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逃离西二旗ERP精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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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和贺然进入江西一家公司的信息部上班。这家公司是国内制造业的标杆，领导也有远见，在90年代中期就引进了一套ERP系统——简单来说，ERP系统就是一套大而全的企业管理软件，它依托互联网将企业的各个部门、流程和系统连接在一起，让企业的管理、协调变得更加高效，还降低了成本。普通人在生活中也能接触到这种系统，比如去超市买东西，店员在电脑上操作后，屏幕上会立即蹦出商品最新的价格、折扣和库存，虽然界面上只有几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支撑，短短几秒钟的操作，信息流已经在门店电脑和企业服务器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保证了数据的统一和实时，也实现了流程的自动化。

这种软件在80年代后期才进入中国，一开始只有几家大企业敢吃螃蟹，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数字化升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ERP行业才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随着业务发展壮大，2002年，我们公司又引进了一套来自德国的ERP系统。该系统被部署在公司机房的服务器里，集中管理着销售、采购、生产、财务、仓储等流程中的数据。它的先进之处在于已经预先将行业最优的业务流程模板建好了，同时又保留了非常大的灵活性。当时乙方派了一批顾问进驻我们公司与我们一起工作。他们会根据我们公司的需求调整大量的参数，进行系统的二次开发，并不断将知识技能传授给我们信息部的员工，保证他们离开后这个系统可以正常运行。

一开始，我对这些顾问充满了好奇，接触下来，发现他们的知识面广博，收入也非常高——实施费用是按顾问人数和服务天数来计算的，当时的行情是单人服务一天至少要4000元。而这套系统实施周期漫长，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软硬件费用加实施费用，总投入接近千万，项目完成后，企业每年还要花不少钱进行维护。因为投入实在太高，一开始国内只有少数大型国企和行业标杆企业愿意采用。

我和贺然很幸运，刚工作不久就得到了ERP公司的专业培训，日常就是和系统打交道，在实践中学习，迅速成长了起来。

2004年，学得了一些本领的贺然跳槽了，他去了北京的一家小型ERP系统实施公司，做专业实施顾问，薪资待遇比过去提高了好几倍。当时ERP实施顾问在市场上十分稀缺，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人才也不多。业内有人统计过，2006年，这个领域的中国籍顾问也就2000人左右，贺然入行的时候，人只会更少。

ERP实施工作比较复杂，这就要求顾问是个多面手。首先得了解基本的企业业务信息和计算机系统知识，既能与业务人员沟通流程，又能将外行提出的需求“翻译”成技术人员能看懂的内容，偶尔缺人的时候，顾问还要能看明白程序代码。这样的工作要求，导致最终能在实施公司应聘成功的人并不多。

2005年，贺然得知公司又要招人，就向老板推荐了我。那时我26岁，当然愿意去北京看更大的世界，赚更多的钱，而那位老板见我也确实有一点经验，为了留住贺然这个高级技术顾问，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这家公司位于北京西二环的一栋写字楼里，老板在15层租了几间房当办公室，公司一共就几十号人。平日里，只有老板、财务和行政待在办公室里面，顾问们是没有工位的——项目总是一个接一个，大家都在各家企业里办公。

3月，我来北京入职，岗位是初级技术顾问，工作职责是帮助甲方实施一套来自德国的知名ERP系统。在贺然的引领下，我开始做人生中的第一个ERP项目。因为是新人，我的工作内容很单纯，每天只要根据业务顾问提供的文档写代码就行了。凭借以前的工作经验，我边学边做，很快就上手了。

入职不久，我就发现项目机会很多，ERP顾问只要能独立干活就很容易实现升职加薪。那时我的月薪是8千元，出差补助每天100多元，打车和住酒店公司也报销，每月的收入基本能到1万出头。在2005年，刚入行能有这个收入，我很满意了。贺然的收入比我高几千元，他也算满意。然而，一些入行多年的业务顾问月薪可以拿到3、4万，甚至更高。

在这一行，实施顾问大致可以分为“业务顾问”和“技术顾问”。在项目中，业务顾问普遍有着更高的智商、情商，更广的知识面和更强的沟通能力，负责与客户沟通业务流程、设计系统功能，而技术顾问主要关注技术的实现，就是听指挥老实干活儿的，即使做到顶级，也很难拿到最高水平的月薪，所以很多技术顾问的职业规划就是有朝一日能转型做业务顾问。

2

2006年，贺然跳槽到一家全球知名的ERP公司，直接升为业务顾问。不久，我也跳去了一家以承接ERP外包业务为主的公司，还是做技术。虽然这家公司也不大，但它给出了比前司高50%的薪水，补助也增加了60%。

这个圈子太小了，刚入职不到1个月，我和贺然几乎同时被派去服务同一家甲方。因为项目体量大，这家大企业找了多家ERP公司合作，我和贺然供职的公司都是其供应商。

一进项目，我就得知客户不允许夫妻双方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或分属有利害关系的部门，“担心容易出现利益输送”。可我俩的简历已分别通过客户的审核，办理了正式进组手续，这时突然退出会影响公司的信誉，于是我俩决定隐瞒关系，埋头做事。我们想着：“反正刚入圈子，知道我们关系的人很少，客户有那么多项目组，能分到一起的几率应该不大。”

谁知世上就有那么巧的事，我俩真的被分到同一个项目组。贺然他们公司是外企，负责把控项目的大方向，偏重业务流程设计和系统架构搭建；我们公司小，只能偏重于技术实现。两家公司看起来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团队得接受贺然的领导——他是他们团队中唯一懂技术的业务顾问，工作内容与我们团队有一点重叠，我们只能跟随他定的技术方案去做事。

那段时间，每天我和贺然先后走进同一个会议室，绕过一张张堆满笔记本电脑和电源线的凌乱桌子，走向各自的工位。他的桌子离我只有2米远，我们24小时都能看见彼此，但要装作不熟的样子，想想都好笑。

过去，这家甲方企业的中国区业务分散在十几个小系统里，协同起来很困难。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将核心业务全都迁移到ERP系统中，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业务讨论、流程梳理工作，相对应的技术评估和程序设计任务很繁重，所以每天会议室里热闹异常，场面与菜市场差不多：Fiona正在与Philip交流To-be流程（目标流程），Jessica又和Ashley为blueprint （计划蓝图）范围吵起来了，而Fiona转头又与客户就开发工作量讨价还价，还有经理正在严厉教育新顾问，一派喧闹。

在前公司，我只是一个低级别的技术顾问，不用关心业务。而在这个项目中我要学习业务模块，参与某些业务流程讨论，评估技术可行性，再也不能只顾着“写代码”了。

可以说，是从这个项目开始，我才在这一行真正上路。

那段时间，大家每天睁眼就来公司，晚上9、10点才能下班，累到连话都懒得说。早晚高峰太讨厌，我们宁可挤地铁，站在西二旗地铁站二层往下看，偌大的站台上竟没有一寸是空的，站满了像我们这样背着电脑包的人。

后来，我和贺然避开高峰时段打车，怕被人看见，特意选了一个稍远的地方上下车。但还是有人看出了异样，流言的传播速度惊人，甲方的一个组长在例会后当着我的面故意和同事说笑：“人家刘顾问可不一样，人家上面有人！”

这种误会不能解释，只能装傻，因为比起被人非议，直接承认带来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项目做得人心情苦闷，好在还有一帮同事可以聊天。中午我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饭后散步，聊各自的经历。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都和我一样来自外地，他们想尽办法或是机缘巧合地进入了这个圈子，有活就干。他们没有英文名，喜欢叫对方“阿宝”、“小王”、“老大”。虽然拿着行业底层的薪水，但在他们看来，自己已经实现了一次跃升。

我和同事小王最聊得来，他是个很乖的大男孩，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因为有慢性鼻炎，说话有些奶声奶气的。他的项目经验没有我多，经常会问我各种问题，我也丝毫不吝惜自己那点经验，每次都像倒豆子般告诉他。

公司还派了一位组长管理我们这十几个人，他整天忙忙碌碌，不仅负责一块开发工作，还要协调各种关系。组长一脸正直，一看就是那种绝不会做出格事的标准好人，虽然他没时间与我们打成一片，但他和其他公司的人关系不错，其中也包括贺然。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小王开始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看我，与我的交流也少了。后来他甚至换了一副面孔，经常对我颐指气使。我与他就某个方案产生了不同意见，他说：“这块工作我是负责人，你就要听我的。”

我们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的销售经理叫张皓。小王与他的关系肉眼可见地在变密切，而张皓看我的眼神总是很复杂，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后来，张皓召集顾问们开会，上来就表扬组长：“他就是你们的榜样，人家刚进项目组就给了我一张其他公司情况汇总表，有每家的团队情况和优势，还有核心人员名字和联系方式。这就叫专业！以后，谁能搞来其他公司的情报，我就给谁升职加薪。”

原来，组长不仅是顾问，还是“一线情报员”。我望向组长，他的表情依然那么正直，我却打了个寒颤。张皓的话对小王显然很有激励作用，他听得频频点头。我这才恍然大悟，张皓可能是听闻我与贺然走得近，怀疑我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卧底，于是让小王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本以为别人最多说我“搏上位”，没成想还上升到两个公司竞争的层面。

供应商有竞争很正常，虽然贺然他们公司实力更雄厚，但我们公司报价更低，还承诺以后人员随叫随到，客户自然更偏向我们。客户那边的经理与张皓称兄道弟，常做些小动作排挤贺然的团队。在项目的关键节点，各团队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但那位经理什么招呼都没打，就突然通知贺然带着他的组员搬到另一片办公区。那片区域离其他团队都不近，这明摆着是故意打乱他的阵脚，贺然生气但没法发作，他收拾东西时一句话都没说，气氛十分紧张。

这个圈子很难避免明争暗斗，根源就在于项目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ERP项目的总投资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碰上十年难遇的超大项目，众多供应商一定会打得头破血流。而客户对此喜闻乐见，他们在其中翻云覆雨，无非是想把成本压下来，让各家顾问多干活，尽量把项目边界再扩一扩。更大胆的客户，还会安插自己的关系户进项目，最高段位的甚至会利用项目进行职场斗争，排除异己。

3

大型ERP项目就是一个名利场，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谁不小心犯错就要承受压力。我和贺然都被折磨得够呛，没办法，贺然只好向他的直属领导说明了我们的关系。虽然这不能减少两个公司之间的火药味，但对于被夹在中间的我们来说，至少能缓解一侧的压力。

贺然的那位女领导表示理解，说只要我们不泄露商业机密，就不会干涉，也不会声张。之后，她私下跟几位大顾问说明了情况，避免后续合作出现不愉快。

而我们公司就没那么人性化了，如果我说出实情，要么是被中途调离项目，要么就是张皓逼我去获取贺然他们公司的“情报”。我舍不得放弃自己长期努力的成果，也不想在简历中留下瑕疵，更不想被人架到更难的境地，反复纠结到失眠，我决定背负恶名继续装傻。

大半年后，这个项目终于完成，我们公司的领导还是辗转知道了这个大乌龙。好玩的是，后面他们还想把我派到这个大客户的公司做二期项目，有了前车之鉴，我先确认和贺然的下个项目没有重合，才确认了进项目的日期。

故地重游，全是熟人，不再左右为难的感觉真好。

那天我正在整理电源线，甲方一个爱八卦的小姑娘凑上来问我：“你说说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贺然的？”

“那可久远了，我们4年前在老家就是同事，来你们公司前已经结婚了。”看她忽闪着惊讶的大眼睛，我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其他人也纷纷惊叹：“你们真能保密啊！”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微笑地看着他们。

他们告诉我，一期项目刚结束时，他们的总监就被迫离职了，新总监接替了他。新总监是一位老员工，在公司深耕多年，他一上台就把下面的几个经理全换了，包括那位爱搞小动作的经理。这次内部斗争挺狠的，据说一位女经理是哭着从总监办公室跑出来的。

后来，我在楼道打电话，碰到了这位新总监，他看了我好几眼，眼神复杂，似乎很在意我躲在楼道里跟谁打电话。我心里一阵后怕，但转念又释然了，反正这次没有把柄，我怕什么呢？

这次进项目我也有了新的目标，希望将来可以转型成为业务顾问。

2005年之后，ERP在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长太快，成熟的顾问供不应求。有的客户把国内外能干活、有档期的顾问弄来了大半，鱼龙混杂下，难免有名不副实的。有些所谓的海外“大拿”顾问，全身名牌，给客户的报价高得离谱，却写不好一份功能说明书。

我明显感觉新项目的管理不如上一期，项目边界不清晰，导致客户总是加需求，但上线日期不能变，因此加班成了常态。系统问题层出不穷，顾问们累成狗，客户公司的员工也不轻松，在开发阶段，系统硬件出现过几次事故，大家一起倒班加班，整个小组几乎住在了办公室里。

自从经历了上个项目，我对组长和小王有了戒心，与他们的交流仅限于工作。客户公司的几个部门里，我最喜欢的是硬件部门的几位工程师，他们专注技术，人很单纯。有两位年轻的工程师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就像搞笑组合，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其中最特别的是小胖，北京人，肉乎乎的，勤奋又谦虚和气。

除了年轻小伙，硬件部门也有“老人”，老常，40多岁，资历很老，是硬件部门的组长，他忙得要命，整天泡在机房，我去工位找人，一般遇不到他。他的五官和声音在我脑海中比较模糊，只记得他个头不高，身材干瘦，脸上好像有不少深深的褶子。思考系统问题时，他总是露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一天早晨，我去找小胖讨论问题，他的同事告诉我，当天凌晨他照例熬夜加班，突然晕倒在机房门口，幸好被同事发现及时送医，据说是心脏出了问题，情况还挺凶险。

这么年轻的小伙竟然会出心脏问题？我懵了，回到工位，好几位顾问也在聊小胖的事，大家都很唏嘘。其实小胖并不是唯一身体出问题的年轻人，贺然公司的一位业务顾问还比我小几岁，因为过度劳累，得了急性心肌炎。

身边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我的心态有点崩——我熬的夜一点也不少，会不会也出现健康问题呢？我和贺然工作都太忙了，在北京买房后，我们连装修都顾不上，只能甩手丢给父母。这一行压力巨大，残酷无情，却给了我经济上的自由和自信心，我只能一边恨它，一边爱它。

再次见小胖是3个月后，系统就要上线了。他至少瘦了30斤，以前常穿的那件灰色外套，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随着他的步子晃晃荡荡。小胖的脸色还有些憔悴，但还是跟大家嘻嘻哈哈的，我跟他打招呼，他照例咧嘴一笑，嘴唇却有些发白。

这次回来，小胖很想参与上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那天之后，我再没看到他。因为身体原因，等待他的只能是转岗或离职。很快，客户的硬件部门就招进了新面孔。

4

几天后，我们组再次熬了一个大夜。到了早晨，我实在熬不住，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时，我感觉自己满脸都是油，贺然的经理看见我，直呼“可怜”。

我那时有点莫名其妙的好强，不太喜欢这种安慰话语：“怎么就可怜了？加班不是正常的吗？”

她说：“你们和那些人不一样。”

我懂她的意思，她说的“那些人”都是项目骨干，其中也包括贺然，他们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加班是有意义的，是会被人看见的，而我这种做开发的普通技术顾问其实没必要这么辛苦，反正也没人看得到。

努力了半天，听到这样的大实话，真让人崩溃。很久没时间好好照镜子了，中饭后我跑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端详，惊讶地发现自己皮肤黑黄，满脸油光，黑眼圈明显，下颌线也消失了，心情一下就跌落到了谷底。

可我没空顾影自怜，项目节奏紧张，很快就进入了试运行阶段。

真实业务数据源源不断被输入系统，我们要监控，以最快速度响应和解决问题。偏偏在这个阶段，系统毫无预兆地宕机了，整个会议室异口同声地响起：“啊！”

还有人叫道：“不是吧，业务口正在录入订单啊！”

机房的人赶紧找最新备份，屋漏偏逢连夜雨，数据备份盘因为未知原因无法恢复到最新时间点，这几天的业务数据全部丢失。而那天负责灾难备份的人，正是老常。一整天，系统都是不可用的，中午吃饭时，坐我对面的是客户公司信息部门的老员工，她感慨道：“老常可是老人了，一向稳妥，从来没有出过错，更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回工位，我们就听说老常上午就被开除了，公司派专人监督他办理手续，一张纸片都不允许他拿走。有人说，公司怀疑他是故意为之。

我不相信，难道真的会有兢兢业业干到40 岁了还当一把“间谍”的人吗？或者说，老常是不是故意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得有人为这次事故背锅，这样其他人就安全了。

终于，这个项目成功上线了，最后坚持下来的人除去能力原因，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身体底子和运气。总之，各家公司闹腾一场，有人欢喜有人愁：张皓被升为总监，贺然也升了级别，我们组长被派驻到另一家企业去做项目经理，小王也在另一个项目中当了组长，他早已褪去了乖巧的气质，拿起了管理者的架势。

我在心中感叹：“男性在职场中成长起来真是快啊。”

项目刚结束，一家世界知名企业就向我抛来橄榄枝，这家公司提供专业的ERP咨询服务，也是该项目的供应商之一。他们的负责人叫Mike，竟然亲自来挖我们这几个小公司的顾问。

Mike给了我近2万的月薪、全年14薪、翻一倍的出差补助、还有其他补贴、休假和大量的内部培训机会。后来当我得知这家大公司刚与客户达成了一项长期的合作协议后，就逐渐理解了他的做法——这个策略很高明，客户接下来会有好几期项目，是继续延续一期项目的模式。与其重新找一批人培训，还不如直接用熟手，能省好多事。招我们所花的人力成本和这个长期项目的收益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而对客户来说，用我们的好处就更明显了：来自大公司，有保障，对系统非常熟悉，报价还比其他顾问低。

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除了被挖了墙脚的张皓，应该没人会反对。但奇怪的是，张皓反而挺高兴，我们的离职手续办理得异常顺利。

5

2008年左右，很多中小型企业都在考虑实施ERP了，而那些很早就实施了这个系统的大企业依然要不断地为业务变更重新投入，这个行业一直缺人。

我刚入职新公司，Mike就丢给我一块难啃的骨头。他要我在这个项目中承担起技术组长的责任，组建新的技术团队。见他如此信任我，我的胸中仿佛燃烧着熊熊火焰，工作起来不知疲倦。

所有技术顾问都需要经过我的面试，首先让我发愁的就是如何处理与前公司的关系——因为前来面试的技术顾问有一大半是老同事，而且张皓还主动向我示好，放低姿态说：“以前没看出你的实力，以后可要你多多关照了。”他一个劲儿地赌咒发誓会好好“感谢”我，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张皓希望我多招他公司的人，很明显，他和Mike是提前沟通过的。再回看，我们这批人成长起来后，总有一天会不满意公司给的薪酬，留是很难留住的。现在Mike欠了他一个人情，他再招一批新人也能降低人力成本，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作为他的“关系”提供些方便——真是一举三得啊。

我只能给了前公司更多机会，一是确实容易挑出合适的人，二是抹不开面子。Mike对我特别放心，大部分决定都让我自己做，这让一直活在“底层”的我心潮澎湃。人在这种状态下干劲是很足的，我凭借上一个项目的经验，解决了不少难题。

有一次熬夜找方案，回到家里还没想出来，贺然帮我看了看，虽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提示了我。凌晨2点，我终于找到一个最靠谱的方法，连夜呼叫系统架构组同事，将代码部署上去。等待部署的时候，贺然叫我快休息，但我根本睡不着，直到确定成功，我才把自己扔进被窝。

第二天上午11点，我揉着惺忪睡眼来上班，在电梯里恰巧遇见Mike和其他几位经理。Mike当着大家的面表扬我：“昨天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你又摘得一枚奖牌。”几位经理也投来赞许的目光，随声附和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了高光。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有了变化，和其他组讨论方案时，面对国外顾问的不合理要求，我也敢大声叫道：“No way！”自己组里几个男顾问偷懒时，我会在旁边和他们一起加班，不做完不让走。当我站立着和人大声“讨价还价”时，隔着两排工位的Mike其实也在听，我好像还看到他露出一丝微笑。

Mike是位非常有管理经验的经理，实际上，整个项目是他在把控，什么时候该开会，会议的输入和输出规范，项目的重要节点，这些都是他的布局，但他能够让人觉得这些并不全是他的功劳，他很擅于在恰当的时候激发人的积极性，并适时给以正向反馈。

那时我就像找到了人生目标，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其余时间都在考虑项目的事情，老妈见我吃饭时食之无味、心神不定的样子，心疼坏了：“唉哟，做这个事情太累了，不要累坏了呀。我是真见识到你们这一行有多累了。”

但人就是很奇怪，当有了成就感后，就会有价值感，就能心甘情愿接受苦累。老妈不知道，不用质疑自己工作的价值，是多么爽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组内有两位做JAVA的顾问，其中一位挺不错，而另一位只是学员——前公司塞进来的——他刚看完一本JAVA书，几乎没有经验。

招这位学员时，我想等他学够1个月再检验，要是还不能独立做事，就放出项目去。1个月后，这小伙子交出来的东西实在看不过眼，我就告诉了张皓。张皓乞求我再给他一些时间，我再次心软。可小伙待到第三个月，仍没做出像样的东西，工作都是另一个顾问做的。

我要求张皓退换，张皓也不跟我打招呼，竟直接让小伙给我送礼——原来这就是他说的“感谢我”，其实就是慷他人之慨，借花献佛。我是最不会打笑脸人的性格，为了不把关系彻底搞僵，我只得留下了那个小伙子。但我心里总是不舒服，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虽说对项目影响不大，但我毕竟浪费了一个名额，而且我一直感到奇怪：“Mike对张皓这些小动作会一无所知吗？他是默许了吗？”

我为自己的心软、没有原则而深深自责，也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短板有了认识。技术知识，我可以努力学习，但在揣测人心、利益交换上，我实在笨拙。

我向贺然诉说烦恼，他笑着安慰我：“这不算什么事。其实招一个闲人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客户肯出钱，况且那个学员很可能是免费送的，没人会在乎多他一个。Mike和张皓都不在乎这一个名额，你更没必要在意。你做第一个项目时不也是半个闲人吗？每个人都是边学边干成长起来的。”

我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可是贺然怎么就能这么快理解这里面的逻辑，而我却要纠结那么久呢？

6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系统成功上线了，我的履历上添加了鲜亮的一笔——以组长身份做成的完整项目。项目一结束，张皓就换了张面孔，开始处处跟我公事公办。他好像不爽，可能是怪我没有积极帮助那个小伙迅速成长起来。

离开项目后，我开始休年假，在2009年初，Mike打来电话，提出了一个请求：“贺然公司拿下了XX公司的单子，你能否找他问问进展情况，特别是几个重要的事项？”

之前，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贺然”这个名字，但他的语气让我察觉到他可能已经关注贺然好久了。我明白他是想通过私人关系打探商业情报，我很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推说得先去问问。

挂了电话，我内心全是斗争，斗着斗着，我就想明白了另一件事——之前，Mike曾想招贺然入职，但他最终去了别的公司。后来Mike又招经验尚浅的我，也许是一种“曲线救国”，用较小成本撬动较大利益的方法。也就是说，我能进这家大公司并非全靠个人实力，对方更在意我是谁的太太。

我把这个猜想告诉贺然，他没有一点惊讶。

如果我抛弃职业道德，答应Mike，说不定会离阶层跃升进一大步。但我根本做不到，还没答应Mike，我的内心就已经在煎熬了。这种事有一次就一定还有下次，如果长期提供重要情报，那我成什么人了？

贺然也很不适应，他有些迟疑地说：“我肯定不能做这种事，你找个理由回复他吧，就说我其实也不了解那么多。”

我点点头，然后自嘲道：“我和你的关系是Mike招我进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如今没法为他所用，估计我的价值已经贬损一半了。”

贺然不知该如何回答，索性什么都没说。

后来，我婉拒了Mike的请求，他表面上倒是没说什么，但我能听出他有些许失望。我不知道是否要找机会解释，可是做这种解释有意义吗？聪明如Mike，肯定已经看出我不是一个能接受游戏规则的人。

这件事之后，我总隐约感到自己以前在空中待久了，如今慢慢落地的时机大概就要到了。

短暂休假后，Mike就让我以业务顾问的身份进到一个外地项目，客户是一家保险公司。

以前我一直给制造业做事，对保险业务一无所知。一开始，我连他们的业务术语都听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好在Mike只是派我来跟着学，主要的工作是一个叫老张的业务顾问在做。

转型的机会来得太突然了，我振作精神，很快投入到新项目中。这是这家保险公司的第二期项目，除了我，其他人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我进组后参加的第一次内部会议，竟然是在项目经理租住的公寓里跟同事们玩三国杀。我也很想破冰，和大家熟络起来，但项目经理从始至终都没拿正眼看过我，我胆怯了。在与其他人都熟悉后，我也一直没能做到跟他顺溜地聊两句。

组里有一位女同事叫Jessica，销售出身，参与了上一期项目。她对系统的了解一般，但我很佩服她对各方应付自如的能力。玩三国杀时，她也很放得开，若是有受伤的男性，Jessica想提示我使用“结姻”技能，就会说：“快和老张睡一觉。”我那时不懂游戏规则，经常反应不过来，而且每次听她这么说，都会有点不好意思。

老张40多岁，以前也没做过保险行业，但凭借他多年业务顾问的实力，要理解保险行业的业务很容易，就像我换一个开发界面一样，虽然外形变了，但内核并没有变化。老张说，在一期项目里，Jessica还是个站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的小姑娘，但她特别擅长增进与客户的关系，“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时，Jessica要代替项目经理召集我们和其他组一起吃饭，她会站在包间外，和对方的项目经理就一些问题据理力争，那种斩钉截铁的气势令人着迷。我钦佩她的魄力，也明白自己永远做不到这样。

后来，我跟着老张参加会议，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会前仔细斟酌，把给客户提问题的清单改来改去，难道客户会介意我们提问时的措辞？我也不理解，大家每天开会讨论来讨论去，车轱辘话都快让我听吐了，却几个月都不能形成任何结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客户做一个决定那么难？

之前我在北京做的那个制造业的项目，老总很有魄力，底下的部门也不敢有太多异议。复杂严密的项目管理让每个人的分工比较明确，我只需要和对方公司的信息部门沟通，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业务部门。但现在，这家保险公司的老总举棋不定，我要与业务部门各种难缠的角色沟通，要去研究各色人物的想法，不断在讨论中试探客户，这完全是我的短板。

老张眯起眼，喝了口浓茶，说道：“你上次提问题时触碰到了对方部门的忌讳，所以那人不高兴了。你得换种说法，从其他角度切入。至于你说客户很难做决定，那就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故事了，要从咱们和他们最初的合作开始说起。说到底，他们老总和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想法，谁都希望这个系统上线后是有利于自己的，谁都不希望将来的系统会增加自己部门的工作量，还堵住了自己的那些‘灵活的路’——这个‘灵活’的意思你懂得吧？所以说啊，拍板哪有那么简单。”

我很无奈，即使有人告诉我那个“漫长的故事”，我也无法拿出能促使客户迅速拍板的方案。人心不像技术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比技术问题难揣摩多了。

Mike的培养方式是放手让我去做，他不会说太多，怕干扰我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也不敢跟他坦白这些困惑，怕他知道真实的我如此幼稚会更加失望。而贺然对这个保险业务完全不了解，也没法给我提供多少帮助，我白天维持着光鲜的表面，夜间内心备受煎熬。

有时会议结束，我觉得自己醍醐灌顶，回家连夜画了几个自以为精巧的流程图。结果第二天就被老张否决了。他说我还没有理解客户的业务，是凭着想象在设计。如此反复几次，我逐渐失去了信心。

半年后，我没留下什么价值就出了项目，那个项目也无疾而终。虽然我不是核心成员，但我总觉得它的失败和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听说，Jessica在第三期项目中担起了业务顾问的角色，最终她和大家一起将项目完成。

从前，我一直以为只要自己肯努力，总能变成一个优秀的业务顾问，但这个项目让我认清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天性。转型失败后，我考虑跟Mike聊一次，但他先主动打电话过来。他没有说项目的事，只聊天，语气一如既往地温和。我惴惴不安，最终还是向他坦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说以后只想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进入新项目。

Mike静静听完，语气还是没变：“你可能是之前的人生太顺了，形成了单纯的性格，把事情和人都想得过于简单。”

我就像被大人发现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咬着嘴唇。

7

不久之后我怀孕了，Mike敏锐察觉到我的担心，把我放到了北京的一个运维项目中“缓冲”。这个项目是中国分公司与印度分公司合作完成的，虽然印度同事有些官僚作风，但总体氛围还算愉快，而且不需要冲锋陷阵，也不用出差，我很感激Mike的照顾。

前期，技术上几乎没有难度，但在后期碰到了瓶颈，这里面既有顾问与客户的沟通问题，也有中国与印度顾问的合作问题。为此，印度分公司派了一位60多岁的大佬来中国解决问题，他还要和项目组的每个人进行单独面谈。

轮到我走进小会议室，印度大佬非常和善地看着我。他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身着白色衬衫，配着一条蓝底金色碎花的领带，显得很干练。他对我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感到舒服吗？”

是啊，我感到舒服吗？我应该在工作中感到舒服吗？工作就必须是痛苦挣扎，耗尽精力的吗？我可以有别的选择吗？我不懒惰，我很上进，但工作一直在消耗我，不论是健康还是精神，这样的工作有意义吗？难道衡量工作好不好的标准只有薪水吗？人的感受就不重要吗？

那时，贺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业务顾问年龄大了以后，难以适应频繁的出差，他一直想去甲方做管理人员。他跳槽后如愿做了高级经理，工资小涨，不需要出差，还能同时兼顾工作与生活。而我却仍处在煎熬和割裂之中——这个工作已经让我非常难受了，但我还不想辞职，我不想放弃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的名头，不想放弃高薪、高福利、好前景和精英圈子。我不甘心，不愿现在就承认自己不算精英。

还有一点，我想对得起Mike知遇之恩。他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以技术顾问的身份进入一个个新项目中，不知不觉，我在这家大公司已经快干5年了。

年龄大了后，技术顾问的优势会减少，因为要学的新东西太多，脑力和体力怎么都拼不过年轻人。而我作为女性，生了孩子之后，那种“追赶不上”的感觉只会更加强烈，我也越来越不适应出差的生活，一直是咬牙坚持。

2013年初，我进了一个河北的项目，公司提供了五星级酒店住宿，但我权衡再三，还是想每天打车回家。如果一切顺利，每天早上6点我从家里出发，晚上接近10点可以回家。虽然和孩子也说不上几句话，但内心的亏欠感少了些。同事们都觉得我十分奇葩，因为这样就不算出差了，也没有补助，损失很大。

河北项目做到一半，Mike突然辞职——他找到了很好的下家，过去后会有非常大的跃升，足以让我们仰视。他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餐会，说有公司的几位大佬也会到场——他想得很周到，想带大家先拜拜山头，认识一下未来的新领导。

在餐会上，我全程都表现得很消极，只和几位熟人交流，无心建立新的关系。我没有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对得起Mike的知遇之恩，但现在他都要离开了，我留下的意义就更小了。

孩子2岁生日那天，晚上9点，我还在河北加班。贺然特意为孩子准点下班回家，他早就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希望我可以早点回去陪孩子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还发来了孩子的视频。小娃娃穿着绿青蛙样式的毛衣，从客厅跑到大卧室，又从大卧室跑到小卧室，嘴里一直叫着“妈妈”。我心里如猫抓一般，真想立刻飞回去。

其实，自从有了孩子之后，贺然不止一次提出让我换个不出差的工作，或干脆回归家庭。他笑着说：“反正我又不是养不起你们。”

但我笑不出来，每次都拒绝。入行时，老板招我是看他的面子，Mike招我也有他的因素，如果我回归家庭，岂不是又成了他的“附属品”？我就是靠着这一点倔强，继续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工作上坚持着。

那天，我以最快速度做完工作，坐上了回家的出租车。真不巧，进京时碰上检查，堵了长长的一路。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在凌晨12点半了，我扔掉电脑包，径直走入孩子的房间，盯着她的小脸看了半天。

夜里，我突然问贺然：“为什么你工作起来很兴奋？难道你不讨厌那些装腔作势、勾心斗角吗？不讨厌那些无止境的加班吗？”

虽然是同行，但我和贺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热爱工作本身，而我更迷恋光鲜行业带来的虚荣。当初我来北京只想赚钱，根本没想过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自己与这个职业的连结是什么。

贺然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刚跳到甲方那会儿我多痛苦。突然从一个快乐的技术大牛变成一个管理几十号人的管理者，整天开会、讨论、扯皮，动不动就要小心别人的算计。我那时整晚整晚睡不着啊，不过我现在已经适应了，而且找到了乐趣所在。我喜欢技术，喜欢ERP，这些就像我血液里的东西。而且拜ERP所赐，我又成了业务方面的专家，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就是我的优势，别人要仰仗我。”

我说我也在很努力地学习各种知识，但我并不像他那么喜欢ERP，我喜欢的只是它能带给我的金钱和荣耀。

贺然说：“其实每份职业都会有你不喜欢的东西，但只要工作本身是你喜欢的，你就能从中汲取到能量，这些可以抵挡那些不适。其实我早想劝你别干这个了，你看你每天那么累，心里那么苦，能得到什么？不做这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难道工作就一定得是每天定时上下班吗？你也可以做自由职业，或者开个小店啊。”

这次，我终于不觉得他是在忽悠我离职做家庭主妇了，他看到了我内心的挣扎和那点没必要的倔强，他理解我，也包容我。

之后，我走进孩子的房间，伸手摸了摸她那肉乎乎的小胖脸。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了，如果工作不能让我感受到一点生活的美好，那它就没有意义。

8

河北项目结束时，几万元的打车费用，公司只报销了很小一部分。我没有找项目经理理论，因为那是很难扯清楚的事情，我只想尽快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孩子和家人的身边，过上正常的生活。

当时公司正好有裁员计划，如果我聪明点，主动找领导申请，以裁员的名义离开可以获得7、8万的赔偿金。同事都以为我一定会要赔偿，看我的眼神都充满钦佩之情，他们觉得我太聪明了，离职的时间点特别正。而且我手里有公司的股票，离职前如果妥善处理，又能获得一笔钱。

但我一心要走，没有心情去折腾这些麻烦事，也不觉得被公司开除是什么光荣的事。我错过了裁员计划，也没有处理股票，那几位同事根本不相信，以为我还有后手，甚至想找我取经。我哭笑不得，只能报之以礼貌的微笑，懒得解释。在这个名利场，人人都只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揣度他人，而我觉得，人生值得在意的绝不应该仅仅是钱。

办完离职手续，甲方乙方我都没去，我打算彻底退出ERP圈子，我自由了。

彻底告别了这个圈子以后，生活的主导权终于落回我自己手里。我能自如安排各项事情，有动有静，丰富多彩，不会每天过得像部机器。

我看到了北京的朝阳和晚霞，我有时间逛各个公园，看一年四季大自然的变化。最先发生的改变是睡眠，每天早晨我不再从乱七八糟的噩梦中醒来，脸色也难得出现了粉粉的红晕。

当然，并不是说离开那个圈子就能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由于规划失误，我错过了考公机会。之后，我又在考研上颇费周折，考了3回才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年龄和经验限制，我没能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之后做的事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说成就那只有一项，就是陪伴了女儿的整个童年，现在我正在抓狂地陪伴她的青春期。

生活中，依然有让我不喜欢的人出现，依然有让我肾上腺素飙升的事情发生，但我内心不会为此过于纠结和怀疑自己，因为我做着喜欢的事，脚踏实地，自洽。这让我能坦然面对这些挫折，一关关地闯过去。

2019年，我已经离职6年了，每年还是会接到几次猎头打来的电话。对方问我要不要去某个ERP项目，我总是礼貌地感谢，然后说自己已经不做这行好多年。

猎头停顿了一下，礼貌地告别，但加了一句：“保持联系！”果然，到了第二年，我还是接到类似的电话——这一行总那么缺人。

一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一男一女，他们穿着职业装，背着电脑包，兴奋地聊着某个ERP项目。这个行业，前景和“钱景”还是那么好，女孩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光，让我感到十分熟悉。我饶有兴致地偷听他们谈话，他们聊到了人工智能，是ERP系统最新的发展方向，未来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地铁到站了，两位年轻人走出了地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着他们逐渐走远，就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道别。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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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团伙幕后大佬，还没脱贫

我的家乡是一座贫困县，却有着堪比一线城市的消费。穷人很多，有钱人也不少。不过，有钱人的钱通常来路不明。在这里，堂而皇之捞“偏门”是不可耻的，会被视作“有本事”，有钱就会受到尊重，唯一可耻的“罪”就是贫穷。表哥生于斯成长于斯，同样秉持着这样的价值观。近些年，我从亲戚间零碎的交谈中了解到表哥发了一笔横财，也许和诈骗相关，但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诈骗，我知之甚少。

2019年，我回家乡过春节，饭后无处消遣，组了桌麻将，表哥坐在“东风”位。我们打的是10元、20元、奖6个码的麻将，因为有特殊牌型计番数，一场麻将4小时，打下来输赢小1万，对我来说当真算得上“豪赌”了，表哥却打得意兴阑珊。一旁的亲戚说，表哥从不打这么小的，只打100元、200元、奖10个码以上、一场输赢超过10万的麻将。我大为惊诧。

后来的一次饭局上，酒醉的人逐渐退出房间，最后就剩下我和表哥。我便问了他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那些被骗的人，被骗了几百万，不会闹出人命吗？”

“怎么闹出人命？”

“肯定要追数吧？就算法治社会文明催收，欠了几百万难免不会寻短见吧？”

表哥对我的担忧嗤之以鼻：“人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再说了，即使真有哪个想不开，那也没啥好同情的。你以为他们原本赚的不是黑心钱？”

见我不断被勾起的好奇心，加上酒精的催化，表哥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他这段隐秘的经历。

1

2016年冬天，表哥的手机店因经营不善而关张。他认为实体店铺已经是夕阳产业，没有太过哀怨，揣着货盘折现以及转让店铺得来的15万，马不停蹄地回到家乡，看看能否觅得新商机。

可惜，商机还没冒头，钱便全输在麻将桌上。最后，还是一位牌友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做1个月司机，给2万元报酬。

那个牌友不是本地人，来这座南方小县城做什么，没人知道，他要表哥去哪里做司机也没说，表哥也不问。当晚，表哥从小旅馆提着旅行袋跟着牌友就走，走到县城国道，看见进高速的路口有辆老款的本田雅阁。牌友径直坐到副驾驶，表哥则坐进驾驶座，回头一看，车后座还有两个人。牌友先是指着后座身穿黑色皮衣、年纪大概40岁的女性说：“荷姐，老板娘。”然后又指荷姐旁边的中年男人说：“耀哥，老板。”最后指了指自己：“阿勇。”

表哥这才想起来，虽然已经在牌桌上鏖战了好几个通宵，却从未问过牌友的姓名。

互相介绍完，车内陷入了沉默。没有人说话，表哥初来乍到，也不好问，他虽坐在驾驶座上，却没有车钥匙，4个人就在车子里大眼瞪小眼，没过多久，耀哥甚至开始打起了呼噜。

就在表哥也有些犯困时，荷姐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放下手机后说“开车吧”，阿勇这才把车钥匙递给表哥。表哥启动汽车，将汽车驶入高速路，而后一路直行。他问目的地在哪，荷姐只叫他先开到省外，到了省外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接下来的打算。

表哥也懒得多嘴多想，直到车子驶出省界时，才后知后觉地想到一个问题——刚才车子停在国道上，原来的司机去哪了？转念他又想，也许是他们3个人中的哪个人开的车，只不过从今天开始换他做司机罢了。

车子持续行驶10个小时，又跨越了一个省，进入福建地界，荷姐终于发话了：“下高速，先去三明。”

当时天刚亮不久，因为那段时间天天通宵打麻将，表哥还算熬得住，把车子稳稳当当地停在了一家宾馆的停车场。荷姐去前台开了两间房，表哥想，应该他和阿勇一间，“老板”、“老板娘”一间房。谁知道抵达楼层后，走在前面的阿勇和耀哥直接进了一间房并且关上了门，荷姐则进了另一间房，房门还是打开的。表哥稍稍犹豫后进了房间，看到是两张床后松了口气。荷姐已经在洗澡，他躺在床上等，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表哥睡醒后，天已经黑了，房间里没人。他走到对面敲敲门，没人回应，就又回到房间，看到电视旁边有个盒饭，打开没动过，就吃了起来。饭是冷的，估计那3个人应该离开顶多4个小时——时间再长，饭粒就干了。表哥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吃完只能干坐着等。

直到半夜，那3个人才回来，表哥看到耀哥和阿勇的脸色都不太好。

荷姐一屁股坐在对床上，劈头盖脸地问：“阿善是吧？姐问你，想不想赚大钱？”

表哥被问得一愣，下意识地回答：“当然想，怎么赚？”

这时耀哥插话：“他最多拿半份，车也占半份。”

阿勇不乐意了：“一辆破车凭什么占半份？每个月已经给你1万补贴了。”

“那你倒是找个破车来，你敢吗？”

表哥听得奇怪，“找辆破车来”和“敢不敢”有什么关系？

荷姐没有理会俩人的争吵，接着对表哥说：“赚的钱，分8份，本来耀哥拿2份，阿勇拿2份，现在他们各拿半份出来给你。你放心，比一个月拿2万只多不少。”

“怎么赚？”表哥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怎么赚不用你管，听安排做事就行。我是东北人，不容易租房，明天你去租个别墅，别墅不好找，至少也要复式豪宅，第一个月租金直接给现金，押金找借口拖欠着。”荷姐从手提包里拿出2万元整，放在床头柜上，说，“天一亮，先去办张假身份证，租房用假身份证。剩下的钱你留着。”

耀哥和阿勇虽然没再说话，脸上神情仍然不忿，看表哥的眼神充满敌意——毕竟，荷姐嘴巴一碰，分走的是他俩的钱，荷姐没有任何损失。荷姐对他们的情绪并没放在心上，只吩咐他们回房间去。等到他俩离开了房间，荷姐才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

买卖怎么做，表哥确实不清楚，但荷姐出手的阔绰，他是看得明明白白，况且，实打实的2万现金就摆在眼前了。也许是白天睡太久了，也许是心情有些激动，表哥躺在床上睁眼到天亮。隔壁的荷姐鼾声如雷，他想着与其听着堪比一个装修工程队的鼾声难以入眠，不如起床出门办事，便起了身。离开前，他在宾馆的柜子里找到只笔，在随手拾起的“找公关小姐”的小卡片上留言：我去租房了，下午5点回来。

来到大街上，表哥专往公厕、网吧、小巷里钻，记下一堆电话，然后找了个吃肉丸的店，一边吃早饭一边打电话。没过太久，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问表哥要了身份证，他对着身份证拍了张照片，传了出去，然后也叫了碗鱼丸汤喝了起来。

鱼丸汤喝完，年轻人放下碗说：“1000。”

表哥将提前数好的10张钞票递了过去。

年轻人从兜里掏出一个洗浴中心的号码手牌，交给表哥，就离开了。

“不会是骗子吧。”表哥心想，办假证有这么快吗？就给个手牌，万一里面啥也没有，到时候找谁去呢？真要是骗子，这1000块钱要怎么跟荷姐交代？

直到打开洗浴中心洗浴间的储物柜时，表哥心里的疑虑才打消——柜子里果然有一张假身份证，除了头像是自己的，其余信息都是假的。

2

表哥就用这张假身份信息租下一栋三层的别墅，凭借干净的外貌和南方口音顺利地将押金拖到次月补交。给出首月租金9000元拿到别墅钥匙后，表哥回到宾馆，耀哥和阿勇不在，荷姐得知租好房，收拾行李便要过去。到了别墅，荷姐让表哥打开后备箱，吩咐他将后备厢里的1箱“文玩”摆件、1箱茅台和XO搬进客厅。

别墅拎包入住，家私家电一应俱全，加上文玩和名酒的布置，增添不少常住的生活气息。没一会儿，耀哥和阿勇也来了，分别从裤兜里掏出几张名片扔到茶桌上。4个人坐在茶桌前，荷姐拿起名片看，表哥瞅了眼，都是些装修队或者建材店的名片。

“约过来喝茶吧。”荷姐放下名片，又吩咐表哥，“车子开到宾馆停车场，最近不要用，这几天出入都打车。”

随后，荷姐又吩咐说：“阿勇明天你带阿善去扫楼。”。

表哥按照吩咐将汽车停到宾馆停车场，再打车回到别墅时，天已经黑了。表哥昨晚没睡，晚上不到8点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阿勇摇醒了他。

简单洗漱过后，表哥跟着阿勇上了一辆出租车。荷姐口中说的“扫楼”究竟是什么意思，要做什么，表哥不知道，也不打算问。他心里已经猜得七七八八——自己大概是进了一个诈骗团伙，对于这种情形，多看少问才是明智之选。

下了车，他们来到一个小区大门。小区看起来是个新小区，粗略看去有十来栋楼，阿勇指着右边，对表哥说：“你从那边开始扫，我从另一边，扫完咱们回到这个大门集合。”表哥还没有开口问怎么扫，阿勇已经从兜里拿出两包中华香烟塞到表哥手里：“见到施工的，就进去派派烟，套近乎，就说老板娘有一套毛坯别墅要装修，你们刚来这里做生意，不熟悉环境，最关键的是，你要聊聊六合彩。”

“六合彩？”

“对，就说老板娘喜欢玩六合彩，玩很大，最近没有玩了，因为没地方下注。”

“聊完呢？”

“聊完你留个电话就走，留我的电话号码，再去下一个施工的楼房重复一遍。”

表哥此刻已经笃定这百分百是个诈骗团伙，但是具体怎么骗？骗谁？对他来说还是雾里看花，毫无头绪。他眼下只好按照吩咐做事，静待事情的发展。

扫完这个小区，他们又打车去了另一个新小区，两个小区扫下来，天也黑了。表哥问接下来干嘛，回别墅去吗？阿勇说，先不回去，荷姐在别墅里接待客人，你找地方玩去吧，去推个油打个麻将，消磨消磨时间，至少凌晨2点再回。

表哥这才明白，难怪前阵子阿勇天天晚上和他打麻将到半夜，看来也是和今天一样的情况。阿勇上了出租车，不知道去哪儿。表哥无事可做，看见不远处有个棋牌室，便钻了进去。

凌晨2点半，表哥回到别墅，阿勇还没回来，耀哥和荷姐都在。荷姐一边抽烟一边将记下来的人名地址分配，耀哥分了3个人名，表哥分了2个人名。

荷姐说：“阿善，明天不用去扫楼了，去摸清楚这2个人什么实力。”

“他们是干嘛的？”表哥问。

“抄码的。”耀哥替荷姐回答——所谓“抄码”，指的是替六合彩“大庄家”接散单的下线，他们接到下注转给大庄家，从中抽取提成，输赢和他们没有关系，提成只和下注金额挂钩。

“怎样才算‘有实力’？”表哥又问。

“吃得下100万，就算‘有实力’。”荷姐轻轻吐出100万的字眼，就像说100块钱那样漫不经心。

此时，表哥已经大致掌握了这种诈骗的脉络——以荷姐为首的这几人，利用别墅豪宅的衬托，伪装成初来乍到的生意人，又用装修工程为“饵”，勾引趋之若鹜的包工头老板推荐“抄码人”——但是要怎么从这些抄码人身上诈骗金钱呢？表哥还不清楚。

第二天中午，表哥去到其中一个名字所在的地址。那是间美容院，里面全是女人，他不好贸然进去，于是在门口徘徊，转了得有2个小时，最终断了继续摸索的想法——这段时间里，他连个下注的人都没看到，美容院的老板娘一直趴在收银台上睡午觉，没有任何“动作”，想来是“没有实力”。

表哥转头去到第二个名字所在的地址，位置很偏僻，是一间铁皮搭起来的小卖部，看门面特别寒碜，但是门口的破沙发上坐着好几个人，人手一份六合彩报纸，正热火朝天地讨论一首诗的谜底，坚信下一期开奖的数字就藏在这首诗中。小卖部的老板也在一旁参与讨论，但给出的实质上的建议并不多，多的是掺杂着粗口的中码消息，每条一夜暴富的消息都像强心剂一般注入这些赌友的身体。

表哥忽然听到，有个说下注了50万，中了500万。

“中500万？这么厉害，中‘特码’了吗？”表哥加入到这群人中间。

“中的‘生肖’。”老板打量着表哥，似乎在猜测眼前这位陌生人的来路。

表哥也观察着老板，从外表来看，这位老板40岁上下，斯斯文文，不像是抄码的，更像是坐办公室的。

“不是本地人吧？”老板递来一根烟。

表哥接过点燃，按照昨晚耀哥教的说法回答：“我是司机，跟老板过来的，老板打算在这边做点生意。”

“你也买码？”

“我偶尔玩玩，50、100的买几个‘特码’，我老板娘玩得大，每期不落。”

“玩多大？”

“100万。”

老板盯着表哥看了好一会儿，笑了：“你可以叫你老板娘来我这里买。”

表哥心中一喜，看来自己运气不错，刚入行就碰着大鱼了。他还没说话，老板又说：“你老板娘下多少，我给你1个点的提成，怎么样？”

表哥答应了下来，如果可以两头赚当然更好。

3

凌晨2点，表哥回到别墅。这一次人齐了，荷姐、耀哥和阿勇都在。先是阿勇给了荷姐几个名字和地址，然后是耀哥——他负责调查的3个名字之中，没有一条大鱼，全是小打小闹，每期赌资不过几万。

表哥信心满满地拿起笔，在本子上圈出小卖部老板的名字说：“这个人有实力，100万吃得下。”

没有得到预料中的肯定，荷姐接过笔，将小卖部老板的名字划掉：“明天把剩下抄码人摸清楚，明晚那期六合彩就要开始买了。”

荷姐交代完就上楼睡觉了。表哥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小卖部老板的名字划掉，他知道不能问。

最终，他们筛选出8个抄码人，都是没有接过大额赌注的小档口。荷姐让耀哥、阿勇、表哥分别去下1000元的“生肖”，一共下了8000元，8个生肖，猜中的概率是2/3。第一期运气不错，奖没有旁落，8家之中，荷姐对7家赔钱，对1家赢钱。赢钱的那家让荷姐去取奖金，荷姐借口忙，让那个人将奖金送到别墅来。表哥想，荷姐这么做，一来是想借别墅豪宅给自己镀金，二来是“透露”住址好换取抄码人的信任。

那个抄码人来到别墅后，表哥认出她就是那家美容院的老板娘。在茶桌坐下后，她便不停地打量别墅内豪华的装潢以及文玩名酒。荷姐当场拿出1万元，连同中“生肖”的1万元奖金，提前下注下一期的20个“特码”，每个特码下注1000元。

到了第二期开奖当天，荷姐继续对上一期未中奖的6家下注1000元“生肖”，这一次是通过电话下注的，其中3家因为收不到现金拒绝，另外3家接单。到了晚上，开奖结果揭开，3个“生肖”和20个“特码”无一押中，23000元打了水漂。不过荷姐倒是无所谓，继续打电话让抄码人来别墅拿钱。

荷姐逐步增大下注的金额，并且让抄码人习惯了通过电话先下注、开奖后再来别墅清账的方式，买到了第六期，荷姐“电话下注”的金额已经达到了30万。这30万的赌注分散下在那4位抄码人的档口，下的都是同样的20个“特码”。

当天早上，荷姐吩咐表哥去宾馆取车，然后将车开到高速路口入口处。赶在开奖结果揭晓前，荷姐、耀哥、阿勇以及那两箱“文玩”、名酒已经坐在车上了。表哥此刻明白了，当初为什么这辆汽车会停在高速入口，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时间越接近开奖，表哥越紧张，其他人倒是神情自然。表哥通过后视镜观察着荷姐，荷姐闭目养神，偶尔掏出手机看一眼。

终于开奖结果揭晓，荷姐说：“回去吧。”

“回哪里？”表哥有些搞不清状况。

“回别墅，中了。”

回去的路上，表哥握住方向盘的掌心满是汗，他这会儿算是弄明白荷姐是怎么赚钱的了——其实一点也不高明，就是空手套白狼，在抄码人那里多多下注，增加中奖概率。车子就停在高速路口，中奖了回头，没中奖跑路。转念一想，表哥又觉得相当高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只有没被人发现的犯罪，套用在这个骗局里，为什么荷姐从北骗到南，至今没出事，还不是因为受害人压根儿就不会选择报警？报警的话，不说抓不抓得到荷姐，警察先把他们抓进去了。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被骗了，也只能选择吃哑巴亏。

“哎哟，恭喜恭喜，荷姐眼光独到，连红3期了啊。”美容院的老板娘估计是提成拿了不少，人也春风满面，提着一袋子的钱，进别墅来先把马屁拍响。

“托你的福。”荷姐拿出一沓1万元钞票，递给美容院老板娘，“一起高兴高兴。”

“这怎么好意思。”美容院老板娘嘴上说着不好意思，手上收钱的动作一点没慢。

“钱啊输赢啊都是小事情，我单纯喜欢玩六合彩，凭的是真本事，赌别的没意思。”荷姐喝了口茶，可能是演富婆太久，入戏了，这话说出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美容院老板娘把最新的六合彩报纸放下，恭维说：“还是你有研究，下一期我得跟着你买了。”

荷姐是真的有研究，平时她就在别墅里钻研六合彩报纸，虽然铁了心做“无本买卖”，但越晚跑路“赚”的钱越多，耀哥和阿勇也研究报纸，3个人经常因为买哪20个“特码”而争论。表哥不相信报纸——如果出报纸的人提前知道号码，那自己下注远比卖报纸赚得多了。

这次“三明之旅”跑出了一条“小长龙”，他们一直下注到第八期才“爆雷”。那期开奖结果刚出来不久，表哥已经驾驶车子在高速路上飞驰了——电话卡拆下来扔在半路上，等到抄码人发现联系不上荷姐时再去到别墅讨钱，已是人走楼空。

算了算账，扣除成本开支、前期垫付的小规模赌资，这趟“三明之旅”一共纯“赚”80多万，按照约定分配，短短不到1个月时间，10万多元已经进入表哥的腰包。表哥粗算，如果每一趟的收益差不多，那一年下来，他跟着荷姐能分到100万以上，远比他做过的任何生意要暴利，并且几乎不存在亏损的风险。

跟了荷姐半年，表哥感到时机成熟了，便说自己胆小，脱离了荷姐团伙——他并非真正胆小，而是不愿意居于人下，回老家之后，他就开始单干了。

4

离开荷姐后，表哥很快也组建了个团队，亲自带了半年，等到成员熟悉了诈骗流程以后，他就回到家乡招募新团队。重复几次操作过后，他有了信得过的心腹，自己干脆坐镇后方。团队使用的车都是向亲戚借来的，每一辆借来的车可分得一份收益。表哥分账算得上公允，因此几乎不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许多支持。

到2019年，表哥手下的诈骗集团已经初具规模，最高峰时拥有10个团伙流窜各地作案，席卷大江南北，敛财数千万，停在高速路入口的车辆来无影去无踪，缥缈得仿佛都市传说。因为团伙中的人也都获利颇多，让表哥在家乡的“地位”随传言水涨船高，很多人挤破头皮想要参与进来，跟随他分一杯羹。

那年春节，在我们打麻将的间隙，小小的麻将房内陆陆续续来了3拨人，都是由1个年轻人带着1个中年妇女的“组合”。年轻人当先介绍自己，是表哥某某长辈的某某晚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然后介绍中年妇女“本分可靠脑袋灵活且胆子大”。

在表哥下属的组织团伙中，核心人物都是由中年妇女扮演的“老板娘”，年轻人则是安插在团伙中的“针”，负责管理钱财以及监视成员，预防他们跳槽单干，表哥作为“老板”，为他们提供汽车和垫付资金开销。这些年轻人想要加入表哥的诈骗集团，投名状就是带来1位“优秀”的“老板娘”，正因如此，表哥才可以无所事事地在麻将桌上消磨时间——毕竟，有数位“老板娘”夜以继日替他赚钱，还有若干年轻人充当免费“星探”，为他挖掘人群中潜在的摇钱树。

那天来的人中，只有1位中年妇女得到了表哥的认可，表哥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把丰田车钥匙，扔给了带她来的那个年轻人。年轻人接过车钥匙，激动不已，一边后退一边不停说：“谢谢善哥，谢谢善哥！”对他而言，得到这把车钥匙，意味着踏上了一条至少年入百万的捷径，在普遍工资只有1000元的县城，100万是曾经的他们不敢想象的数字。

牌局进行半程，表哥的女朋友来到麻将房接替了位置。我知道，表哥要去隔壁麻将房打大的了。表哥女朋友不太年轻，浓妆艳抹，之所以我不称她“表嫂”，是因为真正的表嫂此刻远在数百公里外，独自抚养着8岁的儿子。

表哥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自从他回到家乡，这些年里，夫妻就再没有见过面。有一年春节，表哥回到沿海城市的家中，表嫂提前得到消息，年三十晚宁愿在单位加班也不愿意回家，白天也是错开表哥在家的时间回来吃上几口冷饭。即便如此，他们仍不离婚。表哥每个月给表嫂固定转过去的5000元抚养费，成了他们彼此仅剩的交流。

那次饭局的最后，表哥喝多了。

“前阵子，我手下有个团队去了趟泉州，听说美容院的老板娘失踪了，有人说她跑路了，有人说她死了。你知道，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表哥喝下一杯店家自酿的米酒，接着说，“我根本不在乎那娘们的死活，我只在乎我的团队白跑一趟泉州，耽误事儿又亏钱。”

“有一种人活得最累，好又好得不干净，坏又坏得不彻底，表弟，不要做这种人，这是表哥作为过来人给你的忠告。”

表哥在说完这句话后就倒了，我给他叫了代驾，扶他上车，一路送他回到他在县城租住的小单间。楼道狭窄，灯坏了，木门上的红漆大片脱落斑驳，门把手都是歪的。小单间只有10多平米，除了双层铁架床别无他物，枕头被褥又冷又硬，楼下KTV嘶吼的歌声透过夜雨透过窗，扎在耳膜上。

想来表哥每天睡到晚上，在楼下吃一份10元钱的猪杂汤泡饭，就去麻将馆鏖战到隔天中午，没有豪车，没有名牌服饰，更没有所谓奢靡的物质需求。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通过不法手段攫取巨额财富，又是什么支撑着他的精神世界？

我不知道。

疫情突如其来，表哥的诈骗集团也未能幸免于难——封控让停在高速路入口的车子进退失据，健康码使得捏造的身份无所遁形。

当然，按照表哥的话来说：“任何行业都会衰退，诈骗也不例外。”

在疫情发生前，诈骗的收益已是颓势尽显，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来自于诸如“荷姐”等同行相继落网，一部分来自于许多城市已经被不同的团伙用相同的作案手法诈骗过太多次了。

在2019年11月，表哥手下的一个团伙流窜到某地作案时，被上过当的“庄家”下套抓住了，整个团队的人被关在一个地方轮番折磨，放出来后也不敢报警，只能带伤跑路了。

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既然一开始就吃准了对方不敢报警，那对方同样用非法手段报复时，自己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吞。当然，即使不被抓住，收益的急速下跌也让表哥手底下不断减员，很快，诈骗集团随之崩塌。

原本我以为表哥这些年通过诈骗应该攒下了不少财富，结果却大出所料——这些年，他曾试图将违法所得洗白成合法收入，投资了不少生意，无一例外都亏得干干净净。除此以外，单在麻将桌上，短短几年，他就输了1000来万——说是“输”并不恰当，实际上，全是他撒出去的真金白银换来的欠条。这些欠款，表哥不敢去追讨，因为几乎都是家乡有头有脸的人物。

表哥仍然租住在逼仄空荡的小单间，睡醒仍然到楼下吃一份10元钱的猪杂汤泡饭，浓妆艳抹的女朋友离开了他，棋牌室内不再出现他的身影。他常常去找一位叫涛叔的长辈闲叙饮茶，说着近些日子县城里风头正劲的人物。多半时间是表哥一个人在说，涛叔因中风口齿不灵，在旁边听着。年轻时，表哥跟过涛叔一段日子，那时涛叔掌控着县城最大的黑恶势力，涛叔与他派出所所长父亲的矛盾向来是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涛叔后来金盆洗手，将大半辈子攒下的钱扔进了股市，一样赔得干干净净。

每次离开，表哥都会给涛叔留下200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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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建筑企业的12年

1

2010年5月，我在上海科技委进行项目深基坑专项方案专家评审时，突然接到了项目经理老钟的电话，问我是否有空去跟他的朋友碰碰面。

老钟曾跟我提起过，他的这个朋友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公司的总工程师年岁已高，又患有尿毒症，准备病退，他朋友正在寻找能够接手的总工人选。他得到消息，就推荐我过去看看。

那段时间我正好过得不太顺心——因为公司的“无效加班”变得非常多，员工们似乎都在表演加班给老板看，甚至在春节放假期间也要安排值班。而值班的人无事可做，唯一的任务就是等着集团里同样没有事情可做的值班人员来检查值班情况。本就不多的个人时间被这些乏味、无聊的事情占用，让我萌生了跳槽的念头。

会后，我按地址赶了过去，现场已经有六七个人了，除了老钟，我谁都不认识。但很明显，大家都在围着一个中年男子聊天——他应该就是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了。这人40岁上下，浓密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眼睛不大，但很亮。一身灰色西装搭配白衬衫，身材管理得也还不错，显得挺干练。

这是一次交流，也是一场面试，我坐下跟他们聊了聊，说了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和内容。跟我以往接触的那些做工程的老板们不太一样，这个老板不是暴发户，他谈吐颇有些章法，思路也清晰，还会不时地夹杂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英文词汇。他的父亲——大老板——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当时就坐在老钟旁边的沙发上，我用余光扫过去，感觉他人长得比较黑，面容还有些憔悴。

不久之后，小老板起身约我到隔壁会议室单独交流，大老板拿出了手机，给他们公司负责成都项目的胡经理打电话——建筑施工圈子有时很小，刚才他在旁听，知道我曾在胡经理手下做过事，显然是想从侧面了解一下我的情况。胡经理是我大学毕业后去的第一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没大我几岁，当初一起工作时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事后得知，他自然没少帮我美言。

会议室里，小老板向我介绍了他们公司的基本情况，说公司除了国内施工总承包项目外，在加拿大也有房地产开发项目。聊着聊着，他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家族企业的？”

之前我在两家家族企业工作过，都算是上海地产民营企业里实力比较靠前的了。尽管如此，我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还是负面印象更多，但碍于当天的场合，我没有把话说得很直白：“‘家族式’管理企业的方式，客观地说是有利有弊吧。如果能做到能力与岗位相匹配，那家族人员进入企业是有利于管理层稳定的。”

弊端我没有说，我想，他既然能问出这个问题，那就应该是知道家族企业的弊端在哪里的，毕竟，那些弊端就像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这次碰面后没多久，这个小老板就托人转告我，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公司。他许诺给我的岗位薪酬比我预想的要高一些，还明确了我每周的休息时间。除了这些，他还说可以给我配车，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会送我去读EMBA。

毕业十几年来，我都是在民营企业工作，虽然私人老板的能力有高低之分，但“画饼”功夫普遍都不错，他随口那么一说，我也就是随耳那么一听，并没有当真。

2011年我入职时，大老板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操持公司的日常管理了，虽然他也就60多岁，但一双大手绵软无力，我跟他握手时，感觉像在握一团棉花。每次他回国和家人聚餐时，总要叫我一起去吃饭，他觉得“既然请人家来了，就别让人家觉得他冷冷清清的”。我不太好意思，但也不好推辞。多数情况下，他就坐在那里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吃，自己却很少动筷——因为生病，他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曾经“海量”的他，连一口含酒精的饮品都不能沾了。

后来我跟公司里的老员工们熟悉起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大老板的故事。

据说，大老板的父亲曾是某滨海小城的地下党负责人，他1岁多的时候，父亲潜回来看他，被亲戚告了密，在反抗抓捕的过程中被枪杀于家门口。他的母亲命运多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经历了多次丧偶和改嫁，亲生子女和继子女加起来人数颇多，最终形成了一个极庞大且关系复杂的家族。

建国后，大老板凭借烈士子女的身份得到了民政部门的照顾，从粮食中专毕业后就进入了老家的一个集体企业上班。文革时他做了“造反派”，动荡结束，受了处分，这就意味着正常的升迁通道几乎全部对他关闭了。生性要强的他不甘心一辈子屈居人下，便打算另谋出路。到了80年代，他辞职下海经商，先是在老家找活儿干，后来带着1个司机、1个财务、1个工程预算兼管理人员，4人开着辆二手普桑来到上海创业。起初是挂靠在老家某建筑集团公司下面，承接点建筑安装工程业务，逐渐打开市场后，他就自己注册了公司。恰逢上海某郊区建委下面的一个“三产”建筑公司因“政企分开”的改革原则要出售，他看中这家公司证照、资质齐全，还小有名气，于是四处筹资买了下来，之后便开始承包工程……说起来也稀奇，那个年代起家的建筑老板大多是手艺人出身，大多做过瓦工、木工什么的，大老板却没学过任何一门手艺，却能从事建筑工程管理工作。

后来，一个跟随了大老板30多年的老伙计告诉我，大老板最大本事其实是“弄人”。他脾气火爆，会在凌晨3、4点就到工地，检查一圈后，5点就踢管理人员的宿舍门，叫他们起来开会。这种会通常都是“批斗会”，他几乎从头骂到尾，然后骂骂咧咧地离开。工地管理出现了问题，项目经理得受罚，除了罚款，大老板还要求项目经理去打扫工地上的公共厕所。我跟那批老资历的项目经理喝酒闲谈，经常听他们讲起这段往事，还揶揄对方当年扫了1个多月厕所，而自己管理项目“从头到尾就没去扫过厕所”。

大老板虽然暴躁，但也有容人的肚量，比如前任总工曾是甲方的工程负责人，因为工作的事跟大老板拍桌子、骂娘。但大老板觉得他可用，最终把他笼络住，并拉到了自己的公司。

当然，大老板也不是一味地打压式管理，就在员工几近崩溃的时候，他会找方法圆回来，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他心里有一本账，清楚地知道哪些人对他是“有用的”，不管在施工过程中跟业主方怎样死缠烂打，对那些曾帮助过他的人，他向来投桃报李，出手大方，也因此积攒下了不少人脉。

对那些尽力帮他争取到利益的员工，他在薪资待遇上也从不吝啬。确实，跟着他干，许多人一年到头神经都紧绷着，但到了年底，拿着高出同行一大截的工资还有额外的红包，所以来年还会选择继续跟他干下去。

可能是因为“严师出高徒”，跟着大老板创业的那批项目经理，除了赚到实惠，也学到了经验。后来他们陆续独立出去做包工头，都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原来给大老板开车的“驾驶班”，也陆续走出去几个司机做起了工程。

在这种高压的管理模式之下，公司的工程交付结果是比较理想的。在90年代，公司就拿到了中国建筑最高奖“鲁班奖”，在上海的所有工程都拿到过“白玉兰”奖，江苏的工程则都拿到“扬子杯”。同行们对大老板评价不一，个人性格方面好像没谁说好，但公司做的活儿没谁说差。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建筑业迎来了十几年的蓬勃发展期，大老板的公司也发展得比较顺遂，到了2008年前后，大老板举家移民加拿大。据说他在加拿大的住处对面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开发的一个地产项目，他受此启发，也在加拿大开始做起了房产开发项目，目标客户是移居过去的中国人。

很难想象，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他，是怎么在那边从零开始的。

2

随着第一个项目在国外获得成功，大老板的身体也垮掉了，去医院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不管是否愿意，他都得“交棒”给儿子了。小老板的学习能力不错，尤其是在国内外两边跑的这段经历让他的视野变得开阔，相比父亲，他的交际能力更强，也更自信。

2012年，小老板不甘心在国内只做施工总承包这类的下游业务，开始尝试自己做房地产开发，他落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山东某地的海景房。我对此很不理解——当时我家的信箱里经常会被人插上“乳山海景房”之类的楼盘销售广告，上面写着“中国人均海岸线长度只有1.3厘米”。我感觉这是一个明显饱和的市场，现在进入，能有多少机会呢？

果然，这个项目开盘后去化寥寥，最终变成了耸立在“黄金海岸”边的又一座钢筋水泥墓碑。领导层决策失误，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回想小老板主持项目决策会议时，往往是先把自己的想法滔滔不绝地和盘托出——这就相当于“定了调”，后面参会者就很难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算有人真的说出了不同想法，如果与小老板的思路不一致，他马上就会表现得很不高兴。

把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这对一个家族企业的掌舵人来说是个大忌。

小老板不是“创一代”，没经历过什么风雨，他父亲还在世时，遇到重大事项，他还有个可以商量的人。可随着父亲病逝，掌管公司财政大权的母亲年事已高，他的言行就越来越缺少约束。尤其在他读完两个EMBA课程后，务虚不务实的做派就越发凸显。渐渐地，他身边附和他的人变多了，他在自己打造的“信息茧房”里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家族企业的弊端很多，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公私界限模糊，员工会把老板“惯坏”。有些同事的做法就挺让人费解，比如一些正常的差旅费用不去报销，因为“感觉没必要”。老板出国期间，有的同事会每周上门去给老板的住所打扫卫生，美其名曰“是在感恩”。还有些事情，都无法放到台面上来说。在我看来，这不像是员工，更像“家奴”。

反之，有时家族企业的老板也会把员工“惯坏”。有的同事每月拿着公司的油贴补助，一旦有个大事小情，还去拿公司的公车私用。有人在无锡的项目上工作，不住公司提供的公寓，而是每天乘高铁在无锡和上海之间通勤。小老板不在国内的时候，有些人甚至都难得在公司露面，他们在外面是否有一片“自留地”都很难说清。就算是老板的自家人，亲戚，也一样如此。他们一边负责工程的安全工作，一边又暗箱操作，承包工地上的塔吊、人货电梯等租借业务……

这些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好像除了小老板，公司里的人都知道。

开局不利，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小老板继续深耕山东本地市场的决心。

2013年，他在山东某海滨城市的新城区拿地，想进行住宅小区开发建设。仿佛是为了一雪前耻，这个项目的建设标准不低，规划设计请的还是国际某知名建筑事务所，为了完成项目里的一个高标准的篮球场设计，公司甚至专门带着当地行政主管部门人员去美国看NBA比赛。

我驱车前往新城区查看项目，一路看到了许多烂尾楼，都是那两年“地产热”留下的产物。本地人消费能力有限，对各项配套设施远未成熟的新城区缺乏兴趣，作为一个季节性旅游特征非常明显的海滨城市，也鲜有游客会在此置业。公司委派负责该项目的同事见到我，说自己长期驻守此地，就在我们的项目附近租了一套房生活，结果8月份旅游旺季一过，他就成了那个小区里唯一的住户了。一到晚上，小区里的几十栋楼，漆黑一片，真的恐怖。后来他主动找门卫大爷聊天，搞好关系，为的就是让大爷记得这个小区里还有一个人。“否则，我万一出点儿啥意外，死在那里都没人知道！”

就是这样一个供远大于求的市场，小老板还是义无反顾地扎了进去。

几年下来，大老板管理公司时的那种狠抓质量、进度和高压氛围消失殆尽。项目管理松松垮垮，工程利润也就越来越低。

小老板不得不开始转嫁成本——就是采用不合理的压价、克扣、拖欠材料款、劳务报酬等方式，将成本压力转嫁给下游的材料供应商或劳务分包队伍。结果就是公司的商誉越来越差，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规范商家越来越少，剩下的一些分包商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就以次充好，不诚信经营。项目后期事故不断，又对工程质量造成“反噬”，从而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小老板常常不在国内，每次回国也都是行色匆匆，待上个把月就返回加拿大。我并不觉得那边有比国内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解决，可能他更享受那边舒缓的工作节奏，更为契约化的工作方式，也可能就是单纯地想要逃避什么——原来大老板建立的人脉圈子，他或疏远或背离，甚至因为没有投桃报李的利益输送，最终闹得不欢而散。他说自己“不想跪着挣钱”，但没有了这些人脉支持，公司的新业务后继乏力，施工总承包的业务也日渐萎缩，现金流开始出现了间歇性的断流状态。

2013年5月，某项目三期开工时，我们公司已经拿不出项目前期施工需要“垫资”的钱了。小老板先是决定放弃这个项目地下工程部分，忍痛割爱让给另一个标段的总包去做——这是该项目利润最高的分部工程，前期“垫资”额度也更大。

但即便我们公司只做地上部分，小老板还是拿不出那笔“垫资”的费用，无奈之下，他召集项目部及公司各个部门负责人商议，最终决定采用“项目集资”的方式进行筹款，员工可以自愿参股，未来按照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这个模式跟当时房地产公司推行的“项目合伙人”模式颇为类似，因为员工的收益与项目的利润挂钩，大家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都大有改进。但这个模式有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公司老板要讲诚信，当项目盈利后，该拿出的钱绝不能含糊，打折扣，否则就会失去人心。

小老板恰好就犯了这个错误，事后，他不仅没有及时兑现承诺，甚至还有意做低项目利润。而参与这个项目集资的人，许多都是他的亲属或是在公司干了多年的骨干，这对公司凝聚力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3

运营得举步维艰的公司，在2016年却迎来了一个转机。

经小老板的朋友介绍，公司争取到了一个与一家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合作的机会。房地产在这家外资企业的主业面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早年他们在无锡拿了一个地块，没有开发，这些年随着地块所在区域的规划调整，开发建设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这个项目的开发体量对于那几年突然冒出来的“地产新贵”们或许不值得一提，但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已经是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对方是真的不差钱、不计较，他们在国内寻找合作方，打算合资组建项目公司，给出 30% 股份，让合作方来操盘——也就是说，总共近40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要分几期开发、销售，价格确定，建设标准……都由小股东来确定。当然，这些也要提前通报大股东。

前期，小老板与对方老板接洽，我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没有直接参与，不太清楚详情。总之，小老板在商谈的过程中发挥正常，最后成功地傍上了大款。同事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背后啧啧称奇：“他们怎么会看上我们这种经营状态已经岌岌可危的公司？”

合作后，我在一些场合接触过那家外资企业的老板。他已经70多岁，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在年会上的讲话让人不知所云，是活在自己的一套逻辑中的那种人。至于他是如何认可我们老板、并对我们公司产生信任的，不得而知，只能说“奇葩遇奇葩，总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不过他选择与我们公司合作，有一点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是施工企业出身，可以在工程打造这个环节全力配合项目进度节点。所以后面的工程进展总体顺遂，双方都比较满意。

这个项目获益颇丰，出乎合作双方的意料。记得最初做销售策划时，因为项目周边几乎没有任何生活配套设施，而且马路对面就是家电工厂，我们都非常担心首次开盘的销售情况。当时小老板在工作例会上发动员工们购买，还给出了6800-7500元/平方米的内部优惠价格，可我们还是犹犹豫豫的。他就有些发急：“赶紧买啊，肯定赚！”

这话有些耳熟，山东那个已经陷入“死盘”状态的项目，起初他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在2016年，全国房地产在政策催动下又迎来一波大涨，长三角的南京和苏州房价急速飙升，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严厉的限售、限购政策。跟南京和苏州相比，无锡本就是价格洼地，所以并没有很严格的楼市调控政策，于是一大批投资客便来到无锡寻找机会。

在投资和自住两类购房者的加持下，这个项目在推广阶段的蓄客情况就远好于预期，首次开盘的价格直接定在了10500元/平米，还是开盘即售罄，供不应求。我们作为内部人员，在开盘价的基础上最高只能拿到9.3折的优惠，最初拟定的“6800-7500元/平方米”的优惠价格，小老板只字不提了。等二、三期项目建好后，价格最高涨到了1.4-1.5万元/平方米，不过现在二手房价格又回落到了1万，且有价无市。

小老板投入不大，却赚得盆满钵满，一扫过去几年的阴霾。不可否认，跟我们公司传统的施工总承包业务相比，这样的地产开发项目赚得的利润确实可以以一当十。如今复盘，公司之所以能在这个项目上大赚特赚，除了实实在在吃到了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原因是那家外资企业在这个项目上派驻的工作人员是失职的。我们是小股东操盘，却在左右着项目走向，合作方似乎只有一个财务总监在质疑我们的一些财务行为。但无奈，他身边都是些“胳膊肘向外拐”的猪队友，他本人性格又有些执拗，最后倒让他变得两边不是人。

这种好运气是很难复制的，小老板却不这样认为，他的心态似乎有些膨胀了，觉得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大获成功，是因为他天才的投资眼光和精准操盘的结果。

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那年年底，小老板高调地回到老家，在那个滨海小城办了一次年终总结大会，还把许多已经离开公司的老员工也请了回来，让他们一起见证这个高光时刻。这些老员工绝大多数都是跟着大老板一起打拼过的，小老板似乎是想用声势浩大的排场向他们证明，自己子承父业，完全可以挑起这副重担，并且也已经带领公司“转型成功”了。

年会那天，小老板站在台上讲话，开头一段显然是精心准备过的，之后他又恢复到了平日那种“意识流”的讲话风格。我坐在台下，感觉他说了很多，又好像啥也没说，只记得他信心满满，野心勃勃的样子。

到了表演节目的环节，他罕见地硬要拉上我们材料部的经理，也是他的大学同学，合唱了一首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

4

口袋里有了闲钱后，小老板想继续转型，在新的产业方向布局。

小老板的第一站选在了日本。2018年，他带着公司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去日本京都开年会，顺带一起去看京都和大阪的两个地块。

那次出差，小老板选的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住宿和餐饮。在京都的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专门烧制河豚的店。这家店已经开了80多年，店主却认为这不值一提，因为在京都，百年老店比比皆是，河豚店传到他手里仅是第三代而已。

聊天中得知，店主是从京都大学毕业的，原本在一家企业做管理人员，但随着他父亲年岁已高，他作为长子就按照当地“子承父业”的传统，辞职，并接手了这家店。这家店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经营状况也不错，但规模所限，远谈不上发大财。但店家或许就是有那么一个执念，要把这样一份家业代代传下去。

每次出行的时候，小老板几乎都走在我们这一行人的最前面，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甚至有一次直接带我们上错了新干线。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很疲惫，他还意犹未尽，又拉着我们继续吃夜宵、喝酒，畅谈对未来的设想——他打算在京都和大阪投资民宿项目，赌的是2020年在东京召开的奥运会带来的游客潮，抓一波旅游红利。

日本作为国内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每年从香港、台湾和上海赴日的游客已经占到日本游客的一半还多。这个市场不小，想想确实可以有一番作为。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2019年末，疫情爆发了，东京奥运会也推迟一年举行。到了2021年奥运会举办时，日本仍处在疫情之中，不要说游客了，街上连行人都寥寥，日本民宿项目算是凉了。

因为资金压力大，最后小老板不得不把京都的另外一个优质地块转手，虽然他万般不舍，但也无计可施。

从2019开始，小老板决定彻底拓展各种新业务领域，于是公司传统的施工总承包业务停滞了，国内也没有新项目开工。可以说，建筑施工总承包这个让他父亲起家的老本行，基本被他放弃了。

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在加拿大大片地收购葡萄园和造酒庄，在国内的山东蓬莱和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承包了种植土地，打算在国内也打造红葡萄酒酒庄。这些酒庄的硬件建设标准都很高，使得大量的资金沉淀其中，而红酒是需要长期投资的业务，现金流回就显得遥遥无期了。

我不知道小老板为何会选择做葡萄酒生意，直到有一次，他跟我说起了他的一儿一女。他的女儿从美国某藤校毕业，已经留在美国做建筑师了，他的儿子还在加拿大读大学。

他说：“我从我老爸那里继承了建筑公司，算是接班。但现在看来，我的女儿、儿子都不可能来接手我的房地产、建筑工程业务了。我原本还希望女儿来做，但她明确拒绝了，说只想做个‘快乐的建筑师’。至于儿子，在国外出生长大，完全不能适应国内房地产、建筑这套玩法。”

我揣测，小老板另辟各种新业务，或许是想给子女留下各种备用的领域。

虽然亏钱、失败，但他的尝试远远没有停止。他还做过服装品牌代理业务，把加拿大的某运动系服装引入国内，由他的一位“红颜知己”负责运营。起点也颇高，一开始就将专卖店设在上海南京路大丸百货和苏州诚品书店这样的地方，以保证其“调性”。但几年下来，服装业务似乎还在，门店则逐年萎缩，以至于现在还有哪几个门店开张，我都无法确定。

5

2021年春节之后，小老板的老家有个颇具规模的建筑集团公司发文，让各个分公司建言献策，共同探寻建筑业未来的出路，并着重讨论了“建二代”问题。

一直以来，建筑业都是那个滨海小城的支柱产业，规模超万亿，但“企业家人才”却是严重缺乏。有人粗略统计过，在那里，30至40岁的建筑企业负责人占比仅为5%，30岁以下基本空白。过去一直是用工荒，一线作业的工人不够用，现在建筑行业连年轻的老板都不够用了。

当然，现在这家建筑集团公司也不用再考虑后继无人的问题了——2022年12月底，他们因为1.63亿票据逾期引发的连锁债务反应，一个年产值800亿左右规模的建企航母就这样轰然沉没了。如果说这家建筑集团公司是建筑业民企浮沉的一个样本，那我们公司可能只是这个样本上的一个小切片。

我在公司任职12年，见证了这个建筑家族企业的浮浮沉沉，也见证了大、小老板两代人之间完成了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家族传承。或许，创业者真的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因为他们不但把子女看作继承者，还把他们视为自己所创事业的一部分。

大老板在世时曾自豪地表示，他与儿子之间的交接是平顺的，在滨海小城的建筑圈子里是成功的。

近几年，房地产行业暴雷不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也常常发生，一批建筑施工企业因为无法拿到工程款被拖下水，陷入了债务泥潭。而我们公司因为这几年没有新开工项目，算是躲过此劫，小老板认为这是自己的“躺平”策略获得的成功，少输当赢嘛。

可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国内的各项业务奄奄一息，加拿大开发项目也开始遇到资金困难。加拿大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整体利润并不高，无法跟国内房地产业相比。那边资金使用都是专款专用账户，在严格的监管之下，就没有多少可以“加杠杆”的空间。

雪上加霜的是，近几年美国为了抑制国内的高通胀数次加息，加拿大加息步调也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影响很大，因为加拿大的项目也是靠贷款维系资金周转的，原本尚属低息的贷款现在已然翻倍，大大提高了公司的资金使用成本。

为了保证这些项目的持续运行，小老板开始动用国内公司的流动资金为加拿大那边“输血”。但考虑到中加两国的汇率，总感觉力所不逮。小老板又动了不少脑筋控制那边的采购成本，比如从2022年开始，原本都是在加拿大本地采购的木叠合梁、铝合金门窗等工程材料，开始尝试在国内采购再出口。2023年春节后，甚至开始在国内招聘一线工人进行“劳务输出”。

但从我半年多接触下来的情况看，这样做难度很大。除了加拿大政府在诸多方面做了很高的贸易壁垒外，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也难以操作。小老板把国内公司的流动资金输送殆尽后，开始变卖资产，他名下的办公楼、住宅、厂房、设备基地、钢管木方料甚至车辆都在变现的范围之内。最近的三四年，这些变卖家底的钱已经是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了。

小老板看衰国内的经济发展前景，这个转变，在他读完两个EMBA课程后尤甚。有时跟他出差，他会翻出一些国内学者、公知、官员移民后在那边讲国内政经的视频给我看，要我看到某些“真相”。

我的眼界有限，确实无法理解为何上海的房子就不如加拿大的葡萄园更有保值、升值空间。

2023年3月的一天，我刚到公司，就接到远在加拿大的小老板的微信语音通话。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小老板竟然开口向我借钱！

他电话里解释说，公司有一笔“转贷”的钱马上到期，原计划本月到账的几笔款项都落了空，所以找大家凑一下“过桥儿”的钱，就是短期周转一下。他承诺给18%的年息，只借3个月，即一个季度后就连本带息返还。

我没有马上答应，让我犹豫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笔钱小老板不太可能按时归还——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十几年，没参与过公司的那几个集体筹资的项目，但知道公司至今还没有完全退还员工参股的本金并兑现利润分红，时间最长的一个，已经快10年了；二是公司已经出现了拖欠工资的情况——疫情这几年，公司没有承接新项目，财务上的进账项越来越少，资金链也越绷越紧，雪上加霜的是，我们自己投资开发的两个红酒酒庄项目还在施工建设中，这类项目不但回报周期长，未来收益情况也很不乐观，直到现在，公司还有一部分2022年的工资及奖金没有发放。

我没想着靠利息赚钱，更不想乘人之危，但碍于已经在这家公司供职多年，平常也确实得到公司上下的一些照顾，看到小老板遇到燃眉之急，不尽一份力会有些不安，于是我打电话跟爱人商量后，借给了公司35万。

目前，公司支付了两个季度的利息给我，但本金什么时候归还，没有任何明确信息。

都说“与老板共情是愚蠢的”，但我真的认为小老板承诺的利息偏高，无异于借了一笔高利贷。他选择这种近似“饮鸩止渴”的资金拆借方法，也颇让我唏嘘——原本经营得还算比较稳健的一家建筑施工家族企业，为何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境地呢？

但回看他从2016年至今的一系列操作，我只能感叹：靠运气挣的钱，最终都靠实力赔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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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2024），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一个“神探辅警”的堕落

1

2015年盛夏的一个上午，我在城南刑警一中队见到了冯三石。他是新考进来的文职辅警，20岁出头，面相很老，身高足有1米9，却瘦得厉害，是个标准“细狗”体型。

中队指导员笑眯眯地向办公室中的战友介绍：“同志们，这是冯三石，警校毕业的，科班出身，以后就在咱队当文职了。大头，小冯跟咱们探组，接大刘的岗，你带着他。”

我嘴损，说话忘了过脑子，张口便评价：“嘿，哥们长得像‘灵缇’（原产于欧洲一种体型纤细的优秀猎犬），看着真喜庆。”

办公室里瞬间发出哄笑，冯三石却并没生气，而是凑到我身边，呲出两排洁白反光的大牙，性格大大咧咧：“大头哥，有啥我干的活儿没？”

中队的战友都在外边跟进一起贩毒案，单位里只剩几个民警等待消息。我想了想，回道：“眼里有活儿，不错，不过暂时没啥事，今儿咱值班，你先歇着吧，等有了警情，够你忙的。”

冯三石很上道儿，立刻从小挎包里摸出烟盒来散，档次还不低，是20多块钱的玉溪。邻桌的王强默默接过香烟点燃，深吸一口，面无表情。

已经离开的指导员不放心，又转身回来，跟我把话挑明了，特地嘱咐道：“小冯是局领导点名要过来的，都别欺负新人。大头，你多教教他。”

城南刑警一中队确实有“欺负新人”的传统，毕竟是全市公安系统知名的“破案示范队”和“大要案攻坚队”，曾获嘉奖无数，因此单位里的风气很奇怪，并不像司法行政机关，而是类似于军队，整个一中队驻地小四合院里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爆发出的力量和竞争，只有能拿出真本事的人，才能融入到这个光荣的小集体。

每年中队都有政法编制的公务员和合同工辅警分配进来，在没拿出真本事前，都只能做打扫卫生和扫描案卷这种边缘的活儿——这其实也算不上欺负。

此刻冯三石已经感受到老刑警眼里透来的“敌意”，略显尴尬，指上掐着烟，1米9的大个儿竖在办公室地板上，像个犯错的孩子，说话都有些结巴：“呃……大头哥，我听警校师兄说，他们派出所活儿很多，忙得厉害，咱们刑警队这咋这么闲？”

“闭上你的乌鸦嘴！”隔壁桌的王强开始摆谱，“没有警情还不好？你觉得闲？你这是啥都不会干，你要实在闲的不行，滚去搞内务卫生！”

冯三石赶忙转身去找抹布和扫帚，被我起身拦下：“小冯，帮我做案卷吧。强子，指导员说了，你别欺负新同志。”

“果然是政工干部的兵，张口就上纲上线。”

王强说罢，冲这边翻了个卫生球眼，继续低头在电脑上绘制“刑事案件现场勘察示意图”——他入警3年，是中队的勘察技术专家。

另一张桌子上，周哥正在捋涉案监控，老同志倒是和蔼，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珠子，又跟冯三石要了根烟，笑眯眯地问：“小伙子，你是局领导介绍来的？”

冯三石没啥防备，知无不言：“嗯，徐副局长是我姨夫，他让我去出入境窗口办证，我不乐意，想来刑警队破大案。”

听罢，周哥仰脖吐出个烟圈，表情意味深长——又是个来刑警队体验生活的“官二代”。

2

公安文职，其实就是辅警的一种。严格来说，辅警并没有刑事侦查权限，可警力严重空缺，因此本市公安局便对外挂了个“文职”的名号招聘。说是文职，其实主要工作依旧是摸排蹲点、寻访抓捕这类“武职”工作。

冯三石虽是专科警校毕业，却没赶上“公安联考”政策，考公务员又落榜，因此只能跟着家里在工地上当了3年打灰老哥。毕竟是警校生，心里那股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警察梦还没灭，上个月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文职辅警招考，就立刻报名，没想到竟高分通过，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公安局。

文职辅警这份工作相对稳定，只要不犯错、不主动离职，可以一直干到退休，就是工资低得令人发指，当时每月只有1780块钱，交五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也没有上升空间。因此好多像冯三石一样的警校生选择把辅警当成过渡，边工作边备考编制，他们不少人干脆选择去窗口单位或是机关上班，哪怕是在交警队“站大岗，贴白条”，也比昼夜颠倒活多危险的刑警队强太多。

“每个月不到2000块，没点情怀，谁干这个啊。老老实实在家备考多舒服！”上班第一天，冯三石就跟我这么讲，连眼珠子都在闪光，“大头哥，我考这个文职，没靠姨夫的关系，就是为了当警察破大案嘛！哥，你是老刑警了，多教教我咋破案。”

“别叫我哥，你岁数比我大，我也才刚入职1年，也不是老刑警。”我把桌子上的案卷推到他面前，“现在哪儿有那么多大案啊？喏，这是个扒窃案，咱们按照顺序，把报案材料、笔录、鉴定书这些证据材料和各项法律文书装订成册，然后把讯问录像拷贝出来刻成光碟，明儿送检察院报捕。”

我愿意教他，冯三石却不愿意学——他没想到刑警真要做文职的活儿，他只想参与那些“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我试图解释，毕竟，基层刑警的日常工作和影视作品完全不一样，除了抓捕时偶尔出现的紧张刺激外，这其实是一项劳神费力的活儿，需要收集繁杂的证据材料、讯问嫌疑人和申报各项法律手续，以满足刑事诉讼的各项要求，后续还要制作案卷报捕起诉补侦……总之，就是逼着张飞绣花，除了抓捕时的一腔血勇，更需要的是严谨细致的脑子和稳重的性格。

“啊？这样我就没时间学习了啊。”冯三石反应过来，“刑警队这么忙吗？我刚报了成人本科，还打算备考政法干警呢。最差也考个事业编，总不能一辈子干协警啊。”

我安慰他：“这你不用愁，如果真想考学，战友们会照顾你的。”

公安文职也有岗位数量要求，离职一个才能补充一个。冯三石这岗位以前是位绰号“大刘”的蒙族文职辅警任职，大刘的办案能力也很强，很快就融入了刑警一中队，他在中队工作第三年开始备战司法考试，战友们得知后，都愿意照顾这位“袍泽兄弟”，心照不宣把他的活儿揽到自己身上，好让他有时间学习，中队长和指导员也尽量不给他安排工作。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大刘不仅成功拿下“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还上岸省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成为正式民警后，大刘虽在市局机关工作，仍常以“城南刑警一中队”出身为荣，让中队长和指导员倍儿有面子——不过眼下冯三石初来乍到，还不知能不能适应工作呢，更别提照顾他考学的事儿了。

这时正专心在电脑前作图的王强接了个电话，说单位盯了很久的一个贩毒人员出现，正在和上线交易，需要立即支援。接到情报，王强连防刺服都顾不上穿，立刻起身招呼我行动。伏在桌上用铅笔给案卷编页码的冯三石两眼放光，小声问能不能参与抓捕。指导员也想让冯三石尽快融入进中队，便下令让我和周哥继续值班看家，由冯三石和王强跟着他去支援蹲点的外勤探组。

任务布置完毕，我从后腰摸出手铐递去，嘱咐道：“务必注意安全，有问题找老王，务必听指导员命令。”

冯三石接过手铐，兴奋得不行，模仿电影桥段挂在腰带上，迈着大长腿转瞬便钻进抓捕车副驾，绝尘而去。

3

果不其然，这次抓捕行动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按规定，抓捕行动务要遵守“2比1定律”，就是抓捕1名嫌疑人时至少要2名刑警，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发生意外。

这一次，根据特情线人提供的情报，贩毒嫌疑人“二荣”要在家中跟1个从四川过来的上线收购冰毒，等双方交易时就能人赃并获。此前，副中队长老马带着1名民警和2名文职辅警负责蹲点观察，嫌疑人出现后，他们随即发现那名四川上线还带着个年轻女子——嫌疑犯变成3人，抓捕警力这就不够，便立刻给王强打电话请求支援。

由于路程太远，指导员带着王强和冯三石与抓捕组汇合已经过去近40分钟。王强伪装成外卖员，把门骗开个小缝儿，指导员立刻把门踹开，藏在门口的毒贩“二荣”被撞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7名刑警队员便冲了进去。他们被浓厚的甲基苯丙胺的酸味呛得咳嗽，屋里烟雾缭绕，竟然乌泱泱聚着5男1女，全是嫌疑人的“毒友”。

这些吸贩毒人员刚聚众吸食了毒品，正亢奋，都歇斯底里地反抗。刑警一中队的队员们普遍体壮如牛且经验丰富，仗着身形敏捷健硕，瞬间便将局势控制住，将嫌疑人牢牢压在身下。只有冯三石是第一次参与抓捕，遇到这种“人多势众”的抓捕现场，眼睁睁看着那个漏网的年轻女嫌疑人举着水果刀朝自己刺来，竟愣在当场不知所措。幸亏王强眼疾手快，瞥见情况危急，来不及反应，直接起身撞了上去。女嫌疑人被撞倒地，伏在地上好久没缓过神，冯三石这才反应过来，给女嫌疑人戴上了手铐。

天热的厉害，那名女嫌疑人只穿了件吊带，冯三石没啥经验，见此情形，脸红到脖子根，仗着胳膊长，与女嫌疑人保持着一臂的距离，只用两根指头从身后勾着手铐的铁链。参与抓捕的其他刑警队员正忙着收集固定证据，谁也没注意到冯三石的看守姿势不规范。

在毒品的刺激下，女嫌疑人趁冯三石不备，忽然挣脱束缚，猛地冲向身旁的大衣柜镜子，由于吸毒而惨白的脸上瞬间扎满了玻璃碴子，染得鲜血淋漓——这是涉毒人员常用的自残手法，以逃避打击。

那个女嫌疑人绰号“喜妹”，30岁出头，刚染毒不久，经落实与贩毒案无关。由于喜妹只是吸毒，被处强制隔离戒毒2年，但强戒所看到她裹着纱布的脑袋，害怕担责，便没有收押，只能释放。

重获自由第二天，喜妹便带着年迈的家属直接跑到分局督查大队和纪委控诉冯三石“暴力执法”，要求赔偿，又过了几天，这女人不知从何处知道冯三石是文职辅警，便以没有执法权的名义向检察院举报，颇有不把他警服扒掉誓不罢休的意味。

于是冯三石刚当了不到一周的刑警，就被停了职，回家等待调查。

当年社会舆情对警察很不友好，如果“暴力执法”这事儿闹大，当天参与抓捕的刑警队员可能都要跟着吃瓜落挨处分。王强是火最大的那个，逢人便骂：“新来那‘灵缇’就是根儿纯铜的金条，当文职连个嫌疑人都看不住，谁要谁倒霉！当天要不是我撞倒那‘女料子鬼’（方言，吸毒人员），他就成烈士了！”

王强急了口不择言，忘了自己其实也是文职辅警，专业是“刑事现场勘查”。

当天参与抓捕的马副队长也生气，毕竟这案子是他和王强跟了快一个月的战果，眼看嫌疑人已全部抓获，只要顺着毒品来源这条线往上捋，肯定能破获个跨市的贩毒团伙。可涉案人员喜妹却因自残没办法拘押，肯定要和同伙通风报信，影响办案进度。

彼时正是公安厅组织“禁毒百日会战”的攻坚期，马副队眼瞅着到手的三等功没了，便在晨会向中队长提议：“领导，这文职能力不够，调派出所当片儿警去吧，别来刑警队添乱，就因为他，咱中队这禁毒会战第一名够呛能保住。”

我倒是对冯三石的印象不错，性格直爽，为人憨厚，便替这傻大个辩解了几句：“副队座，小冯上班第一天参与抓捕，给谁都不适应啊。”

马副队长却讲：“刑侦队，尤其是咱们刑警一中队，不是托儿所，没那个义务让他慢慢适应，看咱破案率高，就挤破头想进来，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刑警就是上手就能干，还得能干好，你和王强来的时候不都适应得挺快吗？无法适应就去窗口，或是去交警，也都不错，还没危险。”

此话一出，马副队却挨了指导员的骂：“老马，这次行动你带队，你在情况不清楚的时候就贸然实施抓捕，没考虑队伍里还有文职？人家一个月不到2000块的工资，干这种活儿，现在出事儿了，还让人家担责滚蛋？”

马副队长却反呛了回去：“指导员，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整个城南分局的办案单位，业务骨干不都是辅警？咱中队案子这么多，单位算上做饭阿姨，拢共才14个人，其中正式民警8个，里头还有不授衔的事业编和工勤，照你这么说，他们能不能参与抓捕？又要月月争第一，抓人的活儿都让咱这些行政干部做呗？直接猝死算球！”

其实战友们都知道，马副队是个好领导，前几天督察来询问“暴力执法”的事儿，他还主动揽责，并未说过冯三石的坏话。如今在会上如此愤怒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气不过喜妹竟然敢来讹警察——主要还讹成功了，刑警一中队从办公经费里给这女料子鬼赔了4000块钱的“营养费”。

当年基层刑警中队每月只有2万元的固定预算，包含办案费、油料费、电费水费等所有花销，用完就没了，以至于中队长和指导员经常从破案奖中贴钱往里补。这笔给女料子鬼的“赔偿款”，大概是从伙食经费里出的——当月刑警一中队的食堂伙食标准直线下降，从三菜一汤改成了一天三顿白菜烩土豆，吃的这帮五大三粗的精锐刑警眼珠子都冒绿光。

4

不过，喜妹最后还是撤回了控告和投诉。

冯三石停职后不久，喜妹就收到了中队的“赔偿”，还签字表示接受和解。可就在第二天，喜妹就翻了脸，又带着爹妈拉着横幅站在刑警一中队小院门口继续“维权”。见此情形，指导员示意我把喜妹叫回办公室来谈。

一进门，指导员劈头就骂：“你一个料子鬼，还他娘的成精了？”

喜妹却指着自己的纱布脑袋，表示自己就是个行政违法，又不是贩毒，却被打成这样：“不就是欺负老百姓嘛！法理何在？人权何在？赔偿何在？”

我快被气笑了，指导员继续说：“行，那就鱼死网破，你继续去‘维权’，从今天开始，你的涉毒情况发给全市的派出所和治安队，以后不论你去哪儿，不管你在干啥，总有警察找你来做尿检。”

“你们这是滥用职权！”喜妹急了，因为常年吸毒变得惨白的脸竟然有了一丝血色，“外面那么多吸毒的不抓，你们为甚就盯上我了？我要去告你们！”

喜妹和普通的料子鬼不同，她文化程度不低，曾是铁路职工，后来被单位发现染毒开除了，现在没正经收入来源，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刑警竟然这么“怂”，就想着讹点钱。当然，她肯定也想着借此机会变相威胁警察不要再查吸毒的事。

指导员一拍桌子，怒目圆睁：“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们看在你受伤又没钱的份上给你些医药费，真以为你以自残妨害公务的事儿我们不追究了？”

这时王强推门进来，送上神助攻：“指导员，刚研判出来了，喜妹的弟弟可能受她影响，也吸毒，我现在带人去大学给她弟做个尿检？”

“别别别！”喜妹终于怂了，忙表示要和指导员单独谈一谈。

我和王强会意，出了办公室，站在小院里抽烟，我很惊讶地问，喜妹的弟弟竟然吸毒？王强解释，我瞎说的，喜妹的弟弟大概都不知道姐姐吸毒的事儿，纯就是想帮帮冯三石，以此为由“威胁”喜妹撤回控诉。毕竟，人家揣着人民公安的伟大理想来当文职，没几天就让料子鬼给搞停职了，这事儿要传出去，以后谁还肯来一中队当辅警？

过了足有1个小时，喜妹才从指导员办公室里出来，态度大变，不仅对着指导员千恩万谢，还顺脚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才离开。再一问，喜妹竟然不仅真的撤回了所有控诉，还做答应做指导员的特情。

“我也给了喜妹承诺，尽最大努力帮着她戒毒。本来吸冰毒的瘾不算大，只要脱离毒圈就能戒掉，她给咱当特情，咱帮她把身边的料子鬼都抓完。”指导员还说，“检察院那边也搞定了，那次抓捕行动有3名行政编正式民警带文职执法，全程录音录像，符合公安部和公安厅的规定，咱也给了赔偿，这事儿过去了，让冯三石回来上班吧。”

5

回来上班的冯三石像变了个人，以前那个大大咧咧性格开朗的话痨小伙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脸上常挂着失落的阴郁男人。

即使是这样，王强依旧口无遮拦，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你这能回来工作，全靠哥们儿，不然那女料子鬼能把这事儿捅到公安部去。所以你以后多学多看，别以为自己戴上大盖帽就真是个刑警。”

“王哥，谢谢你救我一命，大恩不言谢。”冯三石很阴沉，“我姨夫……徐局长，已经骂过我了。这事儿是我错了，我马上打报告申请调离。”

王强意识到自己话重了，忙摸出香烟贿赂：“别啊，弟儿，我开玩笑的。咱当警察的，被举报投诉，就证明你工作没干好，谁让咱是人民警察呢。”

冯三石把烟推开：“哥，我只是个辅警，不是人民警察。这次停职，我戒烟了，当辅警工资低，我还要生活，攒下烟钱可以买考公的辅导书。”

我安慰他说：“别调离了，只要肯花心思，你一定能当个好刑警，等将来考公上岸，绝对是新单位的业务骨干。”

其实战友们都能看出来，冯三石已经不愿意待在刑警一中队了，可也没申请调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冯三石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很快把警综平台、现勘系统等需要文职辅警“专属”的工作做得娴熟了，也逐渐显示出办案天赋——他有很强的逆向思维，特别喜欢诈骗和伪造证照票据这类“高智商犯罪案件”。在办案时，冯三石的条理之清晰，令指导员都佩服，不到半年就获得了“灵缇神探”这个略显滑稽的外号。

就这样，我和指导员还有冯三石搭档，一度成为刑警一中队破案率最高的探组，拿了好几次大队的嘉奖。只是“灵缇神探”对抓捕行动落下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敢参与抓捕行动，即使是参加，也是小心谨慎，生怕嫌疑人出点什么问题，每次把嫌疑人抓回单位，冯三石递烟倒水沏茶，只要需求不过分，都尽力满足。有好几次熬夜看守嫌疑人，冯三石愣是让嫌疑人睡在讯问室的床上，自己则用凉席打个地铺凑合。

时间久了，王强看不过去，向我吐槽道：“灵缇神探同志抓的是嫌疑人，还是给自己抓回个亲爷爷？大头，咱可是刑警，你们探组能不能注意点身份？”

我反驳：“确实，我们组对嫌疑人比较和蔼可亲，但这招管用啊，冯三石唱红脸，我和指导员唱白脸，双管齐下，嫌疑人就竹筒倒豆子，都交代了，你们倒是‘心狠手辣’，审个盗窃案都能问8小时。”

王强不屑一顾：“嘁——你们办的是啥案？你们抓那嫌疑人都嘴软，我们探组办的可都是暴力犯罪，嫌疑人能好好交代才有鬼。”

话虽这么说，毕竟冯三石的刑侦能力在这摆着，王强其实打心里已经接受这个战友了，好多次趁休息，他都邀请冯三石聚餐喝酒，可冯三石都以备战省考为由拒绝了——实际上，自从冯三石停职回来，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案子里，根本没见他学习过。他从不参加中队的任何活动，甚至都很少和同事交流案子以外的事儿，但私下里依旧一直管我叫“师父”。

2017年末，我调动单位，冯三石主动订了餐馆组织欢送会。

那天，他破天荒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跟我诉苦，说自己是贫困县农村出身，家里并不富裕，爸爸在县城搞了个小施工队，挣不了多少钱，所以每天都盼着儿子能“转正”成为正式民警，可儿子刚上岸“文职”，工作没几天就被停职回了家。那几天，他的脑袋都被父母骂肿了。他如今也快30岁了，想着辞职多挣点钱，但父母坚决不同意，非让他在“体制内”好好干，然后再找个女朋友结婚生娃。

我为了给他鼓气，也透露了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辅警转公务员绝无可能，不过邻近几个市都在进行辅警改革，薪资待遇参照事业编制，优秀辅警还能直接给事业编。我在市局政治处有个哥们儿，他说咱们市辅警马上也要改，就你的能力，混个事业编不成问题。”

冯三石苦笑，说自己也舍不得辞职，他确实喜欢当警察，但他现在有对象了，隔壁师范大学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本来说好毕业就结婚，就现在这工资水平，很难养家啊。

我惊了，骂他找对象这么大事儿都不跟战友吱一声，寒心了。说到这，冯三石终于露出他那标志性的憨笑，摸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小姑娘身材高挑，容貌端正，年初放寒假前去凯德商场，手机被扒窃了，来报案时两人认识的。

“嘿嘿嘿，最后手机没找回来，还搭进去个人。”

刑警一中队有个优良传统，每个季度发给探组集体的破案奖和网逃奖金，都会向收入低的辅警倾斜，自从得知冯三石谈恋爱后，指导员干脆把自己的破案奖和网逃奖全部留给他，让他在女友前能“体面一些”。

不过，这些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虽然有难处，但冯三石依旧是个廉洁奉公的好警察。2018年初春，探组侦办了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收赃），犯罪嫌疑人家属得知冯三石负责做案卷，便包了个厚厚的大红包过来，想让他少统计些赃物数量，以求轻判。冯三石一边怒骂，一边顺着大门把红包狠狠摔到了门外的小院里。塞北小城春风凛冽，红包封皮被摔碎，好几万大钞随风在院里乱飞，颇具戏剧性。嫌疑人家属很狼狈地满院把钱捡完，临走时还恶狠狠地警告冯三石：“你个协警，老子有的是招治你！”

果不其然，第二天，分局督察和纪委就同时接到匿名举报，说冯三石没有执法权，还违规办案，收受贿赂。纪委工作人员来到一中队简单调查，就明白这是嫌疑人家属的打击报复诬告陷害，冯三石表示无所谓，但一中队的战友们都不干了，纷纷表示，既然纪委没查出结果，就别怪刑警队员们给举报人一个结果了。

指导员带着新搭档老于直接向纪委申诉，王强和马队长则跑到督察大队报案说被诬告陷害，吓得嫌疑人家属亲自来一中队登门道歉，这事儿才算过去。

6

也是在2018年春天，冯三石突然联系我，说买房首付还差些，想借点钱，等夏天结婚后收了礼金就能归还。听到他要结婚，我很高兴，但也很愧疚——自己手上能拿出的钱只有2万块钱，便立即用支付宝转过去，还建议他跟中队其他战友借一下，凑个7、8万应该不难。

冯三石却表示算了，说从指导员手里还借来5万，剩下的首付款用信用卡能顶上，就不跟王强马队开这个口了。我转开话题闲聊，才知道原来冯三石的女朋友大学毕业小一年了，见他还没兑现承诺，现在威胁他，如果今年不买房结婚，那就分手。逼到这份上，冯三石才向我和指导员借了钱。

我宽慰他，说结了婚就稳定了，分局那边辅警改革马上也要开始，以后的工资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

冯三石却特别失落：“哥，你不知道？现在分局都在传，辅警要改成第三方劳务派遣，就和在派出所干活儿的那些外包保安一样，连辅警身份都没，越改越差，等结完婚，我就辞职跟亲爹干工程去！当文职这么多年，我也算对得起心里的警察梦了。”

冯三石的婚期还是定了，婚礼在近郊的一个小酒店里办的，邀请的人不多，整个仪式略显寒酸。一中队的战友们却很高兴，酒席才吃到一半，王强就抱着马桶吐了3次了，他从卫生间回来，拉着新郎的手流泪抹鼻涕；马副队和老周也喝得七荤八素，哥俩从《父亲草原的母亲的河》唱到《鸿雁》，最终演变成战友们抱成一团哭着唱《少年壮志不言愁》，鬼哭狼嚎；再后来，我就断片了，第二天头痛欲裂，睁眼就看到冯三石的巨幅结婚照，照片里的冯三石穿着借来略显肥大的民警常服，戴着一级警司衔，侧身搂着媳妇，笑容甜蜜——不知为何，我竟然睡在冯三石的婚床上，我赶忙捅醒身边鼾声如雷的王强——太丢人了。

我们哥俩人穿好衣服下楼——这是间二层小公寓，被布置得温馨舒适——新娘子正在一楼收拾昨晚的狼藉。

“人民警察的形象呦，喝起酒来就不管不顾了。”美丽高挑的新娘挂着黑眼圈，指着地板上睡成死猪的丈夫，略有嗔怒，“要不是有指导员帮忙，就你们这几个壮汉，我可照顾不过来。”

原来昨晚宴席结束，喝多了的我不知死活第要去冯三石家里闹洞房，王强也不靠谱，非要跟着一起来。只有指导员没喝酒，拗不过我们，便和新娘子把我们这些醉汉送到家里，然后就回中队带班去了。

新娘子把落地窗的电动窗帘按开，天已大亮，又俯身从电视柜的抽屉中拿出两摞提前准备好、叠得整整齐齐两摞人民币给我：“喏，老冯昨天喝的那么醉，还嘱咐从礼金里拿2万出来还给你。”

我不好意思，说这钱又不着急还。新娘还是把钱塞进我怀里，解释说这是冯三石专门嘱咐过的事，战友的钱坚决不能欠。王强懵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质问：“‘灵缇神探’缺钱为啥不跟我借？”

我揣着人民币，吐了下舌头，不知该咋说。

2018年末，城南分局对刑侦大队进行改革，准备取消基层责任区刑警中队，转而成立扫黑、反诈、重案、侵财等专业刑侦中队，人员分流到各专业队当业务骨干。前期刑警一中队的主官先行调离——说是调离，其实都是升官，中队长成了网安大队长，指导员则升为城南刑警大队的副队，剩下的队员也都明白：那个曾在全市公安系统里显赫一时的城南刑警一中队，即将要消失了。

去分局任职前，指导员组织一中队的战友聚餐，还把我这种已经调离的队员也都叫了回来。

滴酒不沾的指导员这次特意倒了点，起身说：“我21岁警校毕业就分配到城南刑警大队工作，除了在五中队当过几年副队外，把小半辈子都留在了刑警一中队，亲眼看着这个不起眼的小单位逐渐凝聚起来，变成全市风气最好、业务能力最强的基层侦查中队。如今一中队即将撤销建制，算是归回刑警大队，战友们也都还在，可不知为什么，还是觉得伤感。”

指导员把酒喝完，又倒了一杯：“咱一中队的战友们甭管去哪儿，都要记得这些一起过命的兄弟，哪怕是辞去公职，脱掉警服，也要把在城南刑警一中队当过侦查员的经历烙在心里，铭记骄傲。”

其实指导员最后那句是说给我和冯三石听的，他知道我俩都打算辞职——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备战司法考试，准备脱下警服当律师。

身旁的其他战友也都举起酒杯，互相祝福，有人面容如铁，有人眼眶发潮，只有冯三石，依旧是那张平静的厌世脸，不说一个字，默默把杯子里的代酒的茶水喝光了。

7

那次聚会过去没多久，2019年初春的一个周五早上，我正在图书馆自习，突然接到王强的微信，内容言简意赅：“冯三石出事了，不方便接电话，速回中队。”

我以为冯三石是在抓捕过程中受了伤，可仔细一琢磨，负伤不应该去医院吗？回中队干啥？

我匆忙驾车赶回刑警一中队，刚进小院门，就见做饭阿姨隔着餐厅玻璃招手：“大头！快来快来！”

餐厅里烟雾缭绕，王强、马队、周哥和新来的冯三石徒弟小孙都在。

我有点懵：“强儿你干啥呢不接电话？”

王强答解释，刚和纪委斗智斗勇呢，不方便接。

马队忙起身把门关紧，立刻问：“大头，你跟他关系最好，他最近有啥异常？”

我奇怪，也没啥异常啊。不过我那段时间一直忙着备战司法考试和谈恋爱，也没跟冯三石联系：“他人呢？”

周哥抽着烟，长叹一声：“唉……犯错误了，低级错误，在办案区讯问室里关着呢，纪委和新来的中队长看着。”

我有些恼，毕竟刑警队又不是军队，咋还带关禁闭的？

马队长确实急了：“犯罪了，盗窃！”

王强解释，年初，冯三石和马队、周哥搭档，侦破捣毁了一个涉黑团伙。就在今儿上午，周哥值班时接到指挥中心下派的一个很奇怪的警情：报警人说他丈夫被拘押在看守所，个人物品在城南刑警一中队扣押着，但信用卡却被盗刷了2万3，按照属地划分，这个警情又被下派回了刑警一中队。与此同时，分局纪委的电话也打到中队长办公室，说接到实名举报，一中队的侦查员冯三石贪污涉案嫌疑人的钱款。

等周哥和马队反应过来，赶忙找冯三石询问，他没有丝毫隐瞒，立刻承认了，说自己去年为了结婚买房，信用卡欠了好几万，已经逾期，靠着当文职这略显微薄的工资肯定还不上了，就突发奇想，在2018年初从周哥抽屉里偷走了涉黑头目的手机和信用卡，转走了2万2千多块钱，他原打算有钱了就给还上，可最后还是没还上，也逾期了。

很快，涉黑团伙头目的妻子就气势汹汹地找来，说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催收，她才知道丈夫的信用卡被盗刷了，顺着催收人员的账单一看，上面明确显示，这笔钱是在丈夫已经被关在看守所时刷走的，转到了户主名为“冯三石”的银行账户里。对方说，丈夫犯罪接受制裁，如今警察把丈夫信用卡的钱转走，也该受制裁吧？

新来的中队长这才反应过来是咋回事，直接表示：“执法犯法，罪加一等！这种灰个泡（方言，坏种）就是警队之耻，直接法办。”说完，中队长就通知了分局纪委，让冯三石等待处理。

下午4点多，笔录做完，老周和马队带着冯三石从办案区走出来，四中队的副队长已经带人在小院里已经等待许久，见嫌疑人出来，有两个年轻刑警立刻摸出手铐要给冯三石戴上。

“你们要干啥？”王强冲过去把冯三石的袖筒撸起来，“他也是个警察！抓捕时被嫌疑人捅伤的疤还在呢，一点面子都不留吗？”

四中队副队长赶忙解释：“这俩小同志都是今年新考来的，不认识他……还愣着干啥，手铐收起来，自己人还怕跑了咋的？”

两个年轻刑警把手铐装回包里，可眼神里还是透着警惕，一左一右押着冯三石的胳膊走出小院，把他关在警车后面的笼子里。被押走时，冯三石只是全程冲这边看着，没说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出于回避原则，警务人员犯罪的案子要移交给别的分局刑警大队侦办，但城南分局的刑警大队长——也就是原一中队的指导员——建议，冯三石没有编制，只是个辅警而已，不会“干涉司法公正”，他的案子让城南刑警办就行了，所以，冯三石才会被“无人认识”的四中队民警带走。

当然我们心里明白，指导员这是想让“自己人”把冯三石送进看守所，好歹给一中队留些脸面。

8

冯三石当晚就因“涉嫌盗窃罪数额较大”，被依法刑事拘留。

2019年6月，城南区人民法院进行如下判决：被告人冯三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刷他人信用卡金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案发后主动找到单位小组干警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且家属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确有悔罪表现，酌情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大概冯三石也是“老刑警”了，心知自己这事儿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所以案发当天，马队长来问，他就主动说了全部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算是“救了”自己。毕竟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司法机关的传唤、讯问或者尚未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能主动向司法机关说明情况，能够主动接受审查和追诉，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罪行，就可以认定为投案自首。

也正因为冯三石符合投案自首的条件，获得缓刑，当庭释放。自此，他人便消失了。

当年年末，疫情突至，基层中队撤销暂缓，刑警们都投入到防控一线，忙起来了，也没人再提冯三石这事儿。2020年中旬，刑警一中队建制正式取消，得知消息的当天，我特地按照指导员的建议跑回来拍照留念，打了一圈电话，却没人愿意来。

2021年国庆，我办婚礼，邀请了所有原一中队的战友。王强还问我：“你和他关系最好，他竟然真没来？”我解释，冯三石手机换号了，微信不回，联系不上。

战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见某个大酒店的保安队长像冯三石，有人说他好像在给哪个国企领导当司机，还有个版本更邪乎，说他在看守所认识了某个大佬，还“因祸得福”出去后进了大厂……直到最后，王强才借着酒劲儿说，2020年夏天，他办案时碰上了在工地打灰的冯三石，整个人站在泥浆里，像个落魄的农民工。王强当时与他简单聊了几句，冯三石说，自从自己犯罪后，父母嫌弃他，新婚妻子也跑了，房子因为还不上贷款被收走拍卖。他彻底一无所有了。

“他说不想和任何一中队的人联系，”王强特地对我说道，“尤其不想让你知道他的近况，嫌丢人。”

马队长喝了酒，话多：“嫌丢人，就别干这种事！贪小钱吃大亏。判决下来没多久，全市辅警就改革了，除了没有住房公积金，所有待遇参照事业编制，依照以往工作成绩和学历评职级，还有晋升空间，就像王强，评上个‘工匠型警务辅助人员’，现在是四级警辅长，每个月小5千的工资……但凡肯忍耐一段时间，等改革后，他的职级和收入不会低，也不会因为区区2万块进去，给警服抹黑……”

已是副局长的指导员突然插话：“冯三石在一中队待了这么久，只有刑警的皮，却没长出刑警的骨头，面对比普通人多的诱惑，他最终还是没忍住。”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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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猪上高速

有些事，总是巧合得惊人，更反转得气人。

1998年，从一间被叫做“电脑房”的村舍开始，我和段军就提前搭上了互联网这条高速公路，跑得快那都没意思，关键我俩得飞得高。

2021年，当伤痕累累的我俩再次重逢之时，境况早已天壤之别，但我俩却不约而同地开启了“骑猪上高速”模式，也只有我们最清楚，“着陆失败”的滋味，很痛，更辛苦。

我俩这二货那鸡飞狗跳猪上树的前半生，刚好凑起来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上不了台面的那种，正经人不屑一顾的那种，但它也是太多年轻人必须引以为戒的那种。

1

从2020年开始，我的人生安静得连诈骗电话里的骗子们都不爱陪我唠嗑了。下半年疫情稍微缓解了，我独自开着台8千块买来的破金杯，悄无声息地游荡了大半个中国。尽量不去骚扰朋友，也很少在酒店停车场、高速公路收费口留下任何信息，反正吃住都在车里的我不赶时间也没钱，更不可能去高速公路添堵，因为我那破车只要踩过80就得掉零件了。

我是个被时代抛弃的倒霉蛋，通俗点说，我破产了。我并不知道要去哪儿，沿途疫情管控的间歇性发作，也不允许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索性连导航都不开，就慢悠悠地沿着国道晃，反正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既然脑袋里的Bug太多，目前还找不到优化方案，那就去路上碰碰运气。

我从不担心头顶的超速抓怕探头，但又不得不与随时出现在地面上的各地交警周旋，相对于涉嫌客货混装、私拆座椅、零件缺失等交通违法，交警们更好奇的是我是如何把那台东北牌照的破车给开到祖国的大西北和大西南去的。我只能如实告知，然后，警察叔叔就亲自动手帮我修车，他们也确实不忍心给我的落魄雪上加霜了。警察说得挺委婉，翻译过来就是，一个破人开着台破车跑那么远的路，确实需要注意太多细节，否则一个急刹就可能导致翻车，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乎，在沿途交警的接力监督下，一路龟速的我，有了截然不同的心境——慢慢悠悠的，倒也能悟明白太多自己曾经“超过的速”，正如一路上曾经去过很多次的地方，却似乎从未曾到达过，因为国道和高速公路，根本就是两条路。

如果不是家里那件漏风小棉袄在2021年春节跟我前妻闹翻后离家出走了，我可能会这样一直流浪下去，也可能去哪间不收门票的庙里碰碰运气，看看大和尚们能否给我心中那些问号找到个最终的归宿。但显然，连出家人都嫌弃我太闹腾，尤其我兜里真比脸干净。

无论如何，女儿的呼唤我还是无法拒绝的，开着那破车上了高速一路溜边儿被大货车各种嫌弃之时，我也终于想明白了——其实女儿遭遇的境况，跟眼前这破车又有什么区别呢？包括她妈、我妈、她老师在内的所有人，不都恨不得让她跑得越快越好、飞得越高越棒吗？

但然后呢？

没有人知道“然后”，因为他们都太正派更正经，不会超速更不可能翻车，自然不会知道“翻车”的滋味很痛、更辛苦。

当然，无论我知道不知道，那都不重要，一个loser，再有道理的话，那不也是放屁吗？万幸的是，我前妻也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付那自带“熊基因”的小家伙，还得她那个“熊爹”来，即使她对我的不着调有一百个不放心，但临近中考的压力，胜过我的千言万语。

我自己一个单身汉，有钱没钱都能活，但带着个未成年的女儿，自然不能活得那么糙了。但糙与不糙还是由兜里的人民币厚度决定的，让我欲哭无泪的是，原本我有台过不了户的猛禽皮卡租给了婚庆公司当婚庆礼炮车，虽然那哥们趁火打劫把租金压得很低，但至少我每个月还有大几千的收入，而当我回到本市去索要被拖欠了许久的租金时，才得知那间婚庆公司也没扛住疫情的洗礼。

这时再用合同去落井下石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只能把那破车当废铁卖了3千块，租了个最廉价的房子把女儿接出来，一边努力找回那个横练武功太久的小女孩，一边四处找工作。但我遇到的不是骗子，就是HR认为我的浓缩版简历太像小说，连去应聘外卖员快递员，人家都嫌弃我岁数大没经验，长得就不像正经人，还无法提供无犯罪证明。没办法，我只能跟哥们华子一起搞了个当红的“网格仓”。不赚钱是一定的，但至少我俩都得跟网络套点近乎。

我又忽然接到了自称某培训机构的电话，说是在网上看到了我的简历，连问题都没问，就直接要求我去面试，地点还是本市最顶级的写字间。我以为是骗子，至少也是那帮想一毛不拔地找关系搞销售的大忽悠，因为我的履历虽然五彩斑斓，但跟教育培训八竿子打不着。可我随手挂掉电话，那头却在不停地拨打，我也是真想看看，能主动送我这个倒霉蛋脚下的，到底是狗屎还是粪坑。

去面试之前，我在手机上查到了那家公司的相关信息，和电话中的那位女人说的完全一致，公司是刚成立的，规模并不大，看起来挺正经，也没有任何负面信息，我便借了华子的西装和皮鞋。虽然衬衫小了两个码裤子还短半截，但那就是我能搞到的最应景的衣服了，反正现在的年轻人不也流行这么穿吗？

第二天早上，面试在本市黄金地段的豪华写字间里如期举行。一切都很正常很正经，我努力夹着尾巴与3个看起来并不专业的面试官们周旋着，但没超过5分钟，我还是察觉到了破绽——他们问的很多问题细节，比我自己写的简历还全面。而且，会议室天花板上2只本该对射的摄像机，镜头居然统统指向了我坐的位置（我经营过安保公司，那真是我专业）。对面中间那位努力板着脸一言不发的“地中海”，嘴角却不时泛出了笑意，让我瞬间意识到：这场驴唇不对马嘴的面试，应该是哪个熟识的哥们跟我搞的恶作剧，因为我在网上的求职简历中不可能用笔名。

要论不着调这事，他们可真差远了，年近50岁的“地中海”还有些阅历，面对着我故意东拉西扯，还能不动声色，可那位一直在对着手机屏幕发问的小丫头，终于被我嬉皮笑脸的一句“期望年薪200万”气得瞬间板起了脸：“我们不招老板，你严肃点！”

这个举动更加让我确认，这场面试有诈骗的嫌疑，否则就凭我这表现，还提醒个屁啊，早喊保安把我扫地出门了。

已经知道是坑了，人家不撵我我也不能再留在那里转圈儿丢人了，眼见我连个招呼都不打转身就走，“地中海”一路小跑地追到了电梯口：“老弟，咱哥俩一起喝过酒，你不记得了？”

其实我一直在努力回想，但任凭这家伙那大写在脸上的猥琐如此鲜明，在我这儿也连个脸熟都混不上。他即便提醒了，我还是想不出到底在哪见过他，直到电梯已经到了，他为了阻止我进电梯，才自报家门。

他叫张文远，比我大几岁，以前是个律师，后来惹了点祸，跟我在国内读大学时的死党段军成了狱友。几年前，我们在另一位大学同学的婚礼上见过面，但那时我在刻意与段军保持距离，而他又只是个跟在段军屁股后面出馊主意的狗头军师，虽然长得猥琐，但至少也有个中年油腻男该有的模样，而现在，滚圆的肚子、满脸的横肉外加“地中海”的造型， 我怎么可能认出他来？

回到张文远那间目测超过100平的总经理办公室，他一边慢条斯理地泡着茶，一边晃着大肥脑袋数落着段军的有钱任性。

原来，他还在给段军打工，目前也只是替段军在本市筹备这间全新的公司。他们确实想招个涉猎面宽泛的副总，也确实被猎头推送了我的简历，而我的本名中又有个生僻字，再看看内容也完全对得上——得知这个消息后，跟我失联3年的段军来劲了，他知道我不爱搭理他，便立即遥控指挥安排了这场“面试”。他也顾不得带老婆孩子在四川玩了，一大早就在赶往飞机场的路上通过手机看现场直播这次面试呢，他特别叮嘱张文远，就算动用保安强行扣留，也不能再让我跑丢了。

得知这场“诈骗式面试”的真相后，我并没有老友重逢的喜悦，有的只是哭笑不得。

2

1998年，我的人生就像屁股底下那台无牌走私摩托车，乌烟瘴气，又一地狼藉。

其实那年头弄个摩托车牌照并不难，但我没有驾驶证，还要车牌照那玩意干什么？ 弄个驾驶证也不难，但我懒得去弄，别看警车轱辘多，他们真没我跑得快。偶尔遇上警方整治交通违法，给人家惹急眼了，组团围堵我。至于被拔掉车钥匙后该干什么，你懂的，在体制内足球队混了太多年、从给师兄们洗袜子逃避体能训练开始自学成才的我，很擅长干那种事。

去交警队取回摩托车那天，连签字放行的交警队长都咬牙切齿地骂：“你小子就这么折腾下去，都他妈等不到你大学毕业，哥几个就得给你烧纸去！”我点头：你说得对，反正我连做梦都不敢奢望自己能毕业，烧纸那事，咱也不着急。

他说的真没毛病，尽管我确实不太正经，但我那时真是正经的大一在读学生，早在1997年就已经入学了。但我始终还在读大一，因为我能考过的科目都被拒绝参加考试，而我能参加的考试我也真考不过，用我们土木系主任的话来形容：谁要敢让这小子毕业，老子第一个让他下岗。

我当然知道这些，但我并不想改变什么，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名正言顺的宣判，让我家那位带博士生的老爷子彻底死心，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币服务”的“专业”中去。在1998年，我已经和连降级都保持同步的患难兄弟秦东“勤工俭学”地在校外开办了一间日进斗金的“电脑房”，成功跻身于同龄人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但谁又会嫌弃自己钱多呢？世纪相交之时，正值与我们同龄的“改革开放一代”娶妻生子之际，正如在南海画圈那位伟人所说，管它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如此算法，我哥俩真得算是“好猫”，至少也得算两只半黑半白的“大花猫”。

关于我和秦东之间到底是谁先把谁带跑偏的，我俩至今也没掰扯明白，反正那得算臭味相投之后的狼狈为奸吧。这位高考因拉肚子去厕所太频而缺考了半科、还过了一本线的学渣，还真是个被高考耽误的土流氓——他是区体校散打队出身的，有着一大批混迹于本市灰色地带的师兄弟，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胆识与社交能力，在那间村舍改造的、却站在了风口之上的“电脑房”开业不到3个月就回本之时，他便跨界进军市内更暴利的“粉灯产业”了。

秦东离开学校后，原本我也没那么逍遥自在，毕竟“电脑房”每天大几千的流水，得天天采购进货，还有各路妖魔鬼怪需要培养感情，更时不时地接下一些单位客户甩来的“大单子”，我那猪脑子应付起来也挺吃力的。

真正让我实现了时间自由的，是遇到了段军之后。用现在的话来形容，段军得算是那间“电脑房”的“脑残骨灰粉”——关于这货到底脑不脑残真不好说，不过他确实差点被烧成灰。

段军比我小一届，如果按照新生报到时间推算，我估计这家伙根本连我们母校教学楼在哪儿都还不知道，就一头扎进了“电脑房”，几个月不再出来，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解决。

因为我自己不玩游戏，我并没有格外关注段军，像他这种人在“电脑房”里不少，他们普遍有个特点，就是父母都是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毕竟那个年代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费才300块，而电脑房每小时5块、一个通宵30块的价格也确实不亲民，外加上各种附加消费，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的，不过，像段军这种每天至少消费半条扁盒“555”的大客户，我巴不得越多越好呢。

真正让我注意到段军，是因为一位来电脑房找他的女孩。那女孩长相也很普通，但跟太多来“电脑房”苦劝男友从良未遂后撒泼耍混的女孩不同，她简单地跟段军聊了几句后，就独自坐在吧台旁，掏出书包里的一摞稿纸开始写东西。我远远地瞅了一眼，似乎是个发言稿——这种场景在乌烟瘴气的电脑房里属实罕见，我又刚好闲来无事，便凑过去没话找话。

女孩说，段军是以他们高中高考全校第二的身份考入本校的，又即将被当成榜样请回去给学弟学妹们介绍学习经验，但目前看来，段军肯定没那心思了，所以她只能先替段军把发言稿写出来。

当时我的世界就坍塌了——我无法想象那是一所什么样的高中，我更好奇的是，要是全校第二才考到这所烂大学，那第一能考哪去呢？

女孩笑了。原来，她就是第一，考在本市一所也没好到哪去的师范大学。

那年头网吧里打游戏没人用耳机，更不禁烟，火爆到破木头门都被挤掉好几回的“电脑房”里，很乱很嘈杂，还不时有各种岛国爱情动作片的咿咿呀呀声，鬼哭狼嚎又群魔乱舞。那个静静书写的女孩，仿佛来自人类世界的一方净土，我忽然对她很有好感，忍不住起身把段军弄到我住的屋子里。原本我想硬逼着他自己写发言稿，但抓住他胳膊那一瞬间，就不由得松开了——佝偻着腰感觉身高还超过1米8的段军，体重居然不过百，那纤细的小胳膊，我都怕一不小心就把骨头捏碎了。

更让我捂着鼻子离开的是，头发胡子长得已经跟猿人似的段军，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子陈酿屎味，在一屋子的劣质烟味中很刺鼻。这也难怪，入学后的这大半年里，这家伙在电脑房的出勤率比我和秦东加起来都高。

我没法再说什么了，对于这种走火入魔的家伙，再说什么也没用。在那个除了台球就是游戏厅、录像厅的年代里，面对着《红色警戒》、《帝国时代》等网络游戏的风靡与诱惑，如段军这样压根回不了头的家伙实在不少，更恐怖的是，就算他们真的打管鸡血硬戒几天，也经不住哪个哥们喊一句：走啊，“红警”去啊，带带我呗……好吧，这次不是去打游戏了，而是去给哥们“当老师”了，再掖着藏着是不是就不太讲究了？关键是，当“青出于蓝”时候，谁又真能甘心被“胜于蓝”？这就是个圈，一个只有起点永无终点的圈，而作为“电脑房”的老板，我连招牌都不需要，只是数钱的时候手指头有点累。

那天之后，那女孩再也没在“电脑房”里出现过。据我观察，段军应该也没时间回高中去做报告，这也算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了。

段军的父母来电脑房找过他几次，动过手也下过跪，软硬兼施统统无效后，那对文化程度显然很有提升空间的中年夫妇也找过我，用很土很俗的套路忽悠我。但自家孩子他们都管不了，找我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想让我们这间压根没有营业手续的“电脑房”关门倒闭的人多了，他俩又算老几？

段军他妈是个狠人，思维也实在有异于常人，拿自家儿子没招，却偏偏跟我来劲，从市里请来了一车小流氓来跟我耍流氓。但那年头能存活下来的流氓，动手之前还是懂得互报家门的，混迹于服装批发市场欺男霸女的他们，显然没必要去火拼大学体育系里的武术专业队，更没理由去招惹秦东身后那帮“粉灯产业”的幕后老板们。

接下来没过多久，段军在电脑房里的消费标准也从“555”一路降到了满地捡烟头，“康师傅榨菜火腿肠”的标配也被干嚼5毛钱的华丰三鲜伊面取代了，再后来，干脆企图赊账了。原本我想趁这个机会彻底把他扫地出门，但我是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众目睽睽的就给我跪下了，抱着我的大腿说父母都跟他断绝关系了，他东拼西凑地借了不少钱，再有不到1个月，他就要去参加一场游戏比赛，有希望拿到冠军和5千块的奖金。

他说的，我真信。这小子家里确实有电脑，但那个年代的电话线拨号上网，连接时得先听5分钟音乐，网速还是龟速，也只有我们学校图书馆机房里有，连我们“电脑房”也只是局域网而已，他家里的电脑，再贵也只能陪他自娱自乐——当然，这也是他能成为第一代网络游戏大神的理由，“徒子徒孙”的众星捧月更证明了他的存在。

生平第一次让个男人抱住大腿，我无可奈何，连伸手推开他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怕说话声大了就把那身已经皮包骨头的骨头架子给震散架了。

我的脑袋偶尔也有灵光的时候，脑瓜子一转，就摸出了200块钱递给他，让他去好好吃顿饭，洗个澡，理个发，再买身新衣服，回来就用我吧台里那台电脑一边打游戏一边给我打工吧——至少，吃饭能跟其他员工一起吃，睡觉也能去我的房间里睡了。

段军显然没预料到这个结果，喜出望外地把我的大腿抱得更紧了。在那刺鼻的恶臭中，我能感觉到，大腿的裤子都已经被打湿了。

我知道，我是在帮他，但也是在害他，正如秦东所说，我就是个婊子，一个满脑子铜臭还总惦记着给自己立块牌坊的婊子。

3

秦东明显不喜欢段军，但对我已经做出的决定，他从来不会废话。本就是游戏大神的段军，不但让我真正从“电脑房”解脱出来专心公关大客户，更发动分布在各高校的“徒子徒孙”帮我们联系各大学的机房采购业务。秦东也没法再说什么了，只是在我跟他商量要分给段军股份的时候，忍不住多说了几句。秦东说，我是浑，他是黑，再弄来个神叨叨的“段老邪”，我们这地方真就成匪窝了。

尽管说得挺委婉，我也能听得出，秦东认为段军太“邪”，容易惹出大事来。我倒并不在意这些，反正“名声”那玩意自从“组团降级”后也就跟我俩没啥关系了。我能看得出，段军是玩了命地在感谢我，他不负众望地拿到了那次比赛的5千块奖金之后，居然要分给我一半，即使我不可能要，他也能花2千多给我买了个AGV的摩托车头盔当生日礼物。

我和段军的关系当然很好，时常凑一起吃喝玩乐，但我俩更像是各取所需的合作伙伴。除了一起打游戏的队友，压根没有同学、更没有朋友的段军很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但他似乎很怕我，更怕秦东，我们之间的相处，总是缺少了些哥们之间的坦诚与随意，多了太多拘谨与心机。但我并不在意这些，反正我也不想跟他搞对象，而平时忙于游戏和经营“电脑房”的他，也真没工夫多搭理我。

事实证明，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秦东看人的眼光确实很准，段军确实也没少搞小动作，不过这家伙的套路我也是真看不懂。比如，1999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电脑的普及和网络游戏的兴起带来的巨大商机，眼见满脑子风花雪月的我对散件零售丝毫没有兴趣，他就打着我的旗号直接联系到了我们在北京中关村的上家，又把在各大学里的一批“徒子徒孙”发展成了下线。短短的3个月时间，这小子不仅早就填上了私自挪用的现金窟窿，还成倍扩大了“电脑房”的规模，仅仅靠着散件零售居然就赚了12万，然后又把各种票据连带着利润一起进入了“电脑房”的账目中。

段军这么玩，真给我整不会了，秦东始终放心不下，原本想找段军聊聊，被我拦了几回后，赶上他在市内的舞厅动了枪，闹出了人命，要跑路了，当我紧急去“电脑房”给他提取现金时，段军居然清空了电脑房账面现金，连同那12万一起塞给了我。

那一刻，我才发觉自己似乎从来就不认识段军，连秦东都被感动得开始怀疑人生了。毕竟，从“组团降级”开始，墙倒众人推的事我们经历了太多。那年头正经大学毕业生月工资才几百块钱，12万足够在我们市中心买套大三室再送个媳妇了，但这家伙居然一分钱都没留，全部捐献出来“赞助”秦东跑路。

段军说，没有我俩，他能不能活到现在都两说，更不可能赚到这笔钱；而且，这才是刚刚开始，只要“电脑房”还在，只要哥几个还一条心，钱没了，还可以赚，赚得更多。

这一件事，足够让我看清段军的为人，更读懂了他为什么把自己赚的钱都放到了“电脑房”的账上，我们之间的感情自然更近了一步，合作也更加亲密无间。

半年后，我等到了校长亲自签发的那张肄业证，忽然改变了心思，我实在厌倦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为了给家里被我气得半死的老爷子一个交代，我决定去国外再给他混个“安慰奖”。

临行的前几天，段军来我家找我，还变戏法似地又拿出了一书包现金，看那重量，至少也得20多万。我拒绝了，因为离开学校前跟他交接那间“电脑房”的时候，段军压根就没跟我对账，直接从银行提了20万现金——那次我没拒绝，因为我确实需要钱。

我只是没想到，这才隔了不到3个月，段军居然又能赚这么多钱。段军也并没有隐瞒，他说因为他那帮分布在各大学里的徒弟、加上秦东那帮哥们半黑半白的“神助攻”，我们在市内成立的那2家电子公司，基本垄断了几所大学的电脑整机和散件市场，所有的收入，也都记得明明白白的，只是我从来不去查账而已。

段军说的，我多少知道些，在市内开公司、跑关系、搞销售、谈代理合作，也包括动用武力打压竞争对手，确实是我运作的，而段军在中关村拿货的那位北京老炮，是我和秦东1998年在海淀拘留所睡一个通铺的老大哥，尽管赊账的事在那年头很常见，但赊账的数目太大之时，人家自然不相信段军，得直接找我确认。我知道段军不会坑我，有些事也没必要说得太清楚，段军顶多私自从“电脑房”账面上挪用几万块的货款，还很快就连本带盈利一起还了回来。

压根没有饮食和作息规律的段军肠胃很差，酒量更差，随着半瓶二锅头下肚，他也吐露了真情：他想劝我留下，带来那23万现金，就是想让我知道，有一座真正的金山就摆在我们面前，但他自己玩不转，因为他除了懂游戏、懂技术，经营方面的事，他真不懂。

段军的意思我也明白，我俩这两年也就是这么合作的，我不管电脑的事，他不管电脑之外的事。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没法再让老爷子失望，更对段军这次跟我玩的这个心机很失望，更有些愤怒，正如秦东给他起的绰号，一般老百姓真摸不清这位“段老邪”的心思。

秦东再涉黑，我也无所谓，因为他绝对有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我真正怕的，也在刻意躲避的，是段军。因为那时候的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了，而他的野心太大。比如几次跟村霸们之间火拼，原本就是大家点到为止的闹着玩，他就非要用自己的无知无畏让事态严重升级，当他把对游戏的痴迷转移到对金钱的疯狂之时，根本就没有底线，我们虽然还有一帮真正来自“黑道”的“后盾”，可那就是时刻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我最信任的、也深谙其中尺度的秦东，已经跑路了。

我当然不嫌钱多，但我更怕把自己扔进去，毕竟已经21世纪了，中国都要加入WTO了，很多事已经不能乱来了。

4

毫无疑问的是，世纪相交之时，随着电脑的全民普及和互联网的悄然兴起，一个全新的网络时代的“风口”来了，但无论有没有意识到，我都对它不再感兴趣。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太多因游戏而迷失甚至锒铛入狱的案例，我已经发自内心地厌恶电脑这种事物，连用QQ都是到了国外之后为节省长途电话费的不得已而为之。

2003年，一个发小结婚，我回了趟国，在婚礼上见到了已经带保镖出席的段军。因为他临时有急事，也没来得及聊上几句，不过听说早已在IT行业里赚得盆满钵满的他，已经进军到了更加暴利的房地产行业，成了不少我们念到毕业的大学同学的老板。更绝的是，这小子居然把我们土木系那位上报学校开除他的辅导员都给高薪纳入了麾下，然后没事就给人家穿点小鞋，还动用律师用各种合同条款约束人家离职。用段军的话来说，这就叫——“薅着头发往死踢，想跑都没门”。

听到这些消息我并不意外，睚眦必报确实是段军的性格，他知道自己差在哪儿，但对商机的嗅觉又很灵敏，所以才会离开竞争越发激烈的IT行业。但我对这些八卦也差点乐抽了，这位“段老邪”现在不但邪门，更加任性，像个有钱人那样任性。

大学期间，段军基本就没进过学生宿舍，更不可能进过教室，除了玩游戏认识的朋友，他2次自动降级前后的3届同班同学都不认识他，这帮人只是拿着简历四处求职之时才知道自己跟那位大名鼎鼎的“段老邪”不仅是校友，甚至可能是同届同班同寝室。

因暴利而暴力的地产圈确实不是善男信女就能玩转的，当这位游戏中的“大神”在现实生活中活成了传说之时，他那压根没有套路的“邪”，尤其出手阴损更没有底线的名声并不好，我那帮跟他熟识的学渣哥们，也早就对他敬而远之了。

尽管段军在婚礼上确实给我留了手机号，但回国时间本就很短还忙着各种浪的我也没工夫联系他，即使后来举家回国了，我也没主动找过他。身边那些混地产圈的朋友早已视他为另类，其中的道理，还是缘于段军的“邪”——这家伙骨子里似乎缺少了点东西，具体是什么，也没人能说得出，可能是文化底蕴，也可能是教养，更可能是社会经验，谁知道呢。

再次见到段军之时是2017年，从我出生后就没省过心的老爷子还是走了。我爸出殡那天早上，我的心情自然不可能好，而段军不仅不请自来，还带来了一长溜黑色奔驰和十几个西装男。得知这个消息时，我连弄死他的心都有了，赶忙冲下楼去驱赶，等在楼下的秦东已经替我出手了，这位出狱后一直在家吃斋念佛的“老僧”也淡定不下去了，当着保镖的面连踢带踹地冲段军吼：“这他妈的是科研单位，老爷子这都要走了，你还跑这来冒充黑社会？”

秦东真得算个社会人，出身于部队大院的他，对“场面”这种事自然很敏感、更有分寸，而段军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秦东，眼见马屁再次拍到了马腿上，他赶紧挥手遣散了保镖和车队，自己灰溜溜地走进我家给我爸鞠躬上香，我也没工夫搭理他，简单地点头示意之后，便各忙各的。

段军也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尽管他也真是好心，按照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这得叫做“撑撑场面”，只不过，他这次又没搞清场合。用秦东的话来形容，段军就是只没戴紧箍咒的孙猴子，要是有人没事能帮他念念经，这货还能少惹点祸。但人家早就是地位显赫的“段总”了，身边的人除了溜须拍马，谁敢给他戴个紧箍咒试试？于是，诸如坐着劳斯莱斯去省委大院接领导吃饭、跟陪唱小妹闹别扭就带保镖打砸KTV、喝多了搁警察面前冒充黑社会等明显缺心眼的劣迹，成了这小子的家常便饭，这种套路要是跟乡镇干部打交道还算对路子，但有些场合，就只会给人添堵，更会引起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了。

当我忙完葬礼回到我妈家已经后半夜了，段军居然独自坐在楼下的花坛边等我，见到我就狠狠地给了我一拳：“你他妈的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找我？别人看不上我，连你也瞧不起我，是不？”

这个问题我真没法回答，毕竟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我一个搁国外待傻了的穷鬼，也确实不想跟出门就是保镖车队的段老板瞎套近乎。但人家这样的土豪大半夜的还在这等我，我也真不能太过分，只能回家把我妈哄睡着后，就和他一起找了个小酒馆边喝边聊。

段军的酒量依旧不咋地，但那天晚上他还是硬塞了半瓶五粮液，嬉笑怒骂外加抹眼泪地回味着当年“电脑房”里的那些事，而对于自己辉煌的发家史只字不提。我能看得出，他是真把我当兄弟了，更让我意外的是，他并不知道我早就回国了，而是听说我爸去世了，才连夜从省城驱车数百公里赶回来的。

我以为这小子又忽悠我，毕竟他跟我爸只有一面之缘。但段军说，正是因为我爸当年找到“电脑房”劝说我回到学校好好读书的那一夜，我们爷俩包括后来赶来帮我作伪证的秦东之间的对话，在门外吧台里的他都听到了。

段军说，我爸当年是对的，我出国留学也是对的，即使我确实错过了资本野蛮生长的黄金10年，但那真的是个太明智的选择了，因为我们曾经的心智和阅历，根本支撑不起那样的财富，正如他自己，现在想回头，已经根本没有机会了。

我以为段军喝多了，也并没有在意，反正这帮有钱的主儿特别擅长凡尔赛，也早见怪不怪了。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段军就因为地产圈里的事东窗事发，被悄无声息地给带走了，然后就不知所踪，我和秦东各种托关系捞人，但得到的答复永远是：“带走段军的，不是省里的人。”

其实从2018年开始，我们这帮人都是泥菩萨过江了，无论从国家层面开始的高压反腐打黑，还是本市地产圈的日薄西山，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各种危机。网络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全面冲击，或多或少的，我们那帮满脑子传统生意经的哥们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5

2019年春节后，段军因为身体原因被保外就医了，连夜把我喊到医院，没有任何寒暄，直接穿着病号服、屁股后面还跟着个拎着吊瓶的小护士一起上了我车，一路指挥着我去了一处位于市郊城乡结合部、装修味道都没散干净的5层建筑。

那一年我自己的科技公司也焦头烂额，一路上没心思听他神叨叨地聊那些地产圈里的墙倒众人推，至于他说的网络直播、网红带货那些词汇，我更不感兴趣。但我也能感觉到，这小子已经预料到自己会出事，早就在布局着有关网络的项目了。

我不玩网络游戏也不看手机直播，但因为搜罗了一帮技术狂人搞软硬件和APP开发，我对电子产品很感兴趣，也能看得出那栋目测超过3000平的独栋建筑里，单单二层整层开放大厅里那近百台仿佛来自未来世界、每台还带水冷系统的超级电脑，肯定不是用来做PPT的。我以为段军这是又要干老本行玩网吧了，但一个网吧搞这么大阵仗，还在如此偏远的郊区，这家伙这是搁监狱里让人踢到脑袋了吗？

然而，当我看到三楼和四楼那一间间鸽子笼大小的直播间里，各有一位美女在对着摄像头搔首弄姿、更有一大帮人躲在镜头后面各种指挥之时，瞬间就明白了——这位“段老邪”，是把我们当年的“电脑房”和他东哥当年的“粉灯产业”给整合到“线上”去了！

那一刻，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这个时代真特娘的有才，从“线下”到“线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正如秦东当年“粉灯产业”里那些衣着暴露的陪酒女孩，也正如当年让段军成了过街老鼠的电脑游戏，如今只要转移到“线上”，不仅合法合规，还已经在大学里成为了“专业”，甚至成为了“体育项目”，我们哥俩又上哪说理去？

其实段军刚刚在车上说得没错，他要是晚生20年，就凭他当年玩游戏的段位，别说父母跟他断绝关系、大学把他扫地出门了，学校根本就得把他给保了研，甚至直接发个博士学位也不过分，更别说他还可能有机会代表“国家队”出战呢！岁月弄人，也不耽误这货成了因网络而成精的千年老妖，他的眼光似乎总比我和秦东这种土得掉渣的凡夫俗子要早了很多年。

我回到一楼大厅，远远地看着躺在沙发上打着点滴的段军还在对面前束手而立的几个貌似管事的人指手画脚——认识这家伙整整20年了，我第一次真正佩服起他来。

相对于自废武功的我、无限接近佛门的秦东，段军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他似乎天生就是干这行的，因为他的头脑、嗅觉、痴狂、对潮流与商机的解读，甚至包括“邪”和“缺心眼”，都可以在网络上的虚拟空间被无限放大。他用地产圈里摸索出来的套路去管理手底下那帮“键盘侠”时，根本就是降维打击；而他的弱点，比如文化底蕴、为人处世、道德底线，也被成功回避，这不就是真正的扬长避短吗？

当然，段军大半夜抱病把我带过去，显然不是让我看热闹或者开眼界的，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接盘这个刚刚起步的大型网络基地的管理工作——因为他出院后还得回监狱服刑，而这处已经布局了2年的产业，是他在监狱里服刑也能躺着赚钱的地方，我又是他唯一信任、也曾经在一起亲密合作过的兄弟。

段军的意思我也明白，毕竟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太现实，更浮躁，他当然也知道我就是个网络白痴，但他真正需要的不是要我懂技术，而是要我帮他去管理，甚至去镇压“线下”那帮早已蠢蠢欲动的家伙们。

我还是拒绝了，没有给他留任何念想。即使我确实涉足过很多行业，也确实想帮他渡过难关，但段军托付我的这个任务太重了，重到了我不得不思考失败的代价——“线下”的行业我都敢尝试，玩命的都行，但对于这种“虚拟”的事物我是真不行，连临时恶补都来不及，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其实自从走进那栋仿佛来自未来世界的建筑，看到那一部部极具科幻色彩的超级电脑，研究过那些比专业影楼还专业的灯光、舞台、剧本、场景道具间、各色直播设备，见证了一大帮深夜还在忙碌着的90后、00后的台前幕后工作，我就已经意识到，向来自诩站在科技前沿的我，其实已经out了。

既然已经被这个时代狠狠地拍在沙滩上了，我又何必去给自己添堵、更去让别人坐蜡？尤其这份产业还是一位20年兄弟的救命稻草呢。

6

顺昌逆亡，这个属于网络的时代是真能糟蹋人。20多年分分合合的老哥们，居然还是以“诈骗式面试”这种闹剧重逢，我也真是哭笑不得了。

风尘仆仆的段军从机场直接赶到公司时，进门连墨镜都没摘，就仿佛一阵阴风飘过——如果不是实在太熟了，我根本就无法相信眼前这位布衣布鞋的“退休大爷”居然比我还小1岁，要说这帮有钱的主儿喜欢穿得低调不稀奇，但那套本该仙风道骨的装束套在他那瘦弱又佝偻的骨架上，越看越像路边算命瞎子，还是很不正经的那种。

段军的身体状况很差，张文远给他送上的准备好的一包各色药片，目测得有二两半了。这也不难理解，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规律的饮食和作息，后来又地产又网络再加上看守所监狱，都不是啥颐养天年的地方，他不仅活着还能自己吃药，已经真心不错了。

“自家兄弟，闹着玩不带急眼的哈。”段军吃完药后，挥手赶走了张文远，走过来就给了我一拳，“我前阵子去你家了，嫂子说你回来了，又把闺女接走了，要电话号码也不给我，其实她给我了你也未必肯见我，呵呵，只能出此下策了。”

要不是给他个嘴巴子真赔不起，我高低饶不了他。但不得不佩服，这家伙这损招倒也真对得起“段老邪”的名头，无论如何，多年的老哥们再凑一起，我心里还是很热乎的。

段军还是老样子，对自己出狱后的东山再起只字不提，只聊近些年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事，打听秦东的下落，也聊他和我们另外一个哥们之间的恩怨——其实这也是我彻底远离他的根源，即使跟我听到的不是一个版本的，即使他也确实有很多苦衷与委屈，但他始终还是动用了很卑鄙的手段，导致那哥们被判了5年。

成年人的世界里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动机，更多无法启齿的秘密，我一个事外人也没资格去当裁判，至少段军是真拿我当哥们。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2019年我和秦东在外地手拉手地跳进了一伙成精的骗子给我们挖的大粪坑的事，那也是把我俩直接压回解放前的最后一根稻草，更是我们圈里人尽皆知的大笑话。

段军也不会跟我客套，说得很露骨更很伤人，却让我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了。

据“段瞎子”分析，我俩被骗，是早晚的事，当我和秦东凑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一道1+1=2的数学题，而是一道1+1＜1的哲学题——两个超级自信、更加传统的古典流氓凑在一起，武功越高也就越自信更自大，正如二战那条著名的“马奇诺防线”，正因为自诩的牢不可破，即使一般人确实攻不破我们，但当团伙作案的骗子们绕过我们的心理防线，甚至直接利用了我们对朋友信任时，到底怎么搞我俩，全看人家心情。

至于“段瞎子”是如何总结得如此精辟的，他也并没有隐瞒，因为他的团队就是这么干的，尽管他目前还不能被定性为骗子，但从他当年在“电脑房”里“封神”之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去琢磨游戏开发者的心思了——别人玩游戏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而他却是去研究游戏架构游戏Bug，甚至利用这些去获利，怎么可能不“封神”呢？

剩下的，用不着段军讲述，我也能猜出个大概了——无论网络游戏还是直播，也包括就摆在我面前的《**产品带货策划案》，甚至也包括这次“诈骗式”面试——这帮家伙已经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专业团队，甚至也包括心理专家、数学精算师等顶尖高手的介入，去把每个人脑袋里的Bug统统找出来，逐一击破，正如我连用手机浏览个新闻、都能蹦出一堆我想买的东西。

好吧，在被骗子们骗走最后一丝翻身希望的2年后，如今也终于在另一位“骗子”的倾情讲解下，完全释然了。

不过我始终没搞明白，段军为什么自己“线上”那摊经营得好好的，却偏偏要往教育培训行业里钻，还不是玩线上，而是要招聘老师开实体学校——自从2020年开始，国家已经重拳整治这个行业，连公安部门的扫黄打非办都已经强势介入了，这不是“顶风作案”吗？

其中的道理，段军也没深说，也可能没必要对我这种大脑有Bug的生物深说，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补课班已死，市场需求尚在，下一步该出现什么，会不会是下一个风口呢？”

是不是风口，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越缺钱就越不能跟他往一起凑，尤其有关教育的事，太大了，搞不好就会伤天害理更可能会被刨祖坟的，别说还是跟段军和张文远那对卧龙凤雏一起瞎折腾。

然而，一个穷鬼坚守的底线，在有钱人眼里只不过是给自己涨价的砝码。向来不按套路出牌的“段老邪”这次也没落了俗套，尤其他身边还趴着张文远那个“猪头军师”，从送钱送奔驰车钥匙、再到搁我闺女学校正门口租了套豪宅把门钥匙送我家，被我统统拒绝了。

我真不是什么清高的人，更没有清高的资本，我只知道拿人的手软，更深知“段老邪”玩“线下”的杀伤力——他要是开学校，可是真敢去绑老师，张文远也不是啥省油的灯，那货还真懂法，我要真跟这俩玩意搅一起去，早晚得把自己给扔进去。所以，我宁可跟华子起早贪黑的忙活那个“网格仓”，即使累是真累、穷也是真穷，至少心里舒坦，更能有时间陪女儿度过高中3年，而非一个不留神再踩坑里后、去监狱里扼腕长叹。

在那之后的大半年里，我和段军还算相安无事，段军也知道，我闺女中考考砸了我心情肯定不能好了，几次见面，除了安慰也除了开导我“向钱看”，尽管我始终拒绝跟他做事，他也并没太过分。

7

然而，2022年五一假期刚过，也不知道“段老邪”是做梦又梦着什么了，当我一大早3点起床准备开工时，却发现2台百万豪车把我6千块买的破依维柯堵得死死的。

我在女儿学校旁租住的那老旧回迁小区车位并不紧张，更不可能有这种数百万级豪车同时过夜、还“刚好”违停在我车旁边。用脚后跟我都能想出来，这一定是那哥俩又睡不着觉、来拿我找乐子了。

凌晨3点给段军打电话他当然不可能接，车上还没留联系电话，正当我打电话给交警协调挪车时，华子的电话也挤进来了：“哥啊，你这是又招惹哪个活爹了吧？2台大奔把咱库房大门给堵死了，兄弟们那么多车进不去出不来的，还他妈咋干活啊？”

我用手机查了下库房监控，堵门的一台迈巴赫，正是张文远的座驾。不得不承认，这货到底是律师出身的，这招确实够损：那么贵的豪车，顶多算个违停，别说我们不敢砸玻璃卸轮子，更不敢用叉车挑，连交警来了也不敢随便叫拖车，只能在玻璃上贴张罚单。除了劝我想想到底招惹什么人了，剩下的也只能陪我一起等着那几位车主慢悠悠地出现，又轰鸣着发动机在我面前气我。

我问交警，他们这算寻衅滋事不？交警合计了半天，说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个骑摩托出现场的辅警，能解决的只是“违章停车”，就算这事真在“寻衅滋事”的法律范畴里，那也是派出所的事，刑事立案侦查更绝无可能，至于民事取证那种事，恐怕还得我这个“原告”来吧？

行吧，我算看明白了，“段老邪”这是蹲监狱蹲明白了，这就是他给自己开的“药方子”——直接找个律师来当管家，用这种直击交警认知盲区、违法不追究的损招恶心我，这对卧龙凤雏，那可真是一个敢想、另一个真知道咋干不被抓，反正他哥俩要的，就是让我搁凌晨的路边吹吹冷风；而且，就算我报警了,派出所肯定不受理，交警来了，也顶多就是每台车罚100块的事。

“段老邪”既然不宣而战了，不达目的他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警察帮我把堵门挡车的那几位爷给挪走，我去库房装完货，开着那台因尾气排放超标而在市区内禁行的柴油大面包送货，本就让张文远那帮家伙折腾得晚了俩小时，马路上的交警叔叔也已经到点上班了，段军居然坐在一台4根排气管还加装了扩音器的跑车副驾驶，一路轰着油门跟着我屁股，我到哪儿他到哪儿，我停车送货他就能站在车边抱着胳膊冲我乐。我知道我甩不掉也撵不走他，毕竟拼速度我那破车跟人家的跑车没法比，动手更赔不起，再说了，马路又不是我开的，人家有钱烧的搁马路上“炸街”我也真管不着。

我没工夫搭理段军，在那炮仗一般撕心裂肺的“高音喇叭”一路尾随下，连交警一路小跑过来敬礼的时候都憋不住笑了：“你没完了是不？你自己说，搁我面前晃几圈了？驾驶证、行驶证……”

我赶紧解释，我当然不想挑衅警察了，但网格仓的送货区域就在那一片，我还已经晚了2小时了，总不能等到他下班再干活吧？

交警既然已经敬礼了，再解释也无济于事，人家只罚我闯禁行、没罚我客货混装已经手下留情了。当然，交警也不可能放过始终跟在我身后的“高音喇叭”。可虽说这次警察一视同仁各打五十大板，但这对于段军和他公司那帮压根不差钱的大小网红来说，就算交警把车给炸了，人家压根也不当回事，但对于我来说，别说罚款扣分了，再耽误我半小时，平台的霸王条款就能让我和华子后半个月喝西北风了。

行吧，我也看明白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尤其眼前这帮家伙，就是明摆着在欺负我这个穷鬼，还让我欲告无门，除非我真乖乖地从了“段老邪”，否则这帮家伙还得变着花样继续折腾下去，那样只能把华子也给拉下水了。

我还真就不信了，老子不干了，回家天天关上大门伺候闺女去，他“段老邪”是敢拆我家房子、还是敢搁大马路上绑我闺女？

8

华子问我：“你们老哥俩加一起快100岁了吧？ 还挺时髦，玩上PUA了呢？”

正所谓旁观者清，我和段军之间的闹剧，倒是被小我们很多的华子给看穿了，虽然PUA这词更多地用在男女之间，但我还真就是段老邪眼中的妞，正如太多土豪的征服欲，我越挣扎，段老板玩得就越来劲。

华子并不知道“电脑房”的往事，但跟我在一起厮混了太多年，这货早就成了秦东的小迷弟，这会儿又忽然冒出来了个神鬼莫测的段老邪，居然还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他不止一次在喝酒的时候问段军：“军哥啊，你说这得啥样的大学，才能同时培养出像你们这么能作死的哥仨啊？”

除了哈哈一笑，段军并不会正面回答，因为那段鸡飞狗跳的大学校外生活，不仅仅是他，也是我和秦东心中永远的伤疤。那是我们破罐子破摔的开端，更是我们认知这个现实的世界的第一堂课。

真正让我决定回家闭门当奶爸的，恰恰就是华子和我们这“肄业三人组”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如段军对华子那毫不掩饰地欣赏：“到底是名校的高材生，跟我们这帮山猫野兽真不是一个路子的。”

华子是个85后，纯纯的理工男，毕业于顶级名校的他，脑回路本就与众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更犀利，即使经常一语道破天机，也不耽误他中伤无数。他是个大孝子，原本在上海某世界500强企业任职，因父亲的心脏病突发意外离世、母亲身体状况也欠佳不得不辞职回到本市。2014年，他自己找来我那间当时还不到20人的科技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压根就不需要人，更没发布任何招聘广告，他只是偶然间从网上看到我们做的手绘版动画产品宣传，然后就想来看看到底是间什么样的公司，如此不着调。

见到连简历都没带的华子时，我能读出这家伙的睿智，也能感觉到他身上那来自名校加名企的自信，更能读出他回到东北1年多的不如意——因为我刚回国时，也经历过这些。于是乎，我俩的缘分从惺惺相惜开始了，配合默契地把公司发展壮大。即使华子的专业跟公司业务没有一毛钱关系，但这家伙那超强的学习能力，真让我见识到了一位顶级学霸的基本功。

当然，华子最大的弱点，就是理工男那典型的耿直性格，尤其那张怼天怼地怼空气的破嘴。所谓忠言逆耳，他那来自严谨又缜密的思维、加上超前眼光的预判，通常都会被事实应验，只不过，它们很难被这个时代业已形成的秩序所接受。

2018年，我那间在传统感应器行业里深耕的科技公司遭遇互联网的全面冲击之前，华子就已经预判到了AI时代的到来，强烈建议我向图形识别方向转型，不仅连续写了数篇几万字的商业计划书，甚至差点跟我在办公室里大打出手。那时候我们还真有足够的人财物力成功转型，但自信如我，又怎么可能听进去一个书呆子的纸上谈兵呢？

华子愤怒地离职后，按照自己的思路创办了一家主做图像识别的科技公司，我在资金和客户资源上尽可能地给予了帮助，他搜罗来一个来自名校的研发团队，不到半年就实现了盈利。但我和秦东在2019年彻底倒在一伙成精的骗子手里，而华子那间书生气过重的科技公司，后来也没能扛住疫情的冲击。

我曾经跟太多本科生、硕士、博士共事过，但真正来自顶级名校的顶级学霸只有华子，尽管他只是个本科毕业，但那只是因为他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了。也正是因为他和他曾经的那个动用了一位学霸的校友人脉、才从北上广深请回来的研发团队，我才真正意识到，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叫大学生，更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叫大学。

刚在华子身上悟明白了这些，承载着我的“大学记忆”的“段老邪”就又出现了。而自家中考已经失利的女儿，还偏偏就在一所类似于当年“段老邪”读的那种二流高中，也在没日没夜地跟着老师闷头刷题，我又如何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成为翻版的“段老邪”呢？

9

眼见我玩起了失踪，“段老邪”居然把PUA的魔爪伸向了华子，他完全忽视了华子压根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事实，直接开出了50万的年薪，还是预付工资的形式 ，非要请华子去他那所正在筹备中的学校当数学老师。这可给华子整不会了，心惊胆战地拎了两瓶二锅头来我家诉苦——这小子的脑袋也真不白给，他宁可跟他“东哥”去混社会，也不敢跟他“军哥”弄学校。

面对段军毫不掩饰的欣赏与高薪诱惑，华子很纠结，因为他很缺钱，但也深谙“事出反常必有妖”。段军不仅是千年老妖，起草合同的还是张文远那个一肚子坏水的前科律师，他自己也明白让他当老师这事看起来就不太靠谱，再加上那对神鬼莫测的卧龙凤雏，那就根本没谱了。

何去何从，我不能帮华子拿主意，因为我脑袋里有Bug，也从来没摸清过“段老邪”的套路。我能做的就是打电话把段军找到我家来，让他当面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但段军有事在外地，张文远也有事没来，来的是一位40岁出头的女人，叫徐娜，正是当年在电脑房里帮段军写演讲稿的那位女孩——她是段军的高中同学加初恋女友，更是段军高薪从南方挖回来的“校长”。

徐娜是师范专业科班出身的正经老师，对我和华子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我闺女那么大，她自从发现这个已经上高三的小屁孩居然休学在家自学，就进屋跟我闺女话痨聊得很热乎，还不时地翻看着书桌上的各种笔记和错题本，然后出来一脸不可思议地问我：“她这套是跟你学的吧？学校里那么多专业老师你不相信，偏偏要搁家自学，你就不怕把孩子给带跑偏了？”

我和华子都乐了，嘻嘻哈哈地就糊弄过去了。有些事，很难解释明白就没必要解释，我从小就不是个能让老师好好说话的熊孩子，华子虽然是个正经的学霸，但也绝对是能气死老师的那种，当我俩同时面对一位举手投足都是校长做派的中年女人时，想好好说话，基本不太可能了。

徐娜明显是带着“劝降”任务来的，即使一位职业教师的口才很棒、条理清晰，但她的社会经验并不丰富，面对着我和华子磨合多年的组团忽悠，她也没法绕弯子了，很快“主动交代”——所谓的“学校”根本不是正经的学校，不会向社会招生，也不需要盈利，因为它只是为了段军和几个富豪朋友家的十几个孩子专门建立的。

我明白了，难怪“段老邪”一直跟我藏着掖着，非让我先签合同再讲细节，他是怕我不爱去干那种伺候孩子的工作，尤其还是伺候这帮财主家的孩子。徐娜说的我真不意外，“段老邪”也真能干出这种事来。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第二天为了帮徐娜交差，我和华子一起去那所明显是会所改建的“学校” 踩点时，隔玻璃居然看到了张文远在腆着肚子坐桌子上给俩高中生模样的孩子讲“思想政治”！

我不得不再次对“段老邪”肃然起敬了，弄个职业律师来给高中生讲“思想政治”，这货实在太有才了，那一刻，我真正理解段军了，更读懂了他为什么阴魂不散地非要拉我来帮他弄学校，为什么非要让华子来教数学。

张文远能讲明白什么呢？生活，教科书里不可能写、老师也讲不明白的生活。即使一位律师讲述的生活，很可能是灰色、甚至血色的，但那就是最容易让孩子们接受、更加明确学习意义的，而学习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

其实段军想要的并不是卷面上的分数，他只是不想让自家孩子成为当年的那个出了高考考场、就迷失在“电脑房”里的他自己，尤其那种跟父母断绝关系后的迷惘与绝望，没有人能比他领悟得更深刻了。

因为疼过，而且是切肤之痛，所以段军真正想要的，就是不想让自己的伤疤，成为自家孩子未来的痛，他更不想再次体会到与至亲之人断绝关系的绝望！

如果不是自家闺女已经上了高三，这次我可能真会陪段军疯一回，因为他这次要干的真是正经事，而他要创办学校的初衷，和我把闺女扣在家里自学的理由完全一致——就是不想让孩子跑得太快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了，反正我都已经穷习惯了，也不在意多穷一年，尤其在这个一切都为了分数的时代里，家里那位横练了太多年“硬功夫”的小破孩，有着太多已经被嵌入了肌肉记忆的刷题思维，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引导、剔除、重新输入。

华子也没答应段军，他只是不想在徐娜手底下做事，当然，这货要真有委曲求全那两下子，他的人生必定是另一种颜色了。

段军也没再勉强我们，除了偶尔跑我家楼下的小烧烤店喝点小酒，我俩也基本见不着面，但或多或少地我也听说过，内忧外患，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困境了——自从2023年开始，地产圈一系列资本运作的顶尖巨头陆续暴雷，段老板的产业布局与资产不可能不受到牵连，相关部门对网络这片是非之地的管理也在细分化正规化，相关政策与资源的大规模南迁，包括公安部门对涉赌、涉诈行业的重拳出击，留给段军的时间也真不多了。

10

2023年8月，我忽然接到法院执行部门的电话，当对方询问段军的下落时，我才意识到，段军几个月前就在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得益于网络的发达，我也查到了几件法院里大大小小的十几件跟段军相关的诉讼案件，案值对于段老板的实力来说，并不算太大。我不懂资本运作，更帮不上段军，我甚至都不知道段军在哪里。但我知道，段军之所以躲起来了，就是不想让这些破裤子缠腿的诉讼官司击垮他那已经每半年必须做血液透析的身子骨，有张文远和专业律师团队善后，他就索性眼不见心不烦了。

同样的造型，3年前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尽管我的情况比段军要简单得多、金额更远没有那么大。我很清楚，段军这次也同样会全身而退，即使结局可能会很惨烈，而他现在需要的，也许只是有个哥们能陪他喝点小酒聊聊天。

我知道张文远肯定能联系到段军，但这老家伙始终各种理由一拖再拖，直到2023年国庆过后，他忽然又急三火四地连夜找我家来了，开门见山：“军子出事了，赶紧跟我走……”

在这个债务错乱的时代里，我最头疼的就是遇到这种事，用脚后跟都能猜出来，“段老邪”这种人能遇到的、还要找我这个自废武功了太久的穷鬼帮忙的烂事，必须又是一个债主登门拆家的凄惨故事——除了动手抢人，我还能帮上忙？

张文远在车上的大致描述，也基本跟我估计的大同小异。律师始终是文化人，对“段老邪”那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是完全知根知底，他不太清楚段军到底招惹到了谁，更不知道是谁在幕后操控着要对段军下死手，因为销声匿迹了许久的段军，刚刚在医院里做完心脏搭桥手术。

我是个生面孔，就先进医院摸了摸情况。当我看到段军病房外的走廊里坐着几个自带小马扎、连睡袋和洗漱用品都准备好的家伙还在帮小护士推车、扶病号上洗手间时，立刻明白这帮家伙根本就是职业的，人家只要恶心人，不会骚扰其他病号，还时不时地“助人为乐”，就这造型，就算警察来了，还不得给他们发个锦旗？

眼前这帮家伙，让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口问张文远：“段阳最近在干什么？”

“不能……吧，不过这小子前阵子确实回国了。”张文远秒懂，狐疑地看着我，眼神却变得越来越坚定了，恶狠狠地骂道，“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混蛋这是怕他老子把家产都赔光了！”

作为段军的律师兼大管家，张文远当然清楚，就凭“段老邪”那随时可能垮掉的身子骨，自然早就把遗嘱立好了，而他唯一一个成年的大儿子段阳，正是第一继承人。

段阳是“段老邪”最引以为傲的大儿子，因为他们老段家从他父辈那一众兄妹开始数，就没有一个能念书念到大学毕业的，只有2002年出生的段阳，不仅在国内读完了本科，还已经远赴海外攻读硕士学位了，他段老邪又如何能不自豪呢？

但亲儿子假装债主要逼死亲爹，饶是张文远是身经百战的律师，他又何尝见识过这种心机呢？

真正让我怀疑段阳的，是因为段军很久没有提起过自家儿子了，喝得再多也不提，反正那家伙的口风平时就很紧，他不想说的，我再八卦也没用。

同样的情况，我在几年前从事安保行业的时候，也被客户拉去救过场，那帮职业催债的家伙更有才，不仅雇了一大批“农民工”24小时静坐在病房外“声讨血汗钱”，更直接弄了2台平板货车拉着秧歌队、载歌载舞的在医院停车场给正躺在ICU里的活人办追悼会……这种事真的很难办，毕竟那属于财务纠纷，人家不闹事，报警没用，律师更白扯，要是动用了武力，那还真就着了人家的道了。那次秦东也在，这家伙的逻辑就很简单粗暴了，真正的债主是不可能要人命的，人要是死了，他们还找谁要钱去？ 而真正想要人命的，只有自己至亲的、还是能继承财产的那种亲人。

毕竟，在这个高压打黑的时代里，还敢如此兴师动众，还能如此专业地对待“段老邪”的人，肯定不是“成建制”存在的，必须是很多“金融公司”经常临时聘请的那种“专业撑场子”的家伙们，那个圈子并不大，这种“高薪招聘信息”也高度共享。有了那次的闹剧做参考，接下来再找几个朋友打听一下，也就不难打听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了——正是段阳。

真正确定段阳是幕后黑手那一刻，我也彻底明白了段军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的非要自己开学校——那只是因为其他的孩子们还小，现在做些什么，还来得及。而他最心疼的、最在意的、最愧疚的，正是他这个出生于2002年的大儿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亡羊补牢”吧？

11

段老板身边自然从不缺女人，我都懒得帮他数到底结过多少次婚、又到底有多少个孩子了，反正他的婚礼无论我知道不知道，我都没去过，因为去参加过一次婚礼的秦东说了，人家老丈人的岁数都跟我们差不多，见面的场面太尴尬了。

但段阳的亲妈我还真见过，比段军大了3岁的她，是我见过段军身边最正经的女人了。2000年，我和段军折腾电脑的时候，她刚刚大学毕业，在一间国企财务部当出纳，那年头要想顺利拿到支票，自然少不了跟她打交道。后来我出国了，自然是段军直接跟她联系了，小姑娘长得漂亮唱歌还好听，俩人走到一起也没什么可意外的。只是，在段阳不到4岁的时候，她就因为受不了“段老邪”的胡作非为离家出走了，而后就杳无音讯，据说是找了个老外出国定居了。

“段老邪”这辈子确实没干过啥好事，但当爹这事他真是认真的。只是那时候自己太忙，满世界地跑，带着个孩子也确实不方便。他担心隔辈亲的溺爱会惯坏儿子，也不敢让段阳在奶奶家住太久，从幼儿园开始，他一直把段阳送进最昂贵的私立寄宿学校，然后就在学校附近买套房子，每逢周末，必须亲自回家带儿子。

但显然，在段阳的教育上，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正如张文远刚刚在医院里说的，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还在南方读大学的段阳就因为吸毒被派出所强制戒过毒，那次是他连夜飞过去解决的，帮段阳保留住了学籍，但他没敢让段军知道这事，因为他太知道段军知道后会做出什么了。

张文远说这事的时候，我差点大嘴巴子抽他了。尽管他认为他自己是好心，但这个书呆子的好心，明显已经闯了弥天大祸。

4岁就没了妈的段阳，确实是个身世可怜的孩子，尤其还有个很强势的爹，所以他身边的所有人，无论爷爷奶奶还是姑姑，连张文远这种他爹最信任的人，都在极力保护他而瞒着他爹，从逃学、打架斗殴，再到沉迷游戏、赌博、吸毒，无论他犯了多大的错，他们统统都能用钱摆平，直到现在全面爆发了，直接来向他爹索命了。

我也才搞明白，难怪段军病房里一个亲人都没有，难怪张文远大半夜地把我这个废人给喊来了，因为这事他们已经用钱摆不平了。

我的猪脑子在不犯病的时候，也算还能用。既然明知道段阳是个瘾君子，想提前继承财产来买毒品，自然就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对付他了。

那天，我跟华子在段军病房外的走廊里干了一架，刚收了我2两盒烟的夜班保安“拦不住”，自然就报警了，110巡警也来了，刚刚好，张文远也带着120救护车来帮段军转院了。负责“贴身伺候”段军的那帮家伙，只能在4位警官警惕地注视中，眼睁睁地看着段军被抬上了救护车——他们当然会开车追，但在早高峰那糟糕的交通中，啥车能追得上拥有至高路权的救护车呢？

我和华子自然被带到派出所调解了，办案警官也看出来了，就凭华子那张破嘴，揍他都不需要理由，我俩也明说，只是自家哥们意见不合闹了点别扭，都没有受伤，更不可能追究对方责任，尤其还有位律师在一旁各种“摆事实讲道理”，警察也就乐呵呵地批评了几句后让我俩签字走人了。

不过我的脑袋里确实有Bug，百密一疏，忽略了正在干活的华子开过去的那台破依维柯是登记在我名下的，而段阳应该是通过医院监控找到了车牌号，然后又通过那帮职业追债的家伙的种种渠道，一路通过监控追到了华子那个“网格仓”。

段阳绝对是“段老邪”亲生的，他爹是怎么堵我门的，这小子也如法炮制，区别只在于，“段老邪”是闹着玩，而“段小邪”带了两车人，差点跟“网格仓”里那帮开车送货的老哥们动了手。

“段老邪”这辈子确实没少得罪人，所以他向来把家人藏得很深，即使经常喝多了念叨他那宝贝大儿子有多么优秀，但我也没见过段阳真人。当我被华子喊去仓库救场时，出租车还没停下，我就从人群中辨识出那个叼着烟卷、坐在保时捷机器盖上的家伙——简直就跟25年前的段军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晾衣架的身材带着佝偻的腰，外加一张严重营养不良的脸，连深陷进眼眶的双眼都是一模一样的。

“雷叔，我爸呢？我找他有事。”段阳如此兴师动众地一路找过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他爸，他说债主都找上门了，要是再不给钱，人家能要他命。

我当然不可能告诉他段军被我藏在一间军队干部疗养院里了。在这之前，段阳当然去找过张文远，但那货懂法，不太容易被吓唬住，而且张文远也确实不知道段军到底被藏哪去了，他还有太多事需要替段军抛头露面，这种事知道的越少自然越好。

现在段阳找到了我，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其实当一位中年大叔骑着共享单车在市中心里各种横穿步行街的时候，内心也是很慌张的，我是真怕段阳跟他爹一样狗皮膏药似的跟到我家去，按照他爷俩的行事风格，警察叔叔也救不了我。

好在，“段小邪”不是“段老邪”，这个蜜罐里泡大的富二代，没有他爹那两下子，人家的百万超跑确实快，但也始终进不了步行街。

12

我问段军：“你是不是总搁你儿子面前说我坏话？这小子怎么认识我？”

段军乐了：“你他妈的忘了你当年怎么气我妈的了，是不？”

段军确实没说我啥坏话，倒是段家老太太真记仇，从段阳在她怀里的时候，就总拿着我照片吓唬孩子，说他爸当年就是跟这个叫“雷子”的大坏蛋学坏的，他要是再不听话，就让“雷子”来把他给抱走……

我说嘛，段阳为啥搁我面前那么老实，原来我就是他的“童年阴影”啊。

我不敢告诉段军在医院里的闹剧幕后主谋是段阳，就凭他现在的造型，这样做除了让他的追悼会提前举办，没有任何作用。 但显然，在这个“人人自媒体、流量就是钱”的时代里，根本就没有秘密可言，这种足够抓眼球、博流量的闹剧没上热搜已经很不错了，对网络成精的段老板来说，他早就从几个关注的短视频账号里看到了自己住的医院，看到了华子的“网格仓”被围堵，更看到了一位骑着共享单车的中年大叔被一帮小破孩追成了过街老鼠，而值得段老板关注的自媒体博主，自然就是段阳的“小朋友”们。

那天我才知道，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段老板的大心脏也真不是白给的。其实段军早就知道他大儿子的真实情况，甚至连段阳和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一起吸毒都知道，他只是更愿意选择相信那不是真的，更不敢直接把事情挑破了，因为那是他最得意的大儿子，他太能体会到父子断绝关系后的绝望了，而且，就算他把事情给挑破了，就算父子大打一场后反目成仇，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除了躲，此题无解。

关于涉毒的事，我们曾经的圈子里有过太多太多，挂着尿袋凑一起打麻将的哥们也并不罕见，最终的结局，也不过是戒毒所、监狱和殡仪馆的三选一，尤其如今那些直接侵蚀大脑中枢神经的化工合成品，连戒毒所也就是走个形式了。

认识段军20多年了，我从来就没见过他如此憔悴的样子，在疗养院里住了1个多月，他仿佛又老了十几岁，这位“公园老头”都跳不动广场舞了。出院那天，段军没有通知司机来接他，非要到我家住，根本不管那只是一间60平左右的出租房，里面还有个正在高三冲刺的女孩。没办法，段军的心脏是真经不起折腾了，他知道身边那帮家伙靠不住，在这个“树倒猢狲散”的时刻，他也只相信我——我经营过安保公司，还是段阳的童年阴影。

我闺女是个话痨，自从段军教她用ChatGPT的算法去拆解考试试题、去构思作文写作思路寻找素材后，发现了新大陆的小丫头干脆赖上段军了，没事就缠着人家讲游戏、讲网红经济、大数据、区块链等出现在史地政考试题里的“知识点”，俩人也没大没小的相互称兄道弟了，段军干脆去书店买了一整套高中史地政教材，没事就躺床上研究着，还不时像模像样的做着笔记。

段军的骚操作又给我整不会了，我问他：“我说你给小丫头讲题也不用这么卖力吧？”

“你自己看，他们管这个叫思想政治？”段军冲我扬了扬手中的教材，“哥们当年要学这个，说不定早成学霸了，你信不？”

我想起了张文远腆着肚子坐桌子上讲课的造型，忍不住逗段军：“信，当然信了，你当年不还是高考全校第二吗？”

“去你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段军像被踩了尾巴似的暴起，脸红脖子粗的向我咆哮，“我现在知道当年你和东哥为啥总不爱带我玩了，更明白华子为啥给多钱都不跟我干了，你他妈的非要把闺女扣在家自学，不还是一样的道理吗？”

段军说得对，但我也不能承认，太多的事，既然挑破了也于事无补，那又何必再给彼此添堵呢？

其实不仅是段军，我自己也在偷学女儿的高中教材，不仅仅只为了给她讲解，更因为从第一次读她那早已被改革得面目全非的数学教材开始，我就已经发现，我曾经满世界地找寻根治脑袋中Bug的解决方案，就隐藏在那些“天书”一般的数学符号里。

13

段军走了，抛下一切走了。

直接从东北跑到了西南边陲一个四季春暖花开的地方，那是他当年第一次出狱后靠“拉人头”东山再起的地方，也是被忽悠着买了不少“升值潜力房”的地方，即使房子早已打骨折都脱不了手。好在段阳并不知道、更不可能查出那些房子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那是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确实比东北的严寒酷暑，能让他那几乎没有好零件的身体，得到片刻的休憩。

其实，早在1998年，当段军的父母和他断绝关系的时候，连我都认为那俩人太狠心、太不负责了——明明那么多选择，为什么偏要选择最极端的呢？

现在，2023年，当段军再一次决心用一种残忍的方式要和段阳“断绝关系”时，我却真能理解他了，也许这是从儿子到父亲的角色转变，更多的，还是那个物极必反的道理吧。

真正让段军决定离开这座城市的，是市精神病院的吕主任，那位身高超过1米9的壮汉，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医生。为了寻求帮助段阳的有效方式，我俩拜访过不少心理医生，只是对于人生阅历乌烟瘴气的我俩来说，病情实在有点太严重，一般心理医生都不爱搭理我们，否则真容易被怼成精神病。

老吕是我在拳击俱乐部里的“大级别”对手外加酒友，这位终日与真正的精神病人打交道的一线医生，是我认识的所有医生中匪气最重的，也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心理医生，3年前我开着台破车去路上的路标中找寻人生方向，也是他给我出的馊主意。不过也真没有比那更适合帮助我走出思维困境的方式了——只有慢下来、只有多被交警收拾几回，才能体会到那些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时看不到的新鲜事物。

原本带段军去找他，也只是纯粹的死马当活马医了。当时我插了句嘴，便被老吕简单粗暴地撵出了门，并不知道他俩在诊室里都说了些什么。那哥俩唠了足足5个多小时，段军回到车上就耷拉着脑袋、丢魂落魄地说了一句：“我得走了，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藏起来。”

我有点意外：“你俩刚才喝酒去了？说酒话呢？”

段军显然没心思跟我开玩笑：“老吕确实有两下子，他判断得没错，那小兔崽子的智商和能力都够用，他饿不死，但只要我还在，他就永远有不劳而获的念想，因为那是他最容易得到的。”

我问段军：“你就不怕你儿子横死街头？”

“那不是我儿子，他是我爹，我亲爹。”段军咬着牙，“不管他的归宿是戒毒所还是监狱，都比死在毒品上强！”

我没法再说什么了，更不想再听什么了。也许，心理医生不应当如此简单粗暴地劝人家“父离子散”，但老吕显然没把自己当成心理医生，这种事玩理论讲伦理也没有任何作用。

没有人想当逃兵，逃避也真不是“段老邪”的性格，但没办法，逼他逃走的人，是亲儿子，还是个讲不明白道理、更不能动手的瘾君子，“段老邪”那十八般武艺，根本没有丝毫的用武之地。

段军这次是真怕了，别的都无所谓，段阳到底出没出国、拿回家的学历到底是花多少钱买的，那都不重要，真正让他怕的，就是那个毒品。因为见过了太多沾染毒品后的恶果，所以他很清楚，只要段阳还能找到他，就永远离不开那玩意。

为了防止儿子找到自己，段军也是费尽了心思，即使目前还没成为老赖登上黑名单，他也不敢用手机银行卡、不敢坐飞机坐火车、更不敢住旅店，因为那些都会让他那“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儿子找到蛛丝马迹，他还不会开车，只能让我开车给他送过去。

14

如果有选择机会的话，我不可能管前妻借车。

但没办法，往返6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不是闹着玩的，我那台破依维柯干不了这活。段老板倒是不缺车，别说豪车了，连豪华房车他都有，关键躲不过他亲儿子的索命啊。

于是乎，两个身心憔悴的中年男人挤在一台借来的奥迪车中，没日没夜的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段老板还是那么鸡贼，我不在服务区停车休息，他就绝对不带闭眼睛的，跟个受气小媳妇似的坐在副驾驶点烟送水，唯恐我睡着了再把车给开沟里去。

我只是没想到，出发还没过2天，前妻的夺命追魂电话就打过来了。

“你是不是又惹事了？该不是在开我车逃跑吧？”一位纪检干部的语气还是那么威严，“我看你昨晚还在河北，今早都快出湖北了，你这是拿高速公路当高铁开呢？”

更让我抓狂的是，当她听说我跟段军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连诸如“协助逃跑也是犯罪”、“去最近的派出所投案算自首、否则被警察抓捕归案没机会减刑”都帮我俩想好了。当着段军的面，这种事没法解释，尤其脚下还踩着油门，随手挂掉电话，却发现手机已经收到了前妻转发过来的一连串超速信息，违章时间、地点、照片，一样不缺。

不得不感叹，这个数字时代太强大了，连交通违章信息都已经同步到车主手机了。我也确实是破货车开惯了，真不适应太安静的驾驶环境了，奥迪车玻璃的减速效果还太好、那著名的Quattro系统又激情澎湃，尤其缺了车窗四面楚歌的超速提醒、更没了坐在发动机上直接烫屁股的“超速座椅自动加热”功能，目前还没有一次性扣12分的严重违章，也算运气不错了。

我把手机扔给了段军：“段老板给报销哈。”

段军乐了，一拍脑门一副懊悔状：“哎呀我这脑子啊，出门前怎么就忘了先看看这小子到底有没有驾驶证呢……”

我被逗得眼泪都出来了。

1998年，我第一次骑摩托车上高速，身后坐着的就是这货，那时连秦东、连女友都始终拒绝乘坐那“肉包铁”的玩意，只有这货明知道我没有驾驶证，速度越快他还越来劲，要不是我怕出事拦着，他都差点学阿三玩摩托车站立特技了。

从那时开始，我俩的人生就像那台无牌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即使有违章、有事故、有“交警”提醒甚至处罚，但我们总会有方法去逃避打击，然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弹射起飞。

那一年，当我父亲自己找来那间群魔乱舞的电脑房里时，其实这位终日泡在研究所那一方净土的知识分子，自己都接受不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迁，更不可能意识到那间破烂的村舍是站在了一个全新网络时代的风口上，他也只能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也许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他知道什么是不对的，而我们正在做的，就是不对的。

但很不幸，无论我还是秦东，也包括在门外吧台里忙着打游戏的段军，都没有听进去，因为我们一天赚的就比他一个月工资高得多。

而现在是2023年，25年过去了，我们都当爹了，却已经用了25年鸡飞狗跳猪上树后一地狼藉的人生经历去证明——父亲当年的判断是对的、一路上各路“交警”们的罚单也是对的，正如我们哥仨如今的造型，一个废人在家当全职奶爸，另一个在庙里冒充扫地僧，还有一个因网络而成精的、却被自家儿子逼得沦落到了天涯。

15

事实证明，吕医生的判断是对的，段军的跑路也是对的。

段阳不愧是“段老邪”的亲儿子，确实有些天赋异禀的道行，仅仅在他爹跑路后的不到1个月里，就以摧枯拉朽之势逼得张文远搬了家、搅黄了徐娜的学校、摧毁了华子的“网格仓”后，也不知到底请到了哪尊职业催债的大神，居然能仅仅通过一个手机号就摸到了我租下还不到半年的家里来。

段阳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借”钱，只要能跟他爹扯上关系的人，一个都跑不了。人家不哭不闹的就往人多的地方一躺，正经人谁能受得了这个？再说了，就算打狗不还得看主人吗？有恃无恐的段阳自然每次都能得手，三千五千的他也不嫌少，然后过不了多久就会卷土重来，正如吕医生对他的判断——那就是他最容易得到钱的方式，只要他还能有希望，就永远离不开毒品。

原本，当我听到华子他们轮番诉苦的时候，我还是笑得挺开心的，要说徐娜是正经人让“段小邪”给敲诈了还可以理解，但就凭张文远的手段、华子的智商，这俩货能让个小崽子给吓成这样？

相对于张文远和徐娜，连华子都算上，我得算够不要脸的了，但饶是我这样没啥地位更不需要“体面”的人，一大早听到异响开门后，就赫然发现门口躺着俩一副无赖嘴脸装昏迷的00后，我真不是吹，一点办法都没有。

“段小邪”不知道又从哪个网络段子里学来的灵感，知道对付我这个“童年阴影”不能硬来，这次显然换套路了，要不就是真让哪个大冤种给揍了，反正那本就骨瘦嶙峋的身材明显还挂了彩，额头嘴角都有被殴打过的痕迹，更气人的是，他身旁还躺着个披头散发抱头哭泣的女孩，衣衫不整不说，暴露无遗的白皙后背还露着半拉撕裂的肩带。

我都被气乐了，蹲在段阳身边开导他：“小子，你也看到了，我真没钱，连这房子都是租得最便宜的，你就别忙活了，去找你爹那帮有钱的哥们碰碰运气呗？”

“叔，我不管你要钱。”段阳也没跟我客套，横着眼睛看着我，“我知道你把我爸藏起来了，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

我当然不可能说，但我也真没想到，段阳居然发了疯般的用脑袋撞着墙，大声嘶吼着：“打人了……救命啊……”

很快，邻居们也出来看热闹了，吃瓜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当然能看得出，我这个五大三粗还一脸横肉的家伙，是怎样欺负这可怜兮兮的小两口的。于是乎，除了义愤填膺的打抱不平，自然有人报了警，然后我就得在警察面前试图证明，那小两口身上的伤，真不是我弄的。

可是这种事，楼道里不可能有监控，我又怎么可能证明呢？更让我百口难辩的是，我真因为在2019年恶意殴打一伙骗子而留下过刑事拘留的案底，虽然最终没被检察院起诉，但那也是最容易影响警察判断的犯罪前科，还刚好是同一种恶行。

我是真有点佩服段阳了，就像佩服他爹那样佩服。这帮00后是真心牛逼，“段小邪”这是连我唯一的案底都调出来了，还明摆着在趁我穷、要我命呢。

好在，这次我是主场作战，也懂得怎样跟警察把事说明白，带队出警的那位老警察办案经验很丰富，在用“警务通”核查了我和段阳的身份证信息后，又跟我那一脸懵逼的女儿聊了几句，就让120拉走了那位“仍在昏迷中”的女孩，直接把段阳带进了我家，关上房门就厉声警告了几句，段阳才承认，他俩身上的伤，真不是我弄的。

我更没有想到，段阳居然当着警察面直接给我跪下了，抱着我的大腿开哭：“雷叔，我不想难为你，我就想知道我爸在哪儿，麻烦你转告他一声也行，既然生了我，就必须养我！”

我彻底懵逼了。

1998年，在那间破烂“电脑房”里，同样的造型，同样的骨瘦嶙峋，同样的连伸手推开的勇气都没有，演电影都不带这么巧合的啊。再说了，既然生了，就必须养，20多岁了还必须养，连啃老买毒品都已经天经地义了？

我是真没招了。同样没招的，还有那位带队警官，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这种“小蝌蚪找爸爸”的闹剧，即使在行为上确实够行政拘留了，但在动机上，还是可以“违法不追究”的，尤其他已经从“警务通”上查询到，段阳已经在不到1个月内连续骚扰了省内多间派出所、并多次被行政警告。

警察把段阳带走了。也许他们会拘留段阳十天半个月的，也许会对那俩人进行尿检后送戒毒所强制戒毒，但可能性更大的，依然是个行政警告，毕竟，对待这种病恹恹还恨不得去碰瓷警察的败家子，警察又能做什么？

关上房门如释重负的那一刻，我真正的理解、更加佩服段军的壮士断腕了，就眼前这一幕，如果发生在段军面前，除了被活活气死，剩下的也就只能乖乖地掏钱送瘟神了，而这时候只要给他钱，只会继续拉近他与毒品之间的距离。

我并不知道段小邪到底是怎样变成这样的，但我可真知道“段老邪”是怎样跑偏的，也许，答案就隐藏在从市场经济、到网络时代、再到数字时代的三个时代更迭里。

1998年，我也跟段阳现在的年龄差不多，用的手机还是模拟网的摩托罗拉，游戏还只是第一代红色警戒、帝国时代，是扯着网线联机的单机版游戏，是仅限于朋友、同学、顶多在电脑房里一起玩的那种，跟打麻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就是这样一款最原始的网络游戏，已经足够太多人跑偏了。

现在是2023年，如今的游戏都能全世界交友了，智能手机也支持隔空跟骗子谈恋爱了，那里不仅有着短视频、直播，有着各种大数据加持、智能算法、AI机器人的无孔不入，不仅有各路顶尖高手在团伙作案，还有个地方叫做“缅北”，更有种都能把段老邪那个千年老妖都给逼得跑路的毒品。

这个高度发达的数字时代几乎无所不能，但它也同样危机四伏，因为它专攻每个人脑袋里那些Bug。

尾声

为了避免段阳的闹剧吓到女儿，我本想进屋跟她聊几句，却被忙着备考的她一脸不耐烦地推出了房间：“电视里法治节目比这个吓人多了，你放心，这点事吓不着你闺女。”

我确实放心了，其实当小家伙有模有样的在警察面前、用课本里学来的法律知识为我“辩护”的时候，我就已经放心了。

大约一年前，我之所以选择独力去对抗全世界、强行把她扣在家里自学，并不是因为她那直线下滑的成绩，而是我越发强烈的察觉到，曾经那个能文绉绉坑爹的机灵鬼、那个敢在考试里写首英文打油诗窝囊老师瞎勤政的熊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啥都不带脑子的生物，在家啥事不管不问不说，连出门坐个地铁都能走丢好几回。

怎么的，读个高中，就把自己给读成这样了？

为了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搞了套高考数学模拟卷，就坐在她对面，掐着秒表记下了她完成每道题的时间，然后，除了参加月考我就没再让她去过学校，因为我能看得出，她那还算过得去的成绩，根本就是刷题刷出来的，更是背题背出来的——她已经被塞得太满，却并没有被点燃。

真正让我确定这一点的，就在她那套没有任何使用痕迹的数学教材里，有个叫做张益唐的家伙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正规的数学训练很有必要，好的基础训练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将来思维的习惯，可以帮助克服轻率，至少会很严谨。

很不幸，女儿压根就没机会使用这套国家统一出版的高中数学教材，因为它就像一列已经被这个时代遗弃的绿皮火车，太慢也太墨迹了，明明能高速、高铁、飞机出行，谁还有心思去乘坐绿皮火车呢？

然而，正如张益唐写在教材里的忠告，高中还真就是一列“逢站必停”的绿皮火车，因为它在讲述的，只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决定了终生思维能力的思维方式，它必须严谨、更加系统，它又怎么可能被“全归纳”、又该如何被“弹射起飞”呢？

所以，在女儿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帮她做出选择——别管别人跑得多快、飞得多高，我们就老老实实地骑猪上高速，必须先具备一种很严谨、更加系统的思维习惯。

无论如何，高考，都不是高中的终点，它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真正开始放飞自我的人生起点，那时候她会拿到完全属于自己的手机、电脑，也不会再受到任何监管，她就得独力去面对这个无所不能、但也无孔不入数字时代的洗礼，去直面那些隐藏在大数据、智能算法、AI数字人、各种组团作案的家伙的挑战。

25年前，我没有听我爸的，因为那个老学究自己都接受不了市场经济的遍地开花。

现在，她也可以不听她爸的，因为她爸也已经被这个全新的时代糟蹋得体无完肤。

但是，她必须明白，真正能解开时代密码、真正能预知未来的专家，未必在教室里，也不会在书店里，更没时间在网上胡说八道，他们就在她手中那套集结了国家力量编制的教材里，因为正坐在教室里的高中生们，承载着的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所以，女儿的高中课程必须全部推倒了重建，不惜一切代价的重建，正如教材里另一位被誉为“数学之父”的苏步青写给高中生们的忠告—— 在很多基础概念都没有完全理解的前提下，就急匆匆的去证明定理、做习题，那是没有不碰壁的。

我无力改变时代，只能从改变女儿开始。无论她最终的高考成绩如何，都绝对不能像她爹、她东叔、她段叔那样，很轻率、很不严谨，满脑瓜子都是Bug，然后用鸡飞狗跳猪上树后的一地狼藉，去诠释“数学之父”已经未卜先知的——碰壁。

否则，25年后的那个故事，只会更加惨烈。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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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翻滚吧！阿信》（201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我和“厂二代”在寺庙做义工

1

临近中元节时，章师兄打来电话，问我近期是否还在寺。因为中元节后紧接着盂兰盆节，佛欢喜日，法喜殊胜，他想回来寒潭寺看望几位相熟的师兄和师父，顺便给我带点他老家的素食特产。得知我已经离开寺院去了其它城市晃荡，章师兄的声音顿下来，连叹三个“可惜”。

没能吃上这口饼，我也含恨捶胸。我喜吃，往常干活之余聊到了糕点面食，我便向章师兄吹牛，说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饼，是在甘肃陇东一处农户家里的胡麻油炕饼。章师兄不服，和我拍胸膛，说等下次见面，他一定要给我带家乡的太谷饼来给我的舌头开开光。

挂了电话，我点开章师兄的微信头像，翻看他的朋友圈，内容依然丰富，几乎一天一发。我下滑屏幕，也不禁感慨——章师兄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飘过不惑之年的坎、心态却依然停留在少年时代的人。与他相处的时候，我总羡慕他旺盛的精力和轻盈到飞翔的精神状态。似乎生活的锤痕于他来说不过是雪花霏霏，转眼就消融。

章师兄与我在寺院做义工时结缘。当时我和他被分到了一个寮房，他是老义工了，每年都要来寒潭寺待上一段时间。祖籍山西的他是个“厂二代”，从小跟着干钢铁的父亲去了辽宁，在鞍山的钢厂里长大。以前在寺里，我常打趣他离了老家的煤矿离不了老爸的钢厂，命中带着革命工人的血，看来我佛慈悲，注定要他做个厂老板。

我那次来寺的时候，正逢章师兄当年第二次回寺。除了他，寮房里还住有两位年轻师兄，一个是来自吉林白城、身长体敦的王师兄，另一个是从广东番禺赶来、前额光亮、戴副圆框眼镜的高师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年龄虽各不相同，但聚在一起就是缘分，而且有共同的话题、爱好，彼此交流也算投机。

在寺里，不管男众女众、年龄老少和在俗世的身份高低和贫富阶级，大家都要按礼法互称“师兄”，见了那些没有出家的居士，也是如此称呼。我还认真探究过这个传统，一次和章师兄一起干活，我直接问了句：“为什么寺里要求大家互相称呼‘师兄’，不见有其他称呼呢？”

章师兄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一口大板牙，摆了一件他的糗事。

2019年，他初次到寺，去义工办报到，屋里只有一位值班的小姑娘，他想打招呼，一时又不知按寺院规矩怎么称呼对方才算合宜。此前，他只在自家厂子里上过班，工人老板之间不讲究惯了，他努力倒腾了没文化的脑子，不知怎么，突然就想到金庸《倚天屠龙记》里各门各派互称师叔、师姐、师弟的描写。于是，他对着值班的小姑娘喊了句：“师姐，你好。”

小姑娘当场“定住”了，章师兄却以为她没听清或者是自己叫得还不够郑重，迅速整理衣冠，系紧腕上的小金表，立正后，特文雅恭敬地大声道：“你好，师姐，我是来咱们寺报到的义工。”

那小姑娘更诧异了，一脸古怪地盯着他，直盯得他寒毛直立。四目相对半晌，他正张张嘴想问到底怎么个事儿呢，小姑娘“咵嗒”一声大笑，喷了他一脸口水沫子。

章师兄边给我讲，边挠了挠前额发际线——这事还没完，当时正好负责义工办的贤霄师兄带着几位女众师兄回来了，几人刚到门口，就听见了屋里的笑声。两边人的视线刚在台阶门口打了个“双闪”，贤霄师兄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又慌忙来了句：“师姐们好！”

这下可好，女众师兄们被他这话挠了咯吱窝，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贤霄师兄看四周游客来去，急忙朝他摆手，纠正道：“叫师兄，叫师兄，佛家寺院没有‘师姐’，都是‘师兄’，可不敢乱了章法！”

听到这，我正蹲在排水道掏杂叶，差点因为憋笑太用力滑倒，引得游客诧异，客堂管事贤亮师兄瞧见了，眼神凶得吓人，我连忙默念忏悔，尝试为自己不法的行为挽回一点点功德。

在寒潭寺，章师兄是令人欢喜的存在，他性格粗放、为人豁达，走路说话风风火火，与禅宗寺院舒美清净的氛围简直南辕北辙，每次干活，数他积极性最高，有股子“老大哥”的妥帖。

一次，几位善信给寺院供养大米，贤亮师兄安排我和章师兄一块去后院搬米。山门小，送米的车进不来，贤亮师兄又是个文人，身形瘦小，干管理行，抬米确实有点为难人，他便思量着去后面的竹林里找两根竹竿当扁担，两个人架竿抬运。章师兄觉得这招不顶事，纯属给孙猴子拔毛——净找麻烦，对我说：“竹竿光溜溜的，怎么抬？还得找麻绳绑，净整没用的。”

说着，他直接挽起长袖，将衣服下摆扎进裤腰，两只手抹上唾沫，咔咔一搓，抬手就是干。二十斤一袋的米，他左右各提两袋，从山门外到后院大寮曲曲折折近百米的路，他一口气能走仨来回。

贤亮师兄站在路边连连咂舌，末了，竹竿也弃了，我们三人肩扛手抱，搞得一身大汗淋漓。我累得够呛，完全顾不上义工形象了，回寮房取来三块毛巾分与他们，他俩往后脖颈一搭，米袋直接横扛上肩，跟80年代跑码头的力工一样吭哧吭哧、大刀阔斧地在寺院里来回。周围游客瞧见了，都嗤嗤地笑。

“不如法，实在是不如法。”我小声惭愧念叨。

其时，贤亮师兄正走在我身后，听到这嘀咕，眉头一撅，话到嘴边鼓捣了几下，终究是没说出来。

没想到，章师兄倒是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回应了我：“你这身体不行啊，怎么还比不上我呢。”

我看他的脖子根和耳朵被米压得一片潮红，可也不歇，瞅我摇摇欲坠的模样，还乐得咧嘴教了我些技巧——搬米呢，脚要踩得稳，屁股得使上劲，走路要大步行军，和在禅堂里行香一样，步子不能乱，借着一口心气干到底。

贤亮师兄急得连连咳嗽，一路上香客不少，他生怕这番俗话进了香客耳朵，玷污了“佛门圣地”的形象。章师兄无惧，露出经典憨笑，他才不会担忧什么“如不如法”。面上粗枝大叶一人，实则通透极了。他抓起搭脖的毛巾擦一把脑门上的汗，仍旧甩着两条膀子，颠颠地忙进忙出。

或许是因为这份随心随性，章师兄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我笑他：“别人进厂是越干越沧桑，你怎么还返老还童了。”

“可不呗，咱的福报大，遇事不怕愁，愁也就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他拍拍我的肩，笑道，“把心放在太行山上，让身体去坐禅。”

2

章师兄来寒潭寺，完全是个偶然。

中国的老板总喜欢信点什么，最受欢迎的当数武财神。东三省地界大，供奉香案的神格之丰富，丝毫不输福建。但章师兄和其他老板不一样，厂子里他的办公室，单单摆了一尊度母像。

“从西藏请来的。”章师兄给我说，我见他脸上带着虔诚，还有一丝得意。

他和通常修佛的人不太一样，“禅”“密”都认，藏区的几个红黄庙，是他修行的开端。在高原上，氧气稀薄，人脑子就空了下来，凡尘俗世的残渣就离他远了。所以那几年，他经常往藏区跑，去寺庙躲清闲。

随着东北矿产资源枯竭以及以“河北钢”为代表的国内钢产贸易量的下滑，章师兄家的小厂子也不景气了。锅里没肉，碗里没汤，货是厂子的骨，销路是厂子的命。市场灰暗了，厂子也莫名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先是设备故障，再是工人受伤，折腾的次数多了，铁人也熬不住。

章师兄父亲那一辈的“老钢人”胆子大但懂分寸，请了几个老高（级）工（程师）仔仔细细摸了一遍设备，依然没找到问题。工人们天天和机械打交道，也是灵敏人，一致认为是厂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医院里已经躺了三个工友，再恨财的人，此刻也得掂量掂量是自己的命硬还是切割机的刀轮硬了，于是，负责那两台出过事故的大型设备的工人，说什么也不愿意上工了。

没办法，章师兄只能找“出马仙”来厂子里摆“送仙儿”的席。可“出马仙”来了两拨，钱糟践了不少，事依然没解决——两台设备兀自毫无故障罢工了。

以前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现在是机器一响，“120”上场。这种不清不楚的事，最叫人发憷，再经过众口的加工，萝卜也能传成菠萝。工人们纷纷撂挑子，把矛头对准章师兄，说什么也不愿意再上工。

这下，厂子不停也得停了，然后章师兄就跑去藏区了，借由一个机缘，从一座红庙里请回来了那尊铜制的度母像。后来，他又请师傅给机器换了零件，停摆的厂子竟慢慢复苏了。

章师兄之所以来寒潭寺做义工，是为了还愿。但当我问起他和佛寺如何“结缘”的，一向直言不讳的他，却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了。

我心存疑惑却没有多问——来佛寺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哪怕是散心。大家都是被凡尘俗世里各种看不见的线牵来牵去，非要理清成一根线也没什么意思，徒增困扰，不如就顺着这根线好好体验、好好生活。

寺院僧众多，义工们每天分散忙碌在各个角落，我和师兄们也就休息时在寮房能见上面。待在寺里，大家的话似乎都天然变少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也趋向单纯随心的状态。

寒潭寺是禅宗寺院，承临济法脉，凌晨三点半，唱经打更的师父会准时登上钟楼先按着律点敲几下板子，紧接着吊开嗓气息悠长地吟唱《钟声偈》。天光暗淡，山雾氤氲，同寮房的师兄们纷纷闻偈醒梦，我和章师兄穿好衣服轻推寮门，站在院里，一个做广播体操，一个站桩。

山里温差大，气温比庙姑子的脸变得还快。晨露寒凉，清亮婉转的偈声贯穿了整座寺院，寺后连绵青山云遮雾障，像是团藏密。山风从木廊穿堂而下，吹得檐角铜铃叮铃铃地响。大殿两侧隐没在二层木阁楼上的天王像，在轻薄的火烛光芒中，露出若隐若现的威武雄壮。

我俩任凭雾气和烛光将自己缠绕，安静地浸入其中。

凌晨三点五十分，早课准时开启，换上海青，撩起修长的衣摆，在众师兄的小声催促中，我们收紧脚步，趁着夜色开始上殿。

关了山门，白天的热闹散去，寺院开始活动筋骨。大殿上，男众女众师兄以中门为轴左右分立，师父们最前，接着是老居士以及义工。我跟在章师兄后面，他顶礼，我也顶礼，他取经书，我也取经书，大家依照戒律法礼，一个接一个地朝菩萨像行叩拜礼。行完礼，各自站在对应的蒲团旁，等待两位主持早课的师父开偈唱经。

上了殿，最忌讳说话，纵使有天大的问题，也得放下嘴、使唤眼，否则就要闹笑话吃板子。

章师兄第一次上殿时，因为海青后摆过长加上他身宽体胖，跪垫子时老是被绊住脚，三叩做得东倒西歪，还赶不上趟。前面的师兄都叩完转身了，他还撅着屁股俯身趴地，然后迎面对上众师父们庄严肃穆的侧颜，一时间尬到他想遁地钻缝。

这个苦头，我也领教过。有了章师兄的前车之鉴，所以每次行礼，我手底下动作放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劲将后摆往屁股上提，幸好我站的位置是最后一排靠门口的角落，屁股后面没人，不然，要是被其他师兄看到，估计又给寺里留下一则笑料。

早课上，除了《楞严咒》，还要诵《心经》和《十小咒》。一个个艰涩难懂的梵音，经由一张张嘴唇开合，组成了连续不断的唔喃密语。这密语回响在高堂大殿之内，与佛像、柱梁、空气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振，进而敲响了每个人身体内的颂钵，使人心神震荡。大殿外，夜幕褪下，天际放白，晨雾在湿漉漉的光影变化中忽浓忽淡，雪松的油脂香味混合燃烧的檀香，缭绕在这座山中佛寺，随着殿内的唱经声飘摇。

3

我来寒潭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干活。早先我跑过诸多道观寺院，但我明白自己还是站在门外的人，顶多算个游客。做义工可以换个视角，或许能找到自己的道。

章师兄和我不一样，他是想沾沾庙里的“气儿”，他对我说：“各个庙都转了，越转越不喜欢。这里还有点真正的出家人的气儿，不是个空壳子。”

章师兄第一次做义工，是在河北的一个名刹。他自己搁家里读了《六祖坛经》，对禅宗大为好奇，于是借着出差的机会，寻访各地出名的禅宗寺庙。

初次义工生活，他最困惑的就是寺里的各种规矩。青庙和藏区完全不同，在任何一个寺院，第一件事就是学规矩。比如“过堂”，饭前要念《供养偈》，饭毕要念《结斋偈》，过堂过得快，章师兄就没学会，赶不上起碗，所以当义工七天，他掉了四斤肉。

吃不饱也就罢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一开始，他很想和师父们聊聊天，但这样的机会少有。义工们活不多，但聚在一起又都是聊些寺外的话题，加上多是些年轻义工，闹哄哄一团。他本来是躲清闲，结果平添纷扰，挨到服务期结束，立刻选择了离开。

来到寒潭寺前后，他去“两河两山（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的诸多寺庙都待过，但大部分待不住，有的甚至待了两天就跑了。一次，同他住一间寮房的河南师兄，早上睡懒觉逃早课，晚上却大谈佛经开示，吹嘘自己看见的神通。

“都是糊弄人的玩意，装起X来一套一套的。”章师兄嫌弃道。

章师兄从不自诩为修行人，修行于他是扯淡，他说自己就是个俗不可耐的人，就想找一个真正的修行道场，干干净净地干活，认认真真地清理自己。但这不是个容易的事，现下寺庙早变了味，进来的人形形色色，末法的时代，调色盘里的颜色混成一团。

最后，章师兄的寻庙之旅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他找到了寒潭寺。

在追求自由与个性的今天，寒潭寺依然固守着传统，门外的世界再变，门内只是开合一瞬。

由于有住院师父的管理和禅宗法脉的传承，寒潭寺虽然对外开放，但从根本上来讲是座传修道场。寺院对坐卧行立都有严格的戒律要求，不单约束院内僧众，来寺游客凡是衣着暴露、打扮惊世骇俗者，一概谢绝入寺。夏季，寺里甚至禁止香客穿拖鞋进入山门。

贤霄师兄经常“敲打”义工们：“戒律是修行人的根本，道场没了规矩约束，哪来的法礼庄严？没了当头棒喝，人心就失神，是要出大问题的。”贤霄师兄是个古板的人，或许不近人情，但却是公认的奉公不奉私的卫道士。我们钦佩他，戏称他是“冷面金刚”。

贤霄师兄寮房里挂了一幅小字，是他自己抄写的颂偈：“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通身虽是眼睛，也待红炉再煅。鉏麑触树迷封，豫让藏身吞炭；鹭飞影落秋江，风送芦花两岸。”

我见过这幅字，字如人，人如字，白纸上墨色铮铮，像闪着铁光。

寺院里义工的一日生活作息和工作日程，有严格的公事表。义工们每天有两项主要任务：早粥后的一次洒扫，和被分配到的值守岗位的公事。洒扫非常琐碎，比如我负责的天王殿，除了地面和六座神像旁的香台，臂所能及的墙壁、窗台、廊柱、雕花的木窗格，殿前殿后的消防柜、请香架、结缘书橱，以及两口石制莲花大水缸，目所能及的物件都需要挨个擦拭维护，一点懈怠不得。

忙完洒扫，就可以自行去值守岗位了。由于寺院义工的流动性大，公事岗位几乎每天都会有变动。或许是缘分，我被安排在了客堂，跟着章师兄学习，由贤亮师兄安排着做些临时性的活儿，协同接待办理佛事的香客。

客堂是整个寺院与外界联系的窗口，在这个岗位“修行”并不是易事。在客堂干活，就是把心性放在荷叶上，从早到晚风吹水拨，耐心早就被揉巴得卷了刃。都说寺院清静，但要获得这清静，就得下心性上的功夫，技法无他，就是磨，磨得你烦躁暴乱，磨得你苦笑难言，磨得你肝肠寸断，再学哪吒一样托莲重生，功夫才成。比起筋骨皮，内里更难打磨，胸中的波涛汹涌能收放自如，这才敢说“常清静矣”。

每天早上，我和章师兄到客堂后，被磨的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堂屋。堂屋不大，一眼收尽全貌。第一次洒扫，我信心满满，心想天王殿我都不在话下，何况小小客堂。章师兄看我踌躇满志，也不说话，脸上闪过一丝坏笑。

然后，贤亮师兄给了我当头棒喝：“进了门槛，两侧的方角帽椅，椅上坐垫——要擦；往左手边向里走这一排大小三张办公桌，桌上桌下的板面地砖——要擦；与门口相对的三尊菩萨像底下的供桌，桌上的花瓶、香炉、供食盘子、神龛烛台，里里外外须勤擦勤点勤更换；还有那，会客桌上的各类干果盘子和茶杯茶壶，得照顾增添，经口的东西俱要烫洗，用完的水不能直接倒，要惜福，留下循环使用；还有……”

我脑壳里嗡嗡作响，看了眼章师兄，这家伙居然一本正经作详听状，我想起“那丝坏笑”，顿时心如蚁爬。

贤亮师兄心细如发，总能抓到一些我看不见的细枝末节。比如，水龙头的朝向，一定要竖直正对中轴线，茶杯的摆放有大小、先后的顺序，师父们的茶杯须口向下单独摆，客人用的茶杯是在茶盘里转一圈，贴着相邻的器口沿。有两次我收拾过的茶桌，贤亮师兄左瞅右瞅嫌别扭，待客人走后专门喊我和章师兄到近前，手把手教我俩器物摆放的窍门。

“你们看这个茶杯怎么才能恰恰好放在茶盘挨紧不晃动？要这样——”贤亮师兄边说边开始演示，“最后两个茶杯要一起放，靠相互作用力往下一压，哎，这样就好了。取的时候不要死抠，稍微错一下，杯子就错开了。咱们在寺里做事得多看多想，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贤亮师兄讲解时不苟言笑，让人不由得精神集中。

“看会了没有？”贤亮师兄问。

我顿时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等走出客堂，紧张的心才落了地。原本，我以为章师兄肯定会不耐烦，没想到他一改平日的粗枝大叶，转过身认真点头对我说道：“你看看，什么叫功夫，这就是禅宗的功夫。做事情能做到这个份，那才是真的实践了‘戒、定、慧’。”

（编者注：戒学是佛弟子的行动规范和守则；定学是禅定、静虑；慧学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相的般若智慧。三学是佛教修行的根本，是修行者获得解脱的必由之路。）

4

等我干起活来逐渐顺手，对大小事务都熟悉了，贤亮师兄便从库房里拿来一把木刷和一个塑料小盆，安排我去弥陀殿擦牌位。

我欣然领命，在我看来，能够安安静静地干活，干些没接触过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疗愈自我。借由这个机缘，我才知道原来寺里除了礼佛，还兼办往生供养的佛事。

弥陀殿距离客堂不远，两处中间隔了座大雄宝殿。绕过大殿后院，折转穿过一条青绿小长廊，长廊右侧就是弥陀殿。弥陀殿不大，殿里供奉了一尊近四米高的木雕彩色弥勒菩萨像，佛像两边伴有两尊脚踩莲花的接引天女像。佛像下是一墩充满沉厚气息的白石宝象法座，宽大光滑的白石台基上摆放着两对供香和油灯。从跪垫往上看，弥勒菩萨半眯半睁、端详众生。

弥勒殿顶挑梁很高，待在其中人瞬时沉静。弥勒菩萨像左右分别立有两排与其等高的暗棕漆架柜，这就是用来供奉牌位的往生台。两个架柜一共八层，上面摆放了各地香客为亡人请供的往生牌位。一个个小木牌横纵有序、绕殿排列，密密麻麻的，被环抱其中的佛像身放彩光，两相对比，使得整个弥陀殿浸入一种不敢言、视、听的肃穆与严寂。架柜上牌位的摆放极有讲究，从佛像左右两边数起，近的是甲、乙区，往后依次是丙、丁区。听章师兄侃，是“越靠近佛，对往生者越好”。

我对此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殿里供奉，再远能远到哪里去？人总是爱给事物定个规矩，连佛陀也得受人的规矩，才能安坐。

我从仓库里借来爬梯，进殿先是礼佛揖叩，起身后对着四周牌位也合十顿首，俯身低头心里默念：“叨扰叨扰，勿怪勿怪。”然后打开梯子，将木刷刷头用洁净的布包裹好，刷头朝上装在衣兜，蹑手蹑脚地爬上高梯，待稳固好身形，麻利地拿出刷子掀开布开始从靠近大梁的第一排起手，为这些亡灵清除人间的尘埃。

牌位木制黑底，牌头用金漆勾勒出简易的莲花绘纹，中间是小小的长方形玻璃板，玻璃板后存放着黄表，上面记录了往生者的信息和亲属的祷告词。

擦牌位时，需要先“请”牌位——念一句“阿弥陀佛”，道一句“往生极乐”。这个仪式是我自己“发散”的，告慰亡人安抚自己。我不信鬼神，但并不妨碍我对人之外的存在心怀敬畏。因着这份敬畏心，我面对这些小小木牌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造次。

牌位请出来后，恭恭敬敬地拿到手中，取出毛刷认真地从上至下，先里后外地将牌位清扫洁净，最后将积累了近半年的薄灰从架柜上轻轻扫下。

遇上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会从弥陀殿的花窗投下几道光的通路，灰尘伴随毛刷舞动飘浮在这光中。那些飘浮的灰尘，就像从另一个时空匆匆赶来会面的灵魂。这时候对我来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并没有区别，都是以不同形态真实存在于这个星球，就在这个小小的弥陀殿，我正与其共生。

我想起在医院走廊里，那些对着墙壁祈祷和哭泣的家属。死亡是一个生命状态换到另一个生命状态，对活着的人而言，死亡并不是终点，居于其间的告别才是。

弥陀殿的往生牌位，供奉的除了严父慈母、历代宗亲和冤亲债主，最多的数堕胎婴灵和夭折小儿。透明玻璃板后黄表上的内容大同小异，上面简单记录了往生者和供养人的信息，如：

“听法往西方，闻经生净土，佛力超薦堕胎婴灵往生莲位，阳上李爱子叩薦”

“听法往西方，闻经生净土，佛力超薦堕胎婴灵往生莲位，阳上董小丽叩薦”

“听法往西方，闻经生净土，佛力超薦堕胎婴灵往生莲位，阳上张佳欣叩薦”

……

我一边擦，一边默诵往生咒，而且并不可怕，也没有不适。很神奇，往日怎么也记不住的几句咒文，现在居然没有任何阻碍，就那么流淌出来了。我越擦越高兴，越擦越充实，仿佛自己期盼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

从丙区最高格一路往下，我清扫到第三层的时候，一个叫“馒头”的名字忽然跳进了我的眼睛，然后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这么多堕胎婴灵里，唯独他是有名字的。供养人署名那里，又只写了两个字：“罪父”。

馒头，罪父，往生，莲花位。那一刻，我被牌位上的这几个字击倒，胸膛里的氧气被抽干，又像被混凝土顺着心眼的缝倒进去浇灌填满。整个大殿里供奉了近九百个牌位，我没想到自己会为了一个小婴灵流泪。

这些因为男女情欲而出现的生命，又因为父母的私欲不得成人，只能变作一摊血水，变成写在往生牌位上没有名字的婴灵。黄色符纸长长，挂在佛堂度了亡灵度活人。

弥陀殿外，正准备进殿的游客，看见高高的爬梯上一个灰头土脸的男人举着刷子呆立流泪，吓了一跳，转身快步离开。

我不为所动，背对弥勒菩萨朝着一座小小牌位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轻声地为这个素未谋面，也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啼哭过一声的小婴灵虔诚祷告：“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

5

我在桌案上写下：“红鸾床上朱砂消，水火缠绵相克生。一朝事发青春散，扭头埋面两不识。昨日欢乐昨日罪，今朝新婚今朝喜。胎死不见素缟裹，弥陀殿下长跪客。”

章师兄在一旁收拾寮房，看到我写字，立马兴冲冲凑过来看，我躲闪不及，被他瞧见了小心思。他照着念了出来，但声音呕哑嘲哳不忍为听，几句诗硬是被他读出一种鲁智深打毛衣的诙谐感。念完后，他也不避讳直接问我，是不是在弥勒殿干活干得多愁善感了？我还没来得及掩饰，他就拉着我往屋外头走。

“走出去接接地气，你们这些小年轻，情感忒丰富了，一个人待久了容易抑郁。”章师兄一边走，一边给我灌耳朵，“老哥给你说，呸呸，师兄给你说，这些身外的事，你不要老钻那个牛角尖，自个伤自个图啥？”

看我不答话，章师兄继续开导我，说弥陀殿里供的那些往生牌位，压迫感十足，尤其是小婴儿们，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待得时间长了，容易败阳气。要想不受影响，就得转变思想态度，增强体质，用辩证唯物来抵消主观唯心。

我心想：怪不得章师兄每天晚上在寮房里练静蹲，原来是提肛升阳气。幸好，他正顾着滔滔不绝，没注意到我脸上的微妙表情。

然后，他又说做义工是做好事、攒福报，就要开开心心地做，那些受苦受难的小天使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好，可不能一天天蔫巴个脸，别说是小天使了，搁我们自己，谁愿意整天看张苦瓜脸？

他的话能量过高，逗得我法令纹沟颊深深。

不一会儿，他带我由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从寺院西头穿过一小片毛竹林，一路往上到了一片山坡地。站在坡崖远眺，视野极好，三面环山，崖对面的山壁上生着一棵拐枣树，崖下林冠波涛。我俩并肩站着，他叉腰站了会，后索性直接蹲在坡地上，我顺势蹲在他旁边，手里折了根树枝，在地上胡乱画画。

“这个地不赖吧，你看那儿——”章师兄指着远处的山脊，“太阳就从那往下掉。”

“你经常来这？”

“不常来，凑上缘分才来。像今天。”

“就为看太阳下山？”

“就为看太阳下山。”

他从林地里搬来一块稍微平整些的岩石，选好最佳观景位置，垫着屁股叉开腿舒舒服服地坐下去，整个人放松下来，哼起一首东北小调。我还是在地上蹲着。我们不说话，两双眼穿林掠草望向那道山梁，等待太阳向我们赶来。

这里确实是绝佳的夕阳观赏位置。当金晃晃、热浪浪的太阳带着如霞的虹光来到这片小山坡地的时候，崖口如同被造物者的眼睛注视到了一样，染上一层鲜艳的金芒。这层金芒将我笼罩，在我的心里点上了一盏无焰的灯。

很快，太阳完全没入对面山脊后，小山林又重归寂静。章师兄从地上起来，拍拍屁股，我们顺着来时的路下山回寺。路上，他依旧乐呵，半句也不提刚才的事。我心里嘀咕他这是打啥“机锋”，但他不提我也不问，带着晒完夕阳的愉悦，屁颠屁颠跟在后面走。

当我返回寮房，再看见那四句潦草短诗，先前的忧郁却是一扫而光，开始对弥陀殿里的往生牌位生出些不一样的想法。

生命的轮转从来不会因为一些美好长久，同样也不会因为痛苦停留。生命的上升下落是无法扭转的规律，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东西倾注了感情，加重了与它们之间或浅或深的情感羁绊，因而陷入一段非好非坏的旅程，获得对自己存在的感知。

6

来寒潭寺吃上素斋饭，我反而增了重。我跟章师兄抱怨，他笑我，说怎么可能减肥，他断断续续来寺里这么多回，回厂子就瘦，来寺里就胖。我俩认真探究了一下，最后一致认为是大寮的掌勺师傅饭做得太好吃的原因。

北方寺院的斋饭普遍调味重，油水大。尤其到了冬天，炒菜容易冷，白菜粉条炖豆腐就成了主菜，吃斋饭不能剩菜，吃完饭还得用开水涮干净喝掉。章师兄去年春节在寺里值守，整整一个腊月，长了十二斤肉。

“那得涮多少碗油汤。”我打趣他。

章师兄虽然体重狂飙，但是确实感觉自己越活越轻盈了。以往他满肚子愁苦，不愿意接手家里的小钢厂，把一辈子钉在钢材上面。钢厂是他老爹打拼厮杀后出来的，他对自己定位清楚，自己做生意比不上老爹，酒桌上拉单子不是他的强项，尤其是一年两次急性胃炎后，他更不愿意喝酒应酬了。可不干钢厂又能干什么呢？他也常常反思自己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作为一个标准的“厂二代”，他的人生道路和矿上的石头一样天注定。

寺院不治愈人，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停顿的场所。章师兄爱清静，义工办分配活儿，他也是希望尽量去到一个可以独处的岗位，活多活累不打紧，最重要的是安宁。章师兄每晚坚持去禅房坐香，只有在昏暗寂寥的禅房里，躁动的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放。我想，八万四千个法门，他已经找到了安放自己的道儿了。

其后再去弥陀殿擦往生牌的时候，我郑重告诫自己，不是我清扫了往生者，是他们清扫了我。每当自己站在高高的梯架上，用褚黄色小毛刷掸飞浮尘，任凭透过窗户的光斑从我的左脑勺移动到右肩膀，时间就像香炉里燃尽的烟灰，只增不减。

一个个敬请，再依次清扫、归位、布陈，刷不到的地方就用更纤细的毛笔替代，沉气定神，不偷懒也不嫌烦。老老实实干活，沿着牌位上落灰的缝隙仔细用毛刷再走上一遍，这才算完成了一件。整个过程打磨人的内心，也熬炼人的耐力。

工作一上午，除了偶尔进来两三个香客，殿内宁静到让人恍然。香台上，支束起的一圈圈檀香盘散发出袅袅青烟，绕过弥勒菩萨往梁壁上梅花眼形的通风口弥漫，高挑宽大的木窗外，正午的太阳热烘烘地照耀在寺院的吊角飞檐，有种空灵的韵味。

上半年，贤亮师兄安排了位女师兄来弥陀殿擦牌位，仅仅干了半天活，女师兄就撂挑子不干了。女师兄害怕，亡灵牌位包围着她，她感觉自己身上阴风阵阵。其他义工纷纷劝慰，但女师兄说啥也不干了，央求贤霄师兄无论如何给她调个岗。寺里头最忌讳神神鬼鬼的事，真正的出家人比信众更笃信无神论。为了避免生出事端，贤霄师兄立马安排章师兄接了她的活，调她去后院洗衣房干禅院内务了。

弥陀殿确实比较阴凉，不过大概是木制建筑的原因。我其实向来胆小，但又最不惧鬼神之说。

小时候在乡下外公家，外公闲暇时最爱从大抽屉里找出他的老花镜戴上，从炕柜高处取下本《赤脚医生手册》《普贤菩萨品》之类我看不懂的小书，指着纸张上的油墨印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读。偶尔，他还会盘腿打坐，老天下雨地里的活儿干不成的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我在一旁有样学样，可纵使把两条腿拧成麻花也做不到脚心朝上的双盘腿。外公见我这样，一扬手喊我过去靠着他，一老一少开始话头续话尾地聊。

外公那辈人极敬重鬼神，他虽敬重但不迷信，是个会读经的老农民，对于鬼神之事只避不扬。他说，山林精怪，狐妖鬼仙，都和人一样，是在轮回里转来转去的生灵，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我们不需要害怕，更不需要去崇拜。

外公经常说人身难得，人为万物之灵，我们活成人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用好自己的身体。

“做人苦汪汪的。”外公磕磕烟枪里的草叶沫子对我说，比起佛菩萨住的极乐佛国，人间当然苦，但从人开始“修”，是最快的捷径了，没有比这还快的路了。

我想起那位被吓退的女师兄，人为什么要怕鬼呢？鬼是由人变来的，老话讲“盖棺定论”，人生的一切都清了零，人怕鬼，说不定鬼也怕人，不然还要道士做什么呢？

神、鬼、仙、佛，有形的是道法经典，无形的才是画像雕塑。这些本来无形的东西因我们众生的念头在各自的因果里显现成像，最后又反作用在众生身上，作茧自缚而已。学道的和不学道的，念佛的和不念佛的，关注探究法理的人少，迷恋猎奇神通的人多，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神话不是出自教义，全赖文人墨客传颂，传来传去喻世明言都成了二手古董，假画覆在真迹上，谁还去管藏在荒唐言里的真传呢？

离开寒潭寺前，近九百个往生牌位已经尽数擦完。贤亮师兄打趣我捡到了好活，积攒了不少福报，其他师兄现在都抢着来做这份工作。我只是笑笑，答应他往后有机会再回寺看看。章师兄在忙活，我没有打扰他，出了山门后才给他发了个微信。

义工和寺院缘分淡薄，每个人来这都是了缘。别攀附，再长的停留都是眨巴眼。不光在寒潭寺，其实去任何寺院道观，我都不愿意去跪拜祈求，求个什么呢？要安心就把心拿出来交给神明安，可心又从哪拿？神像、坟包、天造地设的奇光异景，被人求了几千年，人越来越精，问题越来越多，欲火烧香火，断不了的旺。

何去拜廟堂，何不求自己？

（文中人物名、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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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婆娑河》（2019），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活在流言里的地产公司女强人

1

2018年春天，代理工程副总的兰姐要来我们项目进行考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工程部负责人王亮，他突然紧张了起来。看他那慌里慌张的模样，我觉得好笑又摸不着头脑。

那时我入职不久，还没见过兰姐，只知道她曾负责设计单条线的工作。王亮说：“你不知道，这个兰姐可不是一般人。事可多，说话难听，骂起人来一点情面不留，要是落在她手里，没有好果子吃。”他顿了顿，似乎觉得自己的描述还不够，又补充道：“就不能把她当成一个正常的女人看，应该算半个男人。抽烟抽得很猛，喝酒喝得很凶，划拳一般人赢不过她。打牌还很会玩虚的，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输，好像全在她的掌控之中。”

那时兰姐刚刚代管整个区域的工程管理工作，干得风生水起，虽然没有得到总部的正式任命，但在大伙儿看来，她荣升工程副总似乎是早晚的事。很快就有人在私底下传言，说上一个工程副总离职，是兰姐做的手脚，是她偷偷录下了上一任工程副总受贿的视频和音频，又把他在工程招投标时做猫腻的证明材料一并上报给了集团总部。

工程副总的职位出现空缺，原本有一大批候选人，但最后不起眼的兰姐竟然击败了一众男性竞争者，成功上位。又有人说，总经理之所以力保兰姐当工程副总，是因为他俩的关系不简单。有人看见兰姐跟总经理去了酒店，他们在酒店楼下的便利店买东西，总经理还在收银台旁边随手抽了一盒避孕套……

这些传言不知真假。

那天，我在高铁站接到了兰姐，她35岁左右，个子在1米7以上，尽管穿着运动鞋和牛仔裤，但是还是能看出身材保养得很好。她留着一头齐耳短发，气质知性大方，脸上化着一层淡妆，看起来干净又利落。

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兰姐微笑着点头，我接过她手中的提包，她还说了谢谢。我觉得她并没有王亮说得那么吓人。我问她要不要先去酒店，她说不用，直接去看项目。

路上，我为了打破车内的尴尬，就主动介绍起了这座北方小城。兰姐突然说：“我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我常来。做地产的，整个省的每座城市的风土人情、政府环境、城市规划基本都在心里装着。哪块地值得拍，哪块地有什么问题，基本上都了解。”

我不再说下去，默默地开车，到了项目工地门口，王亮已经带着工程部的员工们在等待了。兰姐一下车，王亮马上走上前准备握手，兰姐只摆了一下手，就走进了现场。

那时我们公司刚拿地，工地尚未开建，只在地块的东边临时建了一个大门。当地的村民一直阻工，一开始是老住户阻工，后来连租户都搅合了进来。他们拿出“青苗补偿少”、“土地赔偿低”、“影响生活”等各种理由，不允许挖土机进场。

王亮说那是“一群刁民”，兰姐说：“没有刁民，要么是赔偿不到位，要么就是沟通不到位。”

王亮又说，我们该交的钱，已经按照法律规定都交给了政府。补偿由政府负责，听说也早给他们了。兰姐不说话了，王亮接着讲：“赔偿问题倒是小问题，最难啃的骨头是在庄稼地里有一个祠堂。投资部拍地的时候就不想想中国是什么社会？最难拆的就是坟地、文物和祠堂。这座祠堂给多少钱，村民都不一定会同意我们拆，这事不好办啊！”

这个村名叫大王村，王家祠堂不知建了多少年，祠堂大门两侧挂了一副对联，描述了王氏家族从山西迁到本地艰难定居的过程。这个祠堂其实很小，正北三间青砖矮瓦房，正东是两间更矮的青砖瓦房，院子里铺的还是砖头。但为了拆这座祠堂，我们跟村民们起了冲突，我们报过警，可警察来了也无能为力。对于那些阻工的村民，警察也只是安抚，剩下的事就让我们自己看着处理。

“没有办法也得办，公司给你那么高的工资就是让你来啃硬骨头的。都好办了，找你干什么？！”兰姐突然生气了，她转身对我说，“准备点礼品，今晚去见见村长。”

王亮很难堪，说：“没用，我们见过了，村长油盐不进，和村民穿一条裤子。”

兰姐瞪了他一眼，王亮赶紧闭嘴，我赶紧撤到一边安排采购事宜。

2

当天晚上，我陪兰姐去村长家时，她换了一身衣服，看起来更加妩媚了。到了地方，我们发现村长家有客人，一群村民正在堂屋里喝酒，烟雾缭绕的。

一个美女突然出现在院子里，一群男人傻了眼，都直勾勾地看着。我表明了身份，村长的脸色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咋又来了？”

兰姐没说话，走近酒桌，拿起酒瓶要给村长满上。村长想拦，但兰姐已经倒满，她又示意我拿出好酒递给她，她打开了一瓶：“尝尝妹子带的酒！”

那群喝酒的村民都傻了，一句话不说，嘴里的烟一个劲儿地往外冒。村长先反应过来，给那群人摆了摆手：“你们都先回去吧，今晚就到这了。”

那群村民站起来就走，其中有个人突然停下，对村长说：“哥，咱说啥也不能答应他们啊！”

村长说：“我心里有数，你们走吧。”

堂屋安静了下来，兰姐和我也坐了下来。她掏出烟，塞在自己嘴里，点上，又拿出来，递给村长。村长看着她，不说话，最后还是扔掉了自己手中的烟，接过她的烟，塞进嘴里。

兰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连着三杯酒下肚后，才开口说话：“妹子第一次见大哥，先干为敬。”

村长伸出了大拇指：“美女是场面人。中！”

兰姐说自己是个直肠子，不会拐弯抹角地说话：“你要是觉得妹子这个人可交，咱今儿就说说心里话。祠堂的事，可大可小，就是村长你一句话的事。有你出面，一切都能成。你不出面都行，只要有你一句话，剩下的事妹子去办。办成了，妹子不会让你吃亏。”

村长不说话，开始自己倒酒，我赶忙上前拿起酒瓶给他俩满上。他俩又碰了几个，不再提正事，开始划拳。兰姐的嗓门很大，气势很足，赢了几局。我又陪着他们玩了好几个酒桌上的游戏，村长一直输。我怕村长不高兴，就一直变着花样玩，最后玩到了深夜。

村长已经喝到酩酊大醉，但意识还算清醒，嘟嘟囔囔地说：“妹子，哥服你。你们来了那么多人，都是怂包，没一个有用的，就你中。哥给你说一句话——哥不姓王，哥姓郭。”

兰姐突然就激动了，她把自己面前的杯子换成了碗，“咕咕咚咚”倒满了酒，一饮而尽。

她的酒量果真惊人，喝了那么多，最后还能清醒地回到酒店。

第二天早上，天阴得厉害，电闪雷鸣的，是要下大雨的势头。我想着兰姐喝多了需要休息，就没有打扰她。没想到，上午我联系兰姐的时候，她竟然已经在工地上了。我赶去一看，机器“轰隆隆”地进了场，铲车正朝着王家祠堂驶去。

我、王亮和兰姐站在远处，眼看铲车就要开到祠堂的时候，大王村的村民们赶来了，乌泱乌泱的，他们手着挽手站在祠堂前面，逼停了铲车。就在这时，工地上突然冒出来了几辆车，二十多个黑衣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个个年轻，体型健壮，也齐刷刷地站成一排，立在村民的对面。

就像两军对垒一样，一开始，村民们集体往前走一步，黑衣男子们也集体往前走一步；村民们走两步，黑衣男子也走两步。

双方越走越近，气氛也越来越紧张，看得出来有些村民胆怯了。有人开始哭，旁人就呵斥“不能哭”。还有人抱怨村长迟迟不露面，有人说：“他姓郭，咱姓王，他哪会管我们？”

后来我才知道，村长那天对外宣称自己病了，一大早就去市医院住院了。

这时候天开始下雨，雨下得很大，所有人都在雨中站着。我想带兰姐去躲雨，她却一动不动地看“两军交战”——黑衣男子们把村民的队伍给冲散了，他们像拎小孩一样，一个人拎起两个村民，冲到祠堂后面，并死死地抱住。

终于，祠堂还是被铲车推倒了。尘埃落定，黑衣男子们迅速消失在雨中，有的村民大哭，有的村民默默地离开了。

后面的工程推进得很顺利，我好奇村民们为啥不再阻工了，王亮说：“都是兰姐的功劳。”

不知道兰姐和村长是怎么沟通的，村长从医院回来后，在村民们面前表现出了深深的自责。他说自己没有尽到村长的责任，愿意从自家掏钱，在村里择地，新建一个同比例还原的王家祠堂，同时在旁边再建一个郭氏祠堂。

祠堂小，建一个，花几万块钱绰绰有余，两个祠堂建完，也就花个十万出头的样子。但兰姐向总部申请了二十万，拨给了村里，村民们终于平静了下来。

兰姐在项目上待了一周，临走的时候，我提出请她吃饭，她答应了。饭桌上，兰姐夸我心细，又感谢我在那天晚上帮喝多了的她买水果和牛奶。

我们相谈甚欢，我就斗胆提问：“村民集体阻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搞不好就是流血事件，影响很大，政府都担不起，您是怎么敢做出这个决定的？”

兰姐说，经过了解，她发现村民们该得的利益都已经拿到了，如今再聚在一块阻工，无非是有人挑头想拿祠堂再敲诈一笔钱，但人心却是一盘散沙。那些黑衣男子也不是黑社会，就是凑在一起吓唬吓唬人的。

“村长说他姓郭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成了。领头的人都撤了，队伍终究是要散的。”

后来我才知道，大王村有“王”、“郭”两大姓，两姓家族之间面和心不和，姓郭的村民总被姓王的村民压制。村长虽然姓郭，但话语权很弱，有时他还得给姓王的村民赔笑脸。所以，村长也想借我们地产商的手，好好地压一压姓王的人。

3

工程进度快速向前推进，让代理工程副总的兰姐在公司声名鹊起，大家都觉得她很能干，就连王亮都改口夸她：“的确有真本事，别人搞不定的事，她出面最终都能摆平，牛人。”

大家都觉得，以兰姐干出的成绩，过了半年考核期，任命她为工程副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没想到，六个月过去，集团却另有安排。听说兰姐得知这个消息一时无法接受，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又哭又闹，吵得人尽皆知。但总部定下来的事，谁也没有办法。

兰姐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憋了很长时间，她把这半年出差办事花的钱，无论金额大小都贴成票去报销，没想到在财务负责人那里碰了钉子。

财务负责人年纪不大，姓吴，是从集团派下来的。听说她在集团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员工，到区域公司后就成了财务负责人，虽然没有正式任命，但大家都尊称她“吴总”。

吴总深知集团的规章制度，办事也很严谨认真，但为人有些死板，丝毫不懂变通。兰姐常年游走在各类人之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变化莫测，最看不惯那种一板一眼的人。一来二去，俩人吵了起来，最后竟升级为互殴。

兰姐个子高，气势又足，一边打一边喊：“集团来的又咋了，比别人多长一个鼻子还是多了一个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吴总仗着自己有集团做靠山，也毫不示弱。两个女人在办公区打得难分难舍，总经理在一旁大声呵斥，她们也不肯罢手，最终众人使了好大的劲才把她俩拉开，吴总哭得一塌糊涂，兰姐也披头散发，不像样子。

很快，两个女高管在办公区打架的消息在地产圈里传开了。吴总觉得丢人，向集团提出了调回总部的申请，很快就被调走了。兰姐没能升职，继续回去做设计总监。没多久，她又从设计部调到了开发部，做开发总监。

那段时间，兰姐似乎在公司里销声匿迹了一般，我们都以为她一气之下离职了。以兰姐的能力，再加上当时地产行情，估计她三两天头都要接到猎头的电话。但是万万没想到，兰姐很快调整好了心态，重新投入了工作。

新上任的工程副总是个男的，按照惯例，他到区域后要到各项目视察，兰姐也要陪同。

那天中午，区域来视察的领导和项目上的核心成员一起聚餐。工程副总很威严，摆着架子，不怎么说话，现场气氛很低沉，正常的喝酒流程过后，大家就静了下来。

轮到自由敬酒时，兰姐第一个站了出来，她端着一杯酒说：“喝仨敬俩！（自己单喝三个，然后转一圈，和每个人碰两个）”

除兰姐外，现场还剩下12个人，算下来，她一圈下来，要喝27杯白酒，52度的。虽然杯子不大，但是这一圈下来，一般人估计已经趴下了。

兰姐端起了第一杯酒，对着新上任的工程副总表态：“领导，您放心，我跟着您干，必将尽心尽力，您指哪我打哪，绝不后退。”

第二杯酒，她说：“借项目的酒，敬兄弟们，你们在一线辛苦了。”

第三杯酒，她说：“再次欢迎领导来到我们区域。”

等“喝仨敬俩”结束，兰姐已经有点喝多了，她仍给工程副总敬酒，又靠近他的耳朵说了许多表忠心的话。别人都夸兰姐是巾帼不让须眉，能屈能伸，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她身上却看出了许多辛酸。

4

2018年11月，我们的项目还没有正式入市（指楼盘还没有拿到预售证，不能正式对外展开销售），但售楼部已经拟定了开盘时间，广告也宣传出去了。

其实原则上没有预售证是不能开盘的，但那些年地产市场行情好，部分地级市到处都是无证开盘的项目。老百姓也知道，但相信开发商拿证只是早晚的事。因为无证，只用先交首付即可，啥时候证下来啥时候办贷款，等于延缓了办贷款的时间，所以大部分老百姓是愿意的。

我们公司也打算这么干，但没想到竞争对手时不时派人冒充业主前来探听消息，并偷偷录音，只要我们敢开盘销售，他们就会立即投诉。一时间，我们进退维谷——如果延迟开盘，当年集团定下的3.6个亿的销售任务肯定完不成，一大批人会因此受罚。营销总监急得团团转，想了各种方法，该疏通的关系都疏通了，该见的领导也都见了，但办事人员认为工程进度不到位，仍迟迟不发证。

开盘的前一天上午，总部派兰姐来了，我去高铁站接她。见面后，我说要带她去项目上先了解情况，她却说不用：“来之前我什么都清楚了，直接去住建局。”

到了住建局，管事的周局长不在，问办事人员，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兰姐就在走廊里等，那天她穿了很高的高跟鞋，一件修身的风衣衬得她又瘦又高，走廊人来人往，她就靠着栏杆一直站着。

因为兰姐气场强大，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也不敢轻易打扰她，偶尔过来一个人，也是态度很和气地劝她先回去：“周局长说了，今天不回来。”

兰姐答：“你告诉周局长，他今天不回来，我就住在走廊里。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见到他。”

中午，住建局的人都下班了，兰姐不吃饭，一直守着，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下午上班，周局长还没回来。

一直等到傍晚快下班的时候，周局长终于回来了，他在走廊里看见兰姐，有点生气地说：“你真敬业！”

兰姐笑着说：“周局都这么敬业，我哪敢不努力工作啊。”

周局带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兰姐居然像个小女人，很温柔地笑着，先说我们公司到“贵市”搞地产开发给当地带来的民生效益和税收效益，还夸奖当地的民生淳朴、政治环境清廉，非常适合地产企业深耕，等这个项目结束后，公司一定会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的。

周局长不为所动，冷冷地说：“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

没想到，兰姐突然就哭了出来，我和周局长都吓傻了。我连忙抽纸递给她，她推开我的手，对我说：“你先出去。”

我退了出去，关上门，但是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我能听清里面的对话。

兰姐说：“我一个女人，真的是不容易，孩子还小，没人照顾，我常年各地地跑，就像一个救火队员，哪里有问题，就跑到哪里。心累啊，疲惫啊，不容易啊。这么努力为啥啊，不就是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今天不能够完成任务，我在公司领导面前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周局长说：“你不要哭了，让外人看见了，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好了好了，别哭了，事我给你办了。你赶紧擦干眼泪，回去吧。”

兰姐说：“我不走，今天必须拿到证。”

局长说，“市民之家”5点钟下班，这都快5点半了，人家早下班了，出证最快也得等到明天。可兰姐不依不饶，非要周局长把工作人员叫回来加个班。周局长被她缠得无可奈何，竟真的电话沟通让工作人员加班出证。

我还在继续听着，周局长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兰姐急切地对我说：“赶快回售房部，搬一台打印机去‘市民之家’，那里的打印机坏了，叫上专业人员，连上我们自己的！”

我急忙照办，到了“市民之家”，那里的工作人员极不情愿，嘟嘟囔囔：“面子真大，开了眼了，第一次见这种，我们都下班了，专门给你们开通道！”

晚上8点，预售证终于办妥，第二天项目顺利开盘。

后来，公司领导在大小场合都夸兰姐办事能力强，但我们再去住建局办业务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会明里暗里地讽刺兰姐：“是好演员，会演戏。”

5

集团派来的工程副总没多久就离开了，我也从项目上被调到区域公司，负责人力行政工作。一天，总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写一封推荐信给总部，希望再推一把兰姐，让她坐上工程副总的位置。

总经理40岁出头，个子不高，有些谢顶，眼睛不大，气质有些猥琐。听说他很有钱，在区域公司成立之初，他向集团投了不少钱用于项目启动，也算是集团的小股东之一了。面上，兰姐和他走得很近，他对兰姐也好，常常当众夸兰姐，说他俩是老乡，思维方式相通，配合得很好。

我把兰姐的升职推荐信送到总部，原以为这次一定能成，没想到几天后集团给了回复：不予以通过。评语上赫然写着：“经过测评，此员工有才无德，请谨慎重用。”

兰姐的名声是什么时候被搞臭的，被谁搞臭的，我不清楚。也许是第一个工程副总在做离职访谈时说了她不少坏话，也许是吴总回集团后讲了她不少的恶劣事迹，也许是兰姐和总经理的桃色新闻传到了总部……总之，兰姐被总部拉进了“不得重用”的黑名单。

我把结果反馈给了总经理，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说：“那也没办法，就这样吧。”我怕评语的内容会伤害兰姐的自尊心，就没如实告诉她，只说总部没批，让她再等等。

接下来的几年，兰姐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升迁的机会，工资也没涨。只在某年的年终大会时，公司给她颁了一个“先进员工奖”，现金奖励2000元，以兹鼓励。

2022年年初，地产暴雷企业越来越多，我们公司也面临着美元债无法偿还的危机。集团下发了大规模裁员的命令——倒没明提“裁员”二字，但在“降费提效”的指标中，费效比（管理费/年度回款额）从2021年的1.7%降到了0.9%，人效比（签约额/在岗人数）从2021年的1635上升到3200。

费效和人效是集团考核人力负责人的重要指标，如果完不成会有重罚，这个指标压得我喘不过来气。我详细算了一下，如果要达成这个指标，在严控各项费用支出的情况下，整个区域的人员需要从现有的172人减少到30人。

我拿着公司的花名册，从前到后，筛了一遍又一遍。除了1个区域总、4个副总暂时不动外，需要在剩下的167人中选择142人裁掉。

我做了每个月的裁员计划，递给了总经理，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只提了一个意见：“接下来也没新项目了，要开发还有什么用，全裁了！”

当时是兰姐负责开发工作，我问：“兰姐也裁吗？”

他瞪了我一眼，反问：“你说呢？”

于是，兰姐也进了裁员名单之中。

6

兰姐是个精明的人，她很快就得知了区域公司要裁员的消息，随后就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我请她坐下，她简单询问了一些情况后，直言：“把姐留下，姐不能被辞退。”

我很无奈，但我也很难理解——虽然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几乎所有地产公司都在大规模裁员，但以兰姐的形象气质和能力，她拿了补偿金再重新找个工作不算难事。

我说指标给得很低，留不下来几个人。她说：“无论如何，我要留下，降职降薪都能接受。”

我问：“何必呢？”

她欲言又止，过了许久才说：“你哥（她丈夫）也被裁了，已经在家休息半年多了，至今没找到新的工作。”

兰姐的神情突然变得很落寞，一改往日傲慢倔强的形象，眼中不断闪出一丝又一丝的哀伤。那天，她在我办公室里敞开心扉，说了许多话，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讲了她的婚姻。

因为出身农村，家里穷，为了多挣钱，她一毕业就选择跟一个福建老板去贵州修高速路，这和她大学所学的专业并不对口。

“到了贵州后，简直是两眼一抹黑。到项目上第一个月可以说是惶恐、无助。图纸只能看懂个大概，但要把图纸上设计的内容在现场测量放样，还得根据爆破班组的需求在任意位置计算出来里程和坡度，我有两个难关要过：第一是全站仪不会用；第二是坐标正算反算不会。”

“我自己摸索，搞不懂就问，还时常站在人家身边看怎么操作，终于攻克了仪器这个难关。但正算反算一般需要那种带编程的计算器，而且把图纸设计数据一段一段地输入进去，没人指导，完全就不会。这时候，我认识了你哥，是他一点点地教我、带我。我给他做助手，背仪器、拿工具，跟着他爬了3天的山头，终于克服了这个难关。”

后来项目结束，他们也走到了一起，回到家乡结婚生子。这时，刚好碰上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期，地产公司开出很高的薪资，他俩就双双进了地产行业，一待就是十几年，投入了整个青春。这些年，兰姐慢慢从基层爬上来，吃了很多苦。她喝酒太多，身体严重透支，肝功和心脏都不好。

“拿命换钱才有了今天，没想到现在行业这么难。”

兰姐的工作动荡不安，家庭生活也不平静。她的儿子上了初中，正值叛逆期，很看不惯强势的母亲。一开始，兰姐说一句话，儿子有一火车的话去回怼，现在任凭兰姐说什么，他都不吭声了。

兰姐的丈夫我见过一次，他又高又壮，虽然上了年纪，微微发福，还有一些微秃，但仍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他似乎是爱兰姐的，会冒雨接她下班，但他出轨的事，我们整个公司都知道了——那个女人先把他们的亲密照寄到了我们公司前台，想逼兰姐离婚，但兰姐拿起照片看了看，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之后，那女人又来我们公司闹，兰姐躲在办公室里不出来，最后她的丈夫赶到公司，扇了那女人一巴掌，才结束了这场闹剧。当时我就不理解，兰姐那么强势好面的人，怎么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如此畏缩呢？

兰姐第一次这么诚恳，这么低姿态地跟我讲话，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最后我只能说：“我这边您放心，我尽力保您，但是上级领导那里——”

她马上接话：“上级领导那里，我去协调。”

结果，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总经理竟然先于兰姐被总部裁掉了。他入股集团的钱，总部按照协议约定全部还给他，他当天就离开了。后来总部派来了一个新的总经理，兰姐到处协调，总算暂时安全。只是她被降职为经理，薪资降了一半，补贴全取消，还要跟着曾经的下属工作，委曲求全。

7

裁员逐渐深入，压力让我感到窒息，也让我焦虑到失眠，整宿整宿无法入睡，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偏头疼愈发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半张脸疼麻了，张不开嘴。

裁员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就主动提出了离职，集团稍有挽留，但还是给予批准。走之前，我和兰姐又聚了一次，那时候的兰姐已经不再意气风发，细看，竟透出一丝老态。

我俩喝了酒，微醺。她诉说她的委屈，说她知道集团对她的评价——是总经理讲的，无非是想逼她离开。如今，她早没了顾忌，就跟我讲了更多的内幕：

原来，之前我们的总经理和第一任工程副总有矛盾，双方一直在斗争，而那些证明对手受贿的材料，是总经理交给兰姐的。当时，他给了兰姐一个密封的档案袋，上面还贴了封条，让她亲自送到总部去，“我开车5个小时，亲自去了趟总部，交到相关领导手中后，我就回来了，回来后，总经理就让我去一个写字楼见他”。

那栋写字楼在我们公司附近，里面比较混杂。一楼是家中型便利店，还有一个敞开式的咖啡厅，我们公司的员工常在那里吃饭、休息。中间有几层被改成了酒店，再往上是单身公寓和一些小微公司的办公区。总经理提前在一楼大厅等兰姐，等她到了，提出一起去便利店买点东西。兰姐挑了一些，结账的时候，总经理又让她再买点别的，等她折身，总经理就顺手在收银台边拿了一盒避孕套。

直到兰姐在公司里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才后知后觉：“他一定是故意做给同事看的，我并没有看见（他拿避孕套）。那天我们买完东西，走进电梯，是去地下室。他开车在路边瞎转，问我事情办的怎么样，我说顺利完成。他很高兴，承诺会积极向集团推荐我成为工程副总，我也很兴奋。我们又聊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题，他就让我下车了。”

明面上，总经理一直对兰姐很好，私底下却不断地PUA她，说话也极其难听。他给兰姐的工作使了许多的绊子，无非是想逼她离开，好封住她的嘴。

我问：“你怎么不解释呢？”

“给谁解释？怎么解释？谁信？后来我的确代理了一段时间的工程副总，这一环套一环，我怎么可能解释的清楚。”

她感叹女人在职场上混不容易，“如果干得好，会有人说你出卖色相，如果干得差，又有人看不起你。”

我劝兰姐干脆离职算了，换个地方工作，重新开始。可她说离职很容易，但这是职场生涯的最后一步棋。在她看来，职场和婚姻的本质是一样的，自己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情感，经营了那么久，所有的快乐与难过，成功与失败，骄傲与不堪全融在里面了，怎能说放弃就放弃？

“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会走到‘离’的那一步。”

我终于理解了兰姐，也想安慰她：“别泄气，姐，您在我眼中一直都是最优秀的。”

她笑着说：“你看我像泄气的样子吗？职场不都是这样，人人趋利。姐习惯了，姐不会放在心上，不管经历什么，姐都会向阳而生。如今行业整体下滑，大家都不好过，但是越不好过的日子越要挺过去。现在是行业最黑暗的时候，只有坚持，才会趟过黎明来临前最黑暗的时刻，走向铺满黄金的光明大道上。”

“来来来，为向阳而生干杯。”我们重重地碰了一杯。

“为黄金大道干杯。”我们又碰了一杯。

我很快办完了离职手续，但仍旧和兰姐保持着联系。

听说，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换来换去，换了好几任，但兰姐始终没有升职。最后公司没剩下几个人了，兰姐挂着经理的名号，手下也没有兵，大事小事都是她自己跑，像个普通职员。但她干得依旧热火朝天，还是像救火队员，哪里出了问题就往哪里冲。

渐渐的，她的儿子长大了，似乎懂得了母亲这么拼命地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开始体谅她，有时候还会问寒问暖。她一直没有离婚，等来了丈夫的回心转意，夫妻俩加盟投资了一个汽车修理行，生意还不错。

现在，仍有一些关于兰姐的风言风语会不时传入我的耳朵，也仍有很多人会把她看轻。但我总觉得，我们终究不是她，如果我们是她，也未必有她做得好。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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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代理公司》（2023），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20年前，我在水木BBS找到真爱

1

2003年10月15日，北京，傍晚，风很大。

天空暗了下来，下班的人群行色匆匆，我躲在海淀区一个公交站的金嗓子喉宝广告牌后面，默默地做着心理建设，脑子里却不断闪现着电影里的那些行凶杀人的细节。我攥紧了手指，迈着发抖的双腿走上天桥，看见一个穿着墨绿色休闲西服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朵玻璃纸包着的玫瑰，他站在桥上东张西望，和周围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玫瑰花是之前约好的暗号，我猜他就是我要见的那个网友了，不由得侧身躲在人群里观察他。当他的眼神顺着人流向我这边射过来的一瞬间，我害怕极了，感觉自己正在走向《今日说法》或者《法治进行时》里无数抢劫杀人的案例之中。我狠狠地咽了口唾沫，想迈步向前，不敢；退步悄悄溜下天桥，又不舍。就这样，进退两难地陷在了那个人流拥挤的天桥。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网友的经历。我还没见到人，就被自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给打趴在地上。那年月，网友见面是个新鲜玩意儿，我不熟悉。但是交笔友、报纸杂志征婚征友绝对是青年人之间流行的事。我妈生怕我也干这些不靠谱的事儿，日常给我普及各种法制文摘以及她从晨报、晚报、青年报法治版上看来的各类恶性案件。

托我妈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福，我浏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犯罪案件，对于各类街头骗术，抢劫诈骗杀人套路都烂熟于心，甚至于对弹道学、痕迹学以及各类刑侦手段都有所了解。尽管我不曾上笔友的当，但是眼看着要栽在互联网的深坑里。

天桥上的男人叫老曲，是我在水木BBS上认识的男生。那会儿高校的BBS正如火如荼，老曲在他们学校的论坛上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至于具体是哪号人物，其实我也不知道。

据老曲在QQ上跟我讲，他1997年作为“市状元”考入清华，学机械工程。毕业后，老曲一头扎进一家当年互联网行业的风云公司，做起了“挨踢（IT）”工作。老曲自诩城市精英、单身贵族（现在叫单身狗），业余时间常组织一帮人打卡北京的各个旅游景点或者到夜店包场。工作4年后，老曲又机缘巧合地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回母校，念MBA。回学校之后，他仍然是风云人物，擅长策划并组织各类聚会。据他说，学校附近的酒吧老板、烤串儿店老板都是他哥们儿，而他本人相貌俊朗，身材高大，喜欢健美……总之，他的描述特符合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对骗子的“画像”。

那时我只是一个还在念书的普通大学生，一个害羞、内向、胆怯，外貌也相当普通的“四眼姑娘”。理智告诉我，老曲要么是个满嘴跑火车的社会油子，要么是个刻意包装过的骗子。

但无论他是哪种，我这亏都吃定了，我那该死的腿止不住地朝前迈去，只因为——这种无中生有的邂逅，太迷人了。互联网这玩意儿，太神奇！

2

2000年，互联网潮水一般涌入北京人的生活，我猛然发现周边的同学朋友们，家家都搬回来一台嗡嗡响的大机器。很快，老师讲课时也开始说：“这些东西网上都有，你们可以去网上看看。”

于是，我发现不买电脑不行了，但怎么买也是个大工程——大家都在说中关村如何如何，这种显卡配那种主机，再加上某某的CPU、内存以及某某牌子的声卡，就能组合成一台性价比最高的电脑。可这些“黑话”我完全弄不懂，我自己去了一趟中关村，在迷宫般的海龙大厦里走了不到10分钟，果断认定我来不了这个——于是我出门右转，直奔长城电脑专卖部，订了一台9888元的台式机。而这台改变我命运的电脑，现在已寿终正寝，但仍静静地站在我家的电脑桌下面。

过了几天，两个叼着烟卷的男人敲开了我家的门，然后呼哧呼哧地搬进来一个大箱子。他们把包装一拆，把机器的各种连接线和电源线一接好，就打算撤退了。我急忙拦住他们，让他们教会我电脑的基本操作。两个安装师傅嘴里的烟头抖动了一下，互望了一眼，又看了看我。

彼时，家里只有我和我妈，老母亲整天只知道“两点一线”地上班，对互联网一无所知。而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年轻人，虽然考过了英语四级，但是对着电脑上那一串串跳动着的字符加数字，完全手足无措。

两个安装师傅叹了一口气，从口袋中掏出几张碟片，打开了电脑，开始给我安装系统和基本的办公软件。然后又教会我怎么上网，怎么用文档……经过40多分钟的“扫盲”，我学会了开机和关机。

两个安装师傅又叹了一口气，说：“姑娘，你还是找个男朋友吧。”便逃也似地跑了。

男朋友我虽然找不着，但我也有自己的招儿。

敏敏是我妈所在大学里的学生，广东人，她高而壮，一头自然卷总是呈爆炸状，无论何时看见她，都觉得她似乎刚睡醒。夏天，敏敏长期穿着一件蓝黑色T恤和一条大短裤，所有见到她的人，都得怔2秒，才能想清楚她的性别。

我经常溜达到学校里去打网球，电光石火间，就和敏敏对上眼了——因为我俩都属于永远接不到球的“奔跑派”。在场边擦汗的时候，敏敏得知我也喜欢玩扫雷游戏，她眼睛里的火花就更多了。我则迅速摸清了她的技能点，敏敏早就考过了计算机证，而且对于电脑组装这块儿相当熟悉。她同宿舍女孩的电脑，都是她帮着买的。

当一个女孩对电脑和互联网过于精通时，大家就拿她当男人使，我也是。

很快，敏敏就开始被我邀上门解决各种电脑小问题。她随手在键盘上敲击两下，我的电脑就进入了蓝屏程序界面，然后她就一边滑动鼠标一边摇头，说一大堆我听不懂的术语，或者问一些我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看我一脸懵懂的样子，她只能叹口气开始噼里啪啦敲键盘，啪嗒啪嗒按鼠标。

看着敏敏熟练地摆弄着电脑，那专注的神情甚至让我对她产生了依赖感。最后，她长舒一口气，说：“好了。”我还在旁边不明所以但感激涕零，差点双手奉上一支烟给她。

敏敏教会了我咋上网——把电话线拔下来插在电脑机箱上，随着一阵古怪的拨号声，电脑连上了那个神奇的网——互联网。在地址栏输入一串网址，然后一拍回车键，电脑的页面就开始变换。这个神奇的过程深深地击中了我，从那之后的好几年，我总是做同样的梦：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串网址，然后猛地一拍，白纸上就开始显现实时的网页。

敏敏还教会了我玩《暴力摩托》《仙剑奇侠传》和赛车游戏。更有意思的是，她还给我下载了一个奇妙的软件——OICQ（QQ前身），竟然可以不见面、不打电话就能跟陌生人聊天，只要记住一串号码，就能在茫茫人海中锁定某个具体的人，这太不可思议了！那段时间，我疯狂地加好友。每当“咳嗽声”响起时，我的心跳就加快。

因着敏敏的带领，我在互联网大潮里游得挺欢实。但是好日子没过两年，敏敏就毕业了，去往南方城市工作。没了救生员，我一下子被拍回互联网的海岸，搁浅在沙滩上。我的电脑又开始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毛病，比如开机时会出现几个高亮的字符，会发出奇怪的“嘀”声，有一次甚至无法开机进入蓝屏状态。

眼看着再有几个月就要写毕业论文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焦虑不安又无可奈何，心知是该找个“长期维修工”了，啊，不对，是“长期男友”了。

但到哪里去找个靠谱的，懂电脑的男友呢？

3

由于电脑机箱太沉，我无法独自搬到学校宿舍去。在校的时候，晚上我经常搬把椅子坐在舍友身后，看着她们上网。舍友小甜，人如其名，白胖丰硕，肤如凝脂，如同扣在蛋卷筒上的一球香草味冰淇淋，将化未化。我总是坐在她身后，透过不多的缝隙紧盯着她的电脑屏幕。

当时，我们已经大三，马上就要实习毕业。小甜一进大学就两眼放光地宣誓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然而奋斗了3年，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她也对本校男生失望透顶。眼看要大四，小甜把目光投向了其他高校，比如清华大学，外号“五道口男子职业技术学院”，该校男生以人傻、质量高、数量多而闻名一方。小甜每次谈起该校男生，那种欣欣然的神情和我妈谈起商场的特价衣服是一样样的。

小甜坚持每天浏览该校的水木BBS，试图从中抓住一个男人。她的坚持不懈也造就了我的坚持不懈，我夜夜雷打不动地坐在她身后浏览网页，看她从高质量男性聚集的“电脑之家”“C++”一直溜达到专业牵红线的“鹊桥”版块。

我当时还奇怪：为什么很多人在帖子里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情况，说希望女生联系他们，可是啥联系方式都没留下？好巧不巧，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人老老实实地留下了自己的QQ号，一看，号码只有5位数，而且以“80”开头，后三位数正好是我爸的生日。这也太好记了吧？

说实话，我当时生怕小甜顺手点开屏幕右下方的QQ，把那个号码输进去。然而幸好她只是无知无觉继续向下翻看页面。坐在她身后的我，默默记住了那个号码。

周末回家后，我迅速开机，以神圣而复杂的心情在QQ查找一栏里输入了那个号码。虽然是在水木BBS上看到的，但是我脑中警报始终响个不停，总觉得对方一定是个骗子、抢劫犯或者预谋犯罪者。

“只要对方不在，我立刻就把他删除了。”我狠狠地下了决心。

加了之后，对方的头像是灰的，他果然不在。我松了一口气，感觉老天爷似乎又救了我一命。然而这口气还没出完，那个头像突然变成彩色，紧接着跳动起来……

此人，正是老曲。其后每次聊天，我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字斟句酌，拒绝透露任何个人信息，然后又扮演出一副天真欣喜的小女孩样。没想到老曲这个“傻直男”竟把我视为“知音”，大讲特讲他在互联网公司的辉煌经历。

那个年代，各种论坛火爆异常，最火的聊天论坛当数“天涯”，最火的文学论坛则是“榕树下”，另外还有“西祠”等论坛，吸引了一大批文青。老曲主持的则是一个行业论坛，为了吸引人气，他做过很多活动，比如搞积分制，抽奖，发帖越多中奖几率越大，奖品是一个大钻戒。作为初代专职版主，老曲享受了无数网友的尊崇。公司老板也极为器重他，给他的活动经费相当充足。所以他能带着百十来号人浩浩荡荡地杀进颐和园，也能带领上千网友包下某夜场，前呼后拥、一呼百应。

每次老曲说完一件事，我基本都是做一些“啊，真的吗？”“哇，你好厉害呀”之类的无脑回应。我一边忍受着电脑的“嘀嘀”声，一边表达着我的天真与崇拜。一切的一切，只为了能把他的毛捋顺了，让他成为我的“长期维修工”。

估计是我的反应渐渐激起了老曲的好感，他问我要照片，我慌得心跳如擂鼓。琢磨半天，最终在网上找了一张摄影技巧不那么好的美女图发给他。他对此很满意。聊天中，我夹杂着问了他不少关于电脑的问题。但他说他也弄不清楚，要见到电脑才行。

我在屏幕前不禁冷笑出声，他不就想见面吗？紧接着，我就开始计划起来，可以先见一面，看看这个人是否靠谱。如果靠谱的话，再考虑进一步带去给我修电脑。见面地点必须具有：公共场合、地形熟悉、便于撤退等三个特点。思来想去，能够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只有我们学校门口的天桥了。

站在天桥上，我把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脑后扎着马尾辫，身上穿着我最喜欢的牛仔蓝大衣，下身是米黄色阔腿裤，脚上蹬着一双白球鞋。万一过会儿需要奔跑，我觉得球鞋能帮我撤离得更快一些。而且我也绝不能让他知道，天桥旁边的大学就是我就读的大学，更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年级和专业。我在脑子里把一切细节都过了一遍，确信哪怕对方是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我也能及时逃脱，才扶了扶眼镜，迈着自信又颤抖的步伐走了过去。

4

命运的齿轮开始“咔咔”转动，只是我当时根本听不见。

走到老曲面前时，我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然而老曲的目光却毫无停留地从我脸上滑了过去。直到我叫出他的网名，老曲才定睛看我，而我分明在他脸上看到了吃惊和失望。我这才想起来，我给他发的是假照片……

面对老曲惊诧的目光，我支支吾吾地承认自己发了假照片，我一时间感觉自己仿佛才是骗子。趁这工夫，我死命地好好看了看他。网上聊天时，老曲自称相貌俊朗，但真人也就是普通的浓眉大眼，而且颧骨还有点高。其实，我更偏爱长相温柔的单眼皮男生。他还说什么身材高大，我看也就比我略略高一点，踮踮脚就能平视他的眼睛。至于常年健身有六块腹肌，大秋天的，人人都穿着外套，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俩面对面站着，望着彼此傻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说什么好。老曲略带笨拙地把手里的花递给我，头扬了扬却找不出什么话来说。周围人群拥挤，挤得我们有点踉跄，要不断变换站姿才能抵抗人群。

他拿手臂在我身边护卫一下，另一只手大气地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指向天桥另一侧的一家灯火通明的餐厅，说：“咱们去那儿吃饭吧。”

那是一家新开的自助餐厅，在千禧年初的北京还算是个新鲜事物。我的好多同学都去吃过了，大家对那里的烤鸡翅和披萨称赞不已。我一直想去尝尝，这也是我把见面地点定在这里的一个隐秘原因。见老曲主动提出来去那儿，我欣然应允。

老曲伸出一只手在我后腰部位微微虚悬着，另一只手拨开我前面的人群，护送着我到了餐厅。一进餐厅，我正要找地方落座，却见老曲大踏步走到前台交钱，他回头看见我惊诧的目光，忙解释说：“自助餐都是先交钱的。”

我点点头，心想他果然是社会人，懂的就是比我多。

我们各自拿了一包纸巾包着的金属刀叉，落座一盏复古餐灯下。坐下之后，面面相觑，又无话可说了。我突然发现一件好玩儿的事，两人能在网上聊得恣意飞扬，那些帅气潇洒都是因为不见面的缘故；当见面之后，仿佛空中飞翔的鸟儿“啪叽”一下摔到了地上，现实总是如此尴尬和瑟缩。

老曲试图挽救这场颓唐的见面，提议先去拿点吃的。他“呼啦”一下站起身，引领着我走向食物区。我们端着许多鸡翅、沙拉、披萨走回来，再次坐下后，马上又重新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境地。

这时，我发现和陌生人来这种餐厅是个大错误。虽然是新潮餐厅，可哪好意思当着人的面拿起鸡翅来大啃特啃。最后我只好拿起鸡翅，在边缘轻轻地撕下了一点肉来吃，就再无动作了。

枯坐了一会儿后，老曲忍不住主动挑起话题。说来说去，还是他以前那些辉煌经历，只是这次他加了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他说有一次他组织了一个网友聚会，其中一位网友网名叫“蜘蛛”，因为本人长手长脚，身体消瘦，看起来就像一只大蜘蛛。聚会那天，该网友姗姗来迟，一进门冲着已经落座的众人一抱拳，说：“大家好，我是蜘蛛。”网友正以为众人会站起来欢迎他，没想到却得到一阵哄堂大笑。

我愣愣没明白，老曲笑着说：“因为大家听到的是‘我是只猪’啊。”

我“哈哈”笑起来，开始有点相信他吹的那些牛不全是假的了。

笑过之后，老曲又找了新话题。他胳膊撑在桌上，十指交握托着下巴，装出一副商业大佬的样子问我：“我在读MBA。你懂什么叫‘MBA’吗？”

我被他这严肃搞懵了，只得摇摇头。他突然噗嗤一乐，说：“MBA就是Married But Available（已婚但仍可约会）。”我又哈哈笑起来，同时觉得这人有点不正经。

这就算是那晚的小高潮了，笑过之后，我俩仍是没什么话可说。老曲眼睛翻了翻，被我盯着看，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低下了头。那一瞬间，我觉得他有点可爱。

其实，一直盯着他，我也累得慌。要结束了，我面前的东西也没怎么吃，胃里由于紧张顶得厉害。更何况，我还要一面仔细地观察着老曲，一面攥紧自己的包，一面仔细观察周围，一面在心里盘算几点走合适，嘴上还要应答着老曲的话。多任务操作，我累得头昏脑胀。

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老曲面前的东西也没怎么吃。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还红红的，不是城市精英、单身贵族吗？不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吗？他的紧张反倒让我镇静下来。

之后，我吃了一块小蛋糕，这是那晚我唯一完整吃了的东西。

再次走回那个天桥，天早就黑了，天桥上也没什么人了。老曲活动活动身体，稍微放松了一点。他看着天桥下的一排灯光提议说：“要不去酒吧喝一杯吧？”

我此刻已经冷静多了，听到这种提议时，没有惊慌反而觉得可笑。比我大5岁一男的，居然还想装社会人？我轻轻冷笑一下，轻描淡写地拒绝了他，然后出其不意地礼貌道别，再走下天桥假装要坐公交车离开，实则一拐弯就趁黑溜进学校。

进了学校，我按了按胸口。好险好险，又活过了一天。除了白吃一顿饭，这次网友见面，没给我带来了什么。实际上，那顿饭我也没怎么吃。

5

这次见面之后，我虽然对老曲放松了一点戒心，但也不敢答应他的第二次邀约，更不敢让他到我家来修电脑。何况，我还有点记恨他第一次见到我时，脸上掩饰不住的失望。我本来下定决心让这次网友见面事件到此为止，可是我那破电脑，每次开机时显现的高亮字符都不一样，刺耳的报错声也不间断折磨着我，感觉命不久矣。得，我还得找他。

一个星期天中午，我闪现清华东门，望着进进出出的学生，我拨通了老曲的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十分欣喜：“你怎么来了？”

我压制住笑意，说：“我来看看你呀。上次你请我吃饭，所以打算今天来看看你。”

老曲很高兴：“你等一会儿，我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我立刻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我今天来这的目的就是想确认一下，老曲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这所著名的高校念书，一会儿看他到底是从校外来还是从校内来。躲在阴影里时，我觉得自己真是太机智了。

过了10分钟左右，老曲穿着一件夹克衫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大门里出来。看他出来，我本来想从阴影里跳出来，给他一个惊喜，然而老曲却像不认识我一样，丝滑地从我前面骑过。接着单脚垫地，东瞧西看，目光从我身上扫过了好几次，但就是认不出我。直到我大喊他的名字，他飘忽的目光才锁定我，并且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呀。我都没认出来。”老曲的脚用力蹬了一下地，自行车便滑了过来，车子刹在我身边，他上下打量我，眼中露出惊喜：“你的样子，变化太大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今天的我确实有点不一样——我摘掉了大眼镜，戴上了隐形眼镜，头发也散了下来，披散在我新买的修身小毛衣上，下面我穿了小黑裙子和靴子。

虽然有些变化，但也绝不至于完全认不出呀。这人是个“外貌党”，我心里的警铃又响了一下。但是看在电脑的份上，我决定忍过去。

老曲热情地带我进了校园，散了会步。他一一给我介绍，这是操场，那是大礼堂，那边是活动室。他以前办健美俱乐部，就是在这里搞活动。说着说着，他还特意鼓起胳膊上的肌肉让我摸：“你看看，我的肱二头肌有多硬。”这种直男下头行为，我也忍了。

接着，我们又到了他宿舍看了看。当我看到他的书桌上堆放着六七本厚厚的全英文教材以及一个厚实的戴尔笔记本，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中间他室友回来，很自然地跟他打了个招呼，拿了本书又出去了。男生宿舍很热闹，走廊里总是响起他们的口哨声和大声说话的声音。我不担心他会怎样我，但是房门一关，门里门外毕竟是两个世界。因此，我的警惕仍然没有放松。

“来，喝水。”老曲把一杯水递到了我手边。我笑笑接过来，把水放在桌上，一口也没喝。聊天聊了许久，那杯水还是那样放着，我一点儿都不碰。他看出了我的异样，笑着说：“喝水呀。”我仍旧笑笑，但就是不喝。假装好奇四处看看，趁机又站到了离门边更近的位置。

傍晚，老曲带我到他们宿舍旁边的十一食堂吃酸菜白肉砂锅。他还得意地介绍，只有十一食堂才卖这个菜，别的食堂都卖炒菜、米饭、米线、牛肉面什么的。其实我更喜欢吃米线，有哪个女孩子会喜欢吃肥腻的五花肉？我心里再次对这位直男大摇头。但是看他掏出了学生餐卡，我心里更踏实了一点。

吃完了饭，老曲把我送到校门口，一招手，来了辆出租车。他把我按进去后，又拿出了20块钱递给我，说算作车费。我跟他推搡了几下，收下了。回去的路上，我又按了按自己的胸口。看来，离他去我家帮我修电脑，又近了一步。

11月初，我的生日到了。恰好那天是周六，老曲早早赶到了我的学校，说要带我出去玩一天。走到路边，他一抬手招来一辆出租车。我俩坐进去，直奔石景山游乐园。这天天气很好，阳光晴美，天空又高又蓝，是北京秋季最美的时刻。

我们俩玩了各种项目，在玩飞旋云霄的时候，我俩大声唱着“你是新新新新来的吧”——这是中国初代说唱歌曲《大学自习室进行曲》。其开头的“哟哟哟哟，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我们下午没课，感觉挺爽的……”相当应和我们当时快乐的心情。

午饭我们就在园区解决的，他请我吃了烤羊肉串、酸辣粉、关东煮、糖葫芦、冰淇淋、华夫饼……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每次需要付钱时，他总是猛地跨一大步向前，衣服向后一甩，掏出皮夹子问服务员：“多少钱？”

我就欣赏他这股子潇洒劲儿。你别说，还真别说，他喜欢装社会大哥这范儿，我还挺受用的。

天色擦黑时，我们尽兴而归。他把我带到上地的一家火锅店，说那是他以前上班时经常来吃的一家店。该店素以物廉价美而著称。别人过生日，不是应该搞搞浪漫气氛吗？虽然我对老曲的这种无脑操作有点小意见，但还是觉得他这人不错。

吃完了火锅，我俩带着一身麻辣味走上夜晚的街头。冷风呼呼把刚才我俩之间的热烈气氛给吹散了。我以为他会潇洒地再招来一辆出租，但他却把我带往了公交站。

“怎么不坐出租车了？”我的出行水准好像被他抬高了。

没想到，他突然就苦着脸说：“我没钱了。”

“没钱了？什么意思？”我问。

“我的卡里就剩200块了。”他说。

恰逢一辆公交车进站，他带着我挤上了车。上车后，我还在热心地给他出主意：“你就没有快到期的定期存款吗？撑到那时候就行。要实在不行，就跟你父母要一点儿。”

他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我没定期存款。我爸妈也不可能给我钱。这200块就是我全部的钱，花光就没了。”

真是难以置信！我又反复向他确认了几次。我真的震惊了，足有1分钟没说话！大脑空转了半天，感觉这种情况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我父母一个是公务员，一个在大学工作，家里算不上多么富裕，但也算小康。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如果没钱了就去银行取点儿，大不了损失利息。我从没想到过一个人会没有定期存款保障，没有父母托底，一个不小心就会坠入深渊。虽然我的原生家庭也不算多么幸福，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人生还有一种过不去的窘迫——穷。

架不住我反复追问，公交车上，老曲终于开始摘下自己的潇洒面具，把他更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

6

老曲出生在一个中原农村家庭，原本他家还算是村里的富裕户，但是摊上了一个爱折腾的爹，做小生意，贩运猪肝、猪心来卖，后来甚至买了一辆二手大货车跑运输。可惜他爹运气不好，干什么都赔得一塌糊涂。有时，他家里会一个子儿都拿不出来，还得打破老曲的存钱罐去交电费。

每逢过年，都会有债主们上门要债，他们不闹不喊，安安静静地坐在老曲家炕上。到了饭点儿，老曲妈妈就炒两个鸡蛋，炸点花生米招待债主们。债主们边吃菜边喝酒，到傍晚时，才醉醺醺离去。虽然没有什么难堪吵闹的场面，但是家里的大炕上坐着几个陌生人，一声不吭地喝酒吃菜，父母唯唯诺诺地陪笑——这个场面，成了老曲脑海里萦绕不去的噩梦。

唯一的安慰是老曲学习成绩不错，每次都考第一。据说，他在上高中时，就是县里的名人了，无论是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还是化学、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他都拿过第一。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的那天，老曲正和他爸一起修补漏雨的房子。满身灰泥的他拿着那个信封，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未来。

也是到这里，我才明白老曲的人生和我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我上中学时，暑假基本都是在夏令营和玩闹中度过的，而老曲则是在割麦子、卖西瓜、运猪粪中度过的，伴随着无尽的炎热和劳作。老曲说起过割麦子的痛苦，无数麦芒往肉里钻，刺痒无比，不能洗澡也不换衣服，为了抢收，一天只睡5、6个小时。卖西瓜时，他用一辆板车拉着几百斤的西瓜去集市，上坡时腰几乎快要被压断了，但是他不能退后，后面是贫穷的父母，等着卖西瓜的钱度日。寒假，老曲的任务是在集市上卖猪肝，顶着寒风站一天，双手整日浸泡在血水里，手背上满是冻疮。

“我想好了，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我就南下打工去。我绝不在农村待着。”在晃悠的公交车上，老曲这样跟我说。

可惜，早年的贫困没促成他节俭。大学毕业后，老曲工资不低，穷人乍富，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了不少钱。后来他帮家里还完外债，建了新房，积蓄就没剩多少了。

这次MBA入学，学费都是向朋友借的，买了教材之后，积蓄就见了底。而老曲父母准备种果树，正为树苗钱发愁呢，更不可能支援他。

我久久没说话，心里暗暗算了下，这些日子以来，他为我花的钱不少。于是，我对老曲说：“要不，我借你点儿钱？”

老曲做了个手势制止了我，说：“我在系办公室接了个活儿。他们进了一批英文教材，正找人给翻译。我接了这个活儿，如果一个月内能做完，应该就缓过来了。”

多年后，“杀猪盘”骗局兴起。我一看，老曲当年步步精准地踩在“杀猪盘”的点上——一开始为女孩狂花钱，博得好感之后就开始哭穷，让对方心生怜悯主动借钱——可惜，当年我们都不懂这套路。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又去了老曲宿舍几次。每次去，都见他坐在电脑前，心无旁骛地敲字，翻译文稿。他翻译极快，看一段英文，然后噼里啪啦地敲出中文，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地读英文、打字，不喝水也不上厕所。

我在旁边坐着无聊，没话找话。他却充耳不闻。等我急了，拍一下他的肩膀，他才猛醒过来，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忘了还有我这个人。这下我见识到了，能考上这所大学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小时候读《居里夫人传》，里面写居里夫人学习的时候可以达到不知时间、无视噪音的程度。我以为那是杜撰，原来真的有这种人。

一个月过去，老曲收获了9000块钱报酬和坐骨神经痛。这导致他不能坐着，只能拼命溜达，即使站着的时候，也要做原地踏步的动作。

我觉得，是时候把他引进我家帮我修电脑了。

“你这电脑没啥大问题呀。”老曲在我家，俯身看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字符说。

这一句话，就让我的腮帮子止不住地抽搐，困扰了我那么久的电脑问题，居然“没啥大问题”？

看我表情怪异，老曲解释说开机时的高亮字符和嘀嘀声，是提示我内存不够了。电脑用久了都这样。他给我清一清内存，就好了。

好吧，真是会者不难呀！我们正在说着，门锁“咔哒”响了一声，我妈回来了。我和老曲同时从电脑桌后面抬起了头。

“这是谁呀？”突然见到一个陌生男人，我妈的警惕性比我还高，毕竟我通读过的那些法制报道，她都全部先读过。

我忙替他们做了介绍，即使听说老曲是清华的，我妈的脸仍然绷着，只是说话稍微柔和了一点：“那什么，小曲，谢谢你啊。一会儿在这儿吃午饭吧。”

此时的老曲早已跟我熟络，一点儿也不端着，很干脆地回答：“好啊，阿姨。”

饭后，老曲提出建议：电脑老在家里放着可不行，马上就要写毕业论文了，查资料、写东西都得用电脑。我应该把电脑搬到宿舍去。

这我当然高兴啊！我早就想搬了，可我没力气。我连把电脑机箱搬到隔壁屋去都费劲。

老曲自告奋勇地说，他可以帮我搞定。说干就干，第二天老曲就带来了纸箱、绳子、海绵和一辆出租车。我妈对他态度稍微温和了一点。因为昨晚，当我妈厉声斥责我不应该把陌生人带到家里来，我就把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都告诉给了她，这才让她稍微放了心。

到了宿舍，小甜大吃一惊。她对于我“大变活人”的戏法，很是好奇，不明白我为什么能在两个月内就变出一个帮我搬电脑的男生。趁着老曲帮我插连接线，小甜一会儿冲我挤眼睛笑，一会儿拿手指头使劲捅我。我不敢接招，心里多少有点虚，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个男生是从她电脑上看来的。

临走时，小甜凑近我的耳朵：“这是你男朋友啊？”

我摆摆手：“不是。”

小甜就笑得很神秘：“能够随叫随到的，就是男朋友。”

搬完了电脑，我请老曲在学校餐厅吃饭，顺便还买了个香瓜给他。老曲借了一把刀，剖开香瓜和我吃起来。吃着吃着，我突发奇想，问他：“你说人类是不是很奇怪？这么大个脑袋，却由那么细的一根脖子支撑起来，难道脖子不会断吗？”

我说这话时，脑中已经出现了自己脑袋掉在地上，到处轱辘乱转的画面——这个场景我至今都记忆深刻，因为其后我马上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大劫。

老曲觉得我莫名其妙，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啊，好端端的，脖子怎么会断呢？”

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说：“我觉得我脑袋就很沉，好像脖子支撑不住脑袋似的。”

老曲丢掉手里的香瓜，一摸我额头，“呀，好烫。”而我只觉得他的手好凉。

随后，他赶紧拽着我到了学校门口，招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回了家。

7

到家后，我妈给我吃了退烧药，让我躺下睡觉。我出了一身汗，烧降了下来。然而到傍晚时，热度再次起来，烧得我昏昏沉沉的。

就这样，热度降了升，升了降，反反复复三四天，就是不见好。到了第5天，我的胸口突然疼起来，像是窜了筋，又像是胀了气，吃什么止痛药都没有用。而且这疼痛发展迅猛，慢慢侵占了我的呼吸。每次呼吸，我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胸口的肌肉随着吸气和呼气而起伏，这起伏似乎压到了心脏，让我痛苦不已。为了减轻疼痛，我必须放慢呼吸，小口小口地吸气，然而进气太少，又让我觉得窒息。于是，每小吸几口之后，我得忍住剧痛猛地张大嘴吸一大口。来来回回的，折磨得我生不如死。

老曲给我家打来电话问情况，是我妈接的。我妈说我一直没见好，拜托他跑一趟我学校，到系里给我请两个星期的假。请假之后，老曲又来问怎么样。我妈说我现在疼得没法呼吸。昏昏沉沉中，我听见我妈的声音都急出了哭腔。老曲也急了，说：“赶紧送医院啊。”然后他让我妈等着，说他马上就到。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迷迷糊糊中被人扶了起来，然后被人背下了楼，接着被送进了出租车。据说到了医院门口，他和我妈还发生了一点小争执。我妈想着，大白天的，看门诊得了。老曲就说：“都啥时候了，还不赶紧看急诊？”

事后证明，老曲是对的，我坐在医院的硬椅子上被硌得疼，浑身滚烫，胸口疼痛让我不停地用脑袋磕墙。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胸膜炎，胸腔积液很多，要先打抗生素治疗，实在不行就得住院，把积液抽出来。第一次吊瓶打完，我就可以回家了。医生让我们把剩下的药拿回家，就近打点滴。

我的烧退了，但是这令我更加痛苦。之前烧得迷糊了，我在半梦半醒之间，痛苦没有那么尖锐。现在头脑清醒了，胸痛的情况丝毫没有减缓，每次呼吸胸腔起伏，那种撕裂的疼痛让我脑袋发蒙，我感觉活着的每一秒都在受罪。老曲看我脸都变形了，又跑到急诊室问医生，什么时候才会不疼。医生说要把炎症控制住了，疼痛才会减轻。我听见这话，心头掠过一阵绝望，我真的怀疑自己能否活到那个时候。

回了家，怎么睡觉又成了大问题。我不能躺下，一躺下，胸口就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喘不上气，全身汗如雨下。最后，老曲只能把我放在沙发上，拿所有的靠垫和枕头垒起来支撑住我。

我就这样日夜坐着，坐着醒、坐着睡，不能动，不能大口喘气，也不怎么能说话。老曲白天一有空，就跑来陪着我。为了不牵动胸部肌肉，我每次说话都气若游丝，一句话只能蹦两三个字。

我让老曲给我讲故事解闷，讲他的事。老曲无奈，只好给我讲起了前女友的事。他说前女友是个很挑剔的人。有一次，女孩想要一辆自行车，老曲二话不说马上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她。可女孩见到自行车后，第一句话不是感谢，而是“你怎么给我选了个这么丑的颜色”。这一下子伤了老曲的自尊心。

我虚弱地问老曲，那自行车到底是什么颜色。老曲大剌剌地说：“粉色的呀，你们女孩不都喜欢粉色吗？”我想笑，但是胸口的疼痛不允许，只是嘴角牵了牵。要解释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我没那个力气，只能让老曲继续抱着他的迷思。

我病了接近1个月。我妈得上班，不能一天到晚照顾我。有时候，她就拜托老曲带我去校医院打点滴。老曲来了，先是蹲身帮我把脚塞进鞋里，给我系了鞋带，再扶我下楼，然后把我抱起来放在我家的自行车后座上，推着我去校医院。从家到校医院那条平坦的大道上，我从来不知道上面居然有这么多坑洼和石子。每当自行车颠簸一下，我胸口就疼得要裂开一般。因为我接连不断的惨叫，老曲只能小心更小心，慢慢地，像要在地上捡钱似的，绕开一个个小坑、小石子和路缝。平时5分钟的路，我俩要走半小时。

那个时候，老曲早已不再是可怕的网上的陌生人，甚至跟我也超出了男女的界限。他天天扶着我、抱着我，肢体接触不知道有多少次。

一开始，我很不好意思，特别是当着我妈的面，但是疼痛、高烧和虚弱让我顾不了这许多。我常常无力地靠在他身上，热气喷在他的颈窝里。他就这样让我靠着，一只手扶着我的后背，另一只手撑着沙发，挺直自己的身子以方便支撑着我的体重。这样经常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老曲扶我上下楼时，特别小心而且注意方式方法，尽量不会弄痛我。相比较之下，我妈则有些粗鲁。

我病得迷迷糊糊，时常闭着眼睛随他们摆弄。每当耳边响起老曲的声音，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或者感受到他有力的支撑时，我就觉得很安心。

一天晚上，我妈扶着我在镜子面前坐下，此前我以为病中的自己是病西施，可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个什么鬼——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头发蓬乱油腻，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睡衣，领口全是黑渍。因为我时常大汗淋漓，却又不能洗澡换衣服。我妈给我梳头，梳着梳着突然叹了一口气，说：“小曲这人还真不错。”

8

随着我的痊愈，老曲不是男朋友也是男朋友了。我妈，我同学，我老师，家属院里的邻居们，几乎我所有的交际圈都知道了有他这么个人。但老曲还是正经表白了一次，他早就看出我跟他交往，很有拿他当电脑修理工的意思，于是他也选择了这个点入手。

那天傍晚，老曲帮我提着东西，护送我回学校宿舍。路上，他看着车窗外不断退却的风景，突然转过头对我说：“我看你实在不懂电脑，要不以后你的电脑我来管吧？出了什么问题就找我，我管一辈子，好吗？”

我看着老曲诚挚的眼睛，闻着他身上熟悉的，让我心安的气味，点了点头。

夏天到来，老曲终于有机会展示了他的身材，他在我面前表演了胸肌跳舞、腹肌伸缩、胳膊吊人之类的节目——这有点油腻，但是我什么也没说。

老曲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骑车共游校园。我当然愿意啊，但是我没自行车。于是，隔天他就推来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粉红色的，最俗最艳的那种粉红色。我第一反应是：这自行车怎么那么丑？可是想想他对前女友的描述，我又默默地把话咽了回去。

秋天的时候，老曲带我爬香山。我爬到半山腰就没劲儿了，后半程是被他死拖活拽给拉上去的。老曲的意志力很强，自己都累得呼哧带喘的，还得拖着我向上攀登。不管怎么累，他鼓励我的话语始终温和而有力。爬到香山顶，俯视北京城，我觉得风光独好。

毕业后，老曲在清华南门租了一间房，我俩住进去，高兴得像是小孩子。我们牵着手一起去商场买床品和锅碗，一路哈哈大笑，脑子里完全没想到“彩礼”和“三金”。每天下班后，就跑到清华里去吃食堂，然后趁着夜色溜达到荷塘去散步，听蛙鸣蝉噪。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没房、没戒指、没彩礼地结婚了。婚前，老曲说自己还欠朋友3万块，只能以后慢慢还了。我们结婚后，“凤凰男”“独生女”“京户”这些词渐渐兴起，变成筛选对象的标准。我的同事们也开始说结婚要找对方父母有退休金的。回想以前，我觉得我和老曲单纯得像张白纸，我就没想过考虑婚姻还有这个角度。

结婚那天，我又闹了笑话。当天，我俩在登记处领完证之后往家赶。公交车上，老曲抓住我的手腕，感叹命运多奇妙，竟然让我们相遇。我回想当初的相遇，觉得这恐怕不是命运的安排。我认真地告诉他：“其实也不算偶然吧？当初我坐在小甜身后，看你们学校BBS里有那么多男生，都挺不错的，可是他们没留下联系方式。好奇怪呀，没有联系方式，让别人怎么联系他们呢？只有你留下了QQ号，所以我就联系了你。”

老曲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让邻座的人直看他。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他边笑边告诉我，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站内短信”。

我开始没听明白，弄懂了之后就愣住了，风噗噗地透过窗户灌进公交车内打在我脸上。这、这……真的是缘分吧？因为不懂互联网，而在网上找到了丈夫，这搁谁，谁能信呢？

我要老曲老实交代，他何时喜欢上我的。老曲说，就是我坐在他宿舍里，坚决不肯喝一口水的那次，“你那时候太好玩了，一脸的倔强和警惕，小脸紧绷绷的。看得我直想笑，就老是想逗逗你。”

我再次吃惊了：“你能看出来我故意不喝水的啊？”

老曲大笑：“那么明显，谁能看不出来？哈哈。”

好吧，看来是我低估了老曲的智商。接着我又逼问他第一次见我时，是不是特失望。老曲挠挠头，说：“也没有吧。只是没想到你跟照片里的人完全不像。后来想想，谁会在网上发自己的真实照片呢？那一瞬间觉得你还挺不容易的。”

9

如今，我们结婚20年了，移民了美国，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老曲还是那个老曲，一看资料就两耳不闻身外事，我和两个孩子都习惯了。但他似乎对我总能创造点新鲜感，他经常说：“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新买的吧？”

我翻翻白眼：“这是去年买的。”

他吃惊了：“真的吗？”

我不说话了，懒得跟他费口舌。不过，老曲的很多直男行为被女儿们治好了。比如，胸肌跳舞。有一次，他得意地秀胸肌，让孩子们看他胸肌的抽动，他本以为这样能收获一波崇拜，结果孩子们笑得直不起腰。老曲灰了心，再也不表演这个节目了。

另外，他粉红色的迷梦也醒了。小女儿10岁时，想要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当生日礼物，成年人骑的那种大自行车。于是，我们全家去了商场。老曲进去就直奔一辆粉红色自行车，问老二：“这好看不好看呀？”

小女儿直撇嘴：“爸爸，只有幼儿园的小孩才会喜欢粉红色呢！”

老曲吃惊了：“女孩子不都喜欢粉红色吗？”

小女儿懒得跟他解释，直接伸手说：“我要那个蓝色的，我不要粉红色的。”

老曲求救似地望向我，我不理他，他又看向大女儿。十五六岁的大女儿则在旁边冷静地摇了摇头，睿智得像个老头。

唯一的坏消息或许是我的电脑。自从表白成功之后，老曲确实负责当起了我的网管。每次需要换电脑或维修电脑的时候，都是他来干活。老曲笑我是“君子”，因为我从来只动口不动手。后来，我那9888元的电脑真的坏了，他熟谙那种“黑话”，直奔中关村，这个配置加那个配置，只花了3000多块，就给我攒了一台高性价比的电脑。再后来换笔记本，也是他去给我比较、购买。他做工作非常细致，甚至为此建了一个Excel表格，来分析各类数据。

饶是老曲如此细致，还是架不住我这人又菜又多疑。每当电脑上出现一点不同，就急忙叫老曲。10多年后，我终于使唤不动老曲了。有一次，我的笔记本出了问题，我叫他来看看。老曲很不耐烦：“你自己不会修一下吗？”

我震惊地看着他，好用多年的工具人突然不好用了，我说：“你不是发誓，我的电脑一辈子都归你管吗？”

老曲还挺委屈：“是啊，我是说过这话。可当初说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你真的过了十几年，还是啥都不会呀。”他走过来，快速把我的电脑重启，然后指着电脑说：“喏，你看，重启能解决90%的问题。”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电脑的问题不属于那10%？”

老曲摇头：“唉，就你那水平，用不出那10%的问题来。”

我……好吧。幸亏女儿们都长起来了，而且随爸爸也喜欢探索，动手能力很强。差不多的小问题，她们也能给我搞定。

20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有了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各种APP，有了社交媒体可以实时联系。最近，我们家换了一辆特斯拉，自动泊车功能让笨手笨脚的我可以安下心。

科技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便捷，却也让社会更加动荡，思潮更加多元。因为在国外，我从来没有在直播间里买过东西，但偶尔也会看看短视频，刷到了直播，也会好奇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看到直播间里的人唱歌跳舞，聊天唠嗑，有人谩骂，有人叫好。我突然悲哀地想到，恐怕像以前那种神秘而浪漫的网恋，再也没有了。现在网络发达了，人们却更愿意相信亲友介绍，去参加单身聚会，反而不会再对网恋有所期待。

“杀猪盘”兴起了，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奇葩和骗局。前年，我要出租家里的一套房子，把手机号挂在了网上。这可不得了了，一天至少有10个电话，还有几十条短信。其中很多宣称要租房的，却上来就问我知不知道“比特币”。我暗笑：这些“杀猪盘”也太没耐心了。还有早晚问安，问我是不是孤独寂寞的，我只能立刻拉黑他们。

回想当年，无论是我，还是老曲，亦或是他的那一大群网友（其中有一些人至今都保持着联系）都是多么单纯且真心的人。老曲说，那时他曾在论坛里发起过一次调查，让网友们填写了很多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等。他本来以为大家都是瞎填的，可后来线下聚会时，才发现大部分人都填写了真实情况。大家把网友当成了同学朋友那样真心相处。

除了人心不古之类的老生常谈，我觉得那时电脑不普及，能使用电脑的大多都是大学生或白领，确实要单纯很多。

如今，我的孩子们也渐渐成长起来，她们会有新的故事。大女儿在脸书、ins上是个活跃分子。她爱下国际象棋，每天必在象棋网站上来一盘。象棋网站自带聊天功能，可以找固定的搭子约棋。有一天，女儿得意地告诉我，她和一位棋友聊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聊哲学，聊科技的新发展，聊得很投机，对方住在南卡罗莱纳州，是个德裔美国男人，25岁，化学工程师。

我听了，脑子嗡嗡作响，16岁的女孩儿和25岁的男人聊得很投机？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好故事。我赶紧告诉丈夫，两个人把孩子抓来好一通教育，最终孩子答应与那人断了联系。然后，我们又在她的电脑和手机上装了父母监督软件，确认她没有再和那人联系，才算放了心。

回到自己房间，先生和我对视一眼，他突然幽幽叹了口气，感慨说当年的网恋不可复制，他不敢让孩子犯险，如今的互联网已不再是当年的互联网了。

尾声

老曲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但是生活中哪有“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类的童话结局呢？

老曲的原生家庭极尽克俭。有一次，我给婆婆煮面条时放了几滴香油，老太太惊慌地阻拦我：“别放！多贵呀！”我吃惊地看着她，一时之间竟不知说什么好。两边家庭天差地别，不适应和冲突必然少不了。

不过，网上那些“凤凰男”的故事没有发生在我们家，老曲总是站在我这边。去中原农村，老曲担心我住不惯，给我订了酒店；婆婆打听我挣多少钱，老曲告诉她说我挣得比他多，他全靠我养活；孩子出生后，每天半夜起来哄孩子喂奶拍嗝的都是他；而且他聪明、幽默，处事冷静，我们面临很多困难时，他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

“嗨，老曲。”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叫了他一声。

桌子对面的老曲，正在给老大辅导微积分，听见我叫他，抬起两眼无神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又进入那种“旁若无人”的状态了。“啥事儿？”老曲定了定神问。我说，没事儿，就是想叫你一声。老曲皱皱眉，拍拍孩子的肩膀，说：“微积分多简单哪。你好好学，一定能弄明白的。”

我看着对面的孩子和老曲有点恍惚，当年QQ号那简单的5个数字，竟然引出这么一大段缘分和这两个小人儿。

“耐心点儿。”我嘱咐说。老曲冲我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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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货车司机的一天

1

2022年6月，从汽车天窗厂辞职之后，我原打算回河南老家，可上海的封控解除之后，各地仍对上海严密封锁。我打电话咨询老家的防疫政策，工作人员不建议我现在回家，说如果硬要回，那就得拉去隔离半个月，费用一天300块。

我在天窗厂每小时工资25元，夜班26元，一天辛辛苦苦做12个小时，也才300多，实在舍不得花这个隔离费。我只能躺在小出租屋里等着，闲极无聊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去看看老乡刘刚。

刘刚在上海开大货车，有个抖音号，里面大多数视频都是他开货车的记录。他是一个黑胖的中年男人，叼着烟，满脸沧桑。我们好久没联系了，听说我也在上海，刘刚很开心，连着问了好几个问题：

“你啥时候来的？”

“想跟我一起玩一天？天天跟着我玩都行啊。”

“你住在哪里？我去找你，请你吃饭。”

我说太晚了，明天再见吧。放下手机，赶忙连夜把乱得跟狗窝似的小出租屋收拾了一遍，把暂时不用的杂物都搬到小厨房里。

第二天一早，刘刚就来了，我去葛隆菜市场门口接他，他骑着一辆小电动车。他又胖又壮，身高有1.65米，我猜他应该有160多斤。我问他有多重？他笑笑说有180斤，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刘刚比我大一岁。初入小学时，我和他妹妹一个班。他早我两年读书，但学习不太好，留了两级。读到三年级，我们就同班了。

他念到初一下学期，自觉跟不上，辍了学。那是1996年，刘刚15岁，怕出门打工没人要，他爸爸就托关系把他身份证上的年龄改大了3岁。刘刚在家放了半年牛，第二年，经亲戚介绍，去武汉的一家面包店当学徒，一个月100块工资。刘刚抱着混日子的心态在那里学了近一年，仅仅学会了怎么把面包做熟。之后他又回来放牛种地，偶尔在市里的建筑工地当小工。

2000年夏天，我去北京的建筑工地当小工，刘刚也去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躺在肮脏的工棚里，憧憬着有钱后的生活，他说自己要像港片里的那些大佬一样，每天戴着大墨镜，披着风衣，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农村的放牛娃从未抽过雪茄，甚至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见过雪茄，倒是对自家菜地里种的茄子很熟悉，于是他很自然地把大雪茄念成了“大雪qié”，为此没少被工友们嘲笑。

2001年，刘刚经媒人介绍，与小学同学张梅结婚。婚后也没有打工的好门路，仍在家放牛种田。2003年初，有关系不错的老同学写信给他，邀请他去广西搞装修，说一天能挣100多块。现在拿脚底板想想也能明白，在2003年，一个初一辍学，啥也不会的农民怎么可能一天挣100多块呢？那时候建筑工地的大工一天也就30多块，小工20左右。

可那时刘刚还年轻，没见过世面，根本想不到这些。他按照老同学写来的地址，坐车就去了。去的时候带了600多块钱，到了就被那帮人搜走了。然后每天让刘刚上课，给他洗脑。刘刚发现是传销之后，整天只想着离开。老同学见实在洗不动，就带着几个人把刘刚打了一顿，扔给他100多块钱，让他走了。

刘刚先坐汽车到南宁，再从南宁坐火车。怕钱不够，他只买了短途火车票。路上查票时，他躲到了厕所里，没有查到他。可出站时他被抓住了，他告诉工作人员，说他没钱了，可工作人员就是不放人。等了几个小时，刘刚只得把手伸进裤裆里，拉开内裤上的拉链，摸出了仅剩的26块钱。

那时候小偷特别多，一不小心钱就被偷走了。所以，农民出门打工，都是穿着带拉链兜的内裤，把钱装在里面。工作人员拿了20块，把6块零钱留给了他。他用这6块零钱坐班车回到镇上，又从镇上步行回了家。

2

刘刚说，那次自己是饿着肚子、扛着蛇皮袋走回村的。快进村时怕熟人看见他的狼狈样，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睡了一会儿，天快黑时才往回赶，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听到有人叫门，刘刚母亲打开门走出来，看见刚出去两个多月的儿子头发蓬乱，脸上带伤，瘦脱了相。刘刚哭着把这趟去广西的经历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完心疼坏了，哭着骂道：“这是什么老同学，怎么专坑熟人？外面坏人太多了，以后咱再也不出门打工了。就在家种田，我不信还能饿死了。”

刘刚的这段经历倒是和我一样，1999年我去新疆当水电工，同样没挣到钱，同样怕丢人。我是躲到菜农的小屋里，睡到天黑才敢回家。

每年正月，背着行李包出门的时候，哪个打工仔、打工妹不是想着能当个包工头，或者当个小老板呢？可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隔壁村倒是有一个，也是初中辍学，之后在建筑工地打工。后来同学介绍他去武汉的一家灯具店打工。一个月只有两三百块钱，还经常受老板的责骂，他几次想离开。可两手空空回来又怕受嘲笑，就在那里坚持干，业务也越来越熟练。后来温州老板就把店转让给了他，温州老板家的保姆也成了他老婆。我们外出打工一个月只能挣几百块的时候，人家一年就能赚十几万了。我们还没买摩托的时候，人家已经开着轿车回来了。村里人见人夸，都眼红得要死，他的父母在村里也很有面子。

可像他这样有能力又有运气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工厂打工，或做点小买卖，过着普通而平凡的日子。还有少数人去哪里打工都干不长，挣不到钱，回乡就会受到亲友们的嘲笑，比如“那xx懒得很，今年没挣到钱”，“那xx干活儿不行，被人家撵回来了”，“那xx笨得很，怎么教都学不会，在哪里都干不好……”

所以，无论在外面打工有多苦，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

我在新疆当水电工时，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9个小时，连着几个月不休息一天。那是怎样的人间地狱呀！如果是现在，我一天都干不下去。可那年只有17岁的我，照样坚持了半年，因为我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空着两手返乡，被亲友们嘲笑。

之后有3年多，刘刚没再出门打工，专心在家种田，除了种自家的田地，他还承包了同村的20多亩田地。那些年农业税还没有完全取消，种田赚不了什么钱，也就仅能温饱而已。他的儿子一天比一天大，上幼儿园了，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不出门打工不行啊。

于是，2007年，刘刚和张梅把儿子放在家里，由父母带着，他们跟着熟人去宁波打工。张梅去了电子厂的流水线，刘刚去学开叉车，学会之后在宁波的工厂开了几年叉车。

那几年，我们的另一个小学同学李勇一直在上海以跑货运为生。他只读到小学毕业，但很热心。李勇开一辆“小摇窝儿”给别人拉货，我们当地人称摇篮为“摇窝”，李勇的那个小货车车斗很小，开起来摇摇晃晃，就跟摇窝似的，所以也这么叫。

李勇劝刘刚去上海发展，还帮刘刚也买了一辆小摇窝儿，二手的，一万多块钱，并给刘刚介绍活儿，带他上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刘刚不知道怎么接活儿，不知道怎么谈价格，车开得不太熟练，对上海的路也不熟。有时找不到路了，刘刚就把车停在路边，拿出上海地图，放在方向盘上展开，用手指在地图上一条路一条路地扒，一年扒烂十几张上海地图。

慢慢地，刘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车也越换越大：小摇窝开了1年多，加了3万，换成了3.3米的微卡；微卡开了1年多，又加了5万，换成了4.2米的厢货。小厢货开了2年，觉得不过瘾，又加了4.8万，换成了5.2米的大厢货；5.2米的厢货开了3年多，又加了7.3万，换成了6.8米的厢货；6.8米的厢货开了2年多，又加了8.6万，换成了现在7.7米的厢货。

还不到11年的时间，刘刚光是换车就花了近30万。平时一算，他一个月也能挣1万多，却总是没钱花。而把刘刚带进货车司机这一行，也给了他不少帮助的李勇却在5年前转了行，他把自己的货车转让掉，去驾校当教练了。

那天傍晚，我和刘刚一起去市场买菜，路过一家汽修厂。汽修厂门口停了好几十辆各种大小，新旧不一的厢式货车，上面都挂着“转让”的牌子。刘刚指着其中一辆红色的厢式货车说：“那辆车就是我之前换下来的，跟了我两年多呀。”

刘刚像看老朋友似的，看着那辆6.8米的厢货，颇有些恋恋不舍。

3

刘刚的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一直说我们这一代农村人过得苦，没文化，挣不到钱。现在活了大半辈子，几乎从没享过什么像样的福。他大儿子已经20岁了，去年职高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在学修汽车。刘刚表示自己压力很大，得给大儿子搞房子，不然没地方结婚，还得寄钱回家供小儿子读书。

2008年，刘刚拿出全家的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在镇上买了一栋小楼，花了20多万。后来装修又花了10万左右。刚买下小楼不久，刘刚的母亲就去世了。

十几年过去，小楼不但没涨价，还掉价了，只值十几万了。刘刚很后悔，说，当时要是买在市里就好了。现在刘刚的小儿子在市里读初中，刘刚为了方便父亲照顾孩子，还得在市里租房子，而镇上的小楼却长年闲置，门口的小树都长到碗口粗了。

晚上8点多，刘刚说自己接到单了。如果我想明天一起去玩，那今天晚上就要去做核酸。我说这么晚了，还有做核酸的吗？他说有，在外冈镇卫生院那里。我骑车赶去卫生院时已经快9点了，可人行道上还排着好几百米长的队伍，有很多人都穿着厂服。他们一下班就来这里排队做核酸，因为不检测，明天就无法上班。好在有三个人捅棉签，队伍前进得很快。

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在手机上查看检测结果，是阴性，我截屏发给刘刚，问我去哪里找他。不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个定位。我买了俩包子胡乱塞进嘴里，就骑车去了。

这次是去江苏太仓拉一批货回上海，运费600块。一路上，刘刚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车友群里不断有车友联系刘刚，问他在忙什么？接到活儿没有？这趟活儿有利可图，刘刚乐呵呵地说：“嘿嘿……逮到一个小虾米呀。”

当时，上海市内的疫情防控已经完全放开了，但只能从高速进出，进高速时，工作人员给我们俩做了免费的核酸，就挥手放行了。高速路很脏，好久没打扫了。路边有很多落叶和各种零食袋，还散乱地扔着很多大小不一装着黄色液体的塑料瓶。从太仓下高速时，防疫人员给两边的车门都贴上了封条。封条约有二尺长，斜着贴在车门和门框上，一开车门，封条就会断。红底白字的封条上书：重点管控车辆，太仓高新区封。

防疫人员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打开车门，“如果把封条弄断了，把新冠传染给苏州人民，我们俩要负刑事责任”。我紧张极了，出门忘记上厕所了，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给忘了。

防疫人员问我们到哪里去？又看了看我们的核酸检测码，发现没问题之后终于挥手放行，但派了一辆红色的小车尾随我们。走了几公里，红色小车开始跟我们并行，小车司机打开车窗，对着刘刚大声喊：“你去哪里？你具体去什么地方？”

刘刚放下车窗，也对着下面大喊：“我去龙行洲，我去龙行洲，你可以先去那里等我们。”

红色小车搞明白我们的目的地之后，就前面开走了。

刘刚说，一个多月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管得严，小车跟在他的厢货后面寸步不离，全程监视，别说下车，连车窗都不让开。车窗上都贴着封条，想打开车窗往外吐口痰都不可能。相比之下，现在已经放松多了。

上海的疫情防控没有放开之前，只有运送急需的生活物资的车辆才能进出上海，进上海时，车门车窗都要贴封条，为的是怕司机被上海人感染；上海的货车司机出上海时，车门车窗也要贴封条，为的是怕上海的司机感染外地人。

我的肚子越来越不舒服，憋得汗都下来了。我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但路在哪儿？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如果拉在裤裆里，那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呢？想想有的大货车司机，外面贴着几十个封条，好几天都无法下车，吃住都是驾驶室里，他们都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不敢想。

刘刚按照导航的指引，七转八拐，终于开到了龙行洲的大门外。那个跟踪我们的红色小车也不见了踪迹。刘刚跟保安喊，是上海那边来拉货的，保安就把门打开了。在院内等了十几分钟，来了三个男人，天热，他们都没戴口罩。

有一个男人开着叉车准备装货，刘刚跟我说：“我的车厢他们开不好，我得下去。”他摇下车窗，把头伸出窗外问他们：“我可以出来吗？”

有个男人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出来吧。”

刘刚把车窗开到底，身子探出去，不行，翻不出去。又缩回身子，再把腿伸出去，还是不行。他长得太胖了，圆滚滚的，跟个石磙差不多，两条腿又粗又短。他干脆趴在车窗上，伸手小心地把封条抠开，打开车门，跳下车去。我问他我能下去吗？他说可以，也从这边下。

刘刚在帮忙装钢管（作者供图）

我抽了些纸，戴好口罩，从他那边快速爬了下去。我不敢去厂里的公厕，怕万一给大家传染上病毒可怎么办。找了好久，才发现池塘的另一边有一片玉米地，很茂密，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如此看来，车到山前必有路是真的。

装了几捆钢管，装好之后又测量、盘点。将近10点我们才离开。

关好车门之后，刘刚又把上半身伸出车窗，小心地把封门条贴好，用手掌仔细地拍了又拍，转回头笑嘻嘻地对我说：“还是原装货！”

回程的高速路上，有几个环卫工拖着大编织袋，捡拾那些装着黄色液体的塑料瓶子。天气炎热，他们的衣服都汗湿了。

从太仓回上海，啥也不要，一路畅行无阻，也没人检查车门上的封条是否被抠开过。回到上海那边的公司，有几辆大货车在门口等着卸货，我们也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货卸掉，完成了一单生意。

此时已经是中午了，刘刚把车开到老地方停好，请我吃了一顿午饭。刘刚打开手机笑着向我展示，600元的运费已经到账了。这600元“运满满”没有抽成，全是刘刚的。

4

吃过午饭，回到停车的地方，刘刚坐在马路牙子上，打开两部手机，一部登录“货拉拉”，一部登录“运满满”，看了好多，没有一单合适的，运费太低了，平台还要抽成。有好多运单是往返上海和江苏之间的，而上海和江苏之间好多路都封了，还得绕高速，不但要付过路费，还要跑好多冤枉路，刘刚轻易不敢接。

刘刚不是货运平台的会员，每天只能接两单，每单平台要抽走15%的“信息费”。有好的货运信息了，平台都是先提供给会员，只有会员不要的，才轮到非会员接单。刘刚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办个会员，初级会员和高级会员作用不大，只是可以无限接单，“信息费”也不少收；要办就办超级会员，优先接单，也不收“信息费”，可超级会员的会费是每月1099元，每天无论出不出车，都要出30多元的支出，想想也是肉疼。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车主也过来了，他有一辆8.2米长的厢货，跟刘刚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抱怨油贵，报怨运费便宜，报怨平台抽成太多。大家商量一番，打算去看看从上海嘉定到江苏太仓国道上的关卡通了没有。刘刚领着我们走向他停在阳光炙烤下的白色轿车，车内像烤箱一样，车座皮革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儿。车座烫人，我们三个像三块鱿鱼肉，一下被摊贩用铲子摁在了铁板上，烫得滋滋冒油。车内的味儿还没散，刘刚就关上车门，打开了空调。

只有几公里，很快就到了。上海葛隆公安检查站外立着一块大牌子，上书：“货车禁止通行。”小汽车是可以通行的，有个瘦瘦的长发小伙子在检查进入太仓的人员的核酸码。8.2米车车主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刘刚说：“我也没看出来。”

小伙子只查验了刘刚一个人的核酸码就放我们过去了。又往前走了几百米，到了太仓这边的检查站。工作人员问我们要通行证，刘刚说：“我们不去太仓了。”

我们前后有一大半货车都因为没有通行证而被迫调头返回上海。再进入上海还要查核酸码，刘刚说：“我们是刚调头回来的。”就放我们进来了。

刚走了几百米，又看见对面有两辆大货车往太仓方向驶去。刘刚说：“哎——他们怎么能过？我们刚才只看牌子上不能过就走了，也该问问检查站的人。”

刘刚又调转车头，跟上大货车，哪知大货车走到检查站却被拦住了。大货车主很生气，摇下车窗大喊着跟检查站的人理论：“病毒主要是人跟人之间传播，货物之间又不传播，现在坐人的小车能过去，拉货的大车却不让过，这是什么道理？”

理论无用，他只能恨恨地调转车头，去绕道高速进入太仓。

刘刚和8.2米车车主看到同行投机取巧不成，都笑了。刘刚说：“这两个家伙，还想走近道，乖乖地去走高速吧。”

走到沪宜公路和宝钱公路的交叉口，刘刚说，我再去看看昆山那边通了没有。

8.2米车车主说：“肯定没通。这两个检查站离这么近，封一个通一个，那不等于没封吗？”

刘刚说：“反正也接不到合适的单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去看看，万一通了呢。”

出乎大家的预料，昆山这边的大通公安检查站空无一人，随便进出，好像疫情根本不存在。两人嘿嘿笑起来，刘刚开心地说：“放开了，完全放开了！这下好了，可以放心接单了。”

刘刚放慢车速，兴奋地掏出手机拍他毫无阻拦地通过大通公安检查站，并配音：“兄弟们，我给你们探路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昆山这边完全通了，啥也不要，连核酸码都不看了，快准备接单吧。”

刘刚准备调头返回，接单干活。8.2米车车主说：“这真奇怪吔，太仓不通，昆山通了，难道太仓跟昆山之间封了？”

刘刚说，那咱们去看看。刘刚又顺着昆山那边的沿沪大道往太仓去。沿沪大道边的围栏还没拆除，围栏上架着铁丝网，令我联想到深圳和香港的边界。前一段疫情封控时，我在上海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经常可以看到沿沪大道的围栏后面，每隔几十米就坐着一个看守人，以防止上海那边的人翻过来。

昆山和太仓两市之间没有任何拦阻，我们顺利地进入了太仓，绕到了太仓检查站的后面。刚才还那么难入的太仓，现在轻而易举地进来了。

刘刚笑着说：“那检查站的人会不会很奇怪，刚才明明看见你们三个人走了，不大会儿的工夫怎么又绕到后面来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问，只看了刘刚一个人的核酸码，就放我们进入了上海。他们两人笑着，摇着头说：“想不通，我真想不通他们这样搞有什么用。”

沿沪大道边拉起的铁丝网（作者供图）

5

回到停货车的地方，刘刚在货拉拉上接了一单，420元，平台抽成50元。这一单没什么油水，可再不接，这一天就接不到单了。

这一次是去太仓拉8吨货到嘉定。如果不是疫情封控，直接从太仓检查站这边过来，那就只有19.6公里，还是有利可图的。可从昆山绕道，就要40多公里，来回近百公里。单是油钱就得150块左右。平台抽成和油钱先去了一半，如果再扣除各项可能产生的杂费，能剩80块钱就不错了。刘刚今天共收入1020元。

听起来也不少，但开大货车，各种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比如扣掉平台抽成、过路费、饭钱、油钱、保险费、磨损、折旧（他这辆二十来万的新货车，每年光是折旧就达3万左右），再加上偶尔被交警罚点款，补个轮胎，换个零件啥的。有时候车坏在半路，一方面修车要钱，货物没按时间送到，货主还要扣钱。如果再倒霉，走到半路车翻了，货物再被高速两边的村民抢了，那就会赔得连裤衩子都没得穿。

上海疫情封了两个多月，刘刚总共也没跑10单，还赔钱。一辆大货车放一天不动，都要折掉不少钱。所以，一个货车司机每年到底能收入多少，怕是连一个多年的老司机也没法算清楚。

从昆山过来的一路上，我们一辆货车都没遇到，刘刚很兴奋：“我不会是第一个从这边过的货车司机吧！”

到了目的地，我见公司对面有家小卖部，就戴好口罩，去买了两大瓶冰红茶。刘刚的车座后面还有一个小床，小床上放着几桶方便面、几瓶纯净水。如果晚上无法赶回家，他就睡在这张小床上。刘刚用左手摸着小床上那几瓶已经被太阳晒得温热的纯净水说：“这还不热呀，还能喝的，你花那钱做什么？”

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右手接过去，拧开，“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露出很享受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一个秃头男人开着叉车来装货。一个托盘上的铁件堆了1米多高，看上去非常沉重，托盘被小心地放上去，车厢被压得发出“吱呀吱呀”的惨叫声，车厢侧歪了不少。连着放上三个托盘，车厢已经明显倾斜了。我担心车厢翻过来，忙躲开很远。

装好这一边，刘刚把侧厢板放下来，扣好卡扣。秃头男又在对面装了三个托盘，车身这才正了过来。刘刚手扶着墙，上衣都汗透了，边看边说：“早知道这么重，我就不来了，这根本不止8吨货。我还得过高速，老板你再加几个钱儿呗？”

秃头男笑而不语。装完之后，他问刘刚是否能把另一个托盘带到一公里外的仓库，刘刚拒绝了。

回来要爬一座长长的桥，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吼声。想到近期高昂的油价，我感觉刘刚口袋里的钢鏰儿在不断往外哗哗流淌。刘刚想从太仓那边直接进上海，就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向几个司机朋友咨询，货车是否能从太仓直接进入上海？但朋友都说不清楚，让他自己试试看，大不了再调头回去。刘刚考虑了一下，说：“算了，还是从昆山绕过去吧。”

我问：“从昆山这边绕道和走高速哪个更远？”

刘刚说：“都差不多，从昆山这边走可以省20多块钱的过路费，一来一回省50块钱左右。”

进入嘉定保税区，工厂的厂区很大。刘刚叫我下车，我们两人在门卫处登记，查看核酸码，之后才获准进入。卸车时，我去了趟厕所，从厕所出来，无意从旁边的小门走进车间看了看。车间里很吵，机器臂不停地伸缩焊接，发出吱吱的噪声，车间里迷漫着淡蓝色的电焊烟。电焊车间没法装空调，车间比外面还热。相比之下，我刚辞职的天窗厂简直就是天堂。

一个中年妇女热得受不住了，就来到车间外面喘口气。她浑身是汗，脖子和脸通红，不断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满脸的疲惫。

这家工厂一年四季招工，中介总说，活不重，有机器人焊接，工人只做些辅助工作，很轻松。一些专家也经常在媒体上为工厂发声，说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也不愿进工厂，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弄进工厂。可是这里的小时工每小时21块，做8个小时只有168块钱，除了这点钱，没有其它任何福利。每天就是不干活，只来车间里坐着，听8小时吱吱的噪声，呼吸8小时有毒的气体，拿168块，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这里吗？

刷短视频时，看到一个记者在深圳火车站采访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嫌深圳工厂的活儿累，工资低。他听说上海的工资高，因为上海疫情很多人回老家了，工厂招不到人，一个小时30多块钱。他已经买好到上海的火车票，就准备来上海挣高工资了。

我想这个小伙子可能要失望了，等来了上海他会发现，对于底层的苦力来说，沪深两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这些底层的打工者跟100多年前英国作家哈代笔下的低层穷人一样，他们每年也喜欢搬来搬去，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些农田工人，总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是埃及，总老远看着别的地方是福地，到了他们搬到那个福地住下以后，那个福地自己就又依次变成了埃及了。”（编者注：摘自《德伯家的苔丝》）

6

第二单成交之后，刘刚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原本不应该再去讨扰，可我确实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原计划炖排骨吃，结果排骨卖完了，刘刚就买了几斤肉骨头。我买了一箱啤酒，刘刚抢着付钱，被我推开了。

刘刚和人合租在一个拆迁补偿小区的四楼，81平，两室一厅。房东多是镇上的农民，因为占地拆迁赔的房子，每家都有四五套，住不完，就拿来出租。几乎所有用来出租的房子都是毛坯房，水泥墙面，水泥地板。卫生间里只装了马桶和热水器，墙面和地板也是水泥的，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

刘刚从房东手里租下这套毛坯房，每月1600块。最初的几年，只有他们夫妇住。后来随着油价上涨，再加上疫情，钱越来越难挣，刘刚就当起了二房东。刘刚和妻子住主卧，把次卧租出去，月租400元。后来刘刚又买来石膏板，把客厅隔成一间房，每月600块租出去。

厨房也很简陋，只装了一个洗碗池。靠墙摆着一个碗柜和两张木桌。刘刚占着碗柜，两个租户各占一张桌子。住次卧的小伙子也是货车司机，他还没结婚，不用养家糊口，所以舍得花钱，每天都在馆子里吃，吃完再去网吧玩到很晚才回来睡觉。他从不做饭，桌子上啥也没有；刘刚两口子经常做饭，桌子上的瓶瓶罐罐最多；住客厅的男人在一家汽配厂的流水线上打螺丝，厂里管饭，他平时也不做饭，只有星期天，老人带孩子来玩时做几顿饭。

刘刚的妻子张梅，是我堂姐，大我1岁。她是我婶子抱养的姑娘，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婶子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听村干部说只生一个好，就去结扎了。结扎之后才发现，我们村子里每家都是几个孩子，她又后悔了，就去抱养了一个女娃，这个女娃就是张梅。

张梅中等个，圆脸，一双大眼睛，也挺好看的。见人还没说话，先是一脸的笑，就是皮肤有些黑，那是晒的。她很勤快，天天帮家里干农活儿、放牛、打猪草，不黑才怪。读小学的时候，她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到了初中就不行了。再加上婶子也不是特别支持她读书，所以读完初一她就辍学了。

20岁那年，媒人把她介绍给了刘刚。两人是小学同学，张梅和刘刚的妹妹也是好朋友，大家都知根知底。那时的刘刚虽然个子不高，但远没这么胖，还算好看，张梅也就同意了。自从她结婚之后，我们有10多年没见面了，她今年也41岁了。

刘刚在炒菜（作者供图）

刘刚抬腕看了看表，估摸着张梅下班了，就给她打电话，让她带包烟回来。肉骨头难炖，到8点15分，刘刚才开始炒菜，又过了几分钟，门锁转动，张梅回来了。

我起身笑着跟她打招呼，她愣了一下，还是一脸的笑：“唉呀，你怎么来了，好多年不见了，这要走在外面我都不敢认。”

确实，我变了很多，她也变了好多，皮肤变白了。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变成了粗壮的中年妇人，然而并没有。刘刚问她买烟没有，她笑着说：“忘了，你每天吸那么多，不会少吸点儿？”

张梅已经在厂里吃过饭了。她帮着刘刚做饭，把炖好的肉骨头倒在大瓷盆里。我问她上班累不累？她说很累，每天12个小时，但有两个儿子要养活，不干又没办法。

住客厅的男人回来了。有40来岁，秃头。可能是在厂里洗过澡换过衣服了，穿得干净利索。刘刚邀请他喝几杯，他径直回屋，摆着手说：“不喝，不喝。”张梅问他，放在他那边阳台上的花浇水没有，他说浇了，每天都浇。张梅就去阳台上看了看，说花长得不错。刘刚和张梅再邀请他喝酒，我也起身让他，他就过来坐下了。给我递烟，我摆手谢过，他就和刘刚抽起来。

张梅去洗澡了，刘刚拿过一只碗，挑了块最好的肉骨头放到碗里，给她留着。张梅洗过澡，换了睡衣，脸上贴着面膜。刘刚和房客不停地抽烟，左手夹着烟，右手端着酒杯。喝口酒，夹口菜，咽下后再抽口烟。一顿饭的工夫，他们每个人面前的水泥地上分别丢了七个烟头。

张梅说：“你以后别抽了，把烟戒掉。”

房客说：“你见过不抽烟的货车司机啵？”

张梅说：“那肯定有。”

房客说：“谁？你能说一个出来啵？”

张梅想了想，没吭声。说完，房客又递给刘刚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吃过饭又聊了会天，刘刚说他又被扣分了。房客说，扣分正常，哪有开车不扣分的。张梅又想起来，说一天早上，刘刚开车带着她，停在路边吃早餐，就停了一会儿，被扣了2分，罚了200块钱。出去买2分要400块，“一顿早餐花了600块呀，心疼死我了。”

将近10点了，我起身告辞，房客也回屋睡了。刘刚起身送我，我说不用，他执意送到楼下。他把白背心卷到胳肢窝里，撅着圆滚滚的肚皮，好似怀胎三年。我伸手拍了拍，硬邦邦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刘刚，刚才房客说他的驾驶证有12分，想找中介卖掉，估计能卖8000块。我没有驾照，也不懂怎么买卖分数，可刘刚买1分才200块，他的12分如何就能卖8000块呢？

刘刚说：“他不懂，我也懒得跟他争论。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想着咋搞钱，与此无关的都跟我没关系。”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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