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伤心银行人的13次公考

前两个月，同事跟我抱怨公务员也要降薪了。我笑着说，我们已经很好了，起码不用担心失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中，商铺倒闭、大厂裁员，经济一片萧条，年轻人纷纷回流体制，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在经历了家庭变故、遭受了银行工作的毒打后，我把考上公务员当作我的救赎之路。从2014年研三到2018年，我参加了13次公务员考试，入围面试8次，最后成功上岸。

有人说没有能力的人才去体制内，有能力的都在外闯荡。其实任何工作都有两面性，鹪鹩一枝与鹰击长空是每个人权衡事业与生活而做出的选择，无谓好坏优劣。

1

人生前20年，我按部就班地成长、学习。我父母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爸爸在国企工作，妈妈是公务员，我是独生女，幸运地享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所有红利。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严格，但我的成绩一直不好，中考没考上重点高中，是他们花钱给我买进去的。期间，父亲下岗之后创业，家庭大不如从前。我第一年高考成绩很差，好在复读那年开了窍，勉强上了二本线，去了省会入读爸爸毕业的大学，成了他的学妹。我大学里逃课、谈恋爱、混社团，从未忧愁过毕业去向，我想着以爸爸的人脉，总能给我安排工作的，就这样一路混到大二。

2009年年初，爸爸确诊暴发性肝炎，因为他的医保不完善，3个月自费了近20万医药费。我思虑自己应该找份工作帮家里减轻压力，但爸爸要我读研，他希望我以后比他强。大四开学，爸爸的病转成了肝癌，年底他弥留之际，我坐在病榻旁一时无措，心里隐隐明白，自己要被迫成长为家里的顶梁柱了。我反复在爸爸耳边说我会努力的，我会照顾好妈妈。

彼时离考研不到一个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难捱的冲刺阶段的。有一天晚上因为想爸爸，我在寝室里哭到凌晨2点半，但想到明天还要早起去图书馆占座位，只好强迫自己睡去。

“一战”总分超过了录取线，可英语单科差了1分。为了满足爸爸的遗愿，也为了撑起这个家，我“二战”考上了家乡省会的研究生。“二战”那年，我一个人找房子、搬家、办借书证，合租室友评价我“很独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我“独立”，既诧异又苦涩。我不想独立，可我没有办法。

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了四大行的省会分行实习。彼时，银行还是工作稳定、薪资丰厚的代表，大家趋之若鹜，而银行对本地资源的依存度很高，会优先招录本地家境不错的毕业生，我们这些外地人想要进省会分行，基本都要“走后门”。

和我在一个网点实习的女生贝贝，个性单纯开朗，是个很可爱的女生。看到她，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她爸爸是某市支行行长，对工作，贝贝没有太大积极性，总是想着法儿地摸鱼，还拉我一起。可我远没有她背景深厚，爸爸去世后，人走茶凉，我已经没办法再任性，只能好好工作，以期分去一个好的网点，所以我总是委婉拒绝她。

实习结束后，我的实习鉴定评价是“优秀”，贝贝是“良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被分配到偏远的城投区——一个公认绩效不好的地方，而贝贝则分去了绩效最好的高新区。我觉得不公平，可曾经我也倚仗过家里的金钱和资源，以一般的成绩入读重点高中重点班，这对其他学生就公平吗？虽然我备受打击，但很快接受了现实。

城投支行的书记和几个同事来领我们回去，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城投的还有6个应届毕业生，我们加上司机，共11人，派来的2辆车座位捉襟见肘。一个叫李凡的应届毕业生说自己开了车，可以捎几个人，最后，行里两辆大众和李凡的保时捷带着我们一同驶向了城投区。

夜幕降临，车子越开越偏，窗外的景色好不容易从一片荒芜跳到五颜六色的街景，书记赶紧说：“到了，我们支行就在附近，男生宿舍在支行楼上，女生的宿舍离这儿也不远。”说完笑呵呵地转向我：“你是唯一一个外地女生，你的房间是单间。”

我雀跃的心情随着车子驶入一个破旧小区、进到宿舍的一刹那戛然而止。宿舍小区是半个世纪前的福利房，外墙破旧不堪，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红砖，看起来随时有坍圮的危险。我的宿舍在顶楼，里面已经住了2个女生，给我们开门的，是个长发圆脸的女生。

进去之后，我被客厅中间的垃圾堆给震惊了，书记也骇住了，指着垃圾堆问：“你们女生怎么也不好好收拾一下，这像话吗？”那女生颇不服气地说：“上班这么忙，哪有时间收拾。”

书记训斥了一番，就把我交代给她俩。

书记走了，我才有时间环顾宿舍：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装修老旧；客厅壁橱破了好几个洞，室友说房间里经常有老鼠窜，可能鼠窝就在壁橱后面；厨房一片狼藉，宛如装修现场，室友指着天花板的洞说经常掉石灰，要我小心点；厕所的木门摇摇欲坠，灯坏了，现下还没修好。

我的房间是带阳台的主卧，墙面斑驳，天花板有裂缝，用大透明胶草草贴了下，卧室正中间是一张旧席梦思，加一张四方折叠桌、一把椅子。当天没来得及购置床上用品，她俩让我暂住她俩的次卧。进入房间，我再次被冲击到——小房间里摆了两张上下铺，她俩睡下铺，东西放上铺，地板上散落着鞋和牛奶盒。我小心翼翼地跨过众多障碍物，好容易找凳子坐下，问她俩为什么不住主卧，室友们说，主卧门紧靠着客厅壁橱，她俩怕老鼠，而且主卧也没有空调，“宿舍能睡觉就行，乱就乱点”。

我觉得这话满有道理，随即安慰自己——起码宿舍是免费的，每月能省小1000块。

可到了夜里，我躺在上铺，失落还是像潮水般涌来——索罗斯那些“金融大鳄”叱咤资本市场，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却要在城乡结合部展开。木板床硌得我辗转反侧，我悻悻地想，不知道大鳄们有没有像我一般睡过满地狼藉的房间。

第二天去行里报到后，我叫上朋友陪我去采购生活用品，溜达了一圈，发现昨晚坐车经过的街道可能是城投区最繁华的一条路了。

朋友一路打量着行人，末了对我说：“这里可能治安不太好，街上有好几个人一看就是吸毒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想回家了。”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当初好好复习考上公务员多好。”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一边准备秋招，一边参加了国考、家乡省考、B省省考、C市市考，那时候的竞争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我入围了家乡省考和C市市考的面试，可我当时心大，面试前还在马来西亚和闺蜜毕业旅行，一回国就匆匆参加了省考面试，结果可想而知。朋友之前考上了政法干警，后来一路从市里考进省里的事业单位，我紧随其后的市考面试，他还帮我突击培训了一周，但我笔试仅排名第三，最终折戟。那时，我对银行的工作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豪迈地拍着朋友肩膀说：“过几年，你就等着叫我行长吧。”

我买了书桌和墙纸，一番捯饬，让宿舍的主卧初步达到了人居标准。从宿舍步行5分钟就能到支行，行里提供早中餐。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银行生涯。

2

第一天上班，我就认出一个校友——小秋。我们同年入学，她是两年制专硕，我是三年制学硕，所以她比我早1年入行。我们在学校是只知道彼此名字的存在，如今以同事身份相见，多了分亲切，我和她很快熟络起来。

一起被分到柜台的傅斌，长得白白胖胖，他从师范院校研究生毕业，我们都喊他“傅老师”。

我和傅老师的到来解放了慧姐——她坐柜台好几年了，如今终于可以“出柜”了。我和傅老师坐在慧姐身后“跟柜”学习，看见慧姐不用看键盘，手指翻飞就录入了客户19位数的银行卡号，我悄声对傅老师说：“我觉得坐柜台也挺好玩的。”慧姐听见了，看了我一眼：“1年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每天从早上8点20分开始，我们要进行晨会、接钞、领包、点库、调拨等工作，9点准时开门营业。网点人流量多、业务量大，每天上班像打仗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叫号，柜台有规定的服务话术，要考评服务、业务差错率和客户等待时间这3个基础指标，有些复杂的业务需要主管授权以及手工登记，稍一疏忽就会被审核中心“下差错”，有差错就要扣款、扣分，扣分达到一定数值，要再去培训学习。中午柜员们轮流吃饭，经常会出现客户太多、我们下午1、2点才吃上午饭的情况。吃完饭也没有午休，接着叫号办业务。等到下午5点网点关门后，我们要点库、结账、对账。下班后，还要时不时进行新业务培训，通常都要学习到晚上9、10点。

每天坐7个多小时的柜台，平均办理100笔以上的业务。为了尽量减少差错，我得始终保持高度紧绷的状态，但前期还是会出现少凭证、短款等意外。但这些只是精神和肉体上的疲惫，最让我难受的是不被客户理解和尊重，客户等的时间长了会抱怨，个别素质差的直接指着我们骂脏话，甚至有些客户看到我们离柜去喝水，也会隔着玻璃骂骂咧咧：“业务都没办完，你有什么资格喝水。”一开始，我们还会解释，但收效甚微，次数一多，我也成了“聋的传人”。

安主任负责排班，她以人手不够为由，要求大家“做六休一”，而我们这些新人总被排在工作日休息、休息日工作，偶尔市行要求支行派人学习，行里就打电话让当天休息的柜员去。时间一长，我遂养成了在休息那天关机的好习惯，傅老师就比较惨，他的宿舍就在支行楼上，领导找不到别人，就去他宿舍敲门，气得他一到休息那天就去楼盘看房，打算尽快买房从宿舍搬走。

安主任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事业型的女强人，她对我们要求严格，对自己也狠，每天都出去跑业务，有业务就有绩效。虽然我们对“做六休一”怨声载道，但是拿到手的绩效确实比城投区其他网点多一些。我们年轻人情愿少拿绩效以换取每周两天的休息，而要养家糊口的前辈们早就领悟了：“累是累点，起码有钱，总比累死累活还没钱要强。你们这些小年轻成家后就懂了。”

前辈们口中的小年轻，是指我、傅老师、小秋和严帅，我们4个是柜员主力军，被工作拷打得无欲无求。我再没开始的“好玩”心态，面对营销任务，我尚且有点兴趣，他们却都能躲就躲——小秋性格腼腆内向，傅老师懒得营销，严帅比我小，但已经做了两年柜员，公认的智商高、情商低，他精通业务，人则冷淡，哪怕客户送上门的业绩也能拱手送人。

一开始，我很烦和严帅搭班——办业务间隙，我偶尔跟他说两句话，但他从来不理我，快下班了，我还在和客户唠嗑，他这时才会主动跟我说一句：“别聊了，赶紧把业务办完下班！”我依依不舍送走客户，转而气恼地瞪他：“再给我几分钟，我就能给TA推销一张信用卡了！”

可严帅面无表情，往凭证上哐哐盖章：“关我什么事。”

渐渐熟悉后，我倒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嫌了。我们4个组成了一个小团伙，自称“营业室四害”，大家常在周末下班后聚餐，单位旁边的一家烧烤店是我们的窝点，吐槽工作是永恒的下饭菜。

“在银行上班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啊，她休息我上班，我上班她休息，约会只能在晚上，跟偷情似的。”傅老师满腹牢骚。

我长叹了一口气：“你还有力气找女朋友！我刚来的时候，听我室友说下班只想回家躺着。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我只想考公务员走人。”此刻，我想起刚去宿舍时室友对领导说的那句话，诚不我欺。

严帅作为“老油条”，对工作的忙碌倒是习以为常：“周末上班挺好的，我就喜欢周末上班，没有领导，多自由。”这话不假，周末除了安主任例行点库，其他时间整个银行就我们4个人。

小秋凄然一笑：“只能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小秋很漂亮，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像极了漫画女主，我见犹怜，我们常打趣她像林黛玉，眼神忧郁无光。

“还是李凡好啊，人家工作就是体验生活的。”傅老师提起李凡——李凡是城投区本地人，家里做生意，每天开着保时捷来上班，我们被蛮不讲理的客户噎得唯唯诺诺，他则敢直接开怼，安主任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家是行里重要的对公客户。

烧烤还没吃到一半，小秋接了个电话，她眼中仅剩的光也黯淡下去了：“总控说我们没有布防，我要回去布防。”

网点的开门锁门由现金柜员和普通柜员双人负责，锁门前要“布防”，开门后要“撤防”。锁门后被监控中心叫回去重新布防的情况不少见，一次凌晨，有个室友所在网点有老鼠触碰了红外线引起警报，监控中心就打电话给网点主任让派人去处理，主任打不通我室友的电话，就来我们宿舍敲门。

小秋是现金柜，和她搭班的是严帅，严帅挑了挑眉：“我明明布防了啊。”

小秋开始收拾东西：“算了，回去看看吧。”

严帅低声骂了一句，起身离开，我和傅老师也意兴阑珊，各自散去。

我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就像密室红外线挑战，各种规章制度就像红外线一样遍布房间的角角落落，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触碰警报，即使完美地通过了，境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业务干得好，柜台坐到老”。接下来的工作也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重复着无效又无望的劳动。而等到我可以像慧姐般娴熟地盲打数字、将各种业务烂熟于心，我也就透支完了对这份工作的憧憬和热情。

3

2016年年初，小秋搬来我宿舍，她睡次卧，我经常抱着零食过去跟她聊天。我来那晚给我开门的长发女生叫圆圆，也是我们的校友，本科毕业后就进了行里，5年了，她利用下班时间考过了CPA（注册会计师）的4门，但现在还是柜员，只能自嘲：“行里不需要‘注会’，柜员的业务高中生都能做。”

圆圆在一个新网点工作，新网点都是“零基（础）业绩”，绩效高，她一年到手能有20万，是我们的2倍多。但她清楚，红利维持不了几年：“趁现在攒点钱，等我考过了‘注会’就辞职，不干了。”

圆圆打算考下“注会”后去会计师事务所或者进企业，我则一心想考公务员，好有时间照顾家人——当年我爸爸生病期间，妈妈片刻不离地贴身照顾，单位不仅准假，工资照发，还给我们申请了补贴。妈妈工资不高，可正是这份微薄而稳定的收入，支撑着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而在银行，连自己生病都顾不上，更别提照顾家人了。

这几年的考公热潮催生了一个新词——“巡考”。除了每年一度的国考之外，各省都有自己的省考，有些省考考试时间相对错开，为了增加录取机会，不少考生会四处奔波“巡回”参加考试，有些考生甚至一年能参加数十场。那时候我也想去“全国巡考”，考到哪儿算哪儿，考上了就辞职，但鉴于假期少得可怜，请假更难，综合考量下来，我决定每年参加国考、家乡的省考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B省省考。

我买来了公务员考试的全套书籍，上班时趁休息的空隙在手机app上刷题，下班回家打起精神再学习3到4个小时，而唯一一天的休息日，更是被考公学习占满。妈妈见我学习状态如此饱满，直言我高中要是有现在一半努力，也不至于只上个二本。我苦笑，那时能拼爹，现在不能，只能靠自己了。

2016年3月和4月，我接连参加了B省和家乡的省考。去B省可把我折腾坏了，我要先找同事帮忙调班至周六休息，周五下班后赶当晚去B省的卧铺，到了后马不停蹄直奔考场，考完晚上再坐卧铺回来，周日接着上班。

成绩出来后，喜忧参半：喜的是笔试我排第二，进入了B省报考岗位的面试；忧的是第一名比我高10分，这意味着我必须要在面试中反超至少5分。

我不抱希望地准备着面试，就当积累面试经验。此时，小秋告诉我说她喜欢上了严帅。我尖叫一声，很快又觉得丝毫不意外。虽然我们总是调侃严帅像是看破了红尘，“不知道什么样的女生才能收了他”，但有一说一，除了嘴贱，严帅身材颀长，白净秀气，妥妥的斯文败类，“颜狗”小秋看上他，也在情理之中。受工作影响，“营业室四害”都没能脱单，傅老师奔走在相亲的道路上，我全力考公志不在此，严帅和小秋这两个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家伙，一个是压根没想法，一个是有这个心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4月面试那天，我相当放松，第一名也是。我抱定上不了的心态，第一名则是觉得自己肯定会上，我们俩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敌对情绪，相聊甚欢，而第三名还在手不释卷。最后出乎意料地，第三名竟然面试全场第一，翻盘了。我由衷地佩服那个姑娘，在明知道笔试落后10分、面试需要大幅反超的情况下，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她不上岸谁上岸。

4

结束面试后，我回行里继续上班，网点主任换成了熊主任，又调来2个女同事。熊主任人挺好，我们都叫他“老熊”。他有时候会钻牛角尖，不过耳根子软，我们说他几句好话，他就乐呵呵地同意我们把排班改成“做五休二”，但很快又迫于支行领导的压力变成“大小周”。

新来的女同事杜若和沈青都是研究生，加上我、小秋、傅老师，一个支行网点有了5个研究生，却都是柜员。几年前，行里开始实施“百人计划”，每年选拔100个工龄在2年以上的年轻员工担任副行长或者相当职务挂职锻炼，美其名曰“给年轻人机会”，实则光明正大地安置关系户，员工们都对此心照不宣。杜若报名了，最终未入选，她虽然来网点时间不长，但是能力有目共睹，自然很失望，说：“我给自己3年时间，如果没什么进步，就辞职。”

那段时间，我和小秋经常下班后一起绕着离单位不远的灵境湖散步，夜幕氤氲了视线，我们俩各怀心事。虽然这点烦恼相较于宇宙万世过于渺小，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重若千斤。

夏天到了，行里的ETC业务光靠坐在银行里等客户上门是很难完成任务的，行里决定去加油站摆摊设点，那里车流量大，好营销。

一开始，老熊轮流带着网点的人去，一圈下来，就把我给固定成了“外出人员”——夏天加油站曝晒，蚊虫还多，我们得穿着长袖长裤，很多人去了一次就不愿意了，只有我随叫随到。在加油站摆摊时，老熊经常和我聊天，我们处得不错，只是他经常在和客户聊天时指着我喊：“这是我们行里的研究生！高材生！”每次听到，我都窘得脚趾抠地，借故离开。

研究生并非高人一等，为了熟悉业务，也确实应该下沉到基层网点锻炼，但网点业务相对流程化，难度不高，本科生或许甘之如饴，研究生就很难甘心囿于这一方天地，纷纷另谋出路。杜若如此，我亦如此。

杜若“百人计划”失意后，转而开始关注各大高校的招聘信息，她打算进高校，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马上读幼儿园的孩子。我们惺惺相惜，经常交换招聘消息，我深知自己不擅长做科研，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公上。

一个大雨滂沱的周日，加油站ETC的业务特别多，我们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8点才收摊。此前我已经连上了6天班，实在太累了，回网点的路上，我向老熊提出明天调休一天或者回柜台上班。

老熊不同意：“你是业务骨干，怎么能请假呢？”

“我今天有点累，就休一天。”

“那不行，没人去了。”

我气呼呼地抱着设备下车：“那我明天就辞职，你找别人去。”

最后，老熊只得答应我第二天休息，因为宿舍的“天”塌了——连夜的暴雨砸开了用胶带糊住的天花板，我在睡梦中被稀里哗啦的声音吵醒，起身查看，半梦半醒中手杵到了坚硬潮湿的石块。我心里发怵，打开灯一看，是天花板的墙皮夹杂着混凝土石块掉在了枕侧，抬头一望，正对着的那块天花板裸露出狰狞的模样，但凡我往旁边翻个身，石头就会砸我脑袋上。

当晚，我抱着枕头缩在墙边，想着没有盼头的工作、毫无质量可言的生活，不禁喟然长叹。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刚住进宿舍来没多久的一个雨夜，天花板就开始漏雨，一开始只漏角落，慢慢地，雨在整个屋内漏得异常均匀，留给我的容身之处所剩无几。后来我习惯了，一到下雨天我就抱着被子去次卧，圆圆在下铺看CPA教材，我在上铺复习考公。房间破旧也好、老鼠成群也罢，我们对生活的抱怨渐渐减少，但这不是麻木，也不是妥协，我们是要憋着一口气为自己奋斗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概是怕我真的辞职，支行给了我一个“ETC先进个人”的奖励，推荐我去市行参加比赛，还打算调整我的岗位。又听闻领导打算让我接对公柜台，可把我吓坏了——现金柜员出不了大岔子，但是对公柜员经手的都是百万甚至过亿的业务，我的差错率和营销业绩一样突出。严帅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带着房产证来上班，办错了一笔业务，你就卖房子垫上吧。”

就算我躲过了这次轮岗，下一次，下下一次呢……以后迟早得接，我实在不想每天在睡梦中还为凭证没盖章而担惊受怕。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更加起早贪黑地复习国考，小秋也被我带动起来决定考公务员。我俩报了省银监会的同一个岗位，岗位招3个人，我们放下豪言：“就看谁这么幸运，可以和我们做同事了。”

5

入秋，ETC业务在我们的连蒙带造假中暂时落下帷幕。网点主任换成了钱主任，一个精明厉害的女领导。国庆前夕是第三季度末，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布置了揽储任务，完成目标的可以休5天，没有完成的只能休3天。她给我定的目标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我索性躺平了，沈青到处找关系完成了业绩目标，可钱主任还是克扣了她的假期，只批了4天假。

钱主任一来，把“大小周”又换成了“做六休一”，还规定我们柜员每天也必须有业绩，没有业绩的，下班后要留下来打50个营销电话。之前安主任整天跑业务没空管，老熊不忍心对我们太严厉，所以我们几个在业绩方面一直处于散养状态，眼见钱主任动起了真格，还要挤占我们那所剩无几的下班时间，我们“营业室四害”迅速联盟备战，以下班时间给客户打电话影响客户休息为由，承诺可以从紧凑的上班时间里挤出半个小时轮流打电话。

此前，中午吃完饭后我们会轮流休息半个小时，前两任主任不大管。现在，钱主任每天中午都会来大堂检查，看到柜台上只有一个窗口，就会猛敲玻璃扯着嗓子让我们出来“上柜”。

“她怎么这么狠，中午不休息，下午很容易办错业务的。”傅老师一边哈欠连天地办业务，一边抱怨。

严帅总结得一针见血：“因为她是领导，她有业绩压力，不狠能怎么办。如果我是领导，说不定我会更狠。”

傅老师压低声音说：“沈青不是要挂职副行长么，你说她当了副行长，会不会也这样？”

我们默然不语——谁能保证自己当了领导后在业绩压力下还能顾得上体恤下属？哪怕自己曾经是羊，当了领导后，也会被逼成狼。

眼见我们一个个神色愀然，傅老师打趣说：“所以我不当领导一定是因为我不想当，我才不想去压迫别人。”

2017年年初，我进了省银监会的面试，这已经是我第7次公务员考试，第4次入围。我知道自己面试容易发挥不好，这次备战就更加积极，复习专业课、每天翻看《人民日报》、了解银保监会出台的最新政策……我一度对这次面试充满信心，前所未有地期待一举上岸借以摆脱银行柜台。

但还是失败了。这次入围，是我在银行承受的压力逼近极限时的救命稻草，可愿望有多美好，失利后就有多失落。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接受现实，整日里过得浑浑噩噩，晚上睡不好，脑子里反复回想当天面试的场景，回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尽力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时候在柜台里办着办着业务就想哭，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蹲在柜台底下哭，哭完后接着起身办业务。

生活还是要继续，而这几次“进面”愈发给了我希望，我彻底断了留在银行的念头。

6

2017年上半年，我又重复上一年的考试流程，参加了家乡和B省的省考。期间，严帅趁着清明节对小秋表白了，一时间在行内传为佳话。

省考出分后，我入围了家乡省考的面试。这次我报考的是“省直”岗位，招1个人，我排第三。我斥资报了一个面试培训班，没有上课时间，就创造时间——我向钱主任提交了辞职申请。行里近些年来离职率居高不下，人力资源部门压力很大，对于辞职的员工是尽量挽留。一番博弈后，我同意暂时不辞职，网点答应给我半个月假去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小有收获，我面试成绩比第一名略高，但是面试总体分差较小，又遗憾落败。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怕再次陷入考银保监会失利的泥潭中——那种满怀希望却灰溜溜“下场”的煎熬，经历过一次就够了。

一切暂时结束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考虑辞职。我对行里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它给了我还算可以的薪水，我舍不得网点的同事和经营了很久的客户，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工作让我身心俱疲，备考季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私人时间，白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办业务，下班后至少复习3小时——两年了，我不想再继续过这种生活。

我没有立马再次提交辞职信，而是花了一段时间收集信息，筹划辞职后的安排，盘算了一下经济状况——积蓄可以支撑一年。接着，我又和上海的小姨、深圳的姐姐深入地聊了聊。她们的职业发展都不错，我一度以她们为榜样。她们并不认为我辞去长辈眼中的国企铁饭碗有什么可惜的。与此同时，我完善简历，开始试探性地投递，想知道自己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决定辞职后安心准备12月的国考，能考上是最好的结果，考不上，我年后就去上海找工作，再继续准备省考。

筹备完，时间划到了7月，我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决心辞职了。一开始她不同意，觉得辞职考公压力更大，而且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把我的“决心”一点点摆给她看，我能进面试，那说明我是有实力的，时间充分，我一定能上岸。妈妈最后不再反对，但要我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后，行里想着法儿地拦，找我谈话，给我妈打电话，各种画饼……劝阻无果，行里可能怕我扰乱军心，遂把我调往另一个比较偏的网点。在新网点，我和网点主任也处得很好，她理解我，并毫不犹豫地答应给我写申请MBA的推荐信——申请MBA是小姨的主意，她在同济大学当MBA项目管理老师，她认为这样能帮助我拓展人脉。

我利用休息时间去上海参加了一些企业的面试，回来后，辞职报告才终于提到市行，后续还有很多流程要办理。新网点主任没有给我太多的工作，闲了下来，我胡思乱想的时间也更多了。原本我以为辞职了会很开心，可是更焦虑了——在上海的面试情况并不理想，我本硕都是双非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做了两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柜台工作，没有什么优势。我不能再进银行，之前的诸多准备，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我又回到了考银保监会失利后的浑噩，甚至更糟。可在人前，我必须装得若无其事，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消沉落魄，我不想他们提到我时说：看，她就是那个一意孤行裸辞的人，现在也没有工作，过得也不如意。

虚荣也好，自尊心强也罢，我压力重重，不敢给妈妈打电话，不主动联系其他任何人。回看那段时间的朋友圈，一片岁月静好，白天我如常工作，和同事谈笑风生，下班后回到宿舍就把自己往房间里一塞，再也不出来——为什么我努力了这么久还是这么糟糕的结果？我会“上岸”吗？我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难受到极点时，我用指甲狠狠地掐另一手的手臂，甚至用剪刀划伤自己，看着鲜血细细密密地从伤口渗出，疼痛的快感让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我清楚知道平静后面藏着蠢蠢欲动的怪兽，伺机要把我碾碎撕裂。

我想到爸爸——如果他还在，我的生活会怎样？我可能还是一个“废柴”，家里帮我安排好工作，准备好房子车子，我会陪在他们身边过简单的生活。

爸爸去世7年了，我也努力了7年，但我依然没成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7

我的状况，好朋友舒雅看在眼里，约我一起去泰国。我想想答应了，我们分工明确，她订机票，我做攻略。早在研究生时，我就背包走遍了东南亚，哪怕进银行后工作忙碌，我也会东拼西凑出假期出国旅游。

可这次旅行，我发现自己完全提不起兴致，我没办法把注意力集中，依然挣脱不开辞职后的焦虑，对未来惶恐，害怕过得没有现在好。好几次，我试着打起精神做攻略或者做一些平时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开心，我只想躲起来。我对舒雅说：抱歉，我想放鸽子了，我现在真的不想出去玩、我不想做攻略、我不行。

舒雅“蛮横”地拒绝了我，她说，你不想做攻略，我来做，但是你必须跟我出去。我深知她说一不二的脾气，便妥协了。

我俩在泰国玩了一周，舒雅知道我情绪不高，千方百计地带我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我们去了曼谷著名的四面佛，我本身没有什么信仰，但还是很虔诚地许下了心愿。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舒雅，有时候会一个人出去走走。

我在清迈古城内溜达，看到一家青旅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一行字“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人生这么短，是啊，有啥好担心呢，不就是怕以后找不到好工作或者考不上公务员吗？还没辞职呢，就被困难吓倒了。我想起2016年和我一同“进面”的第三名的那个姑娘，突然就有了勇气——我要像她一样拼到最后。

此刻，压在我心头已久的阴霾慢慢散开，我开始放下焦虑，尽情地和舒雅享受剩下的假期。

回到家乡省会后，我把所有的章盖完，提交了离职审批单。走出市行，靠在马路边的栏杆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2017.10.10”，那天没出太阳，也没有阴沉的乌云，恰合我的心情，没有盲目乐观，也没有杞人忧天。马路上的人来车往，我问自己：后悔吗？心底有个声音清晰地说：不后悔，未来是好是坏我都会承担。

考公期间，周围有人劝我放低目标，不要死磕省直单位，竞争太激烈，让我先考个基层岗位，“上岸”再说。可3次进入省直单位面试，让我进退维谷——省直单位就像树上的果子，起先我以为只能远远望着它，但我发现跳起来能够到，只是摘不下来。

我是该再一次跳起来尝试，还是去采摘其他果子？思前想后，我还是把省直单位当成我的目标，我只管努力，剩下的看运气。当年的国考岗位有限，我索性报了部委。

我在宿舍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这次时间充裕，我索性从头系统性地学习，每天过得规律而充实，早起出门跑步买菜，回来进行一天的复习。无聊了，就去宿舍对面的湖边晒太阳，等室友下班，和她们聊一会儿再投入学习。或是心中目标笃定，或是“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的力量，我的状态渐入佳境，再也没有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

2017年最后2个月，我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公务员的招录考试，国考考完后我马上回到老家，因为第二天是爸爸的忌日。看过爸爸之后，我和妈妈一起去吃火锅，她没问我考得怎么样，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说自己办好了柬埔寨和缅甸的电子签证，打算MBA考试后就出去旅游1个月。

妈妈很支持，我们聊得很开心，很久都没那么轻松自在了。吃饭间隙，我收到朋友的微信说“人行出成绩了”。因为人行有专业课，我没有花时间准备，本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查完分数后，我对妈妈说，自己出去旅游的时间要延后了。

人行面试结束后，我回省会和朋友们开开心心地聚了几天，告诉她们我年后去上海，她们起哄说“不混出个样子就别回来了”，却又在酒过三巡后伤感地搂着我，说“想回来随时回来”。从2007年到2017年，我在这里恋爱、学习、工作、成长，现在，我要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来，亦不知道会以怎样的姿态回来。

告别后，我背着包飞往金边，在仰光去蒲甘的夜班车上，我查到了国考成绩，看到分数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进面”了，那是我有史以来的笔试最高分。我把回国的时间提前，轻松地度过未尽的旅程。

8

2018年2月去北京面试完，我把东西打包去了上海。我暂住在小姨另外一套闲置的房子里，房间大小合宜，阳光舒舒坦坦地洒在飘窗上。我精心布置了一番，宣告新生活的开始。我捡了一只小奶狗回家，取名“土豆”，有了它，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斗。

人行和国考面试均落空，但我没太在意，打起精神开始投简历。困难如期而至，我一直没想清楚未来工作的方向，做财务，企业一般要求有经验；做数据分析，我没有理工背景；最后，我打算先做金融咨询。

我通过了一家业内还不错的咨询公司的初面，二面需要做一个PPT并进行陈述。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二面，直做到B省省考前一天，还在纠结要不要为此放弃考试——我报了B省省直强势单位，报考人数众多，而我想先缓一缓，冲刺家乡省考。

最终，我决定还是去试试。为了省钱，我坐绿皮火车从上海去了B省省会，在市中心找了一家青旅。一路上，我都在做PPT，到了青旅还在做。考完，我就麻溜地回了上海，这已经是我第4次参加B省省考，熟门熟路了。

回到上海，我通过了咨询公司的二面，终面我和合伙人聊得不错，最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岗位出差很多，你已经28岁了，怎么平衡个人问题与职业发展？

尽管我一再表示短时间内不会考虑个人问题，且对目标岗位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但合伙人犹豫了很久后才加了我微信，之后便没了下文。后来我也陆陆续续拿到过一些Offer，但因为我没办法提供离职证明而不了了之——打电话回银行，得到的答案永远是“等”。

虽然不需要负担房租，但是半年坐吃山空，压力让我还是选择入职了一家私企，月薪6000块，没签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我还趁着出差回家乡考了省考。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意外入围了“考着玩”的B省省考面试，招三排四。面试后，我的综合分数仍旧排在第四，没能进入体检，上半年的努力颗粒无收。乌云又要压到心头时，我拼命给自己打气，经常参加活动和展览，认识不同行业的年轻人，舒雅也来上海看我。

一天，我正在上班，意外接到一个B省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报考的岗位有人放弃录用，问我愿不愿意递补。我求之不得，递补流程进行得飞快，第二天我就去B省体检，体检通过后，很快进行了政审。

2018年7月我生日前一晚，晚上7点，我看到了拟录用的公示，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是我收到的最完美的生日礼物。一切发生得不可思议，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不知路在何方的无业游民，到在上海拿着6000元工资勉强度日的沪漂，最后上岸B省省直单位的公务员。

在面试中，我曾被问到“你觉得能力和机遇哪个重要”，我说能力，因为抓住机遇也是一种能力。

4年13次考公，换取了一次上岸的机遇。

尾声

2018年10月，我来到新单位报到。一开始，我甚至有些不习惯下午6点下班、休息时间没有工作电话的生活。长期保持学习状态，我对新业务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也很顺利。

去年，处里来了一位新同事，也是工作几年后考进来的。有段时间我们连续加班，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累的一份工作。我忍不住笑了，这是我做过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的工作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降低了我对生活的阈值，提高了我对快乐的感知能力。

今年是我在B省工作的第5个年头，我买了房，把妈妈接了过来，遇到现在的老公。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由衷的满足。

傅老师和严帅留在了网点，傅老师结婚生女，现在在参加教师招聘的考试；严帅当上了主管，以他的性格，待在行里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小秋辞职去了一家国企，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2020年，小秋和严帅领证，因为疫情，我现在都还没喝上他们的喜酒。杜若在我辞职后不久应聘进高校，现在已经生了二胎。

有机会，我还想回城投区看看，看看人满为患的支行、已经成为危房的宿舍、曾经寄存心事的灵境湖。生而为人，未来会遇到很多机遇、意外、挑战和困难，没关系，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

（文中地名、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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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城，没什么她不能将就

1

2021年11月，我意外接到了兰心打来的电话：“鄙人参加省厅的培训，有半天空闲，想到贵馆参观学习，望请做好接待工作。”

这口气既官方又俏皮，很符合兰心的性格。她是我高中的同学，当年下晚自习已接近22点，班上顺路的一批人便结伴而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她也是小团体里的一员。每天，我们七八个人在放学路上嬉笑打闹，偶尔也会拌个嘴，兰心心眼好，从来没跟人红过脸，跟谁都是和和气气的。

老同学都主动开口约见面了，我自然无法拒绝，只能连声答应，还表示会安排好宴请。兰心笑道：“不用你说，当年你‘上岸’后一直说要请客，就是逮不到你，这下得加倍补回来。”

我打趣回应：“你可是考上公务员了，比我这个事业编强多了，你更应该请我。”

她像是有一肚子的委屈，连忙辩白：“有啥好的，乡镇的公务员，烦死了，我想调到县城里去。”

有些话在电话里不方便细说，我们就约好见面详谈。

那天，我带兰心在我们博物馆里逛了一圈，她又恢复了读书时的那种笑嘻嘻的状态，没了以前见面时的那种忧伤。她入职两个月了，已经很适应乡镇公务员的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了。她说在报名之前，很多人劝她不要报乡镇的岗位，讲在那里是如何辛苦、如何累，“可我哪有得选啊？‘三不限’的岗位都在基层，我能去乡镇已经不错了，我有个朋友只能去旮旯里看水电站……”

我知道其实兰心这次的考公成绩很好，进县政府都绰绰有余，只可惜一个专科文凭限制住了她。这也是她最不满、最遗憾的事——高考那年，兰心的成绩刚过本科线几分，班主任说她可以走个三本，她说行，可家里的亲戚却劝她选专科。兰心这人耳根子软，没什么主见，平时无论别人提什么建议她都说好。班主任曾给她评语，让她遇事多想想，别人云亦云，要多为自己谋划，可在这件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大事上，她依然没坚持。

从专科毕业后，兰心拿到了苏州一家外企的offer，但父母一个不许，她就又老老实实回到县城，依靠家里的关系，进了图书馆当合同工。在这种单位，合同工与在编人员的待遇差别很大，除了薪资，还有许多方面会被区别对待，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兰心虽然略微不爽，但也没有往心里去——她家不缺钱，用她话说就是，“有父母罩着，吃喝不愁，干嘛活得那么累？”

那一段时间，兰心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无聊，看别人考研，她心动，看别人考公，她也买书，可真要问起她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回答就是一句“无所谓”。如果不出意外，她会在图书馆里干到老，但因为一件小事，她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

县图书馆的地下停车场位置有限，领导就规定只有在编人员可以停车，其他人只能停到很远的广场去。有次下大雨，兰心身体不适又没带伞，就想把车开到地下车库临时停一下，可单位的保安大爷说什么都不让她进，最后还脱口而出：“地下只能干部停，临时工一律停在外面，你怎么不懂自己的身份？”看着身旁车进车出，兰心当场就哭了。她从小在父母的宠溺下长大，哪受过这种屈辱？之后她把车开到很远的停车场，又冒雨跑回办公室，当晚就病了。

她向父母倾诉委屈，父母不仅没有安慰她，反而说：“规定就是规定，谁让你自己不努力没考进去呢？”兰心这下受了刺激，下决心一定要“上岸”。之后，她白天一空下来就拿卷子刷题、背申论，晚上回家还像高三一样给自己加晚自习。

可数年考下来，她始终名落孙山——不是成绩不好，而是由于她的专科学历，只能报考一些“三不限”岗位。这种岗位报考的人数多，竞争激烈，基本都是“百里挑一”，分数卷得厉害。

2

兰心日渐焦虑，心态失衡，她羡慕那些名校毕业生，又痛恨自己当年没听班主任的话。就在她像个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的时候，有人跟她讲：“女生不一定要考得好，嫁得好也是一条出路。”

工作之后，兰心身边确实有不少热心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长相甜美，说话温柔，父母是双职工，家庭小有资产，又在图书馆工作，对外说也有面子，无论哪一项都算是拿得出手的。一开始，兰心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毕竟她有男朋友，校园爱情让两人的感情基础还算牢固，只是男友毕业后在工地上班，两人聚少离多。

旁人劝兰心要现实，渐渐地，她也有些动摇，曾多次问我们这些老朋友：“有个别人介绍的公务员，十分优秀，我要不要见一下？”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其实当她询问的时候，心里就有了答案。

后来，兰心果然去见了那些学历、谈吐、眼界都远超她男友的“体制内精英”，她的心彻底不安分了。再加上她屡试不中，压力很大，对男友也充满了嫌弃。她抱怨男友不上进，连个带编制的正式工作都没有，跟他在一起看不见未来。于是，两人分手成了必然。兰心告诉我们：“他给不了我稳定的生活，分开对他也是解脱。”

“稳定”成了兰心反复强调的一个词。

她择偶标准的第一条就是要求男方是公务员，还要长得过去、学历硬。同时拥有这几项条件的男生在小县城里实属凤毛麟角，即使见了面，对方一听兰心只有专科学历，还是合同工，就没了下文。后来，兰心放宽了选择范围，教师、医生，只要有正式工作的都行。但她转了好几圈，把年龄都熬大了，还是单身。

不知不觉，兰心过了27岁这条县城里的“大龄分割线”，之后接触到的男性，“质量”开始直线下降，甚至有人把离异带娃的男人都介绍给她。这让兰心挫折感顿生，洒脱爱笑的性格也有了改变。她常对朋友们批判相亲的现实：“身份有那么重要吗？不是应该多谈谈感情吗？想不到嫁个好老公还这么卷啊！”

兰心把相亲不顺全归咎于自己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于是更加发奋学习，不停刷题，终于在备考的第八年成功“上岸”，成了一名乡镇的公务员。在确定被录取的那一天，兰心罕见地在朋友圈发了一篇长文，诉说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过去曾受了多少委屈，家里人多为她操心，现在自己终于可以抬头看天了……

那些文字让我看得头皮发麻，感觉兰心像是奴隶翻身做了主人，好像考不上公务员，她就是不忠不孝的大恶人了。但仔细一想，又可以理解——在小县城里，一个女孩没有早早结婚生子，而是孤注一掷地考公8年，这宝押得确实容不得任何闪失。

3

转完博物馆那天晚上，我请兰心吃饭，又喊来高中的伙伴小雅作陪，三人聊过去的事，很是开心。不知不觉，话题就转到了兰心身上，我们感慨她努力这么多年终于得偿所愿真是不容易。兰心先是高兴，后又愁云惨淡：“考上了是好事，但是乡镇真不适合女生，对女生太不友好了。”

兰心入职时正赶上疫情反复，她在乡镇干了不到1个月就瘦了5斤。报到当天，她就被拉去执勤，穿着防护服在卡口查验各种“码”。回到办公室，她又要统计往来人员的各种信息，此外还要值班守电话，镇上要是发现一个病例，就别想歇着。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候，她和同事还要去隔离酒店服务，不仅受累，还要面对各种刁难。

等疫情平缓了，基层又迎来了各种检查：卫生防疫、环境保护、法治宣传……更不用提，每人还对接着贫困户，总之“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镇上的公务员就那么几个，谁也跑不掉，有时周末能休息一天就算是好的了。

那段时间，兰心每天晚上要干到8、9点才能下班，开车回家得1个小时起步。虽然乡政府有食堂和宿舍，但条件摆在那里，兰心宁愿花钱在镇上租个单间住，吃外卖，“每个月的工资全用在吃喝和交通上了”。

兰心说自己不怕累，关键是怕一眼看到头，没有前途。她报考的岗位有5年服务期，按规定，签约之后，5年之内不能有任何调动、借调、遴选等行为，同时也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招考。可是，跟兰心同批考上乡镇公务员的一个姑娘在培训结束后就直接被县机关留下了，理由是需要一个学中文的高材生帮忙写材料。

“她凭啥，不就是学历比我硬嘛，我这几年在图书馆也不是白混的，真要比写东西，我不比她差，还不是她家里有关系……”兰心一边诉说着不公，一边又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特殊待遇，她把自家亲戚数了个半天，发现能帮上忙的一个都没有。

这时，她想起旁人说的一句话：“女生最大的优势其实是自己，嫁得好，一样能调走。”

我和小雅都很好奇，兰心“上岸”以后，给她介绍的对象人会变多吗？没想到一问，兰心的眼睛里顿时就有了光。“哈哈，忘了跟你们讲了，我有对象了。”她的下巴高高翘起，眉飞色舞的，“我对象是人大毕业的，是县委里的公务员。”

兰心从图书馆离职的时候，办公室的一位阿姨请她吃饭，顺便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她认识，两人逐渐接触，最后确定了恋爱关系。兰心不住地描述自己的男友有多优秀，小雅突然打断了她：“不对，你说的这个阿姨，是不是以前经常给你介绍对象的那个？”

兰心点了点头，心直口快的小雅立刻脱口而出：“你不是说她之前给你介绍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还让你认清自己的条件、说教你，让你烦的要命？怎么你一考上公务员，她就立刻把自己儿子介绍给你，早干嘛去了？这也太势利了吧！”

兰心脸红了：“哎呀，这事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有自己的考虑嘛。谁不想自己孩子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我看气氛不对，赶紧打圆场：“只要互相喜欢就行，我们举杯庆祝兰心双喜临门吧。”

兰心又换上了笑脸，开始讲男友家的条件多好、男友多受领导重视、男友父母已经答应找关系把她调回县里了……尤其是调回县里这件事，她来来回回讲了好几遍，最后我听不下去了，就借口太晚了，结束了这次氛围古怪的聚餐。

与兰心分别后，我提醒小雅以后说话得注意，不要想啥就说啥：“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半大的孩子了，兰心又很敏感，这次她明显是来炫耀的，我们听着恭维就行。”

小雅却摇头：“你不觉得兰心变得很功利了吗？她开口闭口就是‘身份’、‘背景’，就没提过一句对男朋友的感情，甚至连人品评价都没有。作为好朋友，我才想劝她想清楚，毕竟是终身大事。我有个预感，用不了多久，兰心就会结婚。”

我说小雅想多了，他俩认识才多久，这才哪儿到哪儿。

可小雅还是摇头：“我看兰心这是迷了眼，心里替她着急啊！”

4

事实证明，女生的直觉很准。2022年元旦一过，兰心就在朋友圈晒出了红彤彤的结婚证，我算了一下，她跟丈夫认识还不到半年，确定恋爱关系也才3个月。

小雅也看到了这条朋友圈，她给我发消息：“我说对了吧。”

我连忙称是，小雅说：“你是不知道县城大龄青年的压力。”

小雅曾在县里工作过几年，比我更了解那里的环境。她说县里的女生快30岁了还不结婚就会被贴上各种标签，尤其是体制内的女生，面对的流言蜚语更多。而兰心一心想早点调回县里，肯定更着急把自己嫁出去，找个好婆家当靠山。

说完，小雅又问我：“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兰心是有名的‘三连’，就算喝杯奶茶也要在朋友圈、QQ空间、微博连发3遍，以前谈恋爱恨不得满屏都是秀恩爱，现在谈恋爱却连个响都没有。领证这么大的事，终于发了朋友圈，可还把老公的照片给隐去了，这不像她的风格啊。”

我们这帮老朋友都知道，兰心是“外貌协会”的资深会员，对另一半的长相有很高的要求。以前她经常说“自己宁愿饿死，也不能被（男方的长相）恶心死”，“工作可以找，长得丑是一辈子的事”之类的话，前几年就因为外貌不达标，还拒绝过一些条件很硬实的追求者。

我顺嘴接道：“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长得嘛——”说到这儿，我很快意识自己说错了话，于是赶紧找补：“也有可能是人家工作不方便露面，毕竟是在机关里做事的嘛！”

整整一年，因为疫情持续反复，兰心的婚礼时间一推再推，终于在2023年春节前夕找了个工作日把婚礼给办了。当天我没假，就把份子钱转给了兰心，并送上了祝福。等到晚上刷朋友圈时，我才发现我妈也去参加了一个婚礼——定眼一瞧，新娘不就是兰心嘛！

我赶紧给我妈打电话，问婚礼的情况，她说：“哦，新郎是你陈姨的儿子大成啊。”

陈姨是我妈的老同事，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人很有能力，是单位的骨干，后来被调到县图书馆去了。她老公在县里分管食品安全工作，也受领导重用。

与事业成功相比，更让陈姨感到骄傲的是她的独生子大成。大成性格内向，话少，见人也不爱打招呼，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我们那儿出了名的“别人家的孩子”，平时考试他没进年级前10，就是发挥失常，当年中考成绩还没出，他就被市一中的尖子班给“预订”了。

在陈姨眼里，儿子虽然优秀，但也不能让人完全放心——大成从小特爱看动画片，就算到了高中，放假回家也会关起门来看，还收集了一大堆漫画和玩具。在家长眼里，这些都是影响学习的玩意，于是陈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大成的收藏拿出去送人。我就曾收到过一整套《数码宝贝》的漫画，大成哥知道漫画在我这儿，又偷偷要了回去，后来陈姨发现了，就当着他的面把那些书全烧了。

在陈姨的严格管教之下，大成的考试分数果然更高了，但人也变得更不爱说话了。高考成绩出来，他纠结是去清华还是北大，为了保险起见，陈姨最后帮他选了人大，学法学，“这个专业将来进机关实用”。

3年后，我也考上了大学，去大城市求学后，老家的人事变化似乎都与我无关了。不说老同学，就连自家亲戚的儿女是干啥的我都不知道，每次回老家我都会被老人一顿教育。

大二那年，我妈跟我讲，大成考上了县里的公务员。我当时还很奇怪，他从名牌大学毕业，怎么就甘心回老家这么一个小地方窝着呢？我妈教育我：“靠近家里多好，有人照应着，吃喝有保障。而且他爸妈认识那么多人，又是名校毕业，将来升迁肯定不愁。”

5

2023年春节，我提前两天回了老家，我妈让我开车拉她去单位领米和油。路上，我妈突然想起陈姨的身体最近不大好，就让我捎带着把她的那份也领了，送去她家。

我们到了陈姨家，才知道她刚出院，整个人面容憔悴，精神头很差。看到我，陈姨很高兴，拿出各种零食招待我，还夸我妈有福气，夸我在大城市安了家。

说完这些，陈姨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家大成，就是我把他照顾得太好了，弄得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早知道这样，当年就应该把他扔到外面锻炼几年。”

我妈反过来安慰她：“在外面也不好混，我家这个都那么大了也不找对象。看看你家大成，都结婚了，夫妻俩都是公务员，孩子再一要，你将来就等着享福吧。”

陈姨脸上却没啥欣喜的感觉，而是接连叹气，氛围就冷了下来。

这时，门外传来钥匙声——大成回来了。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了，以前的大成哥是面色清秀，招人喜欢的乖少年，而现在，他看起来就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大叔。寸头使得他退后的发际线更明显了，双下巴都挡住脖子了，虽然穿着宽大的羽绒服，但也掩饰不住他臃肿的身材。

大成看见我们，并没有打招呼，只点了点头就进屋了。陈姨感觉丢面子，便皱着眉头说：“你说，他这么大人了，也不会招呼人，哎！”接着，屋里传来动画片的声音，我一听，《名侦探柯南》。

陈姨气得站起，冲进屋里，大声呵斥：“跟你说多少回了，声音不要开那么大，对听力不好！没看到家里来客人了嘛？懂点礼貌。实在不行，你戴上耳机也行啊！”

大成屋里安静了下来，陈姨一脸怒容，一步一顿地扶墙走出来，看来刚才发的那顿发火消耗了她太多的力气。她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了，继续对我妈抱怨：“老妹，你也看到了，他回到家啥也不干，就是看动画片。这么大的人了，还玩啥手办，整了两大柜子都装不下，宝贝得不行，谁也不让碰。他也不跟同事交际，本来有个领导想让他当秘书，他死活不去。安排他去乡下挂职吧，待了没几天就说肺不好要回来。你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回来就能提，可他死活就是不通性！工作多少年了，还是原地踏步，我真是没法说了。”

说着说着，陈姨就开始抹眼泪，我妈赶忙劝慰：“仕途哪有那么好走，结个婚要个孩子，安安稳稳的就行了。”

没想到，陈姨更生气了：“他结婚还不如不结。他天天在家里玩，要不是我催，现在还打光棍呢。还有我那个儿媳妇，当年我就是拉着她一起吃个饭，谁知道她那么有心找我儿子。”

我这才感觉到，好像兰心和大成的恋爱，并不是像兰心说的那样。

在陈姨看来，大成和兰心结识，完全是她的无心之举促成的——那天她请离职的兰心吃饭，又怕大成一个人在家饿着，就把他给带上了。没想到兰心那么主动，在饭桌上积极地加了大成的微信。

陈姨跟我妈说，大成自参加工作以后，给他介绍对象的人都挤破了大门，那些女孩的身家、背景、样貌、学历样样都好，其中还不乏县领导的女儿。可大成一律消极应对，不拒绝也不主动，往往见了一次就没了下文。“冷处理”的次数多了，就得罪了一些人，也落下了不好的名声。小县城的圈子就那么大，大家说啥的都有，长此以往，就再也没人给他介绍对象了。

大成的年纪越来越大，正在陈姨愁得头发都白了的时候，他竟然自由恋爱了。可是，看到被领回家的姑娘是兰心时，陈姨觉得自己像是挨了一记闷棍。她不是讨厌兰心，只是怀疑她动机不纯：“以前我给她介绍过对象，可她眼睛太高了，一门心思就想找个公务员。我家大成又是死心眼，怕被她欺负了。”

虽然陈姨有所顾虑，但她期望大成赶紧结婚的心情还是压倒了一切，再加上兰心也是公务员了，两人算是般配，她就默认他们继续交往了。但恋爱没多久，兰心就经常在他们两口子面前提想从乡镇调回县里的事：“妹子，你看我这儿媳多有心计，她看中我儿子，就是看中了他在组织部工作。但你也知道，现在管得那么严，调回来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两口子又都退休了，老脸谁看啊。”

陈姨一直说调动得慢慢来，可结了婚，这事儿也没有着落。兰心问起，陈姨就劝她不要急，可以先要个孩子：“谁知道她立马给我甩脸子，说什么‘调不回来就别要孩子’——这孩子是给我要的啊？大成也不管他媳妇，准备好的新房两个人都不住，各回各家，你说这结了啥婚？我住院，想让儿媳妇照顾大成一下，她居然说镇里太忙，她再忙还能忙过县长、市长去？”

陈姨越说越激动，气越喘越粗，我妈见状，赶紧扶她去床上休息，然后我们就告辞了。这期间，大成连一次房门都没出。

回去的路上，我实在想不通：兰心跟大成哪里合适了，难道她真是为了进城才选择大成的吗？

6

春节过完，在外工作的人就要准备返程了，兰心突然给我发来消息，说她组织了高中的小伙伴们一起吃个饭。

在基层干了一段时间，兰心大变样，以前她举止淑雅，现在十分豪放，喝酒也不怯场了，劝酒词一套一套的，让人不喝都不行。我们都说兰心“变坏”了，她却坦然地说：“我跟你们这些大地方的人不一样，不靠饭局联络感情，以后咋调回县里呢？”

小雅说：“有你老公啊，他家不是挺有背景的嘛。”

“别提这个，提他我就来气！”兰心说，自己之所以答应结婚，是因为婆婆打了包票，说调动的事包在她身上。可结了婚，婆婆就对自己的事一点也不上心了，她跟丈夫提了好多回，让他去跟他爸妈讲，丈夫先是敷衍，最后被逼急了就说：“谁答应你的，你就去找谁。”

兰心被噎得够呛，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婆婆，谁知婆婆忘了当初的承诺，只提生孩子的事，“难道还怕我调回来跑了不成，要个孩子做抵押？”

就这样，婆媳二人闹得不欢而散。

我也看明白了：在陈姨眼里，兰心嫁给大成是有目的的，没达到目的她就以“不生孩子”作为要挟；而在兰心看来，婆婆一直都在骗自己，把“调回县里”当作诱饵，让自己结婚、生孩子。我想，她们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只是看对谁有利罢了。

玩了一会儿，兰心就要提前退场。她说自己要去“赶二场”：“我们乡长春节后要高升，据说是去县组织部，我好不容易才约到了，得赶过去搞搞关系。”

我看兰心是开车来的，就让她找个代驾，可春节期间代驾又少又贵，一个朋友就提议让她老公来接，“也让我们见见”。兰心面露难色，最后还是打了一个电话，她语气急躁，明显是大成不乐意。

十几分钟后，大成还是来了，他穿着那种加厚的居家毛绒睡衣，见到兰心就一句话：“钥匙，我在车里等你。”说完，他扭头就走，我们一帮人十分尴尬了。

兰心掉了面子，指着大成的背影骂：“你说，就他这种情商，我怎么指望他？我去吃饭又不是单为了我自己，他的事我也操心啊。婆婆还说是我不要孩子，我试了，可他对游戏的兴趣比我大，我看他那身肥肉就辣眼睛，我们就像是躺在菜板上的两块肉，例行公事罢了。”

桌上的气氛顿时冷了，小雅赶紧制止兰心继续说下去，兰心深叹了一口气，一口闷了小半杯白酒，扭头朝外走了。

兰心走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人讲：“兰心老公别看是名校毕业，但是啥都不会，吃喝在父母家里，是有名的‘宅男’，都快成废物的代表了。”有人说，他这是典型的“高分低能”。

我说：“每个人的活法不同，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只要没干扰到别人，管他干嘛呢？”

小雅则反驳我：“他作为丈夫，既然结婚了，就要承担起责任，天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算什么男人！”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我听着也觉得有道理，也不再言语了。

小雅和兰心走得比较近，后来，她告诉了我一些事情：

在跟大成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兰心真的相了不少次亲。从入围公示那天起，她身边就围了一堆来道喜的人，其中有不少是来给她介绍优质对象的。想起之前的遭遇，兰心对这些媒人有些鄙夷，但她并不排斥相亲，甚至还有些欣喜，毕竟她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她幻想自己考公“上岸”后就能遇到“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一开始，兰心的心气儿还是很高，想找好看、贴心、浪漫的体制内优质男青年。但在小县城里，符合这些条件的“优质男性”少得可怜，即便有，那也基本不流通。兰心的年纪不小了，一些名校毕业的相亲对象觉得她学历差，态度上就有些轻视，还有很多人一听她说在乡镇工作，就先摇起了头。

情场连连受挫，让兰心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相亲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资源置换。虽然她考上了公务员，但依然很难找到幻想中的对象。

兰心有些丧气，她对小雅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大家都很现实，干脆就把条件摆到桌面上聊，而大成是唯一没有跟我提这些的。当然，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什么都不关心、不在意。”

7

大家恢复了忙碌的生活，兰心的朋友圈很热闹，经常发布各种工作活动的照片。可没几天，我突然发现兰心的朋友圈清空了，我以为她把我屏蔽了，问了小雅，她说她也看不到了。

没几天，兰心又联系我：“听你说过，有个公务员考来你们单位，他咋考的？”

我说：“你又动了啥心思，待在家里不好嘛？”

“我真是在乡镇待够了，指望调回县里是不大可能了，我想像小雅一样走出去，我马上35岁了，机会不多了。”

我帮兰心打听了一下，情况不容乐观——因为她当时报考的岗位有5年的服务期，想考走是不可能的，一旦辞职就是毁约，会计入档案，那她以后就别想再进体制了。

我把实情告诉兰心，她显得很焦虑：“5年，5年，我才干了不到2年，以后真要在这个破地方耗死吗？”

我让兰心讲话要注意，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她气不打一处来：“你跟小雅一样，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倒是考到大城市的机关里去了，是不了解我的工作有多难。就应该让你们下来锻炼锻炼，大家互相交流，哪能把人困在这里那么久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弱的兰心成了祥林嫂，她又开始后悔当年没读本科、不该那么着急结婚，找的男人和婆家都靠不住……可是据我了解，陈姨夫妇其实一直在为兰心的工作操心，他们退休了，人微言轻，虽然花费不少，但没什么效果。这些事，他们又不好跟兰心明说。

春节后，陈姨的病情恶化了，切除一个肾。她照顾自己都勉强，更别说照顾大成了。她迫切地希望兰心跟大成住回他们的新房，好好过日子，那样大成回家还能有口热饭吃。可兰心还是那句话：“不调回来，就别提什么一起住，我没时间来回跑。我自己爹妈还照顾不过来呢，谁父母，谁伺候。”

经历了这些事，大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他不再沉迷于玩乐，也开始学着照顾母亲。陈姨躺在病床上哀叹自己走了眼、看错了人，但见儿子慢慢担起了责任，她又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管不了那么多，过日子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我安排不了。”

前段时间，兰心主动联系我，问省城哪家医院靠谱，说她想调养一下身体，准备要孩子。我以为她和大成的关系缓和了，她却不接话茬，只说自己身体不好，想休息一下：“有了孩子，我就可以请假保胎了。在乡下拼死拼活干了两年，也算是对得起这份工作了。”

她又说，自己最近在反思，是不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她现在的生活已经超越了很多人，应该知足：“我当时也是迷了眼，把过日子想得太简单了。无论怎么样，路是我自己选的，婚结了就结了，日子咋过不是过？”

她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我们单位的二把手也是相亲闪婚的，她老公在外地，两人何止是周末夫妻，能做月、季夫妻就不错了。她天天骂老公帮不上忙，日子不也一样过？将来我也不指望婆家，自己有工资，加上我爸妈给的，我能养活孩子。”

兰心似乎有些认命了，她觉得大成不求上进也没啥不好，起码过日子放心：“过日子嘛，安稳就行。”就如同乡镇的工作一样，她对自己的婚姻不甚满意，但又舍不得放弃。

她和大成都是独生子女，对于未来的规划，难得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生两个孩子：“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两头婚’嘛，各回各家，我觉得挺好的。他爸妈需要他照顾，我爸妈也乐意我天天回家，以后孩子一家一个，也公平。”

兰心像是真的想开了，又像是在安慰自己。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只能祝福她前途光明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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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的父子往事

1

大学毕业第二年，岳晓军就买了自己的第一台车。

那是辆老款捷达，比他小十五岁，被洗得一尘不染，连轮毂都在盛夏正午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车身棱角分明，白色锃亮的油漆就像少女雪白的肌肤，处处都透着严谨细致的普鲁士工业美学。

几乎没有砍价，岳晓军就用他爷爷的退休金去把车过了户，然后直接从车管所把车开到我家楼下。隔着老远，我就能听出这车有问题——排气筒冒出来的都是黑烟，发动机传出令人不安的嘶鸣，连着整个车身都一颤一颤的，像是辆饱经战争的八手坦克。

“你这车是烧煤的吧？”我把前盖打开，拔出机油尺，很明显，发动机烧机油，大概率出过严重事故，“车多少钱收的？”

岳晓军却很高兴：“原车主是个农村汉子，知道我买车是为了接爷爷，还给我便宜了五千块，包过户，两万，咋样？”

这破车市场上最多卖一万，不过事已至此，我也不想打击他：“你悠着点开，问题不大。”岳晓军依旧没理解我的意思，从后备厢搬出提前准备好的火锅食材和白酒，要“贺车”——作为内蒙人，任何事儿都可以成为喝酒的理由。

我问，你爷爷呢？他说，没事儿，把门反锁了，提前准备了饭，只要中午我爸把饭放微波炉里一打，拿出来就能吃，完事安排老爷子午睡，啥都不耽误。

那一年，岳晓军的爷爷快九十了，自从患上老年痴呆，老爷子的离休工资卡就由岳晓军“保管”。以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来判断，谁花了老人的钱，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于是一家大爷姑姑们理所当然地将照料老人的任务分配到岳晓军身上。

听完岳晓军的话，我更担心了——他亲爹岳晋河那副小身板，健康程度堪忧，连照顾自己都够呛，性格却极其火爆，常和已经老年痴呆的父亲吵架，火气上来就敢把老人扔在屋里不管不顾，自己跑到外边喝酒。岳晓军竟委派自己那不靠谱的亲爹来照顾爷爷？

“呃……我爸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应该没啥事。”很明显岳晓军说这话也没底气：“咱俩快点吃，我就不喝酒了，完事儿早点回去。”

酒瓶启开，四子王旗羊肉的香气散发出来，岳晓军的立场很快从“不喝酒”变成“待会儿找个代驾”。他的酒量并不算好，刚喝了不到半斤舌头就大了，话也跟着多了——先是说自己上个大学有多困难，贷了八万块的助学贷，四年都是馒头就咸菜，连个肉星子都没见过，学校里的女生也从没正眼瞧过自己；又絮叨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混了个本科毕业证，跟富二代同学合伙开了个“建筑设计工作室”，同学出钱，自己出人，每天被使唤得像狗一样——总之一句话，早知道自己的学术生涯屁用没有，当初还不如老老实实去学门技术。

我损他：“主要是你是个三本美术生，人家清华美院的艺术人才肯定过得比你舒服。”

岳晓军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苦笑说自己学美术虽是半道出身，但现在好歹算个搞艺术的，不过那张本科毕业证反而成了桎梏，高不成低不就，名义上干的是设计师，实际每月累死累活收入还不如外卖小哥，忙起来都顾不上照顾爷爷。

我以前不知道他上大学贷了款，便问还完没有。岳晓军又给自己倒了杯酒，说都用爷爷的退休金还完了。

“那你现在穷得屁股快拿瓦盖呀，还用你爷爷的钱闹个车？”

“嗯，我把爷爷的银行卡绑在微信上了。”岳晓军喝得眼珠子都发直，“没办法啊，我那设计室每天忙得很，爷爷稍看不住就失踪了，我得开车去找他呢哇！”

岳晓军说，他爷爷虽然患上了老年痴呆，但身体依旧硬朗，走路连拐棍儿都不用杵，只要稍不留神就会溜出家门，随便上一辆公交车，坐在靠窗的位置，随着公车开到终点，目力所及，皆是回忆。

他摸出手机：“喏，这是定位器，专门给我爷爷用的，我大三时候就买了，三千多块呢，像个手表，戴我爷爷手腕上，这边点开APP就能随时看，也能找到他，问题不大。”

我接过手机：“你爷爷这……在大青山边儿上？”

岳晓军酒都被吓醒了，点开大图一瞅，定位显示老爷子确实在三十多公里外了。

“我X！”

岳晓军丢爷爷确实丢出经验了，例行公事似的，直奔公交车总站，很快便在司机值班室找到了正在吹空调喝绿豆汤的老爷子。

公交司机是个体型健硕的光头大哥，淡蓝色的制服扣子敞开一半，露出黑砸砸的护心毛，晃着小指粗细的大金链子，对我们怒目圆睁：“俩个讨吃货，这么大人了，咋连爷爷也闹不住！”

岳晓军扶着爷爷，对司机大哥连连鞠躬，我把提前准备好的一盒硬中华往司机兜里塞。大哥瞪着眼执意不要，语气却软了不少：“谁家没有个老人呢，都不容易，但你俩确实太不上心了！下次别让他坐公交了，如果再遇到这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这司机大哥外貌看着凶悍，实际很热心，嘴上说着怕担责，但发现老爷子后，照顾得无微不至。

“咋能不让我坐车！接孙子放学了哇！”老爷子满口家乡话，也怒目圆睁，“婆姨刚死，不然娃娃咋弄！”

当时我已经有小三年没见过老爷子了，仅知道老人家“脑子糊涂”了，却没想到已经糊涂到这个阶段。

岳晓军扶着爷爷走出公交总站，指着我问道：“爷爷，你看载（这）是个谁啦？”

老爷子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立刻笑了，露出满口健在的白牙：“大头？你俩都放学了？上我家吃中午饭哇！”

此话一出，我竟有些感动。老人遗忘了世界，只把记忆停留在妻子死亡那年，唯独没有忘掉孙子——竟也没忘记我。

2

2006年，我上初中。中学虽在市中心，却以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和农村子弟为主。彼时各种黑社会题材文艺作品十分猖獗，同学们纷纷模仿电影电视剧里那一套，以各自出身，成立了“大台帮”“桥靠会”“乌盟队”和“扒衣社”等几个小团伙，都有各自固定成员和老大，就像热血高校似的，玩儿的就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

我是厂矿子弟，学校里还有几个发小，不至于经常挨揍。可岳晓军就惨了，小学毕业后，他原本被分配到了一所教育质量比较高的中学，但他爷爷嫌太远，怕累着孙子，便托关系将岳晓军安排在离家只有一个街口的这间学校。他性格内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小升初开学没几天，我跟几个发小中午放学骑着自行车出校门没多远，便看到一群口中斜叼香烟、头上染着非主流发色的男女学生，正在围殴一名体型瘦弱的小个子。我一眼便认出来，这个眼睛奇大、神似《动物世界》中苏门答腊眼镜狐猴的男生，是我同班同学岳晓军。

虽然我们厂矿子弟人少，但战斗力凶悍，我们都是工人家庭出身，不屑于仗势欺人，很厌恶这些自称“黑社会”的不良少年。于是，我们几人便合力将岳晓军解救了出来。岳晓军当时的性格神似《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三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我们问了好久，他才说了实话——原来这次揍他的几个不良少年都是他的小学同学，初中后又在同校，对他知根知底，知道这蔫儿蛋只会逆来顺受，便让他每天带三包红塔山来“上供”，不然就大耳刮子伺候。

“每天？三包红塔山？”我惊了，“你家是开超市的吧？”

岳晓军点点头：“嗯，我家是开超市的。”

“那咋了今儿他们打你呢？”

岳晓军的腮帮子肿得老高：“我偷烟这事儿被我爸发现了，揍了我一顿，今天没带烟，所以让他们打了。”

我们说要为他撑腰，岳晓军却摆出一副仿佛看穿了世界本质的模样，说：“算啦，没必要。他们都在附近的村里住，也都是发小，他们人多，你们打不过的。再说，就算你们打赢了，又有甚用呢？他们还会从外边叫人来揍你，你再叫人过去揍他，最后闹出大事，手拉手一起进工读学校当同学？”

一个木讷内向的小男生竟能想得如此长远，让我们醍醐灌顶。我瞥到他脖子上挂着的红绳，拽出来一看，是枚耶稣受难十字架。

我仿佛知道了他的理论来源，问：“你信这个？”

岳晓军把十字架放回胸口，贴肉藏了：“我不信，我妈信。不过我倒是觉得，基督说的‘仁爱’那套理论，其实挺有道理的……”

岳晓军家的超市其实就是临街平房改成的小卖铺，门楣上挂块儿布满红锈的铁皮，用白油漆写着楷体“莲河超市”。整个铺面不算小，烟酒糖茶等百货胡乱地堆放在架上，屋里总有股浓重酒气和蔬菜轻微腐败的混合味道。

可能是周边高楼太多，莲河超市的采光奇差，正午时分顶棚上也得吊着枚大白炽灯泡，稀稀拉拉没什么客人。那也是我和岳晓军爸爸的第一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岳晋河是个体型瘦弱的中年男人，气质显得很阴郁，正蜷在小卖铺里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兴致勃勃玩儿着一台老虎机。

“爸，我回来啦！”岳晓军把语言模式切换成方言，语气小心翼翼又透着无奈，“这是我同学大头，他家太远，带他回来吃饭，中午吃甚呀？”

岳晋河没有说话，冲着老虎机打了一拳，机器发出阵令人不安的噪音，将一堆硬币喷得满地都是：“X，咋他妈又出问题了！”

看起来，岳晋河明显是身体抱恙的状态，老脸漆黑无比，口音是山西的，说罢，他咬了口手上的香肠，又抄起小板凳旁的“呼白王”一饮而尽，弯下腰捡满地的钢镚。

大概十分钟后，岳晋河才慢悠悠地把地面上为数不多的几枚硬币收拾完。他抬起脸盯着岳晓军，像是审问一般：“你咋刚开学没几天就往家里带人？”还没等岳晓军回话，他又把黑脸偏向我，语言切换成普通话：“你大中午不回家，在外边乱跑甚呢！快滚！”

虽然很好奇这黑脸怪为啥张口就骂人，可这毕竟是成年男人的怒吼，很有震慑力，我赶忙退出屋外。

“老老实实学习，别他妈瞎逑玩！”岳晋河又对儿子开始怒吼，“回爷爷家吃饭，别他妈来烦我！敢乱跑，老子把你腿打断！”

说罢，岳晋河把空酒瓶顺着窗户扔出去，又从货架上拿出一瓶新的拧开，抿了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骂，只不过这次又是普通话：“他妈的，别人家闹几台老虎机都排着队玩儿，我这他妈闹两台没人来……”

平房后面有一小片空地，堆满了各式空酒瓶。岳晓军长叹一声，顺手从货架上偷了包红塔山揣进兜里，出门招呼我离开。

“我爸性格就载样，跟个神经病似的，你不要见怪。”还没等我问，岳晓军就主动说了，“我平时出门买根雪糕他都像审犯人，生怕我去网吧或是去谈恋爱……”

在当时那个年代，家长们将网吧和早恋视如洪水猛兽。不过，岳晓军每天兜里最多就揣五毛钱，连去网吧开机的资格都没有，人长得也只就算初具人形，谁会这么不开眼看上他？

我平复好心情，挎上自行车跟着他向爷爷家走，边走边问：“你爸平时就这么样？”

岳晓军也很无奈，说他也不知道今天老岳哪根筋又没搭对，大概是在外边儿受气了，就回家撒野，跟媳妇找茬吵架——我发现，岳晓军当着外人从不说“爸爸”，而是称呼为“老岳”。

3

见过岳晋河，我才知道岳晓军这种沉默内敛甚至略显木讷的性格是怎么来的了。因为他只要当着父亲的面说话，必定要被反驳训斥，那还不如不说。他长时间遭受校园霸凌无处申诉，自卑又敏感，还不如把自己藏起来。

不过我俩已经混熟了，岳晓军面对信任的人，更像是个话痨。他说超市东边连着的那两排平房都是他家的，“莲河超市”的前身就是“莲河饭店”，1993年就开业了，生意兴隆，挣了不少钱，不过饭馆都是他奶奶和妈妈帮着搭照（经营），2001年奶奶去世了，老岳懒得经营，先是闭店了一段时间，后来干脆把饭馆关了，开了这家半死不活的小卖铺，每天带着帮狐朋狗友专心修炼酒瘾真经，还把开饭馆挣的钱都借了出去。超市后墙的那堆空酒瓶有一半是当年客人喝剩的，至于剩下那一半儿，自然是岳晋河攒下的。

那天走的时候，我看到几间瓦房外墙上用白色油漆写着“拆”字，问他，两排房，拆迁能拿不少钱吧？岳晓军很无奈，像是吐槽，又像是倾诉，说这地儿以前名叫“桥靠村”，以前都是玉米地，后来有个开发商相中了这片地段，打算要把他家这两排平房拆掉，奈何岳晋河要价太高，张口就是六套房子外加五百万，咬死不划价。

确实，那两年附近的商业小区每平方米房价才刚破三千，岳晋河这狮子大张口，确实有点狠了。

不过在那个年代，敢在本地搞房地产的也都是狠人，老板见谈判崩了，没过几天便组织了一群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拆迁队”来找岳晋河进行“物理交流”。这帮“拆迁队员”身上纹龙绣虎，戴着大金链子，手持镐把和砍刀，气势汹汹地踹门，吓得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岳晓军躲在货架下面不敢冒头。

但老岳更狠，抄起火炉子旁的铁锹就冲了出去，像疯了一样，愣是追着数倍于己的“拆迁队”打，以至于吓得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先报了警。最后这事儿闹到了派出所，“拆迁队”非但没得手，还倒赔了好几千块钱。

经此一役，岳晋河也彻底在桥靠村出了名。开发商见这货软硬不吃，干脆在动迁时把他家绕过了。等岳晓军小学毕业，他家六间大瓦房已经夹在鳞次栉比高楼中间了，像是现代化漂亮城市中扎眼的癞疮。

就在岳晓军小升初暑假开始没几天，岳晋河腰疼，去医院一查，肾里有几块儿结石，需要手术。他去跟那些狐朋狗友要钱——就是让朋友把以前借自己的钱都还了就行——可刚一打电话说这事儿，那帮人就都失踪了。

岳晋河坚定地认为，是妻子常年阻拦自己喝酒，还不让自己把超市的东西白送给兄弟们，以至于伤了江湖义气，才造成现在这种状况。于是趁着儿子开学前，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两台老虎机，想要勾引我们中学的学生来玩。不过他太过着急了，把系统设置成只赔不赚，来玩的人也不傻，刚开了两天，名声就臭了，人也被群众举报了，被辖区派出所以“组织赌博”行政拘留了几天。

从拘留所出来后，岳晋河彻底放弃，专心在家摆烂，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喝完酒跟媳妇找茬吵架。岳晓军带我回莲河超市，就是触了这个霉头。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家也没好到哪儿去。我爸也酗酒，也曾一度和我妈走到离婚边缘。上初中后，由于离学校太远，我妈便让我去爷爷家吃午饭，上学来回只要十分钟。可惜我爸跟爷爷的关系很差，以至于小姑怎么看我都不顺眼，只要我一去爷爷家就拉下个脸。所以，我每天中午回爷爷家扒拉完碗里的饭，就一刻不停地去找岳晓军——当然，由于岳晋河在，我是肯定不会去“莲河超市”的，而是转道而去岳晓军的爷爷家。

作为最小的孙子，岳晓军自出生后就一直和爷爷同住，岳爷爷也对孙子疼爱有加。岳爷爷住在八十多平米的单位自建房一楼，精装修，家里还养着一条白狗和三只花猫。只是由于岳晓军奶奶去世得早，家里没人收拾，空气中总是氤氲着一股狗尿混合猫屎的怪味儿。岳晓军很喜欢家里的宠物们，不止一次跟我炫耀：“这狗爷和猫爷是我从外边儿捡回来的流浪动物。”说完，还不忘指一下书房墙上挂着的圣母图：“仁爱嘛！”

其实在他的整个家族里，只有他妈妈信教，还影响他爸也信了。大概真是由于信仰的缘故，虽然他爸每日酗酒，还家暴，可他妈妈始终不离不弃，隐忍至今，甚至每天中午都会来给公公做饭。

初一暑假的一个中午，我和岳晓军从补习班回到他爷爷家，吃过午饭便回到书房。我又瞅见墙上的圣母图，回忆起岳晋河的种种行为，疑道：“你确定你爸信基督？”

岳晓军其实也一直十分质疑自己亲爹的信仰，于是，我们两人从书柜角落里找到很多岳晋河年轻时的照片，以背景中巴洛克风格的穹顶建筑和西里尔字母招牌来判断，拍照的地方应该在俄罗斯。岳晓军同父亲的交流很少，竟不知道亲爹还出过国，一时间激发起更强烈的好奇，便在家里翻箱倒柜起来。很快，便在爷爷卧室的衣柜最里发现了线索——那是一件崭新的苏联军装。

岳晓军玩儿心大，把这套军装穿在身上，去找爷爷询问。老爷子正在客厅看晋剧，见到披挂上阵的孙子，也是一愣，随后便面容慈祥地问道：“哎？军军，你俩把这衣裳给找出来作甚？”

岳爷爷性格和蔼，容着我俩在屋里瞎害（胡闹），也从不嫌弃。我当时兴奋地感慨道：“怪不得老岳战斗力那么强悍，原来当过兵啊，还是苏联红军！”

“就晋河那个怂样子，咋能当过兵？”说起这个，岳爷爷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是跟着单位去苏联，正事一件没办！”

我这才知道，原来岳晋河以前也有过正经工作的。

岳晓军穿着他爹的苏联军装，摄于2023年4月

八十年代末，岳爷爷从公路局退休后，“内三建”（国营建筑公司）便给了一个“接班”指标，这个端上铁饭碗的机会顺理成章给了他年纪最小的儿子。岳晋河上班没几年，就赶上苏联的“八一九事件”。那时岳晋河便受单位委派，学了几个星期俄语，跟着同事去苏联购买工程机械。等他回国时，苏联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很多中国人趁着这个时机，当上了国际倒爷，岳晋河很明锐地抓住了这股风潮，不顾父亲阻拦，坚决要辞去国企的工作，下海经商。

“晋河辞了我好不容易弄来的工作去做买卖，从苏联带回套军装也正常，但他信了东正教，这就不正常了！”

其实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岳晋河很有先见之明，因为就算他当时不辞职，等到2003年本地国企改制时，他也要下岗失业。能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抓住机遇，从俄罗斯远东地区低价购买皮草和小工业产品回国高价售卖，这也算一种敏锐的商业嗅觉。

只不过，岳爷爷对此事的评价很低——说如果不是他小儿子俄语学得一塌糊涂，估计早就因为投机倒把被政府枪毙了。

岳爷爷出生于山西忻州的大贾之户，在太原读中学时就为解放军传递情报，高低算个地下工作者，据说还在“调查部”（即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老爷子响应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作为工科人才调入公路工程局，来到内蒙小城扎了根。“文革”期间被打成“内人党”，受了很多委屈，但即便如此，也没改对党的忠诚。小儿子在苏联待了一年，回来就信了教、辞了职，老爷子心里自然不舒服。

4

岳晋河挣到第一桶金，就在村里买了这片地，盖了六间大瓦房，先是开了服装店和KTV，但都差点赔个底儿掉。接连创业失败，心思郁闷的岳晋河便去教堂，想求上帝给指条明路，不想却认识了同样信仰的淳朴农村姑娘王莲。

王莲学过厨师，老家也在山西，两人很快喜结连理。接下来的故事，岳晓军已经给我讲过无数遍了——婚后的岳晋河开了“莲河饭店”，媳妇当大厨，亲妈当账房兼跑堂，岳晋河每日除了喝酒啥都不干。

那天，我偷偷问岳晓军：你爸上面有四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你爷爷每月的离休金也颇为可观，除了你家，每家都是小康水平，哪怕每家凑个万八千出来，也足够你爸去医院做手术了，为啥你爸就沦落到“捞偏门”了？

岳晓军回到书房，把身上的苏联军装脱下来，哀叹道，由于他爹从小娇生惯养，四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得让着他，甭管吃用都是最好的，可能就因为这点，把岳晋河养得又懒又馋，还喜欢跟家里人抬杠吹牛。早年缺钱时他也跟哥哥妹妹借，但就是拖着不还，等真需要去医院了，也只有大哥和小妹愿意借钱给他了，但这笔钱转手就被岳晋河买了老虎机，气得大哥和小妹连他的电话也不肯再接——至于爷爷，老爷子早就认定这每日酗酒打媳妇的小儿子“难成大器”，干脆一分钱都不给他，都留给小孙子（也就是岳晓军）将来娶媳妇用。

我俩话还没说完，岳晋河突然破门而入。他带着浓厚的酒气，身后还跟着两名醉汉，拉开冰箱找出冻肉和排骨，说要用爷爷家的厨房做两个菜来招待朋友，准备一起做“大生意”。意料之中的，岳晋河见到我又是一阵呵斥，责备我没有利用这暑假的午休时间好好学习，而是来他家“引得军军误入歧途”。

我翻着白眼出了门，骑上自行车准备回家，瞥见厨房里的岳晓军他妈正在面无表情地做饭。

客厅里头，岳晋河嗓门奇大，已经对着儿子开骂了。表面上是在埋怨儿子学习不好，将来还要给他存钱找工作娶媳妇，但话里的意思连我也能听出来——就因为你这个“小乃求货”，我才花不上你爷爷的离休金。

岳晓军一直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军用飞机，还在初中的比赛中获过奖（但其实他一天都没学过）。每次岳晋河醉醺醺地回来，只要见到岳晓军在画画，必定一顿臭骂，然后逼着儿子放下画板，努力学习，说只有学好数理化才是正道，美术纯属瞎扯淡。可事实上，岳晋河又对儿子很无所谓，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儿子真实的学习情况。

至于儿子的身体状况，岳晋河就更是心大了。

初三上半学期，岳晓军去买了块滑板，当天下午就摔断了小臂桡骨。那天老岳正跟着几个狐朋狗友在老爷子家喝大酒，见到我扶着岳晓军回来，先是数落了岳爷爷一顿，说为什么要出钱给孙子买滑板，这钱花得多糟心，还不如给他。紧接着话锋一转，对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认定又是我把岳晓军给带坏了，净玩这些没用的东西。

我虽然性格很怂，但也是有脾气的，被无缘无故骂了三年，终于在这一刻鼓起勇气开了口：“你怎么能……”

话还没说完，岳晋河就把那张黑脸挎了下来，我立刻怂了：“你……您要不先带着岳晓军去医院？”

“你他妈以后别跟我家军军在一起玩儿了！”岳晋河踮起脚，薅着我的脖领子，把满口混着酒精的烟气喷到我脸上，“如果我家军军有个好歹，我他妈弄死你！”

随着脖领子上的手松开，我落荒而逃。

第二天上课，岳晓军胳膊上打着石膏，给我抱怨说，昨天他爷爷本要带他去自治区医院挂号，但岳晋河竟主动提出带他去看病。老爷子便给了两千块现金给老岳。没想到刚出门，老岳就对他说，去大医院纯属乱花钱，正好自己有个朋友“白医生”，医术精湛，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说来这“白医生”也算个神人，过去这厮曾是附近某个村的赤脚医生，甭管是人生病还是大牲口生病，都能找他看。后来他竟然考下了个医师证，开了家主治跌打损伤的诊所，拍了个X光，三下五除二就把岳晓军断成三截的桡骨接上了，拢共收费二百八。

“自己亲儿子的医药费也贪污？”我无语了。

“我还能咋办！”岳晓军耸了耸肩，摆出个无所谓的表情，“我习惯了，昨天从诊所出来，老岳就打电话叫人喝酒去了……不过我骨折一次，也算因祸得福。”

我没理解。岳晓军解释说，早在小学时，他就央求家里给自己找个美术辅导老师。那时候，岳晋河真从师范大学找了个美术教授，并说这种高端人士辅导一小时要五百块，爷爷为此就给了他五千。当晚老师到家，岳爷爷却发现所谓的“教授”不过是个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大一学生，一节课只要二十块，先交钱后讲课。老爷子差点没被气出心梗。

后来岳晋河连二十块钱都没给那学生，美术辅导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再后来，岳晋河开始讲歪理，说儿子学美术屁用也没，直到面临中考，也没想着让儿子当美术生。

可如今岳晓军骨了折，中考之前自然是没办法认真学习了，正好可以去学美术——当然，聘请美术老师的钱，还是岳爷爷出。

很快，岳晓军就笑不出来了。

找了美术老师专门辅导后，赶上了“莲河超市”破产，岳晋河大概是心里不平衡，每天揣着酒瓶、搬个板凳坐在儿子身边看着他研习画技，但凡岳晓军敢有那么一丝懈怠，立刻大耳刮子招呼。直到中考结束，我也没敢去找岳晓军玩。

临近中考，岳晓军去拆石膏，才发现小臂凸出一块儿来。他爷爷不放心，带着他去大医院拍了个片儿——骨头没接好，已经变形了，医生建议，打断重接。岳爷爷要去找白神医的麻烦，岳晋河却说，人的骨头哪能长那么直溜，都是歪的。

岳晓军就举着长歪的胳膊参加了美术特长生考试。不知是他爹的棍棒教育真有用，还是他确实有天赋，竟然考到了一所教育质量还算不错的高中。顺利升入高中后，岳晓军从以前那个唯唯诺诺木讷内敛的“许三多”变成了一个阳光帅气且话痨的阳光男孩儿，竟然还谈了恋爱。

只可惜这场恋爱很快就无疾而终——高三那年，岳晓军骑着自行车送小女朋友回家，被岳晋河给撞见了。意料之中，岳晋河对女孩儿劈头盖脸一顿臭骂，甚至都说出了“婊子”“贱货”这种词。为了爱情，岳晓军首次和父亲发起正面冲突，再然后，他就被亲爹举着板砖追了三条街。

岳晋河究竟是望子成龙，还是仅仅把儿子当作自己惨淡人生中寻找自信和宣示主权的工具？对于这个问题，岳晓军也想不明白。他的性格好不容易有了改变，可父亲还像是盘踞在天上的乌云，压在心头，挥之不去。

岳晓军的绘画作品

5

整个高中期间，出于对岳晋河的恐惧，我几乎没有去找过岳晓军，跟他也就逐渐断了联系。直到我参加工作，胆子大了不少，才敢再次拜访。

当我再次见到岳晋河，这个人已经彻底瘘了。因为肾上有肿瘤，他住进了医院，听说肚子里的物件几乎全都出了问题，浑身最轻的病就是癌症。只可惜他死性不改，前脚在医院刚输完液，后脚就迫不及待躲在安全通道里抽烟。

很意外的，岳晋河见到我很亲切：“大头来啦？你载是客气甚了，还买牛奶，不如给我闹几瓶酒喝。”

“您都做透析了，还喝酒呢？”我把牛奶放在他身旁，“最好烟也别抽了，对身体不好。”

岳晓军自然没好话，在一旁附和：“何止做透析，检查说他再不注意，癌细胞就扩散了，就这还让我妈给他往医院带烟带酒。”

“好好好，我这就喝奶。”岳晋河很麻利地把烟头弹到楼梯台阶最下面，拆开箱子，摸出袋纯牛奶直接用牙咬，手上的劲儿使大了，白花花的奶液呲到了黑黢黢的脸上，显得很滑稽。

“唉，老了，这多浪费啊！” 岳晋河舔了舔手，仰脖把牛奶一饮而尽，对我说道，“大头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请你俩吃饭！”

其实我只是过来找岳晓军叙旧，得知他住院，礼貌性地过来探望一下而已，并不想多待。我刚要拒绝，却被岳晓军拦住，低声嘱咐道：“吃顿饭吧，他平生就爱装个X，这也装不了几天了。”

我想了想，也对，没必要跟一个病人置气，便跟着岳晋河来到市医院对面的苍蝇馆子里坐下了。这一次，岳晋河很大方，四个菜上桌后，他立刻开始点评，大致意思是他开饭馆的时候，菜量要比这大得多。

随后，岳晋河又要了两瓶啤酒，起开，倒满杯，一饮而尽，对我说道：“大头，你这体格子，应该酒量不赖哇？陪叔叔闹点！”

我都惊了，低声问岳晓军：“这他妈是癌症加肾衰？误诊了吧？”

岳晓军端起啤酒杯呡了一小口，也低声回道：“没办法，作死，拦不住，你想喝就喝，不想喝就找个理由糊弄过去。”

我自然不敢跟他喝这个酒，万一这顿喝完他就挂了，我还要担责，便用单位有禁酒令的理由把酒杯推远。

那天岳晋河似乎很高兴，酒桌上滔滔不绝，说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可以继承他的衣钵去做买卖，反正他作为父亲已经给儿子置办下了家产，未来岳晓军吃穿不愁。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难不成是他家那夹在高楼中的六间瓦房拆完了？如今小城房价飙升，如果真的动迁，岳晓军马上就是拆二代了。

老岳还在继续：“还没拆呢，不过快啦！我要三套房子外加两百万，区政府已经催开发商抓紧把我家那片地动迁，这都拖了小十年了，不拆不行！”

“切，人家早说了，您要得太高。”岳晓军现在已经敢反驳父亲了，但说话却显得十分客气，甚至有些生份，“您想想，那六间房拢共也就不到五百平方米，您这要三套房子还能商量，两百万有点扯。”

餐桌那头的岳晋河却听不进去，不停地喝酒，还说已经把那三套房和两百万安排得明明白白了。直到岳晓军打断说，爷爷还在家里呢，需要赶回去照顾，岳晋河这才不情不愿地老老实实吃了几口饭——当时，岳爷爷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前兆，眼睛也开始模糊，出门买个菜，常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6

2016年大学毕业后，岳晓军考下了教师资格证，为了照顾爷爷，他放弃了旗里的美术老师岗位，选择去和同学做建筑设计工作室。毕竟时间相对自由，当爷爷找不回家的时候，他可以立刻扔下手头的工作前往——就像这次，岳晓军上午去买了车，下午他爷爷就跑到了大青山脚下的公交站。

找到爷爷，回到家，岳晓军摸出钥匙开门，一股浓重的尿臊气扑面而来。

“大头，你见谅，家里比较乱，我妈在外边打工呢，早出晚归，好几年没来收拾过了，我也忙，顾不上收拾家里。”岳晓军扶着他爷爷坐在沙发上，立马跑到卫生间找出墩布拖地，“爷爷现在已经糊涂到找不见厕所，憋急了，就尿到地上。现在天热，骚味儿更重。”

就这么一小会儿，岳爷爷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神态和外貌神似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既慈祥又和蔼。我眉头紧皱，捏着鼻子问：“你不是嘱咐你爸看着爷爷嘛，咋这么不靠谱，他人呢？”

岳晓军用墩布头指了指紧锁的卧室：“喏，自从去年买了个电脑，他就一刻不停地玩游戏，家里来人敲门他都懒得去开。这肯定是忘了照顾爷爷这事儿了，只管自己。”

原来岳晋河就在这屋里——我赶忙转移话题：“对了，你家的房后来拆了没？”

说起这个，岳晓军就气不打一处来：“现在开发商说，只给三套房，没有补偿款，毕竟这方圆几公里内就剩我家那六间平房了，拖得时间越长对越不利，可老岳非但不听劝，还把房本压在枕头底下，谁都不见，还拆个屁啊！”

不过，那六间大瓦房最后还是拆了，开发商只给了两套房子，还没补偿款，补偿总数不及老岳最开始“计划”的十分之一。就这两套房，对岳晓军来说也着实来之不易，他为此甚至制定了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不是针对开发商，而是针对自己的亲爹。

2020年初，由于疫情影响，开发商资金紧张，老板最后一次表态，说这小区建成这么多年，房都卖完了，如果你们这次再不松口，他就撤资离开，不要这块儿地了。

为了解决掉这块儿城市里的“伤疤”，分管住建的副区长亲自跑来做岳晋河的思想工作，被岳晋河骂了一顿后悻悻离开。全程目睹谈判过程的岳晓军却发了狠，发挥自己的专业，“画”了本以假乱真的房产证，趁着亲爹睡觉时把枕头下的真房本换掉，然后拿着房本独自去签了回迁合同。开发商见状，高兴得不得了，当场就把两套回迁房钥匙交了出来。

后来，岳晓军说，凡事儿都要掌握个度，当钉子户也需要对经济形式和国家政策有着专家级的把控。我问岳晓军是用什么办法让岳晋河接受这事儿的，但岳晓军不乐意说，我也没再追问，只觉得那段时间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回迁合同签完没几天，开发商便组织施工队把“莲河超市”拆了。那时候岳晋河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把超市的旧址租出去当厂房使用，结果租客刚花了好几千块把房子的电路改成工业用三相电、设备搬进来正要开工，拆迁队就到了。

这本是个标准到能进法学教材的合同违约案例——返还租金，赔偿损失就好——但彼时岳晓军与同学合伙的“设计室”因为疫情影响刚黄了，没固定收入，也没能力赔偿，岳晋河收了租客的钱又玩起了无赖。无奈之下，租客只能去法院起诉，岳晋河毫无悬念败诉，又因为“拒不执行判决”给抓了起来。

监管场所不收癌症晚期患者，当天下午，岳晋河就像有免罪金牌一样，以戴罪之身大摇大摆地回来了。经过此事，老岳似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到“莲河超市”被拆得还剩一圈儿围墙和半拉小房，就跑去把拆迁工人赶跑了，用这片地开了个停车场，每天上午7点到晚上11点营业，1小时收费2元，童叟无欺，不开发票。

不得不说，老岳的脑子也真是“活泛”，能紧跟时代潮流，知道包装人设才有流量。他在停车场门口挂了个牌子，用毛笔蘸油漆，上书道——“我是癌症晚期患者，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暂且收费停车，勉强度日，敬请谅解”。

由于岳爷爷的教导，岳晋河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外加停车场附近都是高档小区，住户素质较高，看着这行字，竟能脑补出“知识分子得罪权贵受尽欺辱”的戏来，不少良善的司机见到老岳“文绉绉”又病入膏肓的状态，有时随手就拍出几张百元大钞。拿到施舍的老岳也很上道儿，又在停车场门口竖起第二块儿牌子，上书——“好人榜（排名不分先后） 蒙A·XXXXX女士 支付人民币200元，善功卓著，天主保佑……”

久而久之，这个野生停车场都快干掉附近的合规停车场了，老岳每日收入也颇为可观，行为也越来越嚣张。等到2021年初，老岳手持铁锹殴打了前来取缔停车场的城管队员，上了同城热搜。新闻视频里老岳身手矫健，锹把子砸在城管队员身上都劈断了，丝毫看不出是个癌症晚期患者。我哭笑不得，打电话给岳晓军，说只要有你爹在，停车场就在，你就有收入，未来的生活不用愁了。

电话那头，岳晓军却高兴不起来：“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跟我没关系，可他现在有了刑事前科，我那个教师资格证白考了，如果想要入编……不说了，X！”

7

我趁着疫情清零的夹缝里结了婚，又在本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生了娃。正当小城里“每日新增病患1000+”的时候，管控忽然解除了，吓得还在坐月子的媳妇连夜带着娃躲回老家县城。

独自待在家里，我突然想起了岳晓军——他爷爷快一百岁了，亲爹又是癌症晚期，很可能无法挺过这个冬天。我打电话过去问候，岳晓军说自己已经阳了两次，好悬小命休矣，爷爷却啥事儿没有，每顿饭还能炫两个馒头。而至于岳晋河，虽然阳了一回，但只烧了两天就没事了，并且管控放开，沉寂了好久的停车场又开始活泛，阳康的岳晋河开心得很，每日窝在停车场的那半拉破房里收钱喝酒。

我万没料到是这种状况，惊讶之余说话忘了过脑子：“我靠，你爹癌症好几年了吧？就这阳完都没事，医学奇迹啊！”

“如果从他做透析开始算，十年了。”岳晓军也口无遮拦，“他2020年又查出咽喉癌晚期，去医院住过几次，也还坚挺着。”

能听出来，岳晓军连无奈和愤慨都没了，只剩下无尽的疲惫和麻木。我主动提出：“好久没喝酒了吧？晚上过来闹点儿？”

“好啊！”岳晓军来了精神，“晚上下班过去找你，大概九点多。”

“你找到新工作了？”我替他高兴，“恭喜恭喜，既然喝酒，就别开你那辆烧煤的车了啊！”

岳晓军又是长叹一声：“唉……你说对了，我那车烧机油，每个月机油加得比汽油都多，现在看见这车就窝火。不过我爷爷眼睛彻底看不见了，也不往外乱跑了，车也用不上了。开心的事儿也有，我现在每个月能挣个五千多，工作稳定，就是累点，挺好的。”

这个收入水平在小城里不算低，具体是啥工作，我也没细问，打算见面细聊。到了傍晚，我专程去市场买了火锅食材准备好，可到了等到九点半，他还没出现，手机也打不通，始终占线。

虽然岳晓军每个阶段的变化都很大，但总的来说，他是个很靠谱的人，我估摸大概是有急事耽误了，甚至都来不及通知我。正在担心，敲门声传来，我急忙开门，先是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面前这个穿着黄色外卖服的小哥，正是岳晓军。

“这……你怎么送外卖了？”送外卖当然也没什么，但我是觉得以他的家境，不太可能会去干如此辛苦的工作。

“没有活儿干，又缺钱，就送外卖呗。”岳晓军提着两瓶酒大大咧咧走进屋里，把身上那件已经上了包浆的外卖服扔到地板上，坐在餐桌前，抄起筷子就吃。“我从疫情放开就开始干这行了，到现在快俩月了，挺挣钱的。就是晚上单太多，耽误了，你的电话没打进来吧？”

“你不怕把新冠病毒带回家里传染给你爷爷？再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可也没阳呢！”

我说完，岳晓军夹菜的筷头在半空中停了几秒，随后把白酒打开，给自己倒满整杯，一饮而尽，又把酒杯摔在桌子上，语气平稳，却透露着愤怒：“我没办法啊！我找下对象了，想结婚，但没钱。我爷爷从开始糊涂，他的卡就我拿着，到现在少说有几十万，平常生活外带看病，还助学贷款，根本没存下几个，但我大爷和姑姑却因为这个事儿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我根本不敢再动退休金啦！老岳那边呢，是，这两年开停车场挣了几万块，但……但都他妈打赏女主播了！”

“等等，你爸打赏女主播？”我有点不敢相信。

“前几天他状态很不好，我带他去医院复查，缴费的时候才发现的，他绑在微信上的那张储蓄卡里只剩几百块了，顺着支付记录一找，钱都是打赏出去的。”岳晓军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当时我在医院就把他那张卡解绑了，就因为这事儿，我俩还吵了一架，最后我刷信用卡给他看的病。现在也只有送外卖能保证每月挣钱，只要不干活儿，下月我就断顿了……”

“你还有两套房子，租出去不也挣钱？”我问。

岳晓军把酒喝完，眼神里颇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这疫情刚放开，房子不好往出租，就算租，谁会租个毛坯？”

也对，房子装修要钱，物业和供热也都是他在负担——这小子明面上是个拆二代，内里实际上穷得快当裤子了，结婚对他来说，确实是奢望。

“你对象是干啥工作的？”我赶忙转移话题，“有照片嘛，瞅瞅。”

说起这个，岳晓军眼里又有了光，摸出手机，点开相册，姑娘的容貌很可爱。

“她比我小一岁，有两个哥哥，家在红山口住，白天在酒店上班，晚上还去便利店兼职。”岳晓军说，“人家很要强，自己在八一市场附近贷款买了个房子，每个月还两千多，还自己买了车，比我那烧机油的破捷达好多了。”

那天晚上，岳晓军喝了很多酒，醉得像死猪一样，原以为他要睡到日结三竿。可第二天我醒来时，他因为赶着送清晨七点的“早餐单”，天没亮就走了，还把昨晚吃剩的碗碟刷完堆在厨房的水池里。

8

今年的春节格外早，天还没上冻，窗外的爆竹声便响成一片，人们都在庆祝“后疫情时代”的来临。我窝在岳母家百无聊赖，刷着微信朋友圈，突然看到岳晓军发了条骑小电驴送外卖的照片，配文：“挣钱没有嫌早的，只有懒人才过节。”文末还带了个狗头表情包。

我发微信问他，怎么春节联欢晚会都开播了，你还在干活儿？他立刻回了段语音，大意是家里没啥过节的气氛，大爷和姑姑带着堂哥堂妹白天来看了下爷爷，没怎么待就走了，岳晋河也喝大了，正在打瞌睡，爷爷由他妈妈看守着，倒也安全，自己闲来无事，不如出来跑单。春节当天外卖配送费贵得飞起，整晚能挣好几百。

我嘱咐他：别太玩儿命，留神猝死。

岳晓军又秒回：这是最后一次这么玩命了，春节过后只跑早餐单和晚餐单，多陪家人。

果然，春节假期结束后，岳晓军闲了不少，常在微信上给我发各种飞机的视频——他少年时的梦想是画飞机，一直痴迷到现在。我又想起，其实岳晓军刚上大学那会儿，空军地勤招兵，他各项要求都达标，就因为亲爹不靠谱，他担心自己入伍后爷爷没人照顾，便放弃了唯一一次离梦想最近的机会。

转眼来到四月初，沙尘暴遮天蔽日，笼罩了整座小城。我躲在家里带娃，突然接到岳晓军的电话，要约我喝酒，表示一定要来赴约。就外边那天气，出门扔个垃圾再回家就跟兵马俑似的，所以我让他必须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可岳晓军只说，这事儿太大，见面再聊。

我顶着沙暴在小区口的便利店买了瓶42度的汾酒，赶到饭馆儿时，岳晓军已经等候多时，把菜都点好了。我拍尽身上的沙土，坐下将酒倒满，看着岳晓军，等他说话。

岳晓军把酒杯举起来：“大头，咱俩认识多久了？”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掰着指头，细下里一数，十六年零五个月。

“是啊，快十七年了，谢谢你。”岳晓军仰头把酒喝干，语不惊人死不休：“下个月七号，我结婚，来给我帮忙。”

我愣住了，酒杯举在半空。

岳晓军笑道：“你是不是想问，我为啥以现在这个怂样子就要结婚？我想明白了，我的人生最难的事，就是跟生活讲和。我爷爷没几天了，我爸也没几天了，趁着他们都还在，让他们看到我成家，然后等他们去世，我的人生就又重新开始，完全不同。”

理想和现实的确是两个概念，我没忍住，问他：“男人婚前和婚后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觉得以你现在的状况，能支撑一个家庭吗？呃……说句难听的，你莫非打算这辈子送外卖为生，来养老婆和孩子？”

“大头，说实话，我还没想好，但我照顾爷爷那么多年，又伺候亲爹那么多年，负担婚后的家庭，对我应该不算难。”岳晓军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现在的社会，只要肯吃苦，不会过得太差，你也知道，我是能吃苦的人。”

结婚首先要有房，岳晓军那两套回迁房还是毛坯状态，自然不能当婚房使用，爷爷家乱得无处下脚，也够呛能用。我又问他：“你要结婚，连房子的问题都没解决呢吧？”

岳晓军很嘚瑟：“大头，你多虑啦，我媳妇还有房呢！不过她跟朋友借了个空房，我们先暂住两天。”

我松了一口气，开始跟岳晓军讨论婚礼细节，再到婚后生活。哥俩灵光一现，想到回迁房虽然是毛坯，但正对小区大门，还是一楼，地理位置如此优越，不如开个快递驿站，投资小，收益快，等人流量多了，还可以捎带开个小卖铺，再把“莲河超市”的牌子挂出去。

岳晓军舌头大了：“那就不是莲……莲河超市，是‘莲河军’超市！”

“联合军超市？”两瓶汾酒已经喝完，我也有点飘，“那不如叫苏联红军超市，多霸气！”

两人油腻爽朗的笑声还在饭馆回响，岳晓军的手机又响了，酒被吓醒一半，苦着个脸：“我爸又跟我爷爷闹矛盾了，咱们得回去一趟。”

那晚为了找我谈结婚的事，岳晓军特地请假没去送“晚餐单”，还把爷爷安排到爸爸的停车场。没想到老岳竟然嫌弃他爹有便溺的需求，不愿伺候老人，吵了起来。岳晓军他妈拦不住，只能给儿子打电话求救。

我俩赶到停车场，其实还不到晚上十点。老爷子已经需要坐轮椅了，裤裆湿成一片，岳晋河则全装看不见，躲在一旁喝酒。出租车司机大哥是个好人，见我俩都是醉酒状态，便帮着把老爷子扶上车，带回小区，又下车帮着我俩把老爷子安顿在床上。我心里过意不去，摸出手机给出租车上挂着的收款码扫了一百块钱。

等安顿好他爷爷，岳晓军瞬间泄了气，连走路都摔跤，执意再回那个小饭馆继续喝。我自然不同意，可岳晓军还惦记着工作：“大……大头，咱们再……喝点，我那小电驴……还……还他妈在饭馆儿门口停着呢！”

我们只得又出门打了个车，可才到半路，岳晓军就睡得像死猪一样了。没办法，我只能扛着他在最近的洗浴中心先住一晚。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正在“火山岩地暖养生小帐篷”里睡得正酣，突然有人捅我后腰，睁眼一看，是满面红光的岳晓军。

“你干啥啊！”我摸出手机一看，才凌晨五点半。

岳晓军很不好意思：“我要回去伺候爷爷吃早点，但我手牌和衣服都在你更衣柜里锁着，才把你叫醒。”

收拾妥当离开洗浴中心，太阳初生，晒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岳晓军找到停放在昨晚喝酒小馆对面的电驴，从保温箱里拿出那件黄马褂套在身上。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久远的问题：“老岳，你跟我说实话，你究竟信不信教？”

岳晓军想了想，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大头，你知道信教的人有甚优势吗？就是不管生活有多苦，内心总是平静的，越苦，就越平静，都不会有面对死亡的恐惧。甭管是我爷爷，还是我爸，他们都是按天算日子的人，但是死亡那天越近，我就更平静，也更爱他们，也越觉得生活美好，所以我才要结婚。”

我猛然发现，他不再称呼停车场的那个男人“老岳”了，而是称呼为“爸爸”了。

“嗐，改变不了亲爹，我还不如改变自己啊！”岳晓军从保温箱里拿出头盔戴上，“大头，你说生活哪儿不苦？能苦中作乐，就是牛X。”

话说完，岳晓军骑上小电驴，沐浴在晨曦中出发了。我这才瞥见他头盔上写着一行字：轟炸機駕駛員。

我回家继续补觉，好像做了个梦。在梦里，岳晓军穿着他爸那件苏联军装，带着未婚妻，驾驶一架黄色的B52轰炸机，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轰炸机驾驶员” 岳晓军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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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人世间》（202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在拘留所里求转运的失足女

1

从警校毕业后，我考回家乡成了一名女警。按照惯例，刚入警的新人第一站都要到监管支队轮岗，一部分人被分到看守所，我则被分到了拘留所做管教民警。

我所在的拘留所是一个中型所，有一个占地1500多平米的独院，院墙虽然高，但没有拉电网，没有那么重的“囚笼感”。白色的院墙上用黑漆刷着标语：“以法管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小院的南边有花园，里边种着一大片向日葵。贴着北院墙有一座二层小楼，楼下是男拘留区，楼上是女拘留区。

每年大约有上千个女性被拘留人到这里接受处罚，她们犯的案子不一，有的是殴打他人，有的是盗窃财物，有的是赌博、吸毒或卖淫……她们的年龄跨度很大，老少都有，时间一长，我也就见怪不怪了。但遇到田桂梅的时候，我还是稍稍地惊讶了一下——她是“50后”，卖淫被抓的时候，已经64岁了。

光看外表，我很难把田桂梅和“失足妇女”联系在一起。入所时，她穿着一件橘红色棉衣，可能是因为洗了太多次的缘故，衣服的布料都有些发白了。她烫着一头卷发，头发染成了红棕色，不用摸就知道发质又沙又柴。这可能是缺乏营养导致的，也可能是使用了劣质的染发剂。

我见过一些失足女，可能是因为来钱快，她们很舍得花钱，尤其舍得为自己的外表花钱。她们的穿着打扮非常迎合男性审美，有的还会去整容。有一个1976年生的大姐，秉承着“活到老，整到老”的信条，割了双眼皮、垫了鼻子、丰了唇、填了额头，把能做的项目几乎做了个遍。凭借着整来的美貌，她的客户不乏“80后”和“90后”。她进所时的同案就是一个“90后”男性，本科毕业，公司职员，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

相比之下，田桂梅太朴素了，穿着打扮甚至略显寒碜。

按规定，管教民警应在被拘留人入所的24小时之内开展首次谈话教育。我拿着田桂梅的体检单，发现她没有妇科病，只是血压很高，就打算从这一点切入谈话。

我问她都这么大岁数了，又有高血压，怎么会干这个？田桂梅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她突然变得很激动，左手捂着脸，右手不断地摆动，不停地说：“别说这个，别说，太丢人了。”

很快，她的一张脸就憋得通红，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赶紧叫来所医——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田桂梅的血压已经高达到180mmHg了。医生给她开了点硝苯地平，她却没有直接吃，而是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钱？”

我入所以来，还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我感觉田桂梅对与“钱”相关的事情都十分小心，甚至有些敏感。听我说这药是免费的，她才吃了下去，情绪也慢慢平复了。

我担心继续询问会刺激到她，只好中断了首次谈话。

中午，监控室打来电话，说女拘室内有人“伙吃伙喝”。

为了防止拘室内产生牢头狱霸，公安部制定了一系列的硬性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不允许被拘留人聚在一起吃饭。平时我在开展教育工作的时候反复强调了这个规定，但还是有人明知故犯，我很恼火，立即赶到拘室门口，想看看到底是谁如此胆大。

透过窗户上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向里看去，大部分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她们把所里配发的盛放衣物的整理箱当饭桌，上面摆着几个软软的塑料碗，里面装的是所里统一分发的午餐和自己订的菜。拘留所统一配发的饭菜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点咸菜；中午一碗大米饭，一碗没什么油水的肉菜，一碗汤；晚上一块米糕，一碗素菜。因为伙食寡淡，很多人会花二三十块钱订一个肉菜，分成两顿吃，还有人经济条件好，一次订几个菜。

本来大家各吃各的很合规矩，但新来的田桂梅却和马芳坐在了一起。她俩把两个整理箱拼成了一个大桌，饭菜随意地摆在上面，你夹一筷子我夹一筷子，吃得亲亲热热，好像是一家人。看到这一幕，我的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当即喝止：“拘室内不允许伙吃伙喝，田桂梅新来的不知道，马芳你也不知道？剩下的人也不知道？就在旁边看着，不知道提醒也不知道报告吗？”

田桂梅吓了一跳，她似乎没想到自己吃个饭也会捅篓子，于是着急忙慌地从铺位上爬下来，小跑到窗口跟我解释：“管教别生气。马芳是好心，我没订菜，她可怜我才让我跟她一起吃。”

中午订菜的时候，田桂梅确实什么都没买，我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窘迫，一时也说不出苛责的话，只能对马芳说：“我不反对你尊老，想给她吃点好菜。你可以把菜拨到她碗里，但不能违反规定聚在一起吃。吃完饭你们轮流念监规，一人一遍，好好学习，以后不许再犯。”

2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食堂的路上顺便到监控室里看了看，发现女拘室里只有田桂梅一个人在擦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失足女向来是拘室里最懒、最不能吃苦的那拨人，对脏活累活是能推则推、能躲则躲，就算被分到了擦地的任务，她们也是草草糊弄了事。可是从田桂梅的擦地姿势就能看出，她是个干惯了累活的人，而且她还干得很认真，那些被她擦过的地砖闪闪发亮。

此时的女拘室里，旁人正懒洋洋地坐在铺板上说笑，我的第一反应是田桂梅被人欺负了。来不及去食堂，我先赶到女拘室门口，一脸严肃地敲窗户。见到我，里面的女人们照样嘻嘻哈哈，笑容满面地跟我打招呼：“管教早上好。”

作为管教民警中的新人，我因为面孔年轻，性格温和，做不出对被拘留人破口大骂的事情，所以威慑力一向薄弱。田桂梅本是背对着我的，听到我来了，她扶着腰艰难地转身，学着别人的样子打招呼：“管教早上好。”

我赶紧让人把她扶起来，然后板着脸对众人说：“她是这个拘室年纪最大的人，虽然犯了错误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咱不能把她养起来，但也不能让她一个人干活——都在旁边看热闹，你们怎么好意思？”

众人的脸上浮现出了尴尬的神色，田桂梅又跑来窗口和我解释，说大家对她很好，把订的菜分给她吃，所以她想做点事情回报她们。她唯恐我不信，急得满脸通红，一边解释还一边比划。

听了这话，我更觉得“禁止伙吃伙喝”的规定是如此正确。如果放任不管，一些人就会仗着自己有几个钱，在拘室里用小恩小惠拉拢人，从此不用亲自干活，甚至还有人服侍——牢头狱霸就这么产生了。

我让她们全体起立，再次强调了拘室里的规矩。众人安静了一会儿，我的“耳目”宋艳开口解释道：“管教，真不是我们不想干活。大姨说白吃我们的菜，心里不踏实，非要自己干。说我们要是不让她干，她就不吃我们给的菜了。她这么大岁数了，我们是想让她吃好点，才没跟她抢活干。”

我没想到田桂梅是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不禁对她更好奇了。我将她带到谈话室，想继续上次未完成的谈话。

我先问她，家里都有什么人？

提到家人，她的脸上多了几分笑意，连褶子都舒展了不少：“我老伴和我儿子。”

我很惊讶：“你老伴知道你干这个（卖淫）吗？他同意吗？”

田桂梅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慈祥、平和的神态全都消失，只剩下尴尬和惶恐。她没有答话，只低低地“嗯”了一声，显然不愿意多聊。

我又问起她儿子的情况，她才打开了嘴巴。她像是按捺不住心里的骄傲，对我说：“你不知道我儿子有多聪明。他说话、走路比一般孩子都早，八个月的时候就会叫妈了，一岁多已经满地跑了。他学什么都快，性格又好，见人就笑，邻居都说他以后肯定有出息，比我们两口子都强。”

“你儿子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田桂梅的话有水分——如果她的儿子长大后真有出息，又怎么会让母亲沦落至此呢？

果然不出我所料，田桂梅的儿子早早辍学，几年前去南方打工，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

田桂梅入所几天了，到了中午订菜的时候，她还是什么都不订。

那天马芳点了一碗鲅鱼炖豆腐，嘱咐食堂大爷要少放点盐，大爷就说她：“都进了拘留所了，你还挑三拣四的。”

马芳性格强势，被冷不丁的刺了一句，登时就像一只斗鸡一般乍起了膀子。但她想想自己的处境，还是不得不低头跟食堂大爷说好话：“大姨高血压，不能吃太多盐。”

听马芳这么说，其他人也纷纷要求少放盐——这几天，女拘室里有不少人把自己订的肉菜分给田桂梅菜吃。

一般人进了拘留所都会变瘦，一是因为突然失去人身自由，心情不好；二是里面条件有限，吃不好也睡不香。可田桂梅竟然被大家给养胖了，她脸上的褶子被肉撑开了不少，气色也比入所前要好得多。

田桂梅坐在铺板上，双手合十，不住地给大家作揖：“谢谢，谢谢你们。你们不用特意为了我少放盐，我能吃上几口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她们还是说：“少放盐健康！”“对，我们也吃得健康点，就当进来养身板了！”

田桂梅知道这都是托词，她感动得直抹眼泪：“我怎么报答你们呀！”

3

每周拘留所都会组织被拘留人会见亲属，会见前会让他们先给亲友打电话说明会见的时间和注意事项。每次打电话之前，女拘室内都喜气洋洋的，门一打开，她们就迫不及待地从铺板上跳下来排好队，可田桂梅却坐在她的铺位上一动不动。

我以为田桂梅的身体不舒服，连忙过去询问，她却说自己不想打电话：“我家离拘留所远，老伴来看我不方便。既然不能来，那打不打电话都没什么意义。”

每周两次的“亲情通话”是安抚被拘留人情绪的一剂良药，我觉得如果田桂梅不去打电话，等同屋的人回来，那种与家人沟通之后的欢快气氛可能会让她更加失落，于是劝她：“就算老伴不能来看你，打一通电话说说话也好。”

田桂梅被说动了。

打电话的队伍排列整齐，一开始还挺正常，但轮到田桂梅的时候，本来安静的队伍突然骚动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指责她耗时过长——被拘留人给亲友打电话的时间有限，如果前面的人超时，后面的人讲话的时间就少了。

我连忙上前询问，田桂梅依依不舍地把话筒挂回墙上，说道：“管教，我老伴一直没接电话，我耽误大家时间了。”我看出了田桂梅的心思，于是就让她先排到队尾去，等所有人打完电话，我再单独给她几分钟。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田桂梅聊了起来。田桂梅说，她老伴之所以没有接电话，是因为他在十几年前就得了脑血栓，现在已经瘫痪在床了。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你进来了，谁照顾他呢？”

田桂梅犹豫了半天才说：“我托了老李哥隔天给他带两个面包吃。”

提起“老李哥”，田桂梅的神色有点奇怪，眼神也开始躲闪。我有个大胆的猜测，问道：“是你的‘顾客’吗？”

田桂梅几不可见地点点头，我想问更多的事情，她又不开口了。

等所有人打完电话，我又额外给了田桂梅十分钟时间，但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听。这时我有些后悔劝田桂梅打电话了，一直打不通的电话，无疑会加重她的负面情绪。

回到拘室后，同屋的人也察觉到了田桂梅的情绪不对劲，几个人围在她身边和她说话。我稍稍放心了些，有人开解，就不至于发生极端情况。

我又看了看田桂梅的资料，她的家在火车站前的一个老旧小区里。

在30多年前，那一带是本市最繁华的地方。当时这座城市还很年轻，矿产储量多到好像永远也开采不完。一处矿产就能养活好几个大国企，不乏高收入、高福利的工作机会。许多技术人才响应国家号召来这里工作，外地民工也纷纷来这里卖力气，还有许多外地商人赶来“淘金”。外来人口的到来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各行各业欣欣向荣。

也许是为了让人一到这座城市就能感受到繁华的气息，市政府围绕着市中心的火车站做了大量的建设：市政府大楼就盖在火车站对面几百米的地方，附近还盖了最好的学校、最高端的商场、最大的广场和公园……于是，本地人都以搬到火车站前居住为荣，外地人混好了也愿意在这附近安家。

小时候，我家离火车站也不远，我至今还记得那里的热闹景象。街边的商店鳞次栉比，透过西餐厅的大落地窗，能看见锃亮的刀叉；影音店为了招揽租客，会当街放映好莱坞大片；一年四季，各式各样的衣裙在外贸店的假人模特身上轮换……这些东西曾让我无比向往，但那时我的零花钱不多，最常光顾的还是火车站外面的饺子摊。向老板要一碗饺子，一边吃一边听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客谈论各种见闻，这就是我童年的一大享受了。

后来，本市地下的矿产资源渐渐枯竭，劳动岗位也随之减少，青壮年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离开去其他地方谋生。他们走了，也带走了这座城市的朝气。那些我小时候感觉高不可攀的店面，逐渐变得肮脏破旧到难以下脚。火车站也像个迟暮的老人，越来越安静。后来，市政府决定把办公楼搬迁到更有发展、更现代的新城区，往日的市中心终于被时代抛弃了。

4

没几天，监控室又打来电话，说女拘室里有人又蹦又跳。

为了保障被拘留人的安全，拘室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包括消除悬挂点、降低床铺高度、给拘室内的尖锐设施包角等等。但最终能保证被拘留人安全的还是他们自己不作不闹，因此拘室内是不允许进行蹦跳等剧烈活动的。

我怒气冲冲地走到拘室门口，发现违反规定的还是田桂梅和马芳。她们一再犯错，我实在生气，就让全拘室的人一起罚站，然后把宋艳叫出来问话。

宋艳说，大家聊天的时候，马芳自诩“半仙”，说自己能请出马仙帮人“办事情”。她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只要她出手，就一定能帮人改变命运。田桂梅听了很心动，主动要求马芳帮自己看一看。马芳答应了，嘴里开始振振有词，又手舞足蹈起来，“好像真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一样”。

马芳是个神婆，几天前，因诈骗但未达刑事标准被处以十五日的行政拘留处罚。她收费还挺贵，可不是三五百块钱就能打发的，田桂梅没钱，大家都知道，难道是马芳“大发善心”了？

宋艳摇摇头，说田桂梅已经承诺出所之后会给马芳一千块钱的辛苦费。听到这话，我着实被气坏了——这个马芳，不思悔改，在拘室里还敢继续诈骗。田桂梅也是愚昧至极，平时连二十块钱一份的肉菜都舍不得订，现在却甘愿花一千块钱请别人跳大神。

我当即给马芳上了铐，把她铐在窗下罚站。我问她：“你连田桂梅这样的生活窘迫的老人都骗，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吗？”

马芳却听不得“骗”字，她梗直了脖子狡辩：“我没骗人，我身上真的有仙。”

我没工夫听她胡言乱语：“你忘了自己是怎么进来的了？要不我把派出所的人找来，你觉得骗田桂梅这事够不够你在这里续几天的？”

马芳顿时泄了气，赶忙解释：“是她主动找我帮忙的。她说自己命不好，怕对儿子有影响，让我给她儿子提提运势。她儿子在外地打工好几年没回家了，她挺担心的，我也是看她可怜，为了安她的心才答应帮忙的。”

“帮忙？”我冷笑了一声，“人家不是说等出去了给你一千块钱吗？这叫交易，不叫帮忙。”

马芳急道：“我真没想要她的钱，是她怕我不拿钱不用心帮她儿子转运，硬要给我的。这钱我不会要的，我还给她订菜吃呢，至于赚她这几个钱吗？”

想到田桂梅入所的这些天，马芳的确对她非常照顾，这话倒还有几分可信度。我的态度逐渐缓和下来，问她：“田桂梅有没有跟你说她儿子为什么不回家？”

“没有。”马芳摇摇头，“她就说自己亏欠了儿子，如果她能给儿子准备好婚房，他也不用那么辛苦地跑到外地去打工，说不定他现在婚都结了，孩子也生了。她觉得是他们两口子拖累了儿子。”

我再次把田桂梅带到谈话室，开门见山地问她知不知道马芳是因为什么原因进来的。

田桂梅回答得很坦诚：“知道，她诈骗。”

我简直被气笑了：“你知道她诈骗你还相信她？还要出一千块钱，你钱多得没地方花了？你是怎么想的？”

田桂梅不吱声，突然，她开口问了我一个完全不搭边的问题：“管教，你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一头雾水，说她的名字挺好的。

田桂梅笑了笑，说：“桂梅，‘贵没’，没了‘贵’，可不就是受苦的命吗？”

我说这是马芳的胡乱解读，可田桂梅却深信不疑：“我想了想，我这一辈子确实挺苦的。”

她的心事似乎被马芳的话给意外触动了，没等我费心思去追问，她主动讲起了自己的过往。

5

田桂梅夫妇不是本市的坐地户，他们来自农村，到本市来赚钱的时候正值这个城市最风光的那段时期。

他们是坐火车来的，一出站就被震撼到了：一排排簇新的红色小楼在火车站对面挺立着，四四方方的窗户上嵌着一块块绿色的玻璃，在阳光下闪着高贵又神秘的光。田桂梅被这大胆的配色给迷住了，她看着楼里进进出出的城里人，对丈夫说：“以后我们也要有一个这样的房子。”

为了早日实现梦想，田桂梅在一家饭馆打杂，她的丈夫干起了装修工。那会儿本市的居民普遍有钱，大家舍得在外面吃饭，也舍得在装修上花大把的钱，有的人家花的装修费甚至还能再买一套房。

过了两年，田桂梅的儿子出生了，她和丈夫的生活充满了希望。那时，他们两口子下班回家总会在一起畅想未来。因为丈夫是干装修的，他们梦想中的房子更加具体：要有造型优雅的吊顶，要有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地板也必须是实木的……

经过十来年的打拼，田桂梅夫妇终于攒够了买房钱，但为了一步到位住进理想中的房子，他们没有立即买房，而是继续攒装修钱。可谁都没想到社会的改变会来得那么快，随着矿产资源的减少，往日红火的国企风光不再了，大批工人下岗给这个城市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一击。

田桂梅工作的那家小饭馆虽然没有关门，但生意也大不如前了，老板为了缩减开支就把两个打杂的人都辞了。田桂梅丈夫的手艺也没了用武之地——生存都成问题，谁还会花大价钱装修房子呢？

夫妻俩的生活一下子就陷入了窘境，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能去劳务市场找活儿。但人太多了，他俩根本抢不到，要隔好几天才能找到一点像通下水、修电路之类的杂活干。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吃老本过日子。

我问田桂梅：“这种情况，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呢？”

田桂梅说，当时他们已经离开老家十多年了，如果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怕同村的人在背地里笑话。他们的儿子那时也正在上学，城里老师的水平肯定比村里的强多了。而且，他们一家人在市里生活久了，对这里有感情，也习惯了。在多重考虑之下，他们决定留下寻找新的机会，也相信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租了那么多年的房子，田桂梅夫妇也早已厌倦了漂泊，既然决定不走了，他们就打算不再执着于装修，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就好。可是，对于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夫妻俩又产生了分歧。

丈夫想买老小区，那里的房价便宜，花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大的面积。他劝田桂梅：“儿子将来要娶媳妇，儿媳妇再生孩子，一家人总要有三室才够住。”

田桂梅也考虑过这一点，但她认为儿子才上初中，离结婚还远着呢，如果现在就买老楼，到那时房子只会更老，根本不好意思用来当新房。现在买新房虽然价格贵点，但到儿子结婚时房子还不至于老得掉渣。

几经讨论，丈夫终于被说动了，两人开始到处看新房。儿子兴冲冲地对母亲说，他想要一张崭新的学习桌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像他同学家的那样，桌子上带几层小书架，这样他的书就有地方放了，拿取也方便。

这是儿子唯一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田桂梅非常高兴，她一口就答应了。

6

然而有一天，田桂梅的丈夫从外面回来，他就突然变了卦。

丈夫看中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老小区的房子，一楼，二室一厅。房主把其中一个屋改成了店面，对外销售保健品，另一个屋和客厅就用来生活。丈夫已经盘算好了：“正好咱俩住一个屋，儿子住客厅，还能做保健品生意。”

田桂梅不同意，她觉得自己没做过生意，开店未必能赚钱。再说，以后要是娶了儿媳妇，总不能让小两口睡客厅吧。丈夫不以为然，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已经打听好了，那房子附近住的大多是老年人，保健品很好卖。至于儿子娶媳妇的事，不用考虑得那么早。要是做生意赚了钱，没准过几年他们就能在田桂梅喜欢的新小区里买新房子了。

田桂梅依然犹豫，丈夫便带她去“开会”。

在一个饭店的会议厅里，一群人在台下坐着，“老师”在台上激情澎湃地介绍着保健品：“这个产品是国外科学家研究出来，能提高免疫力，对很多疾病都有辅助治疗效果，没病的吃了也能强身健体……现在国内知道的人少，咱们趁着价格便宜能买多少货就买多少货，等涨价了就能成倍地赚钱……”

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台下有人附和，说自己正在卖这个产品，效果非常好，买过的人都成了回头客。田桂梅很心动，但也隐隐感到不安，她问丈夫：“既然这个产品这么好，别人怎么会把店面转让了呢？”

丈夫说那个房东也舍不得，但他的孩子在外地安了家，他打算搬到孩子身边生活，所以才把房子和店一并卖了。最后一点疑虑也打消了，田桂梅就同意丈夫买这处老房子，同时还进了不少“老师”推荐的新产品。

从此，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了这间小小的保健品店上，田桂梅每天勤勤恳恳地打理店铺，四处给人介绍产品。老小区的老年人有不少拿着高额退休金，又因为子女不在身边，很害怕生病，他们就愿意买一些保健品吃。

生意不咸不淡的时候，田桂梅的丈夫就出门打打零工补贴家用。每个月除去一家人的生活费，他们手上的钱还略有结余。

那一年，儿子没考上公立高中，田桂梅一边抱怨一边拿钱，准备让他去念私立学校。

儿子很委屈，说自己的学习环境太差了——没有独立的房间，只能在客厅睡觉、学习，老楼的客厅都是暗厅，一楼更是难以见到阳光，他学习累了偶尔朝窗外望去，架子上总晾着家里人的衣服和内衣裤。无论外面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他的被子和书本总是湿漉漉的，让人没有一点想要翻开的欲望。

儿子说他已经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想早点打工挣钱。田桂梅说：“你只管好好学习，赚钱是大人的事。”

可儿子并不领情，他埋怨父母把钱都砸进了这个破房子和保健品店：“说能挣大钱，结果日子却越来越差，还不如咱们租房子的时候，我是指望不上你们了。”

田桂梅终究没能拗过儿子。还没等到高中开学，儿子就进了本市的一家工厂去打工了。

一个又一个的新小区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不少经济优渥的人选择离开火车站附近的老旧小区，搬去新房子住。

有钱的老人不方便回来，让田桂梅失去了很多优质客户，她的顾客群体也从退休老人变成了火车站前那些“老坦子”——老光棍和老鳏夫。他们没有家人没有钱，生活困顿又无趣，平时靠打零工过活，过着有一天算一天的日子。有的人顿顿喝大酒、猛抽烟挥霍着生命，但又希望能健康地活下去，于是买些过期的保健品吃成了一种聊胜于无的选择。

田桂梅只能看着自家囤的保健品渐渐临期，直至过期。实在没办法，她想到降价贱卖，可是贱卖保健品赚不到钱，有时甚至连日常开销都满足不了。旧楼的弊病也愈加凸显，经常堵塞需要疏通的下水道和开裂剥落的墙皮，都在时刻提醒着他们两口子，当年押上全部身家买的房子买错了。田桂梅的丈夫后悔了，一着急上火，得了脑血栓。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又添了一份药钱，日子越过越难。

十几年前旧城开始改造，火车站附近有一大批老楼被拆掉了，田桂梅听说自家所在的小区也要拆迁，她很是期待。但一晃五六年过去，破旧的老楼还是立在那里，那个承载了一家人希望的房子彻底成了砸在手里的破烂。

人到中年的儿子见留在父母身边买房娶媳妇无望，便去了南方打工。一开始，他过年的时候还会回来，但家里总是愁云惨淡，慢慢的他就不愿回了。后来，他一年能打几个电话回家就算是好的了。

7

讲完这些，田桂梅反而平静了，她问我：“管教，你说我的运气是不是太差了？”

我斟酌着语言，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田桂梅并不在意，她用她那只干枯的右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脸颊，自嘲地一笑：“我知道我做的事让人看不起，但是我要生活呢，老伴还要吃药，我只能不要这张老脸了。”

我犹豫了半天，还是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怎么想到这么赚钱的？”

田桂梅叹了口气，低头搓着裤子，久久才说：“一年多前，家里实在没有余钱了。有几个经常来买保健品的老头，因为脸熟了，我就跟他们抱怨了几句，他们有的就提出……跟我干那事，一次十块钱。其实，他们也是帮我呢。”

按田桂梅的说法，那些“老坦子”孤身一人，一无所有，而她好歹还有丈夫和儿子。也是这些人，让她觉得自己虽然命苦，但世上还有不如她的人存在，相比之下也就不觉得太苦了。

我问田桂梅出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她有些羞涩，也有点解脱似的说，之前老李哥就跟她讲过，要是她老伴同意的话，以后他们三个人搭伙过日子。她看老伴的意思是同意的，这次她被抓进来，老伴就靠老李哥照顾，他应该更同意了。

“我们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日子有一天算一天，很多事情其实也都看开了。”

我的内心变得很沉重，突然想到了一句话：“未知苦处，不信神佛。”田桂梅想“转运”是迷信、愚昧，但对她来说，这也许是苦难人生里的一点希望。

我把田桂梅送回了拘室，几天之后又把她送出拘留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再见过她。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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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烟草猫腻多

中国有多少烟民？四周瞅一圈，十个男人七个烟民，剩下仨不抽烟的稀罕得跟大熊猫似的。俗话说“烟杆子养着枪杆子”，夹在指缝里的小小一支烟，上通国税，下连精神文明建设。

我对香烟的认识，止步于“中华”“大前门”“南京”“万宝路”这几个牌子。得益于表哥陈山的带路，才稍稍涉入深水区，旁观他和老舅乘风破浪。

哪承想，我就看到了这俩老灰色玩家翻船的故事。

1

2021年新年刚过，陈山约我开车去乡下修理姥姥家的老房子。那天，我们一边站在田埂上朝着对面的石鼓山纵情撒尿，一边说些乡间野语消遣时间。兴许是撒得尽兴，陈山鬼迷心窍地给我盘了盘他家不起眼的烟酒小超市袅袅烟圈后的“芝麻绿豆”。

老舅家的烟酒小超市开在村里，位置偏、铺面窄，自家起的3层小洋楼，一楼装上卷帘门开门做生意。小楼后面连着一方小院，院子面积不大，堪舆（风水）却好，阳光普照，老舅常腆个啤酒肚咧嘴吹“院子方位正，做生意旺财，娶儿媳旺夫”。

陈山初中毕业后当了5年边防兵，退伍后无事可做，遂子承父业。村子大、人多，离县城隔着一道小铁索桥，采购物资多有不便，故而小超市几乎供应了整个村的家用小电器、厨房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超市再小，也有镇店之宝，卖日用百货挣的只是些糊口零碎，要想生活早日奔小康，须得倒腾烟酒。

我和陈山小时同属差学生，但我珍爱生命，远离烟草——读小学时，社会上吸毒贩毒的事情层出不穷，我妈钟爱的普法栏目剧也随之从情场杀人案转为“毒品害人深，吸毒毁全家”等新剧目。学校走廊上贴出一排禁毒宣传标语，老师给班里下发了毒品识别小册子，要求我们分组学习。那本小册子上印绘的一个个瘾君子的照片皆未打马赛克，他们四肢扭曲，胸骨羸弱似骷髅，其中一个面庞清秀的少女，毒瘾发作时会用指甲尖在臂膀上挠出道道青紫血痕，身旁的小铁盒里便放着香烟模样的白粉制品，让我至今都对卷烟心有余悸。

而陈山自小就是孩子王，老师口中的不良少年。他不但偷舅舅的烟抽，还在游戏时试图教会我抽烟——从烟盒中弹烟，夹烟，点燃，吸上一口，再美美地吐一口烟圈，那表情销魂得不禁让我联想到《Hello，树先生！》里的树哥。只不过，陈山没有王宝强帅罢了。

作为一个资深烟民，陈山接手自家烟酒超市也是蛮痛苦的——虽然再也不用偷烟抽了，但守财奴的性格让他从此节衣缩食。当兵时，他每天最低消费一盒25块的“芙蓉王”，退伍后，15块以上的烟他都舍不得买，每日靠着11块“老龙凤”艰难度日。

陈山说我：“你是门外汉看热闹，以前作为花钱的，觉得抽烟怎么痛快怎么来。现在不一样了，烟草是养家的生意，可不敢脑袋跟着屁股走，想抽啥就抽啥。你不晓得，这烟不像其他东西，你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有时候，你有钱没处花，有价无市！嗨呀——”

他说得不错，我国从1992年1月1日正式施行《烟草专卖法》，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条令里包括烟叶的种植、收购和调拨，烟草制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等等，而烟草售卖由烟草专卖局及烟草公司专管专卖，产、运、销三环，节节有卡项。

（编者注：中国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家人，下辖各直属公司和各省烟草公司，各省级烟草公司分工业公司和商业公司。鉴于烟草产业的特殊性，烟草专卖局进行烟草专卖制度的维护，具有行政职能。烟草公司的叫法一般都是XX烟草专卖局（公司）。行政职能主要由烟草专卖局（公司）内的专卖部门承担。）

法律主要的约束对象是卖家， 烟民只管抽烟，哪管这些？陈山叹：“上中下三家一卡通吃，上到税收下到烟民，中间还缠着弯弯绕，一根红线两头打结，圈圈圆圆圈圈都是生意。”

我虽然脑壳笨，但我知道一个真理——凡是和经济沾边且用法律规定的事，就一定有利可图且有漏洞可钻。我不懂陈山的“生意”具体指什么，我想烟草专卖，那从进货到销售都是卡死的，他们从哪里觅得的操作空间？弄不好就牢里蹲了。

下午，收拾完姥姥家的地漏后，我俩进屋上炕，我又缠上陈山，央他再往细处谝谝。为了满足这份强烈的好奇心，我专门找到姥姥家这儿的一间小卖铺，狠狠心花费巨款买了一打汽水、两包花生瓜子、两袋无骨凤爪和一包“软云”烟孝敬他。

陈山耐不住我，很快投降，加上他性格随他爹，多少沾点爱吹牛的死出样。他两条腿往热炕上一盘，夹烟的手往虚空中一扬，我忍住揍他的冲动，装作小弟般殷勤地为他点烟。陈山深吸一口，嘬嘴说：“‘软云’就是香，这一分钱一分货，不忙唠嗑，让我先抽两口。”

我在一旁嗑瓜子候着，把飘过来的烟拿袖子死命地往对面扇。

陈山抽着烟、喝着可乐，小眼睛一眯，不紧不慢地开始叙述，不过他说话扯东扯西，半响后才渐渐说到正点上。

“谁说这是死的？”他鄙夷地看向我，开摆道，“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能被规矩套死，要是都按规矩来，哪还有GDP？哪还有经济活力？美丽中国建设，不能光靠美好的蓝图设计师，还得有敢想敢干的实干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你小子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

我哑然，心想：一个开烟酒超市的，怎么就能把做生意的嘴脸说得这么清新脱俗？况且，听他的意思，这生意也不是老老实实的，猫儿腻不少。他倒好，一张嘴全是康辉的范儿，简直是鸡屁股上插麻杆，搁这儿装凤凰呢！

“哥，不就是卖烟嘛，瞧你说的，跟开航空母舰一样。”

“卖烟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瞧这一包小东西，这多少航空母舰、歼10、歼11，都得靠这小小的烟丝来养，这比那什么‘阿基米德撬地球’牛X多了。这一根烟，最少占全国财政税收的8%以上——大学生，掰掰你的手指头，算算这是个多大的数字。”

我知道烟草是国之重税，但陈山这话多少有点飘。我更好奇了——他是怎么躲开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的层层审查，在缝隙里游走的？——像烟草这种专营专卖的东西，产品价格已经定死了，高档烟、中档烟、低档烟，哪些用来抽、哪些用来送礼，不仅烟民，但凡求人办事过，都一清二楚。

想到这儿，我看向陈山的眼神就有点微妙。

陈山也看出来了，唾弃道：“假烟？想都不要想，你以为现在还是八九十年代，做假烟，谁敢？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既然不是假烟，那是什么法子？”我疑惑道。

他开始细讲起来：

“办法，还得在货源上下功夫。

“烟草进货，不由个人说了算，它的量是有配额的。现在网络时代，做买卖很方便，订货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微信小程序就能搞定。一般一周定一次货，货物的量按照你所持有的烟证档位决定，‘烟档’不同，所持有的配额也不一样。听说这么搞，也是为了公开透明化，便于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监管，要知道，以前光这一个订货，就有不少猫腻子。

“我们这样的烟酒小超市，烟草专卖局并不会直接辖管，平时和我们打交道的，主要是烟草公司的。一般，我们上面都是连着客户经理。平时的订烟时间、烟草配送、种类新上、‘烟档’提格，都是客户经理和我们联系。”

“客户经理是做什么的？”我问陈山。

陈山边扒拉鸡爪边说：

“提到客户经理，就得先说说烟证（即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要想从事烟草经营，就得先办个烟证，烟证的办理太费人费事了，不好弄。光是走程序就是一大堆，办证，除了明面上的公家程序，私下的也不能落下。一般办烟证，得看你店铺周围的地理条件，方圆百米内不能有其他烟酒店，要是有，就会因为覆盖范围有重叠、米数标准就达不到。当然这个米数到底够不够，衡量的尺子在上面人手里，尺子怎么测，这就得看你够不够机灵。

“当然也有其他法子，比如烟证过户，那也可以，只是多花点钱。这年头，花钱能办成事，这钱就花得对，花得值，就得唱‘感恩的心’了。

“客户经理从你的烟证下来后就管你那一线，一般一个客户经理负责一个片区的小营业户，卖烟上有什么事，一般先找他，不过和客户经理怎么处，那是门学问。客户经理有时候像合作伙伴，有时候像上级领导，有时候他也得求你办事。我们和客户经理只谈烟，来往也都是些业务上的事，至于你问倒腾烟货的买卖，客户经理知不知道？崽儿，人家在这个行当吃饭，烟上面里里外外就那么点事，你说他怎么不知道？管不管，那得看交情深不深，只要钱到位，什么都能干稀碎。”

“那既然假烟都被查禁了，烟草的进货也是有配额的，这也就定死了，哪还有什么空隙可钻？”我接着提问。

陈山笑了笑，看小孩一样，说道：“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对烟草供货量管控得紧，所以这才制造了一个机遇——你想想，我刚才给你讲的，要想在生意场上挣钱，就要从那些支点撬杠杆。”

“做空！”我和陈山异口同声。

“烟草量虽少，但也不是多么稀缺的货，加上又有‘烟档’制度制约。做生意的都明白，一件货要把它卖出去，无非就三个要素：卖什么？卖给谁？在哪卖？”陈山清了清床桌，从烟盒里倒出几根烟给我沙盘点兵。“烟是死的，人是活的。卖烟的都知道，有些地方的烟好卖，一个礼拜的货，三天就能见底，有些地方的烟却卖不出去。县里面的烟，卖得总比村里面、乡里面要快，为啥子？买的人多嘛。有时候，烟买来不是为了自己抽而是为了过事情。”

“这是什么缘由？”

“高档烟像‘中华’‘雨花石’‘飞天梦’这样售价每条400以上的烟，是专门买来送人情的，平常人家有几个舍得抽？每包8块到12块的平价烟，一般会用作红白喜事的上午用烟，一场下来最少10条，一个烟酒超市的烟证，开下来这个价位的同一种烟，一般也就5、6条，有时候更少。这样一来，就得找，往往跑3、4家店，才能凑足一次宴席上的用量。”

“那为什么非得找一个牌子的呢？”

“嗨呀，也就是你这样不抽烟的才能问出这么不经世事的话。”陈山鄙夷道，“一场宴会要是好几个牌子，那主人家给客人敬烟到底用哪个？还不被人说‘看人下菜碟’！一般红白事上的用品都讲究统一，样子太花是不合礼数的。”

我还是云里雾里，央求陈山再讲讲细节，他却开始卖关子。

“烟抽饱了，人就容易犯困，你要是这么想听，那等我回去喊你一起。”陈山靠在炕墙上说。

“一起？一起干啥？”

“下周，我爸要去进一次货，这次量大，你也跟上帮帮忙。”他狡黠一笑。

2

年节刚过，冬天的尾巴还长长拖着，天气冷得让人不敢脱下秋裤。田地里一片荒芜，去年的草根依旧干枯地昂着身子，像是在和新世界对峙。陈山的电话来得突然，晚上8点20，天早就黑了，他让我待家里别动，说舅舅一会儿开车来接。今晚，我们要下乡去收货。

挂了电话，我撒谎说要和陈山去夜市吃麻辣粉，母亲在里屋训：“男娃子吃什么麻辣粉，嘴馋得跟猫似的。天都黑了，别瞎出去乱跑，外面冷。”

我胡乱敷衍几句，围上围脖急冲冲出了家门。

大约7分钟后，老舅的小破面包车在黑夜里打着双闪拐进家门前的巷子，我上车后，一路往城外走。路上，陈山给我传授了一些烟草上的注意事项，比如：烟草订货是周期性的，只有年前一个月配额给的最多，其他时间都很少，而烟的销售旺季就在年节后的这半个多月里，走亲戚、办宴席，家家户户用烟量都大，无论抽不抽烟，都得备点应付客人。对于烟贩子来说，只要能搞到货源，这半个月里，挣钱就只是转手出货的事，而从哪里能搞到货，则是检验一个资深烟贩庞大业务关系网的金线。

陈山屁股底下压了个蛇皮袋，我虽然好奇心重，但也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窗外沉谧夜色中，大山连绵不绝，车子洗衣桶一般颠簸，我只想睡觉。

其实我知道，这事多少沾点风险。虽不至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但毕竟见不得光。作为一名以前的优秀共青团员，我曾4次申请入党失败，没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班人，但我对组织的感情始终饱满。而看看现在，我坐在老舅的小破面包车里，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愧疚和兴奋在我的左右耳朵上相互撕咬，我不禁想起禁毒小册子里的那位失足少女，觉得自己就像披着大衫暗夜潜行的毒贩。

车子七扭八扭拐进村，在临近村道的一户人家门前停下。陈山下车就嘟囔一句：“爸，这也没遇上检查的，你别自己吓自己。”

老舅说“闭嘴”，示意陈山叩门。我也跟着下车，粗略一打量，即发现这一户人家也是开小卖铺的。

门开了。他们父子先行，我跟在后面，里屋的人听见前厅有响动，赶忙出来招呼，见是我老舅，干巴巴的脸上一下子就浮起笑容。

“来啦？！快坐坐坐。掌柜的，陈家老哥过来了，你快煮点茶。”女主人殷勤地说。

我们绕过前厅货物柜，进到后面一间小屋里，他家小孩正趴在炉火旁看电视，周围乱七八糟堆着些货物。女主人一副地道的农户装扮，脸庞上皮肤干红、皱纹密布，是西北这片土地留下的风霜印记。

“玉花，生意怎么样？我看你这儿铺面搞得比去年大了一圈，茶叶也有、冰糖也有，你看这还卖的有圈圈桃酥。你这婆娘能干，是个料家子，你男人娶了你，是福气啊。”老舅寒暄道。

“老哥，你这话把人捧得高高的。今年生意也挣不上啥钱，我这是个乱摊子，能挣点馍馍钱。”

老舅笑着说：“孩子都长这么高了，来，陈山，给你玉花阿姨的孩子散个红包。”

表哥遂从兜里摸出个红包，左右撩拨小孩。那个叫玉花的女主人连忙推辞：“使不得、使不得，来就来，还散什么红包，幺幺，快谢谢你叔叔，赶紧去前头给你叔叔抓点炒花生过来。”

孩子接过红包便往衣兜里揣，玉花哄娃说：“你衣兜浅怕丢了，妈妈先给拿着”。孩子显然不信，眼睛滴溜溜转，端了小碟就越过母亲去前厅抓花生了。男主人这时才端着几只一次性塑料杯走进来。杯底散着些黄糖碎，他从炉火上拿过小搪瓷罐，罐罐茶滚开了，就热切地为我们沏茶。

“玉花，你们家掌柜的也过来了，正好咱们聊聊上前天我问你要的那批货。”老舅说。

“老哥，你上前天给我微信上喊的，我当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你过来了。光是有一件事，有点对不住你。原先说好给你准备30条‘红旗渠’，现在屋里头只有20条了。你不知道，昨天村里有户过事情的，我抱着娃娃儿转亲戚去了，店是我们家掌柜的看，他不知道这是给你留的烟，就卖出去了。嗨呀，你说说，这真是对不住老哥……”

“这没事，做生意嘛，能卖就卖是好事，咱们是常打交道的。”老舅摆摆手，男主人赔笑着递茶。

我喝了一口，满嘴的黄糖茶香。老舅和那两口子继续谝，我和陈山抓花生吃，小炉上罐罐茶里的桂圆葡萄干飘出香气，炉火勾得很旺，照得屋里的人满面红光。

就在这时，屋外突然闯进来一个人。

“李家哥，你来了。”玉花连忙招呼。

来人戴着宽边毡帽，年近50岁，身材宽厚硬朗，粗壮的眉毛直立，显凶相，身上裹着股屋外的春寒，我止不住地想靠近火炉。

“哎呀，快坐。”老舅也起身寒暄。

“玉花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你看，我这两个月的量都给你攒着，别人我都没卖。”李家老汉指着一个大纸箱说，那箱子外印刷着卫生巾广告。

“刚刚我让玉花帮我在镇里再问问，我这次收的货多，正好自己开车，路上安全。马上快过完年了，出了初八，这年节也就快结束了，返乡的也要去外乡了。也就这一个多礼拜出货出得快，现在烟不好订，给得少，又都是些卖不出柜的偏门烟。玉花说等会儿还有两家过来，我看咱们这边先对账，等他们过来，货多对不开。”老舅对玉花、李家老汉商量道。

“不慌，等一起来了再弄，来喝茶、喝茶。”李家老汉坐下粗声道。

舅舅眉宇揪起，瞥眼看玉花，玉花挤出几分干涩的笑，主动给李家老汉加水烧茶。

“李家哥，等会儿货多一起弄，怕乱。这都是贪钱货，弄乱一条，这么多货可就都白干了，我看咱们还是先装先弄吧。”玉花说得急切，给老舅打眼色。

老舅即从怀里摸出盒“硬中华”，倒出一支递过去：“李家哥，你这次攒的烟不少，都是些啥？”

“‘黄兰州’‘哈德门’‘云烟’‘好猫’，还有4条‘软中华’。”

“嗨呀，这好烟都放你们这儿了，我说我们那边开烟开不上啥好烟。”老舅揶揄，“咱们把一个种类的烟都往一起归归，这天色也晚了，早点结束早回家。”

“我老汉，卖烟这些年，还没吃过‘中华’。”李家老汉接过烟说，“既然要点数，那咱们先得把价钱谈好，你给玉花开什么价，我和她一样就行，我是个干潵人（方言，形容办事敞亮），没那么多弯弯绕。”

陈山和我默坐在一旁，他给我发微信：“这是在试探价了。”

我回了一个“？”。

陈山接着发：“我爸以前联系烟都是单线联系，没弄过今天这样4家一起兑的。之前，他给每一家提的价都不一样，同样一条烟，差5毛到2块。现在这样搞，李家老汉是想把差价抹平。”

我脑子一下没转过弯，打：“那是啥意思？”

陈山发：“你傻啊，差价抹平，那肯定是取最高价（成交），哪能是给你取中间值抹？你以为做生意是数学题呢？！这要是按最高价来，要是低于这个价，哪怕只有一家不愿意，那就（大家）都不愿意。这样，人就得罪完了，以后谁还给你找烟货。这里面弯弯绕多着呢！你可别小看这乡下，越是经济差、地处偏远的地方，生意里的油水越大。就这么小小的一个乡镇，一次取货最少能找出200条烟。你算算，这得多少钱！”

老舅还在继续扯，我悄咪咪地在手机上搜相关的法律法规，划到量刑数额后，心里“咯噔”一下，再默默计算屋里面那个大纸箱里的货——没看出来，这几个农民看着老实巴交的，实际上，一个个都是狠人。

“我这货也不愁卖，你要是给的价合适，咱们这生意就能长久下去。”李家老汉赤着脸。

一屋6个人，加1个趴床边看动画片的小崽，挤得热腾腾的。老舅和玉花夫妇、李家老汉都站着，原本就椽梁低矮的小屋显得愈加逼仄，橘黄的灯光将他们的剪影投在墙上，像是看庙会皮影戏。

这空当，屋里又进来2人，空着手来的，但众人热络地招呼着坐下，敬烟、沏茶。

一番寒暄后，老舅再次开口：“价钱，还是按我和你们之前谈的。‘黑兰州’刚才李老哥也和我争了半天，大过年的图个喜庆，就照172块一条这个价定了，我多掏2块，也是祝大家生意红火。咱们以后还能长久地干。”老舅堆笑道：“烟还得给我留着，可不能卖别人。”

“老哥说的这是什么话，哪一次来烟没给你留着！”玉花佯装生气地说。

“不多说了，咱们挑烟。”李家老汉站起身。

于是，一众人开始在这小屋里忙活起来。后来的2个大哥又钻出去拿货了，他俩怕带着货进来不放心。乡下人胆小，和钱沾边的事更是胆小。

玉花吆喝自己男人将屋里的货取出来，她男人瑟缩着打开纸箱，我看着里面的烟，发现每一条烟的烟号都被细细地挑过了。老舅对玉花赞道：“还是你们家掌柜的有心。”

老舅招呼陈山过去，爷俩一边点货一边盘账。这时候，我才知道陈山下车后也带在身边的那条蛇皮袋里面装的全是现金。农村人做买卖可不傻，他们觉得手机、银行卡支付不安全，坚决要求现金交易，看蛇皮袋的鼓实程度，我推断，今晚的货量最少是300条烟。

陈山干活麻利，数目和钱款算得一清二楚，装烟时，他甚至发挥出了在部队里练出来的内务功夫，将一条条烟码得整整齐齐，漂亮得让人咋舌。

3

装货上车后，我们趁着夜色赶回家。

路上，陈山给我说了说烟号。他说不要小瞧香烟买卖，烟纸里卷的每一根烟丝都有标号、有产地，有名有姓，来处归路都是定死的，乱了就会出事。烟号是印刷在一条烟外包装上的一串长长的数字和字母的编码，有32位，一条烟一串码，可以理解为每条烟的身份证。里面包含了烟的生产时间和地区，而编码最后的12位数，都与烟贩自家烟证上的号码连着，每家的都第一无二，如果烟出了事，烟草专卖局的人就能通过烟号顺藤摸瓜地找到上源。

烟号只印在一整条烟的外包装上，小包散烟上是没有的。所以，烟贩子串货来整条香烟后通常会拆开零售，或者托熟人用在酒席上，这样既能保证售货渠道，又能不被查出。当然，这些串回来的烟只能私下销售，不能摆上烟柜的。烟草专卖局的人随时可能来突击检查，一旦查处，轻则罚款，重则吊销烟草证，再严重还会有牢狱之灾。

老舅家这一次收的烟，几乎都是中低档位的。后来，陈山专门给我解释：他们这些收烟的最爱售价6块到20块之间的中低档位的烟，因为这个档位的卖得最快最好，超过25块，销量就惨淡得惊人。

“中国哪个烟民能抽得起这么贵的烟。”陈山苦笑说，“一个烟民每天最少就得1包，像一些跑生意的，一天最少3包起，到哪都得先给人递烟才能说得上话。你想想，一包烟照25块算，一天3包，一个月光烟钱就得2000多，公务员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

“中国富人没你想象的那么多，穷人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少。以前当兵的时候不懂，以为部队里的一切就是全部了，我当士官时，年轻好面子，抽烟档次不能低于‘芙蓉王’。可等出了部队去社会闯荡，才知道部队里的饭不好吃，外面的也一样不容易。我跟着你舅舅干烟草快一年了，没几个烟民舍得抽那么贵的烟。”

“抽烟的男人都是要养家的，烟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乏味生活里的安慰剂，也可能是个没法根除的习惯。都说‘烟难戒、抽多了上瘾’，其实不是尼古丁有瘾，是生活的苦太硬、太难咽下去。小时候吸娘的奶、年轻时吸媳妇的，现在要养家糊口了，吸根烟，人就会轻松许多。”

我又问，他们倒腾这么多烟是为了高价抛售吗？

陈山摇摇头，他说烟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都不一样，它的市场太有针对性了。高价烟买来就是送人的，他们父子收的高价烟、高价酒，基本上都是收礼的人来超市“低价处理”掉的，像‘中华’之类的好烟，一般都是转几个弯又回到他们手里。

我笑道：“一条烟转一圈让该挣钱的人把钱挣了、让该办事的人把事办了，谁都没受损，谁也不亏谁。”

老舅和陈山收的便宜烟则不是这条路子，一旦抬高低档烟的零售价，老烟民就不乐意了，所以倒腾便宜烟利润很低，给宴席供应也没多少油水，全靠走量，薄利多销。

我噎陈山：“那你们还冒这么大风险倒腾烟，也挣不了几个辛苦钱！”

“我是个小买卖人，又不是大老板。挣钱哪有你想得那么容易。再者，我干这生意又不亏良心，一没偷二没抢，只是把北边卖不出去的烟挪到西边来卖，性质也就和外卖员差不多，就是挣个跑腿钱。这世界上做生意的海了去了，没良心的人多了去了，我还排不上号。”

“我又没说你，你这么激动干嘛。”

陈山冷哼一下说：“你小子心里想啥我还看不出来？你以为我在违法犯罪？倒腾烟，怎么说呢，很复杂，又不是倒卖军火。我好歹也是受过组织教育的人，别的不说，我这条腿里到现在还打着钢板。”

这事我知道，母亲告诉我的，陈山在部队服役时，一次外出巡逻意外受了伤，伤没好透硬撑着参加团里比武，翻越障碍腿摔断了，送医院打了钢板。那时他很是迷恋《士兵突击》里的伍六一，等到了时间，他自己便像那个剧中的硬汉一样申请了退伍。当时，舅舅气得要死，还说要给部队领导打电话求情。但陈山不愿意，他好面子，抽烟要抽好烟，当兵也想当个好兵，遂带着这块钢板复员回乡。

当然，陈山说，也能走正规渠道进货，目前烟证分为1至30档，每档都有相应的订货量额度，只是靠“烟档”晋级来提高订货量，不是等闲人能负担得起代价的。

之前陈山和我提过一嘴，说“烟档”有一种很奇妙的平衡点——我们都知道便宜烟受欢迎，几乎都卖到断货，但烟草公司规定，要“升档”乃至保持当前档位，就必须购进一些高价烟，有时候甚至需要购进特定的烟、新品牌烟。这样一来，烟证档位升级就成了一件让商户们心头滴血、进退两难的事：不提档，进货量有限赚不到钱；提档，畅销的便宜烟反倒给得少，还平添了难以销售的高价烟。

我还傻乎乎反问陈山：“那为什么烟草公司不多生产一些便宜烟，少生产一些贵的烟？便宜烟需求量大，薄利多销，还有利烟民。”

陈山笑我没脑子：“你做生意，一准儿裤衩都赔掉。要是照你这个说法干了，谁还挣钱呢？烟是用来卖钱的，不是用来抽的。”

这句话一出，立马镇住我了——但烟草要是不用来抽，还怎么卖钱？

4

3月，惊蛰刚过，老舅出事了。

母亲说他家的烟意外被查，这次搞不好要判刑。我给陈山打电话，问怎么回事。陈山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央我帮忙照看下小超市。

挂了电话后，我骑上黑色小电驴突突突地往他家赶。到了老舅家，陈山搬出个凳子，我俩坐在店门口。

“到底是咋回事？事情大不大？”

“这事，只能说你舅命不好，该他遭。我刚托关系给县里管事的领导通了电话，晚上等人家下班后，我就去人领导家坐坐，把情况详细说说，看有没有回转的余地。不过，你也别慌，说到底是你舅太贪财，平时让他多打点打点，他不听，现在好了，要花大钱。”

接着，陈山说了老舅是怎么栽了跟头。

元宵节过后，小超市的生意冷清下来，出事那天，陈山正好不在家，超市里只有老舅一个人。

正月十七，一个小个子中年男人来超市里买烟，他先要了一包，然后问有没有整条的。老舅没戒备，从烟柜下面的小暗格里摸出一条，那男人见烟盒上的烟号不见了，就质疑是不是假烟。一听“假烟”两个字，老舅急了，两人吵起来，老舅说，“要是假的，假一赔十”。

那男人再不说话，转身就出了超市门。

刚过12点，店里买东西的人多起来了，老舅正把倒来的烟拆成散包往货架上上，一群人突然闯进来，队伍最后面缀着的，正是早上买烟的中年男人。舅舅霎时觉得不对劲，但想把烟收起来却已经来不及了。

为首的人说，他们是烟草专卖局稽查队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家店里卖假烟，所以来查看情况。然后，他拿起桌上拆开的烟条，问这是个什么情况——烟条上的烟号早就被抠去，露出的白边像伤疤一样，在深蓝色的烟盒上扎人眼。

舅舅吓住了，胡诌自己是从别的烟店借来了几条烟应付顾客，因为自家货短缺了。

一个身着黑外套的男人听了这话，冷笑一声，随即带着几个队员开始在超市里翻检。不多时，又有8、9条“外来货”被搜了出来。黑外套指着烟问老舅：“其他烟在哪？赶紧自己拿出来。你交出来和我们搜查出来是两个概念。”

老舅心思活，听出来这群人是市区口音——县城里的稽查队，他平日里多有打点，一般来例行检查时都会提前知会一声。但这次的检查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防备也没有，他更心惊胆战的是家里面还藏着100多条没有来得及转运的外来烟，要是被搜出来，可不得了。老舅想给儿子陈山打电话，但好几双眼睛都盯着他，哪怕电话就放在手边，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黑外套看出老舅神色慌张，于是开始和他套话：“是不是要给家里人打电话藏烟？我告诉你，你态度好点自己交出来，顶多就是罚款。你可想清楚了，现在带我们进去，就算你主动交，不算我们搜查出来的——走吧，别愣着了，带我们进去看看。”

几个稽查队员说着就要往里屋走，外面的顾客看超市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公家人，以为出了事，有相熟的街坊赶紧给陈山打电话报信。

老舅猜测这次自己肯定是被人举报了，也知道黑外套在套话，就站在门口稳住不动，和带队的领导讨价还价：“查烟要搜查证，你们不能平白无故地就进我家里，证呢？拿证来，没有证，这个门你们进不去。”

稽查队的领导身材微胖，年纪不大，人蛮和气，老舅觉得他可能是个新官，又连忙换了副口吻上前求情：“领导，您看这个事，咱们去屋里面说，这儿人多，被街坊邻居看到闹笑话。”

“没事，师傅你也别太担心，我们这次来也是被点了将，只要你屋里没私藏货，问题就不大。”

说话间，一群人就进去了。不多时，院子里，舅妈的吵闹声传了进来：“你们干啥？这是我私人财产，不是商品，是帮亲戚家过事情买的烟！”

“说清楚，这么多烟到底哪来的？都这么大人了，还说这谎话。小李，多余的话不要说了，把烟都抬出去装车。”又是刚才的黑外套在发话。

“可不敢、可不敢。”老舅从店里跑到小院，一把拦住两个稽查队员，“领导，我婆娘说的是实话，这烟确实不是卖的，是亲戚家用的，我开烟酒超市，托我帮他定的。领导，你们不能拿走这些烟啊。”

黑外套指着那些烟说：“这里少说有100多条烟，你说说是哪个亲戚要你订的？这是过多大的事情，用这么多烟？你个人看，这么多烟一条条都被挑了烟号，怎么着，还挺懂行。你以为你们平时加的那些‘订烟群’我们没有吗？还在这儿耍心眼！全部装车，下午拿上烟证和工商营业执照来烟草专卖局办手续，看你这事具体怎么处理。”

舅妈真的被吓破胆了，从怀里抽出一沓钱，连哭带喊地拉住黑外套要给他塞钱。

“你干什么你？我警告你，我们这执法记录仪全程拍着，别胡来！”黑外套正色道。

“冯兰回来，干什么你！”老舅骂，“别在这儿丢脸，回去！”

一名稽查队队员开出一张票据，上面写着：查获金玉兰烟酒超市黑兰州八十条、猴王十五条、中华（软）十条（硬）十五条、红旗渠二十五条、云烟三十二条。

“请签字确认，把烟草证号和身份证号写名字下面。”

老舅签了收据，稽查队就开着车把177条烟全部拉走了。等陈山回到家，已经剩下一堆烂摊子。

老舅还想找人托关系通融通融，看能不能把这些烟都捞出来。陈山却有预感，这次事情可能不那么好办了——这么大的烟量，涉案金额近4万块，按照法律，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就会被刑事拘留，“情节严重的”，是要判刑的。

春意萧索，我看陈山蹲在院子里。柜台底下，之前起争执砸破的玻璃碎渣泼在地上，亮闪闪的。

5

后来，陈山告诉我，这次老舅出事确实是被人举报的，举报人是本县的另一个烟贩子，之前因为收烟跟他们闹过矛盾，还发生过手脚冲突。我问他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说有苗头、有苗头了。我就没再多问，只劝他爱护身体，早点戒烟。

待到2023年新年，舅妈透露，前年父子俩翻船，家里搭进去3万多，其中一半交了罚款，一半用来上下打点，还有停档3个月处罚。

再见到陈山，他倒是越发精干了，脸上抹掉了青春气息，透出一股闯劲来。他和老舅的背影逐渐重合，背着手往姥姥家木门前一站，一众亲戚都会认错。几个姨娘称赞他这两年生意做得蛮好，小超市现已成为村里的支柱性产业，不但垄断了老头老太太家的厨房必备，还承包了方圆一里地烟民们的饥渴消费。

不过，这些都只是陈山的副业。现在，他忙着为县里的农贸批发市场跑物流运输，一趟车下来辛苦钱不少，大卡车离合一踩，也算圆了他少年时代当坦克车长的梦。

在县城，像老舅家一样从事烟草零售的商户不会少于3位数，下属近30个乡镇村庄又会有多少烟草零售户和倒卖烟草有瓜葛？毕竟谁也不会嫌挣钱多。听舅妈、三婶子、四姨娘等等叨叨的，我以为陈山就此金盆洗手，谁知她们都在说客套话。得亏姥爷嘴漏风，我才知道陈山那轰轰烈烈的运输事业下，是烟草生意在继续野蛮生长。

故而，我再一次缠上陈山，想进一步打听县里烟草买卖的事。陈山骂我一句“别太过分”，但还是跟我交了底。陈山也说，他一个小买卖人，于整个产业来讲，连一粒微尘都算不上，却照例使唤我：“去，给哥把茶烧上，杯子里把枸杞葡萄干加上，还有黄糖。黄糖别放多，少点少点，太甜了要得糖尿病。我身体差劲了，不敢乱吃东西了。”

我唯唯诺诺，为他烧茶添水、殷勤伺候。当然，陈山一开口，就没让我失望。

“前年搞烟可把我亏惨了，这两年才慢慢缓过劲。现在好，当前的形势是逼着我不做良民，你说说还有王法吗？还有公理吗？”

“怎么搞的？”我问。

“怎么和你说呢。”陈山挠挠头道，“前年那事，你也知道，烟草专卖局来人查了你舅的烟，100多条，我硬是跑上跑下把这事情处理了。也因为这事儿，一整年白干，钱和人都搭在里面。这事一出来，我就意识到苗头不对，绝对是被人陷害了。”

“被人举报了？”我又问。

“你不懂，每一次烟草专卖局查烟都是打一个‘整顿烟草市场’的口号，然后稽查队就下来人去各个销售点突击检查。可别说全市，单说一个县就有多少个乡镇、多少个行政村。大型商超、街道上的烟酒副食店、乡镇里的小卖铺，多么庞大的一个体量。你想过没有，这么大，稽查队查烟绝不可能无的放矢，说是‘查’，其实就是‘抓’，而且经常是一抓一个准，为啥？

“因为这些人打明牌，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哪个地方的哪家商户私藏烟草、贩卖烟草，稽查队的手机上都有信息。打个比方，我们这些卖烟的商户会有自己的一个微信群，而这种微信群没有统一的组织者，大家都跟野猫一样，嗅到肉味主动窜到一起。加群一般都是你拉我、我拉你，这样最原始的单线方式，说白了，就是个最愚蠢的利益集合体。

“为什么说愚蠢？因为微信群里的商户虽然都是同一属地同一行政区的人，但大家互不认识，线下几乎没有碰过头，所以这个群并不是真正谈生意的地方，只是一个‘信息打包地’。急需求货、卖货和问价钱的人都活跃在群里，你在群里放个风声，自然而然就会有需要的商户私聊。这么搞，群里面就很容易混进烟草专卖局的人，或者说，里面的同行个个都是‘稽查队队员’。你说，这样一来，那些查烟的人就不是‘盲抓’，而是‘精准打击’。人家就是专门来查你、整顿你。”

“就没人想想办法加群的时候审核一下，或者专门弄个自己的收货卖货群？”我问陈山。

他嗤之以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会干多余的事？况且俗话说得好，商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哪有纯真的朋友关系。当然，你说自己弄群，当然有人干，而且这样干的人还不少。不过，这样一来，性质可就不一样了，烟草专卖局的人就真的盯死你了，毕竟肥肉谁都想咬两口。”

陈山对举报他家的那个烟草贩子并没有多少恨意，只是不爽和愤懑，于生意场上来讲，这是不守规矩；于做人来说，这是没有道德。他虽然私收烟货，但他图的是该挣的利润。

我跟陈山确认：“那现在烟草的生意，你还做着没有？”

陈山喝口茶，抓一把炉子上焙香的薄皮瓜子，绕过来说：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听完你就谝来了（方言，明白了）。

“去年夏天，我在外县跑车，你舅给我打电话，说烟草公司的客户经理马经理，让他抓紧去趟烟草专卖局找张建民科长，说是有一起涉嫌外地烟草买卖的案子要他‘配合’一下。你舅直觉要出事，在去烟草专卖局的路上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正在高速服务区加油，听到这话赶紧改道往家赶，结果，当天事情就有了变化。

“当时我在高速上接完电话，就给你舅妈打了回去，让她赶紧把店门关了，给四周邻居嘱咐一声：‘如果有公家人问起来，就说身体不舒服，害了病，儿子带着妈去市医院看病了。’结果，还真让我算准了，你舅妈前脚刚走，后脚公家的人就来了。这次，来的不光有烟草专卖局稽查队的人，还有那个马经理和派出所的公安。”

“怎么派出所的也来了？”我疑惑道。

“你别打断，先听我讲完。”

陈山接着说：

“公家的人一来，果然向周围邻居打听你舅妈人呢，然后连哄带吓唬，说是我家犯了事，他们下来做调查了，如果知道人在哪儿，一定要如实说，不然就是妨碍执法。说着，就给我妈打电话。”

“你也知道，咱们那儿的人都不好糊弄，都是扎堆看热闹的人，谁管谁啊？公家的人一看，人不在就没法开门，于是又打电话把你舅喊过来，说是要进行检查。哎嗨，过来过去就是查烟，只是这次查得更紧，不光我家，几个关系位置亲近的亲戚家他们也去查了，结果肯定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等到我回家，把事情都弄明白，才知道这次出了一件怪事。”

6

这事，要从老舅在烟草微信群里做的一笔生意说起——

起先，是山东济南烟草专卖局的执法人员在一次烟草零售店的巡查中，查获了两条烟号为“兰州烟草”的“硬黄烟”。随后，执法人员又前往涉事烟酒店老板家，搜查出同一烟号的其他兰州牌香烟24条。因涉及跨省烟草买卖，这个情况就通报到我们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这才有了派出所和稽查队的联合执法。

根据《烟草专卖法》和《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一般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如果没有烟证，而且涉案金额比较大，可能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事情就耐人寻味了——县城里贩烟的人不少，但真正做大的不超过一个巴掌，都是本地人。烟赚钱，但也容易惹事，所以大家更倾向于熟人交易。当然给钱多，那就另说，毕竟生意场上，大家都认钱不认人。

陈山说：

“想破天都没想到，这次居然被别人‘点了炮’，我们烟证上开下来的烟，怎么会跑到山东去？我问过你舅了，他说是微信商户群里一个叫‘一匹孤独的狼’的人，说想要高价求购一批‘兰州’，当时我家正好存了点余货，你舅就加上了他微信私聊。

“你也知道，他们这个岁数的人，也不会拼音打字，手写又麻烦，所以微信上做生意一般都是语音。那个‘孤独的狼’加上你舅后，说自己家里过白事，想买一批烟待客。你舅就问他需要多少，等数目确定好，两人拉扯了一会儿价格，对方就约好第二天来提货了。当时你舅还很高兴，觉得卖成了一笔好生意，哪能想到，竟然给我们招来一个祸端。”

当天，一个瘦高个按约定时间开了一辆白色面包车来提货，只是面包车上的“豫”字头牌照和男人的一口庆阳话，让老舅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私信和他谈生意的“孤独的狼”，听口音是个本地人。老舅起疑，指着微信头像向瘦高个确认是不是本人，瘦高个回答，自己是那人的本家亲戚，帮忙跑腿拿货的，说着干净利落地掏出一把现金，付了烟款。

见了实实在在的钱，老舅也就不再多问，收钱结账后，就将这个事情抛在脑后了。

哪承想，这次在山东出事的烟，就是之前卖给“孤独的狼”的那批。事情出来后，老舅才回过神，知道自己碰上真正的烟贩子了。

跟“孤独的狼”比，陈山以往在乡镇上倒腾的那点烟，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他虽然也收烟卖烟，但仅仅活动在本县区，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进行跨区域烟草倒卖——还有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本钱去压货。烟草和其他商品不同，不说平时，单是春节的销售旺季，一次的订货量可能就在几万块钱以上。如果要进行囤货和收购，至少得预备30万的本钱。烟草行业的特殊性在于，钱只会让有钱的人赚，因为他们有信息、有渠道，更有统筹买卖的本钱和野心。

但出事后，老舅就再也联系不上那个“孤独的狼”了。他没拉黑老舅，连微信头像和网名都没有换，只是长久地潜水，从不回复消息。无奈，舅舅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钓鱼。

“这个事情就弄得人没办法。虽然这批烟不是我主动倒卖到山东去的，但烟号是我的，公家的人只认烟号，只要是从我这儿卖出去的烟，不管中间的原委，把一切东西都算在你头上。”

我问：“那你就没和公家好好谈谈？你爸和烟贩子的微信记录都有，可以拿这个东西交给民警查证啊，现在微信号不都绑定身份证和手机号码，应该是可以查出来的吧？”

陈山点上一支烟、噗嗤一笑，说：“查？公家为什么要查？你还是没搞懂，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调查取证费力不讨好而且没油水，烟草专卖局的人来调查这个事情，不是为了弄清原委、摸清烟草贩卖的窝点的。他们也知道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只要中国还有一个烟民，只要烟草公司的厂里还生产一支香烟，这个事情就是河边的石头，只管看，不管理。何况，就山东查出来的这点烟草量，还没有上升到违法犯罪那一步。现在的重点是，如何从现有的货物价值上挖掘出更大的油水。”陈山给我边比划边说，“就像变魔术一样，一家三吃。把上面交代的任务完成好，同时能给自己润润肠，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舅把微信聊天记录拿给公家人看了，人家一听描述就知道是怎么事了。烟草专卖局的张建民科长当时就说，‘我知道你们是碰到老手了，你看看微信上连个交易记录都没有，都是搞的线上找货、线下现金交易。你还想查人？这都是假身份证办的手机号，寻死也寻不到人家一根毛，还是想着怎么处理吧。罚款是肯定的，是不是要进行刑事处罚，就得看上面的领导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当时，张科长还提点道：“这次是跨省联合执法，问题麻烦着哩，你要做好准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听到这儿，我才明白了——对于生意人来说出问题是危机，对于手握游标卡尺的下级权利人员来说是商机。任何一项政策，如果是划死的、毫无条件可讲的，那它一定不是一条好政策，起码不会是一条长久的政策，好的政策就要像裤腰带一样，可以调节松紧。

那陈山面对的问题，归根结底就一个字——钱。

等到公家的人一走，陈山和老舅开始忙活起来。

上次烟草被查，他们兜兜转转求了一大圈人，折腾进去不少钱。事一了，老舅提着猪头拜庙口，挨个走了一圈，本以为之后能过上个太平日子，没料到，现在又折腾出来一件这样没来由的麻烦事。

陈山严阵以待，他知道这次是要下大工夫了，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乱摆庙门，得参考稽查队查烟，不搞“盲抓”，直接“精准突破”：“我细细盘了一下，现在是三张嘴张口要吃饭，可我手里就一个玉米棒子，只能喂一张嘴。（只要）这一张嘴喂准了，其他两张嘴干着急也没用。这件事的根源还是出在山东，这次山东派来的两个查办人员现在就住在市上，我想，还是要从他们这边下手。”

“那你是给人家‘行龙王差事’（俚语，送礼）了？”

陈山说：“不，是直接找山东那边的管事领导。下来办案的人当然要兼顾，我们本地的小门神们也要兼顾，可现在的问题是，尽快把这件事平定下来，让人家办案人员也能向上有个好交代。其实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只是需要找个沙包把窟窿眼儿堵上，现在我就是这个沙包。事情到底怎么个性质，全看那两个外地领导的一张嘴、一杆笔，不过做决定的还是上面。咱们离山东上千公里，攀关系肯定攀不到，现在就是提着猪头也找不到庙门。”

“那你这事是怎么办下来的？”我问。

陈山美美地喝上一盅罐罐茶，递个眼神给我，我立时起身巴巴地给他换上新茶叶，添上水。

“要不说天无绝人之路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看爷爷念了一辈子佛，干了一辈子好事，这不就攒下福报了嘛。”

我心想：呸，你个不肖子孙，尽损耗祖上阴德。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忽然就想到了我以前的一个战友，他就在济南上班，家里条件好，在当地也能使上劲。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我帮过他，他记着这份情呢，让他帮我跑，这个事一准能成。”

之后，陈山立马联系了战友，几番操作，终于是把这个“高香”烧上了。

接下来的事就变得异常顺利。有了战友的助力，后面几天，陈山分别请了那两个山东的查办人员和本地烟草专卖局的小门神们吃饭，该割肉打点就打点。山东的查办人员来这儿出差本就是个苦差事，现在上面领导松了口，他们也就乐得早点回去。本地烟草专卖局这边只是被动执法，现在事情解决了，上级领导面子也顾上了。

陈山这次花钱不少，但全都使到了关键位置。除了山东那边，本地“两局两队”的一些分管领导，被他拿上烟酒敲了个遍。一位领导酒足饭饱后，有意无意地责怪他说：“早机灵点不就省事多了？你是个生意人，又是个年轻人，腿跑勤快点儿对你没坏处。”

领导的话外音，更让陈山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没有办坏事的礼，只要送，就有人收，甚至早早就有人等着收。一个单位里，一把手和二把手永远是互相制约的，送礼送个“双响炮”，事情才拿得稳。

这次烟草跨区买卖，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揭过了。而像老舅家这样的小商户，一年到头是经不起几次这样的折腾的，何况近年来社会上禁烟的趋势明显。陈山还告诉我一个看似好笑实则严肃的事：烟草专卖局还是禁烟的执行单位之一。

很多种植烟草的地区要吃饭，最好的禁烟办法，是提高烟价，烟价提升，税收也跟着涨，只是苦了烟民。他们消费、他们郁闷，他们和手指中间的烟草一起燃烧，被丝丝抽取。

我问陈山：“既然烟草这么麻烦，又吃力，苦头也多，还要天天和上面的大小领导周旋，你怎么就没想过老老实实做生意，别搞那么多货，天天让我舅担惊受怕。安稳挣钱不好嘛？”

陈山咂舌：

“你还是个勺子，再没有比烟草还稳定的生意了。不往远了说，就我们这小地方，做这个生意的有多少家？你看见的那些老老实实开超市的，只是他们没有本钱，支不下这个摊子，有条件做的，谁不是争着抢着把生意做大？

“人就是这样，被眼前的利益熏瞎了眼，有时候就算你想停下来，周围人也裹着你硬着头皮往前走。烟草这个生意不怕冷，你看这3年，各行各业都紧缩成什么样子了，吸烟的人一个没少、一个没停，还催着赶着托你替他们四处寻烟。那些偏远乡镇的商户，旁人也不上那儿买，就算我不收烟，也会有其他贩子抢着上门收。

“一个烟证办下来，只要守着它，一年怎么着挣的钱就够一家人吃穿周转了。”

哪怕是老鼠夹子上的肉沫，一样勾引得陈山们前仆后继，穷人经商，一分一毫都不会放过，且死不悔改，因为死并没有穷可怕。每次老舅家出事，总是要跑上跑下求爷爷告奶奶，可等风头一过，他们又开始新一轮的“上山下乡”。

“我自己有时候都弄不明白，现在就跟养蛊似的，平安一段时间就要出一次事。一出事，公家回回严格处理，回回等着我去跑门路。每年刚挣一点钱，就搭在走人情上了。这可倒好，就像不是我靠烟挣钱，倒是烟靠我挣钱了，我在里面反倒是个工具了。你说人世间的事情，可怪不怪。”

我戏谑他：“合着人家是挣钱往银行存，你是银行在你身上存钱，你成ATM了。”

陈山掐掉烟头：“谁都要吃一口饭。在烟上，小商贩要伸手，公家也要伸手，肚子不饿眼睛饿，以后的情况谁都说不准，骑驴找马慢慢溜达。”

7

2023年元宵前夕，陈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给他帮帮忙。

我骑上小电驴，大街上人群攒动，十里八乡的人都走出家门涌到街上来看社火。今年与往年不同，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期盼，憋了3年，所有人都像埋在地下的蝉，想要冲破土壳飞到大地上放声歌唱。

到了老舅家，陈山引我到里屋，说和他去趟麻田镇。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咋？去收烟？”

陈山摇摇头，道：“刚有认识的打电话给我，那个烟贩子正在麻田收烟，你和我一起过去看看。”

“谁？”

“就那个‘孤独的狼’，坑我烟那个贩子。”

陈山说完就拿上车钥匙要走，我和老舅打了声招呼，赶紧跟上他。上车前，陈山提了两箱牛奶扔在了后备箱。

“我之前在麻田收烟的时候发展了好几个商户，他们和我关系处得不错。今天中午11点我正吃饭，电话响了，一个本家给我透消息说，之前坑我的那个人来麻田收烟了。我夏天出事，他们都知道。他换了个微信号，用的老套路，微信上聊生意的那个听口音是本地人，早上来取货的是个外地口音。我相识的那个本家，人比较鬼精明，他谎口说烟在亲戚家，下午取过来——这不，就联系上我了，让我抓紧过来看看。”

我说：“这家人还挺好，还想办法帮你。”

陈山鼻子哼哼，说：“你没搞懂，这不是帮我，是帮他们自己。”

“那些商户知道我出事后，收烟卖烟都变得谨慎起来，这些都是人精，怕自己也掉坑里。这不，喊我过去想让我认人，不然担风险的事他们才不干，我这是给人家当‘排雷手’去了。”

到麻田后，我和陈山径直去了那个本家的店里。一番寒暄后，我们将车锁好，然后跟着商户大姐来到她家店门前，坐在店门口喝茶聊天。

没多久，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来了，在店门口掉好车头后，停在了店铺东边小路上。车上下来一个人，高个，很瘦，戴一个灰色棉帽，两只小眼睛贼眉鼠眼的，穿一件黑色羽绒服，朝着店铺这边走过来。

陈山一直在观察门外的动静，来了人也不声张，仍旧稳坐。

“老板娘，烟准备好了没有？”高个一嘴外地口音，“我微信上联系你取烟，烟在哪放着？”

大姐应道：“烟取来了，给你留好了，等会儿我给你去拿。”她说着绕过陈山面前，给他使眼色。陈山遂站起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盒烟，给对方敬过去。“来，火儿。”陈山掏出火机，然后趁机和他攀谈起来。

末了，陈山喊我去把车开过来，我们准备回去。我知道这是陈山给我放暗号呢，赶紧出去到大姐家。大姐早就提着两个蛇皮袋子在院子里等我，看见过来了，立马迎上来问：“咋样，是不是这个人？”

我摇摇头，肯定地转达了陈山的意思：“不是。”

“娃，看准没有？可不敢出错。”

“没错，你不信，待会再问问我哥，要是，他早就和那人打起来了。”

听我这么说，大姐放下戒备，换上一副笑脸给那高个提烟去了。

我在车里等了一会儿，陈山磨叽，又和大姐聊了会儿话，才姗姗来迟。

一上车，他就破口大骂：“狗日的，骗老子钱，老子让他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

我一脸惊奇，问他：“你不是说不是吗？”

“就是这个人没跑。你舅超市里有摄像头，我查过监控了，就是这个人，一嘴的庆阳话，只是他没和我见过面，不知道我。我要（跟大姐）说‘是’，今天这事就黄了，他肯定要跑，事情能不能解决不说，好不容易花钱才把这个烟贩子闹出来的破事解决干净，不能再给自己找麻烦了。”

“那你怎么办？”

“刚刚我要了个他电话，说我也是开超市的，手上有烟，加了微信，给他发了另外一个商铺的地址，让他有需要找我，约好的明后天过来看看。这人跑不掉的，对这种人我心里有谱，他们是哪里有利哪里钻，只要有利可图，你不用撵，放个风，闻着味他们就过来了。等着吧，我这次要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为了这次事，我搭进去不少钱，不能就这么算了。”

陈山又问我：“你知道这些烟贩子为什么公家抓不住？你说是抓不住还是不想抓？”

我没接话，这种时候，我老老实实闭嘴听着就行了。

陈山自顾自地说：“你刚刚看到他的那个车没有？明显就是改装过的，我敢断定，他们这车里面装的估计都是从各个乡镇上收的货，像这样大的收购量，他们肯定是要在附近租个仓库的，这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支撑起来的生意。看着吧，这伙人是不会从我们这儿走的，他们舍不得割肉。”

陈山打方向盘，驶在土路上。他目光锐利，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闪现出来。车一颠一颠地，窗外连绵起伏的山脉在金黄色余晖下尽显荒凉，一些农家门上的春联，被西北风吹掉了半副纸头。

我索性闭眼随着车身颠来颠去。远处有零星的烟花升空绽放，爆炸后，天地间只留下一片寂静无声。

（文中人名、地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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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手卷烟》（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5岁成名的她，80岁还在唱戏

妹妹的女儿小雅自北京返回我们小城上学，欲寻一位京剧老师继续学习京剧。很巧，通过两个人，就找到了年逾古稀的李老师。

妹妹说李老师一生唱戏，功力深厚，唱法正宗。在公园看了一次李老师教戏后，我女儿吵着也要跟着学。我带着女儿登门拜访，聊天时，李老师说，曾经人们都叫她“五岁红”——这个名字让我一怔，它仿佛是驾时光机，跟随它，能够轻松地将时空推到遥远的过去。

李老师的人生经历让我万分感慨，一直想动笔记录下来。

1

那一年，五岁红还不满五岁。土垒的戏台上铺着芦席，四周一圈布帷帐。台下，木板钉的大长凳上，坐满了热切的河工们。

这天要演的戏是京剧《张四姐》。刚上台，五岁红就有不祥的预兆，只觉脚在芦席上一踩一个坑——糟了，戏台垒得太松了。她有些慌张，因为演打“小快枪”（京剧演员表演基本功之一，用刀、枪、剑等各种器械训练武打技术的基本功也都叫把子功。每套把子均有专名，如小快枪、大快枪、小五套等）时，需要在快速旋转的同时，不断出枪和对面的父亲李兰对打。在快速旋转中，五岁红不断拔出深陷泥芦席中的脚，努力寻找平衡，四圈五圈……人小力弱，还是没有支撑住，跪倒在台上，手里的枪摔在了地上，台下一片哄笑。

恍惚中，她觉得对面的父亲操起地上的枪，“啪”的一声，狠狠地抽打在她的后腰上，她“啊”的一声，爬起来逃到后台，钻进化妆桌下面的土坑里躲起来——戏没散场，这个倒洗脸水的坑里没有水。

父亲拿着枪追了过来，气愤地说：“不能用技巧处理好吗？”

行政团长拦住了他：“您别这样，台下观众都等着呢！先让她把戏演完，该怎么罚由您做主。”

父亲无奈地朝行政团长点了点头：“好吧好吧。”

五岁红听了，乖乖地爬了出来，擦干泪痕，上台继续演出。演出结束后，父亲不许她吃饭，罚跪一夜。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又踢着跪在地上的五岁红，让她去练功，喊嗓子、拿大顶。

在戏班，每天练功是雷打不动的，哪怕是辗转跑场子的时节，白天卖戏，早晚也得抽空练功。雨天在屋檐或棚户下练功，雪天扫出一块空地练功。在路途中，五岁红常常骑坐在父亲的肩上，风雪吹红了她的小脸，忍受寒冷的同时，她渐渐能够体悟父亲说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的深刻含义——唱功是他们吃饭的手艺，是一家人活下去的依靠，是生死大事。

这些幼年的往事，五岁红记忆尤为深刻，也成为她生命的底色。

过去，在戏班唱戏的都是苦命孩子——没爹没娘的，家里穷得吃不上饭的，街头流浪的，受苦受难的，走投无路的。唱戏很苦，要下苦功夫，戏才能出彩。而除了唱戏，还得什么活都干，才能在戏班里站得住脚。当然，能站得住脚，唱好戏，也是给有钱人娱乐，地位还是卑微。

五岁红的父亲李兰就是这样的苦命孩子。他小的时候，爹被日本鬼子扔到水牢里淹死，紧接着娘又生病去世，成了没爹没娘的小叫花子，流落街头。最后，李兰被山东戏班班主李兆玉收留，在京剧科班里学戏。李兆玉的戏班当年在民间小有名气，活跃在鲁南苏北一带。李兰学武旦，聪明勤奋，很快就有模有样，开始上台演戏了。

戏班里，忙的时候演戏，闲的时候学戏，四海为家，哪里有人请戏，就去哪里演出。天当房，地当床，饱一顿，饥一顿。年景好的时候，能苦到粮也能苦到钱，年景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手里没钱，就拿粮食换戏看。碰到打仗的时候，没有戏演，艺人变战士，上战场打鬼子。

李兰戏学得好，仗也打得“妙”。日本鬼子的碉堡里机枪“突突突”不停地扫射，人一片片地被打死。李兰抱起炸药包，小心翼翼地爬向碉堡，在机枪扫射的间隙敏捷地将炸药包扔进碉堡，然后一个“抢背”翻了下来——李兰在戏台上可是能翻三张桌子的高度——碉堡被炸了，他则毫发无伤。

战事消停后，戏班继续给人唱戏，苦点粮食糊口。在学戏、演戏、打仗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李兰逐渐长大，到了该成家的年纪，可是一个穷唱戏的孤儿，拿什么讨老婆呢？

老天垂怜，姻缘命定。有一天，李兰随戏班到地主家演戏，与地主家的一位姑娘看对了眼。后来，姑娘在兄弟的帮助下，顺着梯子爬出了高高的院墙，跟着李兰私奔了。这位姑娘叫林芳——也就是五岁红的母亲——是个可怜人，十多岁就在地主家当童养媳。起初，她在戏班里打杂，后来，夫妻俩从师爷的戏班出来，拉起了自己的戏班，成了家，立了业。

2

五岁红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干活的时候总是把她背在身上，在后台的嘈杂忙乱和抑扬顿挫的戏腔中，她一天天长大了，咿咿呀呀开口说的话，就是各种唱词。蹒跚走路时，父亲就开始带着她练功，拿大顶、摆身段、学唱腔。

两三岁时，五岁红已经可以客串一些娃娃生的角色，这时，母亲又给她添了一对双胞胎妹妹，其中一个出生就夭折了，只剩一个二妹妹。家里添丁添口，负担更重了，父母不再有什么时间陪伴五岁红，她每天的乐趣就是跟着戏班的演员们练功，站在台口听戏学戏。

二妹妹刚会走路，母亲又怀孕了。日子很艰难，但父母亲对新生命还是充满期待。母亲挺着孕肚包揽所有的家务和杂活，包头（京剧戏班里的行话，就是把头包起来做成不同角色的相应的头发造型）、洗衣服、叠衣服、做饭。小妹妹出生时，正是全面抗战最后关头，中华大地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戏班很久都没戏可演，粮食也见底了。

五岁红记得小妹妹出生那天，一个破败的大通间被布帷帐分隔成几间房，母亲躺在最里面的一间。她偷偷地看到，母亲在一张破芦席上痛苦地呻吟着，从早上一直到傍晚，才听到“哇哇”的婴儿哭声。接生婆说：“嫂子，又是个女的。”母亲看也没看，拿起条破裤子把孩子一裹，扔到了床底，绝望地瘫软在席子上，“哇哇”的哭声戛然而止。

五岁红被这场景吓得怔住了，咬着嘴唇，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她无助地转身，要去找父亲。父亲一早出去找吃的，还没回来，她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就倚在门边，抽泣着，眼盯着门口那条马路的尽头。

天黑了，路上没有人，只有两旁的树在无力地摇摆。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岁红隐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踉跄着迎了过去，扑在父亲的怀里，只说了声：“俺大，我饿！”眼泪又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她看见父亲咯吱窝里夹着几张煎饼。

父亲拉着她匆忙往屋里走，有人说：“兰哥，有好事哦，养了个千金！”

父亲一边“好好”地应着，一边来到母亲的身边，问道：“孩子呢？”

母亲悲伤地说：“我撂床底捂死啦！”

父亲着急地说：“你怎么这么恶毒！？”

赶紧把孩子从床底掏了出来，已经冻青了，父亲心疼地揣在怀里焐着，小妹妹长呼一口气，才又“哇哇”地哭起来。

看到李兰拿回了几张煎饼，大伙很高兴，七手八脚烧了一锅开水，把几张煎饼放了进去，赶紧给母亲盛了一碗，加了点红糖——这是林芳这一天吃的第一口饭。吃完后，她用头巾把头缠着，就起来干活了。

后来再回想这个场景，五岁红慢慢明白了，父母都想生个儿子，为他们承担家业。过去戏班里唱戏的都是男人，女人唱戏是后来的事。

此后，五岁红练起功来不要命，别人能翻两张桌子，她一定要翻两张半，别人能转五圈，她就要转六圈。破皮了，摔伤了，继续练，脚指头摔歪了，掰过来，继续练，从来不吭一声。五岁红的“小翻”一次能翻三十几个。她就是要比大伙强，比男演员强。

小妹妹出生后不久，抗战形势越发紧迫，为了阻断日寇，武工队扒掉了徐州向南的铁路。李兰也跟随武工队一直向南转移，鬼子不断向铁路周边突袭扫射，许多民众也向南逃。

大运河上的铁路桥只剩镂空的钢架，人群在钢架上逃命。惊慌失足的，被挤落的，被击落的，一个个生命从桥架上落入江水中，成了一片片斑驳的浮萍。一个姑娘身子跌落下去，但粗黑的大辫子刮在桥上，她拼命地喊救命，慌乱不息的踩踏解开了姑娘的辫子和桥之间的死结，她惊恐地汇入了那片浮萍。李兰的一只小白鞋遗留在桥上，李兰很爱干净，白净的鞋在血迹斑斑的桥架上分外醒目……许多天后，乡人们转述这些情景的时候，怀抱着小女儿的林芳浑身惊恐地战栗着，也有乡邻安慰：“听说兰哥好像到南京金陵京剧团了，兴许他没死。”

看着三个幼小的女儿，林芳无声地流着泪。

林芳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她扯了白布和麻绳，母女四人披麻戴孝，徒步去找她的兰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没有通讯，铁路公路都毁了，林芳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女儿，五岁红一手扯着母亲的衣襟，一手牵着刚会走路的二妹妹。累了，她们就坐路边休息；渴了，就喝大河里的水，饿极了；就到庄稼地里扒点麦粒、玉米、红薯充饥。

走到徐州西的张河村时，林芳害了“汗病”，小女儿“哇哇”地要吃奶，五岁红和二妹妹要吃饭，母女四人实在走不动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户人家好像有动静，林芳示意五岁红去要饭，五岁红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怯生生地站在那户人家的门口。主人问她干什么，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对方，然后扭头看了看身后不远处的母亲和妹妹。主人看到母女四人乞求的眼神，不忍地摇了摇头，然后把她们领到马路对面的店里，打开板搭门——店里都空了，货早已转移到南京了。

主人找了一块木板，让林芳躺下休息，然后端来一盆稀饭和几块菜饼，母女四人吃了一顿饱饭，活了下来。

主人询问她们的遭遇，林芳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主人听完便表示，他可以托人到南京打听李兰的下落，“在情况没落实前，你们放心在门店里休养”。林芳千恩万谢。接着，二妹妹和小妹妹也病了，只有五岁红没事，每天从早到晚倚靠在门上，盼着父亲的消息。

终于得到可靠消息，李兰确实在南京金陵京剧团，他听乡人说妻女四人一个月前就去找他，也一直托人四处打听她们的下落。当得知她们在张河村时，立马赶了过来。一家人见面后抱头痛哭，谢了恩人之后，李兰把母女四人接到了南京，安顿在金陵京剧团。

抗战胜利后，李兰带着一家人回到徐州唱戏。徐州是南北通衢，东西要道，许多戏班都在徐州卖戏。李兰经常邀请各地名角来戏班演出，也会应一些师兄弟或朋友引荐，带着五岁红到上海、南京、烟台、淮阴等各地演出。

每次演出，李兰都会安排女儿拜同台演出的名角为师，五岁红不知道自己拜了多少师父，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南京各地的师父都有，比如李菊颍、王香兰、黄曼秋、李云鹏、陶程程、孙玉玲、王蓝田、李钧昉等等，这些师父当时大多年事已高，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师父们演戏时，五岁红会在台口出神地看，一出戏听个一两遍，差不多就会了，再经师父指点，就能很好地把握一出戏了。大家都说：“这哪是学戏，这就是‘吃’戏。”

五岁时，戏班常演的旦角戏，不论哪门哪派的，五岁红都能演，并且已经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她和父亲主演的戏场场爆满，被票友们称为“五岁红”。

3

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剧行业实施剧院团制度，京剧演员纳入体制内，有固定工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由“下九流”“戏子”变成了“演员”“文艺工作者”，受人尊敬。传统京剧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黄金时期，各地纷纷成立剧团。

李兰被师兄弟邀请到邻市筹建市京剧团。他又从老家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赶了过去，其中有京剧科班兄弟，还有部队文工团复员军人以及五岁红等家人。他四处筹措资金，大家一起动手锯木头、钉板凳、搭舞台，把已成废墟的老剧场重新建了起来。从山东、南京请来几位名角做指导，加上当地的几位演员，市京剧团就正式成立了。

京剧传统剧目在新时期的舞台上重新焕发生机，五岁红在这一时期的演出中快速成长起来。

两年后，李兰老家的领导要求他回去筹建县京剧团。李兰便带着家人还乡，县里实行公私合营，全县上下的戏班、演员、道具、服装等都集中起来，成立了县京剧团。

县京剧团深入城乡演出，五岁红的戏深受百姓喜爱，一票难求，常常是剧场内外挤满了人。有一次，五岁红生病发烧，挂着吊瓶，不能演出。观众纷纷要求退票，五岁红只好拔了针管，忍痛上台演出。

几年的磨砺，五岁红已是县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她的表现引起了县分管文化的王部长的注意，王部长是北京戏曲研究院下放干部，他说：“这么好的苗子，一定要送到北京进修，好好培养。”

那年，五岁红十七岁，在剧团党支部书记的介绍下，火速入了党。一年后，她被派往北京中国京剧院进修。

五岁红被分在中国京剧院四团，有全国各地来京进修的京剧演员，还有中国戏曲学校的演员。

团里一位刘老师问五岁红：“会唱《拾玉镯》吗？”

五岁红心想，自己在娘胎里就唱戏：“这当然会啦。”

刘老师让她唱唱看，五岁红就开始念底儿，打诗白引子。听了听，刘老师笑了笑说：“别念了，别念了，我教不了啦。”

五岁红怯怯地说：“怎么啦？错了吗？先生就是这样教我的。”

刘老师说：“你这是从头到尾传统的教法，我们学的是出国演出的，简易的，你这不用学了。”

后来，一位杨老师问她能唱《穆柯寨》不，五岁红点点头。

杨老师说：“你把‘坐山’（《穆柯寨》里的一场戏）演给我看看。”

五岁红演了三分之一，杨老师便说：“好了，不要做了，你这是地地道道的梅派坐山，一招一式都很好，我也不教了——你的师父是谁啊？”

五岁红说：“教我‘坐山’的是上海的李君宝老师。”

过去民间戏班的演员，各门各派的戏都要会唱，观众喜欢哪出戏你就得唱哪出，戏班养不起那么多的演员。五岁红从小在戏班里长大，得到过许多优秀老艺人的栽培，所以梅派、荀派、程派等各个门派的经典剧目，她唱得都很好。现在老师们都不教自己了，这可怎么办啊？五岁红不知如何是好。

耗了半年之后，推荐她来进修的王部长来看望她，她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处境。王部长马上和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反映了五岁红的情况。随后，五岁红被调到了一团，跟随阎世善老师学习《武松打店》《扈家庄》《挡马》《打焦赞》《虹霓关》《打孟良》等经典剧目，阎老师让五岁红一个一个走给他看，指出问题，五岁红再按要求调整、练习。

一段时间下来，五岁红进步非常快。阎老师也有意将五岁红留下来：“这确实是棵好苗子，很难得！”

五岁红得知后，却犹豫起来。她想到父母，想到小妹妹出生时，母亲的绝望和嫌弃，想到父母没有儿子，两个妹妹还年幼，谁来照顾他们呢？她不能丢下父母不管，她要照顾父母，她要自闯天下，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于是，进修结束后，五岁红毅然地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她想像以前那样到全国各地跑单帮，多演戏多挣钱，孝养父母。

哪知道，她这个想法有点“一厢情愿”——时过境迁，私人剧团不允许进行商业演出。五岁红深受打击，一度郁郁寡欢。后来，在一位师姑的引导下，她天天练功、琢磨戏，逐渐走出阴霾，在县剧团的各种演出中表现突出，戏唱到哪儿就火到哪儿，成了剧团的台柱子。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李兰曾经收养过一位女子做养女，以便跟五岁红搭戏，这时，有风言风语说他和那女子关系不正常，于是李兰被打倒了，下放到乡下一个菜园子里种菜。

当时，少不更事的五岁红一度因此非常憎恶父亲，多年不与父亲讲话，她想：“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别人怎么会冤枉你呢？”

李兰被下放后，五岁红作为台柱子，大大小小的演出需要她支撑，没人敢明面上欺负她，但她的两个小妹妹在剧团饱受排挤。五岁红只能一边认认真真地演出，一边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照顾两个妹妹，同时教四个学生唱戏。

随着京剧传统剧目全面停演，只会演旧戏的五岁红也成了多余的人，差点被扔进河里淹死。幸亏许多群众为她说话，才把命保了下来。

几十年后，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坎坷后，五岁红老泪纵横地说：“我对不起父亲，父亲呕心沥血地培养我，我却不理解他、不信任他……父亲是优秀的演员，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是好父亲！”

4

躲过被淹死的厄运后不久，五岁红被迫改行，到了县商业局人事科。人们以为五岁红在北京进修过，应该能写会画。谁知，五岁红自小学戏，和父母一起讨生活，没有时间学文化。后来，商业局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下乡宣传农副业生产，别人写好稿子，五岁红就照着念，都是些怎么养猪、种植什么好的内容。

这期间，有人给五岁红介绍了个市区的小伙子，大学毕业，会流利的日语，曾是重点中学的老师，因为在黑板上写字时说了句“这粉笔灰就吃饱了”，就被打倒下放到工厂做工人，工资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家里兄弟姊妹八九个，又是前后娘。

起先，五岁红和家人都没有看好这段姻缘。可小伙子喜欢五岁红，铆足了劲儿追求她。过了一阵，五岁红心软，觉得他挺可怜的，懵懵懂懂就同意了。

结婚时，五岁红二十五岁，从县城商业局人事科调到了市糖烟酒公司宣传科。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她，不习惯机关里的清闲，主动要求下基层，到柜台帮忙，做服务工作。柜台工作也不简单，需要算账、打算盘，一两果子几毛钱几两粮票，不能出一点差错。

五岁红看着别人打算盘，认真记着、学着，然后私下里默默练习，硬是学会了打算盘算账。逢年过节，货卖得非常多，一大堆一大堆的毛票、硬币，她一丝差错也不会出。

柜台虽然是个服务窗口，却也是个考验人的地方，时常会有一些服务员不知不觉就被调走了，五岁红很是纳闷。后来山东部队转业的老书记瞪着眼睛跟她说：“手脚不老实，钱出问题，能不调走吗？”

任何事只要干了就必须认真干好，这是五岁红从小学戏演戏时养成的习惯。对于这个服务工作，五岁红也像演戏一样，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热情和精力，她把柜台内外收拾得干净整洁，每天提前到岗准备，下班后盘账、整理妥当后才离开。

听说有个在北京进修过的漂亮女演员站柜台，不少年轻顾客假装买东西，凑过来看五岁红，还有人说要给她介绍对象。五岁红不说话，只是埋头干活，心想：“我都已经是三个女儿的妈了，哪有工夫跟你们拉呱？”

工作加上三个女儿的陆续出生，一度让五岁红心力交瘁。好在两个妹妹成家后，母亲辞去工作从县里来给她照看孩子。即便这样，工作和育儿还是占去了五岁红所有的精力，丈夫对此很不满。

丈夫的脾气越发暴躁，甚至恶语相加，这让要强的五岁红难以接受，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就在他们的婚姻即将满十周年的时候，五岁红不愿再将就，两人离了婚，三个女儿判给了丈夫。五岁红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三个女儿的抚养权争了回来。

五岁红离婚后不到半年，十年浩劫结束，古装戏重新放开。市里分管文化的领导知道商业局有个京剧人才，就将五岁红调到了市京剧团。当时，烟台、青岛、温州等地的京剧团都来要五岁红，给房子、给级别，市文化局都不放人。五岁红考虑到父母、孩子、姐妹都在此地，不能扔下他们不管，于是也安心地留了下来。

那时五岁红才三十五岁，风华正茂，领导、同事、朋友、家人都争相给她介绍对象，也有不少追求者，可她选择放弃再婚。她说，自己有三个女儿，再婚对象和她结婚，可能会对她好，但会怎么对待她的三个拖油瓶呢？她常年在外演戏，男方又如何和三个女儿相处呢？如果这次婚姻又出现问题，一定会有风言风语说是她这个演员的不是。剧团确实有一些不检点的人，可她不是，她从小学艺很规矩、很讲究，台上风风火火，台下很保守，从不和乱七八糟的人接触。她有热爱的京剧事业，也能养活三个女儿，她情愿不再婚。

当时，市京剧团人才极度缺乏，乐师只有拉京胡的，没吹笛子唢呐的，没有像样的武生，丑角也不够用，唱一出戏很不容易。剧团外出演戏，由五岁红带队，凭借她个人的唱功和技艺，硬是带领剧团圆满完成两个月的演出任务，否则，最多撑一周就得打道回府。

当年，五岁红还曾应邀在温州演了三个月的戏，温州民间经济发达，戏曲文化土壤丰厚，仍有旧日的习俗，无论是单位还是私人，大事小情，都会“请大戏”。五岁红的戏在当地很受欢迎，人们送她“贤妻良母、艺德高尚、品德优秀”的美誉。

回来后，领导让五岁红当团长，五岁红不愿意。她说：“当团长就没有精力钻研戏了，我是个演员，戏是我的天，我只想为观众演好每一出戏。我不能荒废了自己的艺术。”

五岁红们仍在精益求精地钻研技艺，可是京剧的这次复苏已不复之前几次的强劲势头。

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样板”的十年，演员和观众都出现了断代。改革开放以后，港台和西方流行文化涌入，电视普及，大众文化日趋多元化，看京剧不再是人们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了。80年代短暂的几年表面繁荣后，各地的京剧团纷纷陷入困顿，人才大量流失，最终有的萎缩瘫痪，有的被取消，有的被合并。

五岁红所在的市京剧团，在古装戏重新放开的最初几年进了不少演员。后来随着京剧在当地的式微，大家都各显神通，逃离剧团。年轻演员纷纷转到地方戏剧团或其他演艺团体，而年长的演员则要么提干，要么转行。

五岁红一直坚守在市京剧团，剧团兴盛的时候，让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不让演，她就看着别人演，跟着别人学。剧团衰败了，她也不急，她相信国粹艺术还会有辉煌的一天。她依旧坚持练功、学戏，只要需要她上场，她就认真演好戏，直到2000年她五十七岁时，正式退休。

5

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我第一次带着女儿去五岁红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学之间，遗落着几幢破旧的两层联排砖混小楼，坐北朝南。小楼西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两层临街商铺，将小楼和街面的喧嚣分割开来。商铺正中间的门洞是小楼里的人们进出的唯一通道。穿过门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属院——小楼底层有自搭的各式小厨房，二楼有凌乱的电线和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两排楼之间中间是铺着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给我指的路，我从一处逼仄的楼梯上到二楼。楼梯的拐弯处，一只灰白小花狗和一只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着。它们都被拴在栏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时，它一直亢奋地跳着。

我越过两个小家伙，看到直怼着楼梯的房门虚掩着，门东是小厨房，厨房边上有个大大的平台。我冲着房门喊了声“李老师”，五岁红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歉意地说：“刚睡醒。”

她把我让进屋，转身去了厨房。房间昏暗、破旧，摆得满满当当，好在层高不低，倒也不显得压抑。两个大开间，里间应该是卧室，外间北侧靠窗户是一张大床，西面靠墙依次摆着紫红色木质老式沙发，老式印花梳妆柜。卧室房门北侧放了张桌子，桌上桌下摆满吃的用的物品，南侧摆着一个大立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虽然很老了，想必当初都是上好的品质，历经岁月，看起来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进屋来的五岁红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化了淡妆，光彩照人。她指着那两只小狗说：“这两只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没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捡来养着。”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我问她学习京剧相关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学艺经历。

其间我问：“为什么没有换房子呢？”

五岁红认真地说：“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胆泼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触。父辈人说‘宁要家满不要房宽’，我就记着了。当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楼，市里领导都给我，我没要，只要了两间，带着老妈和三个女儿住，够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业街后，太闹腾了，单位就安排到这儿来住了，这里安静，离公园也近。原先这楼下也是我的，借给人住，借着借着就不是我的了。”

说着话，有位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女士从屋里走了出来，去厨房洗把脸就出门了。望着出去的身影，五岁红缓缓地说：“这是我的二女儿丽丽，今年五十一岁了，我这一辈子绑在她身上了。”

说着，她眼眶一红。

丽丽漂亮、聪明，但性格内向，80年代末毕业后被分配在食品厂。工作后不久，食品厂就接二连三地有女工变魔怔了。坊间传言，“厂里闹鬼不干净”。五岁红感觉丽丽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似的，想着食品厂整天杀猪宰羊的，于是就不让她去上班了。

那时丽丽也就十八九岁，有时会到家边的文化宫里玩。以前的文化宫是年轻人娱乐的场所，有一次，有个男青年搭讪，说带她去找工作，她就高兴地跟着去了。他们坐火车到徐州，然后又倒了好几次汽车，到了山东一个偏僻的黑兵工厂——男青年把她卖到了厂里。她被强迫在这个封闭的厂里做枪把子，她知道不想办法逃出去，可能就会死在这里了。

厂里有个做饭的司务长，以前当过八路军，平时经常外出采购，人很和善。这天下着大雪，丽丽假装上厕所，在厕所里写了一封求救信，然后请求司务长帮忙带到外面寄出去。信是写给五岁红的，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岁红一直没有收到。

等了很多天，没有音讯，丽丽又设法写了第二封求救信，这次她写给了街道派出所户籍警朱警官。朱警官接到信后，马上通知五岁红。被女儿失踪折磨了近两个月的五岁红，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朱警官的消息让她绝望的心燃起了希望。

朱警官和当地派出所联系，了解情况，确定了解救方案。随后，朱警官带领公安干警、特警开了一辆车，五岁红前夫单位出了一辆车带着五岁红家人和亲友，两车人按照与内线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黑兵工厂门口。

这时，刚好是工厂开门的时间，丽丽已经按照口信悄然来到了厂门口，看到两辆家乡车牌的车停在门口，她发疯一样狂奔着冲出大门，向车跑去。传达室里的门卫见状，一窝蜂地追了出来。眼看着丽丽已经爬上了车，可说时迟那时快，有两个门卫扒住了车门，情急之下，车上的人把两个门卫一起拉上了车，按倒在车上，两辆车就开足马力一路狂奔。

车开了很长一段时间，路过一个乡镇，确定后面的人追不上来后，他们把两个门卫扔下了车，然后才顺利回家。这件事让丽丽的精神备受刺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情绪才逐步稳定。

五岁红刚想松口气，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怆然离世，不久后，父亲也随母亲而去了。父母相继离世的痛楚和悲凉，成了五岁红心中永远的伤痛。

曾几何时，年幼的五岁红就决心要像男子汉一样照顾父母，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世事岂如人意？从五岁红一出生，父母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培养她，给她创造各种学习提升的机会，虽说五岁红在艺术上一直表现出色，然而生活又不只有艺术。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五岁红对父亲李兰的误解，给父亲造成怎样的打击，无人知晓，而父亲在乡下小菜园走完了怎样孤寂的后半生，五岁红也无法想象。虽然在父亲最后的岁月里，五岁红会带着母亲和孩子去看望他，然而，这样的时光到底还是短暂。

给自己撑着天的人走了，五岁红瞬间感受到了生活更大的压力。好在妹妹常会来帮她照料家事，大女儿和小女儿也相继工作成家了。大女儿夫妇在事业单位工作，小女儿留学回来后，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

6

丽丽精神状态稳定后，五岁红重新全情投入到工作中。此后，有人给丽丽介绍了个对象，两人谈了不久就在一起了，五岁红出差回来后才知道，也就默许了这门婚事。没料到，这个女婿脾气不好，经常家暴。丽丽的孩子出生第一天，婆家几个人空着手来看看就走了。五岁红当即决定：丽丽和外孙她自己养，与这家人一刀两断。

从此，小外孙就在五岁红的怀抱里一天天长大。抚养年幼的外孙，照顾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二女儿，对于已年逾五旬、干了一辈子事业的五岁红来说，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

而经历过各种打击的丽丽，仍然状况不断，灾难像影子一样纠缠着她，也无情地侵蚀着五岁红的生活。有一次，丽丽又被人拐卖到县城，被毒打得遍体鳞伤，半夜被撂到河里，所幸没淹死，她自己爬了上来，打车逃回了家。可到家后，丽丽什么也说不清楚，反倒是精神状态不断恶化，需要持续服药干预和控制。

既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小的，还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大的，有一次，五岁红实在太累了，没有盯着丽丽吃药，没想到，丽丽竟然把一瓶药都吃了下去，然后就昏死过去了。送到医院时，瞳孔已经放大。五岁红找最好的医生抢救，丽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捡回一条命。

从那以后，五岁红不敢有一丝大意，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这一大一小。尽管如此，还是状况百出，丽丽一会儿被车撞断腿了，一会儿又莫名地被人打了……

五岁红没被这些事打败，她说：“哭泣和埋怨赶不走挫折和苦难，只有昂起头，一步步向前，一点点把生活过好。”

为了二女儿母子俩，五岁红退休后那几年完全告别舞台。好在，在她的照拂下，如今，她外孙已经是一米八的帅小伙了，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工作，丽丽也终于精神稳定，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了。

只是，五岁红已经满头银丝，年近八旬。

当我们的话题转回到京剧上来时，五岁红凝重的眼神中瞬间升腾起明亮的光芒。

看到我女儿对京剧感兴趣，五岁红非常开心，她让我女儿下腰、压腿，仔细看了看她的身段，欣喜地说：“这孩子看着身子长得结实，可柔韧性又非常好。”又教了我女儿《贵妃醉酒》里的一句唱词，听了听她的声音，五岁红说：“声音也很好，又润又亮，是个大青衣的好料子。”

随后，五岁红着重示范了唱词里的一个转音。我女儿练了好多次，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忍不住感慨道：“好不容易啊！”

五岁红说：“可不是嘛，你看就这个转音，在台上也就几秒钟就唱过去了，台下可要花很多功夫，有的演员要练好几个月才能熟练掌握。”

随后五岁红又对着我女儿说：“你领悟得挺快的，我教你，好好学，以后一定有出息。”

我能感受到，五岁红对年轻人学京剧的热切期望。其实，我女儿只是觉得京剧好听，很好奇，想了解了解，学着玩玩，只要学校课业一紧，随时就学不了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禁有些歉意。

7

五岁红在给徒弟说戏 (作者供图)

我第二次去五岁红家已是2022年的夏天。外甥女小雅一直在跟随五岁红学京剧。每周六周日的上午，在五岁红家附近的公园里，师徒俩都会好好待上两三个小时。

家里聚会时，小雅有时会给我们唱一段，字正腔圆，招招式式都很有范儿。而我女儿因为中考学业重，没有时间再学习京剧，很是遗憾。妹妹偶尔会讲起五岁红的生活，这让我还想去拜访拜访她。

那天，两位狗将军仍然在楼梯的拐弯处，冲着我敷衍地叫着。敲了门，五岁红还是刚睡醒，听到了“李老师”的叫声后，迎到门口。

我一脚踏进屋时，满屋热烘烘的尿骚味扑面而来，定睛一看才发现，房间里放了七八个大大的宠物笼子，里面是一只只慵懒的猫。看见我尴尬的表情，五岁红说，咱们去厨房吧，那边开着空调。于是我就退了出来，顺手推开右边厨房的门，这时才发现，小厨房长大了，原先的平台不见了。

五岁红说：“你看，变了吧？我把这平台给盖了起来，做了一个新厨房，建了个卫生间，原先的厨房改成了小卧室。”

我仔细打量一下，只见小卧室里单人床顶上的吊柜，和床头的立柜以及厨房的橱柜，都是一样的胡桃木色，配着典雅的古铜色把手。

这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厨房中间的小餐桌上，顿觉很温馨。五岁红一袭红花绿叶重磅真丝连衣裙，染黄的短发烫成了小卷，画着精致的妆容，金丝边眼镜上金色的链子自然垂至肩后，雍容华贵。

她泡了杯茶，慢悠悠地喝着。

我说：“这下宽敞、方便了！这申请盖房很麻烦吧。”

五岁红说：“起先我申请要把平台盖起来，城管、街道三天两头来说不许盖。前段时间，我刚捡的一只受伤的流浪猫，在院子里被人给毒死了，我心疼啊，在楼下院子里哭得昏天黑地的，街道的领导都惊动了。里外的人都以为这老太婆疯了，一个流浪猫至于吗？你说至于吗？那是一条命啊。你看我现在收留了这么多流浪猫流浪狗，我没有地方放了啊。我放外面不安全啊。我这房子原先楼上楼下，现在只有楼上了。”

说这话时，五岁红眼圈红红的：“然后，我就一夜之间把平台盖了起来，我让工人把外墙都蒙上了塑料布，规定说用塑料布搭临时棚子他们不管。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后来也没人管我了。”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五岁红向手里的那杯茶努了努嘴，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外孙在外地工作，丽丽经常不在家吃饭，五岁红的生活回归自我，又能与戏相伴了：“昨天晚上，我在手机上学台湾几位老前辈的戏，一直学到凌晨四点多。手机上有许多京剧名家的戏，我得天天看，天天学。”

随后，她又聊起自己如今的作息，不管几点起床，都是先收拾一下家务，然后喂猫喂狗遛狗浇花，做完这些后，坐下来喝茶，饿的话，最多就吃两块饼干，然后就去公园教徒弟们练功、唱戏，“几十年在剧团养成的习惯，早起练功，不吃饭”。

每次去公园，五岁红都会带些粮食去喂公园的小鸭子小鸟，一般到下午一点多回家做饭吃，然后午休。傍晚，她也会去公园，公园的西北角是她的根据地，上午或傍晚，你会看到一位银发老太和几位女士或小朋友抑扬顿挫地唱着京戏，或一阵舞枪弄棒。

我诧异地问：“您都八十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地唱戏、学戏呢？”

五岁红很认真地说：“人老了，倚老卖老，有国家给的退休工资，就吃喝享受，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学习。我一旦学起戏来，什么都不想，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废寝忘食，学了戏以后，我的肚子是满满的，精神也饱满，心情也愉快，感觉自己又年轻了。谁跟我谈戏，我就开心。我的徒弟跟我拉家常，常会被我批评。”

顿了顿，她又说：“不管什么时候，人都要有价值，为观众唱戏，为京剧发展出力就是我的价值。京剧是艺术，是国粹，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好几次京剧的兴衰，我相信京剧一定还会再兴盛起来的。我愿意为京剧的复兴再献一点力。”

对于现在的生活，五岁红说她很知足，问心无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说在人生的各个关口，她的选择并非都是最好的，比如当时在中国京剧院进修时，如果选择留在北京，事业是否会有更好的发展呢？

“可人生没有如果，好在我的选择都还算稳妥，兜兜转转一直能从事所热爱的京剧事业，始终相信政府，勤恳工作，认真唱戏，在每个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服务社会，最终在市京剧团顺利退休……”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对于五岁红这些老一辈的艺人来说，却是不容易的。

五岁红说：“很多解放前京剧界响当当的角儿，建国后被关在体制外，晚景凄凉。”

比如她师姑的朋友，以前是上海非常出色的大武生，哥哥、老婆都是演员，他演的十八罗汉、猴子戏、花车戏，都是大戏，解放前享誉一方，出门前呼后拥，戏装、道具非常昂贵，家大业大。解放后，国家成立了各级专业剧团，老艺人们有的进入国家的各级剧团，有的出国了，有的就在体制外自谋出路。师姑的朋友是最后一种情况，可是时势已经不同，社会上的各种演出都是由各级专业剧团承担，过去的流动演员、跑单帮、民间剧团都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的家业逐渐衰落了。

“他年老时，在医院里蹬个小三轮车，用小暖瓶给病人送熬好的中药，有一次骑着骑着，一不小心车翻了，一车的中药都打翻……”说到这里，五岁红的眼圈就红了。

如今，已至耄耋的五岁红谈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没有成为享誉全国的“大师”，而是因为一直忙于事业，没有把三个女儿教育好：“没有一个孩子能继承我的京剧事业，没有一个孩子能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我想，从世俗意义上看，她的大女儿、小女儿都过得不错，可能是五岁红一生要强，对此就没那么满意罢了。她说，大女儿和小女儿并不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也根本不喜欢京剧，平日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交流。而二女儿丽丽一生坎坷不幸，她只能竭尽全力照顾：“虽然我已经老了，只要我在一天，就会照顾二闺女一天。以后呢，我不知道。有一天，就唱一天的戏……”

（本文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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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姨的漂流人生

1

认识Kate姐实属偶然，她是一个理发师，在美国加州我们这个老华人区曾开过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前两年疫情汹涌，当地很多华人非常害怕，自发居家隔离，轻易不出门，更不会去理发，Kate的理发店很快关张了。之后，她将理发、烫发的工具挪到了自家车库，成天打开车库门暗戳戳营业，竟然捣鼓出了一个不交房租的“理发店”。

疫情稍缓后，我想找一个靠谱的地儿烫头发，朋友就给我介绍了这家车库理发店。我去了，第一次烫得我很不满意，头发烫了跟没烫一样，回家后，我越看越气，打电话跟Kate发牢骚。Kate却不恼不气，笑眯眯地说给我免费重做。我立刻开车过去，Kate如约推掉其他客人，给我重新烫了一回。这一次烫得效果挺好，但回家后我又觉得修剪得不如意，再次致电Kate，一通埋怨。其实到这一次，我心下已经有点过意不去，但Kate又好脾气地让我回去重新剪。

最后，我终于对新发型满意了，也对Kate产生了兴趣。

车库理发店只有十来个平方，干净舒心，毛巾整整齐齐藏在印花桌布后，理发工具分门别类插在收纳筒里，等候区摆一张大沙发，茶几上陈列着近期的杂志，旁边置了一台咖啡机和一摞一次性咖啡杯。墙上挂大公鸡形状的铁艺装饰，窗台上沙漠玫瑰开得火红。

Kate上了年纪，却也是时髦的一个人。她时常上着一件条纹衬衫，下搭咖啡色烟管裤，衬衫下缘掖在裤子里，浅浅勾勒出她的纤细腰身，清新、优雅。她面庞白皙、五官清秀、略带细纹，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一头茶色锁骨发自然散落在肩，很精致，只有一双青筋满布、皱皱巴巴的手暴露出了她的年龄。

熟了后，Kate给我回溯了她跨越三个国家，跌宕起伏、飘飘摇摇的大半生。这世上一些人有故乡，但却从来没有去过。我常叫她“Kate姐”，后来才知，按照岁数，应称呼她一声“姨”，因为她已过耳顺之年。

Kate在韩国仁川的一个小村子里出生长大，后去往台湾读书，现于美国退休，但无论在韩国、台湾或是美国，她从出生到年老都是异乡人。她爸爸从小就告诉她，他们的故乡是山东烟台。故乡风物也深深地刻印在Kate的骨子里，她爱吃鲅鱼饺子、大蒜，能讲一口土掉渣的山东话。

但直到60多岁时，Kate的双脚才第一次踏上山东的土地——这个她念叨了一辈子的故乡。

2

1948年，战火中的国民党兵力损失严重，几乎是扫荡般地在山东各地抓壮丁，连老弱病残都难逃一劫。当时Kate的爸爸20岁左右，正是最“危险”的年纪，为了躲避兵祸，三天两头东逃西窜，后来实在过不下去，家里老人便说，“出去躲躲吧”。

那时村子里好多男人都会弄个小舢板漂过黄海到对面的朝鲜半岛去，只需在海上漂一晚就能到。Kate的爸爸和伯伯也这样赌了一把，两兄弟走得急，只草草卷巴了一点钱和几件衣服，本想着躲几个月就漂回山东，却不想这一走便是与父母从此天人永隔。

他们上岸后，经韩国政府检查，去了仁川的华人聚居地。虽被允许在当地生活，但按韩国新政府当时排斥外侨的政策，这些漂来的山东人无法取得韩国国籍，只有居留权，而且想要拿到永久居留权也不知要苦熬多少年。

当时有这样一大批的山东人聚集在韩国，因为语言、文化、风俗、国别、制度等原因，他们完全无法融入韩国社会。因为被排斥，在仁川的山东老乡们遂集资在郊区买了一大块土地，在上面建住房和华侨学校，大家住在一起，孩子们在华侨小学念书，老师也都是从山东来的，授课用山东话——那个地方，就像山东在韩国的一块飞地。

Kate的爸爸和伯伯先是靠着打零工维持生活，一段时间后，眼见回国无望，哥俩遂跟别的老乡学着做山东炸酱面来卖，再之后卖起鱿鱼干。日子稍好，两兄弟便相继在韩国结婚生子——当然，他们都是娶了山东女人做妻子，那时韩国人绝不允许自家女儿嫁给中国人，山东老乡们也普遍不愿意娶高丽女子。

1958年，Kate出生了，成了家里孩子中的老小。此时家里在做渔获生意，屋子里永远都充斥着一股鱼腥味，苍蝇嗡嗡乱飞。Kate回忆起妈妈时，满眼笑意和疼惜，一如父母回忆孩子：“我妈妈长得美，但是性子娇弱，又特别任性，身体还不好，常年生病。家里全靠我爸爸一个人支撑。我妈妈被娇惯了一辈子，不太懂事，到现在也还是不懂事。”她爸爸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回家还得照顾妻子，孩子便像杂草般肆意生长。

Kate爸爸做生意有一股山东人的实诚劲儿，去批发商那拿货不会刻意压低价格，到市场上卖也不会刻意减少分量，故而鱼摊生意很好，韩国妇女们都喜欢上他这里买东西。可她爸爸会的韩语有限，她哥哥大了一些后，时常帮着爸爸在摊子上吆喝。

每年过年，是Kate最高兴的时候——她会穿上新衣，跟着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和和美美地包饺子。烟台过年老传统要吃鲅鱼饺子，而鲅鱼也是韩国人常吃的鱼，包饺子当然不成问题。猪肉混着鲅鱼肉剁馅儿，包成一个个巴掌一般大的饺子，一口下去，鱼的鲜味就在舌尖绽开。每次吃饺子，爸爸都要鄙夷一番韩国人的饭食：“一小碟泡菜，一小碟辣黄瓜，一小碟咸豆芽，一小碟瓜条，一小碟鱼板……抠抠搜搜的，吃那些东西干活儿哪有力气？哪像咱们山东人的大包子大饺子，一口咬下去，满嘴是肉，多实在，那才像话嘛！”

大年初一，大家凌晨起床，互相串门以山东话拜年，拜着拜着，天就亮了。主妇们拿出各色小菜当早饭，炸小鱼、猪皮冻、蒜泥猪头肉，当然一定得有自己蒸的花馍馍，捏成鲤鱼、牡丹等样式。她们互相较量，看谁家的最好看。

在蒸腾的白茫茫热气中，吃着白白胖胖的大饺子，一年就过去了。看着这些热热闹闹，年幼的Kate心中就会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山东老乡们紧紧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共同抵御外头涌来的几多歧视，让她感觉心里有底。那时她尚没有“家国”、“民族”的概念，爸爸以前在山东也只是普通农民，所以，对她来说，中国就等于山东，守住了心里的山东，就是守住了祖国。

Kate的爸爸有时会在家里喝点小酒解乏，微醺时总会把兄妹俩叫来训话，叫他们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是山东人。每每听到爸爸这么说，Kate自豪的同时也隐隐有些心酸：日常生活里，她觉得自己就像活在一座孤岛——彼时韩国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满大街牛仔裤、小短裙，女人们将头发烫出一个个小卷，脸化得花红柳绿，但这日新月盛，从来不属于仁川华人聚居区的山东老乡们，这里一切还是老样子。

战后，因为韩国政府特别忌惮华人会掌握经济资源命脉，挤压了本地人的工作机会，所以出台各种政策，中国人在韩国只能居住在特定的区域，纳税的税率比韩国人要高，拿的工资却比韩国人低，连积累财产也有上限规定。爸爸说，华侨就是这样子的，在人家的地盘上讨生活，能活着就够了，不要奢望太多。

每当这时，Kate心中就会升起一股愤怒：为什么自己要在这里讨生活？为什么不可以回到故乡呢？唯一能发泄怨气的渠道，就是学中文——彼时韩国还在大量使用汉字，她中文学得扎实，读书、看报都不成问题，每次看到韩国小孩学汉字那费力的苦相，她甚至有一种优越感。

可惜山东老乡们无力兴办华侨中学，小学毕业后，Kate和同龄的中国孩子们只能进入仁川当地的中学。初中对Kate来说几乎是噩梦般的存在——那里有歧视中国人的韩国老师，欺负她的韩国同学，成绩自然是一落千丈。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Kate说什么也不想进入韩国高中了。正好哥哥要去台湾，全家人一商量，干脆让兄妹俩一起去台北继续学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像Kate家这样漂到韩国的山东人及其亲属后代，身份一直比较尴尬。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政府不承认他们的身份，也不让他们入籍，而大陆“文革”尚未结束，跟韩国也没有建交。后来经过争取，台湾表示愿意接纳这群黑在韩国的山东人，Kate和哥哥去到那里后，能领取到一本“无户籍护照”，他们的爸妈因为生意走不脱，还要支付兄妹俩的学费和生活费——幸好几年后，爸妈拿到了韩国的居留权。

就这样，16岁的Kate离开了父母，从仁川南去台北。临行前，妈妈拉着Kate的手依依不舍，Kate倒觉得很高兴，恨不得早点离开，看着妈妈眼泪汪汪，只觉不耐烦。

哪曾想，她这一走，也走上了同父辈相似的路，之后，再没机会回家长住了。

3

到了台北后，哥哥住进学校宿舍，没办法再带着Kate了，遂请人介绍了一个开餐馆的家庭，让妹妹寄住在那儿。餐馆位于天母，离Kate的学校不远，阁楼有一个空房间正在招租。主人家姓吴，当年是被国民党军队带过去的，也是山东人。初次见面时，吴家大小都蛮热情。

正值花季的Kate亭亭玉立，皮肤白皙、鼻子细巧、身材苗条，笑起来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特别迷人，“我当年也是校花一级的人物啊！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几乎半个学校的男生都在追我”。

追求者众多，男生们送的礼物课桌里都堆不下，也让Kate的心一下子野了起来。父母远在千里之外，Kate完全无心学习，跳舞、闲逛、和女伴们一起去跟男生联谊，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日常生活。70年代中期，邓丽君和凤飞飞的歌红遍宝岛的大街小巷，每每周末郊游，Kate都会和朋友们摆上大大的收录机一起听歌。坐公共汽车时，她和女同学们都会羡慕起漂亮的“车掌小姐”，她们烫着卷卷的头发，每到一站，清脆的哨令、播报声就回荡在车厢里。当车掌小姐曾经一度是许多台北女孩们梦寐以求的职业，可Kate心里明白，要想实现梦想，自己必须先把高中念完。

（编者注：在1930年代台湾就已出现“车掌小姐”，即“随车售票员”“随车服务员”，她们专门负责剪票、验票与补票、报告站名、哔哨指挥车子及协助注意路况等工作。台北市公车处的车掌小姐，月薪高达6、7百元。到1990年代后期，这个岗位逐渐消失。）

可没过多久，追求者们突然销声匿迹了。Kate很纳闷，直到有一天看到哥哥纠集了一帮人把一个男生堵在学校门口殴打，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彼时哥哥早成了所在学校的一霸，但这样一来，谁还敢追她？

从众星捧月到无人问津，滋味不好受。在韩国的爸妈还殷殷期望着她能考上大学，可Kate心里明镜似的——她的心早不在学习上了，现在的她只想玩、只想享受青春。

哥哥堵得住学校的男生，却防不住家里的——Kate和房东的儿子吴天翔恋爱了。

吴天翔比Kate大三四岁，人长得高高的，很文静，不爱说话，也不爱读书，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自家餐厅里帮忙。吴妈妈精明要强，瞧出儿子读书无望后，立马让他进入餐厅打下手以便日后接班。

Kate刚住进来的半年，都没能跟吴天翔说上几句话。按当初谈好的条件，吴家人要负责Kate的早晚餐，本以为开餐厅的准备饭食很容易，谁知Kate住进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吴家人开的是只有七八张桌子的家庭餐厅，薄利，没钱雇工，每天吴妈妈都早早起床，叫起全家，买菜、打扫、备料……中午11点左右，餐厅开始营业，主营小笼包、水饺，另有个小窗口卖些卤猪脚、卤大肠。

吴家全家忙得连吃饭的当儿都没有，哪有工夫顾Kate？经常扔给她一些昨天卖剩下的盒饭包子之类的就算作早餐了。寄人篱下，Kate不好说什么，告诉脾气火爆的哥哥只可能更糟糕。但有一天，Kate发现，楼下餐桌熟悉的位置上，摆着豆浆、热乎乎的包子、油条和米粥，似乎是专门留给她的——之后的每天都有，而且餐餐不重样。

Kate一番观察后，发现，是吴天翔。一次，她偷偷早起下楼，看着厨房里那个高高瘦瘦、认真专注的身影，眼底就盈起潮热——原来还有一个人在默默关怀她，顿时倍感踏实温暖。吴天翔热好早餐，把包子放到桌上，一抬眼，蓦地看到Kate愣愣的样子，霎时羞红了脸，也愣愣地跟她对望良久。

男生的小心思被Kate全收眼底，而这一刻的心动，也酿出了十多年的纠缠。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背着家人谈起了地下恋爱，Kate远在韩国的爸妈更不可能知道，每月只照旧寄钱来续房租。他俩悄无声息地谈了好几年，Kate的学习成绩波澜不惊，感情倒越发如胶似漆。直到Kate开始频繁呕吐——小情侣小心维护的窗户纸要被捅破了，吴天翔更是被吓住了，两人搂在一起瑟瑟发抖，像是一对在雨中被淋湿的小兔子。

第一次踏进吴家餐馆的门谈租约时，Kate就感知到吴妈妈是不好惹的。后来哥哥给Kate送行李时，吴妈妈正在指挥人卸面粉和大米，他一眼便料定这个家真正管事的人是吴妈妈，还开玩笑地对妹妹说：“幸好她不是你婆婆。”哪知一语成谶。

吴妈妈烫一头小卷发，吹得蓬蓬松松，很贵气的样子，平日着一件绿色镶金边长袖旗袍，胖墩墩的身子异常灵活，常常把丈夫、儿子和女儿指挥得团团转。丈夫做厨师，儿子女儿当杂工和服务员，只有她才是正儿八经的老板，餐馆里的一分一厘都得从她眼皮子底下过。晚上餐馆打烊之后，她会独自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盘账，架势十足，少一分钱，全家鸡犬不宁。

怀孕的事终究瞒不住，没多久，吴妈妈就知道了儿子和自家的女租客闯了祸。她原本根本不可能认下这桩婚事——Kate是从韩国跑过来的，虽说也是山东人，但中文说得怪怪的，在台湾一点根基也没有，怎么能配得上她儿子？但越来越大的肚子替Kate说了话——等不了了。吴妈妈看着Kate尖尖的肚子，像是怀了个男孩，也就无奈点头了。

吴家用最最简便、快速的方式办了婚事——叫Kate哥哥过来谈了谈，给Kate在韩国爸妈打了个电话，喊亲友们一起吃了个饭，将小夫妻的房间合在一起，这事就算办完了。

当地人把婆婆这些大陆来的人叫做“外省人”，而Kate则是“外国人”。婚宴上，一个亲戚听说她从韩国来的，就起哄让她说两句韩语。Kate本不愿意这样被人当猴耍，但看着丈夫无动于衷的样子、婆婆寒冰一样的目光，她只得勉强笑着说了两句。亲戚们听完哈哈大笑，余兴未尽地研究起了她的肚子，算着月份，一脸意味深长。

4

不满20岁的Kate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结了婚、成了家。她还来不及品尝一丁点新婚的甜蜜，第二天立马就被婆婆拉着投入了餐厅的劳作——这场婚事，只是让吴家又多了一个免费的杂工。虽然吴天翔对Kate仍旧很好，但只限于夫妻之间，在公婆面前，丈夫是一点也不敢维护她。

每天早上5点多，吴家全家就都起床了。公公和丈夫一个去早市买菜，一个去渔港买海获，婆婆和小姑子去店里打扫、备料，Kate则负责家里的卫生、洗衣服。

8点多，刚打扫洗涮完毕，Kate就得赶到楼下店里包饺子、包子——婆婆已经把肉馅儿调好，面也和好了，她坐下来就开始包。婆婆规定她和小姑子每人每天要包500个饺子。Kate常常包得头也不抬，只机械地舀馅儿、捏皮儿，包完一抬头，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脖子酸痛、臂膀肿胀，肚子里的孩子也在拳打脚踢。

她刚准备起来歇一歇，婆婆便会进来斥骂她手脚慢，有时惊得孩子在肚子里跳。有时恰逢丈夫扛着蔬菜进门，Kate多希望他能替自己说句话，可吴天翔总是把头一缩，扛着菜快步避到厨房。看着丈夫冷漠的背影，Kate唯有活动一下麻木的双脚、酸疼的脖子，咬牙接着干。

婆婆派来新活儿，喊Kate去卤肉和炸鸡。她端着一大盆焯过水的猪蹄跌跌撞撞地挪到卤锅旁，腥臭的热气喷在脸上，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个时候，她已有7个月的身孕了，但无人在意。

好在儿子很坚强，平平安安出生，全家一片喜悦。但生活照旧，Kate坐完月子后，背着儿子继续操劳，每天仍然有一大盆肉馅儿在等着她。家里所有钱财都被婆婆把持着，婆婆从来不会给家里人发工资，顶多过节时给一点红包，店里每天迎来送往，那装得满满的钱匣，Kate能看见但永远摸不着。

Kate也不是没有闹过，没用，只能忍。小时候，她在被韩国人同学欺负或者家里生意与韩国人有冲突时，爸妈总是叮嘱她必须“忍”，他们是外乡人，不能得罪当地人。她那时不理解爸妈为何这么懦弱，长大后才知道，他们那时连居住权都是临时的，一旦跟人发生争执，引起诉讼，可能会被遣返，全家多年辛苦积攒的家业，就烟消云散。

孩子身上脏了、鼻涕流下来了、生病了、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婆婆都要骂她。Kate清楚，婆婆看不上自己，嫌自己是外乡人，嫌自己靠着肚子里的孩子不明不白地挤进了吴家。那时哥哥已大专毕业回韩国去了，她和婆婆发生任何冲突，也没有人能给她出头了，婆家亲戚们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她。有那么一段时间，Kate觉得生活简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尽头。她也曾阴暗地想：自己总能比婆婆活得长，小姑子总要嫁出去的，到时候，全部家底就是自己的了——可婆婆才50岁出头，身体硬朗、风风火火，看起来比她还年轻。

好在丈夫还是贴心的，白天，婆婆的强势和凶悍让她喘不过气来，晚上，夫妻俩躲在房间里长出一口气，伸展手脚。有时候受了委屈，Kate偷偷地哭，吴天翔总会温柔地安慰她。她明白丈夫爱她，但没有多少用处，这种温柔只敢在夜里偷偷绽放。

对于当年的种种，如今的Kate早已释然，她说：“我那个婆婆虽然厉害得很，但是仔细想想，她确实也锻炼了我。后来，生活不管多苦多难，我都能撑下来。而且，在餐馆干了这么多年，我好歹学到了很多技术。”

日子如流水，四五年后，小儿子出生，大儿子也念小学了。

Kate依然要干那么多活，背着一个孩子累得直不起腰。小姑子出嫁后，婆婆终于松口雇了几个帮工，Kate虽然不知道家里赚了多少钱，但看婆婆跟人搓几圈麻将的功夫，就把信义路上的一套好房子给定下来了——当然，婆婆可不会那么好心地让他们小夫妻俩搬出去住，她转头就把房子租了出去，再揽一笔进账。

有时候婆婆会去复兴北路逛街，和朋友去“波菲尔”做头发，会把整个餐馆交给Kate打理。Kate坐在收银机后，服务员们就“老板娘”“老板娘”地喊着，丈夫有事也会从后厨跑到前厅问她，一时之间，Kate真有点恍惚，觉得自己也要当上老板娘了。

80年代末，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进入了发达地区行列，人们口袋里钱多了，各种生意也好做，吴家小餐馆物美价廉，成了周围许多居民的食堂，遇到饭点，服务员忙得连跑带走。麦当劳、肯德基早就入驻了台北，哈蒂汉堡也开了十来家分店，台北人兴起了一股吃洋快餐的风潮，年轻情侣们纷纷跑去快餐店约会，连吴家的小餐厅都开始做起煎肉饼和份饭等餐食。塑料薄膜包装的一次性碗筷流入市场，几乎所有小饭店的餐桌上都配上了铁制的带刺小戳，以供顾客们用来刺穿塑料薄膜——虽然一次性碗筷不免费，但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人们不在乎这点钱。

公公身体不太好，一直嚷嚷着不想做了，向婆婆提议把餐馆干脆交给儿子儿媳。吴天翔甚至开始跟Kate规划：等过几年他爸妈退休，餐厅交到他们手里，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真正的老板、老板娘了。

丈夫的心愿很多，想要扩张餐厅，想要给家里添一辆小汽车，休息时开车带着孩子们到台北郊外玩——当时，天母街头到处跑着小汽车，堵车很厉害，从天母到南边的公馆不过七八公里，但常常要开一个小时。巨大的车流人流带来了巨大的生意，小店的生意简直好到爆，买一辆汽车并不是奢望。

5

1989年的那一天，阳光特别好，照得门口芭蕉树上的叶子闪闪发亮。但婆婆突然宣布：她决定全家移民美国。

那一刻，Kate完全是木的，她看着自己住了十来年的小楼，刚放学的儿子和邻居小孩正在一起滚铁环。

这么多年，Kate已经习惯了台北的生活，邻居大姐拜年时，为感谢上次Kate及时把她的小孙子送到医院去，特地送了她一块蓝底白花的绸缎料子；丈夫参加同学聚会时，她也会穿着新买的洋装和白皮鞋一起去，那曾是她最放松的时刻。她的生活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里，虽然不是故乡，但也差不多，而且，而且，她很快就要当上老板娘了，可这一切美好，一夕之间突然被一把大锤打破了。

婆婆的话是圣旨，全家没人敢反对。婆婆想移民，其实早有先兆——和她一起搓麻将的几个老姐妹，儿子都出国念的书，后来都在美国安了家，纷纷把老母亲们接去住了一段时间。老姐妹们对国外赞不绝口，天天夸耀儿子开车带她们去大商场购物、去国家公园游玩、去坐游轮……当时，台湾正大兴房地产，天母的地皮价格一路飙升。婆婆一向是个最要强的人，儿子吴天翔没别人的儿子有出息，这口气她早就咽不下了。如今，抓住可以全家移民的机会，她当然要一雪前耻。

婆婆张罗着把店面、住宅全都卖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美元。这时Kate才知道，家里的房产、店面再加上积蓄，居然有50多万美元。

婆婆的老姐妹给她介绍了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华人地产经纪，洛杉矶能讲中文的华人地产经纪很多，专门做华人新移民的生意。那天，Kate站在楼梯口听婆婆与那个地产经纪打电话，“50万美元”一出，惊得她倒吸一口冷气，紧接着一阵心酸和愤怒涌上心头——这么多钱！都是一家人这么多年拼死苦劳赚到的，却全把持在婆婆一个人的手里！

婆婆放下电话后，一瞅Kate脸色，就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厉声教训道：“这钱是我家的，你个外人想都不要想！”

那时正是早晨，吴天翔刚送完小儿子上学回来，看见这个情形，还是一声不吭。那一刻，Kate气血直冲脑门，她真的不想再忍了！她嫁进吴家近十年，天天牛马一样，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想给自己买件衣服、给孩子买个玩具还得喊丈夫去跟婆婆要钱，每次都引来一阵怒斥。哪怕是按市价折算，干服务员、干餐馆杂工，她这些年的工资得是多少钱？多年怨气顷刻间涌了出来，Kate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天这日子不过了，也要把这笔账算清楚！

她正要跟婆婆理论，却被丈夫猛拽回房间。她气得心脏一阵绞痛，恨不得立刻冲出去和婆婆打一架。丈夫却死死按住她的肩膀，低吼道：“不要闹，将来钱都是我们的。”见她平静一点，丈夫搂住她，在她耳边承诺：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钱要买房子，他一定会把她的名字写进去，到时候，这笔钱有她的一半。

“你放心，我这次说到做到。再说你也不想想，天秀（小姑子）已经嫁出去了。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所有的钱将来都是我们的。”

在丈夫的温柔攻势下，Kate渐渐安静了。去美国重新开始也未必不好，房子重新买一遍，这一次，她也有份。

6

到了美国洛杉矶，为省钱，一家人先租住在一栋破房子里。那个华人经纪开始四处带他们看房。此时洛杉矶房价不贵，十来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独立屋。婆婆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竟然允许Kate参与看房了。

在Kate的坚持下，婆婆决定买下一栋高速公路旁的大屋子，出门方便，离小学近，接送孩子上下学都非常省事。搬进新家，Kate很兴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她的家。房子大，格局方正，楼下是大客厅、厨房，另有一间客房和厕所；楼上四间卧室，其中两间自带卫生间；房子层高三米，采光充足，门口种着高大的棕榈树、红艳艳的玫瑰花——这栋房子，几乎算得上是豪宅了。

同时，婆婆又买了一栋房子，一套有三个卧室的独栋小别墅，装修还算新。在中介的帮助下，小别墅很快就租了出去。

接着，婆婆又全款买了两辆车——那段时间是吴家花钱最大手大脚的时候，在美国人均月工资1000多美元的时代，他们有50万美元，是妥妥的有钱人。Kate回忆到这儿，不无后悔：“当时应该贷款买房买车的，这样可以增加信用分。可是我们当时不懂啊。大家还遵循着山东人的那一套处世原则，觉得自己又不是没钱，何必去跟银行借钱呢？”

（信用分：美国金融体系对每个人的评分，办有信用卡或借贷又能及时还款者，才可以获得较高的信用分。分数高的人在办理贷款、租房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一家人安顿下来，一下子从经营小餐馆的辛劳中解脱，像是放假一样，完全放飞自我，每天什么都不做，就懒洋洋地休息。大房子住，小房子收租，一点儿房贷压力都没有，银行里还躺着20多万美元。

这也是Kate过得最高兴的一段时间：早起做饭，牵着儿子们的手送他俩上学，回来打扫一下屋子，然后去韩国教会参加活动。教会里的人全是自韩国来的，Kate说了多年中文，又重新回到了韩语的环境中，大家都挺热情，这让Kate觉得幼年受到的欺凌仿若黄粱一梦。

存折上的钱慢慢变少，吴家人开始不踏实了——还是得找事情做。别的事情他们也干不来，接着开餐厅吧。可在美国开餐厅并不容易，一家人一句英文都不懂，如何申请执照，需要办哪些手续，更是一窍不通。但想到要开餐厅，全家人疲惫中又有点淡淡的兴奋，毕竟老行当了。

婆婆先让儿子去别家餐厅工作一段时间，摸一摸底，吴天翔非常听话，很快就在一家中餐厅找到了打荷的工作——每天早起跟着师傅去买菜，回到厨房分拣、洗、切，客人点单了，他负责配菜。

在中餐馆打荷很辛苦，吴天翔要背下几十种菜谱，再根据客人的需求进行配菜。美国中餐与台湾中餐口味迥异，所需配菜完全不一样，一切都需要重新记忆。吴天翔手脚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厨师用铁勺敲打后脑勺，虽说不太疼，但是很吓人。他本就胆小懦弱，被敲打几次之后，更是吓破了胆。Kate说，丈夫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好几次都在睡梦中大喊“别打我”“别打我”，她吓得紧紧抱住他，轻声哄着，直到他安静下来。

在这异国他乡的黑夜里，Kate感觉浑身冰冷，心里满塞着无力和绝望，冷脸的婆婆，弱小无助的丈夫，到处的不适应。他们住华人区，吴天翔去中餐馆打工，Kate到中国超市买菜，虽然都用不到英文，但有一种隔阂感仍难以消弭——毕竟，一打开电视、收音机，到处都是英语，信件、账单、通知之类的也是英文。虽然婆婆在洛杉矶的好友会每个月开车来他们家一趟，帮忙看信、处理账单、缴水电费，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Kate在一家成人学校报了名，刚下决心好好学英语，婆婆却通知：准备一下，家里要开餐馆了。看儿子每天在中餐馆打荷苦不堪言，婆婆就想，反正银行里还有20来万，不如盘下一家店自己当老板。

说干就干，跟几个洛杉矶的老友一说，有人便讲，刚看到一家餐馆在出兑，问婆婆要不要去看看。婆婆立马跟几个朋友去瞧，餐馆位于新华人区罗兰岗一个有中国超市的Plaza（广场）里，总体面积不大，位置比较靠边，旁边已有一家大型中餐馆，但不知为何大门紧闭，貌似很久不营业了。

婆婆很满意，当场敲定，还独断地给餐馆取了“天母餐厅”的名字，以纪念曾在台湾天母的旧家。餐厅照旧卖小笼包、小馄饨、牛肉面等等，味道虽然不算惊艳，但是很地道。旁边守着华人超市，出入广场的都是中国人，很多台湾人看到“天母”两个字，都倍觉亲切，所以刚开张时上门的客人很多，

生意做得顺心，但Kate的学英语计划泡了汤。她只能自学，没有教材、没有时间，她就拿儿子的小学课本挤时间来念，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问儿子，甚至问店里的客人。说到这儿，Kate很得意：“学语言靠的就是练。那时候，我给自己规定一天就学一个单词，但是我会在一整天里念上几百遍，确保自己能记住。”比如，她学了“spinach（菠菜）”，她就会在洗菜的时候念、端菜的时候念，甚至给客人点单的时候，还问人家要不要“spinach”，把客人搞得一头雾水。

丈夫嫌她丢人，Kate才不管，学语言就是需要厚脸皮，遇到只讲英语的客人，Kate就主动冲上去打招呼。就这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蹦，渐渐地，老公和婆婆都主动默认她去接待英语客人，再后来，家里的账单也不用请朋友了。

7

为了省钱，起初“天母”的经营又是全家人上手，待餐厅逐渐步入正轨，打扫、洗涮就不由地懈怠了一些，因为实在忙不过来。

美国卫生局检查非常严格，一个区域的卫生检察员每半年就会轮换管辖区域，就是为了防止商户们行贿。每逢检察员来，吴天翔就靠边站，一家人把唯一会英语的Kate推去应付。检察员也很奇葩，每次都是突然闯入，东看看西敲敲，从厨房到卫生间都检查个遍。有一次，检察员甚至很有耐心地站在后厨敲墙壁，敲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把两只蟑螂敲出来。看到蟑螂的一刹那，检查员嘴角咧了咧，似乎很得意，随手一张罚单，并要求餐厅停业整顿3天。

这种不时的突袭，搞得一家人不胜其烦。而后公公中风住院，婆婆要去照顾，餐厅的人手一下子非常紧张。没办法，Kate只好雇了两个墨西哥人。

可Kate没想到，墨西哥人很懒，只要工资一到手就挥手说拜拜。墨西哥人热衷聚会，一大家子聚在公园里，吃吃烤肉、喝喝啤酒，听震耳欲聋的音乐，孩子们在公园的秋千上玩得不亦乐乎。平日里，他们也会囤上炸猪皮、炸薯片等一大堆零食，在家里边看电视边吃，钱耗光了才出门。Kate虽然有些看不起他们，但是几乎每家中餐馆都会雇佣墨西哥帮工——他们不挑活儿，什么都能干，工资要的不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像华人雇工般偷师，然后自己去开店，他们就踏踏实实地打工，打一辈子工。

这样的“随性洒脱”，在Kate等勤恳劳作、拼命攒钱的华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华人手里不攒一点钱，过日子就心里没底，而墨西哥人就像把家建在浮冰上似的，漂到哪儿算哪儿。墨西哥人来来去去倒是自由了，可苦了Kate这些小业主，三天两头地招人。招不到人时，夫妻俩以一当五。

祸不单行，隔壁关门的大餐厅竟开门营业了，原来之前的关张只是重新装修而已。大餐厅实力雄厚、装修豪华、菜品齐全，“天母”根本拼不过——人家已经开了多年，积攒了很多老顾客，此前老顾客们只是退而求其次才跑来吴家小餐馆吃饭。如今，“天母”就如同被抽干了水的湖一样，人声鼎沸瞬时消失，一整天都上不了一个客人，苍蝇也嗡嗡两下就寂寞地飞走了。可即使这样，也得备菜，偶尔来一桌客人，不能说没菜做不了，那人家下次更不来了。蔬菜米面肉备好了，也是一筐筐地烂，Kate心疼得要死。

1991年，餐厅就赔得差不多了，一家人赶紧低价出兑止损。可霉运像是缠上了吴家一样，小别墅的房客也退租了，新房客则陆陆续续地来又去，没有一个能长期租房的。婆婆着急之下，找了一位老姐妹推荐的算命先生，先生掐指一算，说婆婆买在高速路边上的那栋房子风水不好——这下，婆婆总算找到了发泄口，她一股脑地把所有恨意都甩在了当初坚持买那栋房子的Kate身上。

拿着剩下的钱，婆婆又折腾起了一家花店，但花店也赔了，最后也着急顶了出去。这些事儿，婆婆和丈夫都没有精力管，就靠着Kate跟着一个地产经纪跑来跑去。吴天翔37岁了，自打花店关了，他只能去别的餐厅打工，而近60岁的婆婆，全身精力都用在了中风的公公身上。

钱去得流沙一样，只要用力一握，就消散于指缝间，什么也留不下。刚来美国时的富足感荡然无存，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一次，吴天翔把一大盆洗好的土豆抬上操作台，一不注意，腰“咔吧”一声扭伤了，立时就直不起身了。吴家一直没买医疗保险，在美国治病全靠自费。吴天翔在餐馆打工本来可以交医保的，但那样工资就会比较低。他们联系了一个诊所，光看诊费就要30美元，治疗费则是100多美元一次，想要治好，恐怕得4、5千美元，实在太贵了，根本治不起。婆婆也不相信西医，她觉得台湾的中医推拿更好，于是，吴天翔被送回了台北，Kate和两个孩子留下来，再跟着中介一起跑卖小别墅的手续。

赶巧，教会的一个姊妹想考一个美容美发的证，她不敢自己一个人去，生拉硬拽着Kate一起学。Kate英文是个二把刀，平时说话还行，但是听课、做作业，她真的干不下来。美容美发学校又极其严格，每天得在学校老老实实地听完8个小时的课，笔试、实操考试一样都少不了。

家里生意、房产赔了钱，丈夫又病了，Kate拖着两个孩子，心情实在烦闷，根本不想去，可是架不住姊妹三番五次来拽她。最后，姊妹的一句话彻底惊醒了她：“你才30多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们开饭馆赔了不少钱，干嘛不想想别的主意？学了美容美发，把证照拿在手里才是真的。不然，你以后靠什么过活哦？”

说学就学，Kate和那姊妹一起去报了名，每天早晨送完儿子，就开40多分钟车到帕萨迪纳（Pasadena，洛杉矶的一个卫星城）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儿子们会被邻居接走，在邻居家写作业。等Kate下了课，开车回来都6点多了，她把儿子们接回来，做点晚饭，然后摊开书本，反复消化复习白天所学。

职业术语不好记，Kate就硬记：bleach（漂白），dye（染色），alcohol（酒精）……她用上老办法，每天嘴里不停念叨，学到后半夜才沉沉睡去。早上7点多一醒来，做点早饭打发儿子们吃了，送他们去上学，她去上课，周而复始。

那段日子，Kate开车时常困得眼睛发花、脑子发木。有一次要并线时，她转头确认左后方来车，却不想恍神了。回过头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撞上一辆大货车了。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美国美容美发执照考试分技术操作和笔试两部分，实操课考试时，Kate仔细观察，考试老师怎么说，排在前面的考生怎么做，她就依样画葫芦。但笔试120分钟，100道选择题，要考到70分才合格，对英文熟练的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Kate一道题就要看上几分钟，还不一定能够看明白。无奈，她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绝对不要死抠题目，如果看不懂，就选最长的。

一番操作下来，她居然考过了，拿到美发证的那一刻，她头脑发懵。

“我的运气实在是好。”Kate说起考试还是一脸得意，“当时，我只考了一次，就过了，而我的那个朋友考了三次才过。”

8

考试过了的当晚，Kate兴冲冲地把儿子们接回家，却意外发现家里的灯亮着。她心里一惊，急促的脚步不由地慢了下来。前几天，婆婆打电话说丈夫要回来了，而她忙于考证，几乎把这事儿忘了。一想到婆婆那张冷冰冰的脸，Kate就觉得心里发慌。

进了家，果然是丈夫和婆婆回来了。吴天翔在沙发上坐着，Kate心里一喜，他的腰应该是好了。两个儿子兴奋地扑上去叫“爸爸”，但吴天翔摸了摸孩子们的头，一脸心事重重。Kate刚翻上来的喜悦退却了，瞥见一边的婆婆，脸阴得能滴下水来，她的心一下跌到谷底。

原来，丈夫和婆婆回来时刚好碰见了邻居，好久没见，不免多聊了一会儿，邻居就无意说到Kate经常跟着个男人进进出出，每天又回来得很晚——天地良心，邻居口中的男人，其实就是地产中介，有时会来家里接Kate去签合同，Kate也没多想，就坐上了他的车，仅此而已。Kate本以为这很容易就能说清楚，但她低估了婆婆的顽固和丈夫的唯命是从。之后，丈夫以休养身体为由，跟她分房睡，平日里几乎避免所有单独和她在一起的场合。夫妻之间，不但没有亲密，连静静地在一起说两句话都不可能了。

儿子们也注意到了父母的冷淡，甚至想要帮他们。放学后，两个孩子经常看看爸爸在干什么、妈妈在干什么，然后使劲把吴天翔拽到Kate的房间里来。儿子们的懂事让Kate心酸，一次，她听见小儿子偷偷问哥哥：“爸爸为什么不跟妈妈住在一间屋子里？”大儿子没回答，只是拿手捂住弟弟的嘴，看得Kate潸然泪下——大儿子才15岁，小儿子10岁半，可是大儿子活得小心翼翼的，一点都没有青春期孩子的恣意飞扬。

之后有一次，两口子带孩子们去Chick-fil-A（美式连锁快餐店）吃炸鸡，这是吴天翔回来后他们夫妻俩难得单独相处的时候。小儿子懂事地把Kate拉起来，按在爸爸身边，被儿子拉着时，Kate心里又是一阵酸楚。

好不容易和丈夫坐在一起，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Kate心里终于染上一些微微的幸福。她想，只要把问题说开了，他们还是幸福的一家人。看着丈夫熟悉的侧脸，Kate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去摸摸，谁知吴天翔却像触电一般迅速别过了脸，Kate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浑身像结了冰。

一段时间后，吴天翔到底跟Kate摊了牌：他俩必须得离婚，他的腰并没有好，也不想拖累她了。Kate知道，除了吴天翔的那一点善意，其中也有婆婆的撺掇，婆婆嫌弃她当初靠着怀孕挤进了吴家，如今又想把她挤出去，婆婆从来就没拿她当过自己人。可毕竟她也生了两个儿子，为什么非要逼着他们离婚呢？

后来Kate才知道，原来是婆婆后悔来了美国。原本一家人守着台北的小餐厅，日子过得还行，来了美国之后干什么赔什么，公公和丈夫的身体又不好，婆婆早就打算回台湾去了。但她不想再带Kate回去，因为她觉得Kate是个灾星，弄得他们家败业落——她完全忘记当初是她自己坚持要来美国的，而吴天翔多年被撕扯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早就累了，这一回，他选择彻底站在自己母亲那边。

Kate哭过，也闹过，咬着牙拖着，拼命想挽回丈夫。吴天翔看她伤心欲绝，也有过动摇，但是自己母亲那双冷冷的眼睛在警告他，不准违逆。

1993年，Kate终于筋疲力尽，同意离婚。房子卖了之后，他们立刻办了离婚手续，吴天翔要走了两个儿子的监护权，Kate答应了——虽然婆婆对她刻薄，但是对待两个孙子相当疼惜。

吴天翔自觉心里有愧，承诺给Kate 4万美元，算作她这么多年辛苦劳作的补偿。可钱都捏在婆婆手里，吴天翔只能说容他一段时间，等母亲心情好点儿，他再把钱要过来给她。

离别时，小儿子哭成了泪人，连一向要强的大儿子也红了眼眶，但就是咬着嘴唇一句话都不说。

在南加州，秋天是最好的季节，阳光晴暖却不燥热，树叶泛黄却不萧瑟，人们逛公园、徒步、野餐，罗兰岗偌大的乡巴佬公园（Schabarum Regional Park，发音与“乡巴佬”类似，所以华人们起名“乡巴佬”）里到处都有尖叫奔跑的小孩、活泼雀跃的狗。人们拉家带口地席地而坐，烤肉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公园。可那天，Kate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哭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公园里渐渐安静，她才渐渐想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

人生打了一个转，她又是孑然一身了，上次还有个鲁莽的哥哥在身边护着她，现在，在这样一个更加陌生的国度，就只有她自己了。

夜深了，公园里的人走光了，树林黑魆魆，Kate浑身发冷。她想自己曾经也当过老板娘，有过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有自己的房子还当过房东，可转眼间她就被抛到了社会最底层。现在，她没房、没家、没钱、没工作，今晚死在这里，明早就会变成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世界遗忘了她。

但有一个瞬间，她骨子里山东人的那股犟劲儿涌了上来了，她一把抹去满脸的泪水，站起来对自己说：“我要好好活着。”

9

吴家的房子已经出售，新屋主允许Kate再多待一个星期，所以她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找到新住处。南加州的华人为了增加收入，很多人会把家里的一个房间租出去，他们尤为喜欢安静、简炊的女性房客，罗兰岗的电线杆、红绿灯柱上到处都贴有招租的广告。Kate正是符合他们预期的房客，她很快找到了安身之所。房东是一对中国小夫妻，有一个小女儿，夫妻俩买了一栋三个卧室的房子，用了两间，第三间租给了Kate，每月租金三百多美元，不便宜。

住处解决后，下一项是工作。Kate翻出了压在箱底的理发师证，从大华超市门口拎了一大摞免费的地方中文报纸回家。报纸最后一版是各种豆腐块招聘广告，Kate挨个打电话去问。她以为自己精通韩语、中文，英语也勉强能说说，找个工作应该不难，然而理发店的老板们一听她快36岁了，都连连拒绝，有个老板直白地说：“3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不要。干理发是要站一整天的，这活儿太累人，大姐，你这么大岁数了，干不来的。”

工作找不到，Kate手里那点钱渐渐花光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做，去餐馆洗碗、去后厨打杂，特别难的时候，她也想向在韩国的哥哥借点钱，可嫂子生下小侄子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哥哥在韩国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抚养一双儿女，日子也很苦。

一次，她洗碗的那个餐馆突然关门歇业，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别的活儿，银行卡里空空如也，兜里只剩几十块了。又快到交房租的时候了，恐慌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加州的大太阳明晃晃的，照得她头晕。Kate到处转悠，拼命想能从哪里搞到一点钱，把眼前的难关对付过去——她甚至想过找教会的朋友借点，可实在开不了口。

焦急之中，Kate只得鼓足勇气拨通了吴天翔的电话，让他兑现当初4万美元的承诺。谁知吴妈妈刚巧就在旁边，她一把夺过电话，大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妓女，居然还敢来跟我儿子要钱？你把我儿子害成这个样子，我没让你赔就算是好的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

Kate猛地把电话挂上，浑身颤抖，快要站不住。

即便现在已过去近30年，回忆起这段往事，她仍泪流满面。

好在，一个朋友说自己认识的一户人家急需一个保姆。主人家是台北人，做生意的，很有钱，把小女儿送来南加州一个人读高中，需要一个诚实可靠的女性晚上去家里帮小女儿做做晚饭、料理家务，或者开车带女儿出去买菜。朋友推荐了Kate，那家主人不差钱，先预付了Kate一个月的工资，让她体面地把这次交房租的难关渡了过去。

Kate另找了一份白天洗碗的工作，跟餐馆老板好说歹说，人家终于同意她每天早点下班。她每天晚上7点多从餐馆出来，开车赶往小女孩的家。小女孩家里乱得像鸡窝，袜子、衣服、被单到处都是，可乐瓶倒在地上，地毯浸染了一大片。伊始，小女孩刻薄、跋扈又冷漠，应付Kate时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进门后Kate先垂手问女孩晚饭要吃什么，女孩说自己不喜欢Kate做的饭，点名要吃某餐厅的有机寿司、要喝某牌子的矿泉水，于是Kate赶紧开车去买。等女孩吃饭时，Kate就收拾屋子、打扫地板、清洗地毯，洗堆在水槽里的碗，一切归置完毕，然后才离开。

直到一次傍晚，天空打起响雷。女孩竟一改往日女王般高高在上的姿态，惊恐请求Kate留下来住一晚。那一晚，Kate睡在客房里，女孩睡在卧室。晚上起来上厕所时，屋外电闪雷鸣，她听见女孩嘤嘤哭声如同鬼吟。Kate忍不住敲门询问，原来女孩是想家了，想念父母。女孩家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家族，父母忙于和叔叔争家产，顾不上她，遂把她抛来美国念书，名义上是为她好，实际上没人在乎她。父母各有心爱的孩子，爸爸爱哥哥，妈妈喜欢姐姐，她像是多余的。

女孩转身拭泪时，Kate看到她薄薄的肩胛如同蝴蝶的翅膀，心里不禁一酸：原来家里再有钱也没用，钱始终是冰冷的，只有爱是温暖的，多少人渴盼父母的爱而不得。

Kate不由地思念起两个儿子，她很久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了。那一刻，她擦干泪打定主意：她必须结束打零工的日子，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然后开自己的店，只有这样才能再见到儿子。

第二天，Kate特地去餐馆请假了一天。她烫了头发、做了指甲，买了许多化妆品，重新找到各家理发店的电话，一家一家地打过去。在电话里，她反复央求老板们给她一次面试机会，一家韩国理发店同意让Kate过去面试。

面试之前，Kate刻意化了浓妆，戴上假睫毛，一头卷发吹得极为蓬松，暗紫色的指甲也很艳媚。

当她出现在理发店老板娘面前时，老板娘有点吃惊：“你很年轻嘛。”

Kate心里一喜：看来有戏。

老板娘说：“你在电话里对自己的年龄含含糊糊的，我还以为你年纪很大呢。”

Kate的心忽悠一荡，有点玄玄的。老板娘问她有没有经验，是否在别的理发店做过——Kate心又是一颤，只能狠拍胸脯保证，自己非常有经验。

面试结束，老板娘很满意，要了她——Kate中文、韩文流利，英语也会讲一些，要的工钱又便宜。

Kate考的理发师证只教了理发、染发操作流程的规范和禁忌，并未涉及具体的洗剪吹技巧。面试时，老板娘跟她说好了，她只负责给客人洗头、打扫店面、换洗毛巾等杂活，没想到店里生意异常兴隆，可上班没多久，老板娘和几个师傅忙不过来，就赶鸭子上架要Kate去给男客人理发。

老板娘将一把推子塞进Kate手里，Kate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愣在当场。男顾客哪知道理发店里还有不会理发的人，早就摆好姿势挺直脖子等着她了。Kate求救似的望了望周围，人人都在低头忙自己活计，根本没人管她。顾客的头颅还支着，Kate眼一闭、心一横，拿起推子就推。

那是Kate平生理得最胆战心惊的一次头，推子剪子拿在手里重似千斤。她战战兢兢地推完，反复检查男顾客头上的每一丝弧线，稍有不平整，就拿过剪刀细致地修。等修完男顾客的整颗头颅，站起身，Kate觉得衣服凉凉的，一身的冷汗。

顾客起身离开时，脸色有点难看，嘟嘟囔囔地付钱，抱怨Kate理发时间太久，他坐得腰都酸了。老板娘一边收钱，一边瞥了Kate一眼。Kate浑身发虚，嘴角却控制不住地咧开——她是一个真正的理发师了！

10

Kate干好分内活之外努力偷师，每次师傅给顾客剪发、染发或捆烫发卷子，她都在旁边细细地瞧。回家后，就拿窗帘须子、自己的头发练习。

一段时间后，她大概摸清了店里的情况：这家理发店虽然生意兴隆，但每次盘账，老板两口子都直摇头。他俩手太松，管理松散，理发师傅们散漫惯了，有推销员来店里推销洗发膏、染发剂、养护膏、发蜡等等用品时，多说两句好话，师傅们就会应下，再跟他俩报账。这些用品，理发馆后面的小仓库里都快堆不下了。Kate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暗暗地替两口子算了一笔账——除去工资、房租以及杂七杂八后，他们忙活一年也就赚了个寂寞。

这样的经营状况，她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呢？开始Kate不敢想太多，先把手头上的做好，等她手艺日渐精湛，也开始有顾客点她理发。月末，除了基本工资，老板娘还会给她发提成。一笔笔的钱，Kate都小心攒起来。

除了理发店，Kate还在东奔西跑干各种杂活儿疯狂赚钱——教会的朋友出去旅行，她帮着浇花、遛狗；开服装店的朋友晚上有事，她就帮着看店；她甚至跑到各个华人教会和韩国教会，去邀请教友在她那里订餐——她定价实惠，一个猪肉韭菜的饺子连工带料才收5美分，口碑传得很快，之后有教会办庆祝活动或者新年活动，都会从她这里预订200个饺子和30份猪蹄。

Kate上班下班连轴转，回家简单吃一点东西，就马上开始拌馅儿、和面、包饺子。那段日子因为长时间坐着，Kate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可看着户头里的钱不断增多，她极满足：“只要一闲下来，家里那死一样的安静，会让人发疯。前半生，我陷在那个婚姻里，给人白干了十几年，如今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

在小理发店干了两年多，店里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老板夫妻俩在店里公开说要把店兑出去。

Kate动起了当老板的念头，她算了一下手里的钱，盘店应该够了。心里的火苗越窜越高，她又怕自己做不好，好不容易攒下这些钱，赔了，将再次一无所有。

踌躇之间，Kate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是吴天翔。Kate不由地一愣，精神便恍惚起来，她完全没听清他在说什么，等回过神来，只听见前夫在电话那头“喂喂喂……”

Kate连忙定了定神，问：“你说什么？”

吴天翔说得断断续续：吴妈妈拖着一家人回台湾后，日子每况愈下，老伴半瘫，只能由她伺候着，当年那个穿绿色镶金边旗袍、戴珍珠项链的体面老太太，彻底沦落成了一个贫苦老妇人。再开餐馆是不可能了，吴天翔自己找了一家餐馆打工，挣得很少，只够全家日用，根本存不下钱。好在吴妈妈用余钱买了个小公寓，一家人用不着付租金。他们的两个儿子他是照顾不上了，每天自行上下学。

如今，大儿子快要上大学了，前夫嗫嚅着，说他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了，能否把儿子们送到美国来。Kate哪能不懂——吴妈妈心里门清，大孙子上大学要付一大笔学费，她这是把这些担子又抛给了自己。

把儿子们接过来，是又受了一回前婆婆的欺负；可不接过来，毕竟那是她的孩子，怎么能不管？思来想去，孩子是最重要的，Kate咬牙答应了吴天翔的请求。

两个孩子被送过来时，Kate眼泪流到视线模糊得完全看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儿子们已经长成大小伙子，把他们搂在怀里那一刻，她觉得真的别无所求了。多年懦弱的吴天翔终于硬气了一回，偷拿了家里的存折给她打了3万美元，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可这些钱却无法缓解Kate的窘迫——这些钱加上她自己的积蓄，盘店够了，买房也够，但只能选一样。

Kate狠了狠心，决定先做生意。她租了一套公寓，带儿子们搬了进去，然后找到理发店的老同事艳姐，商量两人合伙盘店。艳姐是延边的朝鲜族人，爽朗大方，常把自己做的泡菜、打糕拿到店里请大家吃，她们两姐妹平时很聊得来。

艳姐正有此意，一拍即合。很快，手续办完，理发店是她们的了。Kate给店里简单添置了一些设备，更换了座椅、镜子。看着窗明几净、装修一新的店面，她心头升起一阵豪气，仿佛自己可以气吞山河，在这里打下一片江山。

可自豪滚过去之后，留下的底色却是辛酸。

11

新店开张，最怕出岔子。Kate给几个老理发师打电话，反复说明“换老板不减待遇”，装修结束后，希望他们能继续来店里上班。师傅们都答应得好好的，一切准备就绪，真正属于Kate的店马上要开起来了。然而，一个电话敲碎了这一切。

深夜电话铃声叮铃铃响起时，Kate正在睡梦中，她心头一阵乱跳，慌忙抓起听筒后，发现是韩国的爸爸打来的——她哥哥去世了。听见这几个字，Kate的头一阵阵嗡嗡地响，再听不清爸爸在说什么了。过了好久，她才感觉脸上似乎有虫子在爬一样，非常痒，一摸，全是泪水。

新店开业在即，韩国的亲人在等，两个儿子学习紧张，Kate只身返回韩国参加葬礼。临走前，她给艳姐打了一个电话，安顿好孩子们，随即启程。

韩国，这个Kate爱恨交加的国家，过去的二十几年，她只回来过一两次。不承想，现在却是因为哥哥去世再次回来了。走到家门口，Kate一抬头看见院门上装饰的白花，眼泪就扑簌簌地掉。离上次探亲又过了好几年，爸妈又苍老了许多，爸爸高大的身躯佝偻下去了，洪亮的嗓门沙哑了，风风火火的动作也迟缓了；妈妈还是慌慌张张的，一会儿接待宾客，一会儿想起厨房里的茶还没泡，一会儿觉得客人脱下的鞋摆得不正，东奔西撞，一抬头猛地看见灵堂里儿子的大相片，眼泪喷涌而出，人也瘫软下去，旁边的人忙过来搀她，灵堂一片混乱。

曾经野草般的小女孩，如今也顶起了这个家。Kate张罗起了哥哥的丧事，思量哥哥留下的两个孩子怎么安置——侄女刚刚上大学，学费靠哥哥的遗产勉强能支撑住，小侄子才十来岁，爸妈他们照顾好自己都吃力，Kate似乎是唯一的监护人人选。但她也万般犹豫，自己本就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而此前租房、盘店、装修、购置家具，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这次来韩国的机票钱都是咬牙挤出来的，她真的要再带一个孩子回美国去吗？

她正在想事，兀地发现小侄儿不见了，找了好久，才在一个堆放杂物的小隔间里找到他，小小的人儿蜷缩着。她连忙把小侄儿抱在怀里，摩挲着孩子小小的脸庞。然而，侄儿的表情木木的，不哭也不闹，只安静地坐在她腿上，半天都不说话。Kate隐隐觉得怀里的侄儿像块冰，怎么捂都捂不热。

她牵着孩子回到客厅，一些亲友还没散，正围着她爸妈念叨着“该怎么照顾孩子啊”。母亲心疼Kate，絮叨着她孤身一人在美国，拖着两个孩子，本就活得不容易，怎么能再添一个。客厅里的亲戚们也连忙附和，但半是同情、半是奚落，说Kate自己过得苦，何必把孩子也带到美国受苦。

气愤、委屈、难堪、心酸、悲伤……合成一股洪流，快要把Kate淹没了。她正气得全身发抖，蓦地感觉衣角被人拉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侄子正紧揪着她的衣角。

Kate把侄子搂进怀里，主意已定：“我要带他走，一起回美国。”

她爸妈先是愣住了，然后不断地劝她别任性，一时意气把孩子带过去，到时候如果养不了，还得送回来。这边这么多亲友，“一家给一口”，好歹也能把孩子养大。Kate把侄子搂得更紧了——“一家给一口”，当他是什么，一只小狗吗？

更有亲戚没头没脑来一句：“你也是单身一个人，今年还不到四十，将来万一再结婚怎么办？拖两个儿子就够受的了，拖三个孩子，谁敢娶你？”

Kate眼泪划过脸庞：“我就任性这一回了，我就任性这一回了。”

回到美国后，Kate给侄子单独收拾出来一个房间，联系了学校，责令两个儿子要照顾好表弟。侄子英语很差，一开始上课完全跟不上，Kate让两个儿子轮流给他补课。

平时，家里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先尽着侄子。后来，侄子跟Kate说：“姑姑，不要什么都给我。”

Kate有些吃惊，忙问：“是不是哥哥们跟你说什么了，他们欺负你了？”

侄子摇头：“我想变成姑姑家的孩子，不想像客人似的。”

Kate满脸诧异，小侄子的脑瓜子里怎么会有这么成熟的想法？她迅速调整，不再刻意迁就，而这也许才是让孩子融入家庭的最好办法。

过了不久，侄子改口了，喊她“妈妈”。

12

转过头，理发店的生意还是一团糟。周六日本该顾客盈门，但却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艳姐抱怨说，早先谈好的老师傅们一个个都不来上工，近半个月，店里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很多顾客都接待不了，搞得理发店口碑渐渐变差，老顾客们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再也不来了。

Kate急忙给老师傅们打电话，有人打哈哈说想休息一阵子，有人说Kate太凶不敢来，还有人已另投他处，更有人干脆不接电话。一圈电话打下来，竟没有一个人想来。Kate与艳姐面面相觑，再看看新镜子、新椅子，顿觉无力。

时间不等人，门面租金马上要交，家里的更是不能断，还有三个孩子指着她呢。Kate深吸一口气，开始打第二轮电话，她放低声调央求那个说她很凶的人：“你来几天试试嘛，我凶不凶，你试试就知道了呀。”

那个老师傅终于答应试试，人来了以后，Kate近乎谄媚地对她好，同时安排艳姐赶紧对理发店进行包装宣传，给老顾客们打电话。过了几天，其他老师傅突然开始陆续给Kate打电话，问能不能再回来——他们去别的理发馆找工作，座位费被要得特别高，有的理发馆老板也不好相处。

（编者注：在美国，很多华人理发师独立营业，每个月向理发馆缴纳一定的座位费，以获得在该理发馆做生意的资格，费用每月500到1000美元不等，根据理发馆的档次、装修而定。）

Kate自然张开双手欢迎，艳姐的宣传也起作用了，那些很久不上门的老顾客也回来了。Kate一直坚持低价策略，男头5美元、女头8美元，烫染也才不到50美元，即使到现在物价涨了几轮，她的理发定价仍然比别家便宜。她又特别能琢磨爱琢磨，自己的头发，孩子们的头发，都拿来练手，还能根据顾客的脸型帮忙设计发型。这样一来，理发馆生意好到爆。

诸事顺遂后，Kate甚至有了一个追求者——男顾客Paul。Paul个子高高的，头发向后梳着，是个地道韩国人，与Kate交流起来没什么障碍。他来理发馆很频繁，每次都点名要Kate剪，有时候头发明明根本不需要打理，也还是要来。时间久了，Kate再傻，也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Paul说，自己第一眼看到Kate就心动了，每来一次，心动就更深一分。大家都是成年人，Kate就主动约了Paul去星巴克，大大方方询问他的情况：30多岁时，Paul就移民美国，现已在美国待了20多年。他在美国一直做建筑工，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5年前，他离婚了，和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孩子们已经大学毕业，并各自独立。

Kate双手捂住热气腾腾的咖啡杯，盯着杯子里蒸腾出来的白气，缓缓道出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波折。长长的前半生，似乎几句话就说完了。最后，Kate吐露了最艰涩的部分：“我哥哥去世了，我收养了他的儿子。加上我自己的，我得抚养3个孩子。老大现在已经上十一年级，马上就要考大学了……”

她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Paul的儿女都已大学毕业，他自然懂得在美国上大学何其昂贵，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一年学费也要1万多美金，再加上生活费、住宿费、书本费等等（美国的书大多很昂贵，一本教材就要100多美金，一个学期修七八门课，各种教材或其他设备加起来也有上千美金），一年得3、4万，4年就是20来万。供3个儿子，相当于买3栋房，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生活费。按照亚洲人的传统，将来可能还要赞助他们买房结婚，这就相当于走向一个无底洞，谁有闲钱往里填呢？

“带着3个孩子，负担确实挺重的。”对面的Paul说。

Kate别过眼睛，一股子酸楚直冲眼睛——那个讨人厌的亲戚说得对，带着3个孩子，她这辈子别想再嫁人了。

“那我们更得在一起了，我好早点儿帮你分担。”Paul说。

Kate不敢置信地转回视线，对面的男人冲她笑着，笑意真诚。

这次会面之后，表面上一切如常，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面对Paul的热烈表白，Kate保持了冷静克制。她深知，说到和做到是两回事，人家凭什么帮自己养孩子呢？自己的魅力有这么大吗？她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克制住自己。

Paul还是经常来，有时候带一束花，有时候带一些小礼物，甚至有一次塞给她一张支票。钱不多，1000多美金。Kate坚持拒绝，Paul却不管。理发馆众人看着他俩推推搡搡，最后Kate不好意思，只能暂时把支票揣在兜里。

渐渐地，他俩的传闻散得到处都是，孩子们也知道了。大儿子带着弟弟们郑重地跟Kate谈了一次，孩子们支持她再婚，只要那个人能对她好。

Kate看着唇边冒出青茬的大儿子——他已经长得比自己高了，筋骨结实、肩膀宽阔，看起来像个男人了。Kate又看看老二和小儿子，两个孩子都对她用力地点头。Kate摸摸孩子们的头，没有说话。

Paul开始进入她的家庭，带孩子们玩，请他们吃饭。每次吃饭，Paul都先点孩子们爱吃的，菜上来，他把好吃的都堆在孩子们那。Kate气得直叫：“哎哎，我也要吃呀。你把好吃的都放在他们那边，我怎么办？”

大家都笑，Paul好脾气地请服务员过来加几样她爱吃的菜。

13

大儿子顺利上了大学，理发馆依旧红红火火。然而，烦恼也还是有——Kate经营理发店多年，天天泡在各种化学制剂里，双手被腐蚀得不像样子，皮肤问题一直困扰着她。

Paul看了心疼，劝她转行。两人先盘下一家超市里的音像店，出租一些韩国和中国的电影电视剧DVD。一开始生意还不错，很多在美国多年的华人不懂英文，也不爱看美国影视剧，只能靠在他们这里租DVD一解乡愁。

可谁知，互联网异军突起，音像店生意一落千丈。Paul又劝说Kate跟他一起做制衣厂。Paul把制衣厂的前途渲染得非常好，说有朋友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生意，有很多服装品牌的门路，他们只需要从服装公司那里拿已经剪裁好的布料，再用缝纫机拼接起来。他保证一切苦力都请工人来做，工厂走上轨道之后，他们只需要负责管理，可比开理发馆轻松多了。

Kate心动了，似乎只要制衣厂开起来，她就能退休了。为此，她还特地考了个执照。制衣厂开起来以后，一直是Kate在管理。一开始生意确实不错，订单多的时候，夫妻俩雇了20多个工人，甚至能接到H&M、Forever 21等品牌的单子。

然而一年多以后，合伙人私吞了钱款。Kate气得去跟那家伙理论，怒火冲天之时，顺手抄起了桌上的剪刀。合伙人立刻报警，要求警察以谋杀未遂逮捕她。好在，警察并没有听信合伙人一面之词，只是警告了Kate一下。

经此一役，Kate认命了，她这辈子就是个理发师的命，发不了大财，但也还不错。于是，她重新开起了理发馆。

2005年，当Kate把目光投向房地产市场时，才发现房价涨了一大波，之前吴家买的房子涨了两倍多。想起当年，Kate苦笑着对我说：“当年我们带了那么多钱来美国，要是拿这些钱全买成房子，一套自己住，两套出租，然后老老实实打工赚钱，而不是瞎折腾做生意，我们早就是百万富翁了。”

可人生没有如果。

婚后，在Paul的帮助下，他们买了一栋3个卧室的独立屋。3年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他们的房子贬值了许多，但Kate不难受，便宜也好、昂贵也好，守着一个安稳的家，有体贴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她再没有什么遗憾了。

可Paul的子女不同意父亲再婚。他大女儿做律师，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强人，不太看得上Kate。平时姐弟俩来看望父亲，也是把Paul约到外面餐厅，从来不进家门。Kate每每想起，难免神伤，但Paul一直安慰她：“只要我对你好，对你的孩子好，这就行了。其他的人，你不用管他们。”

Kate听了，也就释然了。她与Paul的婚姻，阴差阳错，虽然她从小就憎恨那些歧视和孤立她的韩国人，谁知到头来，还是嫁给了韩国人。这个国家，终究也变成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过了几年，噩耗再次传来——留在韩国的侄女在一场事故中去世了。Kate痛哭一场，更加宝贝家里的老三，他是哥哥唯一的孩子了。

供完老大后，家里已经捉襟见肘，老二主动提出不上大学了，直接出去工作。Kate从小在韩国长大，中文都说得别别扭扭的，不想让儿子也这样，正好Paul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开公司，Kate灵机一动，想把儿子送到北京去，既学习又工作。

于是二儿子高中毕业就随着朋友去了北京，发来的照片里，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哈哈大笑，Kate不知怎地就流下了眼泪，想着，自己没回去过的故乡，让儿子回去一趟，也挺好。

再后来，老三也长大了，是3个儿子里最体贴、最孝顺的，Paul也最喜欢他。老三看家里不富裕，说什么也不去上大学，Kate拼尽全力劝说，可是老三犟得像头驴似的。最后，Paul让老三去他的建筑队干活，见孩子实诚又能干，Paul干脆让他接了班，自己索性退休了。老三接手以后，干得不错，每个月都拿钱给Kate补贴家用。Kate劝他不要这样，应该攒起来，留着将来结婚买房子。可是老三就是不听，倔驴一样，Kate只能帮他把钱攒起来。

尾声

疫情来了，理发馆不得不关门。关门之后，Kate在家里开起了车库理发馆。

疫情稍缓后，她暂时歇业，和Paul一起回了一趟山东烟台，这是她策划已久的旅行。爸爸没能回去的故乡，她一定要回去一趟。60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声音仍一直在她耳边回响：“要记得，你是山东人。”

梦里的故乡，她终于来了。她和Paul一起去了蓬莱阁，站在山顶上看着浩瀚大海，渤海与黄海交界处，青色与黄色泾渭分明。Kate不禁感慨万千。

走到山脚处，他俩在一个小贩那里买雪糕。小贩看她打扮时髦、身量苗条，一袭豆青色的连衣裙衬得她清雅脱俗，又听见她和Paul叽里呱啦地说韩语，不禁问道：“你们是韩国人吗？”

Kate转过头用地道的烟台话回答：“不是，俺就是烟台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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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农资店倒在冬天

我家在山东莱芜西部的一个村子里，双龙河蜿蜒着从村子中间流过，滋养着这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我父母开的农资店就在双龙河旁边，靠着村里的“龙门”，开了二十多年。

年前，我从学校回家，发现店门口突然多出一圈铁丝栅栏，正诧异着，我妈拉了拉我的袖子，压低声音说：“过完年咱就不干了，这事啊，跟谁也没说。”

我看着这意图过于明显的栅栏，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声“哦”。

我一时很难接受关店的事实——这间小店承载了我不少回忆。我对人与人、人与土地的理解，对物候与农时的感受，也都与它息息相关。当然，我也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年轻一代在出逃，整个村庄在无声地老去，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家的农资店终究躲不过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它不再属于当下，只能留在农业发展的“黄金期”，活在老一辈人的梦里。

1

我出生于1998年，彼时父母都在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我妈在供销社大楼，我爸在生产站，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好歹都是工人身份，旱涝保收。

谁承想，还没转过年去，下岗潮就席卷了小镇，我妈没躲过，拿着一纸证书被迫下岗。镇上别的厂子的情况也类似，没什么新的工作机会。同一批下岗的人大多选择了干买卖，不少人在镇上包上一间门头房，做点百货、早餐、服装生意。

我妈不会干农活，回家种地不太现实，似乎也只剩下做生意这一个选项。但做什么生意，她犯了难。

就在这时，国家政策变了，农资经营权下放，个体户也能卖农药化肥了——此前，工商局不允许个体贩卖这类农资产品，我爸所在生产站垄断了整个镇下属40多个村的农资销售。既然我爸在生产站已经积攒了一定底子，老家村里又没有农资店，我妈和他一拍即合——回村里，开农资店。

从清朝起，姜就成了莱芜的特产，建国后，更是成了本地的农业名片，鼎盛时期，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我爷爷说，他年轻时还带着老家的生姜，坐上轰隆隆的大车去北京做过生意。

比起单纯的种粮食，姜作为经济作物的收益也要高出不少，因此但凡家里有青壮年的都愿意种姜。当我爸妈准备开农资店时，我们村有近千亩的姜地，化肥需求量极大——每逢农历五月和七月“上小肥”时，每亩姜地需要撒100斤肥料；在农历六月“上大肥”时，每亩姜地则需要撒300斤肥料。除了种姜，我们村还有不少蒜地、玉米地，对化肥也有需求。总的来看，农资销售是个前景可观的“事业”，这给足了我爸妈信心。

可真到想法落地时，我爸妈发现他们手头没啥余钱——虽说他们已经上了几年班，但工资低，基本月光，加上我身子弱，费了不少钱看病补营养。最终，我妈只能找先前做钢铁工人的姥爷借了1万块作为启动资金。

我家的老房子离生产田太远，位置过于隐蔽，实在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我爸妈在村子里绕了几圈后，才找到了一个开店的“黄金位置”——这块地紧挨着村口龙门和石桥，在乡亲们出村的必经之路上。

建新房期间，他俩在附近先租房试营业了两个月。事实证明，家门口有了卖化肥的，村里人便很少再去两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路上得花费1个多小时不说，推着车来回，人还累得够呛。村里有了农资店，农忙时节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下囤几袋肥，村民们什么时候要去上坡撒肥，什么时候就来我家店里拿一袋。

“这生意能成！”我爸妈高兴地互相打气。

等四间屋子盖起来后，我家的农资店就在千禧年初正式营业了。开业前，我爸还找人在门前打了一口11米深的水井，准备顺便开展洗姜业务。

种姜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每年秋天把生姜从地里挖出来后，就地削掉长长的姜苗子，再把姜整齐地码进姜筐子里运出来，“下姜井子”——这至少需要三个人配合，支起工具以后，一个人在上面摇工具，另一个人往绳索上挂姜筐，第三人则需要挂上安全绳，踩着井壁的凹陷处，下到井窖里接送姜筐、放生姜——这活儿，恐高的和体力差的都做不了。

生姜最早播种时节为4月下旬至谷雨，最迟为5月上旬至立夏；最早收获期为10月上旬至寒露，最迟为10月下旬至霜降。播种前的农历二月，春寒还未褪去，村里人就开始风风火火地“炕姜种（催芽）”。在此之前，就得先洗去在姜井子里躺了几个月的种姜身上的尘土和泥巴。

把姜上的泥巴洗净并非易事，寻常人家里都是小水泵，水压小，劲头不足，冲洗费劲，用水量还多，因此很多农人干脆花钱请别人做。他们会推着车子把一筐筐姜种运到我家，我妈就套上连体皮裤，喊我爸摁开发动机开关，抱起粗口水管开始冲姜。水的冲劲十足，得用上全身的力气才能握紧水管，赶上忙的时候，我妈要泡在冷水里忙活半天。

生意做起来没多久，这年夏天，一道新的选择题又摆在了他俩面前。

随着个体农资店在好几个村庄落地，去镇上生产站买化肥的人越来越少，生产站入不敷出，逐渐成了摆设，供销社的领导直言，“想走的走，想留的留，反正是发不出来工资了”。十几个职工，只剩下了5个，我爸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留了下来。他们一起承包下了生产站，自负盈亏，每年统共交给供销社办公室一万四五，剩下的钱几个人平分——到了年终一算，每人能有六七千，比之前还好点。

而我家的农资店在那年年末结算时，刨去各项开销，收入竟超过1万元，这让我妈特别高兴。我妈下岗之前，每个月只能拿到300多元的工资，加上我爸爸的收入，一年也挣不到8000元。

有了这对比，两人的干劲儿更足了。

2

我家的洗姜业务没开展几年，对门大爷家就买了一台洗姜机，之后村里离我家稍远一些的地方，也陆陆续续建起几台新的洗姜机。除了洗姜，这些人家也兼做收姜，自成一条业务线。四五台设备加起来几乎可以包揽整个村子的洗姜需求，我们家陈旧的手工作业就被机器化设备淘汰掉了。

自此以后，我爸妈便全心全意地投身在农资销售上。

起初，我家卖的化肥种类比较少，艳阳天复合肥、撒可富复合肥、美国二铵、俄罗斯复合肥、齐鲁尿素等，以进口肥料为主。在周边其他村子还没有农资店时，我家便靠品牌肥料打出了名气和口碑。老一辈人结亲，媒人都是先挑附近村子的人介绍，邻近村子的人好多都有亲缘关系，本村村民认可了，口碑顺着地缘和亲缘不断传播，生意最好的时候，周围三四个村子的人都会来我家买化肥，爸妈每年能卖出近百吨。

又过了两三年，农资生意基本下放到了个体户里，我爸的生产站彻底没什么生意了，干脆变成仓库出租。与此同时，我家农资店也开始进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想着农民不愿走远路，有不少商家开始下乡来卖肥料，开着车在村里转几圈，大喇叭里不时发出“卖化肥了，卖化肥了”的吆喝。每次听见动静，我总按捺不住要出去瞧一瞧，回来跟我爸妈通风报信，他俩却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估计没啥好东西，要是大牌子，还用得着来下乡？”

农资这一行，老百姓叫得出名字的大品牌几乎都有自己的经销网络，厂家最怕经销商到处乱窜、互相压价，乱了市场。来下乡的人，多是卖些小牌子，没那么多讲究和规矩。爸妈怕大家吃亏，常趁家门口人多的时候跟大家讲肥料的好坏和不同，但村里人不会因为他们的一两句话就变了想法——一来，贪便宜是人的天性，二来，务农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事情，收成差了，卖的货钱还不如施的肥料钱多，大家就只顾着降低生产成本了。

与此同时，造假的人也瞅准了农民们“贪便宜”的心态，搞来一批假货，拉到乡下来卖，或者在镇上赶集时出售。

有次，我妈去村里孝大爷家串门，屋里放着一袋美国二胺（氮磷肥），我妈走过去，打眼一看，发现是假货，便直截了当地问：“哥，你这化肥是从哪买的，多少钱，怎么还是假货？”孝大爷有点懵，不太相信，但仍然回了句：“101块1袋。”

我妈回家之后，孝大爷紧接着装上一把化肥粒子追了过来，说要看看我家的“二胺”长啥样。我妈拆开袋子，捧出一把给他瞧，两相对比，他一看就傻眼了：“这也太不一样了。”—— 真的美国二胺，颗粒硬硬的、形状不规则、化得慢，化出来油油的；他买的冒牌货，圆圆的，黑黑的，一捏就碎，一见水就发黑。

真假二胺的售价相差无几，真货卖102元，假货卖101元。但真货进价要100，而假货实际成本只有30到40块。识货的人并不多，造假的和卖假的赚大发了，吃亏上当的只有农民。为此，我爸妈也不得不改变经营思路——进口肥的确好，但也确实太贵了。在精心对比各种经销商的宣传册后，他们开始售卖更多口碑不错、性价比高的国产肥，比如芭田复合肥，史丹利复合肥，天脊复合肥，住商肥料等等。

那时，同学们每次问起我家是做啥的，我回完“卖化肥的”之后，总喜欢接上一句：

“就是电视上演的那个史丹利”。

“我知道，‘黑土地，黄土地，种地就用史丹利’。”

3

与外来商家下乡相比，同村商户间的竞争更让人头疼。见我家生意不错，附近几个村基本都有了个体农资店，我们村前前后后也又开了5家。其中有3家开了1年多便关门大吉，剩下2家——王叔家与张大爷家——与我们家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村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谁种姜谁不种姜，哪家种得多，哪家种得少，大家都一清二楚。借此，个性张扬的王叔便想出“送货上门”的招数。他骑上电动三轮车、拉上肥料，直接送到农户家里，待人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肥料往地上一撂，说：“现在不要钱，你们先用着，钱以后再支。”面对王叔这种“强卖”，态度强硬的人家会直接拒绝，面子薄的就只好留下。

张大爷家则更是有“先天优势”。早前，张大爷包下了生产田里的一口水井，水井周围的人要想浇地，就得跟他借钥匙。张大爷本就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开了店后，更是“铁面”到底——哪家不买他家的肥，他就给哪家使绊子，不让人家痛痛快快地浇水。有时，人家的地才浇了一半，他就给停掉，理由是“要去接孙子放学”。这种做法不讲“武德”，成效却不错，村民们看不惯归看不惯，末了还得忍气吞声地去他家买点东西——人低低头没事儿，庄稼要是不吃水就死了。

张大爷这招是学不来，爸妈的几个朋友就劝他们学学王叔：“人家都把化肥送到家了，你俩还不赶紧送。”

我妈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这建议：“你直接送，人家也不一定要，没那个必要。”

他俩有自己的执拗，相信自己“选品”的眼光，也相信优胜劣汰的道理永远不会过时。但他俩也没完全摆烂，琢磨出了一套巩固客源的法子——请人从城里打印来小卡片，村里人买几袋肥料便送他几张卡片，一张等于3块钱，等到年末还账时，这些攒着的卡片可以折算成现金，也能换些小物件——20张换电动喷雾器，10张换气管子，3张换洗脸盆。

人们很喜欢这些小物件，连经销商送的挂历、福字也是十分紧俏的礼物。每逢过年，店里此起彼伏都是这些话：

“有挂历了吗？给我一本。”

“来个福字也行啊。”

“你看看你小气的。”

……

也因此，每次出去拜年，我都会悄悄观察别人家里的挂历，碰上熟悉的牌子，我就知道，“哦，这是‘自己人’”。

虽然竞争激烈，但做买卖这些年，我们家从未落过下风。

生意好，从人气上就能看出来。农忙的时候，无需定闹钟，早上五六点，天还蒙蒙亮，就有人来叫门：“开门啊，来买肥。”爸妈便着急忙慌地起床，开始一整天连轴转的工作——搬肥、送肥、拿药、记账……

平日里，我家也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门前打牌的人络绎不绝，只有过年和农忙那几天才清静些。上小学的冬天，我常就着昏黄的灯光趴在爸妈算账的桌子上写作业，和我一墙之隔的屋子里，村里的大爷、叔叔、老爷们吆喝着打牌。有时我都关灯准备睡觉了，墙外的声音还是不断，不时还会传来我妈的怒斥：“别抽烟！”

奶奶曾跟我吐槽：“你妈一个女人，还在那和一群大老爷们打牌，不像话。”

我妈听说之后，只是叹口气：“做生意，没办法。”

打牌的人总是在马扎上动来动去，时而身体前倾，吆喝着出牌，时而往后撤撤身子、藏藏牌。冬去春来，他们不知道坐坏了多少马扎。临过年，我爸会把坏了的马扎装到三轮车上，送去爷爷家修理，爷爷几乎每次都要嘟囔两句：“这些人，也不会好好坐。”我爸先是附和两声，又细细地跟爷爷解释：“要是人家都不愿意来了，还做啥生意啊。”

农人们与土地缔结了最原始的契约，他们躬耕在自己的土地上，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种下的种子，等它发芽、结果，拿力气换安稳。而我爸妈也与土地上的人们，以互信换发展。

4

2008年北京奥运会，莱芜生姜被指定为调味品原料，在国际友人面前狠刷了一波存在感。本以为借着奥运会的东风，生姜出口能再掀起小高潮，可大家的梦还没做多久，冷水旋即泼了下来——因为生姜的农药残留量太高，根本过不了关。

究其原因，还是储存环节用了太多药。

姜的价格随着季节波动，幅度很大，价格高的时候每斤能达到七八块，低了只有几毛钱。为了延长姜的储存时间、等到价格高了再卖，村里人常常把姜搁到六七米深的姜井子里。下姜井也并非万无一失，还得用半湿的沙掺上六六粉，撒到姜上，防止姜生蛆虫。这六六粉闻起来呛人不说，还容易残留在姜上，随着姜被处理、食用而进入人体内。

而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出现，让六六粉上了“黑名单”，成了禁售药品。2009年，我爸妈把六六粉换成了无毒无害的姜窖宝。新品上市，自是无人敢用，甚至在我爸妈说明了六六粉“国家禁售”之后，还有人偷偷来问：“能不能搞点六六粉？”

新品备受冷落之际，吴叔站出来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是我们村的种姜大户，最多时种了四五亩地。因为他开了换药的头，姜窖宝的销路才慢慢打开。

同一时期，“烂脖子病（根腐病）”在周围好几个村子里传开了，它不似“姜瘟”那般温和，地里有一株姜不对劲了，超不过两三天的工夫，整片地里的姜就能被传染个遍。“烂脖子病”一来，不少姜地都绝产了，村民丢了一年的收成不说，地里也有了病菌——明年会好吗？没人有信心。

没过多久，镇上的农药商就搞来了“灵丹妙药”——地不好，那就用药把它熏好。霜降前后收完姜，把姜苗子运出去，就开始熏地。所谓熏地，是用农药改良土壤，驱除地里的病菌，减少生姜的病虫害。时兴的农药有两种，一种叫“棉隆”，一种叫“氯化苦”。经销商来我家推销了好多次，几经对比，考虑到氯化苦危险性较高，爸妈选择押宝棉隆。

那几年，姜的行情好、价钱高，村民赚了不少钱，可棉隆仍然遭遇了与姜窖宝一样的冷落——投入成本太高了，一亩地按60斤棉隆的量来“熏”，得花2500块钱，要是“求稳”，需要加大药量，成本就升到了2700。这药之前没人用过，效果咋样，谁也摸不准，宣传来宣传去，问的人不少，但通常问了就再没有下文。

众人还在观望的时候，吴叔又一次站了出来。他说：“不试，地只能那样，试了，就还有翻盘的可能。”

吴叔成了我们村第一户也是为数不多几户熏地的人，他的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试验田”。我爸亲力亲为地跟着吴叔忙前忙后，既是不想辜负吴叔这份信任，也把“推广产品”的希望押在了吴叔的地里。

等2010年的姜种种进地里后，我爸妈格外关注吴叔家生姜的生长情况，晚上出门散步，会特意绕到吴叔的地里，平日里去吴叔家串门，除了聊些家长里短的事之外，也总绕不过他家的姜。好在那一年，吴叔的地格外争气，不仅没生啥病虫害，姜的长势还格外好，几乎成了我家产品的“活招牌”。

有了吴叔的地打广告，这一年，熏地技术在我们村大面积推广起来，大家满心期待这些农药有奇效，能一举攻克“烂脖子病”，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收益。

从村民那里得到响应之后，爸妈进了大批量的货——熏地的程序比较复杂，撒完棉隆之后，还需要在上面盖一层厚厚的地膜，这种膜和蒜地用的薄膜不一样，得专门去镇上截。村里人买完药，跟我爸说好膜的尺寸，我爸就骑上摩托车，去镇上帮忙截地膜，连洒药也是亲力亲为。后来他解释道，熏地刚开始推广，好多人不会熏，他去帮忙，出错误的概率就小，“别让人家白花了钱”。

当时，我爸并没有太多安全意识，直接穿网鞋就去地里了，一个“熏地季”过去，药卖了不少，他的脚也硬生生从汗脚变成了干脚。我爸对这件事很迟钝，还是我妈先发现了变化——冬天泡脚的时候，我爸的脚干裂得厉害，脱掉鞋子也没有以前臭气熏天的威慑力了。

为了总结成绩，激励大家来年继续好好干，镇上的棉隆经销商组织了一场“庆功会”，会上公布了今年的销量排名，我家以5吨半的成绩名列三甲，销售冠军更是突破了10吨。我爸捧着个奖牌回家，我对此却没啥概念。我爸给我解释道：“按一亩地60斤棉隆的用量算，咱们相当于熏了近200亩姜地。”

那年，我的生日过得相当“隆重”——我爸早早出门，进城提车，回来后神气地丢给我一串车钥匙，说这是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家没盖车库，车只能停在路边，新车一亮相，就在村里掀起了波澜。邻里凑在一块扎堆聊天，都议论我家今年熏地赚了不少钱，邻居奶奶性子直，直接冲我妈喊：“你就是喝老百姓的血，喝出来了一辆车！”面对大家的嬉笑讽刺，我妈很无奈，只能用同样的大嗓门喊回去：“我们正当做生意，怎么就是喝血了？光熏地也赚不出一辆车钱啊！”

熏地火了两三年就沉寂下去了，随着姜价持续走低，农人们入不敷出，鲜少有人愿意花大价钱在地里了。种地靠天吃饭，年成好的时候，一亩地最多能产近万斤姜，少了也有五六千斤，而气候不好，年成差了，好地也产不到五六千斤。这让种地像极了赌博，和市场赌，和天赌。

那几年我也常听爸妈讲，生意没以前好做了，销售量再难恢复到2010年前的水平。

5

2014年，我考上高中，开始了住宿生活。每逢周末回家。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在晚间出门散步，绕着村里的小路走，会经过大片的农田，干了这么多年买卖，谁家地在哪儿，谁家姜种得好，我妈如数家珍。

虽然我妈嘴上说得热闹，但农田种植面积肉眼可见少了许多——一些农田改头换面，被连片地承包出去，变成了松园、樱花园。不少姜地也改种了蒜、玉米、花生等好养活的作物。我爷爷家原来有块姜地在十字路口旁边，紧挨着省道。爷爷年纪大了，种不了姜后，开始改种莳萝籽。2016年，有开松园的人寻上门来，想以每年1900元/亩的价格包下爷爷的地。同一时期，村子内部的土地流转，一亩地只能拿到差不多500块的租金。爷爷考虑到他和奶奶年岁渐长，我爸妈又不会种地，便打算抓住松园这个机会，把地租出去。

“不用下力气，还有钱拿。”——面对这等好事，不少村民做出了和爷爷同样的选择。这些松园的位置都很好，散落在进出村子的几条大路旁。当然，松园的出现和扩张并不是我们村特有的现象，邻村的松园面积甚至比我们村的还大。我妈说，这些人原先在山上种树，那时候，松树的需求旺盛，行情也好，可上山的人少，树不太好卖，他们就下山，来了平原。

“这些松园可占了咱们村不少的地。”她感叹。

但我却在想：即使耕地面积真的回到原来的水平，还能找到那么多种地的人吗？按我爸妈的说法，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没力气种姜了，4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没人种地，他们更愿意出去打个“五六千一个月”的工，也不想回家。看起来，能坚守在土地上的，倒是那些50岁上下的中年人。

然而，摆在这些中年人面前的路却很难走。

从我上高中起，就陆续听到有同学父亲出国打工的消息，大多是去日本和东南亚，那边工资高，比在国内打工强，坏处就是离家太远。但和现实的经济压力相比，“思乡之情”算不上什么。我们村里也多了几个包工头，搞装修的，起初是农闲时招揽村人外出务工，后来眼见外面赚得多，不少人干脆舍弃土地全职出去打工。

毕竟，在我们村子里，大部分中年人都扛着至少两个家庭的担子。他们把自己安排得紧紧的，尤其是家里有男孩要结婚的，更是勒紧裤腰带挣钱——我这一辈，村里好多男孩初中辍学去读了中专、职校，无论读书多少，学历如何，二十几岁的青年都不愿意再回到乡村。不过，对他们来说，城里好的工作机会并不多，靠自己几乎解决不了人生大事，不管是否情愿，他们只能从自己父辈身上“吸血”。

于是，中年人无奈接过了下一辈组建家庭的担子——结婚、养孩子，哪件事不得花钱？孩子的人生大事没解决前，坐在村子里打牌的中年人就少了。年轻一代的婚姻成了很多家庭生活的分水岭，当房、车成了婚姻的必需品，娶媳妇就成了一件举全家之力的事情。

城市继续往外扩张，吞并着边缘的村庄，一幢幢平房消失，新楼盘拔地而起，各村的人涌入一个个尚未开发完全的楼盘，哪怕得跟亲戚好友挨个借一圈，也要先给自己孩子买下一套回迁房，不为别的，只为给孩子增加在婚姻市场上的筹码。

存款归零，背上外债，中年人便不再指望从土里谋生。抛弃土地，走出乡村，成为万千农民工中的一个，成了他们不得已的选择。

近几年，村子里的姜种面积萎缩到不足300亩，连20年前的1/3都不到，我家农资店的销售额自然可想而知。另外两家的生意就更惨淡了，可大家还在苦苦撑着。听熟人传话，张大爷说，“店开了这么久，有个念想，又是自家房，也没房租，开着就开着吧”。我爸妈的想法也差不多。

纵然知道村里的状况如此，可听闻种姜大户吴叔出国的消息，我还是很震惊。

2022年，村里人都不太好过。先是碰上干旱，“烂脖子病”卷土重来，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上小肥之前，村里不少地就绝产了。大家还没缓过劲来，又遇上连绵不绝的雨，地被泡透了，泥泞得进不去人。等雨停了、地干了，上小肥的时候也过去了。缺了一遍肥，姜的长势就差了许多，姜苗子泛着黄，不复往年青绿。吴叔家更遭遇意外，雨水泡坏了他家的一口姜井子，一万斤姜悉数埋进了地里。

我只觉唏嘘，忍不住问我妈：“啊，那他说啥了，不难受吗？”

我妈回我：“能说啥，都这样了，能咋办，还能上大街上哭去吗？”

年近半百的吴叔身上背负了太多压力。他儿子跟我同岁，初中毕业后去读了职校，现在已经工作了，马上面临“娶媳妇”这个关卡，为了保证儿子顺利娶上媳妇，吴叔咬咬牙在城里给儿子买了套房，几乎搭进去他半辈子的积蓄。钱没了，生活得继续，之前农闲的时候，吴叔会跟着村里的打工团队出去做些体力活换钱，可房子面前，这些钱显然不太够。思来想去，吴叔决定出国。

过年那几天，吴叔给我爸打来微信视频，我们在这边裹着厚棉袄，视频里的吴叔穿着短袖，在印尼的阳光里笑得很腼腆。我爸停下手头摸麻将的动作，一脸懵——他知道吴叔有出国的打算，却没想到人已经漂洋过海到另一个国度了。

吴叔介绍了他在印尼的状况：那边刚建了几个厂子，周围很多中国人，现在的工作也不算辛苦，他跟工厂签了两年的合同，“先干着试试，要是还习惯，就多干两年”。我爸劝吴叔一个人在外要保重身体，两人又聊了几句家常，就挂断了电话。

我爸叹了口气：“这年头，谁都不容易，这么大年纪了出国打工，得多辛苦啊。”

6

如今，我爸妈常感叹：“地少了，人也少了。打工的打工，进城看孩子的看孩子，村里剩下最多的就是老人和小孩。”

最明显的是，村里的“唠嗑打牌团”几乎全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其他不打牌的老人，中午12点一过，趁日头正盛，他们就三三两两地出来，提着马扎到村口扎堆儿，夏天躲在树林里凉快，冬天靠在发电室的门上晒太阳。忙活了大半辈子，这些老人终于能闲下来，看着中年人继续折腾，跟生活对抗。也恰恰是这些和土地有过命交情的老一辈，格外挂念土地的归属和作物的死活。

2022年春天，乍暖还寒，种子从土里冒出头，整个村子是嫩绿色的。沉睡的土地开始复苏，可我的爷爷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爱抽烟的小老头，查出了肺癌晚期。爷爷胆子小，家人瞒下一切，只告诉他是肺炎。我爸在医院给他办了张床位，却没舍得让他住院——病房里的气氛太压抑，家里人担心此起彼伏的喘气声、呼吸声会把他压垮。

除了病情严重必须住院的那几天外，爷爷每天都会一个人走去我家，坐上我爸的车去城里治疗。那时的他已经虚弱到种不了任何东西，但还是会顺路去瞧一瞧田地，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爷爷的病被我们瞒得很好，直到他去世时，村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生病的消息，听闻只觉诧异。葬礼上，我听往来的乡亲哽咽着说：“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二哥在地那边走，这才几天，怎么能这么快。”“跟他说话，问他是去地里蛮？他点点头，还答话，看起来多好。”

在一众哭声中，我闭上眼睛开始想象：爷爷看着地里青青的杂草，开始感叹自己的老去，他或许已经知道了命运，但只要不开口问，所有的担心就仍是猜测。而在猜测命运的归宿之余，他会不会怀念起自己拉着生姜北上做生意的日子呢？

可所有的疑问再也寻不到答案。这个在土地上混了一辈子的小老头永远沉睡在了他心心念念的土地里，在他爸妈身旁，长久地和土地为伴。

或许是爷爷的故去让我爸妈的心境悄然变化，去年下半年，他们决定关掉农资店，在家门口筑起一道铁丝栅栏，我家终于不再跟马路“坦诚相见”。起初我十分不解，也曾尝试跟其他人一起说服他们再干几年，毕竟他俩年纪也不大。

但我妈面色坚毅，语气坚决：“现在生意不好干，姜地越来越少，姜一亩地用七八袋化肥，蒜连姜三分之一都用不上，玉米更少，一亩地一袋就够了。去年（2022年）一年，才卖了二十几吨肥。咱这片儿的姜有名，为了保障基本农田面积，国家也开始补贴农民，去年咱村里发了有机肥，按人头发，一人一袋，听说隔壁镇上还发了地膜，助农措施倒也不错——只是我们小店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了，我们就想，要不别干了，周一到周五炒股，周末休息，也挺不错。”

我爸也立马接上：“其实，也是年纪大了，身上毛病都出来了，我这胳膊疼的毛病好几年了，打了两针封闭都不管用。你妈的腿也疼得厉害。”

我知道，那是20年前洗姜生意给我妈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因为泡在冷水里的时间太长，她的右腿有严重的静脉曲张。

当然，还有个原因他俩提到的次数最少，但我也知道——我是女孩，买房结婚的压力稍小一点，“要是你是个男孩，现在我们还不得继续拼命地干？”

劝说无果后，我开始跟爸妈唠叨，给他俩退休生活提建议：“你们也可以进城再找点事干啊，待在村里多无聊，多出去逛逛。”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出去呢，我还想让你爸开车带我去泰安买煎饼呢！我从抖音上看着那个手工煎饼可好了。”

“光买煎饼多没意思，出去自驾游玩一玩。”我继续劝说。

“别说了，头疼！”我妈忽然爆发性地吼出一句。

眼见着硝烟即将燃起，我爸忙站出来充当和事佬，一边安抚我妈的情绪，一边劝我别再多嘴：“你妈现在太累了，啥也不想干，等她在家待烦了，自然而然就找事干了，你就别操那闲心了……”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与我们这一代人拼命逃离土地、试图在大城市扎根的迫切心愿不同，很多老一辈人是被迫离开土地的，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去看孙子。也许，他们在那里过得并不快活，铜墙铁壁隔绝了邻里情谊，高楼大厦让他们失去了踩在土地上的踏实感。他们的心，依然和老家的土地、房子紧密相连。

我放弃了劝他们去过我理想中的退休生活，那是我的理想，不是他们的。

返校后不久，爸妈开始大张旗鼓地装修，按照他们最初的设计，把过去放肥料的屋子改成客厅。他们会在家庭微信群里每日更新装修进度，好让我也有些参与感。我开始对爸妈的退休生活充满期待，哪怕村庄老去，他们依然有老友相伴，哪怕我家的农资店关在了冬天，属于他们的下一个春天也会姗姗而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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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辍学女孩的人生选择

1

春节回老家，母亲跟我拉家常，掰扯起村里跟我同龄的那些孩子们。其中，她讲得最多的是邻居德叔家的丽华。

我的老家在豫西南平原，那里一马平川，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工厂。村民世代靠种地为生，虽谈不上富裕，但比起偏僻的山区，日子要好过得多。

1985年，德叔和萍婶结婚。在德叔父亲的帮衬下，他们两口子年纪轻轻就在村里盖起了一座崭新气派的瓦房，外加一排配房和独立的小院，惹得不少人羡慕。生活好了，萍婶也日渐丰腴，只是婚后几年她都没怀上个孩子。村里人在背后笑话，夫妻俩一度为此发愁。

一次偶然的机会，德叔听说有个“拐了几道弯”的远房亲戚生了几个女儿，养不起。萍婶性格要强，早就见不得别人笑话她了，索性决定先抱养一个。他们在那几个女孩中选中了年纪较小的丽华，两家人约定，以后不再相认。

丽华生于1988年，被抱到德叔家时还不满2岁。虽然是领养的女儿，除了偶尔会被萍婶说一顿，丽华在这个家里并没有吃什么苦。

萍婶外号叫“麻袋”——村里人取的——笑她身材又粗又壮。她性格急躁、嘴不饶人，说话中气十足，吵架时能扯着嗓子骂半天都不歇。她撒泼时，邻居们都不敢上前接话，唯恐惹上一身臊。

德叔却从没跟村里人拌过嘴，他身高不过1米6，体型瘦弱，说话时声音不高，一副很憨厚的样子。他对丽华的疼爱溢于言表，每当萍婶气急了要打丽华屁股时，他总会一把夺过笤帚，领着丽华来我家串门儿。

相比起村里那些女孩，我认为丽华是最漂亮的。她皮肤白皙，有一双大眼睛，头发还是自然卷，活像个洋娃娃。她又爱笑，笑起来声音清脆，很讨人喜欢。那时我家跟德叔两家的直线距离不过百米，丽华天天跟我玩，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她性格也渐渐变得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

90年代初，农村的娱乐生活还不丰富，电视更是稀罕物件。我家买电视早，每天晚上丽华做完作业就来我家看动画片，看到激动处，她用力地摇晃我的胳膊，或趴在我的肩膀上咯咯笑个不停。到了饭点，萍婶来我家寻丽华，次数多了，我母亲忍不住打趣：“以后把丽华许给我们家怎么样？每天住这儿，我们当女儿一样疼。”

萍婶哈哈大笑，丽华飞也似地跑回了家。

丽华6岁那年，父母把我们一起送进了村小的“育红班（学前班）”，上学第一天排座位，我俩强烈要求要坐一块儿。下了课，我俩手牵着手去厕所，结果丽华跟着我走进了男厕。当时厕所里有不少男生，都惊讶地看着她，有的还哄笑起来，我突然明白了什么，赶紧拉着丽华出去。有热心的高年级学生对我们说：“女生不能在这儿，要去旁边的女厕所。”丽华羞红了脸。

村子里向来没有秘密，随着丽华渐渐长大，她的身世终究没能瞒住她。一次，我又听到萍婶凶丽华，就悄悄问她：“你想不想以前的爹妈？”她把头一偏：“才不想，他们把我送出去了，我为啥要想？”

日子就这么过着，大约是丽华的到来让萍婶“求子”的心情放松了些，又或是丽华真的起到了“招弟”的作用，两三年后，萍婶竟然接连生了一双儿女。丽华成了家里的老大，父母对她的爱难免会减少一点，这让她有些难过。

我曾看到丽华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不过抹抹眼泪，她又要继续回家帮忙照看弟弟妹妹了。有时我经过她家门口，喊她出来玩，她就对我摆摆手。这时堂屋里传出孩子的哭声，她就急忙转身跑回去——要是去晚了，肯定少不了要挨萍婶的数落。

2

1996年前后，我们周边农村的经济渐渐活泛了，我父母就借钱盘下村里临街的一个小房子开了间油坊。德叔家本就挨着村里的主干道，他改造了一间空闲的配房，让门窗都朝外开，开了家杂货铺。那段时间，德叔经常来找我父亲聊天，俩人把凳子往门口一摆，聊生意，聊村里的人和事，也聊村里的那些大学生。

农村孩子想走出去，路子并不多。那时我们村的大学生屈指可数，他们有的考学到了大城市，毕业之后就在大城市慢慢安定下来。有的退而求其次，回到县城找了份体面工作，置业安家。总之，他们靠读书彻底改变了命运，过上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

父亲和德叔对此很羡慕，他们希望自家孩子也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去城里讨生活。上学后，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成绩一直在班里排前几名，可丽华的成绩却一直处于下游。

2002年，我和丽华上初三，分在了不同的班。刚开学没多久，一天课间休息时，丽华出现在走廊朝我招手，我以为她有什么好消息要分享给我，没想到，她竟办了退学手续——那时，我们村里的大人默认，孩子读到初中要是学习还赶不上，就干脆出去打工，免得浪费钱。

我们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丽华，她才14岁，还是个孩子。她个子比我高出小半截，看上去就像我的姐姐，学着大人的语气，叮嘱我好好上学，以后考个好大学。那天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很失落。

因为还没成年，丽华只能先去县城的亲戚那儿帮忙，后来才去了福建打工。那几年我们各奔前程，她辗转于一个个城市，我则埋头于书海，假期时间短得可怜，跟她几乎没怎么见过面。高考结束后，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家人奖励了我一台电脑，我从村里的小伙伴那儿辗转问到丽华的QQ号，这才跟她重新联系上。

那天，我浏览了丽华的QQ空间相册，发现那些照片有的是在商场的柜台前拍的，有的是在海边拍的。其中有一张，她穿得时髦，站在沙滩上，眼梢带笑，开心地踢起浪花，整个人都很有神采——几年不见，19岁的她，个子又蹿高了一截，人更高挑了。她的皮肤本就白皙，再经过南方气候的滋养，就更水润了。

当时我只感觉眼前一亮，后来我到城市里见了更多女孩子，才模糊地意识到，那时丽华已经有点城里人的气质了。以前那种拘谨、土气，已经渐渐从她身上消失了。

进了大学没了升学的压力，我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那时每天只有一两节课，剩余大把的时间不知道要怎么消磨。青春躁动、精力旺盛的我迫切地需要一些寄托，除了泡图书馆，我跟老同学们的联系更频繁了。

那时候我经常跟丽华通电话，分享各自的生活。丽华跟我说，她刚到福建时无依无靠，直接去了一所美容学校学技术，“我当时就知道没技术以后肯定没有立足之地”。半年后，她毕业了，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暂时在超市里做收银员。后来，她总算应聘到了一家商场的化妆品店做销售，平常也给顾客做美甲、脸部按摩。

我讲起校园之大，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得花二三十分钟，“是我们初中校园的一百倍不止”，她听后啧啧称叹。我又说起校园里的湖泊、假山，还有每天晨读、跑步的学生们，“在大草坪上可以躺一个上午，无忧无虑”。

丽华很羡慕：“回老家时我一定要去看看，你带着我逛逛校园。”

我答应了，随后她又问：“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吗？”

“哪有那么快啊，俩人总要有个熟悉的过程吧，不得一两年嘛，怎么能说在一起就在一块儿？”

她听后默然，说家里人已经开始催她相亲了，一直喊她回老家工作。在我们老家，女孩十七八岁就可以出嫁了，不少媒人上门给丽华说亲，她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这妮儿生成好模样，这样貌，这打扮，放城市里也出挑。”

确实，那时丽华每次回老家总会带一个大行李箱，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时髦衣服和化妆品。她每天穿的不重样，身上还有香水味，用着最新款手机，跟村里人讲着城市里的见闻——那个小时候羞怯的女孩早就不见了。

3

相比起村里其他外出打工的女孩，丽华不用在车间里一天天守着机器转，时间也更自由。这使得她回乡聊起大城市时有了更多的谈资。只是在村里人看来，丽华主动向城市“靠拢”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还直接导致她一直相亲不顺。

从丽华刚成年起，周边几个村的媒人就陆续给她介绍了不少男孩。这些男孩大部分都早早辍学在外打工，在旁人看来，他们和丽华门当户对，十分般配。

可相来相去，没一个成的。丽华不想嫁回老家，她经常跟我说，“大城市多好，到处都是新的，老家哪儿比得了”。她说小时候因为天气太冷，她的手上都是冻疮，“口子裂开后生疼生疼”，到了晚上，她得盖两床厚被子才能扛过去。如今长大了，她还是怕冷，每年回老家过春节，她都要穿着厚厚的睡衣用电暖器暖手。

我感觉丽华似乎已经有点嫌弃老家了，有一次我俩又聊起老家，说起一些人在外头混了很多年，最后还是回去结婚生子。这时，丽华飞快地发来一行字：“我们老家好穷，我不要嫁给老家这里的人，我不要回去。”

我明白，丽华是真不想过村里人的那种生活——年轻时在外打工，几年后回老家相亲，婚后夫妻俩再一起出去打工，要么是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卖力气，要么是在工厂车间里熬时间。等女人生了孩子，不是两地分居等丈夫打钱回来，就是让孩子做留守儿童。明明结婚时俩人还一脸青葱稚嫩，奔波多年后，就只剩下一地鸡毛和满面沧桑了。

相比起男孩，农村女孩想“跳出农门”更难。如果没接受高等教育，又没有一股敢闯敢拼的韧劲儿、狠劲儿，她们就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其实，不仅是丽华不想回老家，我也不想回去。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离开农村去城里生活，回老家就意味一切回到起点，那是我们不愿接受的。

丽华的婚事一直定不下，德叔一家人着急不已。有人在聊天时跟萍婶开玩笑说，“谁能配得上你家丽华哟”，她就憋红了脸，回家后就对丽华没个好脸色。

春节时，一家人出去串门，本来气氛好好的，可话题只要一转到“相亲”、“结婚”，萍婶就忍不住夹枪带棒地骂丽华“不是省心的货”。丽华听罢扭头就走，德叔连忙制止，不让萍婶再说。这下萍婶更气了，连着德叔一块骂。

一次，被逼急了的丽华说自己在外面正谈着一个男朋友，不用别人操心。可德叔和萍婶让她把男朋友带回家时，她又说现在的时机不合适。一旁的媒人瞧出了眉目，问丽华到底想找什么条件的男孩，她说“没什么条件”。再追问下去，她就彻底不吭声了。

面对丽华的敷衍，媒人只轻轻地笑了一下。

渐渐地，闲话传了出来，说丽华在外头时间长了，心气儿高了，一般的男孩她瞧不上。说笑间，有人揶揄丽华是存心想找个有钱的老板，还有人又拿丽华的口音开涮，说这几年她跟村里人聊天时经常在乡音里夹杂着几句普通话，似乎是转换不过来了。他们在背地里笑话她：“不土不洋的，眼睛净往上挑。”

丽华大约也听到了这些闲话，跟我解释，说她刚到福建时说蹩脚的普通话，别人听不大懂，她就很努力地学习，一点点地纠正自己的发音。不知道是不是用力过猛的缘故，她再说家乡话时就有点“水土不服”，一着急就串音了。

4

22岁时，丽华在城市里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化妆品店工作了两三年后，眼看商场的柜台租金不断增加，老板就打算撤店了。此时的丽华也厌倦了这份活计，想找一份更长久的工作安定下来。那时候，她手头已经攒了点钱，加上身边朋友的支持，就与人合伙开了家花店。花店小小的，开在一条不太起眼的街道边。刚开张时用不起人工，她就一个人进货、一个人卸货，和朋友轮流守店面。

在她看来，自己的店再小也算一份事业，她要慢慢做下去，直到在这个城市扎根。

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找丽华聊聊天，生意忙的时候，她只有晚上才有空。我听她在电话那边兴奋地规划着未来，说以后要扩大规模：“到时雇个人，那我就真成老板了。”

那些年，村里在外打拼的男男女女境遇各不相同：有的人老实打工，就赚点辛苦钱；有的人在大城市开游戏厅，赚得腰包鼓鼓；有的人诈骗、抢劫，弄得公安到家布网抓人；还有的人家里弟兄几个开加工厂，各种以次充好，招摇撞骗，村里人不仅不引以为耻，反倒一个个争着去他们的厂里打工。“成功人士”们开着豪车，吹嘘自己黑白两道都认，在村里极有话语权——在村里的人一些人看来，这世道就是谁有钱谁成功，至于钱是怎么来的，不重要。

当时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多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月收入也就两千多元，虽然比在土里扒食强多了，但无论如何都赶不上自己做生意。所以，当“丽华在城里做了老板”的消息传回了老家，舆论风向瞬间扭转，大家啧啧称赞：“这女孩在外面很能干”“这妮儿有志气，真有心，以后准有财运。”听到村里人也开始恭维自己的女儿，萍婶憋闷的心情渐渐舒展了。她的脸微微扬起，嘴角带笑，看上去很骄傲。

这年春节，丽华还是独自回来了，她口中的那个男朋友，我们一直没见过。村里人串门时拐弯抹角地问萍婶：“过完年，我家孩子能不能跟丽华一起出去见见世面？”萍婶看向丽华，丽华却委婉地拒绝了，她说自己的小店不值一提，带不了人，不能耽误别人家孩子——这不难理解，带村里人去自己店里打工，管理是个难题，眼下说得好好的，万一以后扯皮了，大家都难堪。

婉拒的次数多了，村里的一些人似乎有些不悦，但丽华也没有太在意，往后这件事就没人再提了。

2013年，25岁的丽华终于带着男朋友回来了，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据村里人事后跟我的描述，丽华的男友有三四十岁，看着很老气，个子不高也不排场（气派），跟丽华站一块，怎么看都不般配。德叔和萍婶对这个男人不满意，两人被拦在家门口，没能进屋。随后几天，丽华和男友一直住县城的宾馆，丽华回来跟父母谈过几次，大概没有谈好，那个男人就再也没有登门。

这件事迅速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的语气兴奋且神秘：

“怪不得不愿在家说亲呢，外头早就找人了啊，还傍上了小老板。”

“一个就上了初中的妮儿，凭啥在外头能这么快立起来？哪儿来的本钱？肯定是小老板给的！”

“外头不少女孩儿跟了老板后，都是拿人家的钱开店，丽华肯定也是。”

我猜这些闲话可能没有传到萍婶和德叔的耳朵里，不然依萍婶的泼辣性格，她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可母亲告诉我，她后来跟萍婶在一块聊天，却从没触碰过这个话题。以前的萍婶说话大大咧咧的，现在她几乎不会主动提起丽华，要是旁人问起丽华的近况，她也是三言两语地跳过了。

我父亲不由得感慨：“街坊邻居不就图个面子吗？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有点丢人啊。”

母亲点点头，随即又说“不一定”：“现在是金钱社会，有钱的人家眼红你；没钱的人家笑话你。日子是自己过的，不偷不抢，有啥丢人？”

这些话令我暗自担心，我怕丽华听到这些话会难过，又想，如果丽华真的在外面跟一个老板好上了，对方会不会骗她？她能不能保护好自己？

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起她那位“老板男友”的情况。丽华迟疑了几秒，似乎有点惊讶：“他没有大我十几岁啊，也就大个两三岁吧，只是看着显老而已。在外头时间长，都显成熟。”

我又问德叔和萍婶为何不接纳她的男友，“还不让他进门？”

丽华悠悠说道：“他是四川人，我要嫁给她，每年都要回那边，以后还可能要去四川生活，家里人不想让我嫁过去。”

我立刻就明白了德叔和萍婶的心思：那些年，我们村里嫁过来一些四川媳妇，有的是被拐过来的，有的是自愿远嫁。她们在异乡无依无靠，如果男人不靠谱、不心疼，那在家里就没什么地位，各种吃苦受累的活儿都要干。

5

我大学毕业后起初在北京的一家单位实习，每天参加新闻发布会，夹在一群很有来头的官员和企业家中间，看起来很光鲜。等新闻发布会结束，我辗转回到租住的地下室，环顾四周，总是忍不住想念家乡。我跟丽华聊起生活的艰辛，她安慰我，说自己外出打工的第一年，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偷偷哭过多少回。

后来实习结束，我决定回到家乡的省会工作。进了一家图书公司，每月的收入减去房租、饭钱，根本不剩什么。

一次，丽华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两三千吗？”我羞于承认——当时，省会城市的房子均价已经到了七八千块一平，后来又飙到一万三四，凭我的工资收入，买房似乎遥不可及。丽华表示理解，她所在的城市房价更高，她早已凑够了首付，只是每月还贷的压力不小。

当然，回老家县城买房就容易多了。眼看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丽华的内心不是没有纠结——回去可以尽孝，但是自己在外地奋斗了这么多年，返乡从头开始，感觉很不甘。她常常感叹：“回去也行，不过地方小，老家人情也复杂，有什么意思呢？”

为了把丽华拉回老家，萍婶和德叔不断托人为她寻找相亲对象，其中我知道的就有两位——一个家住周边村里，各方面条件都很普通，是个过日子的人，双方家长都挺满意，但因为隔得太远，两人相处时间有限，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另一个家住邻镇，父母开了家铝合金门窗店，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宗族叔伯兄弟也多，家族在周边颇有势力，男方父母相中了俊俏的丽华，德叔萍婶也想未来多个亲家依靠，但丽华却坚决反对结这门亲：“那一家人的性格都凶得很，在村里吆五喝六的，以后我嫁过去能有好日子吗？”

萍婶无奈，只能对媒人说：“孩子大了，离得远，我们管不住了。”

丽华26岁那年回来过春节，初五还没过完，就因为相亲的事跟家里人大吵了一架。第二天早上五六点，她就提着行李箱离开了。

冬季天亮得晚，丽华走在黑暗中，四周都是霜气。她先要步行3里多路，到环村公路上等去镇上的公交，再转车去县城，那里才有去往福建的大巴。早上8点大巴发车，16个小时以后，她才能到达那个让她感到舒服的城市。

当天上午，萍婶在我家门口说起这事儿，眼睛红了：“（丽华）都这么大了，在外头漂了那么些年，落了啥？帮衬了家里啥？！”

德叔也在一旁叹息。他说丽华走的时候，他们正在气头上，没给她生火做饭，“一路上不知道她会不会饿着冻着”。

村里有人晚上放烟花，烟花腾空时发出长长的“啾啾”声，继而在夜空中炸开，发出“啪”的爆裂声。烟花绚丽又热闹，萍婶家却一片沉寂。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萍婶催婚催得紧，还有一层原因不好明说——丽华的弟弟到了适婚的年龄，光是订婚、结婚要至少拿出十几万元，还得在县城买房买车。这一大笔钱，德叔萍婶自然拿不出，于是就寄希望于先能从丽华的婚事收到一笔彩礼，来给亲生儿子的婚事解燃眉之急。当然，他们自己也在努力。那时德叔快五十了，还去外地的工地做小工，爬高上低，还做着各种打杂的活儿，好多一份工资。萍婶也在镇上一家加工企业打工，每天能挣个五六十块钱。

我不知道如何劝解，就给丽华发微信，问她在福建一个人过春节习惯不习惯，让她照顾好自己。

丽华知道我的用意，她转述萍婶的话：“要么在外头混得好，要么就别回来了，我们不替你丢人。”如此，丽华才发了狠：“我就不回去！”

6

母女俩僵持了大半年，最后还是萍婶先让步了。她表示，只要丽华回老家安定下来，她就不管她干什么、结不结婚了。丽华答应了，她开始在老家的地市寻找店面，筹备开一家花店，福建那边的店只等人接手了。萍婶见状，喜气洋洋，比当初丽华在福建开店时更提劲儿。

那一年，丽华频繁地回老家，跟我说起开店的进展：看了多少店面、跑了多少市场、见了多少花卉基地老板……我也衷心为她感到高兴，工作多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在外面的不易，尤其是在一个离家上千里的城市，那种孤单的感觉很重。我还暗暗期待着，如果丽华回来开店，我身边就又多了一个朋友，以后就能约着一起吃饭、一起去玩。

不过考察来考察去，丽华返乡创业的事最终还是作罢。她解释说，这里市场环境不如南方，真要开店也是艰难维持，“做生意可不是随便盘个店就能起来的”。

我有些失落，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之后我换了份工作，工资提高后，慢慢有了积蓄，也开始筹划着买房了。不知不觉，我也过了27岁，家里人着急我的婚事，我也像丽华一样，见了不少相亲对象都不成。直到后来我谈了女友，两人都奔着结婚去，家里人的眉头才终于舒展开。

丽华得知这个消息，连忙向我表示祝贺。接着，她在微信上发来几张她店里的宣传图片，问我喜欢什么花：“你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用鲜花给你布置婚礼现场。”

婚礼现场全部用鲜花布置得花不少钱，我忙说不用。丽华说：“真的啊，这点不算什么。”她说，她准备开新店了，这次是她独立出资，真的是一家属于她自己的花店。我本以为她会很兴奋，但她却有些疲惫，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在外头这么多年，有一个店真的不算什么。”

我又问起她的情感状况，她语气轻松：“我还单着呢。不过有合适的肯定很快。等我结婚了，你来福建参加我的婚礼吧，好好带你玩几天。”

几年后，我没等到丽华的好消息，却先听到了德叔的死讯。

德叔那时已经头发花白，眼神浑浊，长年干繁重的体力活，让他显得老出十岁不止。一天傍晚，他独自在菜地拔草，突发脑溢血，晚饭时萍婶寻他不见，沿路找来，人早就没气儿了。听说他走之前还张罗着来年翻修房子，说孩子们回来时能住宽敞点。

德叔走得太急，连只言片语都没留下，萍婶在堂屋里守着他的遗体，哭声隔着老远都能听到。丽华连夜从外地赶回，伏在地上哭了又哭。

丽华跟我说，这几年她往家里打电话，萍婶常常在打牌，说不到几句就挂了。德叔在工地或镇上小企业做小工，干活时也不方便接电话，等到休息时他总是立即回电话，父女俩能聊上好一会儿。德叔很少吵丽华，只问她在那边的生活怎么样。丽华说自己做了什么饭菜，德叔又不信，还把她当小孩看。

如今德叔走了，丽华觉得自己跟老家的情感联系又被抽走了不少。办完丧事，萍婶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儿，也不像以往那么爱串门了。丽华在家陪了她半个多月——这是她工作后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之后，她再次踏上去福建的行程。

回福建不久后，丽华下决心把花店关了——店面租金不断上涨，减去各种成本，几乎不怎么挣钱了。而且她也疲惫了，她说在外头开店这么多年，主要都是自己在忙碌，没有周末、假期的概念，连歇歇的时候都不多。几年下来，已经28岁了，姻缘没成，她不知道自己忙碌是为了什么，德叔的突然离去又让她颇受触动，她想换一种活法了。

店面转让的头天晚上，丽华和员工在里面打扫了很长时间，直到街上没什么人了才关门。他们有说有笑，约好以后多联系。可锁上大门，丽华骑着电动车独自走在大街上，熟悉的暖风吹过来的那一刻，她掉了泪。

7

不做老板后的丽华没有回老家，她留在了那个已经待了11年的城市。

她应聘去了一家全国连锁的商超做销售员，凭之前开店的经验，很快升任店长，后来又成为公司的店面督导，经常去各个分店检查。工作压力小了，职业荣誉感有了，她度过了打工生涯中颇为舒服自在的两年。

期间，公司经理介绍了一个男同事给丽华认识，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那个男的老家也在农村，家庭条件一般，但用丽华的话说，“他脾气好，很温和，平时没怎么见他发火，跟他待在一起很舒服、很踏实”。

两人谈了1年左右，丽华答应了男人的求婚。那时她30岁了，也渐渐等不起了。婚礼是在福建办的，丽华没有按习俗在老家补办婚宴，萍婶对此缄口不言。自始至终，村里人都没能从萍婶那里打听到更多的细节，比如：男方是否有房有车，给娘家人买了什么，彩礼给了多少……

婚后第二年，丽华的大女儿出生了，满月宴还是在福建办的。萍婶带着儿女和几个亲戚自驾去福建，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去丽华家探亲。回来后，萍婶依旧守口如瓶，别人试图打听这次探亲之旅的细节，她也不接话。大家猜测，或许是路途太远，探亲的喜悦都被旅途的劳累冲淡了，又或许那些天他们在丽华家过得不是很顺意。

2020年年初春节期间，大家因为疫情被封在原地。老家的天气十分寒冷，我却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丽华的动态，南方的阳光和煦温暖，她再也不怕手上生冻疮了。

2022年，丽华又生下了小儿子。那年，她想再次创业，原因是坐班着实不方便照顾孩子。虽然她和丈夫的月薪都有6千来块，可工资减去房贷、车贷和养孩子的各种支出，日子过得还是有些吃力。她说干就干，加盟了一家全国连锁的24小时便利店，每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去店里忙碌，没生意时就教儿女数数、读唐诗。我偶尔看到她晒出的朋友圈，看她跟孩子们合影时焕发出的神采，觉得她还是那样的明媚动人。

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大，孩子的教育更是不能有丝毫懈怠，如今，丽华也为了学区划片的事儿烦恼了。大女儿今年4岁了，丽华想让她以后读一所教学质量高些的公立小学。

“不能让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我得好好投资教育，让他们以后有文化。”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分外笃定。

2023年春节，很多人携家带口回老家，丽华却依旧没回来。我在村里碰到萍婶，她说是因为丽华的儿子太小，坐长途车不方便，“可能得等下年再回吧”。

我嘴里应承着，脑海里却想起了一件往事：

丽华曾对我说，有一年春节，她和萍婶吵架后感到很烦、很委屈，不知为什么，就突然想去看看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什么样子。那个村庄的名字她八九岁时就知道了，却一直没有去过。那天，她鼓起勇气真的找去了那个村子，也问到了具体的住址。不过，那个院落看上去十分破败，像是多年不住人了。她在门外站了很久，踟蹰着，最后还是默默地走了。

以往很多个春节前，丽华常问我“今年你回老家吗？”仔细回想下，她已经有好多年不问了。我点开丽华的微信对话框，想跟她聊点什么，但好些话哽在喉咙里，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我先点进了她的微信朋友圈，发现封面背景是她孩子的满月照，笑得一脸的灿烂。

丽华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自己的幸福生活，比如：“七夕了，老公又送了我礼物！”“想吃烤鱼，老公立马安排上！”我往下翻了翻，她发了几张侧颜照，换了新发型，看上去很利落。还有，她的新店也开业了，她夸奖店里的新员工优秀尽责，希望新老朋友多多支持她的生意……

时光飞逝，距离我高考毕业时浏览丽华的QQ空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她好像变了，又好像从来就是这样。我浏览了很久很久，点了很多的赞，满心都是对她的祝福。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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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在核酸亭上班

1

惊蛰过后，上海稳定地温暖了几天。前几天路过的枯槁的枝桠已举起一枝枝新绿，到处都是白色的花朵，深浅错落，形态各异，像是一簇簇白色的火焰，被春风吹散在各个枝头。花香和新生的草木之气混杂在一起，与汽车尾气拉锯着扑进来往行人的鼻腔，即使是被圈禁在格子间里的打工人也能闻见。大家在工作的间隙抬头看见一片清新之景，然后相约着在下班后随处走一走。

晚风也是温暖的，行走在零散的花朵之下，不时有粉白的花瓣落在肩头，空气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我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朋友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去年这个时候，就在樱花开的前几天，我们正在被关在家里呢吧？”

是的，2022年3月的上海，也是这样春光明媚的。在那之前，疫情已经走到第三个年头，但病毒离我们却好像还很遥远，口罩还没有长成身体新的器官，消毒剂和酒精也安稳地停留在货架上。1月愚园路的奶茶店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时，年轻人呼朋引伴，约着等它解封了一定要去打个卡。

等春风吹起来的时候，病毒似乎就无声地包裹住了城市。朋友自嘲地说，“我应该算是最早被关起来的那批人了，‘鸳鸯锅’之前，我就已经居家一个礼拜了”——对于去年在上海度过春天的人来说，“鸳鸯锅”这个词有着美食之外的意味，它指代了一个防疫政策：以黄浦江为界，先静态管理浦东，5天以后，再轮到另一半的上海静默。当时对未来几个月的遭遇浑然没有预感的人还在调侃，“如果想躲开封控，可以漂在黄浦江上”。

之后的那几个月，出现了许多全新的词汇，不过论坚挺程度，哪个词都比不了“核酸”。许多前一天的新词很快就被层出的更新的词替代了，只有“核酸”凭借自身无可取代的专业能力，稳稳霸占在了老百姓生活里面，邻居彼此问候“做核酸了吗？”，一度比“吃饭了吗”说得还要自然顺畅。

当然，“核酸”并不算是一个新生的词汇，它是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的总称，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是停留在书本、实验室或者一些特殊职业和岗位上的专业术语。那个春天之前，也许大多数上海居民都不知道“核酸”具体为何物。尽管彼时离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拭子已经两年有余，但“核酸”离人们的生活很遥远，只要不出国、不离沪，就没有“做核酸”的需求。人们谈论起“核酸”，好像只有一个印象——做一次要一二百块钱，好贵。

“做核酸”把“检测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的术语言简意赅地凝缩了出来。时至今日，许多人对“做核酸”的理解仍然是具体而繁琐的：排队、张嘴，等着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鼻孔或者咽喉，目的是得到不断更新的电子证明——阴性最好，阳性也没有办法。

而对我们医护群体来说，视角就又掉了个个儿，“做核酸”，是看着别人排队、张嘴，用一根细长的棉签伸进对面人的鼻孔或者咽喉……在2022年3月之前，这只是检验科医生的工作，但它就像3月的春风一样肆意吹拂，蔓延到整个预防保健科，蔓延到所有的医生、护士。

电话响起，领导开门见山地问我：“做过核酸吗？”

“啊？做了吧……”我赶紧一边翻找着手机上的核酸记录，一边心虚地应答——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这两年来，作为医生，我们做核酸的频率保持在每周至少1次。随着疫情管控程度逐渐升级，我们的核酸频率也在频繁增加，有时看诊太忙，来不及查看工作群通知的话，很难记得现在是要求“1周3次”还是“2天1次”——如果漏做了，会被领导电话提醒。

查找到记录后，我底气立时足了许多：“对，昨天早上刚做的！”

“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你有没有给人做过核酸？”

“没有啊……”

“之前做核酸的培训你没去参加过吗？”

“没有啊……”

“那‘大白（医用防护服）’会穿吗？”

“我没穿过啊……”我快速在手机上切换了几个工作群，确定没有遗漏什么培训通知后，茫然地回答着领导的提问。

对面叹了口气，下定决心似的说了句：“那就这样吧——你明天去XX小区做核酸。”

2

上海3月的春天并不稳定，因为冬天随时会卷土重来。

我去做核酸那天就是个冬天，一群毫无做核酸经验的医生们早早坐在会议室，等着先验者前来培训。同事们用沪地方言热火朝天地聊着，有人在抱怨这突如其来的工作安排，言辞里还有对新冠病毒的恐惧。

我们等着培训，大约和病人们等着看医生是一个道理——排号时间漫长，而就诊时间短暂。据说给我们培训的老师，这天一上午要给周边十几家医院的医护上课，所以分给我们的时间不会比我们在网上看的视频更长。

培训结束，等我们穿戴完毕，抵达目标小区时已经过了9点。寒风中蜿蜒着几百人的队伍，居委会的干部像我们一样手忙脚乱。负责扫码登记的阿姨戴着手套戳不动机器的屏幕，急得大叫，负责维持秩序的年轻女人被排队的居民们骂得一声不吭。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我们7点多钟就在这排队等着了，没病都给冻出毛病了啊！”

做核酸是一件不太需要技术的事情，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能把棉签完全伸进标准位置，捅得太深会让人难受，而别人难受了，必然会停下来说几句，让你也不好受。

“捅得这么深干嘛！”

“痛死了！”

“要出血了！”

每个人都早早起床去熟悉自己的全新位置，不过似乎谁都做得不够好。重复的机械的动作容易让人分神，只有这些叫骂的声音能把我拉回来。叫骂声总是从一位上了年纪的主任桌前传过来，而主任也是寸步不让，对抱怨的居民斗志昂扬地说：“咽拭子的深度不够，采集到的标本就不符合规定，你们做了也是白做！”

邻桌的同事扭头朝向我，我大概能想象出她在面屏和口罩下挤弄的眉眼——“她不累吗？”我撇了撇嘴角回应，然后又意识到她看不见我的表情，就耸了耸肩。

做核酸的队伍看不到头，源源不断的人从楼栋里走下来——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一个小区能容纳多少居民，他们同时排队做一件事情又是多么壮观。他们戴着差不多款式的蓝色医用口罩，裹着厚厚的居家睡衣，问我什么时候核酸能出结果，什么时候他们能出家门。这完全是我认知之外的事情，好在他们在我面前停留的时间短暂，短到只能让他们完成提问。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捅得深，还有人问我为什么做得一点感觉也没有……广场上只有几张不成套的桌椅和临时扯出来的警戒线，做完核酸的人来回乱窜，维持秩序的人举着破旧的扬声器指引他们该往哪里走。每个人都像是充满了怨念的气球，挨挨挤挤，哪一个先炸开了，恐怕都能引得旁边的人也原地爆炸。

“不要吐痰！”在居委领导的呵斥声中，一口白痰落在了我们桌子腿边，吐完痰的那个人抬头，正好和我目光相对。他的眼神没有恶意，没有询问，有的只是一点点迷茫，好像是在问我：刚刚被棉签捅了嗓子眼，不把痰吐出来，难道要咽下去吗？我换完手套，把头转回来，还没有成形的回答也在这个动作结束时烟消云散，接着就下意识地将手里的棉签伸进了下一个排队者的喉咙。

按照标准，应该每做完一个核酸更换一副手套。但这样太费时间，于是我们都默契地将步骤精简，改为每做完一个人就用消毒凝胶洗一次手。但这样还是太久了，仔细洗一次手要花费1分多钟，我才将凝胶按在手心，还没来得及搓开，下一个人已经拉下口罩张开嘴巴了。

“你急什么呢？我手还没有洗干净，你现在就摘下口罩，万一感染了怎么办？”还是主任的声音，她中气十足地冲着眼前的人说教。在她说话的工夫，我手里已经换过了3根棉签。

因为3天内要给全体浦东居民筛查2次核酸，标本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浦东的医院、实验室的检测能力，所以采集完的标本，有很大一部分将送往浦西。公共交通的停摆，让车水马龙的道路彻底空旷下来，那晚载我运送标本的是一辆警车，同行的是两位同样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他们打开了车顶上的红蓝爆闪灯，没有开警笛，就这样一路疾驰。上了高架桥，我看见下面沉寂的路面，连路灯的光线都好像黯淡了几分。与空旷的道路对应的是林立的住宅楼，每一扇窗户都是明亮的，有些窗口隐约能看见人的影子。

车子到了翔殷路隧道口才慢下来。那里守着的几个大白（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已经提前移开了路障，不过还是和摇下车窗的我们寒暄了几句。

穿过隧道就是浦西，晚上8点多钟的光景，路边许多小店还未打烊，还有拎着食物的行人走过，有人甚至没戴口罩，边走边吐着烟圈。

我忍不住感叹：“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啊。”

“那你要不要下去买点吃的？”坐在副驾的警察笑着问，“要不然送完标本我们去吃个烧烤也行。”

“算了吧，一会儿我们3个大白到人家店里，要把人吓死了的。”正在开车的警察否决了这个提议。

后来堂食关闭了许久，我时常会后悔没有坚持去吃那顿烧烤。

3

只有回顾，我们才能知道2022年3月初的封控、核酸，仅仅是一个开始。解封没有如期到来，春天在居家中慢慢消逝。

生活虽然没有恢复正常，人们做核酸的配合度却渐渐高了起来。

随着封控的持续，居委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天都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医院对接做核酸时间和大致的人数。他们按照楼栋、楼层安排居民有序排队，提前准备好核酸管、拭子、手套，也会在我们离开后清理干净垃圾。而我们只需要穿好防护服，完成“捅一下”的动作。

“其实居委完全可以自己做核酸嘛。”有一次闲下来时，我赞叹着居委会的能力。

“那可不行，他们没有培训，没有考证，可不能自己去做核酸。”同事还没接话，一旁的主任先开口说道。

“我们也没培训过啊……”同事说。

“怎么没有？我们那天早晨不是简单培训了吗？”

我在主任的话里捕捉到了另一个让我惊奇的点：“做核酸还有证呢？”进而想起了3月初的那个早上不到10分钟的培训：“那我们岂不都是无证上岗的了？”

“咱们是医生，医生不需要证。他们考了证的也不一定就比咱做得好呢，咱们医生的手，那是有巧劲的，同样伸进去那么深，欸，咱们做得就不疼！其他人要么是捅的深度不够，要么就是把人捅疼了……”

主任还没说完，同事就把我拉走了，边走边压低声音说：“她又不是外科的，有手什么巧劲？她还捅得不疼了？我跟她出去做核酸都是她被打……”

不过，即使居委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医护也是忙碌的。除了被迫“赋闲在家”的人，人人都很忙，只是医护这个专业的可替代性差了一点。接送我们往返于各个社区的司机可以是专职司机，也可以是开着私家车的人。我们每天会坐专门的公交车出去做核酸，也可能坐警车，偶尔还会坐坐豪车。

因为做核酸的缘故，我整个春天都是“自由”的，每天都能出门去透风，欣赏到不同的小区的绿化带。我见过瀑布一样的紫藤萝的花廊，因为没有人群的惊扰，蜜蜂肆意地在低位的花心里穿梭；也见过无人修剪的女贞，规整的球体上密密麻麻地伸出浅黄色的新枝，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小刺猬。

最开始，小区里的核酸标本都是“十人管”，如果结果是阴性，一管人自然皆大欢喜，如果结果是阳性，那么这10个人便都会先得到阳性报告，然后医护再单独上门给他们再做一次或者连续几次核酸。听说情况最好的小区也曾持续做过20人混管的核酸，采样和检测的效率都高，不过如果出现了阳性，复查的工作量也会大很多。

有疫情控制得好的小区，自然就有控制得不尽如人意的。混管阳性多的小区，就得采用“一户一管”，不管房子里住的是普通的一家几口还是合租的陌生人，都要一起下楼排队，把沾有自己体液标本的拭子放进同一根试管里。这是当时我觉得最合理的核酸安排，里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清晰——长久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就是最小的“核酸单元”，如果有人感染了，其他人是很难幸免的。

大部分时候，我和同事一整天都会待在同一个小区，如果本小区的核酸没有做完，却接到去支援另一个小区的通知，这便是那个小区的防控忽然升级，原来安排的人手有点不够了。

需要去“支援”总归不算是什么好消息。“支援”本身意味着脱下防护服的时间被延长了——做核酸，最花时间的其实是等待，等司机来接我们去需要支援的小区。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手里的动作，换一副手套就能等在小区门口，但是车子要开过几条马路，等几个红绿灯，不会因为我们的焦急而改变。车是很忙的，送完我们还要安排其他的人，或者是送核酸样本。

所以只能让人等车，不能让车等人。我们常常在小区门口枯等，保安若是端来板凳，便可以坐一会儿。保安虽然也身穿大白，却不会像我们一样穿得严丝合缝，他们露着手、脚和脑袋，似乎大白只是一件新型的、一次性的工作服，并不为了防护什么病毒。对我们这些做核酸的人——也就是随时会接触到病毒的人，他们常常是很避讳，我们坐过的板凳，他们是拿着酒精喷枪猛喷一顿后才敢再触碰的。

穿着大白不能玩手机，我们就看树，看花，看在马路上溜达的悠闲的流浪狗。樱花开得正盛，举着一树耀眼的粉白色云霞，香樟落了一地红棕色的叶子，剩下青黄的嫩叶遮不住阳光。以往在上海的街道很难看到堆积的树叶，但那时候树叶怎样落了下来，就静静地留在原地，无人清理。小狗在落叶上走走停停，然后卧倒在斑马线上——小动物喜欢一些边界分明的东西，画出来的框它们也喜欢。只有送外卖的电动车呼啸而过时，它们才会警醒一点，稍微提高一点速度奔走，像是被突然出现的人类吓到。

等得无聊了，我就会和同事一起数外卖员——最常见的黄、蓝、绿骑士，我们会赌在那一时刻和地点出现最多的颜色。外卖员们也是“自由”的，甚至在无人的道路获得了暂时恣意的路权，我看见他们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甚至有人骑着电瓶车上高架桥。我和同事总是数着数着，就聊到其他的事情，或者被车子接走，赌局就不了了之。

4

除了给小区的居民做集体核酸，我们也要给“密接”“次密接”的居家隔离人员上门做核酸。标本采集手法大同小异，无非是拭子伸进嘴巴或者鼻孔，最严格的便是同时伸进嘴巴和鼻孔，称之为“双采”。

不同的是，这些人不再能下楼和邻居们一起排队做核酸了，只能等在家中。他们的门上会有居委打印出来的封条，后来又有了更高科技的门磁报警器。也许是这小小的设备太过新奇，有些负责安装的人并不懂怎么使用，就直接将两个部分都贴在了门上（这样即使开了门也不会有任何感应），如同把钥匙插在锁中然后挂在那里。至于封条，粘贴得也并不牢固，我们每次去做核酸，总是要撕开的。

居家的人并不是囚犯，门上的各种标识的表观意义远超其实际作用。但几乎没有人会打开自己的门乱跑，他们接受所有安排，最多把垃圾放在门外。

上门做核酸是一件非常低效的事情，半天的时间只能做十几二十几个，对医护来说非常没有成就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从一个小区开车到另外一个小区，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上海有许多没有装电梯的老房子，虽然只有6层，但是一旦进入这样的小区，就意味着要连续上下好几个五楼六楼。不少等待我们来做核酸的人知道自己住的楼层高，还会在我喘息的时候道歉：“不好意思啊，你们辛苦了。”

我摆摆手，喘得不愿意多说一个字，只是叫他扫码、张嘴。若是遇到群租的房子，因为人多，还能多停留几分钟，缓过劲后，倒是能说上两句话。

“还要关几天啊？我们天天做核酸，天天都是阴性的。”

“我们里面的‘密接’早就带走了，我都没看到他人，就是因为租房租在一起了，也要关这么久啊？”

“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啊？天天关在家里面，吃喝拉撒都要花钱的……”

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啊，你们可以问居委，居委不知道就打12345。”

其实在向我提问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我是不可能给什么答案的，因为他们已经尝试过了所有知道的求助方式。他们站在窗边就能看见同一个小区里进出的、已经复工复产的邻居，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得到自己。

被困在小区群租房中的租客，面对的并不是最坏的情形，毕竟他们还有单独的房间和卫生间，也许还会有公用的厨房和小客厅——这听起来像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毕竟这里是上海，是全国最富裕的先进的发达的超一线城市，只有越往城市的边缘走，才知道上海居民的辛苦。

在城市的边缘，可以看到老旧的、待拆除的房屋街道。那里有临时搭建的楼梯，几乎开在房顶的窗户。屋里面的人需要侧身才能打开房门，而我站在逼仄的楼梯上，时刻担心抬手会被墙角的木刺刮破防护服。

不过这里也是城市最先苏醒的部分，封控的政策稍一松动，蛰伏的人群便都涌进狭窄热闹的街市。那里是有一些陈旧却毫无古朴历史痕迹的近现代水泥建筑群，是簇拥着城市宽阔马路延伸出来的一条沥青车道。既然靠着路，那两边的屋子自然就是“门面”，形形色色的小店就支起来了，又因为门面太小，各家又暗自较着劲，侵占起了路面。装水果和蔬菜的筐子可以划出整齐的界线，煮着茶叶蛋的煤炉自带“生人勿进”的气息。比“华润玩家”派头还要大些的“亿家超市”在墙角摞起啤酒瓶，白石灰的墙面上刷上歪扭的红字，“禁止停车”。于是，原本还能通辆轿车的路，现在过一辆电瓶车都要吆喝几声，“让一让啊让一让——”

在这样热烈的生活里，新冠病毒都似乎插不进去脚了。既然让出家门了，那一定是没有多少危险了，于是胆子大点的人，口罩就摘了下来。口罩的价格起起落落——上海市政府也发过几次，只是不知道他们领到了几个——总归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计算过每天更换一个甚至多个口罩的支出后，他们似乎对病毒的恐惧也没那么强烈了——折中一点的做法，是将口罩反复使用，口鼻的位置起了毛边、颜色发黄都没关系，只要它挡在面前，就总是有点功效的，只要它还能挂得住耳朵，就不能浪费。

这些不戴口罩的人也不一定就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勇敢，他们畅快地呼吸着晚春的空气，又小心翼翼地和路人保持“安全距离”。专家说，相距1.8米可以避开病毒的飞溅，那挨挨挤挤的窄路自然只能尽量避开一点，在说话的时候也要匆忙把挂在下巴的口罩拉上去，不然就抬起胳膊横在面前——连手也腾不出来的时候，就只能把脸别开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对面的普通人的场景。像我这样的“大白”，走在狭窄的小路都是顺畅的，人们见到我，会快速走进路边的店铺，实在来不及进入建筑的，也会紧紧贴着墙根站定。我就像是分开红海的摩西，两边是好奇又有点畏惧的鱼群。

这一部分的上海，像是华丽袍子上收边不够工整的边角。住在待拆除的自建房里，即使是被贴了封条，也有着大大的院子。天南地北的租客在院子里大声说笑，有人问我能不能给串门的野猫也做个核酸。

“为什么不能啊？它天天来我们家讨饭吃，我们要是阳了，它肯定也带病毒。那要把这里的人都传染了的！”一个年轻女人作势要去抱猫，就见猫矫健地蹿上了院墙。

“哎呀，它叼着啥？鱼啊！我的咸鱼！”另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朝着猫看了一眼，激动地跳了起来，被惊到猫灵巧地跃下，落在铁门外的我的脚边。

“小畜生！”中年女人把脸贴在铁门上——门外有封条、报警器和一把自行车锁——她斜眼看向猫，问我：“医生，你能不能帮我把咸鱼拿回来？”

比起“老破小”的六楼的住户叫我帮忙丢下门口堆积的垃圾，拜托我去追野猫、夺回猫口中的咸鱼的要求荒诞又有趣。不过等我捅完了院子里十来个人的嗓子眼儿，猫已经拖着咸鱼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5

立夏是在5月初，更南方的深圳早早进入高温，开创性地设计出了核酸亭。视频号发布相关新闻时，用了占据半个手机屏幕的大字解释这一设计的巧妙之处：有空调！可以随时上厕所！我的整个朋友圈都是羡慕的声音——这个全封闭的设计的小盒子把医护人员从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解放了出来了，只是和亭子玻璃窗连在一起的厚手套看起来很笨重，活动起手指来必然不太方便。

上海的核酸亭和夏天一样晚到了一些，也没有做到深圳款的全封闭。我们在核酸亭里依旧要穿大白，但是亭子里有空调，能够避开暑热。彼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复工复产，只是各行各业都要求员工要有24到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才能上班，一些小区更是要求有当天的核酸检测记录才能进出。

做核酸，成了比吃饭更要紧的事情，不吃饭人只会虚弱，不做核酸，人就在城市寸步难行。

核酸亭很快像盛夏的繁花一样开满了上海各个角落：大点的厂区、居民小区，都有了自己的专属核酸亭；走过两条街道，必然会遇见一个核酸亭；每家医院，不论大小，必须承包一个24小时的核酸亭。那时候的房产市场有个笑话，说一个小区周边10分钟的步行距离里若是没有2个以上的核酸检测点，这个小区房价肯定就很一般了。

有了核酸亭的医护人员，像是流动小贩分配到了自己的摊位，虽然“上核酸班”比在医院上门诊多，但好歹不用再东奔西走了。医院承包的24小时的核酸亭，有4批医护值守，早上8点到下午2点的班错过午饭，下午2点到晚上8点的班错过晚饭，晚上8点到凌晨2点的班熬大夜，凌晨2点到次日8点的班熬通宵——说不上哪个排班更差一点，大家漫无目的地轮着班，不去想到底什么时候这班能结束。

我们医院的核酸亭设在一个交通要道，大家都说这个选址不好，因为往来的人流太多，“生意”火爆，值班的医护一天到晚竟没个空闲的时候。

“有些人本来不需要当天做核酸的，看到我们（的核酸亭），就觉得‘那就做一个吧’。”同事愤愤地说，“万一做出来阳了他就后悔了，要是我，肯定能少做就少做的。”

“是啊！”另一个同事接着说，“我做到最离谱的一个，他自己说早上已经在厂里做过核酸了，下班看到我们这边居然没有排队，就又来做了一次。”

“怎么？看到不排队不来做一个，他就亏了吗？”我哭笑不得地说。

除了外卖、快递、医护等特殊性质行业的从业者外，只有感染过新冠的人才可以申请做“单人单管”的核酸。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和自己同管做核酸的另外9个是什么人，万一其中有人阳了，也会牵连同管人被关在家中三五日，等待医护人员上门复核。高频率做核酸是有风险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把自己通行证的有效性寄托在随机排列的陌生人身上，所以，核酸亭前逐渐出现了“约管”的人——约上10个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人一起排队做核酸，若是被他们牵连着阳了、关了，好像心中的委屈也能少一点。

这样的“队中队”在我们的窗口前自成一派，见前一根试剂管没有装满，他们就会问清楚还需要几个，然后在自己的队伍之外让出相应的人数。领头的那个拿到管子，就是“管长”，他安排好大家站到长队的外侧扫码、核对人数，保证小队里绝不漏掉一个自己人，也绝不放进一个外人。

“散客”里的“管长”只有拍照发朋友圈留念的荣耀，不过若前一个排队的人刚拿了试剂管，后一个又拿上了，就会被心细如发的排队人发现端倪——两根相连的管子，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有一个会是“单管”，快递员和外卖员都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医护人员一般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做核酸，那么谁还要专门做“单管”？再偷瞄一下前面那人的“核酸码”，不是绿色，于是“嗨呀”一声惊呼，努力和前面那个人拉开距离。

理论上，排队做核酸是要保持1米间距的，只是排队的人太多，从来也没保持过如此大的距离。有人这一退，不免就会和身后的人产生一点肢体接触，队伍就嘈杂起来了。

“你搞什么东西……”

“我前面那个，黄码！”

听见这声“黄码”，人们就都让了两步，有人朝队伍两边让，有人下意识朝后退，整条队伍东倒西歪起来。不过等这几个“单管”做完了核酸一离开——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队伍便又恢复了秩序和安静。

因为做“单管”被歧视嫌弃，许多感染后康复的人不想搞特殊，都主动要求做“混管”，好像自己的咽拭子融入了试剂管，他们也就融入了健康的人群。也有些人想明白了“混管”的风险，又不愿意天天“约管”，就想方设法要求做“单管”，说什么自己刚刚阳过、自己是外卖、快递员。可那时候的外卖、快递员都有单独的核酸码，各种扯谎在大数据的法眼下无处遁形，“骗单管”不成功，只能悻悻地做了“混管”。

两个人群像是一个围城，“单管”的人不能混进去，“混管”的人也不能单出来。

6

值班的轮次多了，大概也就能看出规律来了：8点前来排队的大多是想着做个核酸好去上班的人，上午来排队的大约是不上班的爷叔阿姨，中午来的是午休期间溜达出来的打工人，下午5点以后是下班大军，晚上8点以后来的可能多是加班者，凌晨来的，则是三班倒的工人，准备去上班的和刚刚下班的都有。

上海有那么多人，完全可以把小小核酸亭的24小时填得满满当当。

在核酸亭里做核酸更轻松一点，坐上6个小时，除了双手，身体的其他部分好像都可以闲着，所以有大把的时间观察来做核酸的人群。我和负责扫码的同事最喜欢提到的是那种外貌和年龄不相称的人，如果一个看起来像是中年的人，扫码的信息只是个青年人，等那人做完核酸离开，我们便会压低声音谈论两句。

“刚刚那个人，戴头盔的，你猜他多少岁了？”

“看着年纪挺大，四十多吧？”

“二十多……”

“啊？”

这样的对话常常出现，两个同事天天待在两三个平方的密闭空间里，没有太多新鲜的话题可讲，又不能什么都不讲，只能互相发出一些无意义的音节。

“刚过去的是个台湾人欸。”

“哦？”

“扫码的时候身份证是乱的，他叫我选‘台胞证’，勾完就登记成功了。”

“哦！”

其实台湾人和安徽人长得也差不多，要不是他的核酸码扫完会多一道程序，我们也不会注意到他。

“刚刚那个是个日本人！”

“啊？看不出来啊。”

“是的，他扫码的时候说了几声‘护照’，我还在想这人讲的什么方言，都听不懂。”

“哈哈。”

日本人对“核酸码”很熟练，拉下口罩张嘴，捅完了嗓子转身离开，也没对我说一声“阿里嘎多”。

孩子们大部分时候都在学校做核酸，偶尔有“流落”到我们核酸亭的，就得让大人们抱起来才能把嘴凑到窗口前面。孩子们张嘴的动作是最标准的，你叫他们“抬头张嘴”，他们的嘴巴就的的确确朝上张开了。大人们则常常做不来这个动作，他们像是不会抬头，总是朝前伸长了脖子，再加上“张嘴”，就更困难了，眼神和嘴巴就一起微微朝下了，我们要别着手才能艰难地把棉签伸进去。

“你对着哪呢？嘴巴朝窗口啊！”我着急地朝着外面的小老太太大喊。她的脸对着玻璃，紧紧闭着眼睛。

“不好意思啊医生，她看不见。”一边的家属连忙把老太太往旁边拉了两步，她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只是两手紧紧抓着扶着自己的亲人。我胡乱在她嘴里刮了两下，既不敢叫她再凑近一点，也不敢再叫她调整姿势。

“刚刚那个老太太扫码的时候就不太对劲。”又做完了两根管子，同事又忽然开口提起那个盲人老太。

“唉。”我叹了口气，为自己当时的态度懊悔不已。

“看着就不像是会出门的，你说她跑来做核酸干嘛？”同事又说。

“万一人家想出门呢？”

“最多小区里面逛逛好了喂，她还想逛商场啊？”同事打断我的话。

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检查核酸的“场所码”，室内建筑不必说，就连进公园大门、公交车站台都是有码的。扫了码就能看出来你的核酸情况，最近一次核酸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以内的，是不是安全的绿码，一目了然。

核酸亭的对面有两家小吃店，也是24小时营业的。白天还好，大家都有“生意”。若是值夜班，凌晨时候我们的亭子外面排着长队，对面却是门可罗雀——可能小吃店的老板们是想用晚上的时间把停止堂食的那几个月补回来吧，只可惜我们这边排了长队做完核酸的人，也不会走到对面去吃个宵夜。

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小吃店二楼有稀稀拉拉几个人下来，吐着烟圈大声说着：“老板，来份猪肚鸡面，加份煎饺！”在安静的夜晚，这些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得见。就算店老板在打瞌睡，想必也被叫醒了。

“说得我都饿了。”我冲同事抱怨。

“二楼……”同事暂停了扫码的动作，凑在脸大的窗口上朝对面看去，“那边二楼是个棋牌室啊，这些人打牌打到这么晚的么？”

“人家24小时开店，总是要有点生意的。”我笑着说，也趴在玻璃上朝对面看去。二楼的灯熄了，只有闪着五颜六色灯光的招牌还亮着，上面写着“棋牌麻将”。

“还是有人是好过的。”

吃完饭的几个人吹着口哨，溜溜达达走进了对面的小区。夜很静，只是睡着的人已经熟睡，没有睡下的人不需要入睡，反而也不会觉得他们扰民了。

后记

我们医院承包的那个核酸亭如今还矗立在原地。医院向镇政府申请过搬走它，也联系过厂家，暂时还没人来处理。不少小区和街道上也都还遗留着核酸亭，这些无人问津的盒子就像是春天里从茶树上坠落的大朵大朵的花，开始腐败，却还保留着绽放时的形状，明艳艳地占据着自己脚下的土地，不容人忽视，无声地讲述自己热闹的风光的过去。小一些的标识则容易清理多了，居委会揭下旧的标语，贴上新的告示。商场则迟钝一些，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新冠遗迹”。

新的春天已经到了，所有的花儿在2023年的春天热情地盛放着。我翻出去年外出去一个小区做核酸时拍摄的照片给朋友，笑着说：“给你看看去年的春天。”

“去年的春天是什么？”朋友好奇地凑过来。

照片是一排大红的试剂管和半树樱花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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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官场的草根公务员

2019年2月15日，春节假期结束不久，我正在办公室起草单位新年度工作计划，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语气焦急、惊慌失措地说：“你小舅被纪委的人带走了，能不能找人问问出了什么事？”

这消息震得我头皮发麻，也知道母亲确实六神无主了，否则不会找我这个“没本事的”打听消息。放下电话，我绞尽脑汁，突然想起高中同学王华如今在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虽平时跟王华联系少，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打过去。王华在那头听我说完，只压低声音说，“千万别再打听了，有确凿证据”，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1

记得有人说过——只有至亲中有人甘当“人梯”，后面的人才可能实现阶层跨越。外公外婆就是我家的第一代“人梯”，在上个世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农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一片天，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从而实现了阶层跃升。他们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大舅是家里长子，出生于50年代末，小姨是老幺，出生在70年代中期。

外公自幼聪明好学，却因战乱被迫中断学业。尽管他对子女的学业非常重视，可时运不济——大舅少年时代赶上文革，外公家又是富裕中农，只能无奈读完中学就卷起包袱回了家，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反而是村支书家一读书就头疼的儿子被推荐上了大学；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二，读到高中，第一年没考上，复读后依然离录取线遥遥，自个儿泄了气，选择回家当农民；孩子中，外公外婆最看重排行老四的小舅，外婆不止一次对我说：“希桐（小舅乳名）是最让人省心的，能吃苦受累，出门办事又利落！”

70年代初农村学制混乱，小舅5岁开始上学，在同班学生中年龄最小，可他自制能力极强，永远是第一名，1983年参加中考，在全镇1000多名考生中排第七——这个成绩，足够他被录到县一中考大学，也可以选择去读中专，毕业后就能端上“铁饭碗”。

当时大舅刚成婚，婚后他和舅母害怕被读书的弟弟妹妹拖累，闹着分家单过，分走了家里的老宅，我母亲业已出嫁，外公外婆背上1000多元的外债，才带着二舅、小舅、小姨搬进新房。外公那时在镇上的建筑公司当合同工，月工资32元；外婆在家种着责任田，收入微薄。3个孩子都要从家里拿学费，外公着实供不起，只能劝小舅去读中专，早点毕业上班，减轻负担。

于是，小舅选择了到邻县读初级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有生活补助拿，毕业后就能跳出农门。听说心爱的尖子生要去读中专，小舅的班主任亲自跑来家中劝说外公外婆：“希桐的想法，我最清楚不过了。这么好的学生不读高中太可惜了，你们勒一下裤腰带，3年很快就挺过去了，千万不要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啊！”

但单凭勒紧裤腰带解决不了3个孩子的学费，“读大学”也成了小舅一辈子的遗憾。

上了师范学校后，每年寒暑假，小舅都跟着外公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搬运砖石、搅拌水泥……三伏太阳晒破脊背、三九寒风冻伤手脚，用汗水换来金钱，填补生活补助不能覆盖的空当、填饱青春期永远填不满的胃。

2

1985年，小舅刚成年，就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惜才的王文禄校长要到县实验中学。第一天报到，王校长邀请了包含小舅在内的3个新人到家里吃晚饭。席间，醺醺然的王校长拍着小舅的肩说：“小李，我可要给你压担子了，好好干！”

没多久，小舅被分到了一个成绩差、爱闹事的班当班主任，一起报到的两个新同事成了任课教师。初中生叛逆难管，差班家长不重视教育，而学校考核只看成绩。小舅拿出了念书时的“狠劲”：他对照座次表，记住了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第一堂课一一点名，一人不错，轰动全校；他规定全班提前半小时上早自习、晚半小时放学，为了与学生同时间作息，自己就住在学生宿舍里；他对单个不听话学生的思想教育会能开两小时，直到那孩子诚心认错；他体罚学生也狠，拖把杆粗细的木棍都能打断，直接把“害群之马”撵回家……最后，这个成绩倒数的班，持续名列全年级第一。

教书的十余年间，小舅带的班成绩永远出不了前三，职务也从班主任升至年级主任。依靠过硬的成绩，加上王校长退休前大力推荐，1995年8月，27岁的小舅当上了德育主任——如果顺利，要不了多久，小舅就能稳稳升至校长。

但人生长河本来就是波涛汹涌。2年后，我们省打破户籍、身份、地域限制，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头一年6万多人报考，只录用了3227人。小舅果断报名参加，都没跟舅妈商量，30岁那年，他录进县法院成了一名小公务员，人生从头开始。

司法系统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横向交流很少，编制人员多，干部提拔速度慢，在县级法院耗一辈子当“大头兵”的不在少数。小舅已经而立，非法律专业科班出身，人脉关系更不用说了，总之，起点极低、前途非常不明朗。他刚去时被安排在办公室里打杂，法警大队成立后，又被打发过去帮忙——队里除了3名正式干警，剩下的就是一帮乳臭未干的临时工，干一些辅助判决执行、接送嫌疑人的脏活累活，有时候还要被抽调到外地执行死刑犯枪决的任务。

小舅跟我说起他第一次执行枪决时的情景。“我木呆呆地坐在屋里，接到命令后机械地走到犯人背后，手中的枪重得拿不住，听到口令后麻木地扣响扳机，然后躲瘟神一样扭头就走了。后悔回头看了一眼，一辈子都忘不掉！”事隔经年，小舅仍一脸恐惧，杀死一个人从不值得夸耀，只有战栗不安。

之后几年，小舅在一堆乱事缠身的情况下，自考本科，通过司法考试，从门外汉一跃成为业内人，推开了职业生涯的大门。

3

可以说，我家的第二代“人梯”，就是小舅。

我父亲这边，祖父母4个子女，没人读过高中，姑姑小学都没读完，7个孙辈中也只有我读了高中，读书成才，从来都不是这个家族的必选项。叔叔们笃信“读书无用”，家里孩子都早早辍学，错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浪潮，所以外面的世界也从不向身处底层的他们敞开。我6岁时，只因村中同龄孩子少，要到邻村上学，父母就随意以无人接送为由让我晚一年上学——其时，祖父不过60多岁，而母亲的伟大事业只是当村里的计生主任，年收入500元。

我自幼体弱，根本不是扛重活的料，在求学路上跌跌撞撞，对“农民工”身份的恐惧，逼迫着我努力向前爬。小舅是我一生的“贵人”——苦苦求索的日子里，他一直关心鼓励我，加上小姨每个寒暑假都给我补习功课，他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父母的责任缺失，是我人生最初最温暖的光，他们的背影也曾是我拼命追赶的目标。

外公家的第三代，5个孩子3个考上重点本科，我2005年高考，被一所二本师范院校录取，是同辈里最低学历。2009年3月，我考研失利，被调剂到一所非意向大学，只好转而报考公务员。因为学的专业冷僻，只能填报乡镇不限专业的岗位。省考笔试前夕，我上午匆匆办完教师资格证手续，下午3点多又坐着大巴赶回老家的市里。考点附近几个旅馆早已住满，我着急忙慌地寻找能收留我一晚的地方，所幸城中村一家出租给民工的小院还有两间民房。

当时的公务员考试只考“行测”和“申论”两科，两场考试合计100分。乡镇岗位只要大专以上学历，不限专业，门槛低自然报名人数多，700多人争9个岗位，那年到期的大学生村官还有加分，我感觉希望渺茫。我硬着头皮去考，考完就默默收拾行李离开了。

4月，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查笔试成绩，发现自己考了69分，竟然进了面试，只是排名非常靠后，27人进面，我排倒数第三。我给小舅汇报消息，但没想到他立马给我联系了一家公务员面试培训机构，垫付了5天1080元培训费用——那是我第一次上有偿辅导班。

6月4日，小舅亲自开车送我去市里的考点。一路上，他鼓励我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车到考点，他还叮嘱：“考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考一下村官嘛！”

当天好似沾了小舅的气运，我超常发挥，面试排第二名，总成绩窜至第七名，不出意外，可以坐等上班。晚上，小舅专门为我在饭店摆了一桌，请上我的父母、小姨、舅妈和表弟。他喜不自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此后不久，小舅就被任命为县法院法警队大队长，副科级别，正式登上领导的台阶。8月底，我收到去离家20多公里的乡镇就任的通知。到岗前，小舅特地来家里看我，送了我一台彩屏三星手机，传给我他的“20字箴言”：自律坚守、担当肯干、读懂政策、厚实感恩、情商要高。

彼时，我只能理解表面意思，上班多年后，才参透其中的酸甜苦辣。

4

正式入职后，我和同时报到的另一名新人先被安排到镇党政办公室见习，等待岗位分配。我认真遵守着小舅“自律坚守”的要求，做“最早到办公室的那个人”——“自律坚守”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的无奈之选，无人搭桥问路，那就只能靠表现赢得领导青睐。

当时我就在单位值班室里住下了，每天早起清扫办公室、打好热水，领导同事丢过来的杂活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从未有一刻懈怠。镇领导也许是看中我的刻苦，也许是因为根本没人愿意干，安排我去跟着办公室主任学“写材料”，这一写就是十多年。

写材料磨人，不仅平时要紧盯领导“讲话精神”，吃透中心工作，也要了解各部门情况，但凡出现新做法新说法，就得迭代更新。忙起来点灯熬油，哪怕假期领导视察调研工作暂歇，其他工作暂缓，写材料也不能停——因为领导就在旁边等着审稿呢。

一年多以后，我找小舅诉苦，小舅现身说法：“农村出来的人，想要有出息，难事苦差都要冲在最前头，我是单位第一个到农村任第一书记的、第一个到基层法庭交流任职的、第一个到企业挂职锻炼的，有难题找我，成了历届院长的第一选择，然后领导就真正开始考虑提拔我。”

末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主动担当别人干不了、不愿干的工作，才能显出你的特殊作用。”

我咽下抱怨，继续埋头写，逐渐挑起了镇政府工作报告等材料的大梁，撰写的调研信息多次登上内参，得了县委办公室信息科长的垂青。3年后的初夏，我被借调到县委办公室，半年多后顺利落编，从此告别乡镇。

那几年却是小舅仕途的瓶颈期，他一直没得到提拔。那年12月，我正式上岗后到小舅家吃饭，当晚他灌下不少闷酒，话也比平时多：

“最难读懂的就是政策，今年市委组织部给副科级干部提报设了‘本科生、30周岁’的硬条件，不少70后因为一纸文件被锁定在科员级别，动弹不得。”

“正科提拔的条件还宽松些，但我第一学历只是中专，今年也46岁了，明显拼不过后来的年轻人，看来要在这个岗位上退休了！”

小舅郁悒不已，可没想到峰回路转，一顶官帽从天而降。“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空前，很多高风险岗位从人人抢着干变成了人人畏惧干——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就是这么一个位置。2014年初，县法院一把手从一线退下来后，极力举荐小舅任执行局局长，老领导亲口说：“我在司法系统干了一辈子，提拔的干部也有二十几个，受恩惠的人就更多了，但是人走茶凉，只有小李从来没有忘记恩惠。”小舅人品敦厚、懂得感恩，同等条件下，领导愿意偏看他一眼、多照顾他一些，毕竟人人都有退休的时候。他的“厚实感恩”，又一次得到了现实验证。

知识可以靠后天学，脾气秉性却很难改变。小舅说：“我们的工作更多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通晓人情更容易解决问题。”但外公家的家风呆板，长不出八面玲珑的孩子，小舅只能在经年的工作中努力学着做一个灵活的人，他扩大社交圈子，和各行各业的人交往，在每一次碰壁中学习总结。

在领导眼中，小舅敦厚感恩；在同事眼中，小舅吃亏在前；在朋友眼中，小舅义气仗义；在群众眼中，小舅正直可信——可在我眼中，像小舅那样一个呆板认真的人，行走在人情世故绞成的钢丝绳上，动辄得咎。尽管他笨拙而努力地维持着平衡，但风打着旋儿一阵阵吹，直到他掉下来的那一刻。

5

小舅坐上执行局局长之位后，“朋友”源源不绝围了上来。起初他们装出一副知交莫逆的样子，相互取暖、帮忙，但这群猎食的“豺狼”很快便露出獠牙，后面是更多循着腥味缠绕不去的“蝇虫”。

二舅毕业后去到外地，婚后将主要精力移到了生活的城市，对老家的人和事几乎不上心，大舅则人微力薄，插不上手，所以家族里凡是扯上司法的事儿，都会求到小舅门下。离婚纠纷、打架斗殴、债务问题……没完没了，只要有一个“伺候”不好，他们就会在村里风言风语：“李家老四当了官就忘了本了，瞧不起人了！”

惹不起躲不起，小舅本就爱好交友，那时为了七大姑八大姨，更是来者不拒，由此主动被动认识了诸多体制内的人。其中，和司法局的张建、公安局的安顺关系最铁，甚至自称“三兄弟”。

安顺父母是县酒厂的退休工人，养老金低，多年卧病在床。因为小时家里经济不宽裕，所以安顺“搞钱”的劲头特别足，对当官没啥想法。2003年，他就以弟弟的名义开网吧赚了不少钱，后又揽下不少建筑工程，站上房地产的风口，在三亚、成都、昆明等地“炒房”，日子富裕得很。

张建父亲曾是县公安局局长，在世时把张建塞进了县司法局，前40年，张建的人生顺风顺水，加之家境优渥，酒肉朋友自然不少。他父亲心肌梗塞死在了办公室后，身边趋炎附势的人稍散了些，但狐朋狗友还是不少。

2014年10月，外婆意外摔伤住院，在市立医院置换股骨头。手术前一天，张建和安顺就驱车到医院，开口就是“老娘受苦了”，甚至不等我母亲和小姨动手，就偕同小舅将外婆送进手术室，还接连陪了好几天床，深情厚谊，看起来比大舅、二舅都孝顺。

事后，母亲对我说起他们，满脸羡慕。可在官场上，你收了这“过分的情谊”，要如何回报别人呢？

2015年8月，我通过遴选进到市发改委。正值市里整治清理违规工业产能，忙得脚不沾地，卧不安枕，我便搬到了工作单位附近。回老家的时间少了，与小舅的见面也随之减少，更少有长谈的机会。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一个叫朱涛的人，以张建朋友的身份搭上了小舅。

朱涛也在县司法局工作，是一个“过气”富二代。朱涛父亲当年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经营了一家卖大货车的4S店，江湖草莽的派头，既大胆精明又无知盲干，成得了事也容易闯下大祸。2010年前后，朱涛父亲见高利贷来钱快，抵押了4S店，以高利息向熟人借钱干起地下钱庄，听说是手捏几千万资本，生意很是红火。

朱涛是一个典型的县城纨绔，会吃会玩，找了个大美女当老婆。后来，在小舅组的一个酒局上，我见到了朱涛及其妻子，他言谈举止极其随意、满嘴跑火车，他老婆打扮时髦，酷似明星，让周围的女人相形见绌。总之，两人高人一等的做派让我很不舒服。听小舅妈介绍，朱涛老婆因为学历低，只是县供电公司的合同工。

时间到了2017年8月，一天下午，我随母亲和小舅，陪着外婆到医院体检，返程已是傍晚。路上，我听到有人给小舅打电话：“李局，晚上的饭局你可一定要来啊，我约了几个好兄弟！”

小舅在车上连声说：“好、好，一定到！”然后转身自豪不已地对我说：“这就是朋友多、面子大的好处！你要是有给别人办事的能力了，一样有人请。”

我顿时诧异非常——这还是我认识的小舅吗？印象中，他应该会推掉饭局，跟家人一起吃顿路边小店的家常饭。而且，他怎么会这样不小心谨慎？那时很多小企业主为了争取政策资金，拐弯抹角地找人约我吃饭，我都怕得要命。那些小企业根本不具备承接扶持资金的能力，一旦给出项目资金，他们也不知道能存在几年，后续审计大概率会出大问题——这种鸿门宴，路子野很难把握，即使你什么也没拿，单单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就够处分你了！

笑脸相迎、公事公办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出了事，这些没底线的人很可能反咬一口。

6

小舅的不谨慎很快招来灾祸。

2018年，本地不少企业主因还不起高利贷“跑路”，银行惜贷收缩银根，又引发不小规模的担保连带企业破产，地下信贷链彻底崩盘。朱涛父亲血本无归，最后因非法集资、恶意欠贷被判入狱。朱涛的“美满”生活也随之解体，娇妻是拿钱堆出来的，美容保养、衣服首饰、香车宝马，哪一样也离不开钱。没有钱，就无法再养尊处优，美女万万不能接受，礼义廉耻自然也抛在地上，遂把“媚眼”抛给了一个年近五旬的赵老板。

朱涛哪能忍得下这顶“绿帽子”，两口子穷吵恶斗，直至分居。朱涛妻子这下彻底没了顾虑，公开与赵老板出双入对。朱涛没了“富二代”的身份，但改不了脾气，私下里一直跟踪收集妻子的偷情证据，想给她点“厉害”瞧瞧。

妻子跟情夫的“幽会”地点不是在赵老板的私宅，就是在高档宾馆。朱涛顾忌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不敢私闯民宅，又没能力搞定宾馆老板调监控，渐渐就把主意打到已经升任县法院副院长的小舅身上。他跟张建组了一个酒局，邀上小舅，一瓶好酒下肚，朱涛抱头痛哭，说老婆在外面找了野男人，自己多么多么窝囊。张建煽风点火，怂恿小舅弄一张证明，从宾馆调取监控，给朱涛出气。小舅酒过三巡，义气上头，当场答应，第二天还真的安排了一个临时工陪朱涛去宾馆调取了视频证据。

朱涛拿到证据，转头就威胁妻子回家安分守己，否则曝光视频。但没想到，妻子早就受够了他的窝囊，又认定他惹不起赵老板，不敢造次，反而坚决要求离婚。朱涛还恋着美貌妻子，本不想离婚，结果却弄得骑虎难下，最后只能选择丢老婆、保财产——不久，他就拿着视频先发制人，以“出轨”为由起诉离婚，妻子净身出户后，他还到处扬言是“自己扔了那个破鞋”。

“朱涛老婆出轨赵老板”在县城里一时传得沸沸扬扬。赵老板闹得灰头土脸，也玩腻了朱涛前妻，就借避嫌断了联系。朱涛前妻惹了一身腥，又没捞到鱼吃，掉头就向坏了自己好事的小舅敲竹杠。

几个月间，县纪委就收到了多封实名举报小舅的信件，内容包含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等。当时全国“扫黑除恶”如火如荼，县纪委对小舅家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小舅家除了几十万存款，县城的两套房子甚至房贷都没还完。审计过关，小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但这只是噩梦的开头。其后，朱涛前妻找人向小舅递话“要补偿”，数额不小。小舅哪里拿得出钱，只好找朱涛商量。哪曾想，朱涛立即翻脸：“要没有你掺和，我们还离不了婚，没钱帮你！”混人说胡话，小舅碰了一鼻子灰才知道着了道了，悔不当初。

没钱了事，小舅只能装糊涂躲着，没承想这彻底激怒了朱涛前妻。2019年春节前夕，朱涛前妻领着孩子守在小舅家小区门口，逢人就发印有小舅“罪证”的传单。孤儿寡母，寒风料峭，算是给小舅当头淋了“狗血马尿”。接着，她又带着孩子跑到县纪委、县信访局举报，死赖着不走，要讨个说法。这一通操作下来，把县纪委逼得进退不得，但调查结果确实只能给小舅判个党纪政纪处分。这个结果，朱涛前妻不能接受，就威胁要向上级纪委反映他们“官官相护，渎职犯法”。

正在这进退维谷的微妙时刻，一份敲死小舅的犯罪“铁证”摆上县纪委案头，也彻底把小舅打落深渊谷底。

7

“铁证”来源于小舅的另一个朋友——李雄。

李雄家和外公家算是同村同族，李家有5个儿子，是村里的一霸。2006年，外公家所在的李家村被划入县经济开发区，田地被征用变成了工厂。李雄当时是一家小作坊的老板，见有利可图，就回村竞选村长。李雄家本来就人多势众，又使了贿选、威胁等手段，自然如愿将村长揽下。

成了村长后，李雄耍手段压住村党支部书记，堂而皇之成了村里的“话事人”。他指使几个弟弟领着村民闹事，阻拦工厂施工，又以村长名义找开发区管委会和企业“解决问题”，给自家的“皮包公司”揽到了大量工程，垄断了几家工厂的货物运输生意。没几年，李家兄弟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村里另外几个大家族眼红，也想竞选村长。李雄就纠集小弟给张家放一把火、把王家儿子的腿打折，很快便没有人再敢从李家碗里抢肉吃。再后来，李雄拿大笔资金开道，找了保护伞，就更是没人敢惹了。

小舅虽是李雄同族兄弟，但原本没有什么交集。2014年，大舅因为翻盖房屋与邻居张坤起了矛盾，挑了房顶却迟迟开不了工。在农村，这种邻里纠纷不好处理，法律和道理都讲不通，但村长一句话就能解决。大舅懦弱没有办法，求助小舅。小舅那时虽是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可也完全插不上嘴、使不上力，只能拜托李雄帮忙。李雄应得干脆，事也办得利落，他把大舅和邻居叫到村委会办公室，直接下命令道：“张坤，李高峰（大舅）给你500块钱，你就别再闹了，不然就追究一下你们家多占一块宅基地的事情。”

一句话，老张家就偃旗息鼓。

事成，小舅请李雄兄弟几个吃饭，反而被人抢了单。此后，李雄更是多次邀请小舅吃饭谈心，登门拜访，两人逐渐成了朋友。

但李雄一家公德、私德一塌糊涂：李雄拿着村里的公款吃喝，进出娱乐场所，勾搭上了个小20岁的“三陪”，发妻住在村里，小三住在县城“金屋”；他的几个兄弟拿着村里的集体财产骄奢淫逸、胡作非为，有村民反抗便拳打脚踢，甚至打伤、打残上访的人。这样的一群人，为了利益能把天都捅破，被他们盯上的“朋友”，早晚要被拉下水、脱层皮。

2017年，李雄设套将一名小企业主骗上赌桌，一夜之间将对方坑了个干干净净，连厂房设备都抵押了。事后李雄拿着借条，找小舅商议怎么通过诉讼把厂子抢过来，小舅还竟然真的为李雄安排庭审，执行财产划拨。

那个小企业主倾家荡产，又不敢报复李雄，遂躲去外地务工。2018年，他借着扫黑除恶的势头，实名举报李雄兄弟涉黑犯罪。证据确凿，李雄很快被抓，在看守所里供出了小舅。县纪委取得证据后，于2019年春节将小舅留置并抄家，查封现金、存款40多万元，还有10箱茅台、几幅字画——小舅历任法警队长、执行局长、法院副院长，但确实没钱，儿子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北京买房的首付款他都凑不出来。

8

出事后，小舅妈四处奔走求人，只为小舅能在看守所里过得舒服些。家里账户被查封后，舅舅姨姨们凑了10万元为他请律师打官司。而他的“朋友”在干什么呢——张建、安顺悄悄到拘留所给小舅账上放了1000元，此后再无表示，外婆重病也没来探视。我陪着舅妈求到安顺家，面对我们的低声下气，安顺面上和气，话里却藏着冰冷：“李哥出事后，我着急得不得了，但我确实不认识看守所的人，也帮不上忙。这不，前天纪委还因为李哥的事情找我谈话了，我必须回避一下！”后来，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接了。

2019年6月，小舅的案子正式开庭，我和母亲早早来到邻县法庭。小舅戴着手铐站在被告席上，身材削瘦、面无血色，我强忍泪水、百感交集，又不知道该去怨恨谁。

不久后，判决书下达：小舅被判入狱7年——贪污40万元刑期3年，涉黑渎职刑期4年。我不知道小舅要如何度过这7年牢狱，之后又怎么度过没有退休金的晚年，更不知道他得知那些“朋友”的所作所为后又做何想。

李雄那边，家族照样兴盛，公司依旧红火。去年春节我去大舅家拜年，大舅妈告诉我：“现在，李雄老婆在村里到处骂你小舅，诅咒我们一家人不得好报！”

“小舅是他们害的呀，真不要脸！”我反问，“咱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村里人，受小舅恩惠的人怎么也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

“我们哪里得罪得起老李家人，还想在村里过日子呢！”大舅默然地说。

“又不关人家的事，谁会站出来替我们说话。”大舅妈补充道。

我一时默然，大家好似也都没什么不对。村里那些随时拨来电话、提一箱牛奶登门求帮的亲戚们始终默不做声，其他朋友也纷纷划清界限、作鸟兽散。

这几年，我一再反思小舅的悲剧，试图厘清自己的人生方向。

现在想来，小舅教给我的人生箴言中还少了一条：“谨慎小心”——出身低微的人，即使爬到了一定高度，身下也不过是沙塔，一阵风雨就能拆散根基。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脚下踩着的都是一根钢丝绳，我们颤颤巍巍地向上攀爬，为领导“扛雷”，出了事，一句“管理不严”就能打发掉；身边那些所谓“朋友”，皆是豺狼蝇虫，闻着腥味而来，投其所好不过是想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血肉吃罢了！

粗茶淡饭最养人，平凡普通也是好事，最贵的年份茅台也是致癌物，比不上家里的一碗小米粥。奉劝和小舅一样的人，千万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要在意老家亲戚说什么，也没必要交太多酒肉朋友，对于包工头、黑社会、村干部等群体中没有底线的人，离得越远越好。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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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检察官内传》（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母亲的出疆记

去年9月底到10月初，我的家乡阿勒泰刚历经了短暂一周的疫情管控后，市民们的生活很快恢复如常。当时独自在家的老妈开玩笑跟我说：“阿勒泰就好像一口大锅，只要我们不离开这口锅，就还能在锅子里自由活动，相比你的姨妈舅舅们，已经很幸福了。”她说的，是我家在乌鲁木齐的亲友们，那里从8月10日就开始静默管理了。

不过，母亲的乐观很快被现实“打败”，从10月5日开始，她和我每日话题都是——走不走？怎么走？随后，经历各种政策的反复，路上的波折，最终，母亲于11月21日才终于出疆……

如今再回想这次“出疆记”，的确像梦一般，却又是存在过的梦。

1

去年8月初，我因为要搬家，央求远在北疆阿勒泰的父亲来长沙帮忙。他的航班从月初起被反复取消，改签了几次，才终于在8月18日成功起飞抵长。

现在想来，之后越来越严苛的“出疆管理”，在那时就已经有迹可循——所有离疆人员在出发前需按政策连续做3天核酸，持续阴性后可以去机场。在临行前一晚，老爸又被通知：必须有“双抗”检测才登机。晚上8点，他急匆匆地去医院挂急诊、抽血检测，拿到一纸阴性报告后才安心回家睡觉。

第二天，他终于成功登上阿勒泰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中途顺利转机抵达长沙。而与他同航班飞行的一位朋友唐叔，原本要转机飞去杭州，却因为急着上洗手间，在中转时不小心误走出了中转区域，进入候机楼后成了“进入疫区人员”，不能再返回安全的中转区域，被滞留在乌鲁木齐亲戚家，一直到11月底才离开。后来他同我父亲说，他们抵达的那一天，有很多人被滞留在乌市，凡是没有购买同一家航空公司联程机票的，后段航班几乎都被取消了。

彼时，我母亲仍然留在阿勒泰照顾外婆。外婆育有6个儿女，多年来都是每人负责照料2个月，去年因为疫情原因，舅舅们都在乌鲁木齐居家，不能外出，原本7月底就完成照料任务的母亲，要等9月底和姨妈换班后才能离疆。她特意嘱咐我，预定10月5日之后的航班，她要陪外婆过完90大寿再出发。

没想到这一延后，就是近2个月。

10月4日深夜，全网被乌鲁木齐停航、停运的通知刷屏。

即使这样，我们都还抱有“随时能飞”的希望。毕竟，从阿勒泰飞长沙有三条路线，西安、兰州或乌鲁木齐都可以作为转机城市，很多老百姓寄希望于飞兰州、西安中转出疆，这样就能避开乌鲁木齐这个“全管控”城市。

基于唐叔分享的经验，我只敢给母亲购买同一家航空公司的联程航班，跟过往相比，票价翻了不止一倍。机票预订成功后，母亲每天都在等待出发，可每到出发的前两天，都会接到航空公司“航班取消”的通知。

航班取消通常会给两种选择——退票或者改签。因为仍然抱着随时出发的希望，所以和母亲商量之后，我选择一直改签，不做退票处理。万幸的是，尽管那时的票价每日渐涨，但我购买的航班取消属于“不可抗力”，所以改签并不需要补缴多余的票钱。

就这样，一直“改签”到了10月底。阿勒泰在此期间也经历了几次短暂的静默，但都在5天以内就解除了，没像很多城市一样让人足不出户，只是市区叫停了周边县、乡镇的交通往来。市里的人大都可以自由外出散步、购物，探访亲友，母亲甚至还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婚礼——新郎和新娘被管控在市区几十公里以外的镇子上，不能回市里，酒席取消了几次，两边家长一商量，反正邀请的都是双方父母的亲友，于是决定婚礼照办，两边老人各自招待各自的宾客，等小两口回到城里，再去宴请他们年轻人的朋友们。

一场没有新郎新娘的哈萨克族喜宴倒也热热闹闹地举办起来。大家边用餐边跳起欢快的“黑走马”，给不在现场的新人送上祝福。母亲在视频里跟我感叹：“无论世道如何，老百姓们总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那时，从我妈家窗户往外望去，克兰河河边的风光道上，从10月初就搭起了一顶帐篷，每天清早，会有两人从帐篷里钻出来，他们都穿着看上去非常滑稽而廉价的大红色羽绒服，应该是之前在某个单位打工统一发的。他们用河道里的水洗漱一番，又拿一只锅子接点水后，就钻回帐篷。

母亲问了社区工作人员，才得知里面住着两个农民工，工地停工了，家回不去，帐篷是好心人给的。社区说正在协调，看能不能让他们住到不能营业的KTV或者餐厅里去。

母亲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社区说会定期给他们送一些食物。母亲这才放下心来，同时转头劝我：“你也要省着花钱，你看这几个农民工，他们今年就赚了几千块，还想着留给家里人过个好年，根本舍不得拿钱去住酒店。”

日子能正常过，可改签还是退票，成了一种艰难的选择。在乌鲁木齐居家的朋友建议我不要退票，因为一旦航班恢复，机票必定一票难求。可在改签了十几次后，虽然不用补缴费用，可我也在每日接听航司电话中失去了耐心。

母亲劝我：“不如等完全放开再走，没有必要天天改签，操作起来也麻烦。”

后来，老爸拜托人问了机场内部的工作人员，得到的消息是：“至少要停航到11月底，先退票，飞不了的。”再去搜索各大票务软件，无论飞西安还是兰州的航班，几乎都显示无票、停运。我无奈地退了机票，和母亲一起陷入漫长的等待复航期。

2

11月初，乌鲁木齐每日新增病例仍有五六百人，航班和火车恢复运行的希望破灭了。阿勒泰的天气也在逐渐变冷，一向淡定的母亲开始有些焦躁了。

往年冬天，老两口都会在9月就飞长沙或海南过冬，家里的暖气停暖了十几年，早就不能用了。母亲翻出家中一台老旧的“小太阳”，试了试，还发热，她平日里穿着毛衣、羽绒背心在家，零度以上的天气还能勉强应付。

没过几天，随着首府疫情形势的愈发严峻，阿勒泰也开始加强了筛查管控。据说有人偷偷开车从乌市回到了乡下，造成家属感染，可官方并没有发布权威消息。老百姓们只能配合每日核酸，申领社区通行证后，严格遵守每户一人、每日出门一次的规定。商超虽然开门营业，可客人不能入内购物，只能在门外告诉工作人员需要哪些物品，一切交易都要在露天环境里完成。

很快，这样自由的日子也结束了，距离乌市500公里的阿勒泰，开始和乌市一样启动了历史上最严格的管控：每日核酸不准聚集，以栋为单位，一户做完，另一户再出门，所有人不可以出小区；缺少物资就申请志愿者购买，好在价格还属于正常水平，只是品质就难以保证了。

老妈早就预判到还要居家，家里的粮油米面蔬菜纸巾这些必需品，还能撑半个多月。外面一直有小道消息传到她耳朵里，小区里有人阳了，谁又被拉走了……那段时间，我感受到母亲格外敏感，喉咙有一丁点儿不舒服，就很惧怕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感染，还好第二天又恢复正常，这才安下心来。

我和父亲每日通过视频安慰母亲：“反正不出门，核酸的时候一定亲眼看到大白消毒手部，就肯定是安全的。”

周末，在库尔勒做护士的表妹希希打来电话。她已经连续采集了3个月的核酸，期间不敢回家住，今天终于能换班在酒店休息，这才有空跟我嘱咐几句。

库尔勒的疫情和乌市一样严重，几乎全市的医护人员都跟希希一样几个月回不了家。那些本身阳了的医护，除了重症的，都被调往红码医院继续上班。

希希听闻我妈依旧在阿勒泰，给出了很多实用的专业建议：“只要出门接触任何人都戴好口罩，严格消毒采购物资，储备酒精和基础的止咳、退烧以及缓解症状的中成药，门把手这些容易遗忘的部位也要消毒……”

而我更关心希希这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天生地中海贫血，一劳累就眩晕，这两年一直在调养身体。家里人劝她辞去工作专心备孕，谁知疫情一来就是三年多。初夏的时候，疆内还一片大好，希希刚开始备孕，8月因为疫情突袭，立刻叫停。她每天加班加点地采集核酸，小家的规划，早就抛诸脑后。

希希云淡风轻地说：“我算好的，我们科室4个月的孕妇都还在一线采样。我领导轻度抑郁，吃完药照样上手术台，还有同事发着烧不能接诊，就去仓库做库管。这个形势，医护队伍里除非真的坚持不住，就没人敢休息。”

而彼时，希希的父母还在乌市居家隔离，他们所在的小区从9月初起一直买不到水果，热心的邻居分给了老两口一盒综合维生素片，也快见底了。

3

11月10日，母亲在社区的群里终于等来了好消息。社区开始收集需要离疆人员的信息，据说阿勒泰会增发出疆专列和专机，开往成都、郑州、长沙等地，中途不停。群里的农民工、大学生以及和母亲这样迫切想要和家人团聚的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丝丝曙光。

负责此项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小赵说：“大家先提报，人数多不一定都能走，肯定有人先走，有人后走。”

同一天，母亲发现，窗外的帐篷没了，原来那两个农民工终于被社区安排进了一家不营业的餐馆，不用再风餐露宿了。

即使没有百分之百能走的希望，从11日起，所有在群内参与出疆申请接龙的人都还是开始按要求，居家自我隔离，大白也开始每天上门核酸。社区通知，只有连续7天核酸阴性，才有机会上火车、飞机。于是母亲停止了把下楼做核酸当作“放风”的日常，完全、彻底的足不出户，迎接离疆的那一天。

12日，基本准确的专列、专机信息公布了，从阿勒泰去长沙没有飞机，只有火车。我们全家又再一次凑在手机屏幕前商量——走不走？怎么走？

小赵在录入母亲出疆报备的时候，特意要我们想清楚，出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首先，火车不确定有卧铺，要考虑老人坐三天座位身体是否受得了；第二，列车上毕竟人员多且复杂，也存在感染风险，如果不走，可以等彻底解封，又或者多等一两周，也许有新增直飞长沙的航班也不一定。

而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让母亲更加坚定了出疆的决心。

她远房堂姐的儿子，我一直叫“小程哥”，6月刚满45岁。他之前在IT行业，赚得盆满钵满，可惜在2018年查出脑瘤，做了大手术后一直在持续康复治疗中。2022年初，小程哥的脑部肿瘤复发，说是因为当年有一部分肿瘤在他的脑干上，和周围的血管、神经粘连紧密，没有办法全切除。程家不差钱，很快安排他再次接受了手术，就算免疫力低下，疫情来了以后，人也还是要频繁地往返医院治疗。可惜11月初，小程哥感染了新冠，心肺衰竭，这一次没有熬过去，甚至没有一场正规的告别葬礼。

我想起网上的一句话，“超话里有一个世界，和现实世界既接轨又脱轨”。母亲则在电话里感叹道：“堂姐70出头，好在还有个女儿能继续照顾她。你们说疫情传播这件事怎么能放开不管控呢？毕竟有那么多常年生病的老人、癌症患者，就是脆弱到熬不过一场重感冒的。”

就这样，母亲决定尽快坐火车出疆——她实在对近期全面放开没有任何期待，也怕要一个人在阿勒泰过年。我也劝说她尽早来长沙——前几天夜里，我做了一场噩梦，梦到母亲迎着大雪外出买菜，不小心摔倒，身边连一个能照顾她的人都找不到。

确定出疆后，一切都按照社区要求准备即可。

我为母亲申请了17日出疆的火车，老人不会操作线上的程序，我在长沙远程登录各种APP，下载资料，帮她写好承诺书，完成线上出疆申请，扫描给小赵报备，同步在长沙所居住小区开具居住证明、入湘报备。

母亲则需要按照社区要求，从提交了出疆申请那天起就闭门不出，自觉做好居家隔离。每天下午，会有大白按时上门为她采集核酸，测量体温。除了每日“防疫相关”的动作，母亲也根据心里的“出疆倒计时”，规划冰柜里的食物怎么分配刚好吃到离家那天。家里的角角落落被她清扫得干干净净，除了她卧室的房间，早早都被她铺满了防尘罩。她还会跟一帮也想出疆的老朋友们每日通话，询问是否有最新的“小道消息”。

小赵也会反复跟我确认“出疆计划是否有变化”。为了让他安心，我甚至早早就给社区交了购买火车票的钱，大家都觉得这次“靠谱”，“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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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6日，小赵没接到上级管理部门的通知，不知道明日几点出发，所有人都只能做好“随时走”的准备。母亲把衣服都收进了衣柜，冰箱里剩余的食物打包好准备走之前放在邻居家门口“无接触赠送”，家里家具都用罩子盖好，热水器水箱放空、断电……

晚上10点，小赵打电话给母亲：“晚上有一次‘夜采’，一定不要睡觉，手机记得开机。”凌晨12点过后，社区大白上门采集核酸，母亲和我说：“大概是因为我们要走，捅得特别深。”核酸过后，我按照小赵的指示，熬夜等着，需要等到新疆政府的APP上母亲的二维码有了17号的采集信息后，发送截图给他，才能休息。

凌晨1点半，“已采集”字样终于出来了，可同时，我也接到了小赵的通知：“明天的火车延期到21号发车了，你们还走吗？”

我一边压下心里的失望和烦躁回复“走”，一边打电话安慰母亲：“可能前面的火车走晚了，延期几天就延期吧，忍一忍，21号一下子就到了。”

母亲只好又继续自觉隔离，原本计划给邻居的剩余口粮，刚好够她自己再续上几天。18日起，我们都在抖音上刷到了阿勒泰专列顺利抵达郑州、成都的视频，屏幕里都是被滞留在新疆几个月后终于抵乡后的愉悦和放松。

那几天，我才了解到，小赵家在天津，属于援疆人员，是个才参加社区工作没几年的95后。这段时间，他给家里没人照顾的老头洗过衣服，也劝说过想不开要“跟世界说再见”的大学生未来可期，还帮需要外出就医几小时、可家里没人的妇女带过孩子……小赵向来乐观，总说：“虽然我都快熬秃顶了，但我也相信，熬出头的那天就快到了。”

到了20日晚上，已经熟悉离疆程序的母亲，已经自己学会了截图和线上报备。21日零点过后，等来大白做完核酸的“夜采”，2个小时后，快凌晨3点，我们就成功把带有“已采集”字样的健康码发给了社区。

小赵通知我们，火车暂定于明日发车，不排除有任何变动，离疆人员需要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社区会随时派车来接。

自然，这晚就成了母亲和我的不眠夜。我在线上保持和小赵的沟通，在凌晨3点，终于等到了“明早7点半出发去火车站”的好消息——司机会先来接母亲，然后再去接3位同街道的人，一起出发。而手机另一端的母亲，照例把离家程序仔细做了一遍，断水断电，清理食物，整理好最终的行囊。

清晨6点半，母亲起床给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吃完一块儿烤饼、一只鸡蛋，喝光了她预留在冰箱里的最后一碗奶茶，就提着一只小号行李箱下楼——之前社区嘱咐过，不晓得车上情况，要求大家尽量减少随身携带的行李。

那天早上，刚好迎来了雪都阿勒泰入冬后的第一场暴雪，也是母亲这十几天来第一次走出小区大门。

我的母亲是个做什么事儿都喜欢提前的人。在没有疫情、不用查健康码的时候，她坐飞机也要比正常时间提前半小时出门。为了不错过这趟至关重要的列车，她7点20就等在路边，还给我拍了几张大雪纷飞的照片。街上空无一人，约定的7点半早就到了，母亲不好意思催司机，就继续等着。

到了7点50，母亲跟我说还是没有车子出现。我赶紧拨通了小赵发来的司机电话，对方是个年轻的哈萨克小伙儿，只一个劲儿地说：“夜里大雪把车子堵住了，我找了人在处理，马上就好。”

等到8点半，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让母亲躲进大门边的保安亭取暖，联系小赵和司机，得到的回复还是：“已经联系了交警队，在挖车子周边的雪了，马上就好。”

小赵把今早要一起出发的人拉了群，给大家解释，群里很快炸了锅。有位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和我母亲一样在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孩子的裤子早已被雪打透。还有个大学生，比我们还要焦躁，她说如果错过今天的火车，可能就会错过回学校的最后机会。

距离9点半火车站集合的时间越来越近，大家知道小赵已为了安排大家出疆这件事连续熬了好几夜，不忍责怪他，只能各自给出建议：能否派另一辆车来接？或者请求交警支援？有没有和火车站报备，如果我们晚了一会，能否等待？其他社区有没有已经接送完毕的车子，辛苦来接我们一趟？

小赵只能反复和上级确认，断断续续得到答复：“社区只有这一辆车有通行证可以使用，其他社区的车子也没有空闲，交警那边还在尝试联系……”

10分钟后，电话另一端从来不说脏话的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开始骂起社区：“根本没有备选方案去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我知道，她已经在情绪崩溃的边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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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司机终于把被雪堵住的车子弄了出来，在9点之前顺利接到了母亲，一车人最终急匆匆地赶上了火车站的集合时间。

可火车并没有按照原定时间出发，让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母亲到底能否顺利出疆，会不会又被送回小区？

直到中午12点，终于收到了她的微信：“已发车，目前是坐票，到奎屯换火车。老火车没有地方充电，我先关机了。”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母亲为了到长沙后手机还能有电和我联络，每天只开一次机。我分别在她路过嘉峪关、郑州和武汉时收到她报平安的微信。

母亲出发当天给我拍的列车 （作者供图）

11月23日晚上7点，这趟临时加开的专列，终于从遥远的北疆平安抵达长沙火车站。母亲在1个小时后顺利入住隔离酒店后，才放心用手机开视频，和我聊了一路上的琐事：

在奔赴火车站的路上，母亲收到了司机给他们这一车4人带的“社区礼包”，里面有方便面、火腿肠、苹果、消毒湿巾等等一些物资。她后来上了火车才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到了这个“出疆配给”，就把方便面给了邻座的农民工大叔。大叔看她年龄大，也主动把靠窗户、相对安静也能伸直腿的座位让给了她。

这一趟列车的卧铺车厢和餐车都被改造成了座位，只为尽可能容纳多一些乘客。大部分的乘客是开春时来新疆打工的农民工和生意人，编织袋、行李箱、布包、尿素袋子堆满了行李架还有洗手池、座位下方的空间。每个人的行囊仿佛都装满了为了“回家”二字写下的故事。列车不设置餐车，也不会在任何站停靠时放任乘客下车休息，紧闭的车厢大门，成了防疫之门。

母亲在途中欣喜地发现，最早住在河道边的两位农民工也在这趟列车上，她认出了他们的大红色羽绒服。只是那两个人并不知道，这个眼前的老人，曾经透过一扇窗户默默地关注着他们。

上车后的第一天夜里，母亲手机电量剩余不多，对面的大学生好心地给她用了自己的太阳能充电器，她对母亲说：“咱们这趟车，据说有个政府领导押车的，就是为了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肯定能顺利到站。”后来列车抵达孝感，因为故障原因停留了2小时维修，据说也是这位领导协调后换来的。

经过三天两夜的行程，列车稳稳当当地驶入长沙站的那一刻，车上所有人都止不住欢呼、鼓掌，母亲也终于见到了穿着黑色夹克衫、大家口中的“押车领导”，她想起之前在阿勒泰市的新闻里有他的身影，好像是某位副市长。他眼下乌青一片，可母亲知道，他完成了让第一批从阿勒泰出发奔赴湖南的乘客安全、准时抵达的重任。

大家下火车后，被有序地引渡到等待区域，各个市县的对接人员早就竖立好指示牌，等在各自区域内。终点在长沙的人直接被大巴拉到了隔离酒店办理入住，工作人员早就一对一核实过信息，让几乎三天没睡的大家“先修整，再核酸”，还掐着点放好了热乎乎的盒饭——没有复杂的登记手续和漫长的等待，母亲一直在夸赞：“还是长沙的安排比较合理。”

24日一早，做完核酸的母亲给我晒了酒店丰富的早餐，笑着说：“昨晚终于睡了这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新疆封控以来，母亲学会了自己更新健康码、截图、线上申报这些大多数老人都不会的“技能”，她在电话里同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已经算好的了，不用为温饱发愁，身体也无大碍，还在另一个城市有另一个家……”

她应该和很多人一样，把看到的苦难，转变成了自己继续坚持的动机。从8月到此刻，“乌鲁木齐超话”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就是“哪个城市最宜居”。有人做好了在此次疫情后搬离新疆的准备，有人对着踏上出疆列车的人说着“等我们这儿好了，欢迎再来”，也有人在为要不要离开故乡发展而纠结，他们感叹着：故乡容不下肉体，他乡容不下灵魂。

在母亲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得知了乌市高层火灾的消息。同天，阿勒泰市开雪具用品店的一位亲戚，也在微信告知我们：因为今年无法迎接滑雪的游客，他已经被迫退租、关店。

11月27日，母亲拿到了连续3天核酸阴性的报告，终于成功回家和我们团聚，在后续完成7天居家自我监测后，完全恢复了“自由身”。想起她之前说过多次的那句，“什么时候起回家成了最难的事”，我只觉得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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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各省市逐一全面放开，乌鲁木齐的亲友们也终于在100多天后能出门了。与此同时，密集的核酸采样点、封控期的围挡护栏、场所码、随处可见的立式体温仪……好像一夜之间消失匿迹，少量省市的核酸亭被改造成了“便民驿站”，大部分大白曾经奋战过的“白色小亭子”都被彻底撤销，消失在了大街小巷……

新疆很快迎来的第一波滑雪客，亲戚家的雪具店重新开张，小城里的餐厅、租车行、酒店逐渐爆满，小赵也结束了当社区志愿者的日子。

随后，我们家里几口人先后感染，1月中旬基本痊愈，没有发生我妈此前担心的事儿。

小年夜，我们一家都坐在餐桌前和阿勒泰的亲友们视频，得知90岁的外婆也已经“阳康”，希希重新开启备孕模式……窗外有一簇簇烟花在绚烂绽放，好像在用一声声炸响，扫除旧日的愁云惨雾。

如今，我和母亲走在长沙街头，除了路人们脸上的口罩，好像这3年关于疫情的痕迹都已经慢慢消散。母亲对我说，她常觉得过往3年像大梦一场，有唏嘘，有遗憾，有愤怒，有知足，“更多的还是对珍惜当下的全新理解”。

是啊，大疫三年，有人经历生离死别，有人虚度着时光，有人保持着潇洒肆意，我们带着各种情绪，用“魔幻”二字形容着日常点滴，一次次从失落中重新开始生活，总能比过往的任何一刻都更加坚强、清醒。

这也许就是平凡的我们，翻山越岭，不停地找回自我的意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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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世间有她》（2022），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