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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天做7次核酸检测 武汉一肝癌患者终于有住院床位

2020-04-08 16:04:43 来源: 澎湃新闻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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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67天,武汉一名肝癌患者终于有了住院床位)

睡梦中,张涛觉得冷,醒来摸到手机一看,凌晨5点多。空调被莫名关掉,他翻监控录像,发现父亲夜里在空调前站了三个多小时,左看看右看看。

那是2月24日,患有中低分化肝细胞癌、淋巴管恶性肿瘤、肝性脑病、癌细胞扩散肺部感染等十余种病症的父亲被“劝”出院的第40天,父亲病情一天天恶化,“变得痴呆”。

张涛要带父亲去住院,母亲反对。她担心去医院会交叉感染,“我和你爸出事没关系,你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完了。”

为这事,母子俩争吵了两天。

这两天,父亲整宿不睡,神智不清,无法沟通,翻箱倒柜摆弄家里东西。

2月26日,张涛说服母亲,载着父亲在武汉市内一家挨着一家医院跑,但要住院必须证明自己不是新冠肺炎病人。

“判定一个人是新冠肺炎病人很简单,判定非新冠肺炎太难了。”医院普通科室停摆,只能在急诊科输液,但父亲肝癌细胞扩散至肺部,病例上“怀疑病毒性肺炎可能”几个字,没一家医院愿意收治。

张涛带着父亲先后做了七次核酸和三次抗体检测,都是阴性,他多方求助,等着,熬着......3月22日,张涛终于为父亲争得一张住院床位,距离父亲过年前被劝说出院已67天。

看着躺在病床上安静输液的父亲,张涛说不出抱怨话,“只要人活着,其他啥都行。”

每次带父亲去医院治疗,张涛都戴上这套“装备”。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出院”

“你爸病情差不多稳定了,今天回家吧。”1月16日,张涛正在病房里照顾患有中低分化肝细胞癌、淋巴管恶性肿瘤、肝性脑病、亚急性肝衰竭、糖尿病、冠心病等十多种病症的父亲,医生来通知张涛收拾出院。

病区内其他病人也被以不同理由劝回家了。

当时距离武汉“封城”尚有七天,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日接诊量已是平日的几倍,已开始增派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支援发热门诊和隔离病区,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让出院前几天,张涛就发现,去医生办公室但见不到主治医生。平时基本坐满的办公室里只剩一位医生值班,询问才得知,其他医生都被派往医院的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

去年12月底,张涛看到网传带有“SARS”字样的截图后,便有些警惕,他发个朋友圈提醒朋友“近期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不要吃野味,等待官方通报”。

随后,武汉官方发布通报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可防可控”。张涛回想父亲此前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治病时,医生曾两次严肃地提醒要戴上口罩,他网购了三十多个N95口罩,在医院时,和父母都戴着口罩。

16日那天,张涛收拾好父亲的病例材料和衣物,载着父母回家。

出院记录上写着,父亲患有肝恶性肿瘤、肝衰竭等15种病症,病情十分严重。但没办法,他们还是得出院。

张涛尝试给武汉市其他几家医院打电话说想住院,得到的回复都是“最近住不了院”。

父亲今年才54岁,从2004年开始,身体一直不好。

张涛想起他初中时,一家人住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父亲在一家公司做销售。

父亲晚上总喝得醉醺醺回家,做销售有应酬,想要回款,“喝一杯给一万,不喝就慢慢等着。”

2004年,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硬化、肝腹水,那会儿母亲带父亲在武汉医院治病,一天花一万多,家里所有积蓄花光,还欠下几十万外债。

没多久,医生跟母亲说“没必要再治了,回家吧”。母亲不愿意放弃,坚持要留在医院治,还悄悄用尽偏方,硬生生的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后来父亲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

在那之后,父母借钱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旅馆。

母亲睡眠不好,父亲心疼她,自己守夜班。就这样,小旅馆开了八年,父亲守八年夜班。

靠着小旅馆,还了欠债后,张涛父母还存下些钱。2012年,他们在武汉市江汉区买了套房。两年后,把小旅馆盘出去,一家人来武汉生活。母亲又摸索着开了一家月嫂中介公司,生意也还不错。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好景不长。2014年,肝癌又找上门来。2014年至2019年的五六年里,张涛父亲不断查出各类肝病,先后做过几次手术,都还算成功,病情得到控制。

但从去年9月份起,癌细胞不断扩散,导致恶性肿瘤、肝衰竭、肝性脑病,扩散至肺部,导致肺部也感染了。

张涛辞掉工作,全心陪护。自疫情以来,母亲也没有再工作,两人日夜交替,守在父亲身边。父亲曾辗转武汉三家医院,最终又回到最初住院的那家医院。

但病情还是没被控制住。去年11月一天,医生通知张涛,“没有必要治疗了,家里的车子房子该过户抓紧过户,准备下后事”,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进他心里。

那是个大晴天,病区外阳光照得刺眼。张涛走出病区,来到停车场,躲进车里,哭了许久。

心情慢慢平复,张涛想通了,“不哭了,留着力气好好吃饭,吃好睡好才能照顾好他。”

他也把父亲名下的车房过到自己名下,买好丧葬用品,放在车后备箱里;又回了趟老家,买下一块墓地。

恶化

父亲被“劝”出院后,张涛陪伴父亲熬过67天。

1月17日起,张涛只能在家尽力维持父亲的生命,他开始谋划接下来的打算。

这些年,张涛一家人和医院打了不少交道。他也因此把父亲病情相关的药物和对应的症状,记得七七八八了。

他每天给父亲喂药喂饭、擦洗清理,还记下父亲当天的症状及服用药物剂量。

1月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肯定了新冠肺炎会“人传人”;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确认“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在家的这段日子里,张涛尽己所能也没能让父亲身体好转。

他所做的“病情记录”中写着,回家的第四天,父亲出现腹泻症状;第七天,父亲开始卧床不起,乏力,食欲不振,排便困难,面部、眼球发黄,是黄疸症状,下肢开始水肿。

又过了几天,父亲开始呕吐,腹部肿大。

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了。

“封城”那几天,父亲还能吃下点面条。身体越来越差之后,张涛每次做饭都为父亲煮点粥,端到床边,让父亲用吸管吸下,饭量少得很,有时一天喝不了一碗粥。

2月,张涛父亲身体不断出现新症状,病情日益严重。一天,张涛发现父亲下肢已经没有知觉,上肢用力掐才有少许感觉。

奇怪的是,2月23日,父亲早上服药呕吐后,下午开始能自由下床行走,还闹着给全家做了次饭,做了他拿手的番茄炒鸡蛋。

做饭时,父亲体力、精神和意识都挺好,一边颠勺,一边冲着张涛的镜头乐呵呵地说“平常动都不能动,今天(身体)很舒服”。

张涛和母亲觉得“好的反常”。

让张涛下定决定带父亲去医院是在2月24日。

那天凌晨零点左右,张涛给父亲喂了些水,结果全吐出来,给他按摩穴位才慢慢好转一些,能少量喝水。安抚好父亲,张涛就回自己卧室睡下了。

睡梦中,张涛觉得冷,醒来摸到手机一看,才5点多。原来是空调被莫名关掉了,他翻监控录像发现,父亲夜里在空调前站了三个多小时,左看看右看看。

那晚父亲整宿没睡觉。张涛问父亲,父亲手拿着空调遥控器说“空气中已经没有氧气了,马上要爆炸了,要关空调”。

听父亲说这话,张涛明白了,肯定是肝性脑病又犯了。

以前父亲肝病严重时,就会犯肝性脑病,神智不清、喜怒无常、多话、健忘,无法沟通。

这两天,父亲整宿整宿不睡。有一天夜里,他非要把厨房里已经摆放好的调料弄乱,重新摆放,然后把柜子里的衣服被子都拿出来,按照自己的心意整理一遍。

张涛说什么都不管用,只能由着父亲的性子来。等父亲清醒时,张涛跟他说这些奇怪事,他完全不记得。

看着父亲病情一天天恶化,张涛意识到,无论如何都要带父亲去住院。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日益升级,眼下非新冠肺炎病人都不敢去医院,母亲怕交叉感染,“我和你爸出事没关系,你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完了。”

为此,母子俩争吵了两天,“吵得很凶”。

2月26日,张涛终于说服母亲,带父亲去医院。

路上如何防护是个大问题。张涛自制一个“防飞沫保护面屏”,把家里贴在玻璃上挡紫外线的遮光薄板,贴在外套的帽子上,出门戴着帽子,遇到有人的地方,就把“面罩”拉下来。他戴上防毒面罩,有时会戴两层口罩,还戴上防护手套。

没戴“面罩”的时候,张涛就头套一个塑料袋,遇人就把塑料袋拉下来,不让皮肤暴露在外。父母偶尔也会这样防护,张涛觉得这样“最起码能阻挡飞沫”。

有时,张涛会头套塑料袋,他认为如此可以阻挡飞沫。

当天张涛带父亲去医院,做了“CT-胸部及心脏平扫”,显示“右肺上叶斑片影,考虑少许感染性病变可能;双肺下叶肿胀不全、支扩;双侧少量胸腔积液等”。随后,父亲在急诊科输了些护肝护胃的药。

打了针,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那天晚上,父亲又犯糊涂,同一个问题,问了张涛一两个小时,张涛就这样面对着他,回答了一两个小时。

留观室

张涛不忍让父亲来回折腾,想让父亲住进留观室。但病人想留在医院治疗,必须要证明自己是非新冠肺炎病人。

为此,张涛带着父亲开始一段“自证清白”的辛酸之路。

为了打消急诊科医生的顾虑,张涛和父母三人在2月28日上午都做了核酸检测,下午的结果显示,三人核酸都是阴性。

2月28日,一家三口为证明是非新冠肺炎病人所做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2月底,一连三天,父亲都没有排便,肚子胀起来。

看着核酸阴性结果,张涛满心欢喜,心想这下父亲能住进留观室了,但当他带着父亲来到急诊科才得知,留观室已经没有多余的床位。

就这样,他只得每天把自己和父亲“武装”好,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让父亲在急诊科输液。

有一次,急诊科医生把张涛叫进办公室,大致意思是说父亲的情况不太好,已经没有必要再治,不然人财两空。

张涛已经听过太多类似的话。他沉默了几秒说:“接着打针,继续治吧。”

张涛父亲暂住的留观室。

3月1日,父亲肚子胀得越来越大,病情实在严重,紧急中,张涛叫了辆120救护车载父亲来到医院急诊科。

“算是运气好。”张涛父亲顺利住进留观室。留观室不同于住院。医院规定,病人需要先在留观室住七天,做一套全面检查,全部都没问题后才能住上正式病房。

张涛每天都要挂号、排队、看诊、开药、照看父亲输液。晚上,母亲睡在留观室的折叠床上,他回车里睡。

“能否有一张留观室床位,完全靠运气。”张涛陪护父亲期间,每天都见到有非新冠肺炎患者家属哭着求床位的,也有大吵大闹甚至动手要一张床位的。

有一位比张涛小几岁的男子,他父亲生病想住院,但他没向医生争取来床位,情急之下动手推了医生一下,没过多久,这个男子被拷走了。

从那之后,急诊科就多了几位安保巡逻。

留观室不大,有11张病床,每张床都躺了病人,床边有家属陪护,病人和家属的衣物随意放在床角或地上,有老人总不爱戴口罩。这里的医护人员每天都穿着全套防护服。

张涛父亲是11号床,隔壁的10号床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也患有多种肝病,病情和张涛父亲差不多,肺部已经有感染,他一家人也奔波在“求住院”的路上。

张涛还见过,7号床那位五六十岁病人上午去检查,下午就被保安连人带床拖走。后来,他听说这个病人被检查出得了新冠肺炎。

也因此,他总叮嘱父母,在医院就要戴好口罩,而且要戴双层。

病毒肺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留观室住的第四天,父亲的CT报告上多了一句话“考虑病毒肺炎的可能”。

记得去年11月下旬,父亲因要做人工肝手术,当时的主治医生曾告诉过张涛,他父亲肺部有感染病变,是癌细胞扩散至肺部所致。

正因“肺部感染”,父亲治疗住院路无比艰难。

3月4日凌晨4点多,张涛在留观室躺椅上正睡着,一位医生气冲冲来到他面前,刚要张口说什么,又止住了,把他拉到外面说“你父亲已经病毒肺了,怎么不跟我说?”张涛有点懵,他还没看到检查报告,更不知道“病毒肺”是什么情况。

那晚,医生让他明天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带他父亲去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第二天中午,四个保安把张涛父亲连人带床推出留观室,要拖进隔离的发热门诊,和发热病人住在一起。

“我们都已经做了核酸检测,是阴性。”母亲手拽着病床,死活不撒手,向医生解释。

为了“自证清白”,张涛在3月5日傍晚又带着父亲在医院检验科做了核酸检测。6日上午的检测报告仍然显示阴性。

拿着最新的检测结果,张涛用轮椅推着父亲又来到急诊科,他想给父亲输液。

今天是另一位值班医生。他告知张涛,医院规定,只能周一可以申请住院,入院必须持有三天内的核酸检测结果,医院不认可超过三天的结果。

2月6日是星期五,为了9日(星期一)有一张三天内的核酸结果,张涛6日当天让医生开了给父亲做核酸检测的单据。

父亲正准备做检测时,被急诊科另一位医生认出来,说“你们是疑似新冠,怎么又来了,应该去定点发热门诊。”他没收了所有单据,还告知张涛要去定点医院做两次核酸和一次抗体排查后,才能继续在此输液。

“既然被认定是‘疑似患者’,要不去定点医院。”张涛想。

“核酸都是阴性,不感冒也不发烧的,我们收不了。” 张涛联系定点医院,得到如此回复,他和母亲一时不知所措,就这样,父亲在家拖到3月10日,肝性脑病更加严重,越来越糊涂。

3月10日,张涛父亲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所做的核酸检测,结果也是阴性。

进入三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已慢慢降温。3月10日,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11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变成个位数,仅有8人;18日,这一数字变成0。

然而,父亲作为非新冠肺炎患者,想住院还是很艰难。

10日和11日,张涛载着父亲连着两天去了做了两次核酸检测,但被告知无法查抗体。他们又去了另一家三甲医院,也没法查。

3月11日,父亲又做了核酸检测,还是阴性。

看着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张涛想着“再去同济医院试一下”,结果,医生不仅不给父亲打针,连挂号都挂不了。

多次往返急诊科,他大概摸清了医生的轮班制度,“他们三天一换班”。

到了3月12日,他猜准当天的值班医生,认为这位医生会给父亲打针,拿着此前父亲的核酸阴性结果证明,带父亲去了急诊科。果然,父亲真的打上针了。

那几天,能不能打上针,全凭运气。

3月13日,张涛父亲在武汉同济医院所做的CT检查报告上多了一句话“考虑病毒性肺炎可能”,正是这句话,张涛父亲的住院路十分艰难。

入院

“排除一个人是新冠病人太难了。”

为了排除父亲是新冠肺炎患者,每到一家医院,张涛都主动要求做核酸检测,“这样打针顺利些,多积累几次检测结果,也能印证父亲没感染新冠肺炎”。

往返于急诊科数日后,张涛向他们所在区的区政府求助,政府工作人员给张涛父亲做了住院安排。

以为终于可以住上院了,一家人都挺高兴。

3月14日,在医院开好了住院证,眼看就要住上院,但医生看了此前的病例上“考虑病毒肺炎的可能”,又要求重新做核酸检测,“已经检测过多次也不行”。

折腾了八个小时,张涛父亲做了核酸和抗体检测,两三天后结果均为阴性。

医生表示,可以住院,但医院很多药物都没有了,家属要白天去另一家医院拿药来用。

张涛满口答应。事到如今,他想不了其他的,“能住上院,已经很不容易了”。

到了3月17日,肿瘤科医生又告知张涛,“(你父亲)只能暂住‘缓冲区’,和其他‘正在康复中的新冠肺炎病人、疑似病人’住在一起先观察,都没问题后再转到其他科室”。

那时,张涛父亲已经做了至少五次核酸和两次抗体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他想了想,担心父亲被交叉感染,不敢让父亲住进“缓冲区”,就没继续办住院。

他又跑了武汉市其他医院,有医院的消化内科和急诊科已经开放,但其他科室都属于停摆状态。

“哎,还是去同济医院吧。”他带着父亲又来到同济医院急诊科,“小心翼翼”的做检查,谨慎地医生交谈,生怕被再次“盯上”。

这些年和医生打交道,张涛已经掌握了不少和医生交流的“小技巧”。“不能拿其他医生的诊疗建议给你面前的这位医生;和医生说话,要对病情有足够多的了解,最好还能掌握些专业名词,要不然两三分钟就被医生打发走。”父亲去年在医院治疗,张涛为了和医护人员“搞好关系”,还常常帮他们分饭,力所能及地帮些忙。

3月21日,张涛又带着一沓沓检查报告、病例及出院证明等材料,来到之前让父亲急诊科输液的那家医院检查。

父亲的CT检查结果让张涛欣喜,“双肺上叶淡薄斑片影,较前(2020-03-13)稍吸收”,病例没有“怀疑病毒肺炎的可能”或“感染性病变”这些字样。

事情变得顺利。

当天,张涛拿着这份检查结果,再拿上此前父亲做过的所有核酸阴性和抗体阴性结果,去找医生。医生结合以上所有材料,还组织一场专家会诊研判病情。最终,医生为张涛父亲手写下结论:病史同前,(3月22日13:00)患者已完成新冠肺炎筛查,已通过专家会诊,建议收住院。

经过60多天的奔波,医院终于排除了张涛父亲新冠肺炎病人,医生手写了“建议收住院”证明。

为了这句话,张涛陪护父亲在家熬了41天,又在各家医院奔波26天。

办理完住院手续,张涛看着父亲躺在病床上安静地输液,这67天带着父亲为了一张床位而奔波的经历历历在目。“只要人还在,啥都行;只要人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张涛以前算过这一两年给父亲治病的费用,“大概花掉一套房子,100多万吧。”眼下,家里存款基本花光,每天仍然要面临高额的医疗费,他有些发愁。

让他更愁的是父亲多次轻生的念头。父亲怕自己成为家里的负担,去年在金银潭医院医治时,要从楼上跳下去,被母亲拦住;疫情期间居家的日子,父亲又偷偷打开家门要溜出去想“在另一处住所等死”。张涛只能把家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

面对疾病,张涛总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对抗,但父亲的轻生,让他倍感悲伤无力。

这次能让父亲住进医院治疗,张涛原本心里踏实许多。4月3日凌晨1点左右,父亲再次轻生,酿成大祸,经过抢救“人保住了”。张涛知道,父亲剩下的时间已经“没几天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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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佳鹏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韩佳鹏_NN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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