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上海民间剧场的6年夹缝求生

在剧场，我们与观众相会，进行一场两个小时的直接而活生生的交流（表演加“演后谈”）。一场好的戏，能将这“活生生的交流”延续到更长远的时空。

于我而言，草台班像是一座桥。它跨越溪流，将此岸与彼岸的人连接，使其在桥上相遇并照见彼此；它让河岸、溪流、草地、山木彼此成邻，用光线创造出特殊的场域，使诗意照亮现实。

今年是我在草台班的第六个年头，也是我在上海的居住时长。我以自己参与的三部戏为线索，记录下我与草台班的空间地图，姑且算是一个小剧场演员的工作笔记。

1

2017年6月11日，在苏州独墅湖影剧院，我观看了时长8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上海青年》。那一天，坐了一天的观众大多留了下来参与“映后谈”。我作为组织放映方的志愿者，没有提问，只是整理并编辑了映后谈的文字稿。

那部纪录片由高子鹏、吴梦联合导演，赵川监制，它所呈现的另一种青年群像，令当时26岁的我感触颇深。不久后的7月2日，我和友人去了沈巷村的“星星家园”——其前身为“苏州工友家园”——那里晚上有一出叫《苹果和月亮》的戏看。

二楼的图书室清空了桌椅，观众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小椅子上，近距离观看一场戏的发生——

演员小闵一口一口啃着苹果，说：“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之前嚼碎的苹果被呕出，留下一滩混合着口水的汁液，赤裸着的J蜷缩在舞台后方的狭小空间里，等到一个头发微白、精瘦的男人背对着观众喊出“物质要省下来，金钱要省下来，绝望要省下来，悲伤要省下来”时，我已泪流满面。

结尾是歌声和舞蹈，一直到演后谈的交流现场，我的情绪似乎仍被一种悲愤拉扯着。之后，才知道那个头发微白、精瘦的男人就是导演兼演员赵川。

“你们还要演员吗？”我上前去问他。

再后来，我每周日上午坐一趟票价15块的火车，从苏州出发去上海参加草台班的“草训”。所谓的“草训”，就是草台班常规的剧场训练。第一天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才知道大部分80后、90后参与者要么没有工作，要么就是和我一样的“自由职业”，大家笑称，都是“社会闲散人员”，且都不是学习戏剧或艺术相关专业来的。

草台班是2005年春天在上海发起的民间剧场实践团体，60后的赵川是共同创建与主导者，他最早是画画的，也是个作家；艺术家吴梦是草台班的初创成员，她的创作涉及纪录片、剧场及行为表演等；J是2016年1月看了草台班反映工人和打工者生存处境的《世界工厂》后加入的，那是《世界工厂》在虹口1933老场坊演出的第二个版本；小闵是2011年参加“春苗班”留下来的，那时他还是上海某大学的学生。

“春苗班”是为那些有兴趣了解草台班的主张、剧场训练和创作方法，或有意愿加入草台班的朋友提供的连续性工作坊，推动从自身出发的小创作、做表演呈现，免费且需全程参与，所以来来去去参与过的人很多。以前赵川因在外地工作，吴梦身体不佳，前期的工作坊就托小闵安排主持每周日的“草训”。

小闵因此提出了“青年”的方向——“意识到‘青年’，准确说是2016年去深圳和一群出来打工的人做戏剧工作坊。来的人都很年轻，大多能唱能跳，能文能武，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到城市边缘的工业区，一待就是很多年。他们把青春放进一条又一条流水线，变成我们身上的衣服、裤子、鞋子、手机。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感觉我们对世界有一些共同的渴望。”

于是，我也跟着大家从“五四青年”着手，做有关青年的文本阅读和讨论，工作坊里做肢体训练和即兴表演。

每次“草训”结束后，我便去小闵、J合租的1895弄借住一晚。位于宝山区大场镇的1895弄，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还带一个院子，也是草台班的仓库，再加上几个成员没有收入，草台班对此地也有租金补贴。

在苏州上海间往返了半年之后，2018年初，我以低于市场价的房租，也搬进了1895弄。那时，大家试图将1895弄做成一个半开放式的公共空间——我们组织过几次放映、接待过一些往来的人。小闵还想着要租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接待驻地艺术家创作、做各种活动之类。我们仨虽住在同一屋檐下，但似乎除了小闵目标明确，我和J每日都在为收入没有着落而忧心忡忡，但即便如此，我和J也甚少交流。

刚接触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剧场和表演是什么，都很陌生。如何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转化成剧场的形式，阻碍重重。在一次工作坊创作练习中，我使用了一只苹果，是夏娃的苹果，我试图在创作中带入我的性别视角，讲述女性的欲望、面临的“陷阱”和“诱惑”，但我呈现出来的表演与我脑子里所思考的复杂性比起来，太过于简单。这种创作的焦灼，加上生活的现实，让我一度非常焦虑。

随着我们几个人生活状态的变化，公共空间建设就悬置在那里了。那段时间，工作坊的场地从虹口1933老场坊的一个空间，辗转到上海大学的教室、走廊。我常缅怀我未曾经历过的“下河迷仓时代”——“下河迷仓”由王景国2004到2012年创办于上海西南角一个仓库中，是上海最早的非盈利性质的戏剧排练、表演与交流空间，曾是戏剧的“孵化场”，那里提供免费场地，观看演出也无需门票。草台班在“下河迷仓”做过展示市井生活中边缘人群的《小社会》两部曲。我总畅想着，什么时候草台班有一个安稳的训练空间就好了。

而我个人的生活空间，从我搬到上海直到现在，从未出过宝山区。我想，我的边缘性，也意味着某一类青年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吧。

2

赵川在2017年秋回到上海，试着跟大家再次回到身体剧场，他让我们寻找一种朴素、诚实和通达的表现，也寻找细节和诗意。

在一次次沟通和排练的打磨中，赵川和吴梦共同帮助我完型了当时所要表达的“夏娃的苹果”——苹果从观众脚边一个个滚出，我和X将悬挂着的利器，穿插进一只只苹果，然后我咬着一半苹果，与她在地上翻滚。这便是2018年2月我们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呈现的第一个版本的《草芥》演出片段之一。

而J站在观众群里，以似舌战群儒的姿态、用说唱的方式喊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这段节选的《敬告青年》，来自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写的发刊词。那次的表演以我们在美术馆的露天平台上行走、奔跑结尾，观众从之前的围观视角转为隔着玻璃观看，在他们面前亮起的LED字幕灯，文字飞速而过，能读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那些文字是我们当时做文本阅读所摘抄的段落、所写的感想。

我记得那次的参与者S在即兴表演段落时，将美术馆的一面墙砸了一个洞。演出结束当晚，我们说这是“墙（强）裂（烈）”推荐我们的戏。这种不算演出事故的意外，还是需要赵川与美术馆那边协调。在美术馆排练期间，我们曾与保安系统关系紧张，但演出的时候，保安们看得认真，与我们的关系竟然转向缓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表演打动了他们。

大约一年后的2019年初，草台班与定海桥互助社的成员们开始联合做剧场工作坊，延续青年议题的讨论，大家称之为“海草计划”。

定海桥互助社地处新老工人混居的定海桥社区，成立于2015年夏天。“海草计划”在进入剧场创作阶段前，工作坊分为“剧场训练”和“主题讨论”两个部分，每周一次，每次4个半小时。剧场训练工作坊由赵川、吴梦主持带领，主题讨论工作坊由参与者提出与青年相关的议题，自发主持讨论。

其中，对我冲击很大的一次讨论，是参与者谈及自己的父母辈及祖辈的青年时代。当家境优越的参与者们侃侃而谈时，我感受到来自农村的我、来自小镇的J和H在这个话题上的沉默。我想起2018年夏天，小闵邀请我一起南下，和年轻工友们一起做戏剧工作坊时遇到的那些伙伴——早早辍学的、当过小混混的L，理想是成为一名音乐人。喜爱表演的P想有一天去横店当演员，而现在，他们在富士康上班；还有为了孩子能留在深圳上学想尽办法“积分”的年轻父母，因工伤失去整只左手掌的女工阿香……

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次议题讨论中，我与赵川商量说，想讨论“阶层固化”，我想看到不一样的青年群体。

那次讨论的走向和深度并非我所期待的，就连小闵也没有说什么，或许他想说的，早在之前排演的《世界工厂》（2014）、《苹果与月亮》（2015）和第一版的《草芥》里说完了吧。在这样的痛楚之中，我写下了《劳动者的忧伤》一诗，后被赵川改写用在了剧本里。他将我那“阶级矛盾”式的盖棺定论，改为“我们如何在一起？”

这句问句，之后在剧场里听到赵川反复提及。我想，我在草台班这个小社会里所遭遇的，所碰撞的，被推翻的，被改变的，所感受到的痛楚，何尝不是一种遭遇他者和“改变”的否定性，再形成深刻的经验？

而这种深刻的获取，让我一直保持生长的姿态。

3

2019年端午节，我们应“疯子XX”之邀，在愚园路的那行零度空间演出《草芥2019.6》。

按照加入草台班时间的早晚，疯子算是我的师兄。虽然他不在草台班许多年，但草台班一直有他的传说：他来草台班的时候打电话自我介绍，“你好，我叫疯子，听说你们的《狂人故事》在招募”；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每次演出前一个月戒烟戒酒戒色。

可看着眼前这个染着粉色长发、戴着眼镜、酒不离手的疯子，似乎很难和我在演出录像里看到的那个演员联系在一起，他已经是那行的“空间经理”，不时帮衬着草台班的演出。

那行是一个用玻璃墙隔出的“两个空间”，一边是冰凉大理石板的咖啡厅，一边是白盒子一样的空间，一条白色的“天桥”将两个空间相连。演出时，观众可以自由走动，任意观看，一些观众就站在“天桥”上，用俯视的角度看完整部戏。

《草芥2019.6》/ 摄影：党萤

但这处“高高在上”的观众席，不是很适合观看在另一边咖啡厅空间发生的一幕戏，那是来自集体创作过程中我写的一首诗——

“一只黑皮鞋/我像只脚住在里面，几十年/可怜，苍白/不敢呼吸，或者打个喷嚏/爸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话/你要我做歌声动听的百灵鸟/你叫我恰当地赞美灌木/删除讽刺、去掉贬义/你要我把屁股写成花朵/你要我把鼓起的脓包比喻成蓓蕾/爸爸，我说不出口/我，我，我……舌头卡在我的嘴里……”

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我的脸上有一个装满空气的垃圾袋，我既要清楚说出台词，又要对抗膨胀的垃圾袋。“妈妈——让我们以弱者的名义，将体内残留恶的种子排出，把我们的奶水变成致命的毒汁，我们想收回我们生下的这个世界。”说完这些，我试图用身体挤压铺满在地上的一个个鼓胀的垃圾袋，有的被我挤瘪了，有的却怎么也冲破不了。

接下来，便是小闵在玻璃隔墙另一面，也就是戏份主要发生的白盒子里，在黑暗中挥舞一把“光剑”，他说那剑本来是一根建筑用的铁条，想表达流动者在社会结构里如何闯荡、如何奋斗，有观众后来说，他看到了“普罗米修斯盗火”。

《草芥2019.7》/ 摄影：肖丰

“我喜欢冲进光里。”新参与者N说，出生于1996年的她，之前是一名记者，喜欢光在头顶亮起的那一刻，她觉得光将她与漆黑一片的吞噬剥离，将她整个人显现出来，她看着每个观众的眼睛，在光里说出她的故事。

她在演出中负责开场，拖着一条作为抹布的旧衣，从观众面前走过，她有时凑到观众面前看他们的手机，有时选择与他们对视。有一场演出，她的目光非常用力，直盯盯地逼视、追问观众，将观众卷入进来，面对现场，面对她的存在。她认为：“戏一旦开了场，就没有再回头的时候，你要一直演，努力地演，毫不懈怠地在观看里演出，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地掏出来。”

当N开始擦地的时候，一群演员进场，拿起衣服，各自擦地。当我们在那行排练这一幕、俯身在保洁阿姨拖得发亮的白色木地板上擦地时，我想念我们在毛坯房擦水泥地的时光——这一次，我们工作坊的场地是一间毛坯房，没有厕所，没有空调，初春特别冷，夏天又热蚊虫又多。我们依照季节变化，把家里的小太阳、电风扇、蚊香等用品带到毛坯房，每次练习开始前，先打扫场地，扫除灰尘、毛发、树叶、虫尸，再将打湿的抹布一遍遍擦洗水泥地面，观察到地面的坑洼不平、裂缝，不知何物留下的痕迹。水泥地擦到后来，变得干净。

这个擦地的行为，成为《草芥2019.6》和《草芥2019.7》表演的一部分。那行干净的木地板，光滑，没有了水泥地的粗糙和坚硬，印在脊背上发凉的感觉都一并消失了。这种空间质地的变化，让我们在擦地时缺失了真实感，似乎只是重复“擦地”的动作，以致于之后在地上翻滚也没那么艰难了。

赵川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家动作的机械，叫我们要“真的在擦地”，强调我们在翻滚时要凝视观众，“眼睛要像摄像头一样给到观众”。表演时，我们滚到观众的脚边，一些观众会起身移开，一些观众选择纹丝不动。这样的现场非常挑战和刺激演员的表演。

观众Lyre在被演员凝视时感受到了“冒犯”，在五位演员将地上的衣服绑在身上、站在不同的位置诘问“我们如何相遇”时，另一位观众不敢直视任何一位发问的演员，泪水一下子从心里涌了起来。Lyre说，从演员的复调和回声之中，感受到了一种“招魂”——召唤那些在场的和不在场的青年。

《草芥2019.6》/ 摄影：吴梦

《草芥2019.6》延续了第一版本快速滚动的LED字幕灯及J的摔跤。但小闵认为这个版本的J摔得浮皮潦草，不是那个在第一个版本里rap陈独秀《敬告青年》的J了。而我似乎在这一版本里，才明了J的存在——那一次次的跌倒、爬起，是一个人努力活着的现实。

这个时候的J信了教，短暂离开1895弄，去了江苏某地的麻风病村当志愿者；N在不断地排练、翻滚和身体的想象探索里，对自己的身体的了解也随之加深，“这是一个女性的身体，小小的，结实的，拥有力量的，可以爆发，也可以持续缓慢移动的身体。可以用肢体展演情绪、故事，诚实的身体”，她在剧场里重新相拥了自己了不起的身体；我也在这个版本的《草芥》里，才将自己的文本写作与剧场结合在一起，才找到诗意，才触及到剧场为何，表演为何——那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去行动，那就是像吴梦所说的声音嘶哑了也要说、无暇顾及身体病痛的“忘我”状态，那就是一个人在集体里超越了“我的有限”。

4

2019年秋天，我们受Para Site策展人瞿畅邀请，去香港做《草芥》的工作坊及表演呈现，借着展览“巴西咖啡室”持续讨论“如何在一起”的议题。赴港之前，我们继续与工作坊参与者通过邮件认识，探讨“青年”的话题。

在Mayo眼里，“青年”不该只是被一群在午阳下奔跑、光明地洒汗的幻想垄断的群像，“因为自觉自己身处在青年的群体，所以才更难搞清楚事情到底是怎样，甚至被问到‘关于青年’的事情时是晕头转向的。我想自己因为年龄上的合法性，所以我正在做的、所有看似无关的事情都被定义成青年状态”。但令Mayo感到无奈的是，一些在她看来仍很年轻的三十岁的朋友，会告诫她——“要珍惜青年的身份和日子”。

在工作坊的那天，Mayo打开手帕，显露出包裹的一只鸡蛋。她把鸡蛋扔了出去，这突然的动作，吓了我们一跳。鸡蛋伴随着碎裂声在地上滚动了两下，她捡起来，剥掉蛋壳，说她还没来得及吃晚饭。

“鸡蛋营养丰富，它的外壳硬且易碎，但是里面，很有弹性。而且，受伤的时候，还能拿来热敷。”Mayo吃着鸡蛋说。不曾料想，第四天工作坊时，Mayo受伤了，在跑动的过程中，她摔了一跤。所以，工作坊表演呈现的那一天，她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演出。

阿懒脱下脚上的拖鞋，说她喜欢穿拖鞋，不分场合和季节，因为脚趾头也需要解放。有一天，她一如既往地套上了拖鞋，在出门之前，鞋架上的球鞋一霎那有了意识，发出了请求：“今天穿我吧，为了安全着想。”她停在门口，思考她是要穿球鞋还是拖鞋——这一问题在她之前二十七年的人生里从不需要思考。她一只脚穿着球鞋，一只脚穿着拖鞋，在空中移动的过程中，不知道她是否在众声喧哗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还是仍接近于失语的状态。

表演临近尾声时，Y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观众。她是在香港工作的大陆青年，曾在邮件里回应：“我个人一直想要摆脱青年或者说年轻的状态。我想要快速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因为好像这样我就能摆脱混沌，摆脱愚昧，摆脱对未来的幻想，甚至摆脱性别的束缚。”当天因为交通瘫痪，观众稀少（大多是亲友），Y大概拥抱了十来个观众。

大多参与者在项目结束之后，仍想延续这个小群体甚至发展演出的可能性。深秋初冬时，草台班成员与香港的参与者们有过一次线上会议，我们隔着屏幕，探讨下一年的计划。随后，因距离、疫情等原因，计划搁浅。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搬离了1895弄，搬去了宝山区更偏远的住处。J离开了上海，回到老家的镇上成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偶尔写诗。1895弄的房东要卖掉房子，小闵也不得不换了住处，他考上了研究生，上海深圳两地跑，接着就驻扎在深圳，继续他的剧场工作。

我并非要以“离散”来回答“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相遇”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将彼此灵魂里的杂草拔起、翻动石头、拉松植物的根，甚至把种子剥出来，在原来的灵魂内翻动、混沌，在同一片土地重新撒种、灌溉、生长。然后，等待，下一次的相遇。

5

2020年，我“恶意返乡”过完春节回到上海后，发现了一个草木茂盛、春花怒放的郊外小岛。居家隔绝的日子让人封闭，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有了一定松动之后，我与赵川、吴梦打电话，介绍我发现的“被忽视的附近”，问他们可否来郊外小岛相聚。

即便面对防疫仍有不安，草台班的新老朋友们还是愿意缩短“社交距离”，纷纷从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等中心位置，赶来宝山区嘉定区交界的边缘郊外相会。我们在草地上打滚，谈论我们要如何学会新发明的语言，谈论最先进的技术，谈论共情和远方的人、周遭的事，谈论行动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将这些讨论整理成三万多字文本的《蛤蜊岛》。它借用薄伽丘《十日谈》相近的时代和地域背景，讲述了2020年有关隔离的碎片化记忆，也是剧场版《蛤蜊岛》主要素材文本。有意思的是，“蛤蜊炖蛋”这道家常菜在上海话里是“隔离等待”的谐音，当时创作的我们岂知自己是预言家。

那时核酸检测还没有成为日常，无处不在的是体温枪检测。检测的不止是“健康与否”， 而是对人的活动轨迹的追踪。这种如影随形的“掌控”，就是梅洛·庞蒂的所谓“世界在我的身体中实现了它自己”吧——但我要如何在剧场里用我的肉身来表达世界，表达我与世界的关系？

夏日来临时，我们从郊外草地转去了“历史学家的小屋”，继续我们的工作坊和讨论。我站在北苏州路340号的河滨大楼门前，望着这个房价高到有价无市的神奇大楼，想象着1938年的某个初冬早晨，一个叫尼维或阿列文的犹太男子正看着流淌的苏州河水，向舢板上的上海船民回以他幸存者的凝视。

“若水！”——同来的小伙伴将我拉回现实，我们几个乌泱乌泱地涌入了河滨大楼的电梯，电梯里的一人见状，出了电梯等待下一趟，另一人则拉紧了脸上的口罩。我们安静下来，按了“3”，出了电梯，一头扎进“小屋”，在“隔离史”的长流里潜泳。

后来，我们在这里发展出《真相练习》的小演出，并在上午艺术空间做了一次呈现。上午艺术空间创建于2008年，是由艺术家发起的独立实验室空间，它为不同艺术领域的实践者提供排演的场所。当我们从“小屋”挪到地下一层，一下子感受到空间从原来上海老房子局促的结构，变得宽敞且冰凉了——木地板变成了水泥地，空间是原来的两倍。我们在“小屋”所发展的小创作，在这个场地似乎都不成立了，因为内核不够扎实。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个挑战，赵川不得不连夜改了剧本结构，吴梦则一如既往地承担了表演指导的工作，还兼任现场音乐配乐、群演。

在一次排练过程中，N哭了，说不想排了。这一次她的戏份较之前的《草芥2019.6》要吃重一些。或许是多次的重复使得人疲累，或许是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或许是来自演出和生活的压力太大……在排练期间，我们要面对各种状况。我们将演出比喻为“上战场”，粮草先行，演员们要吃好休息好，保证体力和能量，才能在演出中保持好的状态。

参与了草台班一出戏从创作到制作、排练、演出的整个过程，才算知道“剧场”是怎么一回事。参与者们除了做演员，也得同时兼任制作人、舞台监督、灯光技术、音乐制作、服化道等幕后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活，都需要有人去做。

每次进场排练，赵川就会说起，以前进草台班的人得先学会接电线，后来也用不上那些剧场灯了。记得我刚来草台班那会儿，还真的跟小闵学过接电线，灯怎么也不亮，很是恼火。说到这些，赵川就很羡慕在日本碰到的小剧场团队，一看他们工作的熟练程度、相互之间的默契，就知道他们在一起工作了许多年。他一直希望草台班有稳定的成员，可以持续推进剧场的工作。

但在我们这里，持续做一件事是非常艰难的。电影，别人有“欧洲先锋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剧场，别人有“布莱希特”、“残酷剧场”、“被压迫者剧场”——而我们有什么呢？

回去的地铁上，我跟N说我是怎么理解我和她的角色，导演又是从怎样的角度去结构我和她的戏的：“戏的后半部分，她们在同一个场景，但似乎不是同一个世界，但是观众看到的是两位女性，两种生命的彼此回应，她们相辅相成。”

“你这么说，我好像能理解一些了。”她说。

第二天排练，N来了。就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做了一次演出呈现。没有料想到那是我们2020年唯一一次的演出。

6

2020年的秋天至2021年的春天，我们在浦电路附近的一栋写字楼的会议室里，继续挖掘“隔离”的纵深及维度。

那个春天，N正在某个偏远的乡下，没法继续参加工作坊了。两年之后，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她跟我说起那段时间，自己从没有崩溃过，时刻保持着警醒。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躲过那顿莫名其妙的打，“那顿打，像是在路上等我一样，等我路过的时候，迎面一击”。她没有跟我说她被打得多痛或受伤程度如何，打她的人长什么样，她没有看清——等她爬起来捡起碎掉的眼镜戴上，她已经看不清这个世界了。

与此同时，我所在的世界瞬息万变到超出我短暂的生命经验所能言说的。幸运的是，在剧场里，我们总是能讨论点什么。我们阅读了《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西方居住隔离理论》《古拉格：一部历史》《瘟疫与人》《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这是不是个人》《“点对点”与流动的“安全化”》……每次到会议室，我们就阅读内容展开讨论，然后将长桌和椅子移到一边，留出方便我们可以做肢体训练的空间。我们使用面具来区分剧中不同的人物。这一次，我们的表演，不演我们自己，我们戴上面具，演其他人，且一人分饰多角。

2021年4月9日，我们将《蛤蜊岛》改编成一个短小的剧本，在武汉的废船做了“剧本朗读”式的呈现。那晚的现场挤满了观众，演后剧场比我们的戏还精彩，有一个观众分享了他朋友回家的故事：“疫情爆发时，我朋友想买一张从广州到武汉的火车票，但是买不到，只能到岳阳，他就决定从岳阳走路回家。晚上，他被当地民警安排到接纳外来滞留武汉人的一个宾馆。他去了，但被拒绝入住，就只好在一个没有开放的大楼里面躲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上路。然后他就搭了一个车，司机跟他说可以把他带到武汉，结果把他带到了湖南和湖北交界的一座桥上。但湖北不让他进，湖南也不让他再回来。他就卡在那个桥上面整整一天。我帮着他不停地给各个部门打电话，问人怎么办，难道就让他在这个桥上吗？每一个部门都把事情推向别人，没人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他从广州回来，穿得少，在那里瑟瑟发抖。有个人给他发了四包泡面，一套睡衣。他在桥上装自己疯了，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唱歌，在那里大喊大叫，但是依然没有办法。一直到大概晚上九十点，联系到一个媒体朋友把事情报上了新闻，那边的人才给他找个车，把他送回市区。”

我们把这位观众分享的故事写进《蛤蜊岛》剧本之中。记得抵达武汉的那天，恰逢武汉解封一周年。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一年后将在上海遭受相似的苦难。

回沪之后，我们在嘉善路附近的“懒汉之家”客厅继续创作排练，并做了一次内部呈现。“懒汉之家”是一个以合作共居为基础，建设共享工作室、活动场地、信息站和借宿功能的半开放空间。我们在这里排练期间，还受到过住宿者的美食招待：卤味、蛋糕、西瓜等等。礼尚往来也，我们也带了零食小吃过去分享。

排练中，因其中一位参与者W去了广州，我们尝试使用网络直播与现场表演结合，这也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居家办公、上网课、“网大”毕业的隔离现实的另一种重现。赵川常说，草台班的戏是“因人成戏”，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也“因空间成戏”。我们的场地，从郊外草地到写字楼会议室到居家客厅，这种游击式地使用不同空间做工作坊的经验累积，使得草台班对演出空间不拘一格，并享受塑造空间的机会。夹缝之中的人，总是能在各种夹缝、张力之中，寻求打开另一个空间的机会。弱者求存的方法，是不一定要保留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如此，强者便难以向弱者展示力量。

2021年6月，我们再次应疯子XX之邀，去到已经搬至云锦路的那行文化零度空间，做《蛤蜊岛》演出。云锦路的那行，大致保留了在愚园路时期的设计风格，除了那条“天桥”变成了天窗，还有紧邻绿化带的那一面设计成了落地玻璃窗。我们将表演时要用的面具一一挂在玻璃窗上。演出过程中，不时经过的路人，停下脚步，透过玻璃窗向内张望，或掏出手机拍摄，一些孩子甚至将小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与上方的面具形成了一种诡异的画面。这样的介入，使得演出者和全部观众像是被集体隔离了。

《蛤蜊岛》/ 摄影：疯子XX

回到上海的N也坐在观众席之中，甚至还帮忙做了其中一场演出的志愿者。影像里的表演者戴着金色的面具，因网络造成的卡顿，使得她的表演出现半秒的延迟，在观众以为这是提前录好的画面时，视频上弹出的弹幕则提醒着他们此刻的真实。

与之前我参与草台班的戏不同，《蛤蜊岛》算是“话剧”，语言密度之高，对于我这种普通话不标准的演员非常有挑战。原本的“剧本朗读”式呈现，低头看剧本会减少与观众的交流，所有的演员就都将台词背了下来，这样表演起来更打开，但彩色的剧本仍是我们的道具和紧张时的台词提示。另外一点不同是，这次设了观众席，表演空间成为一个镜框式的舞台，但有一位表演者可以自由进入观众席，而且全程没有台词。

临近戏的尾声时，他打开落地窗，消失于上海的夜色之中。

7

2021年7月底，在策展人侯瀚如、梁建华的邀请下，草台班带着《蛤蜊岛》去了广东时代美术馆演出。这一次，我们演出的舞台是犬吠工作室、自由工作室和山口泰在“无用之用”展览展示的装置作品《隔离桌》，它的直径为750厘米，高度是76.8厘米。

因这“特殊的舞台”，表演者仿佛置身于某座孤零零的小岛。这一版本演出时，一位参与者因为外出需要跟工作的高校报备，无法前来，放暑假的J便代替了她的角色。虽然有两年的时间没在剧场，但J毕竟是有经验的老演员，很快就将两个角色的台词背了下来。

广州这座城市有自己的地域性，“演后谈”不像在上海，某些观众只聚焦在“表演”和“艺术呈现方式”上。我更喜欢那些打开、充满好奇心的观众，他们毫无负担地提问，他们谈切身的感受。

我还记得我所饰演的“福莱尔”站在舞台上，看着一个一个站起来回应的观众所带来的感动。福莱尔是一个羊皮书行业的从业者，她在瘟疫紧张的时候，与一些朋友为城邦最基层的清道夫募集口罩。后来一个在云上联络的朋友，帮忙了一些财务上的问题，期间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文森特医生去世的那个晚上，她的情绪很糟，她和那位朋友聊到了通宵。口罩募集项目结束后，他们的友谊因为一点破事而结束。但福莱尔心里很怀恋这段友谊，因为那位朋友把很远的经验，拉近到身边，使她认识到英雄行为可以出自普通人。

“我家的位置，能看到对面的整栋大楼。城邦完全蛤蜊时，每天傍晚我都能看到整栋大楼里所有的人家都亮起了灯。透过窗户，我看到人们一一坐到了饭桌前——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景象。我从未谋面的文森特，应该也在里面吧。”福莱尔的目光转向台下的观众，“就像现在，他也完全有可能在你们里面，我的朋友，你能站起来或举一下手吗？”

观众席里举起一只手，两只手。“请大胆一点，我需要看到你，我们需要看到你，请给予我们希望——”，观众席里陆续有人站起，艺术家大河的哼唱声随之响起。

同年秋天，我们在成都A4美术馆的小剧场排演《蛤蜊岛·麓湖番外篇》，剧有了另外一个结尾——我们邀请观众上台加入我们的“音乐节蹦迪现场”，跳得正欢时，音乐和绚烂的灯光戛然而止，所有的演员倒在了舞台上，留下茫然失措的观众。

这时，墙上显现的，是截止到当天的因感染新冠而病逝的全球人数。

当时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编辑的《蛤蜊岛》文本，原素材有将近十万字，因故未在草台班公众号发布成稿。现在回看，它成了一种历史存档——它收录了各个参与者的口述经历。我们这些无名者的生命在这份档案里可以重现——

2020年1月28日，母亲跟我说，我们镇上已经有四个人确诊了，又说一房的五叔骑着摩托车想去镇上的医院看风湿，被人堵来堵去，风湿没看成，还把自己给摔了。
2020年1月30日，母亲在家族微信群里发了一个视频：玉莲奶奶的棺木立在祠堂里，没有道士做法事，没有锣鼓喧天，也无亲人哭丧，只有几个戴口罩的男男女女跟在一个打锣的男人后面。打锣的男人学着道士唱了几句，惹得众人大笑不止。母亲说，你奶奶担心自己的葬礼会像玉莲奶奶一样，亲戚没法过来奔丧，少了热闹，道士没法过来做法事，她的灵魂升不了天。
“叫外婆多活些时日吧。”表妹在群里回复。
——《蛤蜊岛》剧本节选

以上内容，是我的日记。2022年3月至5月，上海封城期间，我母亲十分担心瘫痪在床的奶奶，担心奶奶要是走了，我们都回不了家。2022年12月31日凌晨两点，我奶奶驾鹤仙去，享年九十八岁。她等到了我们都能回家的日子。

8

“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张爱玲借曼桢之口写出的断肠之话，或许也能抽离文本放在今日的上海。

三年之后的现在，餐厅是餐厅，体育馆是体育馆，电影院是电影院。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切实的失去——亲人、工作、身心的健康，还无法用确定的语言来描述。如果我们的身体会唱歌，它会如何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

2023年初，草台班发布了春季创作小组工作坊成员招募，参与者中除了N是我们的老朋友，其他人都是新成员。N之前也离开了上海，搬去了附近的城市。她搬到小县城以后，在阳台上种菜种花，学习缝纫和做面包。她在这种家居生活里处理之前外界带来的心理冲击，安定身心。当她想象家这个空间可以再做点什么的时候，就疫情了，最后那里成为她的独居空间。

她这次来参加工作坊，就像我曾经在上海苏州两地往返一样，来回奔波。偶尔也会在朋友、其他参与者家里借宿一两晚，再回到她的小县城。再次见到N，我们都很开心。她在工作坊里看到了比自己更年轻的参与者们，有一位是00后，“看到年轻的生命力，进步的、善的、好的东西”，她特别感动，因为已经很久没在集体里了。

此次工作坊由吴梦策划和带领，赵川、Pan和我协助，工作地点在漕河泾附近的一个空间。这一回，每使用空间一次，需要参与者每人平摊35块场地费用。2月到5月，草台班在那里共开展了14次线下工作坊（每次8小时）、2次线上工作坊，以及1次的内部单人表演呈现（当天我因为“阳了”而未能参与）。

2023年3月27日，吴梦给我们布置了“作业”：关于个体最有“存在感”或最没有“存在感”的时刻，请每个参与者根据此议题做5到10分钟左右的分享，形式不限。

因为当时我在成都，所以面对面访问了成都的朋友方方、鹤鹤、照萤、阿钰，微信访问了分别居住在上海的疯子（视频通话）和KK（文字聊天）、以及一位在舟山工作的宝岛朋友YF（语音通话）。

他们的口述如下：

我觉得疫情关在家的时候，是最有存在感的时刻。我的存在感来自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反正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把每一天的饭菜当作你可能会被带走的最后一顿来吃。
——鹤鹤

在疫情期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想找点事情做，就去献血，然后拿到献血证。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没有白费，有了那么一点意义。我避开例假，只要血小板计数在献血规定范围内，我就去献血。两年里，我大概献了十几、二十次血。
——照萤

疫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时段，我可以放空我自己，什么也不用去想，因为相当于整个社会的节奏都慢了下来，甚至是停滞不前了。从内心来讲，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不论你是谁，你都和我一样，都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
生活这么多年以来，基本上都是围绕自己去转，没有想过也没有能力去为社会做些什么，如果是从社会角度来说，我从来都没有存在感过。
——阿钰

无需与他人互动就是一种恢复与休憩的过程。和他人互动，尤其是政治性的思考和活动很耗精力，所以状态不好的时候会减少这些活动。
关在学校期间，我是靠打单机游戏这种有个体“存在感”的活动度过的。虚拟世界获得的不能代替现实世界，但依然是获得了某些东西，进入虚拟世界的心流，个体存在感、成就感都能得到满足。而且虚拟（游戏）本就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KK

我在剪片子的时候，才发现和疯子的视频通话录屏没有录到声音。当我点击“录屏”的时候，我相信手机会记录。它确实记录了，留存了影像，但缺失了声音。看着眼前的36分钟23秒的无声录像，我努力去回想前一天我和他聊了什么，记得的只有只言片语。原来我的记性并不总是很好——那么，过去三年的日日夜夜，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我记得的还有什么呢？

后来，我问疯子：“你还记得昨天跟我聊了什么吗？”

他用文字回复：

“我觉得去年一整年是能感受到‘存在感’最多的一年，尤其是封控期间，你不断地因为各种事情情绪起伏。但当面对特别强大、让你非常恐惧的时候，又会产生无力感，这个时候就反而存在感很低了。现在好像放开了，但其实这些事情并没有结束，也并没有变好，当我们在生活里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存在感的，像突然跳出来似的。”

我将疯子的这段话以字幕的形式放在他和我聊天时的“手舞足蹈”录屏影像旁边，并且加了Drunken Sailor的背景音乐。

当我重听和YF的采访录音时，53分48秒的音频，我来回拉了好几遍播放条，将音量调到最大，我只听到了我的声音，没有YF的声音。我像问疯子一样用微信问她是否还记得聊了什么时，她哭笑不得，回复说，她跟我对话时处在一种“弥留”状态（因为太累了），根本不记得跟我说过什么。

我只得在脑海里努力打捞，捞起的是她下飞机检疫时戳鼻孔很痛的身体记忆，捞起的是她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那段时间，有一种奇怪的“存在感”——做核酸，证明自己健康；扫场所码，证明自己去过哪里；出示行程码，证明自己途径、逗留的是“低风险区”——每一天，我都要证明自己“存在”的痕迹。

写到这里，惊觉“文字记录”相对而言是一种更可靠的记忆留存。“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坎德尔在《追寻记忆的痕迹》如此说，“没有记忆提供的心理时间旅行，我们就不会意识到我们的个人史”。

9

今年端午节，我们在疯子XX的邀请下，去了延安西路附近的米行文化—零度空间，做了四场演出。演出那几天，恰逢上海梅雨季，但预约演出的观众百分之八十都如约而至。舞台和观众席的面积几乎一样大小。

J因着放暑假，从老家坐了火车来上海看我们演出，场场都来了。他看上去壮实了不少。他跟我说，再次来上海，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时间段里哪个空间里。

《让身体唱歌的n个方法》的导演吴梦，做了一个大胆也很冒险的设定——全剧无台词、纯肢体演出，九位演出者全程在台上，没有下场的时刻。

对于习惯了语言、文本、叙事的观众来说，观看一场纯肢体的演出是有障碍的，因为这不是行为表演，而是剧场。对于演员来说，需要能量和情绪的调动，使得内在饱满而有张力，才能是好的表演而非僵死的戏剧。

草台班的剧场，几乎极简，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舞美。空间的建筑设计师们来看排练时，建议使用水平仪来达到我们想要的舞台效果——水平仪打出来的九宫格，也就成为唯一的舞美设计。我们被格子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呈现个体的存在状态——我们睡下，我们起来，我们躺下，我们醒了。“躺下”“起来”这两个动作带动的身体训练，是草台班常规的训练之一。在这次工作坊练习中，赵川加入了疫情情景和站起来是躺下的两倍时间的设定。

在谈及各自的身体感受时，BR说，他睡觉比之前多了很多，刚开始还会想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后来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后面能出门时，外面有一种僵尸片的感觉，死气沉沉，整个人有垮下来的感觉；N感觉全程都没睡醒，是一个很麻木的感觉，等到站起来比较久的时候就开始看看自己的手；而我有一种不想起来、想一直躺到天荒地老的感觉，时间一长就有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了。

吴梦在我们练习时，感受到生命的片段被压缩和凝固了，她试图在创作阶段将大家的这种内在的丰富度和能量展开。在她看来，“睡着/醒着”有很多含义，不仅仅是谁睡着还是醒着的问题，或谁愿意让自己睡着，谁愿意让自己醒着。她举了个例子，一个人愿意面对这件事，不愿意面对那件事——哦，那我先睡两天再说（醒）吧，醒着太累了。她期待看到梦境（黑夜世界）生成的主动性，带入更原始的召唤。我们在格子里，躺下，起来，此起彼落，凭借这肉身呓语、低吟、浅唱、高歌，唤醒那沉睡的记忆。

“白色的灯熄灭了，在蓝色的灯光投影和我们沉默的注视下，表演者们开始在各自的格子中入睡。有人在睡梦中呓语，有的哭泣，有的翻身打了个蚊子……蓝色夜幕下的身体像是受到了怎样的召唤而纷纷向舞台的另一侧延伸……蓝色的光像是变成了一张床一样温柔地兜住了他们，所有演出者睡在了在一起，头挨着旁边人的肩膀，惬意地靠着彼此……在这个夜色中独自入睡的个体变为温柔的集体的转变让我着迷。”沈秋阳在剧评《离开语言和白天，身体短暂的出逃》中如此写道。

第一次来看草台班演出的观众，被非职业演员接近本色的诠释所打动，与之共情，感受到挣扎、否定、困惑及努力地活着，流下眼泪。观众阿子儿看到了被格子规训的身体，没有格子的地方依然有无形的栅栏，抗争的无力，“挥拳，倒下，步入圆舞曲中一派祥和地娱乐，步入戏谑地笑，向他们投降”。

加演场演出的最后，N眼含泪水，一直到“演后谈”，她还在情绪中。她说那是因为被打倒再爬起来之后却还要笑着，笑着笑着就哭了——这就是她的身体唱出的悲歌吧。

N安顿下来之后，去了家附近的拳馆学习拳击。她想学会使用自己的身体。当她只有一具肉体可用的时候，她要如何移动、转换重心，承受住迎面而来的拳头？如果反应够快，她就能躲避打过来的拳头，然后找准时机一拳打出去，击打对手。在工作坊时，她和我们谈论拳击，向我们展示她所学的，手把手教我们预备、出击的要领动作。那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是她人生中无数个被外力溺下去的时刻的叠加，她生气又悲伤，最后唯有紧闭房门，无力感几乎将她吞噬。她想要为自己做点什么，不再恐惧下去，抵达拳馆是她当下唯一能做的事。

然后，拳击成为她的生活，拳击也成为她剧场创作的转化。“剧场是生命的展开，借由真，真的内在，活生生的身体，诚恳的努力，触及生命政治里的过程。这种真，本身也是震动人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N在朋友圈写道。

10

7月初，草台班在青年学者、策展人董锐蛟的邀请下，在阿那亚·金山岭的“大地艺术节”有了别样的聚会。

这次我们的两场演出在山谷音乐厅里进行，并且是午夜剧场。我们不知道，到了这人工打造出的天外飞石一样的音乐厅，游客一样的观众，能否听到我们身体发出的“歌声”。哪怕这世界从来都是碎裂的，身处同一个城市的人都在面对迥异的现实，但是疫情就像风暴，带着一股强横的力量，将每个人都卷入其中。

我时常想，这场瘟疫到底有没有让我们因此更了解他人？毕竟，自2022年秋天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心疫情结束的时刻，到了冬天的时候，身边的人、网上陌生的网友都在谈论“阳了”的症状。到了今年，似乎所有的人都集体失忆了。

从大巴车上下来，就感受到山里清新的空气及凉快，与上海的闷热潮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次是主办方给我们安排的住宿，每个演员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这是草台班有史以来享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住宿标准了。奇怪的是，住在这loft式的房间里，我竟然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山里空气这么好，我的偏头痛竟然也犯了。幸好，吴梦给我扎针，让我不受偏头痛的折磨。

此时，在观景台候场的眼前，是金山岭的星空。有观众举着手机，站在候场的演员中间，寻找最佳拍摄星空的角度。演出到一刻钟左右时，演员们躺在格子里进行黑夜世界的表演，陆陆续续响起观众离场的脚步声。当剧场灯亮起的时候，舞台上的演员们看不见具体的观众，但是能看到一些黑影。哪怕现场只剩下一个观众，我们也会完成演出。

《让身体唱歌的n个方法》/ 阿那亚·金山岭大地艺术节官方摄影

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在二三十个观众的掌声里，我们谢幕。收场的时候，艺术节的志愿者Piao拥抱了几位演员。她拥抱我的时候，满眼是泪。

后来，她写了一篇观后感分享给我们：

“演出带给我的震撼很大，回忆一直在涌……那段日子的好多回忆，我要忘记了，好多感受，我也要忘记了。这种忘记让我感到恐惧，感到身为一个人，我好脆弱。疫情开始在我的17岁，除了吃饭、睡觉，还尚保有‘学习的权利’。那时我天真地把消除脆弱寄托在18岁，19岁，20岁……我分明知道那段日子的记忆有多么重要，那段日子里我有多少想要刻进骨头里的人、事……铭记痛苦是为了让自己不要麻木，忘记它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敢继续想。‘为什么要忘记’，‘怎么能忘记’，‘一定不能忘记’，重复的问句和祈使句在我的脑袋里穿梭，身体接受不到任何指令，我只是不停地流泪。”

另外一位从上海过来看戏的媒体老师说，“后劲很大”，问还会不会继续演。

做剧场，就是因为这样的触动而觉得有了意义。

重新回到剧场，N认识到剧场是造一场梦，“从没有里创造出有，让空间因身体存在而全然改写，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她从拳击里学会了面对击倒和挫败，从剧场学会了承担，并享受一切的发生。

我们在剧场相遇。我们站在你们面前的舞台上，这有关身体，有关现实，有关正在打翻的东西。你听到的我，你看到的我，主动或被动展现的沉默，同是缺席的存在，或是存在的缺席。这出声的我，最终比我说的我更我。

如今，我之前提及的一些空间，已在城中“消亡”，比如1895弄、苏州星星家园、下河迷仓、上午艺术空间、定海桥互助社、广东时代美术馆……但也有年轻的空间在生长，如废船、懒汉之家、米行文化-零度空间……即使一些空间和地名已在地图上被替换更新，我们仍能用记忆导航抵达它。

后记

2023年11月7日，广东时代美术馆公众号发布了一篇《tm重启，只因有你》的文章。期待广东时代美术馆2024年如约回归。

草台班因一位建筑师朋友的帮忙，给我们介绍了一处可免费使用一年的场地。那个地方原来是个日式居酒屋的餐厅，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刷墙、做了简单的装修，然后像蚂蚁搬家一样，陆陆续续将物料、道具等搬了过去，我们称之为“草料场”。

11月初，N告别了两年两个月的小县城生活，带着创作类的全部家当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彼此支持的朋友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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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山区孩子的十年“改命实验”

1

2012年5月，我所服务的公司在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资助了100个留守儿童，并在“六一”儿童节前夕举办了盛大的资助仪式。这是场有着鲜明的企业宣传性质的公益活动，仪式上，相关部门领导和企业发言人在媒体与观众的见证之下，为这些留守儿童每人发放了1000元大红包，还有书包、书籍等学习用品，媒体则对之进行了华丽的报道和发布。

有位姓文的女士从网络上看到新闻和照片，辗转找到我，表示希望资助1名山区贫困儿童。彼时，文女士30岁出头，生活在一座南方沿海城市，是位非常出色的职业女性。她说，她是射手座，有一点南丁格尔情结，在读书时就曾资助过1名陕西的贫困儿童，每个月会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里拿出50元钱给孩子寄过去，因此还受到父母的批评，后来陕西那边打来电话叫她不要再寄钱，这份资助才结束，但那份关怀弱者的情怀，一直蛰伏在她心底。这次看到新闻里的山区孩子过得那么困苦，她想尽一点心意，便托我在当地帮她物色人选。

次年春节，我和公司所在地的一帮朋友吃饭。席间，有位驻村干部，刚刚结束驻村工作，她提到自己接触到的几个孩子，不胜唏嘘，“有一个孩子连鞋子都没得穿，脚后跟都裂开了……”我便将文女士所托之事说了出来，又托她整理一下孩子们的资料，发给我。

没几天，那位驻村干部给我发来了5个贫困孩子的资料。那是张无比沉重的表格，如果说命运早就在暗中为每个人发出了底牌，那这些孩子拿到的无疑是最差的那一张：出身深山，缺父少母，遭遇噩运，贫困缠身……

我将表格交给文女士看了，她又托我替她先行去实地走访。周末，我和驻村干部以及一位姓黄的男老师去了村子。黄老师当时30岁出头，在村小当副校长兼英语老师。他在当班主任时，每年都要写关于贫困户、后进生和留守儿童工作情况的材料，对村里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因此受到校长指派，将带路的任务交给了他。一路上，黄老师有说有笑，耐心地对我介绍着村里的情况，眼睛里透着欣喜的光芒。

我们先在镇上集合，然后经一段水泥路到达山里，下车，再步行10多分钟，终于到达村庄。

第一站是女童小豆家。小豆当时10多岁，读村小三年级，大眼睛，眉目周正，皮肤黑黑的，头发油油的，不大说话，有点木讷。她没有父母，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祖孙俩住的红砖屋子有些年头了，毛坯状态，墙壁都裸露着，屋内屋外铺满了发霉的农作物，看起来就跟奶奶的脸色一样阴晦。小豆奶奶说起孙女：“我年纪大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她还这么小，有一天我死了，她可怎么办……”

我打电话将所见所闻转告给文女士。她听了，心酸之情溢于言表，托我即刻替她向老人家表态：只要小豆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她会一直供小豆上学，直到孩子上高中，上大学。

小豆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说小豆这是遇着贵人了，让孙女给文女士道谢。小豆对着手机，仍然是木讷的模样，文女士在那头问一句，她才答一句，半个多余的字儿也没有。

我接过电话对文女士说：“山里孩子嘴笨……没办法。”

文女士答：“我懂。”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另外3个孩子家。对于我来说，那是一趟超乎想象的走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密集的苦难群体：男孩小桦，父亲有点小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病，要常年锁在家里，不然就会跑出去伤人或者自伤；男孩小军，父亲亡故，母亲多年前就已经出走，他跟随单身的叔叔和年迈的奶奶生活，之前在资料里看到的那个春寒时节光着脚板去上学的孩子就是他；男孩小安，父亲身体不好，母亲跑了，主要由伯伯照料。

最后一站去的是丫丫家，当这个瘦小的女孩站在大家面前，我感觉自己在前面4个孩子家中积攒的郁闷心情得到了一丝抚慰——丫丫脸上有笑容，有一双清亮的眼睛，整个人看起来活泼开朗，当我们跟她说话，她也是落落大方，有问有答，条理清晰。丫丫的母亲早年就离家出走了，父亲得了病，她跟着叔父一家生活，听说叔父一家对她非常好。她家房上堂兄堂姐很多，丫丫整天拿着碗去这家吃吃，又去那家吃吃，亲戚们也都很疼爱她。她自己也很懂事，从小就会做饭、洗衣服，有很强的独立意识。

走访结束时，我们把5个孩子叫到一起拍照，丫丫站在人群中，眉目含笑，昂首挺胸，像一束光打在阴暗的角落。

2

几个月后，2013年6月初，文女士带着女儿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西南，第一次去到了村里。我那天因故没有陪同下村，还是由黄老师带路陪同。中午他们一家人回到县城时，文女士从车子里拿出一只活鸡、一袋干花生，说是小豆的奶奶给的：“我本来想着不在她们家吃饭，免得给她增添负担，谁知她拿着这个追着车子，一直追，我都不好意思不要……”

我带他们到船餐厅上去吃饭。那段时间正是雨季，连着下了几天大雨，江水涨上来把通往餐厅的木栈道给淹了，我们只能乘着一叶小舟上大船上的餐厅。文女士觉得新奇，情绪很不错。她已经确定要资助小豆，还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QQ号和详细地址给小豆，嘱咐小豆要多多给她分享学习和思想情况。她甚至想到寒暑假时把小豆接去大城市，带孩子增长见识，让小豆多看看城市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激发小豆在学习上的斗志。

那天文女士对5个孩子都走访了一遍。后来她跟我说，当时她对于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资助人加入，心里并没有底，以她自己的能力，最多能资助3个孩子。好在，她回去之后发了朋友圈，立即就有2个朋友表示要加入，一个“认领”了丫丫，另一个“认领”了小安和小军，于是，文女士自己就认领了小豆和小桦。

这几个资助人的想法都很朴实：自己的生活条件好一些，手上有一点闲钱，付出这点微薄的力量，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希望这些孩子能读高中，读大学，走出大山，不必再重复父辈的贫瘠人生。如果实在考不上大学，能尽量多读一些书，增长见识，提高分辨能力，待到思想更成熟一些再走上社会，也许就能少一些坎坷，生活得更好一些——总之就是，“即便不成才，也要成人”。

文女士说：“我们不通过机构，也不宣扬，就是默默做一件内心想做的事儿。”

资助行为在2013年7月正式启动，小学阶段，他们每月给每个孩子400元，随着孩子们读完小学，升初中、高中、大学，资助款将酌情增加。文女士建了一个QQ群，资助人会按月将款项汇给黄老师。黄老师确认收到款项之后，再给孩子们发放下去，并将收发凭证和孩子们的一些情况反馈回来。我是以公益企业的身份待在群里的，同时也是一名观察者。在我的眼中，那时候，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的是，一帮纯粹之人，用纯粹之心，在做一件纯粹的事情。

一年半之后的2015年12月，文女士第二次去到村里。

她那两年资助经历，感召了她周围的好几个朋友，都说也想加入进来，于是，在这次来之前，文女士就托黄老师物色了第二批备选的需要接受资助的7个孩子。她觉得事情做到这一步，本着对好心朋友们负责的态度，她必须亲自考察核实才行。

那一次文女士是坐高铁过来的，到达时已是晚上，她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汇合，一起前往镇中心小学找黄老师。

我俩坐在城乡公交上啃着包子，文女士说：“我给每个孩子准备了500块现金，待会儿发给他们，让他们买书，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我说：“直接把钱给到小孩手上，一下子给500元，会不会有点多了……”

文女士就决定，那就给每个小孩200元，而且要交代他们只能买书。

正在这时，那位驻村干部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她那时已经不在孩子们的那个村子驻村了，但还是很热心，说自己也正赶过来。

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黄老师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仨先在校园里走了一下，驻村干部也到了，我们上了她的车，坐车进村。

“一诺千金啊……”驻村干部很激动，责怪我和黄老师不告诉她文女士来的事，还说自己很愧疚，没能参加进资助里来，因为她家里情况也不太好，侄儿多，都需要帮助，她虽然帮不了外人了，但带个路还是没有问题的。

3

那天下着冬雨，我们踩着泥泞进了村。文女士时隔许久又见到小豆，她看着眼前长高了许多的少女，像是看着自己浇灌的一棵小树苗，满眼欣喜。她问了小豆的学习情况，看了小豆的作业本，然后牵着小豆，撇开众人到了屋后。我过去的时候，看到她们站在一棵树下聊天，偶尔还用简单的英语对两句话。聊天结束之后，文女士拿出200元钱给小豆，并交代小豆说这钱是给她买书的。

从小豆家出来，文女士跟我说，她原先计划等时机成熟一些就接小豆去城市过假期，但这个想法恐怕不能实现了，因为发生了“那件事”，她不敢这么做。

她说的“那件事”，指的是2015年8月爆出的、轰动全国的“‘百色助学网’负责人王杰披着慈善外衣性侵女童”事件。她说，虽然自己是一片诚心，但毕竟小豆是女孩儿，又是未成年人，又是那样的家庭情况，要把小豆带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实在负不起那个责任。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小军家。小军不在家，他奶奶在堂屋忙碌着。其时本是当地晒柿饼的季节，可那一年秋冬多雨，柿农们几乎血本无归，但大家又都不甘心绝收，一边将柿子摘回来，一边祈祷着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小军家堂屋里摆着一台刨柿子皮的机器，机器左边是一只装满柿子的大箩筐，右边是半筐刨了皮的柿子，机器前方则堆着刨下来的一条条柿子皮，色泽金黄，散发着略带涩味的香甜。

我拣起一条柿子皮说：“漂亮吧？可以晒干了喂猪喂牛。”

文女士连声称奇，又夸柿子个大、新鲜。

正在这时，小军回来了。他应该是闻讯一路疾跑回来的，踏进屋就猛地一下站住了，极力控制着粗重的呼吸。一旁站着的，是和他一样略带拘谨的奶奶和叔叔。

寒暄中，我们得知，小军平时放学后就去村里的小作坊帮小老板刨柿皮，每天可以挣2块钱。“他刨得可好了……”小军奶奶说着，怕我们不相信似的，让孙子当场刨给我们看。小军麻利地坐到机器面前，一手拿柿子按到刀刃上，一手扶住刀片，双脚均匀踩动着踏板。只见机器飞快地转起来，柿子皮随之从刀口处飞向半空，又一圈一圈在地上摊出一只漂亮的小山包。

“可以哦，这小子。”黄老师摸着小军的头说。

小军看了文女士一眼，松了一口气似的，又低下头。

文女士同样把小军叫到屋后。这个12岁的男孩身高有点够呛，要站在一块大石墩上才能与文女士对话，他不敢接文女士给他的买书钱。

我问：“你喜欢读什么书？”

他说：“《三国演义》。”

后来小军终于将钱接过去，却突然哭了起来。他哭得越来越大声，肩膀耸动着，不可抑制。文女士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妈妈。我想看到妈妈。我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妈妈了。”

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我说：“你妈妈也想你，但她在外面打工，要攒够路费才能回来看你。”

他抬起头看着我，似信非信。

文女士说：“是的。你妈妈书读得少，挣钱也少，可能要攒蛮久。你也可以自己好好读书，长大了挣钱自己去看她。”

4

小花是第二批备选孩子中的一个。她原本是个弃婴，年迈的养父母捡她回家养到13岁，又一前一后离去，她就又变成了孤儿。因为这样的身世，她13岁才念到小学三年级，而且连户口都没有。

我们在她堂兄（非亲）家里找到她时，她正在帮堂嫂刨柿子。堂兄家新起的一栋小洋楼又高又大，款式新潮。堂兄带我们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最后来到洋楼右脚边搭着的一间大通屋，指着角落一张简陋的小床说：“这是小花的床，（她）平时跟我们一起吃。”

大通屋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物什，没门没窗，也不避风，唯一的用处就是能遮雨吧。我们站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她堂兄又说：“要不是小花，我也不会回来，我安排好她又要出去找工作了。”他是做水电安装的，而且还是个了不得的技术工，他说起自己的专业就很兴奋，进屋拿出一大堆证件，以及他在香港、澳门做业务时的凭证。

他又把我们带到小花自己的家，那是小花的养父母留下的一间半掩在树枝野草里的土屋，大木门洞开着，灵堂上还存有出葬时的痕迹。屋前有一片空旷处，从那儿望向远方，连绵的青山在雨雾里吐着大片大片的墨绿。我们在聊着小花情况的时候，小花本人就微笑着站在旁边，像一个安静的观众。过了一会儿，她就又回去干活去了。

她堂兄轻声说：“女孩子麻烦。男孩子做孤儿没什么，但女孩子就会麻烦很多，我不能不管她呀，她只有我这个堂兄了……”说到这儿，他将手中烟蒂一甩，也回去了。

我问黄老师：“他老是说小花‘麻烦’，小花到底怎么了？”

黄老师有些难为情地说：“小花住在这边时，村里的几个光棍老是想欺负她，一到晚上就围着她屋子转来转去，都要打起来了，还有人想把她卖掉……她堂兄闻听，赶回来跟那些人拼命。”

黄老师只克制地讲了这么多，我的内心莫名泛起一种生而为人的羞耻感，也没有勇气再往下问了。听说村里还有人放言威胁小花说“你想跑都跑不了，总有一天要落到我的手里……”我们听了十分揪心。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小花的学业可能很难坚持下去了。我们干脆讨论起小花的出路——也许她跟堂兄去打工，好好学点技术，会比现在要好，否则，下一次有人想欺负她，堂兄还能及时赶回来相救吗？可是，她连户口都没有，年龄也没到，打工也行不通啊。

小名和小刚是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了，小哥俩就和奶奶一起生活。我们来之前，奶奶病逝了，他们的直系亲人就剩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去他们家的路上，黄老师说，钱不要给了，给了他们也管不住，买些米和油进去吧。

听说经常有人给两个孩子送米送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也不留名，也不留姓的，他们的母亲有时也送，黄老师有时也送一些，小哥俩就靠着这些接济，有一搭没一搭地过日子。

我们进到一间青砖砌的院子，里面是间大屋子，左侧依墙搭着一间小舍，小舍左侧又搭着间更低矮的小舍。小舍门口倚着一高一低两个男孩，都穿着深蓝色大棉衣、黑色牛仔裤，衣裤都泛着油腻腻的青光，脚上都是半湿的棉拖鞋。两个男孩面相白净，但表情呆滞，站在雨里像是没知没觉一样，头发都盖住眼睛了。

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大屋子走出来——是他们的叔叔。叔叔理着小分头，穿着西服皮鞋；婶娘则在堂屋生了火，摆了几张小凳子，大家围坐下来，烤烤冻僵的手指。叔叔说自己很快就要出去打工了，只有婶娘在家照料小孩的读书和生活。

正说着话，又走过来一个穿绿色棉衣的少女，她剪着整齐的学生头，也是白净的一张脸，脸上挂着蒙昧的笑容。她是小名和小刚的姐姐，叫小春，15岁。婶娘说：“就姐姐有户口，后面两个崽超生的，没有户口……”婶娘说这些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女孩的一脸厌恶，说她懒死，怎么喊她都不会应人，又说：“奶奶下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一分钱……”

我收回正在烤火的手，笑着说：“他们不找你麻烦……你还指望他们出钱葬奶奶哦！”

气氛顿时凝固住了。

文女士看了我一眼，示意退场。我们俩起身走出来，黄老师也尾随着我们，进到旁边的两间小舍看了看。

稍大的那间是小哥俩的睡房，两张旧席梦思上铺着草席，几根绳子横七竖八地牵扯着，上面搭满了衣服和叫不出名的东西，地上洒着扑克牌。

小的那间是厨房，锅碗瓢盆四散着，还有米袋、没有盖子的油瓶，一口生锈的铁锅里盛有类似米饭的东西，黄老师说，那是中午吃剩的，兄弟俩煮的，姐姐不煮饭，但她吃。靠墙的柜子里面有一只盆子，盛着模糊不清的吃食，面上结着白色油脂。黄老师苦笑着说：“这是奶奶下葬时招待客人没吃完的剩菜。真是好奶奶啊，死了还留下吃的喂他们这么久。”

我们和小春单独聊了一下，感觉她和小花有些像，都是一种麻麻木木、无所谓的样子。但小花是单纯温憨的，小春却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慵懒，她甚至连普通话都懒得说，就说着自己的语言，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

小春说，妈妈有时送些吃的来，她每个月在学校能领到100多块钱的补助。之前没有人提到过学校有补助这回事，文女士就问了一下黄老师，黄老师说：“有些孩子有，有些孩子没有。这一家姐姐有，两个弟弟因为没有户口，没有。之前走访的孩子都没有。”

我们又问，为什么那些孩子没有？黄老师说，按国家的发放标准应该有，但总会有一些其他因素来干扰。

5

那天的午饭，我们是在小美家吃的，一锅清水，煮些青菜、豆腐什么的，很朴实，但气氛温暖。

小美原本也是个弃婴，养父母已经年过七旬。养母胖胖的，爱喝酒，爱笑，养父则有些木讷，但也平和。开饭的时候，小美忙进忙出，拿饭端菜，笑眯眯的。我感觉小美应该是第二批孩子里比较幸福的一个，她当时16岁，念高一，长得瘦长高挑，成绩也不错，听说还画画。

午饭后，我们又接着走访了剩下的两家，其中有一个圆脸女孩小桐，她一岁时，父亲因邻里口角，冲到别人家去杀光了两家人，曾是当年的一个大新闻。之后她母亲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双亡，如今暂住在堂叔家。她剪着齐整的学生头，穿着粉色棉衣，看起来很干净，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一想到她的父亲……我悲哀地发现，就连自己看向她的眼光都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颜色。

走访完毕，已经是下午4点。第一批受资助的小桦，他父亲又来邀我们去家里吃晚饭。他喊了好几次，准备得也很用心，鸡汤，野蘑菇，还有自酿的红葡萄酒，还叫了好几个村里人来当陪客。只是在饭桌上聊天时，文女士问到成绩，小桦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有一答一，而是用“一般”，“作业没做完”，“不行”，“没兴趣”，“不……”这样的短语来回答。他也不肯拿作业出来看一看，甚至不顾父亲在旁边干着急，话没说完就跑掉了。

次日，文女士便回去了。之后，除了有学校补助的小春，其他孩子全部落实好了资助人。

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一趟走访之后，那3个“黑户”的孩子也解决了户口难题，这事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命运他老人家一不小心从指缝间漏下来的一份小礼品——

就在那次走访结束之后不久，我在手机上看到当地一家自媒体平台发了一篇“关于贫困儿童”的稿件，正是我们那天走访的几个孩子，连稿子里的一些图片都是我们那天拍的。稿件大意是，在几日前的一个活动上，有一个老师向来此地游玩的外地马帮提到这几个贫困孩子，马帮回去就做了自媒体文章，呼吁公众献爱心。当地这家平台看到了这稿子，就转发了，也是号召大家献爱心。稿子行文写得很是煽情，但是对未成年人的真实信息和照片没有做任何处理，全部都暴露在读者的眼目之下，资助人的信息倒是没有暴露。

第二天，当地另一家自媒体平台也转发了那条图文，里面还多了一封以黄老师口吻写的公开信，仍然是呼吁“献爱心”。

我打电话问黄老师，黄老师承认是自己向马帮传阅了那些照片和故事。那时候，他正潜心于向外界寻求民间资助来改善学校的环境，他的本意是拓展一个资助渠道，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个样子——公开信也不是他写的，是平台乱编的，但他已经因此受到牵连了：相关部门认为这个事情是负能量，责令他澄清，并让他与平台交涉撤稿。黄老师与平台交涉，但对方却提出“再放两天”，说等到点击率达到“10万+”再撤。

这边火还没扑下去，先转发的那家平台又紧跟进来，也假仿黄老师的口气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么一来，后转发的那家平台就更不肯撤稿了，他们觉得模仿老师写公开信是自己的idea，自己都被抄袭了，凭什么要撤稿？

两家平台杠了起来，这下可害苦了黄老师，最后，相关部门专门找他谈了话，官方一出面，平台才乖乖撤稿。

黄老师跟我说，这场风波之后，很快便有相关部门前往村里看望那些孩子，询问户口事宜。不久，小花和超生的小哥俩的户口就得到了解决，小花还获得了孤儿补助，小春则获得了低保。

6

2016年6月，我从文女士的朋友圈看到，她和公司同事一起来本地团建。当天我就约她共进晚餐，席间，我问她去不去看那些孩子。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想起来就烦……”她说。

我很诧异——距离她上一次来到这儿才短短半年，资助QQ 群里的信息也是正常更新着，她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我问文女士原因，她便和我讲了一些小豆家人带给她的不太愉快的事——

过年时，小豆奶奶给文女士打电话，一个劲儿让小豆在电话里喊文女士“妈妈”，之后小豆就真的改叫文女士“妈妈”了。小豆提出，想要认识文女士的女儿，文女士想着可以让女儿与小豆分享一些学习方面的事儿，便给了小豆自己女儿的QQ号，结果却发现小豆只是想与自己的女儿认作姐妹。之后，小豆又打听文女士先生的电话，还说想要改姓文女士家的姓。

再后来，小豆还说，县城有一家私立学校打招生广告，说只要去就读，保证能够考上大学。她觉得好，想去那儿读书，但是学费很贵……

甚至，小豆的叔叔也给文女士打电话，说文女士是大城市的有钱人，是老板，能否给他一些赚钱的机会，或者做生意的门路。

文女士跟我说，这一家人的架势把她给吓住了，小豆一口一个地叫她“妈妈”，也让她有了一种“被强行塞给打折处理品的感觉”。

那时候，资助人都还没有建立起明确而坚定的边界意识，我们甚至就“穷孩子有没有资格向往私立学校”的命题讨论了一番。那晚一起吃饭的除了我和文女士，还有我家先生和文女士的一个同事，我们吃着饭，各抒己见，一会儿觉得，小豆这样的要求肯定是不合适的，原因很简单，你都困难到需要别人资助了，怎么可以去做那样的非分之想？过一会儿又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没有道理，谁规定穷人就不可以仰望星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结论。

当时文女士内心虽然有些许反感，但对孩子还是充满善意的。她觉得这些事不怪孩子，“肯定是有大人在背后教唆小豆”。她想拒绝小豆的那些行为，又怕伤到小豆，但内心又实在不愿意陷入情感绑架当中去。文女士说：“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帮助的孩子很多，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太多……”

过了两天，文女士又给我发来她与小豆的QQ聊天记录——在前一天的晚上11点，小豆向她提出，要让她帮自己充话费：“奶奶说了，只要你答应给我充话费，她就给我办手机卡。”

文女士回复了一大段，大意是说，你的年龄还不适合有手机，而且初中学业重，应该好好学习。她在回复里写道：“我只是一个资助者，尽我的力量帮助你，希望你将来有个好前途。我的资助作用是有限的，就算我一直资助，你本人不努力，或者家庭教育缺失，你都难以成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希望你的家人明白事理……”

文女士仍然如约资助着小豆，但已经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她的一些思考。她觉得，自己在操作层面可能存在一些失误，在一开始的时候，她把事情想简单了，爱心泛滥，大包大揽，给了小豆的家人太多希望，以至于他们对她产生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段时间，文女士多次跟我提起孙俪与她的资助对象之间的纠葛，后来又谈到她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资助了6个云南孩子，但除了提供约定资金之外，与那些孩子没有任何关联，因为朋友觉得自己只是想帮助孩子们，金钱关系是最简单的，如果掺杂感情，对双方可能都是负担，也太累了。

“这也是我现在的想法了。”文女士说。

她不再回应小豆叔叔的套近乎，并且明确跟他说，自己只是资助孩子读书，除此之外，不产生其他任何方面的关系。之后，小豆还给文女士发过几次留言，总是在问：如果我要去读贵族学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卫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武术学校，你支不支持？

文女士回复说：“不支持。我只想供你读高中，读大学。”

小豆回了一句话：“好，我知道了。”

7

我在2017年春天结束工作，离开了那个小镇。次年9月，我因故路过，想着那群孩子，便抽出一个下午时间，去镇中心小学见了黄老师。他把我带到学校门卫处的一个小房间，从架子上翻出几张纸片递给我。

那是一张用电脑打印的A4纸片，上面有6个问题，分别是：

“这个月我一个人用了多少钱？”

“我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想买？”

“我认为什么是不必要买的，但我买了？”

“我了解的工作有哪些？”

“长大之后我想做什么，原因是？”

“做这个工作要达到什么条件？”

很明显，黄老师在设置这些问题的时候，植入了他内心对于这些孩子的期望，那就是：节俭用钱，好好学习，树立理想，展望未来。

我笑着说：“黄老师，你这可是用心良苦啊。”

他苦笑着答：“然而（这些做法）并没有丝毫用处。这些小孩普遍自卑，品行有点小毛病，成绩不行，让他们拿作业本来看，都不会给的，一个个闷声闷气的，不说话，不愿意和你沟通，生活方面更是一塌糊涂。”

至那时，文女士一行人对孩子们的资助已经快6年了。那几年，黄老师总想着为孩子们搞好成绩，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出路，同时也给资助者多一些宽慰……为此，他除了盯孩子们的课堂学习和思想动态之外，还每个月挨家发放资助款，顺便进行家访。黄老师是期望借此与监护人建立交流通道，希望大人们能在生活中给予孩子更多支持与关爱，但却发现，有相当多的监护人注意力并不在孩子身上，“他们不重视读书，看到我，就像是看到了钱一样……”

在当地，家庭不完整的学生非常多，家中父亲有的喝酒喝死了，有的打架打死了，母亲跑掉的更是数不胜数。每次家访的前一天，黄老师都会提前联系告知，等到他到达村里，那些人家会买来好酒好菜，争相招待他，吃饭的时候就会说，谁谁谁家中也很困难，请他帮忙也“搞个资助名额”。有的监护人还会专门跑到镇上的烧烤店点好菜叫黄老师去吃，或者叫他去歌厅唱歌什么的，旁边人还说，黄老师帮了这么大的忙，应该给他红包什么的……而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通过黄老师多争取一些钱。

有一天，黄老师把几个已经在镇中心小学上高年级的受助孩子叫到一间教室，给他们做理想教育，引导他们努力学习，“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在讲故事，他们像是在听故事……”

他只好把理想换算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未来你们希望买上房子和车子，一套房子50万，一辆车子20万，那么就必须有70万；如果未来你的月薪1万或者2万，那么必须从事哪些工作才能获得这个水平的月薪呢——那就得去做律师，做高级管理人才；要做这些职业就必须先上大学，而且还得是好一点的大学；再看看那些大学要考多少分，看看你们现在需要怎么做才能考到那么多分……

讲完之后，他把那6个问答题发了下去，收回来一看，孩子们就像是对待考试一样进行了回答——他们不知道“律师”是什么，也不知道“管理人才”是什么。

就在刚刚结束的暑假，黄老师眼睁睁看着小美历经了梦想的幻灭——小美以美术生身份参加了高考，取得了文化、美术均超过本科线10余分的成绩。填报志愿的时候，资助人跟她说，如果想报本科，很多省外的学校都可以选，但她年迈的养父母希望她不要出本地市域，而她又不愿意降低档次去读大专，结果就被分流到市里一个三本学校。

黄老师到小美家中，仔细问了学费，跟他们一起算了一笔账：每年2万多的学费，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美术生要用到的纸，材料，油，画笔等，一年的费用大约4、5万，4年学下来，就是将近18万。他们家的生产收入，包括杮子，西瓜子，玉米等，都卖不上多少钱，这笔学费对于老人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而且，小美高三最后一学期参加艺考集训就花了2万多元，家里已经因此欠债了。

黄老师转而去问资助人能否加大资助力度？几位资助人当时为小美众筹了第一个学期的费用，对于后续的费用，资助人表示，只能保证每年提供8000元的资助款：“我们是资助她读书，不是供她读书。”

这时，一位扶贫干部给小美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成人高考。扶贫干部还推荐了市里的一家幼儿园，小美最终不得不选择了这条路。

黄老师说：“小美当时就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哭。如果你在现场，和他们一家谈论这件事情，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得到一个否定的结果，你能想象出小美当时的心情吗？一个资质中等、出身寒微的山村孩子，拼尽全力，终于考上了一个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大用处的学校，而且她还够不着。她一直想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状况的梦想幻灭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崩溃的。”

8

我又从黄老师那里得知，小豆也在这个暑期结束了初中学习生涯——不出意外，她没有考上高中，只能去了区内一所技校。

初中阶段，小豆的学习成绩一直不行，自身也没有丝毫进取心，每隔一段时间就来问黄老师资助人的钱到了吗——她心心念念着要买一个手机。文女士汇过来的资助款，由小豆奶奶掌控，有一部分会到小豆手上，她就用这些钱买零食、买衣服。

小豆的妈妈出走之后便杳无音讯，就连外婆那边都找不到人，因为这个，小豆经常遭到村里一些人家的嘲讽，骂她是“没人要的孩子”。奶奶也经常把对儿媳的怨恨发泄到孙女身上，小豆就变得越来越敏感、叛逆。黄老师说，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夜里，小豆从3米多高的院墙爬进邻居家中偷东西，奶奶心里明白是小豆干的，可能觉得丢脸，又护短，邻居来问的时候就不承认，和邻居对骂。事后，老太太对着黄老师哭诉，托他在文女士面前多说些好话：“就是把小豆接去她家读书也可以啊，我真的管不了这个孩子了……”

当然，老人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黄老师都没告诉过文女士。

而当年第二批受助名单里的小名和小刚，光是找人管理资助款，就让黄老师头疼不已。钱先是由他们的叔叔管着，结果孩子姑姑说他从没给两个侄子买过任何东西，不服气，让他把钱拿出来。叔叔坚持称钱已经花给侄儿了，然后就出去打工去了，之前的花销明细，不了了之。叔叔走后，姑姑接着管钱，她用一本记账本记着小哥俩去她家小卖店消费的每一笔账：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品名，日期，售价，最后还要孩子签字。

“还画押呢……”黄老师苦笑着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一纸表格上印满了鲜红的手指印。

可等到学期报名时，有800元钱无端不见了，大人们后来才得知，是姐姐小春拿去买手机了，俩弟弟不敢说。

姑姑自此也就不敢管钱了，黄老师只好为他们代管。他与小名约好，每周日下午，小名来自己在村小的宿舍窗口敲两下玻璃，他就给小名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有一次，黄老师因为有事要外出，一次性给了小名1个月的钱，结果刚转个身，就被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拿”走了。

还有一次，村小下午没有课，小名也不去洗澡，也不去参加运动，就来到镇中心小学黄老师家窗外的树下等着，等黄老师出来，就说要100块钱。黄老师担心他乱花，只给了他10块，然后转身去买菜，走出一段路，发现小名一直跟在自己后面。黄老师让他别跟着自己，结果他又去跟踪黄老师的儿子。黄老师有点害怕了，不敢再代管小哥俩的资助金了，就转给小名的班主任管了。

其余的几个孩子——小桐，念完初二便辍学去了湾区打工，据说相关部门还组织了一批人去寻她，找回来读了几天书，就又不见了，还带走了班上的另一个女生；小安和小军也初中毕业了，他们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继续上学，按照山里孩子的人生路径，接下来他们应该就是进厂，或者上工地打工。

对于终止学业的孩子，资助人的资助也随之终止，资助名额则留给新的资助对象。

问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提到那个从文明的荒野逃出来的孤儿少女——小花。

黄老师说，小花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去了广东打工，一段时间之后，在那边跟一个一起打工的男人走了。村里人都说她嫁人了，还生了孩子，具体嫁去哪儿、嫁的什么人，又没有人说得清楚。

“她现在应该在哺乳期吧？她满16岁了，现在的生活应该比以前好……”黄老师说。

我翻出署着小花名字的那张黄老师自制的问卷，在“长大了之后我想做什么”这个问题下，写着一句话：“我长大了想当警察，因为可以保护人民安全，保卫祖国。”

那是我第三次见到黄老师。他那时已经显得有些沧桑，人也很消瘦——自2014年起，他一直饱受胃病折磨，之后又得了双手接触性过敏，怎么看都看不好。医生告诉他，这可能是过于过度焦虑导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跟那群孩子产生了过多的共情，不知不觉中坠入到那黑洞一样的命运泥沼了。

参与资助的前3年，黄老师每个月至少对孩子们家访1次，年底会写总结供资助人了解详情。受资助行为的启发，他还积极地通过网络向外界寻求资助，2015年，他在网络上联系到澳门一家公益企业，为村小争取到价值5万元的桌椅板凳，又争取到20万元维修基金，学校用这笔钱修了篮球场和新的厕所。

那时候，他干劲满满，信心十足。他觉得自己可以带好孩子们，他的目标是与家庭和资助人一起，把孩子们送上县城的重点高中，送进大学。

“但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带不动他们了。那些孩子小一些的时候我还能叫动他们写作业，叫他们做点事情（他们）也乐意。等到他们读到五六年级时，（我）就叫不动了，问他们什么也不会跟我说实话。有一些孩子的情况甚至越来越糟糕。”他不无沮丧地说。

孩子“带不动”，监护人的关注点严重偏移，让黄老师常常陷入悲悯、绝望、愤怒、无奈、沮丧等情绪之中。他老是担心资助人会因此放弃孩子们，为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身体出问题之后，黄老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他觉得自己之前可能是太天真了。为了自救，他将每月家访的频率调整为半年一次，年底的总结也不那么较真了，资助人QQ群里的反馈信息也随之减少。

黄老师那天告诉我，他准备做一个大型报告，一是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同时也是想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一项工作业绩。他在村小从教多年，而家住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每天早出晚归的，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也一天一天长大了，他希望能调回到镇上工作，可以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9

小豆上技校的消息，文女士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她仍然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给小豆寄生活费，仍时不时给小豆发信息，询问小豆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小豆从不回复。直到小豆上了技校1年之后，她才从黄老师的口中得知真实情况。

文女士跟我说：“我原本希望小豆能按部就班地读书，考上高中，哪怕读个大专，学个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也不错。后来她没有考上高中，读了技校，我也挺开心的。”

2019年底，黄老师告诉文女士，他听说小豆已经不上学了，去了哪儿他也不知道。文女士打小豆奶奶的电话，没有人接。

小豆就这样失联了。

这个孩子的再次现身，是一条发给文女士的借钱信息，她说要紧急借200元钱，理由是奶奶生病了，她要回去看看，但工资还没有发，没有路费——那已经是2021年6月，距离她的失踪，已经过去了1年多。

文女士问小豆离开学校之后的经历。小豆说，在技校念书时，有个男生说带她出去玩，结果是带她去开了房，她被强奸了，3个月之后才知道自己怀孕。因为害怕，她没有告诉家里人，直到孩子6个月时家里人才知道，但家里人说不想管她了。孩子出生之后，被家人抱去卖掉了，卖得的钱给奶奶治病了。她报了警，但那个男生跑了，同学也都知道了，她只好辍学了。

隔了5天，小豆又来找文女士借钱，说是奶奶没事了，她要回去上班，但没有路费。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小豆还请她的“同事”发来邻省一个小工厂的地址，转给了文女士。文女士问她，打工为什么不在离家近的地方，要跑到外地去？小豆就又用一段悲惨的“续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背井离乡：孩子被卖掉之后，家人把她送给一户人家“收养”，那户人家给了她家里3万元，相当于彩礼。她在那户人家中生活了1年，那家人就安排她跟家里30岁的儿子结婚，她不愿意，就跑出去打工了。

为了确认小豆所言虚实，文女士仔细核对了小豆失踪的时间线——确实有将近1年的时间，小豆处于失踪状态，与她自己所说的时间也吻合。文女士推测，那应该就是小豆怀孕生产的时间。

至于小豆的家人为何卖掉孩子、又把她嫁人？文女士耐心地给我分析着：小豆之前读技校，1年也要1万多的费用，她奶奶那么困难，自己又有病，但还是供她上了技校，这说明家人对她还是有期望的，也在尽力尽到抚育义务；后来把她嫁人，估计一是失望，二是考虑到更现实的问题——以她当时的年龄和心智，如果放任她出去瞎混，万一被人骗出去干坏事，或者被坏人卖掉……相对来说，还是在眼前找个人家更靠谱吧。

文女士又与黄老师进一步核实，结果发现，小豆竟然有2个微信号——她在找文女士借钱的同时，另一个号也在找黄老师借钱。文女士进而联想到，小豆上初中之后，就从来不回复自己的关心，而这个孩子的留言，则每次都是要钱，而且，监护人的电话也打不通。这两次每次借钱给小豆之前，文女士要求和她视频通话，可小豆总是说信号不好，从来不接……文女士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女孩身上的付出不值得。

文女士后来跟我说：“真正的放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我知道这事后，曾去找黄老师求证，本来是想把事情的细节问得更详实一些，不想，黄老师却给了我一个180度大反转——他说，小豆口中的强奸、早孕、卖子、逼婚，全都是她编的。

黄老师给我看了他与小豆的聊天记录，有好几条小豆借钱的信息，100元，200元，微信红包把手机屏幕点缀得很是热闹。小豆在用2个微信号分别找文女士和黄老师借钱期间，有一天又来跟黄老师借100元钱，说自己正在医院看奶奶。黄老师让她发来地址，说马上开车过去看她们。但小豆却说这是家事，拒绝了黄老师的要求。

黄老师有一天终于打通了小豆奶奶的电话，老人说，小豆说的那些事儿她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小豆在外面在干什么。

“她奶奶都不清楚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真的？”

10

2022年8月，文女士第三次来到了小镇，我也专程从200公里之外赶过去陪同前往。这次，她没有去村庄挨家走访孩子，而是由黄老师把还在受资助的孩子召集到镇中心小学来见面。

正是暑期，又是疫情管控期间，校园里静悄悄的。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零零散散坐着十来个孩子。在我看来，那是一场缺乏温度的会面。文女士进去的时候，除了坐在前排的丫丫和另一个我已经叫不出名的女孩跟她打了招呼，其他孩子都没有任何表情，已经上了技校的小名趴在桌面上，连头都没有抬过。文女士站在讲台上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表达了一些期望，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交代其中3个孩子写一封感谢信给她带回去，会面就结束了。

孩子们三三两两离去。丫丫一直留到最后，她与文女士并排坐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这个暑期，是丫丫的收获季，也是资助人们倍感欣慰的时节——丫丫拿到了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考取了浙江一所二本院校。

从四年级开始，到考入大学，这个女孩一直是个安静的存在：接受资助，努力学习，主动给资助人分享学业状况以及她对未来的想法、规划。她在念高二那年，曾尝试通过体育特招上大学，但成绩不是很拔尖。她当时跟文女士倾诉自己的迷茫与担心，文女士安慰她要有信心，就算真的考不上也可以复读，资助人会帮助她。之后，她整装上路，终于得偿所愿。

丫丫的叔父也跟她一样，这些年一直安安静静的，文女士甚至都忘了丫丫的监护人是谁。

文女士跟我说起小美——那个女孩不知何故把自己拉黑了，也把她的资助人拉黑了。

黄老师说，他也被小美拉黑了。他曾经给小美发短信，让这孩子回电话，但一个电话也没打回来。黄老师还为此给小美的养父打过电话，那位高龄老人失落地说，“小美不听话”，去了那所幼儿园工作后，没多久就恋爱、嫁人，生了孩子，平时也不怎么联系年迈的养父母。

文女士觉得小美应该是带着对她养父母的怨意，还有对资助人的失望，也许还有一些愧疚而消失的。

黄老师说：“我能理解她飞快地谈恋爱、结婚生子。我想，一个经历过梦想幻灭的女孩独自流落到社会上，一点点的关心都能让她热泪盈眶、奋不顾身吧。”

这一天，又有2个希望得到资助的女孩前来接受考察。

一个女孩刚刚考上大学，她专程从1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赶过来。文女士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对她能从县城高中考上一本院校表示了赞赏。文女士说：“我们其实是不太倾向于资助大学生的，因为大学生在法律上已经成年，而且可以勤工俭学，国家也配套有助学贷款政策。但我还是会把你的资料带回去，最终能否获得资助，要看具体资助人的意思。”

另一个女孩刚刚初中毕业，由她独臂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载过来的。那位父亲很健谈，他的女儿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重点高中，这令他意气风发的。他希望得到一个资助名额，他对女儿的未来满怀憧憬。

11

2023年9月的一天，黄老师发来信息说，小桦走了，他跟村里人去广东打工，在那儿干了2个月，便在出租屋里煤气中毒了。他父亲接到电话去广东，一下子就收拾完了，也没有什么赔偿。

小桦是第一批受到资助的5个孩子中的1个，文女士从2013年7月开始资助他，一直到他初中毕业离开学校。文女士对小桦都没有什么印象，她找来一些照片，在黄老师的帮助下才对上号。

我也已经记不起小桦的样子，翻看了当年的走访日记后，才找回一丁点关于他的印记。一个少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的人间之旅，这让我好几天缓不过神来。

我觉得，是时候把这群少年的10年“改命”历程写出来了。

10年，那些在人间闪现过的爱意，泪水，承诺，希冀，迷茫，苦痛，梦想，幻灭，消殒，算计……我要把它们打捞出来，让它们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去。是它们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这世界有阳光、鲜花和欢笑，还有着无比阴晦的角落。如果这个角落能带给有心人一些思考，我想，对于这场“改命”实验中的每一个人来说，也许会是一份安慰。

为此，我多次请文女士和黄老师陪我长聊。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能倾听到来自那些孩子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声音——这也许是命运对于他们的又一份不公吧。

文女士谈到人心，谈到命运，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以及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她说，不必觉得她有多么高尚，她不过是有一点闲钱小钱帮助孩子们，能帮到最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通过外来力量变得好一些，那就是他要承受的”。她准备把目前这一批孩子全部“送上岸”之后，就让这件事情圆满结束，“今后再做的话，就只挑初三的尖子生来资助”。

10月下旬，我又去见了黄老师一面。他如今已经步入中年，成了一个高中生的父亲了。他在2020年如愿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工作，不过，这并不是那份“大型报告”的功劳（事实上他并没有写出这份报告），而是因为他在村小任校长时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他又通过努力取得了必要的职称。

他已经不再从事一线教育，而是负责全镇6所村小、2所幼儿园以及镇中心小学的后勤管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下午5时许，学生放学时分，校园里人头攒动，他忙前忙后，不时有人来问他工作方面的事。

现在，黄老师已经不再挨家上门发放资助款了，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转给孩子的监护人。周末时，他去钓鱼，组织露营，给大龄同事组织一些相亲活动。他笑着跟我说自己当下的生活，突然又低声说：“表面上说是不管了，但心里面时不时还是会想起他们……”

学生全部离校之后，校园显得静谧而安然，黄老师一天的工作也结束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到一家特色餐馆吃晚饭，他和我聊了很多过往的事情。

10年，前前后后，或长或短，一共有17个孩子接受过资助。那些曾经找黄老师领过钱或者借过钱的孩子，大多都选择拉黑了他作为这段关系的结束。黄老师曾经想尽办法去追问孩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破碎的消息，或者没有消息。每一个孩子的出走，就像是一块石头被扔回到村庄背靠的山谷深处，在发出一两声若有若无的回响之后，就不知所踪。

黄老师说：“一开始我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也没有心理准备，突然进入到一个悲催的群体，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后来，我没有办法提高他们的成绩，没有办法改变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钱，更无法找到他们心理上所需要的亲情和安全感。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和人生。”

而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在写这份记录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紧握手中的笔，尤其是在写到小豆那些令人不适的张牙舞爪，写到那些孩子以与年龄严重不符的姿态在人世间求生时，就感觉笔尖如履薄冰。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偏移了观察者的立场，致使我的文字掺入了评判他们的成分。我时刻记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的那句话：“每当你想要对别人品头论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并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拥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

我想，这里所说的“优越条件”，就是命运底色吧。

资助行动还在继续，命运的齿轮还在运转，但这份记录到这儿就该告一段落了。最后，我选择由那个光一样的女孩来收尾。当我们回望这10年，她那安静的存在，就像是支小小的火炬，刺破了漫漫长夜。

用文女士的话来说，丫丫是第一批受资助的5个孩子当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虽然后面陆陆续续有孩子从初中加入，或者高中加入，也有高三加入然后考上大学的，但他们都没有丫丫考上大学所昭示的意义之深远——这个女孩是从小学开始一路过来，有头有尾，中间也算顺顺利利，这让文女士觉得资助行为有了特别的价值。资助人们也觉得，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举动，能够被珍惜，被把握住，他们也算为社会做出了一丁点贡献。

文女士和黄老师曾经探讨过丫丫未来的出路。按黄老师的说法，在当地，只要有个中专师范毕业学历，便可以回去当老师。像丫丫这种本科生，毕业之后，回到县城当一名体育老师，有一个稳定饭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相信，就算丫丫不想当老师，以她的人格魅力，学识，眼界，未来她哪怕是做一个直播带货的网红博主，为家乡卖柿饼、卖农产品都可以。文女士相信，丫丫一定能够跟上时代潮流，而不会像那些没走出过大山的文盲，只能做洗碗工，或者早早嫁人，早早生子，下一代再继续命运的轮回。

丫丫在上大学前夕写了一封信给资助人。在信中，她写道：“或许在别人眼中，您给我的只是金钱，但在我的眼中，您给我的更多的是前进的动力、未来的希望，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美好。未来我也要加入你们的行列当中，为和我同样出身的学子们传递爱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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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山海情》(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患癌之后，我决定离婚做悍妇

1

我的母亲没上过学，她从小就是姊妹中最勤快的那一个，大概是希望这样做能让我外公外婆看到她。长大后，她做过的唯一一件“出格”的事，就是瞒着家里人谈了一场自由恋爱。据说，她曾和恋人好得如胶似漆，最后却被外公棒打了鸳鸯，因为外公相中了我父亲。

当年我父亲跟着建筑队在外公家对面盖房子，一来二去，外公觉得这小伙子老实肯干，又有一门泥瓦匠的手艺，以后不会饿肚子，就自作主张要把我母亲嫁给他。我母亲当然不肯，甚至打算跟恋人私奔，但一想到外公身体不好，可能活不了多久，受不了这种打击，她就放弃了。最后，她只得跟恋人分手，委委屈屈地嫁给了我父亲。

婚后，我母亲包揽了婆家的全部家务，除了孝敬我的爷爷奶奶，还要照顾年幼的叔叔和小姑，把大事小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即使再累，她也从不对外人发牢骚。在街坊邻里的眼中，我母亲是百里挑一的贤惠媳妇，可年幼的我却常能看见母亲的另一面——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她满脸怨气，一个人嘟嘟囔囔的。

母亲心灵手巧，做的粽子、汤圆比店里卖的还要好，每逢年节总有人找她帮忙。她来者不拒，都会笑着应下。一次，母亲又在家里帮邻居包粽子，见她手指被棉线勒出血印，我忍不住说：“妈，绑得松一些吧，你的手破皮了。”她的手上下翻飞，眼皮也不抬：“小孩子不懂，粽子绑得太松下锅容易散，别人会说不好吃。”我劝母亲以后别帮人家做了，她却说人家找她帮忙是看得起她：“拒绝了要结怨的。”

年幼的我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但母亲这样教，我就听。她觉得别人会带坏我，不让我交朋友，那我就不要朋友。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总会把大门反锁，不让我出去。

我上初中时，母亲和父亲双双下岗。为了生计，老实巴交的父亲做起了包工头，非但没能赚到钱，反倒欠下了大量的外债。为了还债，母亲跟着父亲去工地上打工，每月的工资还没捂热，就被债主们拿走了。一次，父母又空着手回家，母亲气极，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嚎啕大哭，父亲让我去劝，母亲却不愿意开门，只隔着门向我哭诉：“要不是你外公当初非让我嫁，现在怎么会吃这种苦？”末了，她又说：“你要乖一些，我就指望你了。”

之后的那些年，为了让母亲高兴起来，我认真学习，努力分担家务，甚至还学会了圆滑地打发债主。渐渐地，我变得像母亲一样善于讨好和忍气吞声。人人都夸我乖巧懂事，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母亲让我感到压抑，甚至有种无孔不入的窒息感。

她认为红色会带来好运，喜欢我穿红色的衣服，如果我哪天穿了她不喜欢的颜色或款式，她就会一直在我耳边唠叨，直到我把衣服换掉为止。我在外地读大学，她几乎每隔一天就会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就说担心我，“担心到每晚失眠”。

大学毕业后，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坚持留在外地工作，说是因为薪水高，但其实是为了逃避她——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没听母亲的话，心里竟然很畅快。

我顶着压力在外地工作了4年，终于和父母一起还清了家里的债务，母亲松了口气，又开始操心起了我的终身大事——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女生超过25岁还单身会被人指指点点，哪怕我在外地，父母也躲不过那些议论声。

一天，母亲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相亲。她说隔壁搬来了一个单身小伙子，长得蛮秀气，在工厂上班，房子是父母买的，“你俩要是能成，我们走动也方便”。

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我哥哥和父母不亲近，如果我嫁到她跟前，她不仅可以继续掌控我，晚年也能多个依靠。她从来没为自己的人生做过主，所以就想在我这里得到补偿。我不耐烦，推说最近工作忙，没空。

母亲抱怨：“上次给你介绍杂货店老板的儿子，你嫌人家丑。这回给你找个好看的，你又说忙，我可都是为你好……”

没等她说完，我挂了电话。

2

就在我被催婚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朋友给我介绍了老唐。

作为相亲对象，老唐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他在国企工作，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了一套两居室，没有经济负担；他的外形也不错，大高个，小平头下一张国字脸，凹鼻大眼，穿衣品味很好；他还没有不良嗜好，烟酒不沾。

我很认真地跟老唐交往起来，他性格憨直，不会说好听话，就捧着我最爱吃的点心，傻傻地站在公司门口等我下班。这件事他坚持了一年多，风雨无阻。我从小穷惯了，在穿衣打扮上一窍不通，经常被同事嘲笑土气，老唐知道后，给我买齐了四季的新衣服，在他的教导下，我学会了搭配，像换了个人似的。

一次，我感冒高烧不退，正好又来了例假，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老唐抱了我一夜，第二天等我的烧退了，又熬粥喂我喝。我抱着热水袋，被他裹得像狗熊一样，靠在卫生间门口看他洗刷被我弄脏的床单。

那一刻，我认定了这个细致体贴的男人。我想，如果能和他结婚就好了，最起码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母亲的管束了。

2008年年底，我和相恋一年多的老唐领了证，终于赶在30岁之前做了新娘。婚礼前一晚，我在房里核对宾客名单，母亲拿着针线包走了进来：“听你说婚纱的腰身有点大，我来改两针。”

婚纱挂在床头，母亲用她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精美的蕾丝，喃喃地说：“真好看呢。”说完，她在裙腰上捏起两个细细的褶子，眯起眼睛，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我望过去，母亲的眼角早已爬满了皱纹，一绺花白的头发搭在额角，黑瘦的脸上并没什么喜气，眉间的川字纹似乎更深了。

“囡啊，嫁了人可不比在娘家，以后脾气收一收，遇事要忍耐，别让公婆笑话我没教好你。”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你嫁那么远，我总是不放心。隔壁那个男孩子人不错，你怎么就看不上呢？”

“远什么，不就20多公里吗？”

“不在我眼前就是远！”母亲认真地说，“你千万记住，要孝敬公婆，照顾好丈夫，要贤惠，别丢了娘家人的脸。”

对于母亲的这番说教，我内心很抗拒，嘴上却不敢有一句反驳。我怕自己按母亲说的做，将来会活成她的样子，一辈子顺从别人，不惜为难自己。而这种生活，正是我一直想逃离的。

婚后，老唐很顾家，儿子小健出生后，我做了全职妈妈，一度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老唐疼儿子疼得不得了，拍着胸脯说会好好赚钱，让我们娘俩过好日子。话虽这么说，但国企拿的是死工资，这让老唐很发愁。

小健4岁那年，已经在科员的位置上待了十多年的老唐，有了个升副科的机会，如果晋升成功，工资能涨一大截。但他性子执拗，说话直来直去，不讨同事、领导的喜欢，在最后关头，这个机会被资历更浅的同事抢了先。老唐窝了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就开始沉迷网络。因为太想发财，他中了股票集资的圈套，瞒着我把家里的17万存款全都投了进去，最后血本无归。

我知道这件事后，跟老唐大闹了一场，母亲劝我：“他也是为了这个家才想去搏一搏，出发点是好的。”她还强调：“这是你自己选的老公，有什么后果，都要自己担着。”

3

我原谅了老唐，他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挑三拣四，看什么都不顺眼。

一次，我在商场看中一双鞋，舍不得买，等了半年才等到打折。我高高兴兴地买回家穿给老唐看，他瞥了一眼，不屑地说：“这种小家子气的款式，有什么好看的？”

晚饭后，我提议一家人去散步，江边的霓虹灯流光溢彩，我和小健流连忘返，老唐却冷哼一声：“都是光污染，浪费能源！”我和孩子顿时没了兴致，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除了挑剔我，老唐和朋友们也疏远了，他不再参加任何聚会，说那些人凑在一起不是说换车买房，就是讲股票理财，“句句不离钱，俗气得很”。再后来，老唐在客厅供起了佛像，每天早晚跪拜磕头。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老唐打算用“传统文化”来教育儿子：他说吃肉是杀生，就让小健吃素；他说“玩物丧志”，便不让小健玩玩具；他要小健每天背诵《弟子规》《三字经》，还要他学二十四孝，对父母百依百顺……老唐说，他要用古人的方法，培养出一个圣贤。

我可不想让孩子做什么圣贤，只希望他能做个乐观自信，思想独立的人。于是我开始违背老唐的一些指令，这让他十分恼火：“你不想儿子听话？不想他做一个有用的人吗？”

我说孩子首先要做他自己，我们作为父母也不是圣人，也会有错。老唐便怒斥：“你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想法？小孩子就该听父母的话，百善孝为先！”

我毫不让步，说他那一套早过时了，父母要尊重孩子。老唐气得不行：“小孩子要什么尊重？你这种西方的教育方式，只会养出个逆子来！”

谈话不欢而散，老唐认为孩子没有好的教育环境难以成才，决定送儿子去全封闭的读经学校。我极力反对，搬来了四个老人来说服他，老唐碍于长辈的权威和面子，最终妥协了。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母亲的德行会影响孩子，小健可以不去读经学校，但你必须专职带孩子，学习传统文化，比如《女德》。”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他在开玩笑——妇女解放都这么多年了，他还想搞复辟？我内心情绪翻涌，甚至想到了离婚。

对性格懦弱的我来说，离婚是件人生大事，我担心娘家人不支持，离婚后会无依无靠，于是就去请示母亲。果不其然，母亲极力反对，她觉得离婚丢脸，又认为老唐要求我带好孩子、照顾好家庭，也是一个妻子应做的事：“他顶多是要求高了点，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而且他有份体面工作，不嫖不赌也没找小三，就算是很好的男人了。”

我无力反驳，只能放弃“等孩子上了学就外出工作”的念头，继续在家相夫教子。但我心里明白：我对老唐所有的妥协，都只是为了让他不去为难孩子。

为了不被社会淘汰，我保持着阅读的习惯，自学网络课程，还开了个网店，可这些事在老唐看来都是不务正业。他勒令我把网店关了，专心学传统文化，好好带孩子，还常常数落我：“你看看你，长相普通，家境不好，学历也一般，性格不柔顺，除了我，谁会娶你这样的女人？”

我很不服气：“你还不是照样娶了？”

“就你这种德行，还想教好儿子？我真该送他去读经学校，省得被你教坏！”老唐一拿儿子威胁我，我就不敢驳他了。

我当然不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又试着写作投稿，得了300块稿费。那天我高高兴兴地用稿费请他们父子下馆子，还特地点了他们爱吃的菜。我以为老唐会夸我几句，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闷头吃饭。

后来老唐找机会敲打我，说做女人不能太要强，要温顺听话才能给家庭带来好运：“你看似柔弱，但内心刚强，不招财不旺夫，害得我总是赚不到钱，要好好地‘打磨’。”

我忍不住跟母亲抱怨，母亲却说：“你自己选的老公，受罪也该是你受。白头到老的婚姻都是忍出来的，老唐工作压力大，你要多体谅，这样才贤惠。”

4

我的日子在提心吊胆中一天天过去。委曲求全没有换来安稳，我反而一步步陷入了深渊。

一天，我父母来家里吃饭，小健玩累了，没等大人落座就先坐下了。这件事被老唐看在眼里，晚上他就找我谈话：“你知道自己今天犯了什么错吗？”

我诧异地看着他，他阴着一张脸数落我：“小健抢在长辈前落座，没家教，是你这个母亲没把他教好。”

我委屈地辩解，说今天是家宴，没必要这么约束孩子。老唐却抓住我的肩膀，想把我拖到客厅里去：“自己人面前都不讲规矩，出去还得了？你这个母亲怎么当的？自己跪佛像前反省吧！”

我拼命挣扎，可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反抗中，我踢翻了椅子，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很快，儿子的房门打开了，睡眼惺忪的小健光着脚站在门口，他揉揉眼睛看清状况后，飞扑过来推开老唐：“不准打我妈！你说做人要做君子，君子动口不动手！”

5岁的儿子张开小小的臂膀护住我，我们娘俩坐在地上哭成一团，老唐被孩子说得哑口无言，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气呼呼地离开了。

隔天我哭着给母亲打电话，她依旧没有一句安慰，只说：“当初让你嫁给隔壁小伙子，你就是不肯，现在又来诉苦，人家小伙子结婚后都买第二套房了。”

我的啜泣变成了沉默，母亲继续说：“夫妻都有磕磕绊绊的时候，老唐虽然脾气固执，但人无完人，你要包容。”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在母亲面前抱怨过，有事只在心里忍着。而小健变得越来越怕爸爸，性格也变得内向、胆怯。

有次我接他放学，顺路买了两个鸡腿。孩子很高兴，一回家就躲进卧室吃起来，正吃得开心，外面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小健吓得一个哆嗦，随手就把鸡腿丢到床底下，还不忘赶紧抹干净嘴上的油。直到晚饭后老唐在客厅看起了电视，小健才偷偷爬到床下把鸡腿找出来。他央求我把上面的灰洗干净，想接着吃。

看孩子受罪，我不忍心，就试探性地问他：“我们要不要跟爸爸分开一段时间？”

小健迟疑了：“我们走了，爸爸就剩一个人，太可怜了。爸爸不坏，他以前还带我抓知了捞小虾呢，我想他会变好的。”

我偷偷咨询了律师，律师说老唐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而我为了带孩子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怕是争不到抚养权。听说孩子满了10岁可以选择自己跟谁，我决定和孩子一起等下去。

为了让小健开心，我带他去青少年宫参加兴趣班。报名那天，少年宫里人山人海，孩子们跑来跑去，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小健被这种气氛感染了，好奇地东张西望，发现有个男老师拿着自制的飞行器在试飞，一大群孩子兴致勃勃地观看，我们也围了上去。飞行器如离弦的箭一般直刺天空，我跟着孩子们一起惊呼。

成年人的声音夹在稚嫩的童声中显得格外响亮，我挤眉弄眼地对儿子做鬼脸，那个老师闻声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的五官还没归位，脸“腾”地一下红了，感觉到他的眼里好像闪过一丝笑意。

儿子对飞行器很感兴趣，让我给他报了科技班。班主任姓陈，就是在教学楼前试飞行器的老师。

每个周末，小健在教室里听课，我就在外面看书。课程结束后，我带他在旁边的花园里捉迷藏。陈老师在远处看着我们嬉戏，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四十岁出头，身材高大，留着寸头，圆圆的脸上浓眉细眼，相貌周正。小健说，陈老师虽然不苟言笑，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他讲课风趣幽默，还经常自己出钱买道具和模型给学生们用，大家都很喜欢他。

不知道为什么，小健和陈老师走得越来越近，课间休息时，我看到他俩经常趴在窗口聊天，小健的表情看起来轻松愉悦，跟在家时完全不同。我问他和陈老师聊了什么，小健眉飞色舞，说什么都聊。我继续追问：“比如说呢？”小健咯咯地笑，说这是他和陈老师之间的秘密。

为了留住孩子难得的笑脸，科技班的课我续了一年又一年，用的都是自己做兼职攒下的私房钱。老唐一直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一个月只给我3000块钱做生活费，这点钱在我们这个二线城市，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根本没有盈余。

这种经济上的困顿也激发了我的斗志。我想存钱考证，就算将来离婚了，也有一技傍身。

5

2019年年底，小健10岁了，我也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可是命运弄人，一张甲状腺癌的确诊单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盯着单子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渐渐沉了下去。似乎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把我和旁人隔开，耳边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个“癌”字在我眼里变得越来越大，好像一张血盆大口，要把我吞噬。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不到40岁的年纪就得考虑生死问题。害怕，无助，紧张，所有的情绪铺天盖地袭来，而我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那天晚上，我拿着诊断书，鼓起勇气去找老唐：“我的甲状腺有点问题，需要动手术。我爸妈会过来照顾我和小健，你不用担心。”

老唐接过诊断书看了一眼，眉毛拧成了疙瘩。

我接着说：“我有社保，自费部分还有商业保险理赔。”

“你为什么要生病？”老唐突然发问。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

“我单位里得癌症的同事都死了，可见癌症治不好的，反正人都会死，就不要再白白浪费钱，你死在家里算了。”老唐冷冰冰地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吗？就是因为性格不好，总跟我对着干，会写点东西就自以为了不起了。男人是天，跟天作对是要遭报应的。”

老唐越说越激动，他一步步逼近，我一点点后退，直到后背贴在墙上动弹不得。那天晚上，老唐把我堵在墙角狠狠地数落了1个多小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看着他满眼的嫌恶，心里对他仅存的一点希望终于彻底破灭了。

第二天，老唐下班回家看见我，张口就骂：“怎么还不滚？赖在这里干嘛？”

我暗暗捏紧了拳头，开始在外面找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学校附近的城中村里找到了一套不到30平米的自建房。我爬上四楼去看，屋里空荡荡的，天花板上垂着灰蒙蒙的灯泡，客厅摆着折叠桌和塑料椅，厨卫间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卧室里有张破旧的木床，还有碎了半边镜子的衣柜。

房东大爷是朋友的亲戚，他顶着锃光瓦亮的脑门，拎着一大串钥匙，笑得很和气：“这是最大的一套，坐北朝南，通风透气。空调和热水器都有，要添点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喏，这个角落可以放洗衣机，墙壁凿个洞，通水管就行。”

因着朋友的这层关系，大爷给了我优惠价，800块一个月。房租押一付三，我交了定金后，大爷还特地吩咐：“以后换灯泡什么的，你跟我说，我来弄。你一个女人家，也是不容易。”

我忍不住鼻头一酸，心想朋友大概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了。可来不及过分伤感，我就要抓紧时间找人粉刷墙壁，又买了些简单的家具，换上了新吊灯。

到了搬家的日子，小健态度坚决地要跟我走，不管老唐如何威逼利诱，都不肯留下。我和孩子背着大包小包，手牵手离开了老唐的房子，谁也没有回头。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自己当初为了逃离母亲，也是这样拖着行李箱，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读书。

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又要逃离这段婚姻。

为了能安心手术，我把父母接来城中村帮忙照顾孩子，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医生给我做了甲状腺全切手术，很成功，虽然要终身服用“优甲乐”，但我不介意，能活着就很好了。

出院的那天晴空万里，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往行人，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恍惚感。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锁骨间丑陋的刀疤让我告别了低领衫，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脖子有拉扯感，全身乏力，容易疲倦，心慌手抖，心率动不动就飚到120。医生说这是吃药的副作用，要避免疲劳，多休息。

看着年过七旬的父母忙里忙外，我心里很内疚，总想帮忙做点什么。母亲从菜场回来发现少买了东西，我就自告奋勇去买，结果买错了菜。母亲突然来了情绪，把我买的菜扔进垃圾桶，气呼呼地说：“什么事都做不好，死了算了！”

我的心狠狠地疼了一下，忍着眼泪，拎起小板凳去顶楼看书。

外面是难得的冬日暖阳，远处的高楼熠熠生辉，和我周围的自建房形成了鲜明对比。空气中弥漫着卤肉的香味，楼下麻将室传来“稀里哗啦”的声音，但所有的热闹和喧嚣都与我无关，我坐在暖融融的阳光下，心里的寒气却一阵阵地往外冒，不知不觉，泪水模糊了眼睛。

父亲上了楼，他在我旁边蹲下，布满皱纹的双手局促地绞来绞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开口：“你妈只是气你当初不听话。爱之深，责之切，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我不怪她。”

天色瓦蓝瓦蓝的，飞机“嗡嗡”地钻进云层，我假装抬头看风景，不让眼泪掉下来。

6

一个多月后，我把父母送回老家，开始了单亲母亲的生活。

老唐频频联系我，想让我带孩子搬回去，被我拒绝了。眼看复合无望，老唐怕我跟他争财产，每天又发大量的信息辱骂我，一条条60秒的语音，我不用点开都知道内容，无非是说我“阴险又自私，有底气搬出来，肯定是在暗地里贪了不少钱……”

那些滔滔不绝的恶言让我怀疑他还是不是当初那个殷勤细心的男人，又或许这才是他的真面目？我常在午夜梦见他狰狞的脸，无数次大汗淋漓地从噩梦中惊醒，呆坐在黑暗里，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律师说，我想分财产可以起诉离婚，不过判下来至少要半年以上。我想了很久，决定放弃财产，只要小健的生活费。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老唐时，他立马闭了嘴，很爽快地和我办了离婚手续。母亲得知我离婚后，就对我有了一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恨意。

那段时间，我的情绪低落。小健很担心，他把学校发的水果偷偷带回来给我吃，牵着我的手，学着大人的口气安慰我：“会好起来的，你还年轻，不要想不开。”

风和日丽的周末，小健拉我去散步，我们坐在河堤上，他给我讲起了陈老师的故事。

他说陈老师小时候家里遭了火灾，父母双亡，他被母亲的闺蜜收养。他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有了女朋友，但养母极力反对这段恋情，可陈老师还是偷偷和那女孩结了婚。两人到外地生活，为了赚钱，开起了西饼店，生意十分红火。

两年后，他们有了孩子，可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他好不容易走出丧子之痛，又因病住进了医院，手术不但花光了积蓄，还给他带来了大便失禁的后遗症，即便兜着尿不湿，大便也经常会漏到裤子上。妻子嫌弃他，抱怨家里臭气熏天，就像生活在猪圈里一样。客人们也嫌弃他身上的气味，不愿再光顾西饼店。店倒闭后，妻子把值钱的东西一扫而空，回了娘家。一天早上，陈老师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床单又被自己弄脏了。他躺在一滩排泄物里，看着空空的出租屋流泪，不知道日子该如何继续。

为了生活，陈老师先后做过苗木生意，开过洗车店，都以失败告终。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回老家养猪，那样别人就分不清他身上的臭味了。养母虽然气恼他不听话，但终究不忍心看他落魄，就资助他买了20头小猪仔。陈老师每天待在猪场，3个月后，一场台风刮倒了猪圈，小猪被压死了大半。陈老师万念俱灰，绝望之下想去卧轨，一路追赶的养母劝不动他，索性也躺在铁轨上，这才把他拉了回来。

也许是老天垂怜，剩下的小猪健康长大，卖了好价钱，陈老师的养殖事业也由此走上正轨。猪场规模不断扩大，他的钱包也越来越鼓，后来他又开始投资其他行业，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妻子见他发达了，想跟他重修旧好，但他早就心灰意冷，提出了离婚。他的财产都登记在养母名下，那女人一分钱都没捞着，恨恨地走了。

离婚后，给他介绍对象的人络绎不绝，他也有过几个女朋友。但她们都是表面讨好他，背地里嫌他臭，甚至想结婚后盼他早点死，好接手他的财产。经历过几次折腾，陈老师渐渐对婚姻、人性失去了信心，他怀念起早年教书时的单纯日子，于是就去少年宫兼职做老师。

我边听边抹泪，小健一本正经地说：“陈老师说了，遭遇挫折未必是坏事，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那天回家后，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算是和往事作了告别。

7

为了生活，我开始调整心态找工作，可是癌症病史让我被很多单位拒之门外。无奈之下，我想起了曾经开的网店，打算重操旧业。没钱批发，我就去服装市场求老板娘给我一件件拿货。店开起来了，可电商早已过了红利期，每天的流量寥寥无几，更别说订单了。

正当我绝望的时候，进店的客人却日渐增多，订单也随之而来。我高兴没多久，半个月后就收到了一件退货，那衣服上不但有刺鼻的香水味，领口还染上了大片污渍。我给买家打电话，表示衣服有穿着痕迹不能退货。“去你妈的，我说没穿就是没穿，你再敢打电话来，我去平台告你骚扰！”说完，那女人就挂了电话。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吃亏是福”，我习惯性地认怂，那单赔了100多块，正好是儿子半个月的牛奶钱。这事极大地刺激了我，我想，如果我继续忍气吞声做老好人，小健也会继承我这种软弱的性格。为了儿子，我必须改头换面，做个悍妇。

没多久，我们隔壁搬来了个女邻居。自从她住进来以后，每天都有不三不四的男人来找她，隔着单薄的墙，“咯吱咯吱”的摇床声清晰可闻。当初为了省钱，也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我们住进了城中村，虽然早做好了要接触三教九流的心理准备，但我还是不能忍受旁边住了个站街女。我找房东警告她，对方无动于衷，去派出所举报，我又没有证据，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她赶走。

一天晚上，我把小健拜托给朋友照顾，独自坐在客厅里酝酿情绪。很快，隔壁就传来开门的声音，我凑近猫眼，只见昏黄的灯光下，一个矮胖的男人提着裤子从房间溜了出来。

男人走后，我双手叉腰站在走廊上，看着那紧闭的房门，越想越气，先上去踹了一脚：“有手有脚的人，非要做这种行当，你要不要脸？”房间里没有声音，我的胆子又壮了几分，继续踹门：“你再敢往家里带男人，我见一次骂一次。我要让整栋楼都知道，这里住了个什么货色！”

我从来没有这样骂过人，一开始还结结巴巴，到后来越骂越顺溜，楼道里不断有住户偷偷打开房门往外张望。我大概骂了10多分钟，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骂人的话，最后实在词穷才“鸣金收兵”。那女人始终不敢出来和我对峙，没过几天，就灰头土脸地搬走了。

从此，我在楼里“一战成名”，左邻右舍都知道404室住了个不好惹的女人，他们见到我都躲得远远地，连走廊上乱丢的烟蒂也少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翻脸怼人，也学会了拒绝。母亲关节炎复发无法行走，需要住院治疗。医院门口有安检机，为了避免手忙脚乱，我先把大包小包过完安检，再回头去扶母亲。这时，一个保安拦住我，要求我把随身背的小包过安检。我说这包刚刚检过，但他不依不饶：“我不管，刚才我没看到。”

我也毫不客气：“没看到是你的事，我已经检过了，你自己看监控。”

母亲扯了扯我的手，哀求道：“算了，他说怎样就怎样吧。”

我的态度很坚决：“不，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他没尽到职责。”

另一个保安见我们要吵架的样子，赶紧回看了监控，挥挥手让我走。我理直气壮地扶着母亲进医院，她有些畏惧地看着我说：“囡，你以前不是这样凶的。”

我苦笑了一下。

8

眼看生活刚有一点盼头，小健又开始变得不对劲。他常常郁郁寡欢，文具和作业本也变得破烂不堪。一开始我只当孩子不爱惜学习用品，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他一番，可隔几天再看，新买的文具又烂了。我终于生气了，小健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

几天后，我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说小健连续几天没交齐家庭作业。我十分不解，因为孩子的作业我每天都检查，并没有少写。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不再逼问孩子，而是找了个借口带他去楼下吃烤肉。

肥瘦相间的肉片在炭火上烤得吱吱冒油，香气四溢，我们边吃边聊天，小健很开心。看时机差不多了，我假装不经意地说：“你最近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

小健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我把你和爸爸离婚的事告诉同学了。心宁说没关系，现在离婚很常见。但是浩文和小亦笑我是没爹的野种，还把我的作业藏起来，让老师骂我。”

小健难过地放下筷子，我心里气血翻腾，问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小健低下头：“你已经很难了。”

我往小健的碗里夹了一大块肉，让他别担心，我会去找他的班主任。可我心里惴惴不安——听说这位班主任有些势利，看不起单亲家庭。正当我想托人出面时，小健兴冲冲地告诉我，学校举办科技活动，请了少年宫的陈老师做辅导员。陈老师偶然发现小健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就把那群孩子骂了一顿。

那个周末，我特地在少年宫的教室外面等陈老师，想请他吃个饭，可他拒绝了我。他抱着讲义准备下楼，突然回头问我：“小健说你离婚时没要财产，为什么？”

这个问题有些突兀，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想要财产必须得打官司，这是场持久战，而我的身体状况和精力都耗不起。我想尽快脱身，钱虽然很重要，但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陈老师没接话，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猜，他可能是在心里说我是个“傻子”——朋友们知道我离婚放弃分割财产时，都是这样骂我的。

9

时间不紧不慢，一晃两年过去了。闲来无事，好友阿丹约我喝茶。

我剥着花生听她絮絮叨叨：“我认识个男的还不错，跟你年纪相仿，离婚带个女儿，想介绍给你。虽然你生过病，没房没车还带着个‘拖油瓶’，但这个社会男多女少，把条件放低，会有人要的。”

我哭笑不得：“为什么非得找男人？”

阿丹瞪大了眼睛，说：“当然是为了有个依靠啊，难道你想一直单身？”

茶炉上的紫砂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我看着袅袅白烟消失在空气中，思绪也被带走了：我想起抱着发烧的孩子不敢合眼的那些夜晚；想起自己不到100斤的小身板扛着20多斤的货上4楼的情景；想起疫情时抢不到食物，跟在别人后面捡菜叶的样子……做单身母亲的这几年，我经历了太多困难，但我也因这些困难变得不再软弱可欺，不再唯唯诺诺，渐渐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学会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

阿丹摇了摇头：“你现在是这样说，保不齐将来要后悔。不要因噎废食，也别太倔，不然真没男人敢要了。我希望你能幸福。”

杯子里的茶水空了又满上，手边堆起高高的花生瓜子壳，任凭阿丹如何劝说，我还是拒绝了她的好意。对我而言，好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

小健还在少年宫上课，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妈妈，你能把网店做起来，要感谢陈老师。”

“为什么？”我问。

“我跟陈老师说你网店的生意不好，以后怕是没钱给我上兴趣班了。他问了我店名，找了好多人到你店里下单，还花钱请人写推广帖。”

我恍然大悟，难怪小店的生意会突然好起来。

小健又神秘兮兮地说：“要是陈老师做我爸爸该多好。”

我已经40岁出头，早过了做白日梦的年纪，陈老师“财貌双全”，就算身体有点问题，也依旧是二婚市场里的香饽饽。而我，不年轻也不漂亮，压根不敢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偶尔有交集也仅限于客套寒暄。

可小健还很单纯，他问我：“那他为什么总是帮我们？”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因为他也淋过雨，所以才会给我们撑伞吧。”

小健上初中后，就不去少年宫上课了，听说陈老师也辞职离开了。有好多次我想给陈老师发信息，问问他的近况，也想告诉他小健现在成绩不错。可每次编辑完文字，我又一一删除。许久未见，突然联系会很唐突吧？

2023年春天，我从市场走回家，赏了一路春色。路边绿柳垂绦，迎春花开得灿烂，让人看了心情大好。临近城中村，我远远看到路口有个男人在踱步，走近才发现是陈老师。

那一刻，我又惊又喜，竟忘了打招呼。他却主动走近，直截了当地问：“我的毛病治好了，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说道：“我生过大病，带着儿子，要啥没啥，你不嫌弃？”

“我要嫌弃，还会来找你？”陈老师温柔地说，“我第一眼见你就知道，你和我认识的那些女人不一样。那鬼脸做的，我记忆犹新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着笑着，眼里泛起了泪花。

尾声

虽然我跟陈老师认识多年，但实际接触不多，对彼此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目前还在交往磨合阶段。小健在备战中考，我不想他分心，所以暂时没有把和陈老师交往的事告诉他。等明年孩子考上了心仪的高中，我和陈老师感情稳定，就该是双喜临门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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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立独行的酒店前台

2016年，22岁的我结束了北漂生活，在老家的一家快捷酒店找到了份前台工作。这家酒店在市里共有5处门店，最大的足有100多间房，小的也有60多间，在“如家”、“汉庭”这种全国连锁品牌还没下沉到二线城市以下的时候，它在本地也称得上家喻户晓。

干了半年多前台接待员，我通过竞聘，成功晋升为前台主管，并被调往最大的那家门店。当时我只觉得火箭升职是因为自己天赋异禀，丝毫没觉得过于顺利有什么不对，直到我第一天去报到，才终于知道为啥没人和我竞争。

我可真虎啊！

1

2017年3月初，东北还很冷，那天一大早，我咬着煎饼果子坐上公交车，准备赶往城市的另一端去上班。1个多小时后，我一路小跑，终于来到酒店的门口，刚踏进大堂，就看见一堵拖着行李箱的“人墙”，把前台围得水泄不通。

一般来说，早上的退房高峰是酒店前台最忙的时刻，那些赶高铁、赶飞机、赶着去办事儿的客人们，或举着押金小票，或举着房卡，都争先恐后地往前台挤，恨不得把手里的东西怼到前台接待员的脸上。期间还有人叫喊着“开发票”、“买早餐券”、“拿瓶饮料”，前台的几部座机也不闲，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这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场面让我看得有些愣神，心想：果然是大店啊。

“都站个儿排！”突然，有个女人大吼一声。

我吓得一激灵，住客们也安静了片刻。这时，保安大哥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客客气气地组织客人们排队，人群才渐渐有了秩序。

等众人疏散开，我才发现前台竟然只有1个接待员在忙活。她叫李慧，30多岁，梳着高高的蓬松丸子头，又黑又长的眼线微微上挑。她一面接过客人递来的东西，一面歪头夹着电话话筒，一只手在电脑上操作退房，另一只手则把空白发票送进打印机，利索得像一只八爪鱼。忙碌的间隙，她还抬眼瞟了瞟提着大包小包、傻乎乎站在大堂的我，然后嘴角微微一扯：“呦，新领导来了！”

李慧的语气不算友好，性子温吞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还好这时经理过来，招呼我去更衣室。

不一会儿，我换上了笔挺合身的黑西装，戴上闪亮的主管胸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工位，还在大堂有了一把专属的座椅。我心里挺美的，其实竞聘主管岗位，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官瘾、想领导别人，只是为了每月能多挣几百块钱，可以在工作期间光明正大地坐下而已。不用再像圆规一样，在前台一站就是一天。

上午，我跟着经理熟悉了酒店的环境，得知这家店的前厅部配置是：1个经理，1个前台主管，外加6个前台接待员。经理问了问我的年纪，我回答后，她的表情似乎有些玩味，但最终只说，那6个前台接待员都比我大。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打量了一圈之后，果断坐到了前台姐姐们的那一桌。刚放下餐盘，李慧就毫不掩饰地对我翻了一个白眼，朝经理坐的那桌扬了扬下巴：“你怎么坐我们这来了？你是领导，领导该坐那边儿。”

我的脸一下子就像火烧一样，觉得凳子都有点烫屁股了，坐也不是，起来也不是。另一个前台接待员瑞瑞姐帮我解围，说坐哪儿都一样：“吃个饭哪有那么多说道儿。”

李慧“哼”了一声，飞快地扒完饭，就回去换班了。酒店行业就是这样，员工们只有午饭时间，没有午休时间，吃完了饭要赶快去换还在岗位上的同事，不然人家就只能吃冷饭。李慧走后，瑞瑞姐就安慰我，说李慧这人跟谁都这死出儿，叫我别往心里去。

我脸上微笑，心里却凉了一大截——来之前我打听过，这家店的前台主管先后换过好几任，个个都干不长。之前我还纳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看来，估计都是因为在前台立不住吧。

想到以后可能面临的困难，我郁闷了一中午，甚至打了一下退堂鼓，但最终还是选择给自己打气。我觉得只要我给足前台姐姐们尊重和面子，她们应该会配合、支持我的工作。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也不好使。

6个前台姐姐当中，数李慧的脾气最暴，一点就着，怼天怼地更怼我，似乎对我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一天早上，我在会上说“接待员要端正站姿”，李慧立马眼睛一瞪开了嗓：“不是你在前台一站站一天，你能坐着，就挑我们站得不好？可能显着你了！”我又说“前台的电话要及时接听”，她马上给我送上白眼：“你看电话响的时候我们闲着不接了是咋滴？不及时，那是手上有活儿！”

如此种种，没法细数，让我在人前挺下不来台。

我意识到脱离“群众”不可取，只能含泪和我的椅子做了个短暂的告别，从此天天在前台站得笔直，在姐姐们忙的时候给她们打下手，接接电话。

干的时间久了，我发现酒店前台这份职业挺窝囊。

对于接待员，酒店招聘的首要要求，不是长得漂亮、不是脑子聪明，而是脾气要足够好，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什么样的人和事都能遇到：有喝多了来开房的客人，不敢随意和别人耍酒疯，却敢对前台骂骂咧咧；有让推荐本地美食的外地客人，吃完了觉得吃不惯，浪费了钱，回来就拿前台撒气；还有开房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的客人，耍无赖，威胁要投诉的……无论接待员的心里如何不爽，但职业素养要求我们的脸上必须得挂着笑容，嘴里得说着抱歉。

但李慧不一样，她从来不惯着那些无理取闹的客人，她是真怼啊。

有些来酒店开钟点房的男女，都特别不愿意登记身份证。遇到这种情况总免不了要跟客人纠缠一番，处理不好还得不停道歉，前台姐姐们都为此头疼过。

一次，一个中年男人来开钟点房，恰逢李慧值班，让他出示身份证，他用大金戒指敲着前台桌面，理直气壮地讲：“身份证没带，麻溜儿地开，一会儿就走。”

李慧眼都没抬，就俩字——“不行。”

金戒指男一下就怒了：“我去别人家都行，咋就你这儿不行？别墨叽，我这一会儿就完事！”

“那你就去别人家，反正不登记就是不行。”

可能是没遇过这样的碴子，金戒指男先是一愣，然后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深吸一口气，猛地从手包里抽出身份证，狠狠地摔在李慧身上：“开，别废话了！”

李慧也不生气，给他开了房。不多一会儿，一个年轻妖艳的女子就上了楼。

后来我实在没忍住，悄咪咪地问她：“慧姐，你刚才那么说，不怕他投诉你嗷？”

李慧翻了个白眼给我：“你傻啊，他整那遮遮掩掩的出儿，一看就不是正经搞对象的，他们那种事都讲究低调、速战速决，哪有功夫投诉？”

对这种在外面偷吃的男人，李慧最是看不起，见一个怼一个。她这人脾气是暴，对客人的态度说不上热情亲切，但基本的礼貌还是有的。可礼貌的前提是别惹她，别让她看不惯，不然她还挺损的。

一天一大早，一个半大老头子拎着一个布袋子来开钟点房，袋子里还插着一把新鲜芹菜。我一口水差点呛着，心想：男人是不是只要没瘫痪，就一眼看不住都不行？

办入住的时候，老头接了个电话，“嗯嗯啊啊”的应付着，他说自己在外头买菜呢。这时，李慧把房卡往前台上一放，声音不大不小：“3楼302。”顿时老头的脸都吓白了，手忙脚乱地挂电话，芹菜、萝卜、土豆撒了一地。他有心想训斥李慧几句，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还有一个年轻小伙，长得特别帅，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我们店住一晚，只是他每次带的小姑娘都不重样，一个比一个漂亮。

酒店规定前台接待员要和客人打招呼，说“你好”即可。李慧偏不，那天她对那个小伙说：“来了啊？”那亲切熟稔的语气，和善得就像校门口卖盒饭的大姨。小伙很尴尬，回应也不是，不回应也不是，他旁边的漂亮姑娘马上回过味儿来，一跺脚转身就走。

透过玻璃墙，我们饶有兴致地看那小伙追姑娘，又作揖又举手发誓，再扮个鬼脸。没过多久，姑娘笑了，又被小伙拥了进来，俩人甜甜蜜蜜地上了楼。同事们有的暗笑，有的叹气，只有李慧的白眼几乎要翻到天上去了。

2

做了前台主管后，日子依旧不咸不淡地过着，但我发现，自己逐渐成了一块夹心饼干。

经理对前台姐姐们不满就会训我，前台姐姐对店里不满也只能冲我甩脸子，有时发生了客户投诉，我得第一时间冲上去给客人道歉，和稀泥，之后回来还要安抚前台情绪，再接受经理批评。多的那几百块钱真不好挣，好几次我都躲在更衣室里掉眼泪。

但我也被这种境况激出了一点倔：“我就要一直干下去，我就不走！”

李慧依旧怼我，但我们的关系在那年“五一”发生了变化。

那天晚上，一对满脸疲色的年轻情侣拖着行李箱走进酒店大堂，女孩说自己在网上订了房，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当天所有的预订客人都已经到了，我们店早早就满房了。

李慧细致地核对了订单，发现女孩订错了日期，订的是明天的房。当时正值“五一”假期，附近的酒店几乎都是满房状态，女孩急得不得了，一直在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也很替她着急，但确实没空房了，我就把附近酒店的电话都找出来，让她坐在大堂里打电话询问，看能不能碰碰运气。

她男朋友黑着脸，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顾着低头玩手机，一言不发。女孩打了一圈电话也没有找到空房，男孩突然跳起来，一脚踹翻行李箱，又不解气似的狠狠踹了几脚，然后朝女孩破口大骂：“都他妈的怪你，订个酒店都能订错日子，你是不是智障？！以后别和我出门，你说你干点啥能行？”

女孩窘得满脸通红，一双大眼睛含满泪水，她没有回嘴，只是紧紧地捏着衣角，在原地站着。李慧却忍不住了，一拍桌子，开嗓了：“你和她吼什么吼？她也不是故意订错的，你那么厉害咋不自己订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一起想解决办法，你把她骂哭了就能有房住了是咋滴？”

男孩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新的发泄口，喊道：“关你什么事？你多管什么闲事？你一个服务员怎么管那么宽？！”

李慧也不甘示弱：“你要吵出去吵，反正你当我面骂她就是不行！”

其实这种意外情况在旺季时有发生，我们见多了。客人们的反应不尽相同，愤怒和指责都是十分常见的。不过酒店前台不方便干涉客人的私事，最多是劝劝，但我没想到李慧竟然“路见不平一声吼”。在我眼里，她就是我们忍气吞声的前台界的一束光，是侠女一样的人物。我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她了，虽然她不喜欢我。

我怕双方冲突升级，马上在中间和稀泥，拉开他俩，又帮着女孩一起打电话，终于在一个半地下的小旅馆找到了一间空房。女孩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缓解，她长舒一口气，向我们礼貌道谢，然后拉着脸色阴沉的男友走进了夜色里。

没想到，这事竟然还有后续。那男孩投诉了李慧，还是投诉到了酒店总部。经理被拎到总部一顿训，回来又把我一顿训，她要求我按店规给李慧开罚单。

我心里五味杂陈，先去酒店后门平复了下心情，把平时喂的流浪猫一顿训，它不满地冲我“喵喵”叫。之后，我斟酌再三，写下了一张10块钱的罚单，然后紧绷着脸，第一次硬气地把它甩在李慧面前。

李慧看了眼罚单，先是一愣，然后利索地从兜儿里掏出了10块钱。我冷冰冰地告诉她，以后不许再犯了。离开后，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在罚单上的“10”后面又添了一个0，自己补上了90元。

按照店规，这种重大投诉应该要罚100元，但我不觉得李慧有错，而且我听说，她家里不富裕，每个月不到2000元的工资，被罚100元，也不算小数，万一她因此闹情绪影响工作也不好。反正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爸妈管我吃喝住，我就当丢了90块钱好了。

第二天中午，我正瘫在休息室思考午餐吃什么时，李慧拎着一大袋子肯德基走了进来。她把袋子重重地扔在我面前，原味鸡差点从桶里飞出来。

我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看着她，话都不会说了。一阵沉默过后，我问：“慧姐，给我的？”

“啊，不给你我往你跟前撇干啥？麻溜儿吃，吃完了去前台帮忙，都来多长时间了，还慢慢悠悠的。”

我看着李慧离去的背影愣神，直到瑞瑞姐端着饭进来，我献上一块鸡翅，她才为我解惑：“她那个臭脾气，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也不是第一次接这种罚单，该罚多少钱她心里有数，她这是心疼你呢。”

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在我的认知里，李慧一直都看不上我。

瑞瑞姐笑了笑：“一开始是，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你是小屁孩，不想受你管，又觉得你肯定也和之前的那几个主管一样，上来就想拔尖儿，就想摆官架子，你慧姐最看不上那样人，所以她跟她们都不对付，处不到一起去。”

那天晚上值班的时候，我大着胆子，厚着脸皮去挨李慧，她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离我远点，干哈啊！”

“慧姐，谢谢你哈！”

李慧眉头一皱，一指头戳我肩膀上：“你是不是虎啊？一天天罚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啊，你挣几个钱啊，就给我掏。我头一次见着你这样的领导，他们把你派来气我的吧？”

不知道为啥，我的鼻子有点酸，又笑嘻嘻地拉她的手。

她叹了一口气，语气前所未有的软了下来：“你这小孩就是虎点，怂点，但是人还挺好，话不多事也少，跟谁都乐呵呵的，虽然岁数小，但是平时前台有事，你也真往上上，也真扛事。姐这个人吧，就是脾气急。”

我眨了眨眼中湿意，连忙把话茬接过去：“姐，我知道。”

李慧眉毛一立，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你知道啥啊就知道，你这样的，以后得挨老了熊了，一天别老蔫了吧唧的，我不爱看！”

我笑了笑，应了一声。李慧不住地嘟囔：“傻乎乎的。”

3

酒店主要的部门就两个：前厅部，客房部。客人对酒店的第一印象来自前台，所以一个长相精神、手脚利落的接待员，是十分重要的。

我也曾好奇过，像李慧这样的性格，这样的脾气，似乎并不适合干前台接待员。她经常被客人投诉，为啥还没有被开除？后来接触的时间长了，我才发现她其实是个很优秀的前台接待员。

对于快捷酒店来说，效率就是一切，一个合格的前台接待员，要同时兼顾100多间房的开退、开发票、存行李、售卖小商品、卖会员卡、进行积分抵值、叫醒、接听电话、做预订等工作。这就要求接待员要有良好的规划能力，能在心里给事情排个轻重缓急，着急的先处理，不急的请客人等等。客人不会一个一个地来，上午的退房高峰，下午的开房高峰，人都是扎堆来的。面对众人不断的催促，接待员心里不能慌，脑袋里得时刻绷着一根弦儿，再忙都不能出错，因为出错就是大事。

曾经有个前台小姑娘就在早上退房高峰时被催乱了心，忙昏了头，把本该扣除房费的一笔押金原封不动地返给了一位客人。客人收下几百块，什么也没说，掉头就走，事后小姑娘哭着打电话想把钱要回来，人家只是轻飘飘地说：“这是你的工作失误，为什么要我承担呢？”然后电话就再打不通了。

还有一个前台姐姐也捅过娄子。她接待了一对订婚房小夫妻，收了押金，送走了客人，刚要在电脑上做预定时，前台电话响了，等挂了电话，就把预定房间这茬儿忘得干干净净。结果到了时间，客人来了，发现自己预定的房间早被别人订了去，那是个结婚的好日子，附近同档次的酒店的婚房都满了，最后那个前台姐姐只能自掏腰包补差价，在附近的一家星级酒店给小两口订了婚房。

所以，我在招聘前台的时候，常常会感慨：这活儿好人不爱干，一般人还干不了。身边的同事多少都因为工作失误赔过钱，但李慧却是个例外，她甚至都没有犯过错。在保证速度的情况下，她能多线处理任务，配上她那张方形的脸，我简直怀疑她上辈子就是台电脑。

李慧干活细心，虽然她只是个打工的，但我感觉她真是把酒店当自家买卖一样上心。

一年夏天，有个穿着短裙黑丝、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搀着一个老爷子走进来，说要开钟点房。那老爷子拄着拐棍，走路颤颤巍巍的，看起来都奔90岁了。当天正好是李慧的班，她打量了一下二人，立刻就说“满房了”。女人眼尖，指着大屏幕说，上面明明写着有房。李慧却连眼皮都懒得抬，说只剩下豪华套房了，“1888，住吗？”

女人一扭屁股，搀着老爷子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独自回来，岔开腿，掐着腰，开始在酒店大堂骂街。如果换了我，可能会喊保安或报警处理，但李慧不一样，她和那女人对骂起来，并且稳稳地占据上风。很快，那女人就败下阵来，落荒而逃，李慧嘟囔着：“是不是傻，出点儿啥事咋整？我让你住了，都对不起我领的工资。”

后来等我上了班，查看当时的监控，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女人算是个熟脸，不是啥正经人，这老爷子要是一激动在我们店里出点什么意外，别说警察了，就家属来闹都够我们喝一壶的。为了挣几十块钱的房费，犯不上啊。

还有一次，一个男人来我们酒店捉奸。按照规矩，客人信息我们要保密，不管是啥关系，不报警，一律不给查，那个男人偏偏走了个野路子，上来就气势汹汹地说：“警察办案，看看xx住哪个屋？给我房卡。”

他那个劲儿还真把我唬住了，李慧眼珠子一转，要求查他的证件：“你说是警察就是啊？”

男人眨眨眼，从怀里掏出一本带警徽的证件，却不让我们翻开，后来磨蹭一会儿，“案”也不查了，直接跑了。

我问李慧是咋看出他不是警察的？她点了点我的额头：“你是不是傻？警察哪有一个人来办案抓人的？要是让他糊弄住了，那个被抓奸的回过神来，肯定要找咱们店麻烦。”

相处久了，我和李慧的关系越来越近，甚至会在下班后一起去逛街。那时我们挣得都不多，就往地下商场去，逛着逛着，我随口说了一句“都是五爱市场进的货，加价卖”，李慧当即来精神了。

后来我们真去了一趟五爱市场，有她在身边，我问完价不买也不怕了，反正摊主们都骂不过我慧姐。

那时的五爱市场已经萧条多了，商品价格便宜，商户的态度也好了不少。李慧逛了大半天，给老公买了条裤子，给孩子买了几件小衣服，啥都没给自己买。我也没买，一边往外走，一边小声说这里的衣服都不好看。但我知道，李慧不买不是嫌衣服不好看，而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

李慧来自一个东北农村家庭，底下还有个弟弟，父母觉得养儿防老，所以她从小并不受厚待。初中毕业后她就离开了家，做过服务员、卖过服装，四处辗转讨生活。过早的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使她染上了江湖气，也造就了她爱憎分明的性格。

我曾在更衣室外撞见李慧和家里打电话，她把大嗓门压得很低，吐出来的话却依旧犀利：“凭啥啊？没钱！我一个月熬夜受气挣不到2000，赵博（她老公）那点死工资刚够吃穿，还得养活一个孩子。他结婚凭啥让我出钱？能结就结，不能结就打一辈子光棍，家里有皇位要继承是咋的？还是他是我生的？我结婚的时候家里一分钱没出，现在我老婆婆还拿这事点搭我，你们也好意思张这个嘴！”

可能是万般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让李慧的嘴那次对着父母也一顿输出。我听了，心里也好受了点——看来她不止是怼我，怼客人，连她妈她都照怼不误。

输出完了，李慧挂了电话，弯腰弓坐在小板凳上，更衣室里陷入了安静。我刚想推门进去，却听到她的抽泣声。她的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一抖一抖的，再也没有侠女一样的威风。我连气都不敢叹，只得轻轻地掩上门，给她留一个独处的空间。

因为需要经常熬夜、受气以及永远享受不到法定节假日，导致我们这个行业的离职率一直居高不下。身边的同事来了又走，几轮下来，5家门店都空出了不少岗位。一时间人手紧张，我们店里比李慧资历浅的同事都去了别的店当了主管，但经理却始终没跟总部推荐过李慧。

我怕她心里不平衡，就去试探、安慰她，谁知她刚听我开了一个头，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才不像你，又懒又官儿迷。再说了，我自己什么样我心里还没数啊？碰见那些不讲理的客人投诉，我可和不了稀泥。当这中层小领导有啥好的，上挤下压，多挣那几百块钱还不够操心烂肺的。”

她这一番话差点把我说哭了，我没想到看起来大大咧咧的慧姐竟然这么通透。之后我们继续共事，前厅部的成员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但李慧却始终都在。她说自己在这儿干时间长了，不爱挪窝，“离家近，并且和你这个小领导还挺投脾气”。

她这么讲，让我觉得特别幸福。

4

2018年9月，我们店的经理因为家庭原因离职了。新来的李经理是个40多岁的女人，戴一副薄薄的金边眼镜，眼神锐利，不苟言笑，脸上两道深深的法令纹，给她平添了一丝威严。第一次见面，她就毫不掩饰地上下打量我，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这位李经理的等级观念特别重，她严厉打击工作中的一切嬉皮笑脸，希望员工们见到她立马立正，噤若寒蝉。一次，她在前台一边喝茶一边训我，我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她训着训着，就把杯子伸到了我面前。我下意识地和她碰了一个，李经理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然后给自己续了水。一旁的李慧看了，几乎笑断了气。

我有点怕李经理，也不能理解她——干哈啊？一个酒店整得像体制内似的，大家都是打工人，分什么高低贵贱呢？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找找乐子，插科打诨，快快乐乐的，多好啊。

可是李经理讨厌我嘻嘻哈哈，更看不上我。

11月中旬的一天，她一大早就通知我，要撤了我在大堂的座椅和办公室的工位。她说我是前台主管，应该参与到前台的劳动中去，而不是流连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有事再去前台处理。

其实她说的也没错，但我就是觉得委屈：别的店前台主管都有自己专属的座椅和工位，为啥就我没有？而且如果她想搞特殊，咋不撤自己的工位呢？再说了，当时我的业务已经熟练，早晚高峰时段，我也一直在前台帮忙，并不存在偷懒、看热闹的情况。

我先尝试和李经理沟通，之后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时我年轻气盛，想起自己因为熬夜越来越少的头发，看着自己满脸的痘痘，越想越觉得不值。于是，我就特别潇洒地“炒”了她。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李慧和其他几个前台过来了，把她们的离职申请一起甩给了我。李慧翻了个白眼，说：“你可算硬气了一回，我早就不想干了，天天听她挑刺，闹心死了。你走了，不一定再来个什么奶奶样的主管，我也不干了。”

我眼睛一酸，几乎要哭出来。我知道，另外几个前台离职，各有各的原因：一个是早就想走了，眼下跟大家一起走也行；一个是家里不缺钱，出来上班解闷，不想再在这里受气；还有一个是李慧的亲戚，单纯是跟着她凑热闹。

这几个人里面只有李慧，是真的在和我讲义气。

前台集体辞职，酒店也照样开，生意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但李经理因为闹出了员工集体离职的恶性事件，被集团降职处理。如今再回头看，虽然我不后悔辞职，但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更柔和地处理矛盾，不管不顾的硬刚，只会伤人亦伤己。

吃了散伙饭，唱了KTV，我们这群人就各奔东西了。

李慧懒得再给人打工看脸色，就在她儿子念的小学附近开了一家小饭店，卖小孩喜欢的各类吃食，品种不多，价格也不贵。从门脸上看，她的店和周围的苍蝇馆子没什么区别，走进去面积也不大，只能紧紧巴巴地摆下6张桌子。因为是从别人手里盘下来的店，她用的都是上一任店主留下的旧物，虽然看起来不够光鲜，却都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

在李慧的小店里，餐桌上永远不会出现油腻腻的辣椒罐子和醋瓶，目之所及的物件都是清爽的，利落的，就像她这个人，让人看了心里敞亮。到了午饭的点，一屋子小萝卜头吵闹个不停，但只要李慧一瞪眼睛，那些小屁孩就都不敢造次了。她做生意讲良心，卖的东西也干净，即使有时脾气暴，家长们依旧愿意让孩子去她店里吃饭。有些家长偶尔忙不过来，接孩子晚了，李慧就会让那孩子在她店里写作业，再晚点还能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吃晚饭。家长给钱李慧也不要，人家不好意思，就想给她留点水果。就这，双方还少不了一番拉扯。

我也开始重新找工作，后来入职了一家度假酒店，在二线办公室做事，作息很规律。我找到工作的那天，把好消息告诉了李慧，她邀请我去她的小饭店，说要给我庆祝一下。

我到的时候，李慧正和她婆婆吵吵闹闹地忙活着，她老公下了班也会来店里帮忙，撸起袖子就去刷碗。孩子放了学也来，占着一个小桌子，安安静静地写作业，不要人操心。看见我去了，她儿子就把笔一扔，甜甜地喊“姐姐”——这时，李慧再忙也要探出头骂我一句：“不要脸，你叫我姐，还让我儿子叫你姐！”

晚饭点过去，客人都走了，我们的饭菜端上了桌，李慧喝白的，我和她儿子喝饮料。她喝多了，就拉着我絮絮叨叨说起往事，讲到未来，她翻来覆去地只有嘱咐：“你在外面厉害点，别让人熊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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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潮汕男人失败的自我救赎

1998年，19岁的我与男闺光怿在广州初识。我们都读服装设计系，他坐我后排。

男闺大我7个月，他个头不太高，第一印象是整个人面黄肌瘦的，下巴短而尖，鼻梁不高不矮，嘴唇纤薄，唯独淡色眉毛下一双眸子清澈坚毅。不过，他衣着时尚、品味不俗、出手大方，格外让人眼前一亮，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个富二代。

很快，凭着“社牛”的交际能力，男闺被推选成班长。一次，我俩同车从市区回学校。下车后，我晕车狂吐，他安静等在一旁，看我吐完，邀我一起去小店吃饭。我要“AA”，他推拒了，说第一次知道原来晕车这么难受的。等到上手制图，我才发现自己没啥美术天赋。男闺跟我一样，手残党一个，及至打版裁剪，我俩成绩都凉凉。

因为脾气、秉性合拍，我俩很自然地成为了好友。与他认识几十年下来，我才知道他的人生并没有他绽放出的那样美满。

1

男闺出生于潮汕一个小镇，家里是开杂货铺的。他这一辈兄弟姐妹五个，他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还有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只因算命先生说他八字不好，未来没出息，他父母就理所当然地买了两个弟弟，当作养老备胎。

他家是爷爷当家，老人喜怒无常，动不动地就抄起手边的家伙什打孙辈，男闺倔强，是家里唯一敢反抗暴政的，即使被打个半死，也要护住姐妹弟弟，经常引得爷爷发疯拿刀连追几条街。父母是指望不上的，男闺说：“呵呵，他们比我还怕爷爷。爷爷一打我，爸妈要么火上浇油、要么冷眼旁观。”

潮汕自古重商轻文，这一点在男闺家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父母觉得读书没用，从小学开始，就经常喊男闺请假回家帮忙。所以男闺最喜欢雨天，因为一下雨就可以去学校好好读书，没有暴力。家里做生意的方式也让男闺接受无能，他妈妈市侩，缺斤短两是常事，买菜趁人不注意就顺手牵羊，他爸爸唯爷爷马首是瞻，对家里的种种装聋作哑。

从懂事起，男闺再没睡过一个好觉，更别提睡懒觉，每天不是被他爷爷的咆哮声惊醒，就是被他妈妈的呼喝声吼醒。成年后，他确诊了轻度失眠症，睡觉像个婴儿似的轻，一点动静都会让他睁眼到天明。在这泥淖里，唯一的温情是姐姐，爷爷打他时，姐姐会哭着求爷爷别打了，让他快跑，每次遍体鳞伤后，也是姐姐来照顾他。

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撑到爷爷去世。16岁的男闺，初中都没正经上完，就毅然决然地逃离了家，去了深圳。

到深圳后，男闺先是帮亲戚卖女装。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他就搞清楚了女装店的进货行情，用积蓄加上跟朋友借的钱，开了一家自己的女装店，随后又把姐姐带到深圳一起打拼。女装店开得顺风顺水，男闺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两年后，姐姐回潮汕老家结婚生子，成了家庭主妇，男闺则选择重返校园——到大城市后，男闺渐渐发现自己与同行们在文化及服装专业上的差距，学生时代留下的遗憾，让他极度渴望课堂以及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

这个决定自然遭到了家里所有长辈的反对：“赚了三年钱不继续开店，反而拿钱去读什么破书？”

可那时的男闺已经有底气不在乎他们的意见了，不过他也没有盲目跟风，比较之下，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服装设计专业，报读了广州一家著名的职业培训学校，修读1年的服装设计课程。也因着他的这一决定，让我有幸与他相识。他后来一直说，这段校园生活，是他人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他虽然动手能力不行，但是眼光很准，在学校里，很快就确定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临近毕业，全班同学还在想着毕业以后去哪儿找工作，男闺却提前好几个月利用周末跑到广州当时有名的商业街北京路做市场调研。毕业前两个月，他就找好了店铺开始进行装修。当时，在广州最旺的北京路开店，耽搁一天都要不少租金，男闺一个人硬生生从头撑到尾，为了省钱，装修大多都是自己来；为了赶开业，他通宵加班，累哭在店里，哭完后就擦擦眼泪继续干。

这次，男闺放弃了他业已熟悉的女装，开了一家男装店。为了让我们这些要好的同学有个落脚点，方便找工作，男装店还没盈利，他就租了两室一厅，在客厅放了一张高低床，供我们临时落脚。那时在广州极少有人涉猎男装，他商业触觉敏锐，眼光锐利，男装店开得风生水起，不到半年就回本了，年盈利30万左右。

与苦过来的男闺不同，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当年互联网资讯还没那么发达，毕业后，我一片茫然，完全没有方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当我第一次经历社会重挫后向他求助，他二话不说，把我带到他妹妹的店里“过渡”，包吃包住，直到我找到工作——他妹妹的店，也是他一手开起来的，他妹妹之前在潮汕老家也嫁人做了家庭主妇，生了3个孩子，老公开摩的谋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千禧年初，广州的女装市场已然饱和，半年后，他妹妹的店就关张了。此后，他们一家人全力主攻男装店。我工作后休息时常会去男装店里坐坐，看着男闺和颜悦色地帮顾客搭配，蹲下来帮顾客试鞋，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回头客非常多。

年纪轻轻的男闺做了多年生意，心思却一如既往的赤诚，他厌恶父母的做派，坚决不愿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挡不住有贼惦记——他店里请了一个女销售，人勤快得很，每次遇到我也很热情。店里忙不过来，想请多一个人，女销售就推荐了她老公。夫妻俩处事圆滑，男闺也不设防，关系好到把那夫妻俩当成自己人，甚至带着他们去拿货。几次拿货回来，那夫妻俩就摸清了货源，立马跟男闺分道扬镳，就在他的店对面，如法炮制开起了一家新的男装店。

自此，男闺店里的生意开始逐渐下滑。我问男闺后悔不，他却说，那夫妻俩当时对他很好，并不怪他们，大家谋生也都不容易，反正他也没亏钱，只是没以前好赚而已。

2001年，男闺判断广州的服装零售业濒于极盛，再恋战下去得不偿失，迅速盘掉了经营了3年的男装店，转战服装批发市场，喊姐夫一起创立个人男装品牌，当年做设计师的梦，终于一朝得偿。他读书时虽然不是功课最优秀的，但服装赛道，销量才是王道，男闺公司旗下的服装很快一炮而红。而那对过河拆桥的夫妻，则销声匿迹了。

22岁时，男闺跟我坦诚了他的性取向，是同性，联想到他在平时表现出的那些细节，我丝毫不惊讶。他说小学五年级时，自己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男学霸，那时他就隐约知道了，但有传统的枷锁禁锢着，他一直不敢正视自己。

2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俩各自忙碌，很少见面。2002年底，因为广州爆发“非典”，我俩才得空联系，互相问候，所幸都平安度过了。“非典”结束后，我们约吃饭，男闺才跟我聊起了跟他姐夫合开公司的历程。

“我姐在潮汕老家过得很憋屈，姐夫对她还可以，但是你想，在那种好几个兄弟妯娌的大家庭里生活，虽然大家表面都装得和和气气，实际婆媳、兄弟、妯娌之间纷争不断。我姐身心俱疲，我姐夫也是左右为难。”他说。

我安慰他：“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传统大家族是以牺牲个人的空间来成就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是的，哪有什么个人空间，所以我才想办法让我姐一家尽快来广州。”男闺说，他开服装公司还有更要紧的一重缘由，“我姐夫对我姐很好，但在老家也就是做做小生意，他没能力独立出去，为了赚大钱，甚至还想过卖白粉。”

我听后都惊讶道：“你姐夫胆子忒大了吧？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我姐夫当时告诉我了，我立马反对，对他说‘抓到就是死刑’，不能为了钱啥都干。我姐夫见所有人都反对，才打消了念头。”

见姐夫有野心，也好面子，在潮汕老家苦于没啥机会，男闺就提议让姐夫来广州跟他合股开服装公司，他管设计打版，姐夫当董事长管业务。

我又问他：“那你姐跟孩子们呢？”

“刚开始创业时，我姐暂时还留在潮汕，等我们赚钱了，再接他们来广州。小时候幸亏有我姐，要不是她，我可能活不到现在。”

隔年，我又约男闺吃饭，他喊我直接去家里吃饭。那时，他租了个三室一厅，把姐夫、大弟、表弟、表妹都拢到了一起住，为了省钱。

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一进门，男闺跟家人介绍说我是他同学，他姐夫像一家之主般热情地招呼我。姐夫比男闺高些，相貌堂堂，跟他姐姐很是般配，谈吐间有潮汕人的那股精明气。大弟矮矮胖胖，一脸憨厚的样子，表弟表妹才刚读完初中，一脸青涩。众人不断招呼我吃饭喝水，男闺在其间颇受敬重，或许当时，他也算得到了一些家庭的温暖。

人太多，饭吃得仓促。吃完，男闺送我去公车站，路上他说：“我认识了个做服装跟单的女孩，也是潮汕的，长得一般般，但人不错，对我很好，天天找我。我姐夫就说谈下看看。谈了半年，我实在找不到感觉，就分手了。”

“你是觉得她人不错、对你很好才谈，而不是一开始对她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感觉才谈，对吧？”

“是的，就感觉跟朋友一样，没啥特别。”

“那就只是喜欢而已，没达到‘爱’那种玄妙的感觉。”

“嗯，我没谈过恋爱，所以不懂什么是爱情，但我向往的还是那种两情相悦的爱情。”我笑说，“爱情可遇而不可求，你的缘分还没到呢。”

男闺若有所思：“我现在也没精力去想这些。我把家里人都拉上来帮我创业，我要尽快让公司赚钱，才能养活他们。”

那时，我感觉男闺身上压着一座大山，而他才25岁。

男闺底层出身又在街头打磨数年，他做服装设计完全从市场需求出发，市场流行什么他做什么，几乎不怎么执拗于自己的喜好。他的公司主打中端男装，很多衣服一经推出就爆单。男闺自己倒不怎么穿公司的衣服——他有自己独特的着装风格，有段时间，我俩也常一起去逛高档男装店，一进店，他就专注地翻看每件衣服，跟我念叨哪些是他心爱的设计。

一年后，他的公司终于上了轨道，销量节节攀升，年盈利百万以上。他姐夫的两个兄弟也加入了进来，都是在潮汕老家没挣到什么钱的，想着与其把订单给别的工厂，不如让自家兄弟开厂做货，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男闺的帮助下，姐夫家两兄弟又开厂，又到广州开批发档口，一家人齐心协力，都成了百万富翁。姐夫兜里有钱了，家庭地位自然上升，姐姐的生活就舒心了许多。

2006年，在电话里，男闺兴奋地说自己买了房，邀请我去暖房。他的新房落在XX花园，当时广州很火的楼盘，如今房价也要6万一平。他姐夫也将新家安在这里，两人都买了车，也终于让姐姐脱离了大家族生活的桎梏。

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一组红色皮沙发，是男闺很喜欢的颜色设计。他的家和姐姐家在同一栋，姐姐已经有了两儿一女，只要不出去谈生意，男闺一日三餐都在姐姐家吃。跟着他的大弟也被拉拔起来，婚前跟着男闺在公司打杂，婚后男闺给他张罗了一个批发档口，专门做公司男装的批发生意，妹妹也做一样的生意，不过比起他大弟，更吃得开。唯有表弟表妹返回了潮汕。

男闺在新房里给我说起这些，一脸欣慰满足。我也为他高兴：“那不错啊！你们全家都能到广州立足了。”

男闺开心地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0岁前，在广州买房、成为百万富翁。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也把家人都安顿好了。”

男闺白手起家，凭一己之力托起整个家族，实现了从小镇草根到大城市百万富翁的阶级跃迁。讽刺的是，当年男闺父母给他算命时，算命先生还说他没出息难成大器，而被抱来的两个弟弟，一个资质平庸，一个到处惹是生非。

男闺的小弟和父母被他留在了潮汕老家。小弟是五六岁才被收养的，打小叛逆不服管教，要他往东，他偏往西，不学无术，好逸恶劳，沉迷网络，后来还赌博，甚至勾引有夫之妇。男闺一脸厌恶地说：“这都是我爸妈造的孽，小弟也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但我姐心软，说他可怜，不停地劝我帮。”

后来，男闺答应给小弟出钱，在老家盖了三层小楼，一楼开超市，算是解决了生计问题。盖房时，男闺特意要求小弟保证以后不能再去勾搭有夫之妇，破坏他人婚姻。小弟本质不坏，荒唐够了也收了心，跟弟妹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

我颇为无语，说：“这都要你负责啊？”

男闺面无表情：“潮汕就是这样的。大的一定要帮小的，反正我尽力了。”

自从逃离老家小镇后，男闺就不打算再回去了，也根本不在乎很多潮汕人追求的衣锦还乡。在我面前，他从不讳言对父母的恨，我也从未站在道德制高点劝他放下、原谅。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当时，我进入一家网站做票务，有些演唱会或者儿童话剧内部票，我都会送给他或者他姐姐去看。那段时间，他经常想约我出去吃饭感谢，但我忙恋爱、忙工作，就推掉了。

后面，我们之间的联系又稀疏了一阵。

3

2010年，我因为恐婚，结束了一段3年的恋情，又创业失败，从老家海南重返广州。男闺就邀请我去他家暂住，他说自己换了新房，还没收楼，租了个三室两厅过渡，自己一个人住不完。

那天早上，男闺到车站来接我，还开着那辆4年前买的桑塔纳。一从车上下来，他就很高兴地对我说：“你还是没变啊！”我也回他：“你今天穿得很帅啊！”

每次听到我的称赞，男闺都会很高兴。他是我在现实中见过的少有的成了富翁后还保持初心的人，没有丝毫的自我膨胀，更不会炫富、看不起人。他虽极度注重仪表，但最贵的衣饰手表也不过万。我跟他逛街时，他看见乞丐都是50块、100块地给；我创业时，还跟他借了几万块来周转，他一直说不要我还，我坚持要还，但还到一半，他就再不收了。

等到进门，男闺还专门对我说：“欢迎拎包入住！你住客房，我都收拾好了。”说完，他领着我参观他的主卧跟书房。这套房子是精装修，男闺把XX花园房子里的家具都搬了过来，特别是那套红皮沙发。房子离中大布料市场很近，也是方便他的设计工作。

介绍完家里的基本情况后，男闺给我留了一串钥匙，就去工厂了。我看着拖鞋、床品，专用的碗筷，久违地感受到一股暖流，觉得好安心、好安心。

收拾好行李后，我把地板和洗手间清理了一遍，又问男闺晚上回来吃饭不？他说约了朋友去夜店，不回了。等到他深夜归来，我都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睡到自然醒，弄好蒸蛋保温着，出门去买菜。直到11点，男闺才从房间里出来，看到我给他留了早餐，男闺一边吃，一边说从来没有人做好早餐等他睡醒吃。顿时，我一阵心酸。

中午，我照旧做好饭喊他，他自觉地进厨房端菜、摆好碗筷，无论我做啥菜他都说好吃。吃完饭，他自觉洗碗善后，厨房收拾的干净程度跟我不相伯仲。

每个月，男闺还给我买菜钱，又请了阿姨负责家务。要是我不想做饭，他就叫外卖或者请我下馆子。住在男闺家里，比住在那些亲戚家舒服自在得多，完全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我感念他的好，天天变着花样捣鼓，男闺开心得跟个孩子似地到处炫耀说我厨艺怎么怎么好，他天天都有好吃的。

每当我菜谱告急时，就会问男闺想吃啥，他会把自己喜欢的家乡菜告诉我。

一天，他问我：“你吃过一道潮汕菜不？我小时候很喜欢吃。”

“啥菜？食材都有些啥？”

“叫苦瓜黄豆排骨煲，食材就是苦瓜、黄豆、排骨，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虽然没吃过，但喜好烹饪，遇到新菜式都想挑战一把。没想到做出来后，男闺很是惊喜：“就是这个味道。想不到你做的，比我以前吃过的还要好吃，香多了。”

我当然开心：“我只是按我自己的想法调配的味道，想不到歪打正着，好吃以后我们常做哈！”

遇上爱吃的菜，男闺会比平时多添一碗饭。不过，通常我俩就能一起吃个午饭，午饭后他上班，晚上泡夜店——因为只有泡夜店能补偿给他那种童年缺失的疯狂的纵乐感。

及至我找到工作，每天朝9晚6，跟男闺的夜猫作息刚好反过来，我俩只有周末才能坐下来说说话。不过，如果男闺不泡夜店或者服装业淡季清闲不用去工厂时，我们也能见上面。我俩都喜欢煲剧，喜欢MTV和各种艺术时尚体育类赛事。下班后，我俩常瘫在沙发上聊家常，特别累时，就默契地不说话，静静地看电视，等到真的想倾诉的时候，再互相接住对方的苦闷。

男闺喜欢女排，有决赛都会拉我一起看，若看到女排夺冠，他会激动地跟我拥抱庆贺。等到女排来广州比赛，他就买票去看现场，回来后总会激动地跟我说：“看现场比赛太刺激了，很好看。”

男闺也会自嘲，一次，他跟着姐夫去4S店买车，店员看他一身休闲装背个书包就不搭理他，转而对他姐夫殷勤备至，他说：“哈哈，姐夫很有派头，一看就是有钱人，我就是一个没钱的小助理。姐夫让我买宝马，我觉得俗气，就选了奥迪。”

同住后，我才深刻明白男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自律非常，虽然也会为了打赢游戏放纵两天两夜，但两天还不赢的话，他就会克制不再玩了；他注重生活品质，喜欢花花草草，他的衣柜、床铺收拾得让我自愧不如，简直是收纳师级别的水平；他责任感超强，每当要出新版，就会在工厂盯到半夜，三不五时就去香港采集时尚讯息充电。

4

不过，那时在“人生大事”上，男闺的困境似乎与我半斤八两。

过了30岁后，他的父母开始通过他姐来催婚，他姐夫甚至送了他一堆A片，随后更是变着花样地催婚。家族中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那边的，即便是同辈中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也自欺欺人地认为可以掰正过来。

他的一个高富帅朋友也是同性恋，事业有成，恋情稳定，人也不错，但被家里逼着结婚了。我听他说完后气愤不已：“不是吧？那他老婆知道他是同性恋吗？”

“这些同妻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能接受名存实亡的婚姻，只要生出个仔就行。你都不知道，几乎八成的‘男同志’都抵抗不住世俗的压力，结婚生子。我永远不会为了传宗接代去欺骗、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女人。那些男人完成任务后，都不会再跟妻子同床共枕。女人又没有做错什么，这对女人不公平。”

我鼓励他去寻觅合适的同性伴侣，可他被强烈的自卑感深深困锁(他唯一自信的只有赚钱能力)，郁闷地说：“你知道不？我不开心时照镜子，会觉得自己很丑，很讨厌自己的脸，讨厌到自扇耳光，甚至自卑到想自杀，还想过去整容。”

“你的自卑是童年创伤造成的，这不是你的错。你长得并不丑，会跳舞，就算不会画效果图，却能通过口头描述让打版师把创意做出来。你拥有的财富是很多同龄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你人缘好，那么多人都喜欢你，你还带家族致富。这些都是你的闪光点，你已经很出色、很优秀了。”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轻度抑郁，劝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他却说早已找过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周六，他照常大中午起床，醒后有点不开心地对我说：“昨天去工厂，那个女的又来纠缠我，还说想来我家坐坐。我说不方便，有女同学住在我家。她才没跟来。”

我问：“她是不是喜欢你，想追你啊？”

“别提了。她是另一家工厂的跟单，我们在工作中认识的，她说要跟我做朋友。但有次她喝醉了，要跟我回家。没想到她进房间就脱了个精光，吓得我眼睛都不敢睁开，跑到另一间房反锁上门，她才没法了。”

我毫不客气地哈哈大笑：“怎么跟电视剧演的一样啊，太搞笑了，那女的岂不是无地自容了？”

他气闷：“当时，我吓得一晚上没睡着，哪有空管她咋想的。早上，我跟她说我是同性恋，她不相信，说不喜欢她也没必要拿这个理由来拒绝她。到现在她都还不死心，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没哪个男人不好色。只要她坚持追，我就会爱上她。”

我笑得肚子都痛了，继续开涮：“你艳福不浅啊，桃花运那么旺，我好羡慕你啊。”

他苦笑：“都是烂桃花。她要是个帅哥的话，我就开心了。”

“是啊，你的帅哥啥时出现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当然是比我高、比我帅、比我有学识的啦，每次看到优秀的男人时，我都会很紧张、很自卑。”

“这是爱情萌芽的阶段。人看到爱慕的对象时，是会紧张的，爱得比对方多的话，就会有点自卑，患得患失。”

“所以我都是暗恋的多。”

“那就证明你的缘分还没到。”

男闺是我见过的男人中少有的有性洁癖的人。公司事务稳定后，工作没那么忙了，他就到处旅游看世界。一次，他去泰国玩，回来后跟我说：“我跟的团有个付费项目——看人妖——太下流了，搞得我恶心了好久。不知道怎么那么多男人爱看这些淫秽的东西，还随便摸。”

“不是吧，这么夸张？那我去泰国的话，打死也不看这种东西了。”

“千万别去看，我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别说你了。”

有时，我也会逗他：“你说，要是我们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的，怎么办啊？”

“不可能，我跟你的侧重点不同。我喜欢的男人肯定也是同性恋，同性恋就不会对女人放电啦。”

我恍然大悟：“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啊！”

他无奈地说：“很多人，一旦想跟我进一步建立关系，我就会立马退缩，很害怕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我懂，这是婴幼儿时缺乏父母爱抚，以及成长期父母冷漠造成的忽略性创伤，你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无法跟谁确定亲密关系。”

他听完，欣慰地说：“谢谢你，没人这么跟我说过。”

后来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会不会喜欢上我，按我这样的标准去找男朋友？”

我心想他是不是误会我爱上他了，但他又不是双性恋，我只是欣赏他的人品，从没想过要占有他，便赶紧解释：“没有啊。我对你就是男闺的那种喜欢，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爱慕啦。”

他听后，很失望地说：“这样啊，原来你对我是哥们的喜欢。”

当时我想不通他为何突然这样问，我一直很尊重他的性取向，不会像他身边的人那样只想着纠正他的性取向。我觉得那是非常不人道的行为。

平时多出来的时间，除了健身，男闺就是去夜店蹦迪，但他只跳舞、喝酒，烟、黄、赌、毒从来不沾。不过，夜夜笙歌也没真正让他开心，他跟我说：“夜店那帮朋友经常开我玩笑，要么说我不帅不高，要么说我哪件衣服不够潮，很难堪。有时，真的很讨厌跟他们玩。”

“他们有没有搞错？有啥资格嘲笑你？这种人是朋友吗？朋友分利益之交跟初心之交，两种都不是，就没必要浪费时间。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种猪朋狗友，不要也罢。”我说。

男闺听后，倒是认真地说：“嗯，他们对我越来越过分了，就知道让我花钱而已。”

到了33岁，男闺似乎是厌倦醉生梦死的夜店生活，跟那群只会嘲笑他的猪朋狗友们断交了。他开始涉猎同志酒吧，认识了不少帅哥，也跟我说过，挺多同志滥交，甚至就在厕所里发生关系。但面对排山倒海的世俗的压力，他还是真正认可了自己的性取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爱人，真正体会过了性爱。

某次一起爬白云山，他害羞地跟我说：“我有男朋友了，是个90后。”

“真为你高兴，你喜欢他吗？”我说。

“他又高又帅，挺喜欢的。”

但是后来，他们分手了——那个男友生活习惯不好，没工作，靠他养，男闺不喜欢不上进的男人。

5

因为我拒绝婚姻，那两年不想回老家过年，男闺就邀请我去他姐姐家过春节。我对跟家人一起过节没啥执念，觉得自己一个人反而轻松惬意。但男闺对家的执念很深，他用心扶持家族，让兄弟姐妹们个个都成家立业，以此来打造他想要的家。

第一次去他姐姐家吃年夜饭时，我精心打扮了一番。他一看到，立马双眼发亮，赞赏道：“你今天很漂亮。”到了姐姐家楼下，见我穿着高跟鞋，男闺就让我挽着他走。一进门，我打完招呼，他立马跟外甥们说：“这是我同学，叫姐姐！”

在他姐姐家，男闺从来不让我动手干活，说我是客人，只管吃饱喝足。他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这在潮汕男人身上是很少有的。三个小外甥会缠着他聊时尚、聊游戏，但他们有时会说潮州话，我就听不懂了。年夜饭是龙虾海鲜宴，一上桌，他姐夫就不断地说龙虾跟虾蟹在过年时多贵多贵，男闺啥都不说，一个劲儿给我夹菜。

吃完，男闺怕我尴尬，带我去珠江边散步，临走时，他姐姐叮嘱：“怿仔，明天初一，你们记得过来吃龙虾粥啊！”

去过节的次数多了，男闺整个家族的人都认识了我，但都不敢直接问我是不是他的女朋友。有时房东来收租，称呼我“令太太”，我俩都很有默契地不解释。我成了男闺的绯闻女友，但也不想跟他家人解释什么，想着以此来保护男闺的同性恋秘密也不错。只是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传到了他父母那里。

一天，男闺回来说：“我爸妈来广州了，我不给他们来这住，说有同学在，他们就去了我弟家。”

我知道他厌恶他父母，所以没说什么。但一天我休息独自在家时，门铃突然就响了，一开门，我就愣住了——他爸妈、姐姐、弟媳一起不请自来了。男闺爸爸个矮，极瘦，妈妈师奶身材，脸圆圆下巴短，却很精明。进门后，他爸沉默寡言，他妈笑盈盈地问我是否住得还好。随后他俩就到处参观，其间不停地打量我，但也不敢乱问什么。他姐姐、弟媳来打圆场，喝茶寒暄了半个小时才离开。

知道爸妈突袭了家里后，当晚男闺很不开心，连续郁闷了好几天，连他姐喊他去家里跟父母吃饭，他也没搭理。

与男闺同住两年后，他搬进新房，我也搬走了。他说给我配新家钥匙，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后面，我们各自忙于工作，圈层不同见面更少，只保持着每年两三次的见面。

2013年，35岁的男闺，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决定——退休。

我们在花城广场约见，一见面，照旧称赞对方保养得好，不得不说，男闺人到中年，身材真的不错。

“告诉你件事，我退休了。家里人都不理解，说我有千万不继续干到上亿，年纪轻轻就不工作会被人笑的。可我从小工作到现在那么多年，太累了。”他说。

我特别心疼他：“很理解你的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别人没有资格来干涉你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上千万躺在银行吃利息，你一辈子都花不完。”

“是的。我还有4套房子跟1间商铺，就算我后半生不干活，也饿不死。”

“这就是财富自由。躺平也赚，而且你‘财商’那么高，赚钱对你来说不是啥难事。只要你开心，想怎么活我都支持你。”他这么多年以来听我倾诉种种生活工作的烦扰，我自然也无条件支持他的决定。

接着，男闺提到决定退休的另一重原因：“我姐跟姐夫一直把我当小孩似的。因为他们对我很好，所以我一直没计较公司的钱由姐姐管。这么多年，我都没说过要平分。但今年，他们竟然拿着1000万在老家买了一大块地，还要分成7份给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我辛辛苦苦赚钱，却只能占1/7吗？父母、弟弟、妹妹给过一分钱投资吗？我给他们租档口、做生意、买房买车还不够吗？我一直没跟姐夫分家，不代表公司的钱都是他们的，凭什么拿我的钱平分给他们？我反对后，他们才没买那块地。”

“天啊！凭什么拿你的钱去平分？没你，他们能有今天吗？你的决定太理智、太正确了。你不只是为家人而活，他们在乎过你是否真正过得幸福吗？我完全支持你退休后只为自己活！”

不久，我们再一次约吃饭看电影，男闺提到了他新的爱好：“朋友介绍我灵修，里面的大师都好厉害，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没听过，也不贵，几万块学费。在里面，我很开心。”

我工作时接触过类似的课程，看男闺很痴迷，也不好泼冷水——这些打着“精神疗愈，解放天性”幌子、号称“心灵捕手”商业灵修，堪比邪教，要捕获的猎物，就是男闺这样内心空虚、自我认同感低的有钱人。

退休前，男闺朋友圈里都是正常的社交生活。退休后，他一边云游四海，一边参加各种灵修组织，朋友圈里全都是灵修课上的群魔乱舞以及复制粘贴的灵修文章。但相对来说，那段时间的他，心态倒是稳定，看着蛮悠哉，好似活得真比以前开心了。

他每年都花30万去上灵修课，还发“奥修”的书给我看。我感觉不太对，查到“奥修教”是上世纪90年代风靡美国的邪教，好不容易翻到一部关于“奥修教”的纪录片发给了他。

男闺看完，确实有所改观：“这几年被灵修课骗了几十万，那些灵修的‘家人’们，有的是特地来认识有钱人的，好拓宽人脉。”

“就当交学费吧，自古以来真正的高僧大德不会以敛财为目的传道。你见过释迦牟尼给民众传道时收学费吗？”我说。

可男闺终究是被影响了，大师为他的“心魔”提供的解法是：放下即解脱，原谅即放过，只有原谅父母，才能原谅自己，才能真正获得幸福。他也真的按照这些去执行了，本来16岁离开老家之后，除非他愿意，否则他父母是见不着他的。现在，他把父母接到家里，日日相对，还把商铺的租金交给他们来尽赡养义务。父母对他殷勤备至，男闺逼着自己忘记过去，开解自己：这不是曾经梦寐以求的吗？可我去过他家里几次，经常是他黑着脸，对父母呼来喝去，极其不耐烦的样子。

但他父母以为他服软了，很快打回原形，发动整个家族再次催婚。

一次我们见面，男闺说：“现在我爸妈好过分，整天催婚。我都快崩溃了。一说结婚，我就歇斯底地骂：‘你们收养的两个儿子不都生孙子了？现在你们才想到我是亲生的吗？一定要我给你们传宗接代吗？我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我宁可把我所有的钱、我的命都给你们，我都不会结婚！我最想要的不是什么老婆，我只想要老天能给一个真正爱我的爸妈。你们能给我吗？就算你们现在想弥补我也太晚了，我的童年，你们永远都给不了我。’”

男闺不打算结婚生子，除了不能见光的同性恋身份，更重要的是想斩断爷爷暴力、父母冷漠的自私基因连锁。这是他对这些毒亲的报复——断了他们的香火。

6

2016年，男闺患上了重度肺炎，住了两个多月院。那段时间我恰好在外地，等我回广州去到他的新家，看到他骨瘦如柴、虚弱不已的模样，顿时心疼得眼眶都红了，抱了他好久才放开：“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病得那么重？”

男闺一脸憔悴，还安慰我：“没啥事啊！我不喜欢让人看到我难看的一面。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确实，以前他生病，都不让我去探望的。

接着，他又平静地向我扔出了另一颗炸弹：“我也不知道，这次能病那么重，也没啥预兆。治疗期间痛不欲生，走路没力气，吃啥吐啥，说话都难，真不想活了。能下床后，我自杀了三次，可都被家人发现了。”

我再次抱抱了他：“我明白那种缺氧的痛苦，我在西藏第一次高反，就是有种生无可恋的绝望。”

那天，男闺爸妈也在，他妈招呼我说：“在家里吃晚饭吧？”男闺立马很大声地怼：“搞那么多干嘛？我们出去吃。”

一如既往的，无论他爸妈说啥，男闺都不耐烦地唱反调，丝毫不会顾忌。我看着他爸妈一脸的无奈。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祸得福，因为男闺的自杀行为，他爸妈暂停了逼婚攻势。男闺从家里搬了出去，在望江豪宅社区租了一间民宿长住——民宿老板是个离了婚又患癌的单亲妈妈，老公出轨，没分得多少财产，身心都遭受重创，男闺跟着她又入了茶道灵修的圈子，还跟我说：“这次没有花钱，是真正的灵修。”

接下来的几年，男闺就泡在茶道灵修里。

2020年，我跟着他去他大弟家吃年夜饭——比起他姐姐家的龙虾海鲜宴，大弟家的年夜饭就简朴许多。吃完饭喝完茶，我说要赶地铁，男闺很有默契地不挽留，送我到地铁。

那晚，我感觉他好像有心事，但默契地没问。临别时，我抱了抱他，却没想到，那是我俩今生最后一起吃的年夜饭。

新冠疫情开始后，人到中年的我失业在家啃老本，很是迷茫。男闺约我去民宿参加灵修茶会散散心，还给我演绎了一套喝茶的流程——除了基本的冲茶，还要唱茶歌，念一些虚无的诗，再是身体随性舞动。我从头到尾无动于衷，男闺的脸色不太好看。

离开民宿后，我俩去珠江边散步，男闺先是说了一堆茶会里的人身上的糟心事，才又讲到他之前的公司——自从他撤股退休后，公司由姐夫继续经营，但设计师是服装公司的灵魂，姐夫请了不少设计师，都达不到男闺的水平，生意没以前好了；在电商冲击下，弟弟妹妹的批发档口生意也连带着亏损；姐夫眼红做地下钱庄的朋友短短两年赚了上亿，起了歪心思，抵押房子押注全部身家投资地下钱庄，结果全赔光了，还欠了债。

如今，他姐夫一朝打回解放前，只能给哥哥的工厂打工，勉强挣几千月薪糊口。他弟媳跟妹妹见档口光景一日不如一日，家里又都有孩子要养，就打起了他那套四室两厅的房子的主意，妯娌为住进去，差点没打起来。最终，妹妹因为是嫁出去的，败下阵来，大弟一家四口就搬了进来，跟他父母同住。虽然这些年来男闺的千万财富有增无减，但囿于潮汕人的父权枷锁和亲情绑架，他无法拒绝家人的需求，只能无奈接受鸠占鹊巢。

分别前，男闺再次邀请我加入茶会，我再次婉拒了。我虽然不欣赏他加入的各种灵修组织，但7年来，也尽量尊重他的选择。那天是我们相交22年来第一次不欢而散，也是彼此见的最后一面。

2021年，我照旧给男闺发新春祝福，他的回复很客套，再没问我在哪儿过年。我心里一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但又暗想，他有那么多好朋友、钱，应该不差我一个。

因为疫情，广州的茶会受阻，男闺开始辗转全国各地发展茶会。家族责任逼得他别无选择——家人整天跟他哭穷，男闺不想再待在广州，卖了两套房子，在江西买了套别墅做茶会所，又在大理租了套民宿。他似乎把茶道灵修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想要以此东山再起。

疫情三年，我俩渐行渐远，我只能通过朋友圈了解他的近况，偶尔没话找话给他发些信息，他一开始回些官方套话，后来直接复制他们的灵修语录，我自然没办法接下去了。我们好似成了陌路人，我只能自我安慰，可能做传销的人都这样，特别是被精神传销的人。

我多年的职场生活，习惯了打字沟通，非急事不打电话，忽略了男闺不擅长文字表达这一点，所以没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而且前几次他的拒绝，也让我觉得他肯定不想跟我聊天。这点，我至今都有些后悔。

去年下半年，我再次辞职流浪，走到昆明，看他在大理，就发信息问他在开茶会吗？男闺又没说人话。最后，我干脆地说想见他，他直接发了民宿地址给我，其他啥都没说。我感觉被泼了冷水，后面看他朋友圈美美的生活视频，自觉还是不要去扫他的兴，去打扰人家的悠哉了。

离开大理后，我先去了西安，后在银川滞留到12月，曾打算干脆到大理过年并见他，但终究是放弃了，回了广州。我以为他会照常过年回来跟家人团聚，哪承想，一念之差，我们就生死永隔。

7

临近过年，我忙着置办年货。大年三十，男闺更新了一条广告，元宵节，又发了一条。当时我觉得这个15天的间隔期有点反常，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后续，我天天盯着朋友圈看，到第14天，见他没有更新动态，立马给他发了条信息，可直到深夜都没得到回复。

我执拗地不想给他打电话，我觉得一生好强的他，不喜欢让朋友看到他的状态不好。而且，自打知道他自杀过，这几年，我早已做好了一万种心理准备，去接受他的自我解脱。

一周后，我再次给他发了信息，没回，那时我已经百分百确定他走了。一个月后，我还是发了条信息，收到了意料之中的回复：我是令光怿的姐夫，很不幸地告诉你一件事，光怿已经在2023年3月X日逝世了，是得新冠白肺过世的，我在处理他的后事。我平静地回：辛苦姐夫了，不知方便通话吗？

电话中，我说自己是光怿那些年带回家过年的同学。姐夫说：“哦，是你啊。”

随即，我问光怿是怎么走的。

姐夫的讲述是，光怿因为他爸妈逼婚，大吵一架后就没回广州过年，而茶友们都各自回家了，民宿里就剩他一个人。光怿是个很在乎家庭、亲情的人，这是他第一次没跟家人一起过年，可想而知是怎样的绝望。

后面的电话中，他姐夫对他尽是数落埋怨之辞：

“有病不回广州、不去医院，搞到病死他乡。”

“年纪那么大了还不结婚生子，让父母操心。”

“天天游山玩水、不务正业，像个浮萍一样漂泊不定。”

“搞这个茶道传销，不停地让亲朋好友买茶叶，说几百年的茶叶多神奇。还把我三个孩子带去茶会，孩子们都知道是传销，他还执迷不悟。早知道，以前就不让他撤股了。”

好面子的姐夫丝毫不提自己走邪路干地下钱庄的事，我也无意纠缠，又问：“是谁发现了光怿？”

姐夫答，是快递小哥报的警，警察查看光怿手机的最近联系人，就找到了他，他赶去大理，尸检证明是新冠白肺后才火化——估计光怿是算好了时间的，爱美如他，肯定不想腐烂后才被发现。姐夫继续抱怨，说还要处理光怿囤积的一堆茶，足足几十万的货款，而那个茶道为了避免负面新闻，同意了回收全部货物。

后续处理遗产的事跟我无关，直到他姐夫说要在潮汕老家给他建个墓，要花上百万，我终是无法再平静，哭出声来：“麻烦姐夫弄好他的墓后，发个地址给我，我要去见他。”

姐夫答应了，还叮嘱我：“光怿带你去我家，就是把你当家人看了，我才跟你说那么多。他其他朋友，我都只是通知而已，你不要把这些事跟他朋友说啊！”

我说：“姐夫放心，我跟光怿是单线关系，我不认识他的朋友。”

半小时通话里，男闺姐夫一直强调他是病死，又说他不负责任留下父母，也没立下遗嘱，现下千万遗产，死后家族里势必掀起争产风波……十句话有八句都在说钱，好像要把他的死撇得一干二净。

新冠白肺又不是绝症，光怿也不是没钱医治，他以前得过重度肺炎，肺部很容易感染，他肯定上网查过自己的症状，但宁可承受发烧呼吸衰竭的痛苦也不去医院，除了想自杀，还有啥原因？救治无效才叫病死，重病后不去医院是毫无求生欲望了——这无疑就是自杀。

之后的两天里，我动不动就流泪不止、痛哭失声，哪怕我从来没真正拥有过这个人。回看男闺的美景美食和开心大笑的视频，我才明白那是表演，是用力过猛的幸福——跟一群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的人生活，长期跟社会脱节，能“负负得正”吗？

男闺用了10年时间试图自我救赎，但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毒亲。他想用无私付出换来家庭温暖，却只是迎来索求无度，每个人口口声声说为他好，实则为自己好。从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也没人愿意尊重他的性取向。

两个月后，我去了男闺至死都不愿回去的潮汕老家，参加了他的葬礼。那是潮汕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家家户户都已经盖起了楼房，看起来并不贫穷，但整个村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守旧气息。光怿出钱修起来的小楼门口停着5辆车，其中2辆是他买的，大弟媳说他的奥迪好开，他就给了，自己重新买了辆特斯拉。看到熟悉的奥迪，我想起自己坐他车的时候，他开车特别稳，很有安全感。

整个葬礼没有我想象中的宾客盈门，除了众亲戚们，只有两个外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他的闺蜜阿芳，她跟光怿有着23年的友情，从光怿开服装公司起就跟着他，一直到公司结业才离开。

男闺妈妈一看到我，立马从屋里走出来拉着我的手，说：“还以为你不来了，太谢谢你了。”

“我怎么会不来。”说完，眼泪止不住掉，他妈妈、他姐姐看到我哭，也流起泪。

后来，他妈妈去哪里都拉着我，说当年就想让我当她儿媳妇，给我剥糖吃，还将长辈亲戚逐一介绍给我，我估计他妈妈是想让这些人知道儿子有个“女朋友”。亲戚们口中满是溢美跟惋惜之词，唯一面无表情的只有他爸。

5辆车依次开到山上，没有和尚道士做法，没有传统的挽联，没有浩浩荡荡的抬棺送葬，反而像是组团郊游般，悄无声息。光怿的墓蛮气派光鲜，四周种了小树苗，铺了草坪，呈半圆形，各种祭祀用品摆满了墓碑前。男女老少亲戚们排着队上香跪拜，需要循环上3次香，非亲属的话，只需跪拜2次。

走到墓前，我心情异常平静，没有看到他去世时的样子，也没有吹吹打打的仪式，冷不丁看到冷冰冰的墓碑，只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他的墓碑上，竟然只有他自己的名字，不像其它墓碑上会附注直系亲属的名字，这是让我最诧异跟愤然的。

葬礼结束后，我坐男闺外甥的车回广州，同行的还有他妹妹跟阿芳。

路上，阿芳讲了他姐夫的一些事——她当年因为崇拜光怿，跟他创业，所以跟他姐夫一家也熟络，她说，姐夫其实人很好，很有能力，公司能成功的确有他一半功劳，姐夫一直把光怿当亲弟弟，光怿后来被灵修误导后，两人分歧才越来越大。公司赚钱后，光怿跟姐夫给她买了房，所以阿芳一直很感恩光怿一家人。

妹妹则给我讲起光怿的过往——他在爷爷、父母以及别的欺负人的大孩子手下庇护着兄弟姐妹，早早出去卖冰棍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跟卖菜小贩据理力争，偷偷把肉平分给弟弟妹妹……

一时间，整辆车都弥漫着伤感。

我知道，与家里博弈了45年后，男闺绝望投降了。这一遭来人世间报恩的苦旅，也算是终了了。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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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无法认定的噪音扰民事件

晚上，手机突然连着震动，打开一看是小区群里两户人家吵起来了——楼下嫌楼上的孩子奔跑太频繁太大声，楼上觉得这就是正常的声音，是楼下事太多。两边随即爆发冲突，情绪越来越激动，用词越来越粗俗，我默默地听了几句，没有再播放后续。就在我担心他们会不会上门当面冲突时，两方人或许是说到没劲了，停了下来。

有的冲突，可以不用劝阻就自然停下；有的冲突，会愈演愈烈产生意外的后果。单位的老前辈王洋，我的好兄弟“王Sir”，曾经就出过一个令人唏嘘的警情。我跟王Sir聊了聊，代笔整理记录下了这件事。

1

夏天里很多警情都是因为天气导致的。

2021年8月，太阳挂在天上，毫不谦虚地释放着自己耀眼的光芒，一切人事物都显得很急躁。

时间一晃到了晚上，温度稍稍下去了，对讲机里派警了：“指挥中心呼叫，在东风庭18号楼1502室，报警人称楼上噪音扰民，这是哪个派出所的辖区？是否收到？”

值班的志强先我们一步拿起对讲机回复道：“指挥室，这是城关派出所的，已经出警了。”我们在车上备勤，听到志强回复后，直接驱车赶往东风庭。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22:11，按照噪音扰民的违法条件，已经属于规定里的夜间休息时间。

到了1502室，一位身材结实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气愤地打开了门，看到是我们，就像看到了救星似的，说道：“警官，你们可算来了，你们听听，听听楼上这个动静。”

我们跟着他进了卧室，天花板上“咚咚、咚咚”的闷响一直回荡在整个房间。我们跟他登记身份信息，知道了报警人姓宋。随后，我先用执法仪对着天花板录了几分钟，同行的辅警小李再用手机录了一小段，这才带着人上1602室处理问题。

敲门后，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个子男人来开门，看到我们一脸淡定地说：“哟，警察叔叔，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

我看了男人身后一眼，空无一人，便跟他说道：“有人投诉你噪音扰民，我们来调查一下。”

男人貌似很惊讶，说：“噪音扰民？听错了吧，谁报的警啊？”

我一时拿捏不住这人是真惊讶还是装的，就让他先出示身份证，而谁报的警——就算他知道，也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

1602室的男人叫孟华，出示了身份证后，他就一言不发了。我让小李将手机拿出来播放视频，视频里传来咚咚声，孟华听着毫无反应。视频放完后，我问道：“你刚在家干什么，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声音？”

孟华不爽地皱起眉头看着我：“哪种声音啊？警官，哪种声音啊？这是我在家正常生活发出的必要声音，怎么就成‘这种声音’了？”

一般的噪音扰民，我们上门提醒，被提醒的人都会表达歉意、收敛行为，孟华的反应让我觉得有点不正常。不过，警情千奇百怪，想来可能只是此前运气太好，遇见的奇人太少。想归想，事儿还得办，我说道：“这么明显的声音，你让人家怎么休息？将心比心啊，孟先生。”

孟华吊儿郎当地看着我，忽然问道：“警官，你刚刚是在指控我噪音扰民吗？”

我愣了一下，嗅到了阴谋的味道。说实话，出了这么多年警，踩过的坑不计其数，我立马反应过来自己的言辞不对：“没指控你噪音扰民，我是来调查噪音扰民的。你刚不也说了，那是你发出的声音，区别就是你认为这声音是正常的，而你的邻居觉得被吵到了。”

孟华阴阳怪气地“哦”了一声，然后说道：“我个人的看法哈，我觉得我认为或者他认为没有用，法律是怎么认定的？”

“22点以后就默认是休息时间了。孟先生，互相体谅一下，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没有接孟华的话。

谁承想，孟华不依不饶：“警官，我还是刚刚的问题，法律是怎么认定的？难道我噪音扰民了？”

旁边的小李不耐烦了，说：“你吵着别人睡觉了，声音放小点不就行了。”

孟华理都没理小李，直直看着我：“警官，如果你们说我噪音扰民，请拿出证据来。”

到这里，我就真正确认了——这个孟华懂法。我们在基层执法时，尤其是执行关于噪音扰民的法，很多时候都没法处罚，原因很简单：没有认定权——一个声音是否属于噪音，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哪个手机APP说了算，必须由环保局接受过噪音检测培训的专业人员用专门的仪器检测过后，出具《认定书》，才可以认定。我们有处罚权，但没有认定权，没法证明某个声音是噪音，空有处罚权也没用。孟华从开始到现在的有恃无恐，一脸自信，绝对是知道这些。

我皱着眉头没说话，拉了想再争的小李一把——再多说，他就要吃投诉了。

孟华对着我微微笑道：“警官，我多少懂点法，我给他支个招吧，你看他在家休息不好，而我这只是正常生活发出的必要声音，你让他把物业和开发商起诉了吧，这楼隔音可能不符合标准，说不定能赔他一大笔钱。”

我对着孟华笑了笑：“确实，懂法的人生活中不吃亏。”

不知道孟华听没听出来我的嘲讽，直接扔下一句：“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警官，晚安，早点睡。”

说罢，他关上了门。

2

站在1602门外，我又气又憋屈，噪音扰民是基层执法最大的痼疾之一，很多新闻报道里说，被噪音侵扰的受害者三番两次报警却没有用，我都很想解释，不是没用，是没法认定。

当然气归气，我还得下去给老宋解释。

老宋开门后，朝我们笑了一下，我迟疑着，还是尽力给他解释了一遍。

这下，老宋的脸色也不好看了：“意思是，你们还管不了？”没等我回答，老宋又开始抱怨：“警察都管不住，我们平头老百姓能怎么办？”

就像在嘲笑我一样，老宋话音刚落，楼上的孟华又开始敲，咚、咚、咚，每一声都像狠狠地扇在我脸上。老宋看我不说话，嘟囔道：“行了行了，我自认倒霉，真是服了。”

说罢，他也关上了门。

老宋眼里的那抹失望，让我异常难堪，但噪音扰民处理确实程序麻烦、认定严苛——派出所得先出具《委托书》，环保局才能来认定，认定后再出具《认定书》，一套流程走完才算是查清了事实，从法律层面上认定了某种声音属于噪音，才能走相关法律程序：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无效后，罚款200到500元。

对一个想要做好警察的人来说，最刺耳的莫过于那句“算了吧”。我掉头走了几步，脑海里浮起孟华那嚣张的脸，脚像是灌了铅。我想，今天自己倒是必须要管管看。

我又敲了老宋的门，老宋开门后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又咋啦？”

“我喊环保局的人过来，他如果继续发出这声音，环保局的人一认定，我们就可以处罚。”

老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热切地邀请我们进屋坐坐。我拒绝了，在楼底下点了根烟。我问所里要来环保局执法队的电话，以派出所的名义打了过去，接线的小姑娘听完我的请求后，让我先等一会儿，说他们的执法队现在正在一处工地上，《委托书》可以等案子完了再补，毕竟是正在发生的警情——这里其实不严格符合办案流程，但当时，我铁了心要管管孟华，也就没在意。

一边抽着烟，我一边跟值班室汇报了一下处警进度，心里悄悄叹了口气：

其实很多噪音扰民的警情，当事人只是希望噪音停止、声源消失，走程序则需要双方来派出所做笔录，到这一步，大家往往都会不太愿意配合，所以民警也只能劝劝了事。

而且噪音扰民的警情，十个有九个，我们也不会喊环保局过来，说到底，生活噪音归派出所管，人家基本不会到场。到真正需要环保局来的程度的警，那是凤毛麟角，更别说很多城市还没有24小时值班的环保局执法队，这就会导致取证滞后，没法第一时间认定噪音扰民。

如今有的城市已经开始给基层派出所配发噪音检测仪，试点成功了可能以后我们也都会有。不过，将噪音的认定权给警察，也是把双刃剑——每个小区的建筑质量和隔音措施都不一样，户型层高都不同，对于一些小区隔音不好、楼上楼下又神经衰弱的情况来说，很难说会不会有人把正常的切菜声都判定成噪音。从实际运用的角度上来讲，有些生活举动必定会发出的声音，如果严格适用同样的法律，因为神经衰弱这种偏主观的原因让正常的生活声音被认定成噪音，进而导致当事人被处罚，也是一种不公平。

过了一会儿，环保局的车终于到了，3个执法人员提着箱子下了车。我们再度返回老宋家，但孟华却没了动静，之前的噪声好似是我们的幻觉。

等了10来分钟，老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他可能停了，麻烦你们白跑一趟了。”

“行，那我们就走了。”我们跟老宋道别。

下楼时，我跟环保局的同事们致歉，雷声大雨点小，我担心他们会背地里怪我。回到所里，我暗自祈求着半夜别再发生什么事端。好在除了凌晨2点送了一个醉汉回家以外，那晚一切顺遂。

3

然而第二天早上，指挥室又派警了：“指挥室呼叫，在东风庭18号楼1602室，报警人求助民警，是否收到？”

1602，这不是孟华家吗？一般情况下，如果指挥室没说清楚具体警情，只说求助，基本都是很复杂的那种——我心中有了各种不好的猜想，老宋是不是把孟华给砍了？或者是不是用了其他什么方式报复孟华？

一路上疑虑重重，到了孟华家后，孟华却给我来了句：“警官，有人在群里骂我。”

我松口气，看来只是他没细说，不是复杂警情。

我看了看孟华的手机，一个名为“东风庭18号楼业主群”的微信群里，凌晨5点多，备注1502的人@了孟华：“你他妈的有没有教养？几点了？”

孟华回了句：“嘴巴放干净点，我怎么了？”

1502自然就是老宋，他看孟华这话直接火了，开始用语音骂人：

“你白天也吵，晚上也吵，你考虑过楼底下的感受没有？你是个人还是个畜生？没家教的东西。”

“哎我X你X的，凌晨4点多你还在吵，你是啥意思？你信不信我上去砍死你？”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会是你这个素质？你X了个X的，我娃明天要上学，你是不是非要让我上去弄死你？”

……

老宋连着发了8条语音，孟华就轻飘飘地回了一句：“犯法的话，你报警啊。哦对，我给你支个招，这声音可能是咱这小区楼的构造不行，你要不把开发商和物业都起诉了，还能狠赚一笔。”

老宋暴跳如雷，又连发3条语音，也不讲事情了，通篇脏话。

我看孟华的手机上只播放了1条，剩下2条没播放，他在群里回了句：“走着瞧吧，我让你知道骂人的代价。”

老宋还以为孟华要上门掰扯，回了条：“你来，老子等着你！”

群里复归于寂静，再往下翻，就是早上起来的左邻右舍们劝他们俩和气的消息。此刻，孟华静静地看着我，等我说话，我心里暗说老宋不理智，但又很能理解他。

无奈，我常规询问道：“你报警的诉求是什么？”

孟华夸张地回答：“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警官，他这又是侮辱我父母，又是要杀了我的，总不能不承担法律责任吧？”

我无话可说，将孟华没听的两条录音也放了一下，都是爹死了娘升天了，孟华妈是婊子之类的脏话，骂得确实有点过分。于是，我让小李先带着孟华上警车，我下楼去找老宋。敲门后，没人开门，老宋不在家。

我们就先带着孟华回所里，给他做笔录。孟华终于解释了那咚咚声的由来——他打游戏的时候抖腿，脚后跟会习惯性地砸到地面。

我半信半疑，又给老宋打电话：“喂宋哥，我是昨天出警的民警，还有印象吗？”

老宋好像挺忙的，背景音很嘈杂，回道：“啊，有印象，怎么了警官？”

犹豫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老宋在电话那边连着几个“喂”。

“宋哥，是这样的，你邻居现在报警，说你骂人，你得来我们所里配合调查。”想了半天，我还是说了。

老宋默然，过了半天火气很大地说：“他4点多还在吵，我不打他都是好的了，你们不追他的责，现在说我骂人，要处理我？”

我深吸一口气，“宋哥，你先来吧，来了，我慢慢跟你解释。”

老宋嘟囔了句脏话，我装作没听到，挂断电话，静静地等着他的到来。

40分钟后，老宋到了，往大厅里一坐，恶狠狠地说道：“来嘛，抓嘛，判嘛。”

说实话，现在想起来那场景，我头都是疼的。做笔录的时候，我问老宋：“半夜吵你的时候，你怎么不报警？”

老宋气哼哼地说道：“我脸皮薄，不想老麻烦你们。”

听了这话，我和一起做笔录的兄弟都语塞了。我相信老宋这话是真心的，很多人将警察当成便捷的工具，还有很多人却连报警的勇气都没有。像老宋这样脸皮薄不好意思麻烦警察的，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

情况问完后，看着老宋在笔录上签下“以上笔录我都看过，跟我说的相符”后，我心里五味杂陈。

记得刚入警时，大家一起对着国旗警徽宣誓，热血沸腾，也曾经固执地想要分个绝对的错与对。但真正出过很多次警以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很多时候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同一件事，一千个人做就有一千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太过理想化的人，在这个队伍待不长久，会有很多冲击改变你“三观”的事情。

一次出警，我和同事逮到一个15岁的小孩，那小孩从一辆破破烂烂的五菱宏光里破窗偷走了1万块钱，短短10小时，就在酒场里花到只剩3000块。那1万块是报警人家里的救命钱，可偷东西的小孩父母都在牢里，他平常跟吃低保的奶奶一起生活，根本无力赔偿。报警人嚎啕大哭，将这小孩移交刑警队的时候，我实在没忍住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那孩子被踢得失去重心向前扑倒，事后我也被约谈警告。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站在上帝视角，我可以很坦然地说老宋骂人不对，他违法了，但这有什么用？

身边很多同事都因为类似的挫折想过退缩，但冥冥之中总有双手摆弄着，将有辞职想法的人拉回来——执勤时路人的一句“辛苦了”，报警人深夜发的一条感谢短信，大人让孩子喊“警察叔叔好”，看着路都走不稳的孩子敬的一个礼，什么烦恼挫折都能忘却。什么职业能比一大群人把安全和希望托付给你，信任你，更让人自豪呢？

老宋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出警时最不想遇到的，孟华就那样静静地激怒他，然后看他失控骂人，再报警喊我们来处理。都说在警察队伍里待得时间越久的人越麻木，这话不假。但在队伍里待得越久，也就越发心疼老宋这样的人，因为怕麻烦警察不报警，结果反倒成了犯法的那一方。

4

老宋确认完笔录后，我面无表情地走到孟华旁边，说：“现在按照规定询问，你是否愿意进行调解？”

孟华摇摇头，说：“不差钱，我要他去看守所待几天。”

“是谁告诉你他一定会被拘留的？你是办案民警还是法制科的？”我看着孟华说。

孟华针锋相对，说：“行政警告或者罚款总跑不了吧？难道你还能批评教育，就这样放了？”

我看着孟华，笑了：“单纯学法的人应该不会懂噪音扰民认定这些东西，有朋友是警察吗？”

孟华将头偏向一边，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头疼啊，队伍里总有些蛀虫。”当着孟华的面，我过了把嘴瘾，但对事实没有什么影响。

我去办公室找师父，他正皱着眉头看下周的法宣演讲稿。

“师父，噪音扰民没环保局的认定，能不能把他办了？”

我的话音刚落，师父就无缝衔接上：“你拿着你的百度去搜搜，全国因为楼上楼下这种生活噪音被处罚的案例有几个？超过5个你就办他，我替你去跟上面吵架。”

师父能这样笃定，一般都是他已经做过调查有绝对的把握了，其次，我也清楚认定权的问题，但还是被他的话气到了，只好带着一丝希望打开了百度。

“工业噪音被罚款5万”“噪音扰民被拘留15天？上门劝阻噪音扰民却遭到推搡辱骂，以妨害执行公务被拘留”——这是个标题党，跟噪音扰民也没关系啊！孟华真是个狐狸，滴水不漏又异常配合，拿住我们没有认定权的把柄做文章。

翻了几页，我颓丧地关上了手机，思索着等会怎么和老宋说。

这当口，小李突然进来了，说道：“哥，那个孟华说想调解。”

我立马过去问了问老宋，老宋却不愿意：“调解个球，我坐牢也不给他道歉。”

我只好在一旁开导，劝他先听听孟华的条件，狮子大开口就不调解了，老宋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调解。

进调解室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老宋，别再骂脏话。

调解室里，孟华翘着二郎腿，老宋一言不发，气氛沉闷。

“说你的条件吧。”只好由我来打破僵局。

孟华“哦”了一声，在那想了半天，说：“群里给我道歉得有吧，把我爸妈骂成那样。”

第一条说实话没什么问题，毕竟和老宋产生冲突的是孟华而不是孟华父母。

老宋还过得去，但孟华又说道：“再给我赔个2000块钱，这事我就不追究了。”

只听老宋“啪”地一拍桌子，我赶忙大喊一声：“冷静，也不看看这是哪儿。”

老宋深吸了一口气，好歹收住了，说：“我可以给你的父母道歉，但钱，我一分不会赔。”

孟华对着我一摊手，意思是没得谈了——但那又怎样，要给他颁个奖吗？我呵斥道：“摊什么手，有话说话，哪来这么多动作。”

孟华脸刷地黑了：“没得调，赶紧走程序吧。”

他扔下这句后，不再言语。老宋也“哼”了一声，不说话。

事到如此，按照规定，我们只能让孟华回家，老宋则待在留置室等着走程序。这案子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程序会走得很快。

5

我在办公室犹豫了很久要怎么处罚——批评教育，肯定不成，老宋如果只说了前3句，或者一直就事论事说声音大倒也没问题，可他后面连着骂了3条，60秒的语音里全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行政警告也不适用，恐怕还是得拘留或者罚款。

事实上，我怎么想也不是决定性因素，我只能建议，真正下处罚决定的是所领导。最终我心软了，拟定了处罚金200元的意见，拿着整理好的案件详情、笔录以及证据去找所长。

敲门声过后，办公室里传来所长的声音：“进。”

推门进去后，我直奔主题，将案子大概讲了一通后，问道：“所长，这个案子核对过了，没什么漏洞，事实清楚，现在就看处罚结果。”

所长接过材料，一个一个地翻着，过了一会儿，问我：“你怎么想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道：“小惩大诫吧，毕竟事出有因，这老宋文化程度也不高，粗俗一辈子了，我觉得罚款200块差不多。”

所长却摇摇头：“警察也是人，没法绝对的公正客观，总会有偏向，但你无论心里偏向哪一边，都不能掺杂太多个人的主观因素。客体得是法律，案子要办就办漂亮，得让任何一方都挑不出毛病。罚款200块太轻了，骂得这么脏，你只罚款，后面无论哪个部门接到投诉，下来调查都说不过去。”

说完，所长又开始听录音证据，老宋后面几条确实骂得太过分了，听得他直皱眉头：“你听听这骂的——他要是光骂楼上这邻居，罚款500块就行了，侮辱人家父母干什么，这跟文化程度没什么关系，报拘留10日并处罚金500吧。”

“所长，他家里还有个孩子呢！昨天急了，也是因为晚上太吵孩子没睡好。这进去10天，孩子咋办？”

我说完，所长也犹豫了：“那就报拘留5天不罚款吧。就算上面来调查，也勉强能说过去。”

我听完以后，沉闷地带着材料出去了。

我将处罚决定录入平台，等待分局审核时，去留置室看了看老宋。老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其实从所长办公室出来后，我已经想通了，之所以向着老宋，无非是因为愧疚。我看着孟华折腾老宋，却无能为力，继而想尽可能帮着老宋。但撇开这份愧疚，老宋确实骂得过分，甚至说事出有因都很牵强——孟华可以说是楼的隔音差，是老宋听力发达神经衰弱，总之，我们没人能说他是噪音扰民。

我站在那张开嘴又闭上，老宋反倒主动开口了：“王警官，我是不是要坐牢？”

我勉强笑了一下：“还不一定。现在等上面领导裁定。”

都是成年人，老宋看我脸色难看、话语迟疑，基本就懂了，又问道：“会留案底吗？我娃是不是没法考公务员了？”

“案底指犯罪以后留下的记录，一般刑事案件才会留的，也得等法院审判过后，宣布有罪才留。你这是治安案件，哪怕你后面被拘留了，也只是行政处罚，是‘违法’不是‘犯罪’，只有我们公安内部有记录，但不影响你孩子考公和参军，你本人也能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你放心吧。”

老宋不太信，我再次来来回回给他讲述了案底的事情，他才算放下心来。看着眼前只想着孩子的老宋，又想起他在群里难听至极的话语，我心里乱糟糟的。回过头，我去看了看审核结果——已通过，再去跟所长汇报情况。

最后，我拿着打印好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再次回到留置室宣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公然侮辱他人，情节较重，拘留五日”——现在的实际案例中，网络平台上同小区的业主群、学校的班级群之类的，都属于“公共场合”。

老宋没有吵闹，老实签上了字，然后问我：“那我就不用给他道歉了吧？”

“法院有这个权利，公安机关没有强制性让人道歉的权利。”我实话实说，又问他，“孩子有其他人照顾吗？”

老宋一愣：“让他自己在家待几天吧，我不想告诉我爸。”

说完，老宋一脸希冀地望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而且原本就打算这样做——帮他照顾几天孩子。

接着，老宋给单位打了电话，说家里出了急事要请5天假。老宋领导不太乐意，但还是同意了——毕竟，老宋是修车厂的一个手熟的师傅。

之后，老宋就被我送去拘留所办移交。进去的时候，我嘱咐老宋别闹事，我等他出来。老宋泰然处之、洒脱一笑。

至于老宋的儿子，那几天，有时候我会接他到所里看着写作业、吃食堂，有时候买点东西去他家给孩子做饭，不过做失败过一次后，我就改点外卖了。带孩子就算背上责任了，吃炸鸡我都不敢点没听过的牌子，只敢点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

那几天，孟华没有再发出怪声，我安下心来——原来这货是完全可以不发出声音的。

6

5天后，老宋出来了，肉眼可见瘦了一点：“那，王警官，谢谢你了，这几天帮我看孩子。”这话窝心不已——我亲手送进去的人出来还跟我说谢谢。

我拍了拍老宋肩膀：“再有这种事别怕麻烦。就算不是我，换个人，哪怕心里不乐意，他该出警也会出警，这是职责。别不好意思，法律的武器，你不用其他人就用了。虽然无法认定，但能把你跟他的冲突，转成他和我们的事情。”

老宋叹了口气：“给我上了一课，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可谁不是呢，都是结结实实地被上了一课。8年从警生涯，类似的情况我并非第一次见——有讨薪不愿意走劳动局以死相逼的，有觉得法院麻烦自己动手的，在自己认定道义上占了理却在法律上吃了亏的。有位同行说过，老警察的血已经凉了，我不知道自己的血能热多久，但想最大限度地改变我所能改变的每一件事。

我们只要出过几次警以后，就再不会轻易地把私人号码留给当事人，原因大同小异。我有一个当事人，都飞出去3000多公里到另一个省了，还给我打电话问房东不退押金能不能报警。那之后，我就基本不给人留手机号了，都是留值班室的电话。唯独老宋，我留给了他，哪怕他不报警，咨询也行。

老宋是修车公司的老师傅，不差钱，敢给老板甩脸子。他问我如果孟华再这样噪音扰民，有没有什么反制手段？我说没有合法的反制手段。老宋了然，没有再问，后面好像买了震楼器（振动马达，曾被一些网商当做一种“可以对付楼上楼下的神器”贩卖），不过无用武之地——孟华这种聪明人，万事张弛有度，不会把你得罪死，或许他也猜到了老宋报复的手段，所以选择了沉寂。

此后，两人没有再发生新的冲突。世界很大，也很小，大到两个年龄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各异的人成了邻居，小到楼上楼下的邻居可以几年不碰面。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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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江城警事》（2017），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北大毕业，她在体制内晋升无望

我所在的区坐落于长江以北，2016年前后，在各地抢人大战的浪潮中，我区也不甘落后，出台了“人才十策”，鼓励引进各类高端人才。大机关纷纷向清北等各大名校抛去橄榄枝，给出了包括快速晋升通道、较高的工资福利、落地发放补贴、免费的人才公寓等各种优待政策。一些清北名校生纷至沓来，小萌就是其中一员。

如今，小萌却悔不当初：在别人眼里，她顶着清北的光环，应该在体制内过得顺风顺水，可实际上，她的日子却像没加糖的咖啡，越喝越苦。

1

2018年，我们单位传出一个劲爆的消息：区里招来了一批清北名校毕业生，给我们局分配来了一个89年的姑娘，北大中文系毕业。

这是我们单位的第一个北大研究生，年轻的同事们惊叹之余，纷纷自危——在暗流汹涌的体制内，人人都在较劲，清北的光环一来，必将挤压其他人的晋升空间。

不久后的一天，办公室主任领着一个姑娘到各办（公室）认门，他高声说道：“同志们，来欢迎新人小萌，北大研究生。”

那是一个皮肤白净的女生，面容姣好，一头顺滑的短发，她冲大家莞尔一笑，大家纷纷站起来表示欢迎，还起哄让主任请喝奶茶。面对大家的起哄，小萌一直微笑着，不言不语，看起来性格比较内向。

和大家猜测的一样，小萌的到来引起了局里领导的足够重视，她被分到办公室综合文字岗，负责写局领导的讲话材料。此外，局里还安排她参加区委组织的各大演讲比赛、辩论赛，单位举办活动时，局长也主动将她叫到身边。大家心知肚明，这是清北名校生的特殊待遇。

在体制内，大部分新人初到单位时多少会有点放不开，遇到领导青睐，也会低调行事。可是谁都没想到，外表文静的小萌行事却很高调，有次单位拍集体照，局长没喊她，她也习惯性地站在局长身边，办公室主任想挤过去，她也不让。拍照结束后，有人小声地议论：“清北的对自己定位真高，连办公室主任都不放在眼里。”

这次拍照过后，办公室里的人大多对小萌有了点看法，其他业务科室的年轻同事本来就觉得她得了特殊待遇，心有不甘，现在看她这样借“东风”，对她的意见更大了。

经济建设科有一个叫文妤的姑娘，来单位4年，刚晋升副科。性格泼辣的她跑到我们办公室说：“清北的怎么了，能拉来投资吗？能推动经济吗？”

办公室主任笑笑：“门面哎，你不懂！”

文妤更生气了：“还没创造业绩呢，就能成为门面。门面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吃清北名头一辈子，啥也不用干啦？那我们不是清北名校的，是不是也不用努力了，反正努力也没什么用！”

单位的年轻人建了一个群，每天大家在里面互通信息，说说工作、时事，聊聊八卦，每次有新人来，不多久，就会有相处较好的同事将新人拉进来，可小萌进单位好几个月了，也没人拉她进群。一次在食堂吃饭，我们聊起群里的消息，热闹兴起时，小萌突然在旁边悠悠地问：“你们说的是什么群呀？”

我们这才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跟我们坐在了一起，我刚想告诉她实情，文妤一把按住了我，说：“就是一个八卦群，好玩才进的，人已经满了。”

小萌低下头吃饭，表情有些尴尬。

2019年元旦，局里安排我和小萌去市里参加培训。培训结束，我们走出教室，发现外面下起了雪。大家都在欣赏雪景，小萌走到我身边，欲言又止。作为比她早2年进单位的同事，我礼貌地问她怎么回去，听她说下雪已经打不到车了，我就提出让她坐我的车。

小萌显得很高兴，在路上打开了话匣子，谈起这次培训的收获。她口若悬河，从课上学到的知识，到翻阅资料的感悟，虽然中间夹杂着些自以为是的理解，但能看出她学得挺用心。体制内的培训，很多人都只是听听走个过场，没想到小萌能学得如此扎实。

我夸她学得好，她很开心地回答：“可能是从小养成的学习习惯吧，既然学了，就好好学。”

“你是应届毕业生吗？”我突然想起，大家聊过，按小萌的年龄来算，她要么不是应届毕业生，要么不是本科直升的研究生。

“嗯，我考上过老家公务员，在工作期间考上的研究生。”她说。

小萌是安徽人，她在老家做公务员的时候，一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算上年底的奖金、绩效，一年顶多5、6万。她嫌工资低，就选择辞职考研。

我看向小萌，文文静静的她，身上仍有几分傲气在。我夸她很有勇气，因为很少会有人从体制内辞职，尤其是女生。她笑笑说：“我现在还是在体制内啊，只是身份不同。”

她这话的意思我明白——近年来我们区搞创新，实行聘任制，体制内不光有公务员，还有参公、事业编、企业编。小萌属于定向选聘的企业编制，工作在区委，关系在直属国企，跟企业签合同。她说的“身份不同”，指的就是这个。

我赶紧转移话题，问她住哪里。小萌说自己住人才公寓，又问我：“姐，我们单位附近有好的楼盘吗？我想了解了解。”

“有啊。”我说，“以前单位附近是一片荒地，政府搬来后才开始开发，周围多的是新盘，而且质量都不错。有空你来找我，我好好跟你介绍介绍。”

我以为小萌是要买房了，可继续聊下去，她的笑容却消失了，说只是随便看看。我没有再追问，正好到我家了，离人才公寓还有20分钟的车程，我本以为她会主动下车，但她却看着手机屏幕说：“这里还是打不到车呢。”

我听懂了她的意思，试探性地问：“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小萌没接话，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只是微笑着。我停车也不是，不停车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把她送到人才公寓。小萌笑眯眯地感谢我，我看雪没停，就把车里的伞给了她。

2

第二天上班，小萌来还伞，还带了一盒黑枸杞作为谢礼。她又提起单位附近的楼盘，因为前两年我刚买了房，手上的资料还比较新，就全部打包发给了她。

没多久，小萌就把单位附近的楼盘摸了个一清二楚，还经常邀我在午休时间陪她一起去看房。顶着大太阳去看过几次之后，我发现小萌看的楼盘都不是一个档位的，有的高档住宅，面积大，总价超过400百万；有的是拆迁安置房，总价才200万左右。中介小哥也好奇地问她预算是多少，但她总是含含糊糊的，不说。

一次，在看完房回单位的路上，我问小萌有没有看中的房子。她说自己很喜欢离单位不远的一套中高档小区，最近那里有一套二手房在售，120多平，总价400万左右。我说既然喜欢，那就可以准备买房钱了。

小萌沉默了很久，终于说出了实情——其实，她并没有钱买房，但看到跟她一起来区委的清北校友先后买了房，就渐渐动了心思。她有个男朋友，外地的，小伙子做生意攒了钱，本来答应跟她来这里发展，把钱给她买房，但来过几次后，不知道为什么又不愿意来了。

小萌又寄希望家里能凑出钱来。她有一个小她10岁的弟弟，虽然弟弟还在上学，但父母早已在老家给弟弟购置了房产。小萌觉得弟弟还小，短时间内不会结婚，如果把他闲置的房子先卖了，自己就有钱买房了。等以后弟弟需要用钱时，我们这里的房价也该涨了，到时她再卖房把钱还给家里，剩下的钱再加上自己攒的，应该还可以买个小房子生活。

听完小萌的想法，我有点同情她了。我见过不少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多子女家庭，父母大多会把财产留给儿子，女儿很难获得支持。我估计小萌从家里拿到钱的希望不大，但嘴上还是安慰她：“家里攒一套房子不容易，还要考虑你弟弟，估计很难下定决心卖房。你不要着急，多跟家里商量商量。”

小萌点点头，说其实她妈妈已经同意了，但是爸爸一直没点头。为了博得父母的欢心，她给家里买了很多东西，“没准一高兴，就能同意了”。她数了数最近给家里花的钱，说给爸妈买了一台按摩椅，给妈寄了燕窝，给爸寄了茶叶，弟弟上学要电脑，她用了一年的电脑还新着呢，也给他了……

我叹了口气：“你也省点钱，万一家里指望不上，不还得靠你自己嘛。”

她沉默了，半晌才回复一句话：“我那点钱也不够啊。”

我劝她不要太着急，等凑够钱了再看房也不迟，房市瞬息万变，现在看中了房子，没钱买也是白看。

小萌并不接受我的劝慰，说：“有钱没钱都要先看着，万一有钱了，临时看房就来不及了。”

我感受到了小萌的执拗，她认定的事情，很难再接受别人的建议。

了解小萌的家庭情况后，我开始理解她为什么喜欢在单位出风头了——如果一个姑娘在成长中事事都要争取，就会养成维护自己利益的习惯。虽然有时会触犯到他人，可能她也无暇顾及了。理解了小萌的不易，我跟她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工作中时常帮她的忙。为了表示感谢，她经常拿一些银耳、阿胶、陈皮之类的东西给我。

文妤看我和小萌走得近，私下悄悄地跟我说：“你别跟她走那么近，对你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文妤见周围没人，在我耳边说：“她风评很不好，喜欢在领导面前显摆，工作态度差，作风也不好，上班上着上着就不见了，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我猜小萌溜出去是为了看房，因为我就曾撞见过几次，但我对文妤的话感到费解：“她风评不好，跟我有啥关系啊？”

“她风评不好，你跟她走得近，你想想你的风评能好吗？反正我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可能是觉得自己把话说重了，文妤又补了一句，“不过，你是公务员，无所谓，但我们企业身份的，还是要多爱惜自己的羽毛。”

公务员身份、企业身份，大家都以这两种身份默认分成了两个阵营。有传言说，区委体制创新效果不好，早晚有一天会恢复到纯公务员编制的体制。到那时，企业身份的人会被分配到平台、园区或企业。因此，文妤他们很害怕自己的风评受损，将来会被分配到不好的单位和岗位。

我理解文妤的想法，同时也不由感叹，身处体制内，大家想的都太复杂了。可文妤不这样觉得，大概是想证明自己的道理没错，她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有很多养生品，你知道吧？”

文妤说，小萌痴迷养生，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她不仅在自己的工位上摆满了装燕窝、人参、藏红花、玫瑰花这样保健品的瓶瓶罐罐，连文件柜里塞的也多半是养生品。办公室里的空工位她也不放过，摆上了养生壶、炖盅，经常煮花茶、燕窝、银耳羹。

办公室里管作风的同事提醒她，说区委作风严，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东西最好收起来，她很不屑地反驳：“我上次去×单位要材料，人家下午3、4点就没事做了，领导带着下属包饺子吃。”同事解释说，那是企业，跟政府机关不一样。她又反驳：“我就是企业编啊！”同事见她执拗，又碍于她是区委招来的门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区委开展作风检查，安排退休干部重返机关到各部局抓作风不好的典型，小萌的文件柜果然被拍了照，被责令限期整改。我们领导、同事知道了，个个都很气愤，觉得小萌给单位抹了黑，还可能会影响大家年底的绩效。

听到这儿，我也想起自己曾问过小萌，年纪轻轻，为什么会这么注重养生？她回答我说，自从来了我们单位，就觉得工作压力大，同事也不怎么待见她，短短2年，她身上长了很多结节。之后她又说起她老家的一个姐姐，40多岁就得癌症。她感慨道：“不管怎么样，身体最重要，等到真出毛病就来不及了。”

3

2021年，我们单位又来了一个北大的研究生，名叫王俊。这小伙子一看就不是普通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他虽然年纪小，但彬彬有礼，见人就“哥哥”“姐姐”地叫，处事也很圆滑，没来多久，就哄得同事们都很喜欢他。

年底，区委搞了一个“清北课题研究计划”，让每个清北生组建一个团队，开展一个课题研究。局长在会上通知小萌和王俊自己组建队伍，两三天后，小萌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加入她的团队。想起文妤之前的“教诲”，我没有立即应承，而是先问她队伍里都有谁。小萌含糊其辞，只说有办公室的人，也有业务科室的人。看她的表情，我猜她队伍里的人不多。

年底了，业务工作多，我确实无暇搞什么研究课题，就推脱了。小萌有点丧气，说团队很难建，大家手上的工作都很多。我没说什么，但也明白大家的心态：跟着清北生研究课题，辛辛苦苦出了成绩，到最后自己也没多少收获，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小萌走后没多久，王俊也来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我哭笑不得。王俊似乎觉察到了，说：“姐，是这样，我知道年底了大家都很忙，特别是您，孩子小，家庭工作两头都歇不得。我希望你加入我们组呢，就是聘请您当个顾问，不需要你写文字材料，偶尔给我提提建议，帮我解答疑惑就可以了，等课题出成果了，还能把您的名字挂上。”

这一番话说完，我终于知道为啥大家都喜欢王俊了——这思维和情商，完全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不过我既然拒绝了小萌，也不好再答应他，这个小伙子很有眼色，说了句“不再打扰”便走了。

过了一阵子，领导过问两个课题组的筹建情况，小萌的队伍人数寥寥，为此局长还找她谈了话。小萌就来跟我抱怨：“本来就应该由单位出面，以办为单位分好组，不应该让我们自己去组建什么团队。”

我本想跟她说，这种额外的工作，单位肯定不能当硬性任务布置，但一想，我说了她也听不进去，又会有她自己的一套理由反驳我，就索性不说了。

年底，一年一度的职级晋升开始了，小萌也符合条件。也许是想打听消息，那段时间，小萌天天去找人事老刘。有次我路过办公室，瞅见她搬了个凳子坐在老刘旁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老刘看见我，就投来了一个求救的眼神。

我心领神会，说：“小萌，你上次要的材料，我有个地方想修改一下，能帮我看一下吗？”

可小萌的屁股跟定海神针一样，一动不动：“稍等哈，等我有空了来找你。”

我问：“现在能看吗？等会我可能要开会。”

小萌回答：“那材料不急，等你开完会，下午再说吧。”

我冲老刘耸耸肩，表示我也无能为力了。

走出办公室，我跟正在门口偷偷地张望的文妤撞了个满怀。我问她在看什么，她神色慌张地问我：“小萌和老刘聊什么呢？”

我说没听清，文妤说：“哼，肯定又在说职级晋升的事情，真佩服她，这种事情也好摆在台面上来聊？”

我忽然想起，文妤也到晋升时间了，小萌就是她的竞争对手。

看来文妤明显有些担心：“职级晋升应该公平竞争啊，要是每个人都像她，风气成什么样啦！天天不干事，心思全放在这个上面。”

我说：“算啦，人家一个姑娘在外地，不容易。”

文妤皱着眉头说：“听说她还给分管人事工作的副书记送礼呢，脸皮真厚！好多人都看见啦，她在副书记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不过那又怎样呢，送的东西怎么拿进去的，怎么拿出来了，副书记没收。”

“那就行啦，说明领导还是很公正廉洁的，”我拍拍文妤，“别担心了，职级晋升要经过好多环节，民主测评、领导评议，集体决策，还要报区委人事部门审批，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谁优秀谁不优秀，大家心里都有数。”

“可不是嘛，做这些没用的事情，还不如多干点活。”文妤撂下一句话，悻悻地走了。

我回头往办公室里看了一眼，老刘的脸色很难看，可小萌还在不管不顾地说着什么。

一个月后，职级晋升的结果出来了，文妤晋级，小萌没进。那段时间，文妤神采飞扬，小萌脸黑了很久。

小萌不服气，她找了人事、办公室主任，又找了副书记，还有区委人事部门，希望能有所补救，前前后后跑了一个多月，区委人事部门被她找烦了，让她不要再去了：“人事工作哪有本人天天来问的？请你局人事负责人或分管领导来对接，你不要再来了！”她忿忿不平地回答：“区委当初招我来的时候，承诺条件达到了就给晋升，现在都不认了吗？”

小萌的话传回了单位，以文妤为首的年轻人都对此嗤之以鼻：“大家都在努力工作，按照人事规定竞争晋升的名额，凭什么清北的就搞特殊到时间就晋升呢？进来了都是干活的，凭什么区别对待啊？”

事实上，区委也并没有像小萌希望的那样，在职级晋升上对他们这个群体有所优待，当年进了其他部局的清北名校优生，这次也有不少没晋级成功的。有人像小萌一样去找了区委人事部门，都没有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答复。

4

见职级晋升没了希望，小萌又开始动心思翻“旧账”。

年底，办公室换了新主任，她瞅着有机会，就找到新主任诉苦：“我之前有工作经历，公务员期间我已经是四级主任科员了，所以进来后，最起码要给我按照三级主任科员定级。但当时，却给我按照应届毕业生定了最低等级。”

新主任不了解情况，把老刘叫了过去。老刘解释说，区人事制度规定，企业身份和公务员身份是不通的，小萌现在是企业编制，以前的公务员级别不认。

小萌立刻反驳：“制度是制度，执行还是要看人的。跟我一批进来的校友，刚开始也说不认，后来他去领导办公室拍了桌子，没过多久，就给他高定了两级，从四级变成了二级。”

这句话点到了人事制度上，新主任一下就发火了：“小萌，这话不能乱说，人事制度属于‘三重一大’事项，制度出台时一定是经过区委重要会议通过，不可能轻易为某个人改变。”

（编者注：“三重一大”，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 的制度）

小萌发现自己说错了话，只好转移话题：“好，就算职级的问题不谈，我的工龄也算得不对。读研时，我曾在单位停薪留职一年，这一年交了社保，应该给我算上工龄的，但没给我算。”

老刘又解释，说工龄认定是区委人事部门负责，“全日制研究生”和“交社保”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小萌是全日制研究生，她原来在老家的单位会立即办理社保中断减员、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人不可能在读全日制研究生的同时又拥有工作，所以区委人事部门不认她这一年的工龄，理由很充分。

小萌坚持说那一年的社保是正常交的，老刘说工龄计算都要经过本人核对，如果觉得不对，单位工龄认定时你为什么要签字呢？小萌辩解说那时候自己还是新人，什么都不懂，让签字就签字了。这时人事又问：“你不是应届毕业生，你可是有工作经验的呀，怎么会不懂呢？”

小萌被怼得哑口无言，但仍不服气。她提高了嗓门和老刘吵，双方互不相让，动静越来越大，办公室门口围满了人，直到最后副书记过来，大家才散去。

经此一事，小萌彻底把老刘得罪了。有几次，老刘跟我说起小萌，都无奈地摇头，让我有机会劝劝她，多做点事，少动歪心思。我觉得小萌这次得罪的不光是老刘，还在办公室主任、副书记那里都留了“案底”。

果然，年底员工星级评定时，小萌垫了底。

小萌有情绪，工作也越来越不上心。没过多久，听说她又和区委领导秘书闹起了矛盾，这件事在单位里传得沸沸扬扬。

在食堂，办公室的同事把前因后果描述了一遍——原来，区委领导调研我局下属事业单位，小萌负责对接，领导秘书要求我局派车接送，小萌则认为车的事应该由领导秘书安排。两人推来推去，秘书一气之下告到了我们副书记那里，她被叫去，狠狠挨了一顿批评。

再见小萌，她顶着个黑眼圈，满腹委屈地问我：“你说这事能怪我吗？自己领导出门，不应该由秘书安排车辆吗？”

我说领导活动多，秘书安排不过来，都是调研对象单位安排，这已经形成了惯例。她一脸不屑，说惯例也不一定是对的。我承认小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体制内，谁的嘴巴大，不就谁有理吗？我劝她不要太执拗，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呗。

小萌又烦躁地跟我抱怨说，最近主任给她安排的额外工作越来越多，她经常要加班。我劝她耐心一点，不要再跟主任起冲突，毕竟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多，已经让主任不悦了。

她皱皱眉，继续抱怨：“别的单位都为员工考虑争取，我们单位太冷漠，都不站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

可能是矛盾一直没有消解，也可能是小萌的态度实在令主任不满，年底，她被调出了办公室，安排去了一个业务科室工作。调岗之前，局长找小萌谈话，可能是为了顾全大局、平衡她的心态，局长就在她面前数落了主任的不是。但小萌没看出来领导这层手腕，还沾沾自喜：“你看，其实领导什么都知道的。”

去了新的业务科室，小萌的作风依然没有改变，过了半年，那个业务科室也不想要她了。这次局长没再找她谈话，只让分管人事的领导通知她挪窝。接收她的科室主任跟她照过几次面，也没提这件事，她上前想问问，对方声称要开会，火急火燎地跑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抱怨说：“让我换办，又不说什么时候去，局里人事制度太不顺了。”

可能是因为不满的情绪开始发酵，她怀念起了以前在老家的单位：“特别人性化，有个姐姐怀孕3个月就休假了，生完后休了1年产假，回来没多久又生二胎，4年里有3年都没来上班。我们单位连探亲假都不批，真是不能对比。”

可准一线城市的机关单位是要做表率、争前列的，对作风和工作都抓得很严，这跟小地方的松弛可没法比。我提醒小萌，要努力适应现在的工作环境：“不要总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多想想怎么为单位做贡献，领导心里都有数，是金子早晚能闪光。”

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还是多次换岗引起了她的警觉，去了新办公室以后，她的工作态度有所好转了。

尽管如此，在新一次员工考评时，小萌还是垫了底。

知道结果之后，小萌又低沉了好一阵子，声称“还是躺平的好”。她说到做到，有时我为工作的事去办公室找她，人也不在工位上，找了半天，发现她正在一个没人的办公室里煲电话粥。我说有工作找，她就让我“稍等”。半小时后再去，她还在打电话。两小时过去了，她依然没有回复我。

5

一年一次的体检开始了，我和小萌选了同一家医院。

在医院里遇见，她小跑着到我身边，我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拍了CT，身体里的结节越来越大。”

我顺着她的话说：“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能好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压力山大。”

见我没接话，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姐，你是怎么能在这里待这么久的？”

我劝她想开点，想多了对身体更不好。她叹了一口气，说区委的清北生已经离职5个了，一个去了江苏的某县城，落地就给了10万；一个去了证券公司，年薪50万起；王俊也考上了公务员离开了……

我听烦了，打断她：“你也可以重新选择呀。”

她无奈地笑笑，说离职的那几个都是“95后”的男生，在职场中拥有绝对的优先选择权。而她已经快35岁了，早没优势了：“早知道还不如留在老家，最起码还是公务员身份，我的好朋友跟我一样大，在老家已经升副处了，如果我当时留在老家，应该也差不多。”

“如果你在老家，孩子应该都可以打酱油了。”

“是呀，说不定都有二胎了。”小萌自嘲地笑笑。

我听说小萌早跟那个外地的男友分手了，后来她也跟其他部局的科员谈过恋爱，有人在商场里看见他们牵手。别人问起，男生大方地承认了，但小萌却从未回应过，直到他们分手，也没给对方一个说法。

2022年，经历过职级晋升、多次调办、又被领导谈过好几次话的小萌，已经没了初来时的锐气。开会、拍照，她不再往领导身边挤，基本上都是默默地站在一边。

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直没放弃为职级晋升奔波。她找各种环节的相关人，小到经办人，大到人事部门的领导，一个也不放过，执着得让人害怕。局里实在经不住她三天两头找领导“谈心”，最终决定在局办公会上集体讨论。最终，她拿到了那一纸盖了章的“情况说明”。

但当小萌拿着“情况说明”找到人事部门时，对方很是费解，且拒收：“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情况说明’，区里的职级晋升流程早就已经结束了，下一次要等小半年后。”

可小萌等不了这么久，她说，少一个月就少近1000块钱工资，而且这次晚半年，也会影响下次的职级晋升。小萌动用了一切关系，找了很多北大的校友，没少请客花钱。

“个人的事情只有自己上心，没人会替你上心。”她如此说。

除了职级晋升，小萌还为“人才补贴”去找过人事部门——当年招聘时，区里曾经承诺：名校优生工作满2年后，向研究生发放5万元的生活补贴。但3年疫情下来，区里财政紧张，补贴一直没有发下来。小萌对此一脸不满：“真失望，当初承诺的5点下班、5万元补贴、到时间就给职级晋升的承诺，没有一个兑现。”

其实早两年，区里对清北名校优生还是很好的，只要能开绿色通道的都开了，收入也比普通的企业编高出一些。但有些承诺因为客观因素确实没法立刻实现，他们就各种闹腾，人事部门对他们越来越不满。在一次人大代表座谈会上，有个代表甚至当着区领导的面提出，区里花了那么多钱请来名校生，不见有多大作用，还不如把钱给到企业工人，给那些真正贡献了税收的人群。

后来，区里每年做财政绩效，领导询问人才政策的效应，各部局对清北生的反馈平平。就这样，风向慢慢地变了，清北生在区委不再是高山般的存在了。

尾声

“太难了。”成了小萌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即便她不断为自己争取利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也没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得偿所愿。

听说一直有人在给小萌介绍对象，只是标准越来越低，已步入中年却仍心高气傲的她，始终不肯妥协找一个普通人。她父母担心把钱给了她买房就要不回去，所以打定了主意不掏钱。工作上，她偶尔也会努力，但很难改变口碑和现状，于是慢慢地，就放弃了。

她从未收回对单位的抱怨，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去处，只能一直熬下去，不痛不痒地存在着。以文妤为代表的另一批年轻人，心里倒是踏实了——从区委和单位的表现看，他们对清北名校生的偏心也就是最初的那几年，将来如果要把企业编分离出机关，在去向和岗位的分配上，应该会一视同仁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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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平凡的荣耀》（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逃出群魔之地

前言2016年我从警校毕业，拍毕业照那天，兄弟胡耀一直没来，微信和手机也联系不上，我找到了他的舍友，对方却告诉我，胡耀应该是“跑路”了——我这才知道，他参与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还借了高利贷。我曾经看到胡耀用手机在网上押注，也问过他在玩什么，当时胡耀说：“这是跟我一起兼职的朋友推荐的，我就是‘小打小闹’、‘小赌怡情’，每天挣到两包软中华的钱，我就退出。”那时候我还劝他：“这是无底洞，不要去碰它。”可他似乎也没听进去，我也从未料到他赌得那么大。那个舍友还说，胡耀先是用他在食堂兼职的钱赌，输光了又用助学金和奖学金，这两笔钱也全输掉以后——他说着，指了指宿舍门，门上贴着网贷的广告。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联系到胡耀，他的手机号码尚能拨通，但无人应答。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网络赌博，想将它记录下来。2018年，我开始在人间写《网赌众生相》系列连载。其中，《洗码仔往事：我所见证的网赌十年风云》发表在2019年7月初，讲述的是缅北迈扎央赌城的故事。自从缅北的克钦地方武装在1998年宣布赌博合法，作为经济特区的迈扎央，便从落后的地区升级成为“淘金圣地”，许多中国人跑到那里开设赌场，也催生出针对同胞的人口贩运、非法拘禁和绑架勒索等一系列犯罪，最早可溯至2006年。17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愈演愈烈，缅北这片黑金之地充斥着肮脏和罪恶，每一张黑钱都沾过受害者的血和泪。在我这些年因工作接触到的众多真实案件中，缅北的电诈头目远比影视作品里呈现的更为残忍。2021年，“境外回流人员”龚万金因涉嫌诈骗罪，羁押于市看守所。在提讯室里，龚万金供述了他在缅北被逼做“杀猪盘”的亲身经历。

1

缅甸被誉为“万佛之国”，庄严的大金塔巍踞仰光，得享信徒们的顶礼膜拜。

而“万佛之国”的另一侧，亦为“群魔之地”。这里曾是全球第二大鸦片和海洛因生产国，同时，博彩业作为经济支柱，也受到地方武装的扶持和保护。2000年以后，光在缅北克钦邦的迈扎央特区，便开设了几十家赌场。

来到缅北前，龚万金曾在福建老家与高中同学一起为赌博网站“跑分”（“跑分”是黑钱洗白的环节之一，因诈骗团伙的黑钱“只是在其中过了一遍”，故称为“跑分”），2021年，他和几个朋友结伙做博彩诈骗，结果赌博网站被查封，有朋友也被抓了。漏网的龚万金搭朋友的私家车，先跑到江苏宿迁躲了半个月，又连夜坐火车赶到云南，投奔朋友安思远。

安思远是龚万金的发小，高中辍学后，孤身一人来到云南昆明。在异乡漂泊的日子里，他打过零工，在火车站附近卖过影碟，在餐馆做过服务员。2017年，他认识了当地一个名叫袁梅的离过婚的女人，很快跟她确立了恋爱关系。2019年夏天，他们在昆明的一个居民区附近合开了一家杂货铺，店面不大，收入还算稳定。

龚万金赶到昆明后，却发现安思远完全没有做生意的心思。一问才知道，袁梅已经失踪了两个星期了。

安思远最后一次见到袁梅，是2021年6月初的一天。那天袁梅对他说，自己去跟姐妹玩牌，晚上10点钟回来，结果到了晚上，人一直没有回家，手机也打不通。安思远去派出所报警，民警走访了袁梅的朋友，她的一个闺蜜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2021年5月底，曾听见另一个“牌友”邀请袁梅去缅甸玩牌，说赔率高、来钱快，还让袁梅不要跟安思远讲，平日就喜欢赌牌的袁梅，经不住“牌友”的蛊惑，很快便答应下来。

就在龚万金来昆明之前，袁梅失踪的案件依旧在调查中，安思远天天往派出所跑，询问案子有没有新进展，什么时候能找到人。民警也很无奈——跨境案件起码要报市级公安，何况目前线索还比较少，仅凭袁梅那个闺蜜的只言片语，并无法断定人就确实被拐骗到缅甸了。

安思远又联系了袁梅的那个闺蜜，对方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绝对没有听错，那个“牌友”想带袁梅去缅甸的勐拉。安思远用手机一查，发现勐拉地处缅甸北部，发生过多起针对中国人的绑架案件，顿时心凉了半截。他给龚万金指了指身后墙壁上挂着的袁梅的照片，龚万金瞥了一眼，立刻会意——照片里的袁梅，身材姣好，妩媚动人，这样的女人被拐骗到缅北的赌坊，不用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安思远说，他原本打算那年秋天与袁梅领证结婚的，他跟龚万金强调，袁梅是他命中的贵人——遇到袁梅之前，他总是不走运，认识袁梅以后，他的各方面都开始转好，他们俩开这家杂货铺，大部分钱也是袁梅出的。

“袁梅失踪了以后，我整个人快疯掉了，前几天我问过民警，（民警说）如果是被绑架到缅甸去签单，应该会给我打勒索电话，我跟民警讲，过去十几天了，勒索赎金的电话没打来，要是打来了，哪怕我找人借高利贷，也要把袁梅赎回来，问题是我一直没等到（电话），也不知道袁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安思远萌生了前往缅北寻找未婚妻的想法，试探性地问龚万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龚万金爽快地答应了。

偷渡缅甸要坐牢，龚万金愿意冒险越境，当然不只是为了给兄弟两肋插刀，还有两个方面的打算：

第一，他有个福建老乡叫杨传林，在国内犯了事，已经逃到缅北“安营扎寨”，还叫他过去“一起干”，联手给电诈园区洗钱，“他跟我讲，缅北不像在国内，容易被警察盯上，他到那里做了两年灰产，马上就要回国买车买房了，还要买几个商铺租出去，（他）劝我跟他一起干”。

第二，当时受国内疫情影响，合法的生意不好做，龚万金和朋友做的博彩灰产更难，朋友被人“点炮”（举报），锒铛入狱——菲律宾和柬埔寨没以前“安全”了，现在只剩下金三角外围的缅北，那里的人大多会讲中文，没有交流障碍，也可以使用国内电信运营商的信号，“到了那里我可以放开手去做，而且安思远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从小玩到大，到了那边也可以互相照应”。

龚万金坚信，只要越过那条国境线，他离金钱就越近。

偷渡费用是1600元一人，由龚万金全包。7月，他先托朋友联系蛇头，再和安思远坐车来到西双版纳。偷渡当天，蛇头派人驾驶私家车来接他们，中途他们被叫下车，又改乘摩托车穿越林间，下车后再步行走了一段荒僻的土路。成功出境后，远处驶来一辆黑色的私家车，是蛇头手下的“偷引带”人员，他们将龚万金和安思远接到了一处老旧的宾馆。

宾馆离湄公河不远，驱车10分钟的路程。宾馆楼下就开设了赌坊，绝大多数赌客是中国人，少数几个是缅甸人。他们经过时，正好看见人们在玩“龙虎”（当地常玩的赌博项目），安思远看着眼馋，想过去玩两把，被龚万金一把拽走：“你连本钱都没有，还玩个屁！到时我给你找个财路，有了钱，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安思远反问他：“这个地方一穷二白，哪有什么发财的门路？”龚万金听后，没说话。

天色已晚，龚万金说他下楼到外面转一圈，叫安思远不要乱跑，尤其不要去赌坊，否则后果自负。安思远待在房里抽烟，找到一只灰黑色的单筒望远镜，便攀上宾馆屋顶，眺望着暮色下的湄公河。

就在此时，遥远的地方传来枪响，安思远吓得差点从屋顶上摔下来。他捡起掉落身旁的望远镜，默默走回客房，看到龚万金刚打完电话回来，便问他有没有听见刚才的枪声。龚万金摇头，说也许是附近园区放的烟花。安思远仍然心有余悸：“刚才那一枪我以为朝我开的，差点把命都丢了。”

龚万金就叫他别多想。

2

第二天早晨9点，龚万金叫醒了安思远。退房后，他们搭乘昨晚约好的黑车赶往勐拉，与龚万金的老乡杨传林见面。

在勐拉，杨传林与老友李阳合开了一家摩托车行，与当地闻名的赌场相距2公里不到。车行盖了两层，底层停放着一排二手摩托车，二楼的房间是新盖的，有一间还是毛坯房。就在龚万金他们偷渡过来的两周前，杨传林刚叫当地的工人在二楼的2个房间装了床和空调。

在这简陋的房屋里，杨传林的“车队”正在悄然筹建——此处的“车队”并非指摩托车队，而是替电诈园区洗钱的团队。他们计划与国内的“车手”（马仔）里应外合，将园区电信诈骗所得的赃款洗干净。杨传林对龚万金说，他最新收到的一笔生意，佣金高达30万人民币，现在“车队”很缺人手，急需龚万金这种具备“跑分”经验的人“合作共赢”。

既然是冒着风险来谈合作，龚万金自然不会空着手。为了表达诚意，他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拉开随身背的灰色旅行包，依次拿出2台东芝笔记本电脑、几部国产手机，内置流量卡（笔记本上网时用这些手机开热点充当WIFI），还有几张从国内“卡头”（卖银行卡的贩子）那里买的银行卡。看着桌上这些洗钱工具，安思远这才意识到“兄弟”与他偷渡缅甸的真实目的，但他此时选择了沉默——因为杨传林透露的佣金让他很是心动。

车行二楼的一间屋子是“车队”的“工作间”，加上龚万金带来的电脑，长桌上总共放置了4台笔记本电脑，每人手上2部手机。平常休息时，杨传林和李阳睡在南面的房间，龚万金和安思远在北面那间。

每个礼拜四傍晚，都会有两个缅甸人来到车行二楼与杨传林会合。后来龚万金向警方交代称：“那两个人大概40多岁，其中一个留山羊胡的会讲中文，另一个人在我印象中好像从没开口讲过话。杨传林跟我介绍过，这两个人来自勐拉的科技园区，跟园区的人合伙搞‘杀猪盘’的。”

与龚万金和杨传林不同，安思远此前在国内从未有过诈骗、洗钱的前科，他的支付软件账号相对“干净安全”，因此有些转账需要他亲自操作——更多的时候，则由那个留着山羊胡的缅甸人或者杨传林操作，需要刷脸完成支付时才将安思远叫过来，刷完脸后，再把他支走。

安思远没放弃寻找未婚妻的打算，他也向杨传林讲了自己来缅甸的目的。杨传林告诉他：“照你说的情况，你老婆很有可能被卖到了夜总会，我和勐拉夜总会的妈妈桑很熟，我叫龚万金带你到那里打听打听，反正也不远，你们骑车行的摩托过去。”

一天8点半，龚万金骑着一辆二手的暗红色摩托，载着安思远来到勐拉夜总会，一个妈妈桑接待了他们。

安思远掏出袁梅的照片，问妈妈桑认不认识照片中这个女人。那个妈妈桑似乎不懂中文，向龚万金和安思远打着手势。安思远茫然无措，龚万金则跟妈妈桑握了握手，手心里藏着100元人民币。妈妈桑收回了手后，用流利的中文问：“你们是她的什么人？”

听完安思远说的情况，妈妈桑摇了摇头，说她从没见到过袁梅，接着转头又望向龚万金：“我也想问问你们，听说在勐拉有很多搞洗钱的人，你们认不认识他们？”

龚万金问她：“我姓龚，你怎么称呼？为什么跟我打听这个事？”

妈妈桑自称“菲菲”：“在缅北当地都是做灰产的，有搞电信诈骗的，也有帮诈骗团伙洗钱的，朋友想托我找人帮忙，我自己在这里有工作，不做诈骗和洗钱，也就帮他打听一下，没有就算了。”

龚万金问：“你朋友在哪里？”

菲菲朝他媚笑道：“这个要帮朋友保密，我就随便问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路子？”

龚万金回答她，说自己在老家跟朋友合伙做过博彩诈骗，也专门帮人做过“跑分”。菲菲连连摇头说：“我朋友要找的是洗钱团队，不是跑分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2020年我有个朋友转型做洗钱，用的是虚拟币兑换的路子。当时我的赌博网站有一笔资金要过（洗白），就交给他帮忙。到时我帮你联系他，我跟他很熟，他不敢把钱黑掉的。”龚万金说。

“那你留一个联系方式。”菲菲递来一张夜总会的广告纸，让龚万金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纸上。

即将回车行时，安思远跟龚万金说：“我想去一趟菜市场。”龚万金问他大晚上去菜市场做什么，安思远说，李阳前些天带他去逛过，那个菜市场只是幌子，里面藏着一个小规模的黑市，可以弄到手枪。那些锈蚀的枪械从军队武装淘汰下来，再流入黑市中，售价低廉，几千泰铢就可以收到一把成色较好的手枪。安思远又说，缅北太乱，想买把枪防身。但龚万金不同意，说，按照你的脾性，要是弄到枪，整个“车队”都将受到牵连。

可没过几天，安思远还是背着龚万金偷偷跑到黑市弄了一把枪。

一天晚饭的时候，李阳向龚万金吹嘘自己是“地头蛇”，给龚万金讲了缅北当时的概况：这里是高度“汉化”的地区，若非看到那些奇形怪状的缅文，中国人甚至会以为自己还身处国内。当地的店招印着汉字，“老赌场面馆”、“勐拉五金建材店”等等，使用人民币交易。由于经济落后，大多数店铺仅支持现金交易，物价比中国国内还贵，一碗沙县炒饭可以卖到50元人民币。而这些因素，也催生了李阳一个朋友所经营的假币产业。那个制假作坊开在菜市场附近的出租屋，四周都是农田，假币只有50元和100元两种，经过药水浸泡和做旧，确实能以假乱真，“走量的话，还可以更便宜”。

听到李阳原来是在推销，龚万金果断回绝了：“我私下跟安思远说，既然用假币耍别人，别人（也会）拿枪搞我们，在这里被搞死了也没人管。”

不过，为了顾及对方的脸面，龚万金还是请李阳在勐拉老赌场周边的酒馆喝了酒。李阳醉醺醺地向龚万金和安思远兜售他在缅北的生存经验：“你们千万记住——‘财不露白’，中国人在缅北就是行走的猪仔，在别人眼里，把中国人宰一刀下去，流出来的不是血，是哗啦啦的人民币；还有，你们千万不要进那些‘科技园区’，一点都不能靠近，那里就是宰中国人的屠宰场；最后一点，不要轻信任何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专坑自己人。”

这些话几乎成了李阳的遗言——3天后，他就失踪了。杨传林告诉龚万金，李阳在赌场使用假钞的事已经败露，赌场老板盯上了他，昨晚派人将他强行掳走了：“这件事只好算了，赌场的人跟地方武装关系很好，咱们俩惹不起。”

后来，龚万金向监区管教和同监人员谈过他当时的想法：“如果我当初买了他（李阳）代理的假钞，跟他一样被缅北的人盯上，估计下场会很惨。他以前老是带着安思远去找人（袁梅），他失踪了以后，安思远一直叫杨传林想办法去找，两个人还在房间里大吵了一架。杨传林是‘车队’老大，安思远是我的发小，我没帮他们任何一个人，也没劝话，自己到车行楼下逛了一圈。那时候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还要发生什么事。”

3

李阳失踪后不到一周，一个傍晚，龚万金拎着几盒炒饭刚走上楼梯，就听见安思远在南面房间与山羊胡在争吵。他进屋询问情况，才从山羊胡的口中得知，安思远的那把枪并非从黑市购入，而是他偷来的，而失主正是山羊胡的同伴，那个从不开口讲话的缅甸人。

安思远情绪激动，对龚万金说：“这把枪明明是我花了钱买的，今天不小心被他们两个人看到，那个不讲话的缅甸人偏要叫我给他，差点逼我开枪打他，还说要带我们俩去什么园区。”

听到“园区”，龚万金一下想到李阳失踪前的告诫，不由皱紧了眉头，想请杨传林出面调停——毕竟，杨传林和那两个缅甸人关系更熟，更好说话。可偏偏这时却找不到杨传林，手机也打不通。就在龚万金第三次拨打杨传林的手机时，那两个缅甸人和安思远的冲突骤然升级，那个平时沉默的缅甸人摸出刀，捅进安思远的胸口，抽刀时溅出了血，紧接着又补上一刀，安思远倒在地上，右手还插在兜里。

“我就看到那个拿刀的缅甸人揪起安思远的衣服，把刀在上面擦了擦，又扒掉（开）安思远的右手，从他裤兜里抢走了那把枪。我目睹了安思远被杀的过程，当时已经吓傻了，腿都在发抖。”龚万金回忆说。

山羊胡跑下楼，找来两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跟同伙一起将安思远扔了进去。他们临走前，山羊胡指着龚万金说：“你跟我们一起下楼。”龚万金还以为他们是叫自己参与抛尸，就跟着下去了。

楼下停着一辆灰色的小巴，两个缅甸人将安思远的尸体藏进车里，然后逼迫龚万金上车。龚万金只好照做。车里还坐着四五个人，头都被黑色袋子罩住了，双手和双脚被绳子捆绑着。龚万金被枪顶到车尾坐下，在手脚被绳子捆住时，他想起安思远临死前讲的“带我们俩去什么园区”，不祥的预感升起的那一刻，方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被杨传林“杀熟”了——替园区洗钱赚佣金，只是诱他入局的幌子。

龚万金想，自己成了欺骗安思远来缅北的“螳螂”，杨传林却是藏在自己身后“黄雀”——“过去都是我骗别人，没想到第一次被老乡骗，这种最让人恨。”

下车后，龚万金的头套被扯掉了，他与身边几个人面面相觑，“才发现他们都是中国人”。山羊胡和几个缅甸人将他们带到一座密闭的空屋前，屋门口持枪把守的人当场没收了他们的身份证和手机，有个男人不愿交出身份证，后脑便挨了枪托，昏倒在地上。

随后，龚万金他们被关进黑屋里。不知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又被人用枪顶着腰眼从黑屋里出来，走入破落的园区，在一扇铁栏门后面一字排开，蹲下。正午的日头下，龚万金瞥见右前方的墙角也蹲着20多人，身着相同颜色的工服，“我看到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戴墨镜的中年男人，很矮，不到1米7，看起来像管事的”。

左侧的楼房走出2名看守，拽着个男人在地上拖行。那个浑身上下都渗出脓血的男人被看守们扔到空地上，离龚万金只差两个身位。男人的头被看守粗糙黢黑的大手牢牢按死，枪口抵住了他的太阳穴，左脸颊紧贴着地面，眼球充血。看到那人死鱼般的眼神，龚万金微微闭上眼，看守立刻用枪管点他的下巴，龚万金吓得浑身战栗，看守朝他做了手势，要他睁大眼睛看。

这时，一个身披灰绿色外套、皮肤黝黑的男人走出楼房，一只手握着榔头，另一只手攥着几根铁钉。他走到空地中央，一只手捏住长铁钉，对准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的指关节，重重地砸下，一根接着一根将钉子敲入了男人的指节。那男人痛得叫不出声音，当即昏死过去。

“这就是逃跑的下场！”那个老板模样的墨镜男警告在场的所有人，“这个拿榔头的人叫‘碧沙’，我知道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有人听得懂泰国话，‘碧沙’就是魔鬼的意思。你们要是还敢跑，我就叫碧沙亲自去抓你们，一旦你们落到碧沙手里，只会比地上这个人还要痛苦！”

墨镜男走到龚万金这里，扫视着他们：“我叫老朱，公司的负责人，你们当中哪个人叫龚万金？”

龚万金不敢应声，默默低下头。他想不明白，和他一起被拐来的人有这么多个，为什么老朱唯独要对自己“特别关照”？

看没人回应，老朱便发了话：“没人站出来，我就拿身份证一个个去对，被我找到了，就跟刚才那个人一样。”

听见这话，龚万金迅速站了出来。

老朱打量着他，吩咐身后的看守：“这个人跟着我到办公室，其他人你们先带走。”

4

龚万金被带到了办公室，老朱让他坐到对面，核对了他的个人信息：1989年8月出生，曾经为赌博网站“跑分”，之后自立门户在网上开设赌场，最终以失败告终。先前与他一同“跑分”的老朋友在2019年转去用虚拟货币洗钱，目前和他依然保持着联系。

听到老朱提到“虚拟币洗钱”，龚万金隐约猜到了他的目的。但是，这个老朱怎么会知道他有个老友专业做洗钱？为什么连具体的洗钱手段都知道？龚万金突然想起夜总会的那个妈妈桑——看来，这个菲菲不完全是电诈园区的洗钱中间商，也可能是跟老朱、杨传林是一伙的，特意来摸他的底。

“我们在园区的公司具体从事什么，不用我多讲，你自己也清楚。现在我要你联系那个会用虚拟币洗钱的人。”老朱说。

洗钱是电诈团伙的生命线，对于自己公司的洗钱套路，老朱并不避讳，“公司那套‘方法’早就过时了”。

他说，早在4年前，他借鉴了其他园区的“土办法”，让“背包客”（马仔）背着现金从中国偷渡到缅北。2019年，中国重拳打击此类“背包客”，查扣赃款7000余万，所以这套“土办法”行不通了。之后，老朱又将洗钱的方式更换成“园区”通行的做法——“开水房”，指使马仔们各自去“跑分”。这种方法确有成效，但耗时费力，随着中国国内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也没以前那么好跑了”。

龚万金知道“虚拟货币洗钱”买卖双方匿名交易，洗钱方式相对隐蔽，然而这种洗钱技术需要有对公账户，他手头根本没有，国内的老友也未必能够提供，便对老朱讲了实情。可老朱噎得他说不出话来：“这是你的困难，不是我的困难，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假如解决不了，你好好想想自己在这里会怎么样。”

龚万金努力回忆着：“我在福建老家做‘跑分’的时候，联系过‘卡头’，我可以先去找他买对公账户，原先是当场验卡，现在可以带回来验卡。”

那个“卡头”成了龚万金的救命稻草。龚万金拿回了自己的手机，寻找“卡头”的联系方式，期间有2名缅甸看守坐在他身旁，全程监视，以防他乘人不备发送求救信息。

上次跟那个“卡头”联系，已是2年前的事，龚万金自己都不记得当时是用的QQ、微信，还是打的电话，只能挨个找朋友问。有人早已金盆洗手，龚万金一问便被拉黑，有人已经“进去了”，问了也没回音。龚万金像被踢的皮球一样，在QQ、微信和手机通讯录上到处滚动，老朱就靠在真皮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龚万金在眼皮底下忙碌。

将近1个小时之后，龚万金终于电话联系上了那个“卡头”。对方称，可以提供对公账户，但要龚万金这边先转账5000元，其中部分款项作为押金。龚万金问：“为什么比以前贵那么多？”卡头回答说：“这两年国家在严打，我生意不好做，好多人也都进去了，你要就转钱过来，我把户头发你QQ上，不要就把电话挂掉，免得浪费时间。”

龚万金转头看向老朱，硬着头皮向他要钱。

老朱问：“为什么要先转账？万一被他黑了呢？”

“在我们那边都是这样的，我跟他合作过，他很讲信用，不可能黑我的。”

“如果钱被黑了呢？”老朱盯着他。

龚万金选择了沉默。他猜到老朱没说出来的话：“在我们这里，没有如果。”

自己的命在诈骗公司仅值5000元，这让龚万金感到屈辱，但当他瞥见身旁看守手握的电棒，最终还是屈服了，他只能冒险赌一把，继续管老朱要钱购买对公账户。

老朱说：“这5000块从你下个月的工资里边扣，出了问题，你的人跟工资就都没有了。”接着，他将钱款打到龚万金的账上。“卡头”还算诚信，收到钱款后就准备发对公账户卡。他问龚万金：“你到我这里来当场验卡，还是把卡号发给你，你自己回去验卡？”龚万金不敢自说自话，又看向了老朱，老朱回复：“发卡号。”

拿到对公账户，龚万金联系了在国内洗钱的老友。老友在电话中说，“最近公安经侦查得很紧”，要龚万金先下载一款境外聊天软件，“具体的事情到那上面再细讲”。老朱听到后，朝龚万金甩了甩手。

下载好软件后，老友在上面简单讲解了最新的洗钱流程：由于对公账户卡不在龚万金身边，那就只能将卡号发过去给他，他把龚万金拉进一个群聊，说一旦受骗的人的钱转账到这张卡，就可以在群里@洗钱团队“测卡”，届时他们再转入虚拟货币通道来洗钱。

老朱看完后，捏住龚万金裸露的后颈说：“你们来给我演示一遍。”

龚万金只好拉老朱进入聊天群，向老友介绍说这是自己带来的客户。这时，“狗推组”（诈骗业务组）传来消息说，有一名受骗的女人要转账10万。老朱点了点头，对龚万金说：“就测试这一笔吧。”

老朱和两名看守站在龚万金身后，其中一名看守荷枪实弹站在他右侧，“枪口只要再歪一下，就对准我的脑袋了”。按老友的方法，龚万金发了卡号，并在群内发送消息：“开始测试。”几分钟过去，龚万金在群里说“查账”，并发送了一张受害人完成转账的截图——因为聊天群里还有其他需要洗钱的客户，老友的洗钱团队要分辨出当前这笔资金归属于谁。随后，老友向群里发了一个“收到”，开始将资金通过银行卡转入虚拟货币通道进行交易，再重新转回龚万金这边——在这个过程中，黑钱完成“洗白”。

龚万金问老朱：“那边结算有两种，一种是虚拟币，一种是虚拟币兑换成现金，你要虚拟币还是现金？”

老朱说：“现金。”

依照以往的流程，钱“洗白”后，到账时间最多不会超过1小时。墙壁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龚万金异常焦虑，生怕出现什么问题。此刻，在国内洗钱的老友绝不会料到，龚万金把自己的一条命都押在了他身上。

转眼过去了80分钟，那笔10万元还没兑换成现金到账。老朱坐不住了，怒声质问龚万金：“这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龚万金还来不及解释，他的脑袋就被看守按在办公桌上，太阳穴好像被枪管顶住了。

“虚拟币网站不是我和朋友开的，我们黑不了你的钱！”龚万金话里带着哭腔。

老朱拍打着龚万金的脸庞，说：“我最后再给你一刻钟的时间，到不了你就不要干了，到那里去吧。”

龚万金的目光朝着老朱手指的地方望去——“后来我问过‘狗推组’的同事，那是园区的后山，被弄死以后就埋在那里，没有人会发现”。

就在这一刻钟的等待里，到了第13分钟，龚万金和老朱的手机同时响起了提示音。老朱唤醒屏幕，看到了聊天群里的消息：“进账！”

这是龚万金第一次给老朱洗钱，也是他“洗钱史”中最为特殊的一次。过去他在国内的洗钱团队时，最多可以抽掉15个点（15%的提成），可是给老朱洗钱，他一分钱也拿不到。如果说有“奖励”，那就是洗钱成功的那一天，他可以吃到跟老朱同样菜色的晚餐，但到了次日晚上，他就又去吃“狗推饭”了。

5

帮助老朱洗钱的那段时间，龚万金对老朱的这家诈骗公司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里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园区老板或者投资人叫“金主”，管理诈骗业务人员的叫“总监”，像龚万金这些负责诈骗的业务人员叫“狗推”。

还有一类特殊的员工是技术人员。他们粗分为两种：一种是话务技术人员，利用GoIP虚拟拨号设备，将移动信号转化成网络信号，远程拨打电信诈骗电话，让诈骗团伙得以逃避警方倒查；另一种就是懂得网络洗钱的“人才”。

技术人员对园区至关重要，曾有老板为了争抢技术人才发生过流血事件。龚万金说：“那时我想得很简单，园区的人既然对技术人员那么看重，假如我当上技术员，至少不会像‘狗推组’干得那么辛苦还要挨打，在园区的日子不会太难混，怕就怕老朱突然又把我调到了‘狗推组’……”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一天下午2点，老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说：“新进园区的人员必须接受2到3个月的‘业务培训’，不能让你龚万金一个人搞特殊、坏了规矩，公司需要的是‘综合型人才’，你各方面还有欠缺，要到‘业务部门’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

面对老朱的卸磨杀驴，龚万金不敢有怨言，甚至都不敢直视老朱的双眼，只能安慰自己“好歹没被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押到了“狗推组”，开始接受培训。

刚进组，龚万金便看到了一个特制的白色台历，上面贴了雀黄纸，用马克笔记了一串醒目的数字。有人告诉龚万金，这台历就是身份的象征，代表那个坐在电脑前的“狗推”是“诈冠”或者骨干，那数字就是他当前诈骗成功的金额。这些台历是老朱命令组长去放的，为的是让“精英”们尽情享受旁人艳羡的目光——而电脑屏幕另一端的受害者，大多已倾尽积蓄，或是债台高筑，陷入绝望的境地。

当晚，龚万金住的地方也换到了“狗推”的宿舍，房间里放置了4张上下铺的铁架床，8个人共住，刚来的他，睡到了门后边的上铺。宿舍里24小时开灯，装有2颗监控探头，他们对面的楼是女舍，同样安装了监控，人在屋内的一举一动均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中，毫无尊严可言。

“妈的，过得连畜生都不如。”龚万金低声咒骂着。

睡他下铺的小赵听到抱怨，揉着惺忪的睡眼，催他赶快睡觉，明天还要干13个钟头，不“开单”就没饭吃，还要被打。

老朱的公司专门做“杀猪盘”，“狗推组”要从每天上午10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

培训的第一天，龚万金跟着同组的老“狗推”学习，使用的是公司发的2部工作手机——每月还要从工资里扣除3000元的“手机租赁费”。手机里下载了10多种社交软件，“狗推”要利用“高富帅”的假身份，在上面与那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女性聊天，诱导对方添加自己的微信，诱导其在园区开设的赌博网站下注。这些女性被他们称为“猪仔”。

龚万金还记得培训的具体内容，共分为5步：

第一步是“情聊”，黑话叫“堆感情”，打造自己的“暖男”人设，在10到15日内，不断地向“猪仔”嘘寒问暖，博取好感和信任；之后是“热聊”，与“猪仔”聊得火热时，趁机告诉对方，自己还有一笔不菲的副业收入，并发送一些收益的截图，但不讲解这个赚钱项目；“热聊”之后，以“工作繁忙”或者“临时有事”为由，请求“猪仔”帮忙操作自己的赌博网站账号，让对方看到账号不断有进账，而且来钱很快——这叫“放线”；通过“放线”激发“猪仔”的贪欲后，诱导对方自行充值一两千元，先试试水，这时，“盘子”（网站）会主动对其“放水”，让其有所盈利，逐渐放松警惕，进行大额投入；第五步就是“杀猪”，在“猪仔”大额充值后，以各种理由不予提现，除非充值等额的资金进行账号解冻，或者缴纳其他名目的高昂费用，利用对方的好胜和不甘，让她们愈陷愈深，掉进园区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

当然，这种“杀猪盘”也不只是针对单身女性。据龚万金交代，园区还有部分男“狗推”，假扮成“白富美”，专门诱骗单身的中年男性，如果对方要求听声音，“狗推”就让女同事抓起手机讲两句，如果对方要求视频，则以各种理由婉拒。龚万金还记得某些“业务精湛”的“狗推”，靠着2部手机分饰男女两角，一会儿是情场失意的海归博士，一会儿是被渣男劈腿的女企业家，随时“无缝切换”。

经过诈骗业务学习，龚万金终于领悟了“为什么自己的博彩诈骗搞不下去”，“关键在于细节”——光是龚万金手上拿到的话术本，都是由多位具备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人精心设计的，分别从洗脑技巧、细节切入、让对方感到温暖的话术、诱导借贷充值的话术入手，不断细化完善。这些话术技巧贯穿了“杀猪盘”的整个环节。

坐在电脑前，面对着聊天软件里的异性，龚万金陷入两难：老朱命令他在3个月内开单10万元，假如他顺利完成了诈骗目标，也就有了罪证，把柄被诈骗公司握着，回国还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加上他先前有过洗钱和开设赌场的漏罪，只会加重刑罚。

可他身不由己，只要踏入电诈园区，任何人都会力争成为合格的“骗子”，否则就要面对体罚、毒打、电棒、钉手和水牢。教他诈骗的老“狗推”对他说：“在缅北园区，人们都在比赛谁的心更黑。”

“那时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我运气也不好，3个月眼看要结束了，本来有一单快要得手，结果对方临时变卦，不想充钱了。”龚万金回忆说，组长将他的情况报告给老朱，老朱就约他到办公室谈话，声称3个月的培训期即将届满，最后再宽限小半个月完成10万元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

6

唯一让龚万金庆幸的是，在这个地狱里，他交到了自己在缅北唯一的朋友——睡在他下铺的、还未满18岁的小赵。他们同吃同睡，同在一个诈骗小组，一起挨骂，经过3个月的相处，两人几乎形影不离，私底下无话不谈。

小赵总是不厌其烦地给龚万金讲述“金三角天女”的传说，据说这是缅甸当地人都知道的故事——很久以前，99位天女下凡，98个天女如愿找到她们心仪的夫君，年纪最轻的小妹却在茫茫深山之间迷失了方向，只能不停地唱着悲伤的歌谣，最终死在神秘的山野中，尸体幻化成了妖艳的罂粟花，那片罂粟花开的地方，正是后来的金三角。

小赵说他原名叫赵金冬，老家在江西农村。2019年的暑假，一个同乡对他说想带他去一个地方，不仅可以免费玩扑克牌，还可以挣很多钱。家境贫苦、迫切想赚钱为父母分担压力的小赵就心动了。他还没有身份证，大他4岁的同乡就带他去派出所开了户籍证明。随后，小赵瞒着父母，谎称到外地打工挣学费，跟随同乡去了云南。

在偷越国境林间小路上，那些“偷引带”人员发现小赵年龄才15岁，便给他套上棕灰色外套，让他看上去成熟些，之后就扣押了他的手机和背包，见到那些人掏出的刀，小赵自然吓得不敢反抗。

被卖到园区后，老朱跟小赵说“叫家里拿20万赎人”。小赵说，“我家根本拿不出钱，那年还要盖房子，这是天大的事情，不能耽误的，我害怕父母着急，只能瞒着他们，自己在老朱的诈骗公司打工，挣‘赎身费’。”

得知小赵的经历，看到他面黄肌瘦的模样，龚万金只能轻声咒骂，还不能被看守听到。若赶上洗钱成功，吃晚饭时，他就从饭盒里多夹点菜给小赵，这是他在园区为数不多的“权限”了。而龚万金因为不能开单被老朱骂了后，小赵也偷偷给他“开小灶”，讲诈骗剧本中隐藏的技巧。看着小赵认真讲解的样子，龚万金的内心很复杂：“他一看就很老实，为什么却成了‘狗推组’的业务骨干？”

吃饭时，龚万金问小赵：“你在这里的第一单是怎么开的？”

小赵说，刚来这里时，他害怕父母担心，想拿到自己的手机给父母报平安。他鼓起勇气向老朱和组长讲了自己的想法，老朱就说：“你想拿手机可以，先给我开出第一单。”

在这种处境下，小赵只能选择被黑暗同化，在聊天软件中反复磨着那把“杀猪”的尖刀。他杀的第一个“猪仔”与他聊得很投机，诈骗成功的那晚，他躲在被窝里抽泣了一整夜。次日中午，老朱兑现了诺言，给了小赵15分钟，与家人发信息聊天——当然，有看守在场监督，盯着他发送的任何消息。

由于父母不会使用微信，又不能直接跟他们通话，小赵只好用微信联系了在广东打工的二姑，借口自己无法与父母联系，委托二姑带话说：“我在外地打工挣钱，一切都好，不要太担心。”

一眨眼，手机又上缴了，小赵继续回到工位，找寻下一个猎物。

无数个小赵维持着诈骗公司的基本运转，高高在上的“金主”坐享其成。但是“金主”们未必就高枕无忧，缅北是四分五裂的动荡格局，光是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之间的战争就断断续续地打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会发生武装冲突。众多藏匿在缅北的电信诈骗园区，像独立的黑金帝国，有时互相勾结，有时也会卷入残酷的暗斗里。

龚万金后来在看守所告诉民警，他还没开单，老朱的园区就搬迁过一次，原本他想趁乱逃跑，但是那个碧沙时时刻刻紧盯着他，让他根本抓不到出逃的时机。迁址途中，他问过很多“狗推”，为什么突然就要搬走？有些人不知情，有些人不愿开口，直到龚万金偷听了看守们午休时的聊天，才知晓其中的缘由——“金主”死了。老朱想查出真相，在地方武装的介入下，老朱才查到“金主”死于“吸毒过量”，但老朱不断地强调，“金主”从来不吸毒。

园区和地方武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园区向地方武装支付安保的酬劳充当军费，地方武装则为园区提供保护，并看守那些“狗推”。如何与缅北当地的武装力量打交道，如何处理与其他园区的关系，这不是老朱能够摆平的，需要“金主”出面解决。“金主”的死亡让园区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搬迁那段时间，老朱很焦躁，他的情绪全都发泄在了逃跑被抓回来的人身上。

“我曾经眼睁睁地看着，老朱叫看守们用枪托砸了逃跑的人，然后老朱亲自给那个人塞进火柴，再撒上火药……有一个看守跟我讲过，这种叫‘点火炮’，最早从克钦的迈扎央赌场流传过来的。”龚万金回忆着。

老朱频繁地跟其他小头目开会，有一次龚万金在吃晚饭时偷听到了头目们的谈话，不寒而栗——原来，老朱在开会研究更变态的惩罚项目，“怎么让‘狗推’们更听话”。

忌惮于种种酷刑，龚万金活得很压抑，公司搬家时，他假装很卖力，晚上却经常做噩梦。除了小赵，他不敢与任何人对视，尤其不敢看老朱和碧沙的眼睛，生怕一不小心就被老朱当成发泄的活靶子。

在这种精神压力下，龚万金心里很矛盾：“当时我想跑，又不敢跑，老朱的情绪很不稳定，‘金主’死了他要打人，‘狗推’完不成业绩他也要打人，如果他在园区开的赌场输了钱，回来又要找茬，被他逮到了，下场就更惨了。”

7

公司搬到了另一家科技园——其实只是一个3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由十几个小院子组成，每个院子独立租赁给电诈公司。刚到那里，龚万金下意识地观察，发现这里的地形更为复杂——到处都是摄像头，高墙上装满了电网，四周安插了哨岗，上面站着持枪的看守，一旦发现逃逸者，有权开枪射杀。龚万金绝望了，身体僵在原地，小赵提醒他不要发愣，赶紧打起精神干活，否则那几个缅甸看守会拿枪托打人，“那东西挨一下很疼的，站都站不起来”。在上一个园区，因为诈骗业务没有开单，小赵就挨过枪托，他蜷缩在地上装死，才免去了下一轮毒打。

“这里太苦了，比坐牢更痛苦，我情愿回（国）去坐10年牢。”龚万金嘴里咕哝着。

小赵对他做了噤声的动作：“你小点声，不要被别人听见了。”

小赵所说的“别人”，不单指老朱和碧沙，还包括“狗推”们。长期遭受着凌虐，有人选择了妥协，甚至甘愿当起老朱的耳目，向他汇报其他“狗推”的潜在动向，这也是很多人刚要逃跑就被抓的原因。

小赵那段日子总是心不在焉，业绩也滑落到中下游，常常受到组长的打骂。龚万金也觉察到了小赵的反常，他有时会聊起正在“堆感情”的“猪仔”，有时又很晚才回宿舍，在临睡前唉声叹气。龚万金猜，小赵很可能是对诈骗对象产生了感情，这在公司里是大忌。公司对“狗推”们的要求，是要像冷血动物一样，“养猪”时似海深情，“杀猪”时绝不手软。

在宿舍里，龚万金偷偷问小赵：“你是不是喜欢上自己的‘猪仔’了？”

小赵愣了几秒：“怎么可能呢？”

“反正你自己要当心，别害了自己。”

龚万金对小赵说，晚上他跟组长聊天，组长透露，园区主要严惩两种人：一种是逃跑人员，另一种是捣乱人员。对于后者，惩罚力度毫不亚于前者——就是他入园第一天看见的，碧沙残忍的行刑。听他说这些时，躺在下铺的小赵许久没说话。

“你听见没？”龚万金不放心地提醒小赵。这几个月的彼此照应，他已经将小赵当作自己的弟弟。

可小赵只是随口应了一声，便用被子蒙住头。

由于小赵一直停滞在“杀猪”的第三步，引起了组长的怀疑，小赵便回答说，“猪仔”的警惕性较高，暂时只充了2000元，银行卡里还有20万，要等一段时间再充值。组长听后，只说，“最多再给你一周的时间”。

龚万金这边的压力也不小——老朱“宽限”的期限将近，他依旧没有开单。就在这时，有两名“狗推”向组长反映：自己手头发展的“猪仔”说，近期有警察上门联系过她，还跟她说，现在相处的男友是来自境外的诈骗团伙。

“杀猪盘”全程经过精密的布置，话术和“剧本”也有过升级迭代，为什么会引起中国警方的介入？组长感到事有蹊跷，立即向老朱上报了情况。老朱听完便掌掴了他：“你们组里有‘狗’（叛徒）！”说完，便叫来两名看守径直走到组里。

所有“狗推”全体起立，老朱带着组长和看守走到他们中间，对他们挨个搜身，并检查电脑和手机。由于龚万金刚到组里不久，就成了老朱的重点关照对象，不仅查了他工作手机的聊天记录，还盘问了几个问题，见龚万金的嫌疑较小，又转头问了他身边的小赵。

老朱站到人群中间，厉声警告称，叛徒在他眼中比逃跑的人还要可恨，他对待叛徒极为残忍，会砍断叛徒的四肢，再把他丢弃在废旧厂房或者公路边上——那曾是缅甸反政府军对待政府军的方式。

所有人不敢出声。

“今天这个叛徒查不出来，你们跟着受罚！”老朱等了5分钟后，对组长耳边讲了几句，便匆匆离开了。

龚万金以为受罚这件事情会不了了之，结果到了晚饭时间，老朱又赶到组里，命令所有人不准吃饭，双手抱头，蹲在地上。龚万金学着小赵的样子照做，看守走近他，在他的胳膊肘与膝盖、大腿和小腿这些贴合的地方，都夹了一根烤串吃剩下的长竹签，不知是何用意。

几分钟后，龚万金的右肘动了一下，一根长竹签掉落到地上，他还没反应过来，后背便挨了棍棒。之后，组长叫他爬起来，继续蹲好。

体罚持续了1个小时，组里有人都在咒骂着叛徒，害大家跟着挨饿受罚。

晚上8点，老朱过来巡视，叫这组“狗推”们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整条过道充满了竹签落地的脆响。老朱指向上方的探头，说：“我刚才派人调了监控，已经知道是谁在电脑上动过手脚，现在我再给这个叛徒最后一次机会，只要承认了，起码还能保住这条命。”

组里依然一片死寂，老朱没再多说。

等到收工回到宿舍，龚万金忍着疼痛，挣扎着爬上床铺，他歪头一看——下铺是空的，小赵不见了。

龚万金问了睡在对面的“狗推”严松：“你看见小赵了没？”严松摇了摇头。龚万金以为小赵去上厕所，可是又过了2个小时，宿舍里已经鼾声四起，小赵还是没有回来。

龚万金不禁担忧起小赵的安危：夜巡开启，逃跑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最佳的脱逃时间。小赵的消失只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老朱所说的“叛徒”。

次日凌晨5点，龚万金下床去上厕所，看了一眼下铺，小赵彻夜未归。到了上午开工，小赵的工位也空着，龚万金又问了严松，对方还是说没看到小赵。

中午饭点，他们一组人被带到了刑房外面，原地蹲下吃饭。严松蹲在龚万金身旁说，这是老朱惯用的伎俩，经常挑在饭点，逼他们蹲在刑房旁边，听屋里传出的惨叫声，以达到震慑的目的。

龚万金已经猜到刑房里关着谁，随口问了身旁的严松一句，没想到严松的消息很灵通，悄声跟他说：“你听说了吗？小赵他暗地里和‘猪仔’们串通一气，还叫她们帮忙报警，晚上也很晚才回宿舍，偷走了组长电脑上的‘猪仔’名单，朱老板派人调取了监控才查出来。”

龚万金没有轻信严松的话——既然他能够掌握那么多信息，说不定他就是老朱布设的“眼线”，小赵被查出来，应该不完全是老朱查了监控那么简单。

刑房里开始连续发出惨叫，龚万金紧闭着双眼，心头像被割了一刀——那确实是小赵的声音。在龚万金心中，这个17岁的少年是个英雄，不仅挽救了几名待宰的“猪仔”，也在暴露后成功吸引了老朱的火力，阴差阳错地救了没有开单的自己。只是，当英雄的代价太过沉重了。

看到龚万金的神情，严松嘱咐他只管吃饭：“不管里面的人叫得有多惨，我只管我自己吃东西，反正被打的人又不是我，在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有人比我惨，感觉还好受一点。”

“可现在这个惨叫的人是小赵啊，就睡在你对面，他还那么年轻，在里面被虐待得那么惨，再听下去，我自己都要疯掉了。”龚万金放下手中的饭盒，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他一口也吃不下。

严松说：“你不要老是想着那个人是睡在你下铺的小赵，把他当成你最痛恨的人，起码你不会太难受。”

龚万金沉默着，在他看来，严松无意中向他指明了成为恶人的捷径，这也是在缅北的生存法则。他扒了几口饭，逼自己咽下去，随后又将饭盒扔在地上，严松见了，从他的饭盒里夹了点菜，放到了自己嘴里。龚万金没去管他，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看守立刻喊了他一声，命令他把手放下。

龚万金放下手，严松却依然在他耳边喋喋不休——他说，在屋子里行刑的人正是碧沙，这个男人在缅东妙瓦底杀过人，后来得罪了边防军的小头目，被割掉了舌头。在缅东，缅甸人的身价低，老朱只花了很少的泰铢，便将其回收到园区“维护治安”。从那以后，碧沙就死心塌地跟着老朱。

“谁也不知道那个哑巴会怎么折磨小赵。”严松夹起肉丝放进嘴里。

那天深夜，龚万金没有睡着，一直想象小赵是生是死，是被转卖到其他园区，还是送到缅东的“人生终点站”？

次日开工，龚万金询问了组里很多人，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摇头，严松知道他跟小赵睡上下铺，关系很要好，便欲言又止。经不住龚万金的再三追问，严松终于道出实情：小赵实在受不了碧沙的折磨，精神失常了，老朱将他扔出公司，随便他在园区里游荡，让他自生自灭。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园区发生这种事情太正常了，很多人最后都被折磨得疯掉了，光是我见过的就有两个，小赵是第三个。”严松见到龚万金惊异的神色，象征性地安慰道。

龚万金本想说“还不是你出卖的”，但他最后把话咽进肚子里。那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在工位上时不时地瞥向身边空荡荡的位置。

天黑了，随着一声尖锐的哨音，园区夜巡开启。龚万金和严松急忙回到宿舍，爬上床铺时，看着空落落的下铺，又想起那是小赵以前睡觉的地方。同屋的人说，再过几天，就会有新的“狗推”睡这张床，那语气好像小赵从没来过一样。

在缅北电诈园区，龚万金看透了人性，却仍然看不透自己。原先在福建老家干博彩诈骗和洗钱时，他从未有过负罪感，直到安思远被缅甸人杀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坑害了昔日的发小。小赵被虐待得精神失常，他什么也不能做，也无法找人诉说，在这个罪恶的地狱，唯一信任他且被他信任的“朋友”，此刻正像幽灵般在地狱间游荡。

可他还得继续“营业”，在微信聊天中强颜欢笑，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是一名“阳光运动型商务精英”。每天要按照“剧本”更新朋友圈。耳畔还回荡着小赵绝望的呼号，手头却默默发布了一张帅气的假照片，配文：“生活是美好的。”

8

龚万金回忆称，小赵被行刑后，所有诈骗业务组都没再出现捣乱的“叛徒”，甚至很少有人敢和老朱对视、交流，“我总感觉老朱是在国内犯过什么大案子后逃到缅甸来搞电诈的，他真的让我很害怕，他没有人性，但是又很懂人性，好像能猜透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想法”。

民警们也曾对老朱这种人作出过分析：在他的认知中，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控制一个人，比起赤裸裸的威胁，他更想让“狗推”们活在恐惧的想象之中，他强迫龚万金他们蹲在刑房外面听小赵的惨叫，让他们每个人自发想象碧沙残忍的行刑手段，从而达到精神层面的掌控。

这些分析在龚万金这里得到了验证——龚万金曾提到，小赵精神崩溃的那几天，“狗推”们争相猜测小赵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人说，小赵被鞭打后关进了水牢，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能活着就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有人补充说，小赵被关水牢后，碧沙往污水中扔蚂蟥或是毒蛇……他们在说这些时面露惧色，对水牢的畏惧在心中获得了强化。

这种精神控制会进一步激发出人的平庸之恶。龚万金称，除了“诈冠”和骨干，许多人和他一样，只是不想被打，就成了诈骗公司的一颗螺丝钉，听话照做。由于组长的“猪仔”名单被盗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组长被罚连续一周每天做200个深蹲。在他被罚的最后一天，新组长上任，看到前任做完深蹲后累得在地上爬，立刻要求组里的“狗推”们每人在他身上踩一脚。大家只能照做，没有人问为什么。

新组长带来了更残酷的惩罚措施——没有开单的人要趴在地上，组里的“小诈冠”（比“诈冠”小一级别）骑上去，在众人的围观中完成人格羞辱，再带到刑房毒打。

所幸，在开单期限的倒数第二天，龚万金终于成功“杀猪”了。他不由长舒了一口气，向新组长汇报，并按照话术本上的内容，发送了一段信息，让受害女性单独待在房间，暂时不要与外界接触，名曰“冷静思考”，实则是让其继续接受“洗脑”。

得手后，龚万金按园区规定，可以分走其中的13‰。新组长当着众人的面肯定了龚万金的业务能力，并承诺他只要再开2个“大单”，就破格升他做副组长——好处是手下的“狗推”挣到钱，他就可以从中抽取“管（理）佣（金）”。

每当收到公司的“分红”，龚万金会假装去园区的赌场挥霍，然后营造出“洗白”（输光）的假象。他这么做是为了不引起老朱和新组长的怀疑，否则他的积蓄越多，就越有办法逃走，公司便会加大对他的监视力度。

“其实我在那里想攒钱也攒不了多少，园区物价很贵，通常是国内的2到3倍，公司配发的工作手机也是租的，每个月要向公司缴纳2000多的租金，园区里的人都会等你有钱以后引导你去赌博和消费，玩一圈下来就全部花光了。假如说我没有钱了，还可以找组长借款，还钱要付20%～30%的利息。”

龚万金还记得，他顺利开单的那天，与小赵同一批被骗来的“狗推”，成功诈骗了364万，公司为其放鞭炮庆祝。龚万金站在狂欢的人群中，望着鲜红的鞭炮纸屑狂飞，感觉空中在飙血。那晚，老朱破天荒地弄了几十箱啤酒，大发慈悲地让所有人提前2小时下班。在所有人庆祝时，龚万金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趁乱潜逃的好时机，至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园区内部走一趟，考察地形。

早在龚万金进入新园区的那一天起，就发现每天凌晨3点多会停电3分钟，此后宿舍内的灯又会亮起，持续24小时。不过，园区的头目们似乎意识到了停电带来的“隐患”，因此在停电恢复后的20分钟内，整个园区会组织一次持枪巡查，端着步枪的看守们进入宿舍清点人数，如果发现少了一个人，他们会立即开启警报，做全范围搜查——这意味着，龚万金要算出最佳的逃跑路线，提前踩点，还要赶在夜巡前逃离，否则他面临的就是可怕的“园区套餐”。

龚万金握着啤酒罐头，看到了在园区游荡的小赵。小赵已神志不清，龚万金拦住他，问他还认不认得自己？小赵冲他傻笑着，又开始向他讲“金三角天女”。龚万金递给小赵一罐他喝剩下的啤酒，叫他喝一点儿，又到缅甸人在园区开的杂货店，花60元现金买了一小包香肠，喂他吃了半根。龚万金怕剩下的整包香肠被小赵弄丢或者被抢走，就塞到他的衣服里面。小赵“咯咯咯”嬉笑着，仿佛龚万金在挠他的胳肢窝。

再过30分钟，持枪的看守将在园区开启第一轮夜巡，届时每个院子将开启所有的灯。龚万金必须赶在那之前赶回宿舍，离开之前，他回头望了小赵一眼，正要走去附近低矮的平房，后肩就被硬物撞击了一下——他回头，望见看守手持步枪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

小赵朝这边走了过来，依然憨笑着，见龚万金和看守挡住了去路，干脆像死尸般躺倒在地上。龚万金掏出小赵身上的香肠，向看守解释：“我看他实在可怜，在园区里面饿肚子，我就到小店买了这包香肠，那个缅甸老板可以帮我作证。”

看守没收了香肠，放过了龚万金，催他赶紧回宿舍。龚万金知道，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很容易引起看守们的警觉，看到小赵悲惨的下场，他必须更谨慎地行事。

到了次日的活动时间，龚万金又去寻找小赵，“当时我想法很简单，就觉得哪怕小赵发疯了，也要有东西吃，一直不吃东西就会饿死”。

龚万金在另一个小院子发现了小赵，吸取了前一晚的教训，龚万金不再给他一整包食物，而是一次性喂食。这时，公司里几个“狗推”也朝小赵走了过来，原来，是龚万金一样，怕小赵这个孩子忍饥挨饿，偷偷过来喂饭。他们说这是昨天晚饭留下的，每个人吃饭前先拨一口饭到空饭盒，就能凑成一顿饭。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地方，这些人还能顾及到无关的小赵，这让龚万金不禁心生感触。

“那时候我想得太天真，人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坏的，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人只会变得更坏。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影响了我，让我坚定了回国的想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一定要回国，不然我就是下一个小赵。”

那是后来一次，龚万金像往常那样去找小赵，忽然看到了哄笑的人群。他以为有人在赌博，可走近一看，那些人正在拿吃完烤串的细竹签、小石子和破碎的易拉罐玩“射击比赛”，小赵就沦为了他们的活靶子。龚万金不敢上前阻拦——带头欺辱小赵的“狗推”是新组长最近宠幸的“业务骨干”，当月拿了35万的提成，仅次于“诈冠”，“如果得罪他，我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

看到遍体鳞伤的小赵只是傻笑，那些人很快没了兴致，勾肩搭背地走了。龚万金上前查看小赵的伤势，发现他的左脸被划伤了，急需消毒。药品在园区价格远超其他东西，龚万金到药店看到了价目表，内心动摇了——他手头的钱所剩不多了，若想筹钱买药，就要低声下气地向新组长借款，多付30%的利息。

那一刻，他的心底冒出了问题：“你为什么要去管一个傻子？”这个问题再延伸——如果给小赵买药品和食物，要多还30%的利息，为了尽快清偿本息，就要努力成为“诈冠”，欺骗更多无辜的女性；如果龚万金可以坐视不管，甚至主动合群，就拿废铁片或者石子丢掷到小赵身上。

龚万金犹豫再三，还是找到新组长借款，“我没看到就算了，只要我看到了，就还是要帮小赵，否则良心上过不去”。

新组长同意了，顺便亮出了龚万金当前的赎身费用，一笔一笔给他算：龚万金刚进园区时，被迫签下的赎身费是35万，现已涨到40万，算上要偿还给新组长的本息，赎身费也水涨船高，回国也遥遥无期。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公司好好干吧，只要业绩好，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见到新组长愿意借钱，龚万金反倒不愁了：“当时我想的就是我在园区不能太老实，就用恶人的方法对付恶人。既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那些钱我就没打算还，签的赎身合同和新组长的借条也就是两张废纸。写借条的时候，我装得愁眉苦脸，这是为了不让新组长怀疑我。”

钱拿到手，龚万金马上找到几个喂过小赵的“狗推”，一起搜寻到了躲在院子角落的小赵。为小赵清创包扎时，龚万金叫他以后要躲着那些“骨干”，不然要挨打。可小赵还是冲他笑着，继续讲着那句：“在很久以前，有99位天女……”

9

自从龚万金第一次开单，他像被下了魔咒，再也没产生“业绩”，“猪仔”们不是将他拉黑，就是说要考虑一下，然后过了几天，便对他开启了“好友验证”。

新组长怕自己借出的钱“肉包子打狗”，便特别关照他：“你为什么比那些‘猪仔’还蠢？她们没上钩，是因为你‘养猪’没搞好，现在给我反复练，今天先做100个深蹲，做不完不许吃饭，明天再出现这种情况，给我做200个，后天400个，到了小组考核那天没业绩是什么后果，你自己想。”

龚万金至今都不敢确定，倘若自己成为“诈冠”或是“骨干”，是否还会逃跑？总之，他实在受不了新组长的体罚，也受不了那种时刻被监视的感觉。身处群魔之地，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们并没有抱团取暖，反而对彼此怀揣着最深的恶意，龚万金对这一点早已见怪不怪，无论是园区里“狗推”们的勾心斗角，还是霸凌精神失常的小赵，都让他充分见证了人性的畸变。

他迫切想逃离这里，必须找出园区的漏洞。

园区为了鼓励消费，允许“狗推”们在晚饭后自由活动30分钟，同时看守将加强巡逻力度。“每次我就假装出去买烟，其实是为了看园区的地形。看守大部分是缅北当地的，比‘狗推’们更了解这里，但他们都拿着枪或者棍子，很少有人敢主动接近他们”。

直到有一天傍晚，龚万金无意间看到了一名看守正在给小赵喂食。他感觉这人不像其他看守那么凶神恶煞，和自己一样，是平庸之恶的产物，按月领安保费，接到命令就打人，不问原因。

“原来你也在喂他。”龚万金鼓足勇气，向那名看守走了过去，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跟看守谈话。

看守“嘿嘿”朝他笑笑：“对啊，我只要看到他，就拿东西给他吃，你看他还那么小，就发疯了到处跑，像条流浪狗。”

听到小赵被说成“狗”，龚万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由哀叹着：“我在这里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话刚说出口，龚万金就感觉自己说错了，赶忙掏出了香烟，递给看守，嘴上赔笑：“你看我在瞎说什么呀。”

看守笑着接过烟，说：“喂一天是一天，以后就看不到他了。”

龚万金心里一紧，连忙询问原因。

“你知道老朱为什么没把他彻底扔出去吗？”

龚万金摇了摇头。

“因为他的身体还值点钱，别看他脑子坏了，身上的器官，甚至每一寸皮肤都能卖钱，还那么年轻，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

龚万金一下想起他过去偷听到总监与新组长的谈话，说老朱仍在采用“开水房”洗钱，当时龚万金心里还纳闷：那“虚拟币洗钱”还派什么用场呢？

看守的话点醒了龚万金——聪明的投资者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更何况老朱的“鸡蛋”是坑蒙拐骗得来的，必须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将“鸡蛋”清洗干净。想到自己提供的洗钱技术，或将用于小赵的器官交易，龚万金感觉被猛捅了一刀。

龚万金已经不在乎讲错话了：“早知道这样，宁肯让他饿死，我也不想让他以后被挖心挖肾……”

“算了，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难道谁能改变吗？缅北这么多园区，能说关就关？我们的安保费谁给？”看守白了龚万金一眼，给小赵喝了口矿泉水，“反正过一天是一天吧……朱老板叫我们喂他东西吃，但又没给钱，那谁他妈会自掏腰包啊？我看这家伙年纪还小，像流浪狗一样挺可怜的，看到他就喂一点，万一他会一直活下去呢？都是在赌啊。”

“都是在赌”印进了龚万金的脑海——他自己其实也在赌自己这条命，赌自己能否顺利逃出这片群魔之地，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后来的日子，他送看守香烟，跟对方套话，才知悉了令他绝望的现实：方圆3公里，均被园区控制，到处都是园区的眼线，无论逃往旅店还是赌场，最快当天就会被送回园区。

龚万金仍不死心，问：“那酒吧呢？”

看守意味深长地说：“酒吧老板跟老朱最熟，被拐到缅北的女人假如有点姿色，就被他卖到酒吧被逼着给人‘做大’（提供色情服务）。你最好老实一点，不要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碧沙这个人很变态的。”

这番话让龚万金联想到安思远和袁梅。他低下头，没再说话，看守丢给他一根烟，转身消融在黑暗中。

10

龚万金心灰意冷——向新组长借了5000，还剩2300，既然插翅难逃，为逃跑省吃俭用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自暴自弃一般，花了1250元在杂货店买了一条好烟，闲来无事就分发给那名看守，一来二去，便跟那看守熟络起来，在他面前不像早前那么拘谨了。一次在夜里，几名看守喝醉了酒，想打龚万金，也是那位看守出面给劝走的。

小组考核的前一周，龚万金吃过晚饭，带了点食物想去找小赵，靠近园区厨房时，发现那名看守正要进去，似乎是去“开小灶”。看守同样也发现了他，朝他“嘿嘿”笑着，叫他也过去“加餐”。

看守之前给龚万金说过，诈骗公司有2个厨房，小厨房专做“狗推饭”，菜色像喂狗一样，还有一个大厨房，配餐分两档，A档专供老朱、总监、组长和“诈冠”，帮助老朱洗钱的那天，龚万金自己也吃过一次，B档菜色稍差，做给公司雇的看守和其他勤务人员吃。一般情况下，看守们吃的比“狗推”们好，比老朱他们档差，能到大厨房“加餐”偷吃，说明此人在这里很吃得开。

到了大厨房门口，看守叫龚万金先到后仓门口，然后自己再拿吃的给他，不然厨师们看到穿着“狗推”工服的人进来会说闲话——毕竟，大厨房属于园区重地，“狗推”不得入内。

后仓关着铅灰色的侧门，龚万金站在电网的阴影下，猛然发现自己离园区外围很近了。可惜头上密布着电网和尖牙，他又看向侧门的把手，“那时我有点犹豫，门锁了倒还好，万一闯了进去，屋里有人怎么办？”

看守快回来了。龚万金咬了咬牙，重新握住门把按了下去。门居然打开了，屋内灰尘扑鼻，他在进屋前，转头瞥了一眼，屏息闯了进去。借着屋外微弱的光线，龚万金发现，室内是毛坯房，分为两层，楼层间只架设了一把老式木梯。一楼堆满了牛皮纸箱，离他最近的箱子开了口，他轻轻翻弄着，看到了口罩和手套等防疫物资。

龚万金踩上了木梯，脚下发出“嘎吱”声，他握紧木梯两侧，原地定了一会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快速爬上二楼。这里同样堆满了纸箱，只有一道狭窄的空隙，龚万金感觉附近有光，便侧过身，勉强挤了进去，看到墙上有扇小窗，“我开窗的手都是抖的，窗户没锁，是向外开的”。

龚万金刚想把脑袋探出去，又迅速缩了回来——若被附近哨点看到，那就前功尽弃了。窗户西侧是墙角，也是哨点盲区，他靠到墙角的那一刻，发现这面墙正是园区外围的高墙，窗户的位置在电网下边，与地面大约相距2米，“过去我在园区观察了很长时间，这是唯一的漏洞了，难怪不让‘狗推’接近这里。当时我就想翻窗逃跑，但一想，时间不对，很容易被哨点看到”。

龚万金欠身凑到窗边，继续往下瞄，这时后仓的东面传出了那名看守响亮的声音，听上去在和厨师们聊天。龚万金顾不上木梯有多响了，急忙爬下来——要是看守和厨师看见他躲在里面，无论他找任何借口都洗脱不掉逃跑的嫌疑了，水牢内的污水、蚂蟥、毒蛇以及小赵的惊叫，都开始在他脑海中轮番出现。

东面的声音消失了，这表明看守和厨师即将分别从这边走来。龚万金害怕自己出门时被对方撞见，但也只能拿命去赌，他大步踏出房门，顺手轻轻地把门带上——此时，看守刚好拐过弯走向这里。龚万金在心底舒了口气。

看守走到龚万金跟前，甩手扔了一小包香肠到他怀里。龚万金双手接住，说了声“谢谢”，又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给对方敬烟。看守接过烟，叮嘱他：“你吃不完就给小疯子喂一点。”龚万金点了点头，随口说：“好人有好报。”看守拍了他的后脑，说：“哪有什么好人？你赶紧回宿舍吧，要是被别人看到你在这里，你就死定了，跟那个小疯子一样。”

自由活动已截止，远处人声喧哗，龚万金和看守分别，紧跟上人流，回到工位上继续行骗到晚上11点。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他在新组长和同事面前表现得格外卖力。

可1小时后，龚万金冷静下来，感觉事有蹊跷：“看守带我去的后仓是园区的禁地，任何‘狗推’都不能靠近的，为什么他要违反规定带我到那里去？向我暗示逃跑的路线还是有别的目的？”相比于善意的“暗示”，他更愿意相信，这也许是看守设下的“诱饵”，因为看守们只要将逃跑者当场抓住，可以获得奖励。

那天半夜，龚万金躺在上铺辗转反侧：“心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叫我千万别信，否则会死得很惨，另一种是叫我赌一把，反正也没别的活路，我业绩也不好，组长一直找我麻烦，我待在这里也是等死。”

失眠了一整晚，龚万金决定赌一把。过去他在福建老家搞博彩诈骗，渴望招揽更多赌徒，如今自己成了赌徒，筹码只有这条命了。

次日下午1点，新组长罚没有开单的“狗推”不准吃午饭，还要蹲在地上看着开单的人吃。见到龚万金蹲着，严松坐到他面前，筷子夹起一小片肉，给他闻了闻，又塞回嘴里，刻意嚼得很香。放到以前，龚万金会跟严松动手，但此时，他忍气吞声，毕竟，有一个逃亡计划正在他心中孵化，就等着破壳而出。

“你不要去惹别人，他们饿着肚子已经很惨了。”严松身边的“狗推”劝了几句，脸上挂着复杂的笑意。

新组长也没有怪严松擅自离开工位，只是说：“都给我快点吃，别去多管闲事！”

严松开始吹嘘：“手头这单只要开出来，我就能吃上B档饭。”

有新来的人问他：“什么是B档饭？”

严松就说到了大厨房，又说那里还有个后仓，原先是厨师的休息室，现在因为疫情，成了“防疫仓库”，人们叫习惯了，就叫成了“后仓”。

“那个开杂货店的缅甸人，你们都知道吧？我跟他很熟，他一直到后仓拿货，卖给你们当然很贵了，你们又进不去后仓，他给我就不一样，还会多送我几只口罩。”严松说完，冲新组长笑了一下——那些口罩和物资自然到了新组长手里，严松这么说的目的，也是在向所有人显耀，他和新组长的关系非同一般。

龚万金思考着严松的话，看来，后仓作为关键的逃跑地点，除了要防范持枪的看守，还要提防两个人，一个是疑似眼线的严松，另一个就是来免费拿货的缅甸人。

傍晚时分，龚万金带着香肠去找小赵，又看见那看守在给小赵喂食，便过去跟他聊天，想套取一些有用的信息。不过，这次看守只是简单地警告他，后仓位置特殊，园区将其作为夜巡重点，“千万不要靠近那里”。

11

距离小组考核还剩5天，龚万金必须赶在考核前逃走。

“逃亡日”选定前，他要注意各个方面，首先是宿舍里的“眼线”——从上铺爬下床的动静太大，若发生在非常时段，势必引起“眼线”的警觉。小赵的下铺躺着新来的“狗推”，龚万金跟对方商量，又塞了点香肠和钱，顺利换到下铺。看守巡房时问起，龚万金就谎称最近尿频，起夜很多，睡下铺更方便上厕所，也不会影响同事休息。向看守说明情况时，龚万金下意识地瞥向严松，见他正在熟睡。

龚万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小赵。无论他能否顺利逃走，这个小兄弟注定少了一个照料他的人。可是，龚万金也不能嘱托他人照顾小赵，那些一同给小赵喂饭的“狗推”，说不定就藏着像严松这样的“眼线”，纵使没有“眼线”，也有可能白天还跟龚万金一起给小赵喂饭，天黑就向上级汇报，将龚万金列为计划逃跑的可疑人员。龚万金只能晚上找到了小赵，反复叮咛他不要乱跑，尤其不要靠近那些“坏人”。可小赵已经认不出他了，也听不懂话。龚万金叹了口气，叫他多吃点香肠——每次他喂小赵的时候，总是叫他“再吃一点、再吃一点”，生怕第二天找不到他，也怕他在园区彻底消失。

逃跑的前两天，龚万金经过另外一个“狗推组”，右侧的女人正在电脑前“拉人头”。龚万金瞄了一眼她的屏幕，有“高薪招聘”、“缅甸打工”的字眼，都是拉人的老套路，但她的对话框却异常热闹，有好几个人正在咨询。

她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也被同样的方法骗来？她拉了几个人？有多少人处在小赵这个年纪？龚万金不清楚，他只想尽快逃离这里，此生不再踏入半步。

逃跑那天，龚万金最后一次给小赵喂饭。小赵只吃了几口就不吃了，龚万金把食物硬塞到他嘴里，自己却有些哽咽。临走前，他回头想再看小赵几眼，可头转过去，小赵已经消失了。

凌晨2点25分，龚万金像往常操练的那样，假装起床解手。楼道昏暗，他溜到二楼的厕所窗前，等到楼下巡逻的看守离开，赶忙走出宿舍楼。后仓离宿舍不算很远，他中途先躲去药店附近避开下一轮巡逻，如果被看守们撞见，也可以谎称肚子疼去买药。

成功抵达后仓，龚万金藏在阴影中四处张望，确认安全后，迅速打开侧门进去。他把爬梯子的速度放得很慢，因为越快声音越响。终于站到二楼那扇小窗旁，他没有表和手机，只能观察着最近的哨点——一旦哨点上的灯灭掉，就代表园区停电，他就得立刻翻窗跳下。

凌晨3点15分，整座园区沉入黑暗——只有3分钟，正当龚万金想翻窗的时候，听见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开门进来了，他赶紧蜷缩到大纸箱的后面。那人“啪嗒”按了开关，房间还在停电，他又打开手电照明，光线先扫遍整个房间，又沿着梯子爬上了二楼，听声音是在翻找货箱。

光线逐渐逼近，龚万金闭上了眼睛。所幸，那人只是在拿物资，手电很快转移了方向，“嘎吱嘎吱”爬下木梯，走出后仓。很久以后，龚万金对很多人提起：“我总感觉那个人其实看到我了，只是假装没看到，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进房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脚步声消失后，龚万金缓缓站起身，开窗后才发现二楼到地面的距离比他预想的要高，贸然跳下去很容易摔伤，“只差这一步了，我特别着急，看到了纸箱里那些防疫物资包，每箱大概放了2大包口罩，我拿了几包出来，想着可以扔到下面起到缓冲作用。”

为了避免弄出动静，龚万金将物资包放到窗外，让它们顺着外墙慢慢地滑下，但是深夜里物资包的落地声远比想象中更响，第二包扔下去的时候，他听见后仓的门又被拧开了。可两包的面积还是不够，他咬牙又扔下一包，此时，身后已经有了爬楼梯的声音。

几乎在那人爬上二楼的同时，龚万金翻窗跃下，身体落地的瞬间，有那些厚实的物资包做缓冲，他并没有摔伤，只是胸口压到了什么，他忍痛试着走了几步——还好腿没事。

刹那间，黑夜长出了几十道光柱，尖利刺耳的哨音划破了死寂，紧接着爆发出了叫骂声。龚万金不敢回头，拖着沉重的身躯，在园区外的空地上夺路狂奔，巨大的光亮打到他的背后——园区恢复通电了。枪声响彻夜空，龚万金听到有人用中文警告他别跑，他的脚步仍不敢停，“哪怕被枪打死，我也绝对不要落在碧沙手里”。

在龚万金的设想中，园区周边设有“眼线”，只有逃出了控制圈，才有逃脱的希望。收受香烟的看守曾向他提到，园区最南面有一片广阔的山林。他当时默默记在心里，“山高林密”，必藏小道，只要躲到那儿，碧沙他们再想抓到自己就难了。

追逃的看守们似乎猜到了龚万金的想法，枪声逐渐密集。他逼自己加快脚步，竭力甩掉那些尾巴。快进入密林时，有人骑着摩托车朝他闪着灯，示意他赶快上车。借着摩托大灯的光源，龚万金隐约感觉对方疑似先前在边境树林里的“偷引带”人员，便没有犹豫，转向窜进林中。

“在缅北，你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中国人，那里的中国人专门坑中国人。”后来龚万金在监区谈话室讲到这里，不禁苦笑着，脸上的伤疤随之变形。

龚万金在林中听到了“沙沙”声，不知是夜风吹拂枝叶，还是看守们在穿林而行。他低腰趴在草丛里，让自己短暂缓了口气，便又窜了出去。他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期间他害怕迷路、害怕与碧沙遭遇，好在他最后顺利穿越了密林，“我逃到山下的一个陌生小镇，又在桥边躲了一会儿，心里有点懵，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跑”。

桥边有个中国人看见他神色慌张，便问他需不需要帮忙。走投无路的龚万金，只能冒险再赌一次信任自己的同胞，便简要地告知了实情。“还好那个中国人是好人，他先让我到他租的房间里躲了一会儿，期间有人敲过他家的门，他就让我赶紧先藏起来，我藏好以后听到屋子外面的声音，好像是那些追过来的看守，问他有没有看见过我，他说没印象。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他给我指了一条捷径，直通中缅边境，还告诉我往哪边走，不容易被那些人发现”。

天刚蒙蒙亮，龚万金正要越入国境，追逃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他转头撞见了一张熟悉的脸——残害小赵的碧沙。

下一刻，龚万金的双脚已经踏入中国境内，附近不远处设有边防哨所，有荷枪实弹的武警。纵使碧沙他们再疯狂，也不敢偷越到中国境内，更不敢越境杀人，他们深知这些行为意味着什么。龚万金不再惧怕，他望见碧沙正在恶狠狠地瞪着自己，便朝碧沙吐了一口痰，做出羞辱的手势，他生怕对方看不清，又多做了一遍。碧沙显然被激怒了，他讲不了话，只能“啊啊啊”地挥舞双拳，表达他恶毒的诅咒。那一瞬间，龚万金甚至觉得，碧沙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而已。

僵持了一分多钟，碧沙带着追逃的人马悻然离去，龚万金缓缓转过身，望向身后那片土地，脚步蓦然沉重，犹如戴上了脚镣一般。

“看到碧沙他们走了以后，我还是放不下心，因为小赵还在园区里，他的头脑已经不清楚了，我不知道老朱和碧沙他们会怎么对他。”其实，小赵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龚万金心里有过答案，只不过他想存着一丝生的希望，在日后回忆起来，不至于太过残酷。

入境需通过防疫检查，龚万金在边防检查站隔离了10多天，最终顺利回国，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某些当初自愿从事电诈的人员在境外回流到案后，会向警方辩称自己是“受人胁迫”，但龚万金却坦白了偷渡、洗钱和行骗等一系列犯罪事实，并向警方提供了老朱园区所在的位置，还将他为老朱洗钱的各方面细节全盘托出，帮助警方侦查。

审讯终了，民警们问他：“你对自己这个案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龚万金先是说：“我非常后悔，认罪认罚，希望政府能够对我宽大处理。”

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令民警们记忆尤深：“就算我回国坐十年牢，那也是幸运的，起码我从园区逃了回来，有人永远也回不来了。”

最终，龚万金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交付监狱执行前，龚万金曾把“金三角天女”的传说，讲给了看守所监室其他犯人们，又在监区谈话室讲给了管教，管教又告诉了我。

龚万金强调称，那是以前小赵讲给他听的。

“到底是谁迷了路？小赵为什么一直讲这个故事？”那时，龚万金坐在监室的大通铺上，对着白墙喃喃自语，他将在余下的刑期中，带着这个问题，向记忆追索。

后记

为了遏制缅北电诈的高发态势，我国公安部门强化边境警务合作，持续对缅北地区开展打击行动，一举打掉盘踞在缅北地区的多个电诈窝点，抓获大量犯罪嫌疑人和一批作案工具。截至目前，已累计达1482人。

我国对缅北园区的重拳打击已有明显成效，但是电诈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民反诈任重而道远。

如今，我们分析缅北电诈园区的人员结构，发现它与网赌高度相似——同属于金字塔结构，自上而下，呈传销式发展。两者区别在于管理模式，前者采取强制管控，继而引发拐卖、拘禁、虐待、器官交易等诸多恶行；后者除了内部强压之外，也企图在我国境内发展下线，形成“内外勾联”。

在这些罪恶的金字塔中，塔尖下每个成员自动获得了合法伤害权，形成了“你害我、我害他”的残害传播链，而塔尖上的“金主”背后是否还有靠山？如何避免“金主”们成功洗白？这些都是拆毁金字塔的难点所在。

最让民警们痛心的正是被逼疯的小赵。其中一位民警告诉我：“博彩业是缅北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柱，衰落以后，那些犯罪分子就把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绑到迈扎央赌场‘签单’，被我国严厉打击后，变成拐卖人到园区做‘杀猪盘’诈骗，这些勾当只是改换了面目，其实一脉相承。”

“网赌的本质就是网诈，我们对付网诈其实就是在‘与时间赛跑’，不仅仅是抢在受害人转账之前，还要赶在那些‘小赵’被拐骗之前。”这位民警说，他们与“塔尖”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否则，那些扎根在园区的金字塔被拆毁后，就又会从“塔尖”开始自行建造。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秦宗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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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湄公河行动》（2016），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对“难姐难妹”的谋生与谋爱

去年冬天接受公司外派之后，我的空闲时间陡然多了起来，和湾湾视频时，她一听我说不用再加班了，就邀请我去她那里小住几天——我俩未来躺在一张床上“卧谈”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我想想也是，就抽出一个周末，带着从公司食堂打包的红烧肉、水果和酸奶去了她家。

晚饭过后，我俩懒懒散散地坐着，望着彼此脸上的皱纹和小肚子上的赘肉，我忽然问了一句：“咱们认识多少年了？”湾湾看着我，似乎想从我现在的模样中捕捉一丝大学时候的影子，她思索了片刻说：“11年了。”

真是弹指一挥间，大学毕业之后，我俩都埋头匆匆赶路，只有偶尔听到往昔的人和事传来变化，才想起回头看看——大学校门口6块钱一份的麻辣拌，柳巷街头几十块钱的廉价衣物，考试时满堂恳求老师划重点的殷殷眼神……记忆，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扑面而来。

原来，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

1

我大学上的是太原市一所师范类专科院校。2012年秋天，我爸送我去大学报到，办妥入学手续，我自个儿扛着行李箱奔向宿舍楼最顶层北面的一个房间。学校在市中心，寸土寸金，所以8人寝的宿舍拥挤、逼仄，10多个平方的空间里满满当当地放着4张上下铺，外带1张放置日用品的大桌子。

我进宿舍时，窗户左边下铺的行李被褥已经收拾妥当，那个女生的“送读团队”相当庞大，爸，妈，姐姐，还来了一个叔伯家的嫂子，他们铺床的铺床，拿行李的拿行李，分工明确。除了学校发的被褥，她家里还带来了一床海绵褥子，所以在我们寝室，就数她的床最软、最舒服。

这个女生就是湾湾，我睡在她的上铺，那年我18岁，她20岁。

宿舍剩下6个人陆续到齐，生疏尴尬的情绪代谢完，大家渐渐熟悉起来。我们大都来自农村或是城乡结合部，父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家里都有兄弟姐妹，均是初中成绩好而高中因家长无力指导成绩滑坡，所以，每当某个姐妹拍着胸脯说“我初中能考到全班前几”的时候，旁边总会飘来这么一句“谁初中不是好学生啊”。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湾湾性格活泼，我与她最是投契。她身高1米55，五官却是我们中少有的精致，眉眼弯弯，睫毛长长，鼻子小小，嘴也是小巧的。她见谁都爱笑，左右小虎牙时常现在嘴角。她肚子上的肉比胸脯上的还多，每次回寝室总是先瞧见她的肚子。“卧谈”时，大家的话题屡屡拐到她肉乎乎的肚子上，我总是神补刀：“大抵是迷失方向了吧，从脖颈以下到了肚脐之上。”室友们哈哈大笑，湾湾也毫不在意跟着大笑。

正是青春悸动的年纪，女生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或明或暗且大多无疾而终的恋情上。可湾湾的故事不一样——她说自己的初吻小学六年级就给出去了，贴在了同年级一个男孩子的唇上，初一就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分手。

“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天塌下来了，那时候一直在哭，下课哭，上课也哭，放学了还在哭，感觉眼睛都快哭瞎了。”说完之后，湾湾咯咯咯地笑，在黑灯瞎火中亮出她的小虎牙。

我与湾湾真正进化到“革命般友谊”，得益于在很多课程学习上是“难姐难妹”。

我俩普通话都讲得不怎么标准，我发不准鼻音，总是把“云”读成“喁”，湾湾比我更严重，平舌、翘舌不分，前鼻、后鼻不分，能把校门口的“羊杂割”读成“娘杂割”，将衣服上装饰用的“熊”读成“寻”。校内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时候，我俩光荣地成了寝室里的挂科之人，补考时我紧张不得了，坐车时着急，吃饭时着急，走路时更着急，湾湾在后面拽着我的胳膊说：“着什么急呀，这不是有我陪着你呢么！”我回头看着她一脸轻松的样子，紧张情绪消了大半。

普通话过了，舞蹈课成了下一个坎儿。我可能是天生的“钢铁侠”，每次压肩，老师会扶着我的肩说：“看啊，这位同学是如此‘肩’硬！”而每次压腿，湾湾都作一副“差不多就行了”敷衍状，等老师走过来，就假模假式地往下压压。舞蹈基本功满分10分，大二结课时，我俩这对“困难户”，一个7分，一个5分，又光荣地成了寝室的吊车尾。但我俩相视一笑，心领神会——总算蒙混过去了。

单打独斗丢的是自己的脸，一到文艺汇演分组排舞，小毛病霎时就被放大了。在各自的节目里，我俩做不成点缀在红烧鱼上的香菜，更像错掉进汤锅坏了味道的白菜叶，僵硬且显眼，所以每次排舞都小心翼翼。

我并不讨厌学习，也喜欢看书，更喜欢尝试各种可以提升自己实力的事情，在我们寝室，我第一个拥有了驾驶证，第一个考了会计从业资格证。湾湾不太爱学习，成绩过得去就行，闲暇时就怂恿我们一起去游山玩水、吃吃喝喝，晋祠博物馆、五一广场、迎泽公园……当然，我们最常去的还是柳巷街头，后来逛烦了，就出去找个兼职，赚点生活费。按说湾湾家境富裕，不缺兼职那点钱，但是她大部分的生活费，买新手机的钱，都是自己打暑期工赚的。这一点，我很佩服。

我提醒湾湾没事可以多看看书，实在不行考个证也行，找兼职也要找个有意义的。

“考会计吗？我又不喜欢。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该干啥。”她脸上又露出了些许茫然。

“可以把专业课好好学一学呀。既然选了这个专业，把专业课学好也很重要啊。”

湾湾不想接话了，硬生生地换了个话题：“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选了幼师这个专业吗？”

“为啥？”我没好气地说。

“我一开始打算选护理的，我妈说医院里有药味儿，然后我就选了幼师。”湾湾咯咯地就笑了，“我差一点就和你做不了上下铺了。”

2014年冬天，电视剧《红高粱》大热。寝室走廊上，班长高昂地吼着那首主题曲《九儿》，很快，剧里女演员人腿一条的“大裆裤”在网上就成了风潮，售价动辄七八百块的裤子，我们买不起也舍不得买。

宿舍“卧谈”时，我们从“大裆裤”聊到“豆官”和“琪官”的造型。湾湾突发奇想，先用一个发圈把头发扎了起来，室友们见状，纷纷贡献出自己的发圈，发圈一圈一圈地捆着头发向上盘旋，发圈用完了，就用数据线来凑，最后生生造出了一个“湾官”来。

我们在旁边大笑着说：“‘豆官’转世了、‘豆官’转世了。”瞬间，寝室就成了欢乐的海洋。

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生活残酷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2

大专毕业后，我从幼教转行到财务，湾湾和几个室友在太原找了幼师的工作。当时我还不满足考研条件，便开始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我和湾湾的联系日渐稀疏，只是在朋友圈常能刷到她在幼儿园工作和周末出去逛街的照片。

2016年夏初，我从企业财务岗跳槽到会计师事务所已经8、9个月。一天晚上，我正在二哥的新房里复习注会课程，微信里突然收到了许久不见的湾湾发来的消息。寒暄几句之后，湾湾进入了正题：“叶子，借我点钱，现在家庭教育挺火的，我打算交6000块钱学费去北京上课。”

看着可怜兮兮的工资单，想着我还得负担二哥新房的物业费、采暖费、水电费，加上日常衣食住行的花销，我婉言拒绝了湾湾。但不久之后，朋友圈里出现了几张她在北京一个展厅里学习的照片，红色的条幅上写着“家庭教育宣讲会”的字样。我第一次感觉到，看似每天嘻嘻哈哈的湾湾，实际挺能折腾的。

到了2017年秋天，已经攒了2年审计工作经验的我，注会考试征程走过了大半。三四线城市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方法粗糙随意，我们每次去项目现场，基本是拿着被审计单位的总账、明细账进行抄录，简单抽凭后就算结束了现场工作，回到所里后再机械地出具审计报告，看似是脑力劳动，实则是流水线操作工。每次客户问起我是否发现了什么问题，我都觉得有个无形的小鞭子在“啪啪”抽脸——我只能答出些简单的会计理论，藏在账目中的秘密，我都不得而知。

所以，当年考完试之后，我就踏上了北漂的路途——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计划着要北漂了，我频繁地联系同学朋友们，想着到时候有个暂时栖息的地方。

我们视频时，湾湾刚洗完头，脸上的皮肤一如读书时那样Q弹。一聊，得知她结束培训后进了北京一所幼儿园，但是那家幼儿园刚开园，只招到2个孩子，她每天无所事事，之前工作的园领导又一直在喊她回去，她就动了回太原的心思。她问我应该是去是留，我回复道：“（你）好不容易出来，再回去不是白折腾一趟，还不如不出来呢！”

当然，我的话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湾湾一把扯下头上的干发帽，叹了一口气：“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这回地方没找对，荒废了青春。”

湾湾回太原之前，下班没事儿就会找我视频，絮絮叨叨地讲了不少毕业之后她经历的事儿。

毕业后，她入职了太原的一家幼儿园，股东看她聪明机灵，平时就多有照顾。那时她刚从学校出来，不太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股东抛来橄榄枝，她便把心掏给人家了，不知不觉被套走了许多话。湾湾透露的那些，多触及园长的利益，渐渐地，园长对她就起了提防，后趁着股东生二胎，就逼走了她。

离职后，有高中同学邀请湾湾去南京“散心”，去了之后，湾湾才发现同学是做传销的。一天趁着出去“上课”的间隙，湾湾谎称自己有东西忘拿了，返回住处拿了行李，从传销窝里逃了出来。

湾湾又回了太原，辗转在各个同学处蹭住。之后，有前同事联系她，说自己也离职了，并提议：“这么年轻，要不去北京闯荡闯荡？”后来，湾湾就交钱参加了培训，入职了现在的这家幼儿园。

“经历真够传奇的！”我惊叹道，“上学时，看你柔柔弱弱，整天嘻嘻哈哈，没想到你这么坚强呢！”

湾湾嘿嘿嘿傻笑：“是啊，我也觉得我挺传奇的。”

3

2017年年尾，我入职了北京一个大会计师事务所，负责资本市场IPO和资产并购项目。一进公司，正赶上了一场资本狂欢，和大佬们共进晚餐时，我抢了2000多块钱的红包。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打工人。

湾湾联系上我时，我已经连续加班近1个月，工作到晚上12点是基本操作，偶尔晚上10点能下班已是组长额外开恩。我那时没什么储蓄，工资又微薄，租住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隔断，条件比大学宿舍还差了几倍，唯一的好处就是离地铁近。

湾湾说她又来北京了，想来我这里暂住几天。我思忖了片刻，回：“环境有点艰苦，而且签合同的时候中介说了，不让住两个人。不过作为你的上铺，怎么可能看着你流落街头？你先找找别人，实在找不到，我家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消息发出不久，湾湾回复了个“好”，当晚再没给我发过任何消息。但第二天，她一连给我发了好几条语音，声音惨兮兮的：“叶子，你要收留我啊，我可是你的下铺，忍心看着我流落街头吗？”

细聊之下，才知道湾湾下了火车之后先去了她高中同学的住处。同学是个男生，当晚自己打地铺，湾湾在床上和衣而眠，两个人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湾湾便向高中同学辞行，同学也没虚留。

那是我们毕业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湾湾搭乘地铁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她染了栗黄色的头发，做了指甲，穿着黄色毛衣，毛衣外罩着一件白色外套，肉色打底裤上搭配着白色短裙，再难寻到读书时的朴素和青涩了。我看着她那修长的指甲，有点替她担心——难道课间活动的时候不怕划伤孩子们吗？

那天组长见有同学在旁边等我，放了我一马，让我能早点下班。回家路上，我满脸疲惫，湾湾却是满脸兴奋。

“你都回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我问。

“我人回去了，但心没回去。太原工资太低了，我走的时候，那个股东问我想挣多少钱，我说一个月1万，可园长一个月才挣1万，她觉得给不了我这么多，就没留我。”

出租车从朝阳门一路驶向物资学院，路过通州的一个购物广场时，一片灯红酒绿，湾湾赞叹：“北京真好！”

“好什么好，来了就是牛马，连七情六欲都随着地价涨了。”我感慨道。

那段时间，我俩晚上就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我出去上班，依旧加班到半夜甚至到凌晨才回家；湾湾出去找工作，晚上“卧谈”跟我分享她今天面试的几家幼儿园，哪家是蒙氏教学、哪家是双语特色，哪家想去、哪家不想去，哪家工资给得高、哪家管吃住……相比起大学时我们的长篇大论且思想跳跃的“卧谈”，此时的话语，变得简短而苍白。

不久之后，湾湾入职了通州一所国际幼儿园。幼儿园管吃住，她却想和我住一起，说这样仿佛回到了大学时。我那时也以为我们还能在一起住很长时间，还打算等租约到期后换一间明亮宽敞的房子。

没想到，合住的愿景很快就被一通电话打破了——中介来势汹汹，上来就是一通输出，说隔断只能住一个人，我违约了，威胁我必须马上让湾湾离开，要不我也卷铺盖滚蛋。

大学时在图书馆看着武侠小说时，我总幻想着自己未来也能行侠仗义、快意恩仇，不承想，真进了社会，地痞流氓的几句污言秽语就把我吓破了胆。我唯唯诺诺地说“好”，挂了电话，仍心有余悸。

第二天，湾湾就收拾了行李去了幼儿园。几天后，我看见住处门口停着一辆写有招租广告的电动车——原来，新搬来的室友和中介是一伙的。

生活开始向我展露出了狰狞的一面。我原以为被逼离职这种事儿只会发生在湾湾身上，结果，不同的剧本，相同的结局，在我身上也重演了一遍。

入职会计师事务所时，负责面试我的部门经理与我聊得蛮投缘。她是内蒙人，呼和浩特紧邻山西北部，说起来我们算得上半个老乡。经理为人极具亲和力，后来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对部门里的每个人都是张口闭口“亲爱的”，糖衣炮弹很快甜晕了我的头脑。

后来当身体和工资被压榨到极致时，我吐槽：“大不了，我就辞职不干了。”这话不知怎地，像长了翅膀一样乘着风传到了经理的耳朵里。

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手上一份访谈记录的丢失——我自认为是个工作比较认真的人，极少犯错误，那份访谈记录却像是故意躲起来似的，经理催逼着要，我怎么找都找不出来。

最后，我提议：“访谈，咱们确确实实去过了，拍照留念也有，律师和券商那边的访谈也都有我的签字，能否找他们复印一份或是补个签字？”

会计行业有一条“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但同为注会的经理，好似并不理会——我不知道是自己口中哪一个字触动了她的神经，也可能是她觉得补个签字属于对重要原始资料的造假，总之，她像只暴躁的母鸡，在我即将转正之际，送了我一份辞退的大礼。

不过，我们项目组里，我并不是最后一个被迫离职的，同期的4位新人同事，都陆续赶在转正前“被离职”了。后来我听闻了许多消息，有说项目风险太大，很多环节财务造假，有说某个环节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上面的领导追究，需要找个背锅的人，试用期的我们是最好的背锅侠，省钱又省事儿……但我已无力深究，身心俱疲，我那时只想回家。

离职后很久，我突然又想起，那份访谈记录应该是被我落在酒店了。去做出访前，我打印了10多份空白的访谈记录，但是出访之后根本没用上，前一天我补底稿补到凌晨3、4点，第二天早上7点又爬起来去参加新的访谈，迷迷糊糊中就把所有的访谈记录落在了酒店，包括那份签了字的。其实，我当时也是想少背点东西，因为我已经背着那沓访谈记录跑了好几个城市了。

4

从会计师事务所出来之后，生活对我的暴击没有停止。接连2年的考试，我都只通过了1门，除了复习计划安排得不妥当之外，运气似乎也差了那么一点点——2018年，距考试不足1个月，母亲在干活时不小心伤到了右腿膝盖，骨裂，我只得承担起家务并照顾她，复习效果不佳，考试颗粒无收；第二年，考试时分到一台极为破旧的电脑，又赶上《财务成本管理》史无前例的难和巨大的题量（当时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不光考哭了数万考生，还让我第一年的考试科目成绩直接作废，最终陷入“5年循环”的噩梦模式。

（编者注：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考试要求考生5年过6科，综合阶段考试没有报考时间上的限制。）

此后，每当看到网上那个“看，那个考注会的上吊了”的表情包，我总觉得那个孤独无助、离地数寸、脖勒麻绳的小人就是我。

2018年备考完，我新入职了另一家大会计师事务所，但我始终难以融入新的职场环境。同事们时常聊起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外国大牌，在他们眼中，去海底捞吃火锅似乎远比做一张完美的底稿更重要。我不会说讨领导喜欢的话，又时常接不住其他同事丢来的梗，我常常感觉自己是小组里的一个异类。

我唯一能依仗的埋头苦干，也失效了。这么久以来，我所受的教育都是勤俭节约、刻苦学习，可在这里，我越是勤俭节约、越是刻苦学习，那些“精致”的同事就离我越远，关于我的谣言也离领导的耳朵越近。疫情第一年，别的同事手里都有项目，我只能拿着最少的底薪窝在家里。

我一直信仰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支柱坍塌了。我开始一夜复一夜地失眠，常常从月上梢头枯等到黎明刺破黑暗，直到小鸟叽叽喳喳叫起来，仍旧毫无睡意。父母不在身边，即使在也无力指导我，找同事倾诉多了会被看不起，我只能独自徒手将那碎了一地的尊严和意义掺着血和泪重建。

一天，我心情烦闷，在楼下散步时，突然接到了湾湾的电话：“听晓杨说，你最近状态不好？”

晓杨是湾湾的高中同学，经她介绍后，我们一起合租。在湾湾温柔的问候之下，那些不顺和压在心底的不快，伴着眼泪夺眶而出。

“人都有不顺的时候，尤其是本命年前后，那几年我干啥啥不顺，这几年好像运气来了。”湾湾安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湾湾开始信命和运了，而我似乎也有点信了。

2年前短暂合住之后，我和湾湾的联系断断续续。她多次给我说当幼师工资太低，想去尝试做销售。我说销售收入不稳定，劝她要谨慎考虑。可不久后，她朋友圈就PO出了热烈火爆的新项目招商现场的照片。再之后，我俩都忙于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聊过彼此的近况。

这回见面，湾湾好似变了一个人。北京5月的午后，空气燥热，可湾湾却让我觉得有些冷，她变得极其沉稳，很少再“咯咯咯”地傻笑，唯有长发下精致的耳坠偶尔发出轻微的撞击声。

她不紧不慢地说起上次搬离后的经历：

入职通州那所国际幼儿园之后，日复一日的工作几乎一成不变，每月发到工资卡里数字坚如磐石，她渐渐厌烦了，一来二去，就不想等了，她想挣钱、想尝试不同的工作、想快速致富、想去更远的地方。唯有做销售能满足她的愿望，很快，她提交了离职申请。

从幼儿园出来，她用了3个月将各个行业的销售工作都面了一圈，甚至不乏电影行业招聘演员和企业家交流培训课程的销售，面试到后来，连面试官们都反过来问她最近市场的招聘行情如何。

最后，她选了一家风投公司。在公司的平台上，湾湾认识了不少身价过亿的老板，老板们的眼界和思维为她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她像一个渴久了的人终于找到水源，每天坐着高铁提着笔记本电脑找老板们谈项目，讨论项目的前景及回收率。入职不到1年，她就谈了800多万的项目，按照3.75%的提成，工资卡立马充盈了起来。

不过，那一连串数字只是在银行卡上稍作停留，就变成了衣柜里漂亮的衣服、鞋架上小巧的高跟鞋，还有她手里那部价值1万多的手机。此外，她还承担了父母每月1千块钱的生活费和妈妈生病时的医药费。

听湾湾说这些，我既佩服她的胆量，又反思自己——为什么明明在努力地过好每一天，最后却快变成了一个loser，是不是真应了那句“方向不对，努力全废”？我甚至觉得，那没到手的注会证书也不香了，还不如投奔湾湾旗下做销售去。

湾湾听了我的遭遇，告诉我，同事之间最多的是利益，不要太放在心里，工作不必那么认真，又不是自己的公司。对她的建议我不置可否，我只是说，行业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湾湾又说起她公司里的一个区域女总裁，说她俩长得有几分相似，甚至连名字都有点像，她把那个女总裁当作她的偶像，梦想升到和她一样的级别，年入百万，将来在北京定居或是去国外生活。

她的话让我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中——难道这世上真有来钱这么容易的工作？这让我们这些每天在流水线上搬运数据的操作工情何以堪？

当然，湾湾也说起有一次休假，她在温泉里泡得正惬意，公司一个电话打来让她去见客户。按照湾湾现在的级别，她已经可以自己带新人培养团队了，但是要不招不到人，要不好不容易挖掘到一个新人，很快被级别更高的同事挖了墙脚。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越聊，我越明白我和她渐行渐远了。生活给每个人出难题，个人有个人的解法，湾湾的意见对我仅起参考作用，只是之后和别人聊天，嘴里多了句——我有个同学是做销售的，有一个月拿到了6位数的工资。

这次见面后，我继续等待着每年一次的考试，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刻板印象依旧根深蒂固。

5

2020年12月，我人生的谷底下面，又出现了一个积水潭。

我重考了5年前通过的《税法》，第三次考了《财管》。我妈把我屡考屡败归咎于差一点神力助推，考试前，她不停地去一个大仙儿前焚香祷告、烧纸许愿。但我再次折戟——又倒在了《财管》上，用我爸的话说，就差了“三分半”，但就是这“三分半”，能把人难死，难得想去撞墙、难得想去上吊。

查询成绩的那段时间，我刚好在一家上市公司开展年报预审工作，客户给我们安排了海景房，但我无心欣赏外面壮观的海景，白天假装高兴去上班，晚上回房间以泪洗面。我也会想，要不放下一切回去吧，回到老家、回到父母搭建的避风港。但是一想到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骨子里那个倔强的我好像又复活了——凭什么就这么放弃，自己曾经每进一步有多难啊，我不退，偏不退，只要没到最后关头，我就不放弃，我就不认输。

人只有被逼到绝境才会想起回头看，究竟是路不对，还是自己处理得不好。从2021年起，我试着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分析——考试屡次不过，到底是因为考试太难，还是我不够努力？和同事关系处理得不好，是同事异类，还是我不够合群？

我发现在过去的考试里，我过度追求听课的进度和练习的题量，只想凭借“套路”通过考试，很少问自己是否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但那几年，《财管》的出题老师运用了新的出题思路，我做的都是“假努力”。调整思路后，我不再惧怕任何考试。

而与同事相处不来，是因为同事的父母大多是公务员，家境优越，消费观念跟我不一致，我努力挤进了一个新圈层，一时还没适应，其实自信地表达就好，实在不是一路人的话，我就少往他们身边凑。去领导面前告状的“毒蛇”毕竟是少数，真正的解法，是让自己强大。

就这样，我渐渐地从谷底走出来了，但猝不及防的是——湾湾开始掉进去了。

大致也是在2021年，湾湾陷入了债务危机。她频繁地四处借钱，每月月初信用卡还款期，她甚至连300块钱也找我借过。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愿意或者没心情细说，我能感觉到，她好似落入了“发工资—还网贷—工资不够—申请新网贷”的恶性循环中。

这一年，我凭着仅剩的一点气力，一次一次地去看已经看到吐的讲义和题目；湾湾则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迅速地花光了所有积蓄，背上了巨额负债。

一段时间里，我和湾湾的对话简单到只有几个字——

她问我：“在干吗？”

我说：“在渡劫。”

我又问她：“在干吗？”

她说：“我也在渡劫。”

然后，发个“哈哈”的表情，各自解决各自的难题去了。

人能接受马云成为首富，却难以接受隔壁老王一夜暴富，我也不例外。湾湾意外地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当我觉得人生跌落谷底时，我就会想起她，庆幸自己至少没有负债；当我觉得想放弃时，我也会想起她，觉得她都没有放弃，我应该再坚持一下。

9月，我们这对“难姐难妹”终于又碰面了——我的房子退租后一直没有找到新住处，只得暂时在湾湾那落脚。秋高气爽，北京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但我俩都无心外出游玩。我刚参加完考试，考试结果大致能预测，但只要成绩没出来，就仍感觉被架在火上烤，而且湾湾的住处离我上班的地方又很远。湾湾则刚结束了上一份工作，在忙着找新的工作，她必须得赶在国庆前敲定，才能保证自己下个月能如期还款。

最后，她希望落空了——帮她内推的朋友说，主管上周刚发了通知，所有的招聘计划都推到国庆之后了。

那阵子，我尚且不知道湾湾的债务雪球究竟有多大，但我很少见她笑了。除了吃饭和下楼遛弯儿，大多时候，我们都各自沉默地躺在床上，连隔壁情侣吵架都懒得八卦了。偶尔，我会见湾湾拿着一个POS机在那里刷信用卡套现。

湾湾问我，手里有两份工作，要如何抉择——一份工作是有底薪的，但是她不想长期做，因为那个产品很难成交；另一份是没有底薪的保险销售，她觉得能做起来，只是现在她不能没有底薪。她说现在每月至少要拿到税后1万块，才能覆盖还款额，这两份工作都达不到她的预期。

销售的事儿我不太懂，但我建议还是求稳，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没多久，事务所的忙碌季来了，我在公司附近确定了新住处便搬出去了。后来，湾湾又问我借了几次钱，我念着前不久她收留了我，也在积极地找工作还款，没多想便转给了她。

6

2022年8月，我终于通过注会专业阶段考试，备考综合阶段考试时，忽然接到了湾湾的电话。她说自己厌烦了和晓杨一起合租，晓杨似乎也和她待烦了。她邀请我和她合租，我以离我公司太远为由推掉了，后来她又说，实在不行她可以搬过来，我再推说自己租的地方只够一个人住。此后，她一直絮絮叨叨地表示想和我一起住，我妈在旁边听着，小心提醒我不要答应。最后，我只能借口复习时间紧张结束了通话。

我妈对湾湾的财务情况略有了解，也知道她前前后后问我借了几次钱却一直没还，我妈叮嘱说，那些旧借款等湾湾缓过来再说，但最好别借新的给她了。我妈也坚决反对我和湾湾合住，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了，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10月，我在一个沿海城市参与一个“新三板”挂牌申报的项目。一天晚上，我又接到了湾湾的电话，还是合租的事儿。我只说“考虑下”，随后拨通了晓杨的电话，这才知道，湾湾已经濒临破产。

晓杨说，湾湾所有的网贷、信用卡还有花呗均已逾期，微信和支付宝被官方暂停了转账和收支功能，现在出门只能用现金。晓杨给湾湾的房租是“押一付三”，而湾湾对中介那边都开始拖欠房租并协商用押金抵房租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湾湾连洗发水、牙膏等基本的日用品都无力购买了，日常都是用的晓杨的。湾湾还拖欠了晓杨垫付30块钱电费。

唯一的好消息是，湾湾正在寻求律师帮助，找银行和网贷公司协商还款方式和停止计息。

听晓杨说完，我心里涌上一股冷气，生生地抽搐了一番——前两年的冬天，湾湾还在和我说她身上的大衣花了2000多。说实话，我也想帮她，帮她缓解过渡，但那巨额债务、对待钱的看法、所处的环境，像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在我们之间无情地剪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我搬过去，那会引得我妈日夜担心。

最后，我找了个理由再次推托了。没多久，湾湾告诉我说，她的一个前同事搬来和她一起住了。听到她和前同事的聊天声，我觉得之前的担忧，似乎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

合租的事情，湾湾没有多计较。最近，我终于得空来见湾湾，看湾湾的样子，似乎也真的逐渐摆脱了债务的桎梏，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了从风投公司离职的原因和欠债的来龙去脉。

湾湾从那家风投公司离职，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发现投资项目要真正落地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可能性几乎为零，投资人的钱都是有去无回。湾湾越做越愧疚，觉得自己在骗人，而投资人一旦要求收回投资款，那么发放给她的提成也要从工资中悉数收回。所以，公司很多销售只要预感到投资人有收回投资款的兆头，就会很快申请离职。此外，那家公司销售级别越高，同事之间抢项目、挖人的情况就越严重。如今那家风投公司在业内口碑极差，有点像欺诈，为了促成投资，销售人员时常忘了底线。

几方挤压之下，湾湾选择了离职，然而离职才是她噩梦的真正开始。

离职后，暂时实现财务自由的湾湾，决定好好犒劳一下辛苦多年的自己，先是去云南玩了一段时间。接着，她拍个人写真，在婚恋网站买了VIP，开始和各行各业的优秀男士相亲约会。

休息了3个月之后，湾湾几番权衡之下选择了一家保险公司，没有底薪只有提成。她坚信在这个人人都有保险意识的时代，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能说会道，加上之前积累的客户，将来年入几十万不是梦。

一年挣30万很难，但花掉30万却易如反掌。湾湾每月要自己负担伙食、房租、社保和交通，近6000多块钱的固定支出，进账则非常不稳定。其后的一件事，更是让她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

有一段时间，湾湾觉得身体里的湿气太重，去了一家养生机构调理身体。机构里一个“大师”说湾湾蛮合他眼缘，想收她做关门弟子，还说她身上跟了不干净的东西，需要祛除一下。疫情期间养生机构进账少，好不容易逮到湾湾这只肥羊，自然要敲骨吸髓，湾湾前前后后被敲了10万，不仅用光了所有的存款，还刷光了信用卡最后的额度。

湾湾调理身体的事我听她讲过，只是不知道她被骗了这么多钱。当时我提醒她要小心，但湾湾嘴上说好，脸上却写满了“你懂个啥”。所谓的赶鬼，“大师”就是做了个法，盛在小碗里的米就莫名少了小一半儿。

此后，湾湾申请了一个又一个网贷，陆续刷爆了5张信用卡。为了保证不逾期，不上征信黑名单，最夸张的时候，她每个月需要还款2万多块钱。

“做风险投资的时候，钱来得太容易了，我整个人都有点飘了，以为掌握了财富密码。我当时真不应该找那种没有底薪的工作，原来5、6千块钱也很重要。”湾湾后悔且无力地对我说，“好像销售行业就有负债的风气，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有负债。”

2021年一整年，湾湾几乎每天都在找朋友借钱和给各种账户还款，根本来不及计算网贷高额的利息和每次倒腾信用卡的手续费。虽然她陆陆续续有在工作，但是每份都干不长久——因为令人窒息的债务，她只能找那种前期底薪比较高的销售工作，领完几个月无责底薪之后，没开出单，她就得想办法找下一份工作。

“最难的时候，是我姐帮了我一把。其实我姐也很紧张，在太原一直都没有买房，而且小孩儿还生病了。”湾湾说。

读书时，湾湾姐姐来学校看过她，有时听她们姐妹俩商量，她姐说：“毕业后回老家去吧，总要有一个留在爸妈身边。”而湾湾说：“不回，要回你回。”

7

那天，湾湾问我：“中午想吃什么？”

我说：“看你发在朋友圈里的麻辣香锅挺好吃的。”

在天通苑社区的地下菜市场里，我第一次见到居然有这样买菜的——所有食材都只买一顿饭的量，西红柿和土豆拿一个，豆芽只抓一小撮。那一刻，同情、可笑，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甚至是憋屈等各种情绪交织在我心头。旧社会已经过去很远，但“杨白劳”依然存在，只是眼前的“杨白劳”是被自己的欲望和外界环境刺激出来的。

返程路上，湾湾告诉我，这已经比去年好多了，有钱买菜、有钱坐地铁。我上前拽着她，一如当年在校外补考普通话时她拽着我一样，边拽边说道：“以后别这样大起大落了，做个普通人就挺好的。”

我说这句话也是有感而发——本来，到2022年4月，湾湾快缓过来了，每个月只需要还款5000元了，但是保险公司HR的一句“保险3个月就能做起来”的鸡血，让她的自由之日又变得遥遥无期。

“我被骗了，去了之后才发现700个人里只有2个人能做起来。我从去年7月开始做，到现在也没见到啥收入。”湾湾恶狠狠地补充道，“这个工作是没有底薪的，因为全职做，我的五险一金也断了——已经交了4年多了，还差几个月就5年了。这件事比任何事对我的打击都大。最困难的时候，我都在想只要我的五险一金没断，就还有希望，但它最后还是断了，我留在北京的希望都破灭了。”

“果然不能赚损别人财运的钱，投我项目的那几个老板最后都血亏。我这几年一直赚不到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又说。

五险一金断缴的那个月，湾湾又回到了最困难的境地，靠着每月2000块钱失业金还有经朋友介绍的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才渡过了难关，直至请了律师协商还款，债务的雪球才终于停止滚动。我一直以为湾湾请律师帮忙协商还款和停止计息是走的法律援助，现在才了解到，原来律师费也可以分期付款，分四期，每个月2500块。

我暗自苦笑，湾湾这只被薅秃了的雁，居然还能被拔出毛来。

现在的湾湾做着两份工作，一份是经常出去见客户的销售类工作，给缴纳五险一金，税后5000；另一份是兼职卖保险，每天在视频号上进行推广。每月工资一到账，她留下必要的生活支出后，全部都用来还款。

在湾湾兼职的保险公司里有一个离异的大姐，离婚之后一度流浪街头，后拼命工作，现在有车有房收入可观。湾湾说到大姐时，认为人被逼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出自己的能量。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像极了我跟着嫂子做微商时，课程中说的“给代理商造梦”。我不反对努力工作去激发潜能，但为什么不能吃饱穿暖没有债务压力地轻松上阵？

但湾湾不接话头，举起手给我看她在拼多多上买的手串，说花了30块钱，“大师给开过光，能带来财运”。也只有说到这个时，我才再次看到她眼睛里的光和嘴角的小虎牙。

那天，湾湾问我：“中午想吃什么？”

我说：“看你发在朋友圈里的麻辣香锅挺好吃的。”

在天通苑社区的地下菜市场里，我第一次见到居然有这样买菜的——所有食材都只买一顿饭的量，西红柿和土豆拿一个，豆芽只抓一小撮。那一刻，同情、可笑，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甚至是憋屈等各种情绪交织在我心头。旧社会已经过去很远，但“杨白劳”依然存在，只是眼前的“杨白劳”是被自己的欲望和外界环境刺激出来的。

返程路上，湾湾告诉我，这已经比去年好多了，有钱买菜、有钱坐地铁。我上前拽着她，一如当年在校外补考普通话时她拽着我一样，边拽边说道：“以后别这样大起大落了，做个普通人就挺好的。”

我说这句话也是有感而发——本来，到2022年4月，湾湾快缓过来了，每个月只需要还款5000元了，但是保险公司HR的一句“保险3个月就能做起来”的鸡血，让她的自由之日又变得遥遥无期。

“我被骗了，去了之后才发现700个人里只有2个人能做起来。我从去年7月开始做，到现在也没见到啥收入。”湾湾恶狠狠地补充道，“这个工作是没有底薪的，因为全职做，我的五险一金也断了——已经交了4年多了，还差几个月就5年了。这件事比任何事对我的打击都大。最困难的时候，我都在想只要我的五险一金没断，就还有希望，但它最后还是断了，我留在北京的希望都破灭了。”

“果然不能赚损别人财运的钱，投我项目的那几个老板最后都血亏。我这几年一直赚不到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她又说。

五险一金断缴的那个月，湾湾又回到了最困难的境地，靠着每月2000块钱失业金还有经朋友介绍的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才渡过了难关，直至请了律师协商还款，债务的雪球才终于停止滚动。我一直以为湾湾请律师帮忙协商还款和停止计息是走的法律援助，现在才了解到，原来律师费也可以分期付款，分四期，每个月2500块。

我暗自苦笑，湾湾这只被薅秃了的雁，居然还能被拔出毛来。

现在的湾湾做着两份工作，一份是经常出去见客户的销售类工作，给缴纳五险一金，税后5000；另一份是兼职卖保险，每天在视频号上进行推广。每月工资一到账，她留下必要的生活支出后，全部都用来还款。

在湾湾兼职的保险公司里有一个离异的大姐，离婚之后一度流浪街头，后拼命工作，现在有车有房收入可观。湾湾说到大姐时，认为人被逼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出自己的能量。我听了之后，觉得这像极了我跟着嫂子做微商时，课程中说的“给代理商造梦”。我不反对努力工作去激发潜能，但为什么不能吃饱穿暖没有债务压力地轻松上阵？

但湾湾不接话头，举起手给我看她在拼多多上买的手串，说花了30块钱，“大师给开过光，能带来财运”。也只有说到这个时，我才再次看到她眼睛里的光和嘴角的小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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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二十不惑2》（202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场以卵击石的职称申诉风波

卡尔维诺经典短篇小说《黑羊》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一个诚实的人到了该国定居。

他不想去偷东西也从不去偷东西，从而打破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保持偷盗的习惯以及社会的平衡。很快，社会规则随之改变，人们还是依然偷盗，只是变了方式，这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唯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我觉得我就是那只黑羊。”在经历了一次漫长而又艰辛的职称评审风波后，朋友辰白对我说。

以下出自辰白的自述。

1

2021年9月30日早上，经历了最后一轮高级职称答辩后，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前后两个多月的职称拉锯战，终于要落下帷幕了。这一年，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各方面，自己都比其他参评者略胜一筹，长达10年来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了。

回到家，我跟先生愉快地汇报了今早的答辩，信心满满地告诉他：“今年肯定能上副高了，赶快给我准备庆功宴吧。”

下午5点，职称申报群里发出了一条信息：“职称评审结果已经出来，请大家前往公示栏查看。”我心快跳出嗓子眼，急匆匆骑上电动车，风驰电掣赶往学校，一路上觉得周围的树木都仿佛在为我跳舞欢呼。可是，当我站在公示栏下时，在那张红通通的纸上竟然没找到我的名字。 

这是我第五次参评职称，第五次落选。本来我踌躇满志，以为在单位有4个名额的前提下，自己定然能胜出，可面对结果，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伴随而来的还有疑问、伤心和愤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又没有我的名字？

通知单下面简单地写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如有对职称评审有异议的老师，可向学术委员会申诉。”然而，却没有留申诉电话，也没有联系人，只写了一个办公邮箱。

临下班还有5分钟，我马上给平时负责职称评审工作的李X老师发了一条信息，问她我为什么没有被选出来。过了几分钟，她回了一条：“老师，您好！这是学术委员集体决议。”

我一看“集体决议”这几个字，更加火了，就直接对她说：“我要申诉。”

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全面崩溃，站在单位楼下泣不成声。所有的人都下班放假回家，欢度十一国庆节，唯有我，堕入无边的深渊。

2

没有人知道我为了职称评审付出了多少努力。

十几年前，我研究生毕业入职C大，按规定只能留任行政岗。做了几年行政工作，我渐渐对每天被琐事环绕、机械地完成任务的工作环境感到厌倦。幸亏学校给了行政人员转为教师岗的机会，我立刻毫不犹豫地转成了教师。

转为教师岗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由于我所学专业与所在学院专业不太符合，所以我只能教一些公共课程，根本无法融入“主流”。我的研究生学历也渐渐显得捉襟见肘，只能在迈入30岁大关时，奋力考博。

考上后，我停薪留职。由于功课落下很多，再加之中间结婚生子，杂事颇多，所以读博颇为费力。读博期间，继续留任行政岗位的同事，已经升任科级、副处级别；做专职教师的，也已评上副高、正高职称。相形见绌，我内心没有失落感是假的——人生只要一步落后，后面便会步步落后。

当然，我也总结过自己存在的问题：比如自己从小因家庭变故导致内心自卑，性格内向孤僻，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也不懂人情世故，就连领导来了也不知道去倒杯水，更不懂经营关系，搞管理更是一窍不通。

所以，做行政对我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看不到出路。读完博士，去当教师，搞科研，环境相对简单，这才是我喜欢的。

2016年，35岁的我博士毕业，重返单位。

回来后，我找到了片刻的成就感，经常听到单位里很多没有读博的同事的羡慕之声。可很快，这种感觉就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打破了——随着学校在全国排名的晋升，开始转为以科研、人才为导向的发展方向，大量引进高学历人才，博士已经成为进入学校的最低标准。一些做行政的老同事，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考博或者没有考上的，目测只能在行政岗位上做一辈子了，没有晋升上处级的，可预见的是退休至多只能是科长了。

而对于我来说，评职称逐渐成了我工作、生活的全部重心。一来，年纪也到这里了，再不往前走一步，自己说出去都尴尬；二来，读博以来，自己也积攒了不少科研成果，条件已经远远超过最低要求，属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

在此之前，我很少对评职称上心，总觉得自己条件够不上，从来不敢去尝试，也没有认真研究过相关政策，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七八年前，评职称相对容易，只要有几篇论文就可以，有的老师甚至仅凭发表在报纸上的几篇“豆腐块”就评上了教授。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等到我开始认真对待职称，并且把它列为人生头等大事时，评职称的标准已经水涨船高，从一开始至少要有4篇“C刊”或是“SCI论文”的硬指标，变成要有“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数量越多越好，等级越高越好，一到两本专著是必须的，还要有咨询报告，最好要有省部级以上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其余什么教学比赛奖、带学生参加大创项目奖、学生优秀毕业论文奖，最好也要有一堆，且级别最好是省级以上。

所以，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难题是：究竟去哪个组参评？

在我们学校，评职称被分为几个大组，每个组又由学科相近的几个专业组成，而我所在学院的学科，并不在我要参评的小组之列，也就是说，我要想参评职称，只能到别的学院组建的小组去。评职称本来就竞争激烈，组里再没有熟人，那么结果大概率是会失败的。进一步说，如果继续在目前的学院工作，对我未来的科研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没有相应的科研氛围，也没有团队，得不到任何支持，孤掌难鸣。

与我有同样境况的老师也有几个，他们最后选择了转专业继续留在这个学院。可我还是喜欢自己的本专业，因此摆在面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调到其他学院去。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回校一年后，遇到了贵人，帮助我调离了原学院，进了与我专业相符的A学院。A学院的学术地位在全国都是顶呱呱的，像鱼儿来到了大海一样，我喜极而泣，觉得人生终于出现了转机。

3

然而没多久，我的乐观和开心又遭遇到了现实的一万点暴击。

A学院人才济济，北、清、交、复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生、博士后比比皆是，更有像哈佛、哥大等国外名校的博士，各类学科带头人、引进人才更是如星云般繁多。我在其中瞬间失去所有的光芒，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足挂齿。

来之前也有前辈曾告诫过我说，A学院人际关系过于复杂，连他这种八面玲珑的人都混不下去。但我却无知者无畏，不管不顾还是选择来到这里。虽然我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险象环生的现实，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派别林立的学术圈层，无情地打压至十八层地狱。

说是地狱，毫不夸张。我在这里的4年，走在路上无人理睬，被别人视为空气；充满谦卑与热情地去加一位前辈的微信，转眼间就被拉入黑名单；前一秒过来对我示好的同事，下一秒在利益面前能立刻翻脸不认人；认认真真工作，换来的是别人找茬的入口；去开会，主持人介绍了一圈教授、副教授，唯独跳过我；对学生认真负责，关心他们，却被他们诋毁为不怀好意，在群里通知事情都被他们群起而攻之；连夜帮学生修改论文，改报告，第二天他们拿着论文便投奔其他老师门下去了。

没有课上，没有课题做，没有学生带，我完完全全是A学院的“三无人员”。那些坐办公室里的中年女人，眼睛斜愣着，通常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告诉我一个似是而非或错误的答案，然后你要绕一大圈，才能弄清楚这件小事的真伪。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日常工作环节，总会有人莫名其妙使绊子，在某个暗处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真是应了那句话——人在弱小的时候周围都是恶人。

在这个看重名头、以结果为导向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高级职称就相当于没有武器，没有护身符，没有遮羞布，任何人都可以看不起你欺负你。当他们探听到你没有什么背景时，更会变本加厉地为难你。所以，评职称几乎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信仰和念想。

随着我坚持不懈的努力，科研成果也逐年增多，抱着学习与碰运气的态度，从2017年开始，我参加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审。每年都进入决赛，每年都以极小的差距落选。

我站在台上紧张至极地陈述，台下的评委趾高气扬地看着我。有一年，当我陈述了之前所做的行政工作时，一位评委甚至直接打断了我的话：“不要讲这些了，谁没有为学校做过贡献？”但轮到另一位参评者讲他在转业到学校之前在部队做了哪些事情时，这位评委却给他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夸赞。另一回，当我讲到在前面的学院工作时上过哪些课程，一位评委同样也是很不屑地对我说：“你之前的课程跟现在毫无关系，你应该讲你现在的所上的课程。”而轮到下一位参评者，就连那人在社区做过义工的事情，也被评审拿出来大书特书。

我感觉在职称评审环节得到更多的是羞辱而不是尊重，不过这样的不适感很快就会过去，最后的评判结果，我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毕竟和已经评选上的同事相比，我自认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我想不到的是，年复一年，评职称竟成了我人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每一年都我会以不同的理由落选，而我也天真地以为是自己不够优秀。

有过来人看不下去，便悄悄指点道：“别傻了，没有关系，不去找人，怎么可能评得上？”听到这话我还有点不屑，我看到的都是凭实力评上的人，所以坚信一定有公平存在，也相信等自己实力足够强大的那一天，一定可以评上。

4

万万没想到，第五次评职称，瓦解了我之前所有的信念。

本来以为，这一次我无论是“单项”还是“综合”都绝对靠前，资历也是最老，丝毫不落后于谁。熟悉的同事也都说，“今年你一定能评上”。可是结果一出来，让人大跌眼镜。

我记得自己站在名单公示栏下泪如泉涌的样子，委屈、失落、无助、想不通、愤怒，五味杂陈。为之奋斗了几年的目标，没日没夜起早贪黑的努力，换来的结果就是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我第一反应便是要提出申诉。工作十余年来，不要说申诉，就连一句重话、伤和气的话，我都从没未和任何人说过，在工作中就算受再大的委屈也都自己忍着。但这次，我真是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当夜，我给学院领导和职称评审负责人挨个打电话，他们无一不对我的遭遇感到遗憾，也都连连安慰我。但廉价的话语我已经不想再听，我只想知道真相，为什么？什么原因？

当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明确答案，也不会有答案，因为我的成绩明摆着放在那里，大家都不敢轻易否定。只是究竟要怎么解释这个结果，领导在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给我的回复都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

国庆节那几天，我几乎每晚都睁着眼睛流泪到天亮，满脑子都在想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是不是职称永远都评不上了？我今年40岁了，前途在哪里？别人会怎么看我？一闭上眼睛就是无尽的黑暗。我甚至想一了百了，不想活下去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有申诉。

学院领导在知晓了我的申诉意图后，不仅没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反而像论文答辩一样，准备了很多说辞来应对我。我知道这是行政人员的常态反应，在他们那里，面对有人提出疑问，第一时间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相关部门对我提出的问题统统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搪塞，那一本厚厚的、只用来针对老实人的评审规则，此刻变得形如虚设、无足轻重。

在原来分毫必争的评审标准下，一篇论文、一个奖都有可能是输赢的关键，可现却美其名曰要“破五唯”（指在高等学校评职称时，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桎梏，主张教育评价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初心，立德树人成为高校首要任务），不再以论文、科研成果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而是看“综合实力”。而当我继续追问，说我综合实力也是名列前茅时，他们就笑笑告诉我：谁给你排的名次？评职称从来不排名。

“不排名怎么评？”我又问。

“主要看评审的无记名投票。”

“评审基于什么做判断？”

“主观判断。”

说到主观判断，那可真是文科学科特有的权重因子，“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都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对这样的说辞，我当然是极为不满的——为什么前几年参评时都是按排名进行取舍，怎么今年就全变样了？

我先生一语点醒梦中人：“真实的原因是你没有找关系，而别人都找了。在你一次次突围到最后评审阶段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其他人都在‘努力’，只有你天真地以为会获得一个公正的评判。”

我怒骂：“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先生摊摊手，一脸无辜，其实他哪里会知道这些弯弯绕绕，充其量是马后炮罢了。

重点是现在该怎么办？忍气吞声，向现实投降？还是奋起反抗？这仿佛天问，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家里的老一辈人告诉我，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古民告官，哪有成功的？”周围的同辈人也都劝我想开点，说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就是不敢去说，别人是傻吗？当然不是，是大家都知道即便去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惹得一身骚。唯一的办法只能委曲求全，等待机会。

对于这些答案，我都不满意，也都不认同。我已经当了十多年老实人老好人，人们不会因为我的好而对我有半点尊重和礼让，只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我。记得才工作时，领导安排我去下乡，去离主城区很远的新校区工作，我毫无怨言地去了，一干就是好几年，熬到够资格返回市里的校区工作时，领导又对我说，另一位同事要结婚，希望我再发扬下牺牲精神。这么多年来，单位安排的事情我全都任劳任怨去做，从不敢说不，换来的结果却是评优秀、先进从来也没有我的份，好事也从不跟我沾边。

这些我都没有怨言，然而评职称，关乎我的前途、尊严以及对我个人能力的肯定，是可忍孰不可忍。连续五年参评都落选，明年难道会因为我的继续隐忍而获得机会吗？不可能的，每年都会有源源不断的关系户，会有各种层出不穷的“特殊情况”，我还要等多久？这口气不出，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我自己。

一个朋友知道情况后，给我发来了河南焦作17中姚燕燕老师的视频——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敢于同不公平的职称评审作斗争的人，道路坎坷曲折，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她的事迹激励了我，她的经历也让我感同身受。是她让我明白，当别人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一定要勇于发声，为自己而战。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了艰辛的申诉之路。

5

在准备材料上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此次职称评选中很多不符合规范，甚至违纪违规的事项，证据确凿。

职称评审的每一个环节我都很重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每位参评人员的成果我都一一拍照留存，好方便比对。幸亏有了这些照片，让我很快发现职称评审过程中的猫腻。

职称申报材料每年都是按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上交，然后单位审核、盖章，上报学校人事处。但实际上，在材料公示阶段结束、进入正式评审阶段前，仍有参评者不断更改材料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监督。有的参评者拿着一个莫须有的奖励作为制胜法宝，当我提出要核查这个奖励的来源和证明时，对方却迟迟拿不出来。评审却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能证明这个奖励是真的，你实在需要证明的话，随时可以去开。”

另外，这一年评审，还玩出一个新花样，某人参与了某个大佬的一个省级或国家级教学项目获奖了，他（她）虽然只是排名第10，但这个奖项的重量远远比我自己主持辛苦做出来的项目含金量高几倍——美其名曰，现在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要讲究团队合作，而所谓的“团队”，无非是某个大佬带着一群小的们的游戏。大佬依靠名声、人脉获取项目与奖项，再把任务分配下去，小的们有的负责码字，有的需要跑腿，有的是后面有资源，被拉拢过来当靠山，最后，大佬们得名得利，小的们也跟着分得一杯羹，各取所需。这些隐性的规则，文件上都没有，但也都算数，就看评审怎么说。

随着我进一步梳理各阶段事项，看到了更多掩人耳目、鱼龙混杂的操作。我把这些疑问整理出来，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好几页的申诉材料。然后，再把这些问题一一对应国家、省里的职称评审条例、规则，结果触目惊心——大部分操作都不符合规范，甚至有的是严重违纪行为。

我以为，如果严格遵守国家、省级职称评定法规，那么这些证据足以推翻此次评选结果。然而，我又一次想多了。

我先是在学院反映了这些问题，学院领导一一否认，避重就轻。无奈之下，我只能把材料报到学校纪委，纪委工作人员很耐心接待了我，倾听了我的诉求，并保证会把情况如实汇报领导。我同时又将材料递交给了分管这块工作的副校长办公室。

回来等待消息，就再也没有等到下文。纪委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终于有领导同意接见我。在我有理有据陈述了半个小时以后，领导平静地告诉我，这件事不归纪委管，他们只负责贪污受贿，“除非你拿到证据，否则建议转到人事部门进行处理”。随后，分管该项工作的副校长办公室也回复说不受理此事，需要转给人事部门。

不要想着一个搞人事的部门会有正义感，他们本来就是评职称的主管部门，难道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果不其然，当我把材料交给人事科的一个科长时，对方一脸见怪不怪地说：“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学校历来都是这么做的。”我质问他：“难道学校可以无视国家法规吗？”他没有搭理我，只说会把材料转交给领导，让我回去等消息。

当然，同样也是没有任何回复。

申诉期马上就要到了，眼看着在学校各部门投诉无门，我只能继续到省教育厅、人社厅上访。

我第一次到教育厅信访，保安把我拦到了办公楼大门外。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进去？”

他说：“谁来了都不能进去，只能告诉我要找哪个部门，由我进去通报。”

我气愤地对他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单位吗？人民进去要办事，要先通报领导，领导让进了才能进对吗？”

保安看见我态度有点凶，只能指着旁边的一道门对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可以找信访办的。”

信访处位于一楼犄角旮旯处，一位画着精致妆容的中年女性正在那优哉游哉地喝茶。我隔着玻璃对她说明来意，她很平静地让我填表，交材料，然后也是让我回去等。有了那么多次“回去等”、然后就没下文的前车之鉴，我不想再上当，坚决要求见相关负责人员，她也只好上楼去找人。过了片刻，一位很年轻的工作人员下来了，拿着笔记本把我的诉求，认真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我问她：“你们会管吗？”

她很官方地回复道：“我们会把你的问题转发到学校，等他们回复。”

我又问：“你们会回复我吗？”

她说不会，但可以来这里查询。

在这次申诉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深刻了解了中国的官场制度，以前我连学校哪个部门归哪管都不清楚，这次短短几天，我就长了很多知识——虽然教育厅是我们学校的上级单位，但从级别上来说，都属于厅级部门。同级管同级，有可能吗？我也不敢抱太大希望了。

我又到了管职称的专属部门——省人社厅专技处，找到了分管的副处长。副处长确实很专业，一听我反映的问题，立刻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学校还没有把评审结果报到他们这里来，“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撤销既定结果”。

他的话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正义凛然的模样，说话铿锵有力的语调，让我甚至都觉得他就是那个拯救我于水火之中的大英雄。

省纪委我也跑了一趟。排在我前面的一个老人家，80岁了，之前是一名律师。他很激动地拄着拐杖对着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我上访了20年，你们每次都是让我回去等消息。每次都是回复说转到哪个部门办理，没有一次给过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我是个老百姓，要不是这次二十大提出要坚持贯彻依法治国，我都不想来了。我告的是一个厅长，是不是因为他是厅长，所以所有的法院、检察院都要包庇他？”

我在他身后听得胆战心惊、心灰意冷。交完材料，依然是熟悉的那句话：“我们会转发到你们单位。”

6

各个相关省级部门的“转发”虽然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对于学校来说，无疑还是当头一棒。我能想象到，领导们一星期收到来自不同部门的文件会是怎样的心情。

果然，学校有了反馈。

先是学院领导再次找我谈话，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无非就是劝我想开点，一顿心灵鸡汤。这些话也许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还有点用，但对我这种经历诸多社会毒打的中年人来说，就像是讽刺。

我还是坚持质问为什么，领导不再是模棱两可了，而是对我的各项成果均予以一一否定。谎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还是一所追求真理的学校，这还是那些令人尊敬的教授吗？

我从一开始想为自己找回公平，到现在只单纯想要讨到一句公道，我就像秋菊一样，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我坚持不懈地往上反映问题，学校领导也开始找我。

人事处领导约我面谈，Z处长一上来就正襟危坐，板着脸故作关心地问我：“XX老师，你身体还好吗？待会儿能坚持住吗？我们这边有很多办公人员，希望你不要吵闹。”

她把我正常的反映问题看成无理取闹。听到这样的话，我大概知道她要做出怎样的结论。果然，接下来就是代表学校宣布正式回复：“本次职称评审没有任何问题，维持原有的结论。”

我据理力争，从包里拿出职称评审中存在的虚假材料，程序有误、评审规则不公开不透明的证据。Z处长没想到我会拿出证据——其实这些材料我早就已经上报给他们了——马上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他们不太了解情况，等回去研究后再找我面谈。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我预料接下来人事处肯定也不会再回复我的问题。

我又想从法律层面有所突破，但研究了一圈法律法规后发现，职称评审并未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中，说白了，就是虽然有明确的成文法，但却没有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是高校灯下黑的地带。

在高校里，除了行政领导以外，最大的权力来自学术权威，在关键时刻，权威人士的一句话就可以断人生死。所以，在我申诉的整个阶段，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声支持我，既得利益者没有必要，跟我一样处境的则敢怒不敢言。那段时间，仿佛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拿着长矛冲向巨大的风车。

申诉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了省里一个信访部门给我的回信：“你所反映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经认真核查，程序没问题，结果无异议。故不作受理。”

我哭笑不得，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电话，也没有任何部门过问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核查的？连学校的相关部门还在说要回去核查我说的问题，他们怎么就能得出没有问题的结论？

电影中，秋菊打官司最后赢了，现实中可就没有秋菊了。

教育厅跑了不下十几趟，第四次见到工作人员时，我所有的负面情绪喷薄而发，冲着那个年轻的小姑娘质问：“请问你们是转发单位还是上级主管单位？为什么每次都只会转发，你们难道不能去查一下吗？这么简单的事情，查一下就知道，非要每次转来转去的干嘛？你们再这样，我就要去法院告你们不作为，到网上去曝光你们！”

小姑娘也只能无奈又忍耐地对我重复那几条机械性的答复：“您有权利继续申诉，我们这边会向领导汇报，及时处理。”

可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相关工作人员了，每次去，那位妆容精致的女性都会对我说：

“领导去开会了。”

“不巧，他们早上刚去开会了。”

“开会还没回来。”

……

不管早上、下午去还是整天杵在那里，我都被信访窗口一句话回复——他们开会去了。

人社厅那边也再没有任何回复，我又去了趟办公室，找到那位分管副处长，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义正词严地说：“你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不能乱说。”我再多问几句，他就面露不悦地反问我：“你要求什么我们就要照办吗？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不要着急嘛。”

他的回复让人感觉，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我想，也许是有人找过他了。

学校这边看见省级部门没有什么实质性动作，更加有恃无恐。我也坚持不要脸了，每天给人事处和纪委各打一个申诉电话。

其实，那时我已经对改变结果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是单纯觉得这股气咽不下去。在我的坚持投诉下，人事处没有办法，又再一次约谈我。但这次我一点不想去，想着他们信口开河，黑的说成白的，一点不脸红的做派，我只觉自愧不如。

7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人事处Z处长亲自打来的电话，她一改第一次见面时凶神恶煞的模样，非常亲切地跟我拉家常，邀请我再去座谈一回。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谢谢处长的好意，但如果还是直接宣布结果，没有什么解决态度和办法，还是不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但她一再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这次是带着十二分诚意来的，这样僵持下去对大家都不好，一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既然领导这么说了，再不去显得不识抬举，我也好奇她说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先生却警告我说，可能是个鸿门宴。

次日去面谈时，果然被先生说中了。人事处加学校各级领导，一共有7个人，气势如虹地并排坐在我对面，就好像我是一个待审的犯人。Z处长又恢复了趾高气扬、皮笑肉不笑的领导做派。我的心往下一沉，后悔自己又受骗了。

坐定之后，她还是像上一次一样代表学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告诉我：“结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改的，你只能明年再来参评。”

我还是继续坚持指出评审中出现的错误，但这次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反驳，当然，这些说法也都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我好似诸葛亮舌战群儒，半个小时过去了，丝毫没有进展。Z处长见我如此固执就是不肯低头，只得又一次气急败坏地对我说：“就算你是第一名又怎样？就算材料全是错的又怎样？结果早就在开会前就定了！”

“原来如此啊，早就内定了吗？难怪我年年都是陪跑。”我迅速抓住她的话语漏洞唏嘘道。

旁边的副处长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把话题扯到了另外一边。Z处长气得全身发抖，对我嘶声竭力地吼叫：“XX老师，你有完没完？难不成你要我们每天都为这个事情围着你转吗？你要告谁，处理谁？是不是要把我这个处长拿掉，要把你们院长撤职才罢休？”

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驳她：“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撒谎、无理取闹、无中生有，你们完全可以告我诽谤罪、污蔑罪，你们可以把我开除。”

她见我冥顽不化，便怒气冲冲丢下一句：“我可不敢开除你。”然后拂袖而去。

我也站起来，没再理会其他人，径直走出会议室。我看见旁边的那些科员，此刻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大概没料到我一个弱女子会敢如此顶撞领导，拼命相搏。

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没有胜利感，亦不觉得自己失败，只是觉得荒谬，明明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自己才是受害人，却要与全世界为敌。这个世界怎么了？

出门时遇到单位即将调离的一个前领导，我的眼泪才止不住唰唰往下掉。虽然我之前和他不熟，但他也知晓我的事情。我们在休息区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讲了他此前经历过的一些评职称时不公平的事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申诉这件事情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庞大的机构，难度非常大，几乎没有胜算：“所以，解决办法只有‘反求诸己’。等到有一天，当你超过别人不是一点半点时，自然没人敢再拦你。”

我虽然认同他所讲的，但一想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充当炮灰，就五内俱崩、气愤难耐。这样的结果，对于那些旁观者，那些劝我想开点的人来说，不过就是“人生处处是挫折，明年再来，大不了每年都去参评，总会评上的，不要不开心，身体最重要”的一套劝说辞。可是只有深陷其中、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个过程有多么煎熬多么惨烈。有谁经历过十年如一日没日没夜搞科研，眼睛快瞎了，头发大把掉，没有时间陪家人，没有时间管孩子？好不容易出了点成果，抬头一看评审规则又变了，搞完科研还要忙教学。教学不能出一点错，要保持评教名次排前，要保证每年都有教学成果、带学生获奖，近年来又冒出来各种课程评比等层出不穷的名目。

也许在很久以前，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还可以产出一些成果，在处处看名头、背景的当下，没有任何资源的人想要出一点成果，比登天还难。

反正再怎么努力，我都像是那头被蒙着眼睛的蠢驴被耍得团团转。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嘴动一动就能随意改动规则，就能摧毁我多年的努力。而规则的改动并不是经过客观、审慎的考虑，而是基于某一个或某一批人的需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会是一个混学术圈的时代，掌握资源的大佬带着圈内的人搞圈地运动，然后自行瓜分利益，根本不给非圈内人任何一点机会。作为大学老师，不需要有多强的能力，只需要巴结好大佬就行……

既然无路可走，唯有勇敢发声。我的意志坚定，反抗之决绝，恐怕是学校这么多年来少有的一个。不得已，连校长都亲自约谈我。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只当是在学校内的最后一次陈述。

校长很耐心地听完了我长达半个小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申诉，一直面带微笑，从不反驳，也不指责。在最后，他举重若轻地把问题归结于专业能力不强的下属身上，说出现这些问题都是能力问题，而不是主观所属，并告诉我：“职称评审如果只是遵从简单排名，那么还要评审有什么用？所以，结果肯定是不能改变的。”

最后，校长还善意地劝我，不如躺平算了。说来说去，他还是在为此次评审做辩护。

我没再继续争论和质疑。事到如今，我将所有路都走了一遍，证明都走不通，我也不后悔了。反正，在职称评审中，一个专家教授的意见等同于权威，一旦做出了决定，即便错了也不可更改。至于说专家怎么评判，都纯属“主观判断”。

那专家究竟是依据什么来进行判断？这当中便存在着无形的人际关系和利益权衡因素。这个道理，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参评职称这么多年，其实此前已经目睹一些人刚刚才工作一两年，明明没有什么突出的科研成果，却能顺利评上，有的人明明还没有自己的成果多，却早已上岸，只是当时没有落在自己头上，所以没想太多。

可知道了又能怎样？现状是无法改变的。没有背景、不会搞关系的人就活该被牺牲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你就是个蠢蛋、笨驴，活该。”我在心里骂自己。

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了一个同在高校的朋友，她居然天真地惊呼道：“天啊，怎么可能？你们学校那么黑吗？我们这边很公平的……”我从她嘴里听到了对我的不屑，也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我不想点醒她，你以为的公平，只是还没亲身经历罢了。

人类的欢喜从来都不会相通。在至暗时刻，人还是只能靠自己。

8

2021年年底，学校网站上公布了最后的职称评定结果，这件事尘埃落定。在此之前，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部门给予我的任何回复和解释。校长所说的回去研究研究，也只不过是一句搪塞。

我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找律师去法院起诉，但问了好几个律师，都说不接这个案子。好不容易有一家律所有意向，但一上来便狮子大开口，收费十几万，并且告诉我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时间长、周期长，还不一定能赢，要赢只能冲出省门，到中央。”对方还说，姚燕燕的事情为什么引起关注，让国家教委都来核查？是因为她把这个事情捅到网上去了，而且她的学校是中学，没有大学那么大的势力。

过了几天，连这家律所都打了退堂鼓，说是无能为力。

我也曾想过要不要把这件事放到网络上，让舆论力量来监督，就算自己毁灭了，至少也能让那些昧着良心的人能扪心自问一下。但网络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我也没有把自己伤口赤裸裸示众的勇气，最终还是放弃了。

翻过年，到了第二年的1月，我决定彻底放下这件事。

身体接到放下的指令，瞬间获得了解放，却也轰然倒塌。春节前夕，我毫无征兆地病倒了，也许是感冒，也许是阳了，我也不想去检测。甚至想，如果就这样死去也挺好，就不用再面对人世间这些糟心事了。

生病再加上心情极度郁闷，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浑浑噩噩躺在床上，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致，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你这么失败，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期间，收到为数不多几位同事的安慰电话。

同事A跟我说：“千万不要被别人所谓的游戏规则所定义，如果你在乎，那么你终将被控制得死死的。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何必呢？”

同事B说：“如果想要评职称，就要懂得游戏规则。因为只有你站在圈子里才能分得一分羹，评职称不是看你究竟做出多少贡献，而是你有没有为某些人作出贡献，否则别人为什么平白无故投票给你？”

同事C感叹道：“你看学校里那些多少年都上不去的老师，我认识的一个老师，评了15年才评上，难道是因为成果不多吗？慢慢熬吧，没必要意气用事，别急，总有一天会轮到的。”

想想周围的同事，有的混得风生水起，各个圈子都有一席之地，好处占尽，风光无限；有的早已看透真相，隐退于江湖，躺平度日；有的还在苦海中苦苦挣扎，没有能力改变却又不甘于现状。

我就属于最后一种人吧。

2022年，我放弃了参评职称，准备休整一年。

年底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通来自省教育厅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曾经接待过我的工作人员的声音，她问道：“XX老师，你对之前提出职称申诉一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吗？”

我大声地告诉她：“不满意，我不认同。但你们不都判定了吗？还来问我干什么？”

接下来她就用坚定的声音说道：“经核实，去年您反映的评职称事项程序无问题，结果无异议。这是我们给您的最后回复。”

听了这样的回复后，我真觉是个天大的讽刺，就平和问她：“既然你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能否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不好意思，给不了书面答复，只能口头。”

“那为什么现在才来通知我，要知道国家规定申诉的回复期是一个月，现在都过去快一年了，你们是才想起来吗？”

但无论我怎么追问，那人都仿佛机器人一样，毫不理会我说什么，就一直在重复：“XX老师，经核查这件事并无问题，我们已经按要求答复您了，事实就是这样。祝您晚安！”

我挂断了电话，看着这苍茫的夜色，想起鲁迅的一段话：“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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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黑狗》（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个足疗技师的坑蒙拐骗生涯

宗教是一个拥有庞大文化艺术和信仰力的集合体，永远包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上到弘一法师，下到作奸犯科者，宗教是他们的启蒙地，也是他们最后的收留地。顺理成章地，作为宗教的载体之一，寺院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清静地方，这里真佛有，假菩萨也多，容纳得了莲花，也容纳得了淤泥。

在淮水当地，张伯阳，就是一位公认的“合成型”假大师。

1

去年夏天，我在温大夫的诊所里小住。

温大夫是淮水当地一位比较知名的中医师，他的人生经历也算是另一个传奇。他亲近宗教学问，但并不迂腐，道学的中正平和、佛学的宏深究竟，他一概不拒。得益于他，我对于修行的世界有了更广阔的认识。

一次，我们聊到一些中医学习的趣事，话题跑偏拐到了张伯阳身上。温大夫频频摇头，哭笑不得地说：“这个人，我现在已经不和他来往了。这小子，不是正经的修行人，是个搞江湖套路的生意家，打着中医和修行人的名号，搞一些骗人的东西。”

“怎么说？”我问。

“你知道‘火居道士’吗？”

我点点头——《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里提到过“火居道士”，就是指尚未出家、在家修行的道士。他们可以娶妻生子，不受宗教门派的戒律限制，我熟稔的师友中大多都是此类，司机、医生、小生意人、金融民工，不一而足。佛是觉者，并非穿黄褂的光头就是和尚；道士呢，则是“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这世上所有的限定都是自我相加，就像名字一样，张三什么时候不是张三，要他觉悟那一刻。

温大夫是2012年来的淮水。彼时他刚刚辞掉工作，想在淮水当地开一个中医诊所。初来乍到，在这边没有熟悉的病患群，他想着先积累一些经验，于是搭上朋友的关系，去到一个中医馆坐诊。

当时，温大夫和几个中医师想办一个中医培训交流会，馆长大力支持，活动场地和设施人手都是现成的。温大夫单纯，以为只是聊聊天，认认人。那个交流会上半场倒也正常，来了很多淮水当地的年轻医师，大家互换了一下联系方式和行医环境的情报，可没想到，下半场就出了怪事。

“我和一个大夫被馆长单独叫过去，让我们给一些热爱中医的年轻人露两手——馆长让我给他们讲讲课，也不用讲经络脏腑、阴阳五行、《内经》《伤寒》这些太专业的东西，主要讲解一下操作技法上的一些东西，也不用很长时间，连讲带示范，二十分钟完事。” 温大夫说，“我当时年轻气盛，也有些底子，更加听不得别人吹捧，别人一吹，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立马就答应了下来，没想到，这就上了大当。”

我不解，问他：“什么大当？”

温大夫唏嘘一声，羞涩道：

“我上了讲台才知道，讲台底下坐着的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热爱中医的年轻学子，而是隔壁洗浴店的足疗技师！都是些三十岁左右的女人，靠背后仰，高翘二郎腿，东倒西歪的。一个个神态疲倦，大黑眼袋，没有生气。”

“满教室的香精味，我的心凉了半截。学中医的讲究‘望闻问切’，功夫到家的大夫，打眼一瞧就知道来人有没有病，知道病灶部位。中医上讲，人的相貌七年一变、气色七天一变、神韵七分钟一变。他们是真听课学习，还是来走过场应付差事的，都能感觉出来。”

温大夫心里不乐意，但是人都站在讲台上了，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些技法知识，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忍不住了，冲着温大夫不客气地说：“老师，你给我们教些重点吧，别整虚的。”

“什么重点？”温大夫疑惑道。

女人回道：“你就给俺们讲讲，按脚的时候按什么穴位管什么用就行，尤其多讲讲哪些能治男人肾虚腰酸、女人宫寒松垮，这方面的按摩手法啥的，得劲猛管用的。你讲的什么阴阳相生相克的，俺们都听不懂，听得大伙眼睛都快粘一块了。”

我朝温大夫抿嘴，他苦笑道：“你说说，这不是折磨人嘛？”

“那你和张伯阳怎么认识的？”

“他当时就坐在一堆女学员中间，是唯一的一个男技师，你说，我能记不住他？”

听到这话，我不由笑出泪来。

温大夫接着说：“我当时只想早点结束课堂，没想到那张伯阳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没辙，我碍于脸皮就一个接一个地讲。好家伙，原本以为二十分钟就能完事，结果整整拖了两个钟头。”

末了，温大夫勤勤恳恳地给台下的足疗技师们讲了气血和足部的经络，张伯阳独树一帜，拿了个小本子边听边记，又向温大夫请教，说他喜欢中医很多年了，没机会读中医学校，能不能自己学呢？

温大夫当时鼓励他说：“那你得先坐稳屁股扎下心看书。中医门槛不高，但越往里走越深，就像坐一列火车，从哪里上站都行，可能不能走到关键处，就得靠自己了。社会上一些出了名的中医大夫，也没读过科班院校，就是能治得了教授主任治不了的病，所以中医不难，难的是狠下心学的勇气和坚持。”

“那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的，这种情境下也能沉得住气钻研。”我说。

“所以，一个人能出头，即使是个癞子，那也肯定是有过人之处。”

我戏谑道：“看来你还和他挺有缘分。”

温大夫听了这话，连忙低头喝茶水，脸上显出一抹苦笑，好似喝了一大口黄连。

2

社会上为什么总会出现一些反对中医，“废医存药”，甚至直接喊“中医是巫医”、是伪科学的声音？甚至连儒释道各家经典现在也直接成了腐朽文化的代表词？就是因为张伯阳这种混子都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温大夫感慨：“这能归罪于群众的愚顽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人搞坏了环境，任何问题先内省才能看得清楚。真修居山林，小丑坐殿堂，破衣存分骨，败絮裹冠裳。”

我觉得挺奇怪：“现在大家受教育程度都很高了，为什么张伯阳这样的还能立得住脚跟、还能有市场？总不能有人乐意当冤大头吧？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锤假？”

温大夫挠挠头，关上院门才给我细细道来：一是因为国家这些年来对于发展中医药的大力支持，二是张伯阳善于混圈，借着修行的外衣包装自己。

现行医疗制度下，其实无论是中医大夫还是临床西医，想给别人治病开方子，都得正儿八经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的考试难度，我相信每个医学生都有很深的体会。但凡进过全国各省市地区的执业医师考试现场，就能看见很独特的一幕——同一个考场里的考生，既有刚毕业一两年的年轻医学生，也有三四十岁的乡镇卫生院老医生。

但国家关于中医的政策有些不同，有一些不需要通过考证也能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途径，比如“中医师承”、“中医特长”——当然，这也需要考试，只是是另外一种方式罢了，真正有能力的人，老百姓会检验出来的。

就这样，张伯阳这位足疗店出身的技师，也真的能去坐诊治病了。他究竟有没有证，或者他的证件里有多少水分，谁也不知道。他自知没有摸脉开方的本事，不敢给病人抓药，搞的都是些推拿按摩的外治法。

再有，他的第二面大旗——宗教背景。张伯阳平日里有接触一些神职人员，不乏淮水一些知名的道长和寺院师父，他有意无意地与师父们套近乎，久了，就开始宣称自己是某某师父的关门弟子，尤其是他与静安道长之间，真有一些瓜葛。

静安道长精通医道，有一手真本事，但脾气古怪，不喜人烟，常年一个人住在深山里。他在山上的寓所是一座小小的、由黄土坯砖垒筑的老土房子，房梁年深日久地遭雨淋鼠啃，早已弯曲变形，外墙几次三番地剥落，他补苴罅漏数次，到如今竟还能在山梁上挺立，堪称奇迹。

因为离山下的村庄路途远，除了一两个长期做供养的居士外，没人会上山打扰，静安道长也乐得清静。张伯阳会来事，经常买一些生活用品跑到淮水各山看望一些住山的修行人。一个实修，一个傍名，谁都想不通他是怎么搭上老道长的，也还真的学到了三板斧的针灸功夫。

虽然张伯阳的中医学得像草上雪，禁不起太阳照，但不得不说，这个人真执着，不达目的不罢休。

“别看他是个浪荡子，可他居然敢下跪——天呐，想想，你遇上一个一言不合给你下跪，给你表决心、表忠心，能够指天赌咒发誓的人，给你磕头拜师，这一般人谁招架得住？”温大夫吐槽道，“张伯阳吃准了住山的出家人心思简单，不喜与人接触，有什么事也不好意思开口。去老道长那拜访了几次后，就出钱张罗着找匠人为老道长修房子。你想想，平常人都不能白受别人的好，更何况是出家人。”

出师后，虽然张伯阳常常以静安道长的“关门大弟子”自居，但只要是熟悉静安道长的人，对此都不大相信。静安道长在淮水相当有些影响力，即使收弟子，也一定规规矩矩地举行一个收徒仪式，就凭张伯阳一张嘴，谁信？

3

这一番神操作完毕，张伯阳就开始他的坑蒙拐骗生涯。

一次，朋友转发来一条链接，点开后是“淮水市XX医馆”的公众号，文章内容是对张伯阳的介绍，其中一段自序，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张伯阳，淮水知名中医正骨推拿师，禅宗皈依弟子，上清派内传道士。岐黄家传，幼承庭序，先后求道于九华山和终南山，并于秦岭山脉七十二峪中几近求索，发大宏愿，历经艰险，终寻得张良洞遗址，遂入洞苦修三年，参悟玄门，现已有小成。苦修期间精研儒、释、道三家经典，尤其对于《周易》《黄帝内经》颇有感悟。现坐诊于淮水市XX堂国医馆，主行内经推拿、艾灸砭石法。另收心向中医禅道学子，传授中医正骨技法，及鬼门十三针，有意者可添加文末微信，私聊。”

入伙该国医馆之后，凭借着从静安道长那里学的针灸术，张伯阳确实为一些患有风湿关节痛的老年病号缓解了痛苦。这些疾病本来谁也不敢打包票说能根治，张伯阳灸完了，相比以前疗效巨大，所以他得以迅速在淮水当地打开局面，在病友圈也积累了相当的名气。接着，张伯阳开办了一些养生类的课，一期七天，售价非常有阶级感，课程内容基本围绕着国学和养生经，譬如什么天人饮食、呼吸吐纳、经典读书、针灸调理之类的，“全课程内，张伯阳老师带您一起做《易筋经》，调理身体脊柱，为身体排毒”。

其中的“天人饮食”，名字叫得蛮文雅，说白了就是借素食理念的热风，在农家乐附近包上一块地，再雇个农民种点菜（也会直接领着那些报了课的学员们下地种菜），然后自产自销，本质上就是个高配版的农家乐。不过，张伯阳的“农家乐”能够被买账且收益不菲，妙在他通过一番感人的表演，请了两位出家师父来站台——起初，那两位被蒙骗来的师父，真以为张伯阳要做惠及大众的福事，但很快就明白过来，自己是掉进坑里了。

一次课程，张伯阳招徕的客户们上午还端坐在蒲团上听师父们讲解存正念、行正路、亲近善的福法，下午就原形毕露，一个个地谈风论水，有的甚至要求师父们看相解卦占卜人生。可佛家弟子哪有命理风水之说，这不是胡闹？师父们又惊又怒，再定睛细看，面前这些人，哪是需要摆渡引导的大众？只是在五蕴里扑腾久了，又嫌安乐不能满足更深层次的私欲的一群妖怪罢了。两个师父立马连夜收拾行囊跑路——这种丢脸丧门的事回去也不敢大声嚷嚷，佛门忌讳口舌是非，为了保全清白，最后只能吃下这个亏。张伯阳脸皮厚，才不管这些，也不怕被揭穿，反而继续热热闹闹地为自己宣传造势。

私下里，张伯阳又做了一些瑜伽养生课和拼接包装的禅修课程，目标瞄定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经济能力、亲近佛道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年女性。人过中年，钱包渐渐充盈，身体亮起红灯，趟过职场上的明争暗斗，在生活的沼泽跋涉，疲惫不堪的人们开始关注起身心疗愈。恰逢其时，张伯阳大师的“儒释道卤煮中医禅修课”就贴心出现在了这群人身边。

对于一些懂行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稀松平常，可对这些大半生忙于生计、挣钱后受困于城市的中产群体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和向往。而早年的足疗生涯中，张伯阳捏过了大量的脚丫子，积累下丰富的临床经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他面前卸下伪装坦诚相见。脚绝对算得上人最隐私的部位之一，手足通心灵，长此以往，张伯阳对人性一定有异于常人的理解。

抛开为中年人解答人生终极问题的禅修课程，张大师也为那些退休后有钱有闲的老头老太太准备了中医养生保健课。无论接受过何种教育，人步入老年后，在某些方面就会跨层次达成一致，比如广场舞、养生。

4

“行医不应该有侥幸心理。骗人可以骗一时，但终究会有原形毕露的一天。喏，你看张伯阳，他后来不就出事了。”温大夫对我说。

“他怎么出的事？”

“他呀，出名在针灸，出事也在这根针上。”

出事的那个女患者是淮水当地一个车厂的工人，辗转多家医院治腰，均无果，经人介绍才找到张伯阳。当时，女患者已经无法下地走路，想请张伯阳上门施针，他大概觉得上门医病有损他“大师”的威严，没答应。女患者一家都是农村人，心眼直，在电话里直接问了张伯阳要多少诊费，张大师沉吟一番后，漫天要价：治疗一次要两千元，最低购买三个疗程，并且要先付钱再治病。

女患者家里病急乱投医，因着对介绍人的信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和张伯阳约好就诊时间，随后去了国医馆。没想到，针扎到第二次，女患者腰疼得直接起不来身了。打电话询问张伯阳，他要不推说是治疗时间短，疗效没出来，要不辩解说自己的扎针手法是这样的，要先引出病气，再集中火力消灭，总之一句话，是针扎得还不够，得坚持扎。

听了这样一番解释，女患者家里万万不敢继续了，转头另找了大夫，新大夫说女患者是遇上了“蒙古大夫”，乱扎针，把人扎成了偏瘫。女患者家里当即火冒三丈，他们立马找人围了国医馆，张大师挨没挨打不得而知，反正这事最后闹到了派出所。

张伯阳也是个奇葩，进了派出所还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不仅拒不承认是自己的技术有问题，还坚持认为是患者及其家属对他不信任，并要求再扎一次，扎够疗程后再看效果。

女患者家里一听这话还得了？坚决不允，当着民警开始问候张大师祖宗：“耗子精穿白大褂装白求恩呢你，警察同志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家娃娃都被这个假大夫祸害成什么样了，别说上班，现在连走路也得靠拐杖。我家娃娃还没嫁人成家呢，这是谋财害命啊，警察同志，这个狗屁医生还不知道害死过多少人？你们可不能放过他！”

最后，女患者家要求张伯阳必须为此负责，除了退回六千元诊费，还要求他承担起女患者后续一切治疗费用，否则，就告他非法行医。这下，张伯阳再也淡定不起来了。但他只答应退诊费，依旧不赔钱，说除非让他再扎一次。

我觉得很奇怪，问温大夫：“为啥张大师这么执着，这看病又不是儿戏，他先前扎了两次，都没扎好还加重了病情，难道他就不怕出事？”

“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他怕砸了吃饭的招牌，就用了这么一出戏。这里面水混着呢，这些人个个都是人精，他不懂看病，但他不傻，知道怎么和家属捉迷藏。”

“那后来这事怎么处理了？”

温大夫提高音量，一脸埋汰地说：“还能怎么处理？这小子可给我坑惨了，最后这锅居然传到我头上来了。”

5

原来，诊费退回后，张大师依旧固执宣称他的治疗方法没错，甚至还抬出两个人压阵，一个是静安老道长，另一个就是温大夫。

温大夫怒骂：“那张伯阳厚颜无耻，说他针灸的本事都是从我俩身上学的。我算他哪门子的老师？除了被骗着给他上过一次课，我后来跟他哪有什么交集？这小子出事后，居然还给那个女患者家属说什么‘徒弟的病人，师父帮忙看’，打发人家来找我。你说说，这不是坑人嘛！中医队伍里有这样一号人，简直是糟践祖师爷。”

静安道长早在2020年就被其他地方的庙宇请过去住寺了，温大夫就被女患者家属找上了门。他好说歹说，一番劝慰，答应给女患者上门看诊后，这才把怒气未消的患者家属给送走。温大夫本是懒散性子，平日无事就独自打坐，被甩锅也是哭笑不得，第二天就上门给女患者看病去了。

到了患者家里，女患者的母亲捏着一根长棍笤帚站在门口，说：“你们这些假大夫，看看把我家娃娃害成什么样了？我家姑娘才二十六岁，治瘫了，你们这辈子也别想好过。抵上我们娘俩两条命，也要叫你们把造下的孽偿了！”

被威胁一通，温大夫也不恼，任由她劈头盖脸骂，等她骂累了、气消了，才不紧不慢地说：“阿姨，让我先进去看看你女儿吧，再怎么说，她这病不能耽搁，你搁这堵着门，这受罪的是患者。咱们先看看再说。”

里屋，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妈，让人家进来吧。”

听到女儿的呼喊，母亲只得黑着脸扔了扫帚，将温大夫带了进去。掀开门帘，温大夫就看见女患者直直地躺在床上，腰下和后背垫了四五个颜色不一的枕头。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能下床吗？”

“不中、不中，没找那个姓张的医生看病前，我虽然腰疼，但还能拄着拐走路，这两天别说下床了，就连侧着弯腰，都疼得我身上冒汗。”

“你自己感受一下，看看身上疼的地方到底是酸、是麻、是痛，还是没感觉？”

“木木的。躺着不动的时候，腰上腿上都感觉木木的。”

“木多长时间了？”

“自从在张伯阳那扎完针，当天晚上就这样了。当时麻得厉害，现在都是木了。”

温大夫转过头，给女孩母亲说：“之前感觉麻，情况还好，说明这孩子病痛处虽然血过不去，但还能走气。麻的时间久了就是木，血气就不能循环了，不好治。”

说得母女俩脸色都变得愁苦了些。

温大夫便动手治疗，他请女孩母亲帮他把女儿身体稳固住，然后在患者的八邪处先推后按，接着又在几处大关腧穴循着脉络一点点找，找准位置后提拿导引帮助行气。如此两个小时后，温大夫擦了擦汗，请女孩再感受试试。

“腰上有点力了，没有刚才木得厉害了，就是感觉两个胯骨还是有点紧，像大腿根上压了石头一样，尾巴根儿也能扭转了，就是一扭动就痛。”

“我待会给你开个方子，你先吃三副，吃完你给我打电话看看效果，然后我过来再给你看看。放宽心，你这个不是偏瘫，只要你好好康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也不会有后遗症。”温大夫缓了口气，对着患者母亲说，“这个枕头得去了，太软了不行，要是坐累了，可以用麻袋装干稻草，装实，靠着稻草对她舒服点。”

说完，温大夫找出纸和笔写下药方，向患者母亲叮嘱了一番煎煮方法，才放心离开。

温大夫给我解释说，那女患者得的不算真正的偏瘫，只是被张大师一针扎偏，堵塞了气脉，气凝滞在体内走不出去，正好淤积在环跳、承山、阴阳陵等几处关键腧穴。温大夫也没有再行针，就是用推拿的方法拍了几下，抖了几下，吃药疗养即可。

治完后，女患者当天就能坐着了，一个礼拜后，下床走路已经与常人无异。因为女儿的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家属们的怒气自然而然就消了。温大夫也跟他们再三解释过自己和张大师没什么瓜葛，所以后来家属还提了两袋玉米和西瓜来酬谢。

“很多时候，病人和家属们的心思都是很简单的。看病时，情绪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医生身上，这也无可厚非。”温大夫坦诚道，“医生也不是圣人，也会生老病死，他们其实比病人更脆弱。做医生的本分就是看好病，能看好病就是一个医生最大的功绩。”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中国社会对医生的评判标准始终就两个：一是技术，二是医德。张伯阳确实从静安道长那学了点针灸术，但我和温大夫始终不认为他能够被称作医生，只能称为“大师”，一个混江湖的大师，连赤脚医生都不够格。

6

之后，张伯阳消停了一段时间。原本一些与他相熟的人也纷纷开始躲他，他挂名坐诊的国医馆也迅速将他的宣传海报撤下，对外宣称与张伯阳从不相识。

很长一段时间，市面上都再听不到张大师的消息。直到我们从另一位居士那里听到了一些内情——张伯阳这次之所以“熄火”得这么快，是因为女患者家属得知他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抓住这个点问他要赔偿，威胁说如果不赔偿误工费和营养费，就去卫健委和工商局告他。

这下，张伯阳彻底慌了——其实他这些年也确实在本地混出了些名堂，官场上也有熟人，但他主要怕这么一闹，不仅要花钱打点关系，而且影响以后的生意。尽管他的一些养生课程正卖得火爆，财源广进，但在患者家属步步紧逼下，张大师竟然——跑路了。他跑路跑得满体面，对外宣称是要外出学习，实际上根本没有离开淮水。他从国医馆撤出来后，国医馆也一口咬定从没见过这个人。女患者家属直接懵了圈，他们原本只是想要些赔偿金，毕竟，张大师平日里都是一副家大业大、视金钱如粪土的气派。

当然，这还没完，女患者家属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知道张伯阳是修行人，于是请了佛道体系内的一个话事人，想请对方从中牵线搭桥，和张伯阳好好谈谈。这下，张伯阳没办法再当缩头乌龟了，他未来还得在这个地界上混。说到底，他的生意就是打着某某门派的旗号招摇撞骗，跟一些寺院庙宇拉关系。他也结缘了不少出家师父，这些师父们的能量不小，有些兼任着一定的社会职务，有的有一定的政治身份，颇受信徒和在家居士们的爱戴，一些师父在当地宗教体系中还蛮有号召力。当然，很多师父的学问能力都是实打实的，寺庙并非绝对的清净地，很多事只能靠自己眼观心察。

话事人出面后，张伯阳逃无可逃，他的事在淮水当地圈子内迅速传播开来。

“针灸一道，需要非常深厚、系统的知识来做支撑，同时还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很多具体的病并不是单靠理论就能治好，医道鸿深，弄不好就给自己搭进去了。别看小小一根针，是死是活，全在方寸之间，危险着呢。”我知道温大夫这话别有深意，也是在提醒我。

虽然张伯阳从静安道长那学了一些针灸术，但是对针灸背后的道并没有什么了解。现代中医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将针灸、脉学、中药三者分离，只求扎针的技术，不求托载技术的医理。张伯阳显然就是将中医看病当成搞维修，只认扎针，下针当作点电焊，拿人当铁棍治。

某种意义上讲，张大师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横行无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去寺庙烧香拜佛的都是善男信女吗？每个人都怀着各类小心思进到佛门，有人求姻缘、有人求高中、有人想发财、甚至有人想逃避“双规”。中国人最务实不过，他们不拜不管事的神，在我们的神话体系里，每个神都有他的属地，每个神都得保佑点凡人，不然就没香火吃。

张伯阳靠着静安道长教给他针灸技法，曾经确确实实为一些病人解决了问题，缓解了痛苦，但他也靠着几枚小小银针敛财，借道学和中医之名欺世盗名、招摇过市。很多事情很难一言概之，行业里有人唾弃他，说他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也有人巴结他，求问发财之道；更多的人作壁上观，任他在泥池里扑腾。

十年前，社会上流行“假大师”；十年后，网络上流行“寺庙热”。如果有心寻找，我们很容易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发现一些年龄不大、打着传播传统文化幌子的“道长”。他们的视频背景大多是山清水秀的寺庙，搭配一些宗教器具或道具，文案似是而非、玄之又玄，摘两句佛道经文，点缀上一些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文字，迅速就能吸引来一大批关注。

包装到位后，他们就开始在网上钓鱼卖货，掐日子开直播，一边做些免费看八字、看星盘、看手相等鬼扯淡节目，一边兜售从义乌批发来的“五十年雷击木”、开光命牌、手串，或是靠点赞、评论、收藏，引导用户关注后私聊，当一些用户收到包邮直送的护身符后，他们就吓唬用户，诸如，“命格小，你背不住”“护身符得请神，不然就是烂木头”……然后就是，“+V”转账，“道长”们网络做法，翻黄历算日子，看看天上哪位神仙今日在家，在线指导请神入符。当然，这也分段位高低，好点的是做内容输出，大多数都是风水、小六壬、紫微斗数这些，吃准观众的猎奇心理和风水文化的独特引力。

当然，流量、带货，都是台面上可见的，某些不为人知的线下业务才是红头重利。

骗和被骗都是双向筛选，任何行业的任何骗术，最终指向无非钱和色，行骗方法也都缠着人心里面的围城转圈。没有人的心是坚不可摧的，围城的缺口不是恐惧就是欲望。抽签抽的不是运气，是做事的底气；求保佑求的，是未来的期许。在观音大士面前跪得再久，给庙里的石砖都描上金粉，犯下的错、造过的孽、贪污的公款、伤害过的他命、背叛了的人，都不会在一句句“阿弥陀佛”中轻易消解，也不会随三清殿上的袅袅香烟飘散。

7

医疗事故发生后的第三个月，张伯阳又出来蹦跶了——并没有我们期待的洗心革面、金盆洗手，他换了个壳子，生意依旧做得四平八稳。

他在城里另外租了一间铺面，挂上新招牌，穿上一身藏青色唐装，头顶长发盘簪，重新做回了“大师”，此前经营的养生保健产品和瑜伽禅修课程继续大卖特卖，买单的信众络绎不绝。前不久的丑事仿佛成了老黄历，和神龛前敬献财神的香火一样，成为过往云烟。

不过，开业不久后，他冒名的道派找上门来，具体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谈话之后某一天，张伯阳彻底消失了，铺面拉上卷帘门贴上了新的出租告示，手机号成了空号。有人说，张伯阳卷着钱跑了；也有人说，张伯阳去了离淮水不远的另外一座城市。

之前对他前呼后拥的那批人自此闭口不谈，茶桌上问起也只是连连摇头摆手，低下头应承两句“不清楚”“不认识”“关系不深”……时间一长，再好事的人也不会提起这茬，大家不约而同地对他选择性失忆，仿佛查无此人。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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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后浪》（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28岁，我妈让我去买精生子

我大学毕业至今已满5年，近3年来，妈妈虽不会每日催婚催恋，但隔三差五会转着弯儿提起。

最初，她总是问起“不结婚的话，老了怎么办”？我摆出一系列反驳的理由，例如“结了、生了就一定会有人养吗”“未来国家养老体系建设会越来越完善”“买好保险多挣钱”等等。她见嘴皮子占不了上风，便以退为进道：“我没有着急让你结婚生孩子，先谈恋爱也行呀，人多体验体验爱情没坏处。”我深知其催恋爱本质，用“嗯好”敷衍了事。

我不想生孩子，不是因为外界因素，纯粹只是不想。自小我便没有当贤妻良母的念头，甚至无法对大部分女人“做母亲”的憧憬产生共情。母爱是很伟大，但我不想做一个伟大的人。况且，子宫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才是那个手握权杖拥有决定权的人，怎可叫他人反客为主，替我做主呢？

屡次未奏效之后，妈妈开始用“魔法”打败“魔法”——当我说身上长了包很痒、抱怨装修麻烦时，她均以“谈恋爱就好了”来堵我；当我谈论起身边朋友和同事的婚恋八卦时，她不忘见缝插针，话锋一转“你呢”？

一日，她突然问我：“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想要一个与世俗对抗的战友。我们不必非要完成父辈与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所谓必经之事，彼此欣赏与尊重，彼此经济与人格独立，一同冒险、探索与扶持，完成各自的人生课题，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盯着妈妈说完，她用一双空洞的眼神望着我，仿佛对整个世界起了疑惑。我们之间立着一面单向透视玻璃，我看得见她，她却看不见我。

1

我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从来学不会顺从与妥协。无论听过多少句“你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你一个女孩怎么干这些”……哪怕这些话语中饱含着千万种情绪施压，听着不好受，但我依旧无法改变，不会被改变。

我从青海一座小城去往天津读的大学，2018年大学毕业时，我来到成都，跟随父母参加一场长辈的宴会。询问过我的恋爱情况后，长辈们兀然谈论起同性恋，一位叔叔微微侧身，左手夹了支未燃尽的香烟，右手食指指节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敲击着餐桌桌布，白色桌布上浸润了几滴凉菜的红油，他左腿搭在右腿上，悬空的脚尖也点了几下，吸了口烟后，向我发难：“搞不懂现在的孩子怎么想的，多恶心啊。你怎么看这些？”

烟丝燃尽，气味浓郁刺鼻，餐桌上空的吊灯随风摇晃，桌布上被投射的人影在渐渐无限伸展，即将吞没我这22岁“孩子”的残影。我明白，他们渴望的不是答案，是顺从；我渴望的不是阿附，而是完成一道真正自洽的人生命题。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几近扭曲变形的影子，真是跟这白色桌布一样平平无奇啊。我抬头开口回应：“爱情都不分人种和国籍了，还分什么性别呢。”

父母并未因此事当众或者在事后训斥我，但长期待在单向玻璃另一侧的妈妈，有一日问我：“难道大学谈一次恋爱就把你伤到了吗？”

我听后哭笑不得。18岁前，我就明确知道了自己不想生育，也知道这个想法会在当时地处高原的七八线小城之中激起阵阵涟漪、引发无数争议，所以从未在人群面前袒露过。我并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解释一次又一次的成本远超于沉默。

直到遇见初恋，我将真实的自己摊开，一丝不挂，本准备好迎接决堤后汹涌的洪水，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风平浪静般的平和——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很多朋友都这样想，不想生没什么。”人一旦从他人口中听到自己潜意识中本就希冀被认可的观念，是不会停下来再想想的，因为穿文胸捂出痱子的女人，从不会质疑另一个不爱穿文胸的女人。

但18岁的爱情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美丽又危险，绝大多数时候注定无疾而终。女孩在争执时故意不接男孩打来的40余通电话，男孩在女孩为他穿了漂亮裙子后无动于衷，却对朋友偶然穿了裙子兴奋不已。18岁的我们幼稚懵懂，不懂爱有界限，还没学会与自我相处，又藏掖着自己真实的渴望与需求，将任性恣睢、自卑自贱挥洒得淋漓尽致，两个人捆缚在被拉扯到极致的橡皮筋上度日，等待着时间的一锤定音。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时期的自己。

大二，奶奶胃癌晚期，家里乱作一团，初恋拿到了留学的offer，正备战雅思。我们站在各自人生的分水岭，那根曾在彼此眼中闪着星光的橡皮筋，最终还是断了。我烦躁于他对我的不在乎，他烦躁于我对他的不理解，好像彼此都有错，却又都没错——终究是不合适吧。

18岁至22岁的青春，我只顾着得过且过，逃课、恋爱、玩耍、交际，唯独落下了学习，也从未认真思考过：未来我想做什么？在本该提升自我的年纪，却迷失在情爱的伊甸园里，“虚度”充斥着人生最多机会的4年光阴。最终，没有能力独立的我，被迫接受了在国企工作的父母的安排，有了一份十分稳定的工作，又赶在成都限购前买了房。

本该什么都不缺的，可内心却日益空洞麻木，我像极了一个不知足的矫情小孩，把人生的拼图摆来摆去，感觉怎么都少了一块，还是最中央的那一块。

成人世界是一座赛马场，离开校园时，人人都会选择一匹专属于自己的马，我胯下的这匹并非瘦骨嶙峋，即使在赛场的评判标准下，它都算得上一匹中等马，可我却始终无法接受。每当我试图拉缰绳、变换赛道甚至更换马匹时，层层阻碍与次次失败都在预示着改变处境毫无希望。

这导致我陷入长期的焦虑与抑郁，整夜整夜坠入黑色深渊捱着等黎明，失眠持续了5年后，工作进入了第4个年头，26岁的我渐渐开始对人生有了规划，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不是被他人建议、不是于人流之中被推搡前行。

我决定重启人生，也学会珍惜并利用父母的庇护，从副业逐渐过渡到主业，完成转行。拼命追赶的一刹那，曾经与初恋之间的“不合适”的笼统框架逐渐清晰——换位思考，如果现在我的恋人是一个“空心”人，如同当年的自己，终日沉溺情感而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也会果断地结束恋情。人生不是只有爱情，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时间很公平，送给每个人同样的一把镰刀，将挡在脚前的杂草，割之除之，以此来庆祝长大。对于人生的觉悟，我晚了6年——至于妈妈的疑问，答案是：其实，我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看待爱情的角度变了。

2

妈妈的战术并非只停留在言语，还有行动，她曾通过朋友给我介绍过几个男生。其实，我并不排斥相亲，趁着业余时间交个朋友也无妨，但作为初生牛犊，我还是太天真了。

A先生，比我大1岁，软件工程师。他自我介绍后，发来的第一条微信是：我是某叔叔介绍的，他说你在那边挺无聊的，有空我们可以聊聊。

这句话堵得我无从下口，踌躇了一下午，我还是不知该如何回复是好。无聊？我其实不怎么感到无聊呢！或许他并无冒犯之意，但我直觉他不是我要找的人。碍于介绍人与父母的关系，我将真心话咽回，保持礼貌硬聊了几句。他最后的话是“今天好冷啊”，我没有回复，实在抱歉，我真的不是英国人。

B先生，比我大3岁，同在国企工作，家庭富裕，相比A先生，社交没有那么拘谨，第一天就提出线下见面。我是个社恐的人，这样略带侵略性的做法应对起来有些吃力。当时我正苦恼人生方向，实在无心应对，向他说明情况后便再无下文。

接触最多的是C先生，他大我6岁，我们俩的父母是同事。起初，我便对他产生了兴趣。我从别处听闻过他的一些经历——他曾与父母同单位，却在刚晋升副科的几天后辞了职，报名了援藏项目，后来跳槽到北京某单位，近几年在西藏边境。刚刚踏上官权之船的人，通常会选择先站稳脚跟，他却没有。舍弃与获得同样艰难，我试图从他身上探寻心中的疑惑：他为什么会舍弃，以及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曾经所做之事是我现在待做之事——即探索除与父母同路之外的道路，那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所有人都在劝导年轻人安稳与依附，我们却在拼命逆行而上。这样一个愿意舍弃眼前利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我很欣赏。或许，我们是同类。

这些年，C先生的爸爸一直在给他张罗对象，曾介绍过多名女孩，C先生都一一回绝，但听闻我的性格后，他竟同意相处看看。或许，他与我相同。

C先生开朗健谈、情绪稳定，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会在微信上聊天。他曾说：“我从小在外地上学，与亲戚生活，其实我一点不想家。”那一刻，我像是看到另一个自己——我自小随父母在外生活，但他俩工作繁忙不常在家，身边又没有亲戚。我们都习惯一个人，对于“家乡”这个词语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妈妈常说“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于我而言同样如此。我想，或许我们之间可以产生共鸣。

但不等我欢欣，聊起婚姻观时，我们就出现了分歧——是的，还是生孩子，这座壁垒，挡在我与外界碰触的正中央。

“可能是你还没有碰到合适的人，时间会改变一切，理想是理想。”他说自己从前也不喜欢小孩，但近两年改变了看法。

但我认为喜欢小孩和养小孩是两种概念。

“你是不想养吗？”他又问。

“比起生，养更难，付出的不只是金钱，还有陪伴。将孩子教育成一个拥有强大内核、成年后能勇于面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人，是一场极其难以把控的修行。现在‘丧偶式婚姻’，（把孩子）丢给长辈照顾，这些现象想想都令人窒息。不止大人疲惫，孩子也无法得到有更多选择机会的环境。牺牲自己来成全这份责任心，我做不到。”

最终，我等来C先生的“你想得太多了”。想太多啊，可真的是我想太多吗？家中有个泳池，你嫌蓄水与清理麻烦，将之搁置，几年后你突然喜欢上游泳，想起了那个泳池，直接开闸，却发现泳池早已在风吹日晒中年久失修，怎么也无法出水。

他试图用话术来改变我，试图把我当作萤火虫装进透明玻璃罐中，放置在家中的木质收藏架上，若有人来做客，他或许会将瓶口上的遮布拿开，指着说：“看！这是我的收藏品，漂亮吧，还亮着光呢，等她再老些，我就会把她做成标本。”

我不禁有些好奇，他曾经用类似的话术改变过多少个女人？将锋利的欲望与负面的情绪藏在身后，唯露出一小块衣角，不是二十多岁的青涩莽撞，不至四五十岁的难以捉摸，原来，三十几岁是这般模样。或许，我不该企图寻找同类。

C先生的时间会改变一切，我的时间却教会我坚定一切。不生孩子是我的底线，我逐渐失去耐心，如同刺猬一般，竖起藏在身体下方的尖刺：“繁衍不是女人的使命。冷漠也罢，自私也罢，没有什么比自由地活下去更重要。这是我对人生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选择的代价。”

我将偏激的情绪嵌进尖锐的文字里，我们的可能性已然被我送至闸刀下，随时会终结。

不料，他并没有与我争论，只是淡淡回了句“明白了你的看法”。我身上那裹着层层烈火的尖刺瞬间没了支撑，他情绪稳定地为我铺了一层台阶，我走下台阶冷却下来。

或许，是时候到此为止了。

3

几天后，C先生来成都出差，我本想着若他不提便不再见面了。不料，他还记得之前的约定。出于礼貌，我还是赴约了，当天我没化妆，我想以自己最真实的26岁的状态面对他。

冬天傍晚来得早，他下午会议延时，我坐在星巴克里等他。见面前，他说晚饭他请，我不好驳他的面子——妈妈说“在外要适当地给男人面子”——便提前问他要喝什么我请。双方有来有回，这是年龄增长与经济独立带来的益处，成年人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感。

见面时天黑尽了，借着霓虹灯光，C先生出现在我眼前一瞬间，我竟然觉得这个男人还不错——身高合适、皮肤干净、发型清爽，身上没有刺鼻气味，交谈起来同微信上有很大区别。

他看了看我，笑着说：“你和你爸爸长得还挺像。”

我很惊讶：“嗯？你知道我爸长什么样？”

“怎么可能不记得领导们长什么样啊。”他微笑道。

一切都有了答案——多次拒绝别的相亲对象，却同意见我，是碍于人情世故、碍于我爸爸，而不是真的对我感兴趣。他有他的目的，我也有，只是不同而已。

周五夜晚，饭馆门口熙熙攘攘，人们排起长队，我们坐在门前，穿插在人群之中。天空飘起小雨，些微落到头上，倒不足以打断我们的对话。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便不见踪影，12月的风穿过人群扑到我腿上，突然，C先生看向我的膝盖，问道：“你是不是冷？”

“是有点。”我低头，看向膝盖，发现自己的双手正在上下揉搓，不由心想：这手是什么时候放上去的？没想到，这个肩膀宽壮的男人还挺心细。

“那我们进去等吧。”他起身询问店员。

店里空调开着暖风，下夜班后，我在外办了一整天的事，有些犯困，开始走神。C先生似乎有所察觉，稍稍沉默，再抛出一个话题。在店员的提醒下，我们提前点起菜，巧合的是，我们竟都不爱吃香菜和土豆，这令我很是惊喜。

C先生坐在对面，半晌，突然指着我面前的空碗对店员说：“麻烦换一个碗吧。”

“怎么了？”

“碗里有东西。”

我低头看了半天，才发觉碗中有个小黑点。上菜时，店员送来一个红包，他接过后递向我，示意我拆。刚好，我蛮喜欢这种小确幸。

火锅店人声嘈杂，实在不是初见的好地点。红油吐出密密麻麻的泡泡，一缕缕热辣气息从裂开的缝隙跑出，缠绕着随风向上。C先生侃侃而谈，嘴唇翕动，说了不少近期部门里副职评选、工作经历、同事关系、高中往事，我如同在黄昏末了拿起一本书，纸张泛黄，字迹时而清晰，时而被幽暗日光夺去半身。

同处一个行业，我们有不少共同话题，聊着聊着，就梳理起共同认识的人来。他记得其中每个人的名字，我恰恰相反，记性差且脸盲，看我费力回想，他微笑安慰。我们之间6岁的年龄差仿佛被抹除了，我俩仿佛不是第一次相见，同他交谈如与家中表哥聊天，松弛自然。

我们默契地没有在饭桌上谈论婚育，不提及存在的矛盾是一种尊重。事后，我对朋友说：“要不是他想生孩子，我就追求他了。其他矛盾都可以，甚至异地，可偏偏生孩子不行。”

难得遇见如此合拍的人，可能18岁的我会命令自己的原则让路，但26岁的我却做不到了，即便空窗许久。因为，生育方面，我是不可能为他人改变原则的。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徘徊于公爵小姐与昔日情人薇拉之间时，曾在日记中写下：“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如此执拗地去猎取一个我无意勾引、也永远不会同她结婚的少女的爱情呢？……要知道，占有一颗年轻的、情窦初开的心，是莫大的愉快！这样的心好像散发着醉人芳香迎接第一道阳光的鲜花。应该在此刻把它摘下来，闻个够之后，扔在大路上，也许会有人捡起来的。”

这些字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你是个女人，你是一朵随地可弃的鲜花。对莱蒙托夫的才华，作为读者，我倾慕他；作为女人，我厌恶他；作为人，我该说些什么呢？对待C先生，我同样矛盾。

那次见过之后，我和C先生渐渐没了交集，他再未找我聊天。直到不久前，我本打算向他请教工作上的问题，却发现他将我的微信删除了。如同我将他移到我心中那一排排的围栏外一般，他也将我悄无声息地从他的世界中抹去了。那一晚，我们坦诚是真，隐藏也是真。

“他年纪到了，想找一个家庭条件不差的适孕女人做老婆，老婆负责生养孩子、照顾父母并打理好家事，而他负责专心在异地搞自己的事业。你这样的女人，什么硬性条件都符合，唯独不想生孩子，不好驾驭，你们不是一路人。”朋友的话一针见血。

渐渐的，我看清了局势，在重视延续血脉的大环境下，没有多少男人能够接受我这样的女人，但或许爸爸妈妈可以。

4

妈妈的糖衣炮弹柔和却又直接，她每出一步棋，我防守的同时也在思虑如何反攻。

一同讨论热点社会新闻，这是我与妈妈一直以来的习惯，成年后，我尝试利用这一习惯“渗透”。我不定时地搜罗各类新闻分享给她，例如医疗教育、房价贷款、离婚率、996、数字游民、性侵猥亵、MeToo、韩国低出生率、日本老龄化、英国脱欧、俄乌战争。

在超市采买时，我会在婴幼儿用品货架前特意停留，指着标有高昂价格的标签与她谈论一番：“300块钱一罐的奶粉，而很多人的工资只有3000块。”有时，我向她诉说身边休完产假的女同事重返职场后被边缘化的遭遇，讲她们争取机会时，会得到无数句“你要喂奶，照顾孩子的不是吗”的回复，她们生生被折断未来。

妈妈喜爱煲剧，我又从此下手，假借看帅哥之名带她接触动漫、B站、鬼畜视频、网络用语，甚至是国外同性题材的影视剧。现在她已经掌握“PUA”“夺笋”“xsl（笑死了）”“yyds（永远滴神）”“纸片人”“牛顿说这里不归我管”等等网络热梗，碰到不懂的词，还会向我询问一番，听完感叹一句：“哈哈哈，还挺有意思。”

“其实不想恋爱和结婚的话，可以直接生孩子，自己来养。”最近一次在餐桌前，妈妈放下碗筷说道。竹筷碰撞着瓷碗，敲击声杂乱而刺耳，仿佛要宣告着什么。

“怎么生？买精子吗？既能挑选孩子的‘双商’，又能挑选瞳孔和头发的颜色。”我反问道。我本想让妈妈就此知难而退，毕竟，现在仍有不少父母无法接受这种买精观念。

始料未及的是，妈妈竟爽快回道：“好啊，去买个质量高的，我给你掏钱。”

我紧紧咬住手中的两支竹筷，筷子末端被两排牙齿不断挤压后打起架来，互不退让。在此之前，网络上关于“多地精子库面向大学生发布捐精招募倡议”的报道甚嚣尘上，看来妈妈也看了不少。这个惊讶占据了所有神经传导，牙齿的痛觉被延迟，待我反应过来，竹筷上已布满深浅不一的牙印。

见我被打了一闷棍似地默不作声，没有像往常一般反驳质疑，妈妈双唇上扬，层叠眼皮掩住的眸子里流出一丝光亮，眼尾皱纹舒展，仿佛打了一场胜仗，有些得意。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原来在妈妈心中，“老公”这个男性化的称谓与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孩子，只是我。

其实，我很幸运，我的妈妈并非是一个绝对的传统女性，她的接受和理解能力都很强。年少时，她总教导我，一个女人的经济地位直接决定家庭地位，哪怕遭遇天大的困难、哪怕挣得再少，女人也不要放弃工作。

与爸爸结束异地之前，妈妈在老家县城的事业单位做会计，每日摆弄算盘。我6岁时，她被调职青海，横跨2000多公里，进了爸爸的单位，夫妻团聚。不过，调动后的妈妈没能继续做会计，她被迫去到陌生岗位——档案管理与统计，原因是，我爸爸也是会计，在所有人眼中，两口子都在财务科，要避嫌。

爸爸缄默，妈妈却是跟谁都能聊上两句的性格，深邃眼窝下遗传了姥爷的大眼，鸭蛋脸线条流畅，高耸鼻梁下有一张大嘴，爱笑、爱说，职场饭局上，一圈白酒敬完，还能听到她干脆清晰的笑声与交谈声。看着其他非双职工家庭的同龄女人，她对我说：“如果不是跟你爸一个单位，他升职，我也想像她们一样往上爬。毕竟，两口子总得有一个要避嫌。”

能喝、能说、能来事，妈妈具备那个年代在国企生存的所有手段，到头来，却连一个开始都没有。“高中那会儿学数学，我擅长算数，你爸他擅长几何”，或许是她与爸爸过往里唯一的相同起点。

当了几十年“某夫人”，除晋升外，妈妈完成了作为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好儿媳该做的一切，甚至还得到过先进个人表彰。不少人说妈妈沾了爸爸的光，但我始终不这么认为。童年的寒暑假，由于家中无人照顾，我每日都要早起跟随父母去到单位，妈妈牺牲午休加班的模样，我现在仍历历在目。

“我知道他们会这么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着，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付出配得上这份荣誉，这本就是我应得的。”妈妈说。

她很早就开始对我进行性教育，这方面的内容我总是比课本上提前知道。月经初潮来临前几年，每逢她的特殊日子，她便将我叫去厕所，指着红色血液印记说：“不要害怕，不要羞耻，等你长大些，也会和我一样。”我们大胆谈性，不曾避讳，她说：“教给你这些，不是为了让你肆意妄为，而是让你学会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

人性的阴暗、性的非羞耻、直面非议的勇气，这一切都藏在妈妈的教诲之中，并在我身上埋下种子。早年间，妈妈评价我，性子像极了年轻时候的她，近几年却评价我性子越大越叛逆。或是她年纪长了，亦或是我不想成为她，我在最后那一秒躲过了玻璃罐瓶口。

5

有一年，年后初二，才买不到半年的新车被剐蹭了，正当我懊恼时，妈妈说：“车嘛，本来就是消耗品，就算你不去撞别人，别人也可能来撞你，我们无法左右意外的发生，没必要太在意。”

后来，我照猫画虎将这从她那里学来的豁达回馈于她。一次，她买到一条心仪的裙子，却被爸爸评价了一句“这是年轻人穿的款式，你都50多岁了”，她就此不再碰那条裙子。我厌恶这种言论——衣物存在的初衷不该是为人服务吗？人不必去迎合物品，不然何苦为其花费金钱与时间呢？为何要主动或被动地给人生设限呢？

“不要听我爸的，穿衣服本来就该图开心，你喜欢的就是最适合的。”就算涉及爸爸，我也不会退让。

同样是糙米，父母一辈说：“这玩意儿又硬又剌嗓子，精米才是好东西，小时候几乎都吃不到。”年轻一代说：“这玩意儿健康，是粗粮，天天吃白米饭不腻吗？”

曾经，我很困惑，为何妈妈幼时教我独立与突破，待我成年后，却又想让我顺从与依附，如此矛盾。不过，在理解“糙米论”后，我明白我们本来就“不同”，没什么好纠结的。

“你也成年了，自己的路自己走，想要什么就努力争取吧。”在意识到我转行的决心后，妈妈现在常说这句话。我们之间不会水火不容，也从未真正强迫彼此，只是，我们都需要时间。

爸爸年轻时是个沉默寡言的工作狂，虽然在妈妈眼里，他有着并不少言的一面。在不少人眼中，爸爸是一位才子，妈妈说当年爱上他，是因为他习得一手好字以及一封封才华横溢的情书。小学时，我曾在家中书柜中翻到一本爸爸上学时的日记，却被他画在页脚的钢笔素描吸引，在爸爸身上，我看到爱好是探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让人们在严寒中保持温热，匍匐向前。

如今爸爸即将退休，心态转变，下班后也少了许多应酬，便渐渐拾起年少时的爱好，业余时间不是跑出去摄影，就是练书法，并将心爱的十年老车改装好，计划一退休就带妈妈上路，自驾环游全国，闲来之时再卖卖照片。

我暗自感慨：看来，叛逆是遗传啊。

我很幸运，父母从不打压，也未曾说过“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好，你怎么这么差”“你肯定做不好”之类的，只是教导我：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攀比；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勇于尝试，相信自己；有机会就抓住，没有就低调蛰伏、等待时机。

我与妈妈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但我知道她不会攻城略地、命令我改变原则，我也不会围棋吞子，将她变成我所期望的模样。我们并不完美，这盘棋没有输赢。妈妈没有错，我没有错，A、B、C先生也没有错，只是我们不同罢了。

每日清晨醒来，我都在无比庆幸自己的选择。虽然不想生育，但我相信爱情，至于婚姻，这不是我人生里的必修课。如今，我即将28岁，依旧是一个有着子宫的普通女人，依旧不想生孩子，依旧会大声说出：“我的子宫我说了算，不好意思，你没有话语权。”

如果爱你的人却要剥夺你的权利，那这份爱不要也罢，因为它太假了。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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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202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从赌鬼父亲身边逃离

1

2022年4月的一天，晚上10点，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接通后，那头先传来吵闹声和呵斥声，之后就响起了大鹏的声音：“阿亮你在哪呢？我在你家，给你发信息咋不回，明天都清明节了。”

大鹏是我的初、高中同学，毕业之后我俩各奔东西，我在县城工作，他成了我们村的驻村民警。他大晚上出现在我父母家，让我心里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大鹏没有卖关子，迅速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没多大事，赵小伟把你叔打了，你叔报警，要我们把赵小伟抓进去。明天你们一家人还要扫墓，我们也不能真把他关几天。这样，我先把人带回所里，你晚上过来把他带回去。”

我松了口气，又有些头疼——小伟是我小叔的长子，也是我的堂弟，一直以来他们父子的关系就不好，没想到这次爷俩竟然闹到了派出所。

挂断电话，我迅速收拾好东西，便驱车赶往老家镇上的派出所。10点半，派出所一楼大厅依旧灯火通明。不多时，大鹏晃晃悠悠地走出来，示意我到门口说话。

还没来得及寒暄，他就先挖苦我：“你们家都成我们所的常客了，以前是你叔，现在是你弟，你们也不管管，别真出了大问题。”

我给大鹏递了一根烟，他兀自点起来，之后两个火星闪烁，烟雾慢慢升腾。我重重地吐出一口烟：“难啊，你也知道他那个性格，闷葫芦一个，半天憋不出一个字，他要是不愿意说，怎么劝都没用。”

大鹏面无表情，半晌才说话：“你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子不教父之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一支烟抽完，大鹏让我再等一会儿，他要再进去教育小伟一番，希望能用警察的威严“镇住”他。十几分钟之后，小伟跟着大鹏出来了，他一米七几的个子，身材却很单薄，不知什么时候染了一头黄发，额前的刘海把眼睛都藏了起来，看起来就像个混混。

乡下派出所还算清闲，大晚上接到警情，还是父子互殴的案子，值班民警对小伟的态度自然不算友善：“叫你家人过来签字！”

我接过笔，看着材料上小伟的身份证号码，才恍然意识到，这个被人嫌弃的男孩还是17岁，要再过几个月，才算成年。

小伟小小年纪，身上就贴有很多“标签”：叛逆、不良少年、童工……而这些不堪，与他的父亲、我的小叔赵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叔叔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儿子，前面有四个兄姐。他们小时，由于爷爷奶奶要干农活，我父亲作为长兄，从小就要看管弟弟妹妹，他用红背带把小弟绑在后背上，然后给妹妹们喂食、换衣服。因为后背总被我小叔尿湿，父亲也曾向爷爷诉苦，爷爷只不耐烦地说：“你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你比他们懂事，让一下他们有什么大不了的！”

到了80年代，小叔长大了。当时小镇上还没有完全通电，到了晚上庄稼人就呼朋唤友打扑克，但大多数人只图个消遣，赌博的少之又少。那时男人打，女人也打，小孩子就围坐在桌旁看，小叔从小耳濡目染，很快就掌握了各种牌的打法。他最喜欢玩“炸金花”，但和同龄人玩牌，往往输赢参半。他不服气，把自己输的原因归咎于“那只是小孩子间的玩闹，没有赌注，不能发挥出我的水平”。

小学还没毕业，小叔就开始赌钱了，上了寄宿初中后，没了爷爷奶奶的管制，他越发肆无忌惮。为了赌博，他开始变着法子向家里要钱，今天“把钱丢了”，明天“把朋友的东西弄坏了需赔”……次数多了，他不敢再向爷爷开口，就偷偷向我父亲要。那时我父亲已经参加工作，他疼爱这个小弟，暗地里给了他不少钱。

渐渐地，爷爷也发现了小儿子的反常，于是某天突然杀到学校去，把正在宿舍赌博的小叔逮了个正着。爷爷把他带回家先关了他几天，见他确实没有读书的心思，索性就让亲戚带他去广东打工。

当时许多十三四岁的毛头小子扎进了南下打工的热潮，小叔虽未成年，但也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熟悉环境之后，他打听到厂外有一个地下赌场，很快就成了里面的常客。工资输完了，他就找理由向亲戚朋友借，开始大家还会慷慨解囊，事后知道他借钱不是用于正途，就都不待见他了。只有我父亲待他一如既往，每次只要他开口，多少都会给他一些钱。

在广东漂泊多年，除了一口流利的粤语和一身赌债，小叔几乎两手空空。到了年关，总有人来爷爷家里催债，他就扔下家人躲出去。2002年，有债主向法院起诉了他，因为找不到人，法院就到爷爷家查封财产。这种事在我们村还是头一遭，左邻右舍聚在爷爷家门口看热闹，爷爷又羞又气，直打哆嗦，扬言要和小叔断绝父子关系。

事后，我父亲出面安慰爷爷，又拿出积蓄帮忙还债。他觉得小弟就是太年轻，如果结了婚有人管着，也许就能痛改前非。

2003年，在亲戚的介绍下，白净帅气的小叔和邻镇的一个女孩看对了眼。爷爷不想那女孩误入火坑，就把小儿子滥赌成性的事和盘托出。女孩有些犹豫，可终究耐不住小叔的死缠烂打和信誓旦旦，后来还是成了我的婶子。

2

2004年，小伟呱呱坠地，他刚满月，小叔就独自返回广东打工了。没了家人的约束，小叔很快恶习复燃，当婶子意识到不对劲时，他早已赌了多次。面对妻子的劝诫，小叔不以为然：“赌博怎么了？赌博就不能赚钱了？我有钱给你就行，你管我做什么？”

重回赌桌的小叔似乎时来运转，赢了不少钱。为了让好运常驻，他不惜花重金往家门口移植了一棵“风水树”——其实那就是一棵普通的桂花树，但小叔爱惜得不得了，认定以后财源滚滚就靠它了。

婶子身体恢复了些后，就孤身一人去广东找小叔，但小叔早已从原先那家工厂辞了职，消失了。婶子通过亲戚，辗转寻到了一栋二层的自建房，那里一楼是个平淡无奇的小卖部，但推开二楼的大门，一股刺鼻的烟味就呛得她呼吸困难——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面挤满了亢奋的人，有的大声吼叫，激动地拍打桌子，有的抓耳挠腮，唉声叹气。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嘈杂不堪。

透过人群，婶子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小叔的身影，当时他正坐在赌桌边紧张地摩挲着纸牌，手边是各种面值的钞票。婶子拨开人群，拽起他就要往外走，他不肯，两人拉扯间，他挥手就把婶子甩了出去。婶子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撞翻了一旁的桌子，扑克牌被掀起，散落一地。众目睽睽之下，小叔并没有扶她一把，反而咒骂她是“扫把星”，只会阻碍他赚钱。

从此之后，他们夫妇的关系大不如前，小叔也开始频繁输钱。小叔把这一切都赖在婶子身上，说她冲撞了财神，影响了他的赌运，甚至向我父亲抱怨：“有人给我算过，只要她还在家里，我就发不了财，这几年我输钱都是她害的。”

小叔认定，离婚后自己才能转运，但那时小伟还很小，婶子不肯。有一回，小叔又用污言秽语辱骂婶子，爷爷气不打一处来，拿着扁担就往他身上砸。小叔吃痛，对着爷爷就是一脚，嘴上还骂骂咧咧的。家里顿时乱作一团，受到惊吓的小伟缩在婶子身后瑟瑟发抖。等爷爷缓过劲来，小叔已经逃得没了踪影。

小伟6岁那年，婶子再也受不了小叔的冷暴力，答应与他离婚。她离开了家，什么都没带走，包括小伟。

临走那天，婶子给小伟买了很多零食，还有一套新衣服。小伟好奇地问为什么，婶子沉默不语，只是紧紧地抱着他。小伟被压得难受，推开了她，蹦蹦跳跳地跑出去玩了。爷爷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婶子，里面有一沓钞票——他觉得小儿子混账，实在愧对儿媳。可婶子没有收，似乎是决心要斩断和这个家的所有联系。

婶子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伟每天都哭着要妈妈，爷爷不知道该如何向小孙子解释。也就是那年秋天，爷爷郁郁而终，所有人都认为小叔是罪魁祸首。

家散了，小叔却依旧我行我素地往牌桌上凑，三天两头不见踪影。小伟时常没饭吃，要饿着肚子睡觉。我父亲看不过去，到了饭点便喊小伟来我家。当时亲朋好友都怕和小叔扯上关系，连带着也疏远小伟，甚至有人因为小叔欠债不还，言语间对孩子也很不客气。小伟虽小，但也有自尊心，有时他不愿过来吃饭，我父亲便留一份饭菜给他送过去。

2011年，父亲找到小叔，让他不管怎样都要好好照顾孩子，但小叔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推脱。后来，小叔干脆提出把小伟寄养在我家。父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很不情愿——这些年，小叔以各种名义向我父亲借钱，到了约定好的还款日却一拖再拖，最后竟直接赖账，现在又要让他们帮忙照顾孩子，估计也是一毛不拔。

那时我正在外地上大学，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去劝父亲不要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但父亲有自己的考虑：“是我没照看好你小叔，才让他走到这个地步。现在你婶子走了，你爷爷不在了，我不管谁管？也不过多张嘴吃饭，如果你爷爷还在，也不想小伟没人照顾……”

父亲坚持让小伟搬来我家，小伟不理解，问道：“大伯，为什么要搬到你那里去，我爸爸不回来了吗？”“大伯，我爸爸去哪里了？”“大伯，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父亲向来不善言辞，只能敷衍说他爸爸工作忙，很快就会来接他。其实，父亲也不知道那些问题有没有答案。

来我家之后，一开始小伟会追问“很快是多久？”后来他不再问了，多数时间都是低头沉默。父亲问他想吃什么，想买什么玩具，他也总是摇头，或回答“都可以”。

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小伟生出了一种超越自身年龄的成熟与隐忍。当时我家做饭还是用土灶，劈好的木柴垒在屋外，有一回小伟去搬柴火，被藏在柴堆里的黄蜂蜇了，他的手臂、手背和腿火辣辣地疼，眼泪直流，但什么都没说。直到晚上吃饭时，我父亲发现他的胳膊肿了，他才道出实情。

3

2012年，小叔回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招呼各种狐朋狗友聚众赌博，把爷爷的老宅搞得乌烟瘴气。小伟放假的时候回去住，赶上小叔赌到兴起，还会让他代自己抓牌。有牌友看不过去，硬塞给小伟几张碎钞，让他出去买零食。我父亲得知此事，担心小伟被那群人带坏，便很少让他再回老宅了。

没过多久，小叔为争抢赌场地盘参与了一场械斗，他和同伙被警方抓获，都判了刑。

出狱后，小叔似乎老实了不少，没有再往外跑，而是在老家种起了脐橙。父亲以为他得了教训，能安心生活了，就让小伟回家跟着他一起生活。小伟没有拒绝——至少没有吵闹——那时候，也没有人在意一个小孩子的内心想法。

小伟回到亲生父亲的身边时已经上四年级了，但他与小叔并不亲近。小叔时常不见踪影，小伟不会问他去哪儿了，小叔也不会说。有时小叔会打电话说不回来吃饭，小伟就自己解决，有时小叔干脆忘了家里还有儿子这茬儿，小伟就在家傻等。

慢慢的，小伟习惯了，他每次都做两个人的饭，如果小叔没回来，他就留作第二天的早饭。

2016年，小叔领着一个名叫燕子的女人进了家门。燕子比小叔小了整整十岁，小叔让小伟喊“妈妈”，小伟低着头不说话，小叔恼怒，要把他赶出家门。燕子拦下小叔，让小伟以后喊她“阿姨”就可以。小伟这才偷偷打量起燕子——她身材微胖，笑嘻嘻的，看起来很喜气。他不懂为什么还有女人愿意嫁给自己爸爸这样的烂赌鬼。

这个问题，亲戚们也想不通——燕子是初婚，小叔是二婚，而且还有前科和赌博的恶习。我母亲曾问过燕子，她说他们以前在广东打工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说小叔会照顾人，“除了好赌，其他都很好”。

婚后，燕子在镇上的电子厂上班，每天两点一线，偶尔会给小伟带些东西，有时是好吃的，有时是玩具。起初小伟抗拒不接，燕子就把东西强塞在他手上。时间久了，小伟就接受了燕子的存在，但依旧不肯改口喊“妈妈”。

一次，小伟在学校打架，推搡间把同学的眼镜给折断了，老师让双方家长到学校协商，可小叔的电话怎么都拨不通，小伟只好打电话给我父亲，没想到最后去学校的竟是自己的后妈。

一见面，燕子没有立刻责骂小伟，而是耐心询问他为什么打架。小伟说自己和同学因琐事发生口角，但对方说话越来越过分，不仅嘲笑他爸爸是劳改犯，还说他是被妈妈抛弃的累赘。他气不过，打了同学一巴掌，后来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老师让他们相互道歉和解，小伟却倔强地低着头不说话。燕子怎么劝说都不见效果，最后没办法，只能由她道歉、赔钱。小伟的脾气又臭又硬，回家后燕子不免多说了他几句，小伟却冷嘲热讽：“我爸我妈都不管我，你凭什么管我？”燕子又急又气，红着脸，半天没说话。

那天晚上，小伟离家出走了。燕子慌了，她一边联系小叔，一边联系老师，然后和我父亲沿着村道一路找寻，嗓子都喊哑了。他们找了一夜，等天亮了打算报警时，小伟却鬼鬼祟祟地回家了。看到他安然无恙，燕子虽然生气，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这时，小叔才从外头赶回来，一进门就给了儿子一巴掌，质问他去哪儿了。小伟没搭话，小叔一怒之下就把他绑了起来，解开皮带就抽他的后背。小伟惨叫，燕子把小叔拉住，把小伟护在自己身后，之后又是安慰又是敷药。

经过这次毒打，小伟和燕子的关系拉近了许多。我父亲劝燕子不要再生孩子了：“小伟有你照顾我就放心了，其实一个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也省很多事情。”燕子只是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

2017年，燕子怀孕了，小伟时常陪着挺着大肚子的燕子出门遛弯。后来，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了，燕子每天围着新生儿转，小叔也罕见的在家待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小伟慢慢意识到，燕子终究是别人的亲妈。

4

孩子满了周岁，燕子就准备去广东投奔一位亲戚，对方给小叔也谋了一份司机的工作。他们出发的那一天，天灰蒙蒙的，燕子兴致很高，起了个大早收拾东西，大到婴儿车，小到衣服、鞋子、奶瓶，大包小包装了好几袋。小叔抱怨杂物太多，随手就把一个坏掉的琴丢进了垃圾桶。

小伟僵坐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燕子没说他的去留，他害怕开口询问会触犯某种忌讳，惹得小叔生气，把他撇在家里，只好守在一旁等着。东西越收越多，当他看到自己的东西被一一挑出来时，一种委屈和不甘涌上心头。他把脸撇到一边，紧紧攥着拳头，才没让眼泪流下来。

我父亲去送行，很快就发现了小伟的异常。父亲强压怒火，质问小叔为什么不带小伟一起走，小叔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们都还没安顿好，他去干什么？”小伟把自己藏在门后，探出半个脑袋，看着小叔和燕子抱着孩子渐行渐远，直到身影消失，还是没等到他们回头。不知不觉，他的眼泪又噙满了眼眶。

父亲不放心小伟一个人在家，就让他收拾东西，再搬到我家。已经13岁的小伟，双手束在身体两侧，低头躲避着我父亲的目光，没有应答。父亲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只能让他先到我家吃中饭，小伟这才木讷地“嗯”了一声。

到了中午，小伟迟迟没来，父亲去找，发现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爷爷留下来的老宅用的还是老旧的木杠插销，插销一旦放下，就只能从里面打开。父亲敲门，屋内没有反应；拍门，好一会儿屋内才传出小伟略显烦躁的声音：“我不饿，我不吃。”

父亲没有在意，说会把饭菜放在厨房里，等他饿了再来吃。可到了傍晚时分，放在厨房里的饭菜纹丝未动。父亲忍不住，又去叫小伟。房门依旧紧锁，屋内没有开灯，透过窗户上的缝隙，只看到房间里昏暗一片。父亲拍了好一会儿门，屋内还是没有任何回应，父亲怕小伟寻了短见，对着老旧的木门使劲踹了起来。

木门“砰”一声重重地撞到墙上，借着屋外的光，我父亲这才看到小伟躺在床上，蜷着身子，正在低声抽泣。我父亲松了口气，说：“你一天没吃东西，饭菜我热一下，等会你出来吃。”

傍晚，小伟终于坐到了桌前，他垂着脑袋，神情麻木。我父亲热好饭，小伟吃着吃着，眼泪又掉下来了：“为什么他们都不要我？妈妈走了，爷爷走了，他们都走了，其实我会听他们话的，我可以好好学习，我可以干很多活，为什么还是不要我……”

那天，小伟反常地说了很多话，倾吐之后，他的情绪平复了许多。很多问题，我父亲也给不了答案。

突然小伟又问：“大伯，其实大伯母也不喜欢我，对不对？”

“你大伯母不是不喜欢你，只是对你爸有意见，你爸走了太多弯路，你大伯母不想和他扯上关系。”陈年旧事父亲没有说太多，毕竟上一辈的恩怨和小伟无关，他只是错生在这样的家庭。

我父亲的回答让小伟紧绷的身体一下松弛下来，似乎卸掉了一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父亲又提出让小伟搬到我家，小伟沉默了许久，拒绝了：“大伯，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能照顾好自己，你不用担心我。”

我父亲不再勉强，只能定期给小伟准备一些菜，每逢节假日，家里杀鸡宰鹅，就装上满满一大碗给小伟送去。小伟收下，吃完会把碗洗干净，然后趁我家里没人的时候，再悄悄把碗放回厨房。

5

小叔在广东安顿下来之后，父亲就让他把小伟接过去读书——自从他们走后，小伟就开始旷课了。可小叔推说学籍不好办，迟迟没有动静。

小伟上了初中，就成了问题少年，他经常翻墙跑出学校，老师找他谈话，他都以沉默应对。老师无奈又找小叔，他烦不胜烦，从广东回来收拾这个大儿子。起初，小伟挨揍还会服软，但如此反复几次，他不再屈服，甚至直接叫嚣：“有种你就打死我！”

小叔气愤不已，甚至打算把小伟送去那种全封闭式的管教学校，但我父亲怕小伟受虐待，一再劝阻，这件事最后才不了了之。

初二那年，小伟退学了。未成年的他根本找不到工作，我父亲怕他出去跟人瞎混学坏，就联系了在东莞经营服装批发店的远房表姑。表姑表示自己需要导购和打包工人，我父亲寻思小伟个性内向，再不济也能干打包的活儿。

临行之前，我父亲特地给小伟买了一部新手机，还硬塞了他一千块钱：“去到那里多听你表姑的话，待不习惯就回来，大伯再给你想办法。”

小伟离开了老家，我父亲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

据说，他因为性格沉闷不讨喜，在笑脸迎人的服装行业，只能一直做打包的杂活。他在表姑那里干了快一年，过了自己16岁的生日后，设法进了电子厂，又从东莞辗转去了惠州。期间他换了几份工作，做过五金店的学徒、文化公司的后勤……但收入都很低。

小伟一直和我父亲保持联系，逢年过节会给我父亲打电话，每次回老家也会给我父亲准备礼物。父亲对此感到欣慰，每每说起，都不忘数落我这个亲儿子还不如侄子懂事。只是，小伟对待小叔就没有这么多的善意了。他们父子不在同一座城市，彼此少有问候，偶有联系也都是小叔开口向小伟要钱，说是要帮他存着娶媳妇。小伟不给，小叔就骂他是狼心狗肺的东西：“也不想想，没有我能有你吗？”

久而久之，父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形同陌路了。

6

汽车发动，我带着小伟离开了派出所，他靠在车窗上失神地看着窗外，外面昏暗一片，什么都看不清。路上，我询问小伟的近况，他只是简短地回答几个字，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

到了家门口，父亲听到停车声，很快就从房子里出来了。他晚上喝了酒，没法骑摩托车，原本是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派出所打听情况的。看到小伟平安回来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连说“回来就好”，又催小伟赶紧去休息，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小伟离开后，父亲告诉了我这晚他们父子俩冲突的原委：小叔又向小伟要钱，小伟不给，他就想强行翻小伟的包。争抢中，两人扭打在一起，小叔吃了亏，不服气，就报了警。

终究还是钱的问题，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次日就是清明节，家里的男丁要上山祭拜祖先，小叔一个人走在前头，我和父亲并行，小伟落在最后。

到了地方，小叔对着爷爷的坟头抱怨：“老头子真是偏心，风水都向着老大去了，家里出了大学生，又买房又买车，难怪我运气这么差，还有个混账儿子。”

我们都没有理会小叔的阴阳怪气，小伟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和他搭话。小叔自觉没趣，祭拜结束就先行离开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对父亲说：“小伟最听你的话，你也不劝劝。”

父亲缓缓开口：“劝什么，是劝小伟低头认错，还是劝他把钱拿出来？你小叔有一天认真教小伟吗？现在凭什么要小伟孝敬他？”

我并不赞同：“毕竟‘家和万事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总不能一直各过各的。”

“狗屁的‘家和万事兴’，你小叔当初怎么不听你爷爷的？当初怎么赶走的你婶子？小伟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时，怎么不说‘家和万事兴’？”父亲大声细数小叔的罪状，说到最后还不忘提醒我，“还有，你也别添乱，小伟做什么决定是他的自由，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父亲说完，就招呼小伟回家，正在一旁锄草的小伟听到，响亮地应了一声“好咧！”

他麻利地收拾好东西，跟在我父亲身后，两人一前一后地走，阳光铺洒下来。见我没有跟上，小伟突然回头，朝我咧嘴：“哥，走了，回家。”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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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坏孩子的天空》（1996），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个中产家庭的买房之路

1

邵蕾是个乐天派，她奉行“有花堪折直须折”，最讨厌“未雨绸缪”。在她看来，人生一世短如白驹过隙，何必思前想后万事操心？只有吃吃喝喝、顺其自然，才是最值得的。

她年轻的时候从未为买房发过愁。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她从小就被妈妈耳提面命：“女孩子是不用自己买房子的。”当然，她妈妈往往还会重重地加上一句：“不过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找有自己房子的男人，千千万万不要和公婆住一起。”

所以，年轻时的邵蕾常常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哎呀，我们干嘛要自己买房子，而且了，如果一个男人连房子都买不起，你敢和他结婚？”口气活脱脱就是她妈妈的翻版。

我有时会笑着反驳她：“自己买一套也没什么不好啊，理直气壮得多。万一吵架了，起码有个容身之处是不是。”

邵蕾却认真了，叮嘱我：“我妈说，女人要是自己有房子，当心引来心术不正的人。我妈老同事赵叔家的姑娘就是这样，自己家里有钱，便想着怎么都无所谓。后来和一个没房子的男人结了婚，她掏钱买了房，结果没两年就离了，男方硬生生分走一半房产。后来我妈的老同事们都说，那男的搞不好就是冲着她家房子来的。”

可闺蜜们谁也没想到，号称“不买房”的邵蕾，后来却云淡风轻地成了我们中的“置业大户”：

2007年，她与相恋3年的钟乐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时本地房价尚未起飞，他们买下了远城区银湖区的一处房产做了婚房；2012年，她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夫妻俩便置换了位置更好的、在青华区的一套140多平的四居室；2016年，她家买下一栋别墅，上下3层加地下室，另有宽阔的前庭后院，成了我们朋友圈子里第一个置下别墅的人。

我们闲谈起来，都羡慕邵蕾只用不到10年便轻松实现了“三级跳”，喊她作“人生赢家”，邵蕾面对我们的羡慕，有时谦虚地笑笑，更多时候则飞快转开话题，一副不愿多谈的样子。

2020年夏天，邵蕾找到我，聊一座新开盘的楼盘。我微微咋舌：“这个楼盘确实挺好，但全是大户型，最小的也要180多平，均价5万多，你这样一套算下来最少也要1000多万了吧？”

在楼盘均价2万多的本地，千万级别的房子妥妥算是豪宅。当年，邵蕾在大学毕业工作3年后，跳槽到一家大型软件公司，之后十多年，一步步做到了地区分公司核心部门的副总。她的丈夫钟乐也在一家大型商业地产公司任职多年，赶上了行业最黄金的年代。邵蕾曾语焉不详地向我提起过，说他俩年收入少则五六十万，多的时候七八十万也没什么问题。那时我还没有对这些抽象数字生出过多的惊叹，而此刻，我分外强烈地意识到了邵蕾的购买力。

邵蕾却不似我想象的兴奋，缓缓叹了口气：“你知道我其实一直是不热衷买房的。到目前为止的每一步，我好像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外人看我有别墅开宝马，以为风光无限，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2007年邵蕾和钟乐筹备婚事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买房的问题。

邵蕾的父母都在本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家里的房子是80年代单位给分的宿舍楼，地处闹市，一小区里挤挤挨挨的全是熟识的老同事。小区虽是楼房结构，但大家仍保留着昔日住平房时的习惯，有事没事就互相串门或是聚在一起聊天，热热闹闹。在岁月的冲刷下，如今的宿舍楼已露出斑驳的灰色，但胜在位置好、户型大、结构佳，单位还不时出资给房屋做维修加固，所以即使住了30多年，看起来也不算太破旧。

住惯了市中心大房子的邵蕾父母，在女儿筹备婚事时，对房子的首要要求就是：市中心的大户型。邵蕾一开始也觉得父母的要求无可厚非——按本地的风俗，新人结婚，“男方出资婚房，女方陪嫁家电”，更何况，钟乐的双亲还都是知识分子，“应该是讲道理好沟通的人”，且钟家家境殷实，“拿出买房子的钱应该是没问题的吧”。邵蕾那时甚至会在闲暇时暗暗揣测：婆家究竟是会帮忙出首付，还是能豪气地拿出全款赞助？

但邵蕾万万没想到，他们的要求很快就吃了个软钉子。钟乐的父母说话客客气气的，却没有留太多余地：“是的是的，新房当然应该是要买的啊。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多少积蓄呢。我们老两口盘算了一下，要留出装修的钱，留出办婚礼的钱，还要留出彩礼钱，剩下的，就至多只拿得出20多万了。这个样子，市中心的房子肯定买不了了，不过我们在银湖区看了套房，挺不错的，湖景房，环境好，户型也好，只要50万不到。我们出20多万，能负担一半首付，这样子他们小两口月供也轻松。你们觉得怎么样？”

邵蕾与父母错愕间，她的准婆婆看向他们，斯斯文文的面庞，话说得诚恳又谦逊：“如果银湖区的那套房子你们看不中，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买房，看能买到尽量靠近市中心的位置。这样的话，别的地方可能就得亲家多担待一下了——装修就只能简单装一下，婚礼也从简，彩礼嘛，也看看能不能少要点……”

邵蕾和母亲对视了一眼，没有出声。这个婚房的方案与她们的预期相去甚远——银湖区是本市的远城区，钟乐父母看中的那套房，距离市中心有15公里，只有2路公交车，一路晃晃悠悠，得1个多小时才能到市区。

邵蕾和钟乐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处对象以来最大的危机：邵蕾觉得婆家肯定有所保留，按他们日常的消费水平，不相信他们只能拿出20万；但一向脾气软软、好说话的钟乐，也显露出了邵蕾从未见识过的强硬：“我家的经济状况，你难道能比我更清楚？我妈说没钱了就肯定是没钱了。要结婚，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装修、婚宴、彩礼，加起来已经快把我爸妈的家底掏空了。再说，我们也不是不给买房啊，银湖那套房子怎么不好？那么多人买呢！别人能住，我们怎么就不能住？”

邵蕾妈妈也生了气：“以前觉得他家通情达理，还想着以后好好走动、把亲家当朋友处的。这样看来，他们真的是不好相处的人，你以后结了婚，可有好日子过了。”

钟家一口咬定没有商量，邵蕾妈妈的态度也异常坚决，只有邵蕾在中间左右为难。她确实是没看上银湖区的那套房子，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曾在脑海里闪过一丝念头：当时市中心的房价大概8000元左右，若是买上一套100平左右的小三居，总价也不过90万以下。自己和钟乐上班以来虽没有刻意攒钱，但好歹也有一点积蓄，要不拿出来添到一起，买套近一点的房？

可钟乐说，就算这样能凑够首付，市中心的房价也超出了他的预算：“两套房有至少40多万的差价呢，多少人一辈子都攒不到这么多钱。而且，买市中心的房子，每月贷款也会高出不少，压力太大了。”

邵蕾妈妈听了女儿的想法，更是一跳三丈高：“他们打着小算盘不肯买好房子也就罢了，你还傻乎乎自己贴钱进去？不行不行，千万别这样啊傻姑娘，赵叔叔家女儿的遭遇你忘了吗？你掏钱买房，小心人财两失啊！”

两家人僵持许久，搞得邵蕾和钟乐差点一拍两散。捱到最后，双方才各退一步：邵蕾同意了买银湖区那套房，钟乐父母承诺，过两年再给他们买辆代步车。

我那时劝邵蕾：“你现在正好去考驾照，考下来，有车代步，距离也就不成问题了。”

“哪有那么简单，一辆车，平时他开还是我开？”邵蕾眉头皱得挤作一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件事，我妈和钟乐妈已经不说话了！”

直到2008年底邵蕾和钟乐举办婚礼时，两个亲家间的罅隙仍未和缓。婚礼全程，钟乐妈妈没有一丝笑模样，面庞还不时露出若隐若现的阴霾，让全场亲朋好友都看出了异样。

婚礼结束后，我悄悄问邵蕾：“你妈和钟乐妈还在闹矛盾呐？”

邵蕾的脸苦了下来：“是啊，一直没和好，之前起码面子上还过得去，结果这次婚礼把我妈气疯了，说：‘大喜的日子，他妈全程哭丧着脸给谁看呢？’我以前就知道他妈是个所有喜怒哀乐都摆在脸上的人，这次看来是真的——居然连这样的场合都能摆臭脸。”

我只能拣着好听的话劝：“这说明你婆婆起码是个心思不深沉的人，磨合好了也许反而更好相处。相比起来，那种笑面虎才难缠。”

邵蕾说：“确实是这样，他妈倒真不是耍心眼的人。目前当务之急是我妈这边——我妈坚持说，他妈能为房子的事给我们摆几年的脸色，这亲家之间就不用再来往了。”

邵蕾妈妈言出必行，邵蕾和钟乐婚后，两边的亲家几乎没有刻意走动过，连春节都互不搭理。邵蕾也劝过妈妈，无功而返，当她有次无意听到婆婆跟钟乐小声嘀咕说“不是一路人，有什么好往来的”之后，就彻底断了和稀泥的念头。

3

钟乐家如之前承诺的，在邵蕾和钟乐婚后第二年给他们买了一辆车，小两口出行方便了许多。银湖区虽然偏远，但自然环境确实比市内好太多。邵蕾每天晚饭后和钟乐沿着湖畔散步聊天，慢慢也觉得，住在这儿不算那么糟糕了。

夫妻俩在银湖区安安稳稳住了好几年，住到2011年底，邵蕾怀孕了，为着孩子，她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起房子的问题：按政策规定，本市远城区的学生只能在本区就读，上中学时是没有资格报考中心城区的中学的，而银湖区几乎没有一所能称得上“优质”的学校。

邵蕾妈妈已淡下去的怒气又聚集了起来：“你说说你说说，你这结一场婚，反而把自己和孩子弄成了‘乡下人’。你看看我们大院里，哪家姑娘像你这样嫁去远城区了？要我说，他家就是鸡贼又短视，为了省钱，把你们和孩子的未来都耽误了！”

“我自己是怎么着都可以的，但是孩子的教育可不能玩笑。”邵蕾只能准备重新买房了。

挑挑选选，她看中了青华区的一套房——青华区位于银湖区和主城区之间，是那几年炙手可热的新区，房价不算高，但优质房源不少，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几所不错的市直属九年制学校。

邵蕾看中的那套房单价1万出头，在当时还算合适，她和钟乐都很心动，但房子总价算下来要150多万，首付不是一笔小数目，两口子把手头的钱拢在一起也还是不够。邵蕾找我们几个朋友借钱——这是骄傲的她第一次向身边朋友开口。

我挤挤挪挪凑了几万元借给她，担心地问：“你这几万几万地借，那要找多少人啊，这样也不是个事啊。”

邵蕾长长地叹口气，声音里充满了疲惫：“能怎么办呢？”

她说，向朋友们开口前，他们夫妻俩最是向婆家求援过的，钟乐的父母倒是很快回了消息：“没钱。”虽然这个结果并不太意外，但她还是和钟乐吵了一架：“你爸妈总是这样，自己出国旅游有钱，自己买东西时都有钱，我们一开口就没钱了？你爸玩摄影，5位数的镜头买了一个又一个，那时怎么不说没钱了？”

钟乐却不以为然：“我爸买什么那都是他自己的钱。而且我爸妈平时好吃的好喝的也没少贴补我们，待我们不薄吧？不管怎么说，爸妈已经给我们买了一套房了，他们没有给我们再买一套房的义务。”

邵蕾被噎得说不出话，顿了半晌才反击：“可是，明明有钱，却在我们困难万分的时候不帮一把，合适吗？”

两人最终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只能不欢而散，邵蕾觉得自己仿佛坠在冰湖里，心里仿佛有些什么在慢慢坍塌。

我疑惑道：“你和钟乐收入不是都还挺不错的嘛？怎么这几年也没攒下钱来？”

邵蕾苦笑：“我俩工作上轨道也才两三年，每个月的开销又那么大，还要还房贷，能攒下多少？”

她停了停，犹豫了好一下子才继续说：“银湖区那套房写的是钟乐他妈的名字，所以还贷款要从他妈的银行卡里走——后来我才知道，钟乐每个月转给他妈还房贷的钱时，除了房贷，还偷偷多给几千块，说是要把他家付的首付慢慢还给父母。”

我明白邵蕾介意的点，但也只得半安慰半夸赞让她消消气：“你要这样想——这说明钟乐很不错啊，不啃老，也有志气。”

“有时候也是觉得他这样是不错，但有时候又好恨，恨他满心满脑都只想着不亏欠他爸妈，却不管我们小家。你知道我最生气什么吗？他这钱是偷偷塞给他妈的，都没跟我商量，连告知也没有。我们不是不能给那几千块钱，他是觉得我不会同意吗？再说，夫妻间是可以这样瞒来瞒去的吗？”

熬到最后，还是邵蕾妈妈出面了。

当她听说女儿决定卖掉银湖区的房子做首付时，慌忙火急地赶去了邵蕾家：“不要卖！这地段现在虽然偏，但都说政府要大力扶持，房子留着估计还可以升值。再说了，你们这买房子，等交房、装修、透气，怎么也得个三四年吧？卖了房子你们住哪里？宝宝马上就出生了，难不成你们带着小孩子出去租房？”

说着，邵蕾妈妈掏出银行卡，重重地拍到桌上：“这里面是30万，你们拿去付首付吧。我们不比钟乐家有条件，我跟你爸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留下一点点养老，剩下的都在这里了。蕾蕾你别嫌少，不够的你再想办法吧。”

眼泪像井里莫名泛起的小水泡，在邵蕾的眼睛里咕嘟咕嘟浮了起来，忍了好久才拼命忍住。她想给妈妈道声谢，但她一向是不习惯与妈妈柔声细语的，试了好几次，都无法把“谢”字说出口。

“不过有一点啊——这房子首付里有我的功劳，房子要写我的名字。”邵蕾妈妈飞快地加了一句。

对这个要求，钟乐和邵蕾都没有异议——当然，邵蕾心里还是微微盘算了一下：如果等到以后父母不在了，这房子要办理继承恐怕要交不少遗产税，远不如写邵蕾夫妻名字划算。但这话，她是万万没法对妈妈说出口的。

“况且，”邵蕾略带不忿地想，“银湖那套房不也写的钟乐妈妈的名字吗？公平。”

4

2014年，在女儿乐乐快两岁时，青华区的新房交房了，邵蕾搬入新家。公婆买给他们买的那辆代步车也卖掉了，换了辆20多万的中档车——换车时，玩心重的钟乐心心念念想“一步到位”换成宝马，被邵蕾强行压着才没有“得逞”。

她和钟乐此时已提前还清了银湖区那套房的房贷，新房每月7000元的房贷，理论上对他们并不算太重的负担。但之前还旧房贷款、凑齐新房首付，再加上新房装修，已经掏空了俩人的存款，如今多出的一个小孩，处处都是不小的花销，邵蕾渐渐感受到了压力。

邵蕾和钟乐默契地在小家内部消化压力，尽量不在老人面前展露，但细心的邵蕾妈妈还是看出了端倪——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儿，竟然开始跟她讨论起超市里哪个时段的折扣力度更大了——这让邵蕾妈妈新鲜又焦虑。妈妈从未经历过买房贷款这些事情，无法想象一个月要交那么多钱给银行是什么感觉，所以不管邵蕾怎么安慰，妈妈都一直替她着急。

一着急，邵蕾妈妈就想出了个招儿：“你们的旧房子现在不是空出来了吗？那儿的装修又新又好，租出去的话，要是租客不爱惜就糟蹋了。我和你爸商量好了，我们俩搬过去，家里原来那套老房子租出去，租金贴补你们还房贷。”

邵蕾想想，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案：银湖区的那套房，除了位置偏远，处处倒都比父母的那套老房子要好。而对于早已退休的父母来说，位置不算什么大问题——妈妈每天的活动范围一般就在家和超市之间，而爸爸最多就是在小区里打一段太极，这些在银湖区都能得到满足。还有，银湖区距离自己现在的新房更近，父母到她家倒是更方便了。

如此一来，邵蕾父母便欢天喜地地搬家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小家都相安无事。邵蕾在青华区的新房和婆家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距离，所以平日里公婆对他们小两口的照拂就比往日多了一些，老人日常帮忙照顾孩子，接送乐乐上下幼儿园，小两口下班后还能时不时过去蹭顿晚饭。公婆那边有什么杂事，他们也可以迅速赶过去应对。到了周末，要么是他们带着女儿去娘家，要么是邵蕾父母过来陪他们。

邵蕾和钟乐都非常满意这样的生活，直到2015年，邵蕾的父亲被单位返聘，变故才又盘根错节地一点点伸展开来。

邵蕾的父亲被单位返聘后，需要常年驻外，于是，银湖区的大房子里便只有邵蕾妈妈一人待着了。邵蕾妈妈是个爱热闹的人，本来搬来银湖、离了往日的老同事们，她就有些不习惯，就靠老伴作陪。这下邵蕾爸爸一不在家，她妈妈就变得无所适从了，寂寞似一头怪兽，追得她慌不择路。

她找到邵蕾说：“我搬去你家住吧。”

邵蕾的第一反应，是本能地想否决这个提议，但略一思索，拒绝的话却说不出口。

她妈妈似乎早已猜到了她想说什么：“我都想好了，你看，你们家有4间屋子，住下我是没问题的。我在这里还可以照顾你们的起居饮食，这样你们就不用每天往钟乐爸妈家跑了。我出钱又出力，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见邵蕾只笑不接话，妈妈的语气严肃起来：“我是真的害怕一个人在那里，房子又大又静，我不习惯。我最近老是担心，要是哪天突然生个急病，我一个人在那个乡下地方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见邵蕾依然没接话，她妈妈又下定决心般开了口：“其实也是时机不好，如果你爸的返聘早点定下来，我们也就怎么都不会搬去你那个房子里了。我还住我的老房子，这样哪怕你爸不在家，起码旁边都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不会寂寞，也不会害怕。唉，可惜……”

妈妈最后的一番话，彻底打到了邵蕾心底。

“如果不是为了想着把房子租出去贴补我，我妈也不用这么大费周章搬来搬去。再说，这房子一大半首付都是我妈出的呢，她住过来完全是天经地义。”邵蕾有点发狠地想。

好在钟乐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听了邵蕾的安排，什么也没多说，只点点头。

5

邵蕾妈妈搬过来与小两口住，平静了没多久，矛盾就件件浮现了出来。

最开始，是钟乐偶尔不经意地向邵蕾抱怨：“你能不能跟妈说一下，平时还是要注意点。”

他一点点细数着不习惯：

“我在电脑前工作呢，你妈就冷不丁地凑过来问我在忙啥，脸都快要蹭到屏幕跟前了。她嗓门又大，常常吓得我一激灵。”

“我还在睡觉，你妈就直接冲进房间要绞起被单去洗，我都没穿衣服，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

“吃完饭我说打会儿游戏，你妈就在旁边不停地劝我别打了，催我有空就去陪乐乐或者做家务去，我妈都没这么管过我呢。”

邵蕾忍俊不禁：“你怎么像个小媳妇一样啊。”

她伸着手去抚摸丈夫的脑袋，试图安抚一下，钟乐却严肃地把头扭开了：“不是开玩笑。妈住过来我是欢迎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分寸感还是应该有的。现在这样子，我真的受不了。”

邵蕾妈妈的性格，我们这些朋友也大多有所见识：读书时我们去邵蕾家玩，不论我们凑在一起干什么，邵蕾妈妈都会很努力地挤进来，认真地尝试加入我们的话题，跟我们一起聊天或玩耍，有时即便插不上嘴，也会默默地跟在一起。年少的我们虽然偶有不适应，但总觉得阿姨是热情随和，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邵蕾更是从小就习惯了，所以从未觉得有什么问题。而此时钟乐郑重地提出意见，邵蕾才意识到丈夫的不自在。她尝试劝了妈妈几次，但话不敢说重，妈妈不知是没听出来还是不以为意，并没有太多改变。

有一阵子，钟乐的公司搬迁加装修，居家办公。每个白天，钟乐都要和岳母两人单独在家，四目相对。那段时间，邵蕾每天出门上班都心惊肉跳，但凡电话铃响起，她都要吓个一激灵。

岳母和女婿的争吵，终于在各自的不满积蓄到顶点时爆发了。为了什么吵起架来，邵蕾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钟乐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住回了自己的婆家：“你妈跟我吵架，说房子写的是她的名字，是她的家。那我就不配住这里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再搬回来吧。”

邵蕾紧紧捏住了拳头，又不自觉地松开了。她紧紧盯着纱窗上一只小飞虫，盯了半晌。那只小虫已经上上下下扑腾了好久，仿佛总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能突破篱栅，却怎么左突右冲也仍陷在困境。

邵蕾气急，但看到妈妈那副像犯错小孩的样子，又不得不将脾气收起来，好言安抚。妈妈显然也有些后悔吵架时的失言，但更多的还是委屈：

“我实在是看不惯他的懒散劲才唠叨他的。”

“你真是不知道，他在家睡到日上三竿都不起来，牙都不刷就吃早饭。有次我进书房，看到他居然躺在榻榻米上开电话会，躺着躺着还跷着个二郎腿……骨头都是懒的。我是实在看不惯了才说他的。”

“他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他要有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将来才不吃亏。你说是不是？”

这场不快，最终以邵蕾妈妈搬回银湖区的那套房子告终。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有点难过，拉着邵蕾的手说：“妈妈真的是巴心巴肝地为你们好啊，不然我不会把养老钱拿出来给你们买房子，也不会把旧房子租出去。结果老了老了，寄人篱下，还没个落脚的地方了。”

邵蕾的心像针扎一样疼了起来。送走妈妈后，她给钟乐发了消息，却没有额外多说一句话。钟乐很快就搬了回来，但邵蕾无可避免地发觉，自己与丈夫之间已经生出了厚厚的一层东西。

生活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夫妻俩的感情渐渐回温。随着时间的安抚，钟乐与岳母之间的矛盾也似乎烟消云散了。他还是和往常一样，耐心和气，知道岳父常年不在家，会不时地主动带着岳母出去吃饭。有几次家庭旅游时，邵蕾因突发的工作走不开，钟乐一个大男人就单独带着女儿和岳母，一路上把老小照顾得无微不至——总之，他又是以前邵蕾妈妈和老同事们之间交口称赞的女婿了。

“我算看明白了，女婿和丈母娘，就像儿媳妇和婆婆一样，得保持距离才能保持亲热。”邵蕾跟我总结道。

6

2016年底，本市的房价已经开始飞涨。看着身边人大多为买房奔波焦虑，邵蕾时常暗自庆幸，感慨自己稀里糊涂踏准了时机，能在房价暴涨前解决掉住房的问题。

可她的庆幸没有持续太久。

一天在婆家吃饭的时候，公公突然一脸严肃地对邵蕾夫妻开口说：“我和你妈想了很久，想在盘川区买一栋别墅。那套联排别墅我们已经看了几次了，很满意。等这个周末，你们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如果没其它问题，就定下来吧。”

邵蕾惊得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她转脸看向钟乐，见丈夫并不像自己这般诧异，便立刻明白了这事他早已知情。气愤一瞬间在邵蕾心头漾开了，盘旋几圈之后奔涌而出。公婆和丈夫的声音落到她的耳中，如同在远方一般隔膜。

邵蕾努力稳住神，才终于没在饭桌上再开口。

不记得那顿晚餐是如何结束的了，邵蕾强撑住情绪和钟乐回到自己家，便迫不及待地发问起来：“买别墅？有钱吗？谁出钱？我们自己都顾头不顾尾。”

钟乐笑呵呵地安抚她：“放心，我爸妈有钱，不会要我们出钱的。那个别墅真的不错，除了市区里那几片天价别墅区，这个是离市内最近的别墅区了。我查了规划，那里马上要通地铁了，地铁站正开在别墅区附近，以后从那里坐地铁20分钟就可以到市区了。”

邵蕾几乎笑出声来：“谁会坐地铁住别墅？”

钟乐依然赔着笑：“我爸妈说了，他们这一辈子，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唯一就剩一个‘别墅梦’。之前看过的别墅，要么太远要么太贵，只有这个片区，又方便又便宜，我爸一看就满意得不得了。他都快70岁的人了，总说自己半边身子都快入土了，现在就这一个梦想，由着他们吧。”

邵蕾起问别墅的价格，钟乐毫不在意：“不贵不贵，上下3层，300多平才600万不到，地下室和前后院子加起来还有近200平都是赠送的。这样折算下来，每平米才1万多——你看看，现在别说在咱们这儿，就算换了周边的地级市，普通住宅也没有这个价吧？真的很划算的。”

邵蕾在心底翻起了旧账，忍不住腹诽：“不是说没钱吗？不是说我们结婚已经掏干了他们的家底吗？不是只能拿出20万首付的吗？怎么如今竟连买别墅的钱都有了？”但她踟蹰了片刻，并没有把这些怨言说出口——与钟乐磨合多年，她已深知丈夫的脾气和事关公婆时的态度，懒得平添额外的争吵了。想到这里，她便懒懒地说：“他们要买就随他们吧，他们高兴就好。”

钟乐似乎没有听出她的情绪，只继续沉浸在对别墅生活的想象中：“我爸妈说了，以后搬去那边了，房子宽松，我们带着乐乐都一起住过去。他们住二楼，我们住三楼，互不打扰，也方便照应。以后乐乐就不怕没有地方玩了，那里全都是她的游乐场。”

听到这话，邵蕾猛地坐起身：“不！我不要搬过去跟他们住一起，我宁可住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没别墅那么大，但我乐得自在。”见钟乐微微张开嘴想反驳，她飞快地压住丈夫的话头：“你跟我妈待过吧，我妈是好人你也承认吧？但你受不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劝我。”

钟乐显然也不想把气氛弄糟，搂过邵蕾，敷衍着劝慰：“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劝慰半晌，他又郑重地补充了一句：“其实我爸妈要买这套别墅也不是完全为了圆梦，如今有了‘限墅令’，别墅已经是稀缺资源了，卖一套少一套，升值潜力可比一般住宅高得多。爸妈其实还是打心眼里想给我们、给乐乐留一笔钱，这也是他们做老人的心。爸妈说了，之前折腾了两套房子都没写在我们名下，这套别墅，写我们的名字，当作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

邵蕾没有接话，她其实还有很多想争辩的地方，但实在觉得有些累。

7

那套别墅很快就买下了，邵蕾和钟乐名下无房，倒是省了不少麻烦。公婆拿出100万，说剩下的首付就由他们夫妻俩自己凑齐。邵蕾那时手头宽裕，也就没多计较，补齐了剩余的首付。一大家人兴致勃勃地去看了房，婆婆甚至已经开始规划前后院子该种哪些花哪些菜了。

与家里人的欢天喜地不同，邵蕾始终对这套别墅提不起兴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不想与公婆同住。相处久了，邵蕾承认婆婆对他们小两口不错，尤其是乐乐出生后，婆婆对孙女的日常起居饮食一应照料得妥妥当当。但她却一直与婆婆无法太亲近，更多的是敬畏——不同于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性格，婆婆是一个活得颇为严肃的老人。老太太有着典型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模样，刘胡兰式的齐耳短发配着金丝眼镜，平日不苟言笑。婆婆平时说话更是心直口快，每每看到邵蕾做得不妥的地方，就毫不留情地批评，用词和口气颇为严厉，让邵蕾常常生出读书时面对教导主任的压迫感。

当年乐乐刚出生时，是邵蕾的妈妈与婆婆打交道最多的一阵子。没几天，邵蕾妈妈便有些受不了了——她惯常大大咧咧，做事虽麻利却马虎粗糙，这让亲家母颇为不满。不同于平常亲家间的斯抬斯敬，婆婆总是严格地提出意见，在邵蕾妈妈看来，甚至有些夸张：

“哎呀，邵蕾妈妈，这个奶瓶怎么又没有洗干净啊，小孩子的东西卫生要做好啊。”

“邵蕾妈妈，以后注意一点，奶粉要用温水冲，不然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

这样的次数多了，妈妈就忍不住了，常常偷偷把邵蕾拉到一边抱怨：“她怎么这么讲究？讲究也就罢了，语气还不客气。”邵蕾也只能左右维护，小心劝慰。

有一天，邵蕾刚下班回家，便见到妈妈铁青的脸：“我今天跟她吵架了，我大声地跟她说了，我不是保姆，我是她的亲家，是来照顾我姑娘，跟她一起平等地照顾宝宝的。”

听见妈妈把“平等”两字咬得很重，邵蕾无奈抚额。她了解妈妈和婆婆的性格，自然能想象出她不在家里时两个老母亲的大战。

想了片刻，邵蕾字斟句酌地安抚妈妈：“我婆婆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也没什么恶意。只是一直以来，从来都是别人顺着她，她习惯了，讲话就多多少少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没办法，快70岁的人了，也没法改变性格了，只能这样了。但是她真的是没有坏心的。”

她妈也长叹一口气：“相处这么久，我也看清楚了她的个性了。我知道她不是什么坏人，不然也不可能相处这么久。但是这样的性格我真的是忍不了。我待不下去了。”

“那也只能这样了，妈你回去吧，我们再请个保姆，别让你受气。”

邵蕾妈妈的眼眶瞬间就有点发红：“我受什么气，都这么大年纪了，哪个能给我气受？我是担心你啊！你性格好，就容易受欺负了。”

邵蕾挤出笑容：“哪有受欺负，婆婆对我好得很。你看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我坐月子的时候，她不是嫌你洗衣服不干净嘛，给我手洗了一个月的衣服，哪个婆婆能做到？”

妈妈很久都没有出声，最后才轻轻握住邵蕾的手：“你自己跟婆婆好好相处啊。

正当邵蕾为未来跟公婆同住焦虑时，筹备装修的公婆却与别墅区的邻居为院子的划分起了争执。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双方互不相让，矛盾一路升级，拉扯到了要打官司的地步。

这反而让邵蕾心下稍安，在她看来，只要不是明天就要搬去别墅，她今天便仍是可以快活的。

公婆对邻居的怨气日增，婆婆甚至打起了退堂鼓：“早知道是这么不好相处的邻居，就不该买这套房了。这样的‘联排’，没有像‘独栋’那样的距离，又不能像普通住宅那样关上门不交往，这里院子挨着院子，隔个栅栏，什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我真怕住过来闹心。”

见婆婆的心思动摇了，邵蕾抓住时机劝阻：“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像你们这样，天天待在家里，要是跟邻居不对付，那才得不偿失。”

说完，邵蕾忽闪忽闪眼睛，电光石火地想出办法，转向公公开口：“爸，你看要不这样，本来我就在发愁别墅装修的钱——我找朋友大致看了下，这套房的装修起码要150万以上，要是再装精致点，那就奔着200万去了，我跟钟乐盘了一下，付了别墅的首付，我们俩现在手头最多能拿出的就50来万了。我俩本来想的是攒一点装一点，但现在看看情形，我们倒是觉得，别那么慌着住进去，先看看跟隔壁的关系怎么处理……”

公公似是听了进去，点了点头，没说话。邵蕾又看向婆婆，见婆婆也面露松动之色，便在心底咬咬牙，继续说：“我是这么想的：如果现在不装修了，那50万我就拿出来，钟乐不是一直想要开宝马嘛，给他买！爸你不是一直说想买辆车嘛，我俩现在开的这辆刚换了没两年，也很新，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开吧。”

邵蕾明显看到钟乐父子俩的眼睛亮了起来。

婆婆犹自客气了几句：“那哪好意思要你们的车。”

邵蕾笑颜如花：“当时你们给我们买车，我们现在给你们车也是应当的，没给爸买一辆新车，我还不好意思呢。”

好，皆大欢喜。

后来听邵蕾跟我讲这些，我有些替她心疼：“你这为了不搬过去，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点。”

她满不在乎地摇摇脑袋：“只要不住一起，怎么都行。”

8

那套别墅的装修就这样搁置了下来，大家小家各自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

2020年年初疫情暴发，和这个城市里的市民一样，邵蕾的父母在银湖区的房子里被困了3个多月。期间，邵蕾爸爸生了小病，本是常见病，日常无碍，但因为无法去医院，家里备的药又不足，物资配送也不便，往日窗外幽静的湖景，此时却让老两口生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邵蕾心急如焚，但隔离让她有心无力，面对视频里妈妈的一次次哭泣，她的情绪也跟着被拖到了谷底。

直到配送正常，邵蕾爸爸的病情才得到缓解。解封后，她妈妈铁了心，再也不愿在银湖区的房子里住了。

经此一“疫”，邵蕾妈妈无比怀念老宿舍楼里的邻里关系——在疫情期间，家属区的老同事们比起普通社区的居民要团结许多，日常物资互通，相互关照，衬得银湖区的社区群略显冷漠。更重要的是，老宿舍楼在市中心，去本市几家重点医院都非常方便，这让老太太越发后悔当初的搬离。

邵蕾妈妈回老房子看了一遭，当初精心维系的家，早已被租户糟蹋得面目全非，想要住回去，恐怕要大动干戈重新装修一番。这让她的情绪低落又烦躁，本就是爱说话的一个人，自然越发唠叨起来。她时常絮絮地在邵蕾耳边抱怨，说自己当初做了一连串错误的决定：

“我最先就不该把养老钱给你付首付，弄得现在重新装修的钱都没有了。”

“再就是不该把这边房子租出去，放着好好的市中心不住，却跑去‘乡下’。”

“你说说我，自己有家回不去，却要住在亲家名下的房子里，心都不安。”

有时邵蕾被妈妈唠叨烦躁了，也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总说住的不是自己名下的房子，钟乐也抱怨住的房子不是自己名下的，那我把银湖区那套房过户给你，你把青华这套房子过户给我好不好？”

她妈明显有些心动，但认真考虑了一番，还是拒绝了：“这两套房子过户要交好多万呢。肉都是锅里的，转一圈却要交那么多钱，不合算。”

邵蕾便顺着她的话说下去：“那怎么办呢？”

她妈思索了好一阵，就安静了下来：“那就算了吧，也没办法，就这样吧。”

见妈妈不抱怨了，邵蕾反而难过了起来，她觉得自己亏欠妈妈太多了。

“结一趟结婚，折腾好几趟房子，愣是没让我妈享到一点儿福。我妈掏空了家底，离开了老朋友，却只能住到她瞧不上的‘乡下’，而且生活也确实不方便。”邵蕾跟我说，“你也认识我妈很多年了，我妈的性格你也了解，除了嘴碎一点，没什么坏心眼。可现在，老了老了，我却弄得她那么难受。你也知道他们那帮老同事老朋友，现在年纪大了没什么事情，整天就在互相明里暗里比谁家儿女有出息、谁家姑娘儿子让老头老娘享福了。我妈一辈子要面子，现在都缩着不敢跟人家搭腔，我真的也挺心疼她的。”

这种亏欠感，让邵蕾动了再买一套房的心思。她计划得挺周全：青华区虽然有几所不错的学校，但终究是新区，教育资源还是比不上主城那几个教育大区。她想回主城区买套房，自己和钟乐上班出行生活都更便利，乐乐也能上更好的学校。这样一来，青华区的房子就可以空出来让爸妈搬过去——这也是她爸妈近来一直心心念念的事。青华区生活配套设施和地铁交通都十分完善，小区也是优质小区，房屋户型质量和小区物业都让她妈妈很满意，最重要的是，她妈妈会说：“我终于能住在自己名下的房子里了。”

就这样，2020年夏天，邵蕾挑挑选选，最终看中了市中心的那处上千万的楼盘。

房价听起来有些吓人，但邵蕾盘算过，并非遥不可及。她掰着指头和钟乐计算：“如果我爸妈住咱们现在这套房，银湖区那套房就彻底空了出来，我们可以把它卖掉，我算了算，卖150万还是没问题的。这些钱先拿出一部分还青华区房子的房贷，这样我们月供的负担能小一点，剩下的，就可以和我们的存款一起负担新楼盘的首付。我妈也说了，如果这样，她就干脆把老房子也卖了，房款一起拿出来支援我们凑首付。”

钟乐听了，脸色不是太好：“那加到一起也还是不够首付啊，你看上的房子首付可是几百万啊。”

其实这也是邵蕾思忖了很久的事情，她犹豫再三，还是说了：“咱们把那套别墅也卖了吧。”

钟乐对这句话反应之强烈，让做好了思想准备的邵蕾还是吃了一惊。她并未接话，只等着丈夫的情绪稳定下来，才慢条斯理地和他算起账来：

“首先，爸妈跟邻居的矛盾还没和解，这么久了，爸妈都没再赶着提装修搬过去的事情是不是？那就说明老太太心里的那个坎儿还没过去。所以，你所谓的爸妈的‘别墅梦’，就先放到一边吧。”

“其次，你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装修别墅的钱？现在建材人工全都涨得厉害，我估计啊，目前装下来，哪怕按最简单的标准，200万都未必够了。别说我们现在没有这200万，就算真的有，拿去做什么不好呢？何况，以你妈的个性，我都能预想到，不管我们怎么装，她都会不满意，你说这200万花得冤不冤？”

“再者，就算什么都不管，不装不住也不卖，那个别墅空置着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你有没有算过账，别墅每个月的房贷，还有每年的物业费，加在一起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住不进去还要支付这么多钱，你别跟我谈什么别墅升值，我只觉得现在这样子亏得慌。”

这样一条条细数下来，钟乐也不再激烈反驳了，当他期期艾艾地问“我爸妈掏钱买的房子我们怎么好意思卖”的时候，邵蕾便知道，丈夫已经同意了自己的意见。

“很简单啊，别墅卖了后，你要是不安心，就把爸妈付的那100万还给他们就好啊。”

见钟乐不出声，邵蕾凑到他身边，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撒起娇来——邵蕾很少如此娇嗲嗲的，但她知道钟乐是吃这一套的。果不其然，钟乐假装着虎着脸，说出来妥协的话：“那我们得说好，除非能卖个好价格，不然可不行。”

9

邵蕾其实早就去中介问过，那套别墅挂牌价已经到了900万左右了，比起买时的价格涨了不少。据中介的小伙子说，问的人还不少，毕竟楼盘品质不错，位置也好，本地想买别墅的人大部分都会关注到这个楼盘。

邵蕾心下暗喜，真要能以这个价格卖掉，把公婆的购房款还了，去除自己这几年付的利息和物业费，还妥妥有不少的盈余，不管去哪里买房，都有不错的选择余地。

她一边叮嘱着中介帮自己多留心，一边紧锣密鼓地张罗起新房。她妈妈也在跟老同事们聊天时，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邀请大家等她搬到青华区后去家里玩。她妈妈那阵子乐呵呵地跟她畅想：“宿舍区的房子虽然位置好，但是总归是几十年的旧房子了。你们这房子又新，装得又好，到时候大家肯定都会羡慕我，我也终于可以说我沾了姑娘的光了。”

别墅很快有了一个很有意向的买家，但却在成交价格上僵持住了。对方要求便宜20万，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我不是拿不出这20万，只是这么大一笔钱，你们总要表示一点诚意。只要少20万，我马上签合同。”

邵蕾和钟乐为难了。钟乐舍不得让这20万，毕竟，他们的报价并未高出周围别墅的报价；但邵蕾迫切地希望尽快成交，因为别墅终究不似普通住宅，意向买家偏少，周围并不缺少其它的类似房源，她怕熬到最后丢了这个买家。

僵持不下之际，邵蕾的公公发了话：“一分都不能少。”

老头很少和儿子儿媳如此正儿八经地说话：“这别墅是我和你妈一直以来的心愿。一直没有说搬过去，一方面是因为和邻居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想着搬过去了乐乐上学不方便。但这不代表我们真的不想住去那里。看你们坚持要卖，我也不好拦着，但是就一个要求，不能为了赶时间而贱卖，一定要安安稳稳挑个合适的买家，这样我的心里才不难受。”

钟乐见爸爸如此说，话也跟了上来：“确实，不是不能卖，但是不能降价卖。20万呢，可以做多少事情！别墅是稀缺资源，卖一栋少一栋，只会升值不会贬值。他们不买还会有别的买家，坚决不能降价！”

七嘴八舌到最后，是钟乐的妈妈一锤定音：“坚决不降。大不了就不卖。我本来就不乐意卖房。我们钟家从来都只有买房的事，没有卖房的时候。卖房，那是败家子最喜欢的事情！”

邵蕾知道婆婆不是针对自己，但是这番强势发言依然像枪子一样打得她心里发疼。交易就这么搁浅了，谈崩后，对方很快买了其它的房源。邵蕾懊恼不已，为此和钟乐冷战了许久。

钟乐并不理解妻子的坚持，在他看来，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最完美的，何苦要再折腾一道？想买新房，就意味着无穷的琐事，更重要的是，那个高档社区的房子意味着更重的月供，何苦呢？他安慰邵蕾说：“也不是说不卖别墅啊，只是不要仓促地卖，碰到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价格，我们也还是会出手的。”

邵蕾不想说话，她在心底浅浅地对丈夫生出一丝不满——他的强硬主张和沉默退却，好像总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点。在尘埃落定之后，他又常常会生出一些无济于事的宽泛。邵蕾回想起这么多年的买房之路，突然意识到，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她独自一人强撑着走下来的。在缺乏陪伴和支撑的路上蹒跚得久了，她竟也忘了自己究竟要走到哪个方向。

邵蕾无奈，她妈妈更是满腹委屈。

“本来我妈没多想搬来我们这个房子的，但是有了期待，再有落差，她就难以接受了。”邵蕾苦着脸对我说，“我也理解她，在老同事那边的牛已经吹出去了，现在她面子挂不住啊。我妈一辈子就喜欢和亲戚同事朋友家比孩子，我没给她长脸，结果反而让她丢了脸。我妈好一阵子不肯理我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慰她了。这10来年，眼看着她一路为房子奔波，日子是越过越好，心事却也越来越重。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自己足够立得住的考虑和理由，谁也没有错，可为什么却依然一路磕磕绊绊格外疲惫辛苦呢？

尾声

邵蕾没想到，那次一耽搁，别墅竟再也没找到合适的买家了。挑挑拣拣之下，卖别墅的事情就缓了下来。拖到现在，那套别墅的挂牌价已经比2020年时跌了300多万。钟乐一家对此心痛不已，却更加坚定了不卖的决心：“等着，等涨回以前的行情再说。”

邵蕾换新房的念头也已经泯灭。疫情3年，她和钟乐所在的行业都早已千疮百孔。缩水的不仅仅是收入，也有从前的豪情万丈。那些曾经满握在手的未来可期，早已消失殆尽。如今邵蕾甚至有些庆幸当时没有买下那个高档的新房，否则每月好几万的房贷，只怕是让日子雪上加霜。

兜兜转转之下，邵蕾时常觉得自己的生活仿佛绕了一个巨大的、徒劳无功的圈子。她烦透了那套别墅——住进去恐怕不是近期能实现的事情了，而雷打不动的房贷和物业费却是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不知从何时起，她妈妈也不再絮叨了，换成了时而沉默叹气，让邵蕾更是难捱，比跟她敞开了大吵一架还要叫她难受。

有一次邵蕾开着车路过别墅附近，心念微动，便打了方向盘弯了过去。七八年了，别墅区入住率依然比她想象中要低，给人一种略显萧条的感觉。看向那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想想这几年来的一地鸡毛，邵蕾没有一丝欣喜。

呼出的气很快在冷空气里凝成烟，久久不散。初秋的寒意渐渐浓了起来，邵蕾知道，后面还有漫长的寒冬。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安慰自己：“等到冬天之后，春天总也就不会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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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母亲遗弃后，他不再相信爱

“非典”那年，我正在当地一所大学读大三，学校把我们本地生放回家后就封了校门。当时女生宿舍流行看《老友记》和《欲望都市》，我在电脑里下载了整套剧集在家看。我的第一台电脑还是小旭帮我攒的台式机，他说电脑还是攒的“合适”。可没用多久，播放器就打不开了，我便叫他来修。

小旭闷着头，驼着背，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一张脸被电脑屏幕照得时而惨白，时而青灰，要不是偶尔点动一下鼠标，看上去活像个死人。电脑有什么问题，我不问，他不说；我问了，他也不说。难怪我妈常说他“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不得不说的话，只在鼻子里哼哼，让听的人恨不能揍他一顿。

我把一盘切好的橙子留给他，再回来时，橙子没动。见他正重启电脑，我估摸是完事儿了，就凑上前去。氤氲在他周围的一团浓烈的油臭味儿扑面而来，我本能地皱了皱眉，退后了几步。他随意点开了我存放美剧的文件夹，鼠标很快落在了“Sex and the City”上。

“A片啊？”这是他那天来我家后说的第一句话。死人活了，他动了动肩膀，毫不犹豫点进去，又迫不及待地打开一集，推动着进度条。

我知道他并不了解这部剧，只是被“Sex”这个单词吸引了。我知道，这两年他只对这个感兴趣。

拖了几下，没看到想看的内容，他泄了气似的一扭头：“没劲！”然后站起身走了。

看着小旭的背影，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本来应该很有朝气的年龄，他却显出一股老态，颓废又邋遢，四肢晃荡在宽大的衣服里，像个稻田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稻草人。

1

小旭是我小姨的继子。他小我几个月，算是我表弟。

当年小姨要嫁给离婚带孩子的小姨父，我姥爷死活不同意。为这事儿，姥爷差点儿和小姨断绝父女关系。后来因为小姨怀孕了，姥爷才不得不答应——那年小旭五岁。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妈是几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作为家里我这一辈儿的第一个孩子，我始终没有同龄的玩伴，直到五岁那年的暑假，我第一次见到了小旭。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我一个人蹲在院门口，无聊地捡着地上的小石子扔向街对面的墙，又看着它弹回来，姥姥养的白猫“大凤”懒洋洋地趴在我身边的石头墩子上打盹。

这时，小姨的声音从巷子口传来：“到了家给你们拿北冰洋喝啊！冰镇的！”

小姨边说边和一大一小两个人朝这边走来，我兴奋得啪嗒啪嗒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小姨的腰。

“呦！你怎么跑出来了！快叫……叫郑叔叔！”小姨笑着看了看身旁的男人，“我大姐家的闺女。”

“郑叔叔。”我一下明白了，仰头问他，“你就是我小姨的对象吧？”

他没说话，只抿嘴笑。小姨把脸扭过去，早乐得合不拢嘴。小姨说过，他是我们当地有名的国营大厂的车间主任——这在80年代，算是“科级干部”了。后来小姨说话时，总得意地以“我们郑主任”开头。

郑主任看起来岁数比小姨大不少，瘦高个儿，黑脸膛，左手拎个西瓜，右手牵个男孩。那男孩比我矮半头的样子，一样又黑又瘦，害羞得不敢抬眼看人。我歪头找到他的眼睛，一抹微光飘忽闪过。

“小旭，跟姐姐玩吧。”郑主任说完就和小姨一起进了院子。

站在我对面的小旭，穿着一件短袖的浅蓝格子衬衫，领口很干净，米色的短裤下露出细细的两条腿，一双球鞋也像新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整齐利落的男孩，可他的目光总是游离闪躲，还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搓捻额头左上方的一小绺头发，一直就没停。

“小旭？我比你大也比你高，你得管我叫姐姐。”我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亮明自己的优势，“你叫一声我听听啊！”

他仍然不停地捻头发，那一小绺头发已经被捻得集结在了一起。“姐姐。”他迟疑了一下后开口了，还是没看我，搓捻头发的手倒是放了下来，我总算看清了他的脸——那是一张俊秀的面容，消瘦且干净，眉毛浓浓的，眼睛大大的，还是双眼皮。他目光灵动，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细直的鼻子下，是一张小巧的嘴。若不是黑瘦的脸庞和浓眉，简直就是大人们正看的古装电视剧《红楼梦》里面的薛宝钗。

小旭在我的带领下，把姥姥家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都视察了一个遍。他不像其他同龄男孩子那样淘气，乖巧地跟在我身旁，时不时问这问那，每次开口，都会先叫“姐姐”，很是称我的心。

没一会儿，小姨就挽着郑主任的胳膊从屋里出来，有说有笑的。我问小姨他们要去哪儿，小姨说：“看电影，小孩看不懂的电影。”

郑主任走过来，伸手摸摸小旭的头：“听姥姥话，晚点来接你。”

小旭看着他爸和我小姨离去的背影，站在原地忽闪着长睫毛若有所思。

“别管他们，咱们玩咱们的。”我对小旭说。他没动，又开始抬起手来捻头发。

“晚上姥姥肯定给咱们做好吃的！对了，你还没叫姥姥呢！那也是你姥姥！到时候，你还得管我小姨叫妈呢！”我边兴奋地说边去拉他的手，他的手竟是冰凉的。

“我不叫！她不是我妈！我妈在北京，她说过几天就来接我走！”小旭一下子又怒又冲，俨然变了个人，猛地甩开我的手，跑到墙根儿蹲下，低头继续搓捻头发。我愣在原地，觉得很委屈。这些明明是姥姥姥爷跟小姨说话时不止一次提到过的，我妈也说过，怎么会有假？

“好吧，不叫就不叫。”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可爱的弟弟，“那，你妈接你去北京了，你还会回来找我玩儿吗？你还是我弟弟吗？”

“嗯！”小旭点了点头，然后抬起眼睛看向我。他明亮的大眼睛里湿乎乎的，似乎还带着怒气，让人有些害怕。

那个暑假，几乎每个周日，小旭都会跟他爸来姥姥家，然后他爸就带我小姨去看电影或者逛公园。小旭会把他在奶奶家的玩具带来玩，走时再一个不落都带走。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具，不过是各种端着枪射击的塑料小人儿，小手指那么大，分绿色和棕色两种颜色，有站着的，跪着的，还有趴着的。他蹲在地上排兵布阵，嘴里喷着唾沫星子“突突突”地指挥作战。好几次，口水都喷到了我脸上。

“你忘了带走也没事，反正你下周日还来，我帮你保存。”我觉得小旭每次都把玩具带走，有点儿小气。

“不行，那都是妈妈给我买的！”小旭把一个个小战士装进上衣口袋，还用脏手在口袋外面拍一拍，“我妈来接我，我就直接走了。”

他扬着下巴，晃荡着脑袋，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可姥姥说，他妈不回来了，小旭以后就是我小姨的儿子了。怀着不想失去这个弟弟的小私心，我心里挺美的，没告诉他。

我虽然知道小旭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妈妈回来接他走，可我哪里会想到，如果他妈“不回来了”，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我更不会想到，他心心念念的这个美好“希望”，最终指向的是另一个深渊。

2

小旭同父异母的妹妹珊珊比他的亲妈来得要快。

珊珊被小姨和小姨父从医院抱回姥姥家那天，我正和小旭在院里玩儿。一家人围在小婴儿周围，哄的，逗的，笑的，喊的，恨不能把孩子吞了。

我用姥爷给我做的小板凳扣猫——我经常趁大凤睡觉时，拿着小板凳悄悄走到它跟前，猛地扣在它身上。它拼命把头从小板凳的窄边下钻出来，后背使劲往上顶。它越顶，我越压，它越喵喵叫，我越觉得好笑。

“你不能这样对待小动物，它得多难受！快放开它！”小旭扭着脖子冲我喊，“你再祸害它，我就不跟你玩儿了！”他满脸严肃，用水汪汪的大眼珠子瞪着我。

“我就是逗逗它，没使劲。”我把板凳拿起来，大凤嗖一下跑没影儿了。

“你有妹妹啦，你高兴吗？”听着小婴儿猫叫一样的啼哭声，我兴奋地对小旭说，“你可当哥哥啦！”

小旭没说话，用手指头把他脚边砖缝里的泥土使劲往外抠，抠了一溜沟，然后用抠出来的土把一个匍匐着端枪的塑料小人儿严严实实埋上了。我看到小旭的眼睛里满是灰尘。

那年我和小旭都上了当地的一所小学，我在一班，他在三班。在学校里碰到，他腼腆着不爱理我，周日也不常来姥姥家了，我们见面的机会日渐稀少起来。

到了三年级学校组织春游，中午我在班级指定的休息区吃饼干，突然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了我面前，一抬眼，我惊喜地发现，是小旭。

“小旭！好久没见你啦，你怎么不来姥姥家啦？”我高兴地看着他问。

他眼神明亮，似乎想说的话要从眼睛里钻出来。羞涩地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长长的睫毛更显得浓密。

“我妈妈给我来电话了，还给我寄了新衣服和文具。”小旭声音不大，却很激动，显然是难掩内心的喜悦，“我妈说了，等她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就来接我。”他黑亮的眸子中闪着光，左额角那一小绺头发卷曲着，在阳光下显得欢快又可爱。

“真的？那太好啦！”我虽然觉得他始终不管我小姨叫妈，确实有点“那个”，可我还是从心里为他高兴。姥姥说过，他妈不会回来了，可我宁愿相信小旭早晚会被他妈接走的。因为只有提到这件事时，小旭才会笑，他的眼里才有光，才会像个孩子一样沉浸在幸福中。谁会怀疑一个如此柔软又满怀希望的人说的话呢？

小姨那儿，有珊珊叫妈不就行了，我想。

可小姨总为小旭不喊自己妈耿耿于怀，周日她和小姨父经常带我和珊珊去公园划船，我从来没看到过小旭。我问小姨父小旭怎么不来，小姨父每次都说“他在奶奶家写作业呢”。后来小姨父单位分了房，小姨一家从姥姥家搬到了他们自己的楼房里，小旭却依旧住在奶奶家。

“那个家是珊珊的家，不是我的。再说，我妈来了找不到我怎么办？”一次大课间活动时，小旭捻着他左额角的那一小绺头发对我说。

他始终坚信他妈一定会来接他，他的衣服和书包从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邋遢，总收拾得利索整齐，好像随时都准备离开。他在学校再见到我也开始打招呼了，还总是叮嘱我不要祸害大凤，到了北京会给我写信。

可他这一等，就又是好几年。等到了我们都小学毕业了，又赶上了国企改制。小姨嘚瑟了很长时间的“我们郑主任”，在国营大厂停薪留职，开始“放长假”。我妈说这叫下岗，就是没工作了，也没人给开支了。那段时间，小姨三天两头跟小姨父吵架，经常跑回姥姥家哭诉。

“这日子没法过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在家喝闷酒，动不动还乱发脾气，又不是就他一个人下岗，还不活啦？窝囊废一个！”小姨咬牙切齿，用手绢揉着哭肿的眼睛，“反正我一个人的工资就够我和珊珊的，他儿子让他自己想办法去，甭想指着我一个人！”

我妈和姥姥都劝小姨不能把事情做绝，毕竟一家人，什么你的他的。小姨一听，更不乐意了。

“一家人？到现在了，连声妈都没叫过！大姐，换你，你能乐意给他花钱？”小姨用伸得笔直的四根手指头把桌沿儿拍得啪啪作响，“我听老郑说，人家他妈嫁了个军官，早又生了个男孩了，谁还管他！哼！就这么一根筋！他但凡懂点儿事，我还能错待他不成？”

我缩在一旁编玻璃丝手链，准备毕业典礼完了送给几个要好的同学。我给小旭也编了一个钥匙链，是把小手枪，蓝色和白色相间的，他可以拴在他奶奶家的家门钥匙上。我想，这边是他妹妹珊珊的家，那边又是他没见过面的弟弟的家，估计他很长时间都要住在奶奶家了。

我把一根玻璃丝的一头用牙咬着，另一头用力扯，勒得手指生疼。小旭知道这一切吗？他妈真的不来接他了？明明是答应他的。小旭如果知道他妈另有了儿子，如同他爸有了女儿，他会怎么想？如果他还不知道，我该告诉他吗？我该告诉他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妈很可能就没打算回来接他走吗？

可这些，怎么又能是跟小旭一样大的我能够了解和想明白的呢？

我气恼地把那根玻璃丝拽得老长，长得没了弹性，长得失去了透明的光泽，长得变了形，什么都编不了了，废了。看着手上勒出的红印儿，我觉得这个世界对小旭好不公平，他只是想跟妈妈在一起，每个小孩都想啊！难道有错吗？我好心疼他，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我在操场上把蓝白色的小手枪送给小旭时，他没提他妈，只说了“谢谢”，然后冲我笑了笑，很真诚的那种。那是我时至今日对他的记忆中，他最后一个柔和的笑容。

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始终没见过小旭。

3

小姨父第一次因喝酒被送到医院，是小旭送他去的。

那年我和小旭都上初二，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他有时候会到学校门口等我，每次说不了几句就走。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我就是个傻X。”

初二的小旭还是很瘦，但个子已经窜起来了，眉目也长开了。他鼻梁挺阔，眼睛越发细长，眼神时而迷离，说是近视了，还说自己不戴眼镜看他爸就像个糟老头儿，又像一团肮脏的泛着酒臭味儿的烂纸，让人恶心。

“我有时候真他妈的想给他一脚！”他坐在黑红色山地自行车的车座上，一只脚踩着马路牙子，另一只脚蹬在车蹬子上，时不时用脚底板带起车蹬子捯一圈，又停在半空中，飞轮倒转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操！那天又他妈喝多了，你小姨不管，说弄不动他，给我打电话！现在知道给我打电话啦？”他满脸的不屑，扬着下巴，下嘴唇微微兜上来，向上吹了口气，把挡住一只眼的长刘海吹得纷纷扬扬又落下来。他的刘海是从左往右分的，左额角的那一小绺头发依然紧密地集结在一起，慵懒卷曲地盘旋着，一看就是经常被抚慰的样子。

“我还真就去了！要不怎么说我是傻X呢！傻X都比我强！”他扑哧一下笑了，笑得生硬，“喝成酒精肝了！真他妈爽！喝吧！喝死拉倒！”他边说边不解气似地把车铃铛按得“哔哔”响。

每次我都当他是来找我倾诉一下的，并不在意他满嘴的脏话，这个年龄的男孩很容易就这样。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跟他说点什么。他越来越收敛不住的戾气呼呼往外冒着，好像谁要拦着，他就会毫不留情地狠狠揍谁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消瘦又充满沮丧的面容下，其实是一种不堪一击的脆弱。他努力掩盖，可越是用力，就越会放大那脆弱。就像一根被拉扯到极致的弦，持续地发力，只会走向崩断。

初三，我妈把姥姥接到了我们家的楼房住，姨和舅舅们经常来看姥姥。

一个周日的下午，小姨带着珊珊来我家，刚没说几句话，小灵通就响了。

“什么？马路牙子上！好，好，我这就过去！”小姨急得站了起来。

我和姥姥急忙问怎么回事，小姨一边拿起包往外走，一边恨恨地说：“我这辈子真是欠他的，又喝多了，这回好，躺马路牙子上啦！我们对门看见了，这不赶紧给我打电话！丢人现眼到家啊！”

“去，跟着你小姨！”姥姥冲我微微一努嘴，接着回过头去，一手摸着珊珊的头，一手拉着珊珊的手，“珊珊陪着姥姥，一会儿大姨给做好吃的。” 

“不行，我得给郑旭打电话，我哪儿弄得动一个醉鬼！”小姨把刚装进兜的小灵通又慌慌张张掏了出来，往小旭奶奶家拨电话。

我们赶到时，小旭已经到了，他正蹲在地上用手拍着他爸那张紫红色的老脸，像是琢磨着怎么把这一摊烂泥收拾起来。

小姨父躺的地方离一个垃圾桶不远，仿佛那地方不是车水马龙的大街，而是自家卧室的床。他睡得正酣，像个被哄着的婴儿。他头发上蒙着一层灰尘，额头和脸上满是泥垢，右边颧骨的皮肉擦破了，凝结了一层深红色的血痂。淡蓝色衬衫的扣子扯开了好几个，露出干瘦的胸脯。鞋只剩了一只，另一只不知去向。一件米色的夹克衫被团着扔在了不远处的地上，已经肮脏不堪。还有一个绿色的啤酒瓶子滚开在几米外。

小姨捡起了那团夹克衫，又四下找了找鞋，没找到。她把那件脏兮兮的外套递给我，然后和小旭一边一个，猫着腰，把小姨父扶着坐起来。小旭背着身蹲下去，把他爸的两条胳膊搭在了自己瘦弱的肩膀上，一用力站了起来，随即向前弯下腰，用手向后兜住了他爸的膝盖后窝儿，他的腰身吃力地颠了几颠，稳稳当当背起了他爸。

小旭脸色苍白，一句话不说，任凭他爸软绵绵的四肢在自己身体两侧当啷当啷垂坠着，俨然像背着个死人。三三两两几个路人，纷纷咬着耳朵指指点点。

突然，小旭一脚踢飞了挡在脚下的那个酒瓶子——也不知道这是他爸喝光的第几瓶酒了。那个酒瓶子擦着地面，转着圈飞出去，撞在了旁边一家门店的台阶上，爆裂的碎片四处飞溅，台阶上两个看热闹的店员惊慌失措地跑进店里，周围的人也陆续散去。

“操！他死不死啊！”把小姨父送回家后，小旭跟我一起下了楼，他边说边扭转着身子用力拍打衣服上的土，“看见了吧，我这个傻X只有在这时候才有用！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干这个使的！我真他妈有出息！”

他扭头使劲甩出一口唾沫，那口唾沫无赖一般贴在了楼道墙壁上一个专治性病的小广告上，然后沿着肮脏的墙皮缓慢地往下淌。

4

之后到初中毕业，我只听到小旭提到过他妈一次。

那是个雨天，小雨淅淅沥沥一整天都没停。放学时他在学校门口等我，没穿雨衣没打伞，整个人看起来黏糊糊的，还是叉着腿坐在自行车上，左额角那一小绺头发黏腻失落地盘旋在发际，湿润的脸庞伤感得像只受伤的小动物。他眼神呆滞地看着地面上的什么东西，又似乎什么都没看。

“你就这么淋着啊！”我推着车站定了问他。

“你有亲妈亲姥姥疼着，我怎么跟你比。”他似笑非笑地瞟了一眼我身上的雨披。

“别这么酸！什么事？你爸又喝多了？”我从不在意他调侃和嘲讽的口吻，我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他没人倾诉。

“我给她打电话了。”他停顿了一下，没理会我的问话，“你猜怎么着——空号！你说逗不逗！”

他挑着眉毛，夸张地睁大眼睛看着我。我突然意识到，他口中的“她”，是指他妈。他不再叫“妈”了，换成了“她”。

“这两年她给你打过电话吗？”我问。

“初中了就没打过。”他拎起车把，自行车的前轱辘被提起来，又落下去，“我不甘心，昨天给她打过去，空号了！真他妈完美！”他不停地拎起车把又放下，自行车的震动带动他的手臂也一颤一颤的，“都是骗子！只有我最傻，全他妈是骗子！我就是全世界最大个儿的大傻X！”他越说越激动，突然蹬起车子，飞进了细雨中。

我一身鸡皮疙瘩——骗子？我算不算呢？

细雨下成了雾，将小旭的背影吞没了。事情发展成这样，我是不是也有责任呢？如果我早一点告诉他，他妈可能压根儿就没打算回来接他，他会不会能早一点开始认清现实呢？可我当时明明跟他一样期盼并相信着他妈的到来，我希望，也喜欢看到小旭眼中透出光的样子。

那天之后，小旭没再来找过我。听我妈说，小姨父经常醉卧街头，有时候摔得鼻青脸肿，都是小旭背回家或者送到医院。小姨在家里给小旭收拾出了一个房间，让他搬过去住，小旭没去，只偶尔过去吃个饭，吃完就走，没话。

再次见到小旭，是在姥姥的七十大寿上。那时我已经上了本地一所省重点高中，小旭去了一所职高学计算机。小姨说，小旭搬过来跟他们一起住了，可就是“闷葫芦一个，抽烟喝酒倒一样不少，跟他爹一个德性”，还频繁地换着女朋友。

寿宴结束后，亲朋好友各奔东西。小旭骑着车拐过来，一叉腿停在我面前：“这种席面能吃饱吗？走，撸串去！我请！”

小旭一边潇洒地甩着头发，一边从兜里掏出烟点着。他的刘海染成了一种晦暗的金黄色，半遮着眼，眼镜片很厚，架在高高的鼻梁上，斯文中带着些许不屑。他依旧脸庞瘦长，皮肤黝黑，左额角那一小绺头发黑不黑，黄不黄，有些毛躁，虽然还集结着，却显得极不自然，潦草地尴尬于发际之外。

“你请那敢情好，哪儿有不去的道理！”我推起自行车，爽快地答应了。

小旭带我到了一家他常去的店，下午时分，客人稀少。我们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意点了些串儿，他又点了几瓶雪花，等串儿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歪着头，身子向后靠在白色的塑料椅背上，右脚脚腕儿搭在左膝盖上，一手夹着烟，一手把玩着打火机，车钥匙扔在一边。这看似潇洒的故作姿态，却怎么看都透着股难掩的伤感。

我随意看了一眼他的车钥匙，发现钥匙链竟是那个我送他的小手枪。玻璃丝暗淡老旧，缝隙里布满泥垢，跟他身上刻意磨出一块白一块白的时髦牛仔服和崭新的旅游鞋格格不入。

“这钥匙链你还留着？都旧成这样了。”我有些感动也有些好奇地问他。

“那你再给我编个新的呗！”他用力嘬了一口烟，又扭头把那烟雾喷得老远。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我看到了小旭目光中久违的亲切。

“你真是天真，现在到哪儿买这种玻璃丝去？”我笑了笑说，“小时候多好玩儿啊！我祸害大凤，你瞪着大眼珠子冲我喊，送你钥匙链你还跟我说谢谢，假模假式的，现在我还能想起你当时那小样儿来呢！”

“我是够天真的！还是长大了好，不像小时候总被骗。我现在他妈的谁都不信！”他目光转而冰冷，扭头高声冲老板喊，“老板，多来辣椒！”

“过去的事儿，别再多想了。”我知道他指的什么。

“真的！尤其你们女的！说的话能信吗？他妈的没一个好东西！”小旭话一出口，抬眼看了看我，“看在你送我钥匙链的份儿上，不算你。”他略微收敛了语气，拿起钥匙塞进了裤兜，又在烟灰缸里磕了磕烟灰。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是惊讶，委屈，尴尬，还是哭笑不得。我知道这句“不算你”，并不是简简单单因为那个钥匙链。我可能是唯一了解他的希望、又看着他希望破灭的那个人。他知道我曾经真心期盼他的希望成真，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也曾经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希望不可能成真，只是我从来没勇气告诉他。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吧。”我回了回神儿。我没想到小旭今天的激烈反应，但作为“女的”，我不知道是该为女性辩解一下，还是就事论事。

“扯淡！”小旭冷冷地说，“难处？有难处就能破坏别人家庭？你小姨，要不是她当年勾引别人丈夫，我们家能散？我能没人要了？”他又用力嘬了口烟，几颗火星飘落下来，隐没在他的牛仔裤上，“再说那个骗子！欺骗一个年少无知的五岁小孩那么多年，还是亲生的，你说这得无耻到什么地步？”

他咬牙切齿地越说声音越大，瞪大的眼睛中竟透出狰狞。

“其实，好多事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我觉得说什么都是无力的，苍白的，可我总想说些什么，我不愿意小旭就这样陷入痛恨和绝望。

“你知道吗，有段时间我始终纳闷，这世界为什么要造女人这东西，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女人就是用来耍的！就是得耍她们！你知道吗！狠狠耍她们！”他口中的“耍”字一次比一次咬得重，边说边用力拍掉裤子上轻薄散落的烟灰，像是要把内心的郁结和痛楚驱逐开去，又像是在和仇恨与“醒悟”击掌欢呼。

“就我那婶儿，别以为我不知道她背着我叔干了点什么！再看看现在我周围那一个个小婊子们，没一个要脸的！不耍她们，难道他妈的还等着她们像那个骗子一样再来耍我吗？”他头一歪，眼中爆裂而出的愤恨毫不掩盖地喷射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胶着于他吐出的白色烟雾中。

5

我大三临近期末时，非典也接近尾声，电脑城里开始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熙攘。我带舍友丹丹来找小旭买CD随身听。

小旭那时在电脑城里有两个摊位，一个自己干，一个出租。在电脑城租摊位，是他叔叔在他职高毕业后给他出的主意。他奶奶因房子拆迁，搬到了叔叔家住，叔叔便强行切断了奶奶这么多年对他的供养，“也该差不多了”。叔叔让小旭自食其力，顺势让他跟他的酒鬼爹住一起去，“好有个照应”。

“哎，我好不容易攒的钱，你可得帮我弄个纯进口的。”丹丹爱好收集音乐光盘，总惦记换个好点儿的CD机。电脑城里电子产品鱼龙混杂，杂牌货和二手货不少，得有认识的懂行的人才会跟你讲真话。

“找我弟没问题，放心，还能便宜。我都跟他说好了。”我一边打着包票一边拉着丹丹往小旭的摊位走。

“找郑旭啊？”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扭头瞥了一眼我和丹丹，继续背对我们蹲在地上，分码着一大摞光盘，肥硕的腰间赘肉争先恐后往外挤，带出了肮脏的内裤，“拿货去了，快回了，转一圈再来吧。”

“你们认识？他怎么知道咱俩找谁？”丹丹好奇地问。

“不认识啊！”我也正纳闷。

“嗨，郑旭最近换口味啦，半老徐娘换年轻姑娘了，忙得很……”猪头男听到我和丹丹的话，头也没回自顾自叨咕着。

“说什么呢？我是他姐！找他买东西！”我厉声冲那猪头说，又尴尬地瞄了眼丹丹。丹丹正往那猪头手中码着的光盘上看，我也顺势看过去——那些光盘的封面全是赤身裸体的女人照片，各种媚态淫姿，被日文、韩文半遮半掩着。

没等小旭回来，我就拉着丹丹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小姨来看姥姥。

“你妈呢？”她把自己蒸的几个菜团子塞给我，示意我拿给姥姥，神情严肃。

“厨房呢，怎么了？”

听了我的话，她便转身去了厨房。小姨平时有什么事都先找她大姐。我跟上前凑热闹，被姐妹俩轰了出来。

姥姥房间的窗户外就是厨房的大阳台，我边和姥姥吃菜团子，边竖着耳朵听小姨和我妈说话——我隐约感觉，是小旭的事儿，因为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妈就问了我两次小旭是否找过我，如果找了，让我推了，少跟他来往。我都没吱声。

“我看现在是搂不住了，什么女人都敢碰，整宿整宿不回家。你说我们这关系，又是这种事，说不是，不说也不是。按理说有老郑在，我不必多嘴。可他整天就知道喝大酒，对他儿子不闻不问。他儿子什么样儿我管不着，可这不是还有珊珊呢嘛！珊珊还小呢，这什么影响啊！”小姨一提到青春期的女儿，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

“对珊珊的影响，你得跟老郑亮明。”我妈也忧心忡忡地说。

“那是必须啊！而且我还跟老郑说，你可提醒你儿子，珊珊可是他亲妹妹，再怎么胡来，不能打亲妹妹的主意，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珊珊要有点儿什么事儿，我跟你们爷儿俩同归于尽！”小姨扬声，一巴掌拍在案板上，把菜刀震得颤了又颤。

“还不至于，他又不是不知道珊珊是他亲妹妹。”我妈劝慰着小姨。

“不至于？大姐，有些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跟你说！我都臊得慌！”小姨突然把声音压低，话语却从绷紧的嘴唇和半咬合的牙缝中，狠狠地挤出来。虽然看不到小姨的脸，我却能想象出她因嫌恶而扭曲的表情。

“到底怎么啦？”我妈问。

“那天珊珊晚自习回家，到楼下小房放自行车，谁知还没到小房门口，就听到了声音，把她吓坏了，赶紧扔下车子跑上楼来叫我，说楼下小房里‘有人有动静’。我当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赶紧下楼——妈呀！你猜怎么着？小房门反锁着，里面‘嗯嗯啊啊’的，动静那叫一个大！估计过路的都能听见，真是一点儿脸也不要了！这要是我亲儿子，我非跟他断绝关系不可！”小姨不停用手指头敲点着案板，厌恶的口气中带着一丝嘲讽。

小姨的声音变得扭曲又刺耳，一种失落包裹了我。小旭是有问题，但你们又有谁真正关心过他呢？我愤愤地想。我看着手中咬了几口的菜团子，本能地生出一股厌恶，这厌恶里，有没有小旭的份儿，我也说不清。

我们那时住的楼房，楼下都会有个两三平米的小房，方便各家各户放杂物和自行车。从小姨发现那件事之后，到了珊珊下晚自习的时间，小姨都会提前下楼，让女儿上楼，自己再把自行车放进小房去。有一次珊珊刚要上楼，就看见小旭和一个头发五颜六色的女人从小房里出来了。小旭趾高气扬地和小姨、珊珊娘俩擦肩而过，不认识一样，那女人似笑非笑，还在珊珊身上使劲挖了一眼。再后来，光是被小姨撞见过的，就有三四个不同的女人了。

小姨含沙射影地“点”过小旭，可小旭始终不吭声，依旧我行我素，时不常在小房制造“动静”，像是有意挑衅。小姨不得不骂骂咧咧三天两头拿着84消毒液下楼清理小房。

几天后，小旭帮忙给丹丹买了个原装的松下CD机。到了他下班的点儿，我去电脑城门口等他，他胳膊下夹个盒子，正站在台阶上找我。高度近视的他那天没戴眼镜，把眼睛眯缝成模糊的一撮，像极了小时候他左额角上那一小绺头发。那绺头发被他多年来锲而不舍地捻啊搓啊，始终微微盘旋在发际，安静地陪伴着他。现如今，它们已经模糊了，像主人莫名丢失又无力找回的希望一样，虚无得近乎嚣张。

小旭把CD机递给我，我接过来，抬头看着站在我面前的他：脸色暗沉，眼窝凹陷，恍惚的眼神黯淡无光，两腮像是用嘴故意往里嘬出两个坑。

“想吃麻辣烫了，一起吧。”我说。

看着他木讷又冷漠的表情，我真想听他说点什么，哪怕是像以前一样痛恨的咒骂也好。我想起了他的QQ签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我想让他把他心中的那团火扒拉扒拉，也许他能好受点，冒出来的烟也不至于这么呛鼻子辣眼。

“不了。”他不看我，哼哼出俩字，转身走了，像极了一个悲伤无骨的游魂。

我一时间恍惚了。脑海中又浮现出童年时那个善良可爱、眼睛里星光无限、心中满怀希望的小男孩的身影。可那身影早已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远，越小，渐渐融进了一片绝望的虚无中。

6

小姨父常年酗酒，最终得了肝癌，整个人枯黄瘦弱。小姨因为要照顾病人，早早办了病退。珊珊还要上学，家里没钱正常看病，最终两口子决定，保守治疗，只拿最基本便宜的药长期服用。这种半放弃的治疗态度，加上小姨父对酒精的严重依赖，大夫建议不能一下子把酒断掉，可以定量给，不然他身体会更难受。

到后来，小姨父药也不吃了，每天只喝限量的酒。他的眼白成了一种凛冽的黄色，分布着斑驳的血丝，整日窝在沙发里，可以好几天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件事，只一点点抿酒喝，废人一般在迷迷糊糊半醉半醒中“享受着”不知还剩多少的时日。说白了就是，病不治，酒照喝，活到哪天算哪天。

小姨每次来我家看姥姥，除了无奈地骂一骂酒鬼丈夫，总还少不了对继子的各种奚落和嫌弃。

“自己挣钱了也不知道给他爹点儿。”

“别看他整天闷葫芦似的，胡搞瞎搞可很有一套呢！”

“这小子什么人都敢沾，不怕染一身脏病。”

“他最好少回来，省得把家里弄脏，我还有个姑娘呢！” 

……

那次取了CD机后，我一直没见过小旭。他的QQ头像总是黑白的，不知是隐身还是不在线，跟他说话也不理。有事儿找他，要连着打好多次电话，他才迟迟回拨过来。有一次他在QQ上给我留言，说要见个面，当时我正在上考研辅导班，没上线，后来看到消息再联系他，他又没了动静。

听小姨说，小旭经常连着四五天不着家，电脑城的生意也不上心。前段时间他还接到法院的传票，据说是他整天在网上约女人瞎搞，被人设计了，最后不得不把这几年并不多的积蓄都赔出去才了结。

我始终不知道他想约我见面说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们再见面时能聊点什么。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他病态颓废的身影和黯淡无神的目光，还有那如同游魂一般在我面前飘忽而过的冷漠和绝望。慢慢的，我从想听他说点什么——就像以前他每次找我时那样——变成了后来的怕见他。

怕见他，是因为我再看不到他眼中的光，再听不到他出于善良、兴奋或者伤感、愤怒时说出的让人心有动容的话语。那个满眼星辰、怀抱希望的男孩，永远不在了。我知道他这两年的变化，知道他因为偏执、愤恨而沉迷的事情，不是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那是让人感到羞耻、难以启齿的。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带着仇恨的自暴自弃。

我想，他只是想找个出口，或者说，这是他从幻灭的希望走向无尽的绝望后，能让他感受到一些平衡的本能的反击。可如果他真的是在报复这个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世界，甚至如他所说，以对女性的玩弄来作为报复方式的话，那么他会意识到，这是以吞噬自己为代价的吗？

有一段时间，童年时天真善良的小旭和长大后游魂般晦暗的小旭会在我脑海中争先恐后地闪回。我想，是因为愧疚也混杂于其中吧。自始至终，我的所谓倾听和劝慰都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有些事不关己的虚伪。我还曾不止一次地担心自己因为没告诉小旭“真相”而被他说成“骗子”。

而作为同龄人，又是在家族中有所交集的“姐姐”，我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着比小旭强大的优越感。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墙。我即使再看到他，也无法真正帮到他，甚至我从没有想过要如何去帮他。虽然我没有像其他亲戚那样对小旭有片面的、不公平的鄙夷，但我也从没站在小旭的立场，为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从没有。

姨和舅舅们言谈话语中，早已经不承认小旭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各种节日、生日和过年的家族聚会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开“郑旭”这个名字。事实上，小旭可能自始至终就没被这个家庭接纳过，更何况后来的他已经和“流氓”这样的词联系在了一起，不容倾听，不容辩解。这种“听听都脏耳朵”的上不了台面，和玷污家族的羞耻，让小旭以小姨继子的名分，彻底消失在了亲友们口中，连声名狼藉都够不上。

7

大学毕业几年后，我定居异地，工作，结婚，生子，过着众人都认为是正常人的生活。小旭原来的手机号成了空号，我没有他的新号码，后来自然也没有加他微信。我没朝小姨和珊珊要——说什么呢？

听说，我结婚后不久，小旭也结了婚。他妻子是县城的，比他小几岁，来城里打工，还在小旭的摊位干过很长时间，是被小旭“耍”过、但唯一一个对他不离不弃的女孩。珊珊说，她这个嫂子人很好，很踏实，长得顺眼，说话也亲人，只因为是县城来的，总觉得比她哥低一头，时时处处唯唯诺诺，她哥想理就哼哼两句，不想理，看都不看她一眼。结婚后，两个人搬出去租房住，她哥依旧在外面换着花样玩儿，跟结婚前没两样。她嫂子有时给她发信息聊两句，本想倾诉一下的，可每每话到嘴边又吞回去，认命似地以苦笑收束住了。

小旭对妻子的无视，对家庭责任的不屑，似乎在我的预料之中——这些能维系一个人情感世界的重要纽带，在小旭心里又值几斤几两呢？他只是不想再被欺骗和无视，便先发制人来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抢先的一步，是伤疤，也是遁甲。

小姨和小姨父倒是在知天命之年不久就抱上了孙女，小姨和小旭的关系也因此有所弥合，毕竟新生命的到来总是令人心生喜悦的。可当上奶奶没两年的小姨，却因为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多年依赖她照顾的小姨父也因为不能接受这个突然打击，在她走后不到三个月，便因重度酒精中毒不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之后，只听我妈说过，小旭和珊珊因为父母的房产产生过短暂纠纷。除此之外，兄妹俩人也基本没什么往来了。

面对女儿，小旭对于父亲这一角色是如何自处的，我也不得而知了。

这两年，80年代的怀旧小物件又流行了起来。我在网上搜到了多年都买不到的小玩意儿，买回各种颜色的玻璃丝，教女儿编手链。一边编，我一边跟女儿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女儿听得津津有味。

我挑出了蓝色和白色的玻璃丝，想编个曾经送给小旭那样的小手枪，却怎么也记不起编法了。我试着绕来绕去，晶莹透明的玻璃丝在我手中，被胡乱绕成了个解不开的死结。

我记起了我回娘家办婚宴那天中午，敬酒过后，宾客们纷纷沉浸在餐食酒水中，我一个人从喧闹的大厅跑出来透气。坐在酒楼门廊的一把套着红丝绒椅套的椅子上，我拽了拽拖地的裙摆，在里面把高跟鞋脱下来，双脚踩在地上。阳光照在脸上，我不觉得煦暖，只有疲惫。

这时候，透过门廊的玻璃窗，我看到了站在马路对面的小旭。他的头歪向一边，黑框眼镜后面，我看不清他的眼睛。阳光下，小旭面向我，嘴角微微上扬，冲我点了点头，说不上是笑。

我也冲他点了点头。我本能地想开口喊他，想着是不是应该邀请他过来，或者走过去跟他说点什么。可终究，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这一切。

恍惚的瞬间，小旭转身离开了。他枯瘦落寞的身影，就这样一点点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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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同窗》（201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个小镇烟贩的复仇记

前情回顾

守护自闭症儿子的13个中秋节

1

小珂两岁时，表姐就发现了儿子的异常。虽然在其他方面，他和同龄孩子都没太大的差别，但当其他孩子已经能说会道时，小珂只会叫几声爸爸妈妈。

表姐和表姐夫刘正说到此事，刘正并没有太在意：“小珂只是说话没那么利落，慢慢就会好的。”当时的表姐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一切事情都以表姐夫为中心，性格温顺带点怯弱。表姐夫那样一说，她虽然有心反驳，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

又过了快一年，小珂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太大改善，表姐又渐渐发现一些其他异常反应。比如有一次，表姐给小珂买了个玩具，小珂却盯着玩具一动不动。再仔细一看，表姐惊得心颤——小珂虽然盯着玩具，但眼神却是空洞的，面无表情。

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表姐心中越发不落稳。过了一阵，她寻了个借口向单位请了假，瞒着表姐夫和公婆带着小珂去市里的儿童医院做检查。

给小珂看诊的是一位知名的儿科专家。经过几个小时的检查，医生郑重其事地告诉表姐，小珂患有轻度自闭症，好在现在及时发现了，“只要治疗得当，他是有很大的机会痊愈的”。

然而，医生也提醒表姐，虽然小珂的病症目前还不严重，“但如果护理和治疗不当，病情也可能会迅速恶化。因此，孩子只有在家人全程照顾的情况下，再辅以药物治疗，才有可能逐渐恢复。”

出了医院大门，表姐牵着小珂的手，心在一抽一抽地痛。丈夫家中到小珂这一代，已是三代单传，公婆对小珂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如果他们得知小珂患有自闭症，又会怎么想？

那一天，表姐到家时已经晚上7点多了。面对婆婆的数落，也不回应，只抱着小珂洗澡、吃饭。她好想哭一场，但暂时又不能让公公婆婆知道，只能强忍住。晚上躺在床上，表姐流着泪告诉了表姐夫小珂的病情和医生的话。

起初，表姐夫完全不相信，说他俩都健健康康的，家族里也没人有这种病，“我儿子怎么会得呢？”直到表姐拿出检查资料和诊断结果，面对那些白纸黑字，他傻眼了。表姐夫妻俩都是文化人，自然明白这病意味着什么。

“医生说了，小珂的病情还不严重，但需要有人全程照顾。我想好了，辞职专门带小珂。”表姐轻声对表姐夫说。

表姐夫问：“你不是很看重你那份工作么？好不容易升到单位中层，你舍得辞职吗？”

“舍不得也要舍，只要儿子好，我什么都舍得。”

“那就委屈你了。你放心在家带小珂，我挣钱养家。”

第二天，表姐夫、表姐和公公婆婆开了个家庭会议，决定将全家的重心放在小珂的病情治疗上。随后，表姐迅速办了离职手续，成了小珂的专职护理。

2

表姐大我三岁，是姑妈唯一的女儿，小时候，我们两家住在长沙同一个小区。姑妈身体不大好，早早就离职在家养病，一家三口全靠姑父一个人上班挣钱。那时候我父母工作忙，经常托姑妈照看我和妹妹，所以我与表姐的关系很好。

表姐大学刚毕业那年，姑父有段时间腹痛厉害，去医院检查后，发现已是肝癌晚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是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为了照顾有腿疾的姑妈，表姐特意在离家近的伍家岭找了一份工作。

我大学毕业后也留在了长沙工作，住在岳麓区。彼时，表姐已嫁给了在开福区的同学刘正，两区相邻。无论我从单位还是家里去表姐家，开车最多也只要二十多分钟，我便常去表姐表姐夫家蹭饭，关系自然更加亲近了。

2002年农历八月十五，小珂出生。表姐的公婆开心极了，觉得这生日真是太好了，中秋团圆，大吉大利。我也替表姐开心，表姐则说叫表叔听着没有舅舅亲切，以后小珂就叫我舅舅。

开始几年，小珂的生日我都是不请自到。而关于孩子的病，起初我也只是觉得有点 “与众不同”——不爱说话，也不爱搭理人——但也只当是孩子的个性，并未深究。直到表姐离职才明白。

表姐刚离职那两年，公婆还很配合，一直照顾小珂。然而眼见病情完全没有好转，两位老人就明确表示，希望表姐夫妻俩再生一个孩子。一开始，表姐夫还敷衍搪塞，但没多久便和他爸妈结成统一战线，做起了表姐的工作。

表姐对我说，她也曾想过再要一个孩子，但看到公公婆婆对小珂的嫌弃态度，又想到自己怀孕和生产后，小珂肯定无法得到完全的照顾，她放弃了。

久劝无果，公公婆婆一气之下回了老家。对于自己爸妈的离去，表姐夫表面没说什么，但实际上对表姐的态度也大不如前。

到了表姐离职的第三年，小珂六岁生日那天，表姐准备了一桌子菜，小珂刚许愿吹灭蜡烛，表姐夫就接了个电话，留下一句“同事找我有事”，便开车离去。那些年，表姐夫已经当上了科长，在单位里混得确实不错。

到表姐离职的第四年，虽然公婆和表姐夫对治好小珂逐渐失去了信心，但她依然全力以赴。不仅阅读了大量关于自闭症儿童康复治疗的书籍，带着小珂去了广州、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医院，四处寻求康复治疗的方法。还花重金请长沙的儿童心理专家每天辅导小珂两个小时。花费少说也近10万，而她本人也几乎成为儿童自闭症护理的专家了。

尽管如此，小珂的病情依旧没有显著改善，只是没有进一步恶化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珂的语言表达稍微多了一些，但与同龄的小孩相比，差距依然很大。看着孩子无精打采的样子，表姐说自己时常都想流泪。

3

2009年10月3日，农历中秋，小珂7岁了。

这一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长假重叠，原本我打算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去海南旅游，然而考虑到姑妈也在半年前去世，表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犹豫后还是取消了行程。

这天，当我赶到表姐家时，菜已摆在了桌子上，却没见到表姐夫的身影。表姐告诉我表姐夫在单位值班，不能回来，我还心里纳闷，国庆中秋连假，单位都没人了，值哪门子班？何况真的值班，也可以回来陪儿子吃个生日蛋糕呀。

小珂刚许完愿，表姐的手机就响了。她接电话时，只“喂”了一声，就没再说一个字，脸色却越来越阴沉。挂断电话，她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我感觉一定出了大事，但表姐看一眼小珂后才说，“吃完饭再说”。

起初，表姐几乎没吃什么，只有我和小珂在吃。我告诉她，不管出什么事，饭总得吃，不然身体怎么顶得住生活的风浪。表姐却盯着小珂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猛地端起碗来，干吃了两大碗饭。看她将和着泪水的饭一粒不剩地吞下，小珂怯生生地走过来，依偎在她胸前。

饭后，安顿好小珂，表姐的情绪已经平静，这才告诉我电话的内容。打来电话的是表姐的前同事丽丽，当初表姐辞职时，好几个人都觊觎她的位置。丽丽本来并没有太大希望，但当领导要表姐推荐人选时，表姐提名了丽丽。因此，丽丽很感谢她。

表姐说：“还真巧，今天丽丽和几个朋友去酒店吃饭，见到刘正带着一位年轻女人和一对老年男女也在用餐，她们那桌靠着刘正那桌。”

表姐夫以前去单位接过表姐，丽丽认识他，但表姐夫却并不认识丽丽。饭桌上，表姐夫对那个年轻女人非常殷勤。谈话内容更是让丽丽感到震惊，原来那对老人正是表姐夫的父母，年轻女人是表姐夫在外面找的女人，已经怀孕4个月了。几个人正在商量如何把表姐赶走，让那个女人登堂入室。丽丽惊诧之余，打开了手机录音，录下了表姐夫等人说的话。

我听后肺都快气炸了，想立即打电话质问表姐夫。但表姐却拦住了我，一脸平静地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全新的自己，一定要治好小珂的病，让小珂成为一个正常人。”

我看着刚30岁的表姐，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她的平静让我明白，那曾经的柔弱已经离去，而坚韧正从她的内心长出来。

很快，表姐和表姐夫离婚了。表姐夫想尽快将小三转正，同时避免影响仕途，选择了净身出户，还给了表姐20万的补偿。表姐什么要求都没提，只要了小珂的抚养权。房子原本就是表姐单位分的，自然也留在表姐名下。

对于这个结果，刘正和他爸妈求之不得，因为担心表姐反悔，他爸妈甚至还多给了表姐10万元，作为“卖断”小珂的抚养权费用，还要表姐立下字据——无论小珂今后的情况怎样，都不能再找刘正麻烦。

表姐协议离婚的全程我都在现场，见刘正和他爸妈的无耻样貌，我数次忍不住要发火，表姐却一直制止我。她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力透纸背。

离婚后，表姐雇人将家里的锁全换了，家具也全都卖掉。之后又把屋内粉刷一新，买了新的家具，还带着小珂照了张合影，装上镜框放在客厅电视柜上。

房间的家具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和一台二手电脑。客厅里也只有一桌四凳，一张简易沙发和一个电视柜。厨房和卫生间除了新买了一个小冰箱，连洗衣机也没有。

我问她为啥连个洗衣机都不买，表姐说：“手洗，省电还干净。”

我明白，她是准备陪着小珂与自闭症打持久战了。只是我不知道这种持久战到底有多长，希望又在哪里。

其实表姐离婚前，我妈就经常劝她再生一个。即使刘正出轨，我妈也劝表姐别离婚，她担心表姐一个人走不下去。

但任凭我妈怎么劝说，丝毫没有动摇表姐一个人带小珂的决心。我妈实在没办法，只得跟我爸唠叨，要我爸以舅舅的身份去劝劝表姐。我爸只说了句：“刘正那渣人，林芳离开他是对的，有志气。”一句话顶得我妈直憋气。

就像最开始那位医生说的，小珂的病情并不是太严重，经过4年的努力，小珂的语言障碍慢慢变轻。为了培养小珂的兴趣，表姐买了很多玩具，但每个新玩具，小珂最多只玩5分钟，就失去兴趣了，无论表姐怎么引导，就是不再碰。

不过，表姐却无意中发现，孩子经常会盯着她的电脑看。有一天，小珂又站在表姐的电脑前，表姐突发奇想，在电脑上下载了一个贪吃蛇游戏，教小珂怎么玩。没想到，小珂一学便会，玩得不亦乐乎，几天后便十分熟练了。

表姐感到非常惊喜，原来小珂的智力并不是很差。但很快，她又发现小珂只对贪吃蛇游戏有兴趣，即使她又下载了其他几款游戏，小珂看都不看，只专注于贪吃蛇。

4

这一年，表姐想着怎么也该为小珂找个学校，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上学。然而，她跑遍了附近的几所小学，校长得知小珂的情况后都委婉地拒绝了。

但表姐并没有放弃，她找到居委会，通过居委会出面和学校沟通，最终，一所学校的校长勉强接受了小珂，但却有言在先——小珂跟不上课程，他们不负责任。

只要学校肯收，表姐就放下心来，她当即保证，自己会亲自辅导小珂的学习。开学第一天，表姐就带了把椅子，在教室外的走廊靠窗的地方坐着，而小珂则坐在教室里靠窗的位置——是表姐要老师这样安排的。母子俩只隔着一扇窗子，小珂有任何问题，表姐立刻能看见；而只要小珂转过头，他也能见到妈妈。

第一天上课，老师也非常贴心，不仅向同学们介绍了小珂，还请表姐上台作了自我介绍，并要求同学们不要欺负小珂，“小珂妈妈就在教室外面陪着，是为了回家好好给小珂补习。”表姐也听出老师的话外音，那就是让同学们别受她和小珂的影响。

开始几天，还真有些影响。上课时，孩子们总会时不时透过窗户看表姐，有的孩子即使看不到，也要转头望一望。老师几次想让表姐离开，可一看到表姐那恳求的眼神，赶人的话就说不出口了。好在，孩子们也很快适应了表姐的存在，不再转头望向她。

表姐每天认真听课，回家后不厌其烦地辅导小珂。除了陪小珂上课，还制定了小珂这个年龄段的康复计划——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专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康复治疗的机构，自闭症儿童康复完全依靠家庭的引导。但大多数家长却并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患有自闭症，或者不愿面对这个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小孩的治疗。

表姐告诉我，医生说小珂的自闭症是出生时缺氧窒息造成的，“他跟先天性遗传的自闭症儿童不同，只要陪同专业，干预得当，小珂不仅可以康复，有可能还会有不小的惊喜。”

当小珂专注于打贪吃蛇游戏时，表姐除了遵医嘱按时给小珂吃定量的氧西汀和合曲林等药物外，还有意识地引导小珂关注其它有趣的东西，比如在电脑上下载一些童话影片等等。此外还在食物上加以研究，做到一周内不给小珂做重样菜，而且还是对儿童有营养功效的菜。就这样，到二年级期中考试的时候，小珂的成绩居然达到了班里学生的中等水平。

表姐很开心也很知足，那晚特地做了几道菜，打电话要我和妻子过去庆祝。吃饭的时候，表姐笑得很灿烂。这也是自从离婚后，我看见表姐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容。

那时，我和妻子上班，女儿只能给离休的岳母带。

岳母住在芙蓉区，女儿上学也自然在那里。每当节假日女儿一回家，我和妻子就会带她去表姐家玩。小珂和我女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他虽对别人漠视，但只要我女儿一去，便拉着她一起玩贪吃蛇、做作业。那个时候，小珂与我女儿说笑的样子，谁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上学之前，小珂见到我总有些漠然，我找他说话，他要么盯着我一言不发，要么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上学后，许是集体生活的潜移默化，或者是我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慢慢开始有了沟通。我再去的时候，他总会拉着我说几句。后来一次过生日，他还邀请我一起吹蜡烛。唱生日歌时，他忽然开口说：“舅舅，你唱得真好听。”

那是小珂第一次由衷地夸我，我激动地抱起他转了两圈，他那稚雅的笑声，如湘江水一样清澈。

5

小珂小学六年，表姐一直坚持陪读，和所有小学生一样，将一到六年级的课程学了个遍。

学生考试她也参加，老师批准她的请求，每次考试发她一张试卷，考完试后，表姐也会将试卷交给老师打分。她每次都是满分。表姐不仅将老师们当成自己的老师，还和他们处成了朋友。逢年过节，老师们也会热情地邀请表姐上他们家去。

小珂上初中后，表姐依然在走廊里听课，回家后再对小珂进行二次辅导。虽然这时小珂的语言表达能力还不如其他孩子流利，但学习基本没有问题，成绩也一直保持在中上水平。

随着小珂的成长，他对表姐的依赖也越来越重，他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也不与同学交往，更别说社会活动了。除了学校和家之间“二点一线”，小珂对其他地方一无所知。

起初，表姐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觉得在自己的保护下，小珂的自闭症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然而，这种自信很快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

小珂读初二的一个周五，表姐重感冒，没有去学校陪小珂，中午去医院输完液后想着回家睡会，放学前再去接小珂。可她的头昏昏沉沉，睡醒后发现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家里仍然没有小珂的身影，她赶紧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小珂一放学就走了。

表姐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来回找了两次，都没找着人。快急疯了的她打电话给我，我也赶紧带着妻子和她汇合。快到晚上10点，我们已经失去希望，准备报警。

此时，表姐接到一个电话，她颤抖着打开手机，按下免提，一个陌生的男声传来，问小珂是表姐什么人。确认身份后，男子告诉表姐小珂现在在湘江大桥上，他想带小珂下桥，小珂死都不走，一直要找妈妈。男子说他现在在桥上看着小珂，要表姐快点过去。

表姐慌得连声“谢谢”都没说，拦了辆的士，带着我们直奔湘江大桥。一到桥边，就看见小珂站在人行道上，旁边有一个男子守着。车还没停稳，表姐就打开车门，冲上桥去。她跑到小珂身边，上下左右地打量一遍，然后紧紧抱住小珂，哽咽地哭出声来。

我站在一旁，向那男子表示感谢。等表姐情绪平复下来，我拍了拍她的肩，示意她该给人道谢了。表姐略显尴尬地转过头，牵着小珂向那男人鞠了一躬，从身上掏出五百块钱，表示酬谢。男子急忙摆手，说这点事都要钱的话，那他枉为男人了。

我连忙说，我们都没吃饭，一起吃个夜宵。表姐见状，也诚恳相邀。那男子还在推辞，而且准备离开，我没说话，拉起男子便向桥头的烧烤店走去。其实，我心中的确有个疑惑，小珂学校离湘江大桥足有二十几分钟的车程，还与小珂从学校回家的方向不同，小珂怎么会来到这里？我想留下那个男子问个明白。

边吃边聊中，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第一次放学独自回家的小珂，刚离开学校没多远，就被几个初三学生拦住，说是要护送他回家。小珂不肯，其中一个男孩就踢了他一脚，小珂怕了，乖乖上了他们叫的的士。

当然那群孩子并不是真想送小珂回家，而是为了找乐子，他们打车到湘江大桥边后，便留下小珂，扬长而去。小珂找不到回家的路，也不知该往哪走，只得呆呆地站在桥上。过往的行人来去匆匆，也没问小珂为啥一个人站在那里。

直到晚上九点多，江成（男子的名字）下班过桥时，发现正在抽泣的小珂。他上前询问情况，但小珂刚受到惊吓，见又是一个陌生人，既惊又怕，自然什么也不肯说。看问不出什么，江成便在小珂书包里找到他的学生牌，学生牌的背面有家长的电话号码，江成这才联系上了表姐。

得知整个经过后，我松了口气，觉得自己有些小心眼了，江成这个男人不错。

第二天，表姐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相关学生受到了通报批评，学生家长还专门到学校给表姐赔礼道歉。表姐并没有计较太多，只是要他们好好教育孩子，如果小珂出了什么事，那将是大麻烦。

6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小珂却受到惊吓，夜晚常常做噩梦，不久，成绩就直线下滑。不仅如此，除了表姐外，更是拒绝和任何人接触。

有天凌晨，表姐打电话给我，说她一个人在湘江边。我吓了一跳，劝她别做傻事，我马上过去。我拉起妻子，打车按照表姐发的定位赶了过去。找到表姐时，她正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流泪。

妻子忍不住抱住了表姐的肩膀。我从没见过表姐这样子痛哭，即便当初刘正抛弃她，她也没有这样伤心过。尽情地痛哭一阵后，表姐一脸凄然地说：“陪着小珂这么多年，可一切又回到了从前。这么多年的心血全白费了……”

我问出什么事了，表姐便说：“我带你们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推开表姐家的门，只见客厅一片狼藉，地上全是砸碎的碗碟和饭菜。表姐颓丧地说，吃饭的时候，她只是简单问了小珂这次考试考得如何。谁知，小珂竟然忽然暴怒，砸了桌上的碗碟，还将书包里的书全撕了，之后就一声不吭地回房睡了。

表姐惊呆了，她第一次见到小珂如此不可理喻。看着地上的碎片，她感到万念俱灰，只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顷刻化为乌有。她在沙发上哭过之后，又独自跑到江边，想偷偷地离开这个世界。然而，江风一吹，她又冷静下来，想着自己要是就这样走了，留下小珂一个人可怎么办？于是，只得打电话给我。

我走进小珂的房间，看着熟睡的小珂，那一耸一耸的鼻翼，我心里很是难过，也很心痛。

这晚，表姐说了哭，哭了又说。我没劝，也不知道怎么去劝。我知道表姐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有人倾听。等她将心中的苦楚倾诉完，情绪得到宣泄，便会重新振作起来。

果然，第二天早上，表姐又恢复了原来的冷静。她和我分析了小珂的情况，也懊悔自己在引导小珂康复的同时，却忽视了怎样带着小珂融入集体和社会。自从上次事件之后，她才惊觉自己过于保护小珂，致使他没有一点自我生存的能力。

“即使小珂彻底康复，却因为我的引导不当，让他变成一个极端的社恐，那又有什么意义？”表姐自责地说。

最后，表姐决定让小珂休学半年，先去上海做个检查，再带他去个好的疗养院住上半年。好在表姐此行去上海的花销，大家也不用担心太多。表姐刚离婚时，看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个大型市场，门面只要10万一间。表姐立即决定用离婚时刘正给的钱买了两间，简装之后租了出去。姑妈去世后，老房子自然归了表姐，表姐也租了出去。

随着城市的发展，门面房的租金也是水涨船高，这时已经涨到了每个月一万了。每个月三套房子的租金都足够覆盖表姐母子俩的所有开销，还有不少结余。

表姐当天便去学校为小珂办了休学手续，第二天母子俩就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两天后，她打电话给我，说专家检查后说小珂的自闭症已基本上康复，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消除严重的社交恐惧症。

在疗养院那半年，表姐经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的情况。

疗养院位置靠近黄浦江，环境幽雅清静，交通方便。住进去后，表姐就请了一位青少年心理学专家，为小珂进行叛逆期心理辅导。疗养院的老人们都是有着深厚知识修养的人，他们经常组织聚会和活动。只要一有活动，表姐便带着小珂参加，和疗养院的老人交朋友，聆听他们的故事。

为克服小珂的社恐心理，表姐每隔三天带他去乘坐公交车，去附近的菜市场和超市。这些都是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刚开始时，小珂表现出一定的抗拒，紧紧地拉着表姐的手。但随着几次尝试，他的戒备心逐渐松懈，开始慢慢松开表姐的手。

半年下来，小珂变得活泼开朗了许多。他主动和疗养院的老人们交流，功课也在表姐的辅导下也没有落下，回到原班级参加期末考试时，成绩还有了提高。

7

表姐回来后，我发现她也有很多变化，变得更加忙碌。原来，在这半年中，表姐建了一个自闭症儿童家长微信群，群里有近二百人，仅长沙地区就有二十几个。大家在群里互相交流，分享辅导自闭症孩子的经验。表姐也将小珂从小到大的转变和反复的过程发到群里，还分享了很多自己这些年照顾小珂的经验。

我国的自闭症患者超过1000万，每1000人中就有1到2个患者，其中自闭症儿童超过200万，这个数字不容小觑，而且还有增速的迹象。表姐说，从加入她微信群的家长来看，患有自闭症的90%都是男孩。

“有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是很悲哀的。”表姐讲，她群里的自闭症儿童家长，有一半目前都是单亲家庭，其中八成都是妈妈独自带着孩子与自闭症抗争。还有一部分妈妈正处在离婚的边缘。有自闭症儿童的家庭，特别是那些有自闭症重度儿童患者的家庭，身在其中的家长，看不到一点希望，耐心和坚持却在一点一点地磨损，完全没有生活的乐趣。

 “只有极少数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能够双方携手面对自闭症。要想带着孩子对抗自闭症，需要专业知识、充足的资金和时间，缺一不可。”表姐如此感慨。

2017年中秋节，小珂15岁的生日，表姐找了个酒店，请了她微信群里八位比较说得来的自闭症儿童家长，一起为小珂过生日。

在酒店里，表姐摆了两桌。那八位自闭症儿童家长将自己的孩子也都带了过来。大人一桌，小珂和那8个孩子一桌。

那天，小珂尽显大哥哥的做派，给每个孩子夹菜添饭，有个孩子不小心将汤汁弄在身上，小珂马上扯了纸巾，很小心地擦拭着。那个正要哭的孩子居然憋住哭腔，还用手抚摸了几下弯腰的小珂的头。

小珂在照顾那几个孩子吃饭的时候，还给他们讲起了童话故事。小珂每讲一段，就对着另一桌的我笑笑，我便向他伸出大拇指。得到我的赞扬，小珂笑得更开心了。许是自闭症儿童的心灵相通，散席后，那8个小孩真把小珂当成大哥哥了。

中秋生日宴后，表姐更忙了。小珂回校上初三，状态稳定，表姐一周只需去学校三次。其余时间，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帮助群里的自闭症儿童的辅导上。在那个群里，大家都把表姐当成了主心骨，任何小问题都要来向她请教。

8

眼看着小珂逐渐回归正常，读书成绩又好，刘正父母又打起了歪主意。

前几年，刘正仕途顺利，顺风顺水地坐上了局长的位子。官大了，巴结的人便多了，起初，刘正还把送来的东西和钱扔在地上，以划清界限。碰壁之后，那些人开始改变战术，把心思动在刘正老婆身上。

果然，无论是钱还是物，她统统来者不拒，同时保证一定会让刘正办好相关事务。偏偏刘正在老婆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不管什么事，只要老婆一说，他立马照办。当初，这个女人给他生了个女儿，虽然刘正父母不太待见，但刘正却很喜欢，两位老人也没办法。

2021年，小珂高三时，刘正东窗事发被双规，两个月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他把所有的事都担了下来，他老婆只在看守所待了不到两个月，就被放了出来。

那女人出来后，立马卖了刘正买的房子，并与刘正离了婚，带着女儿和钱回了娘家。刘正爸妈这时候才又想到了小珂。

两位老人私下里去学校看过小珂后，找到表姐，要表姐将小珂的抚养权归还给他们。表姐不怒反笑： “这一切都好商量，目前小珂正在准备高考，他成绩并不算突出，别为这事影响了孩子读书。等高考结束，一定会给二老一个答复。”

见表姐态度友好，刘正爸妈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知道表姐不可能放弃抚养权，何况小珂已满18岁，现在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义，小珂有权利自己做决定。

2022年，小珂参加高考，最终考取了长沙本地的一所大专院校。对表姐来说，这着实是意外之喜。

虽然小珂的自闭症恢复得差不多了，但社恐症依然存在，情绪也时有反复，有时也还会无理由地拒绝参加集体活动，更喜欢一个人待着。只是，见过了那么多自闭症的案例，表姐深知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从小能读书且还能考上大学的，确实是凤毛麟角。

这年，阳历9月10日是中秋节，也是小珂的20岁生日，5天后，小珂的大学就要开学了。

虽然疫情当道，但当时长沙还是允许扫码登记的小型聚会。表姐又摆了酒，生日宴和升学宴同时举行。表姐请了她群里所有长沙自闭症儿童的家长，还有不少亲戚，当然也少不了小珂的同学们。同学们一到，小珂立刻兴奋起来。离开席还有一会，他们围坐一桌，有说有笑地聊起升学的事。

酒席刚开始不久，刘正的爸妈便闯了进来，一进门便大声嚷嚷：“小珂是我们刘家的独苗，今天请客都不叫我们。我们正好带他回去认祖归宗。”

两位老人七十多岁了，那些知道内情的人不敢言，不知道内情的人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见两位老人一屁股坐在主席桌上，表姐走过去笑着说：“既然二老不请自来，那就好好吃了再走。”刘正妈站起身，一拍桌子说：“吃什么酒呀，我们是来带小珂回我刘家归宗的。”然后，转头招呼正在和同学说话的小珂：“小珂，来跟爷爷奶奶回我们刘家。”

见老人如此无礼，表姐的脸沉了下来，正要说什么时，小珂却示意她别说话。他搂着表姐的肩膀对刘正爸妈说：“老爷爷老奶奶，你们弄错了，我不姓刘，我姓林，归什么祖，认什么宗呀？”

当初，刘正和他爸妈放弃抚养小珂后，表姐就去派出所将小珂的姓改为随母姓林了。还没等刘正爸妈开口，小珂又接着说：“您二老也别说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告诉您，任何人都别想将我和我妈拆散，我妈叫林芳，我叫林小珂。”

小珂随后又走到刘正爸妈前，将二位老人按在座位上：“老爷爷老奶奶，今天是我的生日和升学宴，您二老就在这好好吃顿饭，我才20岁，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不过我得告诉二老，我的名字叫林小珂，我永远都不会改。”说完，就回到他同学之中去了。

听着孙子这席话，刘正爸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也只得硬着头皮坐了下来。

宴席结束前，表姐宣布即日成立自闭症儿童家长义工团，宗旨就是帮助自闭症儿童家长群里需要帮助的家庭，让他们能融入正常的生活。今天宴席上收到的所有礼金，共计13万元，都被作为义工团的启动资金。

义工团的联络员由上次参加小珂生日的八位家长组成，表姐作为总发起人，负责组织和安排义工团的日常事务，并协调和对接自闭症儿童干预机构的工作。第一个报名的义工就是小珂，他的同学们也纷纷踊跃报名。受到感染，很多在场的自闭症儿童家长也加入了义工团，我和妻子当然也不甘落后。

宴会结束后，我拉住表姐悄悄问：“为啥江成江大哥没来，他不是追你追得紧么？”

表姐告诉我，她已拒绝江成，“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一直没了结，我不可能做这种事儿。”江成的妻子几年前因一点小事离家出走，江成找了她两年，但至今没有消息。而他家里有个女儿要养，不工作不行，江成才没继续寻找。

我有点遗憾地说：“这是你离婚后的第十三个中秋节，也是小珂二十岁生日，不管学校好差，小珂终于也考上大学了。如果能和江成走到一起，那就圆满了。”

表姐轻声一笑：“这世上哪有圆满的事呀，即使江成再好，我也未必会答应。小珂的路还长着呢，我不想连累他人。”

“有一点遗憾也是可以让人怀念的！”表姐又补充道，言语中充满了沧桑。说完，她用手整理了一下额前的长发，我看到她的头皮上似乎已经有了一撮白发，眼睛不禁发酸。

这一年的她，才刚43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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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海洋天堂》（201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