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丨中国精神:"文明型国家"的底气

张维为著，《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盲人摸象读不懂中国

读懂中国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如果按照人口来算的话，中国大概是100个欧洲普通国家的规模，欧洲国家平均人口是1400万，而中国是14亿。所以解读中国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每个人摸到的都是象的一部分，他摸到象的耳朵，就说象的形状像一个大扇子；他摸到象鼻子，就说象是一根弯弯的圆筒。从外界看中国，有盲人摸象的问题，其实中国人看自己的国家，也有这个问题，你看到的可能永远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一般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经济总量很大，通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近三倍于日本；但是我们一定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的人均GDP还比较低，排在世界第70位左右。一会儿是世界第二，一会儿是世界第70位，对于学过辩证法的中国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老外大都没有学过辩证法，总认为不能一下子全球第二，一下子又全球第70，你的弹性空间有点太大了。

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究竟如何从宏观上读懂，真不容易。打个比方，这有点像天气预报，你说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35℃，谁都相信，因为这个国家非常小，面积是北京市的1/23，上海的1/9。但你要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平均气温35℃，谁都找不到感觉，因为国家太大了，东北冰封雪冻之时，海南岛还是烈日炎炎。

我还可以打一个比方。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房价贵，但突然有个人说中国房价不贵啊，2016年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不到8000元/平方米，你说他讲得对还是错？所以究竟怎么读懂中国，我觉得还真需要在指标体系上做一点儿创新。我们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哪怕是一些规则简单的运动，比方说举重，也分重量级、轻量级等不同的级别。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复杂性比举重不知要高多少倍，怎么可能简单地用人均GDP这一粗糙的指标解释清楚呢？

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GDP总量，是根据我们的人民币和美元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你换一个叫作“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来进行比较和评价，也就是算算某种货币事实上能够买到多少东西，算算老百姓用这种货币能把多少经常用的商品放在篮子里，结论就与人均GDP之间的比较相差很大。英国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他做长时段的、上千年的购买力平价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比方说，我们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是2010年。但是他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1992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已经超过日本了。麦迪森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前就预测过，他说根据购买力平价，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结果在2014年的时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依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除了官方汇率的计算方法之外，还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其实，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统计方法，但我个人认为，相对而言，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比官方汇率计算的方法可能更接近真相。

“中国经济总量比较高，但人均GDP还比较低”，这种解读方法，也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指标在国际上的排名总体上远远高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排名。

我多次提到，当下中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是可以和美国、欧洲比一比的。实际上中国发达板块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已经超过美国的中位水平了。整个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位净资产均在2007年处在最高值，然后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而一路走低，到2013年的时候，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中位净资产是12.2万美元，整个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当然更低，也就7.2万美元。如果我们说这两个数字，一个是上限，一个是下限的话，那么折成人民币，相当于50万—84万人民币的区间，我认为中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是可以与之有一拼的。美国这个水平如果拿到中国的发达板块进行比较，那恐怕有相当大的比例都属于弱势群体了。所以按照这种评价指标比较下来，结果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资料全都是公开的，而至今还有许多人不敢相信中国人可以比美国人富裕。其实哪怕不看这些指标，只要在美国生活过，就会知道，中国很多普通家庭比美国的普通家庭更为富裕。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人均预期寿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指标。北京、天津、上海、浙江，都是80多岁，均超过美国，美国是79岁。北京、天津、上海、浙江这四个省级行政区，加在一起的人口是1.5亿，这就是说中国有1.5亿人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美国了。吉林、辽宁、山东、江苏，以及福建、广东、海南，还有山西、陕西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和美国相当，为77—80岁。这两部分加在一起是5亿人，也就是说中国有5亿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和美国相当，甚至超过美国。

还可以比较一下社会治安。对于这个指标，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数据，就是命案。中国的命案发生率，在2017年是每10万人0.81起，是世界最低之一，并且这个纪录保持了四年。中国的命案发生率低于公认治安比较好的日本和瑞士，大大低于美国，美国的命案发生率几乎是中国的六倍。

还有一个指标是民调，其中一个民调是统计民众总体对国家的经济、国家的状况是否满意。这个民调是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不满意度是11%，美国是64%，其他国家，如希腊和法国不满意度是80%—90%。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个有一定权威性的国际民调，法国益普索于2017年公布了25个国家跨国民调结果，在被问及“你的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时，有9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美国为34%，法国为11%。

我举这些例子想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我们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人均GDP不高，但是我们的社会指标和百姓的满意度总体还不错？

我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我可以简单地比较纽约和上海以作为说明。这两个城市我都非常熟悉。如果按照官方统计的人均GDP，纽约比上海至少要高四倍，但是实际在纽约生活的话，就会发现问题。上海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比纽约家庭高，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比纽约高，上海的社会治安比纽约好，并且多数上海人对自己城市的未来比纽约人乐观。此外，上海街上开的车比纽约的好，上海人用的手机、家用电器也比纽约人的好。所以我们能得出结论，即使我们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上海在人均GDP只有纽约四分之一不到的情况下，实现了比纽约好得多的社会指标。这只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真的成功了。

当然，还可以有第二种解读，那就是除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之外，恐怕GDP的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我们的方法与美国人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很多美国人统计的东西我们没有统计进去。中国住房自有率是世界最高之一，而国外GDP统计中很大一部分是房租。中国多数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进入GDP的只有物业费，房产本身哪怕升值了几倍，只要没有买卖，就不会进入GDP的统计。中国农村的许多经济活动也是不进入统计范围的。过去40年，农民兄弟的房子从土房变砖房，变瓦房，变楼房，这当中很多的活动，包括劳务等，是没有计算进GDP的。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街头小贩等非正式经济活动，我们是放水养鱼，根本不计算这些经济活动，而美国是全都计算的。像意大利，连贩毒、卖淫都计算到GDP中去。中国现在新经济的规模居世界第一，手机支付的交易规模是美国的70倍，这一类经济活动现在也没有完全统计到GDP中去。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规模以上企业”的概念，但西方一般不用这个概念。总之，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现在的统计方法可能低估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总量。

由此我联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从西方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采用的指标，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创造的，而我们很多学者在使用的时候往往不假思索。靠这些西方指标，恐怕是会误读中国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但基尼系数能否准确地读懂中国呢？西方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7，所以不少学者推测中国要进入动荡期。但我们需要仔细看一下基尼系数的定义，我们会发现它计算的是货币化的收入，以中国相对弱势的农民来说，他们货币化的收入不多，但他们事实上拥有土地，拥有房产，而这些都没有进入基尼系数的计算中去，如果计算进去，就不一样了。另外，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刚才讲了，人口是100个欧洲普通国家的规模，传统定义的基尼系数对于计算中国这样超大型人口的国家，究竟有多大意义？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即使我们采用基尼系数这个统计方法，但把人口规模缩小，比方说，分省来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在一个省的内部，基尼系数大都还在比较合理的区间。换言之，基尼系数的适用性可能与国家的规模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个指标是用出境人次用来衡量国家开放度。我们现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出境游人次是1.3亿。出境人次的统计标准是现代国际法，以之来分境内、境外类型，但事实上欧洲大都是小国家，我们从北京飞到上海是1小时40分钟，这个时长在欧洲要飞过十来个国家了。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看的话，那么，凡是有能力乘高铁、乘飞机的，都可以说是有出境能力的。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看到的说法，叫“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自己从来不用这个概念，因为它偏颇得厉害。世界银行的报告里说，现在全球仅有13个经济体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变成了发达经济体。这个清单中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十多年前人均GDP就超过北京、上海，是人均两万多美元，但这个国家的首都，十年前的时候，一半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只是因为这个国家突然发现了石油，这些石油由几个家族控制着，引来了外国公司投资，从而一下子人均GDP就很高很高。其实这样的国家离现代化还差得很远很远，而中国的发展水平早就超过了它。世界银行报告中还提到一个超小型国家，叫毛里求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岛国，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这个国家也越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像这样的国家靠一个旅游业就可以把GDP撑起来，但如果由于某个突发事件，让旅游业受到打击，它马上就又变成发展中国家了。

所以跨国比较，要有“规模”概念，否则连读懂中国的门恐怕都进不了。一个国家大到一定程度，大到人口等于100个欧洲普通国家的地步，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一个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的国家，不能用如此简陋的方法进行跨国比较。对用西方发明的这些指标得出来的结论，也要有所保留，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才行。我们要进行指标体系的创新，唯有这样才能读懂中国。考虑到规模的话，像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国，虽然它靠旅游业就可以一下子人均GDP看起来比较高，但这样的小国通常也是超级脆弱的。甚至连新加坡都很脆弱。一位新加坡政要曾对我说过，新加坡是如履薄冰的国家，虽然人均GDP很高，但要是来个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事件，新加坡恐怕就没有了，它的经济会被完全毁掉。所以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也有大国的优势，我们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最终总会亮起来，这是中国发展和崛起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记得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陈平教授曾经说过，世界银行把大小完全不同、类型差别如此巨大的国家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好像把大象和跳蚤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一样，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标准看，世界银行的这种研究是不严谨的。但即使退一万步，我们就按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来进行衡量，中国的发达板块早就超越了人均GDP 1.2万美元，也就是说早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门坎，中国的其他板块只要向中国的发达板块学习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单列出来，这个衡量方法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低收入有低收入的陷阱，中收入有中收入的陷阱，高收入有高收入的陷阱。过去数十年，西方话语创造了名目繁多的“陷阱”，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用中国道路的眼光来看，过去数十年全世界最大的陷阱其实就是两个，即“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一个低收入国家或社会一旦陷入这两个陷阱，大致结局就是走向混乱乃至战乱和绝望，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或社会一旦陷入这两个陷阱，基本上就是从希望走向失望，我们的台湾就是这样的情况；同样，一个高收入国家或社会一旦陷入这两个陷阱，基本上就会经历失败或走衰，今天欧洲很多国家和美国就是这样。凡是在国家崛起过程中能克服这两个陷阱的就基本成功了，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读懂中国和世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定要跳出西方话语。一个中国学人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正在到来。以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为例，西方主流政治学者这么多年来对中国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使然外，西方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本身也存有大量缺陷。它们离真正的科学相距甚远。西方主流政治学者没有预测到苏联解体，没有预测到中国崛起，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上台；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没有预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社会科学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数学模式，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极端丰富性所带来的挑战。中国学界为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一个“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伟大时代已经来临！

要读懂中国崛起，我们要对中国有一个整体把握，否则就会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我自己主要采用三个方法：一是看大数据，看比较权威的大型民调，而且要多个数据比对着看；二是要实地考察和调研，只是坐在书斋里看数据，经常会错得离谱；三是把中国分成板块，看板块和板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着重说一下第三点。如果粗粗划分的话，中国由两个板块组成，一个是巨大的发达板块，其硬件和软件的关键指标，几乎都达到甚至超过多数西方国家的水平，在许多方面都已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个板块不是所谓一般发展中国家，因为只要实地考察过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40%，而中国已经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非洲是50多岁，印度是60多岁，而中国农村都是70岁以上，所以我们这个新兴经济板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板块。过去十来年，中国这一板块的总体增长速度高于发达板块。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这两大板块之间形成了高度良性的互动，我叫作“1+1＞2”。它不是我们有些人所说的，欧洲与非洲的关系，这么讲的人肯定没有真正去过非洲。实际上，我们中西部地区这些年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早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我接受过《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我说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肯定是错误的，不要把这个钱用在军费上，中国不要和美国打仗，要打的话，美国也没有赢的可能。关键是美国要把这个钱投入到改善基础设施上。美国的基础设施太落后了，真的要好好改进。我不是拿上海的标准这么说，去我们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看一看，去我们重庆看一看，你会感到震撼。

话说回来。实际我们在一个省的内部往往也有两个板块，一个是发达板块，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板块，这两个板块肯定也不是欧洲和非洲的关系。中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互相帮助，互相提携，有规模效应。如果发达板块更多地代表了质量，那么新兴经济板块就更多地代表了数量，两者一结合，便实现了良性互动，中国因此而崛起得非常快。西方老是用平均法，那是静态的，再看中国两个板块的关系，这才是动态的，这种良性互动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非常大，中国发展的机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很多静态地看是劣势的情况，动态地看，其实都是我们的优势。

总之，要读懂中国，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许多研究要超前进行。中国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在指标体系方面，要进行大量的、原创性的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做好。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对外部世界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整体把握，从而形成强大的定力。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老是读不懂中国，除了上节提到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使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在数千年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国家。大家可能还记得，2016年年初的时候，德国时任总统高克在上海同济大学做了个演讲。高克原来是东德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所以他在讲话中反复影射中国像东德，侵犯人权，等等。这种心态不少西方人都有，他们把中国看作一个“放大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我们和欧洲学者有不少交流，了解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也经常指出他们的这种盲点和愚昧。我经常说，中国和东德之间有几个差别。第一，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而东德当时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中国今天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每年出境游人次达1.3亿。第二，一些西方人还想当然地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比喻成东德和西德的关系，认为台湾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以为大陆人羡慕台湾，甚至会像当年东德人涌向西德那样。但我告诉他们，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正好相反，如果一定要像一些西方人那样把一切都政治化，那么今天用脚投票的是台湾人。估计有50万台湾同胞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工作、学习、生活，在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大约有200万人—要知道台湾的人口也只有2300多万，不如上海人口多。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想把这样的问题政治化，但西方许多人喜欢政治化，我们也只能奉陪了。我曾对台湾的前景做过不少预测，其中一个预测是台湾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之后的发展趋势是，从希望到失望，然后到更大的失望，如果没有大陆的帮助，将走向绝望。过去20来年台湾的演变，不就是这样吗？坦率地说，以台湾今天的制度，不要说与大陆竞争，连上海都将竞争不过。

第三，从中国国家特质的角度讲，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观点是我八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正式提出的。那一年我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在其中阐述了这个观点，该书销量过百万，译成近十种外文版本，海内外反响总体很好。这也许从一个角度可以说明，许多人或多或少地认同“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这种解读饶有兴趣。

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呢？“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这种特质决定了她的与众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特质，就像基因那样，决定了中国今天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行为方式。我们都知道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但除了中国，另外三个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都中断了。今天的埃及人跟法老、跟金字塔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是同一种民族，不是同一种血缘，不是同一种文字，今天的埃及人是古埃及文明消失后，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的。而中国人是自己土地上的原住民，我们的文化一以贯之延续至今。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文明型国家”，我们先要了解一个概念—“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几乎就等同于“现代国家”。它包含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清晰的边界，拥有国歌、国旗、国徽，等等。

民族意识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需要建构的。比方说，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的，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当时当地的华人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马来人更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有意识地推动形成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历史上，欧洲国家大都是宗教国家、家族国家，互相之间无休止地打仗，血流成河，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使日耳曼人口几乎消失了四分之一。最终于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此欧洲开启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18—19世纪期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亦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王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推动形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意识。结果法国就具备了超强的现代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击败了普鲁士。后来，铁血宰相俾斯麦远交近攻，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形成现代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加入欧洲列强，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作为传统国家的中国。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历程。传统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和宗法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由知书达理的乡绅处理村里家族间的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缺少国家治理的技术手段，更多地依赖道德教化来实行统治。

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小日本”。《马关条约》签订不久后的1895年5月，严复第一次著文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朝野上下发出了“保国、保种”的呼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又进一步道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

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民族融为一家，形成了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梁启超指出了孙中山最初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隐含着大汉族主义。后来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接受了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

梁启超曾多次感叹，传统中国的中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几乎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也没有现代财政，老百姓更是没有国家的概念。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是四分五裂的中国、内战不息的中国，是一大批自治的部落，上面加上一个国家的名称而已。“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朝代、邦国、家室的总称，即“一姓之天下，非万姓之天下”。费孝通说过：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

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回想甲午战争的时候，那还是“朝廷的战争”，甚至被称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朱自清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军民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了国土，一扫我们民族的百年屈辱。今天我们更能理解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更能理解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说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换言之，一个觉醒的、高度团结的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了。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我还可以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他从大历史观出发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他的主要观点是：从孙中山的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看作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整体。他认为，民国时期，初步建构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包括各种现代政府的机构设置，但这个结构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政治精英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今天若到贵州山区扶贫，只要给贫困户一张银行卡，现在还可以绑定手机，国家扶贫款就可以直接打到他个人的账户，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数目字管理”，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做不到。黄仁宇还认为，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重构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监察、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各种技术支撑和制度支撑。

换言之，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

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古老文明所形成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这就是我今天谈的“文明型国家”的真正形成。

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提及三位学者。一位是美国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他把中国称为“文明国家”，英文是两个名词，civilization和state，中间是一个连接号，表示两者属于等同的概念。他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这句话讲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但它的潜台词是，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法治、现代的国防、现代的经济，等等，换句话说，白鲁恂用这个词时，更多地带有负面意义。

第二位是英国学者，也是我的好朋友，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先生，他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他自己也告诉我，这不是他的本意，但出版商认为这个名字有利于书的销售。与白鲁恂不一样，他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中性和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肯定。他认为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特征，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世界。

但是马丁·雅克也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两种特性之间会有某种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比方说，他认为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比方说，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形成某种挑战。

第三位学者就是我自己。我比马丁·雅克更往前走了一步。我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我在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慎重结论。但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中国既是古老文明，也建成了现代国家，两者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国家”，翻译成英文是“civilizational state”。文明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表示“文明型的”，修饰后面的“国家”这个名词。“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比白鲁恂的“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要积极得多。

我认为，“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这种“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

我多次做过这样的比喻：这就像汉语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时，不会以英文世界的喜好而改变自身；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了后者：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美国可以借鉴的东西也不少。

话说回来，为什么西方老是误读中国？因为西方总是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话语来解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比方说，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西方主流政治学者演绎的发展逻辑是这样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走向民主，而民主的概念又是西方一家界定的。这种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历史观是单线条的，最终发展到西方政治模式终结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这也是西方老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放大的东德”的深层次误区所在。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首先，历史上它曾长期领先西方，这个领先有重要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中国开始落后了，这种落后有其深刻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又迅速地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西方，这种赶超之所以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一与原因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比如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今天仍然被十分看重，即政治机器不能空转，政府要致力于改善百姓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中国今天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忽视民生也是今天西方模式走下坡的主要原因。

这背后反映的是两种哲学观，一种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单线发展观，认为西方代表了最好的制度，历史发展到西方模式就终结了。另外一种是认为历史上存在各种发展模式，它们之间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互相竞争的，某一模式即使过去很好，但骄傲自满，就会停滞，就会落后，其他模式就会赶上来，历史进程是多线的，是动态的。

以多线历史的角度看，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崛起的中国，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必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和整个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