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日前因“家暴事件”被媒体关注,也引出《反家庭暴力法》将于10月立项论证,年底前完成的消息。一贯推崇“家和万事兴”的中国家庭约3成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此类单项立法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隐患,造成夫妻之间拳脚相对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详细]
 
     

中国2.7亿个家庭有30%存在家庭暴力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国人的头脑之中确立了“家庭暴力”这个概念。16年来,中国的反家暴工作得到各类法律规范的支持,但现状却没有明显改善。广东省妇联系统2010年共受理家庭暴力问题投诉3874件次,比上年上升17.6%。而全国妇联的稍早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家庭暴力发生率高达35.7%,且施暴者9成以上为男性。有16%的女性承认曾经受过配偶的暴力侵害,50%以上的女性犯罪涉及到家庭暴力因素,80%以上的犯严重伤害、杀人罪的女性犯罪是由于家庭暴力因素引起的。 [详细]

既有法规操作性差,南京80%以上因家暴诉请的离婚案不被认定

在中国,反对家庭暴力并非绝对的无法可依。2001年4月28日公布的新《婚姻法》首次将“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款纳入其中。但这部法律相关条文看起来更像是行动指南,比如“受害人提出申请后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制止家暴”实际上是将没有执法资质单位的指导性意见放进法律条文中。之后的司法解释界定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但大量实务经验表明,这类规定很难操作,“持续性、经常性”没有明确的标准。南京有媒体报道称,2001年版婚姻法实施以来,80%以上的诉请离婚案件以家庭暴力为诉求,却没有一例予以认定。 [详细]

 

最近的“李阳家暴事件”将家庭暴力立法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2008年以前,家庭暴力基本是公安执法禁区

在2008年全国妇联、公安部、民政部等七部委颁布《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明确公安机关在“家暴”防治工作中的预防、调解、出警、取证等职责之前,私人家庭暴力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作为公权力的公安机关的禁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语境中基本没有“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概念,绝大多数妇女遭受家庭暴力都不会选择报警。即使报警,当地派出所也会以家庭纠纷为由不出警;即使出警,除去严重的刑事案件,受害者伤情未达到“伤害”程度的,警察也不会处理。 [详细]

更多无需干预的“合理”注解来自“老婆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打是亲骂是爱”、“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俗语。与家庭暴力实际存在的类型、范围和状况相比,警察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更传统,更倾向于认为女性有错误男性才动手。这某种程度上与男性对家庭暴力认同度、容忍度更高有关系。在针对福建省1200名受访者的调查中,几乎在每个设定为家庭暴力的具体事项中,女性认同属于家暴的都比男性认同的宽泛。另有性别研究理论认为,男子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即是暴力倾向或行为的养成过程,虽然不是每个男性都会现实的使用暴力,但是,一种潜在的对女性的支配欲、控制欲,将身体力量作为工具,重视权力等,几乎植根于每一个男性的潜意识。这不仅造成了家庭暴力中男性施暴的比例远高于女性,男性警察介入时也会男性以暴力手段表达意志解决问题的正当性往往表示默许。

缺乏可操作的介入流程,警方不取证,不笔录

婚姻法修正案对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权力做了明确限制,强调只有在受害人要求时才能介入,但该法的规定中没有明确警察对家庭暴力干预的操作细则;公安机关对干预家庭暴力的方式、程度、最终目的等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研究。此外,由于家庭暴力的特殊性,警察在界定家庭暴力干预的角色时往往将自己看成是处于职责需要的“情况处理者”,而不执法者。这容易导致警察出警不积极,内地各省2008年之后才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报警范畴。在2009年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案件中,被害人曾8次报警, 包括去法院申请离婚、去医院求治,警察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制止暴力或保护受害者的人身安全。 更多情况,即使出警,警察也不会像处理刑事、治安案件那样仔细勘查现场、提取证据、询问当事人、证人和制作笔录文书等;造成事后的定性难、取证难。

相较而言,国外在警察介入家暴事件的方法和流程上有详尽规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里蒙特市警察局于 1996 年1月设计出处理家庭暴力的新流程,要求处理家暴事件的警员,填写完整报告;在事件后7日内回访被害者;事件后 28 日内再度访谈;以确认被害者是否再遭暴力。当年的评估发现,这项措施使该年收到家庭暴力重复报案三次或三次以上的数量比以前减少约 22 % 。另据加拿大安大略省《警察家暴处理手册》显示,该手册对出警警员处置家庭暴力的方法有28条规定,协助受害者和执行逮捕程序也有特别细致的程序要求。 [详细]

受害人易反悔,警察缺乏正当介入理由

一些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中国警察准备将施暴人拘留,却常常因为受害人的反悔而中止。由于缺少明确强制规定,当投诉人放弃时,警察没有正当理由继续介入。相比中国而言,实施逮捕是美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首选方式。1980 年起,美国警察被要求如果有明显证据足以相信身体暴力已经发生时,必须逮捕施暴者。在美国某些州,如果警察应逮捕家庭暴力嫌疑犯而未逮捕的,必须向上级呈交报告,陈述未逮捕施暴嫌疑犯的理由。若警察处理不当,被害人可以控告警察怠于履行职责。

不过,美国对家庭暴力中施暴者实施强制逮捕并不意味着公权对私权的侵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家庭暴力运动也经过以劝解为主的时期,后续在立法观念、执法标准、实物操作层面的进行了系列改革。并通过被誉为量刑平权立法里程碑的《妇女暴力侵害条例》,授权受害者在联邦法庭提出诉讼 ,并赋予执法人员权力,允许他们跨州追缉施暴歹徒,从而使对家庭暴力的干预与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责任。 [详细]

 

西方警察介入家暴问题极为常见,警察可以直接拘捕施暴人。

 
     

家庭暴力属于自诉案件,不诉不理

警察介入只是干预家庭暴力的起点,现行司法制度对大多数家庭暴力采取“不诉不理”的态度。根据《刑法》的规定,除非家庭暴力造成重伤或死亡,只要受害人不提出要求,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主动介入。民法中“不诉不理”是为了体现当事人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处分个人权利的意愿,也适用于部分轻微刑事案件。但是在家庭暴力中,大多数受害人不提起诉讼是由于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隐私,“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反映到司法机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稳定。这种情况下,不诉不理反而使受害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 [详细]

家庭暴力离婚案举证难,呼吁举证责任倒置

中国目前的家庭暴力相关诉讼大多是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民事诉讼。即便如此,这类诉讼仍然面临“举证难”的问题。除了警察和社会工作者缺少取证留证意识以外,还有举证责任的不合理。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这个私密空间,受害人不可能一直为了准备诉讼而刻意保留证据,即使有医院记录也很难证明与施暴者有关。另外,家庭暴力案件的证人也通常会因为感情的原因不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词也很少被采信。司法界一直有家庭暴力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呼声,即由施暴嫌疑人自证清白,但目前尚未被《民事诉讼法》列入可适用的情形。 [详细]

审理程序冗长,上海刑事案件平均审理70到90天

家庭暴力虽然应当入罪,却大多数并非恶性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如果按照普通审理程序详细审判,会浪费了较多的司法资源,但这类案件又确实触犯了法律,不提交司法审判容易导致警察暴力。多数发达国家设有“轻罪法庭”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审判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像流水线一样运作,涉案当事人排队候审,警方办案警员出庭作证。从轻、从快,当天审理、当庭辩论、当庭裁定。中国虽然1996年刑法修正案增加了简便诉讼程序,适用刑期三年以下的轻微犯罪,但是囿于现行审判机关的体制,在实践中并未充分发挥作用。根据2010年上海市的一份调查,刑事和解案件的审理天数平均需要93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需要72天。如果仍然以这样的流程和效率审理家庭暴力案件,无论对施暴人还是受害人都是巨大的负担。 [详细]

 

目前中国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还需更“给力”。

中国的家庭暴力几乎一直是不受社会干预和制约的私人犯罪行为,在暴力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法律代价时,悲剧的发生就会特别容易。而要改变这一现状,仅仅靠一部法律的出台还差的很远。

 
网易新闻另一面往期回顾    
编辑:邱天人 马骥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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