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房子和骗子，逼出了一个疯子

精神司法鉴定是一个十分谨慎且理性的工作。鉴定大都涉及法律纠纷，从法律上来说，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是法院对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判断的重要参考，这必然会影响到判决。所以下结论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但是，精神鉴定，总归是鉴定人的，也是由人来鉴定的，怎么说，怎么做，都绕不开人性的某些层面。我曾跟着鉴定科师兄做过一段时间的杂事，他给我讲过不少故事，其中一个，我印象深刻。

以下为师兄自述。

1

2009年6月，再有一年我就可以考中级职称了。袁主任说，我们医院待遇差，留不住人，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医生考上中级就往大医院跑，他希望我不要学那些人，老老实实在这里干，他过两年就要退了，会尽量“推我一把”。

所谓的“推我一把”，就是让我参与医院的核心业务——精神司法鉴定。

我们医院是市里为数不多具有精神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可以这么说，一个精神科医生，一旦有了司法鉴定的经验，在这座小城就相当于有半只脚踏进了“专家”的领域，再不济也能混到医院的中层。

我心里很感激，但也很纠结。我们这个专科医院的待遇确实很差，我一个农村出身的穷小子，不知道到底要工作多少年才能在城里买房安家，所以早早就存了跳槽的想法。可一想到可以到司法鉴定科参与鉴定，说不定能借此扶摇直上，就犹豫了，况且，我在这里的一线岗位待了这么些年，放弃所有基础到综合医院去重新开始，想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干着吧——我只能这么宽慰自己。

袁主任没有食言，7月份，他就通知我以旁听记录的身份去参与一次鉴定。被鉴定者是一位老师，姓马，男性，56岁，诊断为“急性精神障碍”。此次鉴定，法律上涉及的是一桩房屋产权纠纷。

鉴定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问老马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人对他说话，他笃定地说“有”，还能细致地描述出来；问他最近能不能看到什么，他说“能”，而且指着我们背后说，“现在正好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提问的过程里，老马表现得烦躁，时听得懂，时听不懂，还一直狠狠抓自己裸露在外的胸膛。

突然，袁主任说“暂停鉴定”。

老马被带出去后，主任让我也先出去，说鉴定组的专家成员决定要讨论一下。讨论没有持续多久，我又被叫了进去。袁主任说，现在要将专家组两两拆对，分成3组，依次对老马进行提问，“出于对结果可信度的考虑，3次提问的专家完全随机分配。”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来，老马的表现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模板，何必还要再走这么复杂的流程？我还得再辛苦记录3次。

记录到第二次提问时，我才发现了蹊跷——老马的回答，实在太“标准”了，甚至“标准”得过了头。

为什么这么说呢？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大多依赖于症状判断。简单来说，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问诊，医生要根据问诊的情况，对照症状学上的标准描述，一一比对，看符合哪一种病种的划分。但精神疾病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不同病种之间，有可能存在某些症状相似甚至雷同的可能，而且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很是常见。所以，精神病症状上，对某种具体的病种，有它的“核心症状”，对其所属某大类疾病，又有符合这一大类疾病的“通性症状”。

诊断时，为了确诊，核心症状和通性症状都是医生要考虑的。一般来说，患者表现出某种核心症状，医生多会考虑“疑似”，如果再加上一两条通性症状，那么基本可以考虑“确诊”。

从这个角度来说，病种的确定，跟病人症状的“分类组合”是有关系的。老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3对专家组合的提问，里面涉及的核心症状、通性症状也是随机分配的，但是老马的回答全都符合。难怪专家组成员一致同意袁主任的做法，这说明他们早就怀疑了——当前的老马，有“诈病”的可能。

前两组提问完毕，袁主任要求暂停一会儿，他看了看我的记录，吩咐道：“最后一组不用进行了，直接让老马进来吧，我单独问他。”

“这……不好吧？”我犹豫了，“单独鉴定”按规定是不行的，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可袁主任拉了我一把：“你也一起来，学点东西。”

鉴定室里，袁主任毫无征兆地问了老马一个问题：“这个房子究竟是有什么纠纷，要让你来参与这场精神鉴定？”

按道理，这个问题跟鉴定老马的状态毫无关联，我也没搞明白袁主任为什么这么问。

可是，老马出离的愤怒，几乎是喷涌而至：“他们合起伙来骗我！我根本没有卖过房子，更没有签过什么狗屁协议！”

但也就愤怒了一会儿，老马忽然又退潮似的蔫下去，恢复一开始不灵醒的模样：“脑子胀死了，哎呀，是他们骗我的，骗我签字，不要再问了！”

袁主任跟我同时看向对方——这下好了，傻子都能听出来，老马前后矛盾。

袁主任嘱托护士把老马带回了病房，让我重新调出他的病历。病历上，诊断处清清楚楚地写着：急性精神障碍。

不用袁主任解释，我都能看出现在的问题很麻烦——病历里有诊断，说明当时收诊的医生确实认为老马有明显的精神异常表现。可就现场的鉴定表现来看，老马极有可能存在“诈病”的倾向。

主任想了很久，对我说：“你，去找一趟老马的主治医生，问问当时首诊的具体情况。”

2

说来也可能是巧合，老马的主治医生也姓马。送材料过去时，我跟他开玩笑：“小马，这个老马是不是你亲戚啊？”

他笑了笑，没说话，接过材料仔细看了看：“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啊。”

“啊？”我以为听错了，“你的病人啊，怎么就不……”

“他确实是我的病人，我也为我的诊断负责。”小马很严肃，“就当时入院的表现来看，马老师绝对符合急性精神障碍的表现，但按照袁老师的鉴定，他又可能是‘诈病’——那我该说什么？什么我也说不了啊，顶多就是个‘无法鉴定’吧。”

我尴尬地笑笑：“那万一他是发病进来又被治好了呢，你医术高明呗。”

“那我就更不敢瞎说了。”他把材料递回给我，歉意地点点头。

袁主任听了我的转述，使劲揉了揉眉头：“‘无法鉴定’，唉……这就难搞了呀。”

“这有什么难搞的？”我不以为然，“急性急性，来得快，去得快，当时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也不是说不通，哪怕他真的是‘诈病’，如实下个鉴定的结论不就好了？再说了，‘无法鉴定’也不是不可能……”

“瞎放屁！”袁主任骂了我一句。

他说，麻烦就麻烦在这个“如实”上。如果按照目前来看，老马“诈病”的可能性极大。但是，病历上又清清楚楚写了“急性精神障碍”，这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下的诊断，他又信誓旦旦说对此诊断负责。那么，承认老马目前是“诈病”，那跟医生当初的诊断就是矛盾的了。

“而且这个问题现在出在我们医院，你说‘无法鉴定’，不是自己打自己巴掌？”

“那直接确定老马有问题行不行？”我问了一句。

“这不是乱弹琴吗？审都不审，直接虎头铡？我是包拯啊？”

袁主任虽然是骂，但还是耐心给我解释了一番：就算直接确定老马有精神障碍，那么法院也会要问一个问题——在实际发生纠纷的时候，老马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有多大的民事行为能力，在案件里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以现在掌握的具体情况，是没办法下定论的。老马有“诈病”的倾向，谁知道他的病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这“真实的情况”完全扑朔迷离，所以，除非去理清实际情况，不然贸然下结论影响了判决，医院百分百是要背责任的。

说完，袁主任站了起来：“得去了解案情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参与鉴定，但也能明白，他从心底是不愿意做这个决定的。医院是看病的地方，属于卫生系统，而查案断案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两者之间，为了判决的理性公正，平时一定要恪守边界。可问题是，正是我们医院在这个案件里搞出了个麻烦——当时接诊的小马，明明白白地给老马安了个“急性精神障碍”的名头，又坚持自己的诊断是没问题的，而我们的鉴定过程里，老马又明显地不对劲儿。为了鉴定结果的真实，医院必须去了解实际情况，对老马在发生纠纷时具体的精神状态做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袁主任一拍手：“踩线就踩线吧，总不能这把年纪还给医院抹黑吧。”

办案机构接到我们的请求后，答应得很不情愿。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本来就是个扯皮的事，这样不是越扯越长了吗？那个买房的天天来法院闹，你们是专业机构，赶紧出个结果啊。”

袁主任笑着解释：“正是因为扯皮扯得麻烦，我们才必须慎之又慎。”

3

可案卷拿回来后，我们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

老马是一个退休的高中老师，老婆已经去世，在市里某小区有一套三居室，平时独自住。大概是去年（2008年）的5月份，一位在附近做早点的流动摊贩老谢，称自己从老马的女儿手里，通过明面签订“无偿转让”协议、私底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以实际成交价20万（低于市价15万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他手里有老马亲笔签名的全套转让协议，而且这份协议上的签名已经做过笔迹对比，跟老马的字迹完全看不出区别。

老马承认字是他的字，但坚决否认见过这份协议，不承认自己卖了房子。可老谢拿着这份他“亲笔签名”的转让协议，非要让他按照协议把房子腾出来，还告上了法院。一来二去，两个人不知道闹了多少回。老马一个孤寡老人，敌不过日日来闹的老谢，一气之下，跑到老谢做生意的地方，作势要一头撞死在老谢的早餐车上，怎么都拉不住。老谢报警之后，老马还不消停，也不接受调解，胡言乱语，非要撞死，于是就被送到我们这里。

更让人糊涂的是，老马只有一个儿子（在国外），根本没有女儿，他也否认自己有什么“干女儿”。他坚持认为，那个所谓的“女儿”，是老谢捏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人。而老谢言之凿凿地说，确实有一个年轻女性，拿着这份老马亲笔签名的转让协议，从自己这里拿走了钱。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多高，老谢都能描述出来。

老谢去过老马的小区里面求证，可这个老旧小区里面住户很少，大都是像老马一样深居简出的老人，谁都说不知道老谢说的女孩是谁，更不知道老马有个什么女儿。立案后，经查证才知道女孩联系他用的手机号码是用其他身份证办的（那时还没有手机号码实名制），而且老谢也没有这个女孩的照片——换句话说，从“谁提出谁举证”的原则来说，老谢自己根本无法举证，这个女孩到底存不存在。

看完案卷，袁主任一声长叹：“越来越复杂了啊。”

我很不解：“也不复杂啊，里面不是描述得很清楚嘛，两人冲突，老马胡言乱语，要寻死，这份应该属于供词吧，真实性可以保证，那么这个就已经可以认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

“没那么简单。”主任眼神凝聚，跟我分析：现在不是单纯鉴定老马“当时有没有问题”这么简单了，必须要从“一开始”来分析——也就是说，从签订协议、发生纠纷，到最后发生冲突，这整个过程里，老马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发展的轨迹是什么？可根据这个案卷的描述来看，我们现在完全确定不了。

但我们的鉴定结果，最终还是要直指老马的精神状态，目前来看，这势必会影响到法院判决上的考量，即这份转让协议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老马真疯，那协议无效，老谢吃亏；如果老马装疯，又不承认有女儿，那么协议只能是有效的，老马吃亏。我们的鉴定结果很有可能在房子的最终归属上产生影响，而且无论是什么影响，最终都有可能会让双方矛盾的箭头或多或少地转向医院的鉴定科。

“早知道就该考虑小马的意见，老老实实写个‘无法鉴定’好了。”袁主任瘫在椅子上，“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啊，这断案怎么就跟医院扯上了关系？”

4

事情到这里，一下子就僵住了：我们说“无法鉴定”吧，人家卷宗都提供了；给鉴定结果吧，以现有材料，又无法保证结论准确性，还不如不给。

法院那边每天一个电话催，袁主任实在是被逼到了墙角。一天，他把正在写病历的我拎起来：“走，去病房，找老马！”

病房里，老马正跟一堆老头打扑克，住院这段时间没了老谢的掰扯，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十分轻松。

袁主任把老马叫到治疗室里，让除了我们3个人以外的人全出去。

“老马，咱俩见过了，我有些问题要跟你了解，关于你的鉴定。”

老马点了点头。

袁主任没有闲扯，直接问：“房子到底是不是你卖给老谢的？”

老马很诧异，先是矢口否认，又马上回过神了，说：“房子卖不卖跟医院有什么关系？我是病人，不是犯人！”

袁主任笑出声：“呵，你脑子确实挺清楚啊，那你说说，你有什么病？”

老马丝毫不怵：“这是医生的业务，问我干吗？”

袁主任十分冷静，丝毫不在意老马的态度：“老马，字，你承认是你签的，对吧？老谢手里也有这份你亲笔签字的转让协议，对吧？你不承认你有女儿，也不承认你看过协议，但他又有这份协议，所以，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协定的，难道他拿刀架着你签？这样的话，你还能整个站在这里？”

“我不知道！”老马一口咬定，他根本不知道老谢怎么得到他亲笔签字的转让协议，同时还强调，在那之前他跟老谢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来没去他早餐摊上买过东西吃。

“不认识？那不对吧？”袁主任站起来，盯着老马，质问他：“既然之前你们都没打过交道，那老谢干嘛要买你的房子？是谁告诉老谢你有房子要卖的？又是谁把协议拿出来的？总不能是老谢梦里梦见的吧？老马，老谢口里的那个人应该真的存在吧，你在撒谎吧？”

老马也从床上立了起来，嘴里支支吾吾，一会说假的，一会说自己不懂主任在说什么。

袁主任丝毫不急，等着老马静下来，才开口道：“老马，你要是还不讲真话，那我就没办法了，医院是不会帮你撒谎的，只会如实下鉴定结论。那就是说，要么是你一开始就说假话，要么是老谢说假话，但不管谁说假话，这个事儿都算‘搞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那就得讲证据，协议就是证据——你这房子，别想要回来了。”

“放屁！要不回来？那本来就是老子的！”老马怒骂，“百分百就是那个小蹄子！”

老马终于被袁主任攻破了防线——老谢说的那个“女儿”，虽不是真的，但确有其人，而且跟老马有点亲戚关系。

老马说，2007年年初，他在家洗澡时高血压发作，幸好人还能撑着爬出来，抓起话筒打了急救电话，这才捡回一条命。他儿子因此飞回了国，等他转危为安后，说一定要把他带出国。可老马说什么都不干，爷俩拗了一阵，儿子败下阵来，退了一步，说给他找个保姆，老马就同意了。想到那些保姆欺负孤寡老人的新闻，儿子托人从老家找了个小姑娘，叫马小琴，17岁，初中毕业。儿子说，这孩子怎么也算跟自己是本家，工资大不了给高点，能把老马伺候好就行了。

老马自己讲，能看得出这个小琴是吃过苦的人，勤快，嘴甜。而且她还很上进，知道了老马是个退休教师后，天天“马老师”前“马老师”后，有时候老马翻翻自己以前的教案，她也凑在一边看，很喜欢提问，还总能问到点上。老马觉得这个孩子“能教”，找了关系，出钱给她报班，从基础补起。他跟小琴说，只要她能往上读，他就供。小琴感动得涕泗横流，当场认了老马当干爹。

讲到了这儿，老马忽然神情一变：“妈的，说到底是老子看走了眼，没想到她是这种东西！”

老马讲，他在家有存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的习惯，钱的数目还不小，几万是有的。有天他回家打算拿钱去买个新书桌回来给小琴用，结果发现钱少了。“老子问她，‘是不是你拿的？’唉，她也认，你说她急用，老子也不怪，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拿去赌输了！”

出乎老马的预料，被戳破面皮的小琴顿时像变了个人，讥讽老马有福不知道享，“要死的人了，留这么多钱干嘛？不如给我拿去花”。

“老子恨不得把她提着踢到楼下去，妈的，滚滚，滚远点，别在老子面前，恶心！肯定就是她，她把老子的房子卖了！”

袁主任看着异常愤怒的老马，好像又在想着什么。我根本没料到一桩房产纠纷还能扯到这里，听完后也冷静下来——我知道，在老马心里，几乎就是认定了马小琴通过某种手段，伪造了所谓的转让协议，那20万，八成也是她拿走了。

可问题是，老马既然有怀疑马小琴的倾向，他为什么还要一口咬定协议是老谢自己伪造的、根本没有所谓女儿这个中间人呢？就他语气里对马小琴的恨意来看，他根本不会好心到替小琴隐藏嫌疑，为什么他一开始会冒着房子要不回来的风险，绝口不提马小琴这个人呢？

我看了看袁主任，依旧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既然他不提问，那就轮到我大显身手了。

我忍不住开口：“老…马老师！那个小琴，你现在能联系……”

“今天就到这里吧！”袁主任忽然开口打断了我，我还没回过神，已经被他拎了出去。

病房外面，我真是又气又怂，可我不敢大声说，只能跟袁主任抱怨：“这眼看着就要真相大白了，为什么不让我接着问？”

“真相大白？”袁主任不屑道，“我问你，你能看出他讲话是半真半假吧？”

“是啊。”

“那我问你，老马嘴里，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

“这……”

“我再问你，你又怎么分辨，他接下来讲的，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我彻底语塞。

袁主任没有再继续攻讦的语势，他耐心地告诉我，所谓精神鉴定，本质上跟侦查侦破是分不开的。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你讲真话，况且，老马已经明显地在撒谎隐瞒，再接着问，虽然能挖出点什么，但更多的是他接着编下去的谎言，“与其接着问，不如另寻他路”。

“另寻他路？”我若有所思，可又思无可思，“哪儿还有路啊？”

“你是真不适合干鉴定啊……”袁主任摇摇头，“找马小琴！”

5

袁主任说的找马小琴，并不是由我们去找，而是将这个信息反馈给办案机关。毕竟知道了名字，哪里人，找到就是件很顺利的事。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马小琴被找到后，很直接就承认了房子确实是她伪造协议卖掉的，钱也赌博输光了，“钱是没办法还了，要坐牢就坐牢，我认”。

审马小琴的时候，出于了解老马当时精神状态才能出具最终鉴定结果的考量，医院必须了解具体经过，所以我们也参与了。在了解马小琴的具体作案手法的过程时，我们知道了一个更狗血的事——她口里的老马，跟我们之前了解的那个老马，完全就像是两个人。

马小琴确实是老马老家的本家亲戚，出了五服，但是同姓。她没有考上高中，在老家蹉跎几年，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只能跟老家那些等着嫁人的姑娘一样，就四处托人找关系，想到城里谋生，正好遇到老马的儿子来找保姆，双方一拍即合。

她一开始也认为，自己这个远房叔伯是个老师，又肯教自己，是个大好人。她充满希望，下定决心，觉得只要自己踏实肯干，勤劳好学，一定会改变命运。

只是马小琴没意料到，老马会对她动了色心——老马先是暗示她，说自己老婆早亡，儿女不在身边，是个孤寡老人，希望她能“慰藉”一下自己。马小琴一开始装听不懂，做完家务事就躲着老马，也不再跟着他学东西。老马见得不了手，彻底撕破脸皮，屡屡强行动手动脚。

马小琴开始不肯就范，可她反抗过于激烈时，老马就威胁她，要让她滚回老家，还要跟老家人说她手脚不干净，是被赶回去的。当时的马小琴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她不是没想过跑，可一旦那样做了，老马肯定会回老家乱说，以他老师的身份，怕是不少人会信他话，到时候，老家回不去，城里待不下，可如何是好？

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反抗的心一点点减弱，最后选择了麻木地接受。

事情的转折源于马小琴发现自己怀孕了，告诉老马后，老马当机立断，打开放钱的抽屉，让她自己拿着钱去医院拿掉孩子。马小琴完全没有了主意，只有无尽的恐惧。虽然她从没想过自己这么早就要当母亲，但还是恳请老马让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可老马的回答把她打进了深渊：“生下来干吗，老子帮你养？再说谁知道是不是你在外面勾三搭四怀的野种？要不是本家，老子才懒得管你。打了！”

之后，老马没有跟她再废话，他怕马小琴不去医院，便去外面搞来打胎药，逼着她喝了下去。

这次的打击，让马小琴彻底压下了自己年少无知的一面，开始学会用冷静和理性面对世界。她知道，自己现在对于老马来说就是个想摆脱掉的麻烦，而她是无法制衡老马的——药流之后，她身体虚弱，也需要老马给她一个安身之处，她只能隐忍。

但与此同时，饱含恨意的她也立志要让老马付出代价，甚至想过给老马碗里下老鼠药——不过，到底没那么大胆子。

马小琴说，在一次看法制节目的时候，她受到了启发，想到了一个主意，既能报复老马，又能让自己捞一大笔钱——伪造协议，偷偷卖了老马的房子。

她很快锁定了“买家”——家里的早餐，几乎都是她天天去小区门口的老谢那里买的，在日常的交谈里，她知道老谢在老家有个要读书的小儿子，一直想接到城里来上学，可是又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儿子没办法落户。老马的房子正处在市里学校最多的位置，对老谢来说，那是无比合适。

她跟老谢撒谎，说自己是老马的女儿，刚读完书回来的。老马年纪大了，有了回老家的想法，很想把房子卖了，老谢动了心思。

可马小琴知道，只让老谢动心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就算老马要卖房，也得是“亲自”卖。如果跟老谢讲自己能代替老马把房子直接卖了，谅老谢也不敢答应。

于是，马小琴循序渐进。她每天买早餐的时候都跟老谢聊很久：有时候说说老马教这么多年书不容易；有时候说自己“妈妈”早走，老马孤苦；有时候说老马这么些年，独自供孩子读书长大辛苦……她只有一个目的——将自己和老马塑造成父女情深、相依为命的形象，并植入到老谢的心里。

老谢也真的信了，深受感动，每次马小琴来买早餐，有时候是多给个鸡蛋，有时候是多装两个包子。

马小琴觉得，是时候了。

一天，老谢要收摊的时候，马小琴来了，她没买早餐，看见老谢，就哭了出来。

老谢问她怎么了，马小琴哭唧唧地说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谎言——老马病了，得动一次大手术，要一大笔钱看病，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卖房子。但老马现在人都出不了医院，卖也不知道多久能卖出去，等卖出去了，老马人都怕是不在了。她恳求老谢，能不能把自己“老爹”的房子买下，便宜点也行，让她好有钱帮爸爸看病。

一来便宜，二来助人，说实话，这种情况下，老谢很难拒绝。但老谢也不是傻子，他提出要去看看老马，马小琴就说现在不能探视，老谢又提出去看看房子，马小琴一口答应了——因为老马那时回老家了。

在屋子里，马小琴带着老谢四处转，给他看了老马藏在柜子里的房产证，还打开了老马放钱的抽屉，指着里面的钱，哭着对老谢说：“现在家里就剩下这点了。”

这下，老谢是彻底信了。马小琴说，现在急用钱，也没时间去交易中心过户，可以先签一个“无偿转让”协议，老谢以现金付款，“等老爹熬过这一劫，再过户”。为了让老谢彻底打消疑虑，马小琴又主动提出，房子只卖20万。

其实这个时候，只要老谢冷静一点就不会上当，毕竟，马小琴提出的是现金交易，房子近乎是半价出卖，仔细想想就不合常理。但是20万的价格彻底让老谢冲昏了头，他不是没打听过这里的房价，只想着要不是急着用钱，人家怎么着也不会把价格定这么低。他算是彻底入了套，毫不犹豫地配合马小琴，在协议上签了字。

马小琴说，那份协议是她一早就做好的，也知道直接拿去让老马签字是万万做不到的。在日常生活里，她藏起对老马的恨意，甚至还刻意逢迎老马的某些需求。老马终究是色欲熏心，有次借着老马“事后”心情愉悦，马小琴再次提出让老马给自己上课。她知道老马有个习惯，会在教案的每一页的右下角工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就让马小琴有了“可乘之机”，每次等老马教书育人之后，她都恳求老马在纸上写一点批改意见或是学习指点，只要老马签了字，她就夸赞，这字好看，端庄，大气。老马便乐此不疲。

马小琴弄来一沓A4纸，全部工整地在右下角画了横线。老马问她这是干吗，马小琴告诉他，以后要把老马的学习批注整理成册，留着慢慢复习。这一马屁把老马拍得晕头转向，甚至都忘了当初马小琴怀孕时两人的剑拔弩张。他一昏头，兴奋地连签了好几张。

至此，伪造协议最重要的一步，马小琴彻底达成，只等后面的老谢老实上钩。

6

既然马小琴已经承认协议是她伪造的，关于老马的精神鉴定结果就已经不重要了——老马是否有精神疾病，不影响判决，我们如实描述老马目前的状态即可。老马八成是以为，只要自己坚持“装成”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份协议就不具备合法性。这样，他既能保住房子，又能瞒住自己欺压马小琴的事实。我想，这老马一开始装得太像了，把接诊的马医生都瞒过去了，要不是鉴定过程里露出了马脚，袁主任坚持往下查证，可能就真给他糊弄了过去，百口莫辩的老谢亏就吃定了。

事情到这里，我以为就此结束了，没想到还有后续。

出于警示教育，没多久，院长就用这个案例做了一次业务学习，强调在诊断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虽然他没有在学习会上指名道姓，但谁都知道他指的是小马医生。

闲话这种东西，总有人说，传来传去，总会传到小马耳朵里。有人说他误诊，有人说他医术不精，小马本身就是个较真且笨嘴拙舌的人，这闲话一传，彻底成了个沉默寡言的人。

可我没想到的是，小马竟然辞职了。

在我的印象里，他绝对不至于心眼小到因为闲话而辞职的地步——太不值当了吧？我想打电话问问他，他的手机却怎么也打不通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小马辞职的第二天，司法那边的工作人员电话就打来了，问我“能不能联系到马医生”，“需要他配合调查”。我说自己也联系不上他，但可以提供他的住址——此前小马刚刚搬过家，我去过。

过了两天，电话又打了过来。司法工作人员说，他们确认了，马小琴和小马医生是兄妹关系，马小琴从老谢那里得到的20万，在3天里分批分次地汇入了小马的账户。他们怀疑，在这起“伪造协议诈骗案”里，他们兄妹都有参与。

在一早追缴老谢被骗走的那20万时，马小琴一直坚持说自己将钱赌博输掉了，而且是在赌档上以现金方式输掉的。警察问她赌档在哪里，马小琴就带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可警察蹲守数日，并无发现，在走访周边居住人家的过程里，被询问的人都说这里从没开过什么赌档。

警察再追问马小琴，她又换了说法，讲自己把钱借出去了，可借钱的人跑了，现在也联系不到。警察问她，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借了出去，她又拿不出来。

之后，马小琴继续接二连三编了很多理由，就是说不清钱的去向。这让警察不得不怀疑她在说谎。

后来查证马小琴户籍，警察又发现，她的父亲再婚过，在之前的那段婚姻里，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将户口转到了城里，所以一开始没有查到——而这个马小琴同父异母的哥哥，就是小马。

警察本来是想让小马过去协助了解下情况，没想到，当他们打电话到医院找人的时候，人就失联了。后来根据我提供的住址，他们在小马的新家把他“蹲”到了。他们发现，小马这个房子刚买没多久，而且是全款买的。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了，他钱是哪里来的？这一查，就查到了那20万。

小马在审讯时态度很坚决，坚持是自己胁迫妹妹，强迫她伪造协议卖了老马的房子，然后又强迫妹妹将20万转给自己。他说，如果马小琴不配合，就要回老家将她和老马的事抖出来，让她彻底做不了人。

马小琴得知哥哥被抓了之后，更加不愿意松口。她坚持说整件事都是自己一手策划的，钱也是在哥哥不知情的情况下转过去的，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兄妹俩都想为对方开脱，自己揽下罪行，所以，司法那边给医院打电话，希望我们这里能找一个跟小马熟识的、又有些“询问技巧”的同事，来帮助他们劝劝他，说实话。于是，院长就让袁主任带着我去，毕竟，这个事情，我们全程都参与了，而且，我们都算跟小马熟识。

7

面对我们，小马一点都不紧张。

袁主任的眼神一直很冷漠。整个过程里，只有我不断地提问，小马一句句回答。他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自己大不了把房子卖了，钱还回去，但自己的妹妹是无辜的，都是被他胁迫的。

局势僵住，我提问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样让小马说实话。

“砰！”袁主任使劲捶了一下桌子，他站起来，瞪着小马：“你他妈的，当初老子带教你们几个人，就一个留院名额，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求我的？要不是看你人踏实，家里困难，老子会把你留下来？你他妈就这样报答我？”

霎时间，小马的泪流了出来。

袁主任坐下来，又说：“我不讲你的对错，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但你还是要想想你们兄妹以后，就这么背着个污名过一辈子，你踏实得了吗？”

“袁老师，我……”小马涕泗横流，终于全撂了。

他告诉我们，马小琴确实是他妹妹。他亲生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给她找了个后妈，生下了马小琴。后妈对小马不错，他高中时父亲去世后，后妈更加爱护他了。妹妹读书成绩不好，早早辍学，全家全力供成绩优异的他读书。

小马对后妈和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十分感激。来城里上大学后没多久，后妈也去世了。小马悲痛之余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城里安家，把妹妹接到身边。马小琴知道哥哥辛苦，一直不想来城里给他添麻烦。

后来老马的儿子去老家找保姆，马小琴心想，去给老马当保姆，有钱不说，还有地方住，两全其美。所以也没告诉小马，就自己做主来到城里做了老马的保姆。虽然小马知道后极力反对，但马小琴信誓旦旦地保证，老马是个好人，而且还教自己知识。小马这才勉强答应。

老马人面兽心的一面露了出来后，一开始马小琴不敢跟哥哥说，她害怕老马真的去老家乱说，到时自己百口莫辩不说，说不定还要连累有出息的哥哥。可小马毕竟是个医生，不可能看不出来妹妹流产后虚弱的状态，百般询问下，小马这才知道了马小琴的遭遇，拿着菜刀就冲出了门，发誓要将老马五马分尸。

马小琴拉住了他。她告诉小马说，现在去找老马，老家伙认不认不说，就是有了铁证，对他来说顶多就算是个作风道德问题。老马毕竟年长，又是老师，在老家有威望，如果他真的添油加醋乱说，怕不少人还是会信他。

冷静下来后，小马仔细想想妹妹的话，确实不无道理。但让他咽下这口气，他又不愿意，他必须找个办法，报复老马，发泄仇恨。

小马仔细地问马小琴，老马有哪些生活习惯和癖好，想在里面尝试找找突破口。当得知马小琴竟然连老马的房产证藏在哪儿都知道时，一个主意就冒出来了。

兄妹两个计划好后，这才有了后面的老谢上当。

小马本来担心老马会怀疑到马小琴头上来，就让妹妹“偷钱”，故意被老马发现，然后把她赶了出去。后面若老马发现更多，他就卖了房子带着妹妹远走高飞。可千算万算，小马也没想到，老马竟然因为和老谢冲突被送到了精神专科，更没想到，接诊老马的，就是他自己。

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小马立刻想到了一个“把屁股擦干净”的方法。

接诊的时候，他心里清楚，老马只是情绪激动，暂时的行为失控，绝对不是“急性精神障碍”。但是他在诊断和治疗过程里，有意无意地暗示老马，只要他是精神疾病，那这份协议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换句话说，他在暗示老马，如果这样做，就能保住房子，而且，他欺压马小琴的事，也不会被人知道。

老马不是傻子，必然会“心领神会”。两个人在没有互相点破的情况下，完美地达成一致。

这样一来，老谢既无法举证马小琴的存在，又无法证明自己如何得到的协议，那这件事就会成为一滩浑水，真相难辨。对小马兄妹来说，肯定是个好事。

只是让小马万万没想到，老马在鉴定室的表演太完美了，完美到不得不让专家们生疑。

回医院的路上，袁主任让我把车停在路边。他跟我絮絮叨叨了很多，说小马当时是怎么进医院的，如何努力，如何逐渐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精神科医生，“如果不出这个事，我会把你们都安排到鉴定科”。

可是，没有那么多如果。

后记

师兄告诉我，事后，老谢知道了马小琴和小马的遭遇，表示只要钱拿回来，他就不再追究。老马拿回了房子后就把房子卖了，不知道是回了老家还是去了哪里。

“那马医生呢？马小琴呢？他们兄妹怎么样了？”

师兄说，虽然老谢表示谅解，但涉案数额不算小，他们该承担的还是得承担，具体的罪责和刑罚他就不知道了。过去了这么多年，如今他们兄妹估计早就不在这座城市了，去了哪儿不知道，也没有了联系。

听完这个案例，我满心都是一个词，意难平。看着我的表情，师兄笑了笑。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精神司法鉴定中，为了保证最大的公平合理，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他看着我，严肃地自问自答：“忠于事实。”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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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红门里长出半个温州人

和大部分生活安逸的北京土著不同，我因家庭变故，从小到大经历过不下10次的搬家，但绕来绕去，总离不开“南顶路”。这是一条位于北京中轴线南端的街道，往前数30年，北京人餐桌上的肉制品基本都来自这条街，因此它称得上是北京食品工业的摇篮。

2021年，我创业小赚了一笔，卖掉了母亲早前在南顶路买的一居室，再添了些钱在别处买了套小三居，彻底搬离了这条生活了20多年的老街。新家所在的街道宽敞整洁，但我却时不时想念起南顶路——尽管那里总是杂乱拥挤，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海鲜腥臭味，温州人的大嗓门随机在某个街角爆炸开。

偶尔休息日时，我会专程开很久的车回到南顶路，在小商品批发市场楼下的南方菜市场买年糕和米线，然后去吃一碗“迎春面馆”的黄鱼粉。黄鱼粉吸入口中时，我会想起往昔的日子，也会想起曾经同住在这条街上的邻居“小温州”。尽管我和他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暑假，但他却让我真正走进了温州商人这个群体，甚至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必须承认，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的精神世界更多是被温州文化所滋养的。

1

“顶”是北京百姓对碧霞元君庙的特有称呼。相传碧霞元君为东岳大帝的女儿，专司人间姻缘、祸福。北京有5座碧霞元君庙，以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来命名，合称“五顶”，其中的“南顶”碧霞元君庙，即南顶娘娘庙，位于永定门外大红门附近——这也是“南顶路”的由来。

建国后，这处碧霞元君庙被橡胶六厂拆除，改建为宿舍楼。南顶路街北的一片儿被划归为北京肉联厂职工家属院。街的东边是肉联厂的厂区，从那儿飘出来的血腥味、机器的轰鸣声一点不糟践，足够上千户打开窗户的居民雨露均沾。南顶路曾有过一段风光的日子，早前不但形成了肉、禽、蛋等副食品加工一条街，并且还伴随着北京人走过了艰难的票证经济时代。到了80年代中后期，北京逐步取消商品票证，市场放开，肉联厂的经营也逐渐困顿起来。

1993年，厂子彻底破产，年纪大些的人买断工龄，提前过上退休生活，年轻一代则各寻生路。肉联厂家属院也改名叫“南顶小区”，正式移交给物业公司，但老住户们不愿交物业费，所以卫生、绿化等服务约等于零，环境和之前没什么不同。

不过，此时小区里的居民倒是换了一大批——那时丹陛华小商品批发市场建成，不少温州生意人拎着大包小包搬了进来，开始把浙商文化注入这个街区。他们有点钱的租在单元楼里，没钱的就在小区旮旯低价租一处阴面儿的小平房，无论春夏秋冬总敞着门，方便扛着大包小包的货物进出。

随着这些温州人的到来，南顶小区几乎变成了半个货品中转站，引起了很多本地居民的不满。听老人说，那时肉联厂退休工人和温州生意人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就接了爷爷的班，成了一名肉联厂的工人。他和我母亲于1993年结婚，赶在肉联厂破产前分到了一居室，3年后生下了我。我的童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房子不大，只有42平，但胜在全屋朝南，阳光明朗时，整间屋子都会铺满金色。但又因是在顶楼，夏季极热。记忆中，初夏时分，底楼的奶奶家还很凉爽，我家的电扇已经辛勤地摇上了。

这类老楼每两层楼之间的缓台处都设有一个垃圾丢弃口，方便住户不下楼就能倾倒垃圾至底楼。这就让底楼的垃圾道成为耗子们的天堂，清洁工打开铁门回收垃圾时，总能看见营养过剩的耗子夺门而逃。它们多半眼睛通红，身体足有成人的小臂大小，常把在楼下院子里玩的我吓个半死。每次遇到这些不速之客，我都会嚎叫着狂奔回家，让父亲保护我。父亲似乎对这些耗子习以为常，有时还会坏笑着给我讲肉联厂工人们和它们斗智斗勇的故事，栩栩如生，听得我又害怕又好奇，久久不忘。或许也因为这些讲述，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学历不高的父亲便莫名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

当然，父亲的工作和知识分子关系不大。肉联厂走下坡路时，他就考下驾照，成了一名大货车司机。别的货车司机常穿一身邋遢的工装，跑完长途回家不是喝酒就是赌钱，父亲却总是穿着整洁的、带着皂香味的衬衫，闲暇时不是读书就是看报。他对钱没什么兴趣，家里的财务大权拱手让与我母亲，家务事也极少插手。

母亲和父亲的性格截然相反。她有着同龄人中少有的本科学历，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工作上和家务事上都是一把好手，心气儿特高，总期待着父亲能够改改淡泊名利的性子，去闯出一番事业，给一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尽管二人有着如此多的不同，但小时候的我很少看到他们争吵。他俩更像是一对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室友，关系中总带着些许的疏离，即使有矛盾，也总是躲进卧室关起门来背着我小声争辩。

为了改善生活，父亲开始在跑运输之余做些小生意，例如倒卖秀水街的衣服，沿街售卖餐具工厂的尾货。但他实在是不擅长做生意，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有赚来更多的钱，反倒是被一些所谓的朋友屡次坑骗。他和我母亲关上门争辩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那时的我还很小，虽然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但总觉得家里的气氛沉闷，就常常跑到小区里去乱逛。

父母并不太管我，只是叮嘱我少和温州人的小孩玩——在这一点上，他俩的意见倒是很统一。父亲认为温州人精于算计，和那些骗过他的人一个德性，他们的小孩肯定也是又奸又滑。母亲则认为那些孩子每天只知道在院子里疯跑，有些连普通话也说不利索，会把我带坏。

2002年，在母亲大胆的提议下，父亲辞去开大货车的工作，和一个同样离职的运输队同事凑钱买了一辆富康，一辆桑塔纳，合开了一家汽车陪练公司，专门服务那些刚拿了驾照的新手司机。当年驾考制度还不够规范，有很多人拿了驾照也不敢上路，所以公司的客源很不错。我们一家的生活逐渐变好，母亲也开始憧憬着未来有一天能够卖掉这套小房子，换一套位置更好些的两居室。

2

2004年，在市政规划的要求下，南顶路和南顶小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坑洼不平的石灰路面都改成了沥青路面，灰扑扑的居民楼外墙被赭红色的油漆粉刷一新，老旧的平房经简单修缮过后，也显得不再那么破败了。

父亲对此十分不以为意：“这不过是老黄瓜刷绿漆的表面工程而已，老平房里的下水道和电路还不是没人管？”我对这次改造倒是十分满意，因为我家楼旁的垃圾站被拆除了，清理出来的大空场被改造成了小花园，配合着4年后北京承办奥运会的春风，里面增设了不少健身器材，俨然成了小孩子的游乐园。这一年的暑假，我几乎都泡在小花园里，白天在那里和邻居家的小孩打羽毛球、扔沙包，晚饭后就蹲在花园的路灯下玩扑克牌。

我和“小温州”就是这样认识的。这家伙比我大两岁，又矮又瘦，眼睛却亮得很，透着一股聪明劲儿。他记牌很准，还会算牌，短时间内几乎赢遍了小区里的所有孩子，谁要是和他一队打“升级”，回家时总能赢一兜干脆面里的英雄卡，大家都愿意和他组队，我也不例外。

“小温州”本名叫陈志雄，是温州生意人的小孩，我们本地孩子都嫌他名字太拗口，不好记，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他也欣然接受。“小温州”不是邋遢的人，但身上总有股子馊味儿，大概是洗澡不方便——我想起来天黑后总有些黑影在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冲洗身体，一边洗一边操着方言用吵架一样的音量聊天。“小温州”一家住5号楼后面没厨房没厕所的平房区，很有可能就是黑影中的一员。

熟悉后，我得知“小温州”的父亲在南顶路北边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开了一家铺子，主营内衣内裤和袜子。说是“铺子”，不过就是二楼电梯旁的一个摊位，我有时候会和他一起去帮忙看摊。我俩每次上楼，都能看见二楼围墙上的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的外国男模和女模都只穿着内衣，笑得矫揉造作。“小温州”指着上面那个洋气的名字，说那是他舅舅做的品牌。

我问他：“你舅舅那么有钱，你家为啥还住在自行车棚边上的小平房？”

他也不生气，只说：“那是他的钱，不是我家的。”

我对他家卖的内裤和袜子兴趣不大，每次待不了多久就撇下他去三楼逛文具店和玩具店。“小温州”对此很是不屑，他说在他老家，生产文具和玩具的厂子比南顶小区里坏掉的路灯都多，如果我想要买什么的话，他可以用进货价卖给我。

我问他：“那你家为什么不卖玩具呢？”

他父亲笑着接过话头回答：“做熟不做生嘛！”

“小温州”对我这种无聊的问题不感冒，他只对记账、收钱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乐于向闲逛的路人推销自家商品。遇到顾客讨价还价，他总能一顿闲侃后，就将一件东西以高于进价两倍的价格卖出去，还让顾客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小温州”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让我惊叹不已。回到家，我兴奋地和家人聊起他的事。父亲听完，只淡淡地说了句：“这些温州人天生就会做生意。”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温州人有着“东方犹太人”的别称，我只觉得父亲说得很有道理，又忽然想起父亲并不太喜欢温州人，后来再没和他提过“小温州”的事。

我父亲对温州人的态度，其实是本地居民们对所有温州外来户态度的缩影。在他们的口中，温州人还有另外一个代称——“南蛮子”。

“南蛮子”们有时确实可恶：每天凌晨4、5点，天还没亮，他们就从单元门或平房区鱼贯而出，用电动车载着摞成山的货物奔向小商品批发市场、轻纺城、纽扣城和温州鞋城，在小区里留下大量包装的废纸壳、胶带残骸和噪音。被吵醒的本地居民只能带着怨气起床吃早餐，开启一天的新生活。同样的扰民在晚间往往还要再经历一次，小老板们疲惫地拖着车子钻回单元楼后，时常还会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女人来访，在楼道留下劣质的香水味和一连串的笑声。

北京本地居民对这些外来客的态度倒也并非绝对的敌视，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本地居民一方面极其看不上聒噪、忙碌的温州生意人，更瞧不起他们做的生意，但另一方面又钦佩他们脑子灵活，勤劳肯干，有着惊人的吃苦能力。两种情感的碰撞使得本地居民在教育孩子时颇有“融会贯通”的精神，他们经常对自己的小孩说：“如果你学习能像那些‘南蛮子’做生意一样肯吃苦，你早就是第一名了！”稍作停顿，又会迅速补充一句：“不好好学习，没有文化，以后你就只能像他们一样起早贪黑！”

后来，“温州炒房团”拉高了北京的房价，更是让本地人这种饱含仇恨的复杂情绪升了级，不过这是后话了。

“小温州”对小区里北京原住民们的评价同样不高。

那时，我们小区里有个肉联厂退休工人老李，时常拎着个酒瓶子闲逛，惨白的脸上总是一副醉醺醺的表情。但他为人和善，远远地朝人走过来时，永远是人还没到笑意先递过来。问他去做什么，他就抬起被卷烟熏黄的手指，指指小区门口副食店的方向：“打酒。”

要是路上遇到小孩，他就从兜里掏出几块“酸三色”或者“大白兔”，笑眯眯地逗上他们一阵儿。我和“小温州”被他拙劣的魔术逗过几回，我们趁机近距离地观察了他的手，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当年抬手在百十来头猪面前指点江山的样子。

有人笑着骂他是“傻帽”，说老李你一次多买两瓶回家多好，老李就老实地回答：“多跑两趟能少喝点儿，只有去买酒的路上，瓶子才是空着的，嘴才是闲着的。”

“小温州”对老李嗤之以鼻，他认为懒惰是一种罪过，这种酗酒且无所事事的人更是不可救药的，“在我老家，这个年纪的人不是在田间劳动，就是还在做些小生意”。

我不理解“小温州”的看法，我本能地对这个温和、有趣的老工人充满了亲切感，他的和善、老实也正是肉联厂老一辈人所推崇的好品质。我听到大人们偶尔在议论他时用过“可怜”二字——据说他被迫下岗后分到的钱很少，如今过得非常艰难。那时的我还完全没法理解买断工龄、国企倒闭潮之类的事，更不知道一个老实人在面对这样的巨变时会怎样的无措。

我和“小温州”还没来得及深入地讨论整个话题，假期就结束了。“小温州”返回他老家的学校，因为他走得匆忙，我们都没有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开学后的周末，我曾想过要去他家的铺子问他爸爸要他的QQ，但总因为一些琐事而作罢，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

3

2008年，在这个举国欢庆奥运的喜庆之年，我父亲开办的汽车陪练公司却因经营不善倒闭了。母亲劝他重整心态后从头再来，说男人30多岁正是打拼事业的黄金期，那么多北漂的温州人都发家了，我们这些有住房的本地人只要肯吃苦耐劳，一定也能东山再起。父亲却对创业这件事不再感兴趣，只想找份做驾校教练的安稳工作，尽管赚不到什么钱，但至少旱涝保收。

虽然开了几年公司，但父亲做生意的本事却没有什么长进，工作态度也算不上积极。母亲曾多次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在网站上发布公司的广告信息，如何在各种论坛发帖宣传自己，他却无论如何都学不会，每次需要发布广告时，总是偷偷找我代劳——并非是他笨，而是他对各种新鲜事物都有着一种抗拒的态度。和无数从肉联厂走出来的职工一样，他更向往平稳而安逸的生活，当初开公司，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待。

频繁的争吵没有解决他们的矛盾，2008年年底，他们的纠葛以离婚收场。车子被判给我母亲，南顶路的房子和我则归我父亲所有。此时我刚升入初中，学校在西单附近，从南顶小区出发要倒两趟车才能到学校。母亲不放心父亲照顾我，没有搬回娘家住，而是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处房子。上学的日子我就与她同住，周末再回南顶路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南顶路的家。

母亲租的房子租金不贵，那是座1956年建成的老式筒子楼，据说早先曾是苏联专家的办公楼，就在西单电报大楼的附近，透过窗子可以直接看到长安街。但房子内部的环境却实在是糟糕：楼道里黑漆漆的，楼梯的木质扶手斑驳不堪，墙壁上满是陈年油泥，持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房间内没有上下水，每层楼只配备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居民们共用，洗澡的话需要去外面找公共浴池。

那时我正值青春期，每天课余时间都泡在足球场上，经常跑得一身臭汗。为了第二天不顶着黏成绺的头发去上学，我只好拎着暖壶到公共厨房的大水池洗头擦澡。有时热水不够用，我就用冷水洗头，为此没少挨母亲的骂。

我故作轻松地对母亲说：“温州人在南顶不也这么洗澡？他们行，我也行。”母亲哑然，我却能看出她眼里的愧疚。我难以想象当初“小温州”在如此不便中生活的心情，只觉得他们家为了赚钱甘愿忍受这些腌臜，实在令人佩服。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半年后，母亲再婚，开始与新任丈夫同居，我又彻底搬回了南顶小区的家。

4

兴许是与母亲在出租屋的日子过得艰苦，再次搬回南顶路后，我开始格外珍惜眼下的生活，对钱的事也多了份敏感。

2010年，父亲也再婚了，由于继母没有工作，一家人的开销都由父亲独自承担，我们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新衣服和好看的文具成了一种奢望，一身廉价运动服和洗得发白的旧书包常让我在同学面前无地自容，我开始盘算着怎么能赚到点钱。

一开始，我想到要去街上的餐馆或其他店铺打工。奥运会后，南顶路的变化不小，商业气息逐渐浓厚起来，除了街两旁建起了两栋新楼外，一些餐馆、娱乐城、网吧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街东口的海鲜市场对面还开了一家麦当劳。我曾厚着脸皮一家店一家店地挨着问过去，但这些店铺不是不缺零工，就是不接受16岁以下的打工者。

想来也正常，尽管这时的街道依然吵闹，但嘈杂人声中的温州话比例没那么高了，逐渐有东北、四川、河南等地区的方言声加入，似乎全国各地的打工者都盯上了这片房租洼地，纷纷搬到这里生活和工作——那些不需要学历的工作，大概早就被抢光了。

偶然间，我发现电线杆上张贴了一些招工广告，打电话过去，对方要我到网吧和附近的酒店发传单，一小时30块，听上去十分合算。等见了面，从对方手上接过的竟然是一整沓印满“包小姐”的黄色卡片，吓得我扭头就跑。

这些失败的经历让我很灰心，没课的时候我就到海鲜市场对面的麦当劳点上一杯可以免费续杯的咖啡，坐在二楼落地窗前的位置俯瞰楼下的车辆和行人，偶尔站起来凝视远方，假装自己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商人——穷，给了我细腻的心思和埋藏在心底的秘密，那时我用想象力来保护自尊心。

那年夏天，为了躲避和继母共处时的尴尬气氛，整个暑假我几乎都泡在麦当劳里写作业、看小说。某天，我照例拿了作业去麦当劳，正端着咖啡往座位走，远远地就看见了长高一大截的“小温州”戳在那儿，腼腆地冲我笑着。

“小温州”告诉我，这几年他爸爸的生意做得不错，铺子也从小商品批发市场换到了往北1公里处的更大、装修更豪华的“百荣世贸”。现在他家在“珠江骏景”买了新房子，早就不住南顶路了——那时金融危机的余波已经逐渐消散，北京的房价像坐了火箭般飞升，我家小区里的老旧公房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挨着南三环的“珠江骏景”更是直接涨破2万元的大关，在北京南城贵得独树一帜，在那里买房的，大多都是温州生意人。

现在赶上假期，“小温州”就从老家过来和父母团聚，今天过来这边只是为买点海鲜。我和他说了我想赚钱的事，没想到竟与他一拍即合——他也想利用这个假期做点小生意。

我开玩笑道：“能在珠江骏景买房的有钱人家的少爷，还缺这点钱？”

他也不恼，只淡淡地说：“那是我爸的钱，不是我的。”

一如他曾经的回答。

我们决定在麦当劳附近摆摊卖玩具。那两年，南顶路涌入了大量外来打工的外地人，小吃摊和小餐馆遍地都是，麦当劳门前这一块俨然成了一片夜市区，一到傍晚，人流量极大，带孩子来遛弯儿的女人们络绎不绝。

起初，我考虑卖女装和小饰品，但“小温州”主张卖玩具，原因很简单：女装和饰品的花样繁多，而且还有着多个尺码，手里免不了要积压大量的货物，对资金和场地来说都有不小的要求，不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最重要的一点，“做熟不做生”——他想卖的木质立体拼图，我和他都买过、玩过，他还知道大致的进货价。

“小温州”在他家曾经开店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了一家相熟的店铺，以极低的价格批发了一批木质立体拼图，我们每卖出去一个，能赚5到10元不等。

一开始，我们的小生意确实不错，一晚上的收入少则三五十，多则能上百，均分后我们各自的利润依旧相当可观，性价比远高于在麦当劳打时薪13块5的零工。我和“小温州”分工明确，他负责拿货和叫卖，我负责拼那些用来展示的样品和记账。一晚上在说说笑笑中就能把钱赚到手，这种当老板的滋味让我和“小温州”都十分享受。

我们的小摊摆了1个月左右，火爆的生意终于引来周围摊主的眼红，联合抵制行为从霸占我们的摊位逐渐升级到诋毁和辱骂，每当有顾客来挑选商品时，他们就会在一旁捣乱。我们还接连遭遇收到假币、突如其来的城管抄摊以及小混混骚扰等麻烦，生意自然也做不下去了。

“关店”那天，“小温州”红了眼眶，咬牙切齿地把举报电话打到了城管队，不多时，一整条街的商贩都被清理掉了。

我惊讶于他的做法——秋天要到了，来遛弯儿和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结束算不上可惜。“小温州”却认为那些人必须付出代价，在他看来，太善良的人注定会被人欺负，“正是因为我们假期要结束了，我的报复才会这么‘温柔’”。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觉得这违背了我所接受到的“以德报怨”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我又想起了那位和善的老李——如果他当初也能像那群被迫下岗后去厂里闹事的人一样，或许也能获得更多利益，进而拥有一个更安逸的晚年。

那天晚上，“小温州”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眼睛亮晶晶的，望着远方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本地人这么好命，我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在这个城市立足。”

他好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5

暑假结束，我和“小温州”互相留下了QQ号，他照旧回老家念书，我的生活却再次发生了变化。

继母生下妹妹，日子过得越发拮据，我们挤在一间4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诸多的不便也就显现出来：我每天要去上早自习，走得很早，洗漱出门的声音常常把一家人吵醒，而妹妹每晚的哭闹又吵得我难以入睡，时间久了，我和继母都难免心生怨念。父亲几次委婉地要我搬到一楼的奶奶家，我却因为舍不得这个伴随着童年回忆的房子装聋作哑。

或许是我的幸运，也或许母亲的不幸，就在我左右为难时，她在2012年再次离婚了，在南顶路上找了处房子搬了回来。她借口说这里的租金低廉、交通方便，我却知道她是在心疼我——她知道我不愿意搬离这熟悉的地方，所以为了和我生活在一起，宁肯多付一些房租。就这样，我从父亲的家再次搬到了母亲的出租屋。

这一年，我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只是对我来说，钱依然是个大问题。在敏感的青春期，同学一句半开玩笑的“你的鞋也太土了”就足以让我难过一周。我迫切地想要拥有和同学们一样好看的名牌篮球鞋，更羡慕那些可以把新款手机带到学校的同学。

可我知道，母亲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每月的工资支付完房租和我们娘俩儿的生活费，所剩无几，而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又仅够我交学校的午餐费外加买些学习用品。

所以，想要什么东西时，我只能自己赚钱去买。

高中学业繁重，想挤出大块空闲时间去打工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和“小温州”摆地摊的经历，我开始盘算着做一门可以用零碎时间打理的生意。我想起“小温州”爸爸说的“做熟不做生”，决定从我熟悉的电子游戏下手。

我记起离小商品批发市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电子城，部分店家专做二手游戏机的生意。彼时，一套全新的xbox360游戏机要卖到2000多元，二手品相好的也要卖到1500元左右。而从那些店主手里以批发价购买一台只需要450元，再配齐线缆和手柄等配件，总价800元出头。我在QQ上向“小温州”学习生意经，他只送给我三个字：“不压货。”——游戏机的进货单价太高，对于我这种没什么资本的学生来说，一旦滞销，会给资金流带来致命的打击。

那时网购还没有大范围流行起来，专做二手生意的“闲鱼”也还没问世，人们想购买二手物品，基本都是从58、赶集网上搜寻信息。我拍摄了一组游戏机的照片，然后在网站上发布了二手转让信息，每当有人联系我购买时，我再到老板那里进货。这样，一套游戏机包装一下，转手卖出就可以赚500元左右。这个偏门儿的赚钱生意，我一做就是一年半，在17岁那年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一次在回父亲那里吃晚餐时，他偶然发现了我包里装的游戏机主机，以为是我偷偷买来玩的，便长吁短叹地埋怨我不好好学习，还学会了乱花钱。我向他解释了原委，本以为他会对我的生意头脑大加赞赏，没想到他竟勃然大怒。他说，我现在已经快高三了，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未来努力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正路。

话不投机，说到激动处，父亲甚至扬起手来要揍我，却被我一把攥住推了出去。看着父亲惊诧的目光，我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自己印象中那个不可冒犯的男人了。为了掩盖失控的情绪，我拎起背包落荒而逃。

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为这些年积攒的委屈而难过，还是在为父亲的衰老而悲伤。此刻，我只想远远地逃离他。

2015年夏天，我高考分数不错，足够考上本地一所心仪的大学。在报考大学的专业时，我刻意没有选择父亲看好的建筑工程类专业，而是选择了他强烈反对我报考的工商管理，主修文化产业管理这个“万金油”专业。

6

我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母亲靠着公积金贷款买下了南顶路西口的一处小一居。由于和父亲的关系紧张，我很少再回南顶小区里的家了，除了要学费外，几乎不主动联系他。

我原指望开学前通过倒腾二手游戏机再赚一笔零花钱，但那一年，淘宝旗下的“闲鱼”上线了，二手商品的信息越来越透明，我这样的个体中间商再没有赚取暴利的可能。正在发愁之际，我在学校贴吧里刷到了往届新生抱怨学校超市卖的床上用品质量差、价格高的帖子——我知道在电商的影响下，去丹陛华光顾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摊主们的生意都很难做。为了抢生意，他们的出货价甚至比1688网上的还要便宜。

说干就干，我去丹陛华批发了许多单人床上用品，以及充电台灯、暖壶、耳机等学生必需品。不出所料，开学那几天，我靠着卖这些货，结结实实地赚了一笔。

我开心地给“小温州”的QQ留了言，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再没上线过。照着他留给我的号码打过去，对面已经成了空号，我和他又失联了。

大学里，我参加了许多社团，开始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像是报复般地弥补从前所缺失的快乐。等这样的热情褪去后，我开始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写论文、实习、答辩，然后毕业。

2019年夏天，我进入一家央企，做纪录片导演的助理，需要经常加班，每晚回家都累得半死。为了每天能多睡一会儿，也为了有个独立空间，我搬离了母亲的一居室，和朋友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处房子。

导演助理的工作远不像行外人想象的那么有趣，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摄像师拍摄回来的素材“编号”，然后剪辑一些没什么人爱看的拍摄花絮。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但胜在稳定，父亲和母亲对此都很满意。可是在工作时，我总是联想到那些在肉联厂工作过的工人们，觉得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敲字的我，和当年车间里切割猪肉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尽管饿不着，但手中也没有余钱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我也想起了放弃创业的父亲，想起了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拮据的日子，甚至还想起了那个总是在打酒路上的老李——或许若干年后，我也会被时代无情地抛弃，活成他们的样子。

我不甘心。

这一年，短视频的风愈吹愈烈，我内心的某个部分像是突然被唤醒了一般，开始蠢蠢欲动。嗅到商机的我，果断辞掉刚干了几个月的工作，和一个大我几岁的前辈开始创业做自媒体。

我们没有太多启动资金，租不起像样的办公室，我再次把目光转向了南顶路。

小区里那些破旧低矮的平房区已经被整肃一空，想租到便宜的房子当办公室是不可能了。但是附近的底商一般都有独立的地下室，一些商家会选择出租。我们在麦当劳的旁边找到一家开在地下的桌游吧，和他们合租了地下室——说是合租，其实只是租了人家的茶水间，一个月350元。一间屋子三个门，四面透风，冬无暖气，夏无空调，没有卫生间，内急时我们只能借用楼上餐馆的厕所。一开始，每次进门被热心的服务员询问“您是堂食还是打包”时我都无地自容，后来我的脸皮已经厚到和她们打趣道：“堂食，谢谢。”

我们做的内容与足球等赛事相关，熬夜看比赛、通宵写稿做视频就成了日常。结束一夜的工作后，我和合伙人坐在“迎春面馆”吃着面，想：我终于过上了温州人那种起早贪黑的日子——那种本地人所不屑的生活。

我们做的内容由于题材范围太窄，很难获取到巨大的流量，收益也仅仅来源于平台的流量分成，每月营收仅能维持我俩的生活。讽刺的是，我们赚到的最多的一笔钱，竟然是笔赔偿款——楼上酒店装修导致我们天花板掉落，砸坏了一些拍摄器材。

那段时间，每天一睁眼，我就去看各个账号的流量情况，然后盘点后台收益，看是否够付当天的生活费。干了9个月，眼看着进账的金额越来越少，我们再难支撑下去了。疫情来临，根据防疫要求，我们所在的地下桌游吧被要求停业，我和合伙人索性散了伙。

这一两年，当无数做类似内容的自媒体账号疯狂收割流量时，我和合伙人一边叹息我们的创业项目“生不逢时”，一边感慨自己终究不像踏中了改革开放浪潮的温州商人那样幸运。

7

这次创业失败后，我和合伙人都重返职场，但自由散漫惯了的我既瞧不惯中庸的领导，也难以忍受“躺平”的同事，没过多久，我就再次辞职创业，继续投身于短视频。这一次，我选择了更容易变现的测评领域。

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在这时候创业，经济下行叠加疫情的影响，想要干出点名堂，实在太难了。我却觉得低迷的市场中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机会。所幸我这一次的选择和坚持是对的，第一个账号花了2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30万粉丝的大关。一时间商业推广的单子不断，投资人也循声而至——而且，投资方还提供了一处位于崇文门的办公室，我不必待在南顶路阴冷的地下室办公了。

2020年，父亲一家卖掉了南顶路的老屋，搬到了郊区的大房子里。尽管我们父子之间的矛盾早已消散，但感情上却始终疏离，平时很少通电话，加上我对继母和妹妹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因此，只有逢年过节，我才会去父亲那里探望一下。

我的房子也到了租期，退租后我在二环边上租了一个小loft，价格很高，但胜在交通便利。休息日，我常常去逛博物馆，去小酒馆听LiveHouse，日子比以前过得有滋味了许多。

周末的时候，我偶尔回去和母亲吃顿饭。她依然单身，但过得很快乐，不再如年轻时那样强势，只等着过两年退休后颐养天年。她对我创业的事很支持，但并不像曾经对待父亲那样对我抱有很高的期待，只是希望我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一个寻常的下午，闲聊的合伙人们不知怎么突然聊起了“鸟巢”施工时的诡闻，有人感叹，北京城只剩了一座“北顶”娘娘庙。我突然有些感伤，心里说，其实以前的“南顶”娘娘庙才是真的灵验，便端着咖啡杯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街头匆忙的路人。正在一边打印资料的运营小伙儿问我怎么了，我想了想，没头没脑地跟他说了句：“我小时候也喜欢这么站在落地窗前。”

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念“小温州”。我尝试通过QQ联系他，无果后，又冒昧地去了他爸爸在珠江骏景的家——可那里住的不再是“小温州”的爸爸，只是屋主依然是个温州人。他用带着浓重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小温州”一家把房子卖给了他，据说是当时资金周转出了困难，不得已卖房变现。

我一算时间，正好是2015年，也就是我与他失联的那个假期。房主翻箱倒柜找出个笔记本，里面有当年记下的“小温州”爸爸的联系方式。我打过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你好，我是陈志雄，你是哪位？”

那天，我俩聊了很多，聊过去，也聊彼此近年来的境遇。他告诉我，当年他爸爸投资失败后卖房变现，但依然欠了不少外债，他只得放弃读书，南下广州，跟着远房亲戚做生意，然后慢慢还债。后来，他爸爸在北京的店铺因为网店的冲击越做越差，被迫关闭，转让给了一位年轻的同乡商人。债务还清后，他没再从商，而是在复读后顺利考上了大学。再后来，他考上了当地的事业单位，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如今已然是两个男孩的爸爸了。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也想起这些年南顶路的变化——从2014年起，北京市政府开始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工作，南顶路附近的温州鞋城、天蓝尾货等原先温州商人扎堆的商城已全部强制关停，原来赫赫有名的“福成服装大厦”也从皮草批发商城摇身一变，成了丰台区政务中心。大红门地区正不可逆转地褪去它原有的浙商味，或许“小温州”爸爸这样当年早早退场的商人，损失反而是最小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免有些遗憾。在我眼里，“小温州”聪明又肯吃苦，如果去做生意，一定是个出色的商人，如今平淡的生活，真的是他所追求的吗？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疑虑，在那头笑笑，只说了句：“我们现在追求的，可能都是小时候的自己所羡慕的生活吧。”

我也笑了笑：“是的，有时候人在故乡也会被他乡的精神所滋养。”

挂了电话，我打开苹果官网，下单了一台心仪已久的iPad，在备注镌刻内容时，我写下了这样的一行字：笼鸡有食刀汤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普通人写下的“居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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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发女人

1

她连小学都没念完，却爱上了读书写作。其实以她现在的水平只能称之为文学爱好者，但本市的文学爱好者们都喜欢互称为作家，她本人也觉得自己算是作家，那就姑且称她为作家吧。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2010年。那年初夏，我去一家羽绒服厂打工，这家厂子位于废弃的县民政局大院，我就住在原民政局长的办公室里，经常会有年轻的男女来敲门，问我在哪里办结婚证，我就把去民政局新址的路指给他们。

旧民政局的门前是菜市场，非常热闹，我喜欢站在门口看街上的众生相。有一个中年女人很特别，长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很像张爱玲，总喜欢穿长及脚踝的花裙子或旗袍。别的女人要么带着娃儿，要么牵着老公的手，而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不紧不慢地走着。她买菜不还价，也不跟菜农争论，买好了菜就安安静静地离去了。

后来我知道她就在旧民政局附近的东红大道边上开着一家理发店。我散步的时候经常从她的理发店门前过。店很破旧，只有她一个人，不到20平米的店面分成里外两间。里间很小，有一张小折叠床，一张小电脑桌，电脑桌侧面的墙上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几十本书。因为这几十本书，让我觉得她很特别，每次路过理发店时都忍不住要扭头往里看看她在干什么——店里的顾客不多，几乎每次路过，我都看她坐在电脑桌前挥着双手打字。

2011年年初，我在粮库家属院买下一套破旧的小房子，之后经常在外面打工，小房子就租给别人了，一直到2017年底我才搬了进去。闲来无事时，我喜欢在楼下的东红大道散步，路面宽阔整洁，双向六车道，两边长着高大的悬铃木，树荫下开着很多小店，卖鲜花的、卖茶叶的、卖鸟鱼的……

听家属院里的老太太讲，几十年前，东红大道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路还是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只有两车道，路两边有很多发廊，挂着“理发”的招牌，干的都是违法的勾当，“个个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婊子院！”这些小店往往到傍晚才开门，暧昧的红色灯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年轻漂亮的小姐们就坐在店门口，向过路的男人们招手、抛媚眼儿，要是哪个男人对她们笑一笑，她们就会站起来拉这个男人，不管老少，拉到屋里就脱衣服。

这种以卖淫为主业的小发廊现在还有一家，位于大道东头的大桥下，里面有两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偶尔有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进去消费一下。那个爱读书的女人开的小理发店也还在，我散步从店前路过时，扭头往里看看，那个女人仍和以前一样，还在坐在电脑前打字。我很想进去跟她聊聊天，问她是不是在写作，可不好意思——她的小理发店里面还有一张小床，让我怀疑她不是正经女人，实在鼓不起勇气走进去。

一天下午，我浏览博客时，突然看到一篇小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个开理发店的女人，她的理发店对面是粮库。有一天，一个粮食贩子来卖粮食，他把卖粮得来的钱装在编织袋里，怕别人抢走了，就来到理发店，把钱袋子塞在店里的小床下，让她帮忙看着。粮食贩子走了，她就趴在小床上盯着床下的钱袋子，她可想把钱袋子拿走，理发店也不要了，她想起离婚时法官说她没房、没钱、没工作，就把儿子判给了丈夫，现在如果把钱袋子拿走，她就可以用这袋子钱要回儿子。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最终也没敢拿钱袋子。

看完这个小故事，我怀疑作者就是我散步时经常看到的那个理发店的女人，因为那个理发店的对面正是粮库，而我就住在粮库家属院。我又点开作者的其它博文，一篇篇看下去，连看几篇，我越发确定，就是那个理发女人。我一直看到傍晚，把所有的博文都看了一遍。有一篇文章挺长，故事也不错，于是我决定去找她聊聊，问问她是否愿意往一个栏目投稿。

几十米的距离，很快就到了。我和她聊了聊，得知她写作已经有10多年了，只挣过几十块钱稿费。她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没能发表，有些在本市的小报上发表了，却没有一分钱的稿费。她说，能发表出来她就很开心了，稿费是从来不敢想的。

她还自费出版过一本散文集，40多万字，印了1000本，花了2万块。她到处卖书，微信群中的“文友”买了一些，她又送了一些。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在北京当记者，看了她的散文集，深觉底层创作的不易，就给她捐了3000元，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但她没要。

到我来找她这天，散文集还有一大半没有卖出去，我也花40元买了一本。晚上躺在床上翻了翻，大部分在博文中已经看过了。有一部分内容很不错，有很多真实又动人的小故事，大多就是每天发生的日常小事，她以日记的形式写了下来，大量使用本地土得掉渣儿的方言，有些方言用字还不准确，如果是外地人，根本看不懂。比如：爪把宽，其实是“拃把宽”，就是一拃多宽的意思；又比如：打挑瓜，这个方言当地年轻人都很少用了，我猛一看，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裸体”的意思。

她在博客上把每天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连我那天去找她也写下来了：“理发店不大，方寸之地却是市井江湖，以为自己早已习惯江上往来人，没想到遇着个同类，他爱好读书写作的精神也让我感动。傍晚，天气闷热。我在理发店清扫毛茬子，有个高个子、高鼻梁、浓眉大眼的年轻帅哥站门口……”

2

看完她的散文集，再结合她的几百篇博文，我大概了解了她的故事。

理发店周围的邻居喜欢叫她“燕子”，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她的乳名。其实她的乳名叫“三儿”——她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孩子多了，身为乡村民办老师的父亲连乳名也懒得取了，就直接叫她“三儿”。

1979年初夏的一天早上，父亲给大姐和二姐讲周敦颐的《爱莲说》，8岁的她也坐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父亲突然停了下来，对着她说：“三儿，你不上学，听这个没用，你去放牛吧。”

尽管很不情愿，可她不敢违拗父亲的命令，只得牵着水牛走向田野。她渴望上学，就牵着水牛去学校周围放，听着学校里传出来上课铃和学生们的读书声，她就难受得趴在地上哭，或者挥舞着棍子，扫向无辜的野草。

第二天早上，她看到被自己打断的野草又冒出了新的嫩芽，有些感动——这些野草有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她要向野草学习，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要好好活下去。

她去求母亲，母亲可怜她，跪在她的父亲面前央求：“我晓得种地打粮食填饱肚皮重要，可认字的人眼是亮的，心是明的，就让三儿读几年书吧。”父亲这才勉强同意她上学，几年之后，母亲去世，没了庇护的她再也没能踏入校园。

她仍旧在家放牛，帮父亲做农活。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有的读了初中，有的读了中专。他们外出打工，见了很多世面，说城里有楼房，有很多汽车，还有比村庄还长的火车。城里还有旅馆，旅馆里有电视机，电视机很神奇，可以看电影。说得她也很想去城里，去见见世面。

1989年夏天，乡下大旱，很多庄稼都旱死了，村庄里的年轻人活不下去，都纷纷往城里跑。也就在这一年，18岁的她瞒着父亲，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来到县城。

那是她第一次进城，县城并不如她想象的那般美好，有很多破瓦房，公厕很脏，进去之前要把裤管挽起来。路上雨天到处是泥水坑，天晴了，一阵大风刮来，吹起的沙石和垃圾迷人的眼睛。

可相比于农村，她还是喜欢城里，因为城里有自来水，轻轻一拧，哗哗的水就不停地流。那一刻，她发誓，这辈子要留在城里，再也不想回农村种田了，再也不想被蚂蟥叮咬了，再也不想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冒油了。

她连小学都没毕业，也没有技术，想留在城里谈何容易。只能在朋友的介绍下，去饭店里洗碗扫地，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工资却很低，刨去日常花销几乎不剩下什么。干了几个月，她拿着丁点积蓄，又找朋友借了些，去技校交了学费，想学裁缝。可她不会数学，算不好数，学不会量体裁衣，技校不肯退学费，她只好改学理发——教理发的老师说，理发不需要文化，一天学没上过的也能学会。

她回到老家，爷爷得知她学了理发，就坐在门槛上破口大骂，还把破布鞋脱下来，对着她砸过去：“我们家几辈人的脸都被你个死女子丢完了，你咋不去死哟！死远些，别叫老家伙瞧着你。唱戏的、剃头的、削脚的，都是下九流，吃饭不能坐席，死后不能进祖坟！”

可她不学理发又能学什么呢？手艺学成，她就在东红大道边租了一间小房，开了一家理发店。她没有想到，从这年开始，她再也没能离开东红大道。

刚开业不久，燕子就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一个男顾客来理发，理完了，还让她给掏耳朵。她不愿意，说自己没给人掏过，也不会掏。可那男人非要让她掏，还说不掏不给钱。没有办法，她只好给他掏，结果耳朵出血了，那人让她赔1000块钱。燕子拿出所有的积蓄，又借了些钱，总共凑了400，才把他打发走。

过了好些天，她还是心疼那些钱，那时候理一个头才1块5，攒400块钱多不容易呀！

事情还没完。一个月之后，有一个来理发的顾客提起那个男的，说他就住在不远处的河边，本来就有病，好多年了，家里为给他看病，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他去打工也没有劲儿，就想办法在外面讹人家的钱。又说，他那个病不能出血，一出血就止不住，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燕子吓得目瞪口呆，好长一段时间都休息不好，每天一睡着就会梦见那个男的一只手捂着血淋淋的耳朵，一只手伸到面前向她要钱。

3

离燕子的理发店不远处还有一家小理发店，店主也是个女人，跟燕子一样，只读过小学，因为喜欢看《读者》，就被燕子叫做“读者女人”。她常来找燕子玩。她看燕子心情不好，就拿来一本《读者》给燕子，说，别胡思乱想了，阅读吧，经常阅读，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读者女人很早就在东红大道开理发店，一个离婚的女人，无权无势，经常受欺负，被嫖客骚扰。以前没离婚时，她的婆婆让她把挣的钱都上交，她不答应，婆婆就说她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拿着她的身份证去找人给她算命。算命先生说，她早晚会跟野男人跑，让她儿子趁年轻赶紧离婚。在婆婆的挑唆下，丈夫和她很快离了婚，孩子也被判给了男方。

读者女人没有再婚，她在这里开理发店，主要是想守着她的儿子。前婆婆经常撺掇着孩子找她要钱，还说她的坏话，说她不是一个好女人。有一次，儿子打电话找她要6000块补课费，说他爸爸开车辛苦，为了他上学，房间里没装空调，奶奶有病，为了省钱给他上学，舍不得去打针，埋怨她没给钱……她很生气，对儿子嘟哝道：上个学期给你几千块钱，我又不是造钱的。你爸养女人有钱，养你就没钱了？她骂了儿子，儿子跟她对骂。事后，她又为孩子的品格担忧，找到儿子，给他道歉。

在读者女人的影响下，慢慢地，燕子爱上了阅读，还去新华书店买了《平凡的世界》和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查字典。这本书成了她的枕边书，陪她度过了好几年的时光。这期间，她还和一个当搬运工的小伙子谈起了恋爱。尽管父亲反对，她还是嫁给了他，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没几年，他们又离婚了。儿子被判给了男方，她一无所有。这次婚姻给她带来很深的伤害，让她惧怕婚姻，从此有了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和文学相伴的想法。

过了几年，理发店缴的税少了，她就每月给自己买一本《读者》。没有顾客的时候，她就拿着杂志靠在门口的悬铃木上读舒婷和顾城的诗。有的顾客来理发，看见沙发上摆着《读者》，就随手拿起来看：“你一个理发的女人看《读者》，品位不低呀！”她只得笑着应付：买回来是装饰门面的。

后来她又在理发店的角落里摆了一张小桌子，把自己喜欢读的几本书和杂志都摆在小桌子上。没有顾客上门的时候，她就趴在小桌子上看书写字。有次看见两个男顾客进来，她忙把写好的小文章揉成一团，往垃圾桶里扔，没扔进去，就掉在了旁边。一个男人捡起她扔掉的纸团，展开了看，说，这是你写的呀，写得不错，我拿去帮你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一个月之后，那个男人又来了，还给她带来一份本地的小报，她见到自己的文章真的变成了铅字。尽管没有一分钱稿费，还是欣喜不已。

男人平时也喜欢写点小诗，他知道燕子喜欢看书，就经常把单位里的废报纸拿给她阅读，鼓励她多读多写。

男人说：你要是能把宣传稿写好，以后就能写好散文和小说了。

又过了段时间，离燕子的理发店不远处又开了一家小理发店，店主是个大辫子女人。她不怎么会理发，那只是她皮肉生意的幌子。女人长得并不好看，所以她卖得很便宜，10块20块都不嫌少，70多岁的老头子来了她也不嫌弃。有时候嫖客和大辫子女人在理发店里打起来了，女人哭声凄惨，可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人去看一眼。大家都看不起她，生怕和她有什么瓜葛。所以女人总被打得鼻青脸肿。

取消农业税那年，地税局的王麻子仍然像往年一样来收地税。尽管不情愿，燕子被催了几次，也就把钱缴了。大辫子女人没钱，也不想缴，就跟王麻子对骂了起来。燕子看着自己讨厌的两个人对骂，就站在门口看笑话。王麻子打电话叫来执法的人，说大辫子女人妨碍公务，得教她好好学习学习，大辫子女人一边哭嚎，一边被执法的人拖上了车。

后来，一个来理发的顾客跟燕子谈起大辫子女人，说她的男人是个窝囊废，挣不来钱，不管孩子，也不养老婆，只喜欢喝酒，家里主要就靠大辫子女人的收入生活。燕子听了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儿，觉得自己不该嘲笑人家——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也不愿意那样生活呀。

4

燕子一个人开理发店，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她经常把洗干净的毛巾晒在理发店门口，这样毛巾有太阳的味道，顾客很喜欢用，但城管不允许她把东西放在店门外。

每次看见城管开着执法车来了，她就得急忙收起毛巾往屋里跑。那群城管追到屋里，抢夺她的毛巾，她抢不过，只能让他们把十几条毛巾抢走，扔进执法车的后斗里。

有时候，城管连她放在门边烧水的铝锅和煤炉子也抢走。城管开着车走了，她就在后面追。城管说，别追了，想要就拿钱来城管局赎。她只能放弃追赶，回到店里哭一阵，再去市场买新的。

如此几次，她掌握了城管来的规律——他们中午休息，于是她就在中午晒毛巾，估摸着城管要上班了，就赶紧收回来。有天中午，她去了一趟公厕，只几分钟的时间，回来一看，十几条毛巾又没了。隔壁裁缝店里的女人告诉她，今天城管提前上班了。她不敢再把毛巾晒在门口了，只能放在屋里阴干。很多顾客都说，阴干的毛巾有一股霉味儿，可她也没有办法。

后面家属院的一个阿姨建议她把毛巾晒在家属院里，她听从了建议照做了。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她去收毛巾，却只看到空的竹夹子在风中晃悠。她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一个女人跑出来问她怎么啦？她说，才买的新毛巾，只洗过一次，又被人拿走了。那个女人跟着她问，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家属院里的人偷的，你怀疑谁，说出来。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的脸极其丑恶，吓得一句话不敢说，只拿着空夹子回去了。

隔壁发廊的婊子经常来燕子的理发店里抢客人，看见个男人进来，就跑过来坐在男人的腿上，嗲声嗲气地说：呦，哥哥来了……以及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话，说着就把客人拉走了。燕子气不过，跟一个婊子吵了起来，婊子就怂恿着和她相好的嫖客，把燕子打得身上青紫。

那时候燕子年轻，放不开，要面子，总觉得跟一个男人在街上打架实在太丢人了，只好忍气吞声。可她越是软弱，别人就越欺负她。有一个长得高大黑壮的男人，一脸麻子，面相凶恶，经常来骚扰燕子，让她陪他吃饭，去开房。燕子不同意，麻脸男人就掐她，在她身上乱摸，让她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有一天，燕子靠着理发店的门回想，小时候她跟邻居家的男孩子打架，每次都是她先动手，总能把那个男孩子打老实了，后来长大了跟村里的老爷们打架，也没怕过谁——那时候的自己多放得开呀，现在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那一次，远远看见麻脸男人又朝着她来了，她想起六奶奶说的：既然要打架，就得先下手。于是拿着捅炉子的火钳，像疯了一样冲过去，对着麻脸男人的头上猛打，一边打一边大声地叫骂着：“你妈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这辈子咋生出来你这个人渣，祸害……”麻脸男人像条狗一样夹着尾巴逃走了，从此没再来找过燕子麻烦。

还有一个黑脸中年男人，晚上路过理发店门口的时候，经常像狗一样对着理发店门口的悬铃木撒尿，燕子很生气，却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中午，黑脸男人居然进理发店来了。燕子问，你是理发还是刮脸？黑脸男人涎皮赖脸地说：“我不理发，也不刮脸，我的黄瓜卖不出去，憋急得慌，特意来找你卖黄瓜，想要啵？”说着，手就往裤裆里摸，燕子拿着火钳把他赶了出去，他就破口大骂。

几天之后，他又来了，说着更下流的话，还动手动脚起来了。燕子吓坏了，忙喊她的邻居尹姨。热心的尹姨跑过来，黑脸男人一看，愣了一下，转身跑了。燕子问尹姨，你认识他呀？尹姨鄙夷地说：咋不认识，他是检察院的狗黑子……

几乎每一天，都有嫖客上门骚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乞丐，经常在这一片乞讨，讨到燕子的门上，燕子就常给他5毛1块的。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他居然进来让燕子给他按摩，还从破兜里拿出一大把毛票，得意地炫耀着。燕子大声让他滚出去，他涎皮赖脸地站着不走。燕子气急了，站起来对着他的脸狠狠抽了两个耳光。还有一次，一个又高又胖、穿着袈裟的大龅牙和尚，也拿着一大把化缘来的毛票，笑嘻嘻地闯进来，嘴里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理发店的二楼是个招待所，老板是个女的，因为营生不正经，人们都叫她“银老板”。燕子在理发店里经常能听到楼上小姐们和嫖客嬉戏打闹的声音。有一天，银老板笑嘻嘻地进到理发店来了，挺神秘地跟燕子说：我给你介绍个好事儿，有个男的看上你了，愿意出200块钱。咱们是邻居，我不要你的提成，钱都是你的，你跟我上去吧？燕子拒绝，银老板又说：你这个破理发店连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你还恁保守干啥？

这个老鸨子说着就来拉燕子的手，燕子一把推开她，她就恼羞成怒了：“咋啦，你一个剃头的，下九流，你还以为自己圣女呀？你给人家剃个头多少还得用点儿本钱，弄这事儿又不要本钱，你那个东西又不是大米白面舀一瓢少一瓢……”

燕子把她推了出去，她很生气，后来就经常找茬，看到理发店的门口晾晒着毛巾，就把洗脚的脏水从二楼的窗户倒下去，把毛巾冲得满地都是；还把空调的滴水口对着理发店门口，把理发店弄得跟水帘洞似的。

5

那些年，城里的户口开始对农村开放，有很多人都买了户口。燕子也非常想把自己的户口买到城里，因为经常有警察来查她身份证，见她不是城里人，就让她去办居住证。要是有了城里户口，就再也不用受警察的刁难了，也不用回老家种田了。回了老家也有面子，自己好歹是城里人了。

燕子为了省钱买户口，每天省吃俭用。她经常吃煮面条，连油都舍不得放。也舍不得买菜，只在门口的花盆里种几棵青菜，煮面条的时候就擗一两片叶子。理发店从来不装修，有很多东西用旧了也舍不得换。

正当她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时，本市又开始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人员闯到理发店里，这块荡刀布太脏了，扔掉，就给扔进了垃圾桶，这盆花太难看了，扔掉，也拔下来扔进了垃圾桶。他们给她发了一张“美容美发消毒制度表”，找她要20块钱。她很心疼，搞不懂一张纸为什么这么贵，都够她吃好几天面条了。

年年“创卫”，每到逢年过节就大检查，查营业执照，查卫生许可证，查工商税登记证。她去卫生防疫站换《卫生许可证》，连着跑了8个上午，每天上午关门歇业，一分钱不挣，还得花车费。她哭着求他们，终于把《卫生许可证》办下来了，回来的时候舍不得花钱打车，就步行往回走。走到半路，发现路边的香樟树长得很漂亮，就坐在香樟树下写宣传稿，写家乡城市建设得多么美好，多么干净，她有多么热爱自己的家乡。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本地晚报的编辑告诉她，这样的稿子才是好的，只有这样写才能发表。

为了写宣传稿，她想出去采风。白天理发没时间，就晚上去。理发店不远处有一座山，山沟里新开发了一个风景区。打烊之后，她打车去了，在景区内各处转了转，然后坐在路灯下写宣传稿，写风景区建设得多么漂亮，市领导的决策多么英明，人民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幸福。写完了往回走时，遇到几个年轻的小混混，拿着刀子抵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的钱包和新写的稿子都抢走了，连她裤子口袋里的十几枚硬币都没给她留。

值得庆幸的是，小混混们没有伤害她。她回来又把宣传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她也问自己：我生活在这里幸福吗？大辫子女人幸福吗？读者女人幸福吗？既然我们都不幸福，那谁在幸福？

稿子顺利地发表在本地晚报上，为了写这篇宣传稿，她被抢劫一空，可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她仍旧很欣慰，把这张报纸小心地珍藏了起来。

鬼节那天，好多人都在路口烧纸，燕子特别想念母亲。走到一个路口，看到有人在路边摆了一盘包子，她拿起来摸摸，还是温热的，就一个人蹲在路边吃，有鸡蛋馅的，有猪肉馅的，还挺好吃。

回到小屋里，她开始写自己的母亲，写小时候家里穷，父亲不让她读书，是母亲用破裤子给她缝了个小书包。读了一年，数学成绩不好，父亲大怒，一把把书包撕了，揪着耳朵把她提离地面。母亲再求父亲，又把小书包缝好，她发奋学习，终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母亲很欣慰。母亲为了让她好好读书，把她那份活儿也揽下来，起早贪黑地干，为了省下钱给她读书，有病了也不去看，她去给母亲买止疼药，回来母亲已经死了。

她一边写一边哭，用铅笔写了一篇，又用钢笔把稿子誊好，寄给了她大姐。她大姐学问高，从小作文就写得好，她想让大姐帮她改改，再润色一下，再投给文学期刊。她满怀希望地等着，没想到大姐回信说：你语言不行，乡土话特别多……

她很受打击，把这篇稿子压到了枕头下，又开始专心写能发表的宣传稿，还在好友的建议和帮助下，买回一台电脑，从头开始学，先背26个字母，然后眼睛看着键盘，用食指一个一个地点，打字的速度还没有她用笔在纸上写得快。有好几次她都准备放弃用电脑了，可在好友的鼓励下，她又一次一次坚持了下来。几个月之后，她终于学会了用拼音打字。

有了电脑，有了QQ，她就经常写些小文发在“说说”里，有很多关于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有一个女网友读了她的日记，建议她改变语言风格，说她写得太粗俗了。

这个女网友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一个风景区当小学老师。风景区位于海拔700多米的山顶上，平时去山顶的大多是些游客；而燕子所在的是海拔不足百米的东红大道，妓女和嫖客成群。她俩就像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女教师喜欢写些清新淡雅的散文，和燕子所写的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燕子坚持她自己的写作风格，女教师就把她拉黑了，她难过了好些日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文友，就这样一拍两散了。

好在还有读者女人，还有一个叫花姐的“文友”，也跟她很谈得来。很长一段时间，燕子为了多攒些钱买房，理发店经常关门很晚，花姐就经常来找她玩。在楼上偶尔传来的不堪入耳的狎笑声中，燕子和花姐一直讨论着谁的文章写得好、中国为什么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花姐说中国以后不会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燕子则说，以后中国会有人得的。

6

2012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燕子非常兴奋，打电话叫来花姐，两个人兴奋地谈了半夜，激动得直流泪。

从这天开始，燕子经常做梦，梦到自己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拿到了几百万的奖金。她再也不用待在这间破理发店里了，再也不被嫖客骚扰了。她可以去看看贵州的贫困儿童，再给爸爸买些好酒，在家乡的河边建一栋小房子，推窗即可见河。每天穿得干干净净，不用为生计发愁，只是读书写作，就这样终老该有多好。

可惜这只能是一个梦，梦醒来，她依旧还得依靠理发为生。

生意不好做，有很多熟悉的邻居都走了。裁缝女人把店转让了，大辫子女人也走了，就连读者女人也把理发店转让了。几年前，读者女人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长得比她还高。儿子考上了大学，去了别的城市，她也要跟过去，在那边开理发店。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

临走之前，她特意买了一本新的《读者》来送给燕子，她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分别之时，她抓住燕子的手，说：“你要常读《读者》，它会把你置于至纯、至善、至美的净地。保护好自己……”

两个女人都非常难过，流下了眼泪。

燕子写作已经20来年了，她最高光的时刻，是得了一个北京民间团体颁发的散文奖。

2015年，她看到那个民间散文奖征稿，就试着投了。编辑苏老师得知她是个小学都没读完、以理发为生的女人，就给了她很多指导，还把其他参赛选手的文章发给她看。有一位作者是一家报社的总编，她写自己的母亲，写母亲生了大病，自己是如何精心照顾，令燕子非常感动。

这个散文奖主要是扶持底层的民间作者，燕子也获奖了。编辑通知她去北京领奖，但没有一分钱的奖金，路费、食宿费都自理。本地有两位“文友”知道后，都劝她别去了，说：人家有单位的去领奖评职称的时候还有点用，单位还能报销点费用，你去领这个奖有啥用？她知道他们是为她好，也没跟他们犟嘴，但心里还是决定去领奖——写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得了奖，怎么能放弃呢？他们不会理解这个奖对她意味着什么。

为了去领奖，她还专门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在内衣里缝着一卷辛苦积攒的钞票，踏上了去北京领奖的旅程。她在北京见到了两位名家，听了他们的讲座，其中一个演讲时说，散文不能虚构，要有真挚的感情……课间休息时，燕子终于见到了那位报社的总编。她向人家问好，问对方的母亲现在怎样了？那总编说，你认错人了吧？我母亲好好的。她说起那篇散文，总编哈哈大笑，说那都是自己瞎编的，假的。

她一时间有些恍惚，搞不清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了。

吃过晚宴，燕子把自己以为写得较好的两篇小文拿出来向苏老师请教，苏老师边看边摇头，指着其中很粗俗的一些段落，不屑地说：你这东西要是叫XX老泰斗看，他根本就不会看。燕子反驳说，苏老师，我不服气，然后苏老师就不高兴了。她这才明白，这是在北京，现在面对的是大学里的教授，不是在田间地头，面对着一群老农民，可以反驳，可以争论。

在课间休息时，她又拿着这两篇小文向那个老泰斗请教，没想到对方说：“你这是流氓语言。”

这让她非常失望。

当然也有老师夸赞她，说：“你那村语使用得很大胆，有男人气息，坚持自己的风格。”她又转忧为喜，心里美滋滋的。

从北京回来之后，燕子更加努力地写作。大冬天的，零下好几度，理发店里也没有暖气，她坐在理发店的角落里敲打键盘，两只手冻得又红又肿，跟胡萝卜似的。有“文友”在网上读了她的文章，来理发店看她，为她简陋的写作条件心酸，就给她买了个暖手宝。

她每天在理发店写到半夜才关门，瞌睡得直点头时，她就默念着哈佛大学的校训：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然后咬牙坚持着把手边的文章写完再休息。

7

如今燕子已经50岁出头了，她仍旧没能发表什么像样的稿件，也没有挣到稿费。但她仍没有放弃，每天还在不停地写着。她仍旧在理发，计划着攒些钱，再自费出一本散文集。

有时候，夜半醒来，她也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自己这样一辈子不结婚，把青春、金钱、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却始终得不到认可，这样到底值不值？

她想起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作家写的故事：有一个老农民，已经70多岁了，终身未娶，每天种田放羊之余，就是读书写作。可写了一辈子，却没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个字，也从来没能挣到一分钱的稿费。到老了，他卖掉自己仅有的一处房子和一群羊，自费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文集。编辑实在看不过去，给了他200块钱，说是稿费，他就开心极了。

燕子想到自己这些年来虽然没挣到稿费，但好歹也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了几十篇小文，还得过两次小奖，相比之下，比这位老人幸运多了。

穿金戴银的邓大嫂来理发店，说燕子可怜，半辈子窝在破理发店里，没吃到好的，没穿到好的，活得太窝囊了，想带她去内蒙古乌海旅游，不让她花一分钱。燕子心动了，就跟着她去武汉坐飞机。两人在机场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邓大嫂去吃早饭，燕子就忽然觉得害怕，怕邓大嫂对她做不好的事，赶紧逃走了。跑回小理发店，重新坐在电脑前写作，她就像寄居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壳，终于感到安全了。

晚报的编辑打电话问她，家里还有没有住的地方，报社里来了一位实习的编辑，没地方住，想去她家住一个月。她说有，于是，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女生珊珊提着行李来到她的理发店。燕子每天晚上站在理发店门口，等着珊珊下班归来。晚上关了理发店，就和珊珊一起步行回家休息。珊珊给她讲在报社里发生的事，她给珊珊讲自己的故事，讲读者女人，讲她们有多喜欢看《读者》。珊珊盘腿坐在地板上，把一本《读者》从头看到尾才睡觉，没就《读者》的好坏发表评论。

两人相处得非常愉快，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燕子提着行李把珊珊送上车，珊珊要给她1000块钱当房租，她没有接受。几个小时之后，珊珊发来信息，让她不要太劳累，多休息，说在她装衣服的袋子里放了点钱。她过去一看，果真放了1000块钱。

我去找过燕子后，她把我拉进了一个文学爱好者群。

群主是个50多岁的男人，自称作家、诗人。他经常在群里发些打油诗，群员纷纷赞美：好诗！写得太好了！赛李白！中国要评十大诗人，必须有您的位置！快出诗集吧！有人说他神通广大，可以帮人出书，发表文章，连那些大型文学期刊也不在话下——出一本书多少钱，在那些大型文学期刊发表一篇文章多少钱，都明码标价。入群几个月，我一言未发，只当一个旁观者，后来就被踢出来了。

两年后，我偶然在网上看到，那个群里吵起来了。他们说群主是个初中没毕业的文盲，是个骗子，骗了群员近20万块。他们都交了钱，等着出书，等着在大型文学期刊发表文章呢，可等了几个月，群主只是推托，他们这才发现上当了。有人报了警，群主在一家宾馆内被抓获，被骗的钱款也不知道追回来了没有。

其实，这些被骗的“作家”中，若有一个清楚前因后果的人能把被骗的经过详细写出来，倒是一篇极好的小说，不用向谁行贿，也能在大型文学期刊发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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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私生子弟弟的和解之路

2006年夏，我13岁，升初三。

从那年始，我脑海中就一直住着一个未曾谋面的人，从他还未出生，到他也上了初中，从开始期盼着他胎死腹中，到最后只愿他平安喜乐。

1

初中之前，我们家一直住在小镇上。2004年，我“小升初”，姐姐刚好参加中考，高分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父亲是老家村委会的村支书，一贯重视我们姐妹的教育，他决定在县城租个小房子，让母亲去县城给我们姐俩陪读。

这样一来，一家人就得分居两地，母亲内心是忧虑的——父亲虽只是个“村官”，但个子高大，样貌英俊，气质丝毫不输县级甚至是市级领导，每当有上面的领导去村委会视察工作，总会闹一些认错领导的乌龙来。相比之下，母亲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只读过两年书，年轻时尚能称得上漂亮，但常年劳作的岁月过早地给了她蜡黄的皮肤和粗糙的双手，她与父亲同岁，看起来却苍老许多，夫妻俩站在一起，总会让人觉得格外不搭。

虽有忧虑，但母亲还是支持父亲的决定，她吃了没文化的亏，把两个女儿教育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

分居的头两年，为补贴家用，母亲去了县城的一家鞋厂工作。她每天骑车往返在出租屋和工厂之间，无论厂里活多活少，从未落下姐姐和我的一顿饭。独自留在村里的父亲，只能周末来和我们相聚。

那几年父亲的事业越来越顺，把村委会治理得井井有条，带领村民们勤劳致富，深受村民敬重，更是得到了市里、省里的各种荣誉。我和姐姐总喜欢像集邮一样帮父亲收藏着他的荣誉证书和奖章。看着父亲事业有成，母亲的自豪感比我们姐俩还要强烈，更是倾尽所能将我们的生活安排妥当，让父亲少一些后顾之忧。

但我们也看得出，长期两地分居，加上父亲愈发优秀，母亲心里更添了几分紧张，时不时就要打电话“问候”一下父亲，有时吃着饭也会冒一句：“也不知道你爸吃饭没？是不是又喝酒了……”

我读初三那年，姐姐读高三，在我们姐俩这关键的一年，母亲辞掉厂里的工作，专心照顾我和姐姐。

一天夜里，姐姐还在学校上晚自习，在客厅做功课的我听见母亲卧室传来了啜泣声，顿感不妙——一定是她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在我的一再逼问下，母亲才道出事情的原委：前几日晚上，父亲睡着后，她接了父亲手机的一个电话，是村委会的原妇女主任童芳——我对这个女人很熟悉，以前我去村委会找父亲，她都会给我买零食，还总陪我写作业。有一年，父亲带着我们姐妹跟村委会干部一起去附近游玩，一路上她都特别照顾我们姐俩，也照顾父亲，细心程度不亚于我母亲。虽然我和姐姐当时还是小孩，但却天然地反感这种莫名的“友好”，可除了别扭，我们也没别的怀疑的依据，只能将这种反感压在心底。

童芳之前也有夫有子，丈夫说是做生意的，其实就是“拉皮条”的，她儿子比我大一岁，大家叫他“明明”。前两年，听说童芳离婚了，儿子跟了前夫，她也离开了村大队，村委会妇女主任就换人了。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心里隐隐的担忧也随之飘散。

如今，再次从母亲口中听到童芳的消息，却是晴天霹雳——她已身怀六甲，还有3个多月就要临盆，孩子的父亲，正是我的父亲。我难以想象母亲听闻之后是怎么做到如此平静的，她只在当晚质问了父亲，歇斯底里地发泄了一通，然后就是一个人默默思考如何面对。

母亲问我：“我和你爸如果离婚，你想跟着我还是爸爸？”

在我眼里，我们家一直很和谐，父母鲜少拌嘴，我从没想过他们分开这件事。乍一听，我很难接受，顾不得想其他的，也顾不得想母亲的委屈，只想要一家人永远在一起。我央求母亲原谅父亲，央求她给我和姐姐一个完整的家。母亲抱着我痛哭，对我的央求不置可否，最后却也不忘叮嘱我：“姐姐在准备高考，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她。”

我抹抹眼泪，点点头。相比我比较沉闷、内向的个性，姐姐性格比较冲动，又正处关键时期，对她隐瞒此事是最好的选择。

2

此后一段时间，我除了学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我所能地“保卫家庭”——开导母亲，挽留父亲。

陪在母亲身侧，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父亲的好：父亲在外公中风时带外公去看病，抱上抱下，擦身体、喂汤药、陪聊天，比亲儿子都要任劳任怨；母亲下工回家时，我和姐姐会坐等吃饭，父亲则会帮着洗菜、拖地、收拾整理，从不当个甩手掌柜；亲戚朋友说起母亲“有福气嫁了个好老公”时，父亲都会对母亲不吝夸奖，说“娶到她，是我的福气”……

母亲起初并不愿听这些，但禁不住我锲而不舍地吹耳边风。渐渐地，她放弃了离婚的念头，未将此事闹开，没将此事说与外人听，也从未打听过童芳的住所去出口恶气。我一边心疼母亲的隐忍，一边庆幸这样可以保一家完整。

父亲从未要求离婚，母亲想离婚的时候，反而是他百般挽留。之所以会把“挽留父亲”臆想为我自己的任务，是因为重男轻女的观念在我们当地依然根深蒂固。当村支书多年，父亲难免碰到几个不配合工作的毒舌村民，指着他骂“没有后”“断子绝孙”。我从小也知道，父亲虽然嘴上不说，但没有儿子的确是他心中的刺。所以，我当时曾怀疑他和童芳是密谋已久，而不是一时不慎——那么，父亲下一步计划是不是就是抛妻弃女，重建家庭？

一进入这个逻辑，我免不了对父亲生出怨恨，哪怕他曾是我心中的权威，他的一句鼓励顶得过母亲的所有夸奖。但我始终没有勇气当面质问他，我怕质问的力度不当，会加速这个家的崩塌。

思来想去，我写了一封信塞在父亲的衣服里，诉说着我对他的敬与爱，也表达着自己的责与怒，还有替我没多少文化的母亲发泄委屈、细数功劳。很快，父亲也写了封回信压在我的枕头底下，他字字真切地忏悔着自己的错误，句句真情地请求我们的原谅，并承诺一定会与童芳撇清关系，继续做母亲的好丈夫、我和姐姐的好父亲。

看了父亲的信，我虽然松了一口气，但也没彻底放心——如果童芳没怀孕，一切或许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但她怀了父亲的孩子，父亲怎么可能对至亲骨肉置之不理？我只好一边劝着母亲相信父亲，自己却时刻警惕地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童芳的痕迹。

有天晚上，我熬到父母熟睡，悄悄潜入他们房间拿出父亲的手机。那时没有微信，父亲也不喜欢发短信，我在所有的通话记录中都找不到备注童芳或其他可疑名字的人。于是，我瞄准了那些未备注名称但是通话频繁的电话，一一记录在纸上。

第二天，我拿着那张纸条来到公用电话亭，颤抖着拨打起电话，一遍遍在脑海中排练着昨晚准备好的脏话。打第二个电话时，对方是女人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那是童芳。可那时毕竟还是读初三的小孩，听出了想要找的人，却一下生出了怯意，义正词严的话没有，冒出来的只是结结巴巴的一句：“你这女的还真是不要脸！”

童芳一听就知道是我，电话那边传来：“文文吗？”似是疑问，又似是问候。我一时语塞，一段沉默之后，她先说了句：“对不起。”

我更是气恼了，骂人的话说不出，只能用小孩稚嫩的语言去辩驳大人之间的对错：“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就把孩子打掉。就算你把儿子生了下来，我爸也不会离婚和你们在一起的，你还会被所有人唾弃的……”

她言语中虽有歉意，但是却始终抱有底气：“孩子打不掉了，没有几天就要出生了。我也从没想过打掉，这是你爸唯一的儿子。你爸是否会和我结婚不重要，我以后有你弟弟就够了……”

听到她用“弟弟”这个词的时候，我当时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都感觉到恶心。

“我才没有弟弟，他有你这样造孽的妈，肯定会死在你肚子里！”

我咆哮着挂了电话，心里却没有一丝解气的畅快，反而感觉如坠冰窖：童芳是一定会把小孩生出来——还是爷爷奶奶心心念念的孙子。我们家势必会因为这个男孩的到来而改变。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晚睡觉前都在想这件事，那也是我人生中心理最阴暗的时刻——我幻想着要是童芳还没生产就车祸而亡多好，或者那个男孩胎死腹中也行。若非要生下来，她自己难产而死，把小孩放在母亲身边抚养也好，虽然委屈点母亲，但总比在外面随时可能拆散我们家要好……

这些“非死一人”的邪恶想法在我脑海中闪过一次又一次，但终归没有实现。

3

没有听到“好消息”，但也没听到“坏消息”——我们家一直都很平静，电视上原配教训小三和小三纠缠原配的戏码全都没有出现。这件事只有在姐姐和外公外婆知情后爆发过两次激烈争执，其他时间就像从未发生过什么，谁也不会提起，但谁的心里都装着——姐姐是拿到了一本的师范院校通知书后知道这件事的，她大闹了一场，责怪父亲背弃家庭，但也就此作罢。毕竟，她也跟我一样怕这个家散了。

家人不愿触碰的伤口，看热闹的外人却喜欢在我们伤口上撒盐。有嘲笑母亲没用的，说她老公养着情人还帮着老公一起赚钱。有嘲笑我们姐妹的，说再会读书的女娃子也比不上养在外面的儿子。也有嘲笑父亲的，就算有儿子又怎样，不能认祖归宗和没生一样……这些流言蜚语以各种形式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堵不住别人的嘴，只能选择走自己的路。

但这个家的确在悄然发生改变：父亲更加体贴母亲了，也更关心我和姐姐了，他经常陪着母亲散步，尽量不缺席我和姐姐的家长会。不过他偶尔会消失半天、一天的，说是工作，但多半还是去看那对母子了。他的收入一直在增加，而家里却一直过得紧巴巴的，稍微多想一下，也能明白其中的原因。

母亲大多数时候能保持平静，但偶尔与父亲拌嘴时会比以前难以控制情绪——背叛带来的痛楚，很难彻底从她心里拔除。他们那个年纪的人，虽然嘴上从不言爱，但我知道，母亲深爱父亲，没有轰轰烈烈的语言，却有从一而终的决心，即使心有委屈，她也无法忍受离开父亲。

姐姐上了大学后，母亲重回鞋厂上班，平时也开始拾掇一下自己。姐姐对父亲抱有怨气，人不在家，话也少了，我反而在家做着润滑剂的角色。有时吃饭时看着父母气氛紧张，我就想破脑袋讲个不好笑的笑话，希望能缓解一下氛围。我学习也更加用功，想方设法增加一些父亲对这个家的眷恋。

3年后，我考上了重点法学院校。之后姐姐大学毕业回到市里考了公务员，很快便结婚生子，过上了父母认为最“正确”的生活。

大四那年寒假，我见到了刚满月的小外甥。新生命的诞生让那年春节更加热闹。父亲抱着外孙子，就像抱着一个稀世珍宝，在远处看着我们在院子里挥着烟花——每年过年，都是父亲负责采购粮油、果子等吃食，还有灯笼、对联这些装饰品，他知道我和姐姐小时候过年最期待的就是放烟花，所以即使我们已经长大，还是把我们当小孩一样哄着，从不忘记买烟花。我放烟花时偷瞄了一眼父亲，虽然还是挺拔高大，但是他脸上已爬满了细纹，青丝中也夹杂着不少白发，像母亲一样开始显现出老态。

以前，我总是担心父亲会离开，怕我的生活中缺少他的陪伴。而这一刻，我发现时光让我们的需求互换了，他成为了需要子女和外孙承欢膝下的人，于是小心翼翼地讨好我们，怕我们离他而去。

从那时起，我不再为父母的婚姻而担忧，相信即使出现了最坏的结果，我和姐姐也有能力应对一切局面了。

不过每个父亲陪伴我们的欢乐节日，我还是会忍不住去想，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那个小男孩在和谁一起度过佳节？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是否知道我的存在？他是否去过我们老家，是否还在这个县城？他长大了是如何面对自己私生子的身份……

父亲在我们当地也算小有名气，关于他的传言从未停止过。有说父亲一直都“两边跑”的，有说童芳早就带着儿子去到别的城市的，也有说那男孩天赋异禀，读书远超过姐姐和我的。甚至，我的好友都曾问：“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弟弟？”我也只好回答：“哪有的事，我家就两个小孩，我和我姐。”

我曾含蓄地问过父亲那个男孩的事，他却说早已没有联系。我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答案。当然，从母亲那里同样得不到——那几年，因为我和姐姐“有出息”，母亲的脸上添了不少笑容。我不忍再刺伤她的自尊，而她似乎也在逃避这个问题，从来不提，就仿佛不曾存在一样。哪怕偶尔在电视里出现类似的剧情，她的脸上也没有多余的表情。

4

姐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女孩，我则成了村里第一个读研究生的女孩。一时间，父母似乎腰板又都挺直了。姐姐私下对我说：“无论怎样，还好我们家是完整的。我们俩姐们要争气点，让妈妈更有底气。”

我读研二时，88岁的爷爷已卧床3个月，眼看就要油尽灯枯。爷爷奶奶很早就知道父亲有私生子的事，刚知晓时，爷爷还作势打骂父亲，一副要给我母亲做主的样子。可到了弥留之际，子孙侍奉床前时，他却将我母亲叫到耳边，轻声说道：“我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只是从没见过自小在外的小孙子，临走前能不能让我见见他？”母亲不语，父亲则直截了当地说：“爸，你老糊涂了吧，外面哪还有什么孙子？你的孙子孙女都在这了，我们一起陪着你。”

爷爷没有坚持，几日后就驾鹤西去了，直到爷爷出殡，父亲也没有将那男孩接回。父亲这么做让母亲感到安慰，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永远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有儿子了呢？那一刻，我内心竟矛盾起来，莫名希望将自己从小享受的父爱也分给那个未曾谋面的弟弟一些。

我被自己这种想法吓了一跳，后来想想原因，大概是时间能抚平所有的伤口，也能减少所有的恨意。

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考上了老家的市中级法院。

入职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门卫保安大叔通知我去接一位“当事人”。我来到法院门口，看见一位微胖的中年妇女，一脸笑意中又透露着一丝心虚，支支吾吾，说有事情要和我说。我想着，最近的案件中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当事人啊，便带着困惑将她领到一间没人的谈话室。

门一关起，那妇女竟开始流起眼泪，开口称呼起我的小名：“文文，你还记得我吗？”

我打量着她，时隔多年，样貌生疏，但这神情，让我立刻猜到她就是童芳——我在初三时做梦都想扇她一巴掌，可如今时过境迁，面对面了，虽难说心平气和，但确实也冷静了许多。

经过一番声泪俱下的道歉，她开始讲述着这些年她和儿子的一切——果然，如我猜测的一样，父亲断然不可能任亲生骨肉自生自灭，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像跟我保证的那样与童芳分开，在那男孩七八岁之前，他经常去看望他们母子，十多年前东拼西凑借钱给他们娘俩在市里买了套房——要知道，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家才在县城买了商品房，成为赶上城镇化的最后一批农村人。

听到这些，我很难不生气。不过，只是一套破旧的两居室，不值得让一个女人放弃名分，甘愿担小三的骂名，童芳说：“我不图钱，不图名分，就是爱上了。”

我说：“你不要玷污‘爱’这个字，爱绝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童芳继续讲她的故事：

她和前夫离婚后，她与前夫的儿子明明在初中辍学了，还没成年就去了上海打工。20岁的时候，明明在网吧通宵一晚后竟持械抢劫收银员，最后还把收银员砍死了。法院一审判决明明死刑，童芳为救儿子，在被害人母亲家附近租了房子，每天给被害人母亲做菜送饭，每次见到被害人母亲，恨不得跪下把头给磕破。终于在明明的二审宣判前，得到了被害人母亲的谅解书，最终改判为死缓，执行期满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

那时她与父亲的孩子才6岁。因为她做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她的家人几乎和她断了关系。漫长且没有名分的生活让她认清了现实，她与父亲协商好真正分开后，才逐渐和父母兄弟关系有所缓和。去年，她找了一个已退休的男人结了婚，开始过正常家庭的生活。

虽然生活看似回归正轨，但让她发愁的是，本来小学还算优秀的小儿子，上初中后非常叛逆，现在读初二的他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不愿和别人交流，眼看着快要沦为不良少年。有了大儿子的教训，她一直陷于小儿子也要误入歧途的恐惧之中。

她在哭诉过程中，突然靠近，握住我的手恳求道：“文文，你帮帮你弟弟吧！他从小缺爱，如果你能出现多关心关心他，他一定会变得不一样的！”

我这才明白她来找我的意图，感觉很讽刺：“我妈才没给我生什么弟弟，你自己造的孽，怎么有脸让我帮你拯救你的儿子？”

她情绪更加激动了：“你不认他当弟弟，但他心里一直把你当姐姐。他七八岁时就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还有两个姐姐。自从他知道你俩，就把你俩作为他的榜样。你爸在他面前提得最多的就是你，你每一件优秀的事迹他都知道。他现在懂事了，觉得就是被你爸抛弃的孩子，所以有些恨你爸，不愿听他的话，你爸也根本没花心思在他身上。”

我心里很挣扎——这个在我脑海里住了十多年的孩子，我对他的一切都十分好奇，我幻想了十多年他们母子的处境，如我所愿，他们过得不太顺意，甚至还有些惨，但一听到童芳说那男孩可能要“废了”，我还是有些惋惜；可一想到母亲这些年的委屈，我觉得无法答应她的请求。

最后，我好奇地问了男孩的名字，他和我同姓，小名叫“天天”，大名是按照家族同辈份的字取的，名字中寄予着父亲的情感与期望。我有些嫉妒，但不知是血缘作怪，还是其他什么，我竟然就开始觉得和这个男孩有了更深的联系。

5

第二天上班，我感到了莫名的烦躁。童芳的出现让我知道那个叫“天天”的男孩就住在这个城里，他读的初中就在我单位附近。我没留童芳电话，如果她再不来找我，可能也没什么机会能见到所谓的“弟弟”。

可就在那天我下班走出法院大门时，居然看见童芳带着一个男孩站在路牙子上。那男孩的样貌和神态中有不少父亲的影子，尤其是一对大耳垂，简直是复刻父亲的一样。我恍恍惚惚地走过去，还没等我开口，男孩就用很洪亮的声音叫了一声：“姐姐！”他的声音如此坚定，让我没有选择，只能答应。

为了不让同事旁观，我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餐厅。坐下后，我们都略感尴尬，还是童芳先开了口：“我昨天回去和天天说，姐姐很挂念他，他就迫不及待想见你了。”我对她的说辞是很想否认的，但是看见天天殷切的目光，也不好反驳。我没话找话，询问着他的学习情况，看见他身侧的书包，就翻看了他的作业本和试卷。童芳趁机又说：“你看姐姐多关心你，有这么厉害的姐姐教你，你可要好好学习。”

天天十分真诚地点点头。我感觉自己似乎落入了童芳的圈套，但是天天看我的眼神又让我无法拒绝——他似乎并不像童芳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只是单纯地想要一个亲人的关心和爱。最终，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天天，告诉他可以用与父亲联系的“老人机”和我打电话。

晚上回家，童芳打来电话对我表示感谢。我不稀罕她这样一套说辞，和她约法三章——如果不是天天自己意思，她不可以打电话给我，更不能来单位找我；以后我如果约天天出来，也不希望她在旁边。

没过几天，天天就打来电话，寒暄一番后，他胆怯地问我：“姐姐，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和我打电话呢？”

我哑然——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我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于是我反问道：“那你喜欢我吗？”

“为什么不喜欢？你是我姐姐啊！”

原来在他眼里，我和他的关系如此简单？是因为父亲以前经常和他提及我和姐姐吗？也可能是因为童芳出于对我们的歉意，没有向他灌输对我们的仇恨？出生不能选择，我不能，天天也不能。忽然间，我想：天天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让他感受身世带来的不公？

接下来的半年，我和天天经常保持联系。我实在看不下去他那糟糕的成绩，开始当起他的“家教”。在外求学7年里，我做过5个小孩的家教，小学、初中、高中都教过，我自嘲工作了还要“重操旧业”。

法院的工作非常忙碌，晚上加班是常事。天天的学校到我单位走路只需七八分钟，工作日，我经常在他放学后带他随便吃点东西，然后让他在我办公室写作业。不忙的时候，我就对他的英语和数学进行重点补课。我发现他对学习的悟性特别高，很多难题一点就通，只是上初中后几乎没花心思在学习上，欠账太多。

经过一个学期的专门辅导，天天的成绩已从全班倒数上升到中等水平。他在我单位学习时，我们都很默契地很少讲到父亲和各自的母亲。他会和我说他的同学、外婆，还有同母异父的明明，他说他小时候和堂表兄弟来往都很少，明明哥哥一直很照顾他，还会用零花钱变着法给他买好东西。我和他讲得最多的是姐姐，我告诉他，姐姐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女强人，也有一点臭脾气，他听到我讲小时候与姐姐的趣事，有时会笑出声来，透露着他对手足之情的向往。

“但姐姐工作忙碌，又有自己的家庭，为了不打扰她的生活，我不能带你去见她。”我解释道。

天天使劲点头，对此非常理解。

除了监督天天学习，我也会在周末带他去吃牛排、吃火锅、吃烤肉，让他和普通小孩一样尝试各种美食。半大小子食量惊人，他每次都能吃我的两份饭量，末了，还会非常满足地对着我笑。我似乎也在他身上收获到了一种内心的满足——我们俩相差13岁，没有同龄人之间的较量，也不至于年纪相差太大而无法交流。我想，如果我和天天第一次相见是在高中或者大学，那我可能会因缺乏自信，始终将他当成自己的敌人；如果我们在更晚的时候相认，我可能会因为沉心于家庭，没有时间多和他交心。

只是，和天天相处结束后，回家面对母亲我总有一股愧疚。每次和天天出去，我都会想好各种说辞，也怕小城里的熟人社会人多眼杂，万一我和天天在一起被别人看了去，会偷偷告诉母亲。

因为心里负担太大，我将此事告诉了姐姐。她也没了当年的暴躁，对这个弟弟有着跟我一样的矛盾感——曾经把他放置敌对面，渐渐释然后，内心更多的还是祝福。不过，最后她强调：“我不反对你和他来往，但我不想参与其中。”

6

天天升初三后，由于课程难度大了，他对学习的热情又开始褪去。有天晚上，童芳又打我的电话，泣不成声地说在网吧抓着了天天，想要把他带回家，天天却和她大打出手：“这都是我的报应，你妈的两个女儿都有出息，我的两个儿子都是没用的。天天以后要是走错了路，我也不想活了，你爸也要给他擦屁股。以前为了维护他心中的父亲形象，我从没找你爸闹过，让他保住了名誉，天天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我很反感童芳的诉苦，更讨厌她拿我父亲来说事威胁我。但我还是拨通了天天的电话，约他见了面。

天天见到我时就像犯了错的小猫，不敢抬头，讲话声音都小了很多。有一点童芳倒是说得没错，父亲和她都拿这个孩子没办法，而我这个姐姐的话还是能起一点作用。

看着他一直沉默不语，我开口问他：“打你妈了？不会是替我打的吧？”

他愣愣地看着我。

我接着问：“听到别人说‘打你妈’，心里还是不舒服？”

他点点头。

“虽然我没和你说过，但你应该理解我不喜欢你妈妈吧？我和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妈妈就是我生活中的阴影，我一直生活在父母离婚的恐惧之中。”我坦诚地说。

“可是爸爸不还是一直陪在你们身边吗？而我明明有爸爸，却从来在外面不敢提。爸爸一年多没来看过我，我很想见他，但见到他又不知道和他说什么。你还能怪我妈，我却连能怪的人都没有。”

我说着：“确实，我是怪你妈，但我也承认，除了给了你不体面的出生，她还是位好母亲。为了你和你哥，她吃了不少苦。这么多年来，她忍受着外人非议抚养你长大，一个人打着两份工，就想给你的生活多一些保障。为了让你被更多人爱，她总是为爸爸看望你提供条件，还低声下气找到我，让我们俩相见。在爱孩子这件事上，她和我妈一样是全力以赴的。”

“但是爸爸还是不要她，也不要我，我可能连好的高中都考不上，他更不会再多看我。”

我想起天天说过，他一直管继父叫“伯伯”，在他心里，我们的父亲才是他唯一的爸爸。被父亲认可，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我小时候和你一样，成绩一下降就怕爸爸失望，怕爸爸怪妈妈没有教好我，所以我不敢停止努力。但我也不觉得只有会读书才算有出息，只是让你以后多一些选择而已。你如果现在尽力了，成绩还是没有提升，那就不能怪你，以后要是学一门技术，能自力更生也没什么不好。可是你现在就放弃自己，还对你妈妈动手，那我也会对你失望。”我的声音开始严厉起来，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叛逆期的不满。

那晚我们聊过后，天天回去主动和童芳道歉。我知道，并不是我的话多有道理，是他真的在意我这个姐姐，他不想我看低了他。

我不清楚父亲为何在天天小时候能长期陪伴，而如今却几乎不管不问，只每个月固定给些生活费算作为父亲所尽的一点责任。或许是因为天天长大懂事了，他心中有愧，不知如何面对天天？或许是因为我们姐俩的争气和母亲的隐忍，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想撇清关系？

其实父亲早就从天天那儿得知我们姐弟俩见过面了。有一次，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起这事，我就不加掩饰地承认了。他没有反对我见天天，只是反复叮嘱我不要影响到工作，说话时眼神躲闪，也不敢多看我。那神情让我的心情极为复杂——这些年，我总会把这件事的过错更多归责于童芳，对父亲则是爱多于责怪。但冷静下来，我也明白，父亲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这个家和那个家创痛的制造者，那些暗地里的煎熬和撕扯，也是他应得的惩罚。

我没有劝他多给天天一些关心，我的行为已经让我对母亲充满愧疚，不想再去增加自己的罪恶感了。我想，我是女儿，永远都不会离开母亲，而他是丈夫，我不能亲手把他从母亲身边推开。

7

母亲在某个周五来到单位等我。在门卫室，她从保安大叔那里听说我经常带着一个“表弟”加班，姐弟感情甚好。她很疑惑，却不露声色，直到坐上车，才开始质问我。我只能一五一十地告知。

当年只有在刚知道父亲出轨的那段时间，母亲才为这事哭过，而那天，她再次号啕大哭起来：“这个贱女人，抢了人家老公，还想抢人家女儿，世上也找不到第二个这么不要脸的人！”我一下慌了，她继续哭着：“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不天天回家陪着我，还帮她的儿子补习功课，带她的儿子到处去吃东西，你让她真是够得意的！”

在母亲面前，我是理亏的，只能找好听的话安慰她：“妈，她没有抢走爸爸，她已经找人结婚了，她永远都拆不散你和爸爸了。她更不可能抢走我，我没和她见过几次，而且我也替你骂过她了。我知道你委屈，但她也得到报应了，她大儿子进监狱了，自己也吃了不少苦。”

我简略讲了童芳这些年所遭遇的事，母亲似乎感到意外，但嘴里一直说着“活该”来发泄多年的怨气。等她心情平复，我继续说：“这些年，你付出了那么多，还好我们家有惊无险，最后还是在一起的。但是天天他真的很可怜……”

还没等我继续说，母亲打断我：“他可怜也是他自己的妈造成的，那是他的命。”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出生不是他能选择的啊，而且我也是怕他和他哥哥一样走错了路，如果他真的做了违法犯罪的事，爸爸不可能不管他。你那么爱爸爸，到时候你肯定又不忍心看着他有麻烦。”

母亲并没有被我说服，回去后，还去向姐姐寻找安慰。姐姐虽然心疼母亲，但她一直帮我说话。姐姐向母亲承诺：“我们姐妹俩永远都是你的女儿，我们第一个维护的就是你。文文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让她自己去决定吧，这本来就不是简单对错能说得清的，遵从本心就好。”

姐姐也遵从了她的本心，她自始至终都没有联系、更没见过天天。她觉得大家人各一方，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不必相互打扰，母亲也真的没有再阻止我和天天来往。

从那以后，与天天见面，我更加轻松与心安。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约会”只有两个人，偶尔我也会带着他见我的男朋友。男朋友像个大哥哥一样鼓励着他学习，教他长大后如何追女孩子，还和他讨论游戏里面的各种角色和技能。我们就像普通人家的姐弟，有说有笑，相互鼓励，相互温暖。

中考时，天天压线考上了市重点高中，虽然分数不高，但已经让我们非常雀跃。那个暑假，我带他去了省会的欢乐谷——那是我答应过的中考奖励。长到十几岁，除了和童芳去过上海提篮桥监狱看过他的哥哥，他就没出过我们市。与很多孩子相比，他成长中缺少的不仅是父爱，还有物质上的满足。

欢乐谷里到处是游客们的尖叫声。我和天天一起探险鬼屋，一起挑战跳楼机，一起陶醉于7D电影，在一次次刺激的尖叫中，我们释放着成长带来的痛苦，也迎接着未来可能的美好。

我们在落日将尽时坐上了摩天轮。摩天轮缓缓升起，天天四处张望着城市美景，欢脱的身影透露着他的兴奋。在摩天轮升至顶峰的时候，他凝望着太阳消失的地方。落日的余晖洒在他的脸庞上，仔细端详着那张脸，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微厚的嘴唇，虽然与父亲的五官有所差异，但到处都是父亲的影子。自从知道他存在于世，我就又开始了与他的和解之路，与父亲的和解之路，也与自己的和解之路。

在天天凝望出神的时候，我打断了他：“你长大想要干什么？”

他似乎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想赚很多很多钱，那样我可以给妈妈买大房子住，如果明明哥哥能出来，我可以好好照顾他。”

我的心放下了：虽然他得到的爱不多，但他还能学会爱着别人。虽然我们爱的人不一样，但不影响我们成为彼此的密友，成为亲密的姐弟。庆幸，我多的是一个弟弟，而不是仇人。

后记

在我写下这段经历时，天天已经在读高三了，正处最后半年的高考冲刺中。我已经辅导不了他的功课了，只能经常给他加油打气。他虽然成绩一直平平，但是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我想，比起考上一个好大学，他能积极面对生活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如今，我父母在两个女儿和两个外孙的陪伴下，过着非常满足的老年生活，父亲甚至还多了点孩子气，总希望我们姐俩哄着来证明他的重要性。母亲反而比年轻时强势了，遇到不合心意的事就少不了把父亲一顿痛批。童芳几次申请加我为微信好友，通过之后，时不时咨询我法律问题，看在天天的面子上，我也会挑着回答一些。

往事如烟，随风淡然。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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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老幺》（2017），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海淀区小升初的地下斗争

1

曾经，我是一个幸福感指数特别高的海淀妈妈。

我和老公是“北漂转正”一族，在北京的头十几年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买房、买学区房、落户上面。有了女儿小云后，我全职在家带娃，很早就抱定了“不鸡娃”的教育策略——我们这辈人小时候就没有“鸡娃”一说，学习都是靠自己，30年过去了，难道在这个更进步的时代里，学习这种事还需要家长呕心沥血？我不相信（难得的是，丈夫的想法和我一致）。

不过当大环境还在营造“素质教育”的轻松氛围时，海淀家长就以“非常鸡血”出名了。小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只给她报了些不痛不痒的“素质课程”，比如：舞蹈、画画、剪纸、乐器。到了小学，我希望小云快乐成长，一到节假日就安排各种好玩的活动，而丈夫整日忙工作，更是不会在孩子的教育上多想。

当然，不“鸡娃”也不代表我们完全佛系，每个学期，我们都会给孩子买教辅资料，家里也堆了不少。小云到了“关键的三年级”，成绩不仅没有下滑，反倒有上升趋势，特别是英语，每次都是满分或接近满分，搞得我都有些恍惚——难道这小娃有语言天赋？

2019年下半年，小云上四年级了，我的那种淡定心态随之被打破了。

年底前的一天，老公下班回家，说他的同事得知我们还没让小云学奥数，表示非常惊奇：“小升初时你们会很被动，因为‘摇号’就是赌运气，往年有不少孩子摇进‘坑校’的。”

我知道，早在2017年4月，北京“推优（三好生）入学”的政策就被取消了；到了2018年9月，竞赛项目也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2019年4月，特长生招生方式（包括艺术、体育、科技特长）被取消；7月，民办学校要和公立校一样统一招生，统一“摇号”；11月，一家知名民办校的“冬令营”被取消，一家知名校外培训机构“冬令营”也被取消——这些“冬令营”实际上就是奥数活动，带有选拔的性质。

那时的我还天真地想，既然“推优”没了，奥数已死，招生只剩“摇号”，还有必要费劲巴力地学奥数拿奖杯、拉票争三好生吗？教育资源均衡是大势所趋，只要孩子把校内成绩抓好就不怕，再说，还有“就近入学”的政策呢。

而让我能不着急上火的底气，是因为我家在海淀区的一个老破小社区里，学片内虽没有市重点校，但小区对面就是一所优质校。这所中学名义上是普校，但因为是“小强校”的集团校，教学水准高，甚至强过了一些区重点校，颇受家长们的追捧。在我们家5公里范围之内，还有另一所优质校，近年高考成绩十分亮眼。既然家附近就有两所好学校，还担心什么呢？我以为，只要在小升初时不碰竞争激烈的“六小强”（北京最好的6所市重点初中），瞄准这两所好学校就算是务实了。

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我家附近除了那两所优质校，还有四所学校是真正的普校。我特意找了几位家长聊天，才知道离我们家最远的那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不仅成绩最弱，还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该校的生源大多是附近某单位的子弟，中考时这些子弟全有加分，其他孩子没有——对家境普通的学生来说，这种学校不就是“大坑”？！我突然感到恐惧，万一小云“摇号”进了这所中学，成了全班唯一没有加分的倒霉蛋，该怎么办呢？

正当我对未来感到忧虑时，一天小云回到家，突然对我说：“妈妈，要不你也给我报个班吧，数学和英语都得报。我看不懂他们讨论的奥数题目，也经常听不懂英语老师说的英文。”

进入四年级后，小云班上的孩子们就开始“发力”了。有的刷完了高思奥数，有的报了两个奥数班，还有的已经通过了英语KET、PET（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里的第一、二级）考试……小云的闺蜜娜娜、童童、小寒也经常会带课外作业去学校做，还讨论得热火朝天。

娜娜和童童的校内成绩不错，但小寒的数学总考六七十分，她们仨都在校外学了一年奥数，同时还学着课外英语和语文，而小云一个课外班也没有报，几乎是班里最另类的存在。有一段时间，小寒妈经常兴奋地跟我聊天说她家孩子学了多少奥数新知识，我心里不以为然：小寒连校内都没有学好，还去折腾奥数？

直到女儿主动要求报课外班，我才意识到不对劲——小云平时的英语成绩还不错，怎么会听不懂老师讲什么呢？她委屈巴巴地说：“考试太容易了，老师平时会做一些对话练习，叫到我回答时，听不懂，很尴尬。娜娜她们学的课外英语超级难……”

我翻出她的英语课本，再翻了翻最近的考卷，又问娜娜妈要了人家的课外英语习题来看。这一对比才知道，学校里学的英语与课外班的相比，竟是如此简单。

正当我考虑报课外班来亡羊补牢时，又有几件事情发生了。

一次，在放学的路上，童童以相当老成的口吻告诫小云：“现在不学奥数，你五六年级时就会后悔。”童童妈也表示，如果小云想学奥数，可以和童童一起“攒班”。

童童四年级时就拿到了线下奥数比赛的二等奖，她妈妈为了专心陪伴孩子“小升初”，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在“鸡娃”这件事上，童童妈十分激进，但效果颇为显著，所以她在一群妈妈当中一向心气很高。

还有一次，小云告诉我，娜娜对她妈妈说：“小云的妈妈啥班都不给她报，啥都不管！”潜台词是，我像个后妈。

孩子的话往往反映了家长的态度。看来，在班上大多数家长的眼里，我们一家已成了“躺平”一族。在海淀的“鸡娃圈”里，“躺平”的家长是很受鄙视的——“躺平”又妄想“躺赢”，是最不负责、最不上进的父母。

难道不让孩子学超纲的知识，就是“躺平”？如果我和老公真想“躺平”，根本就不会从人情熟络的老家跑到北京来。问题是，这海淀的“合格父母”，到底该怎么当啊？

我很郑重地和老公谈了一次，他和我一样困惑：舆论层面，给孩子“减负”的呼声很高，可现实中，校内知识难度是下降了，可一些重要考试的难度又摆在那儿，家长们必须得花钱送孩子去校外学。于是，“鸡娃”的天花板越来越高，孩子们越来越“卷”。

困惑归困惑，眼前的问题必须得解决。为了验证女儿能不能接受奥数，我买来了高思（国内一个著名的教培机构）的书，把老公拉入伙，先尝试在家自己教。老公小时就是奥数奖杯的获得者。那时他在老家读初中，靠兴趣和自学拿到了市奥数比赛的三等奖，我想，好歹也是一个省会城市的奥赛，得奖难度应该不低吧。

可老公看着那些小学三四年级的奥数题，边看边摇头：“这些问题等学了方程式和几何后再做，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非要提前给低年级孩子做呢？”然后，他又看五六年级的奥数题，更是感叹：“这比我们那时初中组的题还难，超纲太严重了，拿这种题给小学生做，算不算残害人性？”

虽然嘴上这么说，我们还是得教。不过，教得很费劲。在我们看来一些理所当然的概念，小云却很难理解。有时，我感觉自己就是在对着小动物讲题，当女儿终于弄明白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我往往已经累得没了做饭的力气。

我隐隐感到，自己已经在什么事情上犯了重大的错误：以前我总觉得海淀家长太疯狂，万一我才是那个别人眼中的小丑呢？如果说报课外班是很不明智的，那为什么这些家长都趋之若鹜？不多学一些，小云将来会不会真的沦落到“坑校”呢？

2

不久之后，小云的英语老师在课堂上公然推荐一家校外培训机构，还说：“如果四五年级还没有通过KET考试，‘小升初’时就麻烦了。”

当我加了几位机构老师的微信后，发现小云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会给机构老师的朋友圈点赞，应该是关系不错。后来得知，娜娜就在这家机构学习英语，已经有一年了——显然，英语老师早就私下向一些家长推荐过了。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一口气给小云报了三门主课的课外班，正式成为了一名“海淀鸡娃新手”。各种“升学群”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的视野，有的“升学群”甚至就是班主任推荐的。

我泡在群里，通过学习，才知道北京的小孩子上个中学也能有这么多名堂。从明面上看，“小升初”就是靠“摇号”、靠运气，但实际上，“点招”从未消失，只不过这类信息只在小圈子里传播。

“点招”就是学校的自主选择性招生，一些好学校为了保障生源质量，会在学生志愿填报之前偷偷“掐尖儿”。虽然在现有政策下，“点招”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但一些空间仍然存在。其中有可以官宣的，也有不能明说的，对于后者，学校一般会以非常低调的方式联系家长，这就是所谓的“密电”。

在“密电”中，学校会向家长作出招收孩子的口头承诺，俗称“给票”。拿到“票”的家长，后续也要按流程帮孩子填报志愿，但如果轮空，还可以被学校“打捞”上岸，这叫“补录”。但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特别注意，比如：学校的口头承诺并不是全都靠谱；轮空后，家长在什么时机联系学校特别关键，又最难把握；补录阶段，家长也不能认死一家学校，否则容易失败。

僧多粥少，海淀区“小升初”的竞争逐年激烈，这些细节往往决定了最终的成败。据说，每年都有不少提前拿到“票”，最后却被家长“玩丢”的例子。

“升学群”里的家长虽互不认识，但经常就各种“点招”套路侃侃而谈，刚开始我连话都插不上，曾一度误以为自己与这个世界失联过。据他们讲，好学校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各有不同：有的重视奥数，有的喜欢市、区三好生，有的看重简历，有的会举办选拔考试，有的甚至会委托校外机构组织选拔。总之，“点招”渠道五花八门，更难把握的是学校的“口味”，会变。

饶是“点招”如此麻烦，但大家还是要拼，目的都是想避开“摇号”的不确定性，让孩子凭实力安安稳稳地进入好学校，将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转眼间，小云上六年级了，她的简历文件袋里已经装了各种奖状和证书：英语的朗思B1、语文的叶圣陶杯全市一等奖、两个科技大赛三等奖、编程全国二等奖、全市艺术展演团体金奖、乐器十级证书、国画四级。

以海淀“小升初”的内卷程度来看，小云的成绩根本不出彩，因为“牛娃”基本都有奥数奖项傍身。小云学奥数起步晚，基础弱，五年级时还不敢参加比赛，到了六年级，所剩的奥数比赛机会不多了，她硬着头皮参加了一个，最终离三等奖还是差了一步。在英语方面，B1级别是“最低配置”，有的孩子在小学就过了B2甚至C1级别——前者对标大学英语六级，后者基本就是把英语当母语的水平，小云的B1级别，也就相当于高中英语水准而已。

我第一次帮孩子投递简历，就遭到了校方的冷遇，虽然我强调孩子以微小差距与奥数三等奖擦肩而过，但证书没有就是没有。本就不多的希望几乎被浇灭，我也终于体验到海淀“小升初”的残酷，开始后悔在孩子五年级时没有让她退出乐团，耽误了刷奥数题。

好在还有“选拔考试”这条路可以尝试，只是看着这些年花了大量精力攒下的奖状证书，我心里好不唏嘘。老公见我失望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叹气道：“唉，我也没想到海淀的‘小升初’是这么玩的，早知道就早点‘鸡’奥数了。”

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们果断放弃了“六小强”，瞄准了家附近的优质校。可是在“点招”时，小云还是遭遇惨败——一个“密电”都没有，几乎是要毫无保障地参加志愿填报了。

“摇号”在即，容不得家长自怨自艾。北京“小升初”有两次摇号机会，分“一派（位）”和“二派”。一派的选择范围大，选项包括“小强校”、区重点、优质校、普校和弱校，好处就是不想去的学校可以不填；而二派也叫“终极大派位”，必须把住所所属片区内的五到六所学校都填上，无论喜不喜欢，孩子最终都会被电脑随机分派进一所学校，实现“就近入学”。家长们口中所谓的“进了坑校”，就是指在二派中被派到学片内最差的学校。

所以，填写一派的第一志愿非常关键，为此我花了两周时间把可选的三十多所学校的情况都整理到了电子表格里进行比对，慎重程度不亚于给公司做大件采购。随后，我又带小云去实地考察，当时恰逢北京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娘俩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的。

此时，“升学群”里的老师提醒各位家长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备好孩子的简历等待机会，就是要全力准备各学校的选拔考试，“这个考试一般会在一派前进行”。

在距离一派还有将近两周的时间里，小云每天除了完成学校作业，剩余时间全部用于备考。而我除了做好一日三餐和家务，就是继续搜集各种学习资料和学校的信息。

这段时间，“班级群”和“家长群”里几乎没人说话，风平浪静得有些过分。但“小升初群”里却热闹纷繁，有些家长在问老师哪所学校好，如果接到了学校电话该如何回答，后续该如何做。

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沟通渠道。小云和娜娜聊微信时，拍了道题给她，眼尖的娜娜立马关注到照片边缘的几个小字——“XX校初一入学数学试卷”。她立马问小云是不是被这个学校“点招”了，小云哭笑不得地说：“我怎么可能被‘六小强’点走啊！就是我妈从网上找的题目，让我做做练习啦。”娜娜还不相信，又问了一堆问题才罢休。

隔天，娜娜妈就来找我“取经”，神秘兮兮地问我是怎么弄到题目的。我发了一个大笑表情包过去，说真是网上随便找的：“我们没有‘三好’、没有奥数，怎么可能进那所学校？”随后，娜娜妈发了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包过来，我又费了一番口舌，她才相信小云没被“点”走。

更有意思的是小寒妈。她见童童连着两天没有在小区里玩，就派小寒去“关心”一下。一番试探后才知道，童童之所以两天没下楼，是因为来例假了。小寒妈这才松了一口气，有点刻意地说道：“嗨，我还以为病了呢，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但我心里明白，她肯定是以为童童瞒着大伙儿参加学校的选拔考试或面试去了。

那几天，家长们演尽了各种“心口不一”：娜娜妈一直对外推崇某民办校，娜娜也怂恿我家小云报那里，但其实她们娘俩从没把这所学校当第一志愿；小寒妈妈也特意向我们透露走关系的“市场价格”，其实她并不打算砸钱，而是想让孩子一把“上岸”个普校。

家长们表面上风平浪静，暗里都在使劲，多方打探消息，既希望自家孩子尽快接到“密电”，又害怕听到别人家的孩子拿到“票”的消息。可是，这事完全不受家长控制，那些明里暗里的战斗就像打在棉花上，一点触感都没有。

3

雪上加霜的是，选拔考试因为疫情被取消了，我们只剩下填报志愿这唯一的一条路了。

在一派志愿开启填报的前一天，娜娜收到了一所优质校的“密电”，校方还承诺让她进最好的实验班。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要说心里没有一点别扭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娜娜的英语、语文成绩都不如小云，拿到的编程奖项也没有小云丰富，但人家在线上奥数比赛中拿了个三等奖，分数比小云高一点。

我转念一想，小云也许可以再试一次自荐。我抱着希望给一所家门口的优质校打去电话，对方首先埋怨我电话打得太晚，接着用很官方的语气告诉我：“明天可以把我们学校填在第一志愿。”

我厚着脸皮问，如果一派“轮空”，是否存在“补录”的可能？对方不耐烦地大声说道：“补不了！补不了！”我那点可悲矫情的自尊心已经到了忍受的顶点，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得卑微地道谢。

第二天就要填报志愿了，我没有机会为女儿向其他学校自荐了。而且，我也没有勇气再拿起电话了。这时，我心里开始不受控制地对娜娜妈生起了一层芥蒂——在我看来，两个能力差不多的孩子，在择校上却得到如此迥异的对待和结果，看来，海淀的“小升初”不仅是门玄学，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派志愿填报从启动到截止有3天时间，在这72小时里，还可以修改志愿。但这事并不是填完信息用鼠标轻轻点下“提交”那么简单，家长要了解很多名词，阅读相关文章，还得查看教育考试院官网的数据。

我每天要做三顿饭，老公居家办公帮不上忙，我只能趁锅里炖着菜赶紧看手机，见缝插针地“学习”。为了避免和老公在志愿填报上产生重大分歧，我时不时得给他做科普，每当我介绍一些民办校的情况时，他就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让我心里隐隐不安。

6月3日下午1点，一派志愿填报就截止了，但我们一直到上午11点，仍在纠结给女儿的第一志愿到底是填公立校还是民办校。经过一番仔细地研究，我发现家附近的那两所优质校属于“第一梯队”，中签率竟和“六小强”差不多。为了稳妥起见，争取在一派时“一把上岸”，我觉得可以考虑全区排名前5的那所优质民办校——因为有较高的学费门槛，它的中签率是家门口那两所学校的3倍，而且校园环境极其优美，小云看到宣传照片时完全没有抵抗力。

但老公死活不同意，他莫名其妙地火大：“人家都往公立校跑，你偏去民办校，将来要是耽误了小云怎么办？！”

我哭笑不得：“你先调查清楚好不好？你知道海淀区中考前十名里有多少是民办校（的学生）吗？你瞧不上人家，人家还未必愿意要咱们。”

老公又拿政策说话——今年5月底，海淀区有7所有名的民办校转为公立校，其中就包括最牛的那几所：“国家都出手整顿了，你还偏要撞上去，是要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吗？你怎么这么容易受网上的影响，不是说好了就填家门口的（学校）吗？”

那段时间我没有好好睡过觉，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强撑着解释，“摇号”本来就是赌博，当然要赌几率大的。谁知老公口气强硬，说我这种赌博心态要不得：“就填家门口的学校，要是没去成也就没话说了，走二派，派到哪家是哪家了，好歹都离家不远。整顿民办校都这么明显了，你能保证明年不会轮到这几家？‘民转公’后就不能收学费，学校盈利必然严重下滑，是不是会有大批好老师离开？你将来后悔了别来怪我！你研究了这么久，就研究出这结果？”

前半段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他最后的那句话着实伤到了我。我也不管不顾了，把多日的压抑、委屈、疲累发泄了出来：“这件事从头到尾是谁在负责？是你吗？是我！在小云跟不上进度的时候，坚持要报课外班的是我；在五六年级拖着她去各个考场和赛场的也是我。我在这儿埋头研究‘小升初’的政策，还要给你扫盲。你们都有节假日，但我没有！就因为你是她爹，我事事还要跟你商量，你不负责平日细节却要掌控最终决策，还要对我问责，凭什么呀？！”

谈话进行不下去了，老公扭头进了房间，我们一家三口每人占用一间房，各干各的。我顿时有种放下一切的冲动，开始刷起了抖音。

僵持到中午12点20分，老公急了，走过来要我赶紧填报，他一见我在刷抖音，更火了。他把我的手机摔在沙发上，我把他的茶杯推到地上，空气中有了火药味。

小云听到响声跑了出来，我害怕自己在孩子面前做出更冲动的行为，赶紧拉着她进了房间。躺在女儿的床上，看她写作业——我突然想起大学室友说过，前几年她因为孩子“小升初”的事和丈夫闹得差点离婚。那时我还觉得她说得太夸张，而现在我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也变成了这样。

12点35分，老公在客厅里点击鼠标，假装平静地朝女儿喊：“小云，你过来告诉我教育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吧。”小云跑过去一看，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于是客厅里陷入了沉默。

我在床上也待不住了，走了出去，老公看见我乱糟糟的头发，又好气又好笑。我使劲瞪了他一眼，骂了一句，就坐到电脑前娴熟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花了1分钟就填好了第一志愿——家门口的那所优质校，后面全空着。

我想通了，老公对民办校的担忧有道理，我没必要冒这个险，更不能为了面子去冒险。我们这个学片虽然有“坑校”，但至少没有“渣校（老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学习，校风极差的学校）”。既然都走到“摇号”这个地步了，那就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吧，毕竟身在北京，学校离家近也是个“宝”啊。

4

当晚，小云在房间里和几个闺蜜聊语音电话，叽叽喳喳的。一开始我没在意，可突然我听到了几个和“志愿”有关的字眼。

早在一派开始之前，我就叮嘱过女儿，不要和同学谈论志愿。“摇号”就是一种博弈，要做到信息保密，如果底牌让人看光了，大家扎堆填报，岂不是平白增加了风险？虽然志愿已经提交，但中途还有修改的机会，而且结果公布后还有2天的补录时间，期间什么变数都可能发生。

那几个孩子说了自己的志愿后，就开始盘问小云，小云一直在回避，后来实在招架不住，干脆不说话了。娜娜不断逼问，语气令人反感：“快说！你不会真填了那所贵族私立吧？”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她又阴阳怪气地说：“哎哟——到底填了什么好学校啊，都不让我们知道呢。”

小寒立马附和：“我知道了，你是走关系进去的吧？”

我的血一下子往头上涌，立刻要求小云停止语音通话，娜娜在那头还抱怨：“你妈怎么偷听我们聊天？不让你说，还偷听，你妈怎么这样？”

难道我在自己家还要捂着耳朵不成？我压制住冲动，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在微信上联系了两个孩子的妈妈，礼貌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她们也很知趣，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再逼问小云了。

做完这些，我长吁一口气，躺了下来仔细回想，又觉得自己可能过于敏感了。可这种神经质般小心谨慎，的确是这场“小升初”带给我的后遗症，它还教会了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别轻易相信任何人”。

6月10日下午3点，一派“开奖”的时刻到了。我怕自己身上的负能量会影响幸运之神降临，就让小云自己查询结果。我站在客厅的另一头，把脸埋在墙上。

小云盯着屏幕，脸上没什么表情，随后有点不自信地说：“我这是被录取了？”我凑过去，看到红色的“录取”二字时，先呆了几秒，随后就和女儿一起大叫起来。我就像个孩子，和小云跳着转圈，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狂欢完毕，小云马上和闺蜜们分享自己的喜悦。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兴奋异常——娜娜顺利摇中了“点招”她的那所优质校，不需要“补录”了，但我隐约听到有个孩子说自己“轮空”了。在一片喧闹声中，那个孩子的声音渐渐地就听不见了。

果然，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半小时后，老公收到童童爸发来的微信——他是来询问小云一派的结果的。他家童童综合成绩比小云好，但却在扑朔迷离的“点招”中失败了，而且一派“摇号”也“轮空”了。得知我们中了那所优质校，童童爸很礼貌地恭喜了我们，说自己闺女运气不好。老公叹了口气，回复他说可以试试补录，但童童爸说今年的“形势不好”，之后就没有再聊了。

我突然想起来，从一派志愿填报开始，“鸡娃”最积极的童童妈就好像人间蒸发了。小区和朋友圈里都没有她的踪影，现在连询问结果都是派童童爸来。我坐在客厅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后怕——那些“轮空”的孩子和家长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如果小云遭遇“轮空”，又会怎样？我不敢想下去。

毫无疑问，我们是幸运的，从此我不用打电话去学校“求捞”，不用再熬两周等二派，更不用再经历一次结果公布了。明明是孩子上了一个好学校，应该满心喜悦，但我此刻最直接的感受却是解脱。

接下来的几天，我听说了几起“升学事故”：小云班里成绩最好的两个“牛娃”只去了家门口的优质校——往年像这种实力的孩子，毫无疑问会被小强校“点招”，但今年俩孩子却“点招”失利，一派“轮空”，家长只得与家门口的优质校沟通“补录”。吊诡的是，家长在这边的学校刚“补录”完毕，就相继接到了一所小强校的电话——但木已成舟，不能变更了。

我想不通，为啥孩子们不能凭能力进入与之相配的学校？为什么每年都会出很多升学事故？为什么不干脆把“点招”的路彻底掐掉，偏要留出这一点名额把几万家庭虐得死去活来？

深夜，我看到一位老师在朋友圈发出感慨：“总之，北京的教育资源是真的趋向于均衡了，大家真的不必过于焦虑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

5

第二天，一派“轮空”的小寒来我家看仓鼠，小云答应送给她几只，她边选仓鼠边说：“据说你们学校会有分班考试，超级难哦！”

小云对天长叹：“是啊，真希望我能进实验班。”

“你也能进实验班？”小寒抬起头看着我和老公，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小云正在帮她挑选仓鼠，脸上有一点尴尬。我的心跟着沉了一下——昨晚，小寒妈打来“祝贺”电话，说十分佩服我的勇气，“竟敢用这所学校拼运气！”

“普娃”进了好学校，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懂。按海淀区部分家长的观点，“小升初”进了好学校并不是终点，还要进实验班，不然就基本与好高中无缘。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实力的，小云决定冲刺实验班，我给她报了一个培训班，两周时间，每天上两小时网课，期间再完成大量有难度的练习。

6月27日，在居家近两个月后，海淀区的学生们终于返校了。这次返校，让家长们对班里的升学情况也有了大致了解：往年，这所小学的每个毕业班只有几个孩子走二派，可今年小云的班上却有将近一半的孩子进入到了二派。

小云回来跟我说，班主任被几个调皮的同学惹恼了，就对全班说：“不要以为你们要毕业了就无法无天，附近两所学校都打电话问过我了，哪些是班上‘第一梯队’的好学生，人家都知道的。你们要是平时表现好些，怎么会跑到二派去？”

我对这话一直没有回过味儿来。晚上，我和一位很懂“小升初”的家长聊天，她才为我揭开了谜底——她说这个班的孩子升学结果如此“惨烈”，是因为班主任不作为。在“点招”和“补录”阶段，优质校都会向班主任了解学生的情况，“这个时候班主任的评价最有用”。

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娜娜妈和班主任的关系一直有点紧张，可娜娜却被直接“点招”进了最好的实验班。那个家长说：“那肯定不是班主任的功劳，可能人家‘自荐’成功或是有别的路子，你懂的。”

是啊，在“小升初”这场战斗中，蛇有蛇路，鼠有鼠道。有背景、有门路的家长根本不在乎“摇号”，最后都能去想去的学校，更牛的还能直接进实验班。据说“六小强”核定每班30多人，但开学时往往会多一批学生，有几个班甚至是为关系户专门设置的。

7月4日，二派结果出炉，小云班里的“升学事故”又多了几起，而且一个比一个惨：童童被电脑派去了片内排名靠后的弱校；小寒不幸摇中了坑校（单位子弟有中考加分的那所）；但最惨的，还要数一位品学兼优的男生，那个孩子凭借音乐特长参加过清华附中的选拔考试，家里有“政保”资格（政策保障生，国家对某些人群子女的升学优待），自己还获得过“区三好学生”等各种奖项，但在整个小升初阶段，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忙工作，爷爷奶奶哪搞得清“小升初”的各种套路？结果，他“点招”没成功，一派志愿也没有填好。一派“轮空”后，“政保”也没发挥作用，只能等待二派，最后二派第一志愿也没中，一路滑到了底。

听说最终结果出来的时候，孩子的奶奶在家里直接休克了。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小寒突然给小云拨来视频电话，说那几只仓鼠都离奇死亡了：“有的像是被质量差的笼子闷死的，有的是因为没有分笼被大鼠咬死吃掉的。”

随后，小寒展示了仓鼠们的惨状，小云吓得都快哭出来了。挂掉电话后，她后悔不迭地跟我们叫嚷：“我再也不送她仓鼠了！”

我和老公安慰女儿，让她去学校也别再刺激小寒了，仓鼠死了，人家肯定也不好受。谁知第二天小云回家后，气鼓鼓地说，小寒一点也不难过，聊到仓鼠的死亡，就像谈论几只蚊子被拍死那么轻松，还说把死仓鼠喂了流浪猫。小寒还说，自己在老家过年时，和妹妹捅死过一只关在笼里的小藏獒，在北京的家里，又折腾死了两只虎皮鹦鹉。

我和老公听了瞠目结舌，老公大叹一口气：“怎么没有对生命的一点点敬畏呢？”

6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发现小云每天完成的练习量明显减少，但我不想直接问她，就想着先观察一下。

一天，我打开个APP听节目，发现冒出一大堆新消息，都是和女儿相关的。这个APP的账号是我们全家共用的，小云很少拿来听节目，但她喜欢泡在社交区。小寒建了一个叫“猫武士”的社交区，她、娜娜和小云在里面一起写关于猫武士的小说，引来不少网友点赞。经得小云的同意，我读过她们的作品，还真不错，于是没有打扰她们，有时还会提醒小云及时处理新消息。

我仔细看了看那些新消息，有时小寒会问小云“最近怎么不更文了”，小云说自己忙着做练习，“一定要卷进实验班”。小寒就回了句：“哟，你真忙呢。”

闲聊时我问起这事，女儿像是终于找到倾诉出口，向我抱怨起来：“小寒总让我更文，这种续写很花时间的，我哪那么闲？本来就是打算周更的，她却非要日更，好家伙！但她自己也不写啊，光知道指挥人。我只能偶尔上去发个帖帮她攒点人气，结果她说不能发‘水帖’，要有‘干货’，还给我布置‘点赞’任务，老给我打电话，要我做这做那。我都跟她说了我忙着做题，她还是一小时打三个电话来骚扰我，烦都烦死了。我现在连点赞都不做了，才不陪她玩呢！”

我问小寒是怎么回应的，女儿说：“哼，她总把我踢出三人微信群，然后我在社区发了帖，她满意了，再把我拉进群。结果第二天她见我没发帖，又把我踢出来。我都被踢五六回了。”

生气的小云曾私信问小寒干嘛老踢自己，小寒说是因为她没天天去社区发新帖和点赞。小云有些委屈：“可是，娜娜也没有天天发啊。我都气死了，懒得进群了。她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觉得女儿没做错什么，但嘴上并不评价，只让孩子自己想清楚眼下哪件事更重要。后来，小云的练习量逐渐回到正常水平，小寒的“骚扰”电话也逐渐减少了。

一天，好久没动静的小寒突然给小云发来语音，说她的生日快到了，要请娜娜和小云吃饭，玩剧本杀，“大家就AA”。

小云欣然答应——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小寒就向她发出了生日邀请，那时小寒的学校还未定，小云怕今后见面机会不多，就把生日礼物提前送了。那个礼物是我们特意去商场挑选的，很漂亮。

可是在小寒生日的前一天，小云突然接到娜娜的电话，说由于剧本杀的角色配置是五男五女，多了一个人，小寒就让小云不要参加了。挂掉电话，气愤和委屈挂在小云的脸上。我过去询问，小云先摇摇头，又气鼓鼓地让我看一段聊天记录——

小云在微信群里问小寒“是什么意思”，小寒只是发了一个问号，像是在装傻，又像是懒得解释。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小云回复她：“既然你不想我去，那也正好，我刚想起来那天有课。”

随后，小云坐在书桌前，眼睛空洞地看着书本。我说：“我知道你看不进去的，跟我说说吧，别一个人憋着。”

小云慢慢转向我，说小寒前两天把她拉进一个“生日群”，里面除了她和娜娜，还有一堆同学，但很少有人说话。后来小云通过其他同学才知道，小寒在两周之前就建了群，那时她拉了很多人进去，唯独没有自己。

小云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但又实在搞不懂两个闺蜜在搞什么名堂。我问：“你的意思是，她俩一起排挤你？可你和娜娜没有矛盾啊。”

小云没有回答，突然，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妈妈，你知道什么叫‘僵尸群’吗？”

我说“就是没人发言的群呗”。小云摇摇头：“没那么简单，小寒建的‘僵尸群’是为真群而存在的。之前她俩为了阻止一个女生参加活动，又不想直接说，特意创建一个假的微信群，群名就是活动名称，她们在假群里把活动搅黄，那个女生后来就自己放弃参加了。”

我大吃一惊，竟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这么有心眼。小云说，她参加了那次活动，但排挤那个女生的主意不是她出的，她不喜欢这种做法，但又不能出卖闺蜜。

我觉得那位女同学很可怜，万一知道了真相，会很伤心的。但女儿露出一副“你见识真少”的表情说：“才没有呢，那次活动结束后，小寒还没心没肺地在朋友圈晒照片呢。”

这么践踏别人，要换作成年人，还不得打起来？我一抬头，看到书架上女儿的小学毕业照——几个女孩站在一起，笑得多甜啊。只是这才过了几天，小云就因为“卷”，被闺蜜踢出了局。难道孩子的友情都如此不单纯了么？

我心里实在憋闷，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番感慨。

深夜，我在朋友圈里又刷到了娜娜妈写的长文，大概是对我的那份感慨的回应。她说大人不必干涉孩子的事，也不应该过于敏感，毕竟生日派对请谁、不请谁，是主人的权力。作为一名律师，她表示很欣赏自己女儿和小寒对“权力”这个高深概念的领悟，还认为小云之前放弃了在共有的社区内发帖、更文，是违背契约，所以活该被伙伴粗暴踢出局。

对于这种说法，我想不通，于是又颇为愤怒地在朋友圈里写了一些东西。第二天，娜娜妈发了一堆语音过来，大意是她经过思考之后，也觉得自己的说法欠妥，想缓和彼此的关系。可我不想再继续这种尴尬的交流了，从此和她的关系就淡了下去。

7

9月开学，小云考进了实验班。女儿得偿所愿，我本应兴奋，但在得到结果的那一刻，却只剩欣慰，因为只有我知道小云这些年有多努力，这是她应得的。

之前小云进入优质校，我“没脸”发朋友圈，因为我们是靠运气“摇进来的”。现在，女儿靠实力进了实验班，我就坦坦荡荡地发了一条。看着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我感到我们娘俩终于“一雪前耻”了。

不过，发完朋友圈后，我马上就有了一种虚无感，忍不住自嘲：这么较着劲，有必要吗？孩子有没有实力，一定要以这种肤浅的方式证明给别人看吗？我们真的要对别人的成败如此关注，把别人都当作敌人吗？难道别人的成败真的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幸福吗？

升入初中没多久，我就听说娜娜和小寒也“决裂”了。

起因是娜娜想退出小寒创建的“猫武士”社区，在APP内另建一个以绘画为主题的区。而且她还不嫌事大，邀小云一起“出走”。随后，小寒就对娜娜发起攻击，俩人在社交区里互相揭短，最后这场闹剧以小寒解散社交区结束。

自此，三个曾经的好闺蜜的交集，就仅限于小学毕业群了。

小云在新学校适应得挺好，交到不少新朋友，但依然喜欢在小学毕业群里跟老同学们玩闹。中秋节当晚，她在小学毕业群里抢红包，都顾不上和我说话。我在旁边看她抢，和她一起一惊一乍。

小云@娜娜，说她刚抢的红包好大，很牛。这时，小寒突然来了一句：“小云你多牛啊，卷进了实验班呢。”

小云说自己进是进了，但和那些学霸比，还是个渣渣。小寒没接话，之后她给大家制定了发红包“规矩”，但每次最先打破规矩的都是她。

有几位同学表达不满：“你怎么总是说话不算话？”

小寒不以为意，小云决定不再忍耐，于是说：“凭什么你说怎样就是怎样！那你自己玩吧，拜拜了！”随即，好几个同学，包括娜娜，也都跟小寒“拜拜”了。

也许，三个孩子的友谊不可能再修复了，但孩子们在聚散分合后，会逐渐接受这个世界的随机性和不公平，也会找到与世界舒服相处的方式。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她终于有了对别人正面说“不”的勇气。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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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小舍得》(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19岁，我第一次离开海南岛

今年9月21日11点40分，我登上飞机，第一次离开海南，奔赴自己未来4年的大学之旅。飞机在浦东机场降落，转车苏州的途中，我将目光探出去，一方陌生的天空下，熟悉又不熟悉的气息，开始勾起我若隐若现的思乡之情。

10月很快在一派新鲜中过去了，我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在课间10分钟晕头转向地寻找下一节课的教室，休息时见缝插针地阅读专业必读书目，和同学一起谩骂早八（大学8点开始的第一节课）……五湖四海的口音，讲着各自的异乡生活，像一幅幅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每每此时，我的海南生活记忆也开始不停翻涌。或许是四面环海，让这座岛屿有一种《百年孤独》里马孔多诞生的隔绝感，直到今天，老一辈海南人仍然会把中国除海南以外的地区叫作“大陆”和“内地”。我知道，这座岛屿，看似远离尘世自在逍遥下方，有一条由地理、时空和发展落差交织而成的深渊，冒着深海的森冷气息，未知、悠远、失落，收敛着漫长的时代印记。

如今离开了岛屿的我，终于鼓起勇气，朝着这深渊游了过去。

1

2003年，我出生在海口市龙华路，老街“水巷口”附近。我已经不记得那里具体的情况了，只记得在某个下雨天，我看着远处一个小孩说：“爸爸，那个小孩在喝‘爽歪歪’，好好喝哦。”爸爸立刻心领神会，用口袋里少得可怜的硬币，咬牙为我买了瓶乳酸菌饮料。

1988年海南正式从广东分离出来，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却并没有像深圳一样蜕变一新。那时第一波的“炒房热”，我妈妈家里头没人能赶上趟，而依据我爸爸的经历，可以确信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建立，和这里90年代房地产崩盘留下的烂尾楼无关。

我爸爸是广东人，高中毕业后就进了社会，二十几岁坐船来海南打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爷爷似乎是跟他前后脚到的海南，具体过程，介于他们父子俩的暴脾气，我根本不敢问。总之，当年是爷爷先在龙华路买下了一套房子养老，后来我父母结婚，他又为小两口买下了居民楼里的另一套。爸爸几乎不会和我谈论他以前的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和爷爷、妈妈的关系很差，而奶奶又早已在广东去世。

爸爸结婚前就热衷于炒股，年轻时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股友，后来都渐渐断了联系。快30岁时，他和我妈妈结了婚。我上幼儿园那几年，他像一叶浮萍，四处打工，搬煤气罐，给“旺旺”公司运货，上流水线，做彻夜不眠的夜班保安……打工之余，依然不忘炒股，这也导致了我们一家失去了栖身之所——为了炒股，爸爸把家里唯一的房子低价变卖了，而妈妈因为当年买房一分钱没出，对房子没有任何决定权。后来吵架时，他俩互相推卸责任，其他事也是如此。

之后我家搬了很多次，总在寻找房租最便宜的地方。随着我慢慢长大，花销变多，“家”也变得愈来愈差，起初还有算得上明亮宽敞的客厅，后来便只能停留在危楼，身心随之风雨飘摇。那些地方往往一个月房租只有200块，到今天也才涨到1200。

在我能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海口市海甸岛的万福新村，一直租住于此，直到今年再次搬离。

海口市有很多小岛，岛与岛之间隔海相望。2004年，位于海甸河入海口处的世纪大桥正式通车，海甸岛一改旧貌，孩子们出去念书也不会再被叫“村仔”了。万福新村算是海甸岛当时比较发达的社区，学校、文具店、早餐店、停车场等等一应俱全，离医院也不远。在海南被设为“国际旅游岛”之前，海甸岛上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够让人找活干的厂子寥寥无几。那里街面上少有小轿车驶过，公交车屁股常常冒着大团黑烟，发动机震得人坐在椅子上屁股就和触电一样，摩托车、三轮车在社区前的马路上跑来跑去，呜呜啦啦。

守着海甸岛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老年人的谩骂和婴幼儿的嚎啕大哭伴随着炒菜的油烟弥漫在整个社区。楼栋稀稀疏疏立在地上，一栋两层，一层两户，现如今统统墙皮脱落，电线乱七八糟缠成一团从屋顶上越过，楼道里的灯经常坏掉，或者干脆没有灯，到处贴着印着修理下水管道的狗皮膏药小广告，地面上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和泛黄的作业纸，人踩上去的脚印都清晰可见。

我家住在9栋，一扇灰色木门掩着门内的一切。整个屋子可用面积不到40平米，没钱铺地砖，屋内地板水泥裸露，我和妈妈住一个房间，爸爸住在另一间。当我们家从一层搬到二层时，逢台风天，大风一吹大雨一泼，卫生间扑簌簌落下一大堆墙皮，洗澡时的换洗衣物总会弄脏。我靠在床上看书时，雨水从天花板渗下，断断续续滴到头皮上，冷冰冰的。

年幼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总要那么大声地对妈妈说话，而且每次都是在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就开始暴躁。直到有一天，最暴躁的那个站在房间门口大吼着把一张白纸用力拍在饭桌上，这场战火才停息。

这段婚姻持续了短短4年便宣告破裂，之后两个人离婚不离家——因为穷，也因为我——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破旧的危楼里继续生活。妈妈在出租屋里留了一间逼仄的小屋给爸爸，里面的书桌满是裂纹，上面胡乱放着隐形眼镜盒、茶壶、茶叶，还有他的宝贝股票本子。铁床架上搭上木板，铺一张普普通通的竹席，看不出本来颜色的被子蜷缩成一团挤在墙角，散发着沉积的汗臭。爸爸出外打工时，从来不洗枕头和被子，妈妈每次进他那间屋子时，都会用手捂着鼻子：“他哦nāng（肮脏）死了，你以后别学他。”然后又会默默把床上用品洗干净。爸爸回来也不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两个人早已无话可说了。

爷爷常年住在医院里，上小学时，妈妈还偶尔让我去看他。2007年和爸爸离婚后，她和爷爷也疏远了。外婆的孩子很多，5个舅舅，和他们的老婆，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定安农村人，他们有的仍留在家乡，有的北上海口打工漂泊。

2

童年时的万福新村还算是繁华的，美食种类颇多。那里开早餐店的外地人不在少数，山东煎饼、上海大包、土家酱香饼……有的店家手艺好，经营有方，也愿意长长久久地留在这一寸天地之中，逢年过节才关店几日回家一趟；有的则无法圆融本地人胃口，敲锣打鼓地开店，最后落寞地倒闭、转让。还有许多店铺是由上了年纪的老夫老妻维持着，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准备食材，忙上一整天，有时候甚至疏于照顾自己的家庭。

下楼往东走几步，有整个社区唯一一家本地人开的海南粉店。一对小夫妻，据说早在我们家搬来之前就在了，把店一直开到今天。他家的海南粉，最早6块钱一碗，细腻的米粉加入花生米、竹笋、豆芽、牛肉等各色配料，浇上酱汁，抽出竹筷搅拌均匀，吸溜一大口下去，齿颊留香。现在粉的价格已经奔到了9块，但每天早晨依然会有一大群人乌压压地挤在店门口，赶着在上班前吸溜一口粉，他们的电动车即便紧贴着路边停靠，也会塞满米粉店前的道路。尽管喇叭声、催促声吵成一片，但头盔下的面庞仍旧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他们大声地报出自己要买的粉后，随即低头猛刷抖音。

另一样美食是肠粉，需要往前多走几步。它开在私立的海天学校对面，卖正宗广东肠粉，生意没有海南粉店火爆，但老板一派悠闲自在，不论是法定节假日还是工作日，隔三差五就会回老家处理事情，不营业。这家店的肠粉厚度适中、劲道爽滑，一叠雪白中裹着青菜的绿、鸡蛋的黄、猪肉的星星点点，味道碾压周边的肠粉店，这么多年过去，价格也不过从7元涨到8元。后来出海甸岛求学，我也曾吃到过许多地方的肠粉，唯有他们的肠粉，才能搅动我的灵魂。

住到万福新村后，我在第一家幼儿园没上几天课本就被偷了，换了一家幼儿园，路上有一家奶茶店，装修精美，玻璃门上贴着类似“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之类的话。然而，社区里的老年人和小孩习惯喝四五块钱的劣质香精茶，这店先是门上贴的白色大字被擦掉，接着桌椅也没了，留下粉刷后的墙壁无神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尚未完全死去之前，店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张着大口的怪兽，蹲在路边等待投食，再几天，这怪兽也没了，换成了另一副新面孔。

紧挨着海南粉店的汤粉店，老板娘和我妈妈算是彼此的熟客了——妈妈曾在南国超市（海南本地的一家商贸企业）里专门负责卖蓝月亮洗衣液，总能隔三差五提前告知老板娘优惠信息，或者干脆帮忙买洗衣液。我一两岁时，妈妈短暂开过一个小店，卖卖零食玩具，后来很多年里，她都在各个南国超市里辗转，也会时不时去家乐福、大润发这种外地来的大型连锁超市。她最早负责推销蓝月亮，然后是卖“南国（椰味食品，海南特产）”，现在则是金龙鱼。

老板娘有一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初中后进了技校，空闲时要在店里帮忙端盘子。这个被我叫姐姐的女生，单眼皮小眼睛，常年披头散发，脸色蜡黄，穿着平平无奇、略显土气的衣服，身上散发着一种青春期女生特有的浓重而廉价香水味，长指甲特别显眼。她总是一副面无表情、萎靡不振的样子，只有听到母亲要她把粉端给某桌客人的命令时，才缓缓地挪动一下，全程一声不吭。大部分时候，她总斜靠在厨房门上，盯着来来往往的人，从不主动问客人吃什么，也不玩手机。

汤粉店不算大，一堵墙划开左右两半。左边客人坐的地方占据了近4/5，右边留出一个狭小的厨房，比一个人双臂伸开多一点，老板娘在这里闷头做早餐。店里曾来过两三个帮忙的亲戚，都是四五十岁的人，面色也同样土黄，一看都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身上的农业气息尚未完全散去，就被撵进了时代的大潮转进了服务业。不论干什么，总归是带着一点笨拙、土色，左支右绌地不适应。

海南人的生活里头，午休、“老爸茶”和“打彩票”是必不可少的三样，哪怕是饭店，都会中午关门休息（除了大卖场）。我爸爸曾因为午休和他的福建老板吵架——因为他午睡，被老板发现，一顿批评，爸爸的暴脾气上来了，直吵到老板答应他以后每天都能午休半小时才罢休。

“老爸茶”种类繁多，绿茶、菊花茶、水满茶等等，类似于广东人早茶、英国人下午茶，吃吃喝喝侃大山。茶店通常开得很早（6点前后），可露天可室内，店家会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摆满桌子椅子，上满人后乌压压的。顾名思义，这里大多数顾客都是中老年男性，很少有年轻人，更像是“老人之家”。万福新村里就有不少茶店，不论吹风下雨，每逢下午总有一群老大爷老大妈唾沫横飞家长里短，口干了便端起小茶杯啜饮一口，话是不会断的，他们要聊到夕阳西下茶店关门，才会打道回府。

喝茶时言语比较激动、爱手舞足蹈的，通常是谈彩票的那群人。他们普遍喜欢脱掉鞋子，蜷起一条满是漆黑腿毛的腿，脚踩在椅面上，另一只脚则自然下垂，脚趾不停在离地面不高的地方蜷缩，指甲里满是泥垢。圆桌上摆开一张已经写满数字的纸，比划着的手臂握着一支黑色的笔，深思熟虑后再写下一串，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跟别人对话：

“滴怕呀（是打三），鲁拱秘咪（你说什么）？”

“瓦拱鲁么尿giǎ哦妖了bǒ（我说你的小孩上学了吗）。”

“bǒ鲁，姨傍gèi nàng朽gí（没有，他放假玩手机）。”

“打彩票”，在这里也叫“打奖”、“打码”，我妈妈很喜欢，但我一直没搞懂具体规则。我记得她常买的彩票有两种，一种是彩色的、印满数字的竖排版纸，还有一种黑白的，和超市小票差不多大小，分为好几期，最下面一期空着四个方框，买的人需要根据前几期的数字，来猜最新一期——通常的做法是用一支笔给历期数字连线，找出存在的关联，有点像鬼画符。

社区大街小巷边经常会有坐在小板凳上的老奶奶，一边卖槟榔，一边卖腰上捆着的一卷一卷红色彩票纸，还可以去一些文具店、报刊亭“打彩票”。我小时候去过一个小房子，里面坐几个女人，人们隔着铁栅栏向她们递过去五毛一块，换成一张张彩票。这种习俗被本地人调侃为“每天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实际上大多数人猜的数字要么顺序颠倒，要么跟开奖的数字压根沾不上边，他们在结果出来时唉声叹气，然后收拾生活的一地鸡毛，不久后再次怀揣梦想战斗。人们拿着一两千的工资，每个月都要花几块钱丢进去试试，希冀着能试出好运，即便不成，也不过是往本无波澜的生活里丢进一粒脏兮兮的石子。

万福新村同整座城市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日常小事里前行，鲜有大新闻。人们不知道、不在乎外面发生了什么，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煮饭、洗衣、干工（上班）、睡觉、刷刷抖音视频……颇有萧红笔下呼兰的意味。

3

2008年，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便把我送到海南腹地定安的三舅母家。

定安县比海口落后许多，道路两旁皆是矮小的店面，五金店、饭店、修理店，“老爸茶”也不会缺席。沙子、石子、尘土、砖头、水泥袋在本就不平的路面上散落着，男人们光着膀子趿拉着凉鞋走来走去，女人困于劳作，很少露面。路上的车子又小又破，朝你开过来时，看着不像是车，而是由一堆零件拼凑连接而成的长方体。它们几乎每分每秒都在“轰隆”“咯噔”“吱吱”，速度却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还是跳跃着前进。每颠簸一下，我仿佛都能听见零件被抛出去的声音，感觉车子在一点点解体。

这里的小巴士外壳漆刷得五颜六色，浮着氧化、锈蚀的黑色污垢，车上的座位一只手可数，同样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车门一开，光着脚的小崽子们一拥而上，他们衣服脏乱，露出来的手、脚、脸也差不多。他们说着定安口音的海南话，在车内肆意哈哈大笑，谁说普通话，就会被当做外星人。

三舅母家比我家大不了多少，一间矮小的平房，客厅与卧室之间拉着一层帘子。白天屋内阳光照不进来，黑漆漆的，夜晚的光源是两枚小灯泡，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关灯之后，周围再无星火。我怕黑，开始总啊啊叫，三舅母无奈，为我彻夜燃了一段时间的灯，我才渐渐习惯关灯睡觉。

卧室里有两张床，被子扔在角落，一台小电视，几个柜子上堆着日用品，一切都是没有秩序的。厕所和厨房在另外一间屋子，海口都用上煤气灶了，这里还在烧火煮饭，火焰照亮了长辈们满是皱纹的脸。

学校离三舅母家很远，三舅每天骑摩托车送我。学校幼儿园小学一体，教室也都是矮小的平房，参差落在泥土地上，旁边是未开发的荒地。教室与小卖部一墙之隔，一下课便会有一群孩子准时冲锋陷阵。小卖部当时有一款零食风靡全年级，一个透明小袋子装着五六根像烟一样的白色长条糖果，售价5毛。男生们经常买了后蹲在楼梯上，学大人的样子抽烟点烟，再哇啦哇啦几句本地方言。我听不懂，所以没有任何朋友。

当时小孩子脑子里应该还没有“世界”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没有大陆，也没有海口，只有定安。我常常从同龄人的眼神里看到这几个字：“你不是这儿的。”老师上课也用定安话，我只能安安静静坐在一群小屁孩中。课本上的拼音是我唯一能读懂的语言，幸好课程简单，一节语文一节数学交替着上，没有英语，我自学也跟得上。

三舅母和三舅只负责我的生活，其他一概不过问。他们虽有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可说的同样是本地话。那段时间于小小的我而言，看似喧嚣，实际充满了沉寂，在定安的一切犹如沉入水底，平静、孤立、固执。

随着我被接回海口，环境和时间如同一块橡皮，很快将我脑中关于定安的记忆擦去了。从定安回来后又过了一年多，海南正式成了“国际旅游岛”，旅游业开始起飞；2015年，海口市政府进行“双创”，着手改善市容市貌；2018年，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这座岛屿的命运曲线开始上扬，不再是地图上偏僻宁静的一隅，许多外地人涌入，一时间，“养老圣地”“房价物价激涨”“高考移民”成为生活里的热词，我们的世界一下变大了。

爸爸年轻时还能凭着几把力气干着最底层的体力活，后来渐渐撑不住了，等到互联网资费下调后，干脆攒钱咬牙买了台电脑，在家里天天鼓捣股票，日夜盯着红绿色的走势图。我上学时没用完的本子都被他捡起来，在上面写下一串串我看不懂的股票名称和代码，一本又一本。他会经常和我讲，等他的股票赚钱了我们会如何如何。而受益于他的电脑，我早早开始看动画片、玩游戏，小学一年级就近视了。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至死都认为它是平平无奇的“印度”；而我第一次得知“大陆”存在的时候，也始终觉得那只是一个开天辟地、紧随海南而诞生的土地，而不是它从来一直就存在。等上了初中，老师们已经不会刻意使用“海南”“内地”这两个词，也几乎不再说“大陆”，而是更多说“我们”和“国家”。我一直以为“我们”就是岛上跟自己生活境遇类似的人，直到在网络游戏里第一次听到来自陌生省份的玩家自报家门，这才意识到并非如此——他们一掷千金，整日守在电脑前，有数不清的装备道具，是排行榜上“霸榜”的存在。

我很好奇，海口虽然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像这样在金钱和时间上如此富有的人，还前所未见。我不断厚着脸皮询问，终于得到了答案：他们小部分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大部分跟我一样是未成年人。几年后，我在贴吧的游戏论坛里看到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孩子，已经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了一套电视剧里才会看到的豪宅，心想，这才是所谓的“我们”吧。

4

爸爸几乎不干涉我的生活，经常被妈妈斥责为“溺爱”。他不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只觉得不要太差就好，他也不关心我以后想做什么，说只要我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就好。我曾羡慕别的小孩有完整的家庭，节假日能幸福地去游乐场、电影院、公园玩，而他总是不见踪影，到处打工，但又会把除了谋生以外的钱全部留给我。

而妈妈除了学习成绩极少管我。她读完初中就开始到处打工，贫穷是她生活中唯一记挂的事情。她觉得我们家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爸爸没有责任感，二是因为她学历低，“真是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

与爸爸挂在嘴上的“读书无用论”截然相反，妈妈的执念就是“读书”。和绝大部分的家长一样，她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考好成绩、上好学校、找好工作、嫁好老公……这没有错，唯一的错误在于她把这条战线拉得过长，时刻念叨着，像是另一个时代的祥林嫂。

为了避开这唠叨，我从小就学会了活在自己世界里，除非必要，我几乎不和老师、同学交流。我学习成绩一向不错，除了和爸爸一样有点自闭，在妈妈心中，我一直都是“乖乖女”。后来她的片面认知成为了我的便利，我得以利用它疯狂打游戏，和网络上的朋友们瞎聊。

我玩过一个主打社交的换装游戏，给自己的虚拟角色穿上漂亮衣服，将房间装扮好看，然后与别的玩家们聊天，互相串门子。我在游戏里和比自己小一两个年级的孩子们组建过“家族”，不过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线时间极短，很多“团体活动”总是没办法一起完成。于是我问他们：“你昨天怎么没来玩呀？”好友们回答说，要去上补课班、兴趣班。

马上要升上初中的我对这些陌生的词汇一无所知——海南没有浓厚的“鸡娃”氛围，补课机构寥寥无几，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只有极个别的差生才会去上补习班。我又问他们平时考多少分——很奇怪，他们从来不说自己考多少分，而是将那些陌生的、巨大的排名数字裹在聊天气泡里，从屏幕那端轻巧地递过来。

点开之后，我再次吓了一跳：他们说自己考年级前几，每天都要上好几个补习班。我盯着那聊天气泡在我面前出现、上升、淡去，思考着他们这随意话语的意义。我那犹如积木构建的对世界的认知，刹那间地动山摇。

我的小学全市前三，许多家长打破头都不能把孩子送进去。但学校对学生不搞排名，无论是班级还是年级，除却考满分，没有人会去记名次。大家就是普普通通去考个试而已，“别人家的孩子”只是分比自己高，“年级第一”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说法。我以为是过于封闭的家庭环境造成了自己的无知，又去问了周围的同学——切切实实，补习班就是给成绩差的小孩上的，上兴趣班的大部分孩子也只是确实喜欢那些东西而已。大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排名不排名。

聊天气泡一个接一个，裹着更多的陌生词句，不断冲击着我的认知。我忘记了自己当时是如何迈出的那一步：“你是哪里的呀？”

我心里又想，不该这么问的，因为“我们”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我们”。

气泡闪动，我一一点开，陌生的词语，是我从没有听说过的地名，但都可以用一个词笼统概括——“大陆”。哪怕知道那些地方同属于中国，可我对它们的想象，依然只是一个和自身截然不同的整体。如果以这些地方的人穿的、吃的彼此不同来论，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就和现在我们惯常说美国、日本没什么区别。

大陆，大陆，大陆，这个词连同它的多个衍生，直到现在仍旧牢牢缠在每一个海南人的身上。他们有的像我一样逐渐挣脱心理束缚，分辨它的多样色彩，也有的从此沉沦，活在一个与它分庭抗礼的世界。

我妈妈就是一辈子都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

5

有一天放学后，我坐公交车回家，背后坐了一对夫妻，女人一直在控诉：“海南这地方鸟不拉屎，脏乱差，什么都没有，那些路边摊太恶心了。”“我们那边有XXX，他们连这都没有，也太落后了。”

一旁的男人连连附和。我想，如果妈妈在车上，肯定要把那个女人臭骂一顿的。她特别反感外地人，觉得海南本来好好的，是涌来的外地人蛮不讲理地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每次看新闻报道，大陆都是一连串的负面。妈妈常愤愤不平地跟我说：“你以后找老公不要找大陆人，尤其是东北人，特别暴力。”我无法指望守旧的她明白，海南之所以少有负面新闻，是因为它本来就人少、问题少，通讯落后。我们熟悉的《南国都市报》头版头条整天都是：某某会议、某水果丰产、某养鸡户发家、某地闯红灯等等，偶然发生一起诈骗、打架、斗殴，都会被放在最小的角落。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在中老年人微信群里接替了报纸和电视新闻。一次，妈妈的手机上出现了一个饭店，满地狼藉，接着便有消息弹出，指出这是海南某地一个饭店，谁和谁打架，其中哪个是外地的。这立马激起了我妈妈的愤恨：“外地人都很野蛮，不讲道理，尤其是东北人！”

妈妈说，她愿意一辈子都留在海南，根本不想去那些“鬼地方”。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海南妇女的状态，这里重男轻女严重，女性文化水平比男性更低，她们从小就被驯化，很难具备独立的思想，因为无法找到高级的、有尊严的活计，只能整日围着家庭商场的蝇头小利转，争来抢去，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姐妹”是她们一切新鲜信息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商场里穿着褪色发黄工服的女人，还是菜市场里卖肉卖菜的女人，都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姐妹”圈子，互相分享各种各样的事——谁家小孩成绩差没有好前途，谁和谁离婚了、结婚了，哪些东西不能一起吃，长鸡眼了要捡某地的石头擦10下肿块，然后背对着一条河扔进去消灾……

许多海南男人堂而皇之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赚钱后只管自己抽烟、喝酒、打牌，而日夜操劳的女人们却不相信自己可以不要他们活着，也没有一刀两断的经济实力，所以不得不和丈夫们保持联系，希冀对方看在孩子的份上，分一杯良心的羹。求不来的时候，她们就把自己变成工作机器。

对这些海南女人们来说，理想的生活是一条直线：辛苦工作一天回家后，孩子会乖乖做自己的事情，不打扰她分毫，她便能顺遂地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然后进入梦乡。她们早早知悉自己的命运，把改变的重担寄托给下一代。她们希望只给孩子提供简单的衣食住行，最好不用烦恼多做什么，孩子自个儿就能改变了命运，她们好跟着沾点光。

我身边大部分同学的父母根本不管孩子读书，有些家长连孩子念初一还是初三都不知道。他们只按照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去学校，然后就做起孩子毕业出来赚大钱改变命运的梦。我家对门有一户邻居，从广东过来的，夫妻在海口景山学校的一所分校当宿管。那是一所贵族学校，一学期学费几千块，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省吃俭用也很难攀进去。邻居虽算不上太富有，但也比很多本地家庭强，就咬咬牙送两个孩子进去了。

景山学校的校服倒没有我想象中的奢华，只是普通的绿色运动服。在那儿上学的多半是富家子弟，我经常能看到一群还在读小学的女生，打扮精致，生生把校服穿出了青春偶像剧女主角的感觉。男生们则早早开始叼起烟，摆出炫酷的姿势玩着手机，走路带风、卡着音乐节拍甩衣角——如此，才能得到女生们的青睐。

但邻居的两个孩子显然不在这类团体中，他们只是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才有机会入学。我们两家客厅的窗户正对着，每天晚上起夜时，我总能看到他们家客厅洒来的一束惨白灯光，衬着墙上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妈妈每次站在门口和邻居阿姨聊天，总会貌似不经意地提起：“哎呀，你们家小孩学得好辛苦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他趴在桌上写作业，都睡着了。”

阿姨叹口气，无可奈何又有些愤慨：“哼，你别看他，他每天都很磨磨蹭蹭的，写作业一点都不用心，到处摸来摸去，然后才那么晚。”

说完，她会照例夸我一番，我妈则回以习惯性的得意微笑。其实两人殊途同归，都有着同一种信仰——人生的答案都聚集在书本里，学习就是读书，好学校就是神，神的手指一点，我们从此升入天堂。

6

海南雨季漫长。今夏台风天，倾盆暴雨打在灰扑扑的楼房上，下水道不停咕噜咕噜响。地面泛起深深的积水，携带着泥土石子涌来涌去，没能及时处理的垃圾，在水面上漂来漂去，像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骸骨残片。积水渐渐从脚踝淹至膝盖，便会有鱼浮在水上，油腻腻、泥乎乎的。有人兴高采烈地去抓，也有人担心电线掉进水里引发触电，急急忙忙赶回家。

大雨洗去了晴空下的岁月静好，我们回到了从前没有秩序的模样。我坐在公交车里，盯着茫茫雨幕想：原来小岛如此脆弱，一场大雨就可以让它现出原形。

暑假时，海南疫情反复，许多外地游客滞留三亚心生愤怒。他们和我当初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女人一样，鄙视起了海南的一切，“如果没有我们来旅游，你们还在山上砍树呢”。这倒也是事实，一个没有重工业的岛屿，从农业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服务业社会，生来就比其他地方少了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一切的不适和阵痛，都要被扣上“因为大陆”的名号。

我的高中地处郊区，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声日夜不停，地产广告铺天盖地：这里将来会建广场，会有店铺；那里的楼盘用于商业办公，吸引外来人才；海南因为有了某某集团，未来会变得十分美好……许多老店铺急匆匆在这个城市里抹掉了自己的印记。万福新村有过很多家开业又没落的小店，海口是，海南是，一切皆是。我们带着对城市的记忆，四处奔波。

放学放假时，学校大门、公交车站、马路两旁，成群结队的大叔或翘脚坐在电动车上，或站在电动车旁边，一有人经过就大声吆喝：“阿妹，走不？”也有一些流动揽客的，会在你走路时忽然从后面窜过来，停在旁边问：“户累（去哪）？”

闲下来的时候，他们会把车停在一起，坐在地上围成一圈，抽烟、打牌、打奖。中午，一些人会找个阴凉处停车，躺在车上休憩。我记得一个下雨天，一家油漆店门前便停了一辆电动车，一个中年男人躺在上面呼呼大睡，啤酒肚起起伏伏，鼾声响亮。凉风带着雨滴扑向他，他浑然不觉。那场景里，电动车如风雨里的一叶扁舟，车上的人“不知东方之既白”。

一座绿色铁皮房子同样在这风雨里飘摇，那是我初中中学对面的一家报刊亭。我曾迷恋过一阵青春小说，每个月要往那里跑好几次。报刊亭老板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面容枯槁，头发焦黄卷曲，没有顾客的时候，她总是斜靠在椅子上看手机。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偶尔也能说上几句话：“阿妹，今年初二了？”“你们今天这么早放学啊？”她的普通话不甚标准，声音偏小，我听起来有些吃力。不知怎的，我觉得她很孤独——像汤粉店老板娘女儿——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她守着近乎衰朽的纸质杂志，守着小屋的《读者》《意林》《儿童文学》，各种报纸和热狗，一直守到现在。

流动的商贩亦如此，他们挑着担子，卖各种各样的糕点，走街串巷。我最喜欢吃一种白色的撒着葱花、萝卜干的糕，淋上一勺酱油，糕就变成了金黄色，几口下去便能吃完。有一位奶奶长年累月在我高中回家的路上摆摊，我每周五回海甸岛时，都会去她那里买糕吃。她应该有60岁了，戴一顶斗笠，脸上的皱纹夹着泥垢，一双眼睛深陷其中。扁担两端套着塑料袋，给小点心们遮风挡雨，担子上有一张印着微信收款码的卡片，地上放着几个外表粘腻的饮料瓶，里面装着酱料。

并不是每周她都会在，有次我妈问：“怎么这几周都没看到你啊？”她急忙压低声音、摆摆手，神情有些激动：“那些城管到处抓人，我昨天来看到好几个人在前面，都不敢上来了。我怕他们抓我。现在就是到处抓啊，抓我们这些。”

高中毕业后，我再没见过她。

高中三年，学校从网上抄来“衡中模式”，让我们剪短发，搞“大跃进”式的学习，虽然闹得鸡犬不宁，但确实出了成果。2022年高考，我校在沉寂了十来年后，一下出了9个高考状元（加上艺考生）。由此，校领导更加坚定了“向大陆教育学习”的思想。

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封闭，只有“我们”。“大陆”这个原本已经从生活中淡化的词，又一次被反反复复提及，老师会说大陆学生如何优秀，我们全班如果去大陆考试，“99.9%都是死”。我知道，他们祖籍五湖四海，口音相异，其中也不乏为抢一口红利来的。

7

现在的海南，变得热闹无比，夜晚，流动商贩铺一张纸在地上，娴熟地卖起小人书和各种小玩意，形形色色的人从他们身旁走过，一路歌唱。广场舞的循环音乐、卖艺乞讨的二胡声在黑夜里飘扬，天桥的地上24小时有诉说不幸的纸、碗和二维码。以前晚上9点半左右，街道上基本空无一人，店铺全都打烊，漆黑一片，现在到了11点，还会有稀稀拉拉的人影，唱歌跳舞。

妈妈还在家里对复杂的手机APP骂骂咧咧。她十分不满，为什么手机总是改来改去，一会儿冒出个她不认识的东西，一会儿要更新这、更新那？面对工作群里几百条消息狂轰滥炸，她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只单纯地卖东西、写报表，而得用手机弄这个弄那个？而且，一旦连上网络，她的手机就会瞬间陷入半瘫痪：“我看这华为也没多好嘛！”

她本就是个急性子，点来点去都无济于事时，就会气得把手机摔在床上：“我buì鲁么买啊，替！（脏话）”但就算手机上明明白白列出操作指南，详细介绍某个APP是干什么用的，她也不愿意去看，只想等着有人帮她把一切处理好，她只卖东西就好。

爸爸现在干着一份仓管的活，和妈妈相反，他很积极地研究手机，有不懂的地方还会主动上网搜索。他经常看大陆的新闻，同我比较大陆的发达、海南的落后，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去：“你长大了就自己飞吧，你的人生，你自己选择。”“我不需要你养我，你过好自己。”

他是一个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存在，咒骂社会，宣泄自己的不幸，认为保险都是骗局，人生来就是靠命运、靠爹妈过活，哪怕读书也不能改变命运，钱则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当然，除我以外。他这一生的大量时间就在厌恶小岛、厌恶世间上过去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一片废墟，我则是有希望战胜废墟的那个人。

在我玩游戏的那段时间里，他曾替我在上学期间打理账号，还在游戏里做起了买卖道具的生意，几毛、几块，一年又一年做下去，挣了千把块钱。但他的股票仍旧死水一潭，只能不断找补说：“现在做股票难啊，是人和机器战斗。”“一千个做股票的人里面只有一个能成功，很多做股票的都比不上我。”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能靠炒股变得有钱。如今将近50岁的他头发花白，身材瘦削，长年累月的营养不良使得他肋骨凸出，像极了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东亚病夫。他狭长的脸上颧骨凹陷，眉头紧皱，永远比成一个“八”字。我曾无数次伸手试图抚平，可往往徒劳无功。

陪着我一起去大学报到的妈妈，也是第一次离开海南。临开学前，我俩在苏州待了几天。弯弯绕绕的地铁路线、比海南贵1块的公交车、陌生的口音、奇奇怪怪的饮食，让她很不适应。我一安顿好，她就急匆匆地逃回海南去了。她说自己再也不想出来，“大陆”让她倍感困惑。她会长久地缩回壳中，一如风雨里的报刊亭的老板娘。

在海南的无数个日夜里，我被迫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了有些人的起点便是我们的终点。有人十几岁就有6位数的存款，有人只因为长得漂亮就可以被人包养，有人仗着自己的爹妈肆意妄为。很多闪耀的、丑恶的事情都是我从前在岛上不知道也没有遇见过的，它们不再那么简单。

我读《百年孤独》，总感觉海南的命运和马孔多的命运，出乎意料地神似。那些把循规蹈矩、闭关自守的日常当作神明的人们，还会在欢声笑骂里，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这座偏远的岛上，有人选择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人选择做蒲公英，在外地扎根生长。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换了多少个户口，我们的前方，依然会有一个形如“大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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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3月一次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球友大海：“我最近左胳膊抬起来特别费劲，平时左肩膀也疼，晚上睡觉都只能右侧躺着，该怎么办？”

大海爱钻研，悉心照料母亲20多年，不知不觉自己也成了半个医生，啥都懂点。听我这么一说，他铁口直断：“你这是肩周炎，调整下睡觉的姿势慢慢就好了。尽量平躺，左右侧躺要平均。”

可到了7月，不仅左肩左臂越来越疼，就连背上靠左的第一根肋骨也疼得厉害，根本无法平躺。我从小身体好，没咋得过病，之前在北京待了20多年，除了看牙看眼睛，就没进过医院，对于疾病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只觉得这肩周炎需要时间，仍咬牙坚持着。

到了10月，因为坚持运动加上配合着自创的“拍打治疗”，我觉得身体已经开始明显好转，与常人无异，但这时老婆看了些科普文章，感觉不妙，勒令我假期结束必须去医院检查。

国庆长假一过，我们到本地最好的A医院，做了CT和核磁共振。第二天取结果的时候，医生让老婆靠近电脑，开始窃窃私语，我在旁边一看，就知道麻烦了。

回家路上，老婆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别害怕。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永远在一起。”

我问她：“你说实话，真的是癌症？”

老婆故作轻松地点点头：“现代医学发达，癌症算不上不治之症了，没啥了不起的。”

我顿时发起飙来：“不可能，我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怎么可能得癌症？”

闹了会儿，我得出了结论——一定是医院搞错了。

老婆把我哄回家之后，安抚了一阵，马上给我姐留言——我父母年纪大了，不敢惊动他们。我姐正在成都出差，得知消息就往回赶，到我家时已是晚上了。在姐姐、姐夫和老婆轮番劝说下，我总算是初步接受了事实。我原本打算先去成都复查，不行再去北京复查，现在我决定：就在本地复查一次，不折腾了。

第二天，我去了B医院，我姐朋友W在那里当院长，他看了片子，肯定地说，“肺癌没得跑”，“赶紧把烟戒了吧”。然后又建议我去A医院做PET-CT，还介绍了他在那里的同学R医生：“PET-CT最准确，我们市只有他们那里才有这个设备。他们有钱得很，一下子买了两台，一台都要好几千万呢。”

PET-CT做一次要8000元，一口价，没得商量，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一听这价格，我肩膀手臂后背哪儿都不疼了，只有心止不住地疼了起来。

PET-CT结果出来之后，R医生给出最终结论：肺癌晚期，立即住院治疗。

A医院在我国西南地区声名显赫，附近几个省的人遇到大病和疑难杂症都会纷纷涌来，这里的肿瘤科住院楼一直人满为患。即便贵为该院王牌医生，R医生在“病床紧张”面前同样一筹莫展，只能让我回家休息等通知，说“正常情况下三四天之内肯定能入住”。

当晚，老任夫妇请我们两口子吃饭。老任是我高中同学，毕业时通过“招干”考进了检察院，前些年坐过一个级别不高但非常有实权的位置，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只是因为家里没有背景，很快就被退居二线了。他和我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是我确诊后通知的唯一一个同学，此时请我吃饭，自是为了安慰我。

听说我住不进去医院，老任笑了，说他正好有个亲戚在A医院肿瘤科负责放疗，可以请他帮个忙。他当我面给亲戚打了个电话，5分钟不到，我姐的电话也来了，说R医生通知她，让我今晚务必做好核酸，明天一早去找她办入院手续。

于是我就住进了A医院肿瘤科住院部最大的一间病房，有9张病床，9张陪护椅——这些陪护椅，白天基本上是给需要输液但没有病床的“门特病人”用的（“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的简称，是指病情相对稳定，且需要在门诊长期治疗的疾病），晚上则是病人家属打瞌睡用。60平的病房，时常拥挤着小30个人，不夸张地说，比菜市场还要热闹。

我的病床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我比较喜欢安静，不太受得了房间内交织着悲伤、绝望与些许欢乐的嘈杂，到快中午时，实在受不了，跟老婆一商量，索性回家了。

2

晚上临睡前，我突然想起：这一住院，肯定是没法上班了，前路茫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负责任一点，赶紧把工作辞了吧。想到这儿，我立即给荣荣发消息，说自己得了癌症，已是晚期，从现在起停掉所有工作。如果能好，到时再重新合作吧。

荣荣是我多年好友，在北京时我们是合作伙伴，亲密无间，一起做出过一些成绩，然后就各奔东西——她远赴日本发展，我则去了家公司上班。

2016年，因为儿子快要上小学，我决定来年回四川老家让儿子提前熟悉环境。这时荣荣找到我，说她在日本的公司做起来了，希望我能加入其中。于是，2017年3月，我将“北京-老家”的行程改为了“北京-东京-成都-老家”，到日本玩了十几天，和荣荣和她老公谈好了合作方式，我便以顾问的身份，正式加入她的公司。这段合作持续了4年多，如今，也该结束了。

很快，手机不停响起来，一看是荣荣发来了好几条信息，“领衔”的是一笔5万元人民币的转账，写的是“安心治病”，下面是一堆语音，自然都是围绕着我的病情展开，让我特别感动。当时就想，大家都这么关心我，支持我，我得振作起来——就算是癌症又如何？

语音聊了一会儿，荣荣突然想起一个叫董青的同胞——她在东京有一家餐厅，董青经常带朋友去那里吃饭，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这个董青在日本做高端医疗的中介，是“董董医疗服务平台”的负责人，荣荣让我等一下，先别睡，她去问问董青，我这样的情况是否适合赴日治疗。

没一会儿，荣荣的语音又来了，让我把CT报告、病理报告等发给她，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就看到手机上都是荣荣的语音留言。她说董青会给我提供东京最好的医疗资源，一定能彻底治愈我的癌症，又说让我尽快去办赴日医疗签证，“千万不要耽误了”。

我赶紧回话感谢荣荣，但也表示我不会去日本治病，相信在国内也能治好。荣荣的语音很快又来了，核心意思是，生命第一，必须来日本治疗，不要担心费用，赴日本治病及生活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她一力承担，“你们绝对不用花一分钱”。

我非常坚决地谢绝了荣荣的好意——我跟老婆解释说：“这个人情太重了，我们还不起。”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随后的几天，我住进医院，开始了放化疗同步治疗。做了几次放疗之后，无论肩膀手臂还是后背都不疼了，爬坡上梯比谁都快，医生护士都把我当家属，没人相信我是病人。

可接下来的化疗难受得要命，我咬牙坚持过那几天之后，跟R医生说：“我再也不做化疗了。”她说：“你放疗效果很好，但化疗也很重要，至少还要再做一次。”

我说：“我身体受不了，最多再做一次，绝对不多做了。”

我对化疗的抗拒，荣荣很快就通过我老婆知道了，她便借此来劝说我，说日本那边的免疫疗法特别好，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不需要放、化疗，“不用承受无谓的痛苦就能把癌症治好，何乐而不为？”她还强调，董青那个医疗服务平台是日本大使馆官网推荐的、具有“身元保证资质”的机构，由它给我们提供在东京医疗相关的服务，可以绝对放心。

“身元担保资质”其实是一个日本官方性质的牌照。日本政府规定，想要去日本看病，必须提供一份由具有“身元担保资质”的机构开具的“身元保证书”。据网上查证，想要获得这种担保资质牌照并不容易，要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联合审批，审核还挺严苛。

一番了解后，老婆显然是动心了，开始顺着荣荣的话一起劝我。荣荣还再三跟我强调，日本治疗的费用比国内还要便宜，且不由她个人出钱，而是由公司出钱。

两人一唱一和一周后，我终于被说服了。处在待孕的关键时刻的荣荣不宜太操心，她立即把我老婆和董青拉了一个群，开始着手办医疗签证：“你们去办吧，我负责出钱就是了。”

老婆做事情一向雷厉风行，加上疫情之下赴日治疗的病人比以往少得多，董青生意惨淡，对我这一单自是非常重视，荣荣在费用方面有求必应，大家办起事情来效率自不用说。

11月28日，重庆领事馆通知老婆：签证下来了，可以到成都去取，也可以快递过来。接到电话的时候，老婆正陪我在离医院不远的江边散步，那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然而好事多磨，回到病房翻看手机，突然跳出一条新闻：因奥密克戎肆虐，日本宣布将从12月开始封国。老婆赶紧跟重庆领事馆联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等事情，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只能告诉我们，保险起见，还是到时候重新走一遍流程吧——因为我们不能立即出发，而签证只管3个月。

3

12月10日，在做完2次化疗和33次放疗之后，我出院了。我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丝毫异样，平躺着侧躺着都能睡，上下楼梯和走医院里的陡坡，甚至比健康人都要轻松。

临走前，我问R医生饮食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严禁抽烟喝酒。我又问运动方面有什么忌讳，她说没有，但不要过度。最后，她跟我说：“你的一切指标都非常好，接下来只需要做免疫治疗，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出国做也行，在这里做也行，都一样。”

大约又过了10天，签证又下来了，这时荣荣已在东京为我们租好了房子，房子在银座，寸土寸金的地方。和老婆商量了下，决定过完元旦就走，正说着，董青发来消息，要求我立即在国内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把结果发给她，日本医生要看。

我马上拿出手机挂号，却发现最近3天都没有R医生的门诊，找其他医生又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干脆挂了C医院的号。C医院设备不差，但水平有限，照出我肝上有阴影，但又判断不出是什么，就在报告上注明“癌细胞疑似肝转移”，并打了一连串的问号以示疑问。

我当时也没在意，想着自己身体好好的，不可能有肝转移，再说，反正也要交给日本的医生，到时听医生的就是了，没必要想太多。

把检查报告全部发给董青后，我就忙着参加各种告别活动。期间，老婆有意无意地跟我提起，说这次去我们也要带点钱，不能真让荣荣一人承担全部费用。我说那是当然。过了几天，老婆又很郑重地说起带钱的事，我感觉有一点异样，但也没多想，仍说那是当然，只是多问了句：“你打算带多少钱？”

老婆说家里还有30万现金，“我们全带上”。我说行，我们在日本最多只能待3个月，这些钱应该够了，而且我手机里也带着几万块钱呢。

过完元旦，1月4日，我和老婆乘车前往重庆。当天在日本领事馆指定的莱佛士医院做完核酸，5日拿到检测报告后就飞往沈阳——当时国内只保留了部分国际航班空港，重庆已无法直飞东京了。

东京大雪（作者供图）

一路上的艰难困苦无需多说。1月6日中午，我们有惊无险地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时，已是疲惫不堪，等到走完一切流程办好所有手续出了机场，已经下午4点过。此时，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后来才知道，这是东京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董青公司的小戴跟合作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因为下雪，车开得很慢，到银座时天已经黑了。荣荣租的房间是一个大开间，干净得很，租金合人民币每月1万元以上。家具都是荣荣新买的，尚未拆封，沙发床、桌子、柜子和各种收纳箱，全是宜家的风格，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就像未来2个多月的生活，我们需要自己去面对——那时我们刚知道，在我们来之前，荣荣已经回国待产去了，此时正在上海的宾馆里隔离着呢。

我们在东京宿舍附近的街景（作者供图）

收拾好房间，老婆给我说了实话——之前她跟我说得带钱来并非无的放矢，董青认为这次治疗费用会很高，荣荣一个人出钱不合适，劝荣荣让我们也出一部分钱。荣荣接受了她的意见，大概怕我因此不来了，就转达给我老婆。老婆也怕我心疼钱，所以也没跟我说实话。

我听后埋怨老婆：“你该跟我说实话的，这不只是钱的问题，也涉及知情权。之前虽然我们也打算花一部分钱，但至少名义上是荣荣承担全部费用。与董青那边的合同和费用，我们都不好过问，如果名义上是荣荣和我们一起出钱，那么我们就可以要求事先了解合同及费用这些事情，而不是两眼一抹黑地就过来了。”

老婆叹了口气，并未多言。我也知道，既然都来了，只能好好应对。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入境需要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居家隔离14天。这14天中，每天需要通过软件报告身体状况，工作人员偶尔也会通过软件抽查你的位置信息——不过总的来说，主要还是靠自觉，平时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或者去餐馆吃饭，都是允许的。

董青认为我们前来看病，属于日本政府可以理解的“特例”，所以第二天就安排人开车接我们去医院了。说是医院，其实是位于东京都港区白金台的一家私人诊所，名叫“東京CAクリニック（CA诊所治疗）”。

诊所最外面有一处小小的等候区，窗台上摆放着两本杂志，都翻开到了登有诊所主人木村修院长采访内容的那一页。我很熟悉这种套路，当时就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不过想着，既来之则安之，也就努力让自己释然了。

很快，董青到了，一个40来岁的天津女人，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笑容可掬，满面春风，一见面就嘘寒问暖，殷勤备至，让人感觉特别舒服。她把我们带入木村院长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4个人在里面就已经非常拥挤了。

木村院长慈眉善目，温文尔雅，举手投足间无不透着礼貌和尊重，一看就让人特别踏实。通过董青的翻译，木村给我们讲了大约20分钟的治疗方案，但对我讲述的在国内治疗的情况没有丝毫兴趣。最后，我签了他出具的治疗告知书，治疗方案里没有任何与射线及放射治疗有关的内容。

木村院长口头提到：根据你在中国的检查报告，癌细胞有可能出现了肝转移，但只是可能，目前不能确定，所以我们会安排你去专业的医院进行复查，若确实有转移，则可能会进行放射治疗；未转移的话，当然就不考虑了。

随后，董青带我们到诊室，护士给验了血。仅谈话和验血这两项，诊所收费33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1.7万，我心想，够贵的。

第二天做的树状细胞疗法的“成分采血”，折腾了1个多小时，收费430万日元——老实说，要是知道治疗费用如此宏大，我是断然不会来日本的。接下来基本上是例行公事的治疗，一周两次去诊所，主要是输液，输免疫药和抗癌药，每次10多万到100多万日元不等，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

在我治病的这些日子里，老婆拍了些素材发在了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原本只是想记录下这段特别的生活，结果因此结识了另外两名同样从国内来日本治疗癌症的病友家属。她们一位叫陈明，自己是患者，由在日本的姐姐帮着办的“永居”，来了很久了，因为享有日本的医保，在大医院治疗花费很便宜，治疗效果相当显著；另一位叫秦月，陪老公来治疗，她家在国内做能源生意，经济条件很好，这边的朋友给介绍了著名的友明医院，据她说治疗效果不错，遂和老公决定在医院附近买套房子长期住下来了。

由于我们只是短期治疗，前期老婆并未和她们多聊治疗细节，只是互相分享日常，打气加油。那段时间，日本疫情严重，东京每天新增阳性都在1万人以上，我们除了治疗、吃饭、买东西之外，平时很少出门，好在有这两位朋友在手机上的陪伴，日子倒也不寂寞。

4

不知不觉就到了1月21日。

这一天，木村院长表示目前为止治疗顺利，他将安排我去江户川医院做关于癌细胞肝转移的检查，以确定接下来的治疗步骤。

我跟木村无法直接沟通，一切都得通过董青翻译。我跟她说，这么长时间了，我身体没有丝毫异样，肯定没有肝转移，无需检查。董青则转告木村的意见：还是检查下稳妥。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说起这个话题。董青说如果真的没有转移那最好，你就不用多花钱了；但如果确实有转移，该治也得治，“如果不进行肝部放射线治疗，你的病将无可救药”。

见我仍有疑虑，董青便跟我讲起她的情怀——她父亲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感念于此，她对癌症病人的救治有一种执念，其中的感情，是亲人一般的，让我一定要相信她。见她说得如此诚恳，我也就不再坚持，心想等检查出没有转移，大家都踏实。

江户川医院的部分建筑（作者配图）

随后的几天，董青陪我去江户川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江户川医院在东京的江户川区，是一所很有意思的医院——它的每一扇门与窗都有挂画、海报或是涂鸦，天花板和墙壁上画满了漫画作品，厕所和治疗室都装修奇特，甚至连医院平面图都做成藏宝地图，这一切，无不让人感觉非常放松。医院内外还特意饲养了鸵鸟、蜥蜴、蛇以及各种小鸟和观赏鱼，更令人乐而忘返。我很欣赏这家医院的不拘一格，但对于检查，只当作是例行公事，毫无压力。

然而，我最不希望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28日，去CA诊所治疗时，木村院长告知，江户川医院确定我存在肝转移，需要做射线治疗。他继而安慰我说，癌细胞转移属于正常现象，不用太担心，而且这也不影响我们的免疫治疗，只是要多几天时间用来做射线治疗而已。

回家的路上，我问董青射线治疗的确切费用，她说需要400万日元左右。我说这笔钱太多了，得想办法筹措，需要点时间。董青说她也许能想办法帮着减少一些——之前日本医院对外国人收费是本国人的2倍，最近才改为3倍，如果能钻个空子，给我按照以前的价格来算，就能减少一大笔支出。我们一再对她表示感谢。

当天晚上，董青告诉我们，她已经想办法给我争取到了按照日本人的2倍付医疗费，总费用是311万日元。另外，我们还需支付25%的服务费，即77.75万日元，还有江户川医院的检查费用16万日元。所有费用加起来，总计404万多日元，合人民币20多万。随后，她给了我们一个银行账户，要求把钱打在那里面。

1月31日，我和老婆在日本东京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除夕夜——治疗到这时，我们俩手机里的金额已所剩不多，根本不够支付这笔费用，实在没办法，我硬着头皮给我姐打电话借钱，我姐二话没说就把钱转了过来。

就在我们以为这一段花钱如流水的日子将暂告一段落的时候，2月3日晚，董青又给我老婆发消息，说江户川医院的黑崎主任联系了她，我肝转移的肿瘤比先前预计的更严重，需要调整方案——总而言之，就是治疗费用可能会增加。

老婆表示很为难，请她无论如何跟院方通融一下，董青说她会尽力。

第二天上午，董青说有事来不了，是她公司的员工开车来接的我们。陪我们在诊所的只有小戴一个人，木村院长满面春风，告诉我昨晚黑崎主任等人经过再三研判，最终确认我肝上的“恶性肿瘤”其实是个良性血管瘤，所以“癌细胞肝转移”不存在：“所以，我们的治疗时间要缩短了。”

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我老婆立即在微信上向荣荣报喜，小戴也马上向董青报喜。小戴在手机上操弄了一会儿，跟我们说：不好意思，董总让我下楼去一下，我很快就回来。然后人就走了，只留下我和老婆在诊室里。

按照之前董青对我们的承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他们永远都会有至少一个人陪在左右，以方便翻译。之前他们一直照此规矩严格执行，从没有单独把我们留在诊所让我们无法和医护人员交流，唯有这一次是例外。

大约10分钟后，小戴一个人回来了。又过了几分钟，董青也进来了，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的生硬。她说她刚去了木村院长的办公室，院长问“刘是不是天生自带好运的体质？”

我老婆很高兴地问董青：“这样就不用做射线了对吧？”

董青说：“刚才我问木村院长了，还是要做——当然，不扫描肝了，扫描肺部。这是为了你们好。”

我暗暗有点不爽，也觉得有些蹊跷。很快，木村院长又来了，说明天（周六）开始做射线治疗，下周一到周四再连续做4天，12号开始进入免疫治疗阶段。

回去的路上，董青一再对我说，必须进行肺部放射线治疗，否则会严重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虽然此时我已是疑虑重重，但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医生沟通，同时也担心董青所说的严重后果，为配合整体治疗，终究还是选择了隐忍。

作者在江户川医院放射线治疗等候区（作者供图）

接下来的一周，我在江户川医院做了5次“托姆刀放射线治疗”。在此期间，我先是左胸异常疼痛，继而右胸也开始痛。董青再三安慰说没关系，射线会有一些副作用，但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

放射线治疗之后，又回到CA诊所按部就班地输液，这样到了3月5日，整个治疗终于宣告结束。董青高兴地对我说：“你的病已经彻底治好了。”

她这话说得随便，我的疼痛也并未消失，便问她：“都没拍片检查，就能确定治好了？”

她说：“检查又得花钱，何必呢？你放心，肯定治好了。”

我当然愿意相信病好了，但仍无法消除疑虑。见状，木村院长再三叮嘱，免疫疗法见效有个过程，回国之后不要急，要等两个月之后再去医院复查。

回国之前，在我们不断地催促下，董青于3月10日将治疗明细单给了我老婆，总花费1600多万日元。老婆发现，射线治疗的311万日元费用，明细单上只有董青公司的请款单，而江户川医院没有出具发票，甚至没有任何证明票据。董青的解释语焉不详，说“就是这样”。

就此，算上日常、交通等花费，我这趟治病的花费超过了人民币100万，荣荣给我们付了60万，我们付了55万。我对妻子说：“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她只说，只要治得好，就都值得。

出国这3个月，儿子一直寄住在他外婆那儿。虽然我们一直没告诉儿子实情，但孩子大了，多少能猜出一点。临回国前，我给他打电话问：“爸爸妈妈快要回来了，你想要什么礼物？”他只回：“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回来就好。”

5

回国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总的来说并不比走之前更好，甚至还多了一分疼痛。但没有了在异国他乡的茫然无措，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也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战胜病魔。

我们再一次管董青索要在东京每一次治疗的用药名称和剂量，她最后总算是发给了我。出于某种本能的反感，我没有再跟她多聊。我老婆和陈明、秦月两位保持着联系，想到董青的拖延，便把我用药的情况跟她们二位做了沟通。陈明久病成医，细问了一下我先前的治疗情况，听完后，说我的治疗方案“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主流”。

这话说得不算委婉，我听了后隐隐不安起来。

纵然有千般疑惧，我还是吃着木村院长开的药，遵照他的要求，五一假期结束才去A医院复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病情并无好转，在日本做射线治疗所造成的胸痛仍未消失。R医生当即就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让我接受正规的免疫治疗。

木村院长给我开了两种口服药——一种是环磷酰胺，每天一粒，一种是乐伐替尼，每7天服5粒，8900日元一粒，约合近500元人民币——董青告诉我是专门针对我的靶向药，“国内没有，只有日本才买得到”。见过R医生后我才知道，这药国内不仅有，而且还进了医保目录，每粒只需110元不到。但可笑的是，这药是针对肝癌的，而我得的是肺癌，所以R医生立即让我把药停了。

至此，我们已经忍无可忍，老婆便开始到社交平台上吐槽“董董医疗服务平台”是如何的不专业，董青是如何坑人。

这篇帖子很快在日本华人医疗中介圈中传播开来，网友们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董青和她的公司，随即有行家指出：“董青肯定黑钱了，因为在江户川医院做5次托姆刀射线治疗，即使用药按照最大的剂量，200万日元也顶天了，绝对不可能需要400多万。”

后来与一位在日医疗中介的交流中，我才得知有国内的患者通过中介去江户川医院做托姆刀射线治疗，同样5次射线，只花费了125万日元。我们意识到，不仅射线并不需要做，就算做，我们也被董青他们狠狠地宰了一大笔——那5次放射线治疗哪是什么托姆刀，分明就是董青他们举在手里的鬼头刀。

我和老婆决定跨国维权。

荣荣此时忙于家庭和公司事务，没精力关心此事，我们便单独行动了。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首先联系上了江户川医院，院方还算负责任，用了两周的时间，给我们出具了详尽的官方调查报告。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江户川医院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肝转移”的结论。报告明确说明：“在本院做了计划定位CT之后，发现患者肝脏并不是肿瘤转移，而是血管瘤。2月2日本院黑崎医生通过电话直接向东京CA诊所木村医生传达了此事。当然，血管瘤不适合实施放射线治疗。”

也就是说，2月2日江户川医院已明确告知木村及董青方面，我所谓的“肝转移”根本不存在，但董青仍于2月3日晚间联系我老婆，说黑崎主任刚刚致电她，表示想增加我的射线量或照射次数——也就是想方设法要加钱。

然而即使这次加钱未果，董青仍勾结CA诊所向江户川医院申请对我肺部进行了5次放射性治疗，并以江户川医院的名义，向我收取了总计404万日元（4047750日元）的费用。而江户川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他们实际收取的费用只有71万日元（712170日元），包括核酸检测，核磁共振，定位CT，门诊费以及5次放射线治疗的费用。

报告并指出：“高出部分的金额，江户川医院并不知情，请咨询‘董董医疗服务平台’。”

不久之前，又有受害者的家属联系我，揭露董青招摇撞骗的事实——她将其患癌亲人骗到日本治疗，收取天价费用之后，却令患者因延误治疗而不幸去世。

董青居住在东京港区高轮台，据她亲口对我所说，她买的是全日本最贵的公寓，每平米20万人民币以上，日常开的车是一辆保时捷。当时我们觉得她是女强人，现在才知道，她的每一枚硬币，都沾满了癌症患者的鲜血。她的整个财富大厦，不知道是多少癌症患者的尸骨堆积而成。

但纵使知道她行为不端，律师也只能劝我们说：“如果想要告董青，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又是跨国，比较繁琐……”

荣荣今年夏初生完孩子回到东京，对于董青的行径异常愤怒，奈何董青只是一味耍无赖，荣荣暂时也拿她没办法，只能等候律师的进一步行动。我总是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董青现在固然可以躲在日本当个缩头乌龟，暂时躲过应有的惩罚，但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如今，我继续在A医院做免疫治疗，恢复情况非常理想，R医生说病情基本可控，“你这么治着就行，会越来越好”。我便一边治疗，一边在积极进行跨国维权行动。

最后，我总结了一些赴日求医的注意事项，希望读者诸君永远不会需要它，但是当身边有人需要的时候，不至于茫然无措——

决定赴日之前，一定要先选择大型综合医院（日本称之为“大医院”）做远程问诊，拿到治疗方案后，跟国内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最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出国。日本医疗机构未必强于国内的知名三甲医院，虽有其先进之处，但在收费上对外国人并不友好，如果不是家庭特别富裕，或者买了覆盖海外医疗的保险，不建议赴日治疗。

若选择赴日看病，首先要选择一家“大医院”作为主治医院，既能保证医疗水准，也方便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千万不要去小诊所，很多都是坑人的。

如果选择中介机构提供服务，请一定对其做充分的背景调查，不要完全迷信日本使馆官网上对具有“身元保证资质机构”的背书。另外，要仔细检查医疗费与中介费，数据必须清晰。医疗费即使中介代付代缴，也要管医院要领收书。

把这些写出来，是为了警示所有治病心切的病友和家属们，出国治病，请务必小心，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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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放射治疗室》(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儿媳跳楼自杀始末

1

2008年秋天，五舅妈约我一起去参加庙会。五舅妈信佛，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常跟着她去寺庙里上香祈福。见面时，我发现表弟雷庆也在，他见了我，叫了声“姐”，苦笑一下，一副迫不得已的样子。五舅妈这才说，今天顺便也见见别人给雷庆介绍的对象，是一个缘友的女儿，老家也在我们小城，让我帮忙参谋参谋。

五舅早两年因病去世，靠着他生前办模具厂攒下的家底和五舅妈精明能干的操持，雷庆从华科大毕业后进了武汉一家央企做工程师，一口气在武昌徐东买了两套房，成了真正的“新武汉人”。他长得瘦瘦高高，背有点耸，脸庞瘦削，算不上好看，言语不多却很实诚，很受亲戚们喜欢。

五舅妈了解到的女方信息是，女孩名叫“长乐”，刚大专毕业，还在实习期，比雷庆小两三岁，家里有两台挖机在承接建筑工程。她还有一个名叫“未央”的妹妹。“长乐未央，长毋相忘”，可见这缘友对两个女儿所寄予的美好希望。

见面时，当五舅妈向长乐介绍我的时候，长乐立即对我粲然一笑：“姐姐好，很荣幸见到你。”说完还调皮地做了个“道万福”的动作。她实在是聪明，用一句开玩笑的话和一个夸张的动作，就拉近了与我们的距离。

那天五舅妈全程笑眯眯地打量着长乐，一个劲地夸她漂亮懂事。的确，用面若桃花、顾盼生姿来形容长乐，一点都不过分。只接触了一会儿，我就想，长乐的喜笑颜开跟雷庆的不苟言笑正好互补，多配。

几天后，五舅妈告诉我，缘友家很想结这一门亲事，这也正中她的想法，可谓一拍即合。五舅妈说她跟长乐妈妈都是信佛的人，她相信在寺庙里结下的缘分一定是善缘。长乐妈妈则直白地告诉五舅妈说，雷庆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这么好，如果大女儿能从小城嫁过去，跟那些毕业后在武汉辛辛苦苦找工作的女同学相比，她的人生目标简直就是一步到位了，今生别无所求。

雷庆和长乐后来交往的时候，如果按照现在年轻人“双向奔赴”的标准，长乐显然表现得更主动些，往武昌跑得很是勤快。2009年初，当长乐在武昌附近找到一份文员工作后不久，五舅妈就通知亲戚们说，雷庆订婚了，婚期定在五一节。

五舅妈曾经拉着我的手，喜不自禁地夸奖这个准儿媳：“正月十五那天长乐正在我家过节，碰上你妈和你三舅妈、四舅妈上武昌来玩。这丫头，可灵光着呢，陪几个长辈逛街时，自掏腰包买了三条花色不同的羊绒围巾，送给她们一人一条，太给我长脸了！个个都夸雷庆找了个好媳妇，特别是你那三舅妈，她儿媳妇整天摆着个苦瓜脸，对雷家这些长辈总是爱答不理的——当然了，买围巾的钱，我晚上就塞给长乐了，哪能让没过门的媳妇花钱呢。”

话虽如此，但五舅妈对长乐依然是有“要求”的。双方在商量结婚的具体事宜时，五舅妈说她是按最高标准给雷庆装修新房的，那么长乐家里也得有个像样子的陪嫁，“就陪嫁一辆标致小车吧”——也就是说，除了陪嫁床上用品和家用电器以外，长乐家还得多掏这买车的十多万块钱。

其实，长乐家并不如五舅妈以为的那般殷实，虽然有两台挖机在承接工程，但也只是近两三年的事，好像当时买挖机的贷款还没还完，凑这买车的钱有点难。长乐妈妈对五舅妈说：“我手里有张六万块钱的卡，要不我们就不买车了，我把这卡给长乐，不也是钱去了你们家？”

五舅妈却执意要求买车：“雷庆他爸走得早，雷家是个大家庭，叔伯姑妈的十来个，我这两年拼命撑着这个半边家，就是盼着风风光光地娶媳妇，好对雷家有个交代，也是给那死人争个脸面。”

长乐妈妈闻言，一时语塞，好像自己理亏了。

五舅妈素来强势，这时如此硬气，还有一个原因——她知道长乐已经怀孕两个月了，能不嫁吗？最后，长乐妈妈只得找长乐二妈借了三万，又找长乐大舅借了三万，七拼八凑地给女儿买了一辆标致小车做嫁妆。

就这样，一场盛大的婚礼如期举行。半年后，长乐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五舅妈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而无论是结婚还是生子，雷庆始终是一副淡定的模样——因为自小母亲强势，父亲酗酒，两人常常吵架，我知道这个表弟一向性情内敛，但那时也还是会觉得他淡定得有些过分了，任凭谁也不能对这两桩人生大事如此超然呐。

小两口的儿子满月了，连名字都还没定下来，再问，雷庆就像那天在寺庙里跟长乐相亲时一样，不得已地说：“整天哭哭闹闹的，就叫闹闹吧。”长乐说：“上户口总得有个大名吧？”雷庆就说了两个字：“随便。”

在场的亲戚们都被他梗住了，想着可能是小两口拌嘴了，谁也不好多问。

2

原本以为，长乐生了孩子，退休在家的五舅妈自然是带娃的主力，从此过上了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可没想到，五舅妈却越来越不开心。她说，估计是因为要小轿车嫁妆的事，长乐心里一直怨她，一改婚前温顺听话的模样，“我说东，她偏要往西，我说黑，她偏要说白”。五舅妈那时常常找我诉苦，说长乐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出去工作了，说要亲手把孩子带大。

“其实她就是不想让我跟她住一起！”五舅妈直言道，“我就对长乐说：‘你再怎么认为我这个婆婆不好，我对孙子也会是百分之百的好。你就放心去上班，你还年轻，不能脱离社会，雷庆这几年工作一直都在进步，你就不怕你俩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有一天他会看不起你？’她直接回我一句：‘本来就没有共同语言，本来就看不起。’”

五舅妈叹口气，摇头。我倒觉得长乐做全职主妇也没什么，以雷庆高级工程师的优厚待遇和五舅妈早年买下的商铺收的租金，完全养得起长乐娘儿俩。

“我真的是好心，不图她挣多少钱，只是觉得，她和雷庆感情基础有点薄，现在就不多言语，你说她不工作，和社会脱节了，后面怎么能过到一起去？再说，她本来和雷庆学历有差距，以前雷庆的……”五舅妈摆摆手，欲言又止，“不说了，不说了。”

我知道五舅妈的意思，之前听她说过，雷庆和长乐相亲时，正是他跟大学里谈了三年恋爱的女朋友冷战之时。长乐的主动，让雷庆不由得沦陷了，而就在两个人结婚前，雷庆的前女友又找到他，想要重修旧好。面对怀孕的长乐，雷庆有些踟蹰，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当然，如果要相伴一生，两个人还是需要共同成长，雷庆一旦拿长乐与前女友对比，当然容易滋生不满。

既然儿媳不让带孙子，无所事事的五舅妈只得重操旧业做起了代账会计，每个月把工资当作闹闹的“奶粉钱”转到长乐卡上，补贴小家的生活。

眼看着闹闹一天天长大，像长乐漂亮的眉眼，像雷庆修长的身材，煞是可爱。有一天，我们一大家子聚会，闹闹在跟三舅妈的孙子玩自己带去的玩具时，只许对方看，却不许对方摸，对方趁他不注意偷偷摸了一下，闹闹便倒地嚎啕大哭，说别人弄脏了他的玩具。我开玩笑说闹闹可真是小气啊，长乐黯然神伤地说：“医生说他这是小儿洁癖症，每餐吃饭，他一个人得用上一包餐巾纸，不然就觉得手没揩干净，吃不下饭……”

我说没事，小孩子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长大就慢慢好了。长乐欲言又止。

等2015年闹闹上了小学，长乐才在家附近的宾馆找了一份前台接待的工作。那几年因为她妹妹未央，她爸妈背着沉重的精神负担——未央上高中时因早恋被班主任粗暴干涉受到刺激，患上重度抑郁症，最后没有参加高考，又因吃的药里有激素，才二十多岁，人就胖得不像样子，没有工作，也找不到对象。那几年基建不算景气，她家里的挖机生意一落千丈，难得接到几单工程，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看上去似乎只有长乐在婆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平和。

五舅妈知道往后年纪大了跟儿子媳妇住不到一块去，便回了我们的小城，在雷庆小姨所在的小区里买了一套三居室，雷庆和长乐没事的时候就回来住几天，有事她就去武昌住。过年过节，雷庆一家也回五舅妈家里。

3

转眼就到了2018年。

这一年冬天，长乐爸爸好不容易接了个工程，在连续加了几天夜班后，脑溢血倒在了挖机驾驶室里，被送到武汉大医院抢救后，成为重度偏瘫患者，只能继续住在医院里。

作为长女的长乐，情急之下找雷庆要五万块钱救父亲的命，而雷庆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哪有那么多钱”，便拂袖而去。在旁边看不过眼的五舅妈，拿了一张十万块钱的卡给长乐，说：“就当是雷庆给的。”

后来长乐妈妈对我说起长乐爸爸住院的那些天，言语里对五舅妈感激不尽：“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多亏了亲家母，隔三差五送吃的、用的，总是安慰我说：‘治病要紧，钱不够雷庆会支援的。’我先前对她那些要小车陪嫁的气，早就消了。”

2020年3月底，长乐爸爸去世，作为长婿的雷庆，一手操办了整个丧事，其稳重谦恭的风范，让没有儿子的长乐妈妈倍感安慰，也让平时跟他见面不多的长乐亲戚叔伯们对他刮目相看，称赞有加。

老伴走了后，长乐妈妈给靠吃药维持正常状况的未央找了一个家在大山里的女婿，算是完成了任务，只是她的退休费都得补贴给小女儿两口子过日子。长乐的大舅是一个颇有资产的房地产商，于是长乐的妈妈就去哥哥武汉的一个工地上打工，做几十个人的工作餐，一个月的收入让日子也还过得去。

五舅妈的精明能干，以及在长乐爸爸住院时有情有义的表现，深得长乐大舅夫妻俩欣赏，他们请五舅妈去给他们打工，工作内容是跟长乐的大舅妈一起去催收那些很难收回来的工程款，一个月工资五千。催讨的地方近在武汉，远至山东，这份工资，五舅妈就全部交给了长乐，以补贴孙子不菲的课外补课费用。两边的亲戚们都说长乐有福气——能让自己的婆婆给自己的舅舅打工的儿媳妇，所见所闻的怕是只有她了。

大概因为我是雷庆亲戚当中第一个见到长乐的人，所以她对我总是格外亲热。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她在寺庙里对我的那一笑，多么单纯灿烂。她爱说爱笑的脾性也深得亲戚们喜欢，过年过节一起吃年饭时，就她话多，一时笑这个哥哥的将军肚又长大了，一时说那个妹妹的男朋友长得像哪个明星，那俏皮的样子总让大家乐不可支。四舅家的表妹说，“长乐这名字可真是取得好”。不过，这种时候，雷庆却总是默不做声。

和我熟悉了，长乐有时也会跟我说说她的心里话：“陪嫁的新车开回来时，我感觉真是对不住我妈，连我姨都说：‘只听过借钱娶媳妇的，没听说过扯债嫁姑娘的’。”她倒也从没跟我说过五舅妈有什么不好，只是愤怨之情溢于言表。她的心思更多花在孩子身上，也爱给自己买衣服，自从上班后，更是天天捯饬得漂漂亮亮的。

偶尔看见雷庆那副不能被长乐融化的冷淡样子，我就总觉得他们之间长此以往肯定要出问题，就忍不住问问长乐。她对自己和雷庆的事倒从来不多说，只讪讪地笑笑：“雷庆固执得很呢，你还不知道他？”

我当时想，或许一千个家庭有一千种模样，孩子都十来岁了，雷庆和长乐还能不吵不闹地生活在一起，那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相处之道。况且，这些年来，他们一家日子蒸蒸日上——雷庆几经提拔，在单位里已经人称“雷总”，五舅妈也发挥自己的优势，走南闯北赚了不少钱，长乐也找到了工作的乐趣，闹闹马上就要升入初中了，脾气怪是怪点，但小脑袋瓜跟他爸一样聪明，考试考到95分都要自责地哭一场。

这样的好日子，怕也算是羡煞旁人了。

4

2021年秋天，我发现长乐的微信签名从很久未变的“天堂很美，去了的人都不愿意回”，换成了“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

2022年新年第一天，晚上10点，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下午5点钟左右，长乐跳楼身亡了，让我明天去殡仪馆尽个礼数。

想想，长乐才38岁，正是女人最好的年纪。惊痛之余，我问：“她日子过得好好的，平时也是爱说爱笑的人，为什么呢？”

母亲说：“不晓得，这好像是个谜，大家都不好多问。”

长乐在殡仪馆等候火化时，五舅妈没有去，我们这边的亲戚十几人到了场，长乐娘家那边也到了十几个人，哀声一片。

我看见雷庆的脸颊上有一道被人抓伤的血印子，三舅妈说那是长乐的二妈抓的，在雷庆昨天去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当时长乐的大舅妈也在现场，对雷庆也是拳打脚踢：“好好的一个人，是在你家非命没了的，那就是你害死了她！”

长乐妈妈比所有人都来得迟，她被未央搀扶着，一路呼天抢地，号哭着进了殡仪馆。神情凄哀的雷庆一下子就迎上去跪倒在她面前，头低得不能再低，瘦瘦的背显得更耸了。随后长乐妈妈被大家搀扶到玻璃棺旁边，又是一场不休不止的哭诉。雷庆也跟了过去，依然低头跪在她面前，任谁也拉不起来。刚满12岁的闹闹就站在旁边，一时哭着喊“妈妈”，一时哭着喊“爸爸”，又一时哭着喊“家家”（外婆）——那情形，惹哭了所有在场的人。

长乐二妈骂骂咧咧地说：“哪有儿媳妇出了事在火葬场，婆婆却不露面的？”我们这些婆家亲戚们，按照三舅事先的嘱咐——“毕竟人是在雷家没的，死者为大，任凭她娘家人说什么，做什么，我们都只能听着，看着，什么话也不要说，什么事也不要做”——都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长乐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前，雷庆俯身对着她的脸，不舍地看了又看。从头到尾，我没有看到他流一滴泪，也没有听到他说一句话，但悲哀也是沉默无法掩饰的。

长乐没有葬礼，她没被安葬在雷家家族的墓地里，而是被安葬在她父亲的墓地旁边。那是长乐妈妈的决定，她说雷庆还年轻，肯定会再成家，她不想自己的女儿葬在雷家墓地日后被人嫌弃。

葬礼结束后，在我们一行人回家的车上，雷庆的小姨才跟我大致说了元旦那天事发的过程。1号那天，雷庆和长乐带着孩子回了小城，高高兴兴过元旦。中午吃完饭，五舅妈就去了小区的麻将室打牌，雷庆夫妻俩把闹闹送到了同小区的小姨家，长乐说要去逛街给雷庆买套内衣，晚饭时他们会过来吃饭。

到了晚饭的时间，小姨就给长乐打电话，说饭好了，赶紧过来。电话那头的长乐只是“嗯嗯，嗯嗯”了几句，之后却一直没见人来。

后来在警察调出的监控录像里，大家看到长乐在电梯里像疯了一样——五舅妈家在9楼，她想到18楼的楼顶，却把所有的楼层按钮都按了一遍。电梯在每一层楼层都停顿、开门、关门，她最后却仍然到了楼顶。看时间，小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正是她在楼顶徘徊的时候。小姨追悔莫及地说：“如果我当时多跟她说几句话，问她在哪里，而不是听她‘嗯嗯’几句就以为她答应了……那该死的一念之差啊，就错过去了。”

五舅妈也是在接到妹妹让过去吃饭的电话后才出了麻将室，路过自己家的楼栋时，她看到了呼啸而来的警车，又看到了围成一堆的邻居们，她还拉着一个邻居问发生了什么事，凑过去一看，就看到了躺在一团血泊之中的儿媳。她当时就瘫坐在地，还在家里睡觉的雷庆随即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五舅妈缓过神来后，第一反应就是请求所有人对闹闹说：你妈妈没有了，是因为她走路不小心，出了车祸。

至于长乐为什么要自杀，亲戚们谁也不好多问。我也只能带着疑惑，默默感叹，这样一位爱说爱笑的女人，日子看起来也过得不赖，为何会有这样的命运？

从葬礼回来后，我没敢立刻去看望五舅妈，我知道，这时候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可我那时并没有想到，正是长乐从18层楼顶毅然决然地纵身一跃，才让亲戚们从那个看似幸福和谐的表象之下，逐渐窥见五舅妈一家的分崩离析。

5

直到大年初三，我才去给五舅妈拜年。一个多月不见，她变得又黑又瘦，原先的圆脸变成了尖脸，憔悴得不像样子，一下老了十岁不止。她一见到我，就不停地说：“真是害人啊，这小婆娘真是害人啊，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非要害人……”

我不知该怎么回应这句话，只能说一些宽慰的话，希望时间能够冲淡这一切。

后来亲戚们见面说起五舅妈，都说：“她现在的日子难过得很，长乐倒是一了百了，她留下来的麻烦事，却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

我隐约听母亲说起过这“麻烦事”指的什么——大致是五舅妈在亲戚间集资了一笔钱投到长乐大舅的房地产事业，疫情后，长乐大舅经营遇到困难，能不能拿回本钱都是个问题。因为我家完全没参与这件事，所以细节我不清楚，更不知道他们为何要说这是“长乐留下的麻烦事”，本着死者为大的原则，我也没有细问。

今年武汉的夏天酷热难熬。一天中午，我回娘家去看望母亲，五舅妈正巧也在。这是在长乐出事后我第二次见到她，她那天来，是想请我母亲，再约上她娘家的几个人，过两天一起去找长乐大舅扯皮，解决那件“麻烦事”。

在五舅妈的讲述下，我这才了解到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长乐的大舅几年前在外地开发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便在亲戚朋友当中搞高息融资。长乐的大舅妈当时问五舅妈，她家的亲戚朋友有没有闲置的钱，有的话可以投一些进来——月息2%，年息相当于24%，且没有期限，随时都可以本息一起拿回来。

五舅妈天天帮忙讨债，很清楚长乐大舅的经济实力，高息诱惑之下颇为心动，于是发动自己的娘家姐妹、弟弟，一共筹集了100万；我的三舅妈也是一个颇能算计的人，她一向认为五舅妈精明能干，跟着她走一定能发财，于是也投了50万；再加上五舅妈自己手里的50万，一共200万的资金，就这样投到了长乐大舅的工程里。

五舅妈说，这几笔钱，当时都由长乐以自己的名义，给每一个亲戚分别按照实际钱款数目写了借条，然后再由长乐大舅给长乐写了一张200万的总借条，放在了长乐妈妈那里。三方都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日期，用长乐大舅的话说就是：“哪个有事需要用这个钱了，就提前吱个声，我好准备。”

2021年下半年，比五舅妈更精明的三舅妈，眼看疫情之下房地产行业日益式微，就说自己有其他的项目要投资，想收回投在长乐大舅那里的钱，先急着要一半。于是长乐找她大舅开口说还钱，大舅却说经济形势不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过几个月看怎么样”。

长乐出事后，三舅妈第一时间找五舅妈要钱，说你儿媳妇打的借条，你得认这个账。五舅妈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一口答应妯娌会尽快还钱。她想到自己有一笔商铺开发商许诺的退款，迟迟未兑现，所以一处理完长乐的后事，就找到开发商，说自己儿媳因拿不到这个钱跟自己吵架，跳楼自杀了，这个钱必须马上给她，不然她无法给亲家交代，也只好跳楼。开发商信以为真，赶紧一次性退还了60万的交易款。五舅妈随后便还了三舅妈的50万本金，收回了长乐写给三舅妈的借条，剩下的10万，则给了雷庆的小姨，算是先还一部分投资。

既然妯娌的钱还了，那么别的亲戚的钱也得有个说法。既然长乐已经撒手人寰，五舅妈便要求亲家母把那张200万的总借条还给自己，她再去找长乐的大舅重新写一张借条，把债主换成自己的名字。谁知长乐妈妈不同意，说如果重写借条，就相当于这笔钱成了五舅妈的，现在女儿已经没有了，她必须得把借条留在自己手里，这样等自己的兄弟把钱还了，她将来好把这些钱留给外孙子闹闹。

五舅妈说，那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钱，不是长乐的钱，必须得还；又说知道长乐大舅的公司这几年困难，也不是非要现在还钱，只是换个借条，“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都行”。可亲家母不为所动。

五舅妈只好安抚出了钱的亲戚，让他们放心，不管长乐大舅还不还钱，只要她有钱，她会至少把本钱还给大家。

听完五舅妈的讲述，我明白她的左右为难，但不明白的是，当初借款时，那些亲戚们为何不让长乐的大舅给他们每人写一张借条，反而舍近求远非要在长乐这里倒一次手呢？联想到亲戚们说的“长乐倒是一了百了”，难道这事儿还跟长乐的死有关系？

许是看出了我的满腹疑问，许是心事郁结太多需要疏解，那天下午，五舅妈干脆开口说出了这一系列事情背后更深的玄机。

6

五舅妈说，导致这一切后果的根源，是一件她至今无颜对雷家人细说的事情——2015年，长乐刚重新工作不久，就跟她那个四十多岁的宾馆老板出轨了。这事不知怎么就被雷庆发现了，雷庆当时坚持要离婚，让长乐净身出户，长乐则哭哭啼啼地认错，表示会跟那人一刀两断，不同意离婚。

五舅妈为了孙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面子，坚决不让儿子提离婚的事情：“你二十多岁就没了老子，难道要让你儿子这么小就没了娘？哪个人的日子不是糊里糊涂过的，都是凡人，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犯错，现在你原谅她，以后她会好好跟你过日子。”

五舅妈之所以会这么说，也是因为知道这事儿不能只怪儿媳一个人。结婚后，雷庆心里揣着“白月光”，面对长乐始终冷淡。闹闹的早早到来，长乐的长期居家，两个人鲜少有精神层面的交流……她担心的问题，终究是发生了，但没想到发生在儿媳身上。

五舅妈当时只把这件事告诉了长乐妈妈，意思是让她好好劝劝女儿，别再犯错，珍惜家庭。长乐妈妈顿时感觉在亲家母面前矮了一大截，连连道歉，又对女儿数落了很长时间，对女婿更是百般讨好。

就像当年听从母亲安排跟长乐相亲见面一样，雷庆听从了这些连说带哄的劝告。也许儿子真的是他的软肋，就像当年因为长乐怀孕而放弃了与初恋重修旧好一样，雷庆这次选择了原谅。但“原谅”是有条件的——雷庆执笔拟了一份协议，大意是为了儿子能够健康成长，双方决定摒弃前嫌，但是从此以后，双方保持独立，不发生任何经济上的来往，雷庆负责儿子包括生活费和学费在内的一切费用，若长乐再有同样的错误，坚决离婚。也许是心中有愧，又也许是心如死灰，长乐平静地签署了协议，辞去了宾馆前台的工作，经同学介绍去车管所找了一份统计员的工作。

雷庆在签了那份协议不久后，花了七八千块钱买了一条萨摩耶，每天他一下班回家，那条狗便扑上前去，两只前爪从背后搭上他的肩膀，好不亲热。如果要出差了，他便让长乐帮忙照顾狗，按天付给长乐看狗费和狗的伙食费，算得清清楚楚，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在雷庆的心目中，长乐作为妻子的角色形同虚设，充其量是儿子的免费居家保姆。这也就有了后来他岳父住院时，长乐找他要钱，他却拂袖而去的一幕。

眼看小两口这般情形，五舅妈虽然很着急，却在所有的亲戚面前瞒下了这些事。逢年过节，一家四口人照样齐齐整整回来小城走亲戚。她在经济上尽量补贴长乐，希望温暖她感动她，好好跟雷庆过日子——这也是为什么长乐爸爸住院时，她又是给钱又是送吃送喝，像一个中国好亲家。

但是婆婆再怎么呵护关照，也代替不了丈夫的温情。长乐曾在五舅妈面前抱怨，说自己在雷庆眼里简直连只狗都不如，雷庆宁可每个月花上三四千块钱在那只萨摩耶上，也不肯给她一分钱。

在这种貌合神离、备受冷落的婚姻存续期间，长乐终于又小心翼翼地跟曾经的出轨对象联系上了。那个宾馆老板当时又开了一家分店，承诺说以后就全权交给长乐经营，让她当老板娘，只是前期投资还有点缺口，差15万，想找她帮忙借钱周转一下，半年以后就还。

那时候五舅妈和亲戚们正在合计给长乐大舅高息融资的事。长乐也想借此机会从中抽出15万块钱先借给宾馆老板，便揽过这件事，提出做“中间人”。五舅妈和亲戚们觉得跟长乐大舅之间毕竟隔着一层关系，长乐写借条，他们当然更放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长乐舅舅写了一个总借条给外甥女，而长乐再给婆家一众亲戚们分别写借条的事情。

当时长乐大舅的房产开发很顺利，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长乐从那200万中抽出来了15万，也跟大舅实话实说，说是一个朋友先借去用半年，大舅也没说不行。

可是半年以后，武汉因为疫情封城，之后一两年间，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我三舅妈想提前抽一半钱出来未果后，聪明的长乐意识到形势不妙，开始频繁催促宾馆老板归还那已经拖欠了几年的15万，结果在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被雷庆撞见。

雷庆再一次提出离婚，长乐急得团团转，她不想离婚，更不想让自己的隐情露馅儿，又去找她妈妈帮忙去问大舅：“那15万缓段时间再给，三妈家的钱能不能先还一半？”

长乐妈妈气恨之中说了一句：“哪个让你总是做错事的，活该！”

长乐说：“都逼我，那我只有去死！”

长乐妈妈气得直跺脚：“那你就去死，长江又没盖盖子！”

长乐眼泪汪汪地从娘家回到婆家，对婆婆说出了自己的困境。五舅妈说：“我可以再去劝雷庆不要离婚，也可以去跟三妈说好话，钱不要催得那么急，但是你自己在外面惹的事，只能你自己去解决。”

长乐在婆婆面前哭着哭着就不哭了，她没有找雷庆，也没有找我三舅妈，不知道有没有去找过宾馆老板。没多久，就发生了不幸。

7

武汉的秋天总是在一场秋雨之后就突然来临。

五舅妈带上手持长乐借条的亲戚们一起，去找长乐大舅换借条了。这笔钱几年来利滚利，本息已经翻倍，由最初的200万变成了400万，如果借条上的名字换成五舅妈，一旦长乐大舅还不上钱，五舅妈完全可以走法律程序起诉他，让他成为“老赖”，被法院强制执行——可想而知，长乐大舅肯定不会轻易同意。

长乐大舅只说：“我借的钱，我肯定会还，不会赖账。”还补充道，如果长乐妈妈一定想把这个钱留给外孙的话，他会在还了五舅妈亲戚们的本息后，再另外给长乐妈妈200万作为补偿。他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实诚，竟令一起去的几个亲戚都动容了。

只有雷庆的大姨对这一番画大饼的话不感冒，她觉得这只是长乐大舅的缓兵之计，其实根本没准备还钱。她极力陈述：“你们也别拿不还钱来发泄长乐出事前对她婆家的怨恨。长乐两度出轨，雷庆提出离婚，她出事前也同意了，离婚不是她跳楼的原因！她跳楼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她害怕，一旦离了婚，这些借了钱的亲戚就会马上要她还钱！前期雷庆他三妈想要收回25万都没有实现，不说利息，光那200万本金收回都是希望渺茫，可以说，这才是真正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番话，说得长乐大舅和长乐妈妈哑口无言，五舅妈顺势紧跟着问：“那你们总得给个解决问题的时间吧？”

长乐大舅说：“那就11月底吧，我会尽力想办法解决。”

回来后，五舅妈决定，如果实在不行，她就联合所有借了钱的亲戚一起去法院起诉长乐的大舅，想到届时需要各人的身份证资料，就找到三舅妈说了这事。三舅妈说：“你用你自己的钱先还给我，无非是想从长乐大舅那里继续赚利息钱，就相当于我跟那笔借款没有关系了，你还找我干什么呢？”

自己好心被当了驴肝肺，五舅妈气得浑身发抖，她说她找不到可以说得清楚的人了，就在那天晚上10点多钟打了我的电话，开口便是哭：“不管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我都是努力做一个好人，对每一个人好，为什么会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她接着又说，长乐出事后，长乐妈妈为要回那15万块钱，找到了那个宾馆老板，但是没有借条，对方不承认。长乐妈妈翻脸，把长乐自杀的原因归于对方不还钱，威胁他赔偿100万，不然就闹到他家里去。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真的怕出丑，宾馆老板最后讨价还价，答应给40万块钱，但是目前只拿得出20万，另外20万写了欠条，一年以后再还。

不可思议的是，宾馆老板竟然要求把钱和欠条都交给雷庆。雷庆一口拒绝：“这是长乐用命换来的钱，我不要，闹闹也不要，都给她妈！”

五舅妈说，雷庆本来对这些事一直是保持沉默的，直到有一天看到她伤心落泪的时候，才劝：“妈，您就别找他们要钱了，我来帮您慢慢还给亲戚，以我现在的收入，再辛苦点接点私活，几年就还清了，您就放下吧，别折磨自己了。”

在处理完长乐的后事不久，雷庆便把他和长乐一起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找中介挂了出去，随后在武昌江边订了一套新房。老房由于地段好，问的人很多，而新房是期房，得到明年才能交房，雷庆宁可在闹闹的初中旁每月花几千块钱租房子住，也把老房子果断地出手了。他说以后不想再成家了，只想好好陪着儿子长大。五舅妈就跟他说，以后老了还是得有个伴，不要像你妈这样，遇事没个商量的人，孤儿寡母的净受人欺负。

雷庆说：“只怪您这辈子太要强了，不该争的非要争，该放下的放不下，我不会像您这样的，我不会受人欺负的，我现在已经放下了。”

于是我也顺着话劝五舅妈：“也许雷庆说得对，您放下这件事吧，跟不讲道理和人情的人，终究是很难有个合理的结果，您这样整天生气，把身体拖垮了，不也成了雷庆的负担？您也不用去找长乐妈妈和长乐大舅了，或许等闹闹长大了，他外婆真的会把那笔钱给他呢。”

提到孙子，五舅妈又哭了：“现在我每一次在家里吃饭，心里都是煎熬，闹闹自从他妈出事后，洁癖症就更严重了，先前每顿饭用掉一包餐巾纸，现在得用掉三包，一顿饭吃下来，饭桌上堆满了纸巾……其实我现在最大的压力，不是那笔钱，而是这个孩子。”

放下电话，我才发现，长乐离开的后遗症，绵绵无期。闹闹长大以后，会不会在某个偶然的时候，从某个亲人不经意的叹息中，得知他的妈妈其实不是逝于车祸？

或许，这个家庭还有旁人未曾知晓的更深的隐痛，五舅妈不想说，雷庆更不愿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带着深深浅浅的隐痛，在努力地想要幸福地活着。

转眼，长乐离开人间快一年了，愿她的天堂真的很美，也愿她的亲人们在人间过得安宁。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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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白色月光》(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被村里流言围猎的漂亮女人

1

我出生在东北下岗潮时期的一个“城中村”里，能记事时，大人们基本都涌入外地的各处城镇谋生了，从小在一起的玩伴们总能随口说出一些我不知道的地名。

每到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大人们就都会回来，他们都很狼狈：男人们梳着背头分头，穿着破皮袄，但是脚下的皮鞋锃光瓦亮；女人们因为寒冷，满颊的红血丝，但偏偏要散着大波浪——似乎到现在，每逢过年时她们也还要烫一头卷发，穿一身红。

这些“城市缔造者”回归田园，与留守在家的人讲着自己在大城市的见闻，一个苹果硬要说成一个西瓜，一盒中华硬要扯出一根雪茄。这些人里，有一个人我印象最深，别人都唤他“大老杨”。大老杨人如其名，肩膀极宽，个子极高，胳膊极粗，双手抱着肩膀就足以把门堵住，生生的像棵枝繁叶茂的大杨树。他下岗前是保卫科的，后来同事们都跟着大形势当了警察，他却因为太憨回家种地了。

那些年，大老杨在全省各地贩水果，卖老家的沙果、葡萄、李子和香水梨。他会开车，还有一膀子力气，这是他唯一安身立命的东西。开春时没有水果能卖，但他人憨厚，出门时还是得走一大圈——先从西路出发去乡里的表哥家，因为表哥要从长春转去哈尔滨打工了；再经表哥家去同乡满胜家，因为满胜也要去河北看望自己在那边打工的媳妇，顺道拉着去南方一个东北菜馆子打工的表妹；然后还得在“二月二”头里赶到一个将要去上海打工的老伙计家，求人家帮忙在上海买一种老母亲吃的药，把钱一并给人家。这些亲戚朋友，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家当”坐上大老杨的小三轮，去大城市。

我上幼儿园的那年，大老杨过年时带回来一个女人。那女人长头发，白皙，丰腴，看起来比大老杨小十几岁。在小小的村子里，这样一个老实人带回一个这么美的女人，很是轰动，一帮老娘们带着小崽子都涌去了大老杨家。

我和一众小伙伴偎在大老杨家的炕上，看着大人们在那里唠嗑。王大娘站在门口直咂摸嘴：“长得这么排场的姑娘，你瞧瞧人家的头发，黝黑黝黑的。”李姥姥一边摸着那女人的手，一边看着那对水溜溜的眼睛：“这小姑娘的手，又嫩又软，肯定没干过活都，我们大老杨可是好人啦，姑娘！”随即又对着大老杨喊：“家务活以后可不能都指着姑娘！”

冯瘸子从厨房走进屋，一手提着裤子，一手系着裤带。他是村子里为数不多没有外出打工的男人，我记不清他因为什么瘸的了，只记得他总在人家炉膛里撒尿，在人家柴火垛上拉屎，偷村里女人晾在屋外的衣服。他趴在我们的前面，用手比量着那女人的屁股，比量完用眼睛来回瞄着两手的距离，说了句：“这么好的娘们儿，咋就让他大老杨抄着了？”

这句话声音不大不小，但是全屋子的人都能听得到。有人装作没听见，有人直瞪冯瘸子。场面冷了有两秒钟，冯瘸子就被王大娘拎出了屋外。

但冯瘸子的话，其实也是所有人的疑问——为啥这么好的女人就跟了这么一个粗人？大老杨有啥啊？好像啥也没有嘛。

开春前，大老杨和女人领了证，办了婚礼。女人叫马畅，大老杨只说她是自己在外干活时认识的小老妹，认识很多年了。她家里没亲没故了，他寻思自己也老大不小了，马畅也愿意，那就结婚。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热闹，村里随礼没啥讲究，大老杨被随了几大筐鸡蛋，好几笸豆包，还有大红盆和暖水壶，像极了农工业间的等值交换。冯瘸子也带来了一个老暖水壶，那是他父亲过世时，大老杨随给他的。记账的王大娘直说冯瘸子不讲究：“随出殡的东西被你拿来随结婚，这丧良心事儿就你干得出来。”

冯瘸子满不在乎：“嫂子你别说这个，要不是你当年给我家老爷子随的洋火受潮了，我也就一并拿来了。你们给我啥我就还给你们啥，咱谁也别亏着谁！”

当天的席面，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铺张的一次。大老杨喝得烂醉，新娘马畅穿着大红的衣服，烫了头。本来大老杨还为她租了婚纱，但是她没舍得，穿了一下让大家看了看，就立马脱下去装起来了。

当天参加婚礼的村里男人，没有一个不羡慕大老杨的——自己的媳妇早就因为风霜雪打容颜不在，指头像萝卜条，腰比缸粗，一个响屁驴听了都羞愧。可人家的媳妇，白皙水嫩，眉眼含情，朱唇带笑。

2

那年，大老杨走得很晚，一来不想再周转一圈了，二来是受母命，得马上生孩子。其实，从大老杨和马畅结婚的第二天起，村子里的人就开始揣摩马畅什么时候能生孩子了。

李嫂子说：“她那个小细腰，能揣住吗？”

胖婶附和道：“就那个体格，一看就不是干活人，诶哟说不好哟，大老杨也是的，这种人能过长吗？”

等大老杨和一众兄弟走后，村里除了老弱病残就是妇女了。在一个没有男人的村庄里，漂亮过所有女人的美貌是一种巨大的麻烦。马畅的到来似乎革新了大部分妇女的观念，以前她们每天操持老人，管教孩子，下地干活，什么妆容啊、美容啊早都没有了，可有了马畅，大家出门最低也要洗把脸，有人还特意买了支牙刷，就放在门外的窗沿上。几年以后，牙刷头只剩下一排毛了，那也接着用。

马畅的一天，通常是从婆婆家开始的。她给婆婆做完早饭就回家，中午再来婆婆家做午饭，晚上再来一趟，保证一天全勤。见她从不下地干活，村子里的妇女无一不羡慕。

“真好哟，一天就做饭也不干活，哪像咱们，还在这搓苞米。”说着，一个老婶子就把手里的两穗苞米搓得直冒火星子。

“那你得说人家有本事，人家婆婆指着她生孩子呢。大老杨累死累活一年到头，钱全给老娘，你知道这些年攒了多少钱？”另一个老婶子打打裤子上的灰，拎起笸箩在空中筛了筛，就回了家。

其实马畅每天是不清闲的，只是她每天很少出没在村里人的视野里。这个秘密最先是被冯瘸子发现的——游手好闲的冯瘸子天天都倚在小卖部旁边的“话吧”门口，石阶都被他蹭出了一个坑。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但在村里也不是人手一部，小卖部里没什么好买的东西，销量最好的就是“炉果”，一种干巴巴的小馒头，类似饼干的口感，用牛皮纸包着。如果是小孩来买，冯瘸子就在小卖部门口绊小孩一跤，等炉果散落一地，他就上去抢。没小孩来的时候，他就喜欢偷听“话吧”里那些女人给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打电话，听到兴起，还要附和几句。

一天，冯瘸子见了迎面而来的王大娘，就凑过去神神秘秘地问：“诶，你们知道马畅天天都干啥不？”见王大娘压根不想搭理他，他就截住几个妇女的去路，流里流气地说：“诶别走啊，唠会儿，你走那么快干啥，你家里有老爷们啊？”

“现在就是没有流氓罪了，不然真他妈报警抓你，看我不找前村二老蔫给你当猪劁了！”王大娘白了一眼冯瘸子。

冯瘸子对挨骂不以为意，神气地挡着嘴，眼神瞟着众人，又吹了个口哨：“她天天出去，不在家。”

这句话点燃了一众妇女。她们围过来，怼着冯瘸子让他“快说说”。

“我那天早上，跟着她出了村，她在离咱们两条街外的电大上学！”冯瘸子挑着眉毛，卖弄着自己的情报。

“那咋了，人家要求进步，上个电大咋的了。我这是手里有活，不然我也去。”王大娘这么一说，其他的女人也觉得有点扫兴，就要回家了。

“别走啊！你们想啊，那电大里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大部分都没结婚，啧啧啧，那一个个小姑娘小伙子，你再看咱大老杨！诶呀你们还不懂啊？”冯瘸子连拍手带跺脚，似乎生怕暗示得不到位。

“不能吧？”王大娘迟疑了。

“那你就想吧，她上电大干啥？我敢肯定，老杨家不知道她上电大，这他们家能同意吗？她那么漂亮……”冯瘸子揣着手，一副为大老杨忧心的样子。

3

我们一堆小伙伴都喜欢在村口玩，那里人多，车也多。那时马车骡子车还可以上路，马路上有很多被轮胎压扁的马粪，时间长了被晒干了，就变成了一个个枯草团。村口的垃圾堆成山，但是也没人管。垃圾山中间有一条只能过人的小路，一个穿着阔腿牛仔裤、黑外套的漂亮女人总会在傍晚时抱着一摞书走过这里——那是马畅，我们一帮小孩亲热地跟她打招呼，但她只草草和我们挥了挥手，就走了。

再往后，就如同冯瘸子所预料的，马畅开始往家里“领人”了。那是一群与马畅差不多年龄的男男女女，他们坐在大老杨家的院子里，有时聊天，有时看书，有时探讨一些我们小孩听不懂的话题，每次都说很久才离开。有时候，马畅的老婆婆会过来，老太太一来，马畅就低着眉，那些人也就知趣地离开了。那种感觉就和我叫小伙伴回家玩，我妈一回家他们就赶紧离开一样。

有一次，我们一伙熊孩子扒着墙头，打算去偷李大爷家晾的风干肠，却在墙上看见马畅和她老婆婆正在院子里争吵，马畅的同学们则在拉架。一般，我们撞到谁家老公打老婆，婆婆打公公，婆婆打儿子，儿媳妇打老婆婆，都不会离开，尤其是打得人仰马翻那种，肯定得看一会儿，可那天我们都赶快下墙了——马畅太美了，她在我们这些小屁孩心里的地位是不可侵犯的，我们不想影响这种美感。

我们走的时候，听见马畅喊了一句：“我就是和他们学习学习，那你给我交钱！我去学校学，不带回家了！”

我心想：不用学习还不好吗？不上学还非得上？脑子缺根弦。

那天以后，马畅——这个全村妇女效仿的形象典范——“和她老婆婆打起来了”的消息传遍了村子。婆媳打架，村里人早见怪不怪了，但马畅带同学回家学习、还要求婆婆出钱让她上学这事，还是超出了大家的理解范围。

之后，马畅依旧每天早出晚归。或许是她觉得让同学们只坐在院子里不够礼貌，也可能就是想做给她老婆婆看，总之，在一个雨天，她把同学们请进了家门。

很快，在外打工的大老杨，在果子成熟前半个月就回来了。他还是很实在，没有直接回村，先绕了一大圈，把一道回来的兄弟们先送到了各村各乡，最后自己才回家。

大老杨的小三轮卡在村口的垃圾山那里进不来。我看着他把车停在村口，提着包裹穿过垃圾山的通道，步履蹒跚，前胸后背都湿透，胳膊上的疙瘩肉依旧看着孔武有力。他一进村，就有一堆妇女围了上来，有嘘寒问暖的，有问候自己家爷们儿近况的，寒暄之后，大部分人的话题最后都转向了马畅，起势都是一样的话：“我听说……”

在听完无数个“我听说……”以后，大老杨的眼珠子瞪圆了起来，步伐也变得快了。有些妇女们看着话好像“够劲儿”了，就离开了，剩下的都尾随大老杨回了家门口。我们这些小孩也跟着——我们的视野更好，大人们站在院门口，我们趴在墙头上。

那天很不凑巧，马畅邀请来家的同学里没有女的，都是男的。大老杨拽开门，手扶着哗啦作响的门帘，看见了正有说有笑的马畅，当场掀了桌子，撕了书，还将那几个男同学踹出门。

他钳住马畅的双肩，叫嚷着什么，我们在外面只能听个大概——第一句并不是骂马畅带人回家，而是骂她忤逆自己的母亲。在嘶吼过了母亲生养自己长大、父亲早逝以后，他才问起马畅“领人回家”的事。

院门口的众人本想进去拦着，但是大老杨实在是太有威慑感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发脾气，以前他被村里人占便宜、欺负，也没见他发过火。他吼的最后一句我们都听见了：“读书？读的屁的书！”说罢，他就从屋里出来，对着愣在院子里的男学生们大吼：“还他妈不滚？再来我打折你们腿！”

这话是对男学生们说的，也喝退了看热闹的人。冯瘸子一脸惊讶，拍着胸脯：“我的祖宗，大老杨真吓人啊，嫂子你不害怕啊？”

王大娘说：“你大哥前些年天天这么跟我喊，习惯了。”说完，王大娘站住，拽着冯瘸子问：“要我说这事儿怪你——是不你跟老太太瞎说话了？”

冯瘸子一脸无辜：“别的啊嫂子，我就是跟老太太说了说这个事儿，她岁数大了，有些事儿不能让她被人骗了。”

4

那段时间里，大老杨去哪都带着马畅。听说他带着马畅去了他妈家，要求马畅跪下道歉，马畅始终不肯，为此两人大打出手。村子人都说马畅是觉得下跪太过封建才不肯的，没有人觉得是因为马畅压根觉得自己没什么错。

到了收获季节，大老杨下地收果。我们这些孩子想摘个果子，得爬上树去使劲儿抖枝子晃下来，他不用爬树，只用一个长长的钩子勾弯满是果子的树枝，伸伸手随便就摘下来好多，一排树走一趟，就是满满两大笸箩。

他穿着大靴子，打着补丁的牛仔裤，打着赤膊，树上抖落的灰尘落在他脸上的绒毛上，汗水沿着喉结流到胸前，大概因为中午饭喝了点酒，从脖子到锁骨都泛着红。马畅就站在地头，看着丈夫摘果，目光温柔清冽，像牵着丈夫的线，转过他身上的时候，大老杨就举着手里的果子向媳妇的方向用力挥舞，然后马畅也朝他挥挥手。

我们摘果摘累了，就去马畅身边跟她聊天。她常常考我们一些诗词和典章，我第一次知道“红高粱”和“余占鳌”，就是从她嘴里。她说，在她心里，大老杨就是余占鳌，一个有血性的老爷们。她还蹲在地上给我们写那个“鳌”字，告诉我要学习要读书，说读书以后看到的世界会更美。

她还没说完，大老杨就走过来，给了她一颗又大又饱满的李子，问：“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紫色的啊。”马畅答。

“不是紫色的。”大老杨擦去果子上紫色的霜，显出了黄色的皮，笑了，“它是黄色的！”

大老杨母亲让儿子带儿媳妇下地干活，大老杨推托了句“马畅身体不方便”就带过去了。看到的人都明白，两口子和好了，毕竟久别胜新婚，我甚至觉得大老杨摘的李子吃起来都甜多了。但是村子里的妇女们看见大老杨把马畅揽在怀里，则是生气的居多。为什么生气，到今天我也想不大明白。

等果子装上车，大老杨就又要走了，这一走基本就是等过年才回来了。于是村子里又开始有人嚼舌头了，说马畅咋还没怀孕。

冯瘸子会在人多的地方故意问王大娘：“嫂子，你跟我大哥当年多长时间生的孩子啊？”。

“两个多月吧就有了，这玩意早了晚了的能咋的？”

“不应该啊，按说大老杨这人高马大的，不得一次就种上？”冯瘸子嘬着牙花子，摸着下巴。

大老杨走的时候，村口的垃圾堆被人清理出来了，村头废弃的房子，也被人收拾出来改成了理发店，屋顶上摞着好几个轮胎，轮胎里插着一面红旗，染发烫发的招牌就挂在门上。

大老杨载着从各家各户收来的果子，被全村人送行。走到村口，他对马畅说：“回去吧，等我过年回来给你带红毛衣和红风衣红靴子！咱在这儿再烫个头。”

在七大姑八大姨对两口子的调侃中，大老杨的车开走了。大老杨和婆婆同意马畅去电大上学了，但是不能往家带人，不能与同学出行，也不能夜不归宿。这个“约法三章”的目的性不言而喻。

大老杨走了后，马畅的老婆婆没事儿就去儿子家里，帮收拾家务，马畅就去电大上学。

5

一天，在外打工的“大嘴叉子”突然回村了。与对大老杨一样，妇女们前呼后拥地把他拥进了村——他是去山西下矿的，没想到出了矿难，矿主被抓起来了，他拿着工友的丧葬费想给人送回老家，却发现死掉的工友早没有家人了。这笔丧葬费就落在他手里，钱倒是不多，但是足够回来开个店，不用再出去打拼了。

大嘴叉子的外号不是浪得虚名。他能言善辩，会撮合，会离析，以前跟冯瘸子好得穿一条裤子，之所以远去山西打工，也是因为风评在村里实在不好。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他拿着一笔钱回来开店做买卖了，在村民心中就比冯瘸子强了很多。

村子里最大的娱乐就是扑克和麻将，但是平常大家都没有钱，所以也很少有人玩。大嘴叉子一回来，就拉着村里人去自己家打牌，有打牌的就有去看热闹的。他家平时只有他父亲住，养着一条怂狗。别家的狗都是立着尾巴，站在自家庭院里见到人就嗷嗷叫，可大嘴叉子家的狗，尾巴一直低垂着，夹在屁股中间，见人来就跑，人只要抬抬手，它就缩回窝里了。

打牌时，大嘴叉子才知道大老杨娶了个年轻媳妇的事情。

“马畅？哪个马畅？”他惊讶地问。

“大老杨带回来的，说是认识好多年了，在一起打过工。”牌友们七嘴八舌地向他讲了马畅的来历和长相，还要上电大和不生孩子。

“是不是特别白，特别水灵，大屁股，大长头发？”大嘴叉子一拍脑门儿，向众人反问道。

众人齐声说对，仿佛是达成了什么重大共识。

“不生孩子？不生就对了！”大嘴叉子呷了一口茶水，瞥着众人的反应。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手里的杯子，一口水缓缓下去，大嘴叉子才又开口：“她呀，是那个长春附近县里的人，原先去过沿海什么城市捕过海蛎子啥的，下过水的女人，一般都坐下病了。”

说完，大嘴叉子又补了一句：“但是这是她自己说的，那具体因为点啥，你们就寻思，那傻大杨啥样啊，家里穷得叮当响，兜里穷得响叮当。一把岁数了，好女人谁跟他啊？她马畅为啥这么远嫁过来啊？她自己说没爹妈，那指不定是家里嫌丢人不认她了，那都不好说！我就不信啥好女人不生孩子了——而且她会玩牌，麻将更是不在话下，会使老千，一个眼神儿你手里五饼就被勾走了！”

“哪能那么神？”有人不信。

“你还说不神？那大老杨的魂不就被勾了去？”立刻有人反驳。

大嘴叉子的杯子里没水了，拍了拍听得入神的我，让我给他接杯水：“诶呀，这还有小孩呢，都不应该让孩子听——告诉你嗷，可不兴往外传啊，就屋里这些人听听就得了。”

当时屋里坐着的各家各户的人头在村里也就算都齐的了，他却专门跟我说这种话。我心里气，给他接了杯水，又往里啐了口唾沫，看见门外的狗，我又踢了一脚。

回到屋里，大人们的想象力似乎都被大嘴叉子打开了，各种“怪不得……”“我说的嘛……”充斥在空中，欢声笑语。我听不下去，便离开了，那条被我踢过的狗正在墙边呕吐，看见我就钻回了狗窝。我心想：“早晚把你狗窝点了！”

毫无意外，关于马畅，又不知道多少个版本的故事传进了大老杨母亲的耳朵里。总之，大老杨又回来了，是半夜悄悄回村的，看见谁也不打招呼。然后，他母亲进了医院，马畅则天天在家。

马畅和大老杨的最后一次爆发，是在她老婆婆家的院子里，又引来了全村人围观。

“你在外面有几个相好的？！”大老杨吼着。

“我在外面一个都没有，原先那么多人一起打工，我清清白白！”马畅叉着腰回答。

“你放屁！我不就是你在打工时认识的？那大国小斌小亮，你不也都认识吗？”大老杨貌似得了理。

“那你跟你这些兄弟又认识多少妹妹啊？用我说吗？你跟你兄弟在外面挣钱以后不嫖吗？你兄弟去嫖，你就一次没去过吗？”马畅也开始口无遮拦了。

“我没有！一次都没有！”大老杨很坚决。

“那我也没有！”马畅也坚决。

当马畅提到大老杨的那些兄弟们时，围观的妇女们就已经开始对她产生敌意了。她口中的那些人，就是她们的丈夫、儿子、兄弟甚至是父亲。对这些为了全家生计在外奔波的男人们，有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事不能提，很多东西不能想。马畅的那一句话，无疑触痛了女人们心里最脆弱的地方。那些事，可能她们都没想过，或许，不敢深想。但是问题既然被马畅给提出来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就要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在老邻居们的指责和议论下，大老杨慌了神，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丑，要关起门解决的事情，却被马畅推向了全村层面的道德问题，让他骑虎难下。搬弄口舌间，王大娘看出了大老杨的为难，她冲出人群，拽着他和马畅两个人的手，把他们推进了屋子里，扬着手喊：“大老杨，你个大老爷们，你家事情，你自己解决！”又回头转向众人说：“散了吧散了吧！”

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好大的雨，女人的哭声和狗叫声都湮灭在轰隆的雷声里。电视里放着本省新闻，父亲感慨道：“好日子来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指日可待啦，咱们跟北京都并排了。”他伸了个懒腰，钻进了被窝。我心里想的则是：今天闹完，马畅会何去何从？

6

大老杨很快又走了，村里的人都觉得泄气——为什么他不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马畅打一顿？为什么不和她离婚？还有恶毒的说：“不应该离婚，这种女人就应该揍她一辈子。”

可大老杨走了，没有解决任何关于马畅的问题。不过这次他一走，马畅开始频繁出现在村里的麻将馆——所谓麻将馆，不过是一间破败老房子里支了张桌子，一个破布袋裹着“嘎啦嘎啦”响的麻将牌，谁爱来玩谁就来。只是村里的小媳妇几乎没有去的。

我再也没见过马畅抱着书去上课，但是给老婆婆做饭还是照常的，其余的时间就都在打麻将。村里人都没钱，打麻将也不讲究输赢，偷牌就偷牌，诈和就诈和，打出去的牌再拿回来也可以。于是，马畅在村里人心里，形象也没那么高高在上了。

但我上房爬墙的时候，总会看见马畅在自己家院子里读书，只是人一来就赶紧收起来。我不知道她发没发现过我，也许有，也许没有。

一天，冯瘸子让我教他上房：“你叔我年轻的时候，你别说上房了，上树，就是上烟囱，叭叭叭我就是仨跟头。现在不行了。”

他问我，各家各户的墙哪个地方有坎，哪个地方有抓手。我不搭理他，但一个爱卖弄的小伙伴，把我们飞檐走壁的技巧对冯瘸子倾囊相授。

没两日，冯瘸子就与马畅正面对峙上了。那个时候村里洗澡不方便，大众浴池又十分便宜。不过人们趿拉着鞋从土道走回家，脚就又脏了，一般人家都在院子准备个盆，接了压水井的水，直接涮涮脚丫子，讲究点的就在自己家院子再洗一次脚。

马畅就是讲究的人，她每次从大众浴池回到自己家院子，都会解开头发，弯着腰好好抖抖，再仔细洗衣服。有天冯瘸子笨拙地爬上了大老杨家的房子，却下不来了——按他的狡辩，他不想偷看马畅洗脚，但是他下不去，就不得不看。

在马畅的哭泣中，一众人把冯瘸子从屋顶上薅下来，推搡到了大老杨母亲家。面对着一院子人的注视，老太太的手颤抖着指着儿媳妇，先行开腔：“你怎么还能跟他搭连上？”

马畅抹着眼泪，一拧脖子：“什么叫我和他搭连？他偷看我！”

“你老老实实的他能偷看你？”

“我被人欺负了，倒是我的错了？”马畅质问老婆婆。

“滚！滚出去！不要再来我的家！”老太太下不来台，就推着众人出了院子。

冯瘸子知道自己没事了，反过来笑骂着，寻找谁刚才扯他衣服最凶、谁推他最用力。众人哄笑着，指着小卖部的方向骂他：“看大老杨回来不把你打死！”。

众人眼看着马畅向“话吧”走去，打电话给大老杨，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可大老杨这次仿佛没了什么气性，没什么表示，也没再回来。

“看来，大老杨跟马畅是到头咯。”王大娘叹着气说。

“为啥啊，是因为大老杨我俩关系好吗？”冯瘸子嬉皮笑脸地接话道。

“是个屁！这男人啊，因为女人生气，打她骂她，那都是因为在乎，不在意才会冷淡，一冷淡，就快了。”

7

马畅也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在临过年前，天天去“话吧”给大老杨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说她要红毛衣，红风衣，红靴子，让大老杨回来再带着她去村口理发店烫一头卷发。

冯瘸子看见她来“话吧”，就默不做声地离开，想必他心里也清楚，马畅和大老杨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大老杨没有给马畅确定的归期，只告诉马畅，别每天都打了，浪费钱。再多说话，就是问自己的老母亲怎么样。

之后，马畅就开始喝酒了。她每天和人打完麻将就去喝酒，每天都要喝好多酒再回家，有一次她来到我家喝酒，喝醉了就跟我妈说：“老杨问我是不是最近一直打麻将，我就纳闷，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他不是说我打麻将嘛，那我就打呗！”

马畅的酒一直喝到了小年，第一批外出务工的人回来了，各家各户都开始置办年货了，大老杨的母亲也在准备东西了。老太太来我家借了一个行李箱，还告诉我妈别跟别人说。几天后大老杨终于回来了，说要把自己母亲送去亲戚家过年，大年初三再回来陪马畅过，这两天让马畅注意安全。

大年三十当晚，马畅喝了得有两斤散装白。东北的散装白酒度数高，没有酒精时，拔火罐都用这种酒点，一杯下肚，火辣辣的感觉烧着食道一直到胃。喝醉的马畅，眼睛是肿的，脸是红的，回来的小伙子们争先恐后，都要和“杨嫂”喝两杯，弥补一年前没喝到喜酒的遗憾。

喝到半途，马畅伏在酒桌上问了一句：“我是不是给他丢人了？他过年都不带我去亲戚家。人家家家都三十儿过年，我初三过年。”听得桌上的小伙子们一头雾水。

在众口呼唤中，马畅又喝下了一杯杯酒，浇灌自己的委屈。她不算能喝，但是能吐，吐完了接着喝，能喝更多。从大年三十喝到初二晚上，她和村子的“少壮派”打成了一片。

初三那天，醉醺醺的马畅起来就去到理发店门口等着开门。她说要烫个头，等她的“余占鳌”来接她去串亲戚，烫头发时间长，不能让他等。那天，我也被母亲催着去理发了——头发实在太长了，反正我也没舅舅，没什么忌讳。

理发店老板看马畅站着都直晃悠，就赶紧让她进门先坐了，我进门时，她浑身的酒气隔着老远就能闻到。她当时坐在理发店里睡着了。理发店中间有个炉子，炉子上接出三条烟道，被老板砌成小腿高、屁股宽的矮火墙，代替凳子。那里坐着烫屁股，所以上面有垫子，很多人坐在上面蹭来蹭去，已经发黄发黑了。

老板对我说：“孩儿啊，你先暖暖和和坐一会儿吧，今天叔烫头的多。”说完，他拍醒沉睡的马畅，马畅支支吾吾地说，要卷发。老板就把她的头发一绺一绺分开，捆上各种颜色的圆筒，再两根皮筋儿捆好。

时间长了，越来越多裹着头发、捆着小圆筒和皮筋儿的女人都过来坐在火墙的垫子上。我之前几乎没什么机会可以这么近距离地看着马畅。她坐在理发椅上，烤着头发，眼睛是肿的，眼袋也出来了，脸好像也胖了很多，没以前那么好看了。她闭着眼喘着粗气，好像是打着呼噜，偶尔还顺顺自己的胸脯，偶尔还皱皱眉。

“快好啦啊，再坚持坚持。”老板拍了拍马畅的肩膀，马畅紧闭眼睛点了点头。不一会儿，我发现马畅的理发椅上流下来一摊水。我立刻反应了过来，那是尿。我心想，原来人喝醉了就憋不住尿啊，跟我小时候一样。

老板也注意到了她的异样，拍她的肩膀，说：“妹子，妹子，起来去炉子边坐会儿吧，那暖和……”

可这次的马畅没像几分钟前那样点头，而是直接重重地垂下了头。

8

大老杨在初三那天上午回来了，抱着大红色的风衣，还有红毛衣、红靴子，怔怔地站在自家门口。理发店老板杀了只鸡，在店门口撒了鸡血。

那天晚上，全村的大人都去大老杨家。他们不让我们这些小孩去，我就带着小伙伴，用收集来的干马粪，把大嘴叉子家的狗窝烧了。我们围在狗窝前站成一个弧，那只狗不敢出来，火焰一直向下，那狗一开始是“嘤嘤”叫，后来几次想冲出来，都被我们打回去了。直到狗没了叫声我们才离开，我心里没有一点欣慰，因为我不相信马畅死了。

当晚，村子里的人都很忙碌，又都忧心忡忡。我回家就睡觉了，睡前看着窗边大嘴叉子家还火光冲天。

后来我上小学了，家也搬离了城中村。

走的那天，王大娘家做的炖鱼。葱姜蒜爆香，豆瓣酱和自己做的臭大酱在一起炒，油要用过年㸆的荤油。切点肉片，茄子要用手掰成块。最后把收拾好的鱼顺进去，大火炖。她一年只炖两次鱼，一闻到炖鱼的香味儿，满村子就都知道她爷们儿回来了，下一次飘出炖鱼的香味儿，就是她爷们要走了。

冯瘸子没饭辙的时候，总去王大娘家门口闻味儿解馋，唯独炖鱼的时候他不敢去。王大娘是村里唯一敢收留冯瘸子的人，冯瘸子也只帮王大娘干活。我再长大一点，就听邻居说，冯瘸子的腿是因为年轻时调戏卫校女大学生，被男学生砸折的。

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人还会时不时提起马畅，都为她感到惋惜，他们又都觉得，“马畅是多么好的一个小姑娘啊”。但等大老杨母亲离世、大老杨搬走以后，也就没人提了。

我上次回村子里，是因为那里要拆迁了，我得去看着我家的房子。

那天，我也去看了看大老杨家荒了多年的院子，突然好奇：一个小小的院子，怎么装得下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看着当年马畅梳洗打扮的那口压水井，她嫁进来的时候也是在那拜的天地。我甚至在想：当年的马畅真的没有发现过我在房顶和墙头偷看她吗？

正想着，一声喇叭打断了我的思绪。一辆铲车开了过来，司机朝我比划，示意我快离开。我走出几步，“轰隆”一声，大老杨家的院墙全被推倒了。

从村口出去时，又看见那个早已经大门紧关的理发店，马畅死后，村里人几乎都不再来这里弄头发了，房顶还摞着轮胎，还有一根旗杆。

（文中的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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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竹村出走的母亲

梅竹村靠一条不宽的柏油石子路通往镇上，通往我外婆家，也通往外面的世界。这条道路的两旁有着布满绿植爬痕、霉迹、裂纹的低矮旧建筑、烤烟厂生锈的大铁门，偶尔还有几个老妇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时常有货车从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庄经过，留下飞扬的尘土和坑洼开裂的路面，从不会在这里休整片刻。

我在这条大路上下车，走过飘灰的黄土路，望向那道黄漆斑驳的小木门。铁锁和钌铞上的锈和院头老高的杂草同十多年前一样，并没有任何区别。我拨弄了几下锁，生怕它会散架，心想：即使敞着大门，写上“请进”，大概也没有小偷愿意光顾这里。

而这里，是我曾经的家。

1

1993年的秋天，十九岁的阿兰因为怀了孩子，匆匆举办了婚礼。说是婚礼，其实就是在村子里的晒谷场上摆几桌酒而已。之后，她就跟着丈夫搬进了梅竹村，成了杨家祖宅里的当家女人。

两年前，阿兰进了梅竹村附近的一家火炮厂编炮仗。编炮仗就像编辫子一样，编一封能算两毛钱。厂房里连空气中都漂浮着火药粉末，粉末会沾满手指，钻进发丝鼻腔，即使下班后洗上几遍，那股味道依然挥之不去。

阿兰从一进厂，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她一头浓密的自然卷，长发及腰，用发卡别起来，很洋气，身材也苗条，瓜子脸和小嘴巴在一众女工中算是打眼的。工友杨小刚见了她几回，便动了追求的心思。他买了盆栽小花，天天在她宿舍楼下等，被拒绝了几次，越挫越勇，又拉着朋友在楼下弹吉他，唱情歌。阿兰看他如此坚持，便收下了盆栽。

就这样，在杨小刚的软磨硬泡之下，俩人慢慢熟悉了起来。后来，他们一起外出吃饭、逛街、去台球厅玩。杨小刚会跟阿兰讲述自己的童年，说母亲是如何抛弃自己的，父亲如何无能，自己又是如何无依无靠……久而久之，阿兰便对眼前的这个青年生出了无限同情。

因怜生爱，他们在一起了。当阿兰把男友带回家时，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首先，杨小刚长发过耳，牛仔裤及地，看上去吊儿郎当的，不像个能正经过日子的人；其次，他不懂礼貌，见了家长不叫人，一屁股坐下就等着吃饭；最重要的是，阿兰的父母向梅竹村的人打听过，说杨家很穷，“扔块石头进他们家里，连个尿罐也砸不到”——其实杨家有地，但没钱盖房子，可见这家人不是懒，就是没本事。

为了让女儿回心转意，阿兰的父母赶紧托人给她另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对方家境殷实，嫁过去绝对不会吃苦。可家里越想安排，阿兰就越想反抗，也许是因为她的叛逆期来得晚了一些。

阿兰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女孩。她是家里的小女儿，上头有四个哥姐，下面还有弟弟。家里孩子多，她并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偏爱。读初中时，她在班里年龄最小，成绩却名列前茅。因为大哥要盖新房讨老婆，父母总在她面前吵得不可开交。她心里明白，自己和二哥只有一个人能继续读书了，她不清楚自己的学费对家里来说究竟算不算多，能为大哥的新房多添几块砖，但如果非要问，母亲肯定会告诉她：“女娃娃读书没用的，不如早早打工赚钱补贴家里。”

开学前的一个晚上，阿兰主动推开了父母的房门，说自己不想读书了，父母都不言语，第二天午饭时，父亲把自己碗里的一条鲫鱼夹到了阿兰的碗里。之后，父母就开始全力盖新房、操办大儿子的喜事，等大哥的亲事定下来以后，阿兰就去了火炮厂打工，尽管收入微薄，每个月还要省下十块工资给小弟当生活费。

小弟瘦高个、桃花眼，同样遗传了一头卷毛，十分多情，常有女同学追到家里给他送手织的围脖。他心思并不在读书上，勉强读完初中就去当兵了。阿兰那时心想，如果自己当初能继续读书，怎么也能考个大专。

常年积攒下来的怨气，让阿兰很想离开家。她单纯地认为，杨家的穷只是一时的，只要自己勤劳肯干、肯付出，一定能和小刚一起改变生活。她无视家里的反对继续与小刚交往，不久就意外怀孕了。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未婚先孕传出去，足以毁了一个姑娘的一生。阿兰舍不得肚子里的小生命，父母纵然气愤，也不得不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婚礼上，杨小刚向岳父母敬改口酒时，阿兰母亲全程黑着脸，不接杯子，也没应声。

2

梅竹村所在的镇子在方圆百里以民风剽悍闻名，这里的小饭店永远是烟气、酒气、戾气弥漫，人们常常一句话不对付就大打出手。外地人在街上一听见操着这里口音的人拉帮结伙，干脆绕道走。

在这里，杨家以“穷”和“浑”出名。听说杨家的祖先曾靠跑马帮运药材生意起家，家业鼎盛时，田地多得要租给别人种。但无奈子孙不争气，变卖家产成了传统，到了杨小刚父亲这一代，家里就只剩几块稀散地皮了。杨父再三强调要留着它们盖房子，“多少给子孙留点东西”。可杨小刚还是时不时会打起卖地的主意，如果被父亲骂“败家子”，他就回敬道：“你又没教我别的。”

以前村里的妇女聚在一起提到这家子，都是撇嘴“啧”一声，再摇摇头。二十多年前杨父成家后，回家天天对着冷锅冷灶和妻子的那张冷脸，直到有一天他薅完地里的草、掐了嫩嫩的豌豆尖回家，小儿子对他说：“我妈收了衣裳走了。”自那以后，他一个人下地，一个人做饭，吃完饭洗完碗就蹲在墙根脚，沉默地吸水烟筒。

两个儿子把母亲的出走归咎于父亲的窝囊。他们不服父亲管教，时常夜不归宿，来去无踪。父子见面没话，像是房东和租客。两个儿子在外惹了祸，被打的孩子家长找上门，杨父的态度总是“赔钱没有，人也管不了”。对方只好打自家儿子出气：“你沾谁不好，沾他们家？！”

年轻的阿兰那时并不知道家徒四壁意味着什么，她满心是和情郎成家的欣喜，还有对公公的怜惜。婚后那半年，阿兰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常常出没于田间地头，灶前井边。公公从地里回来时，她会早早备好热水、热饭，还有冒热气的毛巾。因为她的到来，丈夫和公公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能说上几句话了。

村里人对这个漂亮又能干的儿媳妇艳羡不已，见着阿兰的公公就夸赞：“你家爷俩个走狗屎运了，讨着个有本事的媳妇！”杨父眯着眼，嘿嘿笑：“有哪本事哟，她管得住小刚就得咯。”

为了给家里省水，阿兰常挺着大肚子去村里的井房洗菜洗衣。熟了之后，村里的妇女们忍不住问她：“你（娘）家里是不是很穷啊？”见阿兰不解，她们又说：“不穷的话怎么会嫁到梅竹村来呢？嫁的还是他们家。”

隔年夏天，烟草刚抽出嫩叶，雨季也到了。雨水不停地顺着破瓦漏下，滴滴答答地装满了地上和桌上的锅碗瓢盆，又纷纷溢了出来。

阿兰一边埋怨丈夫“多久了还没去买新瓦补屋顶”，一边撑着床沿爬起来，去灶下拿小铁铲熟练地把积水往门槛外铲。积水还没清理完，羊水就先破了，她赶紧喊醒熟睡的丈夫，准备赶去县城医院。

下了班车，还有几百米的路要走。杨小刚嫌大着肚子的妻子满脸痛苦走在大街上丢人，就低头走在前面。阿兰忍受着汹涌袭来的痛感，恳求他扶自己一把，他这才不情不愿地挪到妻子旁边伸出了手臂。

好不容易到了县医院，钱又不够，他们只能辗转再去镇医院。躺到病床上后，阿兰直到出院也没瞧见自己男人的身影——杨小刚把她送到镇医院后就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

阿兰独自忍受阵痛，终于在临近傍晚时生下了我。后来她说，看到我时的那份欣喜，最终取代了她之前的恐惧和绝望。

3

生我那天，幸好母亲在县城时碰到了娘家村里的一个大妈，托她给外婆带了信。因为从家里出来得急，外婆只来得及在车站买一小袋鹌鹑蛋，等我生出来后，她才匆匆赶到镇医院。

外婆的到来，让母亲在这一天总算吃上了东西。外婆一边剥鹌鹑蛋，一边抹眼泪骂我母亲不争气：“跟你说了，看不上他看不上他，你就是不听话啊！”

母亲别过脸不说话，鹌鹑蛋一个一个放进嘴里，窗外的雨还在淅淅簌簌地下。

有了我之后，父亲也不再掩饰懒惰的本性了，我就是他用来拿捏住母亲的软肋，他觉得自己再混蛋，母亲也不敢跟他离婚。他从婚后就迷上了打牌，常常几天几夜不着家。母亲还没出月子，他就为了还赌债瞒着家里人卖了一块临近马路的地皮——原本母亲和他已经商量好了，要借钱在那块地上盖个小饭店，以后好靠开店养家糊口。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责怪我爷爷不管教儿子，又和我父亲吵架。爷爷也显出了“浑”的本色，干完活就站在院子里骂街，怨我母亲生的是女儿，也不按时做热汤热饭了。他俩一个不敢管自己的儿子，一个管不了自己的丈夫，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好把怨气撒在另一个人身上。

矛盾愈演愈烈，母亲决定分家，要靠自己把日子过好。爷爷气得在床上躺了四天，颗米未进，直到母亲答应揽下家里所有的债务，他才松口——据说，这些债大多是为了能让父亲娶她才欠下的。

我满百天后，父亲在老宅堂屋中间立了一堵墙，一边是爷爷家，一边是我们家。这堵白花花的墙成了房子里最新部分，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更加破旧了。父亲新做了一扇黄色的木门，上面绘有两只站在枝头的喜鹊。母亲说好，“黄色亮堂”。她把陈年的大小债务一条条列在小本子上，父亲看了之后，收敛了点，没再明目张胆地上赌桌了。只是他依旧成天睡到晌午，游手好闲。

为了早日还清债务，母亲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抛在地里了。平时没人带我，她就领着我下地，她往竹篓里挑土豆，我就坐在土豆另一边。农忙时节，难以分身，她就把我送去外婆家。

那时梅竹村的人主要靠种烟草挣钱。种烟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一年一季。母亲要在年前去山里铲回大量根上带着土的野草坨，用火把它们炼成烟灰土。然后到了季节，松好地，撒下烟籽，把烟灰土盖上去，待长出密密麻麻的小苗后，再挑拣长得好的，装套到营养袋里。在我的记忆中，各样粗活细活母亲都做得极好，一天能用茶杯给烟苗装上五六千个营养袋。

每年四五月，等烟苗长成盆栽大小，才能移植到地头，盖上塑料膜，直到收成，中间浇水、打药、除草、废叶，基本不能停。遇到水源紧张的时候，母亲要一担一担挑水到地里。有时山里放水，各家就赶紧扛上锄头引水到自家地里。常有人为了争夺水源大打出手，甚至发生过弟弟用锄头在亲哥哥头上挖了个大窟窿的事。

烟叶成熟后，要采摘、编织，再把一杆杆烟叶架到烤房的木梁上连烤几天。这期间火不能断，什么时候加炭，什么时候撤火，都有讲究。烟叶出炉，还得“抬烟”——用担架把烤得金黄干脆的烟叶小心抬回家，等回潮变软后，再把皱巴巴的烟叶一一抹平，按成色分拣，最后才能交到烟店换成钱。

收了烟叶，母亲也不敢闲着，紧接着又要种大蒜。蒜种泡好水，用大拇指一瓣一瓣按进土里，再施两三遍肥。一百多丈的地，她一个人种不过来，后半截地还在按种，前半截地的苗已经长得绿油油了。

就这样，母亲靠自己的劳动还清了所有的债，还攒下了一点钱盖了一个烤房，能帮人烤烟挣钱了。两个红砖房一高一矮，矮的一边是火炉和炭，火炉连通高的砖房，砖房的顶是封严的，房里横上五层木梁，每层四根。烤烟时，一层站一人，把烟往上递，架在梁上。烤烟季需要人全天看着炭火，搭个木板铺上席就算是床。我家的烤房一共能装下150杆烟，一杆烟能收3块钱。烤房里谁家有多少杆烟，母亲都靠脑子记，从没出过错。

等我到了读书的年纪，母亲又时常去火炮厂兼职，下午放学，我就去火炮厂接她一起回家，有时她不在，我就坐在她的位置上编几封炮仗再走。

母亲曾坚信能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出想要的生活，没想到最后却只是编出了无数封炮仗和无数杆烤烟，易炸燃易碰碎，和她的美梦一样。

4

等没人再来我家要账了，父亲却开始伸手了。刚开始母亲会给他钱，但随着他要的数目越来越大，母亲就有意见了。于是，父亲就抢，喝了酒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摔碗砸盆，逼问母亲把钱放在哪里。一次，他抢走了家里的存折，把里面的两万多块钱挥霍一空。

没了存款，到了家里卖猪崽或交烟的日子，父亲就会准时出现在家中，上演抢钱大战。母亲终究无力反抗，最后只能哭着说：“留着给孩子过年的钱你也抢，你有没有良心？”父亲则面无波澜地说：“我要良心干嘛？能吃啊？”

1997年，父亲和同村的一行人去隔壁村打麻将，打到半夜困了，便借宿在麻将馆老板家。当夜，老板夫妇瞥见一个小伙子裤兜里露出几张百元大钞的边角，就起了杀心，将人勒死碎尸，连夜抛到了公共厕所里。东窗事发后，父亲因为聚众赌博被拘留了半个多月，可这件事除了成为他的谈资和恐吓我的故事，并没有对他起到任何警醒作用，他依旧按时回家抢钱，按时赌博。

母亲望不到出路，便收拾行李带我回了娘家。父亲赶来外婆家，跪在门口，痛哭流涕，承诺以后一定不再赌，会好好过日子。第二天，外婆看见他还跪在那儿，态度坚决地说：“你连路边那条狗都不如，我就算养着她们娘儿俩，也不会让她跟你回去。”

父亲一跪就是好几天，母亲变得有些犹豫，她昔日的好友也来劝：“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离了婚又能怎么样呢？你舍得把孩子留给他，还是给她找个后爹？”母亲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活法。“离婚”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她思虑再三，决定再给父亲一次机会，不顾外婆的反对，又带我回到了梅竹村。

这一次，父亲好好过了半年的日子，偶尔还会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他们的关系缓和了些，母亲又怀上了二胎。于是，父亲似乎又多了一块筹码，又没日没夜地泡在赌坊里了。

1999年冬月，寒潮来袭，我家的瓦檐下结了亮晶晶透明的冰棱，母亲用碗接了，拌上白糖给我吃，冰凉凉，甜丝丝。母亲腹中的胎儿已经足月了，那天吃过晌午饭，她说肚子疼，唤我去找父亲回来。

为了躲开警察，村里赌钱的点是流动的，几月一换。那段时间，打扑克的人会躲在村口小卖部的帘子后面，打麻将的人藏在药店老板的家里。我直奔药店的后房，说母亲要生了，父亲头也不抬地回我：“生就生嘛。”我定在那儿不动，死死地盯着他，心里怕得要命，但更怕母亲在家出什么事。药店老板见状，便帮劝道：“媳妇都要生了，还是回去吧。”周围的赌徒们也纷纷附和，父亲这才看了我一眼说：“打完这圈。”

我们到家的时候，母亲正靠在沙发上，肚子鼓得像塞了一只大气球一样，突兀又脆弱。她说“拿钱”，父亲回“没钱”，母亲问：“打麻将有钱，生娃娃就没钱吗？”“你生你的娃，关我什么事？”父亲说完就走了，背影在巷口转了个弯，就彻底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母亲一言不发，只是盯着墙流眼泪。我没有办法，出去敲了好几户的门，边哭边说“我妈要生了”，几个有经验的妇女便赶来我家帮忙。场面很混乱，母亲声嘶力竭地呼叫，后来喊没了气力，就变成断续的闷哼。

直到第二天夜里，母亲才在家里仅有的那张床上生下了弟弟。床单和蚊帐上都沾满了暗红色血，母亲对我说：“我以为我要死在那张床上了。”

得了孙子，一直对我家不闻不问的爷爷显得很开心，特地给我弟弟买了银制的长命锁。几天后家里摆酒请客，把母亲的娘家人也都请来了。酒桌上，大舅舅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如今你女儿儿子都有了，以后好好苦钱过日子，家里也有地盖所房子。”

当时大舅在外做工程，经济条件宽裕，很照顾我母亲，因为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常会说他。父亲本就对大舅不满，这次便借着酒劲回怼：“我家的事你家少来管！”之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打了起来，众人把他们拉开，不欢而散。

客人走后，父亲带着酒气和怒气把母亲逼到墙角，让她和娘家断绝关系。母亲说：“你要我断了娘家这条路不可能。”父亲就气急败坏地把几张饭桌都掀了，还把外婆送给母亲坐月子吃的两大筐鸡蛋也砸了满院。

从那之后，我就更少见到父亲了。一晃就到了插秧的时节，按照习俗，村里每家要出一到两个劳动力，轮流去帮每家插秧，主家要提供晚饭，再给每个帮忙的人一包糖和两个熟鸡蛋。每到这个季节我都很开心——因为母亲会把收到的糖都存起来，鸡蛋则分给我和弟弟吃。

那天，母亲去小波叔叔家帮忙，打算回家时，小波叔叔的新媳妇对她说：“你回去说说你家男人，怕是喝多了，当着我的面就在这天井里撒尿，要不得嘛。”母亲臊得脸通红，连忙点头。回家一看，醉酒的父亲像肉泥一般瘫在沙发上。母亲觉得丢脸，厉声质问了他几句，他就涨着黑红的脸，怒目相向：“哪个说的？我去把她叫来问，我没尿，我今天把你杀了！”说完，他拿上菜刀夺门而出。

傍晚的月亮总是不等太阳完全落下就悄无声息挂在天边。可能是因为那天满月的缘故，我家门口的小路铺满月光，如同白日，晃得父亲手里的刀发出铮铮银光。

5

我们离开梅竹村，就是在这样一个月色如洗的夜里——或许，用“逃”来形容更合适。

那天，确认父亲走出巷子了，母亲来不及收拾任何东西，就一手抱起还不会说话的弟弟，另一手拉着我奔出家门。她打算先到平时走得近的同村好友家躲一躲，走得很急，我几乎是被扯着往前跑。石子路飞快在我们脚下往后爬去，弟弟不停哭叫，引得村里的狗吠声此起彼伏。

月亮光光地在我们身后追赶着，父亲的威胁声从不远处传来，我们慌不择路躲进人家墙角堆放的几捆玉米杆里。恐惧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对弟弟做“嘘”的手势，平时哄不好的他好像听懂了一般，安静了下来。那几分钟，我只听得见“咚咚”的心跳声，分不清是我的还是母亲的。父亲嚎叫着从我们眼前走过去，他走得越远，月光就把他的影子拉得越长。我真怕心从嗓子眼跳出来，跳到玉米杆外面去，紧紧闭着嘴巴不敢呼吸。

不记得过了多久，直到村子里再度安静下来，我们才敢钻出来。我们去了母亲平日交好的阿姨家，被告知父亲才来这里找过我们。男主人说：“这个村里，谁不知道小刚浑？”话里透出不愿惹麻烦的意味。母亲不想让人家为难，就借走了自行车，连夜骑了三个小时的乡野小路，带我们逃回了外婆家。

在此之后的近二十年里，我再没有回过梅竹村。

后来父亲又上演了几次下跪认错的戏码，然而母亲已经彻底绝望了。见她不为所动，父亲便扬言，如果要离婚，他就要带走我和弟弟——他十分清楚我母亲的为人，不像我奶奶，不愿过苦日子，就抛夫弃子跟着一个北方货车司机跑了。

外婆看出我父亲并不是真想要孩子，就劝母亲把我和弟弟给父亲，省得他总来纠缠：“你带着两个孩子也不好再嫁。”母亲不应，后来她还告诉我：“不要记恨你外婆，她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就像我为了你和你弟弟，都是一样的。”

此后父亲再来，母亲就避而不见了，由外公出面交涉：“你浪荡惯了，离了婚，自己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没人管，也不需要你给抚养费。”

或许是觉得外公说得有理，或许是闹腾累了，父亲终于同意离婚。2000年冬天，他和母亲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法院把我和弟弟的抚养权判给了母亲，烤房归了母亲，其他房产、地基都是父亲的。可父亲并不守法，他转头就把两处地基连同母亲的烤房一并卖了，换了二十多万现金，找了个县城的姑娘。

父母离婚后，我们在外婆家过了一阵安稳的日子。外婆家住的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三进大宅子，每一进都有两扇包了浆的酱油色大木门。那房子顶上是木梁青瓦，地下铺的是几百斤一块的白石板台阶，木门槛也高，都到我小腿了，一进门就会被绊一下。

最热闹的时候，这座宅子里外里一共住了十几户人家，外婆家在最里弄。每晚七点半，外公外婆看完新闻联播，就会把木门从里面闩上，发出“吱呀呀”的响声。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厨房上面的小木楼里，雕花木窗外是长满青苔的青瓦屋顶。

我觉得和在梅竹村的时候比起来，外婆家这里简直是身处天堂——那是一个靠山临湖的小渔村，总有吃不完的山地土豆和小鲫鱼。村里大多数人一辈子连省城都没去过，都自豪地称呼那个不大的湖为“海”。每家每户都有用卡车内胎做的“充气艇”，正好够一人盘坐在上面，外公白天上山种地，吃过晚饭就带着渔网和木桨“下海”，第二天饭桌上就会有个头小的没卖掉的鱼。后来母亲说，如今一种身价不菲的鱼类就是因为被他们小时候吃绝种了才这么贵。

这个湖养活了外公，养活了母亲，也养活了我和弟弟。当年母亲嫁到梅竹村后，每逢艰难时节，总要靠娘家的接济度日，我们经常能吃到外婆带来的米面和鱼。外婆虽然嘴上骂母亲不听话自食苦果，又劝母亲不要我们，但她时常会带着我和弟弟去小卖部买健力宝和零食。在舅舅家饭桌上，他也总把鱼籽夹给我，堂哥若表示抗议，舅舅就怒斥他：“你知不知道你小妹之前过的什么日子？！”

6

秋天到了，秧田里的水干了，是割谷子的季节。妈妈和外公外婆、舅舅一起忙秋收，早出晚归，堂姐领着我们一群小孩满村疯玩，弟弟哭闹累了，就独自在屋里睡觉。

外婆家的村子民风淳朴，各家大门时常是不上锁，可那天所有人回到家时，发现我弟弟不见了。众人焦急寻找，母亲却说：“别找了，肯定是被那个无赖偷走了。”

果然，父亲托人给母亲带来了话，说弟弟在梅竹村，“想要儿子就回去”。母亲无奈收拾行李，外婆就把她锁在房里，说：“你敢回去，娘仨死在那儿也没人会管你们了！”

当时外婆已经打算把母亲嫁给同村的一个老光棍了。那个男人四十多岁，佝偻着，背驼得高高的，像背着一口锅，有时他在村里见了我，会给我塞几颗牛奶糖，伙伴们见了便都取笑我：“背锅要当你爸爸咯！”于是，我放学都避开他家，绕远路回去。外婆看中这个光棍有房、无后，知根知底，想着如果我母亲与他再婚，以后就可以在父母眼皮底下生活，跟娘家互相照应。她觉得自己操心这么久，终于为小女儿找到了个不错的归宿，也顾不得小女儿愿不愿意了——总不能眼看着她又跳进同一个火坑吧。

一天我写作业时，外婆停下纳鞋底子的手，用针往头上搔了几下，郑重地对我说：“你妈命不好，小时侯算命的就说她是要走第二步路的，人家不嫌你妈领着你，过去么，你要会喊‘爸爸’喊‘奶奶’。”

我不知道“爸爸”有什么用，也不在意谁给我当爸爸——但为什么非得是个“背锅”呢？当时我母亲才二十六岁，正是好年华，可在外婆眼里，她就是个离婚带孩的女人，再婚也只能再找个因某些原因娶不上老婆的男人。

母亲不愿意嫁给那个光棍，她见过一些女人在不幸婚姻里煎熬许多年，靠着最后一丝勇气和力气离了婚，随后又像提线木偶般任由父母给自己物色一个或是身体残疾或是看不见的地方有问题的男人。再婚的酒席上，她们大多面无表情或强颜欢笑，但更多人连场像样的酒席也没有，扯个证就跟新的男人搬到一起过日子了。

刚从泥沼里挣扎爬出的母亲，还没缓过来就被外婆逼婚。外婆按时将吃食送进屋子里，被关在里面的母亲十分倔强，连着几天绝食，外婆慌了神，才把她放了出来。母亲想明白了：梅竹村是不能回去的，因为她永远改变不了我父亲；娘家也不能久留，因为父母也只会强迫自己选择他们认为对的路。

一天晚上，我们照旧和外公外婆一起看了电视，新闻联播之后是天气预报，女播音员说明天有阵雨。夜里，我和母亲一同躺在小木楼的床上，她问我睡着了吗？我说，睡着了。

母亲笑出了声：“睡着咋还会说话？你从一点点大的时候就这样，问你睡着了没就说‘睡着啦’，非要让人夸两句‘囡囡最听话了’才肯乖乖睡。”

我问母亲：“你小时候也这样吗？”

母亲说，小孩子都这样，那时候她听到外婆闩大门的声音就赶紧装睡，等外婆来检查完，她就和舅舅从窗户爬去屋顶上看星星。

我两眼放光，央求母亲带我上一次屋顶。在我承诺自己以后绝不偷偷去后，她答应了。我们穿上外套，爬出小窗户，钻进黑压压的夜里。一阵带着青苔味的凉风袭来，几点星光隐约在云后面，忽而闪出来，忽而躲不见。

在屋顶上坐定后，母亲问我：“冷不冷？”

我兴奋地说：“不冷！”

“你记得小梦阿姨吗，她在城里饭店打工，一个月有八百块呢。”

“外婆说你要嫁人了，你不想嫁吗？”

母亲伸手紧了紧我的衣领说：“嫁了，人家对你不好怎么办？我想出去打工，等妈妈赚了钱再来接你好吗？再想办法把你弟弟也接来。”

我问打工的地方远不远，母亲说：“不远吧。”

我抱住自己的膝盖，歪头看她，她的眼睛闪着光亮，缀在脸上，像星星缀在黑夜里。

当天夜里，母亲嘱咐了我一些话，就收拾了几件衣服准备走了。我们蹑手蹑脚地下楼，一点点打开那扇会乱叫的老木门。可我们推得越小心、越慢，它的叫声就越嘶哑。

门终于开了，母亲侧身从门缝里钻了出去，风呼呼地灌进来。之后，第二扇门，第三扇门，我目送母亲离开这栋三进门的老宅，她回头挥手示意我回去。空气是阴冷的，我想起天气预报说要下雨，就赶紧拿伞追上母亲。母亲蹲下抱了抱我说：“怕是真的要下雨了，快回去睡觉，乖。”

这个拥抱，我一直记到了现在。

我不记得自己回去的时候有没有闩上大木门，只记得那天风很大。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雨，好让母亲能用上我送的雨伞。后来，我等到了天亮，就把自己连同母亲留下的字条交到了外婆手里。

就这样，我的母亲从夫家逃到娘家，又从娘家逃去了一个陌生的小饭店。

7

父亲找了新欢后，很快就把卖烤房和地基的钱挥霍一空，之后那女人就不要他了。听说我母亲要再嫁后，他愤恨地跟我爷爷说：“你望嘛，女人都一个逑样！”

爷爷只问：“那你把小儿子领来要咋整？”

父亲没有回答，他望了望我弟弟，又如往常一般离开了家——在他眼里，养活一个小孩和养活一只猪崽并没有什么区别。刚开始都只会拱来拱去吃奶哭闹，没多久就会走会跑，再长长就能卖钱吃肉了。如今儿子已经过了最麻烦的阶段，有什么难的呢？留着他总归还有一丝复婚的希望。

当时爷爷怎么也没想到，我父亲这一走就是三年。村里人有的说他犯事被抓了，有的说他为了五万块钱替别人坐牢去了，还有的说他在城里找了个小婆娘过日子了。

2003年，父亲回家了一次，那时爷爷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父亲在家留了一阵子，在桌上留下五百块钱后就又离开了。爷爷害怕自己死了没人管孙子，还曾让我弟弟搀着他去派出所打听消息。之后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过了许多日子，弟弟说，爷爷瞎了之后，做的菜里时常有蚂蚁，久而久之，年幼的他就接下做饭的活儿。

那时偶尔还会有人来家里要账，说我父亲欠了他们的钱，可见到爷孙俩过的日子，他们又只好悻悻离去。爷爷和弟弟睡在那间放棺材的房里，一天夜里，蚊香燃着了那顶破蚊帐，瞎眼的爷爷感受到了热浪叫醒了弟弟，随后一老一小逃了出来——那场火，差点把爷爷的那口黑漆薄木棺材给烧了。

不久之后，爷爷去世了，村里的老人说他是被火吓丢魂了，魂没了人自然也活不长了。他走的头天晚上，把我弟弟叫到跟前，递给他几块钱，反复叮嘱：“拿着钱去坐车到你外婆家，去找你妈，听见没？”

第二天一早，弟弟起床上学，发现爷爷已经没了气。父亲闻讯回来操办丧事，问爷爷死前说什么了，弟弟如实回答，父亲就说：“你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对父亲的恐惧最终还是压过了对母亲的渴望，加上爷爷曾反复和年幼的弟弟灌输“外婆不喜欢你，要不是有了你，你外婆早都给你母亲找了好人家……”之类的话，弟弟不敢轻举妄动。之后父亲又消失了，留下弟弟独自在杨家祖宅里生活了三年。

爷爷在世的时候，弟弟还能勉强吃饱穿暖，爷爷没了，他基本就是个孤儿了。家里有粮食时，他放了学就自己煮白米饭吃，巷子里的那对外乡老夫妇常会夹一碗菜塞到他怀里，他埋头吃完，洗了碗再送还给他们。米袋空了，他就在放学后游荡进庄稼地，趁四下无人偷点瓜果蔬菜回家。有时运气好，他还能在田里翻捡到别人漏挖的大蒜、地瓜和土豆，拿回去烤熟，就是一顿饭了。

每隔几天就有一个蹬着破三轮的老头来村里收废品，弟弟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给他了。等屋里实在没物件能换钱了，他就把课本卖了，出去拾塑料瓶。老头问他是否还有东西要卖，弟弟就说：“要么你把我收走吧，我也是没人要的废铜烂铁。”

孤伶伶的弟弟就这样在梅竹村长到了七岁。他总低垂着头，身体似乎停止了生长，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后来我们把他接回到身边，他每顿饭总要吃上两大碗，零花钱也全是拿去买零食。母亲开玩笑说：“他这是饥饿后遗症。”

8

2006年，母亲领着我再嫁了。那时她已经把一头自然卷拉成了黑长直，穿着时髦的牛仔裤、高跟鞋来学校接我，别人都问：“是你姐姐吗？”的确，三十岁的母亲比二十岁的时候漂亮多了，也开心多了。

母亲的再婚对象是她打工的那个饭店的一位常客。这个男人浓眉大眼，头发茂密，长得还算英俊，只是透出股憨劲儿。每次他和朋友来饭店吃饭，总要远远地望我母亲几眼，偶尔眼神对上了，母亲以为他要点菜，走过去时，他却抓起纸杯低头喝水，什么也不说。

之后，他私下打听我母亲的情况，然后托人上外婆家说媒——这时他还没和母亲单独说过一句话——上门提亲的阵仗弄得很大，他大概叫上了家里的亲戚，开了四五辆气派的小轿车来到外婆家的村口。外婆喜笑颜开，对这门亲事表示满意，还做了丰盛的菜招待他们。临走时，那个男人还给了我一个红包。

我第一次见这个男人，就觉得他长得很像鱼，鼓溜着眼睛，微张着嘴巴，要说话却又突然发现脑袋还没准备好，卡在那儿。他结过婚，有两个孩子，也是一儿一女。后来，那两个比我小些的弟弟妹妹告诉我，他们的妈妈跟别人跑了。

母亲和这个男人相处了一阵，谈不上多喜欢，或许只觉得他比我父亲更合适过日子，而且成了家以后，她就能早点把我接去身边，于是便同意了结婚。

母亲是从外婆家废弃了的猪圈里出嫁的——村里有传统，离过婚的女人就不能再从娘家嫁出去了。那天的天色不大好，天空下起了似雾非雾的毛毛雨，看什么都不太真切。母亲及腰的长发在后脑盘了个新娘髻，上面插着满天星，还有一束白头纱。

婚礼办完不久，我就跟着母亲搬到了新家。那里确实是个富裕的地方，靠旅游业为生，那个男人有个生意不错的宾馆，婚后由母亲负责打理。我们五口人凑在一起过日子，生活平淡又忙碌，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手机开始普及以后，母亲和父亲取得了联系，每次问到我弟弟的近况，父亲就说他们生活在一起过得很好，还以弟弟为借口，先后从母亲手中“借”走了不少钱。母亲曾提出要亲自送钱去梅竹村，顺便看望弟弟，可父亲拒绝了，还威胁她：“你们敢来，让你永远见不到你儿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住哪儿！”母亲只得作罢。

不久后，母亲辗转联系到了梅竹村的旧时好友，才知道父亲一直在骗她。当天，心急又愧疚的她叫上大舅舅等一群人，直接去把我弟弟接了回来。这事儿她没和任何人商量，包括现在的丈夫。

新家里有了四个孩子，却不如往日热闹了。我能感受到四处弥漫着的、看不见的硝烟，也明白战火大概是从我弟弟头上烧起来的。那时我读寄宿初中，在家里的三个孩子当中，弟弟最小，常被指使去给看店的大人们送饭。弟弟性格软弱，难免受欺负，往往等他送了饭菜回来，盘子里的菜都空了。

弟弟说，有一次他去送饭，不知道怎么就惹到了那个男人，他当着弟弟的面把饭菜摔在地上。之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那个男人还当着我母亲的面对弟弟摆脸色。那段时间母亲过得很压抑，经常对着镜子翻头发，找出白发就让我帮她拔掉。她想缓和关系，曾主动讨好那个男人，可她喊他吃饭的时候，他就转身重重砸上房间门以示抗议。

这种日子也是没有办法过下去的。一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男人家搬了出去，独自带着我们租了房。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母亲的首饰盒里发现了他们的离婚证。

自此，母亲不再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了。她聪明勤快，又不怕吃苦，开过服装店、卖过保险，干哪一行都赚到了钱。

后来，我和弟弟都顺利从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母亲的日子越过越好，至今依然单身。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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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毒二代”的沉沦

上学时，“孩子王”孟正宏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吹捧他那因贩毒而被枪毙的父亲，立志以后也要像他父亲那样厉害，“为此，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为了追赶父亲的脚步，孟正宏初三毕业就“子承父业”，最终自己被判无期徒刑不说，他弟弟也被害得坐了牢，母亲因此而自杀，他们家的别墅也成了“鬼宅”——真可谓是家破人亡。而这些，我之前零零碎碎听村里人说过，但并不全面，直到今年五一，在小学同学的婚礼上，我才完整地了解了他和他父亲的故事。

1

我的老家地处西北偏远农村，上世纪90年代，这里一度毒品泛滥。起初，许多人吸毒是因为无知，不知那些“白面”为何物，便在有心人的怂恿下染上毒瘾，家破人亡。

有人吸毒就有人贩毒。贩毒所带来的暴利，给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的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当时，有些“运气好”的人，去一趟云南回来，家里的钢筋混凝土新房便拔地而起，各种新款家电、摩托车、汽车一应俱全。因此，一些盲目又胆大的人，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纷纷开始效仿。

孟正宏的父亲孟永祥就是这样的人。

孟永祥当时二十岁出头，不想继续像父辈们那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村里老毒贩孟朱的“点拨”下，踏上贩毒的道路。早先，孟永祥只做孟朱的马仔，替他运毒、零售“小包”，挣些小钱。几年后，不甘屈居人下的孟永祥，凭借自己积累的人脉，自立门户。买卖较大时，他才会跟孟朱合作，借助他的“能量”，以保障交易的安全性。

孟永祥贩卖的毒品都是从云南入境，经兰州中转，一部分销往新疆、青海、宁夏，另一部分则运回本地——追根溯源，我们村镇祖上同宗，七绕八弯都是一脉相承的血亲，孟永祥就这样踩着“兄弟姐妹”们的肩膀，迅速打开本地市场，在县城以及各大村镇的KTV、酒吧、舞厅、台球厅等鱼龙混杂之地贩售毒品。没多少时日，他就在村里盖了一栋阔气的别墅，提了两辆新车，一辆越野车，一辆轿车，像两只神兽一般趴在别墅楼前，威武霸气。那时的孟永祥还不到30岁，这一副“少年得志”的派头，惹得村镇不少年轻人眼红，纷纷踏上跟他相同的“致富”道路。

2002年9月秋收之际，孟永祥、孟朱及孟朱的堂侄一行3人前往云南“进货”。他们将毒品装进几个半米高的花瓶底部，然后用泥土覆盖，顶部又插上鲜花，伪装成普通绿植放在后备厢，准备开车一路北上。没想到，他们还没出云南，就被警方抓获了。

他们这次所涉毒品数量巨大，若真要判刑，3人都没有好下场。但孟朱“能量”巨大，即使远在云南，也有人替他花钱周旋关系——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替罪羊，揽下所有罪责。孟朱自然不会让自己的堂侄有事，于是果断把孟永祥给“卖”了。

就此，孟永祥被判死刑，孟朱的堂侄被判7年有期徒刑，在孟朱的“打点”下，只坐了4年牢就出来了。孟朱则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没到半年就出狱了——4年后他再次被捕，那时他的“保护伞”已倒，鉴于他犯罪情节特别恶劣，身负命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家族中与他有贩毒牵连的男性也都一一被判刑，只剩下妇孺老幼——此乃后话。

孟永祥死后，尸首被运回家乡举行葬礼。当地有些富裕家庭死了人，会在出殡时将撒的纸钱换成面值较小的真钞，任由孩童拾取，用孩子们的喜悦来洗涤死者的罪行。那时我还小，不懂其中的隐晦之意，只听我妈说孟正宏家有钱，他爸的葬礼上肯定撒真钱，于是便跟同村的小伙伴一起蹲在祠堂门前，等着捡钱，以补贴家用。

出殡撒钱时，我们一拥而上，各显神通，都争取多捡点钱。这时，孟正宏突然脱离送殡的队伍，看着手忙脚乱捡钱的我们，好奇地问：“你们在干什么？”他穿着干净的孝服，手中拿着一个我们都没见过的玩具，眼角挂着泪，显然刚刚哭过。

有个小伙伴抽空回答他：“捡钱。”

“……这能有多少钱呢？”他脱口而出，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仿佛我们在拾荒一样。

孟正宏的这句话，瞬间拉开了他与我们的距离。在我们看来，捡到的钱可以买一包盐、一瓶醋、一袋米甚至一袋面。可在他的眼中，这些钱只不过是他一两天的零花钱——他当时只有8岁。后来听他说，他爸生前经常让他给村里的叔叔们送“东西”，送完后给他的零花钱，比我家一个月的生活支出还要多。所以孟正宏从小就知道用钱、零食或各种稀奇的玩具笼络人心，让所有人都听他的话，给他当“小弟”，跟着他干各种坏事。

2

孟永祥虽然死了，但他生前也算“居安思危”，提前给老婆孩子留了许多“备用钱”。孟正宏的母亲蒋招弟是个本分的农村妇女，并未对这些钱有合理的规划，还将一部分钱交由娘家赌徒弟弟保管。她心疼孩子们早早失去了父亲，对他们极度溺爱，但凡孟正宏张口要钱，只要数额不算太过分，她都会答应。

2004年，孟正宏超龄入学，同我一个班。他依然花钱买零食、玩具笼络人心，在学校继续称王称霸，到处惹是生非，不是无端跟人斗殴把同学打进医院，就是划别人车、砸别人玻璃……四年级时，孟正宏给自己买了一部翻盖手机，还买了个MP4，堂而皇之地在教室后面看黄色视频，好几个女老师都被他气走了。可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洋洋地说：“不管出了什么事，我家都能用钱给我摆平。”

事实也的确如此，每次孟正宏惹事，蒋招弟都会用“花钱赔偿”给儿子摆平。因此，孟正宏对钱有种近乎迷信的崇拜，进而对自己那个很会“挣钱”的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爸已经挣了很多钱，但他就是闲不下来，想再多挣点。被抓后，要是花钱找找关系，他也不至于被枪毙，我爸当时以为孟大爷（孟朱）有关系，不用浪费钱……”末了，他便宣称将来也要像他爸那样挣很多钱，“做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老家的禁毒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学校也常常联合禁毒办定期开展禁毒宣传教育会，普及禁毒知识，我们一帮小孩也对毒品都有了基本的认识，但这仍浇不灭孟正宏“子承父业”的决心。他这种“危险”言论迅速传到班主任耳朵里。班主任及时上报学校，同校长及禁毒办的同志一起做孟正宏的思想工作，教他明辨是非，让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老师面前，一向嚣张的孟正宏表现得像个乖娃娃，表示自己只是说说而已，“绝不会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小学毕业后，孟正宏去了县中学就读，寄宿制，这让他彻底脱离了家庭的控制，拜了几个社会上的混混做“大哥”，经常翘课跟着他们泡吧打游戏。因为有“大哥”们保驾护航，孟正宏在学校里目空一切，频频招灾惹祸。在他初中3年，蒋招弟不是在给人道歉赔钱，就是在道歉赔钱的路上。

但孟正宏并不领情，还总黑着脸问母亲要钱，别的同学三五十块钱就能过一周，而他一周得花出去一两千——除了自己的开销，还得兼顾那几位“大哥”的日常消费。在这样的挥霍下，孟永祥当初留下来的那些钱逐渐缩水，孟正宏再要钱时，蒋招弟便会谨慎地问清楚钱的用途，还会劝他省着点花。每当这时候，孟正宏就特别不耐烦，“你给我钱就是了，哪来那么多废话？”有次被唠叨得怒了，还差点动手打了亲妈。

中考前一周，酷暑难耐，孟正宏翘课，弄了辆摩托车，载着女友去游泳。路上经过一处转弯时，因车速过快，与迎面一骑自行车的老者相撞。孟正宏和他女友命大，全身多处擦伤，但并无大碍，而那位本来就有病的老者送去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为了不让死者家属追究儿子的责任，蒋招弟要回了寄存在弟弟那儿的钱——但只要回了一半，另一半被她弟赌掉了，自己又添了些，赔偿了30万，才算摆平此事。

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胆大妄为的孟正宏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他整整在家待了一个月，没怎么出去鬼混。但等他缓过来后，这次事件却成了他炫耀的资本，他逢人便说：“一个老头儿，居然值30多万，真他妈不可思议。”我们都听得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你看，我家就是有钱，即使我撞死了人，也能花钱摆平。

殊不知，他即将要迎来人生的转折。

这年9月，孟正宏18岁生日当天，女友和他那几个“大哥”在县城KTV为他庆生。女友不知从哪弄来一些“白粉”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让他尝尝，说这东西不仅能壮胆，还能让他忘记不愉快的事情，特别舒服。孟正宏当然知道这东西一旦上瘾就戒不掉，他立志要像父亲那样挣大钱，但从没想过要染指毒品——小时候，他替他爸送“东西”时，见过瘾君子们痛不欲生的模样，不愿重蹈覆辙。

可众人一个劲儿在旁边起哄，其中一位“大哥”给他做了示范，还挑衅道：“要是不尝尝，就不是真男人。”最终，孟正宏只好尝了一口。

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渐渐地，他越陷越深，钱越来越不够花，朝他妈要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可经过车祸一事，他家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实在搞不到钱而又毒瘾难耐的孟正宏便开始了偷、抢、骗……同样染上毒瘾的女友为了挣钱，也开始去卖淫。二人通过各种龌龊手段来缓解自己的痛苦。当时孟正宏也想过要贩毒，以贩养吸，只是苦于没有门路。

吸毒的那段光阴应该是这位没落的公子哥最艰难的日子，他精神萎靡，变得人鬼不像，鲜少露面。后来他跟人说起这段经历时，仍心有余悸，直言：“人可以贩毒，但万万不可以吸毒。”

2013年的冬天，孟正宏和他对象在出租屋吸毒时被抓，强制戒毒1年。戒毒结束后，孟正宏确实戒掉了毒瘾，却未戒掉想靠贩毒挣大钱的心——他决意要像父亲那样“再创辉煌”。听说戒毒期间，他结识了一位“朋友”，那人搭桥让他在一个毒贩手下做事，维持生计。所谓“老鼠儿子会打洞”，孟正宏摸清门道后，便像他父亲当年那样自立门户，开始贩毒。

3

有了钱的孟正宏，恢复了张扬。有次放假回家，我在村口的桥头碰到他。见我背着书包，他问我“还在上学吗？”我点点头，他就搂过我的肩，聊起小学、初中的“峥嵘岁月”，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读书有什么用呢？读一辈子书，也挣不到我这一辆车的钱，还不如跟着我干……”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身后停着一辆白色的宝马车。

我笑着问：“你的？”

“当然，刚提的，新车。”他重重地点头，又问，“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干？”

我果断拒绝他：“我胆小，只适合上学读书，哪怕一辈子也买不起你这样的车，我也心甘情愿。”

过后我才知道那是他租来的车——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开着不同的豪车，停在人们必经的桥上，摆弄着他的新款手机，给路人发中华烟，秉承一贯的高调姿态，仿佛在告诉人们，那个有钱的他又回来了。或者说，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拉人入伙——除了我，他还拉拢过好几个老同学，但大家都拒绝了他。

他想拉拢的人没有上钩，倒是我的小学同学“瞎子”孟德华主动找上了他。孟德华有白内障，小学毕业后就去兰州打工了。那段时间，瞎子赌债缠身，债主扬言若不按时还钱就要卸他的胳膊。他只好逃回老家躲债，正巧听说孟正宏“飞黄腾达”了，便闻讯赶来。

上学时，瞎子就是孟正宏的“小弟”，两人经常合伙欺负同学，还曾公然在一个女老师的课上“打飞机”，比谁射得远，可谓是交情匪浅。瞎子能来入伙，孟正宏自然是欢迎，他还承诺，只要瞎子好好干，那些赌债很快就能偿清。

起初，瞎子老老实实地听从孟正宏的安排，给他当“马仔”，每天骑着摩托到县城的宾馆、酒吧、KTV、公园以及河边等地“散货”，从而降低孟正宏暴露的概率。1个月后，孟正宏替瞎子还清赌债，又另给他2万现金，让他去赌了个痛快。随后，孟正宏又给瞎子置办了一身行头，配备最新款的手机，开着租来的豪车，带他出入各种风月场所，好不快活。

表面看起来，相较于其他“马仔”，孟正宏与瞎子最亲近，瞎子在“马仔”里也确实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孟正宏从不让瞎子触碰他的“核心业务”——他的上线是谁，他的进货渠道以及交易方式都非常隐秘。每次“进货”，孟正宏都孤身前往，即便瞎子主动要求一起去，孟正宏也从来都不带他，说“这样更安全些”。但瞎子不这么认为，有时跟同学们说起他和孟正宏的事时，一再强调说是孟正宏亏待了他：“他不就是担心我会取而代之嘛，所以便处处提防着我喽。”

孟正宏那段时间靠贩毒挣得盆满钵盈，不仅买了一辆水泥罐车，雇人替他跑运输，还入股了我们村孟二伟（也是一名毒贩）开在市里的一家宾馆作为他的贩毒窝点，同时也用于洗白毒资。而瞎子除了还清赌债外，根本没存下什么“家产”，他逐渐心生不满，便跟孟正宏挑明心意，想要成为“合伙人”——风险一起担，利润也一起分。

孟正宏虽然“为人阔绰”，但对钱格外敏感，他曾说过，“我有钱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伸手朝我要”。所以他便找借口搪塞瞎子，还打发给他1万，让他去赌场好好潇洒一番。见钱眼开的瞎子拿到钱时的确是暂时消停了。不过，钱输光后，他再次提出了入伙的要求，前后不过一天时间。这让孟正宏无比恼怒，他本是睚眦必报之人，瞎子的贪婪触怒了他，于是便思量着如何踢瞎子出局，但又担心瞎子会揭发他。两难之际，孟二伟给他出主意，让他用毒品控制住瞎子，说这样瞎子便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不再乱提要求，而且也能放心地将部分生意交给瞎子，降低自身风险，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贩毒的安全。

孟正宏一开始很犹豫，毕竟同学一场，他于心不忍。但瞎子一再得寸进尺，反复威胁孟正宏，“光脚不怕穿鞋的，如果不让我入伙，就把你贩毒的事抖出去”。孟正宏便下定决心，假意答应让瞎子入伙，然后寻机让他染上毒瘾。待瞎子回过神来后，就已经完全离不开毒品了，而在这种状况下，他除了抱紧孟正宏的大腿外，别无他法。

控制住瞎子以后，孟正宏对他放心了许多。2016年初，孟正宏让瞎子拿着20多万现金去跟他的上家“拿货”。提着这些钱，好赌的瞎子手痒起来，想着先去赌场碰碰运气，然后再去拿货。起初，瞎子的手气很好，赢了好几万，以至于都忘了“正事”，加之他手机没电，孟正宏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以为他拿钱跑路了，四处找他，发誓找到他就要打断他的腿。

等瞎子想起还有“要事”在身时，赌场的人却不放他走了——是啊，哪有赢钱就走的道理呢？他只能继续赌下去。当孟正宏找到他时，他已经将“进货钱”快输完了。孟正宏把他痛揍一顿，瞎子为证明他不是拿钱跑路、只是好赌博，砍掉了自己左手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但孟正宏可不管这些，找人替他简单包扎后，就把他关在宾馆的隐秘小隔间里，不给他饭吃，也不给他毒吸，让他足足难受了两天。

为了补上缺口，之后几个月里，孟正宏让瞎子到处散货，还派他去了趟云南拿货，工作量比之前大了许多。

2016年6月我们高考那会儿，警方接到举报，对孟二伟的宾馆进行突击检查，但提前得到消息的孟正宏在孟二伟的庇佑下，早就打点好了关系，做足了准备。警方虽没有检出什么，但孟正宏也因此被列入监控名单。

事后，孟正宏听说是小学同学孟强举报的他，就雇人天天到孟强常去的台球厅，故意找茬。孟强脾气暴躁，一向是他找别人的茬，没有别人欺负他的道理，于是不问缘由便跟对方打起来。孟强没有正经工作，此前与瞎子曾一起混过社会，还因打架斗殴一起被拘留过，可谓是蹲过号子的“过命兄弟”。有同学说他是为了替瞎子出口气才举报的孟正宏，也有人说，孟强之前也想跟着孟正宏干，但被拒绝了，就此心生不满，遂报复——不过这都是同学们的说法，孟强自己从来都不承认，后来他因肇事逃逸被判3年，这件事就更无从得证了。

知道自己被警方盯上之后，孟正宏将毒品生意全部停了下来，专心经营宾馆和水泥罐车的运输生意。此时嗜毒和赌如命的瞎子却成了他最大的隐患——若对瞎子置之不理，没毒可吸的瞎子一定会出卖他；若一直管着，瞎子就像无底洞似的，一定会掏空他。

可是那么大一个活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阵子，孟正宏和瞎子都回了老家。孟正宏比之前低调了许多，逢人不再高谈阔论他的“毒品致富论”，而是开始洗白自己，说自己现在做的都是正经生意。瞎子“宅”在家中，很少在外露面。自打回来以后，他们俩似乎没有了任何交集——至少白天没有人看到他们有过接触。人们都说他俩闹掰了，向孟正宏求证，他只笑笑不言语。

2个月后，瞎子突然被发现死在山上的一处洞穴里，发现时尸体已经发臭，身上爬满了蛆虫。

小时候，我们镇子里吸毒致死的人不在少数，山上的洞穴里、河边的草丛间以及破旧的宗祠中经常能发现瘾君子的尸体。对于吸毒致死的瘾君子，人们全然没有好感，反应也很淡漠：“活该！谁让他吸毒呢！”——人们只会庆幸他死了，庆幸镇上的瘾君子又少了一个，庆幸他可怜的父母就此解脱。

瞎子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此前只知道他跟着同学在市里上班，待遇不错——瞎子还算孝顺，会经常给他们打钱——但他们并不知道儿子吸毒的事。回家那段日子，瞎子“深居简出”，精神状态异常，睡眠时间黑白颠倒，易怒，往往没跟他们说两句话就会吼起来，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对于儿子的死，除了悲痛外，他们只有自责：“都怪我们没有管好他，才让他染上了那玩意，都怪我们……”

警方对这件事情进行了简单的调查，据说还传讯了孟正宏，但之后很快便判定瞎子是吸毒过量致死，排除了他杀。

后来，在与同学们的聊天中，我了解到，那段时间瞎子所吸食的毒品其实仍由孟正宏供给。为安全起见，孟正宏和瞎子从来不会通电话、发消息，每到中午，孟正宏的弟弟孟正伟都会按照哥哥的指示，将东西送到指定的地点，每天换一个不同的地方，7天为一个循环。

瞎子的死，是不是孟正宏刻意为之，谁都不得而知。但听说瞎子死后，孟正宏又开始贩毒了。那时他的生活已变得非常奢靡，吃穿用度都是大牌，习惯了赚快钱的他，估计是很难放下手头的生意吧。

4

再说说孟永祥的小儿子孟正伟。

孟正伟似是得了他哥孟正宏的真传，为人极其嚣张。上学时在学校里从不穿校服，经常戴着一块金灿灿的阿玛尼手表，穿得像“精神小伙”一样，到处晃悠，特别亮眼。他经常挑事，动不动就跟人打架，打不过就找他哥来。尽管自己干的是不法行当，但孟正宏却希望弟弟能好好学习，考取大学，因此对他是有求必应。但养尊处优的孟正伟就像当年的他一样，眼里除了钱外，哪还有“学习”二字？

2017年，读高三的孟正伟在KTV认识了一个姑娘，搞大了人家的肚子，闹得满城风雨，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孟正宏作为“家长”，出钱让那个姑娘打胎，给了她10万补偿金。为了不让弟弟再生事端，孟正宏在宾馆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不让他闲着。

孟正宏在家虽没有明说自己贩毒，但蒋招弟也能从大儿子的行事做派中看出来他在走父亲的老路。想当初，她也曾劝过丈夫不要贩毒，但丈夫似是走火入魔般，不仅不听劝阻，还以阻挠他挣钱为由将她打了一顿，最后落得枪毙的下场。她知道大儿子跟丈夫一样，不会听她的劝，便默默在心里为他祈福，希望他不要有事。

孟正伟搞大了女孩的肚子，让蒋招弟意识到，自己该给两个儿子找媳妇了——一是防止他们再做出格的事，二是她知道贩毒的没有一个好下场，想要给孟家留后。

蒋招弟便张罗着要给孟正宏相亲说媒。23岁的孟正宏也理解母亲的不容易，想着自己和弟弟一向在外混，不肯搬到市区的母亲孤身一人在村里，确实需要有人陪伴照顾，便欣然同意。在母亲的安排下，孟正宏很快相中邻村的一个女生，17岁，初中肄业，厨艺好，人老实乖巧，没什么花心思，娶进来可以安分地陪伴母亲。女方家长也很中意多金的孟正宏，未经女生同意就订下了婚，约定2018年的五一完婚。

2017年年底，替孟正宏开水泥罐车的司机夜间疲劳驾驶，撞死了一个小孩。作为老板，孟正宏赔了100多万才算了事。这次赔偿让他元气大伤，于是加快了“出货”的速度。为扩大市场，也为摆脱上家对货源的“垄断”，孟正宏不知从哪搭上的线，决定从云南运一批毒回来。但他知道自己目标太大，于是指派弟弟孟正伟去。孟正伟是个大嘴巴，他哥交代给他的事，都被他当作炫耀的资本说给别人听，临走前，他跟刚谈上的女朋友说：“我哥答应我，等我这趟回来就要给我买辆车。”

天网恢恢，孟正伟运毒的回程中被警方抓获。他是个软骨头，被抓以后，立马就供出了哥哥。

警方抓捕孟正宏那天，他刚从市里回到老家给生病的蒋招弟送药。听说抓捕过程中，孟正宏为了逃跑，从他家二楼的高墙往外跳了下去，摔断了右腿。蒋招弟眼睁睁看着大儿子从她眼前被带走，很快又得知二儿子已被抓捕的消息，万念俱灰，晕厥了过去。

警方根据孟正宏的口供，迅速将他的上线以及孟二伟一干人等抓捕归案。最终，孟正宏被判处无期徒刑，孟正伟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孟正宏被判刑后，他的未婚妻也取消了婚约。蒋招弟不堪重负，望着空荡荡的大别墅，整日以泪洗面。渐渐地，她变得精神失常，时常胡言乱语。有时在街上碰到，她蓬头垢面，两眼无神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到像她儿子那般大的人，便会冲上去，抓着对方的手，反复地喊道：“宏儿，伟儿……”

2018年年底，正值寒冬，蒋招弟在偌大的别墅里服药自尽，被发现时，已经死了一周，尸体都已冻僵。

后记

今年7月份，老家突发疫情，我作为志愿者，带领医护人员挨家挨户做核酸。途经孟正宏家落满尘埃的“鬼宅”时，来自外地的医护人员们感叹道：“在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别墅。”不过，听了孟家父子的故事后，他们瞬间对这栋豪宅没了兴趣。

同为志愿者的孟占明（孟正宏的邻居，他儿时的好友）听我说完，纠正说：“瞎子的死应该就是孟正宏刻意为之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俩经常在他家打游戏，有天晚上我俩喝了点酒，他有点小醉，跟我吐槽说瞎子太贪心了，隐患太大，他要想办法除掉他，那之后不久瞎子便死了……”

我不禁愕然——贩毒的人心够狠，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本文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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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放·逐》，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前金牌讲解员的疫情3年

今年端午节后的一个周六，办公室的王哥给二胎办满月酒，喊了一帮同事去他家吃喜面。我们到得早，开席前没事做，就在附近找了一家KTV打牌、唱歌。

牌打到一半，包厢里突然进来了一个男人。他背着大包，包上插着两根小红旗，头戴黄色棒球帽，身上的白色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黑色皮鞋跟裤子上都是泥点。虽然看起来有些狼狈，但他身板方正，体态很好，只是面容憔悴，尤其是两个眼袋，肿得像金鱼。

这人我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其他同事一见他，立马上去打招呼，问他怎么现在才来。男人接过大家递过去的纸巾，不好意思地说：“本来中午就想来，但好不容易接了一个团，就拖到现在。外面下雨，又怕你们等急了，就冒着雨赶过来了。”

我悄悄问旁边的同事这人是谁，同事说：“老四，原来的讲解组副组长，以前跟王哥住一个宿舍，两人关系最好。你来前一年就辞职了，所以你没见过。”

同事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其实我在博物馆接待中心实习的时候，见过这个老四。当时他在讲解室门口拉游客，要给人家当导游。那时我还奇怪这人怎么敢直接抢我们生意，讲解组长说，他是以前的老同事，现在过得不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后来，野导游拉客被人投诉，组长因此被领导训了一顿，随后博物馆就下发了通知，不准野导游在馆内拉游客了，老四就不见了踪影。

晚上正席结束后，王哥又把同事们拉到外面吃宵夜。几杯酒下肚，大家开始互倒苦水，述说疫情下各自的遭遇，哀声一片。这时，老四突然大声说：“你们够了，你们遇到的那不叫事，好歹你们也有个稳定的收入。我从一个金牌讲解员到一个无业游民，老婆孩子都快养不起了，你们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屈呢？”

大家立刻安静下来，继续闷头吃饭。

1

老四的故事，是同事那次聚会后讲给我听的。

他大学念的是师范，但毕业后没有去做老师，一直在我们博物馆做讲解员。因为身材高挑、谈吐幽默，熟悉文史知识又精通外语，他很快就成了馆里的“金牌讲解员”。很多重要接待工作，领导都点名由他负责，他的讲解提成自然也不低，每月能到手1万元以上。

所以当老四在3年前提出辞职的时候，大家很诧异。好多人都劝他不要轻易舍弃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是他的态度很坚定，觉得自己一个大老爷们一直当讲解员，没有前途。馆长也找他谈话，问他是不是遇到啥难处。老四的回答很简单：他是合同工，35岁了，已经没有入编的可能，讲解员吃的是青春饭，现在他的形象、体力已经跟不上了，早晚要从讲解一线退下来，之后就只能拿着微薄的底薪等退休。他不甘心这样，就想为自己谋划一条新的出路。

原来，就在老四提出辞职不久之前，一个做旅游业的老板找到了他。那老板想在本地开个旅行社分社，需要老四这种有人脉、经验的人帮忙打开局面，就许诺让他当合伙人。

老四认真考察了一番后，动了心。2019年，老四拿完单位发的年中奖以后，拒绝了领导的挽留，果断辞职回家，静待旅行社开业——当时那位老板刚租好办公室，装修等杂七杂八的事要一件件落地，按计划，旅行社得等到春节后才能正式营业。

老四的妻子花姐原来也是我们博物馆的讲解员，她早先一步辞职，去了一家大型旅游公司上班。依靠妻子的这层关系，老四在本地很多旅行社挂了兼职。他会用英、日、韩三国语言讲解，隔三差五就能接待一个外国团，收入也算可观。

转眼半年过去，2020年的春节就要到了。节前，老四就听说武汉出现了一种新型病毒，同行群里也在讲各地旅行团被取消。春节向来是旅游旺季，可这时花姐定好的出差计划却在不断地变动，老四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但那位老板信誓旦旦地保证，又让他把各种担忧抛之脑后了。

大年初二，本市各个景区关门、各种旅行团被取消。公司有一堆事情需要善后，花姐慌乱不已，每天都被绑在电脑前处理工作。老四倒是很冷静，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普通的流感，只要冬天一过，一切都会好起来。

3月，众多行业因疫情遭受重创，旅游业也是一片萧条。老四问那位老板打算什么时候开业，老板先是说装修没收尾，又说营业执照还在审批，到了年中，他干脆不回老四的消息，也不接电话了。到了实在拖不下去的地步，他终于跟老四摊牌，说因为疫情，自己的旅游公司要压缩规模，本地的旅行社分社就暂时不开了。末了，他递给老四一个信封，说是感谢他这半年来帮忙跑腿的感谢费。

老四顿时眼前一黑。

那天，他到家后就躺在沙发上，一口气睡到第二天中午，睁开眼才想起来车都忘了开回来，也不知道自己前一晚是怎么回的家。

事情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他不得不跟妻子一起盘算当前的处境：他们有些积蓄，各种贷款基本结清；双方父母都有收入，没有养老压力；学区房已买，孩子上学无忧；妻子工资收入尚可，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开支问题不大，只要老四尽快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基本就能回归正轨。

老四依然打算干老本行，他给很多旅行社都投了简历，可一个多月过去都没有动静。他决定不再干等，开始跑出去拉活——拿着导游的牌子站在各个景区门口，给人当“野导”，有时也推销纪念品、酒店住宿之类的。

“野导”是一个灰色群体，名声并不好。因为他们经常和“黄牛”、打架斗殴、强买强卖联系在一起，所以一直是各个景区管理机构严厉打击的对象。在博物馆做讲解员时，老四是瞧不上那些野导的，不光因为他们行为举止粗放，时常有坑害游客之举，还因为他们故意讲一些野史八卦，吸引、误导游客。

可如今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没有其他技能的老四只能“屈尊”加入自己曾经鄙视的野导的行列，才发现这活儿并不好干：首先，拉活儿很辛苦，每天风吹日晒的，接单也不稳定；其次，要躲避各方管理，隔三差五就要被清理一次；最后，麻烦事很多，时不时就会和游客、同行爆发冲突，需要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极厚的脸皮。

起初老四拉不下脸，用帽子、墨镜、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他挤不过别人，常常窝在一个小角落里等活儿，结果一个星期都没开张。后来豁出去拉到活儿了，又因为收的讲解费过低，扰乱了行情，被同行修理了一顿。挨打之后老四才知道，野导也分成小团体，新人想融入进去必须得有老人带。被逼无奈的他只能拉下面子，托人找到一个老“黄牛”帮忙说情。

后来，老四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逐渐打开了局面。他靠着自己强壮的体格，看见游客就往前冲，也会为争抢好的参观位置跟大妈们吵架。但疫情之下，游客实在稀少，他赚的那点讲解费是不够养家的。为了多挣钱，老四开始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开始带游客买假冒伪劣的纪念品，去特定酒店吃“宰客餐”，还会倒腾一些高价门票……

虽然干了很多难以启齿的事，但老四坚守住了一点，就是不乱讲解，“讲解是在科普，是在还原真实的历史，要对游客负责，历史负责”。

2

做野导期间，老四跟人打过架、被罚过款，还被刁难人的游客带到派出所。每到这时，他就会怀念起以前有单位撑腰的日子，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另一边，花姐的情况也不乐观。因为旅游业整体萎缩，大型旅游公司也撑不住了，30岁出头、没啥特殊技能的她就被裁员了。夫妻俩双双失业，回家算了半天的账，越算越绝望：老四超过了35岁，想找个稳定工作很难，花姐倒是还能再拼一把。于是，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老四继续打零工，花姐报名应聘本地景区、博物馆的讲解员岗位，不期望工资太高，稳定第一。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两人折腾了几个月，工作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失望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家庭里，生活磕绊不断，夫妻俩每天除了吵架就是冷战，后来老四都不敢回家了，就算接不到活儿，他也会在景区里待一天，晚上再找个网吧打游戏，直到深夜。

老四对朋友说：“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失业中年人，宁愿假装工作也不愿意回家了。因为在家里会撕掉一切伪装，露出血淋淋的现实。”

2021年春节后，老四和花姐因为途径风险地区被居家隔离，每天在家“混吃等死”。后来老四说，当人真的彻底放弃的时候，就什么不在乎了，“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也不是不行，日子再差能差到哪去？”这样一想，夫妻关系反而和谐了很多，甚至开始商量要二胎了。

一天，花姐在刷短视频，突然来了句：“现在网上正在搞‘云旅游’，你干嘛不试试呢？”老四形象不错，标准的国字脸，嗓音厚重，有点电视台主持人的味道，比一般的网络主播气质好多了。

老四打心眼儿里看不上那些短视频，觉得那些人讲的都是野史异闻，纯粹是在歪曲历史，娱乐大众。但花姐却一本正经地说，既然网上很多视频内容都是瞎扯的，那你可以反其道行之，讲一些正经的历史知识，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老四没有搭理妻子，解封后，他很快又去景区拉客了，但春节假期一过，一天接一单都难。看到那些网红主播月入百万的新闻，老四不得不重新思考妻子的提议。其实，他没指望能靠短视频挣多少钱，只是想找个事情干，不然人就真的废了。

两口子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添换了新手机跟电脑，还分析了很多历史类的讲解视频。老四在稿本上连什么时候笑都会标清楚，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可到了现场实地录制的时候，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习惯对着活生生的人讲解，并依据对方表情调整自己的语态、内容等。可一旦对着小小的摄像头，那些练习了多遍的词，到嘴边反而卡了壳。

录了大半天，花姐批评他表情僵硬、态度消极、内容也呆板，让他换文案。两人大吵一架，老四说自己是“金牌讲解员”，知道怎么讲是对的，花姐则说他在体制里待太久，脱离了现实，“现在是网络流量时代，你应该改变自己”。

一周之后，老四终于录出了比较满意的视频，信心满满地传上了某短视频平台，可是两天下来，点赞没超过两位数。短视频不行就玩长的，老四又在B站开了新账号，可播放量也就几百而已。眼看拍视频不行，两人又开始搞直播。老四换上了汉服、中山装，把全市有名声的景区都走了一遍。见观看人数上不去，两口子还挑战过长时段直播，轮换着从开馆一直讲到闭馆，最后讲到直反胃。

就这样忙活了两个月，钱没挣到，还搭进去不少，两口子一边喝酒一边哭。老四也把那些视频发给过前同事们看，我在听他们说老四的故事时也看了看，也觉得他表现得中规中矩，内容并不吸引人。

那时大家问他怎么不跟别人一样多讲点野史？他摇摇头说：“我入行第一天，师父就告诉我，作为讲解员不能乱讲。我们这是在上课，要有责任心，更何况网络传播那么广。”

老四背后没有专业团队运作，又对讲解内容有自己的执念，想靠拍视频获得成功，希望几乎为零。大家正替他感到惋惜时，一个同事问他，之前是不是有段时间在辅导机构当老师？

老四点了点头。

3

那是2021年上半年，一个朋友找到老四求助。说自家孩子有个课外任务，要去博物馆当讲解员，得录视频交作业。可他们去博物馆申请，一直排不上队，就想找老四帮忙，顺便教给孩子一些讲解技巧。老四没多想，就带着孩子在博物馆转了转，又帮忙把讲解要点梳理了一遍。

后来，这位小朋友的视频作业被评为“优秀”，还被当成范例分享了出去。有类似需求的学生、家长很快就找了过来，忙不白帮，都给老四发了红包。几场培训做下来，老四小挣了一笔，钱不算多，但那种讲解带来的成就感更让他受用——他好像又回到了在博物馆做讲解员的日子，上班不止是为了挣钱，也是在传播历史文化知识。

没过多久，老四突然接到了一位学生家长的电话。对方姓张，开了一家校外培训机构，问老四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当老师。

老四觉得荒唐，他虽是师范中文专业毕业，但学的知识早忘了，去当老师恐怕会误人子弟。张总赶紧解释，说自己想拓展新业务，办口才班和国学班。老四曾是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不仅口才没得说，文史知识又丰富，给小孩上课没问题。在张总的软磨硬泡之下，缺钱的老四不再拒绝，培训机构的课时费虽然不高，但相比当野导、做视频，要舒适多了。

一开始，张总把口才班和国学班做成“体验课”或“附赠课”，学生并不多。那老四也没有怠慢，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把课得声情并茂，竟真的留住了一批学生。

一天上午，老四刚下课，张总就慌忙找到他，说有个老师临时请假来不了，下午的语文体验课让他去顶一下。老四连忙推辞，但张总直接把教案扔给他，让他临场发挥，还表示只要去，就奖励他500元，“如果有家长愿意报名，奖励翻倍”。

老四赶紧在网上找了相关视频临场抱佛脚，下午进班上语文课，居然“应付”了下来。更让人意外的是，有家长当场就报了名，说“这老师斯文有礼的样子，一看就让人放心”。

张总一看这情况，就力劝老四带语文课。他说最近教育局查得严，学校老师不能在辅导机构兼职，教师缺口很大。机构里的全职老师又多是在校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学经验并没有比他丰富多少，所以不用太担心。老四本想拒绝，但张总承诺给他涨课时费，他就答应了。

随后，张总把老四包装成了“名师”，一番宣传之下，他的课居然排得很满。

做语文老师并不轻松，虽然跟讲解员一样都是靠嘴说，但讲课要求人的精神更集中，对自己说的话要更谨慎，千万错不得——现在的学生知识储备大，又精明，问的问题刁钻到超乎想象。老四每次备好课都要先在家里拿自己孩子试讲，加上他随机应变，才能勉强应付。

适应了新身份以后，老四也有了“狡猾”的一面。机构是按课时算钱的，有时书本知识讲完了，老四就给学生讲历史故事，甚至还跟他们聊游戏。虽然心里有些愧疚，但看到每月按时到账的课时费时，他念两句“阿弥陀佛”就算过去了。

那段时间老四很辛苦，有课他就去机构上课，没课就去景区当野导，人明显瘦了一圈，也憔悴了很多。收入虽然没有以前多，但养活一家三口人是足够了。

前同事们问他，那些学生、家长真没发现他是冒牌的“名师”吗？老四意味深长地说：“孩子能提升多少成绩，家长心里都是有数的。他们主要是看别的孩子在外边学，自己家的孩子也要去，图个心里安慰。”

老四做“名师”的那段时间，花姐经人介绍去了一家企业当文员，每月能挣到几千元。可本地病例时不时就冒出来一个，学校、教育培训机构随时跟着疫情停课，景区也要关门。

张总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每次教育局、工商局、防疫办来机构一趟，他就像丢了魂，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为了尽量符合要求，他把教室重新装修了一遍，又把封闭的空间都开了窗。为了达到“间隔就坐”的要求，还多租了几间教室，花了不少钱。等到2021年下半年“双减”出台，老四的课时先是不断被压缩，然后是暂停，最后就是彻底没了，课时费也是先缩再拖。

老四给财务发消息，对方几天都不带回的。老四跑去找张总，发现他正被一群家长围着，嚷嚷着要退费。见此情形，老四也不好意思再打扰了。一个月后，老四再去辅导机构讨薪，发现原来的教室关了一半，学生加起来也没几个。看着苍老了许多的张总，他啥也没说就走了。

到了年底，疫情多发，游客人数断崖式下降，做野导的老四又失业了。他再去培训机构，发现教室都清空了，里面一片狼藉。门口贴了两张字条，一个是“招租”，另一个是“办公桌椅大清仓”。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现实还是让老四很难受。想想自己快40岁的人了，却连份正经的工作也没有。他不知道该怪谁。怪自己吗？当初，自己冒险也只是想打拼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已，根本不知道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他越想脑子越乱，最后只得痛骂自己，亲手把稳定的生活给毁了。

2022年大年初一这天，老四终于收到了一笔转账。张总发来一段长文字，解释说自己欠了一堆账，只能先从少的还，“钱多少就这样了，以后有机会再联系”。

老四没有计较，还安慰了他几句：“等疫情过去，还会东山再起的。”

张总回答：“被抽筋断骨，想站起来，难喽。”

4

端午节那次聚餐过后，我跟王哥外出办事，我刚想打车，王哥说不用，然后我就看到老四开车过来了。到了地方，王哥去谈事情，我就坐在车里跟老四闲聊。

我问他怎么想起跑网约车了？他说也是个巧合，有次他给几个外地游客当导游，对方很满意，问他能不能全程陪同几天，还想包车，让他推荐个靠谱的司机。老四一想，自己的车正闲着，就一并应承了下来。

这事儿让他打开了新思路——他在旅游行业干了多年，对本市各大景区的情况可谓门儿清，能为游客提供最合理的旅游路线安排。于是他干脆注册了网约车，当导游的时候就问客人有没有包车需求，开网约车的时候就推荐自己的导游业务……为了多挣钱，他在车里备了洗漱用品与毯子，有时夜里开到哪儿就睡哪儿。

他这拼命精神让我佩服，我问这样收入如何。他点了一根烟，哀怨地说，起初业务还不错，可外国打仗，油价蹭蹭上涨，“当年买车的时候为了面子，花了大价钱买了这辆费油、难养的车，没想到啊，现在一加油，我的血压就跟着高，天热了我都不敢开空调”。

为了省钱，老四后来晚上就不跑车了，只在周末跑一跑。车出了问题，他就自己琢磨，如果是小毛病，就自己上手修，“我都快成半个修车师傅了”。

又聊到从博物馆辞职的往事，老四悔得直揪自己的头发：“要是现在还在博物馆继续干的话，就算没有讲解提成，我们两口子的基本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五六千也够用了，还安坐办公室，不用四处奔波。我以前太高估自己了，觉得我是金牌讲解员，我牛×。其实啊，是平台给力，出了这个门，我什么都不是。”

我安慰他：“当年你能进入这个大门，也是自己有本事。”

他笑笑，又痛骂自己目光短浅，说当年从师范毕业后，因嫌老师工资低就没进学校。他觉得如果在学校熬到现在，一个人养家都绰绰有余了。临了，他又自嘲道：“我这人就是命不好，干啥都遇到行业寒冬，难道我就是那个改变大环境的人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我们再出去办事，王哥就没喊过老四送了。我很奇怪，王哥乐了：“他自己修车，把小毛病搞成了大问题。嫌修车费太高，就直接扔那儿了。而且现在油价太高，开的还不够赔的，说是有钱了再说吧。”

前段时间，我和王哥在博物馆巡查展厅，又远远地看到了老四。

大热天，他穿着民国样式的长衫在录视频。看到我们，他赶紧冲过来，问王哥能不能把一个展厅的门打开，让他进去拍个独家短视频，好涨点粉，“规定我懂，进去后我绝对不乱摸乱碰”。

王哥冷脸拒绝了，毕竟老四不是博物馆的员工了，万一碰坏点什么，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老四没料到昔日的好友会拒绝自己，于是板个脸，也不接话茬，转身就要走。

王哥把老四拉到接待室，递给他一瓶水，让他吹吹空调歇一歇。外面的温度都接近40度了，我们问他为啥穿那么厚？老四一口气把水喝完，缓了好一会才说：“天太热，游客更少了，网约车又不能开，思来想去还是再试试拍视频。之前看到有个人穿着玩偶服发传单，一群人关注，我这不也想着试试多赚点流量。”

我跟王哥忍着没笑，老四转头又说，搞视频他还是不行，回去就把账号关了，还是老老实实干线下吧。王哥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擦了一把汗，说在考虑卖房子。

老四家的房是优质学区房，房价是他买房时的好几倍了，“这个我还得感谢我丈母娘，要不是她当时逼着我买房子，现在啥都落不下。我想着把房卖了，拿着钱回老家置换几个商铺，坐等收租，不想那么累了”。

他不像是在开玩笑，王哥就劝他不能放弃，好不容易从小县城打拼出来，现在回去就啥都没有了，“至少为了孩子得再仔细考虑考虑”。

老四说，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就算旅游业恢复了，他也不打算再干这行了。就想找个安稳的工作干一辈子，看大门也行。然后，他苦笑着说，自己以后说什么也不会让孩子去企业打工，“一定要进体制，稳定太重要了”。

大家哈哈大笑。

送走老四，我问王哥：“他真会卖房吗？”

王哥摇头，说现在房地产不景气，二手房难卖，降价多了他肯定不舍得，“而且他真的舍得就这么放弃打拼了吗？如果他是那种安享生活的人，当年就不会辞职了。他一直都是有想法、有追求的人，谁让他遇到的大环境不好呢？”

后来，我偶然翻看馆志，看到老四出现在很多照片上。那时的老四是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接待了很多重要人物，讲解的时候，整个人意气风发。对比他现在颓废、糟乱的状态，我只能说，命运有时真会跟人开玩笑，在世道面前，人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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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超生家庭的育儿往事

前言现今的夫妇如果想要一个孩子，往往要提前准备好久。首先要有房子，再看看自己的收入，是否能养活、且养好一个孩子，还要考虑孩子出生后是否有人帮忙带，在哪上幼儿园、上小学……所有条件都满足后，才开始备孕。万事俱备后，婴儿才在一家人的精心呵护下，来到这个世界。回头想想我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过程，则充满了各种偶然性。而且一路坎坷，一路艰险。

1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上面有两个姐姐。我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已非常严苛了，我家属于“严重超生”。

为了生我二姐，我爸丢了教师的工作，还被罚没了很多粮食，一家人跟着饿肚子；为了生我，我爸带着我妈东躲西藏，这家亲戚住一周，那家亲戚住半个月，还一起去要过饭，这才把我生下来，最后还被罚了300块。

那时候，5元纸币就算大票子，10元都很少见。每一张“10元钱”摸起来纹路都麻手，农民爱称其为“麻大十”。有人偶尔得了一张麻大十，通常都藏在家里舍不得拿出来花。谁家要掏300块出来，里面都多是一块两块的，听着钱数不多，其实也有厚厚一沓。

我的发小小鹏是他家第二胎，也被罚了300块。我爸说，小鹏他爸缴300元罚款的时候，心疼得手直抖，试了几次才把钱递上去，还扭头苦着脸对我爸说：“真舍不得呀！如果我能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抵这300块钱，我也愿意。”

收罚款的人听见了，说：“缴完钱就赶紧走，别挡着后面的人缴钱。没人要你的肉哈，你的肉还没有猪肉值钱哩！”

当年，一看我是个男孩，我爸很高兴，就给我取名叫“安”。意思就是安心了，再不用跑着躲超生了。当然，如果我是女孩，他们极有可能还会躲出去再生一个孩子。

我有一个三伯，连着生了4个女儿，就继续在外面躲藏。村干部托熟人给他带话：“再不回来结扎，就把你的房子都扒掉！”他也让熟人给村干部带回一句话，很有挑衅意味：“瓦房平房随便扒，不生个儿子不回家！”

城里人通常无法理解农村人为什么那么执着地想要一个儿子，斥其为：愚昧、没文化。其实，但凡他们能在农村生活几年，就不会这么想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这个农民是这么理解的——

首先，过去农村的活儿都很重，耕田挑担，没有男劳力根本不行；再者，往前很多年，农村邻里打架都是常事。没有儿子，跟人打架就只有挨揍的份。

当年我们生产队有三户没有儿子的人家，被打走了两户，走了20多年，两位男主人早就死在外面了。还有一户没被打，是因为侄子多。有一次，那家女主人去找我爸写状纸，她哭着说，我爸记。说着说着，她突然崩溃了，一把抹下裤子，对我爸说：“你看，你看哪，看看他们把我的屁股打成啥样了！”

我们村的吴老三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严的时候，还生了5个孩子，前面3个80后都是儿子。他还说了句我们全村人现在都还记得的话——“儿子多就是好，打架有帮手，一人打一拳，别人都招（架）不住。”

当然，到我们这一辈人就不怎么打了，主要的原因是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难见上一次，也就谈不上吵架、打架了。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儿子，女儿出嫁之后就成了孤老。逢年过节，有儿子的人家儿孙满堂，热热闹闹，而嫁出女儿的人家则冷冷清清。更何况，一家若是没儿子，百年之后连宅基地和房子都会被生产队无偿收走，这一户也就永久消亡了。

所以，要想解决农村的重男轻女问题，还得先了解原因，而不只是在墙上挂几条简单粗暴的标语：不准重男轻女！

2

原本在我出生当年，我爸就去结扎了，我家断无再生孩子的可能。

我爸是我们村唯一一个主动去结扎的男人。我问我爸，以前结扎都是女人去，你一个男的咋想的？我妈就笑着说：“这事儿你得问我。”

那天，我爸回家对我妈说，村干部通知了，让咱们村的妇女明天去结扎。我妈说她不想去，儿子还小，还在吃奶，结扎后要躺在床上半个月动不了，孩子咋办？“你去吧。”

我爸就说，“行，我去就我去。”

我爸高中毕业，又自学过医，知道男女结扎都是怎么回事——女性结扎对身体的损伤要远比男性结扎大，之后要住院一周，还得一名家属伺候；男性结扎随做随走。

第二天一早我爸就出门了，中午也没回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妈急了，对我小爹说：“你哥该不会是去结扎了吧，你去卫生所里看看，要是结扎了，就把他拉回来。”我妈在架子车上铺了一床旧被子，小爹就拉着架子车走了。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我爸自己走着回来了。小爹问我爸，你没结扎呀？我爸说结了，没事儿。

我爸说，那天村卫生所总共51个人做结扎手术，只有我爸1个男的。医生说，男的结扎简单，放在后面做，就让我爸一直等着。

一个女的胆小，吓得直哭，她男人安慰她：“没事儿，小手术，你哭啥子？等手术做完了，我杀老母鸡给你吃。”女人说：“你说得轻巧，那你咋不做？”男人就说：“男人不能做，一做就没力气了。家里的田地都指望我呢，我要没力气了，那咱这个家靠谁去？”

那时候，农村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简单地以为男性结扎就跟劁猪骟牛一样，一结扎男人就成了太监了。尽管村干部一直在宣传，说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根本没几个人相信，也不耽误他们找点乐子。后来，我爸和别人吵架，吵到激烈处，总会被“揭短”：“你没有卵蛋，你是个太监！”这确实让父亲很恼火。

我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等着，听到有人在别的房间里议论他。一个说听说今天还来了个男的结扎。另一个就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人家都是女人来。”最后终于轮到我爸了，医生也说：“你咋就一个人来了，家里也没跟个人，他们就恁放心？”

我爸脱了衣服，躺在手术台上，浑身直抖。医生说：“你别害怕，小手术，一会儿就好了。”

我爸说：“我不是害怕，我是冷。你们应该拿被子给我盖一下。”

医生拿过被子盖在我爸身上，说：“是有点冷，对不起哈，我们大意了。”

事实证明，那两个医生确实是马大哈，结扎手术根本没做好。几个月后，我妈就又怀孕了。我爸气地直骂：“他妈吔，这给我做的啥结扎手术！”

后来，我妈又怀孕几次，怕孩子多了养不活，就都去流了。我7岁那年，我妈怀了我弟，原本是打算跟往常一样流掉。那天我爸陪她一起去乡卫生院，去流产的人还挺多，两人就坐着排队。临到我妈的时候，医生中午下班了，让我妈下午再去。

那时候也没有车，步行回家还挺远，我爸就带着我妈去我舅爷家吃饭。舅爷住在卫生院附近，听说他们是来流产的，就力劝他们把孩子生下来，“门户大，不受人家的欺负。养到几岁就能放牛了，长大也是个好劳力。”

我爸妈本就觉得我憨憨傻傻的，长大了极可能娶不上媳妇，舅爷再这么一劝，他们更心动了。于是，在舅爷家吃过午饭，两人没再去卫生院，直接回了家。

3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妈开始慢慢摸索出一种“技能”——能看出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曾经给几个孕妇看过，都说中了。她估摸着自己这次怀的是个男孩，但也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于是在生产前，她跟我表姨说好了，万一生个女儿，就抱给她，由她找个人家收养——后来生了个男孩，表姨很失望，说收养的人家都找好了。

从这天开始，村干部再让我妈去孕检，我妈就请我小姑去。那时，我小姑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快成年了，早不打算再要了，孕检当然是没有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妈还通过熟人，给负责孕检的医生送过50块钱——在1990年，50块钱也能买不少东西，而且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花钱搞定。

小姑长得比我妈胖，脸也比我妈大一圈，长相差距很大。医生登记身份证的时候，怕旁边的人看出身份证上的照片跟我小姑明显不一样，还用左手盖在身份证上，抄几个字抬起来看一下。

可没过多久，我妈怀孕的消息还是传出去了。

我家和小亮家是邻居，谁家有个什么响动，对方都听得见。小亮的父亲叫元海，很喜欢打听别人家的事。我妈怀我小弟的事，很快就被元海听去了，在村里到处嚷嚷。村妇联主任姓余，是吴队长的老婆，没多久就专程来了趟我家。

那时候伙食不好，我妈营养跟不上，胎儿也小，根本不显怀。余某问我妈：“我听元海说，你怀孕好几个月了，咋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呀？”

我妈笑着说：“根本就没有，你要能看出来才怪呢。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都担心养不活，我咋可能还要呢？你就是让我要，我也不要。”

余某又说：“要不是元海说你怀孕了，我也不信。”

我爸也在旁边信誓旦旦：“你别听人家瞎说，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我都结扎了，我老婆怎么可能怀孕呢？谁再造谣，我打烂他的嘴！”

余某想想也是，就走了。

眼瞅着就8个月了，我妈的肚子大了起来，衣服也已经遮不住，只好藏在家里不出门。邻居来串门，她就坐在那织毛衣，肚子上盖着被单。

藏了大半个月，左邻右舍又开始生疑，我爸妈都觉得再这么下去，难逃被拉去强制流产的命运——我看过一个本地的小干部写的回忆录，这个小干部曾被调去干了几个月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他们把很多大月份的孕妇强行拉去流产，有的胎儿已经8个多月了，流下来还是活的，哇哇直哭，他们居然都拿去活埋了。小干部后来常做恶梦，实在受不了，就给上级送礼，把他调到了别的地方。

我爸在家考虑良久，决定去医院拿催产针。医生还问我爸：“你用得好吗？”

我爸怕医生不拿给他，说：“我学过医，知道咋用哩。”

的确，我们家姐弟4人，只有我大姐是在医院生的，其他孩子都是我爸接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知道催产针要打多少。那天，他共拿了3支催产针，每支2毫升，先给我妈打了1支，等了2个小时，啥反应也没有，就又打了2支。

晚上，我爸让我去跟两个姐姐睡。平时，我都是跟爸妈一起睡在一张破旧的老木床上，我跟我爸睡一头，我妈睡在另一头。有时候半夜醒来，就看见我爸跑到我妈那头去了，两个人在那头哼哼唧唧的。

天冷了，水牛也要牵到屋里来，就拴在我们的床旁边。半夜听到水牛“哗啦哗啦”地撒尿了，我爸或我妈还要披着衣服起来，拿着尿桶给水牛接尿。屋里的地面是泥土的，坑坑洼洼，每次都有不少牛尿撒出来。日积月累，在水牛的后面搞出来一个很大的尿泥坑，骚气满屋。水牛很调皮，有时候还把屁股转过来，对着我们的床边拉屎。有时候早上起来，发现脱在床边的鞋子都被牛屎盖住了。

那天晚上，我跟大姐睡一头，二姐睡在另一头。我爸在那张破旧的老木床上给我母亲接生，而水牛则在旁边自顾自地吃稻草。我们姐弟三人都没睡着，支棱着耳朵听着。

我能听到母亲的喘息声和呻吟声，还有水牛咀嚼稻草的声音。我爸偶尔会在屋子里走动，拉开抽屉翻找东西。我感觉等了好久，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很微弱，像只小猫儿在叫。

我爸再次走过来的时候，大姐问：“爸，我妈生了？”

“生了。”

“男孩儿女孩儿？”

“男孩儿。”

如此简陋的条件，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母子平安的。

后来，我的一个叔叔也学我爸，给我婶子打催产针。也不知是不是剂量没掌握好，婴儿死了，还是个男婴，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听我妈讲，她跟我婶子一起劳动时，看见我婶子的人中上有一条横着的皱纹。农村人都说“人中一条线，有儿不相见”，这样的人命中注定是没有儿子的。当然，也就是迷信的说法。

4

弟弟出生后的第三天，余某又对我爸说，让我妈去孕检。这次我妈没让小姑代替，是亲自去的。

那天下着小雨，20里土路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泥水坑，很难走。我妈的身体还很虚弱，我爸想用架子车拉着我妈去医院，可试了试，一个空架子车都拉不动，刚拉了几十米，轮子上就粘满了泥。再说了，用车拉去，又怎么跟卫生院里的人解释呢？没有办法，我爸只好把水牛牵了出来。在水牛背上披了条麻袋，又在麻袋上盖了条旧被单，然后把我妈抱上牛背，把家里仅有的一把油纸伞撑开，递给我妈。

那时候，家里穷得连双雨靴都没有，我爸只好挽起裤筒，赤着脚走在泥泞中。他背上披着一块塑料布，手里牵着水牛，一直把我妈送到离卫生院只有200多米的地方，才把我妈从牛背上抱下来，让我妈自己撑着伞去卫生院，他牵着水牛在那里等着。

那天余某也在，她带着我们村的几个妇女在那里做孕检。等我妈检查完，乡妇联主任就骂余某：“你这个妇联主任咋当的，连点谱儿都没有，人家身上还没干净，你让人家来孕检。你还和人家一个生产队，离得也不远，有没有你都搞不清呀？”

余某也很抱歉，一个劲儿地跟我妈道歉：“你看看这弄得啥事儿，真是太对不住你了，这下雨的天，路也不好走，还让你走恁远。唉呀，我真是……这都怨那个元海……”

几天之后，余某看见元海就责怪他，一个大男人，就知道说瞎话。元海不承认，余某就说：“你还没说瞎话，你说她怀孕了，我前几天亲眼看见她在医院做的孕检，啥也没有。你可把我坑了，因为这件事儿，乡妇联主任把我吷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元海说：“那肯定没有，要有那才怪呢，人家都已经生下来了，明年都会跑了！”

余某还是不信。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我妈又生了。余某将信将疑，跑到我家一看，果然看见我妈抱着个孩子，气得直抖：“17的把18的骗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恁严，你们还敢要4个孩子。好好好，你们行，你们就等着处罚吧。”

等余某走了，我爸我妈就赶紧转移财产，把粮食和家具藏到邻居家里。等到天黑，我爸还偷偷地把水牛牵到我小姑家里去。万事具备，就等着“泰山压顶”了。

我们村那时还没通电，晚上也没啥娱乐节目，所有的人是天一黑就睡觉。晚上九点多，我爸我妈都已经睡下了，余某又来了。

她这次不生气了，笑嘻嘻的，跟我爸我妈商量，让他们私下拿500块钱给她，“你们给我500块钱，我保你们没事儿。你们要不拿，就等着吧，非罚你们好几千，罚得你们一辈子爬不起来。”

我爸我妈都觉得不靠谱，任凭余某说得嘴角起白沫子，也没给她钱，她悻悻离去。

我堂弟跟我弟差不多大，幺妈怀我堂弟时，为了堵余某的嘴，我小爹给她送过礼。当然，也是她主动张口要的，我小爹说没钱，她说送别的东西也行。我小爹就给她送了一蛇皮袋黄豆。收了礼，她就睁只眼闭只眼，村干部下来抓孕妇的时候，她就让人提前通知我小爹，带着我幺妈躲出去。

几天之后，余某就带着村干部们杀过来了，让我爸缴1200元罚款。那是1990年，1200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要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能攒出来。家里倒是有两头大而不肥的猪，如果能卖掉，可得300多元。可那一年超生的人特别多，到处是卖猪凑罚款的人，我们家的猪根本就卖不出去。

村干部们又来催收的时候，我爸我妈就抱着弟弟跑了。我们家旁边有一棵两人合抱的泡桐树，奶奶准备拿它来做“瞌睡笼”（棺材）的。泡桐树生长迅速，木质松软，用手指甲都能掐个坑，是很次的木材。因价格低廉，我们这里的穷人都好拿它做棺材。

村干部拿着镢头在泡桐树下刨土，说是要把泡桐树放倒运走。奶奶很伤心，当时就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呀，当初嫁给我爷爷时，我爷爷家还有30多亩田地，农忙时还要雇短工，日子很过得去。之后田卖房烧，爷爷也早早去世，撇下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辈子也没能享上什么福，能睡在一棵泡桐树做的棺材里永远安睡下去，竟成了她最后的念想。村干部本来也只是吓唬吓唬她，让她劝儿子把罚款尽快缴上。见她哭得伤心，也就收手走人了。

第二年，罚款又加了600快滞纳金，变成了1800块。我家没钱缴，村干部就开始砸我们家的房子。

一天我放学回家，正看到他们在砸房子。他们拿着铁锤，顺着木梯爬上房顶，要么把瓦片敲烂，要么把瓦片丢下来摔碎。晚上，躺在床上，我能看到漫天寒星闪闪。那次村干部威胁说，今年再不缴，明年就是2400元。我爸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的水牛卖掉，又借了些钱，凑齐了1800块。

水牛是我们家最重要的财产，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它。耕田耙地，拉车打场，哪一样活儿都少不了它。我妈感念它，每年过年吃年饭的时候，都会给它盛一盆米饭。卖掉水牛之后，明年的农活儿怎么办？一家人怎么生存下去？不知道。火烧眉毛，只能顾眼前了。

5

因为要第二个儿子，我家被罚得一贫如洗。

尽管饭都快吃不上了，但我爸妈却很开心，因为这个小儿子长得好看，又聪明伶俐。父亲经常怜爱地抱起弟弟，说：“我的小千八吔，你花了爸爸1800块呀，长大了就给你取名叫张千八。”

我们隔壁村的蒋某二胎是个女儿，跟我弟弟一般大，居然罚了2000块，还有几百斤粮食。他听说我爸只被罚了1800块，很不平：“他们家生了4个才罚1800，我们家刚生二胎就罚了2000块，还有几百斤粮食，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吗？”其实他是拖了2年，罚的滞纳金。

余某的侄儿吴老三生了5个孩子，却连一分钱的罚款都没缴。不但没缴，政府还得给他发救济粮。他家离我家也就30多米，家里只有两间泥巴墙草房，草顶年久失修，都露天了。

村干部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早躲起来了。家里仅有的几件旧家具都藏到了邻居家里，门也没有关的必要了，就那样敞开着，省得村干部再踹烂了。村干部进屋看了看，阳光从屋顶漏下来，照亮了每一个犄角旮旯，空空荡荡。村干部很失望，又去厨房看了看，突然眼前一亮，由于他们走得急，还有一口锅没有揭走。有个村干部抱起一块大石头，对着锅砸下去，“啪嚓”一声，就只剩下一个铁圈了。

除此之外，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村干部毫无办法。没钱、没房、没工作，你总不能说开除他的农籍，不让他种田了吧？

有了弟弟，我也变得忙碌起来。那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家里没有表，我妈也不知道时间。看我放学回来，她就知道该做饭了。她做饭的时候，我就把弟弟接过来抱着。

农忙的时候，我妈让我辍学在家带弟弟。可我情愿放水牛也不愿带弟弟，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姐在家带弟弟？”

“你姐上四年级，你才上一年级。高年级的课耽误几天就跟不上了，你一年级有什么要紧？”

“那要我带弟弟，我就一直在家带，以后农闲也不上学啦。”

“中，不上就不上。”我妈信誓旦旦地说。

我那时候真是很讨厌上学。每天，我学母亲唱儿歌，哄弟弟入睡，他醒了我就在稀饭里撒上白糖，一勺一勺地喂他，把屎把尿，擦屁股换尿布。

那段时间，我和弟弟又经历了人生中最凶险的一天。

有一天，我让弟弟睡在摇窝里——信阳人管摇篮叫摇窝——这把旧摇窝非常古老，也很大，有一米多长，我爸年轻的时候喜欢蜷着两腿躺在里面睡午觉。

吴老三的母亲和父亲都先后死在这把摇窝里。吴母喝药自杀，急需送医，又没有担架，吴父就借我们家的摇窝，把吴母装在摇窝里往医院抬，结果吴母就死在摇窝里。几年后，大家又用这摇窝把吴父往医院抬，吴父也死在摇窝里了。摇窝送回来后，我妈用刷子洗干净，又把我放在里面。我最初听父母讲这一段时非常震惊，我妈笑着解释：“那有啥办法？人家救命要紧，我能不借吗？送回之后也舍不得扔，也没钱做新的，只好洗洗接着用啰。”

我轻轻地摇着弟弟，想让他入睡，可弟弟总是哭闹不止，怎么也哄不好。那时候，我爸还在外村承包了几亩田，他和我妈在田里插秧，我决定抱着弟弟去找他们。刚走出门，就听见背后轰隆一声，家里那面厚重的土坯隔墙就拍了下来，把那个旧摇窝、还有桌子椅子啥的都拍得粉碎。

日本有一个说法，说是家里上百年的老物件都是有灵性的。难道是我们家这把传了几代人的老摇窝感觉到了危险，从而以我不知道的方式发出了警示，催促我抱着弟弟离开吗？我不知道。

那时天热，弟弟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个小肚兜，身上还有汗，光溜溜的，不好抱，而我太小，没有力气，就抱几十米歇一下，不到2公里的路，我愣是走了一上午，累得满头大汗。

周围有很多乡邻也在插秧，听了我家的事，都夸我能干懂事，小小年纪就会保护弟弟了，我还挺得意。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可真悲惨。

弟弟小时候长得很好看，小嘴也会说，无论是亲戚还是邻居，都说他长大了比我有出息。我知道爸妈都认为我笨，上学也是浪费钱。有一天，我甚至听到他们说，让我长大了给弟弟当“大膀儿”——“大膀儿”就是大翅膀的意思，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只是帮助兄弟活得更好而已。

我们这里，似乎每个村都有一个傻男人，就跟电影《隐入尘烟》中的马有铁类似。他们娶不上媳妇，无法成家立业，年轻的时候就给兄弟帮忙干农活，兄弟施舍他一口饭吃，这样的男人在我们这里就叫“大膀儿”。等到老了，“大膀儿”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人就给他买张火车票，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扔掉。大膀儿脑子不够用，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大膀儿”，到老了就突然失踪了，邻居们都说是他的兄弟把他送到外面扔了。

6

年纪稍大点，我就外出打工了，深知挣钱不易。所以，每年过年回家都会勉励弟弟，让他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公司里做办公室，不要像我一样，无论去哪座城市，都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

可事实证明，“聪明”的弟弟也不是读书的料，读到初中毕业，他也辍学了。

2007年的春天，他跟着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那年春节我没回家，姐夫把他送到我的小出租屋，我接过他的行李，叹了口气。下午就带着他去市场买了身衣服，又买了些吃的。几年后，弟弟当着我和大姐的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那时候穿的裤衩都是我买的。我很惊讶，因为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当时，我已经在北京服装厂做了3年，每天坐在缝纫机上忙碌近16个小时，身心俱疲，却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没想到弟弟现在也要走这条路了，心下怅然。

那是弟弟第一次出门打工，为了方便照顾他，我让他睡在我的上铺。服装厂的伙食很差，清汤寡水，而弟弟的胃口又不好，总是吃不饱。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说梦话：“妈……妈……我想吃肉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第二天一早，就请假去菜市场买了几斤排骨炖给他吃。

2011年，弟弟谈了个女朋友，2012年春天两个人就结婚了。那年下半年，我爸妈给了他一些钱，加上他自己打工攒的，有10万元左右。他想买一台车，而我力劝他买一套二手房。为此，我还费心费力帮他找好了房子，想让他去看看，可他执意买了车。以后住哪里？靠什么养车？买车有什么用？他全不考虑，只要眼前有了车，已经享受上了，这就够了。

2018年秋天，我跟着弟弟去上海打零工，总是做不长久。终于找到一家，却只做了2天，每天12个小时，每小时18元。而弟弟因为把车停在厂门口，还被贴了一张罚单。也就是说，弟弟忙了两天，只挣了194块钱，还没扣除饭钱。

有一次，我们在中介所找了两天工作，也没能找到合适的。我看到弟弟坐在中介的沙发上，神情憔悴，眼神迷茫。我总觉得很抱歉，作为一个哥哥，我什么也没能帮到他。

2019年，我爸妈拿出全部的积蓄给弟弟买的两层小楼终于装修好了，等着他从上海回来买些家具就可以住了。

腊月，打了一年工的弟弟开着一辆轿车回来了。他衣着光鲜，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外面当了老板，混了好几十万呢。而实际上，他却连一张床都买不起。这绝不是个例，我见过很多和他类似的年轻人，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开着轿车，衣着光鲜，人前显胜，其实口袋比脸还干净。

我原以为弟弟只是没钱，等2021年再次去上海打工时才知道，他还在网上借了5万多块网贷。

2022年3月，上海疫情爆发，很多工厂开始封闭生产，住厂的员工都有补贴。弟弟很走运，他们厂每天补助400元，加上工资200多，每天的收入接近700元，每月能拿2万。2个多月的时间，弟弟就还完了网贷，我也为他松了口气。可我哪里知道，他一缓过劲儿来，又马上把车便宜处理掉，换了台新车，接下来每个月要支付2千多元的车贷。

等疫情过去，他的工资又会恢复到平时的每月5千多元，我妈还在老家帮他带着两个孩子，他每个月也要寄回一点钱，我不知道他那点工资将如何应付。但是，对他来说，似乎都没关系，只要有新车开了，别的事都可以放在一边。

佛家有一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只是安慰人的空话，并没有任何的道理。弟弟经历了那么多曲折来到这个世界上，事实证明，他也终究只会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人口红利”，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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