻而下，一道急速的漩涡冲走了一切，吓了她一大跳。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卫生纸扔进马桶冲走也没什么大关系，一般不会堵住的，我感到十分后悔，错怪了大表姐。

在大娥子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责得无以复加。我虽从未去过二姨家的平房，却根据大人闲聊的内容勾勒出那恐怖的一幕，成了我的童年梦魇。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踽踽独行在破败不堪的校园，随后穿过狭窄逼仄的院子，二姨家中空无一人，推开大表姐房间的门，里面是死一般的寂静，她躺在炕上，脸上是被黑发盖住的恐怖死相，旁边还摆放着苍蝇萦绕的饭菜。

我偷偷跟外婆说起这梦，外婆安慰我说，大娥子的死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她遗传了你二姨的精神疾病，“要说有错的话，都是姥姥的错”。

没人比当过妇幼保健院院长的外婆更懂“优生优育”。也许她想的是，如果剥夺二女儿结婚生育的权利，像养小鸟一样把她关进铁笼，或许就能够阻止悲剧的扩大。

5

二姨家只剩下3个男人后，屋里又脏又乱，我母亲去了，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二姨夫的呆傻似乎更严重了，每月领了工资就领着2个儿子去下馆子，几天下来就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再东挪西凑到处借钱。大表哥跟着一帮兄弟混，怎么也能混饱肚皮，二表哥老实巴交，实在吃不上饭，就只好跑到外婆家蹭。

有一天我母亲去二姨家送吃的，看见大表哥斜靠在土墙上和几个叼着烟卷的半大小子唠嗑，隐约听见他们说：“……搞点钱……完事就跑……哪儿抓去？”

母亲赶紧把大表哥拽到一边说：“咱可不能干犯法的事啊，出了事，谁捞你？”

大表哥听了点点头，不知道算是认同，还是怕我母亲的啰嗦被兄弟们听见丢了威风。

当天午夜，夜色深沉，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几个青年人当街截住一个中年女人，亮出弹簧刀让她掏钱出来，那女人拼了命地抵抗，把手提包的拎带都扯断了。尖利的呼喊声传出很远，一名带枪出来的便衣警察闻声赶来，几个黑影见状四散奔逃，警察随便盯住一个，边吼边追，最后掏出枪来“砰”地一声打倒了他。

这是大表哥第一次作案，一分钱没抢到手，大腿中了一枪，还因持刀抢劫被判了12年。

二姨家的小平房里就剩下二姨夫和二表哥了。

二小子长得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因为“锛儿喽（脑门）”大，外公说他“天庭饱满，能当大官”。二小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级前5名，坚持下去是能考上大学的。

遗憾的是，在二表哥十五六岁时，也“准时”出现了精神障碍。他总觉得班上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们排挤他，甚至要暗害他。他在课本上画满了扭曲变形的怪图，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只能辍学。有人看见他在街上像是芭蕾舞演员那样用脚尖转圈，一个接一个。

二姨夫不去上班了，工程队给按70%“开支”。爷俩相依为命，谁也不做家务，发了工资就去饭店大吃一顿，没钱就继续东借点、西凑点对付日子。

1997年除夕，二姨夫孤身一人来外公家吃团圆饭，进门就对外公外婆说：“二小子不见了……”

他说前一阵子领二表哥去外县的哥哥家借钱，因为没钱坐车，爷俩要走几十里路。半路二表哥说走不动了要歇会儿，就在路边坐下了。二姨夫没管他，径直自顾走，回来时，儿子已经不见踪影，再也没回家，人就此失踪了。

外公气得眼泪掉了下来，拐杖把瓷砖跺碎了一块，外婆恼恨二女婿的迂囊不喘，把他骂出了门。从此以后，二姨夫就再也不来外公家过年了。

亲戚们还是用登报的法子寻找二表哥，2年过去，一点消息也没有。和他失踪的母亲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外婆年迈，没法儿到外地去了，只能在县城的几条街道一圈一圈地转，去市场买菜，看到缺胳膊少腿乞讨的年轻人，总要端详一会儿，回家还会偷偷地哭。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亲戚们满腔的怨气都发泄到剩下的二姨夫身上，没有了血缘关系的纽带，外婆一家和他这个“外人”形同陌路。

我上高中后，听母亲说二姨夫也去世了，他死得无声无息的，是工程队派人去收尸、火化的，没通知任何人，他的平房也被单位收回了。

就这样，二姨一家五口人，就这样消失了。

外婆学医从医一辈子，也不耽误她去算命烧香。不止一个算命先生跟她说过：“老二没死，二小子也没死。”

后来外公先走一步，就剩下外婆一个人，过年时还是4个女儿、4个女婿、4个外孙子孙女回来。除夕夜里大家吃团圆饭，打麻将，看春晚，笑声飞扬。独苗们都长大了，似乎从记忆中自动删除了还在服刑的大小子。我成了“大外孙”，负责领弟弟妹妹们去放烟花鞭炮，虽然我还是不敢手拿着二踢脚放，但也在表弟表妹眼里看到了崇拜。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里，外婆似乎忘却了还有二姨这个女儿，以及她消失的一大家子人。

年过完，喧闹散去，便是令人窒息的安静。外婆总是开着电视睡觉，母亲下楼开门查看时，给她关上，她反而会醒来。外婆把一张椅子搬到阳台上去，没事儿就坐在那里边吸烟边往远处看，嘴里叨念着：“小二啊，你要是死了，妈也就死心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妈心里惦记一辈子啊……”

我上大二那年春节前夕，外婆心脏病复发住院，经诊断动脉有3处梗阻，需要支架。4家开会，决定平摊手术费用。手术后外婆似乎康复得很快，大年初二像是没事儿人一样坐起来吃了饺子，嚷着要出院回家过年、打麻将。

大家在一片宽慰中打车回家，行到半途，值班的五姨五姨夫打来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等我们掉头回到医院，外婆已在昏迷中抢救，当天深夜去世了。

我母亲和3个姨们检查外婆遗产，发现她只有几千块钱。惊讶之余，一算细账，老两口的退休金微薄，每年五一、国庆、中秋、春节，一大家子人都来吃喝，再加上给外孙辈的压岁钱，麻将扑克再输点，确实攒不下什么。

外婆去世后，习惯热闹的4个小家勉强把春节的团圆饭的传统延续了5、6年，后无疾而终，过年时，就都各过各的了。

后记

外婆去世的第3年，大表哥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减了刑放出来。他发现家已经没有了，房子被工程队分给了别人住，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家里人死的死，丢的丢，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来到外婆家敲门，老姨告诉他，姥姥、姥爷也都去世了，外婆去世只留下几千元钱，还不够住院费。心脏支架手术花费6万多元，是4个姨家平摊的。大表哥沉默了一会儿，明白了什么意思，接过老姨给他的几百块钱，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大表哥从此不知去向，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亲戚的视野中。二表哥如果还活着，已是年近半百，二姨比我母亲还大3岁，如果活着的话，已经76周岁了——想必她大概率已不在人世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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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阎王”的一生

1

我儿时有一个街坊家的伙伴，姓王，因为个子瘦小，所以大家不管年龄大小，都叫他“小王”，他也不计较。又因为他爱打狗吃，就被大家取了外号“狗阎王”——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吃狗肉的习俗，养狗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大家心里清楚，小王这么干，是因为家里穷。

小王生在50年代的尾巴上，比我大几岁。听说他妈生他时难产死了，当时经济困难，县城里吃不饱饭，他爸自愿回了农村老家种田后又成了家。他没和他爸去乡下，从小和奶奶在城里相依为命。每年年底，他爸都会走两天山路，背着满背篼自己种的东西来看他们。他爸个子很高，偏瘦，背有点驼，头上缠着汗帕子，衣着单薄，鞋子是草鞋，袜子是粽树毛自缝的。我小时街上各家各户大门都是敞开的，邻居们都喜欢互相串门闲聊，他爸看见我们一帮孩子进来，就会用冻得裂口的手热情地给我们拿红苕干吃。可小王对他爸很冷漠，他说，他和奶奶生活困难，他爸还找他奶奶要钱。

小王奶奶家住在街头，挨着垃圾场边。她奶奶看见有人倒垃圾，就去捡废纸、碎玻璃、废铁卖钱，还常吃别人扔掉的病死家禽。小王读书成绩差，小学留过两级，最怕做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和写作文。小学毕了业，他家里没钱，就没再读书了。我们去上中学，他就在垃圾堆上捡破烂。遇到预制水泥板厂收沙子和石子，他就去河边挑沙或石子卖，人家收满停了，没了收入，他和奶奶每天就吃两顿饭或一顿饭。

我妈那时工作之余还兼任居民小组长，了解这一老一小有困难，有时会给他们送点吃的。小王按当时政策，属于社会青年，不用上山下乡。我就妈就悄悄给他出主意，叫他每月把多出来的那点布票酒票糖票拿到黑市上换粮食。

小王平时穿着邋遢，身上有味，很多人嫌他又傻又脏，不和他玩。他就只和不嫌弃他的我们几个一起玩。我们被别人欺负时，就会叫他去帮忙。他人小精悍，却有劲儿，比他小的打不赢他，比他大的或多人群殴他时，拳头捶得他后背咚咚的，像擂鼓。他扛打，更敢搏杀，打架时摸着石头或是拿着刀子，都是不计后果地朝别人身上拼命攻击。几次架打下来，对方都说他是亡命徒，就没人敢招惹他了。他成了我们的保镖，我们为了感谢他，会把大人买的李子、桃子或自家做的麦子粑、包谷粑给他吃。

我第一次看小王打狗是在一个初冬。下了一天雨，县城边的小河水变得有些浑黄，傍晚，小王就带着我们几个去河里网鱼。我们用石头把水拦住，用竹撮箕堵住预留的几个口子，之后就躲到一块避风的大石头后面，升起一堆篝火，边取暖边等着烤鱼。

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就去看有没有自投罗网的小鱼。河水冰冷，下水收鱼都是小王，鱼收回来，烤鱼也是他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笑着，河面飘来一团浓浓的雾气，我一回头，发现雾中有双绿眼睛时隐时现，吓得大叫：“有鬼啊！”

大家都怔住了，惊恐地朝我指的方向看去。“不是鬼，是野狗子。”小王边说边捡了块石头，兴奋地追了过去。狗子跑没影了，他有些失望地走回来，对我们说：“野狗子是闻到香气来的，它不会跑远，应该还会来。”

我们撤到油菜地里躲了起来。浓雾渐渐散去，天上一弯新月，清辉映着山水，没多久，就看见一条瘦骨零丁的野狗子，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左顾右望无人后，就放松了警惕。小王叫我们守住一头，大声喊叫，把狗朝另一头赶，他去那头埋伏。狗被我们一吓，掉头就跑，小王一跃而起，扔出手中的石头，稳准狠地砸断了狗腿。野狗子拖着一条腿跳进水里，艰难地朝河对岸扑腾。小王鞋子衣服都没脱，跟着趟水撵了过去，将狗扑倒在河里，抽出腰间的绳子，麻利地套在狗脖子上。虽然狗子拼命反抗，还是被拖上了岸。

小王回家拿了一根扁担，把狗拖到无人处的空地，拴在一棵树上。狗也知道在劫难逃，不再反抗，夹着尾巴，呜咽着，像是在哭泣。小王抡起扁担，对狗劈头盖脸地打去。狗没有了先前的哀叫，挺着身子，迎着飞来的扁担，直至七窍出血倒在地上抽搐而亡。

我们这里对打狗有忌讳，说狗命硬，逢见打狗时，一定要躲避，躲不开，要双手背在后面，这样奄奄一息的狗才会认为不是你不救它，是你双手被绑着救不了它，死后它的冤魂就不会来找你。我背着手站在远处看着，胆战心惊，觉得太血腥了。小王哈哈笑着，将狗吊在树干上：“不放血，肉不鲜。”说完，熟练地用刀剥了狗皮，去了内脏，问我们要不。见我们都摇头，他就把狗肉背回了家。

听说小王有狗肉，就有小孩尿床的街坊找他要狗肉或肉汤，给孩子治病。他把狗炖了后，就送了那家长一碗。消息传开，心慌的、尿床的、脚打软的、身体虚的街坊们，就都去找他要狗肉吃。

就这样，找狗、打狗，成了小王的日常生活，他手上被狗咬的伤疤也越来越多，醒目刺眼。他不打家养的狗和怀孕哺乳的狗。打前者主人会来找他赔偿和扯皮，打后者是造孽。

街对面的小清家养了条叫“赛虎”的狗，我们一帮孩子都非常喜欢，家里有啃过的骨头我都拿给它吃。赛虎狗如其名，凶猛剽悍，我和小清常把它牵着出去和别的狗打架，战无不胜。我们常带着赛虎在河边玩，人坐在青草上，在夕阳里看赛虎去赶蝴蝶，扑蚂蚱，心情惬意极了。但赛虎很怕小王——我们发现，再凶的狗看见小王，都会远远躲开。

转年春暖花开，狂犬病却传开了，风传有一家人都被这病害死了。我妈告诫我：看见狗的眼睛是通红的，恶狠狠地瞪着人，一定要绕道躲开，因为那狗八成是得了狂犬病；如果被狗咬了，一定要去打针。

县里为此专门组织了“打狗队”，小王自然就被招了进去。打我们这条街时，小王跟队长推辞说有事没参加，提前给小清传了消息，叫我们赶紧把赛虎送到乡下去避风头。小清就带着我把狗送去乡下的亲戚家，可送了两次，转身赛虎就把绳子弄断了，我们还没到家，它就已经跑回来了。没等我们再送，打狗队就找上门来了，大人们推开我们，围住狗，一阵棍棒，狗的惨叫声愈来愈小，最后只有了小清的哭声。

小清父母无奈地望着，敢怒不敢言。他们是摘帽的“右派”，平素谨小慎微的。那时“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是被管治的对象，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动，连门都不准出，严重的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挨批斗，就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做人。

2

到了80年代初，国家大招工，我们基本都按规定去了父亲或母亲所在单位上班，只有小王仍旧在家待业。后来居委会有了社招名额，我妈就给他争取了一个，安排他去了集体企业皮鞋厂。

有了工资后，小王就没再打过狗了。我妈和街坊里的热心人，看他年龄大了，都给他介绍对象。他相亲了几次，女方不是嫌他矮就是嫌他穷。

那年小王奶奶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小王要上班，家里没人收拾，生活一塌糊涂。而且，他已经成了“老青年”，同龄人或从农村回来的“老知青”几乎都结了婚，没结婚的也有了对象，这让他心里很是焦急。于是，我妈试探地问他：“农村姑娘要吗？”

那时大家都不愿找农村姑娘，没有城市户口，吃不了供应粮，以后孩子在城里读不了书，长大了不能安排工作。可根据小王的条件，找个农村姑娘做老婆是最快捷的。他没有反对，憨憨地笑着，羞怯地回答：“我条件不好，只要找个愿意和我过日子的，是农村的也行。”

我妈就托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高山（地区）农村的姑娘，小他七八岁，给了点聘礼，半年没到就成了婚。那姑娘也是个苦命人，从小父母双亡，在亲戚家长大，吃苦耐劳，没读过书，连钱都不认识。我妈帮她找了个在录像厅打扫卫生的工作，吩咐小王：“有空儿一定要教她识字，把加减乘除学会。我就是解放后上的夜课识字班，现在读报、算账都能应付。”

小王结婚不久，奶奶就去世了。小王他爸自从他成家就和他没了往来，交通不方便，也不能立刻通知到。盛夏遗体不能久放，我妈就组织街坊邻居，义务帮忙，缝寿衣，做寿鞋，把老太太火化后埋了。

两年后，小王的媳妇能简单地读写和计算了，口算速度极快。我打趣小王说，“你这个老师真会教”，小王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的文化水平你最清楚，是她下得苦，记性好，自己翻字典和不停地算。”

小王媳妇生了孩子就背着，听说卖菜好赚钱，就去市场卖菜。夫妻俩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很恩爱。孩子长大点了，因是农村户口，读小学交的“半高价”，他们省吃俭用攒了点钱，又找我妈借了些，把自家的危房进行了改造和扩大。

我搬去单位分的宿舍住后，跟小王见面就少了。转眼已是千禧年后，我所在的国企和小王的集体企业先后破了产，我们都成了下岗失业人员。我进入一家民企打工，小王没找到事做，用买断工龄的钱购了一辆摩托车，做起了摩的司机，还能顺便接送女儿上学和放学——他很宠女儿，也重视孩子的学习，他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

2011年底我外出办事，在广场碰到小王。我问他怎么没跑摩的，他说这几天交警开展专项行动，查得严，不敢跑。

他叫我去他家拿些安利的东西用，我以为是他向我推销，就推辞说：“这东西好是好，但就是贼贵，咱用不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搞这种直销？”

“当时鬼迷心窍，想发财，当了接盘侠。搞了几年，没赚到钱，买了一堆产品，又推销不了，快过期了，送你些。我觉得这种高档货我们用就是浪费。”他苦笑着老实说。

我看他侧面坐着一条萨摩耶，就问：“你养狗了？”

他说，两年前他送一个要买安利的人去乡下，天黑后一个人回县城时，听见公路边有狗哀叫。他停下摩托车一看，有只纯白的小狗，路边有摔烂的笼子，不知道是不是从车上掉下来的。小狗腿瘸了，身子颤抖着，不停地围着他叫唤，他看着可怜，就带回来养着了。他把狗的腿治好了，还把狗训练得服服帖帖。他带着这只萨摩耶出来，身边总是很快就围上一群大人和小孩。这狗一身雪白的毛，蓬蓬松松，粉红的舌头，黑汪汪的小眼睛，高贵优雅。小孩摸它也不叫，也不凶，呆萌萌的眼睛看着人，傻傻地微笑着，那副傻、白、美的模样，让人顿生无限爱意。

那时我们这儿少有这种狗，人家里养的多是京巴、西施，条件好点的养泰迪。县城里还没有专门的宠物商店，很多狗都是从外地买来的。大家就向小王打听这狗在什么地方买的，小王说不知道，说这狗是别人送他的。

小王不时叫狗给大家作揖，我们走时小王叫它跟大家“拜拜”。小王家旁边昔日的垃圾场早被各种高高矮矮的房子填满了，远眺那条带给我们童年带来无限欢乐的小河，两岸已是高楼林立。上游建了水库后，河水枯竭了，河道里积存着乌黑的脏水和五颜六色的废弃物品，风吹来丝丝的腥臭味。

我去小王家拿了几支牙膏和护肤品，我要给钱，他坚决不收。我知道前几年他才把当年借我妈的钱还清，这一堆商品，肯定值不少钱。小王老婆卖菜生意如今也不好，我妈说同一个价进的菜，别人一两天都卖完了，她要卖上几天，有时菜蔫了都无人问津。她对人热情，不短斤少两，可菜就是销不得，看来是命中做这行不带财，后来就去了超市当营业员。

“不论东西值多少钱，我就表示一下，你不收我就不要了。”我把300元钱放在桌上，想快速闪人，他抓过我的方便袋，塞满了东西才放我走。

3

2012年5月的一天下午，小清突然给我打电话，问：“下班了有空不，我们找个地方去小聚一下，喝杯酒叙叙旧。”

我有点受宠若惊，调侃道：“听领导安排，咱准时赴约。”

挂了电话，我想他肯定不是叙旧，一定有啥事。我和他自打工作后就断了联系，去年小学同学聚会，才重新接上了线。他现在是税务局的局长，权力炙手可热。聚会时，周围满是“抬轿子”的同学。我在办公室工作多年，也早炼成了外圆内方，见机行事的本事，自然也要趁机积极投身其中，拉关系建人脉，以方便日后之用。不过那次小清和几个已经是“成功人士”的同学都还很低调，聚会结束时，大家还一起去慰问了一个因生病致贫、下岗失业的同学。

我和小清相约来到了一个高档的海鲜自助店的包间，边吃边聊，频频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很快都没了什么说话的顾忌。

小清跟我说：“我今天其实是想请你帮我个忙，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嬉笑着答：“只要我能办到，在所不辞。”

小清直言道：“我想你一定能办成——就是把小王喂的狗给我买来，价钱多少都成。”

“你还喜欢养狗？工作不忙？”

“我一天忙得焦头烂额，哪有那闲心。是帮别人买的。”

“你亲自出面帮别人买，看来免不了行贿之嫌。”我开玩笑道。

“不是的，我们老局长要喂。他去找小王买，小王不卖。”

小清说，税务局的老局长是真的喜欢那只萨摩耶，小王越是不卖，老局长越是想买，没事就去找他拉呱，小王后面一见到他都不耐烦了：“这个狗就是我的命，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于是，强势的老局长就和小王杠上了，先找了小王家的居委会主任出面。主任允诺给小王两口子办低保，可小王仍不为所动。一计不成，居委会主任又给老局长推荐了小清，说他和小王曾是街坊发小，老局长就来找他了。

“我和小王没啥交往，你又是不清楚，去了也碰壁。”

小清说的也是实话，小时父母对他管得严，做完作业，还要读课外书籍练毛笔字，不让他和小王这样的人玩。他们从内心瞧不起小王，说他是混社会的阿飞。小清高考差了点分，去读了县里的中师，毕业后分在县里小学当老师，后来又考上成人大学，跳槽去了衙门。

“我算是老局长培养的，他退居二线、扶我上马了，还送了我一程，我很感激。可他的观念和工作方法早就和我不搭调了，特别在局里的人事上，他过去提拔的科长们和重点岗位的人，很多还是听他的。我要是因工作换人，要么他就来找我，要么我想换掉的人就找他出面说情。我有我的管理方法，工作开展不了，也是要被问责的，这事让我心里很不爽。”顿了顿，小清喝了口酒，“我也明里暗里跟老局长说过，可以像别的退位领导那样在家休息，工资奖金分文不少，不知他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次狗的事，老局长给我挑明了，他说明白他的有些所作所为影响了我的工作，可他做这些只是为了退位后在局里不遭人冷落嫌弃。他说，把狗买了，他就以狗为伴，从此赋闲在家。”

小清说他也很理解老局长的心情——老局长的独子早年去了国外留学，在异国落地生根，多年没有回国过了；他老伴退了休，去帮着儿子带了两年孙儿，因生活不习惯，又与洋媳妇三观不合，生气回来了，发誓今后就是死也不会再去了。现在老太太天天出去旅游、跳舞、学画，玩得不亦乐乎。可老局长除了上班，没什么爱好，很是落寞。他恳切地希望小清最后帮他一次，说这狗是他唯一的念想。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事办成，对我，对他，两全其美”。

本来知道小王话都说绝了，我也不想去夺人之爱，但听小清这么说，我就改了主意：“你讲得我都感动了，这事我竭尽全力去办，但是我要公事公办。你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说叫我去帮你们办这个事。”

见小清有点不解，我压低声音说：“这事对咱俩都有益——你给我们老板说了，买狗的钱他肯定不会让你出，这样我老板也知道我有个要好的有实权的同学，在公司的职位更稳了，老局长分文不花把狗得了，也会在心里说自己没选错人，对吧？”

小清那时是县城各大老板们“围猎”的对象，自然有些犹豫。我说就这样定了：“你放心，咱见得多了，这事不会影响你仕途。你自己要牢记底线，千万别收任何人的钱就好。”

当晚，小清就给我领导打了电话。第二天，老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叫我多给小王点钱，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事办成——如果这种区区小事都办不好，怕税务局局长看不起他，不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尽管小王千般不舍，万般不愿，还是答应了我。我心里清楚，他之所以同意把萨摩耶卖给老局长，一是珍惜我们儿时的友谊，二是对我妈有感恩之情，他觉得要报答。

他摸着狗，依依不舍地说：“只求他们对狗好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一百个放心，这么来之不易，老局长对它肯定就像宝贝一样。”

但小王拒绝要钱，他说这狗他是不会卖的，只愿意送给我。我本来就是强人所难，让他忍痛割爱，内心很过意不去，灵机一动，跟他说：“你喜欢狗、懂狗，咱们合伙，我出钱，你出力，去外地进一批狗来销售。亏了是我的，赚了钱平分。”

4

小王进了第一批纯种狗没几天就卖完了，他要我来分钱，我又叫他继续进货。进到第三批时，我跟他说：“我发现这是个商机——我调查了咱们周边几个县，都没有专门卖宠物狗的。你孩子上大学了，花费大，现在又无事做，你不如专门成立一家卖宠物的商店，所需手续我来办理。”

我还跟他说，外省有个宠物狗饲养培训班，可以去系统学习一下，顺便了解下进货渠道和市场行情。小王听了我的建议，去外省上了10天课，引进了多种类型的纯种犬。我帮他打印了开业广告，让他去街上散发，在广告栏上粘贴。平时周末牵几条狗去人群聚集的广场玩耍，既是打广告，也能销售。逢节假日，我找了皮卡车，叫他把狗拉到周边县展销，设立代销店。就这样，卖狗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小王的生活有了奔头，忙不过来了，他老婆也辞了工，加入进来。

那只萨摩耶换了新主人后，常见老局长牵着在街上溜达，引得众人瞩目。老局长似乎又有了年轻时的自信，也找到了生活的乐趣。萨摩耶长肥了，脾气也跟着长了，不高兴别人围观时，还龇牙咧嘴地凶叫。狗玩脏了，洗澡是很累的活儿，老局长每次又哄又给吃的，可狗还是调皮捣蛋。老局长精力有限，有点招架不住，就牵来找小王帮着洗。小王教育它时，老爷子还护短，替狗开脱。

老局长平时给萨摩耶喂的都是进口狗粮，还有煮熟了的内脏，后来狗吃东西就挑三拣四的，只吃爱吃的。

小王告诫老局长说：“一定要管制狗的食量，少给他吃高热的食品。它不吃，就让它饿着。营养过剩不仅会影响狗的形象，也会让狗得病，像人一样。”可老局长不以为然，只笑呵呵地说：“长胖点看着可爱，就像小娃娃，胖的比瘦的更招人喜欢。”小王只能转头跟我说，他也不知道说啥好了，“这是害狗，不是爱狗”。

小王卖狗赚了钱后多次叫我去算账分钱。开始我推托：“你先发展经营，买辆二手皮卡，方便运输。钱在你那儿，我放心，多了咱再分不迟。”后来他总催，我就跟他说明了：“其实那个本钱是你卖萨摩耶的钱，都是你的。”可他不同意，执意要给：“那狗开头就说了，是送你的。退一万步说，那狗也值不了8000块钱。”我说：“物以稀为贵，我估了价的。你再不要在我面前谈钱，传出去别人知道了，会认为我是吃里扒外，我的工作就要搞脱。”他就说请我喝酒，我说好。

那次喝酒，他有点苦恼地说，自从经营宠物狗生意，左邻右舍都烦狗叫和气味难闻，反映给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护着他，说他们两口子都没工作，孩子在读书，创业难，请大家多包涵和支持。但投诉的人不断，城管等有关部门也来干涉了。

他叹息着说：“我还想扩大经营，增加狗的种类和繁殖，目前看来有困难了。”

“这个确实对别人生活有影响。”我想了想，出主意说，“不如去郊外人少的地方租个房子，化肥厂破产那么多年了，我看房子基本都是空的，跟鬼城一样，去那儿很合适。”

我掏出手机，打给管理那个破厂房的熟人，他说叫我们自己去看，看中了，租金“表示一下”就行了。

小王去看了，租了很多间一楼的办公室，外面有块大坝子，正好方便遛狗。他清理了满地杂草和垃圾，添置了设备设施，就把宠物狗们迁了过去，在2014年正式成立了宠物饲养场。

扩大规模后，小王又招了两个徒弟，吃住都在那里，打扫卫生，杀毒灭菌，给狗打疫苗，调配狗粮，忙得不亦乐乎。遇到狗生产，夏天他会找来风扇给狗降温，冬天就裹着军大衣通宵守着。小狗缺钙，他就去饭店收集骨头，洗净烘干，磨成粉喂。那些小狗被小王他们喂得虎头虎脑，毛茸茸的，看着特别可爱。

小王无愧是“狗阎王”，在狗面前依然自带杀气，狗看着他都不敢轻举妄动。对每只狗，他都从小进行生活训练，不仅教它们在盆里拉屎拉尿，还教一些讨人喜爱的动作。这种训练了的狗，比没训练的狗卖得更贵。

5

几个爱狗人士常来小王的饲养场当志愿者。其中，有个叫“兰姐”的女人，衣着优雅，慈目善眉，特别热心。小王说她是我们这里民间动保协会的会长，虽然对他训狗有“虐待动物”的异议，但还是帮他介绍了不少人来买狗。

对来买狗的人，小王都会了解他们买狗的用途——为了看家守院的，会推荐他们买田园犬或狼狗，忠诚老实、听话守责；有些姑娘想养大型犬，会推荐她们买金毛，漂亮黏人，像个乖巧懂事的暖男，美女配靓犬，一道美丽风景线；老人来买，会推荐他们能驾驭住的吉娃娃、泰迪，这种小狗聪明，会讨主人喜欢，会直立行走，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动作逗人。

兰姐也会在自己带来的卖家旁边充满深情地说：“狗狗是最有灵性的动物，是人类的灵魂伴侣。它会给你带来快乐，忘记烦恼，身心健康，陶冶性情，爱好和平。养了狗狗，我们就要对它有爱心，对它负责，不要抛弃，更不要伤害。你对它好，它会终生守着你，忠心耿耿，不分贵贱贫穷。”对那些初次来买狗养的人，她更是绘声绘色讲了狗与人之间的许多动人故事。

兰姐一直动员小王加入动保协会，要他“融入志同道合的大家庭中”。有次，兰姐叫他去参加一条狗的追悼会。死去的狗被鲜花簇拥着，穿着名贵的狗服，身上盖着高档毯子，几个和尚在念经超度。女主人是一个年轻少妇，哭得肝肠寸断，花容失色。几个女士抽泣着劝慰她，让她节哀顺变，说狗狗算得上是寿终正寝。

兰姐哽咽着告诉小王：“这狗狗陪伴了主人上10年了，人跟狗感情深厚，狗狗早就成了不可分割的家庭一员，有自己的房间和床，吃饭有固定的座位和碗碟。狗狗每次大便了，主人都用湿纸巾仔细擦拭干净狗的屁股。”兰姐还说，主人订制了棺材，买了墓地，打了墓碑。

小王觉得这狗真的幸运，丧事办得和人去世一样风光。主人如此宠它爱它，可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吧，竟然有些心生羡慕。去追悼会的人估计家里大多也养狗，他们胸前都戴着小白花，气氛一片感伤，轻声交流，倾诉着自家狗的各种好，衷心希望它们健康长寿。小王显得格格不入，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寻了个机会告辞了。

最终，小王没有参加动保协会。他跟兰姐说，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能把眼前的事做好就不错了，哪还有时间参加协会的爱狗、护狗等社会活动。其实，小王是自惭形秽——和兰姐这群人相比，他养狗是做生意，目的是挣钱，缺乏她们的奉献精神和拳拳慈爱之心。

2017年冬天，天寒地冻。兰姐他们动保协会在公路上截获了一辆贩狗车，没跟小王打招呼，就把车开到了饲养场，要小王收留那几百只狗。

小王拒绝了：“一是我这个地方有限，二是这些狗很多都生病了，怕引起交叉感染，三是没有人力财力照顾它们。”

兰姐焦急地说：“这些狗都是偷来，我们不救它们就死定了，它们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抱歉真的帮不了。”小王很理解，但他说的也是事实，还是不同意，让他们另想办法。

有两个男人就发起火来：“你靠狗狗发了财，就有义务帮助它们！”

兰姐看小王不收，带着哭腔说：“我们缺的就是场地，狗狗的开支我们会在群里众筹，哪怕我们少吃饭、少买衣服，也不会让狗狗再落到偷狗者手里。”

小王也于心不忍，给他们指点说，那边还有仓库。又把厂子管理人的电话给了他们，叫他们联系，说反正给钱就会出租。结果不知何故，管理人第一时间没接电话，那两个男人认为小王是在耍他们，吼叫着：“少和他啰嗦，我们先把狗狗卸下来，就放在这里，由他养着。”

有几个人动手准备往下拿狗笼，小王阻拦，可兰姐他们人多势众，用蛮力把他推开了，口里还骂骂咧咧：“妈的×，你真是畜生不如，发了财，就应该有善心。”

看他们蛮横不讲道理，小王也没好脾气了，挥手一指，口里喊了一声，一群大型犬一拥而出，狂叫着扑向那几个卸狗笼的男人。几个男人吓得赶快爬上了车，狗就围着车狂叫。小王嘘了一声，狗围着车坐了下来，不叫了，只恶狠狠地盯着车上的人。

小王叫司机把车开走，不然那几个男人就别想下来。他转头给兰姐说，这些狗又冻又饿多少天了，有的已经快不行了，你们赶快先找地方救治。兰姐他们气急败坏地把车开走了，有个男人还不服气，在车上叫嚣，叫小王等着瞧，哪天他来一把火把饲养场烧了。

那些救下的狗后来死掉了一些，有些被爱心人士领养了，最后剩下了一些无人要的老弱病残。兰姐本想把它们养在家里，但家人反对，只能去乡下找了废弃房子养了起来。开始动保协会的人轮流去照顾，定时买来猪鸭鱼肉，后来时间长了，其他人就“抽不出时间”了，只有兰姐一个人去。钱物也没人捐了，开销都是她支撑。

兰姐本想负责到底，可家里要带孙弄饭，老公也给她下了死命令，问她是人重要还是狗重要，要是总去乡下不回家，余生就让她和狗过。兰姐没办法，又是给小王打电话，又是跑到饲养场，声泪俱下，求小王收留剩下的狗。她说她只信得过小王，也只有小王能帮她。这些狗交给小王，她最放心。她虔诚地对小王说：“这是行善积德，会给你及家人增福增寿的。”

看着兰姐化妆后仍掩饰不住憔悴的脸，满眼的疲惫，以及没有打理的头发，小王念及情分，最后把那批狗全部接了过来。他本想将这些狗做无公害化的处理，但怕对不起兰姐，传出去也怕影响他的生意，权当是献爱心了。

2018年7月，小王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心情烦躁，总觉得头昏脑胀的。饲养场里的狗也一反常态，不见他时狂吠乱叫，见了他就低声呜咽哀鸣。我说，可能是气候闷热造成的。

可万万没想到，挂了电话，只隔了一天，就传来噩耗——小王突发疾病，被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医院无药可救，他只能痛苦而亡，匆匆告别了刚刚过上的好日子。

我知道后，黯然神伤，不得不悲叹生命的无常。他老婆伤心欲绝，哭着对我说，他们养的狗都打了疫苗的，人被咬伤过，也打了的，不懂为何会发生这种悲剧。

小王夫妻亲朋极少，丧事就简单办理了。小王的老婆一直走不出阴影，看着狗就会想起小王。她女儿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大城市工作了，我妈就叫她去孩子那里散散心，别伤了身子。她去了女儿那里后，她给我打电话，说不想再触景生情，请我帮她把饲养场转了。

征得她的同意后，我就把饲养场优惠转给了小王的一个徒弟。小王的家已经划入了棚户区改造，根据棚户区改造政策，饲养场转让的钱，我给她交了养老保险。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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拽不住的三个儿子

腊月十六的中午，我正在家中劈柴，吴红梅侄孙女来了，掩在门缝里探头探脑地对我说：“你奶奶在家吗？我三奶奶找她。”

我半猜半问：“剪头发？”

她点了点头，跑走了。

下午4点多，奶奶给吴红梅剪完头发回来，念叨着说：“吴红梅头发也不长，却非要剪一下……”

爷爷说：“可能是躺着心急，想找你说话呢。”

“我看刘耀祖（吴红梅丈夫）现在是瓜实了（傻了），天没亮就跑出去拾破烂，石头瓦片人家当宝呢！拾回来就堆在炕角藏起来，吴红梅躺在炕上脚都伸不直么。”

我说：“吴红梅不会扔掉？”

“谁敢扔？人家有数呢！你别看瓜呢，算数比谁都精。吴红梅说她偷着扔了一次，结果刘耀祖发现不对，把她摁在炕上捶了一顿，那个力气大的哟……”

这一点我倒清楚，刘耀祖虽然80多岁了，但身体非常硬朗，大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在外面转悠，从来没有感冒过。他年轻时也是个精明人，只是近几年得了老年痴呆，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此前半年时间里，吴红梅一直都在等待着自己的死亡。大家都以为她还能撑一段时间，至少过了这个年。可3天后，她就去世了。

吴红梅家就在我家斜对面，奶奶说远亲不如近邻，让我和父亲都去帮忙。帮忙的人很少，不像其他人家。我看着戴着孝帽的稀疏人群，想起了秋季阴风天时柴禾堆上斑驳惨淡的白霜。恍惚间，念经的阴阳站在灵堂前喊道：“孝子呢？我要念经了，孝子来烧纸！”

父亲忙走过去，低声说道：“孝子没回来，你看侄孙女行不行？”

阴阳听后有些犹豫，父亲给他指了指坐在门口傻笑的刘家兴，说：“家里就这一个了。”

阴阳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那就随便找一个吧。”

吴红梅的灵前也不比旁人，很是凄惶。她的心愿终究没达成——她一辈子操劳，就是为了百年之后能有人给她送终。

1

吴红梅和刘耀祖一共生了2个儿子，第一个叫刘家庆，第二个叫刘家兴。刘家兴出生的时候，刘家庆已经15岁了。之所以这么多年后又要一个小儿子，是因为大儿子的问题是在10岁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我奶奶说，吴红梅其实早就察觉出刘家庆有点不正常，只是不能确定，也不愿相信。听说刘家庆5岁还没有断奶，不是不给断，是断不了。要是不给他吃奶，他就在家里撒泼、砸东西，用手掐自己脖子，抠嗓子眼，把嗓子抠出血也不停手。

每当这个时候吴红梅就心疼，然后心也就软了。刘耀祖只能宽慰她，说等孩子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家庆的心智确实有所成熟，可力气也在成长，直到最后连刘耀祖自己也管不住了。

刘家庆10来岁的时候，吴红梅对我奶奶说：“嫂子，我愁啊，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家庆这个样子，我和他爸以后老了可咋办呀！”她抹着眼泪说：“嫂子，我想再生一个。”

等我记事时，刘家庆已经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了，他在我的记忆里只停留了5、6年。他的一生并不长，概括起来也很简短——无恶不作。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放火和翻墙偷东西。我们村每一个社里都有一个共用的麦场，冬季时麦场里堆放着各家的麦草和秸秆。刘家庆在的那几年，没有一家的麦草能放到来年的春天。

刘家庆就像一个小霸王，没有人敢去招惹，生怕他报复。我4岁的时候曾得罪过他一次，一天，我在家门口的大路上捉到一只肥胖的老母鸡，碰巧过来一个收兔子的人，骑着老式的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横绑着一个扁担，扁担两头各有一个装兔子的笼子。他看到我屁股下的母鸡后，停住，一只脚撑在地上，问我卖不卖？我说卖，他又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没见过钱，就伸出一个手指头对他说：“1块钱。”

第二天我正在睡觉，鸡的主人找来了，问我是不是偷了他家的鸡，我慌张否认。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偷的？我急忙说是刘家庆偷的。说完后他就走了，我以为他不会去考证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会不会偷鸡，所以又放下心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刘家庆的脸，他离我非常近，低着头对我说：“娃娃，你说是谁偷的鸡？”我赶忙坐起来说是我偷的，他咧嘴一笑，对身旁的鸡主人说：“这不是把贼找到了么。”然后就转身走了。

当时我怕极了，事后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可后来我发现刘家庆好像并不在意——也是，他要是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不会光明正大地把自家的麦子扛出去卖钱了。

他个子很高，只是有点驼背，在扛了一袋麦子后，驼背就更加严重了。我们村的人时常看见他扛着一袋麦子，站在大门口吼骂自己的母亲吴红梅，吴红梅忍受着儿子的吼骂，想要从他肩上拽下袋子，可袋子纹丝不动。

吴红梅抬头看一眼路边的人群，尴尬地张一张嘴，再次低下头去，只把手臂伸高拽着袋角。刘耀祖怒气冲天地从门后拎起顶门棒，跃跃欲试着要打刘家庆，而刘家庆则攥紧拳头，直起自己本来驼着的背，死盯着父亲。

刘耀祖和刘家庆对峙时，我能看到他因为发怒而变得通红的侧脸和脖子。直到爷俩剑拔弩张地开始对视，那红色慢慢从他的脖子上褪到脸上，又从脸上褪进眼窝里，最后，刘耀祖扔掉顶门棒，红着眼睛把吴红梅拽进了屋子。看父母走进了屋子，刘家庆便将脚边的顶门棒踢进院里，扛着麦子嘿嘿笑着走了。

这场景后来出现过很多次，直到刘家庆搬空了他家的存粮。当他扛着家里最后一袋麦子走出门时，吴红梅又一次拽住了袋角。此时的吴红梅仿佛变矮了许多，需要把胳膊伸得高高的才能攥住袋角。刘家庆不耐烦地往前猛拽了一下，吴红梅被拽倒在地。她不再看路边的人群，也不再尴尬地笑了，躺在路上号啕大哭，眼泪滑进耳鬓的乱发，又从头发中掉落进黄土里。

刘耀祖从屋里冲出来，刘家庆还没来得及挺直脊背，顶门棒就砸在了他的腿上。麻袋摔落，麦子洒了一地，刘家庆摔倒在金色的麦粒与黄土之中。刘耀祖一棒接着一棒打在刘家庆的身上和腿上，刘家庆一边挣扎着要爬起来，一边咒骂道：“刘耀祖我日你妈，刘耀祖你把老子打死啦……”

当刘耀祖被人群拉开时，刘家庆已经没了声音，只痛苦地在地上蠕动着身体，他的衣服和头发上沾满了土，变成了灰白色。

2

刘家庆虽然成了瘸子，但却老实了很多，他时常坐在家门口和刘家兴玩耍，教弟弟抽烟。

刘家兴比我大5岁，奶奶说她记得很清楚，当我已经1岁半能够说话时，6岁的刘家兴还只能“咿呀咿呀”地叫。刘家兴到了10多岁仍然不会说话，其行为举止也说明了他和哥哥一样，大概患有某种先天性精神类疾病。唯一不同的是，刘家兴很善良，旁人与他说话，他就会害羞地歪着头傻笑。

我时常看见刘家兴用架子车拉着吴红梅和刘耀祖去麦田里干农活，去市场赶集。他唯一的恶习就是抽烟，受哥哥的传教，刘家兴的烟瘾非常大。他时常朝路人伸出食指和中指，比划着夹烟的姿势，嘴里胡乱嘟囔着要烟抽。他连要烟的时候也很害羞，低着头咧着嘴笑，只用眼睛一撇一撇地看你。

我刚上一年级时，有天刚放学回家，刘耀祖就火急火燎地冲进我家叫我爷爷，边跑边大喊着：“老哥呀，不得了啦！家庆这个杂种往电壶里下老鼠药啦！把他妈快毒死了，老哥啊，你快过来看一下啊，家庆这个杂种……”

爷爷到他家的时候，吴红梅正捂着肚子在炕上左右翻滚，同时嘶哑地呻吟着：“疼啊，肚子疼死啦……”

爷爷怕她滚下炕，赶忙让刘耀祖把她抱在地上，又让奶奶熬了些甘草和仙人掌汁，用筷子撬开吴红梅的嘴灌了下去。多亏电壶里的水烫，吴红梅喝得不多，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总算保住了性命。

事后才知道，刘家庆是趁着家里人都去了麦田锄草，把老鼠药放进了电壶。刘耀祖和刘家兴因为太渴，都喝的是凉水，所以才没有中毒。

吴红梅休息了10来天才彻底恢复。在她还躺在炕上的一个下午，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正在家门口打沙包，刘家兄弟俩坐在他家门口看我们玩耍。我听见刘家庆对弟弟说：“躺下，家兴，哥给你掏耳朵。”然后刘家兴就蹲在刘家庆的腿边，将上半身慢慢匐在哥哥的腿上。

刘家庆在身旁拔了一根青草杆，轻轻地伸进弟弟的耳朵里，刘家兴痒得缩着脖子咯咯地笑。

之后，刘家庆慢慢低下头去，看似是要更认真地掏，却突然一口咬住刘家兴的耳朵，刘家兴痛得大叫，我们都被吓得愣在了原地。我清楚地看到，因为牙齿过于用力，刘家庆每一缕头发都在抖动。后来，他把弟弟的半只耳朵吐在了地上，同时松开了摁住弟弟脑袋的手。刘家兴大叫着跑进了家门，半边脸都被血染成了红色。

路边棋摊上的大人们也都在此时回过了神，一把拨开傻笑的刘家庆，冲进了刘耀祖家。社长王存义对我喊道：“把你前几天折的毛蜡烛（香蒲果实，形状像香肠但不能吃）拿来，快！”

我赶忙拿来已经晾干的毛蜡烛，王存义撸下一大把，捂在刘家兴的耳朵上，血慢慢止住了。刘家兴的半边脸都沾满了毛茸茸的花絮，盖住了血，盖住了红色。

那天下午之后，刘家庆就失踪了，没有人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半个月后，我们邻村举办庙会，戏台上戏子唱得热火朝天，戏台两边的大喇叭将声音无限放大，粗犷豪放的秦腔声如滚雷一般贴着黄土地刮向四方，刮过戏台最前方认真看戏的老年人，刮过无缝不钻乱跑乱嚷的小孩，刮进麻辣烫和烤肉的帐篷里，压倒了划拳声、哭闹声和醉汉的吵架声。同时也压倒了不远处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声——那是刘家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火化刘家庆的都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这种年纪轻轻就横死的人，在农村有很大的避讳。不管其生前是正直善良，还是无恶不作，其死后的待遇却都是相同的——不攒坟土，不入祖坟。

3

刘家庆的死对刘耀祖和刘家兴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他们父子俩仍旧一个拉着一个去赶集，去务农，但却给吴红梅留下了细水长流般的伤痛。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放学回家时总会看见吴红梅坐在我奶奶身边的炕沿上揉眼睛。当她放下手时，皱巴巴的手背上没有一丝水痕，只有红肿的眼眶证明她应该是哭过。奶奶说，吴红梅已经流干了眼泪，再哭下去就只能流血了，流完血就瞎了。自此以后，每次她哭，我更注意她揉完眼睛后的手背了。

我和小伙伴们一致感觉吴红梅并不喜欢刘家兴，她只是把小儿子当成一个苦力，为此我还曾写过一篇作文“控诉”她——内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自己写过，并和伙伴在黑夜时塞进了刘家的门下。然而这篇东西仿佛石沉大海，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能和那几年在村里横行的邪教有关吧，教徒们会在夜幕降临后往每家每户的大门下塞宣传册，有时是一本很厚的书，有时很薄。我们农村人大多都会用它们去生火，没人会仔细看上面写的什么。所以我的那篇作文很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就已经葬身火炉了。

刘耀祖和吴红梅仍想再要一个孩子，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只要一个和正常人一样的孩子。刘家庆和刘家兴兄弟俩的情况却已经让他们不敢有再生一个的想法了，于是夫妇俩开始四处托人打听，看谁能帮他们“抱”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传承血脉已然不能指望了，只求在两人百年之后能有一个抱灵位的孝子。

刘家喜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季正午，被高老头抱进刘耀祖家的。他来自离我们村不远的一个地方，上面有3个哥哥，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养不起他了。

他本名叫朱宝山，这个名字他只使用了5个月，之后，刘耀祖给他起了新名字。一开始吴红梅并不喜欢刘家喜，或者说，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并不喜欢婴儿。婴儿的身上充满了变数，而她已经体会过2次顶糟糕的了。

3个月后的正午，小家喜从午睡中醒来，躺在宽敞的炕上，枕着和自己身体一样长的枕头，双腿和双臂在空中胡乱摇晃着，小嘴里发出小羊羔一样的“咩咩”声。吴红梅在炕旁的高低柜上冲着奶粉，孩子的声音使她有些心烦，导致她把暖水壶的木塞错盖在奶瓶上，木塞刚好比瓶口小一圈，掉了进去。溅在柜盖上的奶使吴红梅心疼不已。她把手指伸进奶瓶，想掐出木塞，可木塞太深够不着，她改用筷子夹，瓶口卡住又夹不出来。终于，吴红梅崩溃了，她大叫一声，将奶瓶狠狠摔碎在地上。

巨大的声响把小家喜吓得浑身一哆嗦，脱口而出一句清晰无比的：“妈妈——”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就像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火光。吴红梅大喜过望，立刻抱着小家喜来给我奶奶讲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边说一边笑。说一句，就狠狠地亲一下孩子肉嘟嘟的脸蛋，我奶奶就赶忙制止她一次：“哎呀！不能这么用劲，把涎水包包挤烂啦！”

吴红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耐心，开始第三次走上这条让她遍体鳞伤的路，教小家喜说话、数数、认钟表、看三星……

刘家喜非常聪明，学什么都特别快。吴红梅常常在人前自豪地说：“我们家喜聪明地哟，那聪明地哟……”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可能因为这是她年过半百后，第一次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孩子，所以有些生疏，有些不得夸耀的要领，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需要佐证的，是需要描述具体的某个行为，作用在某个具体的事物上的。

无论如何，后来刘家喜就有了一个“刘地哟”的外号，一直伴随他至今。

刘家喜比我小3岁，和我弟弟一样年纪。他俩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同班，加上又是邻居，关系非常要好。他放学后总会抱着作业本来找我弟弟写作业。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正是喜欢惹是生非的年纪。一天，我正在看电视，一扭头发现刘家喜坐在我身后的小板凳上，我弟弟却正趴在炕沿上，对着另一本作业本奋笔疾书。我走过去一把扯来弟弟抱在臂弯里的作业本，扔回给刘家喜：“滚回去，以后不准来我家了！我家不欢迎抱疙瘩。”

刘家喜走后，我紧接着就恨铁不成钢地把弟弟捶了一顿。爷爷听到弟弟的哭声，赶忙进屋看。我先下手为强地说：“他抄刘地哟的作业，我让他长记性。”

爷爷听了我的话后，作罢要教训我的架势，转身指着弟弟的脑门说：“打得美！”

正说话间，吴红梅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爷爷刚想上前招呼，她一把攉开爷爷就朝我扑过来，嘴里喊道：“我把你个坏种嘴撕烂呢！”

我跳到一旁撒腿就跑，听见她在身后对爷爷骂道：“是谁给教的！谁给教的说我家家喜是抱疙瘩！哪个杂种再敢胡说，我就把谁家的灶爷板掀了……”

爷爷还是打了我一顿，是他有史以来打我最重的一次。我当时恨透了爷爷，恨他软弱，不敢和吴红梅叫板，只敢把气撒在我的头上。我也恨吴红梅，恨她小题大做，恨她对我撒泼却连及我的家人。

多年后，我非常后悔自己说的那句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宽慰自己，或许我并不是第一个当面揭露刘家喜身世的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14岁的我，犯了一个将要让我后悔一生的错。

4

刘家喜升到初中之后的事情，都是我从弟弟那里零零散散得知的。

老家唯一的初中在镇上，好几个村的学生将汇聚在一起。刘家喜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朱元山相遇了，开始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同学们度过了最初的生疏期，渐渐熟络了起来，就有人开玩笑说刘家喜与朱元山长得很像，像亲兄弟。起先只是一个人说，说话者担心自己一个人说了不算，于是找来更多的人来验证自己的话，最后大家就都这么说了。

刘家喜本来就听到过流言蜚语，如此一来，他几乎已经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世了。他当时应该非常排斥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是厌恶，所以选择了逃学，远离那些玩笑似的流言蜚语。村里有人告诉刘耀祖，说在山上放羊时看到了刘家喜。刘耀祖坐在贴满了刘家喜奖状的屋子里哈哈大笑，还笑对方老眼昏花，认错了人。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刘耀祖发现刘家喜把一条床单偷偷塞进了书包，觉得蹊跷，就悄悄跟了上去。出村以后，刘家喜果然拐进了一条小路，径直朝山上走去，最后他钻进半山腰的一个旧窑洞里，轻车熟路地将床单铺在已经塌了一半的土炕上。至此，刘家喜逃课的事情才被刘耀祖发现。

当吴红梅得知刘家喜这几天一直睡在旧窑洞里时，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山上到处都是坟墓，就算是大人，一个人在山上也会害怕，更别提迷信说法里，古旧的窑洞都是孤魂野鬼的栖息地。她当天就带着刘家喜拜访了我们邻村有名的神婆，神婆没说什么，只说小孩逃课是正常的事情。回到家后，刘耀祖好几次举起了巴掌要打刘家喜，可都被吴红梅挡住了。吴红梅焦急地询问刘家喜为什么不去念书，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刘家喜不说话。吴红梅又问他是不是欠同学钱了？欠了多少？刘家喜还是不说话。

刚开学不久就逃课，并且一逃就是半个多月。这不仅严重违反了校规，还让刘家喜的班主任把他当成了一个难管教的刺头学生。当吴红梅带着他去班级里的时候，班主任对吴红梅没好气地说：“你去找校长，给他重新分个班。”说罢夹起教案上课去了。吴红梅就又去找校长，校长拍着桌子说：“你是咋当妈的，自家的娃娃逃了半个月的课才发现。领回去！我们学校不要！当妈的都不管，我们怎么管？领回去！”

这些是吴红梅给我奶奶说的，她笑着说那些老师都凶得要命，她一个大人看见了都发怵，站着都不敢动，不由自己，怪不得能管住那么多娃娃呢。

学校自然不会真的开除刘家喜，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班级，只是他的座位上已经有了别人，所以他只能坐在最后一排。如此一来，身材矮小的他仿佛钻进了一个高大繁密的树林，这些大树成了他睡觉和做小动作的天然屏障。

一个学期后，班主任见他得不到管教，成绩下滑严重，就把他的座位调在了班长朱元山的前排，和我弟弟同桌。

刘家喜再次来到学校后，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一滑再滑，甚至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抄袭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后面他就更加沉默了，连放学回家也是一个人静悄悄地贴着墙根快速前行。我弟弟刚开始还会追上去和他同行，可时间一长，也懒得追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二的第二学期。

这一学期，他们班换了物理老师，新老师正是当初抓住刘家喜抄袭的冯老师。从此物理课刘家喜都不好好听了，甚至有时候当着老师的面在课桌下偷看课外小说。冯老师自然对刘家喜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

第一次月考后的物理课上，冯老师在公布成绩之前，把刘家喜叫上了讲台。他用一个木制三角板指着刘家喜，一脸嘲笑地对全班学生说：“这个人，这个人的胆子是我见过最大的！抄袭也就算了，还抄了个满分！”说完，就朝刘家喜的后脖颈上使劲扇了一三角板，声音清脆响亮，全班学生都吓了一跳。

冯老师朝刘家喜吼道：“你爬这么高，是怕别人看不见你吗？”

刘家喜盯着冯老师说：“我没抄，是我自己做的。”

冯老师鄙夷地用三角板的锐角戳着刘家喜的胸口，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为什么要抄个满分，刘家喜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没有抄。

第二天的物理课上，冯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非常有难度的题，然后叫起看小说的刘家喜，让他说出答案。刘家喜说自己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冯老师先是一愣，然后笑出了声，他让刘家喜上讲台来看题目。刘家喜去到黑板前看题目的时候，冯老师溜达到了教室的后面，从门后抽出一把笤帚，倒提着朝刘家喜走去。冯老师挑选笤帚的时候，刘家喜弯腰在地上捡起了半根粉笔，等冯老师来到他的身后时，他已经把答案写了出来。

下课后全班同学都涌到刘家喜的课桌前，说他从讲台下来的时候真是太帅了，宛如一个凯旋的英雄。从此以后，刘家喜的课桌前总是围着一两个请教课题的同学，朱元山也在其中。

慢慢地，刘家喜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初三时已经和全班同学打成一片，俨然成了班级里的明星。

5

刘家喜跟我弟弟还有朱元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初中毕业开始，朱元山和刘家喜每年过年都会来我家做客，3个人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喝不醉的酒量。

我看着朱元山和刘家喜那非常相像的样貌，曾偷偷问我弟弟：“朱元山有没有去过刘家喜家？”

弟弟说：“家喜说他妈身体不好，不喜欢被打搅，所以不让我们去。”

我又问：“你们有没有去过朱元山家？”

弟弟说：“没去过。元山叫过我们几次，可家喜说元山家有点远，他妈不放心。家喜不去，我一个人也没意思。”

有一次晚上，朱元山喝醉后拉着刘家喜和我弟弟要插香结拜，还把我也拽起来，要我做个见证。说实话，我当时很羡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朱元山应该还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已经送人的弟弟，所以才没有其他的心思，如此的坦然。

刘家喜刚上高中的时候，吴红梅来我家对奶奶自嘲说，自己没见过世面，以为高中学费还像往常一样是七八十块钱，没想到直接多了一个零。紧接着她欢欢喜喜地说：“我家家喜聪明地哟，那聪明地，一下就考上高中了……”

临走时，她问奶奶给我弟一周多少钱生活费，我奶奶说90块钱，她没有说话，笑着走了。自此以后，每周礼拜五的下午，吴红梅都会站在院里的台阶上将一袋麦子搊上刘耀祖的肩膀。

2014年，刘家喜高中毕业，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吴红梅端着一盘油饼子送到我家，乐得嘴都合不上，刚一进门就大声说：“考上啦嫂子，考上啦！家喜考上啦……”

那天下午，吴红梅在我家待了很久，一直坐在炕沿上和奶奶说话。她一会儿高兴家喜考上了大学，一会儿又暗自落泪，说可惜家喜不是她亲生，光的不是刘家的宗，耀的也不是刘家的祖。最后又转而重新夸家喜聪明，体谅她，还学着刘家喜的声调说：“妈！我知道咱家条件不好，咱家穷，我上大学后就勤工俭学，不让你和我爸出一分钱！”

刘家喜果然说到做到，录取通知书下来后的第3天就外出打工了，往后大学4年、包括毕业后，也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听弟弟说，刘家喜上大学时吃了不少苦，又要上课又要打工，时常没钱吃饭。他和朱元山都会帮刘家喜，不过与其说是两人一起帮扶，倒不如说是朱元山一个人——因为这个时候的朱家大哥朱金山已经开始干包工了，成了一个小老板，朱元山也没有读大学，投奔了哥哥，做起了二把手。他们兄弟二人确实能干，生意越做越大，一直发展到了西安，承包了很多大工程。没几年时间就在市里买了房子安了家。

2018年年底，刘家喜和我弟弟从各自所在的城市回家，约好在西安火车站与朱元山会合。此时的刘家喜已经工作半年，手中有了一点积蓄，他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当面还清自己读书时欠朱元山和弟弟的债。朱元山把他俩带去了自己新买的房子，刘家喜也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朱金山。朱金山是否认出了刘家喜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他多半是认出来了。

过年的时候，朱元山如约而至，刘家喜当然也在。席间，朱元山说，他的大哥已经给自己的这两个兄弟安排好了工作，虽然和大学专业不对口，但是工资高待遇好。

刘家喜和我弟弟听了都非常高兴，正打算进一步了解工作情况的时候，来我家串门的吴红梅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刚一进门，就一脸嗔怪地对刘家喜说：“少喝点酒！娃娃家喝酒伤脑子。”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客厅进了我奶奶的套间。我正好坐在沙发的最左边，斜对着套间的房门，余光里看到吴红梅一边和奶奶说话，一边频繁地探头朝客厅张望。我心里一紧，赶忙说要开着朱元山的车去买菜，顺势拉起朱元山出去了。

正月十六的中午，弟弟接到了朱元山的电话，他确定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去找刘家喜商量启程。弟弟刚一进屋，就看见吴红梅坐在炕上阴沉着脸，刘家喜坐在炕旁的火炉后边，只抬头看了他一眼，就继续低下头去，用手指拨弄着火钳。屋子里除了火钳的“吧嗒”声，再没有其他声音。

弟弟预感不好，悄悄退了出来，关了门才听见吴红梅在里面说：“你想要我的命了你就去！”刘家喜小声嘀咕着说：“我在杭州上学的时候你都没嫌远……”吴红梅打断了他的话，厉声叫道：“反正就是不许去西安！去我就一头碰死在山墙上！”

刘家喜最终还是在离家不远的小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也够用。况且没什么压力，每逢节假日还能回家，在“工资高”和“离家近”中，他好歹也算占了一样。

6

2019年年底，刘家喜带回来个女朋友，个子不是很高，但五官生得非常精致，可可爱爱，与刘家喜很般配。吴红梅高兴坏了，小跑着去请人帮忙做菜。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做了一大桌饭菜。

吃完饭后，吴红梅又套上架子车，让刘家兴拉着她去了趟信用社，取出了自己和刘耀祖刚发下来的低保——4张崭新的100元，她回家后分出2张，悄悄塞给了刘耀祖——这是给刘家喜女朋友的见面钱，是我们老家的习俗。

没多久，疫情就爆发了，刘家喜被封在家中，如坐针毡。此前他刚去女朋友家提过亲，女方家人指明要一套县城里的房子和15万的彩礼。

2020年4月，刚刚解封，刘家喜就瞒着家人辞职去了西安——他现在需要钱，他要照顾自己原来的家，同时也要搭起自己未来的家。

刘家喜五一没有回家，清明节也没有，国庆节也没有。吴红梅隐约觉察到了什么，多次来我家让我奶奶在弟弟跟前打听一下家喜的情况，但弟弟嘴严，什么也没说，只说家喜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上班，可能是因为疫情刚过，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回家。

吴红梅听后稍稍放心了些，可仍旧每天晚上都要给刘家喜打电话，问长问短，说东道西。这是自刘家喜上大学时就保持的习惯。刘家喜在原先工作的地方从来没有加过晚班，可到了西安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所以每次接电话时，他都要躲躲藏藏。

堪堪熬到了年底，刘家喜不但还清了所有的债，还攒了一点小积蓄，更令他轻松的是，看到他的工作和前景，女朋友家人也同意了先结婚后买房。

春节前夕，我弟弟想趁着过年带点礼品去感谢一下老板朱金山。他叫刘家喜同去，刘家喜拦住了他，说等假期结束，大家都返回西安之后再去也行。弟弟想到了他和朱家的关系，同意了。

可谁想到春节期间疫情又严重了起来，又是封城封村，一直到2021年3月，疫情才渐渐得到了控制。刚刚解封的时候客运限流，一票难求。我弟弟和刘家喜天天在网上抢票，可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抢到。焦头烂额之际，朱元山打来电话，说工地也要复工了，他和大哥朱金山准备马上回西安去，车上正好有两个空位，让他俩第二天早晨到村口等他。

我不知道刘家喜是怎么对吴红梅说的，我只知道他可能不太擅长撒谎，所以才有了第二天那一出。

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我问弟弟，他也不对我细说，只告诉我吴红梅当时闹得很凶，好多人都出来看热闹，她把朱元山兄弟二人狠骂了一顿，说他们拐带自己的儿子，当然也骂了他，最后还是刘家喜把吴红梅硬拉回了家。

到了中午，刘家喜就失踪了，吴红梅满村子打听，可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下午时她来到我家给我奶奶诉苦，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家喜和她顶嘴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她说家喜可能早就知道了自己是抱来的，已经“变心”了，说不定他早就和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了，现在他就是找他们去了。

其实当时刘家喜能去哪里呢？朱家兄弟已经走了，又是疫情防控期间。现在想来，可能还是那个让他躲避过流言蜚语的窑洞吧。

奶奶安慰吴红梅，可她根本不听，只自顾自地哭着，说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她这样说着，后来全村人也都这样说了，说吴红梅命苦，到头来是在给别人拉扯娃娃。

总之，刘家喜没再回来。

直到两个月后，吴红梅病重。得知消息的刘家喜连夜赶回了家，又连夜把吴红梅送进了市里的大医院。吴红梅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刘家喜跟着照顾了半个多月。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们母子二人有没有解开彼此的心结，只知道后来吴红梅再也没有说过自己命苦之类的话。

吴红梅康复后，刘家喜就又匆忙赶回了西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吴红梅的身体每况愈下，短短一年里就住了4次医院，每次也都是刘家喜匆忙赶回家照顾。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刘家喜临走时又给她和刘耀祖续买了200斤奶票，两个人每天1斤，也就是100天的量——这是自刘家喜开始工作后一直持续至今的事情。

那天清晨，我正好在修剪门口的洋槐树，我看到刘家喜在门口向送奶工购买奶票，吴红梅拄着顶门棒跟了出来，抬起虚弱的胳膊去拉刘家喜的袖口，让刘家喜少买一点，说怕自己喝不了那么久，她说她能感觉到自己已经“活不过一百天了”。刘家喜红着眼睛，对送奶工坚定地说，就要200斤。吴红梅再次抬高手臂，颤颤巍巍地伸向刘家喜的袖口。

送奶工打趣道：“你这个老婆子咋这么心眼小，你活不长了，留下让你老汉喝嘛！”吴红梅被逗得呵呵笑，慢慢放下了手。

12月份的时候，西安疫情突然严重，22号下午宣布封城。这一次封城持续了1个多月，解封时，吴红梅已经被埋进了黄土。

尾声

吴红梅下葬的那天，我和父亲凌晨5点多就过去帮忙，回来时已是中午，我回家后倒头就睡，晚饭前醒了，晚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半夜12点多我去上厕所，农村的夜晚非常安静，我玩着手机，听见吴红梅家的大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个“刺啦刺啦”的脚步走了出来，在大路上停留了一会儿，最后路过旱厕外，停留在我家西侧的路口处，那条路直通山上。

我当时被吓得不敢动，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传说。随后我听到了低声的呜咽，我听了良久，确定了那是刘家兴的声音。我不再那么怕了，身上也慢慢暖和了起来，但还是心虚。我在心里责骂道：“这个傻子半夜跑出来转悠什么，现在又没人让他讨烟抽。”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走出厕所，朝房间快步走去。突然，我听到他的呜咽声中夹杂了一声轻轻的“么”（妈），紧接着又是一声，朝着山的方向——“么！”

我顿时不怕了。缓步踱回房间，我笑自己荒唐，这让我逃离的恐惧，却是另一个人泣血而不得的思念。我躺在床上，关于刘家人这几十年的回忆，如浪潮一般扑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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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麦香》（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在裁员和温饱间挣扎的白领们

1

我在上海一家不大的游戏公司上班，员工有200人左右。公司有研发、发行、技术等部门，我在发行部负责“买量”工作——就是将公司的游戏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推广，获取新增用户——有时亲戚介绍相亲对象给我认识，我就说自己是“打小广告的”。

3月正是上海街头乱穿衣的季节，忽冷忽热的天气让羽绒服与长裙一起出现在漕河泾的各个地铁口。月初我要去广州出差，当时深圳疫情正严重，同事劝我不要去了，说万一行程码带了星，清明假期就没法外出。但项目遇到关键问题，我只得冒险。

从广州回来没多久，上海疫情渐起，阳性病例新增数字很快从两位数突破三位数，不断听说同行企业因查出密接而被封禁。3月9日，我们发行部的一个小姑娘在部门群里贴出照片，是她家小区大门口的布告：小区内有确诊，封闭14天。

得知属下被隔离，我们部门老大武丽慌张起来，她先联系行政处理好居家事宜，又找我商量：“如果更多人被隔离怎么办？《勇武》（我们公司做的游戏，化名）正在‘大推’阶段，会不会影响进度？”

早在2020年，上海就实行过2周左右的居家，线上会议和远程协作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每天下午5点，武丽会在微信群里拉大家语音开会，项目偶有问题，我们也会实时线上沟通解决。讨论了一会儿，我们就提前做了预案：把公司后台权限开好，把美术素材提前放到云盘，电脑装了“远程”——这些动作在后面的隔离中，拯救了我们的项目，也拯救了很多人的工作。

14日上午，公司总裁办发了邮件，宣布开始实行为期1周的居家办公。大家知道疫情严重了，但并没有过度担心。毕竟过去2年，上海的防疫成绩有目共睹，就在几个月前，上海的精准防控还创造了最小的中风险地区——静安区的一家奶茶店——这一度被传为佳话。

那天中午，我去附近的星巴克买咖啡，店员还跟我打趣：“你们都居家，这里没生意了，明天我们也去申请居家。”

我在静安区的一个老小区里整租了一套一室户，因为不开火又不爱出门，平时就靠外卖度日。居家后，除了作息逐渐不规律，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疫情的发展似乎比想象中严重。新增阳性数字越来越多，公司不断延长居家办公的日期，部门群里也不像一开始那样轻松了。

一天晚上，一条官方公告突然在朋友圈里刷屏了：浦东将于3月28日凌晨5时开始封控，浦西从4月1日开始。同样刷屏的还有各类段子，诸如：“封禁从‘九宫格’变成了‘鸳鸯锅’。”大家还在下面的评论区插科打诨。

很快，住浦东的同事们开始发各类超市抢购的视频，其中一条视频里，一个年轻人拎着一大袋桶面，正在跟别人互踹，而排成长龙的结账人群只略微观望，更多的都在焦急地等着付款。

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得囤点食物以应付浦西的5天封控。于是去了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物资：10盒鱼香肉丝自热米饭、6罐八宝粥、5袋速冻饺子、10多个鸡蛋、2匝挂面、10个苹果、3包饼干和若干小面包。担心食物口味单一，在封控前的最后一天，我还到附近的“全家”买了几包辣条和几瓶无糖可乐。

等把这些食物收纳好，我心里还略带满足地想：“就算封上个10天，也没什么问题。”

4月1日浦西开始封控时，浦东还没有任何解封的迹象。当天，我们公司召开了视频大会，各部门老大和领导们都出席了，有十几号人。老板老李出现在视频画面里，面容略显憔悴，我们见他不似以往健谈，也不敢多说闲话。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有序地汇报着居家办公后的工作进展，其中，发行部将要发行的新游戏《勇武》和研发部正在自研的一款游戏，是老李重点关注的对象。

视频会议开了1个小时后，老李留下几个部门的老大开小会，就让其他人散了。我离开电脑，觉得有些憋闷，随手拿了包辣条吃，又打开自热米饭。

谁知刚给加热包倒好水，武丽就打来了语音电话。

“老李要裁员了！”武丽的语气中带着焦虑。

我很纳闷：“咱们去年做得不是挺好？公司流水接近1个亿了吧。”

“你没看看去年公司扩招了多少人？光自研产品就砸了多少钱进去？公司不是985、留学回来的不要，去年年底来的一帮商务同事，工资不比咱们低多少的。”

武丽一番话让我回过味来——不光是人力成本，光我负责的“买量”，去年就花出去几千万。里里外外算下来，公司可能真的没赚多少钱。

可即便如此，老李也不至于这么急大裁员啊。武丽也纳闷，但她没敢单独问老李，只跟我讲，游戏行业去年就不好过了，教培行业被管制后，各个游戏公司紧张得要死，都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

武丽又说，老李至少要裁掉30%的人，让中层们趁着居家期间拟出名单：“咱们部门要裁掉一半人。”

“啥！一半？咱部门一共也就20人，开掉一半怎么干活啊？”

“你急什么，我能让他裁掉吗？自研游戏开发了1年多，有个屁进展？商务部那么多人，疫情都在家憋着，能出去干活吗？技术部的刘兵有40多人，我就没看他们加过班，你见过不加班的程序员吗？咱们的需求堆在那儿也不给我解决，开玩笑！要裁也得先裁他们……”

发了几句牢骚，武丽匆匆挂掉了电话。我这才发现自热米饭忘记扣上盖子，加热包已经烧完，米饭没熟，无法下咽，白白浪费了一盒。

2

4天的“封闭期”很快过去，阳性新增数字节节攀升，各类公告层出不穷。谣言、辟谣让人搞不清真相，唯一确定的是：丝毫看不到解封的迹象。

到了4月7日，我买的食物已经消耗过半，我开始略微有些紧张，但主要心思还放在如何对抗裁员上。

武丽的策略是，在下周的季度汇报上，要把本部门第一季度的报告写得足够漂亮。此外，还要提出一个对老李来说“非常具有诱惑”的目标，明确每个同事的职能，“要让老李知道，想完成这个目标，我们部门就不能裁员”。

第一季度，我们发行部给公司带来了接近1千万的流水，主要收入来自几款老游戏的充值。只是这些游戏都是游戏开发商提供的，我们只负责推广运营，得跟人家分成。按原本的预估，到了第二季度，这些游戏走入产品周期的末尾，收入都会有所下降，但为了让汇报好看，我只能特别强调，公司即将推出的新游戏《勇武》收入可观。另外，我还写了一个会给自己很大压力的ROI（投入产出比）：“二季度推广预算1千万，收入4千万。”

武丽对这个数字很满意，但她提醒我，得提前想好话术：“老李问起来如何实现，你怎么回答？”

“我就说，我会在抖音直播和B站等渠道发力，获取更多免费流量，你觉得呢？”

武丽沉吟片刻，回复：“就这么写。”

接下来的2天，我写报告写得昏天黑地，几乎没怎么关注外界的信息，等再打开朋友圈，发现很多人都已经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我赶紧仔细盘点了自己的库存：自热米饭只剩3盒，挂面还剩1匝半，鸡蛋和面包已经吃光，饼干还没有开启。

在我30余年的人生中，食物短缺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但当意识到再过3天我将没有任何食物、并且不知从何处可以获得补充的时候，植根于本能中的焦虑、恐惧，还是不由分说地占据了我的全部智识，让我无暇他顾。

我赶紧加入网上的抢菜大军，本就失眠的我，一直熬到天亮。在凌晨5点半加好购物车，然后眼睁睁看着时间变成6点，反复点击“结算”，直到在系统拥堵的提示中，加购的菜品数量一样样减少，直至为0。

我失落地将手机扔到一边，感到一丝绝望，接下来的一整天，脑子都仿佛被一片乌云笼罩——我从没想过在2022年的上海，自己会吃不上饭。

我住的是一个老小区，邻居多是退休的老人，封控前我连居委会在哪儿都不知道。此刻，我十分想加上本小区里人的微信，任何一个都行，就问问小区内是否有团购群——这是我听同事讲得最多的获取食物的渠道。

我试了很多方式，比如在微信“附近的人”里加那些100米之内的人，结果只有一个小姑娘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但她却住在小区隔壁的公寓楼里。

我问她在哪里补充食物，她气愤地回复：“我跟同事住宿舍，我刚来上海一个月就被关起来，钱又赚不到，妈的！”

“那你们单位提供食物？”

“提供个屁，我们宿舍4个人，就剩几包饼干了。”

随后一天的晚上，武丽发来微信，说感觉自己有点抑郁了。这个爽快的上海女人，平时雷厉风行，敢做敢讲，竟然会这么说，我就问她怎么了。

“坏消息太多了。”她答。

我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得发个笑哭的表情，问她家的东西够吃吗？她说封闭前，她和老公各推了满满一购物车的物资回家，以为完全够了，而现在那些东西都快见底了——她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不出来她该如何面对跟我同样的焦虑。

不久后，我的食物问题竟意外解决了。那天我决定去敲邻居的门求助，开门的时候恰好听到楼下有志愿者在送东西。我通过二楼过道的窗户问小区里是否有团购群，一位志愿者抬头说：“我这里有群，你下来我拉你进群。你要鸡蛋吗？这里有些多出来的鸡蛋。”

我这才注意到他身边有一箱鸡蛋，赶紧戴好口罩下楼，花67元买了60个鸡蛋，然后又进了一个已经有300多人的团购群。把鸡蛋塞进冰箱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兴奋。又过了半小时，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把2大块沉甸甸的猪肉送到我的家门口——这是我刚在团购群内“捡漏”的，100元。

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个晚上，我在部门群里不断跟同事们插科打诨，还不断给武丽打气。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挨饿了。

3

居家办公3周多，公司季度汇报会如期举行。我收拾了一下仪表，就坐在电脑前准备讲报告。

老李的神情比一周前更严肃了，背后是一个硕大的书架，上面摆着几本书和各类摆件。那是在一间宽敞的书房才可能出现的家具，他住在浦东的别墅区，也是上海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每天的新增病例都是1万多。

他先讲行业困境，说一些互联网大厂在封控前就完成了裁员，同在漕河泾办公的几家中大型游戏公司也有整个部门被裁掉或集体降薪的情况：“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降本增效’，在6月前，各部门一定要完成精简，提升‘人效’。这个非常重要，各部门老大必须尽快给我方案。”

几个部门的老大都默契地没有接话，短暂的沉默后，技术部的老大刘兵打破了沉默：“老李，那我们开始汇报？”

等我结束汇报后，不等武丽总结，老李就率先发问：“1千万预算怎么做到4千万的收入？现在抖音买量很便宜吗？”

我按提前想好的话术，着重强调了抖音游戏直播的巨大潜力，以及我们在游戏“大R”（充值超过一定金额的玩家）用户维系上的一些规划。老李听后逐渐激动起来：“非常好，非常好，一定要去抓住这些平台红利，要拓展新渠道！”

武丽私下给我发来微信，她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讲得不错，等下我可以跟老李提要求了，哈哈哈。”

各部门汇报结束，老李让大家全留下：“这里都是各部门骨干，大家就一起聊吧，你们觉得自己部门大概能精简多少？可以先简单讲下。”

武丽率先说：“老李，我这边情况你也清楚，我们人不算多，而且下季度我们目标也很大，还是需要人手的。”

老李沉吟了一会儿，转头去问刘兵：“你那边呢？”

从视频里看，刘兵应该是坐在阳台上，阳光照得他一侧的脸发白，他说：“我这边目前工作量是比较饱和的，发行、研发部提的需求都排到5月了，人手其实相对紧张……”

“我说的话就是白说是不是？就是说你们谁都不动是不是？公司、公司今年不好过，跟你们都没关系是不是？”老李拍了桌子，视频画面跟着晃了晃。

即使隔着视频，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谁也不敢在这时候讲话，老李又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不想做坏人，那这个坏人我来做！第二个方案就是集体降薪。”

此话一出，本就凝重的空气跌至冰点。

武丽还是敢讲：“老李，我说两句哈——去年公司利润一般，政策对游戏行业管制也更多，咱们处境确实不好，大家还是要共克时艰。我们部门下季度任务确实很重，目前可以精简掉三五个人吧，其他的可能要请技术和研发部看下了。”

老李的脸色好了一些，刘兵也紧跟着表态：“这样，我这边如果排排工作量，大概也能有三五个名额吧，主要是武丽那边需求比较多……”

这话一出，武丽明显不高兴了：“稍等稍等，我打断一下哈，我这边的需求应该没有占用太多技术部的时间吧？我平时走的比较晚，基本没看到技术部的同学在加班加点。而且我们那么多需求，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也没有帮我们解决多少，所以我觉得技术部的人员情况应该跟我这边的需求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刘兵声调提得很高，“技术的工作又不是做样子的，我们半夜起来为游戏紧急配置服务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再说我们所有需求都有排期的，每天要做的事都是必须完成的，代码都是要上传的呀。你要是觉得我们工作量不饱和，我可以给你开帐号，你们上去看我们的代码量呀！”

武丽冷笑回应：“我又不懂技术，我看你代码干嘛？”

公司发行部跟技术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武丽和刘兵不对付也早已不是秘密。按照工作流程，一款游戏从登录到付费的各类接口都跟技术有关，而每次技术出现问题，都会直接影响游戏的收入。之前，公司发行的一款游戏因技术问题没有显示“防沉迷提示”，按照法规要受到严厉惩罚，当时武丽就跟刘兵在会议室里拍了桌子。

刘兵的反驳被老李打断了：“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知道了。阿雨呢？你那边什么情况？”

提到阿雨，老李的语气变得缓和了很多。打造一款成功的自研游戏，一直是老李最大的梦想。去年公司刚赚了一点钱，他便花重金从某“大厂”的游戏工作室挖来了阿雨——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制作人。自从阿雨负责起了研发部，老李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倾斜所有资源。

阿雨来自台湾，性情温和，讲话总是很淡然的样子：“我们部门可能会比较难，目前alpha版本（初版APP）预计要7月上线，现在是比较关键的时期，可能不太有空间去做这个……”

“行了，我知道了。”老李讲了些安慰的话，便仓促结束了这次视频会议。

4

汇报结束没几天，我负责的投放工作就出了一次很大的事故。

公司要推广游戏，就要做广告。我们选择在腾讯、抖音这样的大平台的广告系统里创建“推广计划”。一条“计划”可以理解成一个单独的页面，由我们的“投手”在里面选择向哪些标签人群推广，并设置“出价”——也就是我们准备付出多少成本去获得一个目标用户。

因为一条条地创建“计划”太麻烦，我们公司的技术部就搭建了一个自有平台，可以通过接口与外部广告系统联通，投手只要在自有平台上批量上传广告和设置出价就行了。

投放事故是我的得力干将谢云操作失误导致的，他在批量设置价格时打错了一个小数点，本来是355.5元的出价，变成了3555元，等到他发现时，已经花出去了5万元。

按公司规定，谢云铁定是要被解雇的，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广告优化师，我便出面为他说情，称自己的管理也存在着漏洞。武丽在部门会议上当众质问我：“你也有很大责任没错，可这5万块你来出还是谢云出？还不是要从咱们部门的KPI里面扣！”

脾气发了，会也开完了，武丽又打语音给我：“我有个想法啊，只有咱俩知道，谁也不可以讲。”

我大概猜出了武丽的意思，于是没讲话。

“我记得咱们这个后台不是第一次出类似问题了，这次的问题，刘兵那边能不能看出来是投手的失误？”

“理论上只要我把操作日志删掉，技术那边就没办法知道是谁的问题。”我说。

“行，我知道了，下周周会你得在，配合我一下。”

我知道武丽是想“甩锅”，有些犹豫，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为难，就叫我“甭管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问题要是被老李知道，她没法保自己部门的人。

我无言以对。以我对老李的了解，这样的事故一旦邮件通报，他肯定要责任人立马滚蛋。

周会如期而至，我很忐忑，内心排练了各种可能的话术。可武丽发言的时候却选择主动出击，丝毫没有铺垫：“昨天我已经给相关的部门老大同步了邮件，也抄送了老李，这次因为我们自有平台的问题又造成了一次投放事故，损失大概在5万块。”

大家沉默着，刘兵也没有讲话，武丽接着讲：“咱们这个技术平台一直都有很多问题。上次刘兵也讲我这边需求多，确实，主要需求都是针对这个平台各类bug的修复。这次也是在出价环节出了问题，而报警功能没有正常发挥作用，才导致这次事故。如果不是我们投放管理的同学及时发现，损失可能会更大。”

老李面无表情，这是他发火的前兆。刘兵明显有些紧张，连忙说自己已经让手下查了，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出价，有没有可能是投手自己写错了呢？”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武丽冷笑了两声：“这个不需要操心，如果我们的投手犯这种低级错误，我们这个部门也不要做了，几天就把公司的家底败光了。”

刘兵被武丽的态度激怒了：“有问题就讨论问题好吧，不要冷嘲热讽，我也只是说一个可能性，如果是我这边的问题，我不怕担责……”

这下，老李急了：“这不是谁的责任的问题，是这个损失明明能避免，为什么你们技术部一直不解决？其他需求有那么多吗？”

刘兵一时被噎住，武丽也不再讲话，老李继续劈头盖脸地问：“居家期间，技术部门的人工作量怎么样？”

公司别的部门的老大和低一级的主管都在场，刘兵被老板如此责问，自然涨红了脸，磕磕巴巴地辩解着。我实在不忍心，开了静音，把注意力转移到小区里的广播上——居委要求所有人足不出户，连垃圾都不要倒。

我心里是很同情刘兵的，他40岁出头的年纪，已经是标准的地中海发型了。除了日常工作的压力，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读国际中学，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很大。一次下班的时候，我刚出公司一楼的电梯，就看到他老婆正在跟他吵架：“你有那么多事吗？你爸病我得伺候，小孩也要我管，你能不能也管管？”

我尴尬得没敢看，快步走了过去。

5

这次“甩锅”，武丽大获全胜，老李决定让技术部裁员一半。

他这么着急压缩人力成本，据说是因为公司新一轮的融资泡汤了。投资方是国内一家很大的线上广告服务商，客户通过他们在快手、抖音等大平台上开广告账户、消耗广告费，他们靠拿中间的“返点”挣钱。可从去年开始，各行各业都在缩减广告预算，一些大平台的广告收入都锐减，广告服务商就更无法幸免了。听说去年这家广告服务商自己都亏损了，现在哪还有钱投我们这种小游戏公司？

感慨之余，我开始担心公司接下来的现金流，估计即使我们不被裁员，大概率也会被降薪。谢云跟我有一样的担心，自从上次弄出了投放事故，他非常愧疚，一直很担心自己被开除：“哥，疫情期间我要是丢了工作，可真就活不下去了。”

谢云26岁，工资在同龄人里不算低，但他是“月光族”，花几千块买双球鞋连眼睛都不眨。居家办公后，从没下过厨的他在吃完所有泡面后也不得不跟合租室友一起研究如何做饭了，而他们小区的团购物资都贵得离谱，他已经开始感受到没有存款的压力。

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之后又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了投放事故。谢云不懂其中的门道，我也没办法细说。

自从上次会议后，武丽和刘兵算是结下了梁子。可以后发行部和技术部还是要协作的，为了避免业务受阻，武丽决定主动低头跟刘兵修复关系。她给刘兵打了个电话，说了不少暖心窝的话，表示技术部的裁员名额，发行部会帮助承担一点，至于裁员名额剩下的“大头”，两人结成了“联盟”，要设法让研发部和商务部来出。

公司商务部的老大叫沈琴，以前在业内一家“大厂”工作，去年夏天才入职我们公司。沈琴平日里光鲜亮丽，很少在公司出现，主要负责在外面寻找游戏产品并引入合作。沈琴有时带着手下的几位美女商务在会议室开会，颇引人注目，武丽就会挤眉弄眼地跟我讲：“看到没有，人家那个包，今年的新款，5万多哦。”

按照公司的流程，商务部接到一款新的游戏产品后，需要发行部来判断“质量”，并拍板是否跟发行方合作。平日里武丽跟沈琴打交道最多，但我能感受到她俩的不合——武丽对沈琴颇有微词，经常讲“商务部的产品报告写得不太详细”；沈琴也曾在老李面前提过“发行部门需求不明确，经常让商务部做无用功”。

武丽和刘兵结盟后，最先盯上的就是商务部——毕竟，那群美女商务都不能出门谈事，在家待着也干不了什么。

然而，就在他们各自准备“裁员方案”时，一张聊天截图击破了这个刚刚组建的联盟。

周四的线上周会结束后，武丽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问上次投放事故的事我有没有跟别人讲过。我一下慌了，快速回忆了一遍，确认没跟别人讲过。

得到我否认的回答后，武丽才说，刘兵已经知道是咱们部门投手自己的失误了。

“啊，那你怎么说？”

“我能怎么说，我说不了解具体情况，我得回去问问啊。”说完，武丽便匆匆挂断电话。

没过一会儿，她甩来一张聊天截图，上面是谢云的微信昵称，而对话人的头像则被裁掉。对话中，谢云基本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表示很担心被开除。

我愣在原地，回过神就给武丽打语音，可她直接挂掉，只在微信里冷冷地回复我：“你的下属，你自己看着办。”

我马上给谢云打视频，只见他蓬头垢面，满脸胡茬，得知自己的聊天被人截图后，整个人都蔫了下去，咕哝着：“我没……没想到吧，大意了，就是跟她聊聊天而已。”

原来，谢云一直喜欢公司商务部的一个女同事。疫情居家，难免寂寞，他便主动把这事跟小姑娘讲了求安慰，哪知道随后就被人家给“卖”了。

武丽知道后，破口大骂，不由分说要找沈琴理论，我赶紧劝住她：“这事你不能出头，你找沈琴就等于承认你知道了，这个锅就让我来背吧。”

武丽哭笑不得：“你以为就这一口锅？我跟你讲，老李不让刘兵裁员了，压力全在咱们这儿了！”

这次，沈琴不光给刘兵告密，还接了一个游戏外包的活儿给技术部门做。这个单子是将一款微信小程序游戏改成APP，价值几百万，于是老李暂时就不要求技术部裁员了。

我夸沈琴“不简单”，武丽也啧啧叹道：“是呀，这一手我是真没想到，不过也怪我以前经常怼沈琴，所以这次她才会主动帮刘兵吧。”

“那怎么办？阿雨和研发部是老李眼中的香饽饽，那岂不是所有裁员名额都要咱们出？”

当时《勇武》的数据逐渐提升，收入越来越好，老李是知道的。武丽的语气硬了起来：“现在公司除了咱们，还有哪个部门有收入？说句不好听的，是我养着他们呢，凭什么不赚钱的部门留着，赚钱的部门裁员，我没听说有这个道理！”

我佩服武丽敢说敢讲，但我俩也商量不出一个具体的办法，于是决定周末拉老李单独开会讨论。

不工作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有的老人在挨饿，有的病人在死去，而看似在疫情中相对安全的白领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大家正在为不被裁员而拼尽全力。

6

跟老李的会议约在周六，周五晚上，我想跟武丽对一下，她过了许久才简短回复我几个字：“我跟老公核酸阳性，马上去方舱。”

我很惊讶，连珠炮似地问：“怎么感染的？下楼做核酸染上的？”“哪个方舱？可别是南汇的吧，听说那边屎尿横飞。”“有啥症状吗？发烧吗？”

武丽半晌才回复：“没什么症状，目前在大巴上，去青浦方舱。”

到了第二天的会议时间，武丽完全没了动静。老李得知武丽去了方舱，非常惊讶，不断问我接下来的工作如何安排。我勉强应付几句，说《勇武》的广告仍在正常投放，但游戏新版本要等武丽带着运营的同事一起出报告，现在联系不上武丽，对收入会有一定影响。

老李眉头紧锁：“她去方舱前没有带电脑吗？那边不是也可以办公吗？”

我说她走得挺匆忙，而且她跟老公一起隔离，她家小孩也不知道是谁在照顾。老李不再追问，只说联系上武丽之前，让我每天给他汇报一次工作。我内心叫苦，但也没有办法。

接下来的3天，武丽像是完全消失了，老李更加紧张了，每天都气急败坏地拉我开视频会：“你见过哪个部门老大忽然玩失联的吗？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吗？”

我安慰老李，说也许是方舱条件太差，或者她这几天症状比较严重。可老李不依不饶：“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说一声不就行了？”

我无言以对。封控1个月，普通人都在为吃饭发愁，还要应付连续不断的核酸、抗原检测。身边的楼栋不时出现的阳性感染病例，业主群里无休止的争吵谩骂，现在我们竟还要为保住自己和同事的工作而勾心斗角。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都挺没劲的。

第四天，武丽终于出现了，她先给我发了一段小视频。画面中，方舱很宽敞，人们三俩聚在一起聊天、闲逛，她说：“比我想的好很多，就是没地方洗澡。”

我说几天联系不上她，老李都要急死了。武丽哈哈大笑，然后说清了事情的原委——被拉走的当天，她的情绪几乎崩溃了，哭了一路，到了方舱才慢慢冷静下来。因为开始发低烧，身体有些不适，她索性赌气不工作，让老李急一急。这两天身体好了些，她自觉做的不对，主动给老李打了电话，两个人掏心掏肺把话说开了。

我急着问：“说开了？啥结果？”

武丽的语气中带着一点愧疚：“咱们都不动，发行、技术、商务都不动，研发整个裁掉，只留下阿雨。”

我惊得讲不出话——疫情封了这么久，研发部确实受了很大的影响，项目本就延期，这么一来，自研游戏更不知道啥时候能出新版本了。老李也不是第一次搞自研游戏，他心里很清楚，一个项目延期这么久，说明制作人已经失去了控制和方向，再坚持下去就是烧钱了。

“但自研游戏不是老李的一个念想吗？他每年年会都要讲，一下子就全裁了？”我还是不敢相信。

“理想和活着之间，总得先选择活下去吧，更别说现在游戏版号根本下不来，就算再烧一年钱，没有版号也是白做。”武丽说，老李决定等上海解封后再宣布这个坏消息，“总不能人家在隔离呢，就把人家给开了。”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公司发的物资，蔬菜、鲜肉、牛奶、鸡蛋、罐头、挂面装了满满一大箱，很丰盛。

朋友圈里，同事们纷纷晒图，我挨个点赞、评论。只见一位研发部同事将公司发的物资整齐罗列好，认真拍了九宫格图片，并配文：“感谢公司发的大礼包，孩子不会饿了，疫情赶快退散，等不及回去上班啦！”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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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何者》，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被亲侄子坑了120万的小老板

1

霍林河的大贸易街最初只有一条土路，没路灯，两侧的平房屋檐低小，房上长青草。这条街与科尔沁大街交汇的地方铺了柏油，因高度不同，雨水在路基北侧汇成了一个小水泡子。

水泡子东侧的商户姓穆，叫穆树人，他个头不高，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辞。他老婆也是如此，说话蔫声细语的，好像怕大点声会把蚂蚁给吓死。穆家两口子一直在做机油和防冻液的买卖，他家店铺东侧还有一间库房，存放着大量的机油桶。

我想租下这间房开一个批发部，经销从沈阳小东门采购回来的小商品。那天我去找穆哥，他说这间房子他自己免费用行，如果出租换钱，得跟他大哥商量。好在他大哥不反对，穆哥就直接把我交的租金全给了没工作的侄子穆金。

穆哥告诉我，他大哥是1976年第一批进入矿区的老工人，在土建处上班。当时的大贸易街还一片荒芜，到了傍晚时分，才有胶轮车停成一排卖小米和鸡蛋。他大哥看上了这块地方，就从工地倒腾了不少木料和红砖出来，赶上节假日请几个好哥们帮忙，在街道拐角处盖了这4间平房。

后来，穆哥也来到矿区，白天在大哥单位当临时工，晚上就跟大哥一家人挤在一起住。过了几年，大哥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一家人兴高采烈地搬进了楼房。穆哥仍守在原处，他把媳妇接来，拿空余的房间开杂货铺。

挣钱后，穆哥象征性地给了大哥几百块钱，这自建房就属于他了。但大哥要求把其中靠最东北的一间房留给他儿子穆金，“你侄子没正式工作，将来要是分不到房子，兴许能住上呢”。

2001年，大贸易街升级改造，政府鼓励商户们扒倒旧房自建楼房，有资金紧张或不愿意盖的，可以把“房号”卖掉，赚一笔钱。

年纪轻轻的穆金只有一间房，盖楼不够，便把自己的房号卖给了二叔。当时，矿区正式工一个月的工资才590元，开间3.3米、深度17米的门市房房号只要3万块，而穆哥给了侄子3万8，算是高价了。穆金用这笔钱四处活动，终于得到了一份有编制的工作，不久又相中了一个姑娘，第二年结婚，皆大欢喜。

那几年，霍林河的煤炭持续涨价，运输业也蓬勃发展，穆哥审时度势，把自家杂货店改成了润滑油商店。这是一次华丽的转身，穆哥挣钱了，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闷声不响，学会了打牌，一场输赢三五百对他来说都是小钱。

到了2010年，霍林河的房价也翻着跟头地涨，穆哥把自家靠边的那间门市（两层，一共170平）卖了48万——这个价格让房号原来的主人侄子穆金接受不了。

穆金曾和别人说，他二叔能发财与他的房号有直接关系，“如果当初我不给他房号，发财的就是我了，跟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之后，他又埋怨自己老爸没远见，把房子留给了别人，“他太实在了，放在这个时代就是落后的象征。你看我叔，守家在地，风吹不到，雨淋不着，哪年不挣个二三十万？”

办过户手续那天，穆金两口子老早来到二叔家，端茶倒水里外忙活。穆金媳妇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房子以前是她家的，当着买主的面多次提醒，这房他们当初卖便宜了。当买主把几捆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穆金的眼睛都红了，他好几次欲言又止，但是最后什么也没说。之后他叫来一辆出租车，和二叔一起去银行存钱。

虽然侄子啥也没说，可又啥都说了。穆哥想给侄子几万块钱“补偿”，但穆嫂坚决不同意，她觉得买房号的钱已经给了，这卖房的钱就与穆金一点关系都没有。穆哥考虑得比较多，还是去见了大哥，顺便把卖房的事告诉了他。大哥早就得到消息了，这几天还一直为弟弟高兴。当穆哥拿出5万块钱的时候，大哥竟然翻脸：“房子早就给你了，卖多少钱都是你的，给我5万块钱，这不是打我脸吗？”

吃饭的时候，大哥特意把穆金叫到身边。他一手拉着兄弟，一手拉着儿子，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弟弟，你是我儿子，你们两个是我的至亲骨肉。树人你做买卖，穆金你上班，各有利弊，但是你们千万记住，你们是一家人，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钱财伤了亲情。”

他对穆金说：“你叔做买卖不容易，起早贪黑的，他发财了你不能眼气。好好上班，争取早点转正。”

他又对穆树人说：“穆金是我的儿子不假，可是你只有一个姑娘。记住了，我的儿子跟你的儿子一样，照样给你养老送终。”

这番话说得穆哥两口子热泪盈眶。穆金似乎也知道错了，他频频给二叔敬酒，请求他原谅自己的小心眼儿。

2

2012年4月10日这天早晨，穆嫂和邻居打麻将去了，屋里只剩下穆哥一个人。一辆东风柴油农用车停在店门口，车上下来一个40岁上下、平头方脸、眼睛炯炯有神的男人。他递给穆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长城润滑油通辽总代理闫三强。

闫三强说，如果穆哥在他这儿进货，每桶机油的价格比从沈阳拿的便宜3块钱，而且还送货上门。那时候卖一桶机油的纯利润才5块钱，便宜3块可不是小数。穆哥心动了，他仔细打量了闫三强拎来的货——油桶外观没毛病，跟沈阳进的一模一样；抠开塑料密封盖闻一闻，是熟悉的味道；再倒出一纸杯，用手指碾开，颜色、黏性均没问题。于是，穆哥果断付钱留下了50桶。

这50桶机油很快就卖出去了，我家配货站的司机买了，我自己的车也在使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穆哥尝到了甜头，给闫三强打去电话，第二批100桶机油很快就送货上门。

半年后的一天，我们在穆哥家楼上打牌，楼下突然进来了两个陌生人。从他们的衣着打扮看，可能是霍林河矿区哪个车队的小头头。进了屋，他们先是从高处搬下一桶机油仔细检查了一番，之后就让穆嫂把老板叫下来。因为他们要货量大，穆哥就下楼兴致勃勃地介绍这批机油，还主动表示可以便宜点。

见穆哥迟迟不上来，我们几个牌友就下楼去看热闹。其中一个陌生人说他们有私事要谈，就把我们给撵走了。

到了晚上，我又去找穆哥打牌，只见穆嫂正在打电话，急得满头大汗。她一脸惶恐地对我说，白天那两个人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把穆哥带走了，说是要到某市核实一下情况，“听那意思，好像是这些机油出了问题”。

第二天早上，一群警察来到穆哥的店里搬走了39桶机油，引来很多人围观。有人过去搭话，警察就威严地说：“请靠边儿，别干扰执法，这些全是假机油，我们要拉到沈阳检测。”

穆嫂进城10多年了，可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平时遇见工商税务罚款都会心惊胆战，现在家里的顶梁柱被抓、机油也被拉走，她整个人已经六神无主。穆嫂躲回屋里，蔫巴巴地坐在一只空油桶上，嘟囔道：“这可怎么治？这可怎么治？”

邻居们也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关键时刻，还是亲情发挥了作用，穆金听到消息第一时间赶来，了解完情况，说：“婶，你放心，我同学在公安局，如果钱顶得及时，叔马上就能放回来。”

“那你估摸一下，得多少钱啊？”

“多拿点，花不了我给你拿回来。”

那天，穆嫂到银行取出10万块钱交给穆金，嘱咐他别乱花，好钢用在刀刃上。

一周之后，穆哥果真回来了。要知道霍林河一共有7家商店销售假机油，除了穆哥之外，其他6个老板还继续接受审查。

穆哥心有戚戚，说不久前长城润滑油的销售人员在通辽地区走访客户，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货在售。报警后，警察在全市调查取证，把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抓了：“闫三强那家伙就在自己家院子里，把360斤的那种大桶油，用漏斗分灌到10公斤的小桶里。他和他媳妇，黑天白夜地干，拢共卖出去50多吨。像我们这些分销店有19个，19个经理都被抓进去了。”

为了庆祝顺利“出来”，穆哥请亲友们吃饭。在酒桌上最风光的人就是穆金了，他年轻帅气，说话显得精明干练，还主动给大家敬酒：“我都说了，不让我婶担心。卖机油又不是偷机油、抢机油，就算是偷抢机油，这年头上面有人都不是个事儿。”

这顿饭之后，穆金的“社会活动能力”一下子就在贸易街传开了，上门找他帮忙花钱免灾的人不少。街坊四邻连连夸赞，说穆哥有这样的侄子，真是前世修来的福。

3

穆哥回来了，但烦恼一点也没少。他想知道那39桶机油的下落，毕竟里头有真的。穆金打了几个电话，让他等信儿，说这几天能送回来。可一个月过去了，机油没见，1万多元的检测化验费的收据却送来了。更令穆哥抓狂的是，警方把39个机油桶全打开了，这下连真的也卖不掉了。

穆哥恼火，但不敢拒绝，乖乖交了钱。警察临走时交代他，好好在家待着，不许离开霍林河，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听候传唤。此后，三天两头就有警察来调查案子，每次穆哥被带走，都要花几万块钱才能回来。

穆嫂胆子小又没主意，这些事都是穆金去办的。后来只要大侄子来要钱“运作”，她就领他到银行取。等银行卡余额彻底归零后，穆嫂就开始四处借钱。

到了2012年7月，穆嫂找到我媳妇雅琴，一次性借走了30万。当时，穆嫂一边哭一边说：“这没个头儿了，卖个破机油，跟杀人放火了一样。没有一个衙门不‘浇油’的，真是倒了八辈子霉。”穆嫂只比雅琴大几岁，可是自从家里出了事，她衰老得很快，已经像个农村小老太太了。

等30万花光，穆哥又回来了。我再找他打牌，他使劲摇头，眼神躲躲闪闪——如果抓赌时抓住他，就会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好像受了什么刺激，又不爱说话了，见到穿警服的人就立正，而且腿会不自觉地颤抖。穆嫂说他晚上睡觉经常吓醒，满脑袋都是汗，“是做下病了”。

穆哥变得很警觉，他在店周围安了好几个摄像头，还在窗户外围了一圈铁丝网围栏，把房子整得跟看守所似的。那些空油桶齐刷刷堆在铁丝网围栏里，白天被阳光晒热，胀得滚圆，晚上气温下降，油桶冷却后突然收缩，“砰砰砰”的响声彻夜不停。有时我半夜打麻将回家，经过穆哥家门口，空油桶突然发出一声巨响，能把我的魂儿给吓出窍。

这年冬天，霍林河煤炭价格猛涨，与之有关的餐饮服务、物流运输、汽车零配件等行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当贸易街的商户们争分夺秒地瓜分红利的时候，穆哥家的店却完全停摆了。

别说挣钱了，他家连吃饭的心情都快没有了——穆嫂被焦虑和担忧折磨得彻夜难眠，不但卖货丢三落四，做饭也不及时，他们正在上中学女儿也受了影响。穆哥不出来打牌了，我们的联系几乎中断。

后来，我在别处买了房子，搬离了贸易街。4年后，一个消息传来，说穆哥又被抓进去了，这次够呛，要判刑。穆嫂证实了这个消息，说穆金又拿走了30万去“运作”，估计没啥大问题。

谁知这一次，直到法院开庭，穆哥也没有回来。

穆哥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并非故意售卖假货：“我要知道那是假机油，我还不跟那两个警察说实话了呢？再说，我有那个心眼，自己罐装多好，挣得更多……”

最后，制假售假的闫三强被判刑5年，没收非法所得；提供塑料桶和印刷商标的人分别被判了1年和8个月有期徒刑；销售终端这伙人只有穆哥被判得最重，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霍林河另外6家商店因为销量不够多，均以罚款处理。

穆哥被押解到外市监狱服刑，穆嫂哭哭咧咧地坐火车回来，穆金一直陪伴左右，安慰婶子：“咱公检法哪个环节都安排了，可是赶上国家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实在没有办法。不过咱还有招儿，回家张罗点钱，我再托朋友运作一下，看能不能办个监外执行。”

此时的穆嫂已经对“运作”不抱任何希望了，因为她回家第一时间得张罗那20万元的罚款。如果这笔钱月底不到位，法警到家执行把店里的货都拉走，那丢人可就丢大发了，以后他们在贸易街就没法混了。

穆嫂不是健谈的人，为了借钱她只能跟大伙儿实话实说，穆哥被判刑了。好在他们两口子为人忠厚，左邻右舍也没有看笑话，月底之前，众人帮她把20万元罚款给凑齐了。

4

自从穆嫂把钱还给我之后，我们就很少联系了，穆哥究竟啥时候出来的，我也不知道。2019年的一天，我给穆哥打电话，他没接。晚饭后，我直接拐到大贸易街，发现他的店新换了牌匾。

穆哥不在店里，穆嫂正蹲在地上哄外孙穿鞋，准备出去遛弯儿。我俩已经有两年没见了，寒暄一下，我就故意把话题往案子上引：“穆哥这事里里外外花了七八十万吧？”

“哪够？那天我和你穆哥盘算了，连‘上炮’带罚款，前前后后拢共120多万呢，还有30多桶机油始终没给送回来。最冤枉的是，你穆哥被判刑后还花了15万，说是想保外就医，可最后没办成，也不知道这个潮种玩意把钱花哪去了。”

“潮种”是方言，有点“傻缺”的意思，穆嫂用这两个字形容侄子穆金，这显然不单单是埋怨了，其中还有许多说不出的恨意。

穆嫂说，穆哥被判刑以后，她就对花钱捞人这事儿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可有一天，穆金突然来电话说他爸病了，让她过去看看。当时，穆家大哥已经71岁了，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听说兄弟被判刑，急火攻心就病倒了。穆嫂去看他的时候，他半躺在被子里，满面愁容，不停地哀求她想想办法：“不能让我弟弟蹲笆篱子……”

穆嫂说自己实在没辙了，大哥就说穆金有个同学在那个监狱管事，可以试试办保外就医。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存折，颤巍巍地递给穆嫂：“这里有20万，是我的退休金，你拿去把我弟弟弄出来。我们是亲兄弟，他又是我从老家领出来的，现在他在监狱里吃窝窝头，我在家里怎么咽得下大米饭？”

穆嫂把存折塞回去，大哥又推回来。他怕穆金有意见，特意交代：“这钱是我自己的退休金，跟你无关。穆金你听着，你婶子为了你叔把家底都掏光了，这笔钱就不要你婶子还了，我死了你也不许当账要。”

穆金犹豫了一下，可很快就把存折接了过去，当即表态：“爸你放心，我就是头拱地也得把我叔从监狱里弄出来！”

穆金再次出发，去监狱疏通关系，可这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竟然是穆哥。他说现在干啥都没用了，既然已经判刑，他就老老实实服刑，争取减刑，“家里为我的事已经花了太多的钱，办保外就医犯不上，说不定哪天风声紧又把我抓回来”。

穆金回到霍林河的时候，存折里只剩下5万了，他直接把存折还给他爸，说：“叔很快就能放回来。”穆嫂得知此事差点气疯了，当时她想：你爱咋花就咋花，反正是你家的钱，我是不还了。

我对穆嫂说，现在反腐力度加大，可以试试去要个说法，让那些人把吃进去的钱给吐出来，哪怕吐一部分呢？穆嫂环视一周，欲言又止，最后说：“明天让你穆哥跟你说吧，这里边涉及的事太多。还有他家那‘潮种’在里边，我可不能乱说。”

等了一会儿，穆哥回来了。几年未见，他比以前胖多了，脸色愈发显得黝黑，头发虽然染过，但白花花的发根却是无法遮掩的。

这些年穆金给谁送过礼，送了多少，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穆哥说他在监狱里遭了不少罪，出狱后立马打电话给侄子，询问他“运作”的时候把钱都给谁了，咋一点用都没有？可穆金却态度暧昧，说该花的钱已经花出去了，“都是头头脑脑的，不能告诉你”，把他气得够呛。

这几年，看某市市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都陆续进了监狱，憋屈的穆哥觉得机会来了，想趁热打铁去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可刚有这个想法，穆金媳妇就拿着名烟好酒来了，嘘寒问暖之后就开始哭穷，临走的时候还扔下1000块给穆哥的外孙女。

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给钱是几个意思？就算穆哥脑袋再不好使，多想一会儿，也明白了——穆金从自家拿走的那些钱，大概没有全拿去办事，他截留了很大一部分，自己花了。

穆嫂也如梦初醒，气呼呼地说：“我看他一分钱也没往你身上花，都自己昧下了。”

穆哥越想越憋屈，不光是心疼钱，还为他遭那些罪、耽误的生意，还有媳妇担惊受怕到处借钱受的那些委屈。那天，他给穆金打电话：“你领着我到你活动过的部门转一圈，剩下的事不用你管。”穆金一听，吓坏了，说那些部门原来的领导都进去了，如今都换人了。之后这小子就开始故意躲着穆哥，穆哥拿他毫无办法。

好在穆金媳妇是个懂事的，她劝穆哥别逼自己丈夫了：“你侄子心态不好，没工作的时候羡慕上班的人朝九晚五到月就开支，有工作后又羡慕做生意的无拘无束挣大钱，他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最近他单位领导被纪委请去喝茶，他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整不好得跟着吃锅烙。叔您放心，等躲过眼前这个坎儿，我们手里有钱了，一准还您。”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穆哥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之后他省吃俭用两三年，终于攒够15万，要把养老钱还给大哥。

5

大哥还住在“老三楼”——这是霍林河最老的住宅区。当年厂里分福利房，让多少人羡慕，但在几十年光阴的侵蚀之下，这里房子的墙体和管道都已经破败不堪，不复往日的光鲜了。市里曾多次邀请开发商开发这里，无奈一楼那一排门市房的房主索要补偿太过离谱，拆迁便无期限地搁置了。

穆哥一进屋，见到熟悉的家具，闻到熟悉的味道，眼泪就不自觉地涌出来了。他大哥已经76岁了，瘦得跟麻秆似的，躺在床上如果不掀开被子，就像没有这个人。年前他又得了脑血栓，越着急越说不出话，可哥俩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的时候，等于把什么都说了。

穆哥说当时他耳边突然响起了大哥多年前说过的话：“你是我弟弟，你是我儿子，你们两个是我的至亲骨肉……你们千万记住，你们是一家人，无论如何不能因为钱财伤了亲情。”

穆哥突然意识到，如果再追究下去，一定会牵连到穆金。他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自己没法向大哥交代。骨肉亲情曾帮他改变命运，也让他遍体鳞伤。一家两代人让他又爱又恨，最后只能无奈地摇摇头——认了！

临走时，穆哥把银行卡塞给穆金媳妇，说里头是她公公的养老钱：“让穆金别躲着我了，钱花就花了，我这罪也遭了。都过去了，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穆哥在跟我讲这些事的时候，一共抽了3支烟，沉积多年的愤怒、委屈最后仿佛都变成了白色烟雾，在房间里飘散。

“说一千道一万，是咱贪图那几块钱的小便宜。这教训太深刻了，从今以后犯法的事绝对不能干，可不能把命运和钱财交给别人安排。”最后，穆哥总结道。

告别时已经是夜半时分，离开穆哥家，我才感觉到秋凉彻骨。我慢慢往回走，他家房檐下的监控摄像头跟着我的脚步轻轻转动。

我发现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大贸易街虽然繁华，路边却始终没安装路灯，两侧店铺的霓虹灯吃力地闪烁着。就在我快要拐出胡同口的时候，一只空油桶突然发出了“砰”的一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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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走捷径越贫困的男人

1

1989年，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军哥考进了湖北省粮食中专，学的是当时最吃香的财会专业。那时，很多成绩好的初中毕业生都会选择读中专而不是高中，是因为中专毕业包分配，还会有“干部身份”。

但对于这件好事，小军家里是有争论的。

小军的母亲是我的姑妈，她是我们家族里唯一的高中生。当年她考大学只差了几分，准备复读时赶上运动，只得作罢，所以“读高中、考大学”成了她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结。

小军成绩好，姑妈自然而然地就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你老老实实给我上高中，将来考上了大学，这一辈子的命运都会被改变”。

当年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小军反驳道：“高中3年，本科4年，但我读中专总共才3年，出来就是干部编制，不一样的改变了命运？”

“我又不等着你赚钱，你再读7年书我也供得起。”

“省中专的录取名额比三中还少，哪个更好还用想吗？你不要把你的梦想都放到我身上。我不想再读了，天天读，读烦了。”

那天，小军吵完架就来找我诉苦。他只比我大2岁，在所有堂、表兄弟里面，我俩走得最近。

我问他是真不想读书了吗？他说读中专也是读，“而且读完高中就一定能考上大学吗？我有现成的机会为什么不要，非得去赌小概率？”

在人生的岔路口，小军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之后的3年，我和小军只在寒暑假才能见面。几乎每次见面时，他总在埋头练习珠算。爷爷曾教过我打算盘，我想趁机显摆显摆，不料拿起小军的算盘却傻眼了——这算盘与我之前见过的不太一样，不是那种宽宽大大的木质算盘，而是窄窄的，用白色塑料做的。上方原本该有2颗珠的，现在却只有1颗；下方原本有5颗珠的，现在只有4颗。

见我手足无措，小军在一旁哈哈大笑。我不甘心，拿起练习册想做题找补一点面子，哪知第一题就是一道四则混合运算。

“你会算吗？”见我不服气，小军笑着拿过算盘“噼里啪啦”一阵拨弄，迅速算出了结果。我用笔验算了一遍，完全正确，从此对他的珠算水平心悦诚服。后来，小军果然顺利考过了珠算一级，而当时，念财会专业的中专生一般只要考过五级就可以就业了。

1992年，小军中专毕业，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没有服从分配去物资局报到，而是丢掉了这个“铁饭碗”。那个周末，小军来高中看我，我也忍不住好奇，问他为什么不去单位上班。他说，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的班，他感觉自己坐不住。

这下我更不懂了：“你读中专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你还小，不懂。”他说，“我周一就去上班了。”

那之前，沙市某银行首次对外公开招聘，并组织了一场考试。当时全市共有几百人参加，小军考了第九名，算盘打得好帮了他很大的忙。后来，小军如愿成了一名银行会计。我问他是不是早就想去外面应聘才练珠算的，他笑而不答。

2

一两年后，沙市的经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到了1994年，地级市被降格为一个区，所有的行政单位都降了一级，最后连城市的名字都改了。仿佛是一夜之间，本地所有的企业都变得入不敷出，数以万计的工人陆续下岗。就连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打过广告的“沙市日化”，也变成了回忆。

物资局被划归进了商贸局，岗位不够，很多职工没了工作。小军的父母是棉纺厂的职工，也都下了岗。他们闲不住，也不能闲，就拿着“买断”的钱开了一家面馆。

沙市人早餐爱吃“大连面”，这是一种用整鸡和猪腿骨煮成鲜汤下的碱水面。面上要淋一勺面码，一般是肥瘦相间的卤肉丁、卤过的瘦肉片、油炸鳝鱼丝和鸡丝。

姑妈做的大连面味儿很地道，面和码子的分量都很足。起先我以为是姑妈对我特别关照，后来看其他人的碗里，也是如此。因为太过实在，她起早贪黑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小军的境遇。他所在的银行丝毫没有受到大环境影响，还是朝九晚五坐办公室，工资待遇稳中有升。逢年过节还是同过去一样，大包小包的物资往家里提……

这时候，家里人都称赞小军走对了一步棋，进银行简直就是捧上了“金饭碗”。小军自然得意，他曾向我吹嘘，说自己早就看出了社会发展的走向：“当初不上高中，是因为担心等我大学毕业就不再包分配了，事实印证了我的想法。中专毕业虽然还包分配，但趋势已经不对了，不进物资局也是基于这个判断……”

18岁那年，我离开沙市去外地上大学，和小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大二那年寒假，小军迟迟没来找我玩——他出事了。

两个月前，姑妈突然登门向我爸借钱，说小军和科室主任一起赌球，输了。主任挪用公款的事情败露，已经被抓，小军从主任那里借了60万，如果不赶紧把钱还回去，也要进牢房。

那是90年代末，我爸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元，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千块。他能掏出的钱和小军捅出的窟窿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

我决定去姑妈家找小军。或许是纺织行业没落了的缘故，小军家所在的棉纺厂生活区比沙市别的地方衰败得更迅速。短短数年之间，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往日热闹的商业街，此时大多掩门闭户。居民楼下私搭乱盖了很多棚子，花花绿绿的塑料篷布几乎把路面占去了一半。破旧的家具、不知从何处捡来的建材垃圾堆在楼前的空地上，有的住户还在家门口养起了鸡，饭粒和鸡屎散落一地。

到了姑妈家，小军却不在，他的弟弟小勇正在房里对着电视唱卡拉OK。这个男孩先天智力缺陷，后来脑部又受了一次外伤。但神奇的是，他从未上过学，却能跟唱电视上播放的歌词，只是吐字有些含混不清。

“天天唱啊？”我问。

小勇对我一笑，眼里是无忧无虑的快乐。他根本不知道、也不能理解家里刚刚发生了什么变故。

出了那样的事，小军的工作自然是不保了。姑妈说他最近总是很晚才回家，第二天睡醒就出去，至于每天在哪里，做什么，他从来不对家人讲。

为了不让小军进牢房，姑妈姑爹把小军爷爷留下的房子卖了，也只够还一部分钱。后来没办法，他们只得拉下老脸找亲戚朋友七拼八凑。当着我的面，姑妈忍不住骂道：“真是个砍脑壳的！”

这一年大家族的年夜饭，小军没有参加。我知道他是在有意回避，怕大家问他为什么要鬼迷心窍去赌博。

3

再见到小军是几年后的事了。他的发型变了，脸上有了皱纹，但身材保持得不错，不像我，30岁不到就挺上了肚子。

我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并不显得生分。我问他找到事情做没有，他说他在一家内衣厂当库管，事挺多，每天要收发货、记账、定期盘库。下了班就看书、踢球，“天天踢”。

我看了看他，故意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知道我在问什么，思索了好一会儿，才说了3个字：“心急了。”

我无法理解，银行的效益蛮好的，他完全没有必要冒险。可小军说当时他的压力很大——爸妈还没到退休年龄，拿不到退休工资，弟弟小勇完全指不上，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有固定收入。

一开始，他家的面馆薄利多销，还能勉强保本。后来，请的小工说每天回家太远，来去不方便，就问能不能住在店里。他爸答应了，结果店里开始三天两头地丢东西，不是肉少了，就是煤少了，再后来连碗筷都被那个小工偷卖了。

姑妈姑爹本可以把那个小工赶走，但又看这人可怜，心里过不得，就算了。小军叹了口气，说：“再往后，物价越来越高，他们又不肯跟着一起涨价，总觉得薄利多销。结果就是每天吃面的人不少，但越卖得多，亏得就越多。”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种善良，沉默了。

小军接着说，他就是在面馆亏钱的情况下意外接触到赌球的。那时候，他的科室主任家里出了件大事，“他的伢（孩子）得了白血病”，第一期的治疗费刚把主任的荷包掏干了，第二期的治疗又来了。

一天，主任拉着小军，说他喜欢踢球又喜欢看球，懂行，想请他帮忙参谋一下该买哪个球队赢，“押对几场就能救伢一命”。

结果，那几场球赛小军都猜对了赢家。主任大喜过望，说孩子第二期的疗程费已经赢够了，还拿出了1000块钱感谢小军。

“这么厉害？”我有点不敢相信。

“扯淡的。”小军苦笑了一下，“那几场看似爆冷，其实懂球的都能猜到，所以赔率蛮低。要赢到他说的数字，每场的注就得下蛮大，一般人不会这么下注。所以我当时就想，要么主任还买了‘大小球’，要么就是在骗我。”

在球队实力不相当的比赛中，猜输赢是很简单的，于是博彩公司会根据评估，设置一定数量的“让球”。比如，赛前预估实力强的A队“让”2球给实力弱的B队，如果最终两队的比分为3:0，超过了让球数，则称为“大球”；反之，比分若为1:0，则称为“小球”。

主任从头到尾都没让小军估过进球数，如果他买“大小球”还赢了钱，就说明他其实很懂球，根本不需要找人商量。

小军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觉得主任之所以拉他一起赌，可能“只是想找个伴儿”。毕竟银行对员工管得严，科室里人多嘴杂，多拉拢一个同伴，就可以帮忙“打个掩护”。

一起赌球后，主任总怂恿小军下重注，说买对一次就能收手。等小军输了几千，主任又主动借钱给他。就这样，小军陆陆续续欠了主任3万块。一天，主任说自己马上要用钱，让小军赶紧还钱给他。那时小军上班才不过几年，每月大部分工资都交给家里了，忽然要这么多钱，他开不了口。见小军实在拿不出来，主任说索性再搏一把，兴许一次就能把本赶回来。

1996年恰逢欧洲杯比赛，捷克一路杀进了决赛，小军非常看好队里的球星波博斯基，赌他能带着捷克赢德国。他又找主任借了2万块，结果下注之后，捷克加时赛被进了“金球”，他输赔干净了。

眼看窟窿越扯越大，主任这才交了底，说他借给小军的钱都是公款，“虽然你没有直接拿，但一旦穿了帮，我们谁也跑不掉”。自从知道了真相，小军就急切地想还清借款，可越心急就掉得越深。最后主任被抓时，他已经在主任那里借了60万。主任托人递话给他，说要是“不想进去”，就赶紧把钱还上。

那一刻，小军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提前设计好的圈套——主任可能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吃几年牢饭换几百万元公款的打算。他说靠赌博赢治疗费，纯粹是一场诱骗。他想拉小军下水，利用他会计的身份为自己做事，好直接从公账上拿钱。

好在小军到底也没有这么干，或许是没有权限，或许是内心还存有一丝忌惮。

4

在随后的10年里，我只有在回老家过年时才会看到小军，年少时的亲密再也找不回来了。我总觉得小军还有些话没有对我说，但他不愿与我深聊，总是临到开饭才到场，吃完又早早离去。

我问姑妈，小军每次吃完饭走得这么快，是不是在谈朋友？姑妈说：“谈个呵欠。”他没有稳定的工作，还有个智障的弟弟，没有哪个女孩会看上他。他每天就在屋里盯着书看，很少与外人打交道。

我想找小军聊聊，但又感到自己的到访可能会给他带去伤害，毕竟我已经结婚生子，什么都有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生出了一些歉意，因为以自己的能力，实在帮不了他。

我扭头看了看身后的小勇表弟，他正戴着耳机听随身听，间断地哼唱着老歌。整个世界都在变，很多人也在变，只有他无法改变了。

几年后，我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家公司，成了一个小老板。想到还窝在老家的小军，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要不要过来帮忙盯装修。

“可以啊，什么时候来？”

“越快越好。”我仿佛听见他关闭已久的心门重新被打开了。

我们公司做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办公区面积挺大，整个装修过程充斥着各种摸索和讨价还价。别人觉得繁琐不堪，但小军却感觉很新鲜，好像他就是属于这里的。

由于我的关系，小军入职时，公司并未要求他提供工作履历。我向大股东介绍他时，也有意做了美化，谁都不知道他过去做了什么。小军也很争气，为了不让自己闲着，他总是抢着做各种事情，公司上下对他的印象都挺好。公司步入正轨后，小军就被委任为综合部经理。

每到周末，在外租房的小军会来我家坐坐。在一个周末，我新泡了一壶铁观音，给他筛了一杯，问他现在还看书吗？

他没有回答，却在纸上写了一段话，字迹依旧好看：“这世界上存在一些捷径，我懒惰，嗜赌，永远喜欢这些捷径。我想过，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吃喝嫖赌，心中的邪念像雍和宫檀木大佛前的香火一样常年缭绕……”

他说，这段话是一个叫冯唐的人写的，“觉得就是写给我的”。

那天，小军主动对我说起了往事——原来，他去银行上班后，曾提出把小勇送去上学，多少学点东西，以后能照顾自己。但姑妈不同意，说她在一天就会养小勇一天，不会让他出去受人白眼。

“你是怕他拖累你一辈子？”我问。

小军点点头，说自己过去遇事总能找到最便捷的应对方案，唯独弟弟小勇的未来是他不想去想、但又无法回避的一道难关：“那天听完我妈的话，我就想起小学做的那道傻X数学题——‘一个水池有两个水管，一个进水，一个出水，问什么时候能把水池放满？’我不是不想管他，但按部就班的上班，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怕进了银行，进水管可能变粗了，但出水管依旧开着。”

“你觉得赌博可以改变这些吗？”我问。

“不能。”小军回答得很干脆，“但我愿意搏一把，除此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万一没有搏到呢，你当时没有想过？”

“想过。所以走捷径才是缭绕不散的邪念。念头一起，就会控制不住。”

5

一年后，公司的业务有了一些进展，原有的工作场地就不够用了。于是我们又租了一个新场地，还是让小军负责筹备工作，他干得很好。

2015年，新场地投入使用一个月后，我向公司提出给小军升职成“总助”的事。虽然最后没有通过，但公司领导都肯定他的贡献，同意以后按“总助”的标准给他发工资。那段时间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每个人都干劲十足。有了新场地后，我就不再跟小军一起办公了。

2018年的一天，小军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来找我，有件事必须要跟我面谈。

那天外面正下着雨，小军坐到我办公桌的对面，雨伞就随手放在桌角。他脸色很差，看样子是熬了夜，只呆呆地望着不停滴水的雨伞：“我又掉进去了。”

我呆了好一阵，终于确认他不是在开玩笑，便有些气愤：“怎么又搞啊？！”

他沉默着，眼睛里好像有东西要淌出来。

他欠了100多万，债务是从2015年开始累加的。我质问他为什么不早点说，他突然哭了出来：“我一直以为还能翻回来，这一回是确实顶不住了。”

我从未见过小军流泪，只能先安慰他，再问钱是从哪里借的。他说是用信用卡套现、小额贷、网贷都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不是来找你借钱的，自己捅的窟窿只能自己填，而且公司刚开始赚钱，你也没办法帮我。”他逐渐平静了下来，“我是来告诉你一声，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有几笔钱马上就会逾期，他们会找过来的。先跟你打个招呼，免得到时候让你为难。”

好在小军没有用公司的名义办理过借款，所以我跟大股东说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太过难堪。有那么一瞬间，我对自己隐瞒了小军曾经赌博的过往感到明智，不过随即又想到，如果当时不隐瞒，他会不会多一点警醒？毕竟公司里的人不会那么容易接纳他。可是那样一来，我叫他换个环境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军临走前，我塞给他4万块钱现金，他稍作推辞就收下了。他没让我送，而是自己打车去的车站。犹豫再三，我还是给姑妈打了电话，提前做了下铺垫。我怕上了年纪的她突然接到催债的电话，心理承受不了。

姑妈比我想象中要坚强。她说棉纺厂生活区赶上了拆迁计划，钱已经拿到手了，拆迁工程却停了。他们一家人可以继续住在老房子里，那笔拆迁款能应付一下实在搪塞不了的债主。

那年春节，小军托我给他找个事做——因为多张信用卡逾期，进了失信名单，他出去找工作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有些犹豫，却突然想到年夜饭桌上已经40多岁的小勇表弟自斟自饮的样子，心就结成了一团。听说小勇还学会了抽烟，一天至少一包，看来听歌带来的快乐已经满足不了他了。眼下，姑妈姑爹已经老了，这个家过上好日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最终，我向一个开酒厂的朋友张了嘴。不过这次我没有隐瞒，而是将小军的过往都提前讲明了。朋友答应得很爽快，说他那里正好缺一个头脑灵活，能做各种事的人。

“那你千万不能让他管钱、管账咧。”

“不会的，我晓得。”

开春之后，我去了一趟酒厂。小军住在厂子的门房里，10来个平方。最里面摆着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柜靠墙立着，临窗有一张桌子，上面装了台电脑，是这里除了吊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在桌上，我还发现了一副没有收拢的老花镜。都说“四十三，过眼关”，看来小军应该没有闯过去。

我私下对朋友说，多给小军安排点事情做，他闲不得。朋友让我放心，说小军每天忙得像个陀螺，晚上还要出去踢球。

我告辞的时候，小军被领导安排出去办事了。经过他住的门房，只见门虚掩着，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可见他如今已经身无长物，不再需要锁门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不断想，小军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到这般田地的？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读中专，而是读了高中，最后上了大学呢？如果他直接进了物资局，之后又顺利进了商贸局呢？如果他经受住了主任的诱惑，或是早点向家里坦白，及时悬崖勒马呢？如果他能在我们公司好好工作，一直待到退休呢？

再看往日的种种选择，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突然想起小军离开我公司那年，给我发来的一条微信：“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百度了一下，果然还是冯唐写的。

可小军一生都明白不了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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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南非打工之家两代人的回乡路

4月初，我正在申请将我爸账户余额转到我卡上。去律师事务所时，印度老大爷说：“你摊上大事了，这文件上的签名笔迹不一样，法庭可能会驳回咱们的申请。”我看了那两页纸，时隔一年，虽然都是我签的字，但确实是不同的笔迹：“我爸去世后，我就开始用他签名的方式签字了。”

从律所回来的路上，经过小城的墓地，不由想起几年前，我爸路过这里时曾开玩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到时候就把我埋里面就行了。”我当时还笑着怼他：“这是南非的公墓，你这个肤色政府都不会同意让你躺在里面的。”

如今，他确实走了，但我不愿他住进这个公墓。这个月我订好机票，决定带他回家。

1

我姥姥和我爷爷都是国营针织厂的工人。在国营大厂还是铁饭碗的年代，我爸17岁就被迫离开学校，接班爷爷的岗位去参加工作，我妈受姥姥影响，也进了工厂。他俩结婚后住进了针织厂的家属院，1991年有了我。小时周围邻居们都是从事纺织行业的，我能记事时，爸妈已经停薪留职在商场承包柜台做生意，卖化妆品、文体用品、厨房用品等。

千禧年来临之际，曾经风光无量的纺织行业迎来重挫，国企大工厂员工们纷纷下岗，上下游的印染厂、织布厂、针织厂相继倒闭。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是干了大半辈子纺织工人，谁也没有料到有一天会丢了铁饭碗。一群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手足无措地拿着“工龄买断补偿金”，为了生活急急忙忙地找下一个出路。在车间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上进的人只会玩命钻研技术，混日子的人更是没有什么其他技能，谁也没什么第二备选职业。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听说陕西很多大工厂倒闭后，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塞班岛等很多国外的中资企业闻讯过来招聘。有人顺利面试到塞班岛继续做衣服，有人去了毛里求斯做生产线管理，剩下不想出国的人只能被迫转行。

转眼间，去国外的那批人很快寄钱回来买了楼房，还有人把孩子送出国留学。我爸那年刚38岁，受邻居“出国热”的影响，也想拼一把，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就动了出国的心。

2001年，一家位于南非的华人开的公司前来招聘，我爸和其他12个前同事、老邻居一起顺利通过面试，随后拿到因公外派护照。临行前一晚，家人和朋友们都来送别，我家空前热闹，只有我食不知味，盼着客人快点走，好有时间和我爸多待一会儿。

“爸，你就不能不去？”刚10岁的我还理解不了成年人的选择，只是单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爸去几年，赚了钱就回来！”我爸推杯换盏间，明显有点醉，但意识很清醒。

“要那么多钱干嘛，我不想让你去。”我说着就开始止不住地流眼泪。

当晚，那个快到不惑之年的男人在我面前失声痛哭。生活充满了选择题，成年人最没有资格全选，唯有权衡与取舍。我爸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我抱着他迟迟不肯撒手，他只能说：“我到了南非就给你打电话，你要是想我，就给我写信。”

次日到达机场之后，我蔫蔫地跟着我爸。他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笑着说：“来来来，你拼音好，我名字太长了，我怕我写错了，你帮我填登机卡。”

可广播里响起登机提示音的那一刻，我还是放声大哭，我爸一把抱起我说：“你不是喜欢芭比娃娃么，来，我给你买个娃娃吧。”

“我不要，机场东西那么贵，我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那一刻我想不到的是，这送别的场景是接下来十几年的常态。

回家后，我在文件册里找到了我爸写在作文纸上的信，激动地叫我妈一起来看。他在信上说：“我的女儿，为了让我们家的生活更好，我们这两年的分别（起初他的签证只有两年）一定是值得的。你要听大人的话，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爸不在家的日子，你和你妈要相互照顾，等我回来！”

我妈神色复杂——那时为了支持我爸出国，办签证的中介费用都是她东拼西凑来的。她大概也没想过，我爸出国后，她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都可以试一试。

2

我爸刚出国那会儿，我和我妈一直保持着给他写信的习惯。我的信寥寥几页，而我妈寄过去的是一小沓日记。我不知道当年她都写了什么，我猜大概就是让我爸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家里，或许也有属于他们之间的思念吧。

在我们那小家属院，谁家什么情况外人基本都知道。但自我爸出国那天起，我妈还是把我们家伪装成男主人还在家的迹象——洗手间里的3支牙刷、进门鞋柜上的男士拖鞋、茶几上客人抽完烟永远不急着收拾的烟灰……与此同时，我和我妈都养成了随手反锁门的习惯，即便大白天在家也一样。那些年，我妈独自换过灯泡、修过马桶、搬过家具，实在搞不定，才会求助亲朋好友。

那时的灯还是拉绳开关的。有次我出门前关客厅的灯，也没用多大劲，但一拽，灯没关上，灯绳却拉断了。我妈还躺在被窝，声音震破天际：“我昨天刚修好的！你也慢点啊！”

我急着去上学，当时想不明白，她怎么会为这么点小事发火。如今回头想想，一个身高不到1米6的女人，站在桌子上还得踩着凳子才勉强能够到电灯的开关盒，我不在家时，她连个扶凳子的人都没有，确实烦躁。也不知道，那时的她是不是已经后悔让我爸去南非了。

我爸的性格偏内向，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远门，没成想第一次出国就跨越了半个地球。南非和西安的气候完全不同，也和别人嘴里说的非洲不一样。他抵达之后，赶紧就动笔写信，描述这一路上发生的事、遇到的人，结尾总是报喜不报忧地总结一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别操心！

但实际情况并没这么乐观，面对乌泱泱的当地人，包括我爸在内的同行中年男人们犯了愁：虽然都是行业“技术大牛”，可他们一句英语不会，无法跟当地人沟通，想让工人递把螺丝刀都鸡同鸭讲，还得自己身体力行。

在学英语这件事上，中年男人们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临行前在书店买了英语书，有的买了当年爆火的产品——文曲星，还有的干脆找老师傅要笔记本。

老赵的英语书（作者供图）

那时，一下班，他们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抱着各自的“神器”开始背单词——能不能和当地人简单交流，成为了能否立足南非的硬指标。所有的单词抄下来之后，用文曲星点读听发音，然后快速地在下面标注一行中文谐音。

老赵的单词本（作者供图）

文曲星贴心到还能帮人起英文名，可我爸觉得重名率太高。最后，当地工人们就叫他ZHAO，发音标准，还独一无二。

老赵的文曲星（作者供图）

除了上述那些通用方法，我爸还“无师自通”地启用了英语学习里的“灌耳音”。比如，在南非买了话费之后，会有电信公司的充值成功提示短信，他就用有朗读功能的诺基亚手机将信息反复读几遍。别人问他：“你又听不懂，让电话念撒尼？”

他说：“听不懂才要听嚒，我多听几次不就会咧？”

他一生爱抬杠，这办法倒确实不错。他的学习笔记到处都是，连一些超市收银小票的背面也有付费成功后的短信内容——他全部抄下来后，再用翻译神器逐字翻译。

收银小票后面的英语笔记（作者供图）

对于做了一辈子衣服、中年才刚开始学语言的人来说，学会英语怎么不容易，但是英语再难，也难不过生活。

起初，我们和老赵的通讯，除了写信就是打长途电话。当年100块人民币只能打不到20分钟电话。第一次接到老赵从南非打来的电话时，我激动得不行，可是除了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妈则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别哭了，电话费那么贵！”

一直到我上大学，我每次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还是很激动，不明所以的同学都好奇我怎么接个家里的电话能高兴成这样。他们不知道的是，自我爸出国以来，基本是一到两年才回家一次。第一次知道老赵快要回来时，我和我妈满心欢喜地商量着，到时候全家一起去哪里玩、要一起做什么事情，罗列了一大堆计划。可后来发现，那短暂的20天时间，走完亲戚再买点需要带回南非的东西，就用完了。听闻我爸那时曾叫过我妈跟他一起去南非，他们的原计划是把我放在大姨家，但好在我妈没同意，让我童年没过过一天寄人篱下的日子。

那以后，我妈每一次出去吃到什么好吃的，就会回来和我说：“等你爸回来，咱们请全家人一起去吃。”不完全统计，我妈提到过新疆手抓饭、烤全羊、自助餐等等，至于真实现的，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起初那些年，在我爸短暂的探亲假中，我们仨都会在她的安排下拍一套艺术写真全家福。

大概是2011年，我爸回家后突然来了一句：“我明年不回来了，没意思，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太累了。”我当时很是错愕——我心心念念盼着他回来，他竟然觉得没意思？亲情就这么淡了？那一天，我独自躲在房间里哭了好久。现在想来，连我都这么难过了，何况我妈呢。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全家连写真都省了。到后面有一年，我爸回家后，我妈起个大早给他做了一碗手擀面，想着让他吃吃家里的味道。可我爸看了一眼说：“想下楼吃胡辣汤。”据我妈后来描述，当时气得她大腿根抽着疼。

其实我爸并不是故意想和我妈对着干。到了南非后，他一直给南方的老板打工，胃已经不习惯一早上起来就吃面食了。国外根本吃不到家乡的特色早餐，他是真馋外面小摊上那一碗回民胡辣汤。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我爸过了太久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已经习惯性忽略别人的感受了。有时候，他像刺一样的言语，虽是无意，但听者的心却被扎得流血，感情也随之慢慢流走。

时间能改变一切，我爸每次都报喜不报忧，我们之间的书信渐渐少了，后来直接不写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和对方聊什么。因为我们离得太远，彼此的烦恼不同，连相互倾听的必要似乎都没有了。

后来QQ聊天、微信聊天日渐方便，我们的沟通却并没有增加。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和同龄女孩不一样，好像丧失了撒娇的能力，习惯了事事自己做主。我想我妈也一样，过了那么多年家里没有男人的日子，过了那么多个无法团圆的春节。她好几次都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家人都越过越独了？根本不习惯家里多一个人的生活。”

3

地球另一端的老赵，也过着我和我妈当时想象不到的生活。听和老赵一起工作过的叔叔回忆，他们初到的那家大厂有自己的食堂，但每天饭桌上是万年不变的土豆、大头菜和鸡肉。因为在当地这些食材最为便宜，只是为难厨师每天变着形状、口味折腾它们。

和老赵一起去的全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几十年都以面食为主，刚开始每天吃米饭，把很多人的“陕西胃”折腾得够呛，偶尔吃一次面，感觉像是过年一样。为了稍微能还原一下家乡味，“油泼辣子一道菜”的陕西汉子们很快就离不开老干妈了，拌面、拌米饭、拌菜，无所不能。

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都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吃到家乡的味道。一个上海人带了一小瓶醉蟹，每次克制食用量，就着两个大拇指甲盖大小的螃蟹，能吃下一大碗米饭。四川人用珍宝一样的香肠蒸了一锅米饭，打开锅盖的一瞬间，热气腾腾的泰国香米中透着香肠的味道，直逼天灵盖的“家乡味”差点让他们流出眼泪。

然而，十年一晃，他们逐渐开始迈入“老侨”的行列，习惯了南非的饮食、气候、香烟。依稀还记得以前每次准备出国前，我爸他们还万分抗拒尝试南非当地香烟，家人总会帮他们买老家产的烟，后来这些男人们再回国探亲时，就开始从南非往国内带烟，因为国内的烟再抽起来他们会觉得辣嗓子了。虽然谁都不想承认，但又无法反驳——故乡呀，终究是回不去了。

在且认他乡作故乡后，我爸也从小赵也变成老赵了，一头自来卷中的银丝越来越多，笑起来满脸皱纹。我曾三番五次地催他回国，但他却总是保持沉默，问得急了就只说：“还能干动，再干两年呗，到时候你嫁人，给你陪个车。”

工作之余，他就爱看看唱歌的综艺节目，自己唱得不怎样，却什么明星的花边新闻都看，谁出了新歌、谁有了新恋情、谁劈腿，他全知道。他还喜欢在各种平台上刷刷新闻、看看短视频，给自己起了个网名“飞来飞去忙，碌碌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南非小城市的崛起，十几年前当地人连鞋子都没有，如今在街上也经常看到当地人开着豪车，虽然他已经拿到了永久居住证，再也不用为了签证烦恼，但事业呢？

和老赵一起来的老乡中，有已经回国了的，还有几个人开了自己的工厂，虽然不大，但好歹是对自己漂泊多年的一个交代。老赵心有不甘，奈何自己一不会开车，二不会专业英语，虽然年过半百，但离退休还早，这个年纪回国，能干什么呢？

“老赵，咱回国吧。”喝酒的时候，老乡除了抬杠，偶尔也会和我爸畅想一下晚年生活。

“不回，你回去咧还能抱孙子看娃，额回去弄撒？给人家看大门戚？”

我爸说的是实话，陕西的纺织行业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离开家乡快20年了，谁还能回得去？在南非他们这个年龄还能月入上万，回去了，就真只能退休了。

我上高中时，他回国和亲戚喝酒，酒过三巡，亲戚问：“老赵，那你咋不开个厂？”

“想开么，这不是时机莫到。”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神色有点黯淡，他酒醒之后可能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什么，但我却记下了。我知道了，漂泊多年的人并非不想家，只是他们有自己未完待续的梦与不甘心。

4

别人家的孩子高考前都会特别紧张，而我妈和我说：“你别紧张，能考啥样是啥样，考上了咱就去，考不上开个店不是也挺好的。”老赵常年在国外，对我的学习也爱莫能助，高考前也没什么特别的嘱咐，更别提建议我学什么专业了。

直到大学毕业，他发信息给我：“你准备毕业了去哪玩呀？人家不是都去毕业旅行吗，我给你寄钱，你出去玩一圈。”

我和他说：“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开始实习了，早就领工资了。”

“你现在不出去玩，到时候上班了哪有空儿出去玩呀？”

老赵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毕业旅行，但那时候的我一心想着工作，要做到人力资源总监。可没想到，我很快就厌倦了职场——大概是从小在妈妈的柜台里长大，一直就想开店。24岁本命年，我穿着一双布鞋跑了半个西安，开了一家芳疗馆，做自己的生日礼物。我以为自己算个自由职业者了，白天赚钱，晚上就带我妈逛街，直到我爸回家评价我的工作：“你这工作，除了能睡个懒觉，真是能把人忙死，天天忙得那么晚才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没时间陪回国来的老赵，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上网消磨时光，很快，就又飞回南非了。我和他说我谈恋爱了，他只发信息说：“出门约会的时候，记得把钱包带上！”

恋爱谈得如火如荼，感觉我和当时的男友随时都能订婚，直到闺蜜又一次发照片给我——她们家每次逢年过节都会两大家子一起聚餐，她每次都会发全家福给我看，毫不吝啬地和我分享幸福时光。从她单身时的一家三口，到结婚后的两家人，再到生了两个孩子干脆换了张大餐桌，每一个团聚的佳节，从未间断。

我并没有羡慕过谁家财万贯，可偏偏这一张张照片上的情景，让我可望而不可及。我突然在想，如果我爸能活到80岁，我们俩这辈子还能见几面呢？童年越是缺什么，就越容易产生执念，我决定去南非创造一家团聚的机会，就当是我结婚前陪他也好。

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计划，只是和我爸说：“我去陪你吧。”他就准备了各种文件，然后我就顺利地拿到了陪伴签证。我又问我妈：“要是我去南非了，你去不去？”她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有了她这句话，我打算先去探探路。

2016年底，我带着一把琵琶和一大一小的行李箱从咸阳机场出发，途经香港转机，13个小时后，终于踏上了南非的土地。来接我的老赵穿得格外正式，西服熨烫得整整齐齐，白衬衣略微有点泛黄，后来才知道他那天最终决定不系领带了，不然显得过于正式，反而有点尴尬。

见面后我们没有拥抱，陕西人的骨子里不习惯这种肉麻的行为。我能看出，老赵本想嘘寒问暖一番，可是我们俩太久没有一起生活，一时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挽着他的胳膊，感受到他的高兴——奋斗这么多年，能和女儿团聚也算是业绩！

后来听说，老赵觉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一个人跑这么远心里没底，怕我买的单程机票出不来海关，怕我不会英语被人为难，怕我找不到出口……他还让老板多买了一张返程机票，明知道退票的可能性不大，却还是爽快地花了钱。

直到一起和老赵上班的印度人问他：“你女儿在哪上学？英语这么好？”

他一听乐了，逢人就说：“姥姥滴，还以为她不会说英语，害滴额多买了一张票，谁知道啥都会！”

这就是标准的“陕西式凡尔赛”，乍一听以为在埋怨，可是那种骄傲自豪真是快溢出来了。

那段时间，我借宿在他工作的工厂，主动担起做饭的事，可不怎么下厨的我，遇到了不习惯的调料和品种略显单一的食材，总是发愁。在那个网络非常不方便的环境下，每天除了练琵琶、背单词、看美剧、等我爸下班，就剩对着做饭APP打发时间了。

每天下班后，老赵就带着我去工业区散步，因为还没买车，走不了太远。那是我俩唯一的消遣，真的太幸福了，我挽着他的胳膊，让满工业区的长辈们羡慕不已。那段时间，我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福了，有人笑他是心宽体胖。

得知中国驾照不能直接换南非驾照后，我开始准备考驾照，可是因为我是陪伴签证，交通局拒绝给我办理交通号，我只好回到驾校找校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交给交通局，让他们拿到总部审批。大约等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总算同意给我一个交通号。

在南非考驾照可以使用自己的车辆，这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这里的路考要比国内简单得多，没有红外线，没有那么多要求完成的动作。停车入库、侧位停车结束后，带着考官沿指定路线跑一圈就算完成了。说来也怪，拿着中国驾照和公证书的时候还有警察来查我，拿到南非驾照后，就再也没有在路上遇到警察让我出示驾照了。

有一天，我爸突然说：“是不是从你买了车，咱们都没有出去散步了？”

回头想想，那么奢侈的时光，还真是被一辆车给搅和了。

5

平时路过那些工厂，老赵总是满眼羡慕。我深知，年过半百的他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怀着要将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热望，我就想着，既然我爸能做衣服，我也开过店，干脆就开服装加工厂吧。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考虑长期留在南非了，和国内的男友最终没有熬过异国的时差考验。

2017年10月，我和老赵就开始找空厂房。在工业区转了一圈，稍微合适的房子竟然要28兰特/平米（市场价位在18兰特/平米）。他看了说：“那有啥办法，要真滴莫有，28一平也得要呀！”

真是应了老赵的嘴，一个月后，我们果然摊上了全工业区最贵的“28一平”房子。但这个这个700多平米的厂房，加上一个院子，算是圆了老赵漂泊多年的梦，他再也不用觉得自己忙碌半生碌碌无为了。

工厂内部（作者供图）

2018年1月，我们的小型服装加工厂正式开业。我为它一个“ZIFFER”的名字，是我名字的谐音，而我名字又是爸妈名字的组合，我期盼着它能实现我们一家相聚的梦想。

一开始，我们人少，就找大工厂拿订单做二手加工。我基本两天需要出去送一趟货，作为一个从来没在工厂工作过一天的小白，我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我最大的烦恼是没时间做饭，找认识的阿姨们打听怎么才能迅速吃上饭，她们教我炖肉、做茶叶蛋、煲汤，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能“一锅出”，尽量别折腾。我每天都盼着我妈能来南非帮我们，常常和她视频，给她看工厂里的工人和院子里空地，畅想着等她来了，我们开一片地，种菜，再养几只鸡，让她过上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

一个月后，我妈顺利拿到签证，也来了南非。我在当地刚交了一位新男友（后来成了我的老公），他在300多公里以外的城市工作。为了庆祝，我特意叫他一起来工厂，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坐下好好吃一顿饭了。

时隔17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我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就感。我妈一来，我和我爸没空儿做饭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不过，另一个大问题出现了：我们只有十几个工人，计件制，工资周结，但工人很难稳定。

我经常想起在国内考人力资源师时学过的内容，但里面“稳定员工”的手段，在这里好像没有一种能有用的——计件制的生产线能不能拿高薪，全靠工人的手速，但在一袋面包就能过活一天的国度，好像少上一天班也不会怎样。工人们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辞职或取消加班，白天刚进来的女工，晚上就能和男工爱得死去活来，真挚的爱情浓烈到可以直接不来上班，分手也很快，然后就有一方就离职了。

我还曾试图劝一个男工好好干，收收心，做个管理人员。他不解地问我：“我为啥要当组长？那么大压力、那么多事，拿的钱也和我现在差不太多，还不自由，我不去。”每个周五发完工资之后，永远别想看到他加班的身影——他拿着钱马上去酒吧喝酒，和最漂亮的姑娘们谈恋爱，他换女朋友的速度比工厂生产线换款还快。我爸一生节俭，没有怎么好好玩过，更别提享受生活，而这个男工舍得给自己买两千多一双的球鞋，圣诞节能花六千多块把自己打架掉了的牙全部补上，他买过一部车，后来发现无力养车，又卖掉了。

我曾经学过的管理学在这里完全失效了，挫败感时常涌上心头。我担心每一个节假日，因为工人们从来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在中国放3天假，假期结束后从清洁工到总经理一定都会来上班。但在南非，工人们完全随心所欲，他们什么时候收假，绝不是我能决定的。

在这个鼓励生育的国家，18岁以下的孩子每个月都能拿到政府补助，生得越多补得越多。很多妇女把这笔收入当成了自己的主业，每个月初，她们拿到补助金之后就会变得懒惰，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再回来上班。

每个月的月初没人做工，这成了我开厂第一年最大的烦恼。还好，一位朋友介绍了一个黑人组长给我们。这个组长到来之后，慢慢给他的同胞渗透危机思维，让他们除了想明天，还要想想后天，还成立了所谓“强制储蓄会”，一些工人发了工资会相互督促，储蓄起来。渐渐地，工人稳定问题稍有缓解。

6

开工厂之后，老赵不到半年就瘦了下来，满脸疲惫。他却说：“多好滴！人家减肥还要钱呢，我这都是免费滴！”

我妈来了南非后，不能适应这边的生活，时常和家里人视频，泪流满面地说“妮妮把我关在厂里”。我明白我妈喜欢出去玩，但我们这里周围都是厂房，她不会开车，我们也都忙厂里的事儿，没时间带她出去。

而更重要的是，她和老赵的关系日渐紧张。分别快20年的夫妻哪里还能剩下感情？我渐渐了解到，打拼多年的人大都在用钱维系着和亲人最后的亲情，那些常年没有给家里寄钱的，早就和家里断了联系，一丈之内的是夫，一万多公里以外的哪里还能是当年的丈夫？

我起初根本不懂这些，只是单纯地想，是不是自己努力一下，家人就能在一起，时间就能把这个感情上早已千疮百孔的家庭治愈一些。可我错了，因为感情已经耗得稀薄，长期一起生活后，我爸妈相互看不惯，两人经常是冷战的状态，要么互相不说话，要么一开口就能骂出世界上最恶毒的词汇。虽然那时我已经27岁了，但听到那些话时，还是会和5岁孩子一样震惊。

我当时在日记里写：“可能我做错了，为什么一家团聚之后每个人都变得不开心了？是不是我根本不配拥有这样简单的快乐？”

无论我怎么安抚，我妈还是想回国，而老赵也根本不说一句软话。一家人的感情在矛盾中更淡了，时间并没有治愈任何的伤口，而是教会我一个道理：有时候一家团聚，不如每个人都过得舒服。

2018年的5月，我妈回国了，留下我和老赵在南非继续战斗。其实，在这里，表面上一家团聚了，但因为工厂工作的原因，我们很少有机会坐下来一起吃饭。

我妈上飞机的那天，我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终究是碎了。两个月后，我怀孕了，没有等来我妈，倒是等来了老公和我们一起开工厂。

2019年1月，一个印度人拿着一条婴儿的小纱裙，问我们家能不能做。我说：“大爷，你开什么玩笑，这么多工序我们怎么做？”

他执意要让老赵看一眼——这是一条别人家已经裁剪结束的裙子，但是那家工厂没办法做出来，他四处找加工厂处理这个烂摊子。老赵进办公室后，我和他说：“看看就好，你可千万别冲动。”

老赵太久没有做这么复杂的衣服，兴奋得犹如恶狼看到活鸡，拿着裙子看了两眼，居然就去算加工费了。5分钟后，他爽快地接下了这个单子。

那以后，我每天都紧张兮兮地看着日历，算着客人的交期。因为人手不足，老赵带着工人在生产线上玩命赶货，工人们第一次接触这么难的衣服，全都不熟练，每天都在闹着加工价，烫衣服也是用的最小型的吊瓶熨斗，和家用的熨斗功率差不多。

35道工序才能出成品的小纱裙，我们居然赶在最后期限交了单。全家人累得筋疲力尽，有些吃不消的工人直接离职走了，但也就凭着老赵过硬的技术，开启了我们家自己接单的道路。我也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骄傲。

独立接单后更忙了，但好在利润空间有所提升，我们把工人的工价整体调高了一些，开厂后的第一年，也算是完成了我在事业上的第一个小目标。

2019年4月，在我预产期的最后几天，我妈带着复杂的心情再次来到南非，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孩子，但她又恨极了工厂的生活方式，“就像是坐牢”。她一直不想面对老赵，只是因为这个外孙女，我们一家人又再次团聚了。

可我妈抱着软糯的外孙女，之前在南非的生活困局仍然没有解决。孩子不足百天，她又提出回国，而那时带孩子的黑人姑娘恰好也因为家中有事离职了。我不愿勉强我妈，当即给她买了机票。我望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刚刚招进来的那批工人，我以为自己坚强点，就可以挺过来的。

为了保障孩子能按时喝奶，我定了很多闹钟。但有时闹钟响的时候，孩子在睡觉，一天少吃了好几顿，我连上厕所都是跑着去的，生怕她突然醒来我不在身边，让她没有安全感。

白天，我带着孩子在能看到监控的那间房子办公，生产线上的质量根本没机会一直盯着，两三个小时看一眼，还得盼着孩子别起来。最终，有5张订单遇到了质量问题，有的必须重新返工，有的还得赔付。与此同时，工资需要每周按时发放。我手里的现金流基本断裂。

我第一次觉得生活那么难，只能让我妈赶紧回来，“要不工厂肯定就得关门”。她只好再次返回，刚进门，拉开冰箱，就发现有蟑螂。那时候宝宝已经开始添加辅食了，这样的冰箱是不能再用的，但看着发完工资之后仅剩不到1000兰特的口袋，只好作罢。

那估计是我一生中最穷困的时刻。坎坎坷坷地熬到2019年的圣诞节假期，工人回家后，我们全家人带着半岁的小女儿一起出去玩了一大圈。一年下来，除去买机票和订单的扣款，基本没怎么赚钱。我刚刚准备捋起袖子继续拼，我妈却在2020年1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再次回国。

那些时日，我每天都在哭，却又不得不咬着牙继续开工。我也想过直接回国，但我爸怎么办？他早已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一如我妈一直没办法留在南非一样。

7

我妈回国的第二个周，疫情爆发。在南非，无数热心的侨胞给国内捐赠口罩、防护服，但南非很快也因为疫情而封国，本就现金流紧张的我们，必须面对颗粒无收的现实，很多房东给租客免了半个月的房租，我们这片的工厂都在等白人房东大发慈悲，结果解封后没多久，就收到催款的律师信。

2020年7月，南非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期到来时，我女儿刚刚14个月。经过全家人商量，我爸和老公坚守阵地，我带着女儿回300公里以外的小公寓里躲着，每半个月，老公回去大采购一趟。

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摆满了老公结婚前收集的古董，日本的柜子、上百年的象牙琴键钢琴、清代的龙盘……装修的时候，他坚持要把地板铺成木地板，我则觉得平时不住没必要花这个钱，他却说：“如果有一天宝宝要回来住，马上就能舒服地住下。”

女儿正在学说话、学走路，她在地上摸爬滚打了不到一周，就能晃晃悠悠地独立走路了。这是我来到南非的第四年，居然机会体验全职妈妈的生活。每天全身心地陪着女儿，用烤箱给她做各种美食，陪她唱歌、弹琴、弹琵琶、画画、讲绘本，她开心得不得了。

小屋窗外（作者供图）

刚来南非时，我注册了一个可以发表自己文章的平台账号，那时闲，隔三差五，文章就能被推荐到首页，只是到后来我根本没空思考，更没空动笔。这次我每天白天趁女儿独立玩玩具的时候找选题，她睡午觉时，我打草稿。编辑通过后，等宝宝晚上睡着，我冲一杯黑咖啡开始写作，第二个月靠着写作，月入过万，带着孩子还能完成自己的梦想，我觉得骄傲无比。虽然每周五还是由我计算工资、开发票、对接客户付款，但对我来说，这份闲暇已经非常奢侈了。

因为小区附近人很少，我会时常带着女儿到不远处的大湖边散步，捡松果、摘野花，回家放在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瓶子里插起来，不到30岁的我，似乎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我快乐得再也不想回工厂了。

南非公园景色（作者供图）

2020年10月，老公说他和我爸想要搬到另一个厂房，他跟我说：“你回来，咱们再干最后一年就回约翰内斯堡。”

在我们家，“最后一年”这个梗用了很多年——第一年没赚钱，觉得是买了经验，第二年赚了一点点，觉得努努力还有希望，第三年和自己说“再干最后一年！”，这个梗已经用了第4年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都能去演绝望主妇了，好不容易换来的新生活，一夜之间就能把我打回原形，我开始晚上睡不着，倒一小杯红酒在阳台发呆，阵阵风吹过来都是楼下邻居种的花香，这美景居然像是个美梦。

老公说：“你放心，你回来之后不会耽误你写东西，我和你爸管着工厂，你在办公室带孩子、写文章。”孩子一天天长大，卡里的余额如果没有给你十足的底气停下，成年人也只好继续往前走，不管有多么不情愿，这时的我，或许也一如当年的老赵吧。

202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孩子回到了工厂，我爸看着已经可以独立走路、词汇量暴增的外孙女，开心得合不拢嘴，只是我知道选择回工厂就意味着我写作事业的停滞。为了节省一个月的房租费用，我们加快进度赶工装修新工厂，终于在12月前全体员工搬进了进去。

8

新工厂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完全把生活和工作区域分开。依旧是3间卧室，其中有间自带洗手间，厨房、浴室、餐厅、客厅一应俱全，除了灰还是很大，居住环境比从前好太多了。工人的居住环境也好了很多，超大的院子能让他们在工作之余晒个太阳、有个草地坐下聊聊天。

大概是太久没有在工厂了，回来后，我就带着工人拼命赶货。每个人都想在旺季的尾巴上留点过圣诞节的钱，我觉得每个工人都好可爱。搬家的时候老公不小心把车钥匙丢了，车窗还开着、车门也没有锁，晚上只能把车子留在新工厂，那个时候所有人还都住在老工厂，天黑后两个小男孩主动跑过来问我：“咱们的车怎么办？”

“钥匙丢了，启动不了呀，只能停在那边把院子门锁好。”我无奈地回答。

“丢了怎么办？”他俩担心地问我。

“咱不是有保险么，赶紧丢了换成现金不好吗？”我跟他俩开玩笑。

“把我俩送过去吧，我们晚上睡在车上。”小男孩坚持着。

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遇到这样的神仙工人，在南非是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2020年12月11日中午11点左右，我们刚刚搬进新工厂不到两周，刚刚移过来的宿舍被烧得连渣都不剩。原来，旁边工厂因为没有地方，在经得房东同意后，就将员工宿舍建在了我们所在的院子，跟我们刚刚移过来的宿舍背对背。

火灾发生后，左邻右舍的华人工厂主都来帮忙灭火，旁边工厂的火势明显比我们大得多，3辆消防车分别在2个院子冲着起火点灭火。没多久，对方就来商量赔偿的事宜。我一头雾水，起火原因未知的情况下，就要求我们赔偿，是不是太不合理？

我的工人找到我，画图给我看，坚定地和我说：“你别怕，不是咱们家起的火，你看咱们的房子只有不到他们房子一半的长度，但是他们后半部分的房子全都烧毁了，这说明起火点在他们宿舍的最后面。”

工人的图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在对方工人集体要求老板赔偿的时候，我家的工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自己的财务损失要我们承担，还有一群女工过来找我，说能不能把原定圣诞节放假前给工人聚会补贴的费用都给男工，因为被烧的是3间男工木屋宿舍，他们损失最重的连条内裤都没剩下，我心底又是一番感动。

就在我以为遇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一群员工的时候，我此生最大的噩梦来了。

2020年12月19日，工厂放假了，大批赶着回家过圣诞的工人们一早就乘车走了。早晨6点半，老赵照常起来帮工人开门，没了睡意之后，他跑去空无一人的工厂裁衣服——这么多年，还是享不了清福。

“爸，咱们带宝宝去山上吃早饭吧。”我追到裁床和他说。

说是早饭，可工厂一年四季哪天也没办法有规律地生活。早上9点多，老赵刚从裁床忙活完，换了身衣服正准备出门，两个男工说宿舍煤气漏了。我老公看了一下回来，还是让修理最在行的老赵去解决。

谁知道这竟是全家最后一次见面——快要10点了，我们仨等了好久，老赵都没有回来。

两个男工前一天晚上临时起意想要抢劫，他们等到工人都走了开始按计划行事，原本计划绑了我老公，再去绑我爸，然后向我索要钱财。可事发突然，他们直接绑了老赵，一失手，竟要了他的命——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哪里是两个强壮小伙的对手。

老赵身负重伤，临死前死死地抓着凶手，怕凶手会去前院害我们，凶手为了逃离现场，硬是把他已经僵硬的手砍得不忍直视。他的一生定格在了58岁的第二天，他等了一辈子，还是没能熬到退休，刚刚当了不到两年姥爷，就草草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意外比明天先来了，我看着忙碌的侨胞们帮我们搭灵堂、组建治丧委员会的时候还是懵的，直到老赵的遗像摆在灵台上的时候，人才彻底崩溃了。因为疫情，我妈来不了南非，在电话那边一直哭着让我带着孩子回去。

是啊，我爸走了，我来南非本就是为了一家团聚，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和老公说：“我要带宝宝回国，我们卖了工厂走吧。”

他说：“你想好了，工厂是你爸留给咱们唯一的东西。”

“我爸留给咱们的是命，他受那么重的伤还死死拉着那男工，生怕他来前院伤害咱们，你居然觉得我爸留给咱们的是工厂。”

我俩起了争执，老公执意留下好好做工厂，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伤心地。朋友看我们俩谁也不肯退一步，赶紧出来劝：“杀父之仇，抓住凶手绳之以法后，再慢慢处理工厂，好吧？”

时间并没有因为我多么的伤心难过就慢下来，1月开工的日期如约到来，工厂的水龙头开始漏水，一条生产线的电无法正常使用，我崩溃地在老赵的遗像前大哭。他在的时候，这些修修补补的事情都是他在处理，现在我手足无措，只能打电话给老乡叔叔求助。

有一天，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冒出来：老赵留这个工厂给我们，唯一的好处是白天你忙得根本来不及难过，你也不用刻意学着坚强，那么多工人还愿意跟着你干，你就得往前走。

南非的疫情在发现新毒株之后，日感染人数又一次破万。受疫情影响工厂的订单早就不可同日而语，而两个凶手还没抓到，我明白，谁也走不了。

我爸去世后的第二个月，我正在厨房做饭，女儿一个人在客厅玩，她突然说：“爷爷，爷爷。”

我听到后泪流满面，对着墙壁兀自说：“爸，你回来了？我不怕，你别急着走，缺什么就托梦给我，你别担心我们。”

一直等到我女儿跑到厨房找我，我问她：“宝宝，你在和谁说话？”

女儿说：“是爷爷。”

“爷爷过得好吗？”

“好！”女儿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和爷爷说，妈妈好想他。”

“好。”女儿甜甜地回答。

每个你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的人。老赵在我的梦里出现了一次，侧脸看胖了些，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大概这是最后一次道别，看到彼此在不同的世界安好，就放心了。我也开始去商店买漂亮的餐具，这周添一对咖啡杯，下周买一套盘子——对逝去的亲人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我们好好地活着。

工人安慰我说：“这里是南非，有时候警察抓人要很久，之前有个案子也是2年后才抓住凶手，但你放心，肯定能抓到！”

我们依然过着开门是工作、关门是生活的日子，仿佛老赵的生活在我身上复活了。经营工厂还是有无数的烦恼，遇到看似过不去的坎，我总会把我爸的单词本拿出看看，那薄薄的本子里字里行间，都是他当年和命运交手的痕迹。

老赵走后，我开始刻意模仿他的字迹，所有的文件上我的名字都变成了“赵”，每一笔都是无处可说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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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学生的B面

1

2019年9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备课，背后的朱老师忽然转身捅捅我，指着门口，压低声音说：“这开学第三周都结束了，怎么又转来个学生？”

我往门口看去，那里站着一对父子，男孩长得高瘦白净，没穿校服。男人又高又胖，一脸横肉，胳膊上还文了一条小花蛇，一看就不好惹。

同桌的老师低声说，这孩子本该上九年级的，因为休学耽误了，打算到八年级插班，“不知道谁又要倒霉喽！”见我没懂话里的意思，她干脆说：“你想啊，休学的，多半是不好管教被老师找借口甩掉的——哎，不知道又要祸祸我们哪个了！”

我说这事操心也没用，按学校的惯例，上一年级念哪个班，转到下个年级就插到哪个班，公平公正。可同事又贴过来说，这事难就难在，这孩子在上一级念13班。眼下，八年13班的班主任是教务处的张主任，他为人精明，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学校的惯例也很难妥协。可如果张主任不接收这个孩子，规则就被破坏了，这样一来，就更没有班主任愿意要这个孩子了。

在这所学校里，教师们对学习差的学生避之不及。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能给学生排名，但领导却会根据班级的平均成绩把教师分成三六九等。那些带班成绩上不去的老师就是“下等教师”，开会时被领导戴上“能力低下、没有责任心”的帽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而“差生”，就是一个班级平均成绩高低的关键所在。多的不说，就是往下拉2分平均分，老师们一学期披星戴月的辛苦就“归零”了——“评先评优”没资格不说，还要被罚钱公示，学生们都能看到，一点面子都没有。

尽管如此，我还是心存侥幸，觉得这个孩子不大可能分到我的班——我带的1班和2班是全八年级里最差的2个班，里面什么样的学生都有。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想来领导也不好意思再塞给我一个更难管的吧？

谁知第二天下午，我正低头改作业，忽然听到有人在办公室门口报出我的名字。我一抬头，正是那对父子。我脑袋里“嗡”了一声，表面上还是笑着接待了他们。

那位父亲面无表情地告诉我，教务处张主任让他的儿子周凯进八年级1班读书。一时间，我没了主意，正为难间，搭档老魏和老唐（我们仨带1班和2班的3门主课）使眼色让我出去说话。

到了无人处，老魏一开口就怪我眼皮子不活——不久前，他去交材料的时候看见几个老班主任在校长那里演苦情戏，“别人早早就跑领导那里说清楚了，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老唐则为我辩解，说就算我去了也没用，毕竟在八年级所有的班主任当中数我最年轻，当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

老魏一挥手，说只要名没报，就还有转圜的余地，“这学生我们坚决不能要，3门功课加起来不到100分，要他干啥？给我们抹黑添堵？”他说领导这么安排简直就是欺负人——开学第一周，从外校转来了3个优等生，等大家知道消息的时候，这3个学生都已经进了13班。前几天，学校又转来一个智商有欠缺的孩子，领导收了钱，二话不说就把那孩子塞到了2班，再加上这个休学的周凯，我们仨带的2个班就各来了一个拉后腿的，“难道我们3个是‘捡破烂’的？”

我们仨越说越气，最后决定去行政楼找张主任评理。在办公室里，张主任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虽然理亏，态度却十分强硬。老唐老魏轮番上阵把他问得哑口无言，沉吟半晌，张主任忽然冷静地说：“你们知不知道，学生和老师之间也讲究‘门当户对’啊。什么锅配什么盖儿，你们成绩哪年不是倒数，想教好学生，不是开玩笑吗？”

此话一出，老魏差点和张主任打起来。他是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教学基本功扎实，讲课也风趣，因为性子过分耿直和领导不对付，才带了半辈子的差班。而张主任背后有大校长撑腰，他的函授本科学历还是上班后才拿到的。

我和老唐拉着暴怒的老魏离开主任办公室，一出来，就看见周凯背身站在楼道尽头，望着远处的公路发呆。他那单薄的背影看上去有点落寞，那一刻，我有点同情这个孩子，但随即又有些厌恶——要不是他，我们怎么会被领导侮辱。

下了楼梯，老魏的情绪依然激动：“这学生坚决不能要，要了就等于我们承认自己只配教差生，士可杀不可辱！”

可小教师哪有什么选择权？当天快放学时，我被大校长喊过去“商量”，他几句话就逼得我没有退路，只能当场答应给周凯报名。

第二天，老魏见我带周凯去班里，气得脸色乌青。我找机会跟他解释，他拂袖而去。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临时倒戈的叛徒。

2

周凯转来的第二天，麻烦就接踵而至。

先是图书馆没有多余的改版新课本，周凯的父亲又不愿意花20几块钱在网上买。我耐着性子解释说，孩子来迟了，免费教材几周后才能到，还不一定有，为了几十块钱耽误孩子学习不值得。他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到最后也没说买还是不买。

免费的课本好不容易等来了，校服又出了问题——我们学校3个年级的校服看着差不多，其实条纹和颜色都有区别。跑操的时候着装不整齐要扣班级分，学生会已经跟我反映几回了，我只好再次拨通周凯父亲的电话。

他一听又要花钱，立马就炸了：“开学这才几天，孩子屁股都没坐热呢，天天变着花样要钱！”我解释了一遍，他粗暴地打断：“行了，你也别说那么多，就说咋弄，我还忙着呢！”

于是，我把全市唯一一家校服制造商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冷笑一声，就挂了电话。

过了两周，学校要举行体操表演活动，我忐忑地拨通周凯父亲的电话，询问校服是否已经拿到。他却说自己还没打听到哪里可以订做，我提到那个电话号码，他突然粗暴地说：“我就是不想让你赚这个钱，咋了？你告我啊！”

被人误解难免委屈，但我不想跟这种人计较，只是对这对父子的印象更差了——周凯进班没多久，各科老师纷纷跑来跟我告状。有的说他目中无人，作业不交，天天迟到；有的说他总是一副仇大苦深的模样，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钱；还有的说他上课也不抬头，睡得昏天黑地……

我也观察了一段时间，果真是这样，没办法，只好找周凯单独谈话。可他冷着脸，好像和我有仇一样，扭着脖子看向一边，怎么都不应声。我说轻了不顶事，说重了又怕他父亲来学校找麻烦，几次联系他母亲，发现他报的手机号都是空号。到后来，我对这个孩子简直是无可奈何。

两周后，我正在开会，班长跑来说周凯在厕所打了6班的赵宇航，对方鼻血糊了一脸。我跑过去处理的时候，赵宇航已经被人扶去洗脸了，周凯梗着脖子站在楼道里，我问他为啥打人家，他冷冷地回道：“不为啥，就看他不顺眼，想打。”

第二天下午，赵宇航的家长闹到学校，我给周凯父亲打电话，他说自己在四川送货，半个月之内回不来，“要钱没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结果赵宇航的父母直接去班里揪出周凯，在班级门口大骂。我和6班的班主任杜老师闻讯赶过去，正遇上赵宇航父亲质问周凯为啥打他儿子，周凯依然梗着脖子说：“就想打。”

赵宇航父亲情绪激动，跳起来甩了一巴掌，身体单薄的周凯被打得一个趔趄。我心里一疼，冲上去问赵宇航父亲知不知道这是学校，杜老师也好言相劝，希望他心平气和地说话。赵宇航母亲此时也跳了出来，扬言要告杜老师不负责任、和稀泥，杜老师的脸红了又白，态度好到近乎乞求。见杜老师好说话，赵宇航父亲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又要伸手打人。

我痛恨赵宇航父亲的粗暴，又气周凯倔犟。在我的印象里，周凯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求上进，他的性格并不暴躁，于是我故意提高嗓门问他为啥打人：“肯定有原因，你讲出来呀，他咋了你？你说啊。”

周凯的眼圈红了，他嗫嚅着要开口，但终究什么都没说。就在赵宇航父亲又举起巴掌时，我们班的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说出了两人打架的原因：“赵宇航跟同学宣扬周凯他妈跟别的男人跑了，是个‘碧池’，还说周凯是没人管的杂种，周凯气急了才打了他一下，我们看得真真的。”

周凯瞬间涨红了脸，用力咬了咬嘴唇，又紧紧地握起了拳头。我问赵宇航有没有这事，他见有父母撑腰，就骄纵地说：“本来就是嘛，我们小学一个班，他妈在他二年级的时候就跟人跑了，他去年的同学都知道。不然他为啥休学‘倒’一级啊，就是因为他班里的同学老说他妈的事儿。”

我这才明白周凯为什么要休学、隐瞒母亲的电话号码，原来不过是想换个环境守护自己的秘密，维护那份单薄的自尊心。我突然很心疼周凯，也为自己误会、反感他而感到内疚。

可赵宇航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不但没有教育孩子，反而说：“原来是没人管，怪不得没教养，今天我就替你家长好好管管你！”他胡搅蛮缠，非要多还一巴掌回去不可。我怕周凯吃亏，就把他挡在身后，和赵宇航的父亲越吵越凶。杜老师跑去喊政教主任主持公道，主任却说自己没空，让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

赵宇航母亲在一旁也没闲着，她要周凯带她儿子去医院验伤、赔钱。我看着周凯脸上肿起来的巴掌印子，说要验伤就一起验：“我还要告你儿子宣扬他人隐私、侮辱同学呢！这些事记入诚信档案，以后考学、找工作都是麻烦！”

听我这么说，赵宇航的父亲才带着儿子跟周凯道歉，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提此事。赵宇航的家长离去后，政教主任才来找我，嫌我和家长针锋相对，传出去有损学校名誉，之后又似笑非笑地说：“小程啊，没看出来，你书生气质倒是有侠女风范呀！”

一旁的周凯都听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抱歉地看了我一眼，而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根本不在乎领导怎么看我了。

3

下班回家，天已经黑了，我穿过一个巷子，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叽叽喳喳，周凯的背影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独自走，因为背的书包带子放得很长，书包一直有节奏地打着屁股。

想起赵宇航说的事，我心里涌起一阵心酸。别的孩子说说笑笑地回去有父母等着盼着，有滚烫的饭菜吃，可他回去冰锅冷灶，什么都没有。

我快步追上周凯，问他父亲回来了没。他说没有，我又问他父亲常回来吗，他沉吟了半晌说：“一个月也就两次吧。”

母亲的事我知道他不愿说，就没问，只问他平时怎么吃饭。他很平静地答：“自己做啊，我都习惯了。”语气中依然能听出好强和倔犟。

看天色已晚，他还当众挨了赵宇航父亲一巴掌，我估计他回去也没心思做饭。快分路时，我诚恳地说：“要不老师带你到外面吃吧，你做熟都几点了啊！”

他难为情地挠挠头，说不了，自己做饭挺快的。看着这孩子倔犟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我的鼻子酸酸的，只能暗下决心以后在学习生活中尽量照顾他。

自从班里的学生站出来为周凯说话，我发现周凯开始和同学们有一点接触了。课间的时候，他会站在边上看别人打篮球，但从来不上手。

一开始我以为他不会，有次傍晚我出去跑步，遇到周凯在独自打篮球，还挺像那么回事。见我过去，他腼腆一笑，我问他为啥不在班里露两手，他摸摸后脑勺，半天说了句“谢谢老师”。

我感觉这孩子挺自卑，于是私下总跟同学们说周凯不坏，就是性格有点闷，大家玩的时候尽量拉上他，另外谁也不能拿周凯的家事说事儿。我们班的孩子虽然学习差，但都单纯善良，尤其是体育委员，一听我这么讲，不管做什么，都死乞白赖地拽着周凯一起。

到了10月底，学校要举办秋季运动会，学生们先自主报名。我注意到周凯一项运动也没报，就开玩笑说：“周凯，我可是见识过你的球技啊，是时候展示你的运动天赋了。”又转身问其他同学：“你们说周凯报不报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报”，周凯大概是许久没有受到这种关注，脸红扑扑的，有点扭捏，但是也没有反驳。于是，几个班干部干脆替他做主，报了长跑和篮球两个项目。看得出来，同学们都想借这个机会和周凯打成一片。

运动会上，周凯表现得很好，尤其是长跑，遥遥领先。不仅如此，核算成绩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集体项目和破纪录没有翻倍加分，周凯一眼就看出来了，立即和体育委员一起跑到核算组把成绩改了过来。要不是他盯得紧，我们班就白白失掉了16分，我抓住机会对他大加赞赏，自此以后，体育课上也能看到周凯打球的身影。

我突然理解，像周凯这样的孩子，他害怕被人围观，但也最渴望被人看见。

想起一开始，我为了不要周凯费尽心思，老魏甚至和领导大打出手，想起学校立下的种种不合理的考核标准……我感慨颇多。这个世界很现实，人现实一点也没错，但总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去跨越那些现实，去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4

一个下午，学校团委临时要求所有班级重办黑板报，迎接次日上午的省领导检查。眼看就要放学了，我打算和之前一样，选几个同学去办，草草应付过去。

谁知大家一致推举周凯，说他是“绘画天才”。我不知道周凯还会画画，就留他和几位同学一起设计。不得不说，周凯真的挺有绘画天赋，他设计的黑板报从版面到色彩都无可挑剔，内容还贴合主题。

黑板报做完已经快晚上9点了，我们走出校园的时候，教学楼里还有许多班级齐刷刷地亮着灯。我提出要请几个学生吃饭，他们欢呼雀跃，可家长已经等在校门口了，孩子们只好回家。临走时，一个学生朝我喊：“老师，你请周凯吃饭吧，他天天买泡面呢。”

周凯不好意思地挠头，我故作随意地说：“周凯，你隐藏太深了啊！这次你为我们班立了大功，今晚必须给你加鸡腿。”他腼腆地笑了，没有拒绝和我一起吃饭。

饭间，我问周凯是不是学过画画，他说没有，就是喜欢，无聊的时候一个人随便画画。我夸他有天赋，可以和家里商量一下走艺术这条路。

周凯沉默地拨了拨碗里的饭，半晌说：“太贵了，学不起，我打听了，集训一学期要十几万呢。”

渐渐聊开了以后，周凯告诉我，他父亲脾气不好，爷爷奶奶也不愿进城帮忙，父亲去南方送货的时候，他就一个人住。父亲一般半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回来还要到阿姨（女友）那里住两天。平时父亲两天给他打一次电话，就问他吃了啥、冷不冷之类的。

我问那个阿姨对他好不好，周凯说：“挺好的吧，又不经常一起生活，客客气气的就行了呗。”

其实，我很想问问他母亲的事，但又怕伤了他，就问他平时都做啥饭。周凯说自己会做好几种菜，我惊叹他的自立，顺势说：“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不愿意表现出来，所以大家才不了解。如果你肯在学习上用心，一定能学到前面。”

周凯咧嘴笑了，沉默一会儿，突然说：“老师，有机会我到你家做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挠挠头纠正：“不是，有机会你来我家做客，我做饭给你吃。”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给暖到了，连声答应了他。

11月，市里要举办一个大型诗词诵读活动，各学校都很重视。我们学校的领导为了取得好名次，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学业负担还不太重、学生又相对成熟的八年级。年级主任搞了很多新花样，除了诵读的学生，还安排了翻花的、打鼓的，拿旗杆跑场的，周凯就是6个鼓手中的一个。

表演当天的中午，八年级全体师生都没回家。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没有统一订外卖，让家长们把饭送到礼堂。我突然想到，如果这样做，没人送饭的周凯岂不是很尴尬？于是我赶紧给年级主任提建议，说打鼓的孩子太辛苦，不如让这6个孩子和老师一起吃盒饭，吃饱了下午打鼓有气势。

年级主任爽快地答应了，给打鼓和拿旗杆跑场的学生发了一筐盒饭。看到周凯和同学们围着筐子抢饭，我的心里才踏实了。

忙了一圈，等我刚拿到盒饭坐下来，年级主任又喊女教师去给女生们盘头，我只好苦笑着把未动的饭递给身边的学生，什么也没吃。

等演出结束回程，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学生们在车上叽叽喳喳，生活委员给大家分发零食。当他拿出一个毛毛虫面包时，周凯像弹簧一样跳起来抢，他说自己快饿死了，惹得大家哄笑。破旧的公交车载着一车的欢声笑语穿过黑暗，清冷的车窗映出孩子们烂漫的笑容，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快乐。

回到学校，清点完演出服装，大部分学生都被家长接走了，校园里只剩下零星的学生和刚忙完的班主任。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突然看到周凯站在校门口，像是在等什么人。

见我出来，他默默地跟在后面，突然递给我一个东西，是毛毛虫面包：“我在门口等你好久了，老师，你中午都没吃一口。”

接过那个面包，我又欣慰又难过。礼堂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和同事，只有周凯注意到我没有吃上饭。大概是从小没有母亲在身边，没有被人好好疼爱过，这个男孩才有了一颗如此敏感的心。当他感到别人对他好一分，他就要努力还一分。

5

下学期开学没几天，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小区发现了一个密接者，第二天那个小区就被封了。一时间，学校里人心惶惶。

糟糕的是，周凯在这个节骨眼却发烧了，他给我打电话请假，我叮嘱了几句，就给学校报备。到了中午，周凯被带到市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并被隔离了起来。我给周凯父亲打电话，他说疫情形势严峻，他在外地也被隔离了，一时半会回不来，让我帮忙照顾周凯。

当晚，学校就决定开启线上教学模式，让师生们把自己的东西搬回家。半个小时后，我们班的学生都离校了，只有周凯的书还整整齐齐地码在桌子上。我帮他把书收拾好，连同我的东西一起带回了家。

两天后，周凯的核酸检测出来了，是阴性，烧也退了。想来他是因为身体单薄，抵抗力差，才感冒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听了周凯的身世，连连感叹：“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本地所有的小区都被封了，我赶紧报名做疫情防控志愿者，这样才能出入小区，尽早把课本和食物交给周凯。

周凯开门的一刹那，我傻眼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这孩子更瘦了，那种夸张的、陡然的消瘦，我以为只有动画片里才有。

我打开他家的冰箱，果然，里面除了几罐可乐和几包薯片，别无他物。周凯尴尬地笑，说他还没来得及去买。于是我把带去的菜和鸡蛋码进冰箱，怕他过意不去，就说他父亲已经给我转了钱。

我们聊了一会儿学习，我告诉他一定要利用这次线上教学“弯道超车”。周凯说，他刚进班的那段时间，其实是故意破罐子破摔，现在想来觉得自己挺可笑。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干，他嗫嚅了一会儿，坦诚地说：“其实我知道，你和魏老师、唐老师都不想要我，所以我不想进1班。可是我找教务主任要求进别的班时，主任说其他老师的态度都很坚决，这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知道自己从小到大一直都挺多余的，要不我妈怎么可能不要我呢？怎么学校里老师都不愿意接受我呢？”

我突然想起那天看到他站在楼道里望着远方的公路发呆的样子。那时候，他一定非常难受。从小被母亲抛弃，父亲又不大体贴，原来班里的同学排挤他，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进入新班级重新开始。可老师们却视他如瘟神，避之不及。

我感到自责，但还是郑重地告诉他：“有时越是不被别人接纳，就越要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值得被期待，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喜爱。”

周凯听了点点头，要开口说什么，却欲言又止。

临走之前，我给他布置了两项任务：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吃饭是第一，学习第二。

第二天上完网课批改作业时，我发现周凯上传了6张图片。3张是作业和课堂笔记，2张是他做的菜，还有1张是手机屏幕截图。只见“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两个游戏软件被圈了起来，点了“卸载”。我瞬间有了一种教书育人的成就感，给他写下评语：“学习新星，做饭老手，我心甚慰，请继续努力！”

于是，作业加饭菜的图片，周凯一直连续上传了半个多月，直到这次线上教学结束。我从作业和课堂笔记中看到了周凯的进步，老唐和老魏也说他的学习态度端正了很多。但这孩子的数学、英语基础实在太差，考试成绩仍然是班里的中下水平。

不过相比过去，这已经很好了。

6

进入初三，周凯的考试成绩依然不理想，上高中几乎无望。我找周凯谈话，他说学美术家里肯定不同意，他喜欢篮球，也打得不错，想去读花费不大的体校。

到了3月中旬，疫情反复，我听说今年体校招生的计划取消了。但看着周凯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操场上训练，隔三差五因为拉伤韧带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讲。

几天后，周凯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跑来问我是不是真的。看着他复杂的眼神，我有点不忍，但还是告诉他很有可能，希望他继续努力学习，做两手准备。

周凯低下头沉默了，他的鼻翼一张一翕，嘴唇也在颤动，就快哭了。最终，他忍住了泪水，我连忙安慰，只见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其实，打篮球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老师你不知道，我以前一个人打篮球，是因为它能让我忘了烦恼和孤单。后来我又发现，打篮球是最能让我感受到有价值的事。篮球，它就像我的玩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在几天后，正式文件下来了，体校招生依然正常进行。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凯，就有学生跑来喊我，说周凯又在厕所打人了。

这次被打的是隔壁班的“刺头”，我看着周凯那副欠揍的表情，气不打一处来。我以为他已经变了，没想到还是那么冲动。而且，当时“优秀班主任”的评选在即，虽说即使没有这次打架我被评上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但周凯动手打人，我就直接被取消了参评资格，实在丢人。

我问周凯为啥打人，他说就是想打，被逼问半天之后，他突然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他侵犯了我最在乎的人。”

我知道母亲一直是周凯的软肋，但他不能总是因此打架啊。我对周凯的行为感到失望，就同意了政教处让他回家反思3天的决定。

中考结束后，7月初的一天，一个叫“苏东坡”的人请求添加我为微信好友。通过后，他说自己是周凯，然后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了他刚被体校录取的喜讯。

我很欣慰，跟他聊了几句，周凯竟主动提起那次打架。我适时劝他在体校要成熟一点，少冲动：“现在只要打架，就没有不吃亏的，你吃了那么多苦考上体校，别因为打架毁了前途。”

周凯说他长这么大，其实只打过两次架：第一次是因为赵宇航用语言侮辱他母亲，第二次是因为隔壁班的“刺头”用语言侮辱我。

我吃了一惊：“侮辱我什么？”

“反正就是骂女孩子不好的话，挺欠揍的，你还是别知道了。”

我突然想起那一天，我问他打架的原因时，他支支吾吾地说对方侵犯了他“最在意的人”。我以为是他的母亲，根本没想到这个人会是自己。

那一刻，我的喉咙有点哽咽了。

没多久，周凯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九宫格图片里，有几张是他训练时受伤淤青的腿脚，有几张是学校操场的照片，还有一张体校录取通知书，并配文：“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给他点赞，他给我发私信说：“老师，你还记得吗？这首《定风波》是你在星期三下午的语文课，亲手写在左边黑板上的。”

我惊奇他居然记得这么清楚，便回复道：“是啊，我喜欢苏东坡的乐观向上。”

“我知道，你还说过，如果可以穿越，你一定要嫁给苏东坡。”我还没有回复，他又接着说：“我一个练体育的，也以苏东坡为人生偶像，嘿嘿，可笑吧？”

我说不可笑，相反我很欣慰，因为他也是我的偶像。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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