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龛上的秦怡1

一

1980年代，中国最走红的女明星是刘晓庆。她穿一袭露肩绣亮片的长裙参加官方的颁奖晚会，明明风姿绰约，但临出场又怯生生地觉得，老艺术家们都在场，要不要换一件更加稳妥保守的衣裳。她的朋友劝她说：“几十年媳妇才能熬成婆，等你成了婆，就能公开宣称为著名艺术家了。”

2013年10月，刘晓庆在深圳出席她最近的一次颁奖典礼，接受黄秋生的恭维：“刘晓庆是我的女神，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她就已经走红了。”30年过去，她果然熬成了“婆”——不过现在不兴说“著名艺术家”，要说“女神”。

这天晚上，“女神”刘晓庆没能压轴，最后一个出场的是91岁的秦怡。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裙子和赵本山牵手走红毯，还被法国男演员JEREMY IRONS亲吻了脸颊。这是一场堪与好莱坞媲美的盛宴，觥筹交错，灯光闪烁，女明星们也一个比一个大胆，远非当年刘晓庆的诚惶诚恐可及。

时代变了。老艺术家显然不太能够融入这种场面，她身处其中，遥遥相望。谈到献吻的JEREMY IRONS，她问：“听说是个外国导演？”她又说：“有的同志非要请我去，推不掉。”事实上，无论“老艺术家”还是“同志”，它们和“秦怡”一样，都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象征。

然而，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们，他们都需要秦怡的在场。商人们需要她来烘托气氛、制造话题。因为保养甚佳仪态不凡，她仍然能够满足公众对遥远旧上海的“镀金时代”的想象。她的出现，将被解读为某种复兴的雄心壮志。91岁的老人则需要证明自己仍然骄傲和有尊严地活着。她的丈夫、儿子和姐妹们都去世了，她独自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需要有事情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也需要某种“被需要”的感觉。

实际上，秦怡一生都在“被需要”，被男人需要，被家人需要，被儿子需要，被组织需要。临了，她并不介意再被公关公司和记者们需要。尽管有时抱怨“太忙，太累，我都不想干了”，但秦怡仍然表现出罕见的热忱和生命力。她乐此不疲地飞来飞去，甚至一个月里去3个城市参加活动，中间还穿插各种座谈、采访和会面。空闲下来，她还要看书看报。“最近刚刚学习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收获很大呀。”她说。

一个礼拜之前，她刚刚飞到北京，客串田壮壮导演的电影《杨贵妃》，扮演黎明的姑母。她却不过情面，田壮壮是她的故交于华的儿子。但其实，她对田壮壮和他代表的新鲜文化感到陌生。“他总是胡子拉碴的。他的电影我也不爱看，看得我想睡觉。”她提到的田壮壮的电影，其实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

秦怡和她身处的时代是有距离的，但她做出各种努力，想要自己和别人都忘记这一点。她甚至还在写剧本、拉投资，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再塑造一个经典角色。“我必须工作，要不是工作，我活不到现在。”她说。

就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位男士。他来自青海，是一位退休的气象局长。他将遵守自己的承诺，帮助秦怡完成她的剧本《青海湖畔》。可以说，1983年她的丈夫金焰去世之后，剧本和身患精神病的儿子就是她仅有的寄托。2007年，她的儿子又去世了，剧本的进展对她无疑更加重要了。早些年，秦怡曾说，希望自己来演女主角。现在，其实人人都清楚，这简直不可能。人们会发现，秦怡毕竟是个很老的老人了。有时候，她会听不清沙发对面的客人说话，但她的自尊心很强，也不追问。她会假装自己听懂了，然后开始下一个话题。

多少年前，夏衍说秦怡，“糊涂又大胆”。如今，年届九十，她竟还如此倔强。不为别的，她确实喜欢这样的自己：历经不堪的命运，遭受欺骗、伤害和挫折，但永远在不屈地奋斗。时光荏苒，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真正记得秦怡扮演过的银幕角色。但“秦怡”这个名字已经被牢牢记住。作为一名仍在世的女演员，竟然在上海市郊已经有了一座名为“秦怡纪念馆”的建筑，里面展示了她多年的剧照和纪念品。离纪念馆并不太远的地方，有她的“寿穴”。旁边是一座黑色的碑石，那是她的丈夫金焰。墓园周围，还有沈浮、郑正秋、郑小秋、魏鹤龄、张骏祥、桑弧、刘琼，以及阮玲玉和上官云珠的衣冠冢。

百年未至，秦怡却已走上佛龛。她还活着，但这个世界非要像对待一个描金塑像一样对待她。人们同情她的命运，又佩服她的顽强，就像发现了河对岸闪烁的绿灯一样惊奇。

二

秦怡住在衡山路附近的一栋高层公寓里。这是个老式小区，没有门禁，但是种了很多梧桐和桂花，很安静。

对于“安静”这个东西，秦怡时常流露出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每天早上，保姆上门把一天的饭菜准备好，她要么用微波炉热来吃，要么自己下点馄饨，再忙一些的时候，随便啃几块饼干也算一顿。其实，她很少成天待在家里，光是各种社会活动就够她忙的。或者说，在家的时候，其实她哪个角落也不愿意多呆。“我在这个屋子生活了快20年，这个地方没有一块是我爱呆的，我儿子死以前，我怕他这样过日子太可怜了，所以就给他买了一个房子。钱付好了，房子也交了，儿子没看到就去世了。”

到了秦怡晚年的时候，她不劳动用演技，单凭自己身上的命运感便足以征服观众。她一生有过两段婚姻，但都不幸福。17岁的时候，她嫁给演员陈天国，但对方有严重的酗酒和暴力问题。25岁的时候，她嫁给电影皇帝金焰，但短短7年后便分居。43岁的时候，她的儿子被检查出精神分裂症，此后，她花了整整42年的时间照料生病的儿子。她曾经在接受一位作家采访时说过，自己一辈子有三大遗憾：没有领略过甜蜜的爱情，儿子生病，以及，没有塑造过一个真正的角色。

秦怡是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人，吊诡的女性命运并不少见。她在上海长大，从小迷恋电影，奉阮玲玉为偶像。阮玲玉自杀那一年，她才13岁，也跟着在街头掉眼泪。20岁那年，在重庆和她同住的女演员英茵自杀。“后来想起来，她是在为爱情痛苦。”秦怡回忆说，“她爱上了一个有家庭的男人，又不想伤害别人。她每天晚上不睡，一直抽烟。我问她，她就说，我所经历的痛苦，你一个小姑娘是不会明白的。”

那时候，秦怡刚刚开始自己的前程。她尚未料到，自己未来也会面临类似的感情抉择，并走上和她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秦怡很美，而且她知道自己美。一旦来到重庆，这一点就得到了所有男性的公认。有一次，秦怡和剧社的一群朋友逛公园，所有人站在孔雀面前它都不开屏，只有秦怡站过去，啪，孔雀就开屏了。秦怡从此落下一个外号“孔兄”，后来，吴祖光给她写信，起头总这么叫她。大家还给她起了个英文名字叫“HELEN”，这个名字有宿命感，甚至足以引发战争。

在通俗审美中，似乎只有美女才配得上跌宕的命运，如果只是相貌平平，则不值得大惊小怪。1940年代的重庆，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发起新生活运动，日本人不时在轰炸，共产党的活动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这里，秦怡认识了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一代名流：夏衍、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金山、翦伯赞、郭沫若……当时的左翼名流经常去一座名为“碧庐”的别墅聚会。别墅主人名叫唐瑜，是个缅甸华侨，家境富裕，喜爱交际。传说，他家里有个金梳子，只要缺钱，掰一根齿子就够用了。这里的聚会，又叫“二流堂”（取“二流子”的反讽之意），所有人在后来文革的调查中都因此蒙难。

秦怡很少去二流堂，但她显然相当受欢迎。多年之后，回忆皆成逸事。

“金山给我写过信。但我发现他还在追求别人，就没理他。后来，他老了以后，还来跟我道歉。”金山，著名演员，地下党员，有“第一花花公子”之称，后娶张瑞芳，复娶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最后又娶了孙维世的妹妹孙维新。

“为了躲避陈天国，我从重庆逃到西康，是唐瑜凌晨接的我。前几年，他快不行了，我去医院看他，他拉着我的手，亲了一口。”
“刚出发的时候，丁聪是跟我一起的。我知道他对我有意思，但我没感觉。”
“到了西康，运送物资的大队长对我也很好。我也对他很好，但是我还有婚姻，所以不可能。”

秦怡和金焰唯一合拍的电影《失去的爱情》

据吴祖光的前妻、女演员吕恩后来回忆，当年就连赵丹也曾经试着追求过秦怡。当时，赵丹刚刚跟叶露茜分手，和秦怡合拍电影《遥远的爱》。“不过，他每次看见又有小汽车来接秦怡，就很沮丧，觉得自己没希望了。后来，他和黄宗英结婚，我还问他，还想着秦怡吗？他就只是笑。”

因为美貌，秦怡固然一生都受到男性的追逐。在一个连国家命运都不知何去何从的年代，两性关系恰如《倾城之恋》所说，既是迁就，也是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不能因此误解说，秦怡的青春都虚掷在异性中间。恰恰相反，她对于婚姻、爱情和男性的态度既强势，又软弱，极具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