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不久就订下“娃娃亲”，15岁就举行订婚仪式，虽然还是在校学生，平时也随父母居住，但“订婚”后的周末和农忙时节得去未婚夫家干活，到法定结婚年龄必须尽快完婚，如果悔婚要赔男方家双倍彩礼……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某深度贫困地区暗访时发现的情况。
精准扶贫让我国近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在一些地方，“娃娃亲”、天价彩礼却依然大行其道。这些披着“传统”外衣的陋习，不仅拖慢了群众奔向幸福生活的节奏，更让“乡风文明”沦为空谈。
纵观古今中外，从《梁山伯与祝英台》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包办婚姻酿成了无数人间悲剧。恩格斯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娃娃亲”就是包办婚姻的典型表现。
记者采访时还发现，贫困地区举债娶亲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记者遇到的一位来自贫困村的年轻小伙，父亲丧事刚花去20万元，娶亲的彩礼又一次性给了女方32万元，如今身负重债。
一些地方甚至根据女方学历、工作单位等条件对彩礼明码标价，女硕士研究生的彩礼高达80万元。在一些地方，彩礼甚至被称为女性的“身价钱”。即使双方两情相悦，也难逃彩礼的重负。难以想象，建立在金钱之上的婚姻能抵御多大的生活风浪，又有多少真情可言？
我国历来反对包办婚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立法，到新中国成立后颁行的《婚姻法》，都旗帜鲜明地保护婚姻自由。《民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还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虽然法律有禁止性规定，民间的反对声音也一直不绝，但“娃娃亲”、高额彩礼依然长期有市场，甚至有个别知识分子和颇具威望的民间人士为其辩护，称其为“地方习惯”“传统风俗”。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精神贫困”藩篱依然坚固，因循守旧、迂腐不化；另一方面则是虚荣心、攀比心作祟，终究是图个“利”字。如此一来，不但毁掉了子孙幸福，还败坏了家风乡风，抹黑了民族文化。
当前，我国“三农”工作重心正从解决绝对贫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精神贫困”是下一步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但一些落后思想仍深植部分群众内心。
改变现状，要敢于动真格、狠刹歪风邪气。同时也要强化观念更新，改变沉疴顽疾。最关键的仍是教育，这是斩断“精神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乡村振兴，必须摒弃糟粕，“娃娃亲”、天价彩礼该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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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男青年结婚难：新三大件重如山 有的要花上百万
这个春节假期，不少适婚青年面临着亲朋的灵魂三问：“找对象了吗？有合适的吗？啥时候结婚？”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在山西、河南、湖南等地走访发现，不少农村大龄男青年面对这道难题更加“尴尬”。在一些农村地区，娶妻必备的车、房、彩礼等新“三大件”花费竟然飙涨到上百万元，结婚已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
“三大件”成“三大山”
“村里娶个媳妇，有的全下来得100万元左右，娶不起。”记者在晋北某县采访时，当地有村民无奈地说。
这个村子有600多人，其中大龄未婚男青年20多人。“平均下来，十户就有一个。”村里干部说，这些人年龄集中在三十多岁，还有几个四十来岁。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房、车、彩礼等新“三大件”花费少则五六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成为一些农村适婚青年背不动的“三大山”。
有村民给记者匡算怎么就花到了上百万元：不算杂七杂八花销，当地县城房价每平方米约4000元，一套房子连装修带家具、家电六十多万元，买辆车近二十万元，再加上彩礼和“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等花费也得十五六万元。
不少村民反映，近年彩礼行情快速飙升，从一两万元迅速提高到现在的十来万元。在晋北一些地区，彩礼有152800元、131400元等说法，谐音“要我两家发”“一生一世”。
在湖南省岳阳市的部分农村，过去结婚只需在村里盖新房即可，建筑成本在20万元左右。近年来，在县城买房有成为“标配”的趋势，有的甚至要求更高，购房花费多的要50万元。
不少村里男多女少
“娶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娶不上”。在不少农村地区，适婚青年面临男多女少的尴尬。
春节前，河南省郸城县前刘楼村26岁的刘玄从外地回村，这些天忙着相亲。从19岁开始，刘玄相过十几次亲。“我们这边男孩相亲得排队，女孩相亲可以挑。”刘玄说。
前刘楼村党支部书记刘来利说，村里有500多户人家，23岁到32岁的未婚男子有44个，而适龄的未婚女孩只有32个。“这里彩礼10万元左右，有父母在外打工的，基本能出得起，经济不是大问题。”刘来利说，女孩少是当地农村大部分男青年结婚难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显示，至2019年末，全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04.46，其中，30岁至34岁为101.28，25岁至29岁为106.65，20岁至24岁为114.61，15岁至19岁为118.39。不仅男多女少，随着年龄下降，男女比例进一步扩大。
湖南省株洲市某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村里有大龄男青年30多人，从周边情况来看，男多女少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农村男青年结婚更难。比如，同样有智力、肢体残疾等问题，男孩很难找到对象，女孩嫁出去就比较容易。”
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与男青年相比，女青年留城结婚较为容易。晋北某村第一书记说，近五六年，村里嫁到外面的女孩有八九个，但一个外地媳妇也没娶回来。
城里女孩不愿“下嫁”到农村，农村男孩却很难在城里娶妻。不少受访者说，在外打工的农村男青年，大多缺少学历和技能，很难在城里安家“立住脚”。
此外，随着信息化发展，“屏对屏”等交流方式也在改变传统的农村婚姻介绍模式。过去依靠媒人牵线的农村婚姻，如今更加偏重个体交流，这让农村青年有了更多的恋爱机会，但也让一些不善交流的青年更显得被动。
“娶不起”衍生系列难题
记者采访发现，娶妻难给农村社会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也衍生出一些治理难题。
多地农村群众反映，结婚已成为很多村民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部分农村家庭负债、致贫的主要原因。一些村民说，攒钱为儿子娶媳妇是他们的“毕生奋斗目标”，但父子辛苦数年打工积攒的钱往往仅够买个房子，其他花费还得靠借债。
结婚成本高，也易给婚后的家庭关系埋下隐患，对艰苦奋斗、孝顺父母等传统道德观念造成不小冲击。
不少受访对象反映，现在很多年轻人过度攀比，吃用都追求最好，比如结婚时“一步到位”，买房要求全款，买车追求档次，甚至不惜将债务转移至年迈的父母身上。
在一些地区，“再婚”彩礼甚至比“头婚”彩礼还高。记者在冀南一些农村走访发现，离婚后的“二婚”女青年彩礼普遍需要20万元左右。“再婚”成本过高，导致男方家庭出现“不敢离”“凑合过”等心态。
移风易俗，筑巢引凤
对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相关专家建议，要采取多方面措施，移风易俗，重塑乡村文明；从长远看，要正视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寻求治本之策。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说，要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积极倡导婚事新办、婚事俭办，树立文明、健康的新婚俗，减少群众在婚丧嫁娶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
其次，要加快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民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作用。“在农村地区加快培育类似红白理事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加强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约束村民行为，强化农村社会治理。”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吴修明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仅靠禁止收天价彩礼，很难收到实效，彩礼钱很可能从台前走到幕后,甚至不排除变本加厉。
吴修明等专家认为，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是社会治理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结合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尽快形成思路和对策，采取有效措施。
“从长远看，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才是治本之策。”吴修明说，城市“剩女”多，农村“剩男”多，要结合乡村振兴工作，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让城市女青年不把农村视为畏途。
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可采取适当措施，尽可能解决一些性别“结构”难题，如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鹊桥相会”。
本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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