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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郭涛道歉后,如何看待父亲的力量?

2020-05-01 09:32:00 来源: 澎湃新闻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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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郭涛道歉后,如何看待父亲的力量?)

郭涛最近被骂上了热搜。2013年,因为参加第一季《爸爸去哪儿》,郭涛圈粉无数,次年便趁着热度出版了《父亲的力量》一书。近日,因为有网友扒出此书中对女性的刻板成见,甚至“第一次打女人”的故事,郭涛被嘲“人设崩塌”。

在郭涛这本《父亲的力量》中,“温良恭俭让”是衡量女性的标准,“父亲是用来仰望的”等等……郭涛的性别观,不仅影响着他和妻子,也在塑造着他的子女。

《父亲的力量》书影,2014年4月出版

这种影响,便是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李萱研究的重点。对家庭研究而言,有关父亲和母亲差别的讨论从未停歇。李萱的观点是,在带孩子这件事上,父亲和母亲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换言之,父亲和母亲身上都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力量。

4月27日,在第四十三期“复旦当代人类学讲坛”的线上讲座中,李萱以“家庭中的性别”为主题,讨论了父亲这个形象在家庭中的变迁和意义。她强调,讨论父职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共识,即性别形象和观念等并不完全是由基因这样的生理因素决定的。

郭涛在4月30日微博致歉

五位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做父亲?

首先,李萱以家庭中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为切入口,分析了清末以来五位知识分子的家书和自传体写作。

她选取的五位研究对象分别是曾国藩,梁启超,傅雷,梅子涵和肖复兴。对于选取样本的争议,李萱表示,“一方面这是一个限制,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去看不同的年代里,相对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不同年代上相似的社会阶层,他们的想法有变化。”

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从1911年清政府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19年五四运动,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78年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不断更迭。在这个充满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中的性别也受到极大影响。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他有一妻一妾,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在曾国藩所留存的丰富的家书中,并没有给女儿的信件,大部分是给父母兄弟和他的儿子们。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大部分内容是学业和道德上的教化。当他的儿子结婚后,他也会指导儿子如何掌握持家之道。他也会在信中提到女性,比如询问自己年轻的女儿是不是会做鞋了,让她有机会做一双给他看看。

李萱表示,“(曾国藩)他作为一个男性,对于情感的表达是非常克制的,没有写一些宠溺的话,在家庭中间也严格进行性别分工。在他的信件中,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女儿的女性,其实是隐形和无声的。他不给他的女儿写信,给他妻子写信,也是说你把家里人管管好。”

相比之下,比曾国藩晚了五六十年成为父亲的梁启超,拥有更平等的性别观和更直白的情感表露。

梁启超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其中给他的大女儿梁思顺写信最多,他会在信的开头直白的称“我的宝贝思顺”。李萱提到一封梁启超写给梁思庄的信,当时梁思庄面临本科选专业,梁启超建议道,“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既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适宜……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尽管到最后,梁思庄还是学习了文科。

在结婚早年,梁启超也给自己的妻子写过信。但有趣的一点是,虽然梁启超写过很多男女平等和女权主义的文章,并且强调一夫一妻制,他还是收了他妻子的侍女作为妾室。在给女儿写的信中,梁启超也提到过妻子,“你妈问我要一个耳环,但我知道她就是随便一讲,她想要的不就是一些火锅、腌菜、缸子、烟袋的物件吗,我认识她二十几年了,难道还不了解她吗?笑一笑就好了”。

李萱认为梁启超的信件中展现出矛盾的一面,他对自己的女儿们十分亲切和开明,但提到妻子的口气则不是那么的尊重和平等。

和其他研究对象相比,傅雷的家书流传最广,他成为父亲的年纪比梁启超又晚了二三十年。傅雷有两个儿子,大部分的家书是写给大儿子傅聪。傅聪是著名钢琴家,常不在国内,所以傅雷常通过家书与其联络,“一方面他(傅雷)还是延续了跟孩子相对比较平等的相处,但是父子之间的感情,其实是受到更宏大的,个人和国家之间感情的约束。”

在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中,大部分是对工作和艺术的交流。当傅聪和一个瑞士姑娘结婚后,傅雷和曾国藩一样,开始在信件中指导傅聪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他鼓励儿媳妇提高自我,但也给她找了一个榜样,是傅聪曾经的钢琴老师。这个钢琴老师除了做饭、洗衣、照顾丈夫孩子以外,还坚持每天练琴,每个月还有四五次演出。

李萱认为,傅雷口中性别平等的说辞有些流于表面,他让儿媳去进行自己的发展,但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帮助傅聪。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李萱选择了肖复兴和梅子涵老师的自传体写作来分析。肖复兴和梅子涵处于同时期的人物,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分别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通过分析《我的父亲手记》和《女儿的故事》,李萱发现,作为父亲的肖复兴和梅子涵依然延续了对子女丰富的情感表达,也在叙述中提到了肢体的亲密接触。

至于夫妻关系中间的性别平等问题,李萱则认为存在缓慢进步,“他们跟妻子去共同商量育儿的策略和方法,妻子有权否定丈夫的决议,然后丈夫也会参与一些传统由女性所进行的一些家务劳动。”

比如梅子涵在书中常提到自己洗鸡毛菜的事,并颇为自豪,“洗到集体宿舍里的每一个家庭主妇都很佩服他”,尽管主要负责家务和育儿工作的人依旧是妻子。

别让家庭传承不平等的性别观念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家庭嵌套在社会里,受到社会文化和各种因素的影响的同时,并和社会环境产生双向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和理念中,家和国的联系十分紧密。“家国一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等概念,使得中国家庭成为了国家的一个缩影。李萱认为,虽然新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家国一体”政策,但是从1950年就颁布的《婚姻法》,男女平等的国策,以及60年代“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运动中都可以看出,中国始终把婚姻、家庭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

因此,研究家庭,是想要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我们在谈性别议题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公共空间中间的性别议题,比如说媒体中间对性别的呈现,或者说职场上不同职位的性别偏好等,家庭也是关注性别议题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李萱在研究中发现,在“家国一体”的统一中,存在着矛盾与割裂之处。也就是说在国家建设中,男女被鼓励平等承担社会生产,而在家庭中,女性则需要额外承担育儿和家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张宣传画报上,表情从容镇定的女跳伞员正在空中滑翔。在那之前,跳伞员常被认定为男性的职业,这张画报反映了女性正在逐步进入传统观念中属于男性的行业。但在同时期,另一张《做好家务带好孩子》的5格画报上,妻子抱着孩子,和推着自行车要离开的丈夫告别,并在丈夫不在的时间里,带孩子、做饭和洗衣服。

李萱提到的宣传海报

女人所承担的双重负担与压力,在李萱看来,说明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性别角色的割裂,也表明“性别的变革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同步的”。

家庭中性别问题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代际传递上,“家庭会可能会成为性别的观念、角色和行为等,跨时代传递的主要场所之一”。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家庭生活会通过直接教育、对孩子行为的反应、父母的示范、资源分配和期待设置等途径,将性别观念向下传递。

直接教育指的是,父母直接传递给孩子,特定的性别应该如何做的指导,“比如家长可能会跟你说,你一个女孩子现在不好好学习做家务,将来怎么办?或者说,一个男生从小不好好学习,将来哪有钱去娶老婆呢?或者说你一个男孩子不能是哭哭啼啼的”。

相同的年纪,相同的行为,却可能因为性别的差异收到来自家长的不同反应。当父母看到青春期的女儿开始关注自己的外貌,会觉得很正常。但当父母看到青春期的男生每天照镜子搞头发,就会觉得不太好,想要批评几句。

父母的示范、资源分配和期待设置则在传递隐形的性别信息。在家庭中,什么样性别的人拥有决定权?父母的事业谁更重要?对于儿子和女儿不同的教育投资和财产分配,都在无声传递着性别信息。

李萱认为,期待设置可能是日常生活中让人最有体会的一点。她用不同性别的职业规划和学习能力来举例,“父母或者是其他一些家里的长辈会说,女孩子读一个硕士差不多了,(干嘛)去读博或者做一些很有挑战性的工作?”,“男生小时候语文的成绩差一点,外语成绩差一点不要紧。男生语言反正本身比较差一些,不用特别的担心”。

父亲并无特殊优势,但育儿需要这个帮手

进入21世纪,父亲育儿成为了热门话题。李萱在研究中发现,在2010年以前,很多指导家庭生活的书籍基本上都默认针对母亲。在2011年之后,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教育男性如何做父亲的书,郭涛《父亲的力量》也属于此类。

李萱列举了《所以,北大兄妹》《好好做父亲》《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等书,她指出,这些书强调“父教”可以给孩子带来自信、勇敢、坚定、果断等品质,并远离一些消极的个性,或者强调父亲可以给孩子提供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男孩作为自己的一个模子成长起来,女孩从自己身上看到未来丈夫的影子。

但在《一席》的一次演讲中,李萱指出,“其实父亲和母亲在带孩子方面,他们的相似性远远是大于差异性的。那些关于所谓父亲性别角色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实证证据的。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妈妈不能传递给孩子勇敢、坚毅、有魄力,有胸怀这些品质。”

通过对比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孩子的教育,有研究者发现,在两个妈妈的家庭里长大的男孩,不仅不比同龄人缺少阳刚之气,他们的性别观念更灵活,更少有大男子主义的观念。

所以,李萱认为,我们之所以强调在家庭中,父亲的参与对孩子的好处,并不是因为父亲具有什么特殊优势,而仅仅是因为在育儿的过程中,多了一个帮手。

除此之外,父亲参与育儿的水平和质量也影响着婚姻关系,而婚姻关系又会影响孩子的教育问题,“每个家庭里的小朋友,不仅受到来自两个家长分别的影响,他们也生活在父母婚姻关系的气场圈里。”

随着性别平等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丧偶式育儿”,“诈尸型育儿”等对于男性在日常育儿工作中的缺失的嘲讽,呼吁更多的父亲进入到被认为是属于母亲的、对孩子细致的照顾中去。

这一方面也收到相应政策的限制。李萱在演讲中提到了瑞典,在40多年前就提出父亲母亲可以共享育儿假期。瑞典有一个总的育儿天数,父亲和母亲可以按情况灵活地分配。很多西欧和北欧的政府都开始给父亲母亲比较充足的育儿假期,以及经济上的补贴,鼓励他们共同育儿。

这些政策给了民众一个非常清晰和响亮的信号——带孩子不仅仅是女人的事,男人带孩子也不是“帮”女人,因为男人本就有同等的育儿责任和义务。

而回到演员郭涛所认为的,只有通过父亲的力量才能传递给孩子的男子汉气质,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给予他的错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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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ase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李琮_B1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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