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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不准刘伯承生前平反“是谣言!事实是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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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4日是刘伯承元帅诞辰124周年,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然而一些杂音却不期而至。最近, 一篇名为《无奈的历史:邓小平不准刘伯承生前平反》的短文在微信上传播, 文章宣称“刘邓长期矛盾尖锐”, 且“邓小平不准刘伯承生前平反”。这套早就被权威研究人士驳斥过, 毫无可信度的说辞, 今天又沉渣泛起, 不得不再进行一番澄清。

所谓为刘伯承平反, 指的是为刘伯承元帅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到错误批评一事平反。短文作者说, 后“邓小平不准刘伯承生前平反”, “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 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 碰了大钉子”。文章所依据的材料全部都是“听说的”、“在网上读到的”。用“道听途说”来形容此文再恰当不过了。关于此事的真相, 公开出版的正式史料众多, 随时去趟图书馆都可以查到。举手之劳, 网文作者却如此吝惜这点力气, 偏偏只对某些传闻感兴趣, 其用意何在, 不言自明。

为了保护刘伯承,邓小平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3卷的记载, 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在批评经济工作中“硬搬苏联规章制度”的教条主义时, 也批评了军事工作从1950年开始犯了类似错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关于国防工作的意见》, 提出“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 用整风方式, 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统一认识, 提高觉悟, 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 彭德怀主持会议, 邓小平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会议自6月20日起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开展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军队领导人受到了点名批评。

此时, 在外地疗养的刘伯承接到通知后赶回北京参加会议, 但因眼疾住进了医院。根据《邓小平传 (1904-1974) 》的记载, 6月29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会议上, 邓小平为了保护刘伯承, 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说:“让刘伯承好好休息, 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 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他还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 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六十六岁了, 又有病, 不要搞得太紧张。”邓小平的这番话是见诸会议记录的。

7月10日, 刘伯承在别人的搀扶下上台作了检讨, 既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 也作了自我批判。20日, 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会后, 在全军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 不少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过贡献的军队工作者受到了错误的处分和打击。

邓小平尽管同意“反教条主义”, 但主要是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在个人责任的问题上态度是温和的, 没有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7月19日,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主要从正面阐述问题, 强调要“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在对人的处理上,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和非常慎重的态度, 他对刘伯承仍是非常尊重的。他向毛泽东建议保留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后来, 邓小平多次谈到这次会议是错误的。

据张震回忆:“早在1973年8月, 小平同志就收到一位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迫害同志的申诉信, 他当即批示:‘反教条主义’是一件历史公案, 拖了多年, 当年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同志, 要求作出正确结论, 是合理的。”邓小平还特意将此信转给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而邓小平对于平反“反教条主义”的正式表态, 是在1980年9月30日。这一天, 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到邓小平住所汇报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有关情况。当时的情景, 《张震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1980年国庆节前夕, 我们一起来到邓小平同志家里, 向他汇报、请示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有关问题。当谈到‘反教条主义’问题时, 得志对小平同志说, 他要在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上讲话, 里面有一段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准备讲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有人讲, 这不是反到你头上来了吗?小平同志态度十分明确, 马上表示:可以讲。‘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 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 有人对我说, 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 没有一个好的司令, 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小平同志还向我们讲了当年‘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复杂背景和具体经过。”

这一段史实, 不仅有张震将军和有关当事人为证,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邓小平传 (1904—1974) 》和《刘伯承传》也都有记载, 不知网文作者“碰了大钉子”一说从何而来?

刘伯承遗体告别仪式, 邓小平率全家最先到场

邓小平对此事平反的明确支持很快就产生了作用。这年10月, 由三总部召开的全军院校会议上, 总参谋长杨得志明确表示“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1年11月23日, 张震作为副总参谋长在全军防化战备会议上又专门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邓副主席去年说, ‘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刘伯承年谱 (1892—1986) 》对此进行了准确记载, 网文作者却视而不见。

1982年, 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刘伯承发去致敬信, 充分肯定了刘伯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成就。同年, 经中央军委批准, 《刘伯承军事文选》 (内部本) 由战士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亲自题写书名。

1986年10月7日, 94岁的刘伯承元帅在北京病逝。14日, 在万寿路总后礼堂举行刘伯承元帅遗体告别仪式, 邓小平率全家最先到场。16日, 刘伯承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邓小平主持追悼会, 胡耀邦在悼词中指出:“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21日, 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悼伯承》一文, 深情回顾他与刘伯承几十年的真诚友谊, 对刘伯承的业绩、风范和才干给予崇高评价, 文章又专门写道:“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 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 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 永远值得我们珍视。”这篇文章后来收入经邓小平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是《邓小平文选》中唯一一篇关于悼念的文章, 足见邓小平对战友刘伯承的深厚感情。

1987年11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行文, 指出:“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在为刘伯承同志致的悼词中, 党中央已经做了彻底否定。”1992年, 《刘伯承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题写了书名。

“刘邓不可分”是一段公认的佳话

至于“刘邓长期矛盾尖锐”, 更是无稽之谈。“刘邓不可分”是一段公认的佳话, 岂能允许随意虚构?刘伯承与邓小平相识是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瑞金, 年长12岁的刘伯承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抗战烽火中, 1938年1月, 二人作为八路军129师的师长和政委, 从此开始了连续13年的亲密合作, 带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刘邓大军”, 也书写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在研究作战方案时, 他们常常是一个人讲话, 另一个不时地插话, 共同拟定作战命令, 联名签发, 翻阅一下《刘伯承军事文选》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所以刘邓部队中一般都搞不清哪些指示和意见是刘的, 哪些是邓的, 只知道这是“刘邓的意图”、“刘邓的指示”。

对邓小平这个好搭档, 刘伯承非常尊重和关心。他多次对官兵讲:“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 文武双全, 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 都要听政委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时, 在抢渡淮河的关键时刻, 邓小平作了行军部署, 刘伯承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政治委员说的, 就是决定。立即行动!”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参与编写的《刘伯承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47年) 12月上旬,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 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 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分手的那天, 邓小平冒着雨雪寒风给刘伯承送行。他们都不上马, 并肩步行, 一坡又一坡, 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 但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直到夜幕降临, 两人才互相道别。刘伯承翻身上马, 一面走, 一面吩咐身边的随员们说:“如果我们北上受阻, 不幸被敌人冲散, 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 到文殊寺去找邓政委。”并特别嘱咐电台, 要按时和邓政委联络。从此以后, 他增加了每天早晨向警卫员问话的内容, 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对刘伯承这位兄长, 邓小平更是非常钦佩和敬重的。1942年是刘伯承50寿辰, 邓小平于12月15日专门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祝贺:“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 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 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 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 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 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 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 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章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又成为《邓小平文选》中唯一的一篇祝寿文章。邓小平还说过:“我比他小十多岁, 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 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 在我们两人心里, 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 一起打仗, 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关于刘邓的亲密关系, 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目共睹。他们的老参谋长李达将军说:“刘邓配合得好。邓抓大事, 小事不管。刘对政委决定的问题很尊重, 叫下面照办。对作战问题, 命令, 计划等, 邓不过问, 撒得开。”曾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的李普在《记刘帅》一书中写道:“他们彼此尊重, 相互支持。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军政两位首脑那样地亲密和谐, 在人民解放军中堪称典范。列宁说马恩两位的关系, ‘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刘邓两位也可以说是这样。”他还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摘编自《邓小平研究》201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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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谍战往事:掌握国民党军机密电文


▲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派专人送交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情报

刘邓大军,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又称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之后,又扩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均为刘伯承和邓小平,参谋长亦为李达。解放战争后期,与贺龙所部协同,解放了云、贵、川、康、藏,建立了西南军区。

刘邓大军的谍报工作,不但对保证作战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笔者曾于1979年参加军委《刘伯承传》编写组,后又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刘邓大军回忆录。其间,多次聆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林桂森、情报处处长柴军武(解放后改名柴成文,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和副处长魏锦国(后任空军情报部副部长、空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谈及情报工作。

这几位情报工作负责人均已作古,所谈机密,有些至今尚不为世人所知。笔者也近古稀,有责任将刘邓大军情报工作前辈的光辉事迹披露于世。

一二九师的情报工作让美军观察组大吃一惊

抗日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所处环境和条件极为艰苦,情报工作所需技术器材,多是缴获日、伪军的。如太行军区长达4000多公里的电话线、电台(129师出征抗战时只有3部,到1945年已有七八十部)、发电机和电池,都是战利品。电灯泡,则是通过地下情报“关系”,从敌占区买来的。情报处的参谋们把盐泊装在瓦罐内,制造出了土电池。他们还别出心裁,把旧电池装在酸菜缸里,居然也可以继续发电。

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于1944年冬派惠德赛上尉作为观察员到129师参观和了解情况。129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热情接待,于1945年1月7日到9日,谈了三次,详细介绍部队作战的情况。惠德赛说:“你们的情报搞得很好。我看到许多图表,觉得都很好,这对于盟国海空军作战非常宝贵。你们的侦察工作太好了,敌人的秘密,对于你们都不是秘密。美国人如果知道你们是这样,一定很惊讶!”接着,他问道:“这里的情报搞得如此之好,请问是如何获得的呢?”

李达回答说:“我们靠的是群众路线。”惠德赛疑惑不解地问:“群众路线是怎么回事?在其他国家搞情报、侦察工作,只能是极少数花高薪雇请的情报人员,还有一部分情报也是用金钱收买的,并且要有许多先进的谍报器材。你们在严密封锁之下,从哪里搞来这些谍报器材呢?”

李达说:“第一,是从敌占区搞来的。敌占区的伪组织、伪军,以至公司、医院和公路铁路的工人、职员中,基本上都有我们的组织。甚至连许多伪军中的高级军官都有人和我们订了一些协定。所以,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广泛的社会关系,只要日、伪军一有行动,情报很快就会送到军区司令部来。沿铁路大小车站,也都有我们的人,因此,日军运行的车辆,装载的东西,次数,我们都知道。

“第二,是来自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组织。全根据地到处都有情报通信组织,也就是情报网。日军据点周围,也都有我们的情报员。在山头上,竖有标杆。日、伪军一动,民兵就放倒标杆,这样,从一个山头传到下一个山头,很快就传到我们司令部来。

“第三,是我们军队本身的情报侦察。除化装侦察外,常用战斗手段取得情报。”

惠德赛听了,惊讶不已,又说:“请问,你们是怎样夺取文件的呢?”

李达说:“如打据点,或打敌人运输队,或截获敌人的文件信件。比如,1942年5月,日军二二三联队在扫荡期间的全部命令计划,都被我们截获,对我们的反扫荡作战裨益不小。“再有,就是专门侦察机关的侦察。侦察参谋的任务是整理研究广大群众供给我们的情报资料,判断是非、真伪,从各方面详细订正,或翻译成文,或制成图表。”

惠德赛问:“太行军区的侦察部门共有几个人做研究工作?”李达:“四五个人”。惠德赛听了,又是惊讶不已!

美军观察组的先进电台派上大用场

惠德赛到太行军区第2分区了解情况时,遭遇日军大扫荡,不幸牺牲。在此前后,延安美军观察组派出了驻129师的观察小组,成员有戴丁中尉(后由霍克接替)、译电员惠特上士(后由一名少校接替)。报务员是周恩来从延安枣园派来的。

李达在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东南为美军观察小组找了一所宽敞的独院:北面两间;南屋较大,作为餐厅;西屋放置电台。警卫连把房子粉刷一新,搬来了办公用具和生活用品,帮助架设天线;太行军区情报联络处主任李棣华和黄宇田陪同观察组,住北屋。观察小组使用的电台,是手摇发电的,由警卫连帮他们摇。

戴丁向李达介绍了在太行山设立观察小组的原因:美军的B29轰炸机从西南起飞,到日本领土上空侦察或轰炸,经过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上空,是安全的;如经过日占区,危险性就很大。所以,美军就要在八路军的根据地设立观察组,观察气候、地面情况,开辟新的航线。因此,希望129师提供气象资料、飞机遇险时的迫降地点,协助营救失事的飞机和飞行员,提供有关日军的情报。

于是,李达指示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梁军派参谋经常来到这所独院,提供日伪军动态、气象资料和轰炸目标的情报,如日军的军火库位置等。戴丁和霍克及时给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发电报。因为他们忙不过来,太行军区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林桂森就派了两名报务员配合,其中有一名叫陈大义(解放后任总参通信部副参谋长)。观察小组对他俩很信任,放心地教他们学习操纵机器, 收发电报。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种新型的美制收发报机。

这种情报工作的合作,可以说是中美联合抗日的范例。

129师领导将观察组视同盟友,非常尊重,除了经常看望,解决他们所提要求之外,还请戴丁出席参议会,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在赤岸村边召开根据地群众大会时,也请戴丁出席并作演讲。每逢重大节日,部队召开晚会、联欢会,也请观察组参加。观察组的伙食,李达交代按师首长的待遇——小的,专门为观察小组做饭。此外,还给他们派来一个勤务员,照顾起居。逢年过节,师部都要款待这些盟国朋友。那时,129师设有生产部,部长张克威原是流落在美国的华工,依靠自学考上大学,专攻畜牧,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领导的农场,从美国引进了乳牛、软卜莱羊、美利奴羊、来亨鸡等。张克威还托人搭乘便机,到西安买回黄油和做面包用的高筋面粉,自己做面包、饼干、奶粉等等。这样,观察小组就能经常吃上张克威亲手制作的正宗西餐了。

张克威做好西餐之后,李达让司令部各部门的头头们去看看西餐是什么样子,并说:这是叫你们看的,可不是叫你们吃的。

那时,太行山的生活非常艰苦,司令部人员,包括刘伯承、邓小平,吃的是小米、窝窝头、糠饼子。缴获了日军的大米、洋面,就送给观察小组。观察组没想到山沟里的八路军对他们这样关照,非常感激。

太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镇,也在驻地王堡村热情招待观察小组,还由政治部的“先锋”剧社为他们演出精彩节目。著名演员赵子岳,就是剧社的领导人兼演员。

30多年后,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时,戴丁等还专程到使馆看望,对当年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美军观察小组在129师驻了不到一年,于1945年6月后撤走,其原因是美国转而采取了“扶蒋”政策。尽管如此,由于观察小组对129师的热情关照和情报工作的配合,非常感动,临走时,把电台和其他器材,连罐头在内,都留给了129师。

林桂森对笔者说:“观察组给我们留下8部美式收发报机。这种电台国民党也是有的,和美军观察组留给我们的是同一类型。但蒋介石想不到我们也会有这种设备。以后,我们天天用这些电台侦听国民党的电报。”

对李达尊重和热情款待美军观察组,当年有很多人是很不理解的,说:“对美国佬不需要这么热情!”但李达却笑而不答。直到美军留下的电台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才不得不钦佩李达的深谋远虑。

这种电台,无论是发射、接收距离,还是覆盖的电波频率,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通俗地说就是灵敏度很高。

美军给刘邓大军留下电台,并未告知蒋介石。蒋和他的军统头目们,直至撤到台湾,也不知晓此事。所以,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各部队,仍然没有任何防范地拍发绝密电报。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土八路的电台是老掉牙的,收不到他们的电波;有时,甚至把绝密电报用明码拍发。

林桂森曾对笔者说:“我们利用国民党的狂妄和麻痹大意,截听了他们的大量绝密电报,并且也多次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人数、主官姓名(一直到团营级)、驻扎地区、行动路线和时间,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的报务员可以听出电台是哪支部队的,发报手法是几号报务员。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有重大行动,我们立刻报给刘、邓、张(际春,二野副政委)、李首长。他们也经常让机要室把重要电报以他们的名义发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涉及到兄弟部队的,也及时发给他们。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都被我们掌握,还有不败之理?”

情报处根据截获的电报,和地下党送过来的资料,将国民党军几十个师的师级军官材料搞得一清二楚,并铅印成册,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更改重印。刘、邓和李达要求参谋人员必须背熟,经常亲自检查。

李达参谋长亲自出马策反高树勋

通过截听国民党的密电而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很多,仅举例为证。在平汉战役中。1945年10月,上党战役胜利后,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然而,国民党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更加速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以14个军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企图以现代化的美式装备,控制铁路,割裂中共各解放区的联系,逼迫中共的军队退入农村或山地,而便于各个歼灭之。

刘邓大军司令部根据各地情报网的情报和电台截获的敌军密电,搞清了北犯敌军所有团以上部队的番号、兵力、装备、主官姓名、驻地、行军路线和时间,以此为据,制定了先打平汉路之敌的作战计划。

在北犯敌军的将领中,也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爱国分子,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因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面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点,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一面加紧对高树勋将军的争取工作。对高树勋部,则围而不打,打而不痛,促其变化。邓小平直接领导地下党做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早在上党战役进行之中,曾派八路军前方总部高级参议申伯纯、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部副部长靖任秋等进行争取工作。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经多次争取,终于促使高树勋定下脱离国民党的决心。在刘邓大军发起总攻的10月28日9时,高树勋的长官部派王定南向刘、邓首长表示:高很愿意谈判,但由于几项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希望派代表同他面洽。

刘、邓为表示诚意,决定提高会谈的级别,派李达越过火线和高树勋会晤。在两军交战之际,派参谋长亲越火线去谈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也正由于此,方说明我方的诚意。

邓小平说:“李参谋长,你和高树勋过去都是西北军的,我看请你亲自出马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他。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做最后的商榷。”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这封信,当面交给高树勋将军。你对他说,我还要去拜访他的。”10月29日,李达同靖任秋一起,携带刘伯承的亲笔信,化了装,由一名负责往返联络的侦察员带路。当他们三人步行到马头镇,准备通过火线时,新8军的哨兵突然朝他们开了枪,子弹从李达和靖任秋的身边呼啸而过。他俩立即躲进高粱秆后面,派侦察员先到镇内联系。

不一会儿,在高部担任团长的田树青(曾为中共秘密党员)在侦察员的陪同下,赶来接应,说:“误会了,误会了。不知道是李参谋长和靖副部长。因为原来联系是靖副部长一个人过火线。哨兵见是三个人,就开了枪。实在对不起!”

宁都起义时,高树勋任冯玉祥旧部第26路军27师师长,但因事在外,未参加起义。因此,李达和高见面后,就从26路军谈起:“当年,冯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师;董振堂、赵博生和季振同将军发动宁都起义,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民主与独裁这两种前途的大搏斗,在这个历史关头,如果您能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将产生比五原誓师和宁都暴动更大的影响。”

靖任秋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孙殿英部当过副师长,和高树勋有过交往,比较熟悉。他开诚布公地说:“蒋介石想打通平汉线,是把你们当作枪头,叫你试探一下。成功了,得好处的是蒋介石。失败了,被消灭的是你们杂牌部队。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用鲜血换来的解放区,岂能让他人抢占?前不久进行的上党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李达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包围。对其他北犯之军,已经发起攻击。希望您早下决心,不失时机。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可以向刘、邓首长转告。”高将军说:“脱离蒋介石,同共产党、八路军再次合作,民主建国,这个决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但目前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我们新8军被夹在中间,一边是40军的李振清师,一边是马法五的40军和30军。如果我们有举动,就会受到夹击。”他还提出了起义后的部队番号和部下的安置等实际问题,要求和刘、邓面谈一次。

李达表示:“如果能约定起义时间,我们可以同时加强对两翼敌人的攻击,让他们自顾不暇,无力夹击新8军。刘、邓首长一定会安排时间会晤高将军的。”高将军当即决定,10月30日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余人起义,靖任秋留下同高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

刘邓大军于10月28日九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由于敌军得不到高树勋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动;刘邓大军则越战越勇,至11月2日,全歼了拒不投降的国民党第30和40两个军,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等官兵1.7万余人。至此,平汉战役大获全胜。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将军发来热诚的贺电:

“建侯[ 高树勋字] 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绥安!”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将军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3个军。11月10日,高树勋将军在武安县邑城镇举行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

笔者在这里似乎还应该写个小插曲。就是李达将军为了写争取高树勋将军起义的经过,让我到上海拜访靖任秋老人。我到上海在延安饭店住下后,给靖老打电话,说明来意,约定拜访时间,并问到府上怎么走?靖老说,你对上海不熟悉,我这里不好找,你在饭店等,我让秘书去接你。不一会儿,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进了饭店大门。待我从靖老家返回时,饭店的工作人员好奇地望着我,交头接耳……

回到房间后,一位饭店的负责人来看我,并问我是否知道刚才坐的轿车是上海第一号车?我茫然不知。他说,那辆车可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靖任秋的专车。因为上海的共产党员,谁也没有靖老的党龄长,而且他是地下党啊,只有他才有资格坐这第一号车。你怎么会坐上这辆车呢?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刚才进门时,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向那位负责人讲了拜访靖老的缘由,并说明是靖老交代让秘书和司机接送我的。他点点头,说声“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就告辞了。中午,我到楼上餐厅用餐时,餐厅经理和服务员一起给我上菜,并说,经理叮嘱我们餐厅给您加一道菜。厨师长也过来和我握手,并问我饭菜可不可口……

几十年来,我已记不得饭店经理、厨师长的名字了,但上海人民对老地下党员的尊敬和爱戴,却使我铭记至今。“爱屋及乌”这个成语,虽然我早就知道,但直到那时,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涵义。平汉战役的重大失败,使蒋介石和军统有所警觉:马法五们的行动是否通过电台泄了密?蒋介石于1946年6月13日向部队下达了一个命令,但他绝未料到,这个命令也被刘邓大军的电台截获,电告了军委:“军委:侦通(笔者注:指通过无线电通讯侦听到的)

蒋辰寝电令,凡作战命令计划及大小部队调动等重要命令不得再用无线电传达,应派妥人专送或国防委员会直派飞机运送。如不遵此令将其主官以泄露军机处办。 刘、邓 巳元”

其实,蒋介石仍然不知美军观察组给刘邓大军留下电台之事,只是小心为上而已。

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许多地区已被解放军占领,派人送作战命令已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飞机可以用来专送作战计划,所以,在此后的作战中,蒋介石和所属各部队,仍然是通过电台下达命令的。在淮海战役前后,更是如此。

作者:谢武申(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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