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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户口的农民，融不进城，回不了乡

《大国小民》第945期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联系方式：thelivings@vip.163.com

2018年年初，为响应上面“建设新农村”号召，我们村决定把村中心那些已经空心化了的老房子都推了。但在如何处置这些旧有的宅基地上，村委会一班人却为难了。

按照原计划，这片空地拟建一条十字街道和一片花园。但就像以往几乎所有事情一样，具体到挨家挨户协商时，就卡住了。一些村民趁机提出要求：必须重分宅基地，一个要求既要位置好，面积还要增大……诸如种种，气得村委一班人甩手不干了：“你们爱咋咋地。要盖房子，行啊，你们就还在原址上盖吧，我们不管了！”

在这些人当中，有几户人家尤显急切。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额外要求，仅仅是因为担心——如果重新划分宅基地的话，村里可能会把他们的名字除掉——因此，尽管多年来都不在村里居住，他们却率先在推倒的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房子。

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则是因为在90年代那场“农转非”风潮里，这几户全部买了城镇户口。

1

50来岁的炳生，是这几家里最早起房子的。

一别20多年，炳生一直在市区生活，这次重回村里，好多年轻一辈都已经不认识他了。作为村里最早买户口的那批人之一，当年，大家都认为他那笔钱没白花。

“那时候，可不叫什么‘买户口’，政府管这个叫‘农转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你知道这有多诱人吗？

“这么跟你说吧，在9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很多地方，还是计划经济。比如商品粮这个东西，虽然是我们农民种的，但你要是农业户口，就得花高价去国营粮油店买，而如果是城镇户口，反而是低价。还有商品油、商品布什么的，都一样。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城镇户口，进‘单位’那就更方便了。有了铁饭碗，生老病死、吃饭住宿、小孩读书等等，就全都被政府安排好了……”

1992年翻过年没多久，“农转非”政策就放开了，只要花钱人人都能成为“城里人”的消息，无异于是在寂静的山野中扔下一颗炮弹。

最初，“农转非”政策还设置了一些附加条件，比如“必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村委会证明盖章”等等。事隔多年，提起这事，炳生依然记忆犹新，“家里这边开了证明后，还要不停地往镇政府、派出所、公安局、银行、信用社、财政所来回跑，求人、赔笑脸、给红包，足足花了1个多月，才拿到红本子（当时的城镇户口本外皮是红色的）。”

“那花了多少钱？”

“我是最早办的，光户口就花了8000块，再加上请人办事的花销，9000出头了。”

这个数字让我吃了一惊。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对我们说，他的工资是一个月158元。我连忙说道：“看不出啊，那时候你就是万元户了。真是真人不露相。”

炳生苦笑了一下，“鬼……我家和你家还不是一样，都是种田的。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借的。”

顿了一会儿，炳生又说：“结果高兴了不到几个月，买户口的价格就下来了，6000、5000，到了年底，三四千就可以了，也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了，小孩子都可以买了。喏，”炳生指了下隔壁同样正在盖房的那户，“他家建华就是那年年底买的，才3岁。”

建华的父亲叫九根，是村里最早的粮贩子，当年算是村里的“首富”，买户口时自然也很随意：“不就几千块钱嘛，管它有用没用，先备着。以后要没用，就当这钱丢了。”后来，建华果然没用上这红本子。

“我跟他家不一样。买了这个户口后，我不仅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而且光是还债就还了好几年。”最后，炳生叹了口气。

2

炳生是家中的老细（排行最小），从小就身体不好，他的老父亲当时给谁都说，他这样，就是长大了也干不了农活，“估计要养一辈子”。直到20岁之前，炳生都不受父亲待见。

好在炳生有一个好姐夫。姐夫是邻村的一个木匠，叫宋杰，打的一手好家具，加上为人实在，处事机敏，赚了不少钱。炳生16岁上完初中，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手艺。

1989年，宋杰经人介绍，结识了市建筑总公司装潢部的刘经理。刘经理说自己需要一批熟练的木工师傅，如果宋杰愿意，并能带一帮人马的话，可以分给他一部分工程。就这样，19岁的炳生跟着姐夫进了城。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进城，宽阔平整的马路、尾巴冒着烟的汽车、高大气派楼房，无一不深深吸引着他。

宋杰共带了5个人来，3个师傅2个徒弟。按照旧式规矩，做徒弟的是没有工钱的，但出门在外，宋杰还是会每月给每个徒弟发50块钱生活费。

按照公司的要求和进度，师徒几人起早摸黑、认真勤勉地干了大半年，刘经理很满意，但结完工钱后却告诉宋杰，这批工程赶完，暂时就没什么活干了。

第一次“进城上班”就这么结束了，宋杰只得打道回府，但炳生却不愿再回去了。他执意要留在城里，“哪怕做小工，也不回去”。

原来，由于前不久炳生没有回家帮农忙，父亲就与他大吵了一架。最后，父亲骂他：“不要以为你到城里上了几天班，就是个城里人了，我呸！你不回来种田，照样饿死！”

炳生不甘示弱：“我还就不回来了，看看会饿死么！”

那时，炳生手里已经攒了差不多千把块钱，还有一全套在他出师时姐夫送他的木工装备。他在市中心租了间一个月30块的单间，每天与那些揽活的板车工一起，举着一块写有“木工”的木牌，站在十字路口旁，等着主顾上门。那时候，炳生在街上接到的活，大部分都是些个人家庭的小活，打几个凳子、做张饭桌什么的。

一直到1992年之前，炳生一直这样过活。尽管工作极不稳定，还经常被市场管理人员赶得到处乱跑，但好歹，他在这个城市“活”了下来。

回忆起这段日子，炳生说：“最难忘的，不是赚钱的不易，而是户口身份给我带来的刺激。”

“最开始在建筑公司装潢部做事的时候，每天干完了，我们就和其他正式工人一起也到食堂去吃饭。同样的饭菜，那些正式工有饭票菜票，价格只有我们的一半。到了节假日，他们可以休息，单位还会发些米面，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

1991年，市建筑总公司的装潢部从总公司剥离出来后，独立成了一家新公司，刘经理依然是一把手。独立后装潢公司有过一次招工，炳生听说了，兴高采烈地赶过去，找到刘经理。刘经理虽然还记得他，却也无可奈何——招工条件有一项：必须是城镇户口。

炳生再一次感受到“户口”对他的无形压力。

那年下半年，姐夫宋杰也重新回到了城里。在村里做了几年之后，宋杰还是觉得城里的钱好赚——在装潢公司的那大半年，宋杰赚了6000多块，回到家几年都没挣得上这么多。

等到1992年，宋杰从一个在政府机关上班的朋友处，得到了一个“绝密信息”：“农转非”政策放开了，人人都能买城镇户口了。

炳生太高兴了，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乡下的父母。可父亲却表示有心无力：“有钱你就买，没钱就算了，别指望我——你哥哥嫂子都盯着呢。”

最后还是炳生的大姐觉得这个小弟实在不是一个庄稼人的料，在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

但亲兄弟明算帐，大姐告诉炳生，这个钱，算是你姐夫借你，以后赚了钱可是要还的。炳生连连应下。

3

红本子终于拿到手上后，炳生兴奋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虽然生活看似并没有任何变化，但炳生相信，自己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当务之急，就是进一个“单位”——只要有了“单位”，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没有“单位”，就还是农民，甚至是“盲流”。

偌大的一个城市，在90年代，虽然各方面都不太发达，但星星点点的招工用人广告还是经常有的，只是基本都是一些私营企业或店面的，炳生看不上。他每日只细细留心着那些“国营单位”的招聘信息，这一等，一年多就过去了。

1993年5月份，炳生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市商业总公司下属的广告分公司，公开面向社会招工，招聘有装修、装潢、安装等专长的人员。凭借多年的木工手艺和在市装潢公司的经历，炳生一下就应聘上了。

但正式上班时，炳生却发现自己的“性质”却只是个“合同工”，他忙问是怎么回事，经理就给他解释：“我们这个部门，一共就四五个编制。后面招进来的，都是合同工。当然，你以后只要干得好，还是有可能转成正式工的。”

先好好干吧，其它事以后再说。炳生心想。

不得不说，进入“单位”后，炳生的好运还真来了。那一年，炳生22岁，二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姑娘是隔壁村里的，身材高挑、干活麻利，配炳生真是绰绰有余。

姑娘在见到炳生之前，炳生的二姐就已经把自己的弟弟好好吹嘘了一番：城市户口，街上吃“商品粮”的，有手艺、有单位、拿工资，每月200多块……等见了面，虽然对炳生的相貌不是很中意，但看在他的条件以及老实本份的份上，姑娘还是一口答应了。

提到这事，炳生哈哈大笑：“当年花的那冤枉钱啊，也就在娶老婆这事上起到了作用。”

结婚之后，炳生工作更卖力了，有空的时候还会去外面接点零活。只是一年之后儿子出生，他还是力不从心起来——单位并没有给合同工办理社保与医保，老婆在城里也没有工作。虽然可以凭自己的户口买到一些优惠的商品，但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实在是杯水车薪。

但就是这种优惠，也在慢慢消失：商场、合作社渐渐不再有商品粮油供应了。自然，那些票证也取消了。所有的人都开始用现金直接购买，而且根本没有差价。

与此同时，随着市第一纺织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原来在国营单位上班的人们，也开始讨论着类似“倒闭”、“下岗”、“买断”这样的词汇。终于在1996年8月，广告公司的上级单位——市商业总公司也在这股洪流中倒下了——而炳生作为一位合同工，只是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就“下岗”了。

如此折腾一番，炳生反倒平静了下来，“那些年，不要说是合同工，就是多少大公司大厂里的正式工，也一样下岗了。跟那些人比起来，我还算幸运的，至少我还有手艺在身上……”

往后几年，炳生又回到了四处打零工的日子。等户口政策放松后，他便就把老婆孩子的户口一并迁到了市里，“从村里出来的那天，我就没想着要回去。”

话虽这么说，但眼下他又不这么认为了。

“那你现在回来盖这房子干嘛？”我笑问。

“这事……唉。你说我，一买户口，户口就降价，城市户口的优惠也取消了；等到后面我好不容易把老婆小孩的户口也搞过来，种田又不用交税了，还有补贴，农村户口现在也比以前更值钱了。很多地方搞土地流转，都可以坐着收钱了，我们这估计早晚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想迁回来，我呢，迁是不会迁回来了，但好歹在村里，还是得有个落脚之地吧。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

4

和我聊完，炳生匆匆忙忙又去看他那座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的新房了。而他的邻居九根，还在打“地梁（地基）”，不时有人上前大声跟他打招呼：“九根，你儿子都当上公务员了，在市里有房有车，还会回家住你这乡下房子？”

村里人都知道，九根的儿子建华大学一毕业，就考上了市环保局，成了的一名光荣的公务员，早就在市里成家落户，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回一趟老家。

“为什么要他住，我住不可以啊？”九根反驳。众人哈哈大笑——作为村里的“前首富”，他现在住的那套大房子，才刚盖好没几年。

九根一直属于村里头脑活络的那一类，家庭也殷实。1992年买户口的风吹到乡下时，一得到消息，他就动了心——在农村，如果一户人家有钱但又不需要办什么大事，很容易就会被亲戚好友惦记上，九根也一样，几个兄弟无论是娶老婆还是盖房子，都来找过他。那时候，他正想尽快把家里存攒的钱，公开地花出去一笔。

等到农忙结束，已是秋后，户口的价格也从8000降到4000，九根喜出望外，又等了一会儿，找了个熟人，花了3000就把儿子的城镇户口给办下来了——当然，对外他还是说一共花了四五千块钱。

办好之后，那个红本子就被他锁进家里的五斗柜里。儿子那时候才3岁，实在太小，也用不着，搞到后来他自己都差点忘了这回事。直到村里要按各家户口簿上登记的人口，开始重新划分田地，九根这才发现，自己的户口簿上农业户口那一栏，只有他与老婆二人。所以最后分得的田地，也就只有两个人的份，九根这才苦笑起来。

而这个时候，城市户口也早已不再吃香，当年九根一句“以后要没用，就当这钱丢了”的话，已然成了真。

5

相比炳生、九根家大张旗鼓地盖房进程相比，德文家就显得低调多了。

一直以来，德文看起来都不像个农民——他身材魁梧，脸也四正方圆，眼睛不大，却自有一丝威严，加上走路不徐不急，为人言语不多，颇有一幅“官相”。事实上，90年代初，他确实担任过我们村的村主任。而他的上一任，就是我的父亲。

我长大后，父亲和我讲起当年他当村官时的难处：不管事，人家骂你占着茅坑不拉屎；管事吧，总会得罪些人。因此，最后无论做什么，背后都是一句话：“不晓得又贪了多少钱。”

这种费力不讨好，让父亲干了两年不到就心生退意。当时，德文还是村里的一个小组长，与我父亲关系不错，父亲便向上推荐了他。

德文一干就是5年，无论村里多少风云变幻，他自屹立不动。“他确实比我有本事。平时他除了搞好和上面的关系，其他什么时候都不管——什么都不管，自然就不会得罪人。至于村里人的闲话，他才不在乎呢——等到有求于他的时候，照样不还是一口一个‘主任’地喊，喊得比亲爹还亲。”父亲笑道。

当时谁都不知道，1992年那年，德文已悄悄给自己办理了“农转非”。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跳出农村，到镇上去工作。

但后来，无论他怎样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再向前一步了。在村委主任这个位置上待了5年后，德文迎来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个不到30岁、退伍兵出身的民兵营长。在敢说敢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面前，德文很快就败下了阵。

那年春节一过完，德生就带着一家人离开了村里，投奔了早就嫁到城里的妹妹德芳。

然而，德芳刚安排完哥哥一家的住宿之后就犯了愁——那是1996年，“城镇户口”早已贬值，就连她——堂堂一个供电局工人的妻子，都还没找到一个“正式工”工作——何况刚从农村过来的哥哥嫂子。

好在两个侄女均已初中毕业，德芳就和哥哥商量了一下，决定让大女儿先找一份工作，小女儿还小，就帮她报一个电脑培训班，学好了，再相互教一教，这样以后两姐妹找工作都容易。

而对于哥嫂俩人，德芳就直说了：“想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就不要指望了——我都不指望。你们买的那个户口，根本没用了。要是放得开，还是能找到事做的，要是放不开，就只能在家坐着了。”

德文忙说：“现在不在村里了，也没人认识我，我不挑事的。”

“卫华（德芳丈夫）他们单位，正好在招两个搞清洁的，你愿意去的话，明天就过去看看。”

就这样，德文进了供电局。

虽然一开始对妹妹讲自己不挑事，但等到真正上班了，穿上公司专门的保洁服，拿着一把扫帚，在每个楼道里弯腰打扫的时候，公司里每一个过往的人，要么就视他如空气，要么就对他吆三喝四——这与他之前当村主任时处处感受到的优越相比，落差实在太大。但确实已别无选择了。

好在几个月之后，小女儿培训班学完，顺利找到了工作。生活压力稍一减轻，德文就说，想换份工作。

虽然德芳说那个城镇户口已经没什么用了，但德文还是不死心。在辞掉工作后，他经常买来一摞报纸，研究上面刊登的招工启事，只期望能找到一份对口“城镇户口”的正式工工作。但看得多了，德文终于还是失望了。报纸上那些他梦寐以求的工作，随便一个什么文凭、技术要求，都会把他挡在门外——他这才发现，那个花了几千块买来的户口，真的一点用也没有了。

再往后，德文送过报、送过牛奶，还蹬过三轮车、摆过地摊、卖过水果……但大部分他没有超过一年。当然，他也不是只做过这些零工，1999年，他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当年邻村的李主任，俩人相见都颇为惊喜，老朋友问他的近况，德文就说，想找个事做。

邻村主任一拍巴掌：“哎呀你当年多有本事一个人，不能委屈了。走，到我儿子那去，让他给你安排个差事。”这时德文才知道，李主任早不当村官了，目前在儿子家养老。他的儿子李福在市里开了一家综合商场。

见了德文，李福马上就答应了：“刚好商场缺个保安，最近日用品区经常丢东西。叔，你就每天在日用品区转转就行，这事可以吧？”

刚开始，德文还是蛮尽心的，上班一刻也不敢放松，生怕有商品丢失。后来，李主任就时不时来找他，一起抽上两支烟，这让商场里的其他员工也对德文刮目相看起来，时间一长，德文就飘飘然起来。

没过多久，日用品区连丢了好几次东西，李福说了他几句，李主任也不再找他抽烟了。于是，在领完当月工资之后，德文也识趣地辞职不干了。

除了继续打零工，德文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了——他是个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回农村这事儿他实在做不到。

直到2010年，靠着已结婚多年的两个女儿的支持，德文夫妇终于在市区买了一套六七十平米的两居室，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租房生涯。

在此之前，德文曾打听到城镇的贫困户可以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的事，特地跑去打听。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告诉他，需要分户才能申请——可当时他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如何分户？最终还是只能买房。

2015年，德文患上胃癌，一场手术下来，苍老了很多。更令他郁闷的是，因为他是城镇户口，却从没上过城市医保，而农村的新农合又不能办理。所以，医疗费只能全部由自己负担。

如今的德文，虽然身板骨还在那儿，形态气势还有当年做主任时的些许风釆，但满脸的皱纹和苍苍的白发，还是昭告了他已垂垂老矣。我想，如果不是这次村里强行推倒所有的老房子，他应该是不会回来的。

后记

199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卖户口”风潮，将几百上千万的农民卷入其中。他们在失去了土地，甚至宅基地后，大部分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他们非城非农，进退失据，处境尴尬。最后，连农村里迟到的那一些微薄福利，也与他们无关。

大概过不了多久，就没有人会再关心他们，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了。

编辑：任羽欣

题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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