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工作室

县城煤炭民企里的“精明人”

1

2000年之后，我们集团的煤炭销售业务赶上了行业的黄金时代，在长江中下游很多城市设了办事处，除了零售，还和一些当地大的用煤单位保持着稳定的业务往来。

集团有4个煤炭销售公司，我们本地以江为界，南岸和北岸各设1个，外地的产煤县有2个。邱总是我们北岸公司的经理，他过去在乡镇企业干过多年煤炭供销经理，从业经验丰富，北岸公司每年业绩在4个公司里都是第一。他精力充沛，能说会道，常年西装革履，给人一种职业精英的感觉。

煤炭销售公司的业务就是收购和销售煤炭。我们本地虽然产煤，但2/3的煤炭都是发热量在5000大卡以下的中低等煤。集团2座煤矿出产的煤，发热量基本保持在5000大卡左右，已经算得上是优质煤，不愁销路了。老板规定集团旗下生产和经营企业都实行绩效考核，工资奖金和效益挂钩，集团的煤矿根据市场需求有自主定价权，就算自己的煤炭销售公司要用煤，也不会有优惠价。

所以，邱总经常去本地盛产煤炭的乡镇或相邻县的煤矿采购煤炭，为了压级压价，他喜欢驱车去山高路远的煤矿和非法小煤窑，一般都是披星出发、载月返程。买回来的基本都是4000大卡的煤，甚至更低等的，如需以次充好，就会用我们集团煤矿的好煤覆盖在面上。

集团总部在市里，老板平时坐镇，老板娘是助理。下面分公司，设有综合办和财务部，由集团副总全面负责。分公司所有的车辆属我们综合办管理，由我们的头儿谭主任直接调谴。4台车，其中1辆高档小轿车，跑不了烂路，只靠3辆“猎豹”越野车跑山区，显得很紧张——2个煤矿来回城里办事，煤矿人员去各井口检查，每月去矿上发工资得用；销煤公司下乡收购、去煤坪得用；其它公司也要用车。于是立下规定，各部门、各公司用车，都要提前预约，开好用车单给我们，我们再按顺序给司机开派车单。

那年秋末，邱总和谭主任因用车的事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起因是邱总几天前就和谭主任联系了说要用车，谭主任本来做了安排，但计划没有变化快，邱总用车那天，偏偏赶上煤管局联合各部门集中打击非法小煤窑，差车，就来找公司副总借。副总不敢怠慢，叫谭主任立刻派车。谭主任说已经有2台“猎豹”去了煤矿，只剩邱总要用的那台了。副总说，“主管局得罪不起，他们就用一天”。

结果，邱总早上一听说没车可用，在楼道里直接堵住了刚上班的谭主任，没听完对方的解释，就发了火，说下面的办事处等着要货，船都上载几天了，联系的煤矿还没发来煤，他们必须要去“赶进度”，不然就得多付给船老板误工钱——销煤公司为了节省装卸费，经常“突击装货”，跟煤矿订好了时间，车子直接把煤拉上船。

同事们听见争吵，都围过来看。谭主任见邱总不听解释，说话还带着脏字，也火了，大声回怼道：“你急不急有我毛事？你自己没考虑周全，来迁怒我？”

两人针锋相对，整个楼道里，回荡着他俩的争吵声。副总也来了，阴着脸把邱总叫进他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我们在外面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作为一个经理，应该顾全大局。这只是偶然的事，你在办公场所大吵大闹，有失你的身份，影响很坏！”

邱总余怒没消，又解释了几句，副总没心思听他唠叨，直接下了逐客令：“回你办公室消消气，好好想想，今后对人对事，端正态度！”

2

因为这事，下面就有了传言，说邱总他们销煤公司绩效好，去年集团“大团年”后，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小团年”，每人发了一床毛毯。我们综合办那3个越野车司机也被邱总请去了，专门感谢他们一年来跟随自己的辛苦付出。他怕引起别人不满，还给3个司机招呼说要保密，不要说也拿了毛毯。可年后，我们机关人员都知道了。

本来这事没人计较，但因为那次争执，传言都说是因为谭主任不满邱总给司机发了东西，却没给他这个直管领导发。谭主任知道后，笑了笑，对我说：“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去年他们有次临时增加路程跑别的煤矿，走的那条公路翻修，把车子的底盘都剐坏了，我都没吭声。”他停了停，犹豫了一下，又道：“他喊司机去吃饭，说白了，就是方便他假公济私用车！”

邱总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又给老板打了电话。目的不是询求安慰，而是要求老板增加车辆。老板不吭气，他又去找了管财务的老板娘。老板娘答复说，目前集团多元化发展，资金占用大，暂时没钱，叫他忍一下。

于是，因为车的问题，邱总和谭主任好像结下了梁子，俩人除了工作上有交集，平时连寒暄都免了。

翌年，企业半年总结会的下午讨论环节，邱总再次提出了增加车辆的事。

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发言说：“我们开公司都是以逐利为目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是赚钱单位，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集团的政策和配置就应该优先考虑我们，切实解决生产经营的问题。”

他说自己估算过，只要增购2台越野车，不仅可以解决煤业这块的需要，也可以大大缓解别的子公司用车吃紧的现状。他希望这2台新车从今年销煤公司年底的利润中解决，不惜以明年他们公司利润翻一番作保证，说如达不到要求，就扣他绩效工资。口说无凭，他可以为此立下军令状。

老板和老板娘低声交流了一下，答应了他的要求，说新车保证年底前落实。会后，老板娘叫我联系一个卖车的亲戚，说给他私人一笔中介费，由他运作，帮我们以出厂价提2台“猎豹”。

10月底，车提回来了。邱总又跟老板说，他们销煤公司要自留一辆。老板不同意：“车的油、保养、维修、保险，必须得有专人负责，你为这些事再招个人，增加成本不说，也跟集团车辆理管制度的规定冲突——我已经给谭主任说了，保证你们的优先使用权。”

虽然事情没有百分百按照邱总的意思来，但用车紧张的问题还是解决了，这让邱总在集团中的声望又提高了不少。车多了，谭主任又对车辆使用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比如派车单上，批准去什么目的地，司机只能去这里，如要临时更改和增加里程，必须由用车人请示主管同意，主管再通知司机执行，否则，司机按擅自出车扣工资。然后又招新司机，邱总推荐了一个熟人来，结果没考上。

用车有了保证，邱总忙得更起劲了，除了春节3天，他几乎天天都去办公室给老板用座机打电话，或汇报工作，或听取老板意见，或要车去煤坪检查工作，搞得司机们都有点烦他——忙了一周，好不容易盼到周末，他却总要用车。

有人说，邱总专门挑休息时间在老板面前挣表现，谭主任也带着嘲讽跟我说：“他比老板都忙”。

听到这些风凉话后，邱总就跟老板娘申请，最后司机节假日出车，可以增加几十块钱的补贴。但司机们还是不愿意加班。

我和邱总接触密切起来，始于一次上书政府反映煤炭外销税费太重的情况。邱总开始给我看了他写的初稿，谈了他的想法和建议，想请我来起草文案。我不好拒绝，只能说：“这个不是咱们一个公司的事，事关咱们县整个煤炭行业，你得有全行业准确的数据，有事实、有依据，写的材料才有充分的说服力。”

于是，他带着我去了煤管局、煤炭协会等一票“涉煤”单位，了解相关情况。他叫我放心地做，说抽我来是请示了老板的。可这事儿，老板没给我提，谭主任也没派我，为了避嫌，我主动去跟谭主任打预防针，说是老板叫我协助邱总的，谭主任便默许了——其实，他是报社多年的通讯员，我们对外的材料基本是他执笔。

熬了几天，我写完了“建议减轻煤炭销售税费”的请示，邱总上报给了政府。老板又联系煤管局和煤协，他们一起找了主管煤炭的副县长。鉴于煤炭是我们县的支柱产业，全县财政主要靠其收入维持，最后对税费做了微调。

事后，邱总逢人就对我大加赞扬，说我文笔是全集团最好的。我知道他别有用心，很是尴尬。再往后，邱总写总结材料什么的，都会请我帮忙，我写初稿，交他更改。

那年，煤炭市场出现了少见的销售旺季，邱总“翻一番”的豪言壮语实现了。真是好运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邱总很风光，反复告诉我，总结一定要多写，将他好的经营、管理经验发扬光大。他自己对集团工作提出很多建议，有的确有独到见解，集团也采纳了不少。

3

我们县煤矿多，出事也多。出了重大安全事故或外地有事故上了新闻，所有企业都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安全薄弱环节，还得写自查情况及整改措施上报主管部门。

我们安全检查分几个组，综合办的人员全程参与检查。基于邱总和谭主任貌合神离，每次分组都是谭主任去煤矿，我去销煤公司。煤矿矿井间隔远，有时要下井，一天两天都查不完；销煤公司就是查煤坪和趸船，主要看防洪、防雨、防崩塌。

煤坪在江边，交通方便，我们早出晚归，基本一天就结束了。晚上，身为“组长”的邱总会安排检查组吃饭。

记得第一次吃饭，邱总点完菜，叫服务员给每人发包中华烟，让我们7个人受宠若惊。这烟挺贵，但邱总常抽。他说：“我干工作，既然（想让）马儿跑得快，就要马儿吃得好。”菜上桌后，一个姓宋的煤老板急急赶来作陪。他的煤都卖给邱总的公司，席间频频给我们敬酒，语言满是恭维。吃完，又拖着我们去洗脚捶背，所有开销都是他结的账。

陆陆续续地，邱总又喊我与宋老板吃过几次饭，都是宋老板请客。和宋老板混熟了，我说话也少了客套，多是直来直去。

春天，我去国土局开会，看到了好久不见的宋老板。他把我拉在一边，低声说：“我和你们公司业务来往少了，你们邱总脑瓜子太灵活，花样多，咱小煤矿奉陪不起。他强迫我把陆上货运交给小丽代理——可运输是我煤矿的那个村垄断了的，我违反了，村里就要给我断路，煤矿就得停产。现在煤炭不愁销路，我只能少赚点了。”

“小丽”是干货运中介的。因为煤炭产业发达，我们县催生出很多“涉煤”业务，中介是其中之一，他们帮有煤的单位找船，又帮船主找货，成功了就收取佣金。此外，小丽也是邱总的红颜知己，销煤公司的货运业务是她在做。她常来我们公司结账，我见过，年方26岁，己婚，略有姿色，打扮精致。大家都说她是邱总的情人，每次我去邱总的酒局，基本她也都在。

我们老板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见有利可图，集团也成立了货贷公司，进军货运中介。谭主任被调去当经理，综合办对外招了个主任，但没干多久就因为薪资低辞职了。我被任命为新的主任，邱总说，是他向老板推荐的。

既然有了自己的货贷公司，集团旗下所有煤炭运输顺理成章被收回老板的口袋，邱总不能自己再去找船了。其实，集团船运公司的船主要是运市里的集装箱，运煤还是得找外面的船。小丽来找谭主任联系了几次，因价格谈不拢，就没再来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管价格高低，都没她的份了。

此后，邱总私下的酒局上也没了小丽的身影。有人不怀好意地问邱总，怎么好久都没见你红颜知己来公司啦？他答：没有业务，当然不来了。

“私下也不来往了？全公司都晓得她是你情人哟。”

邱总掩饰地笑了笑，不急不恼地说：“我不需要情人，我是结扎了的。”

大家都开心起来，说风险全无。邱总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这个手术给他留下了后遗症，房事不行，“我跟她不过图个风尚，赶个时髦罢了。”

邱总说的是实话，接触久了，我对他的履历多少还是知道些的。他是高中毕业，当年在农村算是文化人，在村里教过书，当过村干部，后来考上聘用制干部。农村结婚早，他有了两个儿子，还想偷偷生个小棉袄，结果又生了个儿子。那时计划生育管得严，他超生被举报，丢了饭碗、罚了款，还被强制结扎了——他对外说法是，家庭负担重，工资低，自己辞的职。之后，他去了乡镇企业干煤炭销售，小公司经营不善，垮了；又出来办过食品厂，开过饭店，卖过保险，后来才应聘到我们这里。

4

集团每年都搞“体制改革”，老板说，这叫探索适应企业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百年企业。

2008年，集团搞起了时髦的事业部改革，分行业组建了“煤矿与销煤事业部”、“建筑与房产事业部”、“船运与货贷事业部”等一堆事业部。大家都认定邱总会成为“煤业部长”，结果正职由原企划部的刘部长担任，邱总只是副部长。

刘部长过去是国有煤业公司的负责人，破产后出来的。他知识和经验虽丰富，说话却爱挖苦人。有次开会前，他看邱总西装搭配休闲鞋，说这是猪鼻子插葱——装（象）相。邱总除了老板，还怕谁？也反唇相讥：“我们都是高中毕业，都把公司搞破产了，你有本事就不该来打工，应该自己做老板。”

刘部长有个同学在检察院，他听同学讲过，邱总当年在乡镇企业时，因为经济问题被有关部门“召见”过。他也是哪疼往哪儿戳：“我们是政府要求破（产）的，不像有的人，以一己私利把集体单位搞垮了，还被检察院审问。”

“你不服气？喊你同学来判我刑啊！”邱总又炸了。

在场的老板制止了他们的争论，此后，两人心生芥蒂。

“煤业部”的工作分工，是刘部长“管全面”，重点抓煤矿，邱总管销煤公司。这次改革，本地的南北两个销煤公司合并，由老板的舅子（原南岸公司的经理）负责。舅子是集团的“重点培养对象”，仗着关系硬，刚愎自用，业务上的事自行主张，很少听从邱总意见。

刘部长经常去煤矿，邱总长期独守办公室，在实际工作中如同退居二线。没事时，他品茶看报，很是逍遥，下班了不是约人打麻将就是去喝小酒。

我问他想没想过辞职单干，他说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他没有雄厚的资本，也没有可靠稳定的销售渠道，“但我只要找准背靠的大山，从事这个职业，就能发挥我的才能”。

我又问他，你不觉得失意？他说，这是难得的轻松，“你放心，这种管理长不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驴子是马年底见高下。我打赌，如果一年后现状没有改变，我自动走人。”

这话还真被他说中了。一年后，集团的煤炭业务利润大幅度下滑，各部门意见都很大。煤矿过去是集团“直管”，有事直接请示老板或副总。现在有事得先请示刘部长，刘部长再请示老板或副总。

煤矿领导都是人精，大事小事都找刘部长，刘部长家在市里，不能随时过来，有些事他也不熟悉，被搞得焦头烂额。特别是处理与煤矿周边村民的纠纷，这边事儿还没按平，那边又翘起，几次事情没处理好，就被村民断了运输的公路。

打算上市的老板转年就撤了事业部，恢复了原来的管理。副总调去市里帮老板筹备上市，邱总便接任了副总的工作，管理我们——听说有人有意见，还找过老板，但老板把几个人比来比去，认为这个岗位非邱总莫属。

我们都嚷着要邱总请客，庆祝他官升一级，让我们沾沾喜气。他大气地把手一挥：“行！”然后叫我安排，特地嘱咐我把房建公司的郭经理、刘工、司机小吴、会计等一众人全叫上——这些人，都是邱总口中的“既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也是性情中的朋友”。

我安排吃火锅，席间，大家频频给邱总敬酒，他来者不拒。大概是春风得意，喝多了人就有些飘了，他手舞足蹈地说：“咱卧薪尝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邱总找了个“吉日”，挪到了副总的单间办公室，还带去了自己的老板椅。他交给我一沓餐饮发票：“这是我和主管部门领导吃的饭，你签个经办人报了——还有把那天吃的火锅钱也报了。”

我迟疑了一下，接了过来，回到办公室犯了难——我是“经办人”，可我并不知道邱总接待的谁。集团有规定，报销发票要写明接待的部门。老板娘专门审发票，发现问题都要过问。邱总这大几千的发票，凭直觉有水分，但我看破又不能说破——他刚上任，我要是拒签，就是给他难堪，也给自己挖坑，今后工作就难协调了。

想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我硬着头皮全部签了字，交他签了同意报销后，去财务领了钱，给了他。

5

邱总精力旺盛，干工作也下得了功夫，经常深入基层检查。理顺了内部机制，他就着手解决外部的争端，处理那些刘部长没搞清白的问题。

他先把煤矿所属村的村委会干部请来，征求他们对煤矿的建议，理解村民跟煤矿的矛盾。村委提出公路要硬化，他表示同意，说公路煤矿和村民共用，给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对方要给公路养护人员增加工资，他也同意，钱不多，花钱买平安；还有每年给村委5000元“办公经费”，他又同意了，几千元，两顿饭钱，获得了村委的支持，值。

邱总对我说，其实，幕后支持村民闹事的人就是这帮村干部，他们不好出面，就怂恿村民。邱总把一个爱出头挑事的村民招进煤矿来做保安，专门处理跟村民的纠纷。老板不同意，说这人好勇斗狠，属亡命之徒，每次都是他挑头找煤矿麻烦，恨不得把他丢进大牢，恐怕他今后惹出大祸。

邱总对老板说：“我们缺的就是亡命之徒，我们的保安除了能讲点法律法规，遇事怕得要死，都成了缩头乌龟。有些讲不了法律的事，就得靠武力。前期有事，大家找有关部门解决，脚都跑断了，钱也花了不少，彻底解决没有？解决了的管一阵子，棘手的给我们拖着。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老板只好叮嘱邱总，“控制使用”。

邱总的法子起了作用，煤矿周边闹事的人少了。多年前，集团房建公司给乡里小学砌了教学楼，还欠2万元工程款。学校借口有质量问题，始终不给钱。郭经理给邱总说了后，邱总就派那个保安去谈，没过多久，钱就给了。

3个月后，老板娘审到了邱总报销的那几千元餐饮发票，问我接的什么客。我说客人是邱总接的，我忙，没参加。老板娘又去问了邱总，不知他如何回答的，我只知道，之后我们集团对接待费的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比如：接一个客户吃饭，不能多人陪同；我们给各公司办事请客，各公司领导要事先知晓，事后发票上要签字，发票也要划到他们公司入账；各部门、公司只有1000元的审批权，超过就要上报审批；接待事前要上报申请，详细写明来客单位，主要来人姓名，陪客人姓名等，审批同意才能实施。

邱总每次有1500元的审批权。他应酬多，从村委会到各主管局及部门，五花八门，几乎天天晚上在外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发票超了，就叫我拆分报销。我后来陪客都陪怕了，可他的身体居然承受得起，几次体检除了血脂偏高，其它都正常。

我们这儿有段时间流行搞“红色旅游”，房建公司的刘工就煽动邱总，叫他组织我们来一次。邱总说出远门不行，就近可以。知道房建公司有些没卖完的门市和写字楼，邱总就叫来郭经理，让他写个“利用周末组织去乡下进行秋季宣传广告活动”的请示，自己批了，上传给集团同意后，就组织了房建、综合办、财务等人员上路了。

我们在车身周围贴了广告，车上安了喇叭，一路宣传。到了乡镇，就停下发传单，顺便游览了几个新开发的新景点，吃住行玩，都是房建公司全买单。

郭经理做事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平时为严控费用支出，很少请客。他私底下对我报怨：“我们公司没房砌就没钱赚，公司支出大笔费用，年底考核又要超标。超大了，怕是年终的‘安慰奖’老板都得给免了……”

那年，郭经理果然没有完成集团定下的任务，连500块的“过年费”都没了。但邱总在考核小组会上，凭三寸不烂之舌，硬是给郭经理争到了1000元的过年盘缠——只要是邱总管辖的企业，他都会不惜余力给下属争利益，他说下属发得多，他脸上也有光，工作才好开展。

公司上市后，因扩张过快，又逢煤炭的黄金十年结束，煤矿开始连年亏损。有两年每到年终，老板都不明确表态给员工发奖金。眼见着要过年了，别的子公司都在笑呵呵地数着奖金，煤矿和销煤公司就不服气——无论多少，都应该发点顺口气吧？

我们不敢去找老板，只在邱总面前诉苦，要求他给我们作主，跟老板反映大家的呼声，因为只有他敢在老板面前不顾自身得失地讲真话。

邱总抽着烟，严肃地听着，最后摁灭了烟起身去了老板办公室。有大胆的跟着，站在老板门外，听见里面传来了邱总的说话声，说完，一片沉默。又是邱总在说，完了又是沉默。过了半晌，可能是老板忍不住了，声音很大地冲邱总发火道：“我没说不发，我在忙，等一下不行吗？！”

邱总云淡风轻地从老板办公室走了出来，大家都用感激的眼神赞许他。他也毫不谦虚，神态有种大义凛然、舍我其谁的大将风范。

6

我们房建公司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自己房地产公司开发，自己建筑公司建设。房建公司有块地，约1000平，完成了大规模的开发后，就留了几人“撑”着公司，主要是收工程欠款，维护开发房子的质量，办理房产证，保企业资质等。

建筑公司没有施工队伍，都是对外招人来承建，邱总经常和郭经理研究方案。郭经理跟我说，这个项目招标时，邱总曾给他介绍了一个施工队，他们受邀和施工队负责人在高档酒店吃了饭，其间对方给他们发了红包，他没敢接。因为房子谁建，他决定不了，要老板定。过去都是老板喊的他亲戚或朋友的施工队来干活，邱总拿他们都没办法。

郭经理报了项目方案，集团要求房建公司实行竞标，由企划部监督。房建公司出了通知后，又来了3家公司。邱总问郭经理中标造价是多少，郭经理说在正常范围内可能取最低的，这事由企划部负责。结果邱总介绍的施工队报价偏高，没中标。

中标的施工队，承包头姓骆，对人非常客气，在现场管理上有一套，工程进度快，质量安全抓得好。尽管工价低，但骆总该做的礼节一样不少，节假日请房建公司有关人员吃饭，该发红包发红包，该发月饼发月饼，虽然数额不大，礼物不多，但也体现了一份意思。

邱总说，国内的煤炭市场已经无法扭转困境，他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没事就常去建筑工地视察。看着房价上涨，他找老板，先优惠买了2套期房，后来买房的人多，还没等交房，他就高价卖了一套。

这个楼盘完工不久，给邱总开轿车的司机小吴找到我，申请和哪个开越野车的司机对调一下。小吴是沾着关系进来的，投机又阴险，当年邱总和谭主任为用车吵架，事后就是他在下面煽阴风，就因为谭主任把他们管得太严了，他不满意——几年后，我们办公室聚会，他喝多了酒，才把这事不打自招。

邱总升职后，小吴找到我，要求调去开小车，要跟着邱总吃香的喝辣的。正好原来的司机对邱总平时私事公事都要用车很抵触，我就把小吴和那个司机对调了岗位。没想到，邱总也喜欢小吴，觉得他人机灵，靠谱。

我看小吴脸色不好，不明究里地问：“当时开小车，是你三番五次要求的，现在为啥又不愿干了？”

小吴跟我说，一个熟人请他租赁我们那个楼盘里的大门市，他跟邱总和郭经理说了，都同意了，于是熟人给了他2000块钱劳务费。可过了两天，邱总忽然反悔，叫他调别的门市给熟人。小吴一打听，原来邱总的一个亲戚给了他4000元好处费要这个门市。小吴想先下手为强，在郭经理那里拿了钥匙，叫熟人搬进了大门市，邱总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也没睬。

“他不要把我惹火了，不然他的事儿，我全捅到老板那里去！”小吴阴狠地说。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他不会计较的。你先干着，如果他给你穿小鞋，我来处理。”我只能说。

看来，邱总没有计较这事，因为小吴没再来找过我。我想，邱总应该清楚，如果门市紧俏，老板肯定要采取竞标方式抬高出租费。要是老板知道了他和小吴的事，不骂他个狗血淋头才怪。

老板父母在农村的房子年代久了，需要扩建新修。方案出来，造价压得很低，邱总就给郭经理打了招呼，说是赶时间，直接叫骆总去。

房子完工装修时，装修队的包工头和工程监理发生了斗殴，监理回来哭丧着脸找到邱总，说这工作没法干。邱总急忙安排他去医院检查，又派我去了解情况。我问了在场的人，才知道监理本来想安排一个自己的装修队进场，却被老板娘安排的关系户抢了生意，又因为包工头没有给他红包，便嘴上挂脏字故意找茬儿。

这事邱总去给老板娘汇报了，老板娘觉得奇怪——房建公司的事，应该郭经理出面处理才对，就电话询问郭经理为何从头到尾没露面。郭经理如实回答，他不知道。老板娘非常生气，斥责他对工作不负责，说老板天天借钱给员工发工资，他身为领导却在混日子。

没想到，郭经理打断了老板娘的话，说：“我能力有限，自动辞职。”

郭经理是有证的建筑工程师，房建公司若没这样的人才，资质就保不住了（我们房建公司还有几个需要的资质，都是给人钱借来挂着的）。他几次提出过辞职，都是老板好言相劝才留下来。这次老板闻声又来挽留，却被他谢绝了。

第二天，郭经理就被别的公司应聘成了项目经理，工资上万，比在我们这里翻了倍，那个监理，则被邱总推荐接了经理一职。

闲时，郭经理约我喝茶，说邱总背着他做的事，他都清楚。因自己介绍的施工队没中标，邱总就对他有了意见。平时邱总去工地，别人都以为他是“亲自负责”，其实是和那个监理合伙敲打骆总请客。一次，他们几人吃海鲜、喝好酒，花了上万，把骆总的心都吃疼了。本来项目后面的挡墙和场坪没包在标书里，但邱总也“顺便”包给了骆总。最后结算，有些水分，郭经理还是放了他们一马。

郭经理感叹道：“邱总确实能干，懂管理，方法多，也能借机挣钱。他老婆没工作，3个儿子读书、结婚、买房都是他挣的钱。他还真是私事公事两手抓、两不误。”

到了2017年，集团的效益越来越差，老板一方面在做转产物流业的准备，一方面开始减员降薪。邱总和那个监理看大势已去，都辞了职。

后来，邱总与别人合伙去干建筑劳务输出，找我要郭经理换的新手机号码。不过，他给郭经理打了几次电话，郭经理都没接。

事后郭经理跟我说：“过去我跟他是同事，但算不上是朋友。现在不做同事了，就不需要交集了。”郭经理说，邱总还给骆总打了电话，想进行业务合作，骆总也拒绝了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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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温州两家人》 (2015)，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不按常理出牌的初中班主任

女儿说，天底下就没有比我更“欠儿登”的老爸，我知道这是夸奖。可她上初中后，我就失宠了，因为，她遇到了个比我更“欠儿登”的老师。

欠儿登，东北话，意思是“事多、多管闲事、没事找事”。“欠儿登老师”是教语文的，也是女儿的初中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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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夏天，女儿即将升入初中。为了让她在步入“监狱式”管理前彻底放飞自我，我带她自驾去了趟拉萨，又参观了珠峰大本营，足足折腾了两个多月。回来时已经开学一周了，刚好赶上学校的军训汇报表演。

其实我就是故意的——既然都是晒太阳，与其搁操场上晒，还不如在路上看风景呢。只不过，因为高原烈日和上万公里的风吹雨淋，我这个糙老爸又压根没有防晒意识，女儿很快就晒成了个脸上各种灼伤的小黑孩。女儿上学第一天，是学校开放日，我俩走进校园时，居然有位老师以为我俩是非洲土著，直接飙上了英文：“Can I help you？”

我本不想让她参加军训汇报表演，但“欠儿登老师”坚决不同意：“既然是一个集体，那就必须参加集体活动，我都不怕丢人，你一个看热闹的怕啥？”

藏在队伍中间的“小黑孩”本来就挺抓眼球，又没踢过正步，左右不分地在队伍里各种搅局，周围的孩子们也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这支东倒西歪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逗得观摩的教育局领导们都在捂嘴笑，校长更被气得在主席台上拍桌子。我实在不好意思了，赶紧跟“欠儿登老师”道歉。

他倒是一脸无所谓：“就算没她，我们班的表现也确实不好，我带他们玩了俩礼拜，可能表现好吗？重在参与，让孩子们体验一下气氛，那么在乎结果干嘛。”

我看出来了，这哥们倒真跟我有些臭味相投。

军训汇报表演结束后，各班开始放学，“欠儿登老师”居然又拍脑瓜子想出个馊主意：“既然今天家长都来了，那走吧，进教室开个家长会，让孩子们在操场上玩就行！”众人愕然，谁家还没点事啊？他这是拿家长会当自习课了，说开就开？

我们家长谁也没想到，这家长会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了晚上7点，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欠儿登老师”自掏腰包给玩疯了的孩子们订了餐，却压根不理会教室里饿得急头白脸的家长们。

7点半，当东拉西扯的他开始聊热播电视剧的大结局时，众人终于开始起哄了。他终于一脸坏笑着问道：“你们累吗？”

这不废话吗？连续在硬板凳上坐了4个多小时了，不光累，还饿！

“欠儿登老师”却变了脸：“这才4个小时，你们就吵吵累，孩子每天至少得在这里坐12个小时以上，你们怎么就好意思放了学就把人家往补课班送？你们自己说说，刚刚那些跟我请假回家的孩子，是不是都去补课班了？”

众人哗然，原来挖好的坑在这等着呢。

我特意跑窗前看了一眼，操场上顶多就剩5个孩子在玩游戏了。那一刻，我实在佩服这老师，不动声色地就把孩子们的老底摸清楚了。

那次家长会，一直开到了8点。“欠儿登老师”又一个人站着侃了半小时，他说了很多，比如，最好的老师，都在学校里；再比如，既然把孩子交给了他，就别让其他乌烟瘴气的“打法”来干扰他。

真正让家长们折服的是，他最后说了一句：“我的工资不高，但也够花，所以，请你们不要用任何龌龊的做法，来侮辱我的人格！” 紧接着，他又换了个画风，开始嬉皮笑脸：“咱大家都干干净净的，你们才能心甘情愿地听我瞎指挥，是不？”

这话一出口，所有的家长，必须起立鼓掌。

2

从女儿3岁能听得懂人话起，我俩之间就有个约定：她听我的，我也听她的。

原本，这是我忽悠小屁孩的一种套路。她听我的，那是必须的。但我怎么可能去听一小破孩的瞎指挥？

至于怎样让女儿看起来确实是“我在听她的”，里面就有太多的学问了——比如，偷梁换柱，黑白颠倒各种忽悠她，反正她也弄不明白诸如“去幼儿园玩、练钢琴”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再比如，栽赃嫁祸，不是有个喜欢钻烟囱的白胡子老头，专门负责背黑锅吗？

慢慢的，女儿长大了，弄明白我是个大忽悠了，但很多习惯已经养成。自从她上了小学，我才发现，这招真的有奇效。她听我的，就是把成绩保持在班级前10名；而我听她的，就是除了尽可能地帮她创造属于自己的时间，还不得不帮她完成一些她不爱写的作业。

我俩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她做到了，我也必须不差事。我的这种做法，自然会遭到非议。除了双方老人对我各种棍棒相加，连她妈都多次埋怨我太不正经。但女儿的成绩，却让他们闭了嘴。尽管从小到大一天补课班没上过，但为了捍卫回家后属于自己的时间以及让我帮她写作业，小丫头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用心呢？而且，年级越高，学习压力越大，相对于那些往死逼孩子学的家长，她越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

当然，这都是遇到了“欠儿登老师”之前。

这一天，女儿回家后，笑嘻嘻地扔给我一摞作业：“欠儿登老师发现你又帮我写作业了，他说你实在太闲，特意让各科老师都给你留作业了。”

“啥？你个小没良心的，把我给供出去了？这还特意给我留的作业？还数理化史地政一应俱全？”

“你要完不成，他明天还罚我，然后还得你写。”小丫头晃着脑袋幸灾乐祸，又特意跟上了一句，“你的作业是你的，我的作业，你还得帮我写哈！”

“必须的。”我回答得卑躬屈膝，还没忘加上一句，“你要进不了前10，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没那个可能，您老人家就死心吧。”

那天晚上，我写初中生作业写得腰酸手麻两眼发黑。我觉得该正式找“欠儿登老师”谈谈了。可能是心有灵犀，没过多久，欠儿登老师居然主动“传唤”我了。

事情的起因在女儿的英语老师身上。我从不干涉老师的教学方式，但我也有权利让女儿拒绝服从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背英语单词的方式上，我和那位出身名校的高材生，发生了严重分歧。

我的本科就是在国外完成的，虽然多次在全英文的数理化乃至专业考试中折戟，但挫折中我却悟出一个道理——在使用英语尤其做阅读时，需要一种“朦胧感”。绝大多数单词知道个大概意思就足够了，剩下的全靠猜，不行就直接蒙。

蒙得准，真是一本学问，需要平日的不断练习。女儿英语老师的英文肯定比我好，每个单词都要把所有中文意思全部背下来，对于英语专业没问题，但对于需要数理化史地政全面发展的学生来说，这可真有些影响学习效率甚至质量了。我家那个跟我一样自由散漫的小丫头在国外出生，4岁回国前英语就是她半个母语，她压根不会那样背单词。但老师非常认真负责，尤其天天测、周周考，不及格各种罚写。

毫无疑问地，罚写的工作，还是我的活。我多次想找老师唠唠，却迫于孩子她妈的淫威，敢怒不敢言。但女儿连续几次英语考试都没答完卷，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万事皆有度，过分地追求单词的中文意思，注定阅读速度跟不上，答不完卷是肯定的。于是，我连夜给英语老师敲了封上万字的长信，打印出来专程送到学校的保安岗亭。尽管，我的措辞已经尽可能地委婉，但那位年轻的女英语老师还是感觉受到了冒犯，哭着找“欠儿登老师”投诉我。

于是，我跟教语文的“欠儿登老师”，就英语的教学方式问题，坐而论道了一下午。

那一次，我真正见识到了这位老师到底有多“欠”。他说，我指出的问题，他完全理解：“就比如语文考试中的古文，有很多压根就没有必要在意实际意义的，考试考核的是语感，就是你口中的‘朦胧感’，过分追求字眼，毁掉的就是整体的语感。”

据说，那天晚上，他凭着对中华文字的理解和造诣，去更加委婉地劝说英语老师，甚至找到了英语组组长，拉着人家一直唠到了晚自习下课。

没几天，女儿回家问我：“你又使什么坏了？怎么我们英语老师真改‘打法’了？”

我心服口服：“真不是我，是你们欠儿登老师，他真的比我欠太多了。”

3

女儿学校偶尔会邀请家长旁观公开课。

第一次听“欠儿登老师”讲课，从头到尾，他压根就没唠过正经磕儿，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一顿神侃，侃得这帮小孩云山雾绕又兴致盎然。后来讲到作文，一般老师都是欣赏佳作，这哥们却直接反面往死“踢”。

比如，“你们平日里得注意收集素材，别一写好人好事就是扶老太太过马路，你们要再那么写，你爸妈回家都得踢你们——这年头，老太太谁敢扶？”再比如，“麻烦你们换位思考一下，你们要是阅卷老师，天天看到一讲亲情就是雨夜妈妈背你们上医院，就算写出个花来又能给多少分？再说了，一个个肥猪老胖的，你妈能背动吗？”

孩子们拍着桌子乐开了花。我知道，这些孩子可能将来未必很优秀，但他们绝对不会差，因为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在文章里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了。

坦白地说，读了太多年的书，那节课竟让我觉得时间太短，没听够。我也是这个年龄段过来的，也遇到过很多牛X的老师。我知道，这家伙是真正玩战略、不搞战术的高手。遇上这样的老师，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还需要人操心吗？反正我家那小丫头，早上都不需要闹表，到点就醒，发着高烧都要背着书包要去上学。那种对上学的期待，对“欠儿登老师”的期望，连我这当爹的都有些嫉妒。

初一结业的家长会上，“欠儿登老师”敲着黑板：“你们要是觉着自家孩子不优秀，那请参考一下年级排名和区排名。”

如此霸道的底气，家长们笑得太开心了。

他又说：“但是，如果你们觉着自家孩子很优秀，那请认真看看班级排名吧！”

很多人又笑不出来了。

他真不是吹，都是“阳光分班”，女儿班上一共39人，年级共26个班级，年级前10她的班占了6个，前100占了28个。这可让剩余25位班主任老师，脸往哪搁啊？我都觉着，“欠儿登老师”实在有点太霸道、太残忍甚至优秀得有点招人烦了。

万事都有两面性，老师太能忽悠了，这帮小家伙完全变成了一群嗷嗷叫的小狼。学习如此，打架更不含糊。

女儿是个书虫，但从会走路开始，就跟在我屁股后面泡在各种拳房里。带她的拳击教练很棒，从小就给她灌输了很多类似“生气了你就输了”的道理。除了跟我和她妈，女儿从来不会跟别人红脸， 但是，“欠儿登老师”说了，他们是一个整体，谁挨欺负了，全班都得上。

女儿是个听话的孩子，对“欠儿登老师”的话更奉为圣旨。于是，当她在操场上看到班级里男同学挨高年级同学欺负时，居然挺身而出，满操场追打那俩男孩，直到把那俩小子统统打哭。

对方的家长自然不干了，乌泱泱一大帮人，跑学校里闹了个鸡飞狗跳，点名要找我。这时，“欠儿登大侠”闪亮登场，单枪匹马跟人家掰扯半天：“俩男孩让个小丫头给打哭了，还有脸来闹？孩子学会怎样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本身就是他们成长过程的必修课，家长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解决。”

他说的这些有点深奥，对方根本听不懂，除了扬言要让我女儿滚出学校，甚至喊来警察。

孩子间没有造成伤害的纠纷，本就不是警察管辖的范畴，长年经受过严格拳击训练的小丫头，知道往哪打能打疼、还打不坏，警察又能做什么？工作的原因，我家片区的民警我更熟，等我接到片警的通知赶到派出所时，调解工作已经做完了。

对于那位单刀赴会去派出所舌战群雄的大侠，办案民警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掰着手指头算着自家孩子将来有没有机会拜入他的山头。我直接到学校找到了“欠儿登老师”，真诚地表达了我的谢意。

他一脸无所谓：“多大点事，这么客气干嘛？”

“老师，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请务必告诉我一声。”

他又一脸认真地看了看我：“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还让你来干嘛？双方直接火拼？一伙110，另一伙120？再说了，你还他妈想有下次？”

孩子打架老师不找家长的，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太喜欢这位老师了，想请他喝顿酒，他歪着脑袋摆摆手：“喝酒就算了，但你得告诉我，你姑娘搁哪学的，怎么那么能打？我得让我儿子也学学去。”

“哈哈，这事靠谱，加个微信，回头我把联系方式发给你。”

“你当我是妞儿泡呢？还加微信呢？”他转身就走，“你让孩子给我吧。”

我一拍脑袋——忘了，为了避嫌，他从不加家长的微信，有任何事，除了使用班级里的座机，剩下的，全靠孩子转达。

晚上放学后，当我看到那个若无其事的小丫头时，气就不打一处来：“小破孩，你等我告诉教练，看他怎么收拾你。”

“呀，老爸，你都知道了啊？”女儿嬉皮笑脸。

“废话，都闹到派出所了，我能不知道吗？”

“啊？闹到派出所了？”小丫头捂着嘴尖叫，“我真不知道啊，我都跟人家道歉了，再说我打得也不狠，老师啥都没跟我说，就让我在教室安心上课啊。”

4

曾经有个玩周易的哥们跟我说，“你会有3年，生不如死”。

拜那哥们的臭嘴，2020年，干啥赔啥还被各种套路的我，当了大半年各种司机，生活稍微开始自理后，索性独自开着破金杯走了趟丝绸之路，回程时又跑张家界的一座寺庙里，陪一哥们修心养性，同时去去晦气。

冬季东北疫情反复，我决定留在庙里过年。没想到，大年初二，我刚虔诚地上完头香，“欠儿登老师”居然用自己手机给我打电话拜年——我都没给孩子老师拜年，他却主动跟我来这套了？

我意识到这个电话不简单，在电话里跟他聊了足足3个小时。电话挂断后，我哭了。“欠儿登老师”确实不是给我拜年的，他压根也没那必要，他主动找我，肯定关于我女儿。

我的离家确实对孩子造成了很大影响。更要命的是我那败家媳妇，我俩是在国外读大学时相识又一起在国外生活了8年。女儿4岁时，我们举家回国，我和她却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我自主创业，她进了纪律部门，从此我俩就完全走进了两个对立的世界。包括在孩子的培养方式上，我只看结果；而她，怎么说呢——打麻将不胡抓纪律，能懂不？

其实我俩的婚姻早已破裂，只是没告诉女儿。我有事没事回家露个脸，除了想看看女儿，更多的是不想媳妇在女儿人生的最关键时期给她添堵。我以为，没有妈妈能对孩子不好，而且媳妇的高中就是在国外读的，怀孕后又接受过老外那套相当系统的婴幼儿成长培训，很多忽悠孩子的套路，我还是从她身上学的。但我还是忽略了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妈妈对孩子当然好了，只是，好的方式值得商榷。

我在家时，能帮女儿扛住所有压力，为的只是给她营造个快乐成长、独立思考的环境，而我离家一年多，女儿不得不按照她妈妈的套路来。她已经明显不适应了，学习上自然会出现些波动。

孩子她妈也意识到了，跟同事请教了一溜十三招，又走遍了家附近的补课机构接受洗礼，最后瞒着“欠儿登老师”，给她报了一堆补课班。

一切就此发生了质的改变。以前，无论我还是“欠儿登老师”，注重的是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思考能力。而补课班擅长的，就是填鸭式题海战术。题海战术就如同熊瞎子掰苞米，追求的只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习惯性的答题方式，失去了太多独立思考的机会，更错过了太多反思、深挖错误找根源的良机。

这期间，女儿给我打过很多电话，但她还是个孩子，根本意识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也多次试图跟她妈沟通，但结果都是不欢而散。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看问题的角度，更是天壤之别。最关键的是，我从小就是被各种纪律部门收拾的对象，又如何能与一位纪律部门的副处级干部心平气和地沟通呢？

所以，孩子她妈冲我吼：“所有的孩子都补课，就你不让补，你没钱，我有，砸锅卖铁拆房子我也有！”

“这不是钱的事……”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天天跟个流浪汉似的，女儿的事不用你管……”

“欠儿登老师”也找过她很多次，作为一位语文老师，他语言能力相当强，但面对一个专业做思想政治工作更习惯性地攻击他语言上漏洞的女人，他完败。

眼见我和老师都相继败下阵来，女儿迷惘了，更迷失了，直接开始对抗她妈。她妈更着急，干脆换了一批补课班，又千方百计地买了各种名师的私教。2021年，大年初一，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女儿，终于在一位放弃了休假、登门上课的“名师”面前彻底爆发了，随后便离家出走。

她妈不敢告诉我，只能发动了所有力量，苦苦寻找半天，直到接到了“欠儿登老师”的电话。其实，我用脚后跟都能想到，女儿离家出走，要是不在拳房，那就肯定去找“欠儿登老师”了。

事关一位花季少女的人身安全，这次，“欠儿登老师”没再当大侠，亲自把孩子送回了家，思来想去，第二天一早，他还是特意到学校查找了家长通讯录，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已经语无伦次了：“欠儿登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

“你叫我什么？”他知道我说漏嘴了，自己在电话里乐了，“你别说，这个称呼挺形象的，我喜欢。”

5

各种破裤子缠腿的烂事，加上那台老掉牙的金杯面包开始间歇罢工，我真正到家的时候，已经是4月份，距离女儿中考，仅仅剩下不到两个月了。没有迟疑，租了个房子，强行把她接了出来。尽管房子破得实在没法看，但女儿开心得哭了。

至少在这里，没有人会埋怨她，没有补课班，更没有思想政治工作。我翻看了女儿近期的所有卷纸，千疮百孔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太多。

不仅数理化问题重重，单单一个女儿曾经最擅长的作文，早已失去了曾经洒脱又唯美还不失俏皮的语言风格，满文充斥的全是机械性、公式化的语句，以及那些明显拼凑起来应对考试的套路。

写作习惯养成了，短期内怎么改？就像要求我现在文绉绉地去说话，我会吗？

这些，真的不能怨她。她还只是个孩子，别人怎样教，她就怎样学。“欠儿登老师”说得没错，补课班的老师也就那个水平了。不信？要是哪所学校给补课班老师提供个公职机会，你看看谁能不去？

我想让女儿休学，哪怕仅仅请假一周。因为她已经被压得太狠了，早就忘记曾经擅长的学习方式，她需要静下来，重新找回曾经的自己。女儿拒绝了，理由只有一个，她和“欠儿登老师”相处的日子，仅仅剩下两个月了，她不想错过任何一天。

事实证明，这一次，我真不应该听她的。末位淘汰导致的升学率压力，让所有任课老师也玩了命。她在学校里的时间，除了上课，自习课全部被各科老师争前恐后地占用了，要么考试，要么讲卷子。

39个孩子39种错法，一节课老师又能讲多少？除了看热闹听笑话，女儿能学到啥？真正留给她自己的时间，仅仅剩下回家上床睡觉前的那区区1个小时，她还得完成那没完没了的作业，即使有我这个“枪手”帮忙，但数理化的作业让我自己做，我哪是那块料啊？

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下7个周日，还有个“五一”假期。

其实，女儿那保持了两年的年级前50的底子，相当扎实，她只是被五花八门的打法和套路彻底搞乱套了。别说她了，要是刘备有8个诸葛亮，你看他懵圈不？

我们爷俩儿共同的努力，也算初见成效。只是，之前两次模拟考试她算是浪费了，后面根本没有实战的机会，只能把中考当成了找回自我之后的第一次实战。

我那哥们的臭嘴，再一次显灵了。女儿要是考上了心仪的那所省重点，我又怎么能算是生不如死？

那次考试也跟所有迷信补课班的考生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2021年教育部已经有根治补课乱象的决心，也陆续推出相关政策，又怎么可能不在考试中动点真格呢？女儿败了，败在化学上，那是我俩唯一没重新梳理的科目，因为时间太紧，而初中的化学太杂太乱，我又忘得一干二净。

距离录取分数线，仅仅差了2分。

但“欠儿登老师”成功了。他的班39人，居然有22位考入省重点，占了整个学校26个班中的1/3。他创造了个让所有人惊掉大牙的奇迹。

尽管，这个奇迹让我很痛心。

6

我没有想到，出成绩的那天，“欠儿登老师”居然主动给我打了个电话：“你不是要请我喝酒吗？今晚咋样？”

一间小酒馆里，这位已经被鲜花和掌声包围了的英雄，拖鞋大裤衩子又光着膀子陪我喝到了后半夜，我们已经不再是老师和家长的关系。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从孩子到家庭再到事业，我们越聊越投缘。老师是文化人，肯定喝不过我这个土流氓，很快就“上了听”。他举着酒瓶子说道：“你姑娘，是我带过的学生中，最棒的。”

“你这是骂我呢？”我还没有从女儿中考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自然不会高兴了，“有事说事，用不着给我挖坑。”

他也不含糊：“你的意思，我特意找你出来喝顿酒借机羞辱一下你？那么多家长排着队要请我喝酒我都不去，我心理变态是不？”

我举起了酒瓶：“行吧，你是语文老师，玩文字我弄不过你，喝酒吧。”

他却放下了酒瓶，正色道：“如果你女儿考上了，我不会找你。”

“X，你这不还是在骂我吗？”

“欠儿登老师”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我只是想跟你说，孩子很棒，阳光开朗又聪明伶俐，她这次失利的原因很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太情绪化了，遇到不喜欢的老师她就很抵触。而通常越好的高中给孩子的空间越大，所以我得提醒你，她上了高中以后，会更难的。”

我终于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去不了省重点，她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老师？”

他点了点头：“其实，对于她这种孩子，老师的作用并不大，我看她最近两个月成绩提升得很快，你又真正教给她什么了？就你那一封信半篇错别字、剩下半篇全是语法错误的臭水平，不可能比专业老师教得更好吧？”

我点头：“我只是给她创造了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环境，也顶多在语文和外语帮帮忙，剩下的，我也早忘干净了。”

“欠儿登老师”终于笑了：“你给我起的外号没错，我是欠儿登，但我欠儿登的是孩子以外的事，这方面咱俩半斤八两，剩下的，不需要我说了吧？”

天哪，我终于明白了。这家伙，这是给我上最后一课。孩子的学习能力已经养成，我为什么还要那样纠结她到底去哪所高中呢？我需要做的，就是像他那样，去给孩子营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这期间，除了必要的忽悠，更重要的是对抗那些来自外界的影响。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欠儿登老师说，他就要被轮岗到一所乡镇中学了，所以至少3年时间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其实，关于他的消息，我多少也听说过。他的教学成绩在省里都赫赫有名，但他的锋芒太露又不太守规矩，太不利于整体和谐。这样的人，不轮岗他，还能轮岗谁？这样的老师，学生崇拜，家长迷恋，但别人，未必就能容得下了。

这种事，除了喝酒，我俩也实在没法多唠，唠了也没屁用。但我知道，这样的老师，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所有孩子和家长的福音。

临别的时候，“欠儿登老师”居然抱了我一下：“你的事我也听孩子说过，希望你能振作起来，人生路漫漫，谁还没有几个坎儿？好好做个样子，孩子现在也在人生的低谷，需要你这样的依靠，更需要你给她做出的榜样！”

好吧，欠儿登老师给我上最后一节课，他还偷偷地在吧台押了钱。

后记

如今，女儿的高一第一学期结束。她终于有了“欠儿登老师”的微信，更把他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按照“欠儿登老师”的要求，她的追求，已经不再是学校的排名，而是全区的排名。而欠儿登老师也答应女儿，只要她能在区统考（不包括那所她没考上的省重点）中保持全区100名以内，他随叫随到。

她做到了，而且给打了个对折。他也做到了，不仅经常跟她在微信上聊天，每次回城里看儿子的时候，都要给她带点礼物，甚至帮她一起忽悠我。当然，我一直在。我们仨的关系，更像是斗地主，谁和谁一伙忽悠谁，那还真不一定。

女儿的文科相对更强，但分文理科的时候，她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理科，而且主动填报了生物。我知道，这丫头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克隆出更多的“欠儿登老师”。希望女儿的梦想能够实现，如果真能有更多的“欠儿登老师”奋战在教育第一线，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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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21：疫情，癌症，失业

“今天仲裁开庭了，新工作也给我发offer了。”去年11月初的一天，朋友小予对我说。

回想起她的这一年，坎坷丛生，殊为不易。生活把困难排列组合，精准投递给了她的2021年，好在，她没有屈服于命运，一次次选择了迎难之上。

以下是她的自述。

1

2021年1月12日，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得了胃癌。当时，我因刚过去的研究生考试，已辞职4个多月。

此前我在教培行业做了3年多的幼儿英语教师，每日重复着机械化标准动作，感觉不到任何能力上的精进，因而决定考研提升普通二本学历，换个“赛道”。可从考场出来后，我便知这次又没戏，着手找非教培行业的工作。

对于母亲的话，我第一反应是“不信”。2年前，我从成都来上海时，她曾寻死觅活地阻拦，之后，总是找些五花八门的理由骗我回去：父亲预感自己命不久矣，想见我最后一面；家里快要拆了，要我回去完成房屋过户；她的养父、我名义上的外公病重，要我回成都，陪她去河南给老人送终……这些后来都被证实是她骗我回家的把戏。所以我来上海后，没回过一次家。

“你已经确诊了吗？做过化验了吗？”我问她。

“做过了，就是的。”

“你让邻居把你的确诊结果拍个照发给我。”我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机的母亲说。

20多分钟后，母亲的确诊结果发了过来。我看着报告上的“考虑肿瘤占位性病变（进展期胃癌），伴大网膜（胃结肠韧带部分）转移”字样，还没来得及消化诊断意见的具体含义，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你妈的事情你知道了吧？你啥时候回来？”

“你是说她得癌的事吗？”

“你怎么可以在电话里说家里的事情？”他的音量陡然拔高，“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得病了。这个电话是被监听的，你不知道吗？”

父亲的被害妄想症还是一如既往，不想跟他拉扯，我敷衍道：“我已经在看机票了。”

“赶紧回来，你不回来都没人给她收尸！我也不知道能活几天，说不定我会死在她前头！”

“收什么尸？”我质问他，“她治都没治，你就知道她治不好了？马上就要死了？”

“得了癌症不就是要死了？”他的语气冷漠而坚决，“有什么好治的？癌症都是治不好的！医院为了骗钱，所以告诉你能治……”

我愤怒地挂断电话，泪水夺眶而出。

我的父母并非因为爱情而结合。父亲在4岁那年目睹我奶奶因精神病发作跳河自杀后，孤僻而冷漠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成年后表现出了跟奶奶相似的症状——被害妄想症，胡言乱语，活到40多岁，也没有一个寻常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母亲幼失怙恃，靠着邻居的收养勉强长大，成年后跟着养父的哥哥（我叫大爷爷）来到成都谋生。30多岁被辞退后，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作为一个没文化、没工作、患过精神疾病的外来人员，选择了我父亲。

1992年，他们为了“应该结婚”去领了证，婚后1年有了我，而后就分居了。我和母亲住在大爷爷单位分的福利房里，父亲则独居在6公里外的回迁房里。除了家人，父亲不跟任何人来往，没有一个朋友。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害他，数十年如一日蛰居。

我明白，父亲无法依靠，我必须回到母亲的身边，为她搏得一线生机。

2

我帮母亲预约了次日的专家门诊，告诉她，带着手机去，我来与医生电话沟通。

一夜无眠，我在网上疯狂检索信息，企图弄明白那些与母亲病症相关的信息。可越看越绝望，大多人都是带病生存，死神的召唤有早有晚，长的可以生存数年，短的则只有几个月。

“她会1个月就死吗？”我极度恐惧。

4年多前，我目睹了大学好友小丽的离去，从确诊肝癌到去世，仅仅30多天。她走后，我追悔莫及——她早就对我说过身体不适，但当时我忙着准备考研，没太在意，也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

愧疚感折磨着我，我害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母亲的身上。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焦急地催促母亲出门，迫切想知道医生的诊断意见。到了约定的看病时间，我却没接到母亲的电话，担心她有什么意外，我赶紧打电话去问。

电话那头，她神秘兮兮地说：“我还没去医院，我在做比看病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我问她。

“你爸说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些，会被别人听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值得别人监听你的？”我的耐心告罄，语气焦躁。

“我在银行取钱，我存了30万在银行里呢！我这辈子的存款加上你大爷爷的遗产都在存折里。”

“你今天只是去门诊复诊一下，不是去住院，还不需要交这么多钱，你快去医院，你快过号了。”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你爸说把钱放在银行里不安全，我死了钱就被银行吞了，取出来放家里才是最安全的。我要是死了你也可以马上就拿到钱。”她总对自己的丈夫唯命是从，活了60多岁，心智还不如20多岁的人成熟。

“你提着这么多钱在路上出了意外怎么办？”我尽可能耐心劝导，“你先去医院看病，我需要先知道你的病情情况，其余的后面再说，钱的事等我回来之后再决定。”

好说歹说，我把她劝去了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给了我一线希望：“你妈这个病得赶紧住院，后续治疗方案要检查后才能定。手术大概率是要做的，没有扩散的话，一般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

能做手术，就代表尚有挽回空间。母亲也很开心：“我只要再活个十几二十年就可以了。”

1月16日，我匆匆回到成都。

我家里是70年代末的老房子，墙体斑驳，地砖开裂。屋子一如既往的脏，没有任何打扫痕迹，40多平的空间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垃圾和废品。我曾把垃圾扔出去过，换来的是母亲变本加厉捡回更多她觉得有用的东西，并伴随着无休无止的吵闹。当初我就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环境，选择去上海。现在我又回到这里，除了母亲患病，一切没有任何改变——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健康呢？

父亲也赶过来了，一听说我要送母亲去做手术，他暴跳如雷，冲着我们吼：“你还要做手术？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好多人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到最后钱花完了，人也没了！癌症能够治得好？我看你们两个脑子都坏了！”

“手术不晓得要花好多钱，我们本身就没有钱，到时候你的丧葬费都没有！火化的钱都交不起！”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愚蠢的人，由着别人骗！我这辈子碰上你们这两个蠢人，算是完了！”

……

他歇斯底里地输出着不满情绪，喋喋不休地吵了1个多小时，车轱辘话来回说。我本不打算与他针锋相对，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越是理他，他越来劲。可当听到他指着母亲说“你得了癌症就是应该的，这是逃不脱的，就应该在家等死”时，我还是怒不可遏，冲着他喊：“滚回你家去！你不就是怕花了你的钱吗？不要你的钱，她要是死了丧葬费我来出！”

“这可是你说的！你们要去看病我拦不住！但我是不去照顾她的，我也不会出一分钱！”

看着他摔门而去的背影，我如坠冰窖。

2009年，大爷爷临终时，特意单独叮嘱我，“以后要好好打算”，说我的父母会合起伙来欺负我。回想起几天前父亲让母亲去银行取钱，凉意浇透我的脊背。此时此刻，我分不清楚，他究竟是病入膏肓，认为全世界都要害他？还是过分精明，要赶在人死之前把钱骗出来？

3

1月18日，迎着透骨的寒风，我带着母亲住进医院。

我忙前忙后帮她办理了住院手续，整个上午，一张又一张的缴费单不断地来。等到一切收拾妥当，我坐下陪护母亲时，才发现病房里的陪护几乎都是老人。

邻床的老奶奶看到我后惊奇地问：“你这小姑娘才多大？怎么不叫家里大人来陪护？”较为幼态的长相，总是会给我带来类似的困扰，仿佛暗示着我不可信。为了显得更有底气，我故意把年龄说大了3岁，答道：“我都快30了。”老太太继续追问：“那你爸呢？怎么不来？”我只好应道：“他病得也很严重，照顾不了人。”她感叹着“真是不容易”，岔开了话题。

夜晚的病房回荡着断断续续的哀嚎声，旁边的一个老爷爷，已经患尿毒症19年，又确诊了胃癌。他整个人塌陷在床上，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仿佛被疼痛摄魂夺魄。我似乎看到生机正在从他身上消散，恐惧山呼海啸般袭来。

母亲的生父在30多岁时死于胃癌，现在母亲也患了胃癌，当我在网上看到“胃印戒细胞癌具有遗传性，一般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时，仿佛也看到自己的未来。巨大的焦虑牵引着我，胃出现持续性撕裂般的疼痛。我用残存的理智一遍遍告诉自己，不能倒下，要帮我妈治病，我要是倒了，她就真的没有任何活路了。

生活没有给我缓冲的机会，3天后，住院医生给出了与门诊医生截然相反的判断，他认为母亲的情况不太乐观：“你妈妈的肿瘤较大，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切不干净，还有可能扩散，我建议先化疗，然后看化疗效果再做后续治疗。”

“那她能治好吗？”

“实话实说，你妈妈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医生单刀直入，“她已经是晚期了，并且得的是胃癌中最难治的一种，我们综合评估是不建议手术。化疗的话应该有个一年半载，不化疗的话可能就剩几个月了。”

我不甘心，拿着母亲的检查结果跑遍了成都的大医院，他们大多给出了与住院医生一样的建议。

我花了几个小时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结果，无望的现实摆在眼前，只能面对。

我编了一套说辞骗母亲：“你的肿瘤可以先不用手术，化疗就可以了，那样你的痛苦也小一些。”好在她头脑简单，对他人的言语从不怀疑。当她听到整个化疗疗程只要几万元时，甚至欣慰地说：“太好了，我还怕30万不够做手术。”

1月24日，母亲转入了肿瘤科，开始了化疗疗程。

听说不用手术，母亲整个人如蒙大赦，任性起来。她的肿瘤太大，堵住了胃食管，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只能吃流食，粗糙的食物可能会导致食道出血，但她置若罔闻，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馒头，我去抓她手中的馒头，她左右躲避，嘴里念叨着：“我还没病得要死呢，你就不让我吃东西了！”

我企图同她讲道理：“不是不让你吃，是你现在只能吃流食，你的血管要是破裂了，那才是真有可能要死！”

“我就要吃这个！”她不管不顾地嚷起来，“喝稀饭根本不顶饿！我起码还能再活20年，你别咒我！”

我只得把馒头掰成小块儿，盯着她把每一块儿嚼满几十下再咽下去。让她糊涂着相信比清醒着痛苦要好。

1月28日，她结束了第一疗程的化疗出院，下一次的化疗是在20天后。

4

治疗的空档，我赶紧打开招聘网站，投递简历。2000公里的跨省搬家费用，匆忙赶回时的高价机票，5个多月的脱产生活，使我的积蓄见底，再加上前公司拖欠了我3万多元工资未发，我已债台高筑，欠了借呗1万多元。

我必须快速找到工作，不然生活会坠向更深的深渊。想要保证一定会被录用、能够快速上手、工资比较可观，再次进入教培行业，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很快，我顺利通过5家教育机构的面试，对比完综合实力，我选择入职 “新时优”——这家专注于6到18岁孩子1对1课外辅导的机构，已经在成都开了16个校区，天眼查上这家公司风险信息很少，各平台上也没有与家长的纠纷信息。

最打动我的，是这家公司的坦诚。HR明确告诉我：“虽然我们的底薪只有2500元，但算上课时费，平均月收入6000以上是没问题的，7、8月高峰期的话，月入过万也很轻松。而且我们这里是1对1辅导，你不用上大课，课后没有任何服务，不需要群内打卡，也不需要检查语音作业，你下了班我们基本不会打扰你。”

完全属于自己的下班时间，的确方便我照顾母亲，于是，2月3日，我入职了这家公司。

对于我来说，时间不再以周或者日为单位进行计量，而是被拆分为一个个化疗周期。日历表上填满了每次化疗开始前的准备事项，我需要紧锣密鼓地周旋在医院、家与公司之间。唯一放松的方式，就是通勤时看会儿小说和电视剧。

母亲的化疗效果不错，肿瘤的体积逐渐变小，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但化疗也有副作用，母亲的头发大把脱落，恶心呕吐，食不下咽，进行到后期时，她有些负气地说：“太难受了，我不做了，我病得不重，我不需要做这么多次化疗！”

我半哄半骗地说：“我们都做完4次化疗了，再有2次就结束了，你现在不做就是前功尽弃了，你再坚持坚持，我陪你嘛！”

疾病使人变得脆弱，癌症把人折磨得形神枯槁，面对母亲，我时常需要拿出面对小朋友的耐心，鼓励她坚持。我也并非意志坚如磐石之人，我在坚定、恐惧、失望、希望、迷茫之间挣扎，波折着前进。

这些情绪我只能自己消化，父亲“说话算话”，鲜有问候，甚少登门，绝不出钱。大爷爷去世后，母亲在成都没了任何亲故，父亲也早就主动断绝了跟外界的联系。我家就是一个孤岛，死生问题面前，我无法从任何长辈那里习得一点处理经验。

7月2日，母亲的化疗即将进入最后一个疗程，教培机构也迎来暑假高峰期，每天平均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使我分身乏术，无法请假陪母亲去医院，只好打电话请父亲来家里带母亲去化疗。

他在清晨6点多登门，看着床上熟睡的我，又骂骂咧咧起来：“都几点了还不起来？一天到晚就知道睡觉！我看你也活不久了，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

前一夜晚上凌晨到家的我忍不住回怼：“我一天要上十四五个小时的班！哪像你一样有福气，天天坐在家里吃！我但凡请得了假都不会找你！你每天除了咒这个咒那个，你还会什么？”

“那是你自找的！”他恶狠狠地说，“我当时说了不要治，你非要给她治，我说了吃中药，你非要给她化疗！现在自己搞不来了，又来磨我！”

“吃中药不需要去医院吗？天上掉吗？”长久积压的压力令我终于爆发，我从床上爬起来，把他逼到墙角，“你今天不把她送到医院去，那我们就一起死好了！反正这日子也没盼头了！”

5

就在我带着“月入过万”的希冀坚持每天工作14小时时，教培行业迎来巨变。

7月23日，朋友圈流转着一张红头文件截图，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双减”政策文件。看过之后，我问同事沈亦宁：“我们要失业了吗？”。

她答：“不知道。”

1天后，这份文件正式落地，一切规定都成了事实。为了稳定军心，大老板开了一个线上会议，公司300多名教职工全员接入。

大老板开门见山：“最近我们行业有了一些震动，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捕风捉影的解读都是假的。我问过教育局的熟人了，这次的政策只是例行调整而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国家可能会打击教育吗？不可能的呀……”

可事情的发展方向与老板的承诺完全相悖。7月30日，本是发放6月薪资的日子，可直到下午5点多，工资卡都没有任何动静。我赶紧联系主管，得到的回复是“耐心等待”。

晚上9点多，我接到了分校区校长的电话，对方“满是遗憾”地通知我：“公司的资金被监管了，流水不够，暂时只能发放半薪给你，剩下的部分将在8月份补齐。”

我立刻按下录音键，表明态度：“我不同意，我不接受，我要求发放全薪。”

校长苦口婆心地说：“不是不发给你，只是延迟发送，大概半个月，现在是特殊时期，希望你能理解公司的难处，跟公司共克时艰。”

我回道：“校长，我理解公司的难处，但我希望您也要理解我的难处啊。我妈妈得了癌症在化疗，爸爸吃低保，家里就指望我一个人挣钱呢。我拿不到工资我妈就要断药了啊，我的工资就是我妈的活路啊。”

他答应为我特事特办，“特殊申请”经费发放，并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2天后，我分2次收到了9000多元工资。我问了问同事，无一例外，他们全部只收到了半薪。

眼看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我开始盘算着跳槽的事情，联系在互联网大厂就职的朋友，朋友答应帮我内推她公司的在线教育部门。背靠大树好乘凉，至少资金充裕，不会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可比内推结果来得更早的，是朋友公司的裁员消息——8月5日，朋友公司裁掉了在线教育部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想，熬过8月，挣完最后一波红利，等到金九银十招聘季就跑路吧。

与行将就木的行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大群里热火朝天的“战报”：张X开单，客户充值2万，李X续费，客户充值5万。新时优对外一直推行的是“多买多省”“量大从优”式的团购卖课模式。临近新学年，许多家长会直接交满1学年的学费，不少人更是一口气团购了1学年的多个学科，一次性缴纳几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看着几十万的日进账流水，我也曾侥幸：也许正如老板所说，他在教育局有人，他会是那个大浪淘尽后的幸运儿。

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过于天真。8月31日，公司故技重施，我又只收到了半薪，甚至直接略过了事先沟通环节。我赶紧打电话去问校长，校长场面话讲得漂亮，但核心意思无外乎没钱，工资发不出来。我坚持讨要自己的工资，他被我纠缠得不耐烦：“又不是不发，只是让你等一下啊，熬过这段时间，你剩下的工资一定在9月发给你。”

我火冒三丈，质问他：“我等得起，我妈等得起吗？她的命等得起吗？”

这次他没有松口，说：“我知道你家的情况，我也帮你争取了，但总部没有拨款，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那我只能跟家长逐个打电话说新时优要倒闭了，让他们赶紧退费。”我按捺住恐慌，假装从容，威胁他说，“到底是把我这几千元工资发了，还是损失已经到手的几十万？你们自己权衡吧。”

当天晚上11点多，新时优通过私人支付宝账户向我转账了余下的一半工资。

6

9月1日，我向公司提交了全职转兼职申请，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老师这么做了。这是我能看到的降低损失的最好办法——我不能完全辞职，8月份工资要到9月底才能发，在此之前，我必须牢牢掌握家长的联系方式，当作日后讨薪的筹码。如果我辞职，新时优大可以反咬一口说我因心生不满，蓄意抹黑公司。兼职也可以保证我在找新工作的期间收入不断，虽然工资也要等到次月月底统一发放。

惊雷乍现在9月16日，当晚9点多，新时优通过公众号向外发布了一封致歉信，言辞诚恳，行事强硬。公开信的开头，老板回顾了自己的创业初衷，“热爱教育”“尊重孩子”“渴望点亮家庭”。

信的中间部分，他阐述了自己的困境，“2021年初在基本确定了千万级融资的前提下，同时启动了四个新校区的建设和总部扩建，启动后遭遇了政策收紧，融资便一直搁置。但我由于认知有误，公司仍在6月完成了新校区扩建和总部扩建，前后投入资金超1000万。为了填补资金缺口，我开始借钱支付员工工资，维持工资运转。截止9月初，借款已经将近1000万元”。

信的结尾部分原形毕露，“该借的都借了，该贷的都贷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不得不倒闭。对于家长们，我们无法如约上课，也无力退费……对于员工们，8月9月的工资可能无法正常支付了……今天的局面，全因我个人认知边界有限，风险意识严重不足，对大环境的预判也有缺失，再次给大家诚恳道歉！”

读完信，我暗忖自己对人性认知之浅薄——当天下午，公司大群里还在催续费，起码收了十几万学费，几小时后就“回天无力，只能倒闭”？在公开信发出之前的1小时，教学主管甚至在帮我安排中秋节期间的排课表。

一切发生得太过遽然，毫无半点风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看着手机里疯狂闪动的家长群和公司群，不肯错过一条消息，更多触目惊心的真相被挖掘出来。

“赵XX（大老板）这个狗东西在8月就把公司法人换成了王XX（二老板），王XX是他的大学同学吧？妈的，他真是好心机，到时候法院执行失信人的时候都影响不到他！”

“何止换了法人，他连婚都离了，房子孩子都给了前妻，肯定还给了钱的！”

“3月得知‘双减’，5月鼓励员工入股投资，6月工资减半，下午催促我们逼家长续费，晚上宣布破产！真是老谋深算啊！”

“他说破产就破产了？破产是需要向法院申请，然后依法组成清算组清算的！但我就怕他已经把公司账面挪空了，到时候我们就算胜诉了，他没钱还，我们也奈何不了他！”

“这个公开信都是直接照抄别人的，我刚看到了原版，他改了改就发了出来，真‘诚恳’啊！”

……

众人讨论得热闹，但大老板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他的群消息也全部显示未读。

晚上11点半，我接到沈亦宁的电话：“快来锦城校区，赵XX和王XX都在这里，我和几十个家长堵住了他们！”

我赶紧打车赶往这个位于城郊的校区，夜色随着风灌进我的眼睛里，午夜的城市依旧热闹，宵夜摊上吵吵闹闹，路上都是晃荡的人群，大家的生活看起来都一切如常，好像在震荡中受到重创的只有我这种人。

赶到锦城校区时，正撞见了沈亦宁要工资的场景。她坐在地上，脸上涕泗横流，边挥舞着上臂边哭喊：“今天你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就是要我的命！我应得的工资，你凭什么说不给就不给了？你们白天收的钱去哪儿了？”

大老板耷拉着脸，说：“我不是不给，我是实在没钱了啊，白天收的钱都给了装修公司，他们下午才来讨要了装修款。”

沈亦宁疾行几步扑上前，攥住大老板，颤声嘶吼：“没有钱你就去借钱，现在有那么多借贷APP,放款很快的。你说付给装修公司就付给装修公司了？我看你就是蓄意诈骗！突击收费，收完倒闭！”

大老板一口咬死：“不是我不想借啊，我征信坏了，借不出来啊。而且我带的这个手机不是我的常用手机，实名认证不是我，我借不出来的。”

沈亦宁闻言愈发崩溃，声嘶力竭地说：“你借不出来，那就叫王XX借！今天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明天你就上新闻！你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你还有孩子！只要我今天死了，我爸妈不会放过你儿子，我已经把你儿子的学校信息发给了我爸妈，我要他给我偿命！”

说到激动处，沈亦宁捶胸顿足，以头抢地，一副要拼命的架势。似是被她决绝的样子吓到了，二老板松了口，现场下载了几个借贷APP，套出了15000元，结清了她的工资。

见沈亦宁成功在前，我下意识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她这样呢？”但我还没迈过心里的槛。

蜂拥而至的家长们就打断了我的踟蹰——他们自发地分成了两拨，将两个老板围住，分别带到两个教室里，同他们对峙。家长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劝说二老板：

“我们知道你跟他不一样，你也是被坑了，不然他为什么要在8月把法人更换成你？钱全部他挣，风险你来担。”

“我们都看到你借出钱来了，说明你的征信没问题，现在还有很多APP，你下嘛，能还多少还多少啊，难不成你真以为宣布破产就一分钱都不用还了？”

“你想想你老婆孩子，你孩子才出生吧？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你猜你老婆还能安生坐月子吗？或者你孩子能安生读书吗？你们这不是欠几十万啊，得有上千万了吧？我们这么多人，总能找到你老婆孩子住哪里吧？”

“你年轻轻轻就是公司高层了，肯定还是有本事的，你今天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你后面还可以东山再起的。你只要把我们这几十个家长的钱还了，我们就放你走，不然等天亮了几百上千个家长全来了，你还能站着走出去吗？”

……

二老板最终同意在手机上借钱，大老板则是一副无波古井的派头，不管家长说什么，都不为所动。面对控诉，他赌咒发誓：“我是经营不善，盘子太大，资金链断裂了，我要是转移资产了我不得好死！”

2个多小时后，带头谈判的家长喊我们去领钱，王XX借了小30万（数字存疑）出来。结清在场所有家长的学费后，还剩2000元钱，我们在场的8个老师，每个人分得了250元钱。

这个特殊的数字，仿佛一种莫大的讽刺。

7

家长们退场后，我不肯就此放弃，盯着大老板，反复阐述我的困境，他依旧油盐不进。我说不出什么有力的威胁，只是告诉他：“你今天不给钱我就一直跟着你，跟到你家，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我明白，自己的话对他起不了任何震慑作用，可除了留在原地监视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开始懊恼，在沈亦宁“寻死觅活”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时，我也应该更加极端一点的，但良机一失，此时已是枉然。

天亮了，更多收到消息的人涌向锦城校区，现场回荡着老人的啜泣，女人的控诉和工程商的质问。大老板任人辱骂，沉默寡言，二老板连连道歉，说自己实在借不出钱了。现场有人气不过，推搡了大老板一下，他就势躺下，喊着：“杀人了！杀人了！”

讨不到钱的家长把怒火撒向了老师，责怪我们和学校一起合伙，骗取他们的信任；同样身为受害者的老师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反唇相讥。

不知是谁报了警，警察很快赶到。我本来想跟着去警局，但母亲的电话打了过来：“你跑哪儿去了？一晚上不回！”

“我要工资去了，我出门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你要到了吗？”父亲插嘴问道。

同他们复述完昨晚的情形后，母亲勒令我放弃：“认命吧，赶紧回来，你搞这些都是浪费时间！”

“我为什么不要？他还差我1万多工资，我马上就去申请劳动仲裁！”

父母在电话那头交相登场，逼我放弃维权，但他们说服不了我，于是言辞如刀。

“为什么只有你遇到这种事情别人就没遇到？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吗？”母亲质问我。

父亲附和道：“就是！怎么就只有你这么多事？你遇到这些就是老天给你的惩罚，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像你这样的人，脑门上就刻了一个‘遭’字！”

“我有什么问题？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没以死相逼把钱要回来！”认命、妥协——是他们给我灌输的处世哲学，好像所有坏事发生后就应该自认倒霉，努力解决就是自找苦吃。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呢？你非要把我气死才甘心吗？如果不是你非要去上海，我天天为你担心，吃不好睡不好，我会得癌症吗？你不回来就是逼我死。”母亲哭着说。

一瞬间，我心灰意冷。我感觉自己被人判了死刑，但胸腔里的心脏仍旧在痛苦地跳动着，它提醒我，我还活着，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

从母亲确诊癌症以来，我从没有一刻如同此刻一般绝望，往日的坚持化为齑粉，信念也成死灰。原来在她眼里，她生病的缘由，皆是因为我逃离了她的掌控。

这话如此荒谬，可我不知如何分辩，念及她身患绝症，不想与她争吵，我只是驳回了她的要求：“我不可能放弃的，我要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走不走得通那都是后话。即使要不到钱，但起码我尽全力要了。”

从我记事起，父母就赋闲在家，没有工作。母亲给出的理由是她要照顾我和大爷爷，虽然那时大爷爷没有生病，每天比她还要勤快。父亲则说自己身体太差，以及，同事都要害他。

我童年最寻常的一个场景是：我在写作业，大爷爷在整理从菜市场捡回来的菜叶子，母亲在看电视，父亲则在“针砭时弊”，发表高谈阔论。大爷爷脾气暴躁，时常指着我的父母骂他们自私、懒惰、懦弱，并拿他们当反面例子教育我要好好学习，承诺我会一直供我读书。

大爷爷是维持家庭运转的关键，我家当时的家庭收入来源为低保、他的退休工资和他拾荒的钱。父母双双选择用沉默回应大爷爷，大爷爷气急时，会对母亲动手，母亲便不再忍耐，回之以拳脚。

父母理所应当地将我视为他们生命的全部，每天24小时陪着我。就连我去上海的那两年，他们也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从不间断。

我又回想起大爷爷临终时的嘱托，原来他的预判，竟都成了真。

我落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生活、工作、家人，给我的只有迎头痛击。我在困境里左支右绌，感觉像被投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里，我拼命往上游，可看不见的手拉着我往下沉。

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是要力争上游，争取着陆，哪怕他们不支持我。

我在群里的视频看到，家长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隔着派出所大门跟大老板对峙，维权的人成群结队，坐在派出所院子外墙的石板上。队伍绵延开去，看不到尽头。视频里的声音嘈杂，哭声喊声，声声入耳；鸦鬓白鬓，俱是伤心。

“事情有什么进展吗？”我问守在派出所门口的同事。

“没有进展，倒是警察怕赵XX有危险，把他带进去‘保护’了起来。”

同事转发给我一个视频，说：“你看看，这就是‘诈骗犯’的待遇！比我们这些受害者快活多了。”

点开视频，我看到，大老板坐在警察局里吹空调，退费无门的家长睡在大街上。夜色漆黑，幽幽的蓝光照在在派出所门口打地铺的家长身上。

此路不通，9月18日，我向劳动稽查大队提出了劳动仲裁申请，而后指导了多个同事提出申请。

8

8月份，我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月休1天。突然闲暇，令我无所适从。

我联系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家长，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1对1的家教，我开出的课时价格大概只有新时优的一半，还可以上门服务。好在他们都比较理解，没有迁怒于我，与我达成了合作。看我态度认真，他们又给我介绍了更多家长。

我开启了一周7天、每天家教的日子。学生们的住处分散在各个区，我需要精密计算，紧密穿梭在各种交通工具上，以便在有限时间内接到更多家教。100到200元的时薪，综合下来，月收入大概能有6000到9000元。

许多个顺着地铁在地下遨游的瞬间，我都在想对下一份工作的要求。我反复思量，按照重要程度递减的顺序，列出了以下要求：公司大，平台好，不会轻易倒闭或破产；能够学到新技能；周末双休，便于家教兼职；工资5000以上；五险一金都要有。

将以上条件输入求职软件，跳出来的符合条件的岗位少之又少。我把目光锁定在英语翻译和英语客服两个方向，投了20多封简历，大多石沉大海，预约面试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我过了英语专八、日语N2、兼职做过翻译，还独自翻译了1本待出版的幼儿图书，但这些技能点加起来，好像都无法弥补过去我在教培行业工作太久的缺陷。邮箱收到的回复措辞带着冷冰冰的人情味儿：“教培行业工作过久，担心适应性不佳。”

但经过这一年的磨炼，我竟生出了一种诡异的平静，我相信肯定能找到符合心意的工作，如果找不到，那也只是暂时的而已。

10月22日，同事杨涛的仲裁结果率先出炉，效果不尽如人意。对于他在8月1日到9月16日期间的工资23920元，仲裁员只认可基础底薪7000元，剩下的课时费，均被仲裁员以“未提交每节课课时费的具体金额”为由驳回。

工资缩水至1/3，他很颓唐：“我明明就提供了课时费证明，仲裁员非说我的证明上没公章，不予采纳，我找谁去盖公章？仲裁员说我不服的话，可以去法院起诉，我告得赢吗？就这样吧，他们成功转移了矛盾，我已经放弃了。”

我在心里设想过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把仲裁的所有流程都走一遍，即使胜诉了，最后也因公司没钱拿不到工资。见此情形，我想自己的设想大概要成真。

仲裁开庭和收到新工作录取通知发生在同一天——11月2日。

我踩着晨露到达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不出意外，两个都没有到场，我向仲裁员重申了自己的请求，尽可能地想要到课时费，对方不置可否。

结束仲裁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了新工作的入职通知，入职的日期被推迟到了12月20日，但新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在其行业内做到了头部位置，能够进入其间，从事翻译工作，我已满足。

“这次应该不会快速倒闭了，也不会拖欠工资了吧？”我终于长舒一口气。此时此刻，才觉得胸中块垒消散，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

等待新工作入职的日子里，仲裁又有了一些进展，如果能称之为“进展”的话——新时优拒收了仲裁委的判决书，对于判决结果也拒不执行。我们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越来越多看不到希望的老师选择退出维权，我能够理解他们——耗费巨大心力，即使胜诉，也有可能一无所得。对于拿到工资这件事，我也不抱希望了，但我还是想尽全力走完所有的通路，如果拿不到工资，就当是增长个人法律知识了。

我喜欢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的一段话：“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无数个绝望的时刻，这句话都曾激励我勇往直前。

过去的一年，我感觉自己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每一次午夜梦回，每一次欹枕难眠，每一次穷途之哭，如今回望，都历历在目。祸不单行也好，变故丛生也罢，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母亲的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只需要吃中药维持；父亲不承担责任，却也没给我找麻烦；我也入职了新的公司。

但我还是没能完全克服焦虑情绪，我尝试着与焦虑和平相处，如若不能将其完全消灭，那么就选择和解，或者说共存。我尽全力过好每一天，在每一次入睡前，我都告诉自己：“只要能看到明早的天光，那就是又胜利了一次。”

（文中人名及教育机构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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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小舍得》（2021），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被业绩绑架的民营口腔诊所

上月，我为了给孩子矫正牙齿，去了本市的公立口腔医院W大口腔，发现不论是挂号还是面诊都需要冗长的等待，名医更是一号难求。考虑到牙齿矫正耗时长，复查次数多，W大口腔在距离上又不算便利，我便动了去民营口腔医院了解一下的念头。

想起张利前年应聘到本市一家颇有规模的民营口腔医院就职，我就联系了他。没想到，张利说他前阵子已经离职。我问了下他离职的原因，没想到，他的回答，让我有了深入了解民营口腔医院行业的切口。

以下，是张利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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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一份工作离职后，我很快便应聘到了本市一家连锁民营口腔医院——众泰口腔。

能被众泰录取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经历，更别提什么与口腔专业相关的经验了，所以海投简历时压根没抱什么希望。

但面试的过程却异常顺利：初试时，除了一开始简单聊了下我的过往工作经历，之后基本都是人资经理在向我做公司的介绍：众泰从成立至今已有近15年的历史，从一家口腔诊所发展成了一家已经拥有二级资质的口腔医院，以及市内30余家、省内20多家，共计50多家门诊，规模在本市的民营口腔医院中首屈一指。

人资经理最后向我强调，在疫情之后，本市已有数不清的小型口腔诊所因无力支撑而关门大吉，可众泰不仅没有关停一家门诊、裁掉一名员工，还雄心勃勃计划在2年内将门诊开到200家。他以非常自豪的口气收尾道：“这是我们公司实力的体现。”

之后的两轮复试也非常顺利，我最担心的经验匹配问题，并没有成为太大的障碍——我应聘的是“发展部主管”，主要是为公司开立新门诊做选址、签订租约、筹备开业这些前期准备工作。虽然行业有跨度，但具体的工作内容对我来说不算困难。所以，在发展部的负责人葛总询问我有没有信心做好这份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葛总听罢，也露出了微笑：“我也相信你能胜任，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就这样，我有些稀里糊涂地入职了众泰。

进入众泰不久，我渐渐理清了公司的人事架构，主要分为两条线：业务线和医务线。

遍布本市的30多家门诊，每家配置10余人，设有1名店长和1位医疗主任，其余便是医生、医助和护士。店长负责门店的全部事宜，包括门店业绩、医疗安全、人员管理以及各种日常杂务；医疗主任则主要把控门店医疗相关的各项事务。

虽然店长和主任在工作中要相互配合，但在人事隶属上却并不交叉。

店长归属于业务线，是最基层的负责人，依次向上，是地区经理（负责管理3到4家左右门店）、销售总监（负责10余家门店）和销售副总（负责本市所有门店），其中销售副总张总为业务线的总负责人，直接向公司总经理白总汇报。我们发展部和市场部、大客户部、客服部、网络营销部等营销部门也都归属于张总管理。

每家门诊的主任和医生、医助、护士则是归属于医务线，主任作为基层负责人，主要向胡院长汇报，也要和店长一起对门店的业绩负责，接受业务部门的考核。

公司豪气地在本市繁华地段租下了两层写字楼，这里除了营销、行政、财务、人事之外，还有医务部、护理部和专家团队等，也同样向胡院长汇报。

同部门的孙源告诉我，众泰虽是企业性质，但终究属于医疗机构，所以，胡院长是全公司的“灵魂人物”，除了白总外，他在公司里说话是最有分量的，“这也说明我们公司对医疗质量的重视”。

2

应聘时人资经理那句“2年之内将门诊开到200家”，让我有些压力——新门店光选址这环，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倘若为了达成开业目标放低对选址的要求，势必会影响到后期的运营成绩，按我以往的工作经验，届时这笔账往往会算在我们头上。

所以，拿到offer，我便做好了这两年会非常忙碌心理准备。

可没想到的是，入职之后，我竟闲得发慌——上班第一天，葛总不在办公室，接待我的孙源挠了很久脑袋，才去到文件柜里翻出一本《口腔医疗诊治规范》扔给我，让我“先学习学习”。

这本书的封面已经破损，边角打着卷，书页上有不少灰色指印。我翻看了一下，除了著者为胡院长外，没有多少我能看懂的内容。我拿着书偷偷问孙源：“你看得懂这些吗？”孙源无所谓地“嗐”了一声：“不知道从哪个门诊回收回来的，你先拿着翻翻吧，好过坐在办公桌前无聊。”

一个星期过去了，除了一些临时派遣的任务，葛总一直未给我明确安排工作内容，我主动找到他问过几次，他总是搪塞：“最近太忙，等我空下来，跟你具体沟通。”

迟迟等不到下文，我越发忐忑和疑虑——忐忑的是，在不养闲人的企业里，如此“闲置”，可不是什么好信号；疑虑的是，不论是我，还是部门其他同事，好像全都不慌不忙。

孙源宽慰我说，没有给我安排工作，是因为发展部并不差人手，招我是因为葛总好容易找到机会给部门争取到了一个编制，要赶紧招个人顶上。

“所以我是一个可要可不要的人？”

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孙源笑了笑：“你知道吗？当时和你一起应聘的还有一个人，还是同行业的，葛总最后却选了你，说明他还是认可你的。”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

“因为你是本科，那人是专科。白总年前发了话，说公司现在发展大了，得努力提升一下人员学历结构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司大几百号人，最高水平也就大专。”

我有些诧异：“都是专科？那医生呢？难道也是专科？”

孙源貌似有些后悔自己的失言，没有回话，借故走开了。

又过了几天，葛总找到我，说，考虑到我对口腔行业完全不了解，领导们讨论之后决定让我先去到一线门店“学习”一阵子。

“去那里不仅要学习，更多地要主动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别给我们部门丢脸。”葛总叮嘱说，至于要去多久，“那取决于你什么时候能熟悉了解行业的基本情况。”

看样子葛总是不打算花精力在部门内对我进行“带教”了，我想，出去待一待总好过留在这里坐冷板凳，再者，我也没有说“不”的权利吧。

于是，我就按要求去到了珞桥门诊报道。

众泰十多年前最早开的那一批门诊，大多设立在城市主干道旁；四五年前的那一批，选址多在各大型社区的底商；最新开业的一批，则更多偏向于设立在购物中心里。

珞桥便是最近开业的门诊之一，我很快就发现它的选址颇为巧妙——购物中心的停车场缓解了街边门诊停车位不足的窘迫；商场里的其他业态能打发患者等待就诊期的无聊；门诊还能参加购物中心统一举办的节假日满减或抽奖活动，带来不少人气。所以，即使购物中心的门店租金比起街边店或社区底商店要高出许多，众泰还是将许多新门诊都开在了购物中心。

以前在大街小巷处处看到民营口腔医院的广告，但自己的牙有问题时，一直都是到各类公立医院的口腔科求诊。所以当我在珞桥门诊的大厅看到患者人头攒动时，颇为出乎意料。

这是一家开业2年的新门诊，比起公立医院的肃穆冰冷，显得温馨得多：进门是气派的前台、宽敞的候诊区，茶几上随处摆满了茶水和小食；大厅里还专门辟出一角做儿童区，摆上五颜六色的滑梯及玩偶；再往里走，便是洽谈区，洽谈桌上每隔几天便会换上新鲜的花束，旁边矗立的玻璃展示柜里则是各种口腔及义齿模型——那是医生或店长向顾客演示说明用的重要工具；洽谈区后面，依次排开的独立诊室，一客一室，明亮舒适，进门后护士甚至会贴心地帮患者取下外套皮包收进专门的衣柜。

在门诊待了几天后，我发现这儿的同事——从门店经理到主任、再到医生护士乃至前台——都对患者非常熟悉，大部分的复诊顾客一进门，他们便能笑着喊着名字迎上去，寒暄几句问候病情。

我私下问前台小魏怎么记得住，她不在意地笑笑：“这是必备的技能啊，我们和公立医院不一样，讲究‘服务第一’。怎么让患者感到亲切？当然是让他们觉得你把他的病情放在心上，让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是特别的啊。这样天长日久，忠实顾客不就积累起来了嘛。”

她又说：“当然，那么多人，全记住肯定不现实，你就每天没事多看看预约表，把即将就诊病人的过往病历翻出来看看，然后算着时间点对应进门的患者，即使认不出，也都八九不离十了。这个技能一定要训练出来，很重要。”

在众泰与公立医院的就诊感受确实不一样：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笑容满面、热情有加；患者不用提早挂号，只要电话预约就能指定医生；门诊对重点患者还会单独建档，定期回访，逢年过节以及患者生日，更是少不了各种小礼物赠送；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打折送券”……

可我总感觉有些别扭。珞桥门诊左边是一家美发店，我常常看到美发店的员工站在门外排成一排，卖力地跳着鸡血操；右侧是一家服装店，欢迎牌不舍昼夜地叫唤着“欢迎光临”“欢迎再次光临”。正对着的是购物中心的天井，玻璃围栏下方一楼的中庭，是周末购物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搞活动的音乐声、主持人卖力的吆喝声、围观人群的欢笑声混在一起，喧闹震天。有的小孩在下面走完模特步后，被父母领上来拔两颗乳牙，待到观察结束、吐掉棉球，正好赶得上下楼去领奖。

在我心里，医疗本应是一个严肃、冷静、专业的行业，可窘迫地挤在一堆服装店和游乐场中间，让我无论如何也生不出敬畏感。我有时会暗想，门诊里医生们的白大褂，护士们的护士服，在患者眼中，与楼下日料店迎宾的和服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吧。

3

珞桥门诊的主任姓谢，经理姓孙。谢主任约40岁，浓眉大眼，有着一张“看起来就很专业”的脸庞，他医术精湛，加入众泰不久便成为了公司的“明星主任”之一；孙经理眉目清秀，据说一毕业就加入众泰，至今已有近10年——孙源曾跟我说，众泰不管是总部还是门诊，各个岗位离职率都很高，能待满1年便算得上是老员工了，如此一来，孙经理可以说是元老中的元老了。

两人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孙经理说，珞桥门诊已经接待过好几位像我这样来学习的同事：“一般是公司有意重点培养的，才会派到几家大店（业务量大、业绩好的门店）多学习历练一番呢。”

后来和小魏熟悉后，我才得知，众泰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几家门诊，每家店仅配有“两医两护”，除了接待患者，门诊里的所有杂事，甚至连厕所的卫生，都是医护利用空余时间去做，直到这几年才渐渐建立规范的管理机制。孙经理当年由护士起步，然后转岗前台，前后历练很多年才被委以店长一职——其余几家老店的店长，也都是这样的晋升路径。

近几年口腔行业迎来春天，众泰开始大力扩张。新店开店速度太快，店长的人员储备明显跟不上，现今的店长绝大部分是从其他行业挖来，背景五花八门，但大都来去匆匆。除了对医生、医助理和护士岗位在招人时有专业要求外，其他岗位招人时也都没有行业经验门槛。

我和小魏开玩笑：“你努努力，也可以升为店长。”

她却摇摇头：“我才懒得当店长呢，累死累活，到手的钱也不比我现在多多少。在这里，只有医生挣钱多，其他人全都是‘打杂’的。”

我跟着小魏从“分诊”学起。分诊的操作很简单，但内里乾坤却不少，顾客的消费金额归为接诊医生业绩，也直接影响他们的提成，每个顾客分给谁全都是学问，若不注意，医生就会有意见闹情绪，“那可不是我一个小前台担当得起的”。

“理论上来说，新来的顾客要优先分配给主任，但是……”小魏顿了顿，说，“有的病人，你若是分给了主任，是要挨骂的。”

见我疑惑，她继续解释：“医生每天的接诊时间有限，那些耗时长、消费少的项目，谁都不想接。同样的1个小时，处理一个几百元的‘补牙’，和处理一个几千元的‘牙周治疗’，差别可大了。你得在接待的时候就询问清楚顾客的病症，才能合理分配。”

“黄医生是公司培养中的‘儿牙专科医生’，有小孩就直接分给她——你尤其要注意，虽然‘正畸’都应由陆医生接诊，但是如果遇到孩子做‘正畸’，你不要直接分给陆医生，先要去黄医生那里转一圈，再由她转诊过去，这样她就能有300块的‘正畸转诊费’了；吴医生手脚不够麻利，涉及到拔牙这样的有创治疗，尽量不要分给她；叶医生是新手，刚来没多久，复杂的案例千万别给他，不然出事了就麻烦了……”

说到这，小魏又赶紧叮嘱我：“你在接待顾客的时候，可千万别提到这些啊，尤其不要说叶医生是新手，否则顾客都会跑掉的。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门诊都是资深的口腔医师，谁来处理都一样’就行了。”

小魏最后和我强调的，是关于胡医生的事宜：“其实他还不是医生，是医助。你在顾客面前不能提‘助理’二字，跟我们一样就叫他‘胡医生’就行，但千万不要把顾客分诊到他的名下，否则会出大事的。”

“医助”是一群虽已工作但尚不能真正被称为的医生的人——因为他们还未取得医师从业资格证，按规定是不允许独立接诊病患的，否则就属于非法行医。“一旦查出来，那责任可大了，搞不好门诊被关停都是有可能的，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众泰的每家门诊都配有少则1名、多则3名医助，我好奇地问：“既然他们不能接诊，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么多医助呢？”

“他们能做的事情可多了，‘洁牙’‘补牙’还有各种牙周的小项目，医生不愿做的，那就只能由助理们做了——还有‘正畸’，患者来复查时调调钢丝、补个托槽儿什么的，肯定就由医助去处理啊，不然医生天天忙着做复诊，哪里有时间去开发新患者？”

“不是说没有证不能独立接诊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分诊的时候要注意的啊！只要不分诊到医助名下，上级部门检查的时候就不会查到了。至于实际接诊，没关系的，医助都是医生手把手带出来的，技术过关了，处理这些小事都是没问题的。其实我们算是管理得比较严格的了，在很多小诊所，都敢让助理直接上手做根管呢！”

4

不久后，众泰在某团购平台上推出了一个套餐：一张口腔“全景（X光）片”加上全口洁牙，仅售29.9元。若按门店价，一张“全景片”90元，一份基础洁牙225元，这个团购价才一折不到。

套餐飞快售罄，据说总共卖了5000多份。这些项目，要在3个月内由市内的30多家门店接待核销完成。

对于这个要求，珞桥门诊的人都惊诧了，不满的情绪开始暗暗滋长。

小魏最是头疼：门诊医护人手一直不足，每天复诊的老客、预约的新客，就已经把医生们的时间档排得满满的。可公司明令告知，要重视这次的团购顾客，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诊，她不知道怎么见缝插针安排档期；

胡医生也不乐意：洁牙是按销售金额的10%提成的，以往她每给一个顾客洁牙都能拿到20到40元不等的“手工费”，可如果按这套餐的价格来算，她担心忙活1小时只能拿到几块钱的提成；

孙经理虽然没在我们面前表露不满，但脸色也不太好，除了和小魏类似的忧虑，她更着急的是，若每天的营业时间被这样的低价团购顾客占据，门诊的业绩指标该怎么完成呢？她今年的业绩指标是500万，意味着每天至少要达到1万4的营业额才算达标。

不过孙经理去总部开过一次会回来后，情绪就好多了。

她首先安抚小魏：“今后排档期时优先接待团购的顾客，有多余的时间再来接待新诊，至于复诊的老客，如果实在排不来档期，就说说好话，前前后后商量挪几天。”

接着她又找到胡医生：“公司说了，洁牙的手工费还是给你按225的原价计算，你的提成不受损失，还比以往会多出很多洁牙单呢。另外，洁牙的时候多关注一下病人的口腔，如果发现龋齿、缺牙之类的问题，记得一边洁牙一边跟患者‘宣教’，然后洁完牙赶紧转诊给其他医生，如果顾客之后有进一步的消费，你也有转诊奖金的。”

胡医生听罢，眉开眼笑地离开了，我也突然领会了公司做这一波团购活动的用意。

可不久之后，门诊内部还是发生了冲突。

在周六的例会上，谢主任首先发难：“小魏，你每天安排的团购洁牙能不能控制一下数量？胡医生的时间全部都被洁牙占满了。”

我不明白谢主任为何要替胡医生提意见，旁边的小护士偷偷向我解释：“胡医生虽然是‘助理’，但在日常主任给患者做治疗的时候，她都要在旁边学习，也能给主任搭把手、帮上不少忙。现在她每天被困在洁牙室，主任做治疗的时候明显就忙不过来了。别的不说，主任的（患者）病历一直都是胡医生帮忙写的，这阵子胡医生忙不过来，主任还得自己写病历。”

见主任发炮，吴医生也跟着提了意见：“小魏，你能不能把两个患者的预约间隔排开一点，多给我一点接待时间。做治疗不比其它，突发情况太多，不是你安排给我1个小时我就能按时完成的。每次都是上一个病人没看完，你就催着说下一个病人到了，公司又一直强调注意服务、不能让患者久等，每次我不管是治疗还是沟通，都是匆匆忙忙，治疗做不好，注意事项也交代不全……”

小魏的脸委屈了起来，不吭声。孙经理见状发了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大家能克服的尽量克服一下。吴医生，你不要怪小魏把患者给你排得满，如果排不满的话，你一天只接待3位患者，你的业绩哪里来？门诊的业绩又怎么办？”

接着，她一脸严肃地转向谢主任：“主任，这个月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持团购活动，复诊的老客里能继续挖掘的潜力终究是有限的。任务额年年提升，只有发展新客，门诊业绩才能持续发展。这团购其实是公司给到我们各家门诊的支援，帮我们‘引流’啊！所以胡医生肯定是不能调出来做其他事情的了。”

孙经理环顾我们一圈：“其他的医生也要做好准备，如果胡医生忙不过来，你们也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支持团购洁牙上。大家谨记：洁牙不是目的，做‘全口方案（即全面检查口腔情况，将存在的口腔问题罗列出来并给出治疗方案）’才是重中之重。这几个月的业绩，就指望这波团购了。”

话音落下，谢主任重重地将手中的笔记本摔在桌子上：“业绩，业绩！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跟我谈‘业绩’？我们不是销售员，我们是医生！”

谢主任说完，拂袖而去，只剩下我们面面相觑。

半晌，孙经理摇摇头，安抚我们：“没事儿没事儿，散了吧散了吧。”

5

好在谢主任的情绪很快平复。小插曲过后，珞桥门诊全体动员，还是一起接待一波波的团购顾客。

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口腔问题，做“全景片”和“全口检查”的引流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一位位团购顾客都被洗牙的胡医生分别转诊到各位真正的医生，大家都忙活了起来。

口腔治疗主要分为几大类：口腔外科——主要是拔牙等“有创治疗”；口腔内科——主要针对牙周治疗、根管治疗等；口腔修复---主要为活动义齿（假牙）、嵌体（缺失牙修复）和安装全瓷牙烤瓷牙等；除此之外，便是口腔业内最重要的两类业务——“正畸”和“种植牙”。

不同于公立医院将这些类别细分到不同科目，在众泰，除了“正畸”和“种植牙”需要由取得资质的专科医生完成，其余所有的项目，门诊里每个医生都能进行接诊，他们有个好听的名号，叫“全科医生”。

普通科目并不贵，洗牙、补牙、拔牙一般收费不过三五百；根管治疗和修复类收费略贵，但也远远比不上“正畸”和“种植牙”的价格。

众泰有资质的正畸医生有限，做不到每家门诊都配置常驻医师，一般1名正畸医生负责3到4家门诊，他们每周能在同一家门诊坐诊的时间不会超过2天。因此，短周期、高收费的“种植牙”才是各门诊的摇钱树——所有口腔医院和门诊里都是如此。

“种植牙”经过数年的市场教育和发展，现在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于“活动义齿（假牙）”的清洗麻烦和佩戴感欠佳，它的使用感受更好，在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患者中备受推崇。“种植牙”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植体”和“基台”，是需要植入患者牙龈的部分，替代自然牙“牙根”的功能；另一部分是“牙冠”，是安装在基台上代替牙齿功能的义齿。

很多患者会在意牙冠是“烤瓷”还是“全瓷”，其实在医生看来，真正重要的却是植入牙槽骨内不易更换的植体。植体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哪怕一点点区别——涂层不一样、零件细节不一样、内部设计不一样——都会导致最终使用效果的不同。

在众泰，最常用的有两种植体：低价的韩国登腾系统和高价的德国camlog系统。一套登腾的植体配基台，要4500元，而一套camlog则要1万多元，也有更贵的，已经超过普罗大众的接受程度了。

牙冠的价格也分几档，最便宜的国产全瓷牙要2000元一颗，进口的则要3000到7000元不等。总之，若要完整地植一颗牙，最少也要6000多元，稍贵一点的，会花1万3到1万7。

孙经理见我听得咂舌，笑我见识浅，说年纪大的爹爹婆婆们，口里牙齿快掉光了，如果嫌一颗颗种植太麻烦，还可以选择“全口种植”。

“那至少要20万，一辆中档车就种进嘴巴里了。”

在珞桥门诊，只有谢主任有“种植牙”的资质。每个医生都能接待意向顾客、回答咨询，之后再将基本谈妥的患者转至谢主任名下。这样，接诊医生不仅有“转诊奖金”，店长也会在成交后酌情从门诊的奖金里划拨一部分给他们以资鼓励。而顾客转到谢主任名下后，他不仅享有业绩奖金，还有额外的手术费。于是乎，门诊上下对推荐顾客“种植牙”的热情都非常高。

如果说在患者做完根管治疗后是推荐“牙冠”的最好时机，那么患者拔牙之后就是推荐“种植牙”的最好时机——刚刚拔下一颗烂牙、担心今后咀嚼功能丧失的患者，对“种植牙”的需求远远高于缺牙久了的人。

一天，门诊接待了一位中年女士，拔完牙后，接诊的叶医生照例向她推荐了“种植牙”。患者听到最后，面露难色：“价格太贵了，我就装个假牙行不行？”

叶医生着了急：“你这么年轻，可不要轻易安假牙啊。以你现在的年纪，做一颗种植牙能用好几十年呢，是最划算的。”

女士犹豫再三，面带羞赧地向叶医生说，她拿不出那笔钱。年轻的叶医生又是一番劝说，患者最终还是离开了。

几天之后，孙经理接到公司客服部通知，说有人投诉叶医生强行推荐“种植牙”。公司对投诉的处罚一向严格，罚款不少。叶医生很委屈，眼泪在眼眶转了好多圈才忍住。在她看来，那位女士确实是非常适合“种植牙”的患者：年轻、口腔条件好，假牙若是佩戴时间过长，不仅舒适度差，也会损伤口腔内部环境。刚拔完牙，确实是更好的种植牙时机，因为缺牙久了后，两侧的牙齿会渐渐长歪，向缺失处靠拢，牙槽骨也会逐渐被吸收，日后再做种植手术，平添麻烦。

孙经理安慰叶医生说：“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和患者沟通还是要注意分寸和技巧的。如今公立医院的医患关系都如此紧张，何况我们这样的民营机构。患者走进门，浑身就已经支起雷达，小心防范着，觉得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骗钱的。”

叶医生叹了一口气：“我是真心为她好啊。唉，人说医生难做，其实民营机构的医生更没有尊严吧。”

事后我和孙经理聊起此事：“你说，叶医生那么热心地建议那女的植牙，却得了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寒心？以后都不给建议了？”

孙经理笑了笑：“也不用担心，叶医生这次虽然受了委屈，但以后该推还是会推的，毕竟每个月医生们都是有相应的业绩指标的。”

6

几天后，谢主任又为一例“种植牙”和孙经理起了冲突。

他接待了一例来咨询种植牙的顾客，之前的沟通都一直顺畅，患者已经准备缴费了，却在最后的检查时发现牙槽骨骨量不足，需要先进行植骨手术。

“种植牙”就如同栽一棵树：牙冠是枝干、植体是树根，而牙槽骨的骨量便是土壤。若牙槽骨骨量不足，不及时填充骨粉，植体能得到的支撑力就不足，容易导致种植手术失败。

面对谢主任的解释，患者表示理解，却不能接受。她对植骨的过程充满了恐惧，无论谢主任如何劝说，都表示拒绝，只留下一句“我再考虑考虑”便准备离开。

在诊室外观望动静的孙经理赶紧在诊室门口拦住了患者，给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搭桥”。所谓“搭桥”，就是不对缺失的单颗牙进行种植，而是将缺失牙两侧的牙齿做一个“磨除”，打造成类似“桥桩”的支撑体，之后再做出紧紧连在一起的“三颗牙冠”安上，这样从外部看起来，和正常的牙齿无异。

患者一听说不用植骨，甚至连切开牙龈植入植体都不需要，顿时来了兴趣，又重新坐回了诊室，详细地向孙经理咨询后，迅速敲定了“搭桥”方案。

“搭桥”示意图

孙经理喜滋滋地领着她来到前台缴费，约定下次就诊时间，全然不顾谢主任阴得要滴出水的脸色。刚送走患者，谢主任就将孙经理拉到员工休息室，气冲冲地质问：“你为什么要推荐‘搭桥’？这个患者明明更适合‘植牙’。”

孙经理仿佛早就意料到了谢主任的怒气，慢条斯理地解释：“可她不接受‘植牙’啊，既然她能接受‘搭桥’，那么就不要在‘植牙’上纠结了。”

“可‘搭桥’是以对两颗邻牙造成永久性的磨损为代价的，以后这颗缺失牙要承受的力量全都得那两颗邻牙来分担，那两颗好牙会承受更多压力，凭空多出坏掉的可能性。‘搭桥’有它的适用范围，对这个患者来说，‘植牙’绝对是比‘搭桥’好得多的方案。”

孙经理也不甘示弱：“我和患者沟通的时候把这些情况都说明了吧？这些问题和风险我没有隐瞒过吧？你在旁边也听到了，患者自己都能接受磨两颗牙，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谢主任脸涨红了，声音高了起来：“你自己心里明白，你确实是提示了，但是有没有给患者强调清楚呢？患者是不懂的，你不应该这样引导。我才是医生，以后请你不要干扰我的治疗方案，这样我们俩没法配合！”

孙经理也火了：“我如果不干扰，这个患者今天走出了诊室的门就不会再回来。她那么抗拒植骨，我们不给她做‘搭桥’，多的是地方会推荐她做。如果按你的坚持，我们就会实实在在地损失掉这一笔营业额。”

谢主任的脸色黯淡下去，不再出声，停了好久后才终于走开，我望向他的背影，错觉那一向挺拔的背影有些微微驼了下去。

7

在珞桥门诊待久了，我和大家都越来越熟悉。

孙经理有时跟我开玩笑说：“张主管，你掌握业务挺快的嘛，这么有潜力，要不给我们当咨询师吧。”

我也半开玩笑地回应：“好啊，那你跟公司申请一下呗。”

孙经理的脸苦了下来：“我也想啊，但是公司规定，只有（月营业额）70万的店才给配咨询师，我们还得努力。”

众泰有6家门诊配了咨询师，在开大会时，“能否够资格配咨询师”常常被公司领导们作为激励各店长的话术之一。

门诊里配备的咨询师全都穿着白大褂，在不知情的患者眼中，俨然也是专业的医生。但不同的是，医生们虽背负着业绩指标压力，但还是依靠专业知识给出治疗方案，而咨询师大多不是医科出生，是纯粹的销售人员，一般只在总部进行3天的“密集培训”，便被派去门诊。他们在门店里耳濡目染，口腔知识也能掌握得八九不离十，可以获得不少患者的信任。

我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尔美门诊的咨询师彤彤。她告诉我，众泰对咨询师的要求很高——作为患者接触门诊的第一环，他们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患者会不会留下来。不同于前台分诊时的小心揣度，咨询师在完成咨询后，对于将患者推荐给哪个医生，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口才了得，一位患者分给谁或不分给谁，总有说得出、立得住的理由，所以门诊的小医生们都会明里暗里讨好咨询师，彤彤们的日子过得自是逍遥。

咨询师让众泰诸多同事羡慕的，还有那颇为可观的收入。他们虽然底薪才2500到3000元，可细细一问，“提点”的比例高到让我咋舌。业绩好的咨询师，每月收入比医生和店长都高，只有主任的收入能与之媲美。

低底薪高提成，这让咨询师们工作起来都格外卖力。彤彤是众泰的金牌咨询师，也是咨询师团队的小组长，每个月都能超额拿到奖金。

“任何收获都是辛苦换来的——你知道我曾经是怎么培训咨询师的吗？我要求所有的咨询师每天接诊时都要在口袋里装上录音笔，录下当天和顾客说的每一句话。下班后，所有咨询师再聚到一起开会，把当天的录音拿出来一一复盘，大家一起分析哪句话说得好，正好打到了患者的心坎里，哪句话没说好丢了单……那一阵子，我们每天复盘到晚上12点多才散会，直到我们小组所有的人全都出师。”

我对彤彤表达了佩服，她仍是毫不在意地一笑：“你知道我来众泰之前做什么的吗？我在XX保险做了6年。说真的，那段经历直到现在还能给我不少帮助呢。”

除了咨询师，众泰还有极其强大的营销团队。比如市场部专门负责“地推”，举办义诊、与各银行、社区、幼儿园等等联合举办健康讲座；大客户部则主攻各企事业的负责人；网络营销部主要在微博、论坛、公号等各种渠道宣传众泰、回答咨询、邀约意向单到店……真正实现了全方位地网罗潜在患者。

了解到这些后，我想起自己之前还担心那波低价团购会让公司亏本，现在细品品，不禁哑然失笑——那一波团购，在众多营销费用里，也就是九牛一毛吧。

葛总通知我结束门诊学习准备回总部时，正赶上黄医生在门诊闹意见。

这些年，随着家长们对孩子口腔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往常被人瞧不上的“儿牙”越来越重要，众泰很快顺应需求，推出“儿牙专科门诊”。黄医生年轻、性格温和、说话细声细气，被公司选为了“儿牙专科医生”培养对象，如小魏之前说的，门诊里所有“儿牙”项目都按要求分诊给她。

可黄医生却找到孙经理，拒绝再做“儿牙”。我问孙经理原因，她叹了口气：“还不是因为收入的问题！‘儿牙’基本都没大单，大部分就是拔乳牙、涂氟、窝沟封闭，偶尔有个根管治疗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小孩子配合度多差啊，连哭带打的、满地打滚的，还有苦劝个把小时硬是不肯张嘴的。黄医生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收入自然受影响。上个月，她的提成还不到往常的一半，自然不愿意了。”

黄医生的情绪还没安抚好，胡医生又提出了离职。

胡医生性格开朗，是门诊的开心果。她作为医助，医患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虽然在门诊只能负责一些最基础的操作，但平日里和患者沟通宣教顺畅，深受患者信任，还有不少患者介绍亲友过来，指定请她来处理（当然如果情况复杂，门诊还是会转诊到其他医生）。

我问胡医生为什么要走，她长叹一口气：“我的资格证一直考不下来，在这里只能做打杂的活。之前我在‘XX口腔’，其实可以上手不少操作，拔牙、牙周治疗都能做。我想着众泰的平台大、能锻炼人，这才跳槽来的。结果来这儿一年多，什么都没学到，光洗牙补牙了，手都要生了。”

孙经理虽然有些不舍，但对胡医生也没有太多挽留，有资历的医生难招，可医助和护士从来不缺，每年毕业季，都会有乌泱泱的毕业生前来求职。

8

回到发展部后，我依然没有被安排什么具体工作，看部门里其他同事，也很是闲散。可就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众泰在省内的各个地级市又新开了7家新门诊。我大惑不解，向孙源打听后，才明白其中原委。

众泰这几年一直在筹备上市，财报必须漂亮，所以卯足了劲儿要多开新门诊。一家门诊看起来不大，可那些牙椅、各项检查设备都非常昂贵，至少要投资200万。

要在短期内新开上百家门诊，投入可不算一笔小钱。但众泰很快想出来应对之道。

第一个办法是与公司内部资深的门诊主任合作，开“合营店”。公司与主任按比例投资、按比例分红，这样不仅缓解了资金压力，主任对门诊业绩也会更加上心。这想法看起来丰满，实施起来却很骨感——公司的门诊主任总共只有30位左右，其中有意愿有实力合作的，屈指可数，最后真开起来的“合营店”，只有四五家。

“主任从员工变成了合伙人，管理起来就没那么方便了吧？”

孙源微微一笑，说这几家“合营店”确实不好管理。能拿出资金“合作”的主任，大多有资历与资本，想法多、能力强，又有股份傍身，对公司的很多制度和管理就不遵守了，他们不仅随意缺席各项会议、培训和定期考核，连公司统一安排的营销活动也拒绝参加，与其他“直营店”打价格战、抢顾客的事倒是屡有发生。如今，这几家“合营店”成了大家避之不及的“刺头部门”。

“只要他们能保证规范医疗，保证安全，公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孙源见怪不怪地笑，“这还算好的呢，更难管理的是‘托管店’。”

孙源偷偷告诉我，十几年前，本市的口腔行业还鲜有民营从业者，所以众泰的白总在创业之初，就辗转托人牵上了本市各大公立医院口腔科负责人的线。他备上厚礼，一一登门“拜码头”，不求各业界前辈能给多少支援支持，只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小弟想开一间诊所，请大佬们高抬贵手，给我存活的空间。”

“白总战战兢兢、步步为营，众泰才能有今天。现在的局面早已不同当年，想在口腔行业风生水起，只怕是难上加难。”孙源用略带崇拜的口气为这段秘辛收了尾。

现今口腔行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金矿，成本小，收益高，门槛低，想进入的人如过江之鲫。不少口腔医生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后，便动了自立门户的心思，所以大街小巷处处可见五花八门的口腔诊所。大量从业者入市的结果必然是互相厮杀，很多患者很难分清“医院”“门诊”和“诊所”的区别，于是，“谁的价格低、谁的态度好就去哪里”。内卷之下，许多小诊所举步维艰，也不知自己还能支撑多久，所以就想“抱众泰的大腿”。

现今众泰新开的门诊，大多是“托管店”。它们并不是公司真正的门诊，就是上述一家家私人口腔诊所，挂上了“众泰”的旗号。这些门诊在别的地级市已经有20多家，计划中，还要短时间内再开几十家。

这些诊所借用众泰的名声与影响力，自然比名不见经传的私人诊所让人更信任。众泰按比例收取它们的营业额做“管理费”，但不用承担“托管店”的日常支出、人员管理等。只“负责托管诊所的安全操作、院感管理，以及对托管店的医生定期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

我在心里暗想：这一招倒是不错，众泰不花一文就新增了旗下门店，影响力增大、财报也会好看许多，更何况还有管理费的收入；而小诊所挂上众泰的牌子，也能增加客流，提升自己的形象。还真是“双赢”。

9

可是，我以为的“双赢”，质检部的李主任并不认可。

医务部有一项重要职责，便是每月定期去各家门诊巡查——检查门诊的院感管理是否规范、病历书写是否及时全面、治疗是否合规……每次巡检，各家“直营店”和“合营店”都还算配合，可一说“托管店”，医务部的同事们谁也不愿意去。

我不明所以，直到一次开会，医务部的盼盼直愣愣地把问题抖了出来：“每次去‘托管店’，全都冷着脸，谁也不把我们当回事。这倒也罢了，关键问题是那些店简直乱得没眼看：病历缺失或者压根没有就不说了，医护操作连乳胶手套都不戴，就套一个一次性薄膜手套；再查查他们的诊疗记录，好多不规范操作……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他们反馈了问题，他们压根不理，大概看我们医务部全都是小姑娘，就老给我们打哈哈。等到第二次去检查时，头一次提出的问题不整改，新的问题继续冒头。配合度那么差，我们去了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人都明白“托管店”的管理难在哪里——野蛮生长的个体诊所老板们不是不知道规范的重要性，可规范化管理意味着多增加人手、挤压医生的接诊时间，一进一出，本利权衡，他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与“省”出来的成本相比，每月没有通过众泰质量考核被罚的几百元，不值一提。

盼盼的这番意见引起了胡院长的重视，不久之后，便招来了李主任，专门负责外市“托管店”的医疗质量管理。李主任之前在本市一家眼科医院负责类似工作，他信心满满，给胡院长立下军令状：“3个月的时间，我保证将‘托管店’的面貌扭转过来。”

李主任一上任便连续出差半个月，将周边地级市的托管店全部巡查了一圈。回来后，足足沉默了一周，才开始第二轮出差。

这一次出差，他喊上了胡院长、销售副总张总以及其它几位公司高层。一周之后，领导们才回来。

这次回来后，李主任的情绪明显好多了：“他们还是得买胡院长和张总的面子，这次我们专攻X市的5家店，终于让老总们拍了胸脯，答应以后好好配合，做好院感和规范治疗。”

我们好奇，这几家店这次怎么就同意“配合工作”了呢？

“软硬兼施呗。胡院长威胁说，他们再这样就不给他们的医生提供培训；张总说，今后再有3次违规，直接取消托管和挂牌资格；我呢，就唱红脸就负责陪他们喝酒，毕竟以后还是由我和他们长期打交道，这次把码头打好，关系处好，以后见面就好说话了。”说着说着，李主任露出后怕的表情，“哎，你们是不知道，那些人真难缠，这几天差点没把我喝到胃出血。”

我们宽慰他：“能把他们管理好，你这酒喝得也算值得了。”

李主任的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谁知道呢，那些老板精得很。胡院长和张总的威胁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众泰不会因为这些而当真取消他们的挂牌资格的。那些人现在包票打得足足的，过几天，我们天高皇帝远，他们真的做成什么样，谁也说不清。”

回到自己办公室，我问孙源：“拓展新的‘托管店’是我们发展部的工作内容不？”

孙源笑起来：“这么高层级的事，可轮不到我们。”

“那不开新‘直营店’，‘合营店’又饱和了，托管店也轮不到我们谈，发展部存在的意义到底是啥？”

“你还怕没事做？”孙源拍拍我的肩，“你忘了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家？能谈拢的‘托管店’也是有限的，公司的下一步开店计划，将主要集中在‘加盟店’，那时咱们可有得忙了。”

“‘加盟店’？那岂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开门诊了？众泰这是也要割韭菜了？”

孙源一本正经地纠正我：“不要说得这么难听，这是为公司上市做准备。众泰算正规的了，不会乱来的。你就不用乱操公司的心了，我们多提前准备一下等公司召唤吧。”

10

日子依然在晃晃悠悠中度过，每天忙完手头的一点杂事，为了不在部门里显得碍眼，我只能溜达到其他部门。

一天我逛到医务部时，盼盼叫我：“张利，正好，你要是没事的话，来帮我改试卷吧。”

我走到她办公桌前，看到厚厚的一沓试卷，忍不住笑她：“又当老师了？”

“我最怕给他们改卷子了，每次真要掉半条命。”她一边说一边把试卷递给我：“你看看你看看，这字多难看，像小学生的字，太丑了，我儿子三年级字都写得比他们工整。”盼盼苦着脸抱怨，“每次看到他们写的字，我就忍不住感叹，来这里的好多医生，文化水平真的太差了。”

“众泰的医生们都是什么来头？”

“最高不过本科，80%都是专科生，还是一些不知名的专科学校毕业的。民营医院，能招到专科学历的医生就算不错了。高学历的毕业生都削尖脑袋去公立医院，那些大才子们都说‘能进社区卫生院都比来民营强’。”

这也是为什么众泰的培训和考试特别多，楼层里的3间会议室，永远满满当当。

培训分为几类，一类是新入职员工培训。众泰每家门诊除了主任相对稳定一点，其余的医助护跟销售岗一样，能待上1年就属难得。几乎每个月医务部都要组织新入职员工的规范性培训，之后考核、分数入档，领导们再按分数高低将他们分配至不同的门诊。专家团队里的程教授是从公立医院退休后被聘来做顾问的，刚来时，他对众泰的员工流动感到诧异：“在我们医院，不出意外的话，医生护士都是干到退休的。”日子久了，便也不再感慨了。

另一类培训则是针对在职医生的技能培训。这是近几年在胡院长的坚持下才开展起来的。

盼盼说，3年前，胡院长有次一口气将市内30多家门诊全部巡查了一遍，回来后便满脸阴云：“我们以前在公立医院，空闲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学术、研究最新的文献、切磋最新的技术。可是你们看看现在众泰的医生们都在聊什么？除了聊这个月业绩差多少，就是想着晚上吃什么，哪里有一点点医生的样子！”

有知情人透露了真正让胡院长暴怒的原因：他巡到某家门诊时，正遇到店长和患者在磨价，患者要做牙齿矫正，坚持要求给个折扣，可是当时公司没有优惠政策，店长既没有打折权限，又舍不得丢掉大单，左右为难之际灵光一闪：“诶，你做‘正畸’要拔4颗牙，这价格算下来也不便宜，要不我就把这个费用给你免了吧！这样你也得了优惠，我也不用犯难去申请折扣。”患者欢天喜地，店长签了大单喜气洋洋，谁也没有注意到胡院长在一旁脸色阴沉。

回到总部后，胡院长拍桌子骂道：“我们是医生，做的是治疗，不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的。拔牙确实是不如‘正畸’挣钱，但是那也是堂堂正正的治疗，不是毫无价值的赠品！你们去医院看看，谁敢跟医生说‘手术费给我打个折’？谁敢说‘医生麻烦把这个治疗免费做了送给我’？你们是医生啊，做医生的尊严呢？”

白总听闻胡院长暴怒，匆匆赶来，将他拉到自己的办公室。很久后，胡院长面无表情地出来了。大家不知道谈话的结果，只知道自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及门诊不能打折、不能优惠或是不能赠送诊疗项目的事了。

也是从那之后，公司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医生培训，有时由公司内的专家团队主讲，有时由外聘的公立医院教授讲课，讲的都是最新的技术和手法。

公司的专家团队里还有一位魏教授，主要负责“正畸”。和胡院长、程教授他们一样，魏教授也是众泰花重金聘请的公立医院退休教授，而且，他在各项活动中的活跃度尤其高。

一天，盼盼跟我发牢骚，抱怨晚上又要加班。我说：“培训这么多，你们加班不是家常便饭，咋今天这么抵触？”

“今晚这班不是胡院长安排的，也不是计划内的培训，是魏教授给我们找来的活儿。”

盼盼嘴里藏不住话，很快就竹筒倒豆子，把事情前后倒了出来。

牙齿“正畸”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金属矫正器”，也就是以前最常见的“钢牙”，虽然随着技术进步，有了进化，例如由拧钢丝改为使用“自锁托槽”，或是将金属托槽改为陶瓷托槽以期略微美观一些，但万变不离其宗，终究是采用钢丝类的矫正器。

而现在最火的则是“隐形矫正器”，这是一种用高分子材料制成的透明矫正器，比起“钢牙”显得美观，也舒适得多，尤其受到年轻女孩的欢迎。不过费用是金属矫正器的好几倍。

隐形矫正器在国内市场使用得最多的是两个品牌：进口品牌“隐适美”和国产品牌“时代天使”，二者都是历史悠久、质量过关的品牌，80%的口腔医生都推荐使用，由消费者按需自行选择价位。

可魏教授最近却一直在公司内主推一个M品牌的隐形矫正器。胡院长原本不同意，说M品牌面市时间短，效果未经足够样本验证，常有牙套断裂的案例发生，在医生中口碑并不算太好。但不知为何，白总还是同意了魏教授的推荐。

自此，魏教授开始数次主动张罗起对众泰各门诊的“正畸医生”进行培训，主要是M品牌的销售人员来做宣讲。每次培训结束后，魏教授都会千叮万嘱大家，在门诊一定要多多推荐M品牌。

我问盼盼：“M品牌真的好吗？”

盼盼耸耸肩：“谁知道呢，除了魏教授，其他的医生都不太了解这个牌子的东西。但是现在，推广M品牌是本季度的重点任务。推广话术客服部都已经连夜整理了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会是我们的主推产品。”

果然，没过多久，M品牌的宣传画就张贴在了众泰各家门诊最显眼处。每一次有患者问起M品牌和隐适美、时代天使的区别，“正畸医生”们的话术便能更熟练一番。

11

回到总部不久，我还参与了一次“技能大赛”——这也是公司培训内容的一部分，“以赛代练，竞争中进步”。

按众泰的惯例，所有的培训和比赛都是不能在白天举办的，那是医生们珍贵的接诊时间，为培训影响业绩，绝不允许。医生们忙到晚上6点下班，从各门诊慌忙赶到总部，匆匆吃口盒饭便投入学习，直到10点或10点半才结束，回到家都已经快12点了，洗漱完就得赶紧休息——第二天还得早起，迎接早上8点半的第一位患者。

日子久了，疲惫滋生怨气。可是医生们也不知道怨谁：负责组织培训的医务部同事也一样陪着他们熬到深夜；而埋怨胡院长则显得不知好歹，毕竟培训提升的还是他们自身的技能。久而久之，面对医生们在培训时的开小差、漫不经心，陪同的医务部同事们也是理解地一笑而过，不会为难。

不过，这场技能大赛公司非常重视，从各家门诊开展的初赛，到呈交专家组初评，直至最终选出20名医生参加现场决赛，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医务部承办活动的同事们忙得脚不沾地，像我这些闲人也被抓去帮忙。

公司还特意斥资邀请了本市知名三甲医院口腔科的任主任作为点评嘉宾。任主任也非常敬业，决赛全程一直在认真观看，并不时做着记录。最后胡院长邀请任主任做点评，快人快语的他客气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便一一点评起各位参赛医生的案例。

不知不觉，他的点评越来越犀利：

“张医生，你做的这个‘橡皮障’，为什么会给非治疗牙上障？”

“廖医生，你的这例种植案例，种植的是前牙，那就不应该使用XX植体，它体积太大，不适合的，应该使用XX植体。”

“柯医生，你的案例采用的技术和工具已经过时了，你用的还是两年前的方法，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

说到这里，任主任想起什么似的，提出了本场独一份的表扬：“彭医生的案例分析不错，而且他的参赛作品是今天我唯一一个看到在最后有罗列出相关文献的。大家的日常应该多向彭医生学习，多多关照行业的最新前沿知识，才是一个专注于医疗的医生最起码应有的样子。”

气氛悄悄冷了起来，外面大颗的雨水落在窗台上的声音像砸在铁皮盒子上。会场的寂静终于让任主任感到了一丝异样，他停了下来，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批评过于严厉。

大家都心照不宣，公司邀请任主任来，似乎并不是多么期待他的点评，而是叮嘱行政部卖力地对着任主任拍摄各种“特写”——之后这场大赛的“剪影”将出现在众泰官网、期刊以及各门诊的大屏幕上，他的身影将是其中一块闪光的背书。任主任其实也明白这些，但他仅仅停顿了几秒钟，似乎并未后悔自己没有如东道主预期那般说出应有的场面话。

大会结束，任主任站起身，声音响亮而又真诚：“不论是在哪里，我们都是同在口腔阵营的队友，希望大家今后多多关注学术，多多钻研技术，才不辜负将信任交到我们手上的患者。”

大会结束不久，一天午饭时，我听到旁边餐桌上人资专员与白经理的对话：

“珞桥门诊的谢主任，想申请参加下个月在广州举办的一场种植技术培训。”

“啊，他怎么这么多想法？这来来回回的路费加上培训费可不便宜，我得回去查查他够不够级别参加。”

“谢主任说了，这个费用他愿意自己承担，只是要参加培训需要请5天假，想问问公司批不批。”

“对哦，请假这可是个麻烦事——主任5天不出诊，那珞桥门诊这个月的业绩可够呛了。这样吧，你让他自己和他们孙经理沟通，看孙经理放不放人吧。”

（文中人物、企业和地点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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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视剧《机智医生生活》（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双减后，被迫跳船的教培老师

1

2021年国庆假期结束，刚结束日均10小时工作量噩梦的我们，还未喘息，便遭到现实的当头棒喝：一夜之间，作为沟通所用的企业微信全被清空，上课平台也不能登录。接着，便传出公司高层集体跑路的消息——而9月和10月的工资，还未发放。

我们公司是一家线上教培机构，主打1对1教学，总部在上海，行业里算是中等规模。5000人左右的员工，分布在天南海北，大部分都是线上办公，平日主要通过一根网线联系——在企业微信沟通交流工作，也在私人微信群里插科打诨。

2019年，我二战考研失败，入职了这家机构。2年来，我没在线下见过任何一位同事，一边适应着这种新兴而冰冷的办公模式，一边在继续备战考研。我算是小组里的“中部老师”，每个月120个课时，能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这份工资足够我一个人生活了。

我的组长林晨，入职6年，已经是机构的基层管理，也是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她后来跟我说，当天起床后，看到组员群里的消息，再打开工作软件看着空空如也的界面，一半是震惊，一半是恍然大悟。

她说，在9月初的管理层会议上，高层明确表示了公司想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但需要削减人力成本，才能应对“双减”，度过寒冬——当时业内已经有相关教培企业“爆雷”，因此高层动员所有基层管理者找到那些课量小、能力差的老师，对其进行劝退工作。资本的算盘是，只要老师尽快主动辞职，便可以减少社保支出，更不需要给到N+1的赔偿。

做了几年的管理工作，林晨在内心是认可公司的做法的。只有资本活过来，大家才能保住工作，牺牲一部分人，就能成全大多数人，想要拯救所有人的企业，只会让大家一起沉没。但她内心还是陷入了一个道德困境：是执行上级命令，保全多数人利益，还是与弱势群体站到一起，践行朴素而直观的正义。

2015年毕业后，林晨回了贵州老家。本想直接考编，奈何教师资格证还没拿到，于是应聘到公司，成为了一名线上教师。

入职一段时间后，由于各方面成绩突出，林晨被提拔为了一名基层管理。公司将所有老师按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分为若干个组，一组大概20到30名老师，林晨就是高中英语组的一个小组长——当然，她最主要的工作依然是上课。

不同于传统的办公室职场，我们公司同事之间都是“云交情”。可能两人称兄道弟数年，也没见过一次面，至多通过狭小的屏幕，看一看对方1080P的脸。即便如此，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林晨总在迅速交代完必要的工作后，就努力活跃气氛，与大家打成一片。

贺易是组里的“课量王”，也是刺头，例会经常迟到，按律当上报后罚款100元。但林晨惜才，每次都按下不报，或批评了事，或让他在小组群里发红包，大家内部消化。

关洁是组里的老人，在公司里从毕业待到了结婚，又从结婚待到了生子。2020年关洁怀孕，适逢线上教育“起飞”，公司对每个老师都有极高的课量要求。林晨上下打点，在那个所有老师月均课量200小时的一年，给关洁争取来了月课量20小时的特权。

每逢老师生日、结婚，林晨会带头在群里发送祝福，这些举动也给她带来了回报。前年林晨结婚时，组里20多个老师凑了份子，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送给她。林晨还记得那天，她在自己的婚礼上忙得晕头转向，拿起手机，接完宾客电话，蓦然看见置顶的工作群里多了几十条信息。

“祝林老师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几十条一模一样的信息刷新着屏幕。接着就是一个扫地机器人的订单，不贵，大概两三千吧，似乎快要送到了。

“祝林老师婚后不做家务，老公全包完！”有人插科打诨，众人笑作一团。

林晨也笑了，那时，她正站在贵阳一家酒店门口，穿着婚纱，披着一件轻薄的羽绒服，冬日的阳光打在裸露的皮肤上，暖意蕴在胸口，又四散开来。这个份子钱虽然在金额上远远不如“现实”中的朋友，但她依然挺感动——将这么一批远在天南海北、相逢不相识的人联结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林晨从回忆中回转过来后，做出了决定：该劝退的还是要劝退，但尽量坦诚利弊，实话实说。

于是从9月初起，她陆续跟组里7、8个“尾部老师”进行了沟通，让大家“转兼”（变成兼职）或者“自愿离职”。同时，她提到了一旦离开会失去的社保以及赔偿，让大家自己做出取舍。毕竟，“双减”是真的，大厦将倾也是真的，老师们可能需要新的出路更是现实。有的老师已另寻出路，有几个老师不配合，死活也不愿离职，林晨也没办法，只能耗着。

当时有组里老师开玩笑说，我们与其说是同事，不如说是网友，说不定干到退休都见不上一面。但林晨却很认真地回复道：“虽然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我们依然是朋友。聚似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可1个月后，当林晨知道这一切都是资本导演的一出大戏时，她为自己的这些曾经的纠结感到可笑。

2

过去几年，贺易觉得自己唯一能接受的通勤，就是下床，然后走到书房。他的家很大，足足有3层。他住在3楼，书房在1楼。贺易时常想象，自己路过的走廊，就是地铁；下过的楼梯，就是写字楼的电梯；经过的一个个家人的房间，就是钢铁丛林里的格子间。

跨过这几十米，生活就成了工作。一转身退几步，工作也就成了生活。

不要误会，这不是别墅，只是农村的自建房。贺易和林晨一样，自2016年毕业后就在这家公司工作，也就一直住在家里。若村里人问起：“易娃儿咋个读了大学又回来了喃，这村头能搞些啥子嘛，都只剩我们这些老鬼咯。”贺易的母亲就会骄傲地说：“我们易娃儿公司在上海，在网上教书，是老师，教高中英语的。住屋头，不用给房租的嘛。”

村里偶有闲言碎语：“在屋头就能干，怕不是啥正经事。易娃儿在外头找不到工作，跑回来啃老了。”这时，村里那些40来岁的“年轻人”就会帮腔：“是这样的，现在都流行线上教学，我们县上中学的娃娃，不都在听成都七中的课？易娃儿真是出息了，拿上海的工资，住在乡坝头，安逸得很哦。”

贺易的家乡在四川一个偏远县，那时还未脱贫，村里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可能只有不到3000千元。而作为一名月均课量200多个小时的“头部老师”，贺易的年收入在20万以上。他常在家里的饭桌上放出豪言说，“我就是咱们村的GDP”，逗得父母开怀大笑。

儿子挣到了钱，存定期？不划算！贺易的父亲拍板：买房子！

那时县里房子不贵，贺易陆续买了2套。之后发现月供毫无压力，就又去市里买了1套。那几年，工作虽然辛苦，但还完3套房贷后还能剩些钱买基金，给贺易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这让他产生一种幻觉：这个收入水平能维持到他退休。

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将在这个国庆后灰飞烟灭。

贺易后来跟我说，其实他很早就隐约察觉到了山雨欲来——从2021年3月起，他就没再接到一个销售的电话，也没通过公司的接课平台收过一个新学生了。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因为他是“头部老师”，基础课量大，手里老学员多，平时课都排不过来，即使大半年不接新生，依然够他维持收入不坠。

7月初“双减”落地后，整个暑假，贺易的课量也没有明显下降，和往年一样，他在这2个月内工作超过700个小时。他每天午饭和晚饭分别用半小时解决，睡觉7小时，其它所有时间都在上课，像一台精准的机器。有时候遇到临时加课，就只能牺牲吃饭的时间——想挣钱的老师是不会给自己安排课间休息的，遇上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借口上厕所，用3分钟啃个面包。

有些家长比较强势，缺了几分钟也一定要补回来，说话也比较直：“我们一课时200多块钱，几分钟就是10来块，一顿饭钱了呢。”但所有课程都是无缝衔接，这几分钟就得一节节往后推。贺易不得不一次次放低姿态，跟家长打商量、说好话。这种事情发生在每一个节假日以及寒暑假，只是暑假特别持久，容易让人崩溃。有时候贺易自己也在想：不就是少挣点钱嘛，干嘛这么拼。

正是因为遭了这些罪，又因为课量是衡量老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标准，所以贺易在林晨那里挺“说得上话”。每次例会或者磨课，贺易不是迟到就是旷会。拿他的话来说就是：“不给钱的事别让我做。”

这种“计件式”的工作制度就是有这种魔性，当收益大到一定程度，一方面能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却也能映射出人心灵深处的贪婪与狡猾。所有人仿佛都是资本的提线木偶，在利益驱使下透支着自己。

贺易想起了3套房贷，以及跟家里、村里吹出去的牛皮，信念坚定起来：自己选的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

9月初，暑假结束，许多老师开始了自己的年假，出去好好放松10天。贺易不允许自己休息，这个月依然保持着200个小时左右的课量。紧接着就是国庆节，又是7天无休，工作近100小时。

国庆后的一天，贺易照例早起，习惯性地打开工作软件，却震惊地发现所有信息全部消失不见，包括与家长、同事、领导的聊天记录，公司的组织架构等也不翼而飞。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公司所有人都知风暴将至，但这风暴之迅猛，之剧烈，没人能想到。

3

10月中旬那天，公司各个微信群都炸开了锅。有学科主管出来解释说是工作软件出了BUG，让大家稍安勿躁。

这个时候给出这种弱智解释，这个主管当场就被众人言语凌迟。不到一下午，几十个维权群各自建立，每个老师的微信被各路信息轮番轰炸，有跑路说、重组说、收购说。中层管理由于平时不和老师们直接接触，一发言就被骂，于是当起了缩头乌龟，只能指望基层管理出面安抚人心。

当天下午，主管找到了林晨：“公司已经破产，会给每个老师发一份离职合同，签了这份合同的老师就能拿到9月和10月的工资，几天之内就会发放。由于公司账面上资金有限，工资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发放，签晚了，可就没钱了——这事儿我只跟咱们‘高英组’的说了，赶紧让你们组里老师签，早签早拿钱。”

林晨当场质问：“之前已经签了离职协议的老师怎么办？”

主管表示：“和现在签是一样的，都能拿到应得的工资。”

林晨暂时松了一口气，尽管还有很多疑惑，但主管表示自己也并不知道更多。出于对主管的信任，也或许是着急让自己的团队成员减少损失，林晨自己率先签了这份协议，之后马上在组员群里发布了这个消息，号召大家尽快签署。

出于对林晨的信任，许多老师都在当天签了离职协议，贺易就是其中一个。他9月和10月加起来近300个小时的课量，2万多元，自然是最着急的一批。关洁没有签。她不在乎这2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她更烦恼的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也对公司清空工作软件信息的操作不理解，想再观望一段时间。

关洁对这家公司其实挺有感情的。

2015年毕业，她考了一次公务员，低分落榜，于是应聘到这家公司，至今已有6年。这期间，她从一个应届毕业生成为了妻子，又从妻子成为了母亲。老公是公务员，有稳定的收入，前两年提了副科，收入更加体面起来。

若没有这个公司，关洁可能会在自己家的当地某私企做一些行政工作，拿着3000元左右的月收入，每天骑着电瓶车或挤公交上班。到了生育的年纪，老公会让她辞掉工作——关洁太了解他了——然后生子、带娃，成为一名出色的家庭妇女。

关洁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女性无论收入高低，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否则在婚姻中容易处于劣势。但工作与带娃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特别是当双方父母都不止一个子女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出现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生孩子之前，关洁疯了一样地上课，收入是丈夫的两倍以上。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段时间从丈夫身上感受到的嫉妒与自豪相混杂的复杂情绪——这种成就感，是作为妻子和母亲永远也感受不到的。

怀孕后，丈夫也升官了，家里并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于是课量被刻意降了下来。怀孕头几个月，看着不到1万的工资条，关洁还有几分失落。但为了孩子健康，她不可能长时间面对电脑。

互联网企业效率高，收入高，但“没人味儿”。如果不是林晨的照拂，她说自己可能还需要大着肚皮，每天在电脑面前坐上10小时。

年初，关洁顺利诞下一子。本还担心带孩子会影响课量的恢复，谁知农历新年一过，就再也没接到过销售打来的电话。失去了新生来源，关洁发现之前因产假而流失的学生也要不回来，于是她的课量就一直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

但即便这样，关洁的收入依然远远超过一个私企基层行政岗，这让她感到自己还算一个独立的女性。7月，“双减”落地。即使极力隐藏，关洁依然从丈夫担忧的口吻中，听出了一丝幸灾乐祸。她知道丈夫的潜台词是：不稳定的工作，收入再高也没用，还是得进体制内。

自己一个三流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考不上家乡公务员，教师资格证也暂时没拿到，怎么进体制内？关洁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而现在大厦倾倒，还在哺乳期的关洁，一下子丢掉了自己婚姻话语权中最大的倚仗。

她愁的不是生存，而是尊严。

4

我们跟公司签的所有合同都是电子合同，签起来非常快捷。一个短信发过来，点击链接进入签名页面，两分钟就能搞定。这使许多老师在不了解情况时就做出了草率的决定，进而导致在后续维权中丧失优势。

就在林晨让大家签离职合同的当天傍晚，风云突变，说好的“9月、10月工资会在签协议后几天内发放”，变成了“发放9月30%的工资，10月一分钱没有”。我们这次是真正感受到了资本的恶意，特别是那些签了协议的老师，智商被侮辱、信任被辜负等数种感受混合在一起涌上头。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真正的管理层只有通过工作软件才能联系上，但工作软件里的组织架构都被清空了，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不一定记得全，还能怎么办？

只能找基层管理的麻烦。

林晨立刻首当其冲。组员群里立即有老师质问：你早就知道消息了吧？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害得我们白干这么久。

林晨解释：我不知道啊，我自己9月、10月也都上了课，我要知道我上它干嘛啊。

有老师翻出了9月和10月国庆的课时记录：你看，你以前课量那么大，现在这2个月为什么一下子降这么多？还说你不知道？！

林晨有苦难言——她自己课量降低，确实有对公司会欠薪的预感，也有对大环境的灰心，但那是不确定的。作为管理人员，她不可能在公司确定破产前就公然涣散军心。主管骗了她，就相当于她骗了自己手下的老师们，因为她早已被认为站在了资本那一方。这些选择中夹杂的无奈、委屈、愧疚，如何能与他人诉说？

组员群里乱作一团，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质疑甚至言语攻击公司管理层。为了不让场面更加难看，林晨只好解散了这个存在多年的工作微信群。

贺易看着工作群里最后一条信息发呆。

“你被‘教学管理林老师’移出群聊”。

为了这份工作，贺易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公司的休假制度使得贺易的社交与大多数人完美错位，所以没有什么朋友——当别人欢度假期时，他在工作；当他休息时，想要约以前的同学出来吃饭，得到的却是“上班走不开”的回复。

最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行冰冷的提示。贺易想到了自己9月的工资，“30%”大概有5、6千吧，还不够这个月的房贷。他把自己关在房间内，无声地大哭了一场。他把哭声释放于厚重的棉被，把绝望压抑在内心，害怕父母听出端倪。

群被解散后不到1小时，贺易又被组内同事拉到了另一个群里。大家都庆幸提前做了准备，不然就永远联系不上了。

有老师不甘心就这么让林晨逃脱“制裁”。众人相处多年，早已互加私人微信，便将她拉到了群里，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次不再是“温柔”的质问，而是污言秽语攻击着林晨以及她的家人。

几分钟后，有老师发现林晨已经退群了，而且删除了拉自己进来这位老师。没关系，加了林晨微信的可不止一个。

第二个老师又将林晨拉了进来。

贺易也是其中一个。他盯着电脑屏幕，不放过每一个林晨被拉进来又没来得及退群的空隙，用能想得出的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着她。一个老师被删了，另一个老师又上，贺易心里涌起一种报复的快感。过去如何与未来如何已经不再重要，他只想发泄现在的情绪。

关洁也在群里，但她没有参与这场“狂欢”。当公司让大家签离职协议时，她就已经心死了。最后1个多月的工资有没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后该怎么办。看着自己身边暂时熟睡的小婴儿，她想到了今后可能要和婆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想到了要当家庭妇女，想到了每天通勤加坐班9小时，只能拿到的3000元月薪，就什么都不重要了。

5

那段时间，林晨晚上睡不着觉。她一闭上眼，脑海中就会浮现起群里那一行行整齐的、复制粘贴的信息。不是“祝林老师新婚快乐，早生贵子”，而是问候自己全家的恶语，足足几十行！她一次次用颤抖的手，先退群，再挨个删除自己曾经的团队成员。有些没有备注，不易搜索，删除缓慢。再次被拉进群，再次经历恶语的洗礼，再次退群，如此反复。

半夜，林晨突然神经质地掀开被子，拿起手机检查自己有没有把那拨恶语相向的人删干净。除了几个一直关系不错的同事，确实删干净了，没有群聊新信息，她松了一口气。

曾经，他们是自己最珍视的“团队”。除上课外，她每周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管理这个团队上，甚至上课时也要注意回复信息，如今却恶语相向。冤有头债有主，明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为何却成为了资本的替罪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就如此脆弱吗？

连续几天，林晨情绪低落，甚至崩溃大哭。体制内的丈夫很不理解：“不就是网上被人打字骂两句吗？又不当着面儿，有什么矫情的。”

林晨无言以答。

过了一周，有公司高管的会议视频片段曝出来了，镜头里的人西装革履，发型一丝不苟，只有几句话：

“你们没错，我有错，这就是我们公司欠你的。你和我打官司没用，你肯定赢。但那又有什么用，我们没钱了呀，这又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本来蒸蒸日上，结果……你还要我怎样，要我怎样呢？”

这短短几句话，有的老师听出了无奈，有的老师听出了无赖。有的老师哀莫大于心死，拿30%工资走人，另谋出路，有的老师年轻，有激情和精力，积极搜集证据、炒热度，打算去上海仲裁。更多老师持观望态度，希望搭上维权的顺风车，能拿多少是多少。

“大家抱成团，不能让XX（老板）逍遥法外，我机票都买好了，一起去上海仲裁！”

“算了吧，赢了也就几千块钱，有那精力不如找下一个工作。”

“我甘肃这边的，到上海的机票太贵了，你们有结果了通知我一声……”

……

关洁打算过了哺乳期就出去找工作，让婆婆来家里带孩子。丈夫不同意：“我工作这么忙，我妈还要顾我弟弟那边，你忍心让老人家那么操劳？安心在家里待着不行吗？”

关洁宁死不从。她做了两手准备，一边关注家乡大型私企，一边备考教师资格证，这样就可以去公立学校。她想，丈夫有许多愚蠢的观点，但有件事说得没毛病：工作，稳定最重要。

贺易的事在镇上小学老师圈子里传开了，大家都幸灾乐祸，暗地里说：

“他们算啥子老师哦，就是一群民工，天天搬砖，搬得多就挣得多嘛。”

“他们的收入是虚高，我就说国家早晚会出手整治的，还是得有编制。”

“听说他们家买了两三套房子，我看这下咋个办哦。人啊，还是得有自知之明，有多大力，办多大事，不要把自己撑死了。”

贺易强撑着对父母说不要在乎这些流言蜚语。他想起自己这个国庆为了上课，连表妹的婚礼都没去，三嬢一家人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肯定有疙瘩。结果，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连续7天，一分钱没有，像个傻X似的被人玩弄。

贺易有学历，有教师资格证，稳定体面的工作还是好找的。但3套房贷让公立学校老师这个职业直接成为了不可能。思来想去，贺易决定去成都做销售。教培行业老师这个职业，有小半个销售性质，也算有“工作经验”了。

不久后，他离开了村子，行李很简单，一台电脑，换洗衣物。他想起许多电视里都演，主角在大都市里拼搏，遍历红尘，洗尽铅华后回到家乡，寻一把躺椅，从黎明到黄昏，又从黄昏到黎明，多美妙的意境。可自己坐在二姑爷的摩托上，驶上乡镇公路，从鸡零狗碎驶向灯红酒绿，与电视主角们的人生反向而行。

6

作为基层管理者，林晨在这次风波中并未得到任何优待，9月的工资她也只拿到了30%，10月分文没有。她也只是资本的一颗棋子、一个替罪羊罢了。但她曾经的团队里的老师们却不信她，他们固执地认为，学科主管和组长每撺掇一个老师签离职协议，就能按人头得到一定金额的奖励，并且9月和10月的工资也是足额发放的，至于林晨说的自己也签了那份协议，就更是说谎了。

林晨强迫自己不去想“网暴”这个事，应该说，她没时间去想，也没时间去做多余的解释，也没时间去维权。她家里有房贷、车贷，老公每个月工资只有她的1/4，失去了这份工作，就得尽快谋出路。

林晨打算做一名自由老师，好歹干这行这么多年，生源积累不少，口碑也不错。她明白，政策大力遏制了教育的“军备竞赛”，这只是消灭了那部分被消费主义煽动和刺激出来的需求。但总有些先天存在的需求，你刺不刺激，它都在那儿。

林晨像一名新手老师那样，认真备好课件，搭建自媒体，寻找优质的公共上课平台，制定自己的课时价格，积极联系之前跟着自己上课的家长。她在这个行业的深度耕耘，使她不能、也不愿意离开。这并非妄图“回狂澜于既倒”，只是像个船长，哪怕与自己的船一起渐渐沉没，也要直到最后一刻。

有家长在价格上谈不拢，反复拉扯。他们的孩子之前一直都跟着林晨上课，有的还从高一带到了高三，本来相处得特别不错。可是以前都是销售和班主任去谈钱的问题，老师们只需授课，至少在表面上营造出了“一切为了教育”的人设。现在钱的问题直接摆上台面，一切都变了味儿。

家长们对林晨说：“除去销售和平台分成，你这个价格怎么还这么高？我们小孩很听话，很喜欢你。你们当老师的不能光看钱呀，教育还是要有理想才能做好。”

林晨冷冷地回复道：“我没有理想了，我只想赚钱。”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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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逃离上海，我们没有归宿

1

2021年9月5日，我离开了上海，此时距离我30岁生日还有55天。

打包好所有的行李，坐在空荡荡的房间，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6年前，我提着一个行李箱来到上海，一无所有；6年后，我清理了不必要的东西，留下的物件也不过装了两个行李箱。

这次离开上海并非心血来潮。每次加班到深夜，错过地铁，我站在空荡荡的路边打车，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感觉连侵入身体的寒气都盛满了孤独。

在上海生活6年，我搬过10次家，每次都匆忙得像逃荒。前年冬天，我租住的房子被消防拆除隔断，等我下班回去，只剩残破不堪的房间和扔在客厅角落的行李。寒冬的深夜，我拖着大包小包四处找宾馆，直到3天后才找到新的落脚之处。从此以后，除了日常必需品，我不再往出租屋里添置任何装饰品。就算买东西，也要轻便、易携带，方便我在1小时之内快速打包。

虽然“沪漂”的生活动荡，之前我还是坚持着，但好友接二连三地离开，让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我最好的闺蜜周周在一年前患上了抑郁症。那时她有一份光鲜亮丽但高负荷的工作，还有一位极严苛的上司。一日凌晨2点，周周没有及时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便被上司当众讽刺“年纪大、睡眠多”。上司还经常对她说：“你都快30岁了，公司用你冒着很大的风险，你给公司带来了什么价值？”

周周从小是一个优秀、懂事的女孩，名校毕业后进入这家名企工作，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长辈们不知道，周周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已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好几次向父母提出辞职的想法，但他们强烈反对。她只能苦苦煎熬，整夜整夜地失眠，靠暴饮暴食解压，半年之内胖了20斤。酷暑天，别人大汗淋漓，她裹着厚厚的衣服还在瑟瑟发抖。后来去医院，医生建议她立刻辞职休养。

6月，周周要回老家了。在送别宴上，我们共同的朋友老秦也宣布他将携家带口离开上海回老家。大家都很诧异，因为老秦已经在上海周边买了房，孩子才刚满一岁，是我们中最有可能成为“新上海人”的一个。

“也谈不上离开，从来就没属于过这里。”老秦自嘲。他说当初为了凑齐房子的首付，父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在外租房住。即便如此，他也只买得起花桥的房子——花桥位于沪苏交界，隶属江苏，相当于燕郊之于北京。这里的房价比上海内环低了一半，是经济条件一般的“沪漂”们买房的首选地，也是著名的“上海睡城”。

老秦每天去公司单趟路程要花费2个半小时，他干脆睡公司的休息室，只在周末回家。一次，他到家已是深夜，妻子哄孩子睡下了，他摸黑走到客厅想倒杯水喝，没想到桌角的水杯里装的还是他上周离家前喝剩的半杯茶。在漆黑的客厅里，他端着那杯茶，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他就和妻子商量，卖掉这个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回老家买一套市区100平米的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住。

起初妻子不同意，怕回去耽误孩子的教育，不过在老秦的游说下，她也对“车马都慢”的小城生活有了向往。夫妻俩上网看了很多关于小城市生活的视频，那种平凡的浪漫使他们坚定了回老家的决心。因为害怕父母反对，老秦和妻子决定先斩后奏，快速完成这场迁徙。

朋友们走后，我在上海继续漂着，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工作的变动。

2020年公司追着“风口”组建的项目，在2021年8月就迎来了“坠落”的结局。老板决定裁撤项目组，员工可以选择内部转岗或裁员赔偿。领导劝我转岗去另一个项目组，还说那个项目所在的“赛道”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

在转岗面试的前一天，我一夜未眠。想到居无定所的生活、接连离开的好友、前途未卜的工作，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慌、绝望，与什么都无法掌控的无力感。

我快30岁了，在这个节点，总是极力想把什么东西攥到自己的手中。

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发现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认识的人离开。虽然都是回老家，但不同的人，“回法”也不同。家在省会或城市中心的，回去就在家附近找一份工作，吃住不愁；家离市区或省会有点距离的，就在市里租个房子，到了周末也能回趟家；而那些家在偏远县城或农村的人，如果没有考入体制内，其实是没有老家可回的。

我想离开上海，但不想回老家，于是就把目标定在上海周边的几座“新二线城市”，准备在这些地方找工作。

2

海投简历后，我很快收到了一个面试通知。这家公司是某地一家服装龙头企业，有自己的加工厂，这两年因为实体生意不好做，开始转型做线上销售。由于本地懂线上营销的人不多，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名叫“百凤回巢”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希望能招揽一些在北上广有此类工作经验的人。

我第一次踏足这个陌生的城市，是为了参加现场面试。和上海满目的高楼大厦不同，这座城市有干净、宽敞的道路，不需仰头，蓝天也能一览无余。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一位看起来不到40岁的面试官，握住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几乎当场表明了录用意向：“我们特别需要你们这些从北上广回来的年轻人，希望你们给企业注入不一样的血液。”

之后是谈薪环节，虽然我已做好了降薪的心理准备，但听到对方报出的数字时，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比我当前的薪资少了一大半。

“您要知道，二线城市的薪资是没办法和上海比的，目前给您的薪资已经是破格申请了。”面试官极力解释。

我叹了口气，刚想勉强接受，哪知他又支支吾吾地补充：“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您了不了解？我们本地的公司试用期是不交五险一金的，转正后会按照最低基本工资进行缴纳。”

这条款违反了劳动法，也许是我逃离上海的心情太过急切，又或许是对新城市的宽容，我最终还是接受了。

这个公司在本市最大的工业园区里，大批年轻人在此聚集，直接拉动了园区内的房价，连房租都翻了一番。带我看房的中介说：“这么偏僻的地方，要不是你们这些外地人，几百块钱一个月都没人租。”

中介告诉我，近几年来，每逢年底，从大城市过来找工作的年轻人特别多。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还给我看了几个预约看房的订单——都是从上海来的客户。

入职第一天，几个同事问我来这里是不是为了男朋友？我矢口否认，说只是想换个生活环境，他们一脸了然：“大城市压力大，这里要轻松不少。”

看着他们意味深长的表情，我莫名有点心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来“躺平”混日子的，我主动揽下了市场策划部大部分的活儿，还按照以前的工作习惯，主动寻求各部门的配合。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其他同事根本不理会我的方案，被问烦了，就丢过来一句“你顺手做一下呗”；更糟糕的是，市场经理在部门会议上几次提到我，说我是公司用高薪从上海挖过来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向她学习”。

会议结束，几个同事热络地拉我去休息区，要请我喝饮料，一个劲地打听我的“高薪”到底有多高。自从来到这家公司，我已经不止一次被人这么打探隐私了，比如在吃饭时，一群人可以围着我追问：“为什么你都30岁了，还是单身？”这在上海很常见的情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她们便七嘴八舌地劝：“女人不能光顾着工作，找个好男人最重要。”

不同于个人情感生活，薪资这种话题更敏感，很多公司禁止员工私下讨论薪酬，严重的甚至一旦发现就会开除。但新公司的同事们显然不吃这一套，说那是大城市的规矩，“这里没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处得跟姐妹一样”。

我架不住软磨硬泡，老实说了，没想到跟我同岗位的佳倩当场就炸了，说我的工资居然比她高了整整4千——她是老员工，已经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另一个同事酸溜溜地安慰她，说我是公司从上海挖过来的，工资高点也正常。我在一旁听着，讪讪地不敢搭话。

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大杨——大杨之前在北京做服装设计师，为了和本地女友结婚，半年前通过“百凤回巢”计划来到这里——他责怪我不该说实话：“公司这帮老员工，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最喜欢八卦别人，但凡打听到点事，就能给你添油加醋地传播出去。”

果然，第二天就有几个其他部门的同事旁敲侧击地打听我在上海的经历，他们调侃：“从上海的大公司跳槽到我们这里，是有点屈才了。”

自从知道我的薪资后，佳倩变得愤愤不平，她把手中本就不多的工作全部推给我，还在工作日报中洋洋洒洒地写满了成果。我忍不住和大杨吐槽：“公司天天喊着‘拥抱互联网’，结果拥抱了半天，敢情就是写日报、定绩效和延迟下班。”

大杨发来一个滑稽的表情包，说当初面试官跟他说这里“不加班，没有996，不内卷，既有诗又有远方”。

我被逗乐了，转而关心起大杨的婚事。可他说进展并不顺利：“这里房价虽然没有北京那么高，但这几年涨得太厉害，我看了一圈就没有低于3万的，稍微好点的学区房都到6万了……”

我能体会大杨的无奈。年初，爸妈第一次去上海看我，因为我租的房子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将他们安置在旅馆里。爸妈心疼我，也心疼钱，只住了一晚就匆匆回家。自此后，爸爸总觉得我在外面居无定所，生活很没有质量，最近不停地催促我买房。他说我工作不稳定，对象没着落，起码得有套像样的房子在手里。

我劝大杨可以先和女友结婚，说不准过段时间房价就降了。可大杨说不行，女友的爸妈一直想让女儿找个本地人：“他们本来就不看好我，要是再不把房本拿到手，这婚还不知道能不能结成。”

没等我回复，大杨又说：“我有点后悔来这里了。我应该直接从北京回老家，只有在那里，我才不是个外地人。”

3

因为和佳倩赌气，我每天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半个月后，我终于忍不住爆发，当着市场经理的面，指责她不该把自己的工作推给我。佳倩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几秒钟后，居然趴在桌子上哭了。

市场经理厉声喊我进会议室，我极力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却压根听不进去，只是训斥：“你虽然是公司的高级人才，但是也得知道尊重老员工。佳倩能力不如你，但她在公司多年，对公司上上下下非常熟悉，你要好好和她配合，不然很难在公司长期发展……”临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有能力的人带点傲气没关系，但也要知晓人际关系的厉害。”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工位，一旁的同事楚楚敲了敲桌子，用眼神示意我出去说话。我跟随她来到天台，落日的余晖正笼罩着整座城市。

楚楚说，她经常和其他女同事结伴来这里偷闲，有时一待就是大半天。

我吃惊地问：“你们长时间不在办公室，不怕被发现吗？”

“你没发现经理也经常不在吗？他就窝在楼下的那间茶室，手痒了还会去搓两把麻将。”楚楚指着楼下不远处一排商铺说。

我沉默不语，想到这段时间自己埋头苦干却不被认可，一丝惆怅涌上心头。

楚楚叹了口气，说：“在我们这种公司，能力不是最重要的，你得会做人，最忌讳的就是得罪人——你知道佳倩是什么人吗？”

我这才知道，不止佳倩，公司一大半的部门领导都和董事长沾亲带故。楚楚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真以为领导看不出来佳倩没能力吗？她一个中专毕业生，连个广告语都写不好，却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策划。明眼人都知道有后台，就你傻乎乎地硬顶。”

我害怕会被报复，楚楚“扑哧”笑了，说不至于，佳倩就是董事长的一个远房侄女，没那么大的本事：“你以后还是不要太出头，这种家族企业里‘皇亲国戚’太多，保不齐就得罪了哪尊大佛。你这个岗位的前同事就是得罪了董事长夫人的外甥女才离职的——对了，她好像还是985大学的研究生。”

我听从楚楚的建议，请佳倩吃了一顿日料。我小心翼翼地笑脸相陪，楚楚在一旁说情，终于哄得佳倩开口，说不计前嫌，以后还在一块玩。听着这番小学生式的发言，我摸摸自己僵掉的下巴，突然觉得有点可笑。

因为这件事，我突然对工作泄了气，刚来时的那点激情也被消磨殆尽了。每天上班，随便写几行方案，没事就跟着佳倩一伙人在园区里四处溜达。佳倩似乎对我的改变很满意，不久就把我拉进她们的内部小群，里面除了聊吃喝，就是说公司内部的各种小道消息。

一次，我兴致勃勃地跟大杨转述刚听来的八卦，他却毫无反应，低头盯着手机。我扫兴地收住话头，没想到他突然抬头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不觉得你变得越来越像佳倩她们了吗？”

我心下一惊，硬着头皮反驳：“像她们有什么不好？我离开上海来这里，就是要‘躺平’的。难不成你还指望在这里做出什么成就？”

大杨愣了一下，随即低落地自嘲：“是啊，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混不出成绩，来这里还妄想什么？”

之后，我没和大杨联系了。一个月后，佳倩在小群里说大杨要离职了：“好像是他和女朋友的婚事吹了，所以就不打算留这里了。”

离职的前一天，大杨请“百凤回巢”所有的成员一起聚餐。一个男同事唏嘘不已：“大杨，你还记不记得刚进公司的时候老胡也组织聚过一次餐？那时候还有50多个人，不到1年，就剩我们几个了。”

我来公司比他们晚，于是好奇地问老胡是谁？男同事说，老胡是“百凤回巢”计划的发起者，1年前公司花重金把他从上海挖来，但他在2个月前离职了，“你应该是他招进来的最后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那个握着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的面试官。据说他是被人挤走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越有能力越遭排挤”。

大杨见气氛有点伤感，便努力招呼大家吃菜喝酒，期间又讲了几个蹩脚的笑话，终于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有人问大杨，辞职之后有什么打算。大杨平静地回答：“我准备回老家先找个工作，再在县城买个房子，之后应该会很快结婚生子，毕竟我都32了。”

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劝道：“不再努力争取一下？说不定过段时间，你女友家就改变主意了。”

大杨摇摇头：“人迟早要认清现实，不是所有从一线城市撤退的人都能在二三线城市找到归宿。像我这种从七八线小城走出来的，大概也只能回到七八线小城吧。”

4

自从公司提出“拥抱互联网”的口号，夜晚加班就成了日常。11月2日是我30岁的生日，下午6点，我第一个离开了办公室，假装没看到领导异样的眼光。

以前一想到30岁就感觉恐慌，可真到了这一天，悬着的心反而落下了，日子好像也与往常没什么不同。园区附近的商场不管是购物还是吃饭，价格比起上海毫不逊色，只有园区门口的路边摊价格低廉。傍晚，摊主们早已摆开阵仗，炒饭8元一份，卷饼5元一个，馄饨6元一碗。我买了一份关东煮，边吃边往回走，把身后的喧闹声越甩越远。

小城的郊外有种特别的宁静。我租住的房子在园区附近，可以走路上下班。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慢悠悠地散步，想起之前在上海挤地铁，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憋得头晕目眩，突然就觉得身心舒畅。

刚进小区，突然有烟花绽放，那些炫目的色彩瞬间将天空点亮。原来是小区居民在家办喜事，我恰好经过，还被塞了一大把喜糖。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接到了周周的视频邀请。

周周回老家休养了半年，刚开始病情似乎有好转，还会偶尔在朋友圈里晒晒美食、美景和自拍。但最近两个月，她在家备考公务员，我们的联系就少了。

视频那边，周周有气无力地说自己不想待在家里了。我感觉她的状态不对，就问她是不是和父母吵了架。周周叹了口气，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不敢追问，只能静静地等，她突然问：“我能去你那里住几天吗？”

周周来得太突然了，当天夜里11点，我强压住困意去车站接她。路上，我接到周周母亲打来的电话，十分焦急地向我打听女儿的下落。她说，他们起初并不知晓周周患上了抑郁症，还以为她是吃不了外面的苦才跑回家。他们由着她休息了两个月，便催她赶紧回上海上班，谁知周周提出要在家里考公。

说起这事，周周的母亲的哭腔中带着愤怒：“什么抑郁症？我看就是她给自己不思进取找的借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信誓旦旦地说要考公，结果快要考试了，又说压力大不考了。一个30岁的大姑娘，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说闲话……”

我试图让她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但她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没完没了地数落周周，说她辜负了自己的付出，令人失望。

在车站等人的时候，广场上传来零点的钟声，好像是在提醒我，从此以后我就正式步入30岁了。

没多久，周周出站了，她一身黑衣黑裤，背着黑包，手里拎着的小蛋糕是唯一的彩色。她是个细腻又体贴的女孩，记得每个家人和朋友的生日，哪怕心里再难受，也是笑着对我说：“生日快乐呀！”

我们回到住处，都太累了，我睡得特别沉。早上8点我刚一睁眼，就被坐在窗边的周周吓了一跳。再看身侧一丝不乱的床铺，便知道她坐了一整夜。

周周转过头，眼里布满了红血丝，问我：“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回家？”

终于挨到周六，我拉着周周去上海某医院复诊，在主治医生的询问下，我了解了更多的信息。

周周说，直到半年前医生让她辞职休养，她才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家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隐瞒了病情，还努力想要融入家庭生活。她和母亲一起买菜、做饭；和父亲出门遛弯；还逗弄襁褓中的小侄儿。

可很快，周周便发觉自己成了家里最多余的一个人——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她和父母能聊的话题只有几个。哥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无暇顾及她的情绪。日子久了，父母开始嫌她是个不工作的“剩女”，觉得在外人跟前丢了面子，对她自然没有了好脸色。

“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明明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自己却孤独得像一个人。”

周周告诉医生，为了能继续留在家里不去上海工作，她才对父母说自己要考公务员。但抗抑郁的药物让她整日昏昏沉沉的，她只能假装看书，其实一整天都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父母发现周周不够努力，不停地唠叨，终于让她彻底地爆发了。那天，她冲进房间拿出一盒药扔在他们面前，吼道：“我有抑郁症，我上不了班，也考不了试。凭什么我一定要比别人努力，要比别人优秀，我就想当个不思进取的废物不行吗？”

之后的几天，周周和家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隔着房门，父母不住地叹息，哥哥也斥责她30岁了还没有定性，“别的女孩这个年纪早就家庭安稳、孝顺父母了”。

周周说，她当时缩坐在门后，感觉整个房间在眼前不停地摇晃，转而变成一个巨大黑洞，一下把她吸了进去。

离开医院，我们去了以前常去的餐厅吃饭，又逛了逛熟悉的公园。踏着厚厚的落叶，周周突然跟我说，她想去云南。2年前，她的一个朋友离开上海去云南开了间民宿，最近，朋友邀请她过去帮忙打理，说只要她打扫卫生，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民宿不远处就是洱海，我可以坐在岩石上看鸟……”几天以来，周周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亮色。

我知道，她主意已定。

5

两天后，周周坐上了前往云南的飞机。我回到了那个二线城市，继续被工作、生活打磨。

公司的电商项目进展不顺利，持续几个月亏损，项目总监把火发到了“百凤回巢”的成员身上。他将我们召集进会议室，毫不留情地斥责：“公司用了几倍的价格将你们招过来，你们就做出这样的成绩？我还以为大城市的员工有多大的本事，不过也就这样！”

大杨曾经告诉过我，这个项目总监和老胡是死对头。如今老胡已走，他自然看不惯我们这些人。我隐忍着不吭声，旁边的男同事却不干了，他反呛道：“项目不行不是我们的问题，公司定位不准，光想着照抄别人，抄了半天都忘了自己是谁。”

一针见血的发言彻底点燃了项目总监的怒火，他大力推开会议室的门，厉声让这名男同事滚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男同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昂首离开，最后还不忘踹门板一脚。

项目总监的杀鸡儆猴非但没有拯救直线下滑的业绩，反而直接促成了几位“百凤回巢”成员的出走。到了11月底，老胡招来的员工只剩我和一个本地人。那些离职的“凤”，大多去了上海，有些本地的甚至选择每天早晚挤高铁，跨城上班。

我也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是在二线城市定居，还是重返上海打拼？

我喜欢这个二线城市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一想到上海的拥挤和嘈杂，会全身紧绷。可一旦决定定居，肯定避不开买房，参照目前本地的房价，我只买得起很偏远的房子，上班生活都不方便。

已经回到老家的老秦也劝我谨慎，还现身说法，说自己购买的老家市区的房子，房价在2个月之内跌了2千，“算下来一下子亏掉了近20万”。父母和妻子都埋怨他轻率地卖了花桥的房子，他自己也十分懊恼，“宁买大城市的小破房，不买小城市的大瓦房”。

老秦回老家后，日子过得并不如意。起初他想进国企，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却因年龄大被淘汰。虽然招聘公告上写着“35岁以下”，但实际情况是，超过了32岁就基本失去了面试资格。

上海回不去，老家留不下，老秦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实在不行，自己只能去家里的包子铺帮忙。他自己倒没什么，就是怕爸妈接受不了考出去的儿子又回头走他们的老路。

聊到最后，老秦发了一串感叹号，像是在感叹自己无力的人生。相比之下，周周反倒变积极了，她建议我回上海再折腾5年，等35岁以后再去二线城市待着。

周周在云南待了1个月，发现民宿生意并不好做。因为疫情的影响，客源稀少，她的朋友经常入不敷出，除了唉声叹气，晚上还会焦虑到失眠：“以前看我这朋友发的动态，不是夜游古城，就是品茶观海，一副不被世俗打扰的模样。我去了才发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不想承认罢了。”

一次，民宿接连两天没有接到订单，朋友干脆关门，带着周周绕洱海骑行——这是周周来云南后第一次外出游玩。两人在洱海边的岩石上坐了一下午，夕阳落到海面的时候，朋友艰难地提出了借钱的请求：“你可以当成入伙，我们共同经营民宿。你想在这边定居，除了开客栈、做手工，找不到其他工作——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工作吧？”

周周的心一下子就沉了，她只答应借5万，可朋友不满意，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后来，依然受抑郁症困扰的周周选择离开云南，返回上海工作。她放弃了光鲜亮丽的老本行，投身一家半公益的企业。虽然工资不多，但同事之间气氛融洽，她也跟着开朗了不少。

6

在这个二线城市，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公司为了营造“全员冲刺”的状态，业务总监要求所有人在晚上8点后下班。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找不出什么活儿干，只能玩游戏打发时间。佳倩她们这些老员工自有一套对付的方法——下午4点半，她们溜出去接孩子，再回家吃完晚饭，7点回公司加班。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通过招聘网站向本地的几家公司投递了简历，无一例外被要求降薪，五险一金也没有。楚楚劝我别瞎折腾，说我们公司的待遇在本地已经算高的了，其他公司其实就是几个人凑成的小作坊，每月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

我想回上海也不容易。上海很多公司在年底裁员，失业者纷纷涌入求职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我曾接到两个公司的面试电话，一听到我是跨城市跳槽，而且是从上海出走又想回去，便没了下文。

就在我考虑要不要裸辞回上海时，好久不联系的大杨突然发来消息。他说自己回了老家县城，日子过得还不错，开了一家童装店，不仅卖衣服，还兼做儿童摄影。靠着专业出身和独特的时尚品味，他的店在短短1个月之内就打响了名号。

他感慨：“我本来想随便找个工作混着，结果县城根本没啥像样的工作，我只能拿着买房的首付款开店。没想到生意居然还不错，收入比在北京时还高，也不知道，这算不算造化弄人。”

直到晚上下班，我依旧没想好，是要留在这座二线城市，还是回上海，抑或是像大杨那样回老家创业。

走在路上，我路过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过去几个月的人和事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我突然觉得人生这条路也一样，岔路口那么多，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根本找不到什么标准答案，能保证永不出错。

一瞬间，我不纠结了。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也许得等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才会清晰，而我自然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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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席的“正义之举”

前言 2021年春节后，母亲接到通知，要她回之前的老小区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拆迁摸底调查。那天，一众老邻居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全是半年前因病离世的王婶。 “唉，盼了十几年，终于盼到了拆迁，人却不在了……” “她就是没这福气，再坚持半年也好。” “是个好人啊，这些年不是她四处反映，恐怕这次拆迁还轮不到咱们。” “话不能这么说，当初她如果不闹，或许这事儿几年前就办了。要我说，拆迁拖到现在，就得怪她！”有人反对。 “唉，她不也是为了给大家多争取些利益？人都没了，就别再说这话了……”又有人劝。 “屁，她为了谁？谁求她了？‘为大家争取利益’？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自己？” 很快，居委会干事出来，给每人发了一份摸底调查的表格，大家的讨论便戛然而止了。

1

长桥小区的前身是汽车厂宿舍，王婶在那儿过完了一辈子。

王婶40年代生人，父辈是汽车厂创立时期的元老，她自小就住在大院里。后来到了上班的年纪，她进了汽车厂，接着结婚生子，丈夫和三个孩子也都是汽车厂的职工。他们夫妇住在宿舍区南侧一套60平米左右的福利房里，两个女儿婚后都陆续分到福利房。只有小儿子上班的时间稍晚，厂里暂时没有合适的周转房，便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王婶1米7的个头，斑白的齐耳短发很有精神，她待人热情，人缘很好。我们两家曾是邻居，小时候我父母上班忙不过来，王婶就去幼儿园接我，还带我去她家吃饭。她退休前又和我姑姑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两家走得很近。

后来，我家搬出了大院，每次我跟着母亲回去办事或走亲戚，经常看到王婶和姑姑坐在大院门口的广场上乘凉或晒太阳。她们叫住母亲，聊些家长里短，当然，大多都是关于房子的。

“唉，老大家的房子又漏雨，你说去年刚做过防水，怎么又漏了。你那口子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朋友，帮忙收拾一下……”王婶时常抱怨。

“可不是嘛，我那儿下水道也是堵了疏疏了堵，像咱一样，都老了，不中用了。”姑姑在一旁附和。

母亲摇头，说自家的老房子也是同样状况，只好三天两头去立交桥下找工人维修。母亲问她们：“听说XX宿舍要拆了，你们住这儿消息灵通些，咱这儿有啥信儿没？”

王婶和姑姑都摇头，说没有。然后三人一起叹气，盼望着拆迁赶紧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拆迁”是汽车厂职工宿舍住户最关心的问题。

这片宿舍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有联排的红色苏式建筑，整齐挺拔的法国梧桐和规整的水泥街道，如同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卫星城。在最红火的时候，汽车厂的福利房和配套设施几乎可以惠及每一位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供销商场、电影院、大礼堂和公共浴室应有尽有。在那个外界购买蜂窝煤尚需凭票的年代，汽车厂宿舍大院就已实现了集中供暖。

直到1995年，汽车厂破产改制，宿舍大院才逐渐破落。往后十年，更名为“长桥小区”的汽车厂宿舍俨然成了市里有名的棚户区——物业离开后，曾被当作标志的苏式楼因年久失修逐渐成为危房。职工医院取消，供销商场关闭，子弟学校搬离，连大院里的锅炉房都因年久失修成为安全隐患，与公共澡堂一同被废弃。于是，在周边小区集中供暖普及的时候，大院居民们却又重新开始四处购买蜂窝煤。

从外面看，汽车厂宿舍小区十分凋敝。原本宽敞的水泥街道变得破碎，遇到雨雪天气时便泥泞不堪。居民们在道路两旁搭建各种小屋，当作自家的储藏间。半空中拉扯着不同颜色的电线，时常因为非法用电发生火灾。绿化带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居民停放各种车辆的临时停车场……

生活条件恶化，但外面商品房的价格却居高不下。厂子破产后，能够真正做到“从头再来”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职工都没有得到新厂子“回厂上班”的通知，只能买断工龄重返社会找工作，基本都是靠跑出租、摆地摊、打零工维持生计。

那些年，常常有人开玩笑：“还在大院里住的人才是真的‘无产阶级’。”

王婶的孩子们在汽车厂改制时选择买断工龄，之后的十几年，一直在外打工。大女儿一家原本在市里买了房，但后来离婚，房子判给男方，她又搬回了大院。二女儿一家则一直住在大院，夫妻二人下岗后，在附近的大市场里做个体户。

王婶退休前是汽车厂的工会主席，也是少数依旧住在大院里的领导。因此，她在大多数普通职工眼里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又因为人缘不错，经常有人来问她拆迁的事情。

有的说孩子准备结婚，拿不准该不该装修旧房；有的说准备换房，不知这关口合不合适；还有的直截了当——“您跟‘上面’比较熟，能不能反映一下宿舍大院情况，让咱们也享受一下拆迁政策。”

王婶说：“厂子都没了，我去找谁反映情况？是当过工会主席，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她还是热心，私下问过不少人，也反映过情况。只是现实就像她说的那样，厂子没了，她也早已退休，能得到的消息不比普通职工多多少。

2

那些年，省城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与汽车厂宿舍情况类似的化肥厂、酒精厂和毛巾厂宿舍，已逐一更名为“万科XX城”、“恒大X苑”、“保利XX府”。原住民要么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补偿金，要么分到了比原住宅更大、更好的新房。

2008年8月，汽车厂隔壁的研究所宿舍也要拆迁了，大家兴奋不已：“化肥厂、酒厂、钢铁厂全拆了，轮也该轮到咱这儿啦！”

“听说化肥厂房子小，拆迁还建给了1：1.3。毛巾厂房子大些，却只给了1：1.15，毛巾厂的人不同意，准备闹呢。”

“1：1.3可是不小，合着50平方的老房子能给到65平方的新房子……”

“咱这儿八成还会高些，起码得1：1.4吧，咱厂比他们三家都穷，好多祖孙三代住在一套房子里的，不给高些，他们不得答应搬呢。”

“咱这地段好，估计开发商不同意回迁吧，可能要集中安置到更东边去，咱都不能答应。为啥？傻呢？那边的房价才到多少？”

那段时间，汽车厂里的讨论此起彼伏。母亲把听来的消息兴奋地讲给父亲听，想跟他商量以后是要新房还是要补偿款。父亲问消息从何而来，母亲说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人家说的是隔壁研究所的宿舍拆迁，关咱们什么事儿？瞎操心！”

“两个小区挨着，院墙都是公用的，要拆肯定一块儿啊。再说，研究所小区才建起来多久，都是新楼，既然要拆，哪会拆他们不拆我们？”母亲反驳。

父亲摇摇头，表示不想争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拆与不拆，等政府下文件即可。母亲又说起王婶，在所有讨论这事儿的人里面，数王婶最兴奋，也最担心——她家60平米的房子，哪怕按照1：1.4还建也只有84平米，去掉公摊后，实际使用面积跟现在也差不太多，恐怕还得跟儿子一家挤在一起。

后来父亲问姑姑，王婶是不是真干过厂里的“工会主席”？在他的印象里，既然当年是领导，按道理现在不该为了房子的事情发愁。

“她不像你想的那样。”姑姑说王婶以前做事光明磊落，敢为普通职工的事情跟厂长书记拍桌子，所以职工都敬重她，“她当年要想多搞几套福利房，还不就是去隔壁办公室跟厂长打个招呼的事儿。但人家就不这么做，为这，她小儿子怪了她多少年……”

2008年底，研究所宿舍拆迁项目动工了。

与汽车厂大院相邻的那道院墙就像一条深深的鸿沟，墙那边，挖掘机将旧房推倒，盖起新楼，研究所职工们欢天喜地搬进新家；墙这边，汽车厂的居民们默默叹息，继续修补自家漏水的老破小。

有些好事者愤愤不平，咒骂隔壁开发商“黑了良心”：“不就是看我们穷，担心要的价高，所以不来拆嘛！”

“真是‘越有的越有’、‘越穷的越穷’，他们那房子才建起来多久就要拆了，我们这儿都是爷爷辈的房子，却放着不不管……”

“有啥办法呢，谁让人家是‘机关’，我们是‘企业’呢。人家领导有本事，我们的领导，嗨！”

“人家开发商又不是来扶贫的，当然哪里好拆拆哪里……”

一时间，大院居民们说啥的都有。也有人说不用着急，拆完了他们，很快就会轮到我们，毕竟两家只有一墙之隔，不能让差距太明显。

的确，就在研究所宿舍更名为“XX雅郡”后不久，与汽车厂宿舍一街之隔的烟草公司宿舍也传出了动迁的消息。

汽车厂宿舍居民再次兴奋起来，因为一同传来的还有市里关于兴建东城CBD的新规划。人们从规划中读出，汽车厂、皮革厂、钢铁厂、造纸厂等相邻七八家单位宿舍区，都处于东城CBD建设征地的范围之内。

小道消息顺势而起，本地论坛里，有人说烟草公司拆迁的还建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1.5，不要安置房的人能拿到百万以上的补偿款。

立刻有人回帖表示不满，说烟草公司本来就属于垄断企业，工资和奖金高，福利也好，凭什么还给他们这么优惠的拆迁条件？

紧接着，就有自称烟草公司的网友回帖反驳说，自家三代人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这些补偿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家又说，其他单位这种情况多了去，况且效益还都不如烟草公司，让他们不要“赚了便宜卖乖”。

更多的网友则在讨论，如果烟草公司宿舍拆迁能拿到1：1.5的还建，那之后其他单位拆迁会不会拿到的比例更高？

“皮革厂那边据说能谈到1：1.6”、“造纸厂那边放话了，他们的地段最好，给房子的同时还得有货币补偿！”类似这样的消息迅速从线上传到线下，如果网上的消息是真，那汽车厂宿舍大院的拆迁无疑会解决大多数人眼前的困境，大院里又是一阵欢腾。

“造纸厂那地儿好个屁！不错，是有条河，但他们厂过去排污排了几十年，早就烂透了，怕是会倒扣分吧！”

“幸亏之前研究所宿舍拆到墙边不拆了，不然咱可损失大了……”

“是啊是啊，他们才1：1.2的比例，咱这儿起码不得1：1.6起，两下一对比，他们一家损失十几万呢。”

“不行，咱这儿也得跟造纸厂一样，给房子的同时给货币补偿，不然不得搬，反正市里要建CBD，耽误不起，只要咱扛得住，翻身在此一举！”

3

2011年初，烟草公司宿舍的动迁文件下达，令人失望的是，还建比例和研究所宿舍一样，只有1：1.2。而且原址要改建成商业区，住户不能回迁。

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吆喝说这条件绝不能答应。有人在网上发起号召，希望烟草公司职工们能“闹一闹”，给政府和开发商一些压力——提出这些建议的远不只是烟草公司自家职工，还有临近几个单位宿舍的住户。大家都担心，假如这次拆迁烟草公司宿舍开了先河，之后的拆迁标准会同样执行。

那段时间，大家都没怎么见到王婶。姑姑说大院里不少退休职工都在找她，可她似乎“躲起来”了。

母亲问为什么，姑姑说那些退休职工听说烟草公司职工准备“维权”，希望王婶能牵个头，“现在咱们帮他们，过后他们也会帮咱们。”

原来，除汽车厂宿舍外，周边造纸厂、皮革厂和毛巾厂宿舍也都有职工抱着这同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帮着烟草公司职工提高这次拆迁补偿标准，之后其他几个单位宿舍拆迁的标准也会相应提高。

母亲有些疑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且不说我们有没有资格掺和烟草公司那边的事情，就算这次帮他们争取到了利益，汽车厂宿舍还不知道啥时候会拆，到时人家该拿到的都拿到了，哪还会管我们的事。

姑姑叹了口气，说事到如今也只能赌一把。大家觉得王婶退休前当过“领导”，圈子比我们这些普通工人要广一些。只要她同意参加，大家也就有了主心骨。

“咱这儿住的都是穷人，如果按照烟草公司宿舍1：1.2的还建比例，咱即便加钱也买不起新房。何况还建后好多情况都变了，要收物业费、保洁费，停车可能还要缴停车费，这些咱都负担不起。要是借着烟草公司那边一起争取一下，对咱以后也是个莫大的帮助。”姑姑说。

“王婶同意没？”

姑姑说，最开始王婶确实不同意，对大家说“没有用”。但后来找她的职工越来越多，她似乎又动摇了。因为1：1.2，她自己都接受不了。

姑姑说起2号楼那个张老太，天天去找王婶，“张老太太家和她房子一样大，家里马上四世同堂了，儿子儿媳住在储藏间，孙媳妇现在也挺了个大肚子，就等着拆迁换房子……”

4

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烟草公司宿舍拆迁闹出的喧嚣几乎是在一瞬间消失的。

原来，拆迁补偿标准出台后不久，烟草公司又下达了一份内部文件——为解决拆迁职工家庭换房问题，烟草公司在原拆迁补偿方案基础上会给予一定的帮扶措施，大概每位拆迁职工可以从单位额外拿到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补贴。

这个做法相当于釜底抽薪，已经做好大闹一场准备的烟草公司职工们立刻偃旗息鼓，高高兴兴地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维权”一事再无人提。本地论坛一下子安静了，许久才有人酸溜溜地说：“你们命好，摊上个好单位，我们命贱，摊上了烂企业。”

大家都想发火，但也不知道这火该冲谁发。毕竟烟草公司职工们没有半点错误，换谁都会这么做。可一肚子愤怒终究得找个发泄的渠道，所以，很快就有汽车厂职工把矛头对准了原领导，继而又转移到了王婶身上。

“听说，烟草公司就是有一位住宿舍的老领导，看到拆迁标准之后为职工鸣不平，去公司反映问题，他们才有了额外补贴。你看人家的领导，再看咱们的领导，就知道坐在门口晒太阳！”

这话不知是谁说起的，但很快就在汽车厂大院里传开了，话里话外说的是谁，大家心知肚明。之后的一段时间，见面跟王婶打招呼的人少了，背后对她指指点点的人多了。王婶很委屈，但这种事情又没法主动辩解，她就不再去门口的小广场了，只能跟熟人絮叨几句。

“为什么怪我？厂子都没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想找个宽敞地方养老吗？我不想给孩子搞套房子吗？商量（串联维权）的时候我也去了，人家不搞了，我能怎么样？”王婶满腹委屈。

姑姑劝她别跟那帮人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再掺和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可王婶还是为近在眼前的拆迁感到忧虑：“如果我们以后跟他们的拆迁补偿标准一样，那可就苦了。要想住新房，每家起码得额外拿出十几万来补足多出来的平方数，我不知道你们家，反正我们家拿不出来，这个院里能拿出来的也没几家。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拆……”

母亲也劝王婶别想太多，毕竟还没有官方消息，难说过几年国家政策会不会变。兴许“东城CBD”项目一开工，我们这边的地价涨了，到时即便还是按照1：1.2的比例拆迁还建，但补偿款足够在别处买到更大的房子呢？

王婶叹着气说：“但愿吧。”

再往后，大家对于拆迁的期待感与之前有了差别。

已经在外买了房的人依旧盼着拆迁，而一直生活在宿舍区的人却很矛盾——既希望拆迁还建能改善居住条件，又担心执行同样的拆迁补偿标准，自己非但住不了新房，还得搬到更偏的地方居住。

“在厂里当了半辈子工人，人到中年下了岗，除了上班干的那些活外啥也不会，靠什么赚钱？上有老下有小，还得自己缴社保，拿什么买房？”王婶时常跟母亲念叨这句话。

她本人在汽车厂破产前办了病退，但儿女都赶上了下岗潮，勉强混个温饱可以，但真正赚到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汽车厂，像她家这种祖孙三代挤在一套宿舍里的家庭还有很多。

大家怀着矛盾的心情，一直等到2013年底。可这次接到拆迁通知的是皮革厂宿舍。

5

在所有相邻的厂区里，汽车厂宿舍住户对皮革厂宿舍拆迁的关注度最高，一是因为两个宿舍相邻而建，围墙之间就隔了一条2米宽的小路；二是在“东部CBD建设规划”中，汽车厂宿舍和皮革厂宿舍的地皮同属一个建设项目；三是皮革厂与汽车厂一样，早在20年前的国企改革中便不复存在，两个家属区的住户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也极其相似，皮革厂的拆迁补偿标准极有可能就是之后汽车厂的拆迁补偿标准。

本地论坛里又热闹起来，有人祝贺，有人酸溜溜地抱怨，还有人表达了忧虑。当然，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皮革厂宿舍拆迁，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跟政府和开发商谈一个“好价钱”。只是，类似的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了。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皮革厂宿舍的拆迁，会把王婶推到风口浪尖。

2014年，我已在外地参加工作，没有亲历皮革厂宿舍的拆迁，那些事是妈妈和姑姑后来告诉我的。

当时，上级和开发商给出拆迁补偿标准，与之前研究所和烟草公司宿舍的标准一模一样。但在皮革厂宿舍住户眼中，研究所属于“政府机关”，福利待遇优厚；烟草公司宿舍有“单位额外补贴”，买房不愁。而自己一旦答应，即便把诸如“快速搬迁奖励”、“租房补偿金”通通都算上，也就刚够买一套还建房。或许能改善住房的外部环境，但很多家庭还是得面临“三代人一套房”的现实。

他们决定抗议、维权，之前的1:1.2想都不要想，起码要达到1:1.5才行。

这下，开发商不干了——这不仅仅是皮革厂一家的问题。之后还有7个类似的宿舍小区等待拆迁，还有已经完成拆迁还建的宿舍小区，如果赔偿方案前后不一致，成本增加不说，还会闹得天翻地覆。

双方僵持不下。皮革厂宿舍的住户们在楼外拉起“坚决抵制非法拆迁”的条幅，退休职工们组织起来在宿舍小区门口静坐，双方甚至还发生了几次肢体冲突，政府相关部门不得已介入。

在这一片乱象中，王婶的身影出现了。她“集合”了七八名汽车厂的退休职工，参与了皮革厂宿舍的“维权”。最初只是帮忙“站场”，后来干脆亲力亲为。或许是因为有组织职工活动的工作经验，王婶俨然成了皮革厂宿舍“维权”群体中的“指挥者”。

她领着一群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老人向开发商施压，不但封了皮革厂宿舍大院，还把“静坐示威”延伸到附近公路上，以致于中断了交通。有人在“维权”现场拍了照片，照片里的王婶还是留着斑白的齐耳短发。她身穿一件浅蓝色外套，脖子上裹着棕色围巾，面向人群高举右手，似乎在喊着什么。

姑姑说，就是这张照片给王婶惹来了大麻烦。后来派出所拿着这张照片去了王婶家，街道办事处轮番上阵给她“警告”和“劝诫”。连她在大市场摆摊的二女儿也收到通知，说王婶如果再有类似动作，他们将被取消摆摊的资格。

退一万步说，皮革厂的退休职工如此争取利益尚属“情有可缘”，可王婶和汽车厂的退休职工参与进去，性质一下就变成了“寻衅滋事”。如果不是她已年过七旬，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理解王婶为什么非要参与这种事，姑姑说，是一些退休职工一直在背后撺掇她。他们有的是为了自己将来打算，有的是为了孩子——孩子在皮革厂上班，在皮革厂宿舍有房。

“那段时间，她家三天两头不断人，都是去撺掇她的。那个张老太太，老两口天天在楼下等她，有一次我还在，听他们话里话外就想让你王婶带头去闹，话说的那叫一个肉麻呀，什么‘这么多年了您一直是职工们的主心骨’、‘我们这些老骨头指望不了别人，只能指望您’、‘厂长书记都是王八蛋，就您一位为民做主的’……”

起初王婶很犹豫，也担心自己会承担责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她说自己已经这把年纪了，也不在乎有什么“处分”、“警告”之类的了，就当是为了厂里的老职工们再争取一次罢了。

6

事件平息后，开发商没有明发通知，但消息灵通的人还是从各种渠道打听来了新政策：皮革厂宿舍的拆迁补偿标准变了。

一时间，王婶成了汽车厂宿舍里“英雄”般的人物。她又回到了小广场，有时还带着孙子。老职工们见到她，都会主动上前握手问好，还不时给她的小孙子买兜水果或者玩具。逢年过节时，会有人登门问候，对王婶表达敬意和感谢。

“还是老领导有水平，一出马就解决问题！”

“这才是好领导，肯为职工办实事儿，等拆迁了，咱整个大院的人都得念着她的好。”

“皮革厂开了个好头，你看这群开发商还是‘欺软怕硬’不是？”

“就照这个标准，到咱们这儿拆迁时，起码能要到1:1.5的（还建）比例，不然就跟他们闹，看谁熬得过谁！”有人说。

类似的说法又在汽车厂宿舍传开。当然，这次感到兴奋的不仅是汽车厂宿舍住户，还有周围几个等待拆迁的小区住户。

更多的人开始巴望着第四轮拆迁还建，按照之前的“东城CBD”规划，拆完皮革厂宿舍，下一个便轮到汽车厂宿舍了。大家翘首以盼，不再整修漏水的房屋，不再装修旧房，甚至有人撤回了卖房信息，暂缓去城里换新房的计划。

然而，眼见隔壁的皮革厂宿舍旧楼推倒、建筑垃圾外运、新工地打起地基、盖起高楼、大楼封顶，一直到售楼处开始对外营业，汽车厂宿舍的住户们却始终没有等到新的，关于自己的拆迁通知。

2016年，依旧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居住在“老破小”宿舍中的人们开始坐不住了，纷纷上网打探，但一无所获。

“都是皮革厂那帮人，闹屁闹，他们闹完了，拆迁了，把咱们都撂下了！”

“还有汽车厂那帮人，关他们屁事他们也闹，这下可好，大家都没信儿了！”

“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汽车厂那个姓王的老太太带人闹事儿，让咱们这一片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不给咱拆了啊？”

类似的言论渐渐涌了出来，虽然没有确切答案，但那时已有不少人默默相信了这种说法。直到2017年初，网上传来一则消息，说省城将对全市40多个“棚户区”进行改造，汽车厂宿舍位列其中，人们才终于长舒一口气，感觉自己终于等到了“拨云见日”的一天。

转眼到了2018年，连省城报纸都宣布了，市里这一轮的“棚户区改造”基本完成，汽车厂宿舍和周边七个小区都还没有任何动静。坐等换房的居民们真的着急了。有人打12345市长热线，有人给区长信箱写信留言，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可结果却令人失望至极——

“你们这一片一共9个单位的职工宿舍，基本都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居民住宅，按说早就该拆迁改造，但一方面很多涉及到的企业已经破产或者改制，留下了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首当其中的就是土地归属权问题不好解决。另一方面，明眼的开发商都知道这些地块获利有限，一不小心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大多不愿接手。之前政府好不容易找来一家开发商，给了不少政策支持，终于答应承包这一片的拆迁还建，结果一上来就遇到皮革厂宿舍‘维权’，汽车厂宿舍‘支援’，人家当时就吓跑了，宁愿违约交罚款都不敢再拆后面的职工宿舍。后来政府又出面找了几家开发商，但一听说是你们这片，都不敢来，土地招标次次流拍，大家都头疼得要命……”

又是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有人指责地产开发商“唯利是图”，有人指责地方政府“不作为”，但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带头闹事的王婶。

也就从那时开始，大家对王婶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以往见面握手、打招呼、登门问候的人不见了，转而在背后戳着王婶的脊梁骨骂她；以往称赞王婶“为职工谋福利”的人不见了，纷纷改口说她做那些事，是为了她的儿女能在之后的拆迁中获利。还有个别“义愤填膺”的退休职工拄着拐杖站在王婶家楼下骂她“自私”、“不得好死”。甚至有其他同样未能拆迁小区的人专门跑来汽车厂宿舍，要找王婶理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指责王婶的人当中，还包括那几位“战友”和他们的子女。说起这事儿，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当年是受了王婶的蛊惑，才去皮革厂帮着闹事。现在不但赶不上拆迁，连自己走在路上都会被骂，而王婶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躲了起来。

“她八成是收了开皮革厂小区那边人的钱才去帮忙的，得举报她，让上面去查查，看她是不是也在皮革厂小区分了房子。”

“是啊，我当初还奇怪的，如果没有好处，她去的什么劲？”

“当领导的就会算计，没一个好东西！”

人们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经对王婶“正义之举”的夸赞，只是将无法享受拆迁的气恼全部发泄在了她身上。后来王婶不再去宿舍门口的广场了，整日把自己关在家中，有时姑姑想去劝劝她，但也被她赶了出来。

“让她当初别做这事儿，唉……”姑姑似乎有很多话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后记

2021年底，早已做完摸底调查的长桥小区住户们依然在等待政府下达正式的拆迁文件。

年初的那场盛宴似乎只有一个开场，正餐环节却在人们的期盼中戛然而止。有人说是受疫情影响，有人说是政府需要“统筹规划”，毕竟之后还有6个小区要拆。但也有消息灵通的人说，摸底调查的结果显示居民意愿跟开发商计划之间相差太大，拆迁可能又要流产。

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说：“这不是耍我们玩吗？”

但不知为何，我在聒噪中听到了一些声音，他们说如果王婶还在就好了，可以领着大伙去跟开发商“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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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图选自电影《别告诉她》，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小城女老板的命案悲歌

“对你老婆好点，搞不好哪天家里多出个冰柜……”在我们小城里，大家偶尔还会这么说。

两年过去了，小城里的大多数人都没忘记那个杀人案——一个叫陈二妹的女人杀了家里四口，并将尸体藏进冰柜。一时间众说纷纭，有说因为财产争夺，有说因为感情纠纷，但都没有定论。官方对此也只有短短两句话的批捕消息。

后来，在与律师深聊、翻看了其复印的卷宗后，更让我对陈二妹这样一个有钱的漂亮女人缘何走上这条不归路更加好奇。不久后，因着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中介老板秀华。

作为陈二妹为数不多的朋友，她给我讲述了案件背后更多的故事。

1

2019年9月下旬的一天，秀华和往常一样，在送孩子上学后，便骑着电瓶车去往自己的房产中介铺子。

远远地，她就看见自己铺面门口的小街上停着一辆警车，还围着许多人。停下电动车，她急忙凑到人群里去。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表情惊骇，议论声中不断出现“杀人”、“冰柜”等惊人的词汇。

只见陈二妹的中介铺子外拉了一条警戒线，不少人伸长脖子往里看。而隔了三个门面的“矿泉水”铺子门口也拉了警戒线，同样聚了一堆人。

“出什么事了？”秀华问旁边的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一边摇头一边叹息：“杀人了……女的杀了三个人，有一个还是孕妇。”

秀华吓了一跳，连忙问：“谁杀人了？”

不远处的面馆老板老郑回头冲秀华嚷道：“你还不知道？就是你对面的陈二妹，人那么漂亮，心咋那么狠哦！”

“怎么可能？！”话刚出口，秀华忽然想起，前日凌晨，陈二妹在中介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杀一个是杀，多杀一个就是赚。”群里好几人都发了问号，大约十分钟后她才回复：“在手机上看恐怖小说，不小心把其中一句话复制到群里，没法撤掉了，请大家原谅。”当时已经太晚了，大家也没再说什么。

秀华忽然又想起来，其实陈二妹之前在朋友圈也发过类似的话，秀华还打电话去关心过，陈二妹只是平静地说：“没事，就是发泄一下。”等两人在铺子里见到时，她和往常一样打扫卫生，然后把写着房源信息的牌子一一搂出来搁在门口。

秀华也曾建议陈二妹去看看心理医生，她笑笑说：“我们农村人，哪有那么娇贵，看什么心理医生。”

她真会杀人吗？秀华想不通。

拨开人群往里看，秀华看见陈二妹在她店里站着，远远看过去似乎没什么异样。屋里还有几位警察，其中一位蹲在地上，正捡起一段深蓝色的布绳。

周围的人还在议论，有的说陈二妹杀了三人，也有说杀了四人，有说尸体藏在面包车里，也有说藏在一旁“矿泉水”铺面里的冰柜中。秀华看了一会儿，感觉像做梦，恍恍惚惚的，便退了出来。说不定搞错了呢，那会儿她一直这么想。

等回到自己店铺边，秀华哆嗦着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却见小石蹲在门口。秀华走过去，小石起身喊了一声“阿姨”，声音发颤，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她一边开门，一边招呼小石进屋，随口问道：“你没和郑玲一起呢？”

“曾阿姨你还不知道？郑玲已经被她后妈杀了！她爸和她大伯也被杀了！难怪我一直打不通她电话，我回老家一趟，就这样了……”小石跌跌撞撞地坐到椅子上，双手撑着两颊，顺便抹掉脸上的泪。

小石是陈二妹的女儿郑玲的未婚夫，两人原本定在国庆举行婚礼，请帖早就发了，郑玲怀孕有3个月了吧，秀华靠着墙半晌说不出话来。

而且，确实好多天都没见过郑建明了，秀华前几天问陈二妹，她说的是客户买卖房屋涉嫌违法，派出所带郑建明一起去调查了，这难道都是假话？郑建明真被她杀了？怎么可能呢？——陈二妹个头那么小，郑建明又高又壮，他一个耳光过去，陈二妹站都站不稳——上个月，陈二妹的耳朵就是这样被打聋的。

陈二妹真的杀人了？郑建明，郑建国，怀孕的郑玲……秀华捂住胸口，感到呼吸十分艰难。

2

接下来几天，秀华都没法做生意，小街上天天聚着人，都在议论陈二妹。

有说两口子吵架争夺家产的，有说陈二妹不满老公长期在外和别的女人鬼混的，还有的说陈二妹是长期被老公打，起了报复心，恨郑家人。

秀华听说，陈二妹是在大姐和堂弟、堂弟媳的竭力劝说下才去自首的，时间就是她深夜在群里发“多杀一个就是赚”的第二天晚上。

秀华认识陈二妹的大姐和堂弟媳。房产生意最好的那几年，陈二妹先后带着大姐陈梅、堂弟媳和郑丽一起做中介，郑丽是郑建明哥哥郑建国的女儿。后来，他们都陆续自立门户。

陈二妹在中介群里发的消息，她堂弟媳也是早上才看到。虽然也看到了陈二妹的解释，但她心里还是有点异样的感觉——因为前些时候，陈二妹刚刚把自己的儿子郑进过继给他们，说是按照算命先生的要求做的，能让孩子少生病。然而，郑进身体很好，刚刚升上小城的重点初中。

堂弟也察觉出异样，赶紧给大姐陈梅打电话。陈梅一听，也讲了一件陈二妹的“异常行为”：“上个月，她还把两张银行卡放到我这里，一张三十万，一张五十万，说是不要郑建明知道……”前几年陈梅离婚后，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安了家，上个月陈二妹专门去找了她。

姐弟俩越说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陈梅在家稍作安顿，就开车赶来小城，带上堂弟、堂弟媳，三人直接到铺子里找陈二妹。

四个人一在火锅店里的包间坐下，陈梅就问陈二妹，是不是有事瞒着大家。陈二妹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半天才开口说：“你们别问，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陈梅急得跺脚，不停地问：“明天早上还要干什么，郑进那么小，你总得替孩子着想吧？”

陈二妹一听陈梅提起儿子，就哭起来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把郑建明、郑玲、郑建国都杀了，装在冰柜里的……”

姐弟仨一听就傻了，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陈二妹一边流泪一边笑着说：“原本打算今天夜里喝农药自杀……不能让郑进害怕，我不会在家里或铺子上死，我去面包车上喝药。今天早上还放了几束鲜花……”

姐弟仨面面相觑，陈二妹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边哭着笑着，一边就把杀人的经过倾泻而出，后来她说：“好多年我都没这段时间这么痛快。”

夜深了，姐弟仨终于说服陈二妹，把她送到最近的派出所自首。

再往后的几天里，家电城里也像沸腾了一般，一些闲着没事的人还总爱去那里转悠，打听陈二妹买冰柜的事。

销售员叫小李，他说中秋节前夕，家电城就在搞促销活动，店里最大型号的冰柜只卖3788元，陈二妹在十天里先后买了两台冰柜。小李高兴极了，逢人就说遇到“土豪”了。

有好事人问小李：“你就没问问她买两台大冰柜做什么？”

小李说：“她一开始就告诉我了，说山里有亲戚送了一车冻货来，她要新开个铺子卖冻货——我哪里知道她杀了人啊？好吓人哦。”

小李一边说一边瞪大眼睛，还给众人指了指那个型号的冰柜，半人高，足足有一米八长。一想到跟杀人凶手离那么近，小李说自己连着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做了这么久的邻居，秀华一直觉得陈二妹待人和善，又能干又肯吃苦。真要挑她有什么毛病，就是过分节俭，还有点固执，甚至“钻牛角尖”。有时，陈二妹会对秀华讲起自己的经历，还说，“一切都是命，世人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可最终走到这一步，秀华始终觉得难以相信。

3

陈二妹在山上的村子长大，二十多年前，那里的姑娘都盼着嫁到城里来。

初中毕业后，陈二妹开始在家做农活，亲戚带她到城里农贸市场卖菜。陈二妹长得水灵，年轻人都喜欢往她那里凑，同样的菜，总比别人卖得好。

当时，郑建明在农贸市场卖猪肉，摊位不远不近地对着陈二妹的蔬菜摊。和其他人不一样，郑建明并没有急着搭讪，而是在某一天早早卖完猪肉后，回家换了一身衣服，又回来农贸市场，把陈二妹当天剩下的菜全买了，说自己长期给父母哥嫂侄女做饭，需要买很多菜才够。

郑建明长相魁梧，穿上齐整的衣服，像是电视剧里的男主角。陈二妹压根儿没想到城里男人这么好，能说会道又有孝心，还会做饭。农贸市场嘈杂，陈二妹一时都没认出来，这个男人天天就站在她对面不远处，晃着油腻腻的袖子卖肉。此后，郑建明经常去跟陈二妹套近乎，却从不说自己是干什么的，直到半个月后的某一天，陈二妹打算买点猪肉回山上，才发现郑建明离她那么近。

那时候，农贸市场卖豆腐的老张觉得陈二妹朴实勤快，就托干货店的老文当媒人，想把儿子介绍给陈二妹。事情刚起个头，就被郑建明知道了，他去干货店买东西，故意蛮横地把干货弄了一地，临走前还撂下狠话：“谁敢给陈二妹介绍对象，老子把他拱嘴割下来！”干货店夫妻俩敢怒不敢言——在农贸市场，郑建明性格暴戾、打架凶狠是出了名的。

没多久，郑建明就跟陈二妹成双入对了，很快就带着陈二妹回了自己在城乡结合部的家。郑家父母对陈二妹很热情，家里的情况也和他说的一样，有哥哥和两个小女孩，大的七八岁，小的两岁多。郑建明说嫂子和朋友一早到省城去了。

一段时间后，陈二妹从山上下来，带了很多鲜竹笋，想给郑建明一个惊喜。郑建明和哥哥都不在家，屋里除了父母和两个小孩，还坐着两位妇女。陈二妹大大方方地进屋，笑着问郑建明去哪里了，却见他父母面色尴尬，含混其词。还没说几句话，其中一个妇女就冲过来扇了她一巴掌，另一个妇女则赶紧把两个孩子带出去了。

陈二妹莫名其妙，那妇女立即破口大骂起来，说她勾引别人老公不要脸。陈二妹这才明白，原来郑建明有老婆。另一位妇女则是他嫂子。怀着满腔的屈辱，陈二妹哭着跑了出去。

郑建明就在附近打麻将，听说家里在闹架，赶忙跑回来，正巧撞见陈二妹。他强行把她拽回去，当着她的面，给了自己老婆一耳光。

两人立即扭打起来，他老婆被打得跌倒在板凳旁，郑建明则拉着陈二妹说：“我是爱你的，早就要跟她离婚。”他老婆悲愤不已，举着板凳就朝他俩砸过去，郑建明赶紧伸出手臂护住陈二妹，却被板凳砸了个趔趄。他跺着脚大骂，说手臂被该死的婆娘砸断了。

父母见状，竟然也对儿媳妇大打出手。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周围邻居赶来看热闹，还对陈二妹指指点点，但没有一个人来劝架。

陈二妹没想到这家人是这样的情况，又羞又气，抹着眼泪走了。第二天一早，就躲去了临市亲戚家。

4

没多久，郑建明离了婚，两岁多的女儿郑玲归他抚养。

那段时间，每隔几天，郑建明就会提着礼物去陈二妹家等着。陈二妹家人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说了她在临市的上班地点。郑建明赶快找了过去，还给陈二妹送了一个当时流行的BB机，赌咒发誓说自己会一辈子对陈二妹好的。

也有人偷偷劝陈二妹千万不要嫁给郑建明，陈二妹也不是没有犹豫，但她那时已经怀上了郑建明的孩子，两人很快订了婚。郑建明把已经上班了的陈二妹哄了回来，言之凿凿说自己会在城里买房子。

那时候，两个人的钱加起来只够买个二手房。虽然房子没买上，但聪明的陈二妹却在选房时发现了中介的商机，随后，借看房的机会处处留意，把中介们的销售策略全都记在了心里。没多久，夫妻俩就决定一起开个中介所。

起初，两人的生活很拮据，郑建明说不能让肚里孩子一出世就受苦，况且他们已经有郑玲了，不如把孩子打掉。陈二妹不愿意，但郑建明还是用他甜言蜜语那一套，陈二妹最终还是遂了他的心愿。

郑建明偶尔会联系房源，也会带人看房子，但他脾气暴躁，没说几句话就把客户得罪了，中介所里事事都得靠陈二妹——陈二妹能说会道，又长得漂亮，客户总愿意找她。

有段时间，房价涨得快，看房的客人一下就多了起来，陈二妹一天都舍不得坐下来好好吃顿饭。没多久，她便成了小城里数一数二的“明星中介”。

2003年，陈二妹买下了玉灵路的门面，真正做起了中介老板娘，也成了秀华门对门的同行。几年后，两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郑进，也在本市环境最好的小区里买了三套一的住房，算得上小城的中产阶级了。

即便如此，陈二妹还是很节约，买衣服只选便宜的，几乎不下馆子，也不找人帮忙看孩子，约客户看房子时，就将孩子绑在背上，再骑电瓶车去约定地点。而且，她对自己如此，对郑建明亦然。除了常常抱怨郑建明留不住客户，还要求他哪怕买一包盐都要记在账本上，以防乱花钱。

郑建明在铺子上帮不上忙，还被责备，渐渐地，索性自己玩起自己的。那时候，郑玲自己上下学了，郑进也上幼儿园了。陈二妹在中介所从早打拼到晚，郑建明则上午去健身房、下午打麻将，晚上还会和牌友们喝酒吃饭玩到凌晨——反正家里什么事儿都不需要他管。

日子就这样不痛不痒地往前过，陈二妹的生意越做越好。到玉灵路做生意十来年，大家都传言她做中介挣了上千万。秀华觉得上千万不一定，但几百万肯定是有的。

当然，这一切和郑建明并没有多大关系。

2015年，陈二妹听人说郑建明与别的女人关系暧昧，趁夜查看他手机，果然发现其与一个女人关系不一般，微信上全是不堪入目的对话。她忍不住把手机摔了，大声咒骂郑建明。郑建明睡得正香，一下子被吵醒，恼羞成怒，一脚把陈二妹踢到了床下。

陈二妹痛骂郑建明狼心狗肺，说要离婚。郑建明则暴躁地吼着：“做梦！老子才不会再离婚了！”

第二天，等两个孩子上学去后，郑建明当即给陈二妹跪下，求她原谅，说绝对不会再去“乱搞”。那是他第一次打她。

5

然而，一旦有了第一次动手，后来再打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当时，陈二妹每个月都会给郑建明四五千的零花钱，还常在账上记下输钱的数额。一次，陈二妹看了账本，说了几句牢骚话。郑建明输了钱不高兴，骂骂咧咧的又一脚踢在陈二妹腰上，陈二妹赶紧双手护住头，任他又踢又打。

郑进吓得直哭，郑玲却冷眼说：“打！打嘛！打死一个少一个，这个家没法待了！”

陈二妹对此也很寒心，可郑玲一直都是这样。以往每年春节，郑玲都会跟自己生母回外婆家住一个月左右。大概是从小就被灌输“陈二妹是小三”、“破坏别人家庭”，郑玲一直很内向，从来不跟陈二妹有什么交流。

挨过几次打后，陈二妹忍无可忍，去派出所报了案，说自己长期遭遇家庭暴力。民警很快通知郑建明来调解。郑建明在派出所里态度很好，承认都是自己的错，发誓不会有下一次——但这样的情景在往后的生活中不断重演，所谓的“下一次”从来都没有断过。

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秀华总能看到陈二妹脸上有淤青，她常常把头发披着，或者戴着墨镜，周围人不仔细观察也看不出来。

秀华曾小心地问过，陈二妹也只是平静地说：“没事，还不会被他打死。”秀华建议她再去报警，她却摇摇头说：“没用，最终还是得回家过日子。”

秀华的丈夫则觉得，郑建明每次到铺子上，对陈二妹都很体贴，人家的家事也不要去问太多：“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要是郑建明知道你跟陈二妹说的话，说不定会把你的铺子砸了。”

秀华只好闭了嘴。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走，生活还得继续。

郑玲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陈二妹原本希望郑玲能留在铺子上帮忙，但郑玲却执意要跟生母一起。

刚好大哥郑建国的女儿郑丽没有工作，陈二妹便邀请侄女来自家铺面，给她算底薪和提成。郑丽很勤快，和陈二妹相处得还不错。只是，每次陈二妹跟郑建明一开始吵架，郑丽就像没看见似的，悄悄躲起来了。

原本一切都还算顺利，直到有一次，郑丽收了2万3千元的中介费，却告诉陈二妹，客户只愿意给1万5。陈二妹原本没太在意，后来偶然遇到，才知郑丽撒了谎。

陈二妹心直口快，回去就责骂郑丽忘恩负义。郑丽却埋怨陈二妹给自己的提成太少，没说几句就气呼呼地走了。陈二妹找到大哥郑建国，让他管一管女儿，哪知郑建国反倒瞪着眼对她一阵抢白，说她只认得钱，对侄女也那么刻薄。

陈二妹很生气，觉得帮了大伯一家，可父女俩不仅没有丝毫的感激，反而如此“回报”她，自此便撕破了脸。

一个月后，郑丽出去自立了门户。

6

2019年春节后的一天傍晚，陈二妹正在锁门，一辆锃亮的路虎停在街边，车主叫她上车。陈二妹推辞说家住得近不需要乘车，那人却下车来请她。秀华当时也正关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那人把副驾的车门打开，怕陈二妹上车碰着头，还把手扶在门框上，十分体贴。

第二天，秀华忍不住向陈二妹打趣道：“昨天傍上大款了啊？”

陈二妹立刻解释说，那人是初中同学，叫何飞，同村的，请她吃火锅，她忙着回家，就拒绝了。还说什么有事就找他，自己“黑白两道都有人”。

秀华猜测何飞是暗恋过陈二妹，所以故意说大话。

陈二妹却忽然说：“要是何飞能找人把郑建明拖出去揍一顿就好了，也帮我出口恶气。”

秀华凛然一惊，见陈二妹脸上挂着笑，便琢磨着这应该就是句玩笑话。

没多久的一个晚上，郑建明又喝得醉醺醺地回家，陈二妹骂了几句，郑建明就一把拽住她，另一只手抓起桌上的水果刀说：“再他妈的废话，老子把你的脸割稀巴烂！”

陈二妹吓得尖叫，不停哀求。郑建明摇摇晃晃站不稳，却不松手，只发出恐怖的笑声，“老子给你留个记号，免得你再废话！”

他拿着刀在陈二妹的胸口划过，一刀下去就是一道血痕，连续划了4次。陈二妹不停发抖，不敢挣扎，也不敢吭声，怕一旦惹怒了郑建明，他可能真会将刀刺进她的心窝……血慢慢流出来，郑建明看了看，很满意地笑道：“二妹，我给你写了两个‘二’字。”说着，他就扔了水果刀，跌跌撞撞地往卧室走了。

事情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了，陈二妹才给秀华讲起这晚上的事。秀华十分吃惊，忍不住拨开陈二妹的衬衣领子，眼前赫然出现道道疤痕。还没看清，陈二妹就惊恐地拉拢衬衣，低声说：“曾姐，可不要给其他人说。”

秀华叹了口气，顾不上丈夫的忠告，接着问：“你怎么还不离婚？以后怎么办？”

陈二妹说：“他说过，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这辈子都休想跟他离婚。”她声音颤抖，眼泪打转，却仰面望着天花板。

秀华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劝，陈二妹接着说，那天早晨郑建明醒来，又跪在她跟前，拉着她的手打自己脸，骂自己不是人，说以后不出去打牌了，每天守铺子。见陈二妹不理，他又拿水果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说保证不会再打她，永远不会有下一次。

那段时间，郑建明确实很少打牌。每天从健身房回来，就端个茶杯到铺子里坐着，还跟陈二妹聊聊天，有时候也主动煮饭。外人看去，两人关系也挺好。可没多久，两人就又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起来，郑建明对陈二妹又是一阵拳打脚踢。陈二妹再次提出离婚，说自己净身出户也行。郑建明却拽着她的头发，使劲儿往墙上撞，还嬉皮笑脸地说：“有这种又漂亮又能挣钱的老婆，谁舍得离婚？你想都别想！你离婚了能不跟郑进联系？你到哪里，我找不到你？”

说起这些事，陈二妹只能跟秀华感叹，这都是命啊。

那段时间，陈二妹的生活似乎过得很“极端”。

秀华清晰地记得，这一年陈二妹生日，郑建明特意给陈二妹办了生日宴。还邀请郑玲和男朋友小石回了家。一家人唱生日歌、分蛋糕。那天，陈建明还拍了很多照片发在朋友圈，照片里全是夫妻恩爱、母慈子孝的和睦场景。

可没过多久，陈二妹就又出事了。

2019年8月的一个周日，陈二妹的铺子一整天都没开门，直到第二天人才回来。秀华赶忙上前问，陈二妹却神色黯然地说：“耳朵出问题了，昨天去医院了。”

秀华这才发现陈二妹左边额头一片淤青，头上还有一个包，陈二妹指了指自己的左耳说：“前晚上被郑建明打聋了。”

秀华吃了一惊：“啊？他昨天陪你去医院了？”

“郑进陪的。”陈二妹眼圈一下就红了。

原来，郑玲打算国庆节结婚，向郑建明要40万做嫁妆，陈二妹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可以买个10万左右的车送她。郑建明一耳光打过去，陈二妹立刻就摔倒了。

一瞬间，她根本听不见他在咆哮什么，只感到耳朵里轰轰直响，一阵阵头晕。郑建明却继续恶狠狠地踢她，郑进跪着抱住郑建明的腿，哭喊着：“不要打妈妈了。”郑玲却说：“别人都猜我们家有上千万存款，可我结个婚，连几十万都舍不得给！”一边冷笑着就出了家门。郑建明听了更气，又连续扇了陈二妹好几耳光。

陈二妹说着就哭起来了，“我迟早得被他打死。”她咬着牙说。

秀华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又劝她报警，向法院申诉离婚，她却摇摇头说：“他那么横，就算他答应离婚，我也逃不出他手掌心的。”

秀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再往后，秀华也不太清楚了，直到一个月后，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案在陈二妹家中发生。

7

12本卷宗，详细记录了陈二妹最后几日的作案细节。

在耳朵被打聋后，陈二妹就完全陷入了仇恨中。她认为要么杀了郑建明大家都解脱，要么自己一辈子都只能痛苦地活着——她决定选择前者。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何飞。她约何飞出来喝茶，说给他100万，请他帮忙把自己的仇家弄失踪。

何飞很震惊，问：“啥子深仇大恨这么严重？”

陈二妹又说是开玩笑，改口说要请何飞帮忙买一辆二手的面包车，何飞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去旧货市场买了一辆6000多元的面包车，车都买了，何飞才知道陈二妹根本没有驾照，何飞问她买车做什么。陈二妹说自己想开个冻货铺子，需要面包车运货，还让人把最后一排座椅拆掉了。

在警方的笔录里，陈二妹说，自己当时已经动了杀郑建明的念头了，想着杀了他后，再去面包车上摆一车鲜花，自己就躺在花丛里喝农药。

此后每天，她都在反复琢磨，自己究竟该怎样动手。一天，陈二妹在电影里看到，有歹徒把“迷药”放杯子里给人喝，就去电商平台上查，还真有卖的。她毫不犹豫地下了单，把迷药放进郑建明的水杯试了试。果然，郑建明昏睡了一个多小时。

不久，一个雨天的下午，郑建明在铺子上喝茶，她再次偷偷放了迷药，待他头靠着椅背昏睡过去后，便用电瓶车上的布绳勒死了郑建明，又用大布袋子把尸体装起来，系上绳子后拖拽到里间的屋角处。

那段时间，陈二妹商铺附近有一间“矿泉水”铺子空着，房主之前将钥匙交给陈二妹，托她帮忙出租，她一直没来得及处理。

那天，陈二妹先是给房主发微信说，铺子已经租出去了，随后还转了半年租金。接着，她去家电城买了一个最大的冰柜，还请家电城的工人帮忙运到“矿泉水”铺子里，又请表弟余强把面包车开到自己的铺面门口。

她让余强坐在门外玩手机，说自己还要在里间收拾一下再搬，便独自把“冻货”装进面包车，送到“矿泉水”铺子后，再倒车进去，同样让余强在门口守着。余强说，当时见陈二妹忙得满头大汗，自己还问过要不要帮忙，可陈二妹却一直拒绝，只是最后叫他把车开回小区地下停车场就行。

那个周六，正好是中秋节，陈二妹带郑玲和郑进回了山上的娘家，办了一桌酒席，把儿子正式过继给了自己的堂弟，还和一家人解释说，郑建明是“被警察带去了解事情，过几天才回来”。

周一早晨，陈二妹给怀孕的郑玲端去骨头汤，郑玲一声不吭地喝着，并不跟她说一话。陈二妹非常生气，觉得郑玲还在因为40万嫁妆而记恨她。她想，自己死后，郑进得不到家产，还会被郑玲和小石欺负，多年来，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就会任由郑玲处置了。若要家产全部留给郑进，除非郑玲死了……她一边想着，一边就在第二碗骨头汤里放了迷药。

等郑玲说头昏时，她便假意带郑玲去医院，搀着她去了地下停车场的面包车里，又用绳子勒死了郑玲，又拿出准备好的布袋装好了尸体。

为了把尸体运到“矿泉水”铺子，她再次通过微信找余强运“冻货”，余强答应了。

第二次帮忙的当晚，余强在手机上搜索了：帮人搬运尸体会不会判刑。后来，他在口供中坦白，自己的确已经察觉到，陈二妹口中的“冻货”极有可能是尸体，但他认为“二姐是好人”，这么多年一直对他很照顾，有事找到自己，理应帮忙。

处理完郑玲的尸体后，陈二妹关了郑玲的手机，随后又给小石打电话，说郑建明现在不同意他和郑玲结婚了，小石非常生气。但当时他正在老家处理自家房子的事，打算事情完了再来当面对质。

8

勒死郑建明后，陈二妹打算喝农药自杀，但她几次拧开药瓶，都因恶臭没能喝得下去。郑玲死后，她又担心郑进孤单，他能跟堂弟一家相处好吗？旋即她又希望跟郑建国谈一谈，把恩怨了结，托付他们也帮忙照看下儿子，毕竟都是郑家人。但他们很久没来往了，她又想起郑建国一家对她嫌恶的样子，心里的怨恨之火盖过了托子之愿。

她再次约何飞喝茶，试探着说，请他帮忙绑个女人让自己出口气，说这个女的跟她老公搞暧昧，想吓唬她一下。

何飞说自己不干这个，但有个认识的朋友叫王平平，把陈二妹的电话给了他，还说一切和自己无关。

那段时间，陈二妹手上正在代理出售一栋单门独院的别墅，房主出国了，把钥匙交给了陈二妹。陈二妹给王平平提供了郑建国的照片和电话，说他在临市替人拉货，让王平平将人带到别墅里，其他的事都不用管，事成支付20万。

王平平当即叫了几个自己的“兄弟”，佯装有货要拉，将郑建国骗了出来，随后将其捆了手、捂了眼睛送到别墅卫生间的椅子上就走了，陈二妹如约付了钱。

陈二妹问郑建国是否知道谁绑了他？郑建国原本十分紧张，但听出是陈二妹的声音后，顿时如释重负，破口大骂：“你敢做啥？赶快把老子放了！”

陈二妹说起郑丽的事，责骂他一家人不懂得感恩，郑建国依旧骂陈二妹心黑只认得钱。两人恶语相向，都丧失了理智。陈二妹一怒之下捡起地上的绳子，用同样的方法勒死了郑建国，并拿走他的手机。

她又去家电城买了同款冰柜，放到“矿泉水”铺子，并用同样的方式，让余强把郑建国的尸体当“冻货”运到那里。

当晚郑丽不断打郑建国的电话，想问父亲啥时候回家，陈二妹不敢接，后来实在忍不住，回复了一条信息：“丽丽，手机没电了，等拉完货后爸爸就回来。”这个称呼引起郑丽的怀疑——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她疑心他出事了。

郑丽第二天一早就驱车来了临市，计划再找不到父亲就报警。陈二妹看着手机上不断显示的来电信息，想着一不做二不休，也可以把郑丽绑到别墅里。

王平平看20万来得这么容易，随即答应帮忙绑郑丽。

谨慎起见，他换了一批人，为了不让郑丽怀疑，他先找了一个兄弟的女朋友给郑丽打了电话，说自己想卖一栋别墅，希望郑丽去看房子。郑丽说自己在临市，可以找店里的伙计来看，女子却坚持说郑丽去她才放心。

郑丽只得掉头返回，当天下午便带了店里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别墅。王平平等人没想到郑丽会带那么多人，谎称主人家不想卖了，也不允许拍照，立刻打发他们离开了。

那些天，陈二妹依旧像往常一样离开家，去打开铺子，到黄昏再回家。为了向何飞表达感激，陈二妹还去酒店开了房，邀请何飞发生男女关系。

起初，何飞很关心被绑的人，知道绑了个男的，而不是“小三”，虽然感到诧异，却也没有打听原因，只是一再劝说陈二妹，骂骂人出出气差不多就行了。直到陈二妹淡然地说，“他已经死了”，何飞这才惊恐地删了陈二妹的电话和微信，说以后不再联系了。

那之后的几天里，陈二妹反复联系何飞，但何飞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她倍感伤心，却只能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她有发朋友圈的习惯，只是曾经被秀华问过几次后，便常常会把朋友圈设置成自己可见。那天深夜，她实在太过疲惫和紧张了，把原本要发朋友圈的话发到中介群里了，就洗漱去了。

没想到正是那句话，引起大姐陈梅和堂弟媳的警觉。可这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2020年，当地法院一审判决陈二妹死刑。何飞、余强、王平平以及此事的参与者等二十余人，也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后记

事发至今，秀华依旧觉得，一切只是自己做了个噩梦。

“陈二妹那么瘦弱，平日连鸡都不敢杀，谁能想到她会狠心杀了三个人，欠下四条人命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女人，从农村出来，白手起家，可以挣起上千万的家产，吃了好多苦，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出……很多时候我半夜也会想起她，总是难以再睡着，恨自己没有好好劝劝她……你说，如果我们对她关心多一点，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

秀华断断续续说了很多话，可我却无法回答她。

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杀人深渊的？她那么会挣钱，足以见得她的聪慧，但她怎么会糊涂到以杀人来求得解脱呢？她深爱着儿子郑进，希望他衣食无忧，她有没有想到过，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得知母亲杀死父亲后会有多么恐惧和无助？

我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了。

（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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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哭丧婆的40年

哭丧乃儒家礼仪之一，是丧葬习俗的一大特色，出自周礼，源于汉代。它以哭的形式寄托亲人离世的哀思，以唱的方法展现离世亲人的生平事迹。哭丧贯穿丧礼全过程，按民间旧俗，死者出殡时，在黄泉路上倘若没有足够的哭声相伴，其子孙后代便会被乡邻视为不孝。

随着时代的变迁，为避免不会哭的尴尬，赢得大孝子的美名，孝子贤孙们便花钱请人代为哭丧。由此，诞生了“哭丧婆”这一特殊职业。

1

我第一次遇见哭丧婆，是在十六年前我奶奶的丧礼上。

我家住在长江下游南岸，脚下的土地由长江泥沙淤积而成。上世纪20年代后，南通、海门、如皋、崇明、靖江及江南内陆等地的失地、少地农民，纷纷拖家带口，“穷奔沙滩”，来这里买田、安家。我爷爷便是其中之一。

这一片新大陆统称“沙上”，这一带新居民统称“沙上人”。近百年来，“沙上人”玉石杂糅，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具有“沙上”地域特色的风俗习惯。丧葬习俗既传承了苏北的传统，又融入了江南的元素。

按沙上的丧葬习俗，老人去世后一般守孝五天，也有守孝三天或七天的，称“搁五朝”“搁三朝”“搁七朝”，视老人去世的时辰、出殡的日子以及丧家的家庭条件而定。我奶奶去世后是“搁五朝”，一场“持久战”，“五朝”搁下来，每天二三十桌流水席，多花费了钱不说，从早到晚，不是迎来，就是送往，不是叩头，就是跪拜，子女、晚辈们一个个累得够呛。

奶奶出殡的前夜，亲戚、乡邻们都来守夜。大伙儿都说奶奶这辈子不容易。是啊！奶奶十九岁嫁给我爷爷，成了我大姑和父亲的后妈。她四十岁那年，我爷爷突发脑溢血去世，就成了寡妇。在以后的日子里，奶奶孑然一身，咬牙坚持，把一个个孩子拉扯大，帮一个个子女成了家。

帮忙操持丧礼的领头人——“队长”，应我几位姑妈的要求，请来一位哭丧婆——当时在我们本地，丧事请哭丧婆才渐渐兴起，以显得丧事隆重些，来的人也多。

哭丧婆姓陈，家住离我家大约三十里地的另一个乡镇，看上去四十五六岁的样子，脸大嘴阔，相貌平平。由她身上穿着的浅黄色外套、藏青色裤子以及胶鞋上残留的黄泥斑推测，她一整天都在地里干活，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哭丧不过是她赚点外快、贴补家用的副业。

她手持一条类似道具的白毛巾，找了一个小板凳，在我奶奶的灵前坐下，猫着腰，垂着头，眼神躲躲藏藏，尽量不抬头看人，透着明显的自卑感。陈婆的表现，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时代人哭丧毕竟不是件体面的事，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人谁会干这个。

她来我家前已做了些功课，对我奶奶的身世有了大致的了解。晚辈们纷纷掏钱，多则三十元，少则十元，请她哭诉衷肠，聊表孝心，类似于在歌厅点歌。收了谁的钱，代谁哭，她都心中有数。哭丧时，时而有泪，时而无泪，就看她入戏的深浅。

轮到代我哭丧时，她先酝酿了两三分钟。相伴着身子向后往前一仰一倾、毛巾由下而上一甩一收等动作，神色转瞬即悲，紧接着开了腔：“奶奶哎！我的亲奶奶哎！……您一生吃苦，那个苦，深似海啊！您一生操劳，那个劳，重如山啊！……您苦尽甘来，正当享福的辰光啊，却弗声弗响地走了！我的亲奶奶哎！您对大孙子的好，大孙子弗会忘记啊！有颗糖舍弗得吃，留给大孙子；有只饼舍弗得吃，留给大孙子；有块肉舍弗得吃，留给大孙子……今朝，大孙子有出息了呀！您要吃啥呒得啊！您要穿啥呒得啊！……您说走就走了，您叫大孙子如何报答您啊！……叫一声，哭一声，任凭孙儿泪流干，奶奶一去弗回头；任凭孙儿千呼唤，奶奶呒了答应声！……”

陈婆的哭丧，似泣如诉，婉转起伏。在蹩脚的普通话中夹杂些方言，使哭丧更接地气，平添了几分亲和力，没人听不懂，无人不伤悲，尤其是我这个当事人，不觉悲从中来，眼泪“哗哗哗”流了一地。

这一个夜晚，陈婆接了二十多个单子，每单平均用时七八分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用眼泪、感情和沙哑的嗓音换取了差不多三百块钱。

离开时，她虽神情漠然，略显疲态，但脚步是轻快的。

2

此后，除陈婆外，我先后见过七八个哭丧婆，都是在长辈和本村老人去世的丧礼上。这些哭丧婆与陈婆大同小异，虽说有时也真流泪，但表演的成分占了多数，哭丧的专业水准并不太高，因而也就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直至大前年，我一位六十八岁的远房堂兄去世，一个姓何的哭丧婆，用她非常“专业”的水准将我折服——她的哭丧在本地业界堪称一绝，她要是说第二，估计没人敢说第一。

远房堂兄出殡那天，按沙上习俗，举行了较为隆重的丧礼。

早上七点多，何婆拎着一只泡了胖大海的玻璃水杯，一瘸一拐，一摇一摆，来到现场。身后跟着包括“军乐队”在内的一大帮人。

所谓的“军乐队”，与“军乐”浑身不搭界，是民间一种比较通俗的称谓，一般由十到二十人组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通常配有唢呐、长管、单簧管、萨克斯管、圆号、小号、大鼓、小鼓、擦等乐器。乐器的配备视“军乐队”组成人员的特长而定，其中不乏学艺粗浅、装模作样的滥竽充数者。

这些人统一穿着不伦不类的貌似军乐团的“礼服”，头顶大盖帽。演奏的曲调有《南无阿弥陀佛》《真的好想你》《送别》《别亦难》《为了谁》《世上只有妈妈好》等，以烘托丧礼的悲情气氛。除此之外，他们也兼带干一些搭棚、抬棺之类的杂事。

何婆在与丧家就某些事项、相关流程作了交代和沟通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丧礼的各项准备工作。

何婆约摸六十出头，头发黑得夸张，明显染过。额前斜斜飘着三四绺刘海，皮肤微黑，颧骨高耸，鼻梁扁平，唇角勾起，耳垂挂着一副扎眼的金耳环。她身形敦实，不高不矮，穿一件紫蓝相间的小格子羊毛短大衣。要说她与农村同龄老太最大的不同之处，除腿有残疾、脸上的褶子稍微多了些外，便是那双透着坚毅、威严、冷艳的三角眼——这让她看起来有点像童话故事里的巫婆。

我见冰棺上印着的“何阿婆殡葬服务有限公司”，看来她应该是公司的实际掌门人。

何婆他们提供灵棚搭设、灵堂布置、遗体更衣、殡葬用品、丧礼主持、乐团吹奏及冰棺、车辆租赁等一条龙殡葬服务。收费标准视服务项目、服务时长、服务等级而定，列出服务菜单供丧户勾选。整体上分上等、中档、普通三个等级，最贵的要四万多，中档的三万左右，普通的一万到一万五，不包括酒菜。因为价格相对公道，服务周到细致，公司口碑还不错，成了本地业界的翘楚，生意红火、广受青睐。

“阿婆，我看您忙了一大早，累得够呛，您歇会儿。”远房堂兄的女儿见何婆脸上冒汗，拍了拍她的肩——她这次选的是中档服务。

“不累，不累，必须严格按程序来，不能出一点差错。”何婆朗声回道。

“只要过得去就行了，我们不会怪罪您的。”远房堂兄的女婿起身说了这么一句。

“这哪行啊？可不能马虎。”

何婆抬头，朝女婿笑笑，随后又忙开了。

3

八点整，伴着“军乐队”吹奏的序曲，见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及晚辈等差不多到齐了，且准备工作业已停当，丧礼正式开始。整场仪式由何婆担任主持兼哭丧。

只见何阿婆手持麦克风，清一清嗓子，整一整衣衫，瘸腿走向场地中央，背对灵堂，左右一顾一看，四周一张一望，冷冽的眼神如寒星闪过，人群霎时鸦雀无声，一派肃穆。何阿婆在提示“不得嬉笑喧闹、不得接听电话、不得随意走动”等几条注意事项后，宣布丧礼开始。

旋即，一声声宏亮、拖长的哭诉，从天而降，如雷贯耳：“啊呀呀，我的亲爸哎、哎、哎……水有源头树有根，天下唯有我爸亲。您把女儿养育大，女儿不忘爸的恩。您二十八岁生了我，一晃将近四十年。生了我，您好比心头心花开；生了我，您好比仙女下凡来；生了我，您好比地里长金块。您视我心肝疼爱我，您视我元宝捂着我，您视我风筝放高我，您……生前教子成大器，三经寒松含露泣。女儿哭得肝肠断，可怜我爸成亡人。阎王不肯放人回，黄泉路上慢慢行……”

沉浸于哭丧中的何婆，时哭时唱，时站时跪，其神色表情，体态身段，俨然戏剧舞台上的旦角。她以死者女儿的口吻，哭诉了死者的生平、为人和功德，包括出生的时日、童年的遭遇、少年的苦难、青年的磨砺、壮年的打拼以及事业发展的起起落落，还不忘抒发其对关爱家人的点点滴滴……一件件往事、一个个细节，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既脉络清晰，又有血有肉，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泪点高的，泪点低的，熟识死者的，不熟识死者的，无不潸然泪下、悲戚动容。

何婆的哭丧之所以能达成如此惊人的“孝果”，我觉得原因有三：

一是接地气。她所哭唱的死者生前每一段过往，都是普通人真实生活的细枝末节、鸡毛蒜皮，让有些阅历的听众感同身受，仿佛一些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具有较强的渲染性和“杀伤力”，以至于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

二是韵味足。她天生一副好嗓音，音量高，音域宽，音色美。整场哭丧，调子时缓时急，忽高忽低，哀婉悠扬，一气呵成。转腔换调时，收放自如，变幻无穷。忽而拔个尖，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忽而沉入谷，如一条小溪潺潺流淌。短时间内，几经转折，周匝数遍。瞬间，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细，似乎听不见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屏神静气，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大约静止了一分钟，仿佛有一丝声音从地底下冒出来。这一丝声音冒出后，忽又扬起，似烟火飞天，像群鸟啁啾，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听完她的哭丧，我忍不住惊叹——高手就在民间，这老太太的哭功好生了得！只可惜一副好嗓子用在了哭丧上，若是学了评弹、戏剧，得奖也不是难事。

三是文采好。她吐字清晰、善用修辞、表意贴切，从她口中飙出的文句，大多对仗工整，捎带韵律。此外，哭丧中所涉及到的年月、死者长辈及晚辈的姓名，甚至是死者所患病症的学术用语、用药名称以及死者生前从事工作的专用名词，皆毫无差错，精准拿捏。若不是事前精心备课，怎能达到如此境界？足见她的用心，令人佩服。

悲声难挽流云住，哭音相随野鹤飞。何婆的哭丧总共持续了约一小时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何阿婆诉清死者的苦，表完生者的愿。此环节是整场丧礼的重头。我姑且称之为第一篇章——“礼颂”。

4

在稍停歇五分钟后，紧接着开始的是第二篇章——“敬佑”。

这个篇章以唱和的形式呈现。在“军乐队”的伴奏中，何婆摇头晃脑，起头领唱：“今日别尘世，升仙上天堂；在天念人间，福佑众安康。一佑长辈寿比南山福绵长！南无阿弥陀佛”。

众人应和：“一佑长辈寿比南山福绵长！南无阿弥陀佛。”

“今日别尘世，升仙入天堂；在天念人间，福佑众安康。二佑乡邻合家安康万事兴！南无阿弥陀佛”。

众人应和：“二佑乡邻合家安康万事兴！南无阿弥陀佛。”

“今日别尘世，升仙入天堂；在天念人间，福佑众安康。三佑朋友财源广进生意旺！南无阿弥陀佛”。

众人应和：“三佑朋友财源广进生意旺！南无阿弥陀佛。”

……

如此反复，从长辈到乡邻，从乡邻到朋友，从朋友到同事，从同事到亲戚，从亲戚到妻子，从妻子到女儿，从女儿到……直至“十佑”，待众亲友依次敬好三柱香，“敬佑”才算完毕。整个过程有唱有和有伴奏，相比于前第一篇章的哀婉，在庄重之中夹杂了些热烈、欢快的气氛。

随后，开启第三篇章——“永别”。

何婆继续主持，在一阵吹吹打打后，由死者唯一的女儿致悼词。女儿从985高校毕业，现供职于某民营银行，担任某分行副行长，因见识广、能力强、口才好，致悼词的水平，明显比一般人高出一两个档次，既字正腔圆，又声情并茂，赚取了亲友不少眼泪。

致悼词完毕，在“军乐队”哀婉的吹奏曲中，亲友们整齐列队，依次走到死者灵前，虔诚叩首跪拜，然后绕遗体一周，表达依依不舍之情。此时，死者的女儿、女婿则长跪一旁，行答谢礼。

丧礼前后三个篇章，总时长约两个多小时。此时，准备送死者去火化的亲友以及何阿婆、“军乐队”成员等先用午餐。相伴着酒菜上桌，香气四溢，原本浓郁的悲伤也就淡了许多，原本悲情的人们，瞬间活跃开来。

见时辰已到，何婆招呼死者的晚辈至灵前行最后的跪拜礼。之后，撤掉灵堂，收起白幛。数位男性“军乐队”成员，在礼炮声中，起棺装车。待送死者最后一程的晚辈、亲友都上了大巴，车队缓缓启程，驶向死者人生的最后一站。

参与了整场丧礼，领略了何婆的风采，让我对哭丧这一职业有了深究的兴趣。从殡仪馆返回时，我特意上了她和“军乐队”乘坐的那辆中巴车。

“何阿婆辛苦了，各位辛苦了！”我主动与何婆套近乎，她并不搭腔，转头朝我微微一笑。在听了旁人对我的介绍后，她朗声应道：“辛苦？不辛苦，命苦！”

之后，我们聊开了。晚上吃丧饭时，我斟满酒杯，又与何婆他们挤在一桌。

“不辛苦，命苦！”这句话不停地在我脑中闪回。经与何婆和她的同行们的交谈，我知晓了这个女人鲜为人知的不凡身世。

5

何婆生于一户普通农家。她父母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一心想要个儿子延续香火。然而，天不遂愿，十余年内，接连生下五个孩子，没一个是带“把”的。尽管希望一次次破灭，但何婆的父母依然不死心，四处求神拜佛，求医问药，期盼接下来能生个儿子。

何婆母亲再一次怀孕后，请来的算命先生掐指一算，信誓旦旦地说，这回要不是儿子，他的姓倒着写。

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何婆父母在满怀的期待中，迎来了“儿子”的降生。兴冲冲掰开婴儿双腿，定睛一看，婴儿不带“把”不说，左腿明显比右腿细了一圈、短了一截。何婆父母气得吐血，连死的心都有了。绝望之余，把女婴丢弃一旁，任其啼哭，既不喂奶，也不包裹。到第二天清晨，见女婴没了气息，便狠心丢入马桶。何婆奶奶拎马桶到粪坑，正欲倾倒时，看见女婴身子一扭，冻得发紫的两只小手，挣扎着朝天空挥舞了一下。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毕竟是一条人命啊，何婆奶奶怜悯之情顿生，边嘀咕边把女婴抱起来，裹入怀中，抱回家中。过了一些时间，被温暖的女婴又发出了猫叫似的哭声，奶奶赶紧把女婴裹进被窝，继而，给她喂食米汤。

“能养活吗？养活了又有啥用？扔了算了！”父亲见了，狠狠丢下这样一句话。“你们不养我养！”奶奶愤懑道。

女婴命大，活了下来，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奶奶，给女婴取名何怜妹——这就是何婆的大名。

苦命的何怜妹自小与父母分开过，跟奶奶吃住在一起。不知不觉中，长大了。苦命人，天不负，小学没读完的何怜妹，懂事又聪明，有着不同常人的坚韧性格。

1979年何怜妹十九岁时，相依为命的奶奶撒手人寰，走完了人生七十六个年头。在奶奶的丧礼上，何怜妹悲不自禁，痛不欲生，哭诉着自己的身世以及奶奶含辛茹苦养育、疼爱自己的每一个细节，哭得死去活来，让每一位乡邻亲友跟着抹泪，更让他们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想不到这孩子如此重情、如此会哭，简直是个天才，将来必定有出息。

奶奶去世大半年后，本村一位三十多岁的泥瓦匠在砌烟囱时摔了下来，当场丧命。面对飞来横祸，泥瓦匠的妻子经不住打击，昏倒住院。泥瓦匠出殡那天，帮忙办丧礼的乡亲们见泥瓦匠一双年幼的儿女木然跪在灵堂，一声不吭，急了：“你们倒是哭啊！哪怕哭几句也好……”

两个孩子对生离死别没什么概念，两眼露着恐怯，这边看看，那里瞧瞧，再怎么劝也哭不出来。情急之下，“队长”把何怜妹从人群中请出来，让她代为哭丧。何怜妹瞥一眼两个可怜的孩子，内心一阵翻江倒海，旋即梨花带雨，哭声震天，把悲哀气氛推向了高潮，给了死者最好的告慰。

其实，旁人有所不知，面对死者两位年幼的孩子，刚失去奶奶的她，推人及己，内心的伤悲如何能抑？这一次，何怜妹以自己出色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实力”。

或许是因为看到代人哭丧潜在的市场需求，或许是因为发现何怜妹是个难得的人才，或许……几天后，某“军乐队”的头头亲自登门，请何怜妹入伙。

是否入伙？何婆那时一时还真拿不定主意。

她知道，代人哭丧的营生，在旧社会有人干，可干这营生的都是些孤苦无依、穷途末路、实在活不下去的人。1949年解放后，代人哭丧连听都没听说过。本村泥瓦匠去世，她代其子女哭丧，只是应个急，真把这事当作生计，会不会遭人耻笑，今后嫁不出去？会不会辱没祖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会不会违反法律，被抓去坐牢？会不会……何怜妹转辗反侧，夜不能寐。

在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后，考虑到奶奶已经去世，自己孤身一人，爹不亲娘不爱；考虑到自己腿有残疾，种地不利索，工作不好找，何怜妹最终拿定了主意，答应试试。

这一答应，便让自己成了本地解放后以哭丧为生的第一人。有了第一个，便有第二个、第三个……此后，本地以哭丧为生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最多时有三十多人。

6

之后，何怜妹跟着“军乐队”走村串户，干起了“哭丧婆”的营生。一段时间下来，通过反复揣摩和苦练，她练就了结合流行歌曲或戏曲曲调即兴填词哭唱的本领。

尽管如此，起初，生意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有一搭没一搭的，一个月也就哭个两三场，赚取六七十块钱，勉强糊口。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一夜之间，生意突然好了起来，请何怜妹哭丧的丧户越来越多。

每接一单生意，何怜妹视丧户的家庭条件，收费五十到一百元不等，一年下来的收入少说也有一两万元，比一个农民的年正常收入高出十多倍，比一个手艺人的年正常收入高出五倍多。

虽说钱挣得不少，那时人的思想观念还不够解放，何怜妹尽管付出很多，嗓子每天火烧火燎地疼，但常遭人鄙视，白眼没少捱、委屈没少受，自觉低人一等。

何怜妹攒够了钱，推倒奶奶留下的平房，建起了一幢两上两下的小楼。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何怜妹三十一岁那年，经人牵线，嫁给了邻村一位四十多岁的鳏夫，第二年生下一个胖小子，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原本与何怜妹走动不多的父母和五个姐姐，见她有出息了，争相巴结。何怜妹不计前嫌，凡遇父母生病住院或几个姐姐家里急需用钱，从不缩手缩脚，总是成百上千地往外掏，连屁都不放一个。

憨厚老实的丈夫也不阻拦，由着她去，因为这钱毕竟是何怜妹自己用一把把眼泪挣来的。乡邻们看在眼里，都夸何怜妹气量大、明事理、重情义。

进入新世纪，殡葬业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逐渐形成了一条前后道衔接、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从业者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让何怜妹这拨人的腰杆渐渐硬了起来，人们看他们的眼神变了，明显带了些艳羡的成分。

沉默的时间蕴蓄着无穷的力量，何怜妹干哭丧婆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十二年前，“军乐队”的头头因病去世，眼见着“军乐队”就要散伙了，面对一双双满是期待和信任的眼神，何怜妹忘了自己是一个腿有残疾的弱女子，毅然挑起了“军乐队”的担子，领着一帮没多大本事却又要养家糊口的兄弟姐妹，奔走乡间，日复一日地忙碌，操持一桩桩丧事，送走一个个死者。他们像野草一样，栉风沐雨，傲雪凌霜，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两年后，她扩充经营项目，扩大经营范围，把“军乐队”更名为“何阿婆殡葬服务有限公司”，并在工商、民政部门注了册、领了证，成了正经八百的公司老板。在她的苦心经营下，公司风生水起，生意越做越火，规模越做越大，总公司下又有了四家子公司。不但解决了近百号人的就业问题，让他们的生活有了奔头，自己也赚了不少钱，每年的收入至少四十万。

腰包逐渐鼓了起来的何婆，提供的丧事一条龙服务也并非全是生意经，若是遇上少数困难家庭办丧，心生恻隐，常常会减免部分收费。作为残联理事，她还申领了一个公益项目，每年出资三万元，用于满足部分残障人士的微心愿——这是她赢得好口碑的原因之一。

远房堂兄出殡当晚的丧宴，含有对何婆、“军乐队”及帮忙办丧人员的答谢之意，气氛相对轻松。

“何阿婆，我再敬您一杯！”

“好嘞！”

觥筹交错之间，忙了一天的何婆，显得有些兴奋，几杯红酒下肚，脸上泛起了红晕。在问及年逾花甲的她是否培养好了接班人时，她若有所思，随后“嘿、嘿”两声，笑道：“接班人？干到哪里是哪里，不想以后的事，谁愿意干就让谁干。”

哀至则哭泣，何常问有曾？事凡成惯例，虚伪必达成。

晚餐后，凝望着何婆离去的背影，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何婆虽说是一位身世不幸的残疾人，但她哭着活了下来，并且活得滋润。撇开人生价值观不谈，她至少是一位有故事的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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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新冠疫情的名医生

1

2020年初冬一天中午下班时分，工作群里忽然发出紧急通知：医院封闭各个出口，在岗员工及就诊患者、陪护不准离院，原地待命。

坏了——我心里咯噔一声，没待走出办公室探问，办公室主任已经在走廊里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员，速到小会议室！”

果然是发现疑似新冠肺炎病例。

自从年初武汉疫情，防控就成了重中之重，但小城“沦陷”的消息还是通过被拦在医院的职工和病患传递出去了，一时人心惶惶。会议室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很快变成了嗡嗡的振动。

具体什么情况，会上未及细说，应急预案迅速启动，各部门都在电话中领命。我带人去保卫科调取监控，排查患者就诊过程中的密接者。我边走边向隔离病区护士长要患者照片，片刻后，一段视频发来，一瘦弱的老年男子半坐半卧，输着液、吸着氧，面色晦暗、口唇青紫，喘得很是厉害。稍后，又有一个中年女人的视频传过来，说是他女儿，已被隔离在相邻的房间，她按护士长授意摘下口罩露出了眉清目秀的正脸给我看。

“什么病入院？”凭以前做内科护士的经验，我感觉老人病得不轻。

“病多了，慢阻肺、右心衰，还有糖尿病并发症。”

多个摄像头拼凑了他的就诊轨迹：刚进门诊大厅时还有个男人和他女儿一起用轮椅推着他，挂号之后经过20分钟的排队，进入内一科主任山歌的诊室；10分钟后被女儿推出来，在门诊大厅等待男子交款；之后，3人分别去了采血室、心电室、影像科，再回到山主任诊室已经是10点半了；他们办理入院手续，在进入住院楼的卡口时因为没有核酸检测报告被阻，卡口工作人员通过对讲机与医护人员沟通后，放他们进入隔离病区——按照流程，危重病人必须马上救治，来不及等待核酸检测结果，可以先行进入隔离病房，待核酸报告正常后再转入普通病房。

至此，老人已经在医院内活动2个多小时。诊室和病房内没有摄像头，只能看见他在走廊的情况。虽然扫码测温进入医院，在预检分诊台填写了流调表，但老人一离开医护人员视线就会把口罩拽至鼻孔以下，期间有经过他身边的医务人员提醒他戴好，戴好后他很快又偷偷拽下来。

保安边看边叹气：“这可真愁人呀，太危险了呀！”

“不能怪他不守规矩，慢阻肺，不戴口罩都有喘憋和呼吸困难，估计他实在憋不住了。”我说，“好在跟他接触过的人口罩捂得都很严。”

我抽空给山歌挂了个电话。我俩曾经同科室共事，关系亲密。在视频里看见老人进入她诊室的一刻，我就开始担心了。毕竟武汉疫情形势好转后，我们普通门诊的医务人员按要求只做一般防护——白大褂、工作帽、外科口罩，连手套都没要求戴。

“咋样？”我问，“听诊了没？离得近不近？”

“听诊了，还能远？”她嗓音沙哑，“你听，我都上火了，你咋刚想起来关心我？微信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

她已经被送进隔离宾馆，关心她的电话此起彼伏。她着急问我领导对她是啥态度，有没有什么说法。

我愣了：“没说你啊，院长急得三句并作两句说，连我这样的小喽啰都忙得没空儿看微信呢——能说你啥？”

“一看你就不知道情况。”她闷闷不乐。

“啥情况？”我云里雾里。

“唉，老丢脸了。你听着吧，听着啥告诉我一声，尤其领导说我啥，告诉我一声啊。你快忙去吧。”她挂了。

我急了，赶紧看她的微信。先发来的是：“会上说啥了？”隔一会儿又问：“老大咋说我的？”

我彻底懵了。

2

人人都忙得跟陀螺似的，我也分身乏术。但撂不下心中的疑问，边忙边打听，终于知道山歌为啥会惶惶然的了。

原来她接诊病人时，一边进行二次流调（询问病人活动轨迹、接触史）一边开检查单，叮嘱病人先去采集核酸标本做住院准备，再做其他检查。没想到老人慢阻肺多年，咳嗽气喘已是常态，这次症状加重，他觉得是冬天降温所致，但儿女硬是拖他来看病，他拗不过，只想做下检查，压根儿不肯住院。不住院自然不用查核酸，儿女不敢跟他使强，就没有第一时间采集标本。

3人拿着检查报告单回到诊室时，山歌苦口婆心地劝了老人半天，说你这不单是老病了，肺部也有了炎症，糖尿病肾病综合征也比以前严重，不住院哪成？山歌示意他女儿把老人推出诊室，悄悄“吓唬”他儿子：“你父亲不住院会有生命危险，你赶紧带他采核酸，陪护家属也采，采完就别等核酸报告了，跟卡口说一声就说我让你们先住隔离病房，赶紧吸氧、输液。”

爷仨刚走，影像科李主任就给山歌打来电话：“姐，你那病人CT片挺吓人呀，我看着是磨玻璃影儿，核酸咋样？”

“有啥吓人的？”山歌笑了，“流感病毒、腺病毒感染不都是磨玻璃影儿？老头儿76了，糖尿病还有慢阻肺，吼喽儿气喘的，整天圈在家里，上哪儿染上新冠去？我仔细问了，家里人也没离开过本市。”

“真没事儿呀？”李主任又问。

山歌自信满满：“就你这胆儿吧，做一个发热病人停一小时机器，你耽误我们多少事儿？我们听了患者多少牢骚？”

李主任尴尬地“嘿嘿”两声：“发热病人使用后总得按程序消毒呀，小心点好。”

两人闲扯一会儿，挂断电话。半小时后，李主任又来电话问老人的快速核酸出结果没，山歌再次嘲笑：“住院了，你问病房结果吧。你这个胆儿呀，我真是服了！”

“也就你吧，技高人胆儿大！”李主任恭维了一句，“看你这态度我也放心了，不问了。”

53岁的山歌是我们小城有口皆碑的名医。她名牌医科大学毕业，行医30年，内科主任都做了20多年，在心血管内科方面成就斐然，心脏介入手术本城无人匹敌，邻近市县的患者远路慕名相求的比比皆是，数不清她救活过多少濒死的心脏急症病人，可以说为医院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山歌每天在住院部查房、会诊、手术，忙得要命，医务科还安排她每周出两天专家门诊。提起她的医术，同事、患者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她为人谦虚随和，待人热情宽厚、有求必应，在同事中人缘极好。她这样一再保证没事儿，李主任自然打消了疑虑——李主任的“胆儿小”也是本院出名的，他过分的谨小慎微常招人背后笑话。

此次山歌马失前蹄的事传开来，大家议论纷纷，但没有一人是谴责的口吻，大致都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感慨——那样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人，所居城市又没有疫情，肺CT的磨玻璃影又不单单是新冠肺炎所独有，谁能往那上面想呢？

唯一往那上面想的是病房里刚毕业的年轻医生洪蓝，上班还不到3个月呢。那天他是隔离病房的主班，刚拿到CT片就一声惊叫，赶紧给一位支援过湖北的主任医师打电话请求会诊，又给实验室打电话要求老人和家属的核酸标本立即脱离排序、提前检测。

穿戴好防护服进入隔离病区的会诊医生看完片子，再度对患者和陪护进行流调，这当儿口，实验室报告：老人核酸阳性，陪护的女儿也是阳性。

层层上报，疾控中心重新采样复核，医院被封，上上下下迅速“动”起来，公安部门也参与电话流调，老人惊恐万状的女儿这才承认她接触过外地来的朋友，而且朋友的来处正有散发病例。

我恨得牙根痒痒——但凡她在流调时实话实说，山歌也不至于忽略“磨玻璃影”、在李主任提醒时还不加警觉。她也真是太大意了，太信任患者了。

我抽空微信留言安慰山歌：没人怪你，大家都在怪那个女的撒谎，流调表都填了，她故意隐瞒，你能咋办？

山歌语音秒回：“咋办，质疑呗！人家老李都提醒我了，我还把人家的怀疑给打压下去了。我都开始相信民间鬼神附体之类的说法了，真的，思维也有‘鬼打墙’你信不信？当时真像是有啥东西附体了，我脑袋根本就不转轴儿，啥都听不进去，就那一个念头：普通病毒性肺炎，不是新冠！”

“哎呀你想多了，又没有违规，一切都符合流程，后面发现也及时，防控也得力，你还回忆个啥呢？好好关注自己有没有不适症状吧，千万多保重。”我劝。

“我也真是倒霉，那女的不说实话，赶上老人也不听话，明明让他先采集核酸再查别的，非嫌咱们管控太严不愿意住院。早点看见核酸报告，我也不至于漏诊。”

“谁说你漏诊了？你可别自己给自己定性啊。”为了让她放心，我把呈报上级的“情况说明”发给她看——那上面，领导小组经过慎重研究，让我略去了山歌的接诊的环节，只介绍了患者基本情况和来诊时间，说是内科医生洪蓝在接诊病人“应检尽检”时发现了核酸检测阳性和肺CT可疑病变。

其实研究这事儿的时候，院长也批评了一句：“山主任脑子里真是缺了防疫这根弦儿啊。”

但立即有两位副院长发声：“山主任可不缺这根弦儿，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一版一版接连更新，哪一版她都领着科室医护好好学习了。洪医生那么警觉，不也和科室三令五申地强调有关系？”“抗疫以来山主任功劳还小啊？哪一次全院视频学习不是她主讲？哪一项方案、预案和演练流程没有她参与制定？就算这次有点儿疏忽，不也是因为患方不配合流调？”

感控科主任也说：“每一次感控检查，内一科都是做得最到位的。山主任管理有方，所以才能在内一科堵住了疫情扩散。”

我把这些话都学给她，没提院长说的“缺根弦儿”。山歌依旧叹气：“唉，大家越是给我面子，我心里越难过。这病人就该在我手里扣下直接转送到定点医院的呀！在院里多走了那么一遭，还进到了病房，多接触多少人呀，咱院有一个兄弟姐妹被感染，前后左右的患者有一个被感染，我都是不可饶恕的罪人……”

“我的天啊！”我惊呼出声，“你这心思也太重了吧？哪有自己给自己扣帽子的？！”

她祥林嫂一般喃喃：怪我，都怪我。

3

好在，由于防控措施得力，院内没有一起感染发生。

两周内，全市先后确诊的病例连同无症状感染者十几人，都是一条链儿上的，没有造成社区传播，疫情很快也就控制住了。

山歌知道我每天跟着领导小组开会，被隔离那段时间，不停地“微”我：“多少例了？数字是准确的吧？”“咱院真的没有人感染吗？”

她食不甘味，寝难安眠。有同事说：山主任真是不听劝，一个劲儿自责，总说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院领导们闻讯都在微信里安慰她：“也没违反诊疗常规，也执行了防疫流程，自责什么呀？”“好好保重，只要你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胜利。”

但山歌常常陷入自我否定：“工作了30年，我一个快退休的老太太连刚上班3个月的小孩儿都不如……”

她还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得了新冠，被切开气管插上了呼吸机，从憋闷中惊醒；梦见一夜间遍地确诊患者，堵在医院门前住不上院，都围着她骂她是本城的罪人，惊醒后，又一身冷汗。

“太吓人了，不知不觉危险就降临了，你可别大意啊，好好防护啊。”她不止一次提醒我。

市区一共两家综合医院，一院做了定点医院，其他专科医院和个体诊所都停诊了，就剩我们彻底消杀后正常运转，虽然能不看病的轻症患者都不来看病了，但危重症还得救，透析不能停，生孩子不能停，急诊、发热门诊都是成倍增加工作量；每个患者都风险未知，必走防疫流程，来自中风险小区的患者还得特殊管理，人手极缺；全员核酸检测还抽走了一部分医护人员，中风险小区管控还把一些医生护士隔离在家了——我们坚守在医院的每个人都身兼多职。

我随时参加领导小组会议整理工作台账，写新闻报道和上报材料；管理调度预检分诊队伍和消杀队伍，早、中、晚还要给一线人员分餐；稍有空闲还开着私家车接送透析病人（交通管控，很少车能上路，救护车只转运疑似新冠病人和接送发热患者了）。常常忙得吃冷饭，在办公室支了张床，能躺下也得是深夜了。领导们更是很难安睡，因为手机不停地响，上级指示下级请示源源不断，人人都熬红了眼睛。

那些日子，我只言片语地回应过山歌，歇下来时又怕她睡了，就没太主动关心她。院领导们更是忙得把她扔在脑后了。

直到一切恢复正常，我们才渐渐发现，山歌不正常了。

解除隔离后，她按要求居家健康检测一周，之后又自我隔离一周，然后才来上班。谁也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她就跟洪蓝发了大脾气。

那天是周一，例行主任查房。轮到洪蓝负责的病房，他给病人听诊，还请山歌听了听，请她评判自己听出二尖瓣杂音听得准不准。汇报了病情和诊疗效果之后，山歌肯定了他的治疗方案，接着看下一个病人。她边走边做了手消毒，洪蓝却没理会她的动作，径直要掀第二个卧床病人的被子。

“等等！”山歌叫住他，“少一道程序呢！”

声音虽有怒意，却还算温和，洪蓝却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住了。有医生指指病历车上的手消液，他脑子还没转过弯儿来，抽出了病历夹，要打开来念。山歌勃然大怒：“查完一个病人做一次手消毒你不知道吗？别说现在还要防控疫情，就算没这回事儿，这也是日常惯例啊，怎么能这么大意？你摸了前一个病人，不做手消毒再摸下一个，不清楚后果的吗？”

以前山歌从来不当着患者的面批评下属，即便批评，态度也是和风细雨，这样声色俱厉，还是头一次。医生们面面相觑，有人直接递给洪蓝速干洗手凝胶，洪蓝这才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做了手消毒，他口罩上方眼睛周围，瞬间布满了红云。

山歌的脸色却是看不到的，她把自己裹在不露一丝肌肤的防护服里，面屏、手套、鞋套俱全，完全是高风险场所的三级防护装备，她站在一群按要求降为一级防护、只穿工作服、戴工作帽和一次性外科口罩的下属中间，犹如鹤立鸡群。洪蓝恭顺的态度，依然没能获得她的谅解，她依然毫不留情地说：“当一回‘优秀哨兵’也别骄傲自满啊，防控是持之以恒的工作知不知道？”

“优秀哨兵”是洪蓝刚刚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市疫情防控表彰大会”上获得的荣誉称号，市长亲手给他颁发了奖状和2万元奖金，褒奖他“以哨兵的警觉拯救了一座城市”。

众目睽睽下，年轻的洪蓝受不了如此尖锐的指责，梗着脖子嘟囔了一句“我没骄傲”，山歌立刻尖声质问：“你说什么？”

“我说……我知道了……”洪蓝终于诺诺连声，山歌这才示意他继续给病人查体。

山歌还不忘环视所有人，严肃地说：“都引以为戒啊。”

但她很快从下属的眼神里察觉到自己的失态，查完所有病房回办公室的路上，她在走廊里有意停下脚步等了等落落寡欢跟在最后的洪蓝，诚恳地说：“小洪对不起啊，我刚才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也不该当着患者发脾气。我真是让这场疫情给吓怕了，我是真担心发生‘院感’呀！”

洪蓝嗫嚅着：“是我的错，主任您、您批评得对……”

前面好奇回头的医生们见主任恢复了以往的和颜悦色，纷纷插科打诨给洪蓝解围。走回办公室，以往轻松愉悦的氛围又回来了。有人说：“老大，现在防护都降级了。就算疫情当时，咱普通病房也只是二级防护呀，您这一身三级装备，都能把患者吓跑喽……”

“爱跑就跑呗。”山歌说，“你们按规定来，我没意见。但我怕以后中招儿，我老太太抵抗力低，得护好自己。若嫌我申领防护服增加科室支出，我自费购买好了。”

多嘴的人吐了吐舌头，大家立马噤若寒蝉。

4

有口皆碑的山歌渐渐有了不好的风评。

“她这是嫉妒洪蓝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荣誉呢！”

“自己抓不住机会怨谁呀？若不是疏忽大意能把‘磨玻璃’放进住院部？还有脸批评别人大意！”

“山主任看着挺大气的人啊，咋能这么小肚鸡肠呢？”

风言风语传到我这儿时，我一个劲儿地替山歌申辩，怪别人误解。因为我知道洪蓝火线入党的材料还是兼任内科党支部书记的山歌申报的呢，洪蓝的积极分子考察纪实表，也是山歌作为入党介绍人抽空一页一页填全的——她会嫉妒一个年轻小辈儿的荣誉？

后来还是山歌打来电话，跟我学了冲洪蓝发脾气的来龙去脉：“你说我是不是疯了？前两年闹更年期我也只是爱出汗、爱心悸，也没这样控制不住脾气呀。再说冲谁发脾气也不能冲洪蓝发啊，我这不是自己落人口实吗？昏头了我简直！”

我赶紧安慰她：“更年期哪那么容易过去？咱俩同岁，我从3年前就开始闹腾，到现在还是爱莫名其妙地心烦、发火，估计你也是还没过劲儿呢。”

“真是沾火就着啊，一见他没消毒我就气血上涌，说话都不过脑子。估计肯定会有人说我故意找茬整他，你听没听别人说啥？”

别人说她啥了，领导说她啥了——那一次失误之后，山歌常问我这样的话，大半辈子被人赞誉的她，太在意自己的口碑了。

“管别人说什么干嘛，管理下属不是你的职责吗？他犯错了还不许批评？”我顾左右而言他，“咱都这个岁数了还不知道嘛，活在自己的心里就行了，莫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想咋就咋，管别人说啥！”

“唉！”她长叹，“混了大半辈子好名声好人缘，老了老了，晚节不保。”

我想请她下班后出来坐坐，聊聊天儿散散心，她却说：“你可拉倒吧，饭馆都刚刚解封，院里还号召员工尽量‘两点一线’不聚餐呢，你咋恁胆儿大？”

我说：“那去我家坐坐？我天天开窗通风，消毒净擦地。”

“哪儿也不去，咱俩微信唠唠就挺好。”

住院大楼设了门禁，她在病区时我进不去，赶上她出专家门诊时去看看，我被她的装束吓了一大跳。我这才知道自从解除隔离上班后，她就一直是三级防护，跟我们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一样。

“这得多热呀，密不透气，一身身出汗，口罩也太闷呀，你用不着这样穿，长期这样对身体不好。”我还特别提示，“实际上只要戴好外科口罩、随时做好手消毒就没有风险，你都跟确诊病例亲密接触过，只是一般防护，不也没事儿吗？”

“那是因为上次的毒株传播力不强。一次侥幸还能次次侥幸呀？现在病毒变异多快呀，各地散发病例就一直没断过，每一个来诊人员都可能是感染源。”她振振有词，没法劝。

医务科破天荒地接到了投诉山歌的电话，接二连三有患者或家属反映山歌“态度恶劣”。她一出诊，诊室门前就排长队。慕名求医的患者多，本来是份荣耀，现在却变成了她的烦恼。本来维持秩序不是山歌的职责，但她动不动就冲着门外嚷：“一米线啊一米线，不许聚集！”动不动就批评导诊护士：“看不见人聚堆儿了啊？能不能尽职尽责一点儿？”一旦有患者没等前一位看完就挤进诊室，她会立刻气势汹汹地喊：“你不识字啊？门上‘一医一患一诊室’你看不见？”要么就出言威胁：“出去，赶紧出去！不然我不给你看！”

这真的不是过去那个温文尔雅、任何时候都不急不躁的山歌了，院委会上领导们谈起应该拿她怎么办，主管内科系统的副院长说：“我感觉她好像心理出问题了。”

院长有点自责：“当时就该找心理医生给她做做疏导，咱们光顾忙活把她给忽略了，谁也没能设身处地想想她有多大的心理压力，隔离那20多天还不得天天胡思乱想啊？”

“岂止是隔离期？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她还是走不出来呢。”我插话，希望能引起领导们重视。

正七嘴八舌讨论，导管室护士长给院长打来电话：“山主任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晕倒了！好在已经给病人下完支架。现在她醒过来了，但还躺在术间的地上，我们不敢让她动……”

大惊失色的一班人马立即赶往导管室，同时通知内一科、内二科所有在班主任医师赶快过去。还好，没什么凶险，我们赶到时，山歌自己已经不顾同事劝阻挣扎着出了术间，头发汗涔涔贴在额头上，面色苍白，端个水杯靠坐在备品室的椅子上，有气无力地冲我们摆手：“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虚脱了，不用管我。”

大家都松了口气。围着她问长问短了一番。回到行政楼，院长叹气：“50多岁的人了，见天捂着防护服，上了手术台，防护服外面又加手术衣又加上30斤的防辐射铅衣，还有个不虚脱？”

5

山歌被领导们劝着去南方一处温泉胜地疗养了，同时去疗养的省精神病防治院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凑巧”跟她同住一个宾馆房间——这是领导们向市卫健委、省卫健委一级一级请示的结果。

3个月后，疗养归来的山歌恢复了正常。她不再穿防护服，和同事们一样在日常工作中实行一级防护，每天忙忙碌碌地查房、会诊、手术，每周出两次门诊。疫情防控“平战结合”的诊疗流程执行得依旧严密，对下属们要求依旧严格，但和风细雨似的批评，像以前一样容易被人接受。无论多生气的事情出现，她再没有暴跳如雷过。连洪蓝都在闲聊时跟同事说：“别看山主任从来没熊过别人就熊我，我还是打心眼儿里敬佩她，她那都是为我好，我知道。”

山歌出门诊的日子，我常在临下班患者少的时段去诊室找她聊两句。这是院长给我的任务，他知道我们关系好，希望我“密切观察”山歌的“动态”，适时帮她“减压”，避免出现从前那样的问题。

“刺探”了几次后，我跟院长汇报：“没事儿了，她失眠的毛病好多了，闲谈中也不再自责了。科室管理虽然比从前严格，大家也都能理解。”

2021年8月19日第四届中国医师节，政府表彰一批市级“十佳名医”，经过全院医护人员投票、院委会集中讨论等层层推选，山歌榜上有名。但她坚辞不受：“我不配，真的。硬要我上台接受表彰，等于让我在大庭广众下接受良心的审判。”

我这才知道，小城疫情过去了，她生命中的疫情远没过去。

8月底，医院发放年度体检卡，50岁以上职工充值1500元，体检项目自选。我跟山歌结伴去的体检科，信任她这个名医，我选的项目跟她都一样。64排128层肺CT扫描，我一切正常，她却查出了直径4毫米的肺小结节。

山歌明显有些紧张，我听她跟李主任一顿探讨，什么“实性”、“亚实性”、“磨玻璃”的，李主任告诉她：“你不担心就半年复查一次，担心就3个月复查一次。反正我觉得是低危，复查着看，没事儿。”

山歌说：“你可得考虑考虑我这一年是咋过来的啊，一年前体检我的肺叶可是干干净净的呢。”

我听懂了，山歌是担心自己心情不好影响身体健康，稍有医学常识的人谁都知道恶性肿瘤最青睐心理压力大、情绪抑郁的人群，何况是她。

但李主任这一次不受她的语言干扰，自信地打包票：“我还能在这大事儿上开玩笑吗？放心吧！不放心两个月后你就来查。”

山歌说：“抗疫那些日子，我的身体就是肿瘤培养基。”

失眠了一夜，在家人的怂恿下，山歌决定去天津肿瘤医院看病，那里有她的医学院同学。我毫不犹豫地支持她，毕竟专科医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查明白了，也就放心了。

同学导医，山歌不仅做了增强肺CT，还做了全身PET-CT，证实了李主任的判断是对的。

山歌心情轻松地回来了，科室一帮医护给她接风，还特邀我参加，大家举杯相庆，祝贺她“有惊无险”，她也春风满面，笑眯眯听着大家在手机音乐伴奏中唱给她的《好人一生平安》。

没过两天，我再去门诊看她，发现她又开始郁郁寡欢。问她怎么了，她说：“无论肺CT还是PET-CT，都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她又重复前些日子那句话：“真的，抗疫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真是肿瘤培养基。”

我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班门弄斧。

山歌又被丈夫陪着去了趟上海瑞金医院，那里也有她的医学院同学，帮她实施了肺小结节穿刺，病理检查总是诊断“金标准”了，良性。她终于放心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回来刚刚两个月，她又摸到了腋下有两三个肿大的淋巴结。惶惶然一顿检查，还是一切正常。院长见她依然忧心忡忡，建议她去普外科切一下淋巴结做病理。

结论是：反应性增生，跟恶性肿瘤转移丝毫不沾边儿的。

但是，山歌再一次开了转院单，决定再赴上海。亲爱的同事们诊查得再精心，毕竟技术条件有限，万一是误诊呢？

彼时，上海老夫妻旅游途中发现感染新冠肺炎，一条感染链已经波及多个省市，我劝：“不等一等吗？现在出门多危险？”

她却一天都不想等。

深秋的寒风中，我开车送她和丈夫抵达机场。目送她日渐单薄的身影隐入候机的人流，我只能暗暗祈祷：可恶的疫情快点过去吧，让我们重回昔日的岁月静好。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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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房子缠斗的这30 年

1

2011年初冬，母亲从超市带回了大量的食物，她往冰箱里塞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放在外面：“冰箱里的，晚上你饿了拿出来热热吃。外面这些不要动，我要拿着和你爸去排队。天这么冷，半夜多吃点挡挡寒。”

那时我大学毕业2年，正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母亲为了我的婚事，着急买房。开发商说次日上午8点开盘，先到先选。母亲听说买房的人都是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她和父亲商量，穿上棉袄，带上毯子、马扎和食物，也去连夜排队，为我选个好房。

我心疼他们太辛苦，母亲却说这不算什么：“你忘记当年你上大学，我为了省一晚上的住宿费，和那些家长在学校的操场上坐了一个晚上吗？一点都不累，人多，说说笑笑，一晚上一会儿就过去了。”

我知道自己拗不过母亲，她对城里的房子渴望太久了，甚至是有执念的。

我的母亲是一名乡村教师，本有机会进城教学，却被她拒绝了——那时候，我们家的条件太差，调令都下来了，她觉得在农村可以省下买粮买菜的钱，下班后还能去地里干活，一年下来也能卖点钱。

2001年我中考失利，母亲托了好几层关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送到县城复读，寄宿在亲戚家。那所学校很少有插班生，第一天进班上课，母亲特意给我换了一件新衣服，把我送到教室门口，对我说：“以后你要独立了，这是你迈出独立的第一步。”

我呆呆地在班级门口站了许久，不敢进去。母亲见状，突然转身冲过来，牵着我的手往教室里走。

因为下雨，我的新鞋子在农村的泥土中踩得很脏，我们在教室里留下了两串泥脚印。有人喊：“刚拖过的地，弄这么脏。”我羞红了脸，母亲却不理会，她在教室里寻找空位，每次拉我坐下，都会有人喊：“这里有人坐。”最后，变成了全班齐声喊：“这里也有人坐。”而后，是哄堂大笑。

最后，母亲气急败坏地搬了一张堆在角落里的桌子，放在最后一排，对着我喊：“坐这里。”然后便冲了出去。她撞见了正要进教室的老师，却没有打招呼，只是低着头匆匆离开——我知道她一定是哭了。

一周后我回到家，母亲问我课上得怎么样，在亲戚家过得怎么样。我说同学挺好的，老师讲得也好，只是晚上冷，吃不饱。母亲又哭了，父亲想安慰她，却被说了一顿：“如果我们在城里有一套房子，会受这个气？孩子能像城里孩子一样顺顺利利去上学，我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我受点委屈不算啥，孩子受同学歧视，在亲戚家吃不饱睡不好，这在孩子心里会产生多大影响啊！”

哭诉完之后，母亲又捧起我的脸说：“一定要考上大学，去更大的城市，买大房子。”

此后，母亲再也没提在城里买房的事，但我看得出，她工作更加努力了。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母亲并不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机，但亲戚朋友都在向她传递一个信息：“房价大跌，买房好时机来了。”

母亲压抑已久的买房念头又萌生了。她给正在念大三的我打电话，征询意见，还说了一堆理由：“你马上要大学毕业了，没有房子找不到好媳妇，总不能带女朋友回农村老家吧？现在是房子最便宜的时候，都说明年就要涨价了。”

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同，只撂下一句“我不在乎，你想买就买吧”，然后就挂了电话。

彼时，我们那个县城的商品房价格在1000元/平左右，母亲嫌贵，一直在看城中村村民自盖的小产权房，每平米在600元左右。

她看的第一处房子位于县城中心。房屋正在盖，据说总共6层，但主家说要等盖成了才卖。她和父亲又骑着电动车继续往前走，看见了一处刚刚盖成的楼房，一楼门面上留了卖房的电话，拨通后，对方很快赶来了。

那栋房子坐西北朝东南，倾斜而建，一梯两户，一大一小。上楼后，母亲发现屋后是一条臭水沟，水面上飘满了垃圾。主家却说这个房子位置好，西边是商场，东边不远处是汽车站，“自己的房子，价格好商量”。

母亲想要那套大的，4室2厅，她考虑我未来结婚生子，想给儿孙留个朝阳的房间。她在那套房子里转了好几圈，最后站在3楼的窗户旁，看见了西边的商场——那是她在县里最喜欢逛的地方，以前逢年过节，她都要乘坐1小时的公交车赶到这里买一些好货。

母亲动了心，可父亲不说话，就知道站在一旁抽烟。经历一番纠结之后，母亲终于下了狠心，掏了500元定金，定下了这套总价8万元的大房子。主家给她1周的时间去准备钱，钱到手后给钥匙，如果最后不买，500元也是不退的。

母亲兴冲冲地下了楼，仿佛这房子已经是自己的了。当时她手里有4万元积蓄，回家后又向亲友们借了4万元。母亲给主家打电话，双方约定了一个好日子，可就在这时，有人对母亲说小产权房不能落户，“将来你孙子上学，附近小学不认，还得托关系”。

母亲的心顿时就凉了，她思前想去，最终放弃了那套房子和500元定金。她给我打电话说不买了，“等你毕业了，我们在大城市买房子”。

2009年，我考入河南省某地级市的事业单位，父母也都退休了。他们把老家的地承包给别人，来到我工作的城市，一家人租住在一处老旧小区里。

当时，和母亲同龄的同事乎都在老家县城买了房，而我们家还是没有。买房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她身边的人都在说“房价只会越来越高，不会下跌，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些话让她焦急万分，像着了魔一般又开始四处看房。她发誓，不买则已，要买就买最好的。

2

2011年，母亲终于选中了离我单位不远的一处高端楼盘。彼时房地产市场已经回暖，本市的商品房均价已达到了3500元/平，而她相中的那个楼盘，开盘前对外释放的价格是5000元/平。

母亲算了算手中的存款，觉得再借点钱，凑30%的首付应该够了。她嘟囔着“全款变首付”，然后严厉地对我说：“我只替你解决首付的事，贷款我不还，装修也不管，我和你爸都老了，没本事了。”

那天夜里10点左右，我的父母就赶到了售房部。工作人员正在里面热火朝天地布置现场，乱成一团，根本无暇顾及客户。

父母在沙盘前转了一圈，又看了看户型模型，更坚定了选择9楼92平米的东户。一个置业顾问抽空对他们说，河南老百姓对3楼、6楼、9楼很执着，“因为以前皇帝上朝都是初三、初六和初九，所以这3层楼很抢手，已经好几个客户在预选这个了，到时候不一定能抢的到，备选一个吧”。

那栋房子总共有32层，13到23楼价格高，母亲有些犹豫，不知道选哪层好。置业顾问建议他们往高处选，光线好，空气好，基本能看到市区的全貌。可母亲果断地拒绝了，她说自己老了，不敢住太高，心脏和血压都受不了。置业顾问摇了摇头，去忙了。

走出售房部的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母亲赶紧占了一个位置，往前数了数，10个人。她心里稍微安稳了些。

那一晚，天冷得很，售房部门口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四处来风。起初大家靠得很近，边说边聊，相互取暖。可是到了深夜，寒风愈发刺骨，靠近也没有用了。母亲有高血压和轻微的冠心病，十分难受，就让父亲坚守，说自己要去背风处歇一会儿。正要站起来的时候，有人提议用马扎排队，大家纷纷赞同。

第二天早晨7点多，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到售房部选房。经过一夜的折腾，她和父亲的身体都有点吃不消，人太多，她脑袋嗡嗡的。

等我赶到时，选房已经开始了。售房部里人山人海，有人拿着喇叭在叫号，一次进5个人，每人有1分钟的选房时间，如果定不了就不允许再选了。

广场上人也很多，我找了好大一会儿才找到母亲，她说父亲已经进去了。很快，我们就看见父亲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母亲焦急地问他：“选到没？多少钱？”

“选到了，5200多。各种优惠下来，合4500左右吧。”

母亲高兴得手舞足蹈，一边说“太好了”，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以后就靠你了啊。”

这时，父亲突然插话：“选的是25楼。”

母亲拍我的手突然停下来了，质问父亲为啥选那么高的房子。父亲说他进去的时候，低楼层的房子已经没有了，置业顾问说高楼层好，价格还低，他脑袋一懵，就选了25楼。

母亲抢过父亲手中的资料，就要往售楼部里闯，却被保安拉住了。母亲嚷着要退房，工作人员说想退房也得等明天。母亲气恼又沮丧，回到家就开始骂父亲没本事，没脑子，然后就开始哭诉自己一辈子就这么一套房子，还买得不称心。

我只好给房管局的朋友打电话求助，到了下午，对方让我带着资料去售房部调房，说是开发商某领导买了11楼的房子，愿意和我进行调换。

母亲很高兴，兴冲冲地跟我去了售房部。我们到的时候，广场上垃圾成堆，宣传资料到处飞，还有被挤掉的棉拖鞋和旧衣服。因为有房管局的朋友帮助，调房顺利，我们交了12万多的首付，母亲的情绪终于平稳了下来。

此后几年，本地房价经历了波折性上的上涨，到2019年，那处楼盘的二手房单价已涨到了8000元/平米。母亲常为自己当年的“奋不顾身”感到自豪，对亲戚朋友说了无数遍买房的细节。

3

工作几年后，我的事业发展顺风顺水，升职加薪，结婚生子，日子越过越好。存了一定的积蓄后，我提前还清了首套房的贷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有了换套大房子的念头。一开始，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说，后来就变成了很正式的一次谈话。

“孙子和孙女越来越大，这套房子越来越住不下来了，没有独立的房间，写作业都是问题。我身体不好，睡觉浅，你爸晚上打呼，我总失眠，我想分开睡。我想好了，必须得买一套大房子。我已经相中了一处房子，150平，4室2厅，很敞亮。我算了算你手里的钱，如果不够，我手里还有几万，也给你凑凑，估计够首付了。”

我不想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且我想攒钱去郑州买房。所以我以“现在地产形势变化莫测，房价不稳定”为由拒绝了。母亲却给我说了一堆理由，如：钱越来越不值钱，存银行赶不上通货膨胀，投资怕赔个血本无归，只能买房子；房子既能自己住，还能不断地涨价，等于变相存款了。

见母亲讲得头头是道，我又以“二套房贷款利率高”为由拒绝，母亲似乎已经提前想到了，说：“办个假离婚——置业顾问可以帮忙办的，手续200块钱，齐齐全全的，楼下你刘阿姨家的二套房就是这样。”

我无言以对，无奈去看了她相中的那套房子。这是一线品牌开发商进驻本市的第一个项目，听说品质做得很好，价格也不高，关键是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较近，2021年10月1日能交房。

我略微有些心动，回到家，母亲干脆拿出10万现金放在餐桌上，劝道：“买吧，这是我给你们的钱。”

2019年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像8年前那样红火了，买房很顺利，置业顾问的态度也很好。回家后，母亲像小时候捧着我的脸一样，捧着我儿子的脸说：“你爸爸买了一个大房子，单独给你一间，你得好好学习。”

原以为我们的生活会平静地过下去，没想到刚过了半年，母亲又动了去郑州买房的念头。

本市有条河穿城而过，两侧修建了许多的公园，母亲常去河边散步。一天，一个从郑州过来的置业顾问在河边发传单，说航海路上有一处新楼盘位置极好，价格也合适，很多地市的人都在那里买房。

母亲对郑州不了解，只问了问价格，对方说一房一价，每平方米的均价在1万4左右：“我们有大巴车，每周二早上8点出发，我们先在郑州各大景点游玩，下午再去售房部参观。如果相中了可以买套，如果相不中，权当是免费旅游了。”

这些事，是母亲从郑州回来之后才告诉我的。在她眉飞色舞的描述中，我得知这套房子位于郑州向东向南发展的主线上，离郑州东站很近，目前周边还没发展起来，所以价格不高。

“最最关键的是，我徒步丈量了下，步行不到10分钟就是一所区级知名小学，正对面就是省级知名中学。将来我孙子要是在那里上学，我这辈子死都值得！”母亲说。

我忍不住抱怨，说如果要在郑州买房，那就不该在本地置换大房子。郑州的一套房随便都是百万元以上，就算我们卖掉现在的住房、老家的老宅，依然是杯水车薪。

“我的傻儿子啊，你还没我看得远啊。老家的房子你甭管了，只要儿孙越过越好那就是福。他们给我算过了，一套100平的房子总价140万，首付7万，再加上各种税费，10万块钱就够了。剩下的钱，每半年付5%。”

母亲买意已决，加上我也想在郑州买房，就和妻子商量，决定拼一把。我算了算手中的钱，是可以勉强维持的。

次日，我们一家便去郑州考察。那处楼盘的确离东站挺近，但周围全是工厂，连个配套的公园、商场都没有。置业顾问一个劲地说工厂迟早会搬，商场交房就有，我们还是犹豫了。

之后，置业顾问频繁给我打电话，他的朋友圈还不时放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大发展”、“马云前往郑州投资”、“郑州严查首付分期”、“房价马上要涨”等信息。加上母亲不断催促，我和妻子在那段时间都异常焦虑。

2019年12月12日，我终于被置业顾问说服，交了3万元定金，定下了一套92平米的小三室、一个车位和一间储藏室。我将此事告诉母亲，她高兴坏了，给所有至亲打电话报喜。

可是没两天，母亲的喜悦就变成了恼火：“你买储藏室和车位干啥？没用！房子已经够贵了，再花20万买车位储藏室？咱买房子是为了孩子上学，储藏室和车位要不要都行。”

我说那是绑定的，如果买住宅，必须买车位和储藏，否则他们不卖。与置业顾问再三周旋后，对方终于答应，3天后只用先把房子的首期款交了，而车位和储藏室的钱要在1个月之内补齐。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新冠疫情突然爆发了。谁也没料到，这场疫情会打乱所有人的生活。郑州的售房部关门了，我缴纳车位和储藏室尾款的事也被暂时搁置。

4

2020年4月，售房部重新开放。由于资金压力大，开发商急于卖房，就推出了一个新政策：从4月1日起，买房不再绑定车位和储藏室。

置业顾问仍旧给我打电话，让我补齐车位和储藏室的尾款，理由是我下定金的时候没有这项政策，并且他们已经给我延期几个月了。母亲得知此事又气又恼，不仅强制要求我不能补钱，还要求我把那2万元定金给要回来。

我觉得自己不占理，就没有和开发商交涉，没几天，那位置业顾问又离职了，这事就搁置了。可母亲每每想起那2万元钱，就夜不能寐。她偷偷找人做了一件外套，上面写了：“昧良心开发商，快还我血汗钱。”

我在业主群里看到有人发照片、视频，才知道母亲竟然穿着那件衣服去了郑州。她在售房部里来回走动，不停吆喝，希望有领导出面解决这件事。我给她打电话，让她赶紧回家，她却坚持要待在那儿。

晚上，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她说自己吆喝了一天，转悠了一天，却没人搭理她：“卖房子的还在卖房子，买房子的还在买房子，没出来一个人制止我。我就这样晃啊晃，喊啊喊，像个小丑。都在看我笑话。”

母亲退休前是个教师，在生活中也永远保持优雅的姿态。可如今为了房子，她拉下面皮，豁出去了。我心疼母亲，就把买房绑定车位和储藏室的事反映给了郑州市房管局，没多久开发商就回复说，如果我不要求他们退还那2万元定金，剩余的尾款可以不交。

我接受了，但我骗了母亲，说钱要回来了。

那段时间，到处都在传言房价要降。母亲毫不在乎，“降就降吧，买都买了，咱有契约精神”。

哪怕是疫情汹涌、水灾来袭，生活艰难，都没有改变母亲执意要买大房子和在郑州买房的判断。

直到两套房子全部延期交房，有可能影响孩子一年级入学时，她才开始慌了。

本市的那套大房子在临近交房的前1个月，我们收到了一封延期告知函，一页纸，写得很简单：受疫情和水灾的双重影响，在相关政策的允许下，延期3个月交房，且无违约金赔付。没过几天，郑州那套房子也收到了延期交付通知书。除此之外，两个项目都不同程度存在降价、降配的现象。

业主群里炸开了锅，大家都嚷嚷着要维权。母亲闷恹恹地坐在餐桌旁，说：“降价咱啥都不说，但是降低标准，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再延期交房，影响我孙子上学，那就不应该了。”

母亲说了一堆的不满意，而后肯定地对我说：“有人召集着去维权，咱俩分分工，你去郑州那个，我在当地维权。不闹闹，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全打了水漂。”

我拒绝了，她气得直跺脚：“你不去，我去！我一个老太太，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从那天起，母亲就把看孩子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父亲，自己加入了“维权大军”，并不定时地给我讲述他们维权的细节。

他们建了个群，核对每一个进群人的身份，要把购房合同中的房号和业主姓名拍照发给群主，以防开发商的人混进去；此外，把那些在群中不积极响应、拉后腿的人都踢出去，只留下一些“激进派”，大约200余人；每人交10块钱，用于制作条幅，打印资料和采购小喇叭——然后他们涌进售房部，楼上楼下到处吆喝，要求领导给他们一个说法，到底啥时候交房。

“你是不知道，大领导全跑了，留下一些说话不管用的小兵在那儿办公。后来终于出来了一个人，说虽然下发了延期告知函，但是一定会积极抢工，力争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节点准时交房。”

有了这个承诺，大家才散去，临走前，他们约定维权群继续保留，待交房后看情况决定是否继续维权。

到了国庆节当天，开发商果然准时交房，但现场还有很多工程尚未完工：草皮凌乱且枯死，路面刚刚硬化，散发出刺鼻的沥青味，墙角堆满了建筑垃圾，墙壁上一层灰尘。当初说的“公共区域奢华精装”，现在变成了大白墙，连一片瓷砖都没有，完全是安置房标准。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小区大门变成了商铺，业主只能从旁边小门经过，连消防车都过不去。

业主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一两百号人拉着条幅，聚在售房部门口喊口号。警察匆匆赶来，以疫情期间不准聚众为由欲把人遣散，但很快就被群众质问得无言以对，只能远远地站着。

开发商派出代表发言，被业主们哄下台去。次日，业主们又叫来了省电视台的记者，母亲说不上话，跟着跑前跑后，一会儿跑到售房部大堂，一会儿坐在售房部大门口，一会又去交付现场爬楼。

现场乱糟糟的，采访时，业主提出的每个细节，开发商都能巧妙地一一化解。他们拿出了建筑规划图，说已经通过了政府的审批，手续合理。电视台的记者又带领业主去政府，希望讨个说法，但被一顿安抚后，就没了下文。

第三天，业主又叫另一拨记者。同样的流程，同样的操作，但同样没有结果。

业主无奈，再次来到售房部门前维权。突然一群人出现了，他们抢夺资料、条幅，双方发生了拉扯。有人喊：“开发商打人了！开发商打人了！”

那帮人却说他们是二期业主：“你们天天闹事，造成开发商经营困难，万一我们买的房子交不了房怎么办？”

维权的业主顿时傻眼，大家不知道说啥，最后不欢而散。

天气突然降温，母亲的心脏有点不舒服，就不再跟着闹了。可她在家总是一脸的哀愁。

我问她：“你跟着维权，想要什么呢？”

她不说话，半天憋出来几个字：“为啥？为了你们。”

我差点哭出来，站起来正要走，她又说：“咱赶紧把这套房子卖了吧，看形势，房价还会降。”

“卖了我们住哪儿？大房子装修之后还得放一段时间散散甲醛。”

“先挂出去吧，我怕市场不好，不好卖。”

我只好按母亲说的办，按照2020年本小区的成交均价，把房子挂了出去。然而看房者寥寥，哪怕有人看，也是一问价格就走，再没下文。

5

由于房地产政策频繁调控，房地产市场提前入冬，很多房企度日艰难。本市的一些工地大面积停工，索要工资的农民工和维权的业主交织在一起，令有关部门忙乱不堪。

后来，某城市有业主因维权被抓，留下了案底。慢慢地，母亲他们的维权队伍从最初的200多人减到只剩几个。可不管他们怎么闹，开发商就是不出面。

母亲终于死心，彻底退出了。自此，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坏了。先是血糖、血压急剧上升，而后是心脏跳得厉害，连夜住院。

她一直躺在病床上闷闷不乐，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是：“还有钱吗？”“房子有买家了吗？”病情刚稳定，她就急着要回家：“现在哪有钱住院啊！两套房子，又是贷款又是首付款的，这日子必须抠紧了过。”

不管我怎么劝，母亲还是坚持出了院。

一个周末，我一天没见母亲，便到附近的河堤公园去找她。只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河堤附近的长凳上，悄悄抹泪。

我挨着她坐下，说：“不要多想，迟早会过去的。”

她说：“没关系，妈觉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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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富后，他的人生一路走低

1

刚子比我小了一轮，却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好的兄弟之一。

与刚子结识，并不体面，甚至有些丢人。十几年前，刚回国的我，又被某间国际工程公司踢去海外担任南亚地区的区域经理。而那时20岁出头的刚子，已经凭借丰富的现场经验，成为了国内某间电梯公司在海外项目的施工队长。

那个现场号称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像个迷宫，环境杂乱无章，野蛮施工，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当地夏季室外40多度的高温，对于在闷热楼体内的施工人员来说，无异于一场人间炼狱。

我不懂技术，不常去现场，但在一次陪甲方老大考察时，却偏偏看到现场施工的中国工人乱作一团，他们手中对讲机里传来呼救声——一个电梯安装工在电梯井道顶部进行“放线”作业时中暑晕倒了，正被安全带吊在脚手架上摇摇欲坠。我面前那些稚嫩面孔上写满了慌张，——国内公司在海外扩张时使用更廉价的大学毕业生，这批初来乍到的“娃娃兵”，连现场地形都没摸清，更不可能在70多部直梯井道里立刻找到出事的井道。

100多米的高度，普通人爬楼梯至少得20分钟，我身边的工程监理是当地土著，熟悉现场情况，很快带我乘坐唯一一部“专用电梯”找到了事发地点。但作为西装革履的“上等人”，他自然不会屈尊钻进肮脏油腻的井道里施以援手，而森严的等级制度下，现场荷枪实弹的保安们是绝对不会允许工人们乘坐“专用电梯”的。

那个电梯井道外，还有张稚嫩的中国人面孔，只管对着对讲机大呼小叫，并不敢爬进空荡荡的电梯井道里的脚手架上进去施救，“师父”都在井道里“上吊”了，这家伙居然还跟我飙英语：“Sir, help him, please！”

尽管我自己也恐高，更没爬过脚手架，但赶鸭子上架我也得硬着头皮上，至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昏迷的工人仅仅靠着一条安全带维生。

脚下100多米高的脚手架在“云里雾里”左右晃动，那种恐惧，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根本体会不到的。凭着一股狠劲，我成功地爬过几部脚手架，把被安全带吊在半空的工人拽到“跳板”上，然后能做的，就是双手死死地抱住钢管，随着脚手架一起在高空中晃悠着，祈祷脚手架能够经得住我这200多斤的大体格子。

刚子是从一楼直接徒手爬脚手架上来施救的，中暑的工人已经失去意识，把他弄出井道没费什么事，但对于意识尚在、手脚已经瘫软、死活不肯松开手中钢管的我，已经精疲力尽的刚子只能解下自己身上的安全带套在我身上，然后坐在踏板上喘着粗气。

“你不要命了？这么高你连个安全带都不系就进来了？”刚子冲我吼，接着自己笑了，“穿成这样进井道爬脚手架，我干了这么多年电梯，还真没遇到过。没事，你别怕，这架子几百公斤的曳引机都能经得住，就是心理作用。”

“我他妈哪知道这钢管搭成的脚手架也会晃悠啊。”高温已经让我严重脱水，脚下皮鞋的打滑让我寸步难行，成群结队的蚊虫轰炸更让我心烦意乱。

接下来，在100多米的高空中，我们两个同坐在一根20几公分宽的钢制跳板上的男人，开启了一段莫逆之交。

刚子的文化程度不高，少年时就进城打拼，从摆地摊贩水果到折腾鞭炮、倒腾假药，吃了不少苦，也上过不少当。后来他跟了个师父学习安装电梯，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与聪颖，慢慢开始做小包工头，从师父手里接活，随后又经人介绍到这间电梯公司里打工。

“我说你自己干多好啊，干嘛跑这儿来遭这个洋罪？”安全带的束缚感，让我的紧张消退了不少，但两条腿还是不听使唤，始终没有勇气再站起来。

“哥，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没坐过飞机也没出过国，就想坐着大飞机出趟国……”

如此朴实的小哥们，让我心头一震。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刚子帮我更换了4次安全带的固定点，才把我成功地送到楼板上。那一刻，我和这位朴实的小兄弟是真正过命的交情了。这出让现场管理层开了半年玩笑的“洋相”，让刚子打心眼里认可了我这个“大哥”。

2

共同跟各路妖魔鬼怪斗争了大半年后，我和刚子成了无话不说的铁哥们。我直接跳槽到了他所在的电梯公司，因为那家公司的老板满足了我“不再出国”的要求。在堪称天堂的国内混日子的我们，三天两头一醉方休。

2014年的一天，刚子忽然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

“哥，我想买套房子，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你不有套房子吗？还折腾啥？”

作为一个农村进城打工的90后，刚子真的很棒，他不仅贷款买了套80多平的两室一厅，连同结婚、生孩子，一分钱都没从爹妈手里要。他是个自力更生的典范，电梯工本来就是个万能工种，这小子的学习和动手能力又实在太强，家里房子装修时，连木工、瓦工、电工、带刮大白、铺地热，都是他带着几个小哥们自己摸索着完成的。

“哥，这不儿子要上小学了吗，我想弄套实验小学的学区房。”

2014年，我们这座二线城市的房价均价也基本过万了，而刚子的目标是本市最好的实验小学的学区房，里面的小户型均价都3万以上了。以他那6千多的工资，这样的房子又如何负担得起？

“咋的，你家地里发现油田了？还是要成‘拆二代’了？”

“看你说的。”刚子的脸开始泛红了，犹豫半天，才又开了口，“我那套房子也涨了不少，我算了算，把那房子卖了，还完贷款再加上我俩手里的那点积蓄，够凑套学区房的首付了，咱大的买不了，买套三四十平的也差不多够了。”

“房子卖了，那你和兰兰住哪啊？”

“哥，连你也认为我疯了，是不？”刚子的态度转变，让我始料未及，他突然开始哽咽，“我这辈子没啥文化，更因为没文化吃了不少亏，现在儿子已经4岁了，我不想让他将来跟我一样没文化，我和他妈都没文化，将来也不能辅导他，所以必须让他进个好学校，这有错吗？”

好吧，刚子内心的痛楚，我可能真的理解不了。

多说无益，剩下的事，就是找朋友打听房源，再找银行的哥们在贷款额度上“放放水”。机缘巧合之下，我帮刚子以2万4的价格从一个哥们手里弄了套52平的“顶账房”，虽然破得实在没法看，但最重要的，它在实验小学的学区里。至于装修问题，对于“除了生孩子啥都会”刚子来说，压根就没有难度。

新房装修好的那天，刚子在自己的新房子里喝高了，举着白酒瓶子抱着我哭：“哥，城里人能做到的，我一个农村人也做到了！”

那一刻，我也流泪了，即使我从来不认可自己小兄弟那根深蒂固的“城里人”、“农村人”的泾渭之分，但眼见着他再次创造了个奇迹，我又如何能不为他开心呢？

在“小本生意”上经营多年的刚子，不是一般的能吃苦，而跟他来自同一个村里的妻子兰兰亦然。可受大环境的影响，买了学区房后那几年，刚子在的电梯公司和兰兰打工的服装店，效益都越来越差，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他们，再次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把装修得焕然一新的学区房以每月4千的价格租给陪读的家长，他俩带着孩子又去租了一套8百块的陋室。

刚子说，他要的只是一个学区房的名额，至于他们住哪儿，根本不重要。他又兼职干起了代驾，逢年过节还带着兰兰一起倒腾些海鲜、河蟹、烟花爆竹等小生意。小两口为了儿子的付出让我钦佩。

磕磕绊绊的，小两口有惊无险地盼来了儿子上实验小学的那一天。那天，刚子非要拉着我穿正装陪着他去送儿子，因为他不想让老师知道儿子有这样一个没文化的爹。

送完儿子，站在学校门口，看着那些非富即贵的家长和各色豪车，我问刚子：“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了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让孩子硬挤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未必就是好事。但话到嘴边，我还是没说出口，毕竟，我实在不想去刺激刚子脆弱又神经质的内心。再说，这时候来个“马后炮”，也没什么用。

“哥，我能为儿子做的，我必须做到！”刚子咬了咬牙。

也就在同一天，刚子又做出了个直接让我献出膝盖的决定：卖房！

3年时间，一套58平的房子，还完所有贷款，再刨出本钱，刚子狠狠赚了100多万，外加一个本市最著名的小学的学籍。

当然，这些只是过程，远不是终点。卖完房子，刚子又天天拉着我在一所著名的初中附近转悠。套路还是那个套路——贷款买，然后再租出去——他必须为了更好的初中开始提前布局了。

然而，那所全国都能排上号的初中，学区名额有限，其学区房的价格水涨船高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小户型的均价已经直逼6万了。

这一次刚子犹豫了，因为他们两口子玩命赚钱把儿子送去的各种天价“教育”，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了。好在，按照当时学区“落户3年”的规定，刚子至少还有3年的时间，去为了目标中的学区房而奋斗。

3

我自己创业的公司在经营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有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跟刚子见面次数也少了。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深夜，兰兰哭哭啼啼地敲开了我家的门：“哥，你救救刚子吧，他现在走火入魔了……”

在兰兰的哭诉中，我才弄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我有台顶账过来的路虎揽胜，因为我是外地户口，办理车辆过户的时候需要暂住证，我懒得去办理，便直接把车落到了刚子名下。我平时也不咋开那车，便由刚子一直开着玩。

我不知道的是，刚子因此参加了个“路虎车友会”，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当然也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混进去扩大自己“人脉”的家伙。其中就有个叫阿华的，是个曾在广西防城港那边搞过“1040阳光工程”的人，被打击跑回来后，换汤不换药地弄了个类似营销培训之类的项目，摇身一变成了“校长”，又从各地网罗了一堆乌烟瘴气的“老师”。

刚子带这个阿华来找我过几回，没跟我说此人的来历。但阿华跟我各种吹牛，三番五次提出要帮我公司“梳理商业模式”、对接各种“大咖”，甚至帮我融资。我三句两句就听出阿华那驴唇不对马嘴的扯皮，但碍于刚子的面子，也不便戳穿，只能私下里警告刚子几句。

我能感觉到刚子对我让他远离阿华的警告态度敷衍，但我那时实在没有时间、更没有耐心去一句句地戳破阿华精心设计的话术。毕竟，我始终无法坦言告诉刚子，说阿华在完全利用你文化程度低和知识匮乏。

事实上，刚子能听进去的，就是那些“空手套白狼”的商业奇迹，对于我的劝告，他已经在认为我“瞧不起”他——说实话，我都有些佩服阿华的洗脑能力，他甚至都能猜出我会对刚子说什么，能提前给他“打预防针”。

“不会的，我可以去学！人家能学会，我又差哪了？”刚子对我咆哮着。

“人家专业人士几十年的功力，你上个破培训班就能学出来？”我实在不愿意深说，更不想去触碰刚子心中最隐晦的疼痛。

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这已经成为了我俩半年前见面的常态。

兰兰这次来找我，也是想做离婚前的最后一次努力。

她说，可能是学区房赚来的100多万，也可能是“车友会”里各种“显贵人物”的影响，刚子有些迷失、甚至膨胀了。面对着阿华那完全摸清了他心理弱点的攻势，刚子很快就被洗脑了，不仅交了4万多的“培训费”，最近又在阿华的“引荐”下，花了8万多参加了个某所国外野鸡大学的“远程MBA培训”。

给一个小学文化的人颁发“研究生”学历，这要不是骗子才怪呢！这种低劣的骗局，连兰兰都看清楚了，但刚子却视而不见。我能理解，觉得自己没文化是刚子的心病，而阿华给他介绍的这个能“颁发研究生学历”的课程，是完美的麻醉剂。可能刚子并不清楚从“小学毕业”到“研究生学历”这中间需要多少时光、多少汗水与泪水和多少门槛，绝对不是区区几万块钱就能抹平的。

来不及多想，带着兰兰，我连夜去找刚子“兴师问罪”。

然而，在那间城乡接合部的陋室里，刚子却并没有耐心听我推心置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哥，你的公司快破产了吧？人家阿华老师可是身家几千万的主儿，光参加他那商业领袖培训班的人就有好几百呢，那么多人都是瞎子，都不如你？”

好吧，我能做的，只有默默离开了，谁让我是个Loser呢？既然已经是Loser了，再有道理的话，也都是放屁。

4

后来有一阵子，我已经很少跟刚子见面，但身边不少朋友都跟他有些交集，所以总能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消息。

朋友们说，刚子总会借各种场合跟那帮生意场上的老油条大谈生意经，甚至开始用培训班上学来的套路忽悠他们给自己的“商业计划”投资。这帮在商战的真枪实弹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家伙，自然不会吃他那套东拼西凑的纸上谈兵，但多少会给他留点面子，事后也总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我这个走火入魔的兄弟。

刚子变了，他不再是那个勤奋努力的年轻人，终日混迹在各种“高大上”的圈子里追求着所谓的“平台”，朋友圈里充斥着励志鸡汤和与各种“名流大咖”的合影，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各种“绯闻”。

这些我并不意外，我也知道他卖学区房拿到的现金，已经基本爪干毛净了。毕竟，那些所谓“高大上”的社交圈，是需要足够的现金去支撑门面的。我不想见他，因为怕见面时控制不住揍他一顿。但我还是给他打了几回电话，结果也没什么意外，我已经成为他说的“负能量”，是他成功路上的拦路虎。

我也没想把我俩关系彻底搞僵，他没提把路虎还给我，我也就没提，抓紧时间收拾自己公司的烂摊子。

过了不到半年，刚子忽然带了60多万现金来公司找我。他直接把一兜子现金摆在了办公桌上：“哥，你那路虎让我卖了，这是车钱，正好你现在缺钱。”

“刚子，学会跟我玩套路了，是不？” 我强压着怒火——前几天我接过保险公司哥们的电话，自然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是车主，也改变不了什么。

刚子顿时语塞，挠着头发一言不发。

“还是阿华给你指的路，是不？”

刚子尴尬地点了点头：“有个朋友的水厂往外出租，一年20万，价格很便宜，我想兑下来，总这样给人打工也不是个营生，手头也没钱，阿华老师就用这招帮我弄了点钱。”说着话，刚子又跟上了一句：“我打听了，那台路虎现在就值50来万，咱也不亏。”

我把那袋钱直接推给了他：“都拿走，我一分不要。”

刚子愣了：“你不是正缺钱吗？”

我确实缺钱，但根本不是这几十万的事，如果融资谈判失败，这几十万也只是在继续填窟窿。我更知道，这钱只要碰了，肯定出事。

“刚子，你知道骗保是刑事犯罪不？”我已经怒不可遏，要说把路虎揽胜干报废、人却毫发无损，打死我都不信。

“哥，真是出事故了，车撞报废了，你看我手机里有事故照片……”刚子摸出手机，开始翻找着手机里的照片。

木已成舟多说无益，我阻止了刚子，转移话题：“带我去看看你要兑的那间水厂吧。”

“哥，没这个必要吧？隔行如隔山，水厂的事你也不懂啊？”刚子有些慌乱，“阿华老师已经带北京来的专家去实地考察了，水厂的水质和发展前景都很好，连商业模式都帮我梳理完了，这段时间我正忙着注册商标了，阿华老师说了，商标下来，他们就帮我融资，现在就有很多投资人感兴趣，几百几千万那都不是事……”

“你他妈傻啊，这他妈都是阿华忽悠你的，他就是在中间挣咨询费赚差价的，怎么他说什么你信什么？”盛怒的我终于爆了粗口。

“我妈没惹你，你有事说事，别侮辱我妈！”刚子也来了火——跳跃性的回避思维是被洗过脑的人最大的特点，因为他们受过的“教育”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整整一下午，我把我这辈子的耐心都耗尽了。我试图给刚子讲述阿华忽悠他的那套“空中楼阁”与实际经营之间的差距，更想让他明白，商标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的，根本不像阿华说的那么值钱，更不可能仅仅靠着个租来的水厂和一个注册商标就能融到几百万上千万。阿华帮他搞的那些策划、提供的平台，乃至后续的“融资对接”，都是收费昂贵的，到头来，一句“投资人不满意”，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

然而，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太差，也可能因为这些复杂的商业逻辑需要常识作为支撑，当然，可能性最大的，是已经被完全洗脑的刚子，根本听不进去我说的这些“负能量”了。

他问我：“哥，我没有学历，就想弄个学历，我做错了吗？我没有文化，现在努力学习，也不对吗？连阿华老师都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来得及，他说的也错了吗？全世界都在支持我，凭什么就你泼我冷水？”

我无言以对。确实，这些说法理论上都没错，可是实际上，对于刚子，却又完全错误。但以我的智商和表达能力，已经压根不可能看出、更解释不明白到底是哪错了。

刚子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走之前还提走了两捆现金（20万），说算他借的，赚了钱连本带利的还给我。

我也实在不想多说什么了，只能气急败坏地砸碎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一个同样跟刚子很熟的同事进来帮我收拾残局：“你刚才是不是说得太狠了？你可能没注意到刚子的朋友圈吧？他现在能听进去的都是‘正能量’，说白了，就是他听起来舒服的。”

我早就把刚子的朋友圈屏蔽了，我实在不愿意让那些没病瞎呻吟的鸡汤来玷污了我的眼睛。

5

再次见到刚子是2019年底，疫情全面爆发之前。

在外地一头扎进了个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因为恶意殴打了几个骗子后被拘留了15天，我刚从拘留所里出来，还没回到本市，就接到本市警方的电话，当时我自己都笑哭了——还是那台路虎车，因为涉嫌骗保，刚子已经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而我也被传唤到市局刑侦支队接受调查。

出事的并不是那台路虎车的理赔案，而是保险公司配合做局的员工在别的案件上出事了。那小子进了局子，就竹筒倒豆子般把所有的老底全兜了出来。

我在接受警察询问时才得知，那台路虎当年保险公司的理赔数额是75万——当然，真正落到刚子手里的，就是他带给我的那62万。

幸运的是，保险公司负责定损的员工急于立功，也可能时间太长了记不太清楚，还供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案件，相比之下，那台路虎确实出了重大事故而报废，而赔付金额也没高得太离谱，所以我并没有受到牵连，刚子也免于被起诉。

但阿华肯定跑不了的，因为保险公司那家伙也是他的“学生”，那培训班里的大多学员都以这样的方式来换取过“学费”。这个炮制了各种天衣无缝的套路、成功躲开所有“诈骗”嫌疑的阿华，却终究没逃脱猪队友的“神配合”。

刚子被放出来的那天晚上，和十几年前一样，我俩找了个大排档，坐下来推杯换盏。

一晃有3年多没见面了，重新聚到了一起的两个人，却少了太多默契，多了太多隔阂。

刚子早离婚了，与他真正共患难的兰兰，始终拒绝与他“共富贵”。他长得不丑，装腔拿调方面倒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所以身边也没缺过女人，甚至还结过两回婚，但那种各取所需的关系，始终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更架不住真相的暴露。

算算日子，刚子的儿子也已经到了需要初中学区房的年龄，但这次，他已经没能力再帮儿子准备学区房了，因为那位让他无比尊敬的“阿华老师”，已经成功在他身上完成了扒皮抽筋吸骨髓的全过程。

水厂的烂摊子，根本就是个笑话，除了20万的租金，刚子又交了无数巧立名目的咨询费，比如“撰写商业计划书”、“梳理商业模式”、“高级财务/法务顾问”等等。至于结果，就是咬牙经营1年后，毫无意外地赔进去了全部身家。

其实刚子始终没想明白一个道理——如果“阿华老师”真的是个商业奇才，那水厂的老板直接找阿华帮忙经营得了，为什么要通过阿华把水厂转租给他呢？

当然，这话我也跟刚子提过。

水厂倒闭后，刚子又在一个县城和几个“朋友”运作一个“易货平台”，笼络了一批赔得找不到北的人，复制粘贴着“阿华老师”那空手套白狼的套路。他和那些“创业伙伴”们，没被抓进去，已经算是万幸的事了。

当然，这位“阿华老师”真的有两下子，至少他的那些套路，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躲过法律的制裁。

“哥，你说的没错，我当年就不应该打肿脸充胖子的非要把儿子送进名校。”刚子醉得很快，又很快泪流满面。

“错的不是你，是这个社会的风气。”我并不想安慰刚子，随口说道，“其实错的是我，当年就不应该把那台路虎登记在你名下。”

那一刻，我们都沉默了。

如果没有那台路虎，刚子就不会进入那个所谓的“圈子”，更不会接触到那个所谓的“人生导师”，他估计还是那个踏实肯干的朴实孩子。

但即使没有那台路虎，他又真的能隔离这一切吗？没有路虎，还有学区房，没有学区房，还会有什么呢？

至少我觉得，一定会有什么别的。因为刚子骨子里的东西——要强，自卑，尤其是文化的缺失，都能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忽悠他的引子。

3年时间，刚子用一套学区房赚了100万。同样也是近3年的时间，他又彻彻底底地把这100万赔了回去，同时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还有那个曾经朴实的年轻人。

临别前，我劝刚子：“回去干电梯吧，当个‘大工’一天还5百多块呢，先活下去再说。”

刚子摇了摇头：“哥，我都这个岁数了，哪还有脸再回去干那种糙活啊？”

我没有再说话，这次，我真的理解他了，更知道，那个曾经朴实勤劳的年轻人，早已经不在了。

6

2021年十一前夕，刚子再次找到我，这次是正式的道别。

他终于决定回老家了。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骨子里的自尊也不容许他回到这个伤心地。这次，如同当年坐在高空中的跳板上一样，同样落魄的我们，隔阂奇迹般地消失了。

久违的宿醉中，我却得知了一个他始终瞒着我的故事。

真正让刚子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是他仅仅用1个月赔光的30万。

这两年，“进口零食仓储折扣仓”在这座城市里遍地开花，而刚子在曾经的“阿华老师”的“商业领袖培训班”同学的蛊惑下，在今年5月，跟3个“同门”合资开了一间同样的仓储折扣仓。

刚子已经身无分文了，但他想再搏一次，因为他已经不可能、更不屑于重头再来，他心中有太多的理想以及“商业模式”等待实操。

这一次，他不得不向父母张口，老两口也抵押了老家的房子，连带着积蓄一起帮他圆梦。

于是，4个“商业领袖培训班”的乌合之众，各自以不同形式入股了“30万”——技术、固定资产等各种滥竽充数，只有刚子实打实地投入了真金白银30万——合伙开了一间颇具规模的仓储超市。

然而，事实证明，这几个连基本财务知识都不具备的“商业领袖”们，全然留意不到那些同规模的仓储超市都是开在房租便宜的城乡结合部甚至直接在工业区里，他们却直接在一间寸土寸金的大型购物中心里租下了1千多平的档位——至少，在开业的时候有“面子”，不能让同行笑话，这是他们共同的“经营理念”。

在短短的1个月内，2/3的流动资金消耗在房租和固定资产上，剩下的资金变成了挤满超市货架的商品。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个本要靠着“薄利多销”的仓储式折扣店，忽然遭遇了重投资后的资金链断裂，除了偷摸地涨价、玩销售手段，还能有什么出路？在各种套路中千锤百炼的消费者们不瞎，又如何看不出他们在培训班上学到的那些已经被玩烂了的“营销策略”？

恶性循环就此开始，那些开不出工资的员工们，被拖欠了货款的供货商们，哪个又能惯他们的毛病？

刚子是个当“将”的好手，因为他的执行能力很强；但他绝对没有当“帅”的统筹规划能力。更可悲的是，他的那几个合伙人，也是同样的货色。

当希望的肥皂泡破灭后，为了在倒闭前把货架上的货物变成自己兜里的现金，各种鸡毛蒜皮地翻小账、扯皮的事儿接踵而来。其中两个倒腾二手车的合伙人，直接玩起了地痞流氓的那套，全然不顾国家那高压打黑工作正在进行时。生性朴实的刚子，甚至直接遭到了人身威胁。

最后，我问他：“人家都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刚子的脸红了：“哥，你当初那么提醒我，我都没听，这次我实在不好意思找你了。”

回家，真的是刚子唯一的出路。至少，他必须帮他父母保住已经被抵押了的房子。至少，远离了城市里的套路，他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他说兰兰带着儿子嫁人了，“跟着后爸混，多少也比我这个亲爹强”。他还说自己就是农村出来的，打死也不想带着儿子回农村。

唯愿，回归了农村的刚子，能够重新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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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走出母亲视线的中年男人

今年年初，朋友佳佳结婚了，她跟老公是在一个交友APP上认识的。她鼓励我也去试试，我也就注册了个账号，有一搭没一搭地挂在上面。几个月后，我和老冯聊了几句，但聊得都不深，只知道他和我一样，离婚，有个儿子，儿子是他妈妈在带。

他聊天不主动，时常不接我话。但相比其他人过多的花言巧语或者是直奔主题，又多少显出一些质朴。一来二去，我觉得这人有点意思，便主动约了见面。

6月，在江汉路上的一家日料店里，我和老冯第一次正式见面。老冯高大白净，一点都没有“照骗”。吃饭时，我们只聊了些简单情况，饭后我说去江滩走走，看看灯光秀，这时，老冯接连收到几条微信，他说是他妈妈发来的。

随后，他便谈起他妈妈来。他说是前不久有个老亲戚去世了，但孩子辈竟然没有邀请他妈妈去，他妈妈为此耿耿于怀，碍于面子又不肯自己去问，就逼着他打电话给亲戚家表示悼念。老冯不肯，他妈妈便拿自杀威胁，老冯就范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快40岁的男人提起他妈妈时眉头就纠结成一团，就小心询问：“你妈妈对你不好吗？”

“好啊，怎么不好，她一个人把我养大的。”老冯叹了口气，“她可能就是太善良了。”

接着，老冯就打了开话匣子，事无巨细地说起了他的身世——这也成了接下来两个月我和他约饭聊天时的主题之一。

1

老冯1984年出生在武汉的江边小户。他是个特殊的孩子，到3岁了也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但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别人家有爸爸，自己家没有呢？

后来长大了，他才零碎从大人们嘴缝里听说，爸爸是长航集团汉阳港埠公司的正式员工，被奶奶和舅伯送进精神病院了。

他爸爸住院后头几年，他妈妈靠着领取丈夫一个月20几块钱的工资生活，住着单位分的单人宿舍，日子勉强还能维持。在老冯模糊的记忆里，妈妈整日都是忙碌的，他在夹椅里围坐着，妈妈的身影就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偶尔回头看看他。他有身体需求就哭，妈妈就放下手里的活跑过来，弯了腰问：“饿撒，还是渴？尿尿不？”问对了，他就点头，错了，他就着急地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有时候被屎尿憋急了，他就边叫边拍椅子，妈妈把他拎出来还没到厕所，他就释放了。舒坦了，他不哭也不叫了，倒是妈妈边给他收拾边叫骂：“天杀的哟，我上半辈子是不是杀了人，这辈子你们都来找我讨，几时讨完哟！”

心情好的时候，妈妈也会带他去中山公园，但因为他不会走路说话，和哪个孩子也玩不了。妈妈会避开人多的地方，背着他逛安静的林间小路，累了就停下来休息，指着眼前的光景跟他说上几句，见他没反应，就不说了，拿东西出来给他吃。吃的是自己在家煮好的带壳熟鸡蛋，慢慢地剥了壳，盯着他一点点吃，怕他咽住。有时也吃苹果，用水果刀细细地削了皮，小块小块地喂，像喂几个月的婴儿。

好运总在漫长的煎熬后到来。老冯5岁时，突然站起来了，6岁时走得虽不如同龄孩子稳，但起码可以自己走了，容易摔跤而已。

妈妈给他缝了小书包，然后去附近找了个卖灯具的工作。从小学到初中，他上的都是爸爸单位的子弟学校，走路十分钟就到，每天都自己上下学。

他一周有四五天身上都会带伤回家。小朋友们都叫他青蛙，说他走路的样子丑，像站着的青蛙，还学他说话口齿不清的样子。他回家也不跟母亲告状，等他能说出“爸爸”两个字的时候，就疯狂地抱着妈妈的腿哭喊，不让她做任何事：“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在他幼小的心里，妈妈是保护不了他的，他要让那个从未谋面的爸爸回来保护自己。

妈妈放下手里的活，把他牵到一座楼房那里，高高的院墙，3层栅栏的那种。一楼的小房间只有一个小窗，铁架床上坐着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本来那个男人正盯着墙发愣，回头看到他们母子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他下意识地躲到母亲身后，母亲蹲下，把他往男人跟前推：“叫爸爸撒。”男人把他的小手拉住，轻轻朝自己怀里带，也柔声说：“是小木头啊，爸爸的小木头。”

在妈妈身上哭闹得喘不过气来的他第一次见到爸爸，立刻老实安静下来了。

后来妈妈又带他去了几次，每次都给爸爸带亲手做的菜，炖个汤，炒个肉丝，给爸爸吃一半，留一半给厨房，用上面贴着爸爸名字的碗装好，交待下顿热了再给爸爸吃。再后来，他暗暗记熟了去那里的路，瞒着妈妈每天放学后都去看爸爸，每次背着小书包轻车熟路地直接往爸爸的房间冲，没有谁会拦他。

爸爸以前是知青，除了发呆，心情好的时候会哼老冯听不懂的歌，后来妈妈告诉他，那是俄语。妈妈从来不讲爸爸得的什么病，只说好了就会回家。邻居家的小孩告诉他：“你爸是疯子，精神分裂，你以后也会疯的，你现在就是傻子。”

他虽然脑子慢，但皮肤非常白净，五官清秀得像女孩。有天坐在路边板凳上，一条板凳突然砸到背上，他毫无防备，闷声倒地，那个浑小子还上来对他继续拳打脚踢，边踢边笑着喊：“体面苕！打体面苕（武汉方言，指长得好看不中用的人）！”

反应过来的他拼命把那浑小子压在了身下，可就在他一只手掐住对方脖子，一只手握拳想打对方脸时，犹豫了。就在这一瞬间，对方操起地上一个物件，狠狠抡在他脸上，一脚把他蹬开。当时他鼻子就溅血了，整个脑袋嗡嗡地响，失去了意识。

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在给他缝针，母亲在旁边，嘴里念叨着：“几造业（可怜）哦，打成这个样子。”

贫困是无形的枷锁，这桎梏曾让妈妈想松了牵着他的手。

1998年，妈妈从收破烂的那里整了辆旧三轮，学人家卖菜，每天被城管赶，像逃命一样，在街头风雨中穿梭。他经常在醒来后发现自己在陌生的地方，印象最深的一次，醒来是在晚上，不认识的小路边有田埂，听得到牛的叫声。不知道家在哪个方向，他就默默地朝着看得到亮光的地方走。不知道走了多久，邻居看见他，把他牵回了家。舅伯和妈妈在家里，舅伯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好好过日子，不要想那么多。”

最后一句是对他妈妈说的。

舅伯走后，妈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给他做饭，扫地做家务。第二天，妈妈把爸爸接回来了，爸爸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会做，水果都要儿子帮他削，就呆呆地看着。但他愿意，高兴，连蚂蚁也不看了，一整天都眼巴巴地黏在爸爸身边，给爸爸倒水、卷袖口、夹菜。爸爸脸上有笑容，话却不多，对他来说，这就够了。

那天是老冯记忆里最幸福的一天。

2

讲到这段的时候，我和老冯坐在凯德广场4楼的“豪客来”。老冯低头，拿卫生纸捂住脸，没有了声音。我感受到什么，立即从对面换坐到他身边，搂住他肩膀，又抽了张纸塞到他手里，听他压抑地抽泣。

他起身去了洗手间，我掏出手机发：“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老冯回来后，又告诉我一个秘密：“我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你，你还听吗？”

我点头。

老冯说：“我曾经想杀人，小学的时候我想杀我奶奶，初中的时候想杀我舅伯，因为是他们俩把我爸爸送进去的。”

“你爸爸出院回家待的那半个月，如果情况好是不是就可以继续留在家里？”

“没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又进去了。”

“啊？！”我惊讶。

“他是为了保护我。”

老冯说，院里有个孩子抢他手里的西瓜，爸爸看到就过去帮他，伸手推了那个小孩一把，那小孩就赖在地上不起来。小孩父母来了后，大闹一场，非说是老冯爸爸犯了精神病伤人，堵老冯的家门。妈妈当天就联系舅伯，爸爸又住回了医院，一点也没有反抗。

傻子做久了，老冯不仅习惯了，还乐在其中。因为他没有玩伴，他就自找乐趣，常常会朝路过的大人扔石子，别人生气他就傻笑，也没有大人和他计较。别人的一句“哼，傻子”，让老冯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挨揍从小学一直到初中。初二秋天，老冯第一次感受到了晨勃，内心慌乱又夹杂着兴奋、欣喜。在妈妈像往常一样拿来正红花油掀开他的衣服要给他抹伤时，他闪电般推开了妈妈的手。妈妈错愕地盯着他，他红着脸抢过药说：“以后，我自己来，我够得着。”

妈妈像明白了什么，走了出去。

在那之前，老冯觉得男生和女生没什么差别的，反正谁都不和他玩。可自从被自己身体的变化吓到后，有一股陌生的力量在他体内冲撞，让他感觉自己每天都仿佛和昨天不一样。他走在校园里，会不自觉地去看长得好看的女同学和女老师，若她们发现了自己的目光，他就像做贼一样迅速低头，连耳朵都感觉在发烫。

女学习委员抱着厚厚的资料从老冯桌旁经过，不小心洒落。她用眼神示意，以为老冯会讨好地帮她捡起来。谁知，老冯木木地往后缩，最后竟然在大家的注视中跑出教室。上课了，老师只能让男同学去厕所把他拉回来。

临近初中毕业，班主任把老冯的妈妈请到学校，郑重地建议她，把儿子送到晴川学校（智障儿童学校），说还让孩子继续读正常学校，他这一生就废了。

妈妈答应了，在她的心里，养这个儿子，活着长大就不容易了，怎么省事怎么来。老冯却急了，他只是觉得当傻子是唯一自保的出路，但他不觉得自己真的是傻子。

但他还是拗不过母亲，去了特殊学校报道，结果学校不收，理由是他超12岁了，错过了最佳训练年龄。他松了口气，求：“妈，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考上高中。”

妈妈不相信地看着他，说：“如果你什么书也读不了，什么都不会，将来我不在，你年纪大了，就只能捡垃圾吃。”

老冯在最后几个月疯狂看书、做题，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自己变成孱弱的老头，住在垃圾堆里，吃着恶心的垃圾，边吃边吐。

最后，成绩出来了，他不仅考上了高中，还是重点的汉阳三中。那个高中不像子弟学校那样离家近了，妈妈做了他爱吃的菜，第一次郑重地征求他的意见：“妈要给你说清楚：你要去读，家里实在没有什么钱，你看你上学哪天不挨打？高中的男伢们一个个都那么高了，那么远，妈怕你去了，哪天回不来，妈怎么办？”

看着妈妈爬上脸的皱纹，老冯妥协了，去了离家3站公交的“普高”建港中学，他觉得只要能为妈妈分担就好，哪懂一个好学校对自己未来的意义。

开学第一天，妈妈去找了学校，说明了老冯的情况，想让学校关照他。没想到她刚离开，班主任在第一节课上就以戏谑的口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老冯的爸爸是精神病、疯子。班上哄堂大笑，老冯的拳头在桌底下攥出了血印。他眼前浮现出妈妈的脸，脸上是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浑浊苍老的眼，如果闹事被学校开除，他将无法面对妈妈，他没有勇气爆发。

老师和同学都不相信中考成绩是老冯考出来的，一个精神病的傻儿子怎么可能是个天才呢？老冯回家跟妈妈说了自己在学校的处境，妈妈用力地把笤帚扔到门上，也仅仅如此。老冯本想等妈妈一句话，他就可以不要命地去和伤害自己的人打架，但妈妈和他一样站在原地，只背对着老冯。

老冯第一次感到，妈妈的背影矮了好多。

妈妈转过身来，平静地说：“离家最近的就这所学校了。不要和他们计较，安心读。”

老冯的怒火却久久不能平息，直到睡前还在胸口燃烧，他捂着心口，盯着天花板，想：如果爸爸在家里，他会怎么做？他会让自己怎么做？

从幼儿园到高中，老冯对妈妈来说就像一只雏鸟，她担心儿子离自己远了就活不下去，却不知道儿子的翅膀一天天在长硬，渐渐储备着飞翔的能力。老冯知道妈妈害怕失去自己，也越来越离不开自己，可他感到有点喘不过气。为了成全和母亲在一起的这份互相依赖，他不能完全做自己，还比不上小时候做傻子的自由。

高中3年，老冯每天放学后都早早赶回家里，要让妈妈回家一眼就能看到自己，这样她紧皱的眉头才会舒展几分。他帮妈妈做家务，表面上看起来和小时候一样，内心却感到了琐碎和枯燥，有种青春热血的燥热在他体内涌动，对外面的世界、妈妈看不到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但他不敢轻易走出妈妈的视线，无论多么渴望，他一次都不会开口，因为他的耳边总会响起妈妈那句话：“万一你回不来了，妈怎么办？”

3

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了。

老冯要上大学了。妈妈用积攒的工资买了两个“小灵通”——在那个手机没有普及的年代，这看起来有点奢侈。她把其中一个“小灵通”紧紧握到老冯手里，声音微颤：“木头，给妈打电话啊。”老冯点头。

上大学后，没有了妈妈在身边事无巨细的打理，老冯突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了。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风筝，线虽然还牵在妈妈手里，但人已经隐在了云际，妈妈看不到了。

在大学里，老冯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不再是妈妈身边的小男孩，而是个男人。秀气的外貌在大学成了让女生喜欢的资本。他跟着同学去江汉大学打球，看着身边的人谈恋爱，也有女生给他表白。最夸张的一次，玩得最好的朋友带他去华师见自己暗恋一年多的女生，让他看看多么漂亮。结果，那个女生就当着朋友的面对老冯说：“你真帅，你觉得我怎么样，要不交往一下呗？”老冯转头看朋友，朋友的脸都绿了。

当然没敢答应，老冯也少了一个朋友。

这份新鲜的自由让老冯在接到妈妈电话时有些游弋了。他鲜少主动打回去，打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母子的对话都是妈妈问，他答，无非一日三餐、学习和冷暖。老冯听出了妈妈的无奈，他感觉和妈妈之间的那根风筝线越来越长了。这让他既窃喜又害怕——他可以离开妈妈生活了，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可却有种背叛妈妈的感觉。

老冯重新给自己找到了活着的意义，那就是变得强大，有天去把爸爸接回家。

“变强大”的第一步就要会赚钱，他开始了兼职打工的生涯：做武广商场的迎宾男模，发传单，卖东西。他发现和人打交道也不是那么难，没有谁把他当傻子，也没有谁知道他曾经是个傻子。大家都习惯性互相恭维，在这种恭维里，老冯赚到了生活费，渐渐建立了自信。

大二时老冯就给自己配了电脑，专门玩游戏。妈妈知道后，在电话里不停地数落。头一次，他对妈妈的唠叨如此厌烦，反问：“我又没有找你要钱，从上大学我就自己挣钱花了，你管那么多干嘛？”

电话那头突然沉默，老冯等了会儿，有点心慌，听见妈妈哽咽起来：“是，你会挣钱了，你行了，不需要妈妈了，对吧？”

“不是，妈，你别哭。”老冯很慌乱，不知道要解释什么，最终也语无伦次没有解释成。

妈妈两个月没有主动给老冯打电话，老冯则主动每个星期给她打过去，再没有话讲，也听着她在那边念叨谁家娶媳妇了，谁家儿子买房了，昨天又赶了哪个亲戚的人情。

在兼职打工和玩游戏中，老冯大学毕业了，唯一的遗憾是没谈过一次恋爱。他对那些女生没感觉，心里只想着自己的爸爸，这个家没圆满，他没有心情考虑别的。这也是妈妈的期待，妈妈太苦了，如果有天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那必须先把她安顿好。

2006年大学毕业后，老冯去了武船，当时的铁饭碗。可待了两年，他觉得没意思。

妈妈开始催婚，他没有选择归巢回她身边，又去了一个公司做售后，去上海浦东机场出差。他发现机场2号航站楼只有2个出口，之间离得很远，就给负责后勤的老师提了建议，还拿出了方案。老师向上面汇报后，方案一致通过，得到了执行。

他在公司的地位立马提升了，之前为了省钱，他睡在机场内的椅子上，如今领导给他安排了Motel168，吃住免费，会议也让他旁听了两次。领导的女儿也相中了他，领导私下暗示：“小伙子，年纪也不小了，该成家了。如果你留在这边上班，可以和我女儿一起工作。”

老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不同意，理由是“太远了”——就像小时候选学校一样，妈妈对他工作的第一要求是离家近，离她近。她对儿子的担心，从来没有变过。

老冯答应了，从上海回来了，虽然没有成，但对爱情开始有了憧憬。

但在这之前，他得先完成第一个心愿，把爸爸接回家。

4

2010年，老冯去了高德，也是需要到处出差跑，收入更高。那一年他拿了35万给妈妈：“去买套房吧，送给你。”他想让妈妈心安，也想向以前看不起他的人证明自己不是个傻子，能挣钱。

妈妈在阳逻买了房，随后，老冯开了很多证明材料，跑了五六趟手续，终于在2012年6月让爸爸跟着自己回了家。爸爸已经63岁，住了精神病院24年。

让老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爸爸没有像多年前那样在回家的路上见人就笑，他不肯上公交车，惊慌地左顾右盼，死死拽住儿子的手。老冯给他介绍外面的变化——他还记得的所有店都消失了，街道也都不再是他认识的样子。好不容易到了家，爸爸蜷缩到一角坐着，还失手打翻了老冯给他倒的水。

“不，这不是我住的地方，这不是，你搞错了！”这是爸爸回家后跟老冯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也是生前最后一句。

老冯看着爸爸，觉得他像个无知的小孩。他专门请了几天假，想陪爸爸出门溜达熟悉环境，爸爸却死活不肯出门。他不再唱俄语歌，也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去拉儿子的手。他有时会盯着老冯看很久，眼神里透着陌生，老冯迎视他的目光，他就马上闪躲了，变得单薄又怯懦。

老冯去上班前安慰他：“爸，放心吧，你再也不用回到医院了，以后就住在家里。”

爸爸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里嗫嚅半天，终是没说出半个字。

老冯晚上回家没看到爸爸，他和妈妈发了疯地找，给所有认识爸爸的人都打了电话，每个能想到的地方都跑遍了。

半个月后，派出所来电话，让老冯去汉阳江滩边认领尸体。老冯赶到时，爸爸是赤身裸体的，嘴里塞满了沙子。警察说尸体是从阴沟里捞上来的，人生前应该在汉口江滩公园附近流浪了很多天，有目击者称看到过他在地上睡觉、在地上捡东西吃。

妈妈哭晕过去几次，老冯没有哭，他不想那些从小瞧不起自己的人看笑话，他害怕自己崩溃后，会像爸爸一样疯掉。

办完丧事，老冯觉得自己成了行尸走肉。他辞了工作，跟着同学去武昌电脑城做生意，他很聪明，做什么学什么，一学就会，一会就是佼佼者。他的店面很快就成了生意最好的那个，很多冷门活，别人嫌麻烦不接，他就上，摸索着就干会了，口碑又为他赢得不少“老带新”的客户。

“你结个婚呀，这么大年纪了都。”在妈妈的唠叨下，老冯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和她相依为命的日子。家里的任何物件摆放、每天吃什么，都是妈妈按自己的意愿来，他只是顺从，从来不发表意见——但凡他有相左的意见，妈妈就会说要自杀，“养了个傻子儿子，还不如去地下陪自己的男人”。

2013年，老冯又给了妈妈一笔钱：“别念了行吗，媳妇没有，有钱。给你再买套房吧。”

房买了，还是在阳逻，可仍然堵不住嘴。老冯抓狂得很，遇到一个女孩在公交车上问路，他就势聊上了。女孩身高1米6出头，体重150，面容姣好，忽闪的大眼睛。

妈妈每天都催问结婚的事，多次以自杀威胁：“都32了，连个女人都没碰过，你就该挨打，就是个体面苕！”

这话一下子刺痛了老冯——长这么大，妈妈几乎从来没有肯定过他，现在自己已经挣了两套房子给她了，她怎么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好呢？

为了完成妈妈期盼的使命，他向那个女孩表达了想结婚的想法。女孩更直接，约他去螃蟹岬路的出租房给自己修电脑，做晚饭，吃完后，借口没有公交车了留老冯洗完澡过夜。洗完澡，老冯穿着裤衩躺在地上的凉席上，女孩穿着大衬衣在床上。在窄窄的单人间里，老冯竟然睡着了。半夜，还是女孩夜袭了他。女孩安慰他说自己也是第一次，老冯在手忙脚乱中，自尊才好过一点。

3个月后，女孩怀孕了。真正面临要不要结婚的时候，老冯有些犹豫，妈妈拿着安眠药吼：“你想和我断绝关系是不啦？我把你白养啦！”

老冯咬咬牙：“这婚我可以结，但我不会后悔，你一定会后悔。”

5

婚后，老冯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赚钱上，每天都回家很晚。妻子刚开始还会等他回来，偎在他怀里讲讲话，后来他一回家洗完澡就打呼，妻子只好爱上了花钱。

两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从来没有送过花，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就像对待妈妈一样，老冯用钱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情，把挣到的钱全交给她。妈妈一个人的唠叨就让他快窒息了，他没有多的精力腾出来陪妻子聊天。

一年后，孩子出生，妈妈的注意力转移了些，妻子却开始夜不归宿了，脾气也越来越大。

“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人。”老冯说起来很懊恼，自己穿几十块钱的衣服，而她一件衣服就是2000多，“为什么她还不满足呢？女人到底要的是什么？”

2016年，妻子迷上了直销，上线是自己亲妈。老冯的钱满足不了这个无底洞，他妈妈也不满意儿媳妇了，总在他面前说妻子的坏话。

老冯更加烦燥，在发现妻子出轨离婚后，终于和妈妈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争吵：“从小学到高中，什么都是你说了算，结婚也是你说了算，我早就说过你会后悔的！”

“你不听话，跟你爸一样，都是害我的！听话就什么都好了。”

老冯大吼：“不用提醒我，我知道，爸是我害死的！是我害死了他！”

说完，他冲了出去，在外边跑了很久，跑到下雨也没停下来。

从那天起，老冯发现了一个宣泄的好方法，他有点上瘾，就是享受下雨，别人看到雨会躲，他会情不自禁地往里面冲，看着雨水打湿头发，再顺着鼻尖一点一点滴下来，很爽。

在雨里，是找不到眼泪的。

老冯稀里糊涂成了单亲爸爸。他妈妈的唠叨分了一些在孙子身上，孩子受不了什么都要听奶奶的，但顶了嘴又会挨打，就央求老冯：“爸爸，你打败奶奶好不好，这样我就不用什么都听她的了。我不想吃那么多，我想再玩一会儿睡觉。”

暗夜里，老冯体会到深切的孤单，和他同龄的人，都有妻儿热闹，他挣的钱也不知道该去满足谁，心里好像有很多很多话，也不知道对谁去讲。他去看了心理医生，也没有什么感觉，去了五六次，就不去了。

身边也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毕竟他外表还没垮，收入也还可以。可老冯发现自己有个问题，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很容易就接受女性的身体，他是一个感情走在身体前面的人，可和女性建立感情，对他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他听说了“直男”这个称谓后，还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下，对号入座，说自己竟然是“钛合金版”。

他前后认识了不少相亲的女性，不乏优质的，可很难走心。他这里似乎有个魔鬼定律——半年内他都不会和别人牵手。一个农行上班的未婚女孩实在受不了他的被动，在汉口江滩的夜色中，把他的手放到了自己胸口，老冯却触电一样把手缩回。女孩当即就走开了，给他发信息，怪他对自己没感觉，提了分手。

还有一个仙桃家具企业的公主，谈了半年，看他没动静，索性自己开了房，说让他等自己洗完澡再走。结果老冯真就要走，扯谎说去附近亲戚家过夜。公主不相信自己的魅力收服不了他，硬让他睡在床边。但一夜过去，公主拿“禽兽不如”的老冯没辙了，也提了分手。

老冯说自己生了儿子，说明那方面功能是正常的，而且也会有想要的冲动，但为什么就是连牵手都难以自然做到，他不知道。

6

老冯的前半生，用三四顿饭的时间才讲完，最长的一顿饭吃了4个小时，哭了2次。

我问他：“你有跟那些相亲的女孩讲过这些吗？或者跟你的同性朋友？”

“没有，没有谁愿意听我讲，讲过一点，有个发小就笑我大男人矫情。”老冯神色黯然下来，“前妻问过我爸什么时候走的，然后她说，幸好她爸爸还健康活着。”

“七夕”当天，老冯什么表示都没有，过了几天像是后知后觉，跟我表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第一个愿意听我讲的人，我说的每句话都会回应，这种感觉很奇怪。”

他妈妈在帮他带着儿子，他在武汉做着销售，每天都很晚回家，这样就可以避免和妈妈过多接触。他动手在家炒个菜，仅仅因为没放水，就能被妈妈唠叨几天。他想考个消防证，考了两年还没考过，今年又买了书，妈妈就说：“都考了几次了还考，买书浪费钱。”

妈妈的任何事都要跟他讲，他的任何事妈妈也都要问。妈妈太严格，要求孙子写拼音得接近印刷体，写不好就打手心，整页擦了重写。于是儿子不肯写作业，老冯和妈妈沟通，无用。老冯上班时，妈妈骂他废物，发动了所有亲戚给他打电话，企图给他施加压力，用孩子把他继续召唤回到身边。

老冯拉黑了亲戚们，痛苦不堪。晚9点回家，又和妈妈吵架吵到11点：“我挣了两套房子给你，我是有能力的，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我的孩子就算他作业写不好，将来长大了也不会饿死。我饿死了吗？我是个傻子都没饿死，我儿子就更不可能饿死！”

说起房子，妈妈就要他去帮忙修个东西。老冯去物业，发现水电的户主名竟然是舅舅。回来质问，妈妈才支支吾吾告诉他真相：“你爸那个样子，万一哪天你又……我指望谁去？”

老冯眼睛都红了，一股怒火冲上来，只觉喉咙干涩又吼不出来——那是他半生的心血啊。他强咽了唾沫，吼：“原来，无论我怎么努力、怎么满足你，在你眼里我都只是个傻子！房子都给人家了，你以后养老，找人家去吧！”

话虽这样说，老冯还是去找了舅舅。在路上，他给我打了1个多小时的语音，说自己其实害怕，因为亲戚很可能不给，律师说没有证据也没有办法。

我说：“如果要得回，本来就是你的。如果要不回，你现在有房住，有饭吃，还活得下去吧？”

“活得下去。”

“那就放心去吧。别怕，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嗯。”

老冯去了，舅舅说春节后过户还给他一套，还写了字条。

提到对未来的打算，老冯说等妈妈老了，请个护工照顾她，自己真的受不了她了。他笑得像个孩子，想求表扬：“我觉得认识你后，我的情商好像提高了。”

“怎么说呢？”

老冯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打破了我半年不牵手的魔咒吧。”

“难道不是你报名的那个PUA导师教你的吗？”我调侃他——老冯频繁相亲失败后，自责又懊悔，听了一个“海王”的推荐，花了1988元报名加了个PUA导师的微信。对方刚开始对他还挺热情，后来问到他月薪，老冯谎报说4000，导师就从热情的引导模式调整为三两天问候天气的模式。

我说：“你应该多交点钱的，至少后面加个0，说不定就能成为他们的铂金会员，你也不会遇到我了。”

老冯认真了：“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个骗子，但我又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试试而已。”

其实，那次在中山公园的时候，走了一路，我知道他想牵手，我没有反应。我想，对于老冯这种罕见的有亲密恐惧的男人，这条心路必须要靠他自己走。一直到第三次约会逛公园，都要走出门口了，老冯才突然站住，说：“我想牵手。”

我立即轻轻把手伸了过去，他手心都是汗。我什么都没说，默默地走了出去。

在我不够了解他时，我也想过放弃他——那时他的每条信息我都会回复，就算回复晚也会解释。而面对我的信息，他却选择性屏蔽，只回不痛不痒的几条。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次数多了，我问他并要求他回应，他说自己不可能改变，他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也没有人说过他。

我很生气：“首先，我不是你身边的那些所有人，我有权利要求得到属于我的待遇，其次，回应是最基本的沟通。连最基本的都达不到，怎么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呢，我是个精神需求很高的人，如果你坚持，那说明我们不匹配，因为对于我来说，如果在精神层面，情感需求层面，你从不回应我，那就算我们认识十年，在灵魂层面，你和我从未相遇。”

“当你看到我关心你的那些话，你是什么感受？”我问老冯。

老冯沉默良久：“从来没有人这样要求我，问我，我是有看到那些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也不敢去面对。但其实，我会偷偷把那些话看好几遍。我，我当然开心，我感到你是真心的关心我，有关注到我。”

“你这样就是自私的，你享受着我的情感输出，我这里没有输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还想半年分手的恶性循环重来吗？”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是被指责，但我却感到轻松好多。”老冯长长舒了口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老冯不是舔狗的类型，他可能还是会偶尔犯直男癌，封闭到他自己的世界里去。他不是我的完美先生，但我好像已经认识了所有的他，就让他做一回自己吧。

后记

武汉的冬天很湿冷。降温的那几天，老冯带了一大包衣服过来，说是他妈妈让给我儿子穿的，有新的没摘吊牌，也有旧的，七八成新的样子，他们邻居送的。我收下了。

老冯的儿子跟我的儿子很玩得来，但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因为老冯妈妈总把孙子带去参加培训班，报的什么班，都是老冯事后才知道的。有时我会说“这个周末让两个小家伙聚聚，我做肉沫茄子煲他们吃”，老冯答应了，到了跟前，却总是他一个人出现，看不到他儿子，“他奶奶有事把他带阳逻去了”。

老冯最近肚子疼，结石犯了，年轻的时候吃苦吃太多了，现在他特别想安稳下来，不再到处跑。他在考察位置，想找个好的地段开个小店做生意。

老冯又想结婚了，说将来放孩子们出去闯，我们回阳逻养老。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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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正常人”身份的弟弟

1

小舅身上的江湖气颇重，在十里八村算得上一号人物。他干瓦匠起家，后来当包工头做工程，早些年挣了不少钱。后来工地出了事故，死了几个工人，他也伤了半条腿，上头的人跑路了，赔偿款一分钱也没要到。村里人传谣说小舅贪了抚恤金，小舅不得不贴钱了事。经历了这一番波折后，小舅就在老家务农，做起了收稻谷、棉花之类的田间小生意，虽说苦累，小日子过得也还滋润踏实。

小舅有一双儿女，女儿红嫚，儿子小金，姐弟差4岁。小金年幼时体弱多病，小舅妈对他精心照顾、宠爱有加，惹得红嫚十分不满。红嫚个性强势，自小就不喜欢病蔫蔫的弟弟，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表亲一起玩耍时，她也从不关照小金。

小金长大了也不爱读书，初中毕业后去了市里念技校，学车工。那时红嫚已经在县城一家美发店当了领班，后来辞了工，跟随同乡去千里之外的广州打工。

到了2010年，20来岁的小金去了武汉的一家工厂打工。因为工作认真，人又温和踏实，小金进厂一年多就被车间师傅看中，栽培他从小组长升做班长。2011年初冬，小金打电话给母亲报喜，说他在厂里谈了个对象，打算春节带回家。

小舅妈乐坏了，吩咐小舅新刷了墙壁，添了几样新家具，又弹了两床新棉被，等待未来儿媳的到来。亲戚乡邻听说了，都夸赞小金有出息，工作、婚事都不要大人操心。小舅夫妻俩听了，喜笑颜开。

谁知腊月初的一个晚上，小金突然独自回家了。他衣衫凌乱，神情呆滞，脸上有几道新鲜的伤口，脚上还丢了一只鞋。小舅和小舅妈吓坏了，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小金却径直钻进房间，裹在被子里一言不发。

第二天，小舅妈叫来几个亲戚帮忙劝导。在众人的耐心询问下，小金才含糊其辞地说，自己跟人打架了，再细问和谁打架、为什么冲突……他就不说话了。

有人问：“你女朋友呢？”

小金嘟囔：“分手了。”

问及分手的原因，小金沉默着，一个劲儿地摇头。大家实在问不出什么信息，就商议决定，由两个能干、稳重的堂哥陪着小舅夫妻俩和小金去武汉工厂问责，“有必要就报警”。

可小金却连回工厂收拾行李、结算工钱都不肯，无论怎么劝导，他只抓着被子缩在床角。提到报警，他更是噤若寒蝉、不时地浑身颤抖。长辈们说，小金怕是被歹人吓破了胆。我妈提议送他去医院做个检查，“别是把伢儿的脑筋打坏了”。

小金拒绝去医院，堂哥们想去拖拽他，他就乱踢乱打。他的怂样惹怒了暴躁的小舅，他冲上去拽着儿子就是两巴掌，骂道：“打个架就丢了魂？个没用的软蛋！”

小金瞬时惊恐万状，抱住头嚎叫起来。大家赶紧拉住小舅，小舅又气恼又心疼，他脸红筋暴，冲出门说要去武汉杀了那个歹人。

一听丈夫要去武汉寻仇，小舅妈拽住他嚎哭：“杀了人这个家就毁啦！”族里哥哥叔父们齐上阵，才止住了狂躁的小舅。

作为大家族的长者，大舅发话，说他带两个人去工厂里问情况，小舅夫妇留在家里照顾儿子。我妈又提议送小金去医院检查脑袋，小舅妈看了看哆嗦着的儿子，哀愁地说：“缓一缓吧，先在家好好休息一阵子。”

临散时，小舅妈红着眼睛叮嘱在场的族人们：“劳烦各位口风紧点，不能让外人耻笑，传我们刘家的丑话，我家刘老四（小舅）还要抬起头做人的。”

大家应声允诺。

过了个把星期，大舅他们从武汉带回了一些消息。工厂的负责人讲，自打小金出事后，他的女朋友就没再去厂里上过班。他们给了那姑娘的身份证信息，她的户籍在恩施某偏远山区，留的电话是空号。

有工友讲，那晚他在夜市街上看到几个混子拦住小金和他女朋友，“后来好像是一起坐车走了，离得远，看不清楚样貌”。也有工友听说，之前有个混子追过小金的女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因此与小金结仇。

工厂附近无业青年很多，治安非常乱，天天有人勒钱、打架、闹事。大舅他们四处打听，蹲了几晚，也没找见工友口中的那个混子。他们去警局报案，说不清来龙去脉，警察要求当事人小金到场说明情况，可这明显办不到。

大舅把厂里结算的工钱交给小舅妈，小舅妈的眼泪啪嗒嗒地往外滚，说：“我儿子这次吃了个大闷亏！”

2

临近春节，我妈惦记着小金，约了几位亲戚提着礼盒去看望。

小舅妈耷拉着脸，唉声叹气：“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害人，这么多天了，整天就躺在床上等着我送吃送喝。眼看各家各户都在忙年，一摊子家务事，累得我直不起腰，还要天天伺候这个二十多岁的奶巴子（婴儿），我快要怄气死了。”

小舅讽刺道：“打架有输有赢，谈恋爱有聚有散，哪个男娃不是这样过来的？他倒好，他最特别，这么一遭事，直接躺家里装病让人伺候。他有么子病？我看就是个懒病！”

大家劝小舅夫妇得有耐心，多跟小金说说话，好歹他胳膊腿都还在，只要脑筋上把弯转过来，这心病兴许就慢慢好了。

小金在屋里听见众人议论自己，冲着窗户喊：“滚！都滚！”

我妈心中一喜，她觉得小金声音洪亮，精神头大有好转。小舅恨铁不成钢，骂了回去：“就敢冲爹妈喊！有本事你去武汉警察局喊啊！个没出息的玩意儿！”

里屋没再发出任何声音。

那年正月，族里轮流拜年。我在别家见到小舅夫妻俩带着红嫚，跟人愉快地谈笑、吃喝、打牌。偶有人问起小金的情况，他们就简略地回句：“他还好，不爱出门，在家歇着。”对话点到为止。

初六，大家去小舅家拜年。只见小金站在院门前热情地迎客，十分礼貌。他容光焕发，举止活泼，脸上露出熟悉的憨厚笑容，看不出任何病态。亲戚们欣喜地附耳低语：“小金好了，蛮好蛮好。”

小伙伴久别重逢，分外亲切。见到我和三舅家的虎子哥，小金咧开嘴笑了，闲聊了些家常琐事后，虎子问小金：“兄弟，听说你前段时间出了点事，么情况？”

小金的眼里闪过一丝慌张，随即摆摆手：“不开心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准备开春去广州找事做。”

看他言谈一切正常，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就轻松聊起新一年的打算。虎子说他初八去宜昌，在远亲开的饭店里当帮厨。小金突然烦躁起来，念念叨叨：“是的，得出门做事，待在屋里太烦了。两个老东西恨不得我死。必须得出门做事。我没得路费，他们不把钱给我，想把我困在屋里头。”

小金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开始自言自语，话听着也怪异。我隐约觉得不对劲，虎子心大，认为小金只是发发牢骚，还宽慰小金不要责备日渐年迈的父母。

正月安稳过半，村里人陆续出门打工、读书，闹腾的乡间逐渐冷清下来。返校前，我嘱咐妈妈有空再去看看小金，她却嫌我多事：“你小舅妈不喜欢我们提小金的事，她怕人笑话。现在小金已经好了，各忙各的事吧。”

3

可开年之后，小舅家的日子并不平静。

小金吵着要去广州挣钱，小舅妈担心他在外面再受歹人欺负，不允，希望他留在家里干点农活，跟着小舅学点赚钱的本事。可小金跟小舅不对付，绝大部分时候都躲在房间里，拒绝交流。小舅认定小金没病，是懒：“打架输了算屁大点事？男子汉不去社会上历练，躲在家里好吃懒做啃老才是真毛病！”

小舅两口子终究拗不过儿子，就打电话给女儿，让红嫚帮弟弟在广州找份工作。可红嫚拒绝了，连去她那里落脚都不同意：“从小他就事儿多，别来惹我！”

僵持了一段时间，小舅决定带小金到县城里找工作，离家不近也不远，方便照应。小金不情愿地跟着去了几趟，他无精打采的模样，实在很难被人看上。最后，小舅在县城一处工地给小金找了个提水泥筒子的活儿，他勉强去了，没几天就灰头土脸地躲回了家。

回来后，小金的情绪越来越变化无常。平和时，他在院子里帮母亲摘菜、晾晒衣服，见着乡邻能主动打声招呼；低落时，他木讷、呆板、不吃不喝；烦躁时，他会大吼大叫、捶床捶门，自言自语甚至仰天大笑……乡村邻里间本就没有秘密可言，有人开始对小金指指点点，有人说小金变成这样，是因为小舅发黑心财遭了报应，还有几个婆婆妈悄悄建议小舅妈请人来“驱邪”。那段时间，小舅妈常常以泪洗面，小舅阴沉着脸很吓人。

到了夏初，小金的状态平和了许多，虎子就帮他找了份工作，在宜昌一家酒店做服务生。小金这精神状态，大家心里都没底，三舅妈怕虎子受影响，还劝他不要多事，但虎子信任表弟，说：“哪个年轻人天天在家闷着？没病的人都要憋出病来。”

长辈们想想也是——一时间好像也没有更好的路子，那就去吧，兄弟俩作伴，接触新的环境，兴许小金能恢复之前的好模样呢？因为上岗需要健康证，小舅两口子终于有理由带儿子去县医院检查身体了。各项常规检查的指标都正常，又特意给小金脑部拍了片，医生说没得事，他们终于落了个踏实。

拿到健康证明的小金神采奕奕，对新工作满怀信心。小舅妈叮嘱他，在外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像在家里这么随心所欲。小金满口答应，然后列了要带去宜昌的物品清单，诸如西装、新手机等。小舅把新买的大行李箱装得满满当当，又给了儿子几千块生活费备用。

小金去宜昌工作后，刚开始收入不高，前两个月隔三差五打电话跟母亲要生活费。小舅妈心疼儿子，又怕丈夫反对，就偷偷给了几次。结果这事还是被小舅发现了，他暴跳如雷，责怪妻子过份宠溺儿子：“娇儿不孝、娇狗上灶。他是懒鬼投胎，在屋里装神弄鬼，就是想好吃懒做。在外面花钱如流水，好生快活，我看他狗日的脑筋比世人都聪明！”

最终，小舅妈妥协了，停止了对小金的经济援助。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小金又突然回家了。与上一次的落魄不同，他顶着帅气的发型，穿着时髦的衣服鞋子，俨然变成了一个潮流青年。送他回来的出租车司机向小舅妈讨要车费，小舅妈付了钱，让司机帮着把行李箱拿下来。司机说没有行李，一溜烟走了。

小金走时带着的新西服不知所踪，新手机换成了个老破旧，他一脸无所谓，只说了句“我饿了”，就钻到里屋去了。之后，与上一次回来一样，小金像缩在壳里的蜗牛，极少出门，每天等吃等喝，简单的家务也不做。有时被小舅抓住，实在躲不过，就敷衍着做一会儿家务，然后喊累，又回房躺着了。

小舅妈的失望掩饰不住，爱面子的她终于向虎子打听儿子在宜昌的情况。虎子说，小金到酒店上班后爱结交朋友，不分好赖就跟人称兄道弟。有些人心术不正，哄骗小金花钱供他们吃喝玩乐，还带他赌钱，小金连那套新西装都输掉了。他劝过小金离人渣们远一点，安心做事，小金却说自己心里有数。

聊到深处，小金才跟虎子说了实话——他总怕朋友们不理自己。因为情绪举止不稳定，小金有时会在宿舍跟人发生争执，有时突然翘班被经理骂，只能不断贴钱维系关系。最严重的一次，小金莫名其妙地在宿舍点火，口中念念有词：“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怕。”还好室友及时赶到灭火，虎子跟酒店经理苦苦求情，他才没被警察带走。

虎子说：“搞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有病，时好时坏，继续待在宜昌，我怕收不住场。”

听虎子这么说，小舅妈顿感颜面扫地。再看看败光了一身东西回来的儿子，总是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儿，小舅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4

得知儿子有在室内点火的“前科”后，小舅妈把家里的打火机、火柴都藏了起来。但在一天晚上，小金还是用自己藏的打火机在家里烧起了报纸。

烟味呛醒了小舅，气极的他拿棍子打了小金一顿，骂道：“只等哪一天这个败家子要把屋烧了。干脆把我一起烧了，省了棺材钱！”

夏秋两季是小舅最忙碌的时候，天不亮他就要出门收农作物，天黑才到家。劳累一天回来，看见儿子无所事事，就气不打一处来。邻居们常听见小舅怒吼：“老子五十岁的一把老骨头，还在硬撑着干活，你二十多岁就在家当皇帝？皇帝还要批折子呢，你折子都懒得批，你是皇帝的老子！你快些滚出门……”

父子矛盾不断升级，小金越发暴躁，他开始骂人、砸板凳、摔杯子。小舅气急动手制服，瘦弱的小金奋力反击，父子之间时不时爆发肢体冲突，拉架的小舅妈夹在中间挨了不少疼。

一天，几个亲戚去看小金，正遇上他犯浑。他在不同的房间来回跑，抱了很多衣服堆在院子里，又兴致勃勃地去伙房抱了些干柴来堆在一起。接着，他急躁地翻箱倒柜找打火机，找不到就生气，朝着柴堆破口大骂，把衣服和柴火满院子乱扔，又跑去里屋“咚咚”捶床、锤墙，好半天不消停。

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一个表哥坚定地说：“是疯病。”

小舅无奈又困惑：“我这娃儿性子软弱怕事，闷葫芦一个，从小被他妈惯坏了，懒散吃不得苦。有时一阵暴脾气上来就像红眼的斗牛，这点随我。但不能说发脾气就等于疯病，哪个人还没点坏情绪呢？一大家族子人个个聪明灵活，怎么可能忽然冒出个疯病？”

大舅同意这个说法：“我们族里祖祖辈辈没有得疯病的人，小金得疯病这种话不能乱讲。”

那个表哥说自己认识市精神病院的一个医生：“我听他说过，那里面关了各种各样发疯的人。给收、给治。”大家七嘴八舌发表不同的见解，一顿讨论争执后，小舅下了决心，要送小金进医院关几天：“让这个败家子吃点苦头，兴许他就老实了。”

小舅让表哥帮忙联系那位医生，表哥打了几个电话，医院回复说可以收，过两天有专车来接。

医院专车来的那天，小金不见了。

他那天听到父亲要把自己关起来，便提前做了准备，也没有跑远，就躲在村子附近的农田农舍和山林里游荡。乡邻都是沾亲带故的，遇到小金，有人好心喊他吃饭，有人故意问他各种问题取乐，还有几个长辈跑来跟小舅说情：“不要把娃儿关起来，不要打骂，娃儿蛮可怜，对他好一点，就当生了个傻娃养着……”

小舅夫妻俩叫苦不迭：“真是个傻娃我们也认了，可他一点都不傻，想方设法地害人啊！”

坐专车来的医生说，犯了疯病的人都坚信自己没有病，所以一般都是骗他们说去旅游。医生收了300元专车费，临走留了个电话。小舅不禁感叹：“有这个机灵劲儿，怕是精神病院也关不住他！”

过了些时日，天气凉爽，小金回了家。他变得温和冷静，又像曾经的那个敦厚男孩了。他不再整天缩在房间里，会主动做家务，偶尔喊几声爸妈，还会破天荒地说几句关心人的话。

也许是小舅小舅妈看到儿子好转了于心不忍，也许是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得疯病，反正没有立即给医生打电话。小金也乖了，主动提出想跟小舅学做庄稼生意。

小舅买了一辆农用小货车，上面放置一台榨油机，平时在乡间给村民榨油、收购农作物去县里倒卖。小金向父亲讨教一番，很快上手。他做事勤快，帮人抬油桶、搬袋子不耍滑头，等待父亲跟人结账的空隙，还会帮着打扫和归置东西。闲暇时，小金仔细观察机器的结构和运作，他有车工的基础知识，设备出现故障时还能帮着维修。他努力成为小舅的好帮手，有时小舅没耐心责备他几句，他也很少顶嘴。

父子搭配和谐，生意顺当，之前的糟心日子好像被远远地甩开了，一切极速好转起来，充满了希望。小舅妈的脸上展现出久违的笑容，腰板又挺直了。

隔年开春，小舅妈托媒人给小金说了一门亲。去看亲那天，小金梳洗打扮，仪表堂堂。之前小金去外村榨油时见过这个姑娘，她聪明勤劳，长得也俊，比小金大3岁，双方互相看对了眼。

女方父母坦言，这姑娘二十来岁时处过个对象，处了两三年没怀上娃儿，原因是姑娘有一侧输卵管堵塞，男方拖拖拉拉不办婚礼，后来这桩婚事就黄了。女方父母强调：“医生说治得好，能怀孕，就可能慢一点。如果婚后三年还没怀上，彩礼钱退还。”

女方家要6万6的彩礼，以小舅家的经济条件，不是什么问题。可此时小舅妈的市侩和傲慢之心竟开始作祟——她介意姑娘之前的那段恋爱经历，又担心她怀不了孩子，还嫌她年纪大了点，想压压彩礼钱。她哄儿子说很快就定婚，私下却托媒人去把彩礼讲到3万8。女方父母不高兴了，他们觉得是小舅两口子看不起人。

在等待定婚的那段时间里，小金的情绪似乎又开始波动。小舅妈慌了，托媒人去讲和，愿意出6万的彩礼。这时，女方父母也打听到小金早前犯病的传闻，个把月后，就委婉地退了亲。

小舅妈告诉小金，婚事黄了，是因为之前他发过病，女方父母不同意。又叮嘱小金以后切记要听话，不要再胡来，“我已经托媒人给你另寻亲事，你安心等等”。

那段时间，小金哀伤自责，情绪有点低落。后来不知是谁说漏了嘴，小金知道了母亲压彩礼钱的事。他跟小舅妈大吵一了架，又去找那个姑娘，希望对方可以原谅，把两人的婚事谈下去。可惜那姑娘已跟别村的青年订下了婚约。

懊恼的小金意识到自己在家无法实现经济独立，于是坚定地要求去广州打工，立誓靠自己努力挣钱娶媳妇。

5

小金这一去广州，杳无音讯。小舅妈给红嫚打电话，红嫚淡漠地说她没看到弟弟。小舅妈又让红嫚在广州找老乡打听消息，红嫚回话：“鬼晓得他跑哪里去了，随便哪个站点下车都能打工。莫说咱整个村、整个县，要打工的人谁不说去广州？好像只有说去广州打工才显得高级。”

红嫚在广州打工多年，攒了不少积蓄。她27岁那年，小舅妈托媒人给她说了一门亲，男方是县城街上的，在县机关给领导开车，父母做点小生意，家里有一处房产即将拆迁。红嫚从广州回来看亲，她穿金戴银，举止大方、言语讨巧，这门婚事很快就定了。隔年正月，婚礼在县里的豪华酒店举办，双方亲友都来了，很热闹。在众人的恭贺声中，小舅开怀畅饮，醉了。

婚后，在公婆的支持下，红嫚在县城开了家服装店。没多久，红嫚的肚子大起来，婆婆请了个营业员帮她干活。红嫚孕期口味刁钻，又嫌城里施工嘈杂、空气浑浊，便经常回乡下住着。

小舅花大钱翻新了房子，主卧留给红嫚夫妻俩住，房间布置得很时髦。还单独设计了宝宝房，摇床、推车，各类用具一应俱全。小舅小舅妈住次卧，靠里留了一间空房，陈设简单——这是给小金留的。

红嫚生了个女儿，正赶上了男方拆迁，喜上加喜。公婆高兴，送给小两口一辆轿车。红嫚常带着母亲到县里玩，烫头发、做SPA、买衣服、看电影，小舅妈一下年轻了好几岁。不过，姑嫂们一起打麻将时，小舅妈总提起小金，露出一些担忧和牵挂。她思念儿子是真，也怕人们在背后说她只顾着享女儿的福，不管儿子死活的闲话。

等电商风潮向乡镇袭来，红嫚开了一年多的服装店倒了，她就跟小舅合资开了间榨坊。7月榨坊正式营业，小金突然回来了。

他比之前更瘦弱，衣衫褴褛，蓬头垢脸、胡子拉碴，形同乞丐。新农村建设公路到户，村里变了模样，他一时找不准回家的路，站在村口茫然张望。小舅妈闻讯赶去，看到儿子的样子，知道他又遭了大罪，抱着他痛哭不止。好面子的小舅又心疼又失望，火气冲上来就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还知道回来？！”

小金没了曾经的胆怯，变得胆大、话多。大家问他这两年去了哪里，他说广州；问他在那做什么工作，他说什么都做；又问他发生什么事成这副样子，他说自己被抢劫了；再问他是怎么回来的，他说一路走回来的。

回到家后，他在新房子里外打转，茫然地问小舅妈哪间房是他的。小舅妈说，正屋后面有一间空着。不料，红嫚冷冰冰地反对：“他要是住里屋，我就带娃儿回城里住了。”

当时，二舅的女儿玉儿在场，为小金打抱不平：“小金是你亲弟弟，怎么住不得里屋？”

红嫚口无遮拦：“他有神经病，哪个不晓得？伤着我娃儿了咋办？你要装善人，让他到你家住去。”

小金顿时呼吸急促起来，冲姐姐大喊：“你才有神经病！我在广州看见你了，你发神经在地上打滚。”

“胡说八道！”红嫚气得挥起胳膊要打弟弟，大家赶紧拉开。玉儿瞧不惯红嫚傲慢自私，说小金是儿子，这个屋都是他的，而红嫚是一个出了嫁的姑娘。谁知红嫚毫不示弱，反唇相讥：“管好你自己吧！听说你在闹离婚，现在不是一样住在娘家，还有脸来说我？”

“你才闹离婚！你婆婆嫌你没生个儿子，你就躲回娘家来，来了就想占为己有吧！”

眼看表姐妹俩越吵越凶，大家又劝又拉，红嫚昂着头，双手交叉抱怀，立在正屋大门口，以必胜的姿态昭示她的家庭地位。

小舅妈试探地说：“榨坊还有间空房。”

小舅立马黑了脸：“是的，正等他去那里点把火，老子就能闭眼了。”

久久未归的儿子回来是这种待遇，作为族长的大舅少见地愠怒了，他对小舅说：“你们这像什么话？小金他姓刘！娃儿回来就好。”

最后，小舅夫妇还是依了红嫚，没让小金进正屋住。小舅妈在猪栏屋前排的过道搭了个床铺，作为小金临时的安身之所。红嫚出钱请了个瓦匠，在正屋侧墙边单独建个偏阁房给弟弟。

到了榨坊生意的旺季，小舅的腰椎病犯了，缺个得力的人手。小舅喊小金顶上，小金不情愿，说：“那年我跟着你干活儿，你还欠我工钱没给呢！”

小舅快要气炸了：“吃老子的，喝老子的，用的住的哪一样不是老子挣来的？我他妈还欠你工钱！老子是上辈子作了孽，这辈子来还你的债！”

红嫚的老公到作坊来帮忙。高温烘烤、繁重的体力翻炒，女婿干活踏实任劳任怨。小金盯着修建中的偏阁房看，看得无聊了，就到榨坊转悠，被小舅驱赶了出来。

在桌上吃饭，闲人小金比出力的姐夫吃得还多。姐夫不介意，主动给小舅子夹菜，小金欣然接受。小舅看不下去，又不好当着女婿的面折辱儿子，就夹了饭菜自个儿到院子里吃。

自从小金回来，小舅妈就没怎么笑过。她上了年纪，操持家务已觉得吃力，三天两头跑医院，小金很少陪伴帮衬。她跟我妈抱怨，说“养儿防老”怕是没有指望了。

没过多久，苦闷中的小舅妈传来好消息：红嫚怀了二胎。而且红嫚跟她婆家说定了，二宝不管是儿子还是姑娘，都随母姓。

这在大家族里是赫赫之功，红嫚顿时光彩环绕，姨妈、舅妈们给她送了不少补品。没人搭理小金，对他视而不见，他也不惹事，每天只管吃喝拉撒自己玩。

偏阁房盖了一大半时，瓦匠有事请假回去了。停工快半个月时，小金变得急躁起来，不停催小舅妈和红嫚快点开工。小舅妈提议再请个瓦匠，因为工钱结算的问题，前面那个瓦匠没答应。等待中的小金如坐针毡，大肚子的红嫚被他问得不耐烦：“急个么事！砖头多的是，着急你自己去建啊。”

小金说：“快点建，猪在赶我走，我没地方住了！”

红嫚笑了几声，又白了脸，扯着嗓子恐吓他：“你再胡言乱语，我们就真的赶你走了！”

可还没等到瓦匠回来，也没等到红嫚赶他走，小金被警察带走了。

6

一天晚上，表哥接到小舅妈电话：“快来帮忙，小金又在发疯！”

表哥急忙赶过去，看到小金正拿根棍子在猪栏里挥打，边打边嚎叫：“走开！这是我的屋，你们要害我，我打死你们……”

猪栏屋和过道被他搅得到处是猪粪，几头猪上蹿下跳嗷嗷叫。两头大猪从猪栏里逃出来，冲进了院旁的农田里，小舅和几个邻居赶忙去追。另一头小猪跳不过栅栏，在栏里跟小金周旋，小金边打边叫：“老子会‘火攻’，你信不信？”

担心猪被打死，表哥踩着猪粪拉开了猪栏门，小猪“嗖”地逃命去了。满身污臭的小金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大摇大摆地走出院子，吓得看热闹的人赶紧后退。在众人的注视下，小金走到院子右侧的大水塘边，“咚”的一声跳了下去。

“跳河啦！救命啊！”小舅妈呼天抢地地扑过去，几个水性好的赶紧脱衣服下去救人，有人找手机报警，小舅急忙从田里跑过来跳下水。现场哭声喊声，乱成一团。

几束明亮的手电筒光照在水面上，捕捉到小金沉沉浮浮的脑袋。救人的人拼命朝小金游去，小金竟自个儿游上了岸。他一脸笑嘻嘻，惹人恼怒，小舅一边咒骂他，一边急忙跑去田里继续捉猪。

不多久，远处的山坡上警灯依稀闪烁。警察赶到的时候，小金已经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站在院子前，饶有兴致地观看小舅他们捉猪。警察询问了事情经过，征得小舅夫妇的同意后，快速拷住小金，连推带拽地把他往车里塞。小金这才猛地明白过来，挣扎着大声喊“救命”。但这一次，小舅和小舅妈都没有上前护他。

闪耀的红蓝车灯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人群散去，闹腾的夜晚安静下来。时隔3年，躲过专车的小金，这次被警车送到了市精神病院。

2018年8月，我回到老家，得知小金还关在市精神病院，就去探望他。与预想中的景象不同，精神病医院里很安静，只有零散的几个医护人员，气氛宽松散漫。透过窗户，我看到很多病人在活动场上玩。

办好探视手续，我被带到了接待室。不一会儿，铁门打开，小金走出来，他看到我，咧开嘴笑了。我上前跟他拥抱，看护人员示意我们坐下。

他胖了很多，脸有点肿胀，腰腹部鼓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小金一直都是瘦弱机灵的样子，小时候我和虎子抓鱼，他提鱼篓子，我和虎子偷西瓜，他把风。从未料想到他的成长之路会这样坎坷。我有太多的疑问和关切，时间久了，堆积到眼前，竟一时语塞。

我说：“你胖了。”

小金“嘻嘻”地笑：“他们给我吃药，激素激胖了。”

我鼻子发酸，问吃什么药，又问确诊是什么病了吗？

小金摇摇头：“没人告诉我是什么病。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没病。有的只发点脾气，家里看他不爽，就送到这里关起来。”

我问他，吃了药是不是就能好，需要打针吗？

“不打针，用电。”

“什么电？”我没听懂。

“电啊。”小金翻起白眼，浑身抽搐，夸张地给我表演什么是“电”。我的眼泪涌出来，小金握住我的手，劝慰道：“没得么事，我扛得住，听话点就少挨电。”

“过段时间他们会来接我回去。”他愉快地说，“隔一段时间就接我回去一次。有时候我妈来，有时候刘红嫚来。接回家玩几天，等他们看我不顺眼了，又送过来关一段时间。只要我不断药，病情控制好，他们就准我到正屋里住着。有时候，还能跟着刘红嫚去她县城里的新房子住。”

“算日子没几天了。”小金很期待，“姐，你回去记得跟我妈说声，早点来接我走。”

我把带来的零食饮品递给小金，旁边的看护员接去。小金憨憨一笑，说：“姐，你有空多来看我，我喜欢吃薯片。”

7

受小金嘱托，我和我妈去了一趟小舅家。

小舅黑黑瘦瘦，剃了光头，呲出几根短小白发，背微微驼，人苍老了很多。看他忙前忙后，不像轻松潇洒的个体老板，更像个下蛮力的工人。他的榨坊开在村头，规模比初建时扩大了不少，新修了仓库做粮食收购和加工。这几年，他辛勤经营榨坊，挣了不少钱，刘家的香火也后继有人，没人再说他的风凉话了。

那间为小金搭建的偏阁屋，瓦匠来封顶后，就一直搁置着。墙壁上没有抹水泥、窗户的洞口只用油布遮住，门上了锁。红嫚在院子里支了个平板，正在学跳舞，她的两个女儿在一边玩耍。看到我们来，她收起平板，望着田埂那边的菜园子喊回小舅妈。

吃饭时，我们聊了些愉快的话题。我说起去看望过小金，转达了他的话。小舅妈客气地说：“是的，正准备去接他回来。有劳你还惦记着他。现在病状好多了，隔一段时间就能回来玩几天”。

“小金确诊了是什么病吗？”

小舅妈轻描淡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情绪一阵上来了就闹别扭。”

我又问：“有看到过医院的病情诊断书吗？是精神分裂症或者躁郁症吗？”

小舅妈静默片刻，似乎强压着不悦，只说这脑筋方面的问题太深奥：“我们种田的人哪个清楚，医院自然有它的办法，说怎么治就怎么治，总好过躺在屋里混吃等死。”

我说，依据小金以前出现过的妄想和幻觉，结合他吃的药，猜测可能是间歇性精神分裂症。他不发病的时候，跟正常人没有差别，可以找个简单轻松的事情让他做，让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保持一定的劳动能力；不过，小金情绪极端反复，又像是双向情感障碍。如果家庭氛围足够友好，有心理医生专业治疗，药物辅助，大概率可以帮助小金减轻病症，融入社会，做到自己能照顾自己，大部分时候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没有人接话，大家在沉默中陷入尴尬。小舅咳嗽两声，走到院子里去抽烟。红嫚面无表情继续吃饭。小舅妈皱起眉头，眼神闪躲，叹了口气：“唉！嘴巴说起来容易啊。”说罢，她站起身来，忙着去给小孙女喂饭，我妈在桌下踩了我一脚。

回家后，我妈阴着脸嘱咐我：“你以后不要再操这份心。你的关心，在她看来是在挖苦，反而得罪人。”

我说，小金才26岁，他们就打算完全放弃努力，一直这样关着他？

“你说那些是病方面的，你没想想人方面的？你小舅是个暴脾气，小舅妈温吞摇摆，红嫚读书少不明理，姐弟之间感情不深，她一心惦记着那点家产。谁来主张给小金治病？一个家里出了这种特殊的情况，只靠有点钱，那是不行的。只能怪小金命苦，好巧不巧得了这么个奇怪的疯病。村里人就怕被伤着或者被传染，都避而远之。送到医院关起来，大家都清净了。”

后来，我零散从我妈那里听到些关于小金的讯息。

听说他在医院里谈了个女朋友，医院没制止。他请求小舅妈找人把那间偏阁屋装修好、添置点家具，想跟女朋友单独住。小舅妈嫌女方离过婚，还带着个6岁的拖油瓶儿子，不同意小金跟她好，更不允许他把女人带回来。

小舅还在拼命挣钱。一次，家族聚会上他喝醉了酒，当着众亲戚的面流泪，说他没有抛弃小金这个疯病儿子，他要在闭眼之前攒够200万，给小金和红嫚各存100万，把小金托付给红嫚照顾。

亲戚们心知肚明，现在小舅小舅妈身体还硬扎，不管怎样，小金每隔一段时间总能回家好吃好喝玩几天。再往后，他们年纪一大，由红嫚当家做主了，她怎么照顾弟弟还是个未知数。但大家不能说破，小金不托付给红嫚，又能托付给谁呢？

后来几年里，亲戚们越来越少见到小金。偶尔见到时，他思维正常，言词清晰。起初，他会经常表达想要长期出院、找事情做、谈朋友的心愿，会主动寻求亲戚朋友们的帮助。再后来，他好像彻底失望了，不再说这些大的话题，更关心在难得回家的几天里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

今年，我回乡给大舅贺寿，心里牵挂着小金，就悄悄地抽空去医院看望他。医院内格局变动很大，管理变得非常严格，加上疫情缘故，探望手续很复杂。

填写完信息后，我坐在一面玻璃墙外边等了许久，一个看护来告诉我，我不在监护人拟定的允许探望的人员名单里。我只好把几大包零食、饮料、故事书籍递给看护，嘱咐他给小金分发薯片。

我能做的实在太少了，希望小金吃到薯片，能在禁闭的深渊里感受到片刻的快乐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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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专生的进城之路

1

初中毕业后，我念了一所中专学校，医学专业。当时选学医只是为了有一份工作，开始学习后才知道还有西医、中医、药学、护理等等的区分，还有更加专业的细化。

我当时学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学习的过程枯燥无味，更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毕业后要先考医师资格证，在没有证之前，是不能从业的。

因为不能再向家里要钱，这期间我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打零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我在夜市摆过地摊，在火车站卖过报纸，去报社广告公司跑过广告，也在药店当过店员。

2006年2月底，我考下了医师资格证，但只有中专学历，找工作还是有点犯难。我当时想，能留在城市当然最好，要是实在待不下去，就回老家——我有同学就是毕业后回了老家，在父母的诊所上班，或是去了乡镇卫生院。

回农村老家开诊所，养家糊口应该没问题，可老家的人都兴出门去赚钱，回去显得自己没出息。再者，私人诊所不像医院先收费、再拿药，虽说买药的乡亲一般没有砍价的，可总有欠钱赊账打白条的，村里的小卖部就是因为赊账的太多，开一家倒一家。遇到家里有急重病人等着吃药又没有钱，庄里庄乡的，只能赊着，只能等到人家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鄄县的赵哥打电话给我，说他城里诊所忙不过来，让我去帮忙。赵哥我上学时认识的，他来我们学校上本科成人教育课，得过小儿麻痹的腿脚走路不方便，我出于同情，有时会帮他拿一下拐杖或在厕所洗手池旁搀扶一下他。一来二去，彼此就熟悉了。他上完课回去的时候，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和他说，还留了手机号码给我。

接到赵哥的电话，我随即去了鄄县。到了车站，赵哥已经坐在电动三轮车上等我了。我们先去喝了羊肉汤，然后把行李放到他家，就直接去了诊所。

诊所是赵哥和他姨夫合作开的，在鄄县的东关赵哥租下的一个院子里，靠近街道的一排房子用来营业，门面朝西。赵哥的姨夫以前是药监局的局长，现在退休了，开这个诊所，也是想帮身体有残疾、又无一技傍身的外甥。

赵哥已经成了家，儿子念小学三年级，女儿念幼儿园。每天早上都是他骑电动三轮车去送两个孩子上学。赵嫂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这些年时常在诊所帮忙，也练就了扎头皮针的本领，小孩子输液时常用（防止鼓针）。

在诊所北边20米的地方，赵嫂也租了一个门头，主要是给本小区郭医生的病号输液的。郭医生以前是全县儿科治疗方面的权威，即使如今退休在家，还是有很多家长慕名而来。她每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里坐诊，除了开药，还雇了一位护士在家“打小针”，需要输液的孩子，家长就拿着单子去赵嫂的门头输液——虽然那里没有招牌，但本地人心里都知道，在郭医生家里看病，去赵嫂那儿输液，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赵嫂去看那个门头后，赵哥又雇了一个刚毕业的小护士。我看诊所的四壁上都是红色的锦旗，问他诊所的人气怎么这么旺。他说，前几年的一天上午，诊所南边那家邮政储蓄所门口，一个老太太刚上台阶就突然昏倒了。赵哥看见了，急忙叫人把她搀扶到自己的诊所，见她面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就叫护士给测了血糖——果然是低血糖——接着就给输了葡萄糖，几分钟后，老太太的意识就恢复了正常。

老太太清醒后想坐起来，被赵哥拦下了，“姨，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刚才是你低血糖摔倒了”。老太太也说，刚才上台阶时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于是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要儿子来接她。

老太太的儿子一会儿就赶了过来，看到母亲无恙，先对赵哥千恩万谢，随即给县电视台打了个电话，让过来采访报道一下——原来，老太太的儿子是县委宣传部部长，电视台不敢怠慢，来了三四个人，拿着话筒，扛着摄像机，让赵哥讲一下刚才是怎么救老太太的。赵哥从没有接受过采访上电视，紧张得磕磕巴巴的。

赵哥救老人的事迹晚上就上了县电视台的新闻，等于给诊所做了一次免费广告，病号们纷纷寻址而来，孩子发烧的、感冒的、腹泻的，整个屋子里都是挂吊瓶的人。那时，大人们看病都想快点好，孩子要发烧恨不得马上退下去，本来一般的感冒发烧就是输瓶消炎的青霉素、一瓶VC或B6。有人觉得贵的就是好药，赵哥就给他们输先锋、头孢噻肟钠。

2

赵哥的诊所不像医院内、外、妇、儿分得那么细，除了常见的症状，也看儿科、妇科的病，还有一些外科、骨科的，什么孩子被热水烫伤的，手划伤需要清创缝合的，也有武校学生练武时扭伤、拉伤、轻微手脚骨裂的，对于下颌、肘部脱臼的，用中医正骨的方法也能处理好——总之，在这里，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病号。

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天天写病历抄药方，一个住院病人每天连输加吃的，差不多有20多种药，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种药真对症。到了赵哥诊所后总算觉得接地气了，他是真教，我是真学。有时开一种药就可以处理好病号，比如成年人发热，就开布洛芬，幼儿腹泻，开思密达或鸡内金颗粒就行。

上午和傍晚是诊所里病人比较多的时候。病号大多数是附近小区的居民，也有远点工厂的工人。一天中午，搪瓷厂送来了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小女工。天气热，室内温度高，来的时候女孩全身抽搐得厉害，显然是中暑了。赵哥赶紧给她补液、补充电解质，车间主任帮忙交的药费。

搪瓷厂出的缸子出口欧洲，一个县城的企业能做到这个地步，我以为很厉害。可车间主任说，不是能做出口产品的厂子就是好的，他们厂子烧煤污染得厉害，人家欧洲是怕污染环境才不生产的。

一天傍晚，附近的影楼送来了一个19岁的女孩，失恋后喝了农药。我们赶忙打了120把病号送到了县医院急诊室，最后还是没有救过来，挺可惜的，影楼老板赔了15万元了事。

还有得了癔症的——一个胖老太太“撞嗑儿”了，天天学前一段时间去世的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话。刚开始，我还有点不信，觉得这是迷信，可实际看到了，也只能相信有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儿。老太太本人“撞嗑儿”时对自己在做什么浑然不知，年轻的病号觉得瘆得慌，年龄大的人就在一边偷着乐。

赵哥以前处理过这种病号，就用针灸扎老太太双脚的“涌泉”穴。这针灸还真管事，老太太就像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一样，惊异地看着周围的人，说：“我这是怎么了，我又没有病，怎么跑到诊所来了？”周围的人就都哈哈大笑起来。

2006年3月底，我在诊所学习了有1个多月后，赵哥又想在鄄县的西关再开个诊所，就交给我盯着。

刚开始，赵哥聘了个县人民医院内科退休的老医生带我。老医生自己有些长期病人，他的身份也让附近的居民容易接受（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年龄大的医生有经验）。还有个在附近医院上班的护士，会在休班时来诊所兼职，打针、拿药、输液，负责给小孩子扎头皮针。

西关诊所开业那天，赵哥在附近酒店摆了几桌酒，让我放了几捆“开天雷”。来的亲戚朋友有送花篮的，也有送匾的，也有给礼金的。那个老医生也来了，他姓王，是熟人介绍的，个子不高，大腹便便。兼职的护士也来了，姓刘，个子挺高，偏廋。

诊所刚开业的几天没有个病号，就连附近的商铺邻居也只是进门看看、打个招呼，没有看病的，也没有买药的。我心想，真是着急的庄稼、磨蹭的买卖，干啥都是头三脚难踢。

王医生早上8点来上班，中午在诊所休息一会儿，下午从2点坐到5点，一周5天。刘护士基本上是隔一天一来，出现时间和王医生差不多。我住在诊所2楼，除了买菜、拿药、去东关的诊所外，基本没有什么外出，早晚都要盯着，没有周末和节假日。除了跑腿儿，我也要处理外科包扎、缝合和收钱。

一个傍晚，只有我自己在诊所。有个中年男人急匆匆来到诊所，说喉咙疼，要买盒西瓜霜润喉片。他给了我100，我找了他95。天黑后赵哥过来结账，看到我收的那张100元，用右手的拇指肚摸了摸说，“这张是假的”。刚开始我还不信，再和真钞对比了下，X，不管从色泽，还是从纸质、手感、印刷，都和真的不一样。

西关诊所南边是个小超市，超市老板娘有个4岁的儿子。一天孩子刚睡醒，老板娘拉他起床，把孩子右手肘关节拉脱臼了。见孩子疼得一个劲地哭，老板娘就把孩子抱了过来。只见王医生左手按住孩子的右手肘，右手握住孩子的右手腕，向下一拉一拽，接着往上一推，就听“咔擦”一声。接着，王医生给了孩子一支笔，孩子用右手拿着，也不哭了。

王医生说：“好了，没事了。”老板娘问要多少钱？王医生笑笑说：“都是邻居，算了算了。”要是在医院上一次肘关节脱位，拍片加手法，最少也得200多，王医生没要钱，老板娘就回超市从货架上拿了几包咸干花生和瓜子，我们就收下了。

王医生问老板娘超市的生意怎么样。老板娘说，她自己带孩子，也没班上，就开了个小超市，别看地方不大，光这些货物和货架，就投入了6万多。还好她老公在工商局上班，多少有点照顾，不赔也不赚，凑合着开着，总比闲着玩强。

诊所北边是一家土特产店，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小胖子看店，胖得眼睛只剩一条缝儿。他有时也和我聊几句，问我：“吃减肥药管用吗？我可是爱吃肉，一顿不吃都馋得不行，又不喜欢运动。”我说诊所没有减肥药，也不治疗肥胖。也问他：“经常来你店帮忙的陈叔是干什么的？”他说，“是跑安利的”，是他爸的小学同学，“现在我老爸是农业局局长，他还不是想利用我爸的关系促销产品”。

后来，这个陈叔晚上没事了也会来我们诊所坐坐。刚开始就是拉家常，他说自己曾是厨师，现在岁数大了，经朋友介绍，“喜欢上了直销行业”。他给我演示一些清洁设备，说如何环保，还有牙膏，如何保护牙龈，还有肥皂，杀菌效果有多强。

他说，靠死工资啥时候才能买房买车？只要业绩上去，有了“蓝钻”、“红钻”，就啥也不用干了，“只吃业绩就行”。他说看我是个人才，有意培养我成为他们的会员——不过，要先买上几百元的货，还有各种贵的保健品、维生素。他在一旁说，我在一旁听他鬼扯。

接下来几天，陈叔白天就在土特产店里免费帮忙，傍晚吃过饭后就来诊所向我推销产品。我该倒水还是倒水，该热情还是热情，就是不提买产品的事。

过了几天，他就不来了，又去了另一家店铺。

3

第一个月，西关诊所刨去王医生和刘护士的工资，剩不下钱，还赔了；第二个月，赵哥就把医生护士都辞了，只留我在诊所看着。

西关诊所再南一点，有个小菜市场，我有时早上去买菜，就认识了几个买菜的摊主还有卖肉的胖子。胖子姓孙，40岁左右，每次卖肉总爱多剌，你要三斤，他会给你拉四斤甚至五斤，还说，“剌多了，看看能买这么多吗？”一般顾客也迁就说，“算了，多点就多点吧！”

一天傍晚，孙哥来诊所，和我小声说他小便后有白色液体流出，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让我不要和他的家里人说。我检查完，又让他明天到县医院的泌尿科查，确诊是尿路感染，要输一周的消炎药。

第一次来诊所输液，孙哥交了输液费和药费，第二次再来，他就说，要不等7天液都输完后一起算吧，我说那也行。可等到一周的液输完后，他再也没有来过诊所，更别提还医药费的事了。耗了几天，我去买菜的时候，特地到他的肉摊前说，医药费该结算了，我们也要进药啊。他满口答应，“这两天有点忙，过两天，我一定去结账的”。

结果，2天，3天，4天，又一周都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还医药费。

赵哥知道后，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这种人就是赖皮，我们要对症下药——他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嘛？不要告诉他的家人。这样——你就拿着输液时的处方和药费单，去他家里要账，看看他给不？他上午卖肉，下午有时间，你就在晚饭前去，他肯定在家。”

去人家家里讨账，我有点不好意思，但他的医药费有两百多，我硬着头皮也得上。我问附近的邻居孙哥住哪儿，有人用手指了指，说：“就在那条胡同的里面往南拐，他家的大门朝西。”我顺利地找到了他家，拍了拍大门，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我说，“孙哥在家吗？”那个女人扭头朝院子里喊：“孙福，有人找你！”

孙哥家里还有条用铁笼子圈着的黑背，叫得特别凶，我不敢进门。孙哥从屋里跑出来，见是我，就用右手拍着我的后背，又打马虎眼说：“兄弟，前几天欠的屠宰费，还要到家里来，我又不是不给……”他让女人回屋里取，女人一听是屠宰费钱，二话没说进去就把钱拿了出来。

孙哥把钱递给我说：“上屋里一起吃个便饭？”

我赶紧说：“不了，你们忙吧，我还有事。”

到家要账这么顺利，我还是没有想到。

晚上10点左右，诊所斜对面那家饭店的老板娘来叫我，说她饭店的陪酒女喝多了，让我带着药箱过去看看。我也没法拒绝——诊所是24小时营业的，要随叫随到，不然以后有病号不来了，那就完了。

我拎着药箱去了饭店，老板娘把我领到陪酒女们的住处。是她开的门，一间宿舍，住着五六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其中一个因为喝多了，胃难受。我问她有没有既往史、过敏史，她说没有，我就给她开了几粒保护胃粘膜的药和“解酒灵”。

药费是老板娘付的。临出饭店的时候，我问老板娘，你饭店不大，咋招这么多陪酒女？她说：“男人就爱这一口，没有陪酒女，喝酒请客的谁来？”

几天后，那个喝多了的陪酒女来诊所了，陪她一起来的还有个穿厨师衣服的年轻帅哥，染着黄色头发。帅哥和我说，这是他刚认识的女朋友，上午去医院妇科检查了，有妇科炎症，本来想在医院治，可是这个月工资花没了，要等下个月10号才发，“你们先给输着液，等发了工资一起算”。

有饭店在，哪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就给那个姑娘输了几天液。输完液后，他俩有时还会过来诊所坐坐，每次都很客气地说，“再等几天就发工资了，发了工资马上还医药费”。我也客气地说，“不急不急”。

可到了下个月10号之后，就再也没见他俩再过来聊天了。

有一次饭店老板娘过来买药，我问她那个厨师和陪酒女呢？老板娘知道了我问的是谁后，说：“10号发了工资他俩就辞职回男的老家了。”

西关诊所开了4个月，连在赵哥诊所的时间，我一共干了5个月。来诊所就诊的人就那么些个，我天天守着诊所，也有点腻了，医术谈不上有什么长进。我和赵哥说了情况，他说从第二个月开始总算有了一点盈利，也不多，这几个月，除了吃喝，还有要不上来的医药费，给我1000块工资。

4

2006年7月底，赵哥把西关诊所关了，和几位朋友承包了县城东郊的一所镇卫生院，把我也带去了。他的朋友有骨科、外科、妇科、化验科的医生，都是在各个公办或民办医院上班的，谁有时间，就把自己的病号带到新开的医院就诊。

医院刚开，病号不是熟人就是熟人介绍来的。哪个科室忙，就喊我去哪里帮忙，帮内科医生开检查单，给外科医生当助手递送剪刀镊子。

一天下午2点多，来了对中年夫妇，说是找周医生。周医生是民办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他们是别人介绍过来的病号。我给周医生打电话，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让我去手术室，先和护士小徐说一声，一会儿他就过来给病号做手术。

没过半小时，周医生就开车过来了。我们换好无菌隔离衣，让病号进了手术室，打开无影灯。我问周医生是啥手术，周医生笑着说：“结扎吻合术，也就是对接输精管，男的下午去了计生站，那里给他结扎了，咱再给他接上。”

我第一次听说这么奇葩的手术——怎么还和计生站唱起了对台戏？那边结，这边接？周医生说：“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泌尿科也算是积功德。这个男的都有俩个闺女了，他爹非要个孙子不可，每年过年都闹得过不好。计生站让结扎就结扎，结扎后，到什么地方接，又没有人跟着，找个熟人，不就接上了？他们结扎免费，我们接上就收费了，可多可少，全看熟人的关系——我们这段时间光接这种手术了。”

我心想，这个男的也够倒霉的，一下午要进2次手术室，看他走路都疼得不敢迈大步，像戴着脚镣赴刑场的罪犯。

我们让他躺在手术床上，把需要手术的部位用碘伏进行消毒，再附上洞巾。做的是局麻，男人是清醒的。周医生用剪子把刚缝好的黑色丝线剪开，叠好的纱布块沾掉血迹——输精管是截断了，两侧又被用丝线扎住。周医生剪掉两侧丝线，再把输精管外翻，重新对接上。这手术看着简单，做着难，输精管细得像女人打耳洞后插在洞上的塑料白针，一圈要缝上4针，眼神不好、手稍微一抖，就对接不上。

将近1小时，手术才顺利结束，是否成功，周医生和我们心里都没有100%的把握。周医生让那男人去了病房——其实这手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马上回家输几天液、换换药也行，可男人不放心，非要住几天才走，那就以他的想法为主。反正住院期间，除了每天换一次药就是输一次消炎药，护士后期处理起来不复杂。

没过几天，医院里又来了个中年妇女，也是来做结扎后手术的。这次，小徐联系的是某医院的妇科医生兰姐，她回复说下午没时间，要安排在晚上做。小徐便去手术室消毒、准备手术器械。

把那女人安排进妇科病房后，陪着她一起来的丈夫来找我，说怕妻子手术后大小便不方便，问哪里有卖便盆的。我告诉他，从医院大门出去，对面的一家超市就有卖的。

晚上7点多，兰姐带着一个年轻帅哥来了。她和我们说，别看这小伙子岁数不大，麻醉的技术还是比较过硬的。可病号上了手术台，打上了麻醉，才过了几分钟，血压、脉搏就迅速下降，接着，病号突然休克了。我们一阵忙活，心脏按压、吸氧，总算给救了过来。

手术还得继续，要把结扎的输卵管接上，要是病号的丈夫在现场，肯定吓得不轻，还好，后面的手术进展顺利。

病号回外科病房输液，兰姐去了收款处，领了她和麻醉师的辛苦费，就开车走了。

越是熟人介绍的病号，越在收费上不能含糊。

一个熟人给介绍了个结肠癌的老头，退休教师，本来想在县医院做手术的，可接诊的医生和赵哥认识，说上我们这里来做手术，同样是县医院的医生，手术费那边是4000，这边只收2000，省钱，合算。

在儿女的搀扶下，老人来到了我们医院，当天晚上就安排上了手术。我负责递手术器械，清点纱布块。手术就是把结肠上有肿瘤的地方切掉，再把两端接上，当把结肠剪断时，主刀医生让一位护士，拿着一个套有方便袋的塑料桶接着，大便顺着剪开的结肠流了下来，整个手术室都是臭味，又不能敞开窗户通风，只能忍着，熏得我们只能皱眉，希望手术快点结束。

手术进行了快2个小时才结束，把病号送入病房后，病号的儿女非要请主刀医生吃饭。也是熟人，盛情难却，除了值班护士外，我们一共去了7个人，加上老头的儿子，正好一桌。大家坐好后，赵哥对着老头的儿子说：“放心吧，主刀是咱们县医院的专家，等于让你少花了一半的钱，享受一样的专家服务。”老头的儿子忙点头说：“感谢，感谢，各位辛苦了，大家吃好喝好。”

当时我真以为这台手术给病号省了不少钱，可后来的事越来越离谱——手术费是2000不假，可输液费涨上去了，一天500多。老头也不好办，既然在这儿做了手术，就不能随便换医院输液，要是转院有个意外，那可咋办？上船容易下船难，等他们出院，费用差不多要8000。

有次夜里，急诊来了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家住附近，因为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脑门划了一道2厘米左右的口子。外科值班的吴医生让我一起去手术室给老太太缝合包扎。手术不复杂，清创，打麻药，缝合，包扎，时间并不长，就处理好了。

可老太太胆小，自己说，“出这么多血，还是住几天吧”。儿女们也没有说什么，就给老太太办理了住院手续。白天输液、换药，住了7天了，老太太也不说出院，儿女们就更不好意思说，怕落个“怕花钱”、“不孝顺”的名声。

最后，老太太的儿女们给医院送了3面锦旗，院长室、门诊医生、病房护士各一面，吴医生才强制着让老太太出院回家。

5

2006年8月下旬，输液室经常有个开着奔驰车的中年男人过来，陪一位穿黑裙的女士输液。22号那天，输液室的值班护士家里有事，让我帮忙值班，这对男女又来了。没事闲聊，我问男的，“大叔在哪里上班”。他说话很随和，说自己开了一家职业中专，这几天忙着给广东的电子厂送工人，马上就要走一批。

“这职业中专不要学习3年吗？怎么说走就走一批啊？”我惊讶地问。

大叔笑着说：“还学3年呢！广东那边电子厂缺大量的工人，只要初中毕业，来我们学校培训7天，办个中专证，有老师带队，就可以去广东电子厂上班了。只要交了学费就给办证，还保证就业，要是有一个月内因为工厂原因被辞退的，再免费安排就业。我们这个月都送走4批学生了，一批50多人——放心，我们都是本地人，绝对不会骗人。”

他自己介绍姓罗，可以叫他罗校长。他说，“广东的工资是咱这边的好几倍，电子厂管住、管吃、管穿，基本上花不了什么钱”。还说，“以前有姐俩儿，两年就挣了10万，在老家农村盖了两层楼，她们弟弟结婚就不用爸妈发愁了”。附近村子的村民看这俩姐妹这么能挣钱，“也会带孩子来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帮他们办证、找工作”，“我们一直不愁生源，都是学生介绍学生，咱们口碑好”。

我问他从办证到找工作要交多少费用？他说：“2500，全包了，要是你给我们介绍一个学生，我们给你200。”

我又问他那边工资是多少，他答：“差不多有你们科室主任的工资那么多，第一个月试用期是1800左右，第二个月就有2000多了。”

我问我去电子厂上班能行吗？罗校长笑了：“开玩笑呢？干医生多好，去电子厂都是没有学历想打工挣钱的。”

我说我也想挣钱：“现在我的工资也就是600，除了零花、手机费，也剩不了多少，啥时才能买房、买车？”

“真的，要是你真想去，价格可以给低点，包括办证，一共收你2200就行。”他看着我，又说，“不过，你的年龄可能超了，电子厂只要18到21岁的，你多大了？”

“22。”

“哦，可以想想办法，给你借个身份证，这个费用也不加了——还有，近视眼的他们不要，你要买个隐形眼镜就可以糊弄过去。”

“行，这个没问题。这两天，我就去买。”

我找赵哥说了想去广东找工作的事（没说去电子厂）。他说广东那边太乱了，不安全，传销的、诈骗的、骑摩托车抢包，到处都是。我说没事的，自己小心就好。他看我离心已定，给了我两个月的工资，又给了我300元，算是奖金。

我把不用的书和衣服邮回了家，也没和爸妈说去广东的事，和赵哥一起吃了顿饭后，就去了罗校长的职业学校。去了我才知道，什么职业学校，没有牌子，也没有几个学生，只有南北两趟瓦房，南边的是宿舍，北边的是教室。

我去买了隐形眼镜，罗校长帮我借了张照片和我脸型差不多的一代身份证，手写的，姓名不一样，还要办一个电子专业的中专毕业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这些都不用我操心，我唯一紧张的是，身份证突然换了一个名字，一下子有点不适应。

我去学校的第二天，罗校长就从周围县市又招了40多个学生。晚上闲聊的时候，我发现里面还有初中刚毕业的，才17岁，年龄不够，多交200，学校帮忙给借身份证——在这里办证，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了第三天，学校通知：下午3点统一由一个姓董的老师带队，租了大客车，中通客车，53座的，拿好证件，坐车去广东。

年轻人们大多没有出过省，多少有点兴奋。大家把行李放到客车下面的行李厢，只带个小背包上车。走的是京珠高速，车窗外开始是平原，接着是丘陵、山地。走了8个小时才在服务区停了一下，去一下厕所，吃点东西。服务区的东西太贵，我们就吃一些自己带的火腿肠、方便面。

后半夜，除了路过村庄时有点灯光，车窗外始终一片漆黑。大家的好奇心也没了，坐得全身都累，昏昏沉沉，都睡着了。到了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车子经过武汉长江大桥，宽阔的江面，钢结构的大桥，让第一次看到长江的我们从车窗里往外张望。下午时分，进了岭南地区，过了郴州，一个山洞接个一个山洞，黑暗的时间比光明的时间多。

傍晚，客车进入了广州黄埔，路边有了高大的棕榈树（当时我以为是椰子树），平时，只有在电影上才可以看到的亚热带美景，就在车窗外了。

客车在一个工业区和城中村的交界处停住了。我们从车上下来，拉出行李跟着带队老师，进了黄埔的一个城中村。

学校的出租屋是个3层小楼，一楼有3间卧室，1间厕所，1间客厅，地上铺着旧凉席，这层住男生。二楼住女生，三楼住老师。没有老师的允许，男生不准上楼。有事，给老师打电话。

6

迷糊睡了一宿，天一亮我们就起来了，有的去洗脸刷牙，有的出去买早餐。7点半，大家拿着行李跟着董老师去了附近的电子厂。

这是一家外资企业，管理严格，只接受各中专学校的学生，从劳动市场很难进来。董老师和厂里负责招聘的主管打了招呼，大家排好队进了厂。还有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来“应聘”，我有点紧张，怕提问时把自己的真实名字说出来。招聘人员一个一个对着学生的脸，查验身份证和毕业证，再让大家填信息、测视力。有外校的学生当场就被招聘人员查出了是借的身份证，他真实年龄不到18岁——前几年工厂出现了一次工伤，后来一查，受伤的工人还是未成年人，被罚了款，所以现在招聘特别谨慎小心。

参加应聘的学生太多，都排队在太阳底下晒着，快到11点才算结束。我们一车的学生都被打乱了，分到不同的宿舍，我忐忑的心，平静了许多。

下午就军训，说要训2天，在工厂的道路上，所有新员工排成一个个方队。

军训不算啥，主要是晒。下午军训后回宿舍冲了凉，晚上教官也不放过我们，一会儿下去集合，一会儿又在走廊集合，一会儿又整理内务，一直折腾到10点多，才让睡觉。

上班后，车间管理很严格，迟到3次就被辞掉，有事要和班长请假。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本22页红皮的《员工工作手册》。我第一周是夜班，从晚上12点到早上8点，除了喝水和上厕所外，不准离开工作车间。一个宿舍8个人，上什么班的都有，上半夜在宿舍睡不着，有听歌的，有抽烟的，有洗衣服的，根本休息不好。进来车间，先是困得不行，后来饿得厉害，一直盼着天亮。

周五换班，我拿着自己的证件，坐了一上午的公交车去了南方人才市场，找了个免费窗口，写了份应聘材料，交给了工作人员，几天后就接到一个海珠某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的电话，说，简历已经看过了，让我马上过去上班，他们给买五险，包住，有工作餐，工资1880，有节假日，还有奖金和补贴。

我和班长说要辞职。他说：“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别人想进来都不容易进来。还有，干不够15天，没有工资的。”

我说：“谢谢班长的照顾，上班时我都睡着过几次，你都没有说我。”

他说：“都是出门打工，不容易。”

2006年9月1日，我到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上班。主管张医生帮我拿着行李，领我去了职工宿舍2楼。每位医生都有一个单间，有阳台，有洗手间，有卧室，食堂就在宿舍下面。他说，由于我刚来，还要熟悉一下，暂时上白班，不安排夜班。

同事们之间都非常客气，感觉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人一张诊疗桌，一台电脑，没有病号的时候，大家还有时间聊聊天，说说自己老家的风土人情和特产。

重新回到诊疗的工作氛围中，同事们之间关系融洽，工作也不太忙。来就诊的都是附近的居民，也有打工的外地人。当地人说粤语，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说话，我有点听不懂，每天都为与病号的语言沟通感到束手无策。

就在我郁闷的时候，一所中学医务室给我打来电话，说看到了我在人才市场的简历，他们有一位医生退休了，要再招聘一位，希望我去，工资待遇和社区医疗中心差不多。我问，病号都说什么话？人事主任说，学校里都是老师、学生，都讲普通话。

2006年9月7日，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领导还要挽留我，说，“白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学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学会的。对于短时间听懂粤语，我还是没有信心，就说，先去学校医务室看看，如果适应不了，再回来。

学校也给我提供了单人宿舍，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很快熟悉了医务室的工作——无非是让学生正确做眼保健操，以及正确刷牙、剪指甲，预防脊柱侧弯，预防龋齿，合理膳食避免肥胖等等。医务室里多是感冒、发热、腹泻、外伤等的孩子，只要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数量会下降很多。

有一次，校长给我们开会说，你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保健和预防，要是每天没有学生看病最好，看病的学生越多，我越要批评你们。

听到校长这么说，我和几个同事都乐了——我想起了刚在赵哥诊所上班时，每天为病号少而担心自己的收入。现在，我不再为“以药养医”发愁了，工资还涨了3倍。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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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委培博士的毕业之困

前言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出版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有前辈说，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1

离开出版社以后，我曾干过一段时间的自由编辑。为了避嫌，我不接前东家的书，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与前同事们保持着不错的交情。

大毛曾是我的合作搭档，我离职以后，留下的工作主要由他来接手。2020年大毛考上了某大学的博士，课余时间兼任编辑。

一天，大毛问我愿不愿意接老东家的稿子：“我现在忙着发期刊呢，实在是没工夫。”

我很诧异：“你才博一，就准备发文章了？”

“嗐，博士想毕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不抓紧，估计就要跟我师兄刘博士一样延毕了。”

大毛口中的刘博士，我曾经打过交道。他在某重点大学研究古代经济史方向，其导师王教授要出一本书，他是具体操作人，我是那本书的责编。

与刘博士的接触，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我刚接到书稿时，联系了刘博士3次才成功。他似乎并不着急赶进度，上来就问：“你们集团下是不是有个刊物？你们的作者是不是在你们那儿好发文的啊？”

在出版社工作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一下子有点懵，便稀里糊涂地答应帮他打听一下。后来，我将这事报告主编，主编“哼”了一声：“又一个想发文想疯的了。你告诉他，期刊是期刊，图书是图书，我们虽然是在一个集团，但不是一家，想发文自己去问期刊编辑部。”

我还是好心帮忙打听了一下，给刘博士回话，说这个期刊发表的文章内容跟他的研究方向不太搭，刘博士“哦”了一声，便挂了电话，我都没来得及问他书稿的写作进度。

一个月后，刘博士发来一篇文章，是对王教授新书的评论。我觉得有些好笑，这本书还尚未出版，甚至连“一校”都没结束，就算他写得再好，也说不通啊。

我让刘博士赶紧干正事，他却说：“老王都不急，你们就慢慢搞呗，难道你们还嫌事少？这文章你们先帮我看着写得怎么样，我慢慢改着，等书出来后一起发表，两不耽误。”

我问他为啥那么有把握，他答道：“老王的书还是可以的，你想想，书一上市，你们立刻发布一篇书评配合营销，岂不美哉？对了，你能帮我要到期刊编辑的微信吗？我先打好基础，搞好关系。”

他把话说得如此直白，倒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说自己不熟，拒绝了他。主编知道此事后，直接找到王教授反映，王教授只是冷冷地说：“他爱写啥写啥，你们也别管，让他自己折腾去。”

大概半个月后，有天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主编电话，说来了客人，让我拿几套精装书去某饭店当伴手礼。我急吼吼地赶到地方，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男人在行酒令，他白衬衫的扣子大解，里面的T恤被酒浸透了一大片，正手持筷子敲着酒杯，说什么“喝二赠一”“三气一杯”，总之用各种办法来劝酒。

包间里的氛围被他带动，众人一阵阵欢呼。酒量一直不错的主编也被灌得说话打结，仪态尽失。首席坐着一个留“地中海”发型的老头，面前只摆了一杯茶水，餐盘都是干净的。他一会儿叹一口气，揉揉眼，几次想离席，都被“白衬衫”拉住。

第二天，主编耷拉着脑袋来上班，一脸颓废地跟我讲：“妈的，被姓刘的坑了。”

我这才知道，那个“白衬衫”就是刘博士，而那个“地中海”老头是王教授。不知刘博士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那个期刊的责编，然后打着王教授的旗号组了个饭局。我们主编到了场才知道来人是谁，大家都一脸尴尬。王教授发觉后，差点拍桌子走人，但刘博士酒杯一端起，气氛就迅速被他掌握。最后，我们主编跟那位期刊责编都喝大了，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帮刘博士发文的事。

主编跟我说：“这书老王不是不急的嘛，那就让他等，他不催咱们就不做。书出不来，我看刘博士的文章怎么发。”

然后，他的声音低了一度：“老王也是这个意思。”

2

一年多以后，即将离职的我把王教授的书稿转给了大毛。大毛考博进的正是老王的那所学校。老王给他授课，对他很满意，而刘博士的宿舍就在他的斜对面，两人也常常见面。

时间一长，大毛就发现刘博士和王教授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师徒俩像较劲一样，轮流跟大毛吐槽对方。

一天，大毛跟我说，前段时间刘博士找他谈工作，无意聊起了我：“我说你现在在博物馆工作，他听了以后不停地打听你的情况，还问你电话换没换，不知道打啥主意呢。”

没几天，我果然接到刘博士的电话，他上来就跟我客套，非要请我吃饭不可。我连说“不必”，让他有事直说，只听那边问道：“你们馆的刊物是什么级别的？接受外来投稿吗？”

我所在的博物馆确实有一个内部的自办刊物，不过连刊号都没有，出版也是断断续续的，一般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如实相告，刘博士“哦”了一声：“没有刊号的就算了吧。”接着他半天没说话，又问：“听说你们兄弟单位有个期刊，还是核心啊，你能帮我联系下不？或者你帮我把稿子转过去，不让你白帮忙，我事后有重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了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另一家博物馆的杂志。说来也巧，那家杂志的编辑我刚好认识，但这种由机关管理的期刊规章繁琐，我赶忙说我们虽然都是博物馆，但是不是一个系统管的，不好推荐。

刘博士依然不放弃，说只要“牵个线”就行，规矩他都懂，该拿的版面费一分不少。我看他越扯越过，不耐烦地说自己有要紧工作，就挂了电话。事后，我越想越觉得奇怪，便向大毛打听。大毛一点惊讶的表情没有，说刘博士想发论文毕业，“都快魔怔了”。

2019年是刘博士读博的第四年。博士最多只能读8年，时间拉得越长就越危险。读博之前，刘博士在北方某地方学院当秘书，因为嫌日常工作太累，就想出来深造。他算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博二”的时候就接连发了一篇C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一篇核心（北大中文核心），早早达到了毕业要求。

在文科领域，博士毕业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各个学校规定不同，但一般是两篇C刊或者核心。只是期刊少，要发文的人多，光博士研究生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而这些期刊只喜欢发教授级别的文章，所以排队排不到半年，根本拿不下来。多少人为了发文耗尽心血，还弄出了不少闹剧。

我记得前几年很多学校毕业的要求还不高，刘博士这条件完全够了，“那他为啥不准时毕业？”

“嗐，他不想早早回去工作，想拖个两年。19年时他工作的学校开了道口子，说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能转到教学岗，算是一种提拔。谁知道他要毕业时，学校要求又改了，要求发两篇C刊才行。”

刘博士越赶着发文，就越发不出，他等不及了，就另外想辙。一般来说，导师帮学生发文是常事，况且王教授还是好几个期刊的编委与审稿专家，人脉广，有时候发文就是他一个电话的事。可大毛说：“他们俩啊，别说帮忙，不扯后腿就不错了。”

刘博士跟王教授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刘博士是“委培”博士，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所以他入学之初不太买王教授的账，还常对旁人吹嘘，说自己幸好是“委培”，不用被导师拿捏。

在王教授看来，刘博士算个“关系户”，是上头硬塞给他的学生，只是看在他学术能力尚可，就不计较了。平时师徒两人除了必要的交流，基本互不打扰。

不过，随着刘博士把社会上的那一套东西带入学校，两人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

刘博士爱拉关系，基本在每个学院都有认识的人，隔三差五就组个酒局，混得“八面通吃”。王教授是一个古板的人，最讨厌酒桌上的交际，有时外校来了客人，他也是公事公办，没有私下接待。就算学生请他吃饭，也要三邀五请，他来了就是一脸的不情愿，一杯酒都不喝。

为了发文，刘博士也曾厚着脸皮去找王教授帮忙，但老王没表态，只说自己会帮忙问问。刘博士急着讨好，他听说老王的女儿要参加钢琴评级考试，想请音乐学院的教授指点未果，就辗转托了几个人请音乐教授喝酒。结果弄巧成拙，他在酒场上失了态，得罪了对方，王教授气得半个月没理他，最后发文的事只能不了了之。

恰好这时候，王教授要出书了，刘博士又想把这个项目承担下来，将功赎罪。用他的话说：“拿人手短，我这么用心，老王会懂的。”

不过，他并未把王教授的书放在第一位，只想早点发自己的书评。这条路后来被王教授堵住，他就决定从书中摘取点新材料、新观点，自己加把劲弄出个文章。

不得不说，刘博士也是下了功夫的。他把书上的参考文献都找来，又托关系去档案馆，最后特意找到我们主编，请他帮忙联系几个专家改一下，审阅费由他个人承担。那篇文章我跟大毛都看过，写得还不错，专家也说好，但投了好几个期刊，都渺无音信。

刘博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办法，他还是得找王教授帮忙。据说，他拿了很多礼物，王教授只收了两箱牛奶，还是那句“帮忙打听”。

刘博士急了，又托大毛与我们主编去说情，主编这只老狐狸就点了刘博士一下，文章就发出来了。

我问大毛，主编出了啥主意，大毛让我上网查那篇文章。我一看，原来文章署名的第一作者挂了王教授的名，刘博士是第二作者。

教授“挪用”学生成果的作为，在高校里很常见，刘博士能当第二作者算不错的了。但这对他毕业没有丝毫帮助，功夫白费了。

大毛却嘿嘿笑：“那也不是白挂，他是想搞个迂回的，背后还有交易。”

3

除了发文要求，学校还给博士们留了口子——在一本书里，著作部分达到一定字数，能抵一篇核心。

刘博士想用文章换取王教授那本书的“合著者”之名，可事与愿违，王教授说，当初书报项目的时候没有写合著者，后续无法添加，把锅扔给了出版社。

其实想加合著者不算难，哪怕书号下来了也可以修改，这纯粹是王教授不想帮忙。刘博士又提出让出版社出个证明，证明他为这本书做的贡献，但主编不好得罪王教授，就找了个理由又把球踢了回去。

“这太不厚道了吧！”听到这里，我对王教授的好感也没了。以前，我觉得这个老王对谁都很随和，是有名的“佛系教授”，没想到关乎自己的学生毕业、前途的事，他居然可以这样不松口，哪怕他已经抢了学生的功劳。

大毛却不认同这个说法：“原本他们师生关系很寡淡，等到需要王教授帮忙了，刘博士才贴着脸上来讨好，早干嘛去了？这么势利的人，任哪个老师也不想帮。再说了，那篇文章本就是他从王教授的书中摘抄来的，把自己挂第一作者根本就说不过去。这一切啊，都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一个多月后，大毛给我打电话，问我当外编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他说他刚接了一个新项目：“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刘博士带着俩人，合伙在我这出书了！”

据说，刘博士反复研究毕业要求后，觉得靠导师不如靠自己，干脆自己花钱出书。大毛说，这事也怪他自己多嘴，他跟刘博士多次吐槽出版社“向钱看齐”，刘博士当时来了兴致，问了很多关于自费出书的问题，尤其是资助费，问了好几遍。

如今书号紧张，资助费也一路上涨，刘博士觉得自己一个人出书有些不划算，便想拉着其他人一起。不仅可以少写点字，成本也能平摊。于是，他找到另外两个延毕的博士，一顿忽悠，3个人凑了30多万字的稿子，然后到处找出版社出版。

为了省钱，起初刘博士找了几家小出版社，对方答应得挺好，给出了一个极低的价格，可拿到合同一看，书印出来之后要求作者包销很大数量。而且，这些小出版社只顾收钱，连基本的校对都不走心，存在很大的风险。

于是刘博士说服了另外两个同伴，就找到了我老东家的主编。主编一听就乐了，这种事他只听过，还没见过，现在书号稀缺，正常的项目都不够用，他根本不想接，况且刘博士他们出的价格也不高——每人才出2万元而已。

主编委婉地说，有这钱，他们还不如找个发文中介，够发个C刊了。刘博士一听，唉声叹气，说现在期刊中介正被严厉整治，还敢在市面上宣传的大都是骗子。他之前找了一个中介，付了首付，结果人跑了。

想到刘博士这么精明的人还能被骗，主编跟大毛差点笑出声来。刘博士不好意思地说：“有句话说得好，关心则乱。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当时脑袋一懵就信了。”

3个博士不断缠着主编，近乎哀求了。主编实在顶不住，想到自己当年读博的艰辛，就说会把选题报上去，看领导意见。但私底下，他告诉大毛，现在社里对选题控制得严，刘博士他们的选题肯定会被毙掉。

可是，主编忽略了刘博士的交际技能。刘博士不知从哪里得知出版社搞了一个“青才培养计划”（就是接一些青年博士、教师的书，主编曾开玩笑，说这是雪中送炭，为的是跟未来的客户搞好关系，“广撒网，总会捞到鱼的”），托关系要到了一份申请单，又攀上了出版社里某位领导的关系，一口一个“学长”。最后，这位领导跟主编打了招呼，让他把刘博书的书做好。

主编被这一波骚操作惊呆了，考虑到以后还会有合作的可能性，也不敢再反对了。只是，他要求这3个博士发来的文章，质量一定要有保证，如果是瞎凑数，一定会打回去，耽误了时间他们自己负责。

事情谈妥后，就开始走流程。以前选题通过后，编辑可以先立项，作者再交稿。但这次，主编留了个心眼儿，说一定要看到质量过关的稿子才行。

不出半月，稿子交了上来，主编看了看，觉得还行，就在立项单上签了字。后来，大毛才知道主编的打算——刘博士工作的学校也有一些出版项目，主编想借机搭线，毕竟未来刘博士高升的可能性很大。

合同签订，只要款一到账，就可以开始编校了。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主编哭笑不得的事——另外2个博士提出要“分期付款”。他们说，正常公司采购都是分3次付款，他们怕出版社不好好做，只愿意预付3成，“三校”时付5成，最后的2成是押金，等到书全部出来后再付清。

主编从业这么久，第一次听到如此要求，他放出话来——要么一次性付清，要么让这群书呆子别出书了。

我也觉得奇怪，那2个博士好歹是混学术圈的，这种离谱的要求怎么提得出来？大毛说，其实博士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是全日制博士哎，全靠学校的补贴活着。那么大年纪，还有家要养，资金肯定不充裕。而且他们也是不放心刘博士，生怕再鸡飞蛋打了。”

主编让刘博士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说半个月之内解决不了，合同作废。刘博士喊上大毛，拉来那俩人，连哄带吓，说已经有好几个人找他想合伙出书，要是他们不愿意付款，大毛可以当场取消合同。之后，他又给那俩人算了一笔账：“延毕一年花费怎么也不会低于2万，毕业工作两个月就能挣回这笔钱。我有工作托底，再晚一年又何妨？看你俩这年纪，还能拖多久？”

于是，第二天资助款就到账了。

书稿到了大毛的手里，按部就班地进行编校就行。只是没想到，王教授又来横插一杠。

听说了刘博士的所作所为，王教授反应十分激烈。说他为了毕业出书投机取巧，是对学术的一种亵渎，甚至威胁说，自己不会在答辩同意书上签字的。

可刘博士却一点也不着急，他跟王教授聊了一次，此后，王教授再也没说过这话。至于二人聊了啥，大家也猜不出个所以然，王教授解释说，自己改变想法是因为看了书稿，觉得质量还行，而且自己的学生毕不了业，他脸上无光，还会影响以后的招生……

此后，刘博士开始经常拿着发票帮王教授跑腿，大毛开玩笑说：“他这才有点学生样了。”

4

为了提升书的名气，也是想讨好导师，刘博士就请王教授给自己的书写序言。王教授表面上不理会，但早早就把序言给了刘博士，让他赶紧排出来再校对一遍。刘博士嘴上说好，但好久没下文，一问就支支吾吾。直到王教授与主编聊过才知道，他又被刘博士摆了一道——刘博士又去找了他工作学校的院长写序言。

王教授很气愤，他认为自己好歹是个名校的大教授，对方就是一个地方院校的小院长，身份不匹配。他直接质问刘博士，刘博士辩解道：“这是‘双序言’。我们院长知道我要出书，非要给我写不行。以后我还要在他手下办事，不能不听啊。您放心，我交代过了，您的序言放在他前面。”

当时王教授没说话，但跟大毛打了一个赌：“我信他个鬼，这家伙那么现实，后面还不知道出啥幺蛾子呢。”

果不其然，稿子排版的时候，刘博士就跟大毛交代，院长的序言放第一，王教授的其次，并再三叮嘱大毛不要把这事告诉王教授。大毛被夹在中间，很无奈——这两篇序言里还有几处观点相左，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最后，刘博士果断把王教授的观点删了。

纸包不住火，王教授看到一校稿，直接把稿件扔了垃圾桶，非要撤下自己写的序言：“后面不知道还有几个序言等着呢，老师比不上领导，不差我这一个。我自己主动点，总比到时候被人撤下来强！”

当大毛把这话转告刘博士的时候，他居然立马答应，还挺高兴的。大毛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刘博士过于势利了，眼看毕业没问题了，又敢得罪导师了。

后来，王教授来出版社谈业务，骂了刘博士半天，主编劝他：“这种学生留在眼前更烦，不知道以后还会惹出什么祸来，赶紧让他毕业滚犊子拉倒。”

不知道王教授是否把这话听了进去，反正在刘博士的答辩申请上，他签了字。

今年“五一”，大毛来博物馆找我玩，聊到了刘博士的书。我问他：“这书能按时出来吗？”

“目前搁置了，你不知道，刘博士这家伙居然发出文章了！”大毛说，刘博士鸡贼，他是学历史的，没有在相关期刊上继续投稿，而是写了一个关于“农业经济史”的文章，投到一个农学期刊上去了，还是C刊，最后被录用了。就这样，刘博士达到了毕业要求，今年毕业是没问题了，所以人也有点飘，对出书的欲望就低了。“他不搞，这书的进度也就慢下来了——不过他真会搞事，正想把这本书著作权让出去呢。反正是他们自费出书，书号还没申请下来，换作者也不是不能办下来。遇到这么一个活宝，主编也很无奈，也只能说不管换谁，反正钱不退。”

刘博士这么做，算是坑了另外2个与他合伙出书的博士。这个合同是刘博士带头跟出版社签的，出版社只认他，他要撂挑子，别人就跟着吃瓜落。书倒不会被撤掉，只是啥时候出来，就不好说了。

据说3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有人要举报刘博士，但他一点不怕，毕竟他做的都是规则内的事，用他的话说：“反正我不毕业也有工作，他们俩可真是拖不起。”

主编不想看刘博士这么瞎闹，就劝他，说等他调了教学岗，这书出来也可以算一个成果了，甚至有可能申请出版补助，不亏反赚了。刘博士一听，也不讲什么转让的事了，只说一定要等他就职后，再把书拿出来。

对此，大毛很感叹：“唉，为了毕业搞得乌烟瘴气的，他们把这点心思好好放在学术上，不愁发不出文章。”

我反驳道：“现在期刊的版面很少，而且很多期刊杂志管理有些机关化，文章质量的高低有时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想发文，有时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5

今年6月，刘博士顺利毕业了，他特意来博物馆逛了逛，说是要在临走之前再把所有的景点都逛一遍。

听说我有读博的计划，他告诫我：“读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千万不要把读博当作一个前途，压上所有的宝。”接着，他长吸一口气：“其实我也想好好搞学问的，但是毕业太难了，尤其是论文，虽然一直说是要打破‘唯论文论’，但是现在啥不是看论文？发文除了看文章质量，还拼关系与人脉，甚至是money。造成了多少学术腐败？除了产生了一堆学术垃圾，还有啥用？”

说起与导师王教授的关系，刘博士很不屑：“老王这个人就是虚伪，一直端着架子。”

他说，王教授这人在学生中的口碑不怎么样，他其实也想让学生为自己干活，但不明说，让学生自己猜要去干啥，好像这样就不用欠人情了似的。在刘博士看来，师生本就该互相帮助，王教授有那么多资源，却不帮学生一点，“说起来是讲原则，其实就是自私”。

我回忆了一下，王教授确实曾说过：“我不求学生帮我什么，我也不会帮学生多少，一切凭学术说话。”但实际上，他也没少使唤学生干学术之外的杂活儿。

末了，刘博士跟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王教授之所以能忍那么久，是因为他帮王教授干了不少“不能上明面”的事，在酒场上，他帮王教授打通了不少关节，更不用提他帮王教授搞了多少发票了。

听这些话的意思，刘博士似乎是抓住了啥把柄，看他一脸得意且露出神秘的笑，我及时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没有仔细向下打听。

我突然想起了主编的话：“这师徒俩，都不是省油的灯。”

后记

我曾特意问大毛，他毕业之前那些要发的文章是否有着落。

大毛顿时换了一个得意的表情，说：“我博导说了，他可以帮我搞定一篇。我以前的硕导也是一个C刊的主编，也跟他打好了招呼。再说了，我在编辑圈里混了那么久，认识几个刊物主编不是太正常了。”

“你那么有把握他们会帮你？”

“他们的书都在我手里，大家相互帮助，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的是。”大毛笑了很久。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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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班花脱下官二代光环以后

1

我与陈默是在2008年9月高二开学时认识的。我们每届学生在升年级时，都要根据上一次期末考试成绩重新分班，成绩前300名左右分在优等班，剩下的就分去普通班。

高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发挥稳定，分在优等班是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会分到大家公认的最好的班主任手下。高一的同桌段梦霞对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说：“刘老师带的班可是优等班中的优等班，他的班重点上线率永远都是最高的，你已经半只脚踏进重点大学了。”

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去报到席签名，还没拿起笔，负责的人就先起身并向我伸出了右手：“同学，你好！你也分到了刘老师班上吗？刘老师很认真负责。以后我们就同班了，我叫陈默，你呢？”

负责接待新同学的一般都是班主任带的老学生，而且还是比较看重的学生。比起大部分青涩懵懂的中学生，这个叫陈默的女生显得落落大方。面对她的热情，我有点不自在——我属于埋头读书的学生，不仅自己内向腼腆，还觉得别人的友善是热情过度。不过别扭归别扭，我还是向她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匆匆地签到后，就拉着段梦霞走开了。

与陈默的第一次见面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学校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里唯一的省重点高中，一直是论分数招生，大部分学生都是各乡镇的农村孩子，女生普遍较为土气，即使是县城的女孩，穿着也是非常简朴。陈默也没穿得多招摇，可纯白的T恤看着就非常柔软，牛仔裤虽是普通的蓝色，版型却很正，鞋子上我只注意到醒目的对勾——学校里没多少同学穿得起这个牌子的鞋——当然，她的与众不同，更体现在她自信的眼神和大方得体的谈吐。

在和段梦霞“落荒而走”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居然没有听说过陈默吗？我对她可是久仰大名，她的父母都是市里的大官。”具体是什么官，她也说不清，对于我和段梦霞这样普通家庭的孩子，那时觉得只要是在政府里上班的就都是个官。

不过，“官二代”在我们学校并不稀缺，每个优等班几乎都有一两个，他们大部分都是“免考生”，却又是老师重点照顾的对象。孙智就是我高一班上的“官二代”。比起陈默的神秘，他可高调多了，谁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县公安局的局长。段梦霞是孙智的初中同学，她告诉我，初中的时候，孙智有一次披着他爸的警服外套来学校上课，就在同学们围在他身边好奇这套衣服的时候，他爸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一个恶狠狠的眼神镇住了所有的同学，然后就大步流星地把孙智拎回了家。

警服事件后，孙智收敛了不少。虽然他成绩一直垫底，但还是顺利进了我们这所重点高中。我和孙智从未说过话，我们必上的早读和晚自习是他的“选修课”，围在他身边的朋友，不是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却又出身优越的男生，就是长得漂亮的女生。只要不影响他人学习，老师们不会当众批评他们，也不会抓他们的学习，只要当佛一样供着就好。

“你别看孙智玩世不恭，但是喜欢他的女生多着呢。小学时喜欢成绩好的男生，初中时喜欢长得帅的男生，高中了就开始喜欢家里条件好的男生了。孙智虽然不会读书，但是风趣幽默，对人大方，看起来酷酷的，比我们班那些死读书的男生是不是更有魅力？”这是段梦霞对孙智的评价。

陈默虽然也同样散发着类似孙智“高贵”的气质，但是她的行为做派却和我心中对“官二代”的刻板印象有些不一样，没有桀骜不驯，倒是谦虚礼貌。

开学之后，我一直关注着陈默。我以为她或许可以很有涵养，但是身为“官二代”，一定吃不了奋战高考的苦。但我很快却发现，她几乎是上课听得最认真的学生，各科笔记都是老师要求我们学习的模板。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后，她是全班第三，完全颠覆了我对“官二代”的认识。班上同学经常讨论她，男生是喜欢，女生有羡慕，也有嫉妒。

段梦霞经常会跑到我们班来找我，见我的时候还要偷偷看一下陈默，总是想从我的嘴里套出一些八卦。我对段梦霞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行为颇为不满：“你没问题吧，人家是个女生，你对她那么感兴趣干嘛？”

她却挖苦我说：“你少来，你内心比我更好奇陈默，你就是喜欢端着。怎么着，避而不谈，人家就不比你优秀了？”

我并不是想否认陈默优秀，反而是因为她的优秀越来越吸引我，我很想和她成为朋友，但是又没有勇气，我不想在这样的背后谈论中努力去掩饰自己的自卑。

2

高二快结束时，我们班在一次月考中排名不佳，刘老师在课上大开训人模式。在说到正面典型的时候，他当然少不了夸陈默：“人家爸爸是市教育局局长，妈妈是区法院院长，她不还是一样努力读书，你们还凭什么偷懒？”

同学们都把目光转向了陈默，我在她的脸上却看到了尴尬。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同情她。她从未以“官二代”的身份自居，一直积极地想要融入集体，但是刘老师的这句夸奖让听着逆耳的同学把敌意指向了她。

高三再次分班，我还是分在了刘老师的班上，同样留下来的还有陈默。不同的是，我是随机分的，陈默是在高中入学时就定好3年都在刘老师班上的。作为市教育局局长的女儿，别说是在哪个老师班上，全市所有的中学都是可以随便挑的。

开学第一天要排座位，我和陈默成为了同桌，这让我完全没有准备。虽然她非常吸引我，但她永远高昂的头颅让我感受到她本性是骄傲的。我感觉我的愚笨和寒酸会因为跟她摆在一起而被放大。

我们刚开始并不会聊学习之外的话题，慢慢相处后，我发现她也在努力适应我，甚至一直在适应这个班级，这个学校——她家在市里，那里也有省重点中学，但是升学率还是不如我们县城高中。

念高中后，她才第一次来到这个县城，她的父母为了方便她在这里上学，专门在学校附近买了个两居室，又请了个阿姨给她洗衣做饭。她说其实在市里读书差不多也是这样，父母工作太忙，也是很难得见面。上高中之前，她父母还没给她请阿姨，她就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吃饭，所以她总开玩笑说，她是吃地沟油长大的。

不像很多的“官二代”喜欢炫耀，陈默难得在我面前提到父母，甚至还没有我提到自己父母的次数多。不过，非常明显的是，她比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更加崇拜、敬爱自己的父母，也比我们更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

比起期末考试成绩，她更看重期中考试成绩——因为家长会经常会在期中考试之后。不管她考得好还是差，老师出于对全市教育系统最高领导的敬意，都会邀请她父亲做“经验发言”。所以她说，其他同学没考好，大不了就是父母在台下羡慕一下别人家的小孩，她要是没考好，就等于让自己当惯了领导的父母没了面子。她有着比大部分同学更厉害的父母，凭什么要她的父母有着比别人家要差的孩子。

陈默偶尔也会和我提到孙智，她母亲和孙智父亲算是朋友。

“孙智其实也没有你们看到的那么潇洒。他小时候很乖的，但是成绩偶尔下滑，他爸就会严厉批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到了初中，他爸只求分数但关心不足，让孙智彻底叛逆了，从此就再也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其实他和我一样都非常想得到父母的肯定，但他父母过高的期待把他压垮了，我却比较幸运地把那份期待转化成了前进的动力。”她在讲孙智的过程中透露着无奈。

她的坦诚让我知道，原来“官二代”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烦恼一点也不会比我们少。她和我们一样受着高考之苦，这让我感觉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在冲刺高考的高三时光里，我们成为了相互鼓劲的战友。

陈默在县城没什么亲戚，她家阿姨请假时，我会邀请她去我家吃饭。第一次邀请她的时候我非常矛盾——我家四口人挤在一个局促的两居室里，我和姐姐从小都是睡一张床，家里的肉菜一般都只做我和姐姐的份量，父母不是吃素菜就是吃剩菜。我怕陈默会因为我家里的情况瞧不起我，更怕她会同情我，但是我见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又总是反过来同情她。

我的父母听我提过陈默，了解我的心思，每次在陈默去我家时都会把家里收拾得非常整齐，还会买一些水果和零食，多做一些营养的饭菜。

我妈妈总是改不了给客人夹菜的毛病，饭桌上她总是询问着：“陈默，阿姨做的菜吃得惯吗？”又不断劝她多吃些：“陈默，不要客气哦，你们上学辛苦一定要吃饱啊。”

陈默望着我妈妈，笑容里充满了感激：“阿姨，做你女儿真幸福嘞，天天能吃到这么可口的饭菜。我都没吃过我妈做的饭，她也做不来，偶尔我爸出于兴趣还会烧菜给我们吃。”比起母亲，陈默对父亲的肯定更多。

我妈妈笑道：“你妈不能给你做饭，是因为要为你创造更宝贵的财富，你是幸运的孩子。”

陈默笑笑点点头。

3

高考中，我和陈默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她去了上海的一所985高校，我去了北京的一所985高校。

高中时，囿于对“早恋”的忌讳，很多男生都会收敛对陈默的表白。高考之后，那些平时少有交流的男同学如雨后春笋般请我帮忙牵线搭桥。以陈默的魅力，我自然是相信即使她出身普通，也会有很多男生欣赏她。

高三时的班长郑云洲就倾心于陈默。陈默是刘老师的课代表，他俩作为班主任的左膀右臂，交流的机会很多。郑云洲几乎每天都陪着陈默上学放学，课间时常也跑到陈默座位上“研讨题目”，他对陈默的心思就差捅破张纸。

高考后，郑云洲问我：“你应该看出来了我喜欢陈默吧？”

“应该没人看不出来吧？”我反问道。

“你说我和她表白，她看得上我吗？”

“那你得问她自己。”

然而，郑云洲在整个暑假都没有表白。我们一群人也像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一样，天天的活动就是上网、吃烧烤、到处游荡、参加同学谢师宴。但我们那时都是穷学生，很多时候上网和填饱肚子都是陈默付的账。这些都是我们勉强能腆着脸蹭吃蹭玩的，后来，陈默父母安排了亲戚带着她全国各地去旅游，我们就只能继续着没有陈默的“游荡”。

大学入学前，同班男同学刘正则的母亲找到了我，她和我们老家在一个村，夫妻俩都在体制内，混了大半辈子都还只是股级干部。她和我说：“刘正则一直暗恋陈默，但人老实不敢表白，你要帮帮他啊，下次带陈默来我们家玩，阿姨给你们准备了礼物。”我知道刘正则爱慕的另有其人，忍不住和父母吐槽这件事，他们却表示理解——如果一段婚姻能换来子女少奋斗十年，为什么不去努力呢？

我问陈默，你找对象会对家庭条件有要求吗？她很坦然地和我说：“当然会。我父母在那个年代就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如何提升本地的教育条件，如何提升法治水平。如果我嫁给了一个农村男孩，你让他们和亲家聊什么？聊如何提高庄稼收成吗？聊哪个工厂待遇更好吗？”

陈默讲这样的话并不是她现实，而是她比较清楚现实。门当户对在哪个时代都是潮流，如果她不在乎这些，她极可能就成为了那些想要“攀龙附凤”的人围猎的猎物。

大学的时候，陈默在学校的轮滑社认识了一位学长，两个人兴趣爱好颇为投合，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听陈默说，那位学长家在浙江，家里是经商的，单论经济条件，可能比陈默家里还要好。但是陈默和她父母提起这段恋情的时候，她的父母也只是当这是普通的校园恋爱，并没有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她的父母最期望的，还是她能够回到家乡找一个父母也是官员的男孩，毕竟在我们小地市，官本位的思想早已渗透了整个社会。

找对象要门当户对，交朋友也如此。有一次她来北京看演唱会，我很开心能见到她，但却只能和她说：“不好意思不能陪你看演唱会，我们学生会那天刚好有活动，等你看完演唱会我们一起吃饭，我去酒店陪你睡吧？”

她知道我的经济不宽裕，也明白我不能接受她赠送的门票。虽然一直以来我俩联系紧密，但是我们的爱好和生活方式从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也成不了最贴近对方内心的朋友。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横跨着不能逾越的阶层鸿沟——此时的陈默，已经没了高中时的努力劲儿，她基本把时间花在到全国各地看演唱会上；而我一直知道，好好读书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4

大四时，我去上海找过陈默。我本以为她会安排我住酒店，没想到她带我住进了她的家里——她的父母在她读大学期间就已经在上海用亲戚的名字给她买了一套房。房子不大，一个比较紧凑的三居室，大概90平——但是同地段均价6万，她家一次性付清了，这已足以让我震撼。

那时的我已经决定毕业后要逃回家乡，很大原因就是高不可攀的房价。虽说作为女生，似乎可以寄希望于男方家里在北京买房，但我怕对方家里让我家分担个小几十万，我父母无法承受。

通过看平时陈默的花销，我知道她家的收入不是简单靠她父母的工资，但那种资产与收入不相匹配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当时我的内心是有一丝愤怒，还参杂着一丝嫉妒的——大学期间，陈默的父母官职又有了变动，父亲调到财政局担任局长，母亲调到市法院担任副院长。

她的父母到哪儿都受到吹捧。我在陈默的谢师宴上见到过他们，陈默的父亲文质彬彬，但是让人能感受到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场，她的母亲知性利落，可是对待我们同学却非常温柔。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像我一样羡慕陈默有这样的父母，不在于职位多高，收入多高，光是站在那儿就足以让别人对他们的女儿另眼相看——可这样让我内心钦佩的一对父母，私底下却不知行着什么勾当捞取了不知多少黑财，我开始有些反感。

但陈默是我的朋友，所有的疑问和看法我只能压在心底。

大学毕业后，相比我逃回家乡应父母的要求考了公务员，陈默却可以轻松地出国留学——我们市有个在某国的留学项目，虽然与她本科专业毫不相关，但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她还是去了。

我带着一点失望，也带着一点好奇，开始了体制内的工作。我发现这里大部分人其实和陈默父母并不一样，他们也都是和我一样为了生活奔波的人，根基不稳的年轻人是如此，一些快退休的老干部也是如此。有很多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职务提升的干部，他们会为了省家里一点伙食，三餐忍受着食堂的清汤寡水；会为了省一些油费每天步行半小时上下班；会为了年底绩效考核影响不大的奖金而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他们的收入在本地还是属于中上水平，他们的子女一般都至少有个本科学历，在市里至少有一套房子，家里大多都有一辆普通的代步车。我也知道了，像这样干部的子女都算不上是“官二代”，只有像陈默的父母那样作为实权部门的一二把手的，他们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官二代”。

陈默即便在留学期间，依然是我们在老家的同学们聚会时经常讨论的话题。步入社会的我们更加认识到陈默比我们占有的更多优势，尤其是对于体制内的同学来说，无不羡慕她的家庭背景。

我们不清楚陈默毕业之后会去往何处，但也真心希望她能打好这一手好牌。郑云洲虽从未获得陈默的倾心，但是提到她的时候还是难掩开心，他经常开玩笑说：“等陈默毕业回来了，我们都有她罩着了，到时候我们也是有靠山的人了！”

这样的话总能把我们逗乐。

然而，2016年年底，我听说了一些关于陈默父母的传闻——纪检已经找他们谈过好几次话，并要求他们解释好几笔账户的收支。我本以为“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之下，她父母应该会有所收敛，但是听到这样的传闻，还是会替陈默心惊。

我联系陈默，询问她的近况，但她似乎根本不知道国内父母的处境。我想她父母的事情也没下个定论，大概就没和她明说，她作为女儿都不知晓的话，那我作为朋友就更不必去让她不安。

不过，我想更大的可能，是陈默不愿多提这茬儿。她从小就懂事，很担心父母，早几年便跟我说过，父母当官不容易，受监督太多，很多人盯着。她渐渐长大，明白她家的条件明显优于同级别的官员，自然是有风险的。她可能更愿意相信她崇拜的父母这次也会化险为夷吧。

我顺着她的话聊学业。大学之后，陈默没有热衷于学生活动或是继续深造，而是在每个大小假期排满了旅游，足迹遍布全国，甚至包括亚洲和欧洲。留学期间，因为专业不同，学业压力骤增，毕业论文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身边又没什么朋友。每天在学校与住所间往返，最后因为异国恋和大学交的男朋友分手了，她的情绪在很长时间一直处于谷底。

她和我微信聊天时说：“我总是控制不住就哭了起来，有时候我会想，就算我死在宿舍，也要好几天才会有人发现吧？”

陈默的抑郁症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迹象。只是我知道，她的抑郁症的原因或许不只是来自学业和爱情，很有可能还有对官场父母的担心。

5

2017年春节假期之后，陈默父亲在办公室直接被纪检带走，并移送立案侦查。他被查出在担任市教育局局长期间收受巨额贿赂，为企业在承揽教育工程、采购教学设备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陈默据说是直到留学快结束之时才得知消息，等她这年秋天回来的时候，案件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她在开庭的时候才见到父亲。

后来，陈默和我回忆这段记忆的时候，说当时都差点儿没认出来被告人席上的父亲——虽不用穿囚服，但是他身体佝偻、头发斑白，言语中再也没有以前的意气风发。陈默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还能有一个人人敬畏的父亲，但是她的父亲在庭审中认下了检察官指控的所有罪行，在最后陈述中没有任何辩解，只有悔罪。

一审判决下来，陈默父亲表示服判，没有上诉。至此，陈默从“官二代”变成了罪犯之女。

陈默的母亲因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案件事实，最终只是受到纪律处分，从副处级的副院长直接降为普通科员。陈默家在上海的房子也委托亲戚卖掉了，用来缴纳违法所得和法院判的罚金。

父亲的判决生效后，陈默去探监，看到父亲落魄的样子，她的世界几乎崩塌了。我知道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很大，几次想约她一起聚聚，但她经常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便决定尊重她，如果她不主动提起，我从不去过问她的家事，也不去安慰。

可能因为我这种“理智”的行为，反而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从没有真正走进对方的内心，没有成为无所不谈的闺蜜，我们不是因为我的自尊，就是因为她的自尊，让我们之间总是隔着一道屏障。

父母的事情了结后，陈默也于当年毕业，回到了上海，进了一家投资公司。但是不到一年，她就回到了家乡，在家里开了个花店。开业的时候，陈默主动邀请了很多同学朋友到店捧场。花店布置得很文艺，不到100平米的空间里，假山、碎石、花团错落有致地簇拥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或许心情总是愉悦的吧。

然而，相比精致的花店，陈默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虽然她一直笑脸相迎，妆容和穿着得体，但是总感觉脸上和身上透露着一种松松垮垮的感觉。我想大概是父母的事情多少对她还是有一些影响，如果花店能开得好，慢慢地，她会好起来的。

我们留在家乡发展的高中同学那时大多成了家，但是我们还是经常邀着陈默聚聚。我们因着高中的同窗情谊，总是想给她制造些快乐。郑云洲已为人父，依然热心组织聚餐，他其实只是善良地想让陈默觉得同学们喜欢她。

陈默也试着积极融入同学的圈子，每次出现，都是精心打扮。我们都非常默契地不再开玩笑说有她这个靠山，也尽量不提自己在政府工作的所见所闻。

有一次玩狼人杀的时候，陈默突然就在席上大哭起来，抱怨她拿到狼牌时总是很快被“投死”，拿到平民牌时又很快被“刀死”，游戏体验太差了。在座的同学们都感觉有点尴尬——其实每个玩游戏的人都被“投”、被“刀”过多次，她是过于放大自己在游戏中的失败了。看见她崩溃大哭，大家有点手足无措，只能一个个认错——但陈默明显不是要我们道歉，我们的示弱，更让她显得痛苦。

我和郑云洲送她回家的路上，她说：“刚刚我突然哭起来，把你们吓到了吧？我在家，我妈经常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些惊讶，但又有些理解。然后，她掏出了一个小罐子——是治疗抑郁症的药。

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她的身体在不停地长胖，脸上在不断地冒痘，情绪也经常不稳定。她继续向我们倾诉着：“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被诊断有抑郁症，后面不仅没有好转，还加重了，从上海回来开花店是为了养病。可是回来后，我妈整天不是魂不守舍就是歇斯底里。我经常感觉自己像在水里挣扎着，努力寻找着一根救命稻草。”

她的话让我想起，一次坐在她的车上时，听到她母亲打电话来时哭得肝肠寸断，仔细一听，原来是牙疼。在我的印象中，我父母就没怎么在我面前哭泣过，更不要说这般呼天抢地。我从哭声中感受到了陈默沉重的压力，她被这样的情绪传染着，但是作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她还是要坚强地回到家中照顾妈妈。

原来，她还是这么不容易。

郑云洲看着比我还沉重，他想给陈默一点力量：“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们同学说啊。”

“我知道你们的好，但是你们无意间表现出来事事迁就我的态度，总是提醒着我，我其实是一个可怜的人。”

陈默的话让我们想做点什么却又无能为力。这个世上，连父母都不一定靠得住，朋友又能有多大帮助？真正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

6

陈默的花店没开多久就因经营不善关门了，后面她又去过朋友和亲戚公司帮忙，但每次都做不了多久。她的父亲有犯罪纪录，她不能考公务员。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大部分时候是在家无所事事，白天睡觉，晚上去吃夜宵，去酒吧买醉。

她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毕竟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不爱喝酒，也不喜欢晚睡，和她没什么相同的爱好，但我还是会约她散散步、看电影、吃甜点，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大概一两个月见一次。

2020年疫情期间，陈默干脆3个月足不出户，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体重已经达到了160斤，和我第一次见到的她判若两人。我们单位的老同志大部分都是认识陈默父母的，有次一个同事得知我和陈默是同学后，好奇地问我：“我听好多人说，陈XX的女儿又胖又丑，还天天在家没有个正经工作，是真的吧？”我从不觉得陈默丑，听到别人如此评价，开始还是很惊讶：“没有啊，读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她是班花，只是现在胖了一点点而已。而且她一直很优秀啊，现在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吧，休息一下就好了。”

知道陈默患有抑郁症之后，我基本上是随叫随到。有一次晚上10点，我已洗漱准备睡觉，她打电话来说胸口闷得难受，希望我能陪陪她，我马上披起衣服赶到她家。第二天我直接去上班，她依旧在床上躺着。

我经常怕她会因为孤独感而伤害自己，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被她的负面情绪感染多了，我也有些厌烦了。我希望她变回那个骄傲自信的陈默，但她说，其实自己一直就挺自卑，她从小就在讨好父母，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虽然她不会把父母的身份一直挂在嘴上，但父母才是她曾经自信的底气。

我查阅过有关抑郁症的信息，知道很多负面情绪并不是患者自己能控制的，所以自认为很理解她。我也曾因为她近乎放弃自己的做法指责过她，她却失控地向我喊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我才是最责怪自己的人。我也想作息规律，可我整晚整晚地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只有熬到特别累的时候才能让大脑休息一下。我也想好好工作，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好，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我真的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

除了惋惜，我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在家乡浑浑噩噩度日两年多，陈默最终还是忍受不了熟人社会给她带来的恐惧。她的叔伯和姑姑会指责她没有上进心，容易被困难压垮。有些亲戚甚至会毫不避讳地说她太胖了，要嫁不出去了。最让她觉得难以面对的是以前父母得罪过的同行，碰到她时假装问候，话里话外却是冷嘲热讽。

有一次，我又碰到了刘正则的母亲，她像打听娱乐八卦一样问我陈默的近况和她父母的事情，最后还不忘得意地说：“真要感谢她当时没看中我儿子，如果他们要是真在一起了，我儿子也要毁了。”

确实，陈默父母出事后，再也没有人请我帮忙跟陈默牵线搭桥了。陈默和我一样28岁了，回来之后再也没有找过男朋友。她认为婚姻不能将就，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小地市，她已经成为了婚姻市场上非常没有竞争力的“剩女”了。

7

2021年年初聚会的时候，看到同学们大部分都事业稳定，家庭美满，陈默认识到自己不能再颓废下去了。她再次决定去上海，先去找份工作，等工作稳定了，她再接母亲去陪她，她也会在上海积极配合医生做心理治疗。

陈默在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找了份工作，做英语培训老师。她说因为疫情原因，很多线上教育反而迎来了行业的春天，她的留学背景又给她加分不少，她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很抱希望的。

她的朋友圈中多了一些“拼搏”的色彩，会转发一些机构的广告，也会分享一些工作中的趣事。和她聊天的时候，她也会和我讲一些笑话了。她在那里发挥了自己的所长，也隐藏了自己的伤疤，没有人会去过问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不会有曾经因为她的父母而高看她的人，也不会有现在因为她的父母而看低她的人。“从此，我就是我，没有多好，也不是很差，我不需要众人的注视，也不想要众人的嘲笑……”

陈默开始接触英语培训的时候，她所入职的机构还处于迅速扩张期，学员数量和公司估值连年上升，但她的事业和她的家世一样，也跟她开了个玩笑。当她打算在这个行业奉献剩余的热情时，“双减”带来了公司的裁员潮。陈默在成人英语教育，虽保住了饭碗，但是这波行业巨震还是让她又一次体会到了世事无常。

她说：“很多同行因为这次的政策都换了行业。我是半路出家的，没觉得有多了不起，大不了再尝试别的工作，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今年年中，陈默又从上海回到了小城。以后是继续在英语培训行业挣扎，还是另谋出路？生活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明朗，就像抑郁症不确定何时能够痊愈。显然，在工作和未来的生活中，她无法继续享受着父母带来的便利，她只能走出自己天地，将“官二代”的身份彻底剥离。

相比之下，孙智的父亲调到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已多年，他听父亲建议回家考公，但还未上岸。毕业至今，他一直在市检察院作合同制书记员，拿着3000多元的工资，却过着住别墅开奔驰的悠闲日子。

其实，当公职人员这些年，我们的工作中少不了廉政教育，每次参观教育基地，或者观看“教育短片”，我脑海中总是会浮现陈默父母的样子。相比那些展览的案例，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例子，对我来说才是最触动的。我身边有很多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前辈，他们很多没有陈默父母曾有的风光，但是却内心坦荡，依然也是子女的榜样。

公务员依然是很多人抢破头想要的工作，我能成为其中一员，家人亲友都替我高兴，甚至也会期望我能“平步青云”。能否仕途平坦是个未知，但是我坚信，为了我的孩子能够骄傲地谈起父母，我以后必须走正的路。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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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降临我家的8年

1

2009年，我念初三下学期，父亲确诊鼻咽癌。

在此之前，我觉得自己还算拥有一个普通却完整、正常的家。父亲像很多男人一样，喜欢抽烟喝酒，家里常常烟雾缭绕、酒气熏天，他也时常宿醉而归，吐得满地狼藉。

纵然如此，我还是很崇拜他。我自己成绩常年在班级十几名徘徊，而父亲当年则是以县中考第一名进入高中，毕业后学车，去了汽车站，工作稳定，收入颇丰。我小学五年级时，家里就买了新房，让一众亲戚羡慕不已。那时我大伯和叔叔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从教师岗退休的爷爷奶奶也住到我们家，直到我初二时爷爷去世，奶奶才搬去叔叔家散心。从我记事起，一大家子每年的年夜饭都在我家吃，亲戚们、还有爷爷奶奶的学生们，也都是来我家拜年，热闹的节日氛围，让我很是开心、自豪。

崇拜归崇拜，我在家却不太敢和父亲说话。他很严肃，也容易着急，但凡给我讲题时我要是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便会骂我：“怎么这都不会？牛都教会了，你都还不会？”这么一骂，我就更懵了，他火气也就更盛。

父亲不喝醉也不发火的时候，倒挺爱跟我吹牛。内容无非两个：一是他中考第一名的事，二是他之前在单位开长途客车时一次事故都没出过。我也不回应什么，但内心还是比较享受他跟我侃大山的时光。不过这些自得的话，他好像从不跟我母亲说。

母亲是个体户，租了两个摊位卖鞋，虽然不稳定但收入也还不错。她没读过多少书，个性软弱，也没主见，遇事多是忍耐。只有在我爸酗酒回家后，她才会吵几句：“你能不能别总是这么抽烟喝酒，每次外出吃饭回来跟个癫子一样，对身体又不好。”

父亲明显不占理，他只会不屑地来一句：“你懂个屁。”

我渐渐懂事后，明白父亲有点鄙视母亲的学历。家里的大事都是他做主，甚至当年决定买房时他都没有跟母亲商量，直接去买完回来才说。对此，母亲也只是嘟囔两句。或许，有人替她做决定，她倒也觉得挺好。

性子急的父亲爱做主，能忍耐的母亲没主见，再搭上一个成绩中等的我，虽然时有吵闹，但像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我们的生活在柴米油盐中平缓向前。我原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流淌，往更好的未来流淌。

起初，一直生活无虞的我并不知晓父亲得了什么病，以为生病也能治好。我只知道，那段时日父亲频繁去市里看病，回家后也不在客厅看电视，常常窝在房间里和母亲小声低语。渐渐地，家里没了父亲的烟味、酒味，多了死气沉沉的味道。一起吃饭的时候，父母也是愁眉苦脸，我便只能在一旁小心翼翼不发出多余的声响。这让我慢慢意识到，父亲可能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这种病不像感冒发烧，去家附近的小诊所是治不了的，得去大医院才行。

接着，父亲便独自去市里住院了。那时已临近中考，我压力很大，心情也很差。有一次，周六晚上跟朋友出去玩，大概夜里11点才到家。刚拉开门，母亲就劈头盖脸地骂我：“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到底能不能懂点事！这个家都快垮了，你知不知道？”她的声音还带着颤抖，明显有着无人做主后的慌乱。

我也慌了神，小心翼翼地问：“爸爸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母亲这才告诉我，父亲之前发现每次吐痰的时候都带血丝，用纸巾擦鼻子的时候也总是能看到血迹，做了检查，片子上鼻咽处有阴影，市医院确诊他是鼻咽癌中晚期。

关于生病的原因，母亲说，一部分就是抽烟以及在汽车站工作，经常要吸入大量的汽车尾气，另一部分估计是遗传——我奶奶中年时期也得过这个病，但是后来治好了。

父亲才43岁，我想着奶奶的癌都能治好，便试图安慰母亲：“我爸也会治好的。”

母亲噙着眼泪点点头：“但愿吧。”

那以后，我明显感觉到癌症的阴影侵入我家上空，推着我家走上一条下坡路了。只是这条下坡路，刚开始还不算陡——至少我感觉是这样。

2

中考前一天，一个月都没见到面的父亲给我打了电话，语气带着刻意伪装的平静：“儿子，你明天就要中考啦，记得做题细心点哈。爸爸呢，现在还在住院，你不用太担心哈，没事的。”我感觉喉咙有些哽咽，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答了一声“谢谢爸爸”，便放下电话。

我考试算正常发挥，进了一所普通高中。暑假期间，我偶尔和同学出去上街闲逛，更多时候是窝在家看电视。父亲好面子，不让母亲告诉任何人他生病了，也不让人去陪。母亲那段时间继续守着她的鞋摊，心不在焉的，偶尔我俩一起吃饭，她就说，“别担心，你爸会好的”。像是说给我听，更像是说给她自己听。

暑假快结束时，母亲告诉我：“你爸再过一周就回来啦。”我很开心，以为“出院”就意味着病治好了，我家又能恢复如初了。

回家的父亲瘦了，脸也黑了，不是太阳晒出来的，而是放疗的副作用。黑色部分更多集中在脸的左右两侧、鼻子和眼眶周围的三角区。他不再抽烟、喝酒，甚至连辣椒都不能吃，只能吃汤泡饭。

父亲饮食是清淡了，但脾气更急了。以往他是一边发火一边解决问题，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问题解决了就会嬉皮笑脸，以缓解自己刚才的失态。而出院后，他的急脾气一拧开便收不住，还异常悲观。有次街道通知要停水，他便接水备用，可刚接了半桶水，水就没了。他便破口大骂：“怎么老天爷就非要这么搞我啊，老天爷啊别让我活了，我去死了行不行……”这种叫骂声音量很大，还带着颤抖与无力的愤怒，彷佛停水是一件足以让人家破人亡的事情。

这样的情形多了之后，我心里便生了些烦闷，觉得父亲的病既然都可以治好了，何必要发这些莫名其妙的脾气。当然，发脾气之余，父亲还是会继续跟我吹牛，除了之前那两个内容，这时还多了一个——他说架子上的瓷器，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古董。

每次听他这么说，我都很想笑，谁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工艺品店买的呢。我私下讲给母亲听，她也哭笑不得，但让我顺着父亲。那时她依然凡大事都听父亲的，仍旧期望治病归来的父亲继续当这个家的顶梁柱。

休息一段时间后，父亲开始去上班了，母亲还是正常出摊，我也升入了高中。家里好像除了父亲有一点变化，其他一切如常。奶奶看父亲的脸色变化，问出了实情，亲戚也都知晓了。但有奶奶治愈的经历在前，大家都觉得父亲的病愈也将是很自然的。

这也给了我很多信心，认为父亲的病不过是我们家的小插曲，再过一阵我家便会回到正轨。然而，小半年后，我就知道这种想法很天真，我们家的下坡路，明显变陡了。

这种感知的最开始源于钱。

我爸治病，医保报销了一大部分，他还买了大病医疗，所以前期治疗，家里只出了三五万，也没欠外债。但这也不是小数目，毕竟家里的房贷也还没还完。

高一下学期，学校春游，说是同学们分组一起去江边烧烤。我回家跟母亲说了，起初她还挺高兴，“你们学校还挺人性化啊，去放松一下也好”。当听我说需要每人自费30元去采购食材时，母亲的表情变化，我至今都忘不了——她笑着的嘴角瞬间僵住，随后嘴唇紧紧闭起来，眉头也拧起来，怨怼道：“怎么要这么多钱啊？你们不是随便买点菜就好了吗？”

看到她的表情，我失落且没有底气，只能低声解释：“主要是去一整天，还想喝点饮料、吃点零食什么的。”

母亲最终还是打开了钱包，但嘴上继续抱怨：“给你，我今天卖鞋就赚了30块钱。”

接过这30元，我觉得有千钧重，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小学一年级去报英语班，750元的学费，家里都没有任何犹豫。这时我更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病对我们家来说，不只是个小插曲那么简单了。

除了花钱紧巴巴的，我也能感觉家里越来越冷清。

我上高中后，大伯家日子好起来了，买了新房、新车，因为父亲的病，奶奶便去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于是，年夜饭、拜年的人也跟着移去大伯家了，我们家也就没什么人来了。

父亲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莫叔叔和陈伯伯，以往新年时肯定都会来我家聚一次。而知晓父亲生病后，他们也过来看望，父亲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饭桌上还调侃自己说：“烟我现在的确是不想抽了，不过酒也还是想喝一点的。”

然而人大都不愿多沾染重疾带来的愁绪，加之父亲也不能多喝酒，久而久之，他们的感情也淡了，往后的春节，他们便没来过我家。

3

或许是因为病痛，也经历了人情冷暖，父亲心理更加不平衡，他到处找得癌症的原因，一心想找单位赔偿。

母亲曾跟我说：“他现在每天去上班，就跟单位领导闹，去劳动局上访，说他的病就是在车站工作才得上的。这的确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你爸之前抽烟抽得这么凶，加上你奶奶也有这个病，估计遗传因素也占。每天这么去闹有什么用呢，现在他脾气又差，爱跟人抱怨，人家听多了也烦了，到后面就不怎么理他了。”

生病前，父亲在汽车站负责检查客车出发前的安全状况，生病后，单位给他调了岗位，很清闲，去不去都无所谓，但是没什么绩效，每月就只有千把块钱，刚够他的药钱。他还是偶尔会去单位上半天班，想找人聊聊天，两三个小时就回来了。后来，单位也没给他任何赔偿。

我高二的时候，父亲便不怎么去上班了，更多时间就是闷在家里，独自对着电脑，刷一些股票的信息——他早已经不买股票了。

我读高三时，父亲的身体又出现了一些状况——他的嗅觉和味觉都变差了，每次做饭，他都会叫我进厨房尝尝味道，问我咸淡是不是合适。他说自己的舌头尝不大出味道了，鼻子也经常堵住，闻不到气味，而且擦鼻子时又出现很多血丝。

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可能是放疗带来的副作用，开了些药，但吃了一阵，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失去味觉和嗅觉的父亲，整个人变得更加敏感、暴躁，发脾气的次数明显增多了，而发脾气的理由更加无理取闹。

有次周末我回家，见他心情不错，母亲便提议“明天吃顿饺子吧”。自从父亲病后，母亲出摊更加卖力，总想多挣点钱，收摊总是很晚。家里不常包饺子，待母亲在厨房一通忙活，便过了平日正常的饭点。父亲就坐在沙发上，时不时地狂吼一句：“好了没有啊！我是个病人啊，是不是想逼死我啊？”

妈妈没接话，只在厨房忙着包饺子，眼睛红红的，脸也绷得紧紧的。我站在她身旁，学着包饺子，本来觉得这该是件好玩的事儿，但伴着父亲的叫骂，手中的饺子皮都像长了刺。父亲骂骂咧咧十分钟后，饺子煮好了，他径直走进厨房，端走他的那一份，回到电脑前，边看边吃。

饺子有点粘锅，好多皮都破了，母亲把破饺子夹进自己的碗里，再将完整的拨给我。我和她就坐在客厅的茶几上吃，我不敢看她的表情，余光瞥见她鼻子红红的，眼睛盯着碗，大口大口地把烂饺子塞进自己的嘴里，想要抑制住从喉咙里传出的啜泣声。没几分钟，母亲就吃完了，末了，还不忘用沙哑的声音说：“吃完把碗放水池里，晚点我一起洗。”

从那天开始，我变得极度厌恶父亲。我当时知道他应该不能完全治愈了，但既然还能吃喝，也没到死的那一步，为何要完全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让身边的人不好过，为何非要让癌症的阴影以更浓重的方式笼罩在这个家里呢？

他的样子，让我出去跟朋友玩时再也无法酣畅淋漓地笑，感觉心就像被蒙上了一块癌症滤网，任何快乐在进入之前，总要被它过滤去一大部分。

大伯、叔叔、小姨的生活都在慢慢好起来，买房、升官、找到轻松又赚钱的工作。母亲有时候也跟我感叹：“唉，要是你爸不生病，我们家现在车也有了，可能第二套房都有了。想想之前，我们日子过得其实也不差，哪知道变成这样，也是造化弄人吧。”

听完这些，我的心情更像是死死地被按在谷底，不知道说什么好。

4

到我上大学时，我家已经开始在下坡路上加速滑向深渊了。

大一大二时，我已经明显能感到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经常记不住东西放在哪里，甚至有时还会叫错我的名字；他吞咽东西变得越发困难，喝一小口水，喉咙得发出好长一段咕噜声，才能勉强吞下去；因为放疗对视神经有伤害，他的左眼渐渐模糊不清了。

病情恶化后，父亲更不能外出，只能整日孤零零地待在家里。他看不了电脑了，也不开电视，就拿着手机从早到晚地放歌，然后窝在客厅的沙发里，一糗就是一整天。我家变得像一座孤岛，我们不敢叫人家来做客，而也没人会叫我们去做客，哪怕是最亲的家人。奶奶过生日，只叫了大伯和叔叔他们，没有叫我们。母亲知道后，气得要死：“你奶奶他们也太看不起人了，喊都不喊一声啊！你爸生病后，也从不见他们过来照顾一下。”

我知道母亲的怨气，自父亲生病以来，伯伯叔叔他们除了在父亲很严重时来看望过几次，顺便给几百块钱，以及我上大学时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外，对我家几无帮扶。但我也渐通人事，父亲生病前几家人的关系也都算不上多亲密，这样的疏离，也是必然。

父亲还想在我面前维持他的尊严。他在左眼彻底失明时，还佯装勇敢，很坦然地跟我说：“没办法啊，有只眼睛看得见就得了。”脸上还使劲挤出几丝微笑，看得我心里酸酸的。因为小时候的敬畏和高中时的厌恶，我后来一直不怎么跟他说话，这个时候，也是他主动找话聊。当然，聊天的内容依然是回忆自己当年是中考第一名，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故，偶尔谈到自己的病，还会带些讨好地跟我说：“家里就你一个，这些房子啊玉器什么的，以后都是你的。”

母亲说，父亲生病后，老觉得她和身边人都会害死他，“唯独对你，有些例外，你放假回家头一天晚上，他心情总会变得很好，愿意吃饭了，偶尔还愿意开几句玩笑”。

听完这些，我鼻子有些发酸。但这些积累起来的小感动，却又在跟母亲常年的电话中消失殆尽。

亲人可以离得远远的，我也因为学业“躲”到外边。而母亲却只能守在家里，她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她还经营着两个鞋摊，因为父亲病情恶化，她只能早上6点起床，打扫卫生，出去买菜，回来给父亲做饭，直到11点才能出摊，下午5点一过，她又得收摊回家做晚饭。一天到头也赚不到什么钱——其实也没心情赚钱。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因为整日劳累，身体出现了问题，也都只能独自去医院看看。

每周我往家里打电话，都十分心疼母亲故作坚强的吐槽：“你爸不爱吃饭了发脾气，看不到天气预告发脾气，想说的话到嘴边忘了也要发脾气……”有时她讲着讲着都只能苦笑：“唉，你说这有什么办法？你爸还整天说我要害死他，偷走他家产。我就生气地给他说，‘给你这么冤枉，我要是干脆和你直接离婚，我看你怎么办。’”我也只能在电话那头无奈地笑笑。

偶尔，打电话回去，只能听到母亲一声略带哭腔的“喂”，便安静下来，我只能在电话里头，听着我俩不均匀又都沉重的呼吸声。几分钟后，母亲情绪平复，说句“就这样吧”，便是通话的全部内容。

挂断电话，我脑海里全是父亲发脾气的场面，心里愈加怨怼。我甚至想，或许父亲早点离开，或者母亲直接离婚，才是这个家最好的结果。只是，我怎么也没说出口。父亲继续在癌症里挣扎度日，母亲也依然在那个被癌症腐蚀得不成样的家里跟他耗着。

5

大三下学期，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右眼也因负担过重逐渐模糊了。越来越重的偏头痛更是让他痛不欲生，母亲说他每次发作起来，都会跪在地板上磕头说自己不想活了，让老天爷放自己去死。

他的身体已经跟皮包骨一样，大夏天都要盖上厚厚的毯子，冬天两床10斤的被子加电热毯，他还大喊大叫觉得冷。母亲说，父亲呼气都是一股恶臭，癌痛让他整宿睡不着觉，凌晨四五点才能眯一会儿，天一亮，就又醒了。

我纵然怨恨父亲，但亦能想象他如困兽一般被癌症捆缚，他在生死边缘的挣扎与苦楚也是旁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这也压得我的心喘不过气起来，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同学说我看着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我也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回应。

学校到家坐车只需要3小时，之前我只逢大节或寒暑假才会回去，这时我不仅不愿回家，甚至连打一次电话回家都要花好长一段时间做心理建设，听到手机一响更是胆战心惊，我怕母亲的哭诉，也更害怕直面父亲最后的死亡。

大四寒假，我选了份实习，直到过年我都不想回去。但到了除夕，公司也放假了，我只能回家。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三口的第一顿饭，父母就大吵了一架。起因是母亲想把父亲的碗往桌子里面挪一点，担心掉到地上。父亲顿时就生气了：“你是不是想我去死，连饭都不给我吃了？”说完摔下筷子：“你懂不懂我现在多痛苦？难道非要更快点逼死我才满意吗？我快死了的！”

这一次母亲终于没忍住，哭了出来，也骂了出来：“你这个能怪谁啊？你自己想想，原来喊你别抽这么多烟，别喝这么多酒，你听了没有？还抓着我骂啊、打啊，你现在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搞得这个家家不成家，你怪谁？”

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吵架认输了，他没再继续争辩，只是颓然地坐在沙发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哭了，他捂着脸呜咽着：“错了，真的错了。我这辈子全部错完了。”

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会再有改正的机会了——他的癌症复发了。我家那条滑向深渊的下坡已经变得近乎垂直。

在我大学刚毕业后的一个很平常的下午，母亲很反常地在这个时间点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还故作轻松地问我在干什么，到了第二句话就完全绷不住了，带着哭腔说：“你爸的癌症复发了。”

医生告诉我们，复发后“基本只有一年半载了”。

“当然，也可以尝试放疗一下，但很可能会伤到脑子变成一个傻子。”说到这里，医生还叹了口气，“其实鼻咽癌7年内不复发，以后还是会很乐观了，但他这刚好7年就复发了。唉，可能还是有些心态的影响吧。”

母亲也把这消息告诉了大伯和叔叔，他们都主张别治了，甚至父亲也都不想再治了。哪怕是我，也觉得没必要治下去了。只有母亲拿不定主意，问我：“我还是想给你爸治，我想不留遗憾。你觉得呢，儿子？”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父亲病后的这些年里，那个曾经没有主见的母亲早已在不经意间挑起了家里的大梁，做着生死的抉择。所以这一次，我站在了她这边。我们说服了父亲，治疗大致持续了一个月，后面就把他接回了家。治疗的效果一般，虽然父亲意识还算清醒，但也知道那一天已经临近。

只是谁也没想到，死亡的前奏来得如此挑战人的神经：父亲在家吐血了。

我现在都还记得母亲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时，不停地说：“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那声音里有着我从未感受过的惊恐。她说，早上叫父亲吃饭时，看见他在卫生间，喉咙咕噜咕噜，嘴巴里吐出来的全是血。

我抵达医院时，父亲已经躺在病床睡着了，插着氧气管，连着心电测量的仪器。医生说他应该是鼻咽部血管破了，现在只能保守治疗，“如果手术，只能上市里的医院，而且很大概率会死在手术台上。”

接下来两天，父亲还在吐血，吐了又输，输了又吐。好不容易有点力气，生命末期的癌痛又让他有时候叫得撕心裂肺，连整个医院都听得见。

到了第三天，父亲吐血的状况稳定了些，却出现了明显的躁狂。母亲跑到医生办公室，商量接下来怎么做，留我一人陪床。父亲突然坐了起来，我以为他要上厕所，就扶他下床，结果他开始很大力地想要推开我，不受控制地想挣脱那些贴在他身上的线和针管。我赶紧打电话叫医生，最终打了镇静剂，他才昏睡过去。

昏睡醒来后，父亲的吐血症状也基本上缓解。次日一早，他还主动喝了一杯豆浆，一整天情况都不错，偶尔重复问我们“今天是几号了”，我们也没多在意，想着他不吐血了，再住几天院就可以回家。到了晚上，母亲心疼我，让我回家休息。离开医院前，我跟父亲打了一声招呼，我明显感觉他有话想说，但最终忍住了，微微抬抬手，让我走了。

我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子俩最后一面。

我回家睡到凌晨两点多，叔叔就打来电话，平静地跟我说：“你爸好像有些状况，你过来一下，不用急。”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什么，听着叔叔的话，也没往那方面想。坐摩的5分钟就到了医院，叔叔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见我过来了，用一种强行压住悲痛的声音跟我说 ：“你爸走了。”

2017年，2月9日凌晨，父亲去世。那天，离他51岁生日刚好还差10天。

我不知道别人失去至亲时是怎样悲痛欲绝的感觉，但对于我来说，那一瞬间是空的。我走进病房，父亲还躺在床上，嘴巴张开，嘴角全是血，头发凌乱，整个人瘦骨嶙峋，被折磨得已经不成人样。我不愿多看他，眼神落在旁边心电图上，那上面显示着一条好直好直的线，我从左一点点看到右，从没感觉直线原来可以这么直。

母亲说，父亲是想要吐血但没吐出来，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走的时候，也算很平静。她叫我拿毛巾给父亲擦擦脸，收拾一下，看起来干净些。随后，我看着殡仪馆的人把父亲抬走，穿好寿衣，放进棺材里。

殡仪馆的负责人说话中气很足，他问我：“这是你的谁啊？”

我说：“这是我爸爸。”

我开始意识到，以后回家再也没有“爸爸”可以叫了。

暂时安顿了一下后，我跟母亲先回到了家中。我们都没有睡觉，而是围在取暖器旁边，母亲双手捂着脸，眼睛红红的，偶尔就小声、长长地叹气，良久才说了句：“以前在的时候整天吵，现在不在了怎么就这么难过呢。”

我那几年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以为这样往后家庭就能轻松一点。但没想到真到来的这一刻，却总感觉内心空了一块，说不出一句话。

6

父亲的离开，让这个家得以重新开始。所以我想，自己是愿意选择相信父亲在那段患病的时间里，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体面、温柔，去肩负自己的家庭责任了。

后面，我到广州工作，同事很好，虽然刚开始工资不高，但时间久了也能攒到些钱。每次做不下去的时候，我都想着尽力就好，实在不行再拉倒。这样一来，发现自己能做成的事情也多了一点。

母亲觉得原来的大房子冷清、压抑，她宁愿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单间，也不愿回去住。前几年，我想着房子租也租不了好价格，干脆卖掉算了，可找到了买家，谈好了价格，母亲却不想卖了，给我发微信说：“儿子，我想着把这套房卖掉就觉得好难过。”

于是到现在这套房子还在出租，母亲则一直租房住。

母亲的鞋摊也不开了，不再需要照顾父亲了，她便找了一份给酒店做早餐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钱不多，但离家很近，中午12点就能下班。下班后，她也有心情与朋友出去玩了，骑自行车去踏青，晚饭后去散散步。小县城的生活安稳、平静，她的身体也慢慢调理好了。只是有时候会跟我笑着自嘲：“人家散步都是两个人去，就我是一个人。傻傻的，哈哈哈。”

我希望母亲再找一个人，毕竟余生的日子还很长。最近这两年我回家时，经常会看到一个叔叔来我家，帮着妈妈做饭、洗碗、炒菜，然后一起吃完收拾完碗筷才回去。

往后的日子，我和母亲的生活里，都很少提及要如何拼命赚钱，遇到不开心就安慰自己，好歹现在身体健康，坏心情便去了一大半。虽然我俩都意识到家里经济大不如前，但想着只要人身体好，其他的事情都变得没那么重要。

时间一晃，父亲去世已经4年半了，很多记忆都变得有些模糊。我只是很清晰地记得父亲去世的第一个早晨，我走在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群，晨光洒落在空气的间隙里，太阳好像格外热烈且温暖。

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家的这一段走了8年的下坡路总算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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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实人劳而无功的半生

1

李总出生在我们县高山上的农村，儿时的理想，就是一生有吃有喝，靠勤劳致富成为“万元户”。90年代，李总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便跟亲戚学木匠手艺。之所以选了木匠，是因为比石匠、瓦匠少了风吹日晒。

自古天旱饿不死手艺人，在农村有了手艺傍身，生活相对容易很多。出师后，李总就在城乡各处承接红白喜事和砌屋的木工活。有次，在山下的一个镇子上接活，房主看他20岁了还是单身，就热心给他做媒，介绍的是乡邻，一个叫秋艳的姑娘。

李总认识秋艳，她长得高挑白净，容貌漂亮，常来他做活的这家串门，时不时还和他聊几句。一听东家要给他们做媒，非常高兴，满口答应。媒人试探了秋艳后，就去她家提亲，结果被秋艳的父母一口拒绝——秋艳的姐姐秋凤还没找到婆家，我们这里农村有风俗，“姐不嫁，妹不找”，不然会被乡亲父老笑话的。

秋艳的父亲和媒人素有来往，他谢过媒人的好意，也不避讳说出自己的想法：秋艳在家是幺女，很受父母宠爱。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没种过田。可凭秋艳的长相，他们想把她嫁给吃公粮的人，跳出农门，免得以后吃苦。

见媒人一脸失意，秋艳的父亲就说：“那个小伙子和秋凤年龄相当，要不把秋凤许配给他，看他愿意不？”

媒人回去给李总说了，还把他悄悄带到田埂边看人。当时秋凤正埋头在地里割小麦，看着比妹妹略黑，个头矮点。媒人说：“你四处干活，顾不了家，家里就要一个上得厅堂、下得田地的人。”

这话说到了李总的心坎上。他虽然长得高大，面相憨实质朴，但心眼儿密实——谁不喜欢漂亮姑娘，但居家过日子，他更看重现实。他觉得结婚就是尊重传统，组建家庭，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于是，就点头同意了。

过了两年，他和秋凤成了亲。秋凤是那种话不多、很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李总欣慰自己找对了人，更加努力地赚钱养家。而秋艳后来嫁给了他的同学，一个镇上的公办小学教师。

随着本地森林采伐过度，木制家具成本越来越高，市场兴起了“宝丽板”家具，李总的活路越来越少。常年游走在各地的他信息灵通，彼时私营小煤窑疯长，拉煤的货车紧俏，他就借了些钱，买了卡车，转行干起了煤炭运输。一来二去，他认识了不少煤老板，和其中一个姓王的老板关系搞得不错。

当时交通还不发达，私家车几乎没有。雨天乡村的机耕道路况很差，王老板进城去结款，每次都喊李总开车送，一来免去走路的辛苦，二来现金在车上更安全（一些煤老板被抢过）。

一般跟人结了账后，王老板都会去好酒店请业务单位有关人员吃饭，吃完还要去卡拉OK厅唱歌跳舞，什么流行就来什么。他花钱眼眨都不眨，钞票像纸一样扔了出去，每次拿到手的钱，请客差不多就花去了一半。对于李总不解的眼神，王老板摆出一副无所谓的笑容，拍着他的肩，道：“我们是非法经营，要保持长期合作，就要舍得，有舍才有得。人的一生，挣钱不就是享受，不都是吃吃喝喝？”

王老板视金钱如粪土，在业务单位像孙子，可他对矿上的工人却判若两人。他对工价算了又算，几个月才发一次工资。遇到工伤或死亡事故的赔偿，伤者和家属天天找他，好话说尽，几乎下跪，他才给一点钱。

有时李总看着车上大捆的十元钞票，真是眼红，心里不免羡慕嫉妒。王老板也是穷苦家庭出身，读书少，写自己姓名都费劲，他说，人穷命贱，就要不怕玩命，凭大胆去闯。

这话点醒了李总，他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他熟识了开小煤矿的套路，卖了货车，加上自己的积蓄，又找亲朋好友借了钱，承诺两年连本带息归还。他开车时常顺路载人，常帮忙给乡邻带货，攒了好口碑，大家认为他开煤矿，肯定要发财，也能让乡亲邻居在家门口挣上钱。

李总老家的山脉下面都是煤，他找了个懂行的土专家，开始在山上打洞。他在外围修简易公路，处理弃土，和村民们商谈占用土地的补偿。为了节约开支，秋凤被叫来干炊事员。

挖了3个月，土开始变黑了，马上要挣大钱了，李总说不出的高兴，逢人就散烟，还提前联系了王老板，说自己的煤窑出了煤后，暂时借他的名头销给他的业务单位。李总的堂兄是村干部，提醒他要去乡里或矿管办打点一下，谨防日后被查。可李总觉得“山高皇帝远”，不用过度紧张，周边乡镇多的是小煤窑，怕啥呢？

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县里正好组建了煤管局，由公安和武警带队，开始打击非法私采滥盗。李总的小煤矿立刻被人举报，被查封了。

他血本无归，负债累累，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2

随着大量非法煤窑被查封，很多拉煤的卡车也没活儿了，雇来的司机就都歇了业。车老板偶有货源，就找短期司机。破产的李总为了生活，只得帮人临时开货车，勉强糊口，没有富余的钱还账。

见李总难咸鱼翻身，需要用钱的债主就上门了。有个要钱给儿子结婚买家具的，看李总的家具是实木的，比宝丽板扎实耐用，就提出以家具抵借款，用车拉走了桌子、写字台、衣柜；于是接二连三的，家里值钱的、或能用的东西，都被债主们拿走了，连锅碗瓢盆都没放过。家徒四壁，秋凤绝望地嚎啕大哭起来，还欠着20来万，她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还完。李总蹲在墙角，心如死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债主们继续堵着门要钱，有时李总接的活儿还没干完，债主就去东家那里把他的工钱先结走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李总有个在深圳干活的师兄，回来探亲见他们这光景，便叫两口子也去那里打工。夫妻俩把儿子交给奶奶，趁着清晨的大雾，跑路去了深圳。李总凭木工手艺去了家具厂，秋凤进了电子厂。

在深圳一年多，天天同样的工作，月月一样的工资，刨去生活花销，略有节余，但要还完账，不知何年何月。师兄在城乡结合部做小工程，给城中村居民砌楼房，外租给打工仔。李总想多挣钱，就去了师兄的工地做一些木工活，学了水电安装，若有房主房子砌好了要简装一下，他就包了。就这样，他装了不少套房子了，因为不计较小事，靠谱，很多房主和他成了朋友。李总也细心，平时爱观察别人装修得漂亮的房子，有时还去书店翻看流行的装修样式。

工地上没活干的时候，李总就去找临时帮人拉货的兼职，后来干脆晚上帮人开出租车，虽然人辛苦，但收入比打工强多了。

秋凤在电子厂是流水线作业，两班倒，工资不高，但她特别节省，很少买衣服，更别说化妆品和首饰，连吃的都是挑市场里最便宜的买，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债还清。李总发现深圳物价高，吃饭贵，街上有很多流动快餐生意不错，就和秋凤商量，不如她也从电子厂出来试一试。于是，秋凤辞了工，针对几个人口打工大省的口味，做“家乡风味”快餐，就在他们住的城中村周边的大厂门口卖。她主打薄利多销，生意还不错，只是卖盒饭的三轮车常被治安联防队驱赶、罚款，甚至没收。没事时，李总也来给妻子打下手，看见联防队，就买上好烟和他们套近乎。

联防队员基本都是城中村里的人，知道李总是搞装修的，有人家里门窗和水电出了毛病，都叫他去修理，李总就无偿帮忙，有给钱的也婉拒，总是言辞恳切地说，“今后单位或熟人有装修生意时，请帮着关照一下就行了”。于是，联防队对秋凤的流动餐车，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若上面有检查，还会提前通知她白天别出来。

联防队小张的姐夫是税务所的王副所长。王所长新购的学区房要装修，小张就把李总介绍了过去。李总把王所长带到他装修过的房子进行实地考查，王所长看了，还算满意，加上李总的出价低，就决定交给他干。协商付款时，王所长说，买房和装修开支太大了，工钱要完工3个月才能一次性付清。

李总满口答应，他知道王所长是在担心装修质量，所以全力以赴，尽量做到精益求精，又为节省成本，很多活儿都是亲力亲为。王所长看装修进度较慢，叫李总加人，李总就憨笑着说，“王所长，你信得过我，我哪能马虎对待？别人干我不放心，工程慢点，质量才有保证”。

这话让王所长很受用，对李总更放心了。

王所长在单位管个体税户纳税这块，很有实权。学区房的装修接近尾声，有两家新开的商店要装修，他就出面给李总接了过来。这两个项目还没做完，王所长又帮李总接了个要升级改造的商场。工程多了，李总就招兵买马，他只负责管理了。

李总觉得王所长是自己的贵人，学区房的工钱，全给免了，时不时还会请王所长吃饭，逢年过节都会上门拜访。后来税务所新迁的办公楼装修，项目也承包给了李总。

除了帮忙介绍业务，王所长还引荐李总结识了一些生意上的新朋友。几年打拼下来，李总还清了欠债，也有了余钱。面对车水马龙的深圳，无债一身轻的他，心情无比舒畅：“咱终于翻身得解放了！”

3

李总和秋凤外出打工后，儿子成了留守儿童，在镇里上了小学后，没文化的爷爷奶奶课余也管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中等偏下。李总在深圳见多了拿高薪的名牌大学生，也见多了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或是在底层干最苦最累工作的农民工，深知农村孩子只有靠读书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学是儿子读书的关键阶段，李总叫秋凤回家去照顾儿子。秋凤有些不愿意，觉得俩人应该一起再奋斗几年，挣了钱回老家在城里买套房子。她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城里人，况且，李总的师兄那两年回老家时，四处吹嘘自己这个师弟现在成了“承包头”，在深圳挣了大钱——而本乡本土那些在外面挣了钱的人，不是在老家砌了楼房，就是在城里买了房。

这年春节他们也回了趟老家，乡邻们嘘寒问暖地讨好，让他们很是扬眉吐气。李总父母和他兄弟住在一起，他就把兄弟起的水泥毛坯房里外翻新了一遍。对那些曾帮过他的乡亲父老，他也出手阔绰，不是送礼，就是请吃饭，为了面子，不顾里子。

已经做了村支书的堂兄告诉李总，他当年被查封的小煤窑，经过自己的运作，拉了王老板和几个有钱有权的人物参股，又开封偷偷生产好几年了。如今，王老板又投资了船运，还出钱给家乡修桥修路，在地方上名声响亮。酒喝多了，堂兄就打趣说，要是李总当初听了他的话，打点了要害部门，小煤窑不被查封，那后来肯定能成为村里的富人能人，带着乡亲们共同致富，“支书就是你的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总暗暗发誓，自己要在大城市好好打拼，也要成为人生赢家。

李总让秋凤放心，说在城里买房的事由他来完成。这些年深圳发展很快，高楼愈来愈多，他们住的城中村都被征用，起了高楼，有的村民分了很多套房子，有的村民拿了高额补偿，都成了千万富翁。李总在当地的装修业已小有名气，生意基本没断过，照这样顺风顺水地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就发了。

“儿子是咱们的未来，前人强不如后人强，所以耽误不得。孰轻孰重，你仔细琢磨琢磨。”在李总的规劝下，秋凤不舍地从深圳回来了，两口子花高价让儿子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秋凤闲不住，来了我们公司干炊事员，晚上住在公司当值守。

她妹妹秋艳如今在城里搞美容，有房子。秋凤儿子基础差，寒暑假都要花钱补课，节假日就在小姨妈家住。公司放假时，秋凤就锁了大门去和儿子、妹妹团聚。她总用亲身经历教育儿子刻苦学习，孩子懂事，默默听着，也没有逆反心理。

秋凤回老家后，李总为了多挣钱，没日没夜地干活。为了省钱，没有应酬时在家就吃方便面，后来只要闻到方便面的气味，他就能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业务需要时，他也请吃请喝，请客户或朋友去唱歌、按摩。除了吃喝时，他一般都是坐在一边等着，别人提了裤子走人，他在后面买单。有相熟的小姐常戏弄他，在他身上乱摸，师兄也嘲笑他老土，不懂享受，枉为男人——师兄的老婆也在老家照顾子女和老人，他在深圳又找了个年轻的打工妹同居，还生了孩子，听说他的家人都知道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但全装聋作哑，只要他按时打钱回来。

李总也想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一想到这些都要花钱，就对自己说：为业务买单那叫投入，自己享受则是浪费。他要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儿子的教育，买房，父母的养老，有限的钱，他要用在刀刃上。

4

师兄为人精明，看外贸生意赚钱，就转了行，又和两个人合伙投资准备开一家川鄂菜的酒店。之前他们找了几家装修公司，都谈崩了，后来就找到了李总。酒店师兄占股不大，由于装修要“全垫资进场”，李总怕以后结算时扯皮，就对另两个大股东进行了一番调查，知道一个股东是某公司的老板，一个是有点权力的公务员。

工程利润可观，但风险也大，李总有些犹豫不决。师兄拍着胸脯打包票：“你放心，资金没有问题，只要工程验收合格，全额付清。”又自满地说：“我们酒店前景是光明的，他们一个有经营管理经验，一个有人脉关系，小鸽（师兄的情人）负责前台和结账。”

架不住师兄的唾沫星子，李总终是抹不开面子，只同意“包工不包料”。他跟师兄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垫资，我是做这行的，材料商家熟，晓得哪家便宜，我可以劝他们先拿货、后结算。但必须你们自己去谈价，以你们的名义挂账。”

他带着师兄去找了几家熟悉的建材商，一个姓蔡的老板同意先挂账。几年的合作关系，蔡老板是相信李总的，但因为没和师兄没打过交道，不了解底细，提出要李总担保。担保的风险李总清楚，自然咬紧不答应。眼看合作要泡汤，师兄给李总使了个眼色，财大气粗地说：“我们资金没问题，他帮着担个保，小事儿一桩。”说完，师兄就叫李总表个态。

师兄和蔡老板都望向李总。李总被师兄将了一军，言不由衷，只能顺口应付道：“我担保嘛。”

大家都想赚钱，这事就成了。事后李总有点后悔，但想到反正也没在白纸黑字上签名捺手印，如果对簿公堂，也没证据。从开始做装修那天起，他基本上没和别人扯过皮，有人欠过他工程钱，后来也都慢慢收完了。他觉得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一想到那笔可观的收入，他心里的那点阴霾马上就散开了。

李总组织人马，全力投入到项目中。酒店的装修有序推进，不过在拿建材时，蔡老板还是要李总交了一笔押金。因为是熟人，又交了押金，蔡老板也没像过去的大宗生意那样让李总写个书面承诺担保书。

辛苦了大半年，酒店终于装修完了。通过验收后，酒店择日开了业。之后李总三番五次找师兄他们要求结付工程款，却被他们推三阻四，没讨到一分钱。酒店几乎天天客满，蔡老板也在等着他们结账，工人们催着李总结工资，李总只能先给他们发了必须的生活费。

李总去找师兄，师兄叫他等几天，说他来处理。过了俩月，李总和蔡老板拿到了1/4的钱，李总赶紧结了工人们的部分工资。又过了一个多月，李总的父亲检查出了癌症，兄弟媳妇打电话急切地说：“我们的钱都用完了，这么多年你没照顾过爹妈，我们没说啥，现在爹是死是活，后续就靠你了。”

李总将余钱给兄弟转了过去给父亲做手术。他横下一条心，天天去酒店里守着，死缠着师兄他们，又要回了一些工钱。

营业半年，酒店的生意就不行了，原来之前的热闹假象，都是亲朋好友同事关系户们来撑场子。拿不到钱，李总又去找师兄。师兄愁眉苦脸地说：“不瞒你说，连我都上了他俩的当。他俩玩的是空手套白狼，都是我投的钱在运作，他们指望借鸡下蛋赚钱，结果是鸡飞蛋打。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生意哪天能好转。”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李总对师兄满肚子火气，又不能把那两位老板怎么样，只能悔不当初。

蔡老板对那两个老板也没办法，人家黑白两道通吃，蔡老板要天天开门做生意，哪敢拼个鱼死网破？他奈何不了酒店，就盯上了李总，虽然知道他亏了不少，但只讲一句：“你是担保人，酒店没钱，就该你给。”

李总听蔡老板唠叨多了就烦了，干脆不承认自己担过保。蔡老板愤怒地指责他不讲良心，认为是他和师兄专门做局来坑自己，见同行就说李总为人不诚信，是骗子。于是，李总进了建材商们的黑名单，再用材料时，老板们就不敢赊货给他了，只能现金交易。此后，蔡老板不断恐吓、威胁李总说：“不给钱，你一外地人，绝没好日子过。”

李总找王所长说情，蔡老板诉苦一番，看在王所长的面子上，说：“我也不赚钱了，现在只要他按成本价把钱结了就行，一次给不行，分几次，订个协议。”可李总根本拿不出几十万。

蔡老板为了逼李总还钱，经常找些小混混去装修现场捣乱，李总外出时都有人跟踪。有两次，黑社会把李总堵在屋里，他报了警，警察来了，询问了情况，叫蔡老板走法律程序，又叫李总最好赶紧筹钱，息事宁人。

李总再也不敢接业务了，只能悄悄收过去没结完的工程款。

5

就在李总绝望之际，秋凤叫他回老家来，给我们老板装修乡下老家的房子。就这样，李总不声不响地寻机从深圳溜了。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李总尽心尽力给我们老板装完的乡下豪宅，在落成庆典时，埋在墙里的暗管却爆了，水流遍地，让老板娘在众人面前丢了丑，觉得李总水平不行。本来装修价就低，李总指着我们老板承诺以后给他接业务的事，由此也黄了。

李总很懊恼，深圳是回不去了，只有在老家找事做。他去了我们县新城开发区两个刚竣工的楼盘找业务，可楼盘前有十多家装修公司和工作室在摆摊设点拉生意，都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电脑效果图华丽丽，价格也低。李总不会用电脑软件，以前赚钱是凭手艺和价廉物美，人传人的口碑。过去为了控制成本，人员都是“游击队”，这次给我们老板装修，找的几个水电师傅都不了解底细，技术太“菜”，所以出了纰漏，吃了大亏。现在他一个光杆司令，要人没人，要样板房没样板房，要口才没口才，要关系没关系，拿什么接装修的业务？

他也想做别的工作，可在小县城，连扫大街都要人脉，广告上招的服务员保险员销售，要求都得是年轻人。闲时回老家看看父母，他还得在大家面前装有钱人，否则谁都瞧不起。

老家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守的都是老年人，人死了连抬棺材的人都难找齐。他兄弟两口子在镇上包装厂打短工，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李总的老父亲用了大笔费用保住了性命，但生活难以自理，药不能断，都是老伴勉强在照顾，每月必须给他们生活费。看着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老父老母，李总不能陪伴尽孝，心里满是内疚和亏欠。

无所事事又心烦，李总就成天喝闷酒。

我们公司有个跑了几年的面包车要转卖——老板说这车有损公司形象，其实是因为亏损，要减少支出。当年买这车，是因为政府开展“车辆下乡”，农民购车有财政补助，老板见价格划算，便用他母亲（老太太是农村户口）的名义买回了公司，专做“黑车”。我们这里煤矿多，都要用炸药。但炸药是违禁品，公安管得严，都是计划供应。我们公司的煤矿不够用，老板就以建筑工地的名义另外获得审批，专车送到工地后，深夜再由这台面包车转运去煤矿。

秋凤听我说车况不错，就把车买了，让李总跑起了“黑面的”（就是非法拉客去乡镇）。

我们和县运管所联系密切——他们平时执法检查，就是抓“黑面的”和不缴货运管理费的车辆，春运时24小时都在巡逻检查，抓了就罚款。但小地方关系无孔不入，常常他们的执法车一出动，就立刻有人通风报信，黑车们就四散逃避。于是，他们为了提高行动的隐蔽性，经常找我借公司的那台面包车用。所以李总开始跑黑车，他们一直以为那还是我们的车，从来没有查过。

但时间久了，就有人把李总举报了。执法队长问我情况，我就打马虎眼说，那车经常送我们老板乡里的亲戚和煤矿工人，没有对外营运。然后又赶紧给李总打手机，叮嘱遇到执法队检查时一定咬住别松口。

我们县高山上有个松林寺，香火旺盛，但交通不方便，没有公交车营运。我和住持算熟，和他联系后，叫李总开车专门接送去寺庙的善男信女。这个生意利薄，发不了财，但不在执法队的眼皮底下，生活有保障。但李总一直心有不甘，有时晚上收了车，便喊我出来喝点小酒，一方面是感谢，一方面也是疏解自己的情绪。

6

李总还暂住在小姨子秋艳家里，连襟兴国在城郊小学当老师，小个子，精瘦，天天骑摩托上班，早出晚归。秋艳在城里开了多年美容店，前些年生意好时，在城里买了房子，这几年行业竞争大，生意大不如前，人就有了脾气，在家唯我独尊。干美容多年，她见识了很多俊男靓女，认识了很多土豪富翁，对比自己丈夫的形象和收入，她觉得兴国就是一副穷酸相。她心里越发不平衡，常常对丈夫言语嘲讽，兴国低眉顺眼，逆来顺受，一声不吭。

李总的儿子没有让父母的心血白费，上了个普通大学的本科，其间自愿去部队当了几年兵，却没能进军校，又回到了大学课堂。李总和秋凤支持儿子毕业后留在大城市找工作，反正回老家就只能考公务员。而秋艳的女儿小雯，从小到大都是花高价读的重点，没考上高中，大学上了个民办三本，在学校里得过且过，爱打扮，爱追星，还谈起了恋爱。

一天晚上，秋艳和小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秋艳要女儿把心思多放在读书上，希望她抓紧时间准备考公，不要恋爱。小雯说她不尊重人权，只看重成功，成天在家叨叨，像是更年期女人。母女俩你来我往，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李总跟兴国劝了几句，毫无作用。

最后，小雯气冲冲地摔门而去，怕女儿有什么闪失，兴国跟着追了出去。秋艳崩溃地哭了。边哭边歇斯底里地诉说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和不易，说着说着，突然话锋一转，幽怨地对李总说：“我真是命不好，那时我嫁给了你，肯定就不是这样了。”

她的话，让李总错愕又莫名其妙。李总想起有时两人单独在家，秋艳总会做几个精美小菜，还开红酒和他对饮——是不是自己的到来，加深了她对家庭的不满？

李总一直是羡慕秋艳的，她早早就在城里安居，丈夫在体制内工作，工资有保障，老了有退休金，她也缴了社保，生活稳定。李总没缴过社保，前年他咨询过，社保局说如果没有单位，就由个人全缴，有些贵，且缴费基数每年都会上涨。秋凤在公司打工，刚缴了几年，他没想过自己老了怎么过活，想了也是茫然。

他觉得秋艳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些早年和她一样的农村姑娘，嫁给工人的，工厂破产了，很多夫妻都像自己和秋凤一样到处打工，家里老的小的都管不了。是不是秋艳认为他在外面挣了大钱？平时在秋艳家他总买菜，节假日还请大家去外面吃饭，可他的大方，是感谢小姨子无偿给自己提供了住所。

自此以后，李总在秋艳家就有些尴尬了。他希望秋艳是说的无心话，但小姨子的眼神让他很不自在。秋凤晚上要在我们公司值守，李总不方便来留宿，为了逃避，他就以跑夜车为借口，经常在面包车里过夜。他开始留意城里房子的出租信息，想找个便宜的房子出来住——之前对秋凤许诺的买房子，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

2017年初夏，师兄给李总打来电话，说蔡老板找了清欠公司，专门派了几个清欠人员，正在来老家的路上。李总放下手机，给我知会了一声，便跑路了。

要债的人找到秋凤，秋凤说儿子一岁时她跟李总就离婚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扯结婚证，当年农村的结婚证是在乡文书那里办，他们去找过两次，文书不是开会就是下村去了，后来忙，就没放心上了，反正公开办的婚礼，亲朋好友都参加了，有证无证，都要双方自觉维护。

要债的人没招儿了，就到李总父母家去了，赖着说不给钱不走。李总的堂兄找来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村民，把他们撵了出去，并恶狠狠地对他们说，再碰见他们进村，就打折他们的双腿，叫他们爬着回去。

他们又来公司找秋凤时，秋凤已经因为公司效益不好被解雇了。他们送我一件小礼物，想打听秋凤去了什么地方，我一脸正经地说：“秋凤去了东北，听说她老公在东北搞装修。”

怕蔡老板的人复又找来，躲债的李总和失业的秋凤，只得再次背井离乡，去了长三角的大城市打工。李总在电话里给我说，现在外面也不好找事做，他年龄大了，只找了物业管理工作，秋凤当了保姆。

我安慰他说：“你儿子毕业已经工作了，日子会轻松起来的。”

他说：“儿子要成家，成家必须买屋，老人都还在，要钱送上山（安葬），我们还得努力拼老命。我是生命不息、挣钱不止。”

我心情沉重，无语地挂了电话。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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