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易公开课出品，更多内容下载网易公开课APP。
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前两天揭晓，美国科学家John B. Goodenough、M. Stanley Whittingham和日本科学家吉野彰，因为“推动锂电池发展”得奖。
John B. Goodenough和M. Stanley Whittingham的研究为锂电池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5年，吉野彰利用钴酸锂，制造出了第一块锂电池，改变了整个消费电子行业……
诺贝尔奖委员会用“他们创造了一个可充电的世界”，概括三人做出的贡献。
2019年10月9日，诺贝尔化学奖颁奖现场 / Nobel Prize
加上吉野彰，日本自第一次斩获诺贝奖以来，累计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
但其实2000年前拿到的诺奖，只占了三分之一。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
可从2001到2019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计划进行时间尚未过半，就已经狂揽19个诺奖。
也有数据表明，日本近些年的科研发表数量呈下降趋势，被引用的数量也没有以前多。
拿诺奖仿佛开了挂的日本人，危机感还是很重。
1
得诺奖的，都有点“不正常”
斩获诺奖的每位得主，都不简单。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除了97岁，刷新诺奖得主年龄记录Goodenough，来自日本的吉野彰，同样值得一提。
201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选中了两位全球技术专家，向他们颁发俄罗斯全球能源大奖，日本的吉野彰，就是其中之一。
业界一度认为，世界欠吉野彰一座诺贝尔奖杯。
2019年10月9日，诺贝尔奖委员会介绍吉野彰对锂电池发展做出的贡献 / Nobel Prize
1981年吉野彰进入锂电池领域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未来IT行业的发展和便携式设备的广泛应用。
当时的他，只是抱着尽可能使“摄像机变得更小”的想法进行研究，最大的驱使动力，是自己的“好奇心”。
但在新材料领域的探索绝非一帆风顺，从基础研究到构筑市场，就花去了近15年的时间。
“15年中研究很多东西，最关键是怎么样找到研发的问题所在，只有找到问题，尽快解决才行。
第一个问题解决后，会有第二个问题马上出来，带着高兴兴奋的心情去解决新问题。”
2019年6月2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吉野彰获得了2019年欧洲发明家奖“非EPO国家”类别奖项
择一而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改进锂离子电池的吉野彰，1991年制备出了第一个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这项技术广泛应用在了笔记本电脑等家用电子设备中。
如今握在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锂电池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未来AI时代的各类可穿戴便携设备、电动汽车……锂电池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吉野彰和其他科学家一起，点亮了这个划时代的人类奇迹。
吉野彰在日本川崎的实验室 / Asahi Kasei
“皆为利往”的时代，科研者们却总带着一种特殊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因为阴差阳错发现并发展“绿色荧光蛋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修研究的荧光水母 /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他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的经历更有趣。
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
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
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直到今年三月，田中耕一才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 NHK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不过是一所普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
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在获奖前，他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有发表过。
人到中年，他却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拿下了诺奖。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
中村修二和蓝色LED / NEW ATLAS
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没那么好的德岛大学。
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也许安于现状，中村修二最终也就在公司里安然地带到退休。
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满腔的怒气促使他开始了疯狂的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
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
与来自专业背景的人不同，中村修二就像野蛮生长的局外人，他撇开专业“常识”，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默默耕耘。
中村修二说：“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我就不会成功。”
除了低学历之外，日本的诺奖得主中还有一位出了名的外语文盲——益川敏英，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益川敏英（右） / Nobel Prize
在大学时期，益川敏英的英语就时常垫底，无论他如何努力，英语的水平和兴趣都从来不见起色。
因为这个，益川敏英不敢轻易往外跑，拒绝参加许多国外的研讨会，在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他从踏出过国门。
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用日语发表感言。会后有记者问他：“您打算学英语吗？”
这位老教授干脆地回答：“不。”
这群科学家，来自五花八门的领域，有着不那么完美的经历，但他们对科研工作的热情却又殊途同归。
2
教育创新、经济支持
是最实际的“神秘力量”
让日本狂揽诺奖的科学活力，大多出现在上世纪70、80年代前后。
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延迟性和滞后性。
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时间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或许是几十年前的付出换来的成果。这也是日本人“没那么高兴”的原因之一——危机感，也来自曾经的巨额投入。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到3%。
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
2013 年度日本 R&D 的投资份额（图中红色圆圈）将近 3.8%，是全世界 R&D 投资占比最高的国家 / UNU-MERIT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心和世界银行提供数据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失去的二十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
例如，建于1982年的“超级神冈探测器”，工程耗资约104亿日元（约6.3亿人民币），由小柴昌俊、梶田隆章、户冢洋二这三位互为师徒关系的科学家贡献力量。
小柴昌俊和梶田隆章分别在2002年及201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户冢洋二在2008年去世，但诺贝尔奖不追认已经逝世的人。
梶田隆章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老师（户冢洋二）能再多活十八个月，必能得奖。”
超级神冈探测器（Super-Kamiokande）是日本建造的大型中微子探测器，最初目标是探测质子衰变，也能够探测太阳、地球大气和超新星爆发产生的中微子
在科研经费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
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没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
日本科学家职业受尊重、工资待遇较好。根据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1995年调查结果，在日本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仅次于并列第一的法官、律师。
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的经费很快拨款到位。
不受外界的干扰，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开放的科研环境为专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促进探索思维的养成。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
在幼儿园、小学阶段重视与自然接触的生活经验，培养孩子的童趣与对自然的好奇，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都有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
日本教育倡导孩子接触生活，参与手工制作等活动 / 《在这之后》
据媒体报道，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世界的合作与和谐。
教育理论强调基础教育教师的教学自由，促进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和扩大教学探究空间，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培养实践能力。
小柴昌俊在获诺奖后的一次记者会上曾说：
“我是以倒数第一成绩毕业的，感谢东京大学没有放弃那时的我。”
日本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学风开明、自由，不唯一两所高校为尊，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Shuji Nakamura（中村修二）上的是排名垫底的德岛大学，但憋着一肚子气，带着对“斯巴达式努力”的抗拒，最终也成了人才。
如名古屋大学副校长渡边芳人所说，“名古屋大学的校训是‘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其含义不仅仅是培养获取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气抱着怀疑精神进行研究的人。”
人才的培养不拘于名校，更注重于学术思维及质疑精神。
研究型大学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同时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美国的实验室中取得了科研成果。
总体来说，充足的经费保障、民主的科研环境、开放的教育模式对日本井喷式”的诺贝尔奖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3
极致到矛盾的匠人精神
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勇于创新，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
从小处看，匠人精神是一种踏实，是对细节的严谨执着，对错误的正确态度。
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
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
一辈子坚持只做一件事、十年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二十年。
在此前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活。
大隅良典
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矛盾。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深刻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中处处体现的这种现象。
“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高度重复的匠人精神同创新之间的矛盾：
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可能，同时，为观点的实现提供保障。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曾说：“保持孤独，我才能够不被这些东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质，这让我能产生新的点子。”
在他看来，保持孤独，才能从内挖掘能量；专注于自身，才能缩短减少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换来的恰恰是原创灵感喷发的瞬间。
而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也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特有的踏实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并源源不断为此提供持续的力量。
鲁思·本尼迪克认为，日本人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自尊文化，对名誉的维护也是其中的体现。
对匠人精神的坚持，对名誉的追求，以及深入骨髓又充满矛盾的耻感文化和自尊文化，都在拿下诺奖这条路上，为日本人保驾护航。
也许在科研的路上、在夺下诺奖的竞赛中，中国人已经走出了很长一段路，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也许在“滞后性”过去后会有喜人的突破；
但在日本19年内这些突出的成就中，也至少可以让人看清，在更多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参考资料：
[1]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三位“锂电池之父”[N].新京报.2019.10.10
[2]本庶佑成为第26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N]. 地球日报,2018-10-01.
[3]日本人又得诺奖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J]. 中国科普博览,2018-10-01.
[4]日本诺贝尔奖获奖原因探析[R]. 山西大学,2006.
[5]21世纪的18年来，日本拿了18个诺奖[N]. 凤凰新闻,2018-10-02.
[6]屡屡折桂诺贝尔奖，日本科研为什么强[N]. 光明日报,2017-02-15.
[7]新闻分析：又有日本人获诺奖说明什么[N]. 新华网,2018-10-02.
[8]菊与刀[Z].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商务印书馆,1990-06
查看更多文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网易公开课（open163），上好人生每一课。
本文来源：网易公开课
责任编辑：
王佳哲_NBJS6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