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书瑞著，孔祥文译：《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郊区景色
西北郊区的景色从别墅亭台和小路的雅致花朵扩展到溪流、运河和护城河的绿色堤岸，再到光秃秃而平缓的小山上，最后，穿过众多高峰之间狭窄山谷的坎坷崎岖小路，远离定义的文明村庄和城镇。对于休闲的人们来说，在这一景观的节点是寺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基础设施已经被皇帝、皇后和宦官们淡忘了，却被科考举子、官员、学者、诗人、作家、画家来到或居住在北京的这些人积极地占用。
在明代，西山已成为最著名的旅游区和受青睐的漫步地点。“西山霁雪”是八景之一，在帝国的图册和每一篇我曾经看到的有关明末北京的“游记”中，这些山几乎都被赞美过。虽然村庄和军营点缀着乡间，但西山仍然无人居住。紧挨着城墙外面的是富裕人家的别墅，但很少有人住在低矮的山里，高山后面是真正的荒野。起伏的地形是理想的墓址，那里还有让骑马的人可以轻易通过的小径。
因文明而改造这些群山的主要工作是由寺院和它们常住的和尚完成的。而且他们为数不少。显然土地可以优先用于建造寺院，并且刺激了游人的增长。精英远足的记载把这个地区的进步性结合起来，绘制于更大北京地区的绘画之中。
这些游人通常所评价和评论的包括草木和影子，透过湖泊的景色，或来自远方的山顶，或者远处的庙宇，池水、泉水和水的味道，傍晚或夜间的声音，幽暗的洞穴，尤其是古老或开花的树木。庙宇对于游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地标；它们承担了旅店功能，在那里一个人可以用餐、饮水和过夜，并作为过去的痕迹被发现、讨论、阅读，然后被再次纪念。每经过一年就会增加。据我统计，1470年，在西北郊区只有97座寺院；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以上，达240座；到1640年有330座。在上面任何给出的时间里，大约有一半寺院位于这些山上。
从游记、诗歌、旅游手册相结合得到的信息中，我们能重新构建这些在明末西北郊区有特殊吸引力的景点。有三座山是大部分远足最基本的中心。瓮山，是大西湖畔北边瓮形的山，而玉泉山因其湖泊和为这座城市供给玉泉水而闻名，在周边平原上兀然耸立。香山倾斜到西边更远的山上。杨尔曾提供这个地形的木版画补充了他的书面笔记。
没有登上瓮山或参观其破旧寺院的游人们通常驻足于青龙桥，最主要的吸引力是这座山南面有着长长堤岸的西湖。沼泽广阔的水面，茫茫一片的荷花使风带着芳香，阳光洒落在周边的稻田上(在北方是稀少的)，风景和鸟鸣声，沿着河堤高兴漫步，在不同季节观看这个场景——这一切不仅使当地人愉悦，而且使那些家乡在中国中部运河和稻米产地的人们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这道堤岸过去把稻田引向玉泉山——金代的八景之一，其柔和景象和纯净的泉水确保了它在游人中的名气。在山上有洞穴，有若干座小型的寺院，并且有可以在那儿酌酒赋诗的一座观湖亭子。
香山是比较荒凉的，只有东麓(靠近北京)被开发过。它有森林、自己的泉水、宛如香炉的巨岩(其因此得名)、开着淡雅花朵的杏树。1635年的《帝京景物略》称古老山庙在首都是最好的旅游地，并且赞美其许多景色，大池塘中的鱼“头头迎客，履音以期”以及来青轩（由万历皇帝赐名）。有超过一百首有关这一地区记载的诗歌证明在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访客中香山受欢迎的程度，包括哲学家王阳明、画家文徵明、艺术家和作家徐伟、诗人袁宏道。
任何参观香山的人必驻足于碧云寺和卧佛寺，它们是附近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群落。卧佛寺建在安静的山谷中，其五米高的青铜佛像是由成化皇帝捐建的。明代的游人还可以观看奇异古老的娑罗树，据说是从印度带来的种子长成的。春末，宦官捐助者栽种的牡丹花香弥漫了整个院子并且充满了酒香。在山谷上面是碧云寺，建在元代遗址之上，适于作诗。它也有清泉（“夜坐卓锡泉”）、池塘（“碧云寺施朱鱼”）和游客住宿（“碧云寺看月”）。
沿着香山山麓向南，另一组寺院于15世纪中期（用皇家的钱）修建在自唐、金或元代以来的宗教设施的位置上（并且在20世纪成为著名的八大处）。1503年秋，李东阳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尽管倾盆大雨，他和同伴终于来到1425年重新修建的平坡寺，却非常失望地错过了观看首都风景的时机，据僧侣们说，可以在一个清新的早晨看到京城。他们迷路了，几次试图寻找香山，结果花了整个晚上才到达另一座寺院。到17世纪，这个地区被冷落了，《帝京景物略》怅然地评论平坡寺:“制宏丽，宫阙以为规。今圮坏，而僧说宏丽当年，指故物道新，指旧阶戺道丹碧，客叹息，如将见之。”
平坡寺对面的山以卢师命名。卢师是一位来自中原的和尚，据推测他于7世纪到此并且在一个洞穴里隐居沉思。它名望的获得来源于在那修建的一座寺院的故事。住寺和尚的两位年轻弟子显示自己是龙王的儿子，化身成蛇，一大一小，结束了干旱。他们吸引了皇家的注意力，被赐予称号，并且在不晚于金代的时候（直到明代），官员来此祈雨。与这个官方的重视相类似，其他游人在附近的山洞中修建了卢师和童子的塑像。游人到此听着传说，观看山洞和一棵据说由卢师手植的松树，步行通过离寺院不远处名叫秘魔崖的危险隘路。
其他两座寺院经常吸引明末的游人：真正的古老宗教机构潭柘寺和戒台寺，其位于北京的正西，相当遥远，直入山中。潭柘寺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古迹建筑设施，建在离这座城市四十公里远的山坡上；宦官于15世纪两次重建。《帝京景物略》作者告诉我们，游人历经数日在狭窄蜿蜒的小路中的艰辛旅行终于得到了回报，看到了红墙碧瓦的寺院建筑。那些寻找历史记忆的人可以尝试阅读7块石碑（时间范围1173—1511年），其中许多石碑记载着皇家赞助，并提到这座寺院许多早先的名字。或许因为它的池塘，这座寺院借用了据称在卢师山降雨龙蛇的传说。这座寺院喂养了两条超过五英尺长的大蛇，起了相同的名字；在寺院的钟声里它们从树林返回，卧在一个红匣子里，每当它们高兴时，就蜷缩在祭坛上。
戒台寺离潭柘寺不远。其明代原本的名字为“万寿寺”。菲尔德博物馆藏拓片第927号。这座寺院声称充当和尚受戒的地方已经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仍然矗立着标有金代和辽代日期的石碑。从千佛阁可以看到浑河，弯曲“如玦然”；精力旺盛的人可以爬到山上并小心翼翼地钻进洞穴——有些洞穴里住着苦行僧，其他充满了钟乳石。也许是因为它是作为僧尼受戒的地方，戒台寺又因其堕落而声名大噪。春天的景色似乎引来了临时的货摊，不仅贩卖酒茶而且还有娼妓——据称，这是即将出家为僧的男子们最后一次机会，但对于荒度岁月的游人却是非常方便的。
有关这些庙宇的诗词告诉我们文人的经历:《游香山》《再宿碧云寺》《同文待诏登西山洪光寺》《卧佛寺听泉》《中峰庵雨后看涧水》《清凉寺龙潭》《秘魔崖柏树歌》《嘉禧寺楼眺望》《自山中归经西湖遇雨》《经功德废寺》《登望湖亭》《夜经玉泉看月》《瓮山圆静寺》。在明代，新组诗歌的意境已被创立：西湖十景、香山、碧云寺和宝藏寺。
在诗歌和散文中，北京的景观和优美的景致所表现的要比明代文人绘画更好。一个例外情况验证了这个规律。1596年，董其昌，一名新科进士，一本题为《燕吴八景》的画册反映了现在为人熟知的八景主题，打算作为礼物送给离开首都前往南方的朋友。这位画家的题名明确指出前五个景观表现的是北京。董提到了在这座城市的某处有他的“茅草屋”，并讨论了首都西湖地区；有三个画面涉及他和朋友喜欢的景色：《西山暮霭》、《西山秋色》和《西山雪霁》。但是，因为这本画册并非旨在唤起写实的场景，而是天才的一个陈述和关于共同价值的声明，画面本身是通用的，并不是只针对北京。
我们也许注意到，外国的参观者在形成有关北京郊区的中国思想中并不重要，据我所知没有直到明末，通过个人或间接的经历，首都为受教育的精英、当地人和寄居者短途或长途观光游览开发了附近的小山。虽然距离和简陋的交通工具使得旅行成为困难的事情，即使是那些有能力雇用马匹和仆役的游人也一样，读者不应假定文人拥有这些寺院和远景。
士大夫、官员与皇家宫廷的成员分享着这些景色（在时间和空间上）。正德皇帝曾经到过香山寺和卧佛寺，嘉靖皇帝（感叹山是那么绿）和万历皇帝也有过几次。有一次，从北京北部的皇陵祭祀回来，万历皇帝驻足于西湖并划了一次专门准备的“龙舟”。宦官们更多次是“漫步”观景。当宫廷精英旅游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由大批随行人员陪伴着。他们的行程怎么能与独自云游四方的男子如李东阳或杨尔曾相比较呢？
一方面，我们也许认为文人游客对皇家的存在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更喜欢享受他们安静的短途旅行。另一方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官员，也是皇家随从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正如在本章中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皇帝和精英二者更喜欢避开也参观这些景点的普通北京居民。
当最靠近这座城市的地区得到发展时，西山就变成了建设用地。优美的风景被用于修建别墅、坟墓以及寺院，在西湖东边，春光洋溢的平原就是已知的海淀，农田变成了皇戚和著名的当地精英家族的夏季庄园。这样，富有冒险精神的游客们就被鼓励去更远的地方。
西山地区不是明代文人游览的唯一目的地。在近郊、东边和南边以及城墙围绕着的城市西北（大部分也是寺院），是人们想去看的地方。这些景观也有助于确定这座城市在地理上的所至之处，而且当它们的人气与有魅力的季节和日期契合起来时，形成了一年中重要的日子。
首都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位于这座城市西边13层的天宁寺宝塔。因其相当的高度和数以百计铃铎的声响，能在很远的地方看到和听到。有关神秘灯光和怪异倒影的故事证实了保存在塔内佛骨的力量。游人的诗写道：“夜宿见塔光” ，“春日过天宁寺”。
近郊的一些寺院非常受当地人和寄居精英的欢迎。摩诃庵位于这座城市西门几里之外，相当于一个普通规模的建筑，由太监在16世纪中叶依墓而建，已经成为典型的文人宠爱之处。“殿前后多古松、古桧、古柏，壁间多名公题咏。四隅各有高楼，叠石为之。登楼一望，川原如织，西山逼面而来。”（在这种特殊的注视下，平原上随处可见的田地和庄稼就消失了。）全景、树木以及宁静使得其更具吸引力，有修养的僧人以及连续停留数天的客人，可以撰写诗歌或弹奏古筝。
西边和北边郊区也有寺院，它们因为宗教节日的热闹和尽情地吃喝玩乐吸引着文人。在这些场合，受过教育的指南文献的读者会与傲慢的贵族和吵闹的人群相遇。
两个传统似乎已经合并形成了（并且证明了？）春天郊游。一个传统源于庆祝强大神诞日的祈祷、礼品和节日的惯例。各类北京居民在佛诞日聚集在郊区的寺院和人气日渐兴盛的碧霞元君庙，二者都是在四月（通常是公历五月）。允许妇女们参加（即使是在社会保守的地区受到非议）。在春季（三月、四月甚至五月的不同时期），北京人还延续（或许是改变？）着一种古老而且更为世俗的“踏青斗草”习俗。富家男子们携着女伴，带着酒水和糕饼，前来寻求放纵的场所：在更远的碧云寺和卧佛寺、这座城市附近的道教白云观，特别是高梁桥地区，这些成为与调情和感官快感相关的时间和地方。
高梁桥，与这座城市西北角的西直门只有几步之遥，横跨在源于西湖注入护城河的河流之上；这条河的河水“水急而清”，被说成到处是鱼和堤柳垂青，柳树淡淡的绿叶标志着春天的开始。在这里，在清明扫墓时节，士女可以野餐，看着西山落日。酒肆和棚子排列在堤岸之上；有音乐、娱乐、赛马以及人群沿着河岸漫步。从四月初八到四月十八日，当人们为祭祀泰山女神而聚集在寺院时，虔诚中混杂着愉悦。
这座城市南部的农村——位于1553年后增加的外城墙之外，虽然发展程度远远不及比它高和干燥的西北郊区，但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它更加靠近首都文化的轨道。该地区的天然温泉鼓励农民种植花卉出售给富有的城市居民。冬天，用火加热中空的土窖，开花的植物和灌木可以高价出售并且享受反季节赏花的快乐。春天，在草桥和丰台，季节性鲜花一亩一亩地盛开：梅花、海棠、池塘的荷花、紫丁香和牡丹满地芬芳。修建于1627年的另一座碧霞元君庙增加了一个四月的朝圣活动，吸引了妇女和文人游客。
东郊风景比较少。三忠祠的祠堂位于这座城市东边的运河路线上，正好在城墙外，一座被槐树和柏树掩映着的水榭使三忠祠成为一个相对优雅的地方，便于离京的游人辞行话别。
当明末北京文人们到农村远足享受春天的气息和秋天的叶子，或去朝圣，或去和娼妓寻欢作乐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地成为这座城市社会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又延缓了农村向郊区转化的过程。在理解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开始理解清朝1644年的征服所造成的断裂。贵族的别墅就在那个时候被夺占了，并在一个世纪内西山最受欢迎的地点（和景点）也被封锁起来专供清朝皇家享用。当作为移民的旗人群体定居于郊外时，发展得到了加强，而且切断了与已经积累了数个世纪的明代过去的联系。有兴趣的清代学者努力尝试确定这些消失景点的位置，然而，最终在这些景点中倾注了怀旧的痛楚。
城市景观
北京宏伟城墙内的生活结构，从开放的、尘土飞扬的、农村的不均衡地延伸到嘈杂的、熙熙攘攘的、真真切切的城市。这里拥有水面或景色的地方很少，如果拥有水面或景色，也就可以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风景”了。包括西苑美丽湖泊建筑群落的核心城区限制着普通百姓的进出，尽管曾受邀进入西苑的官员们对此加以宣传。
这三片位于皇城以北较小的公共湖区相对来说是重要的。这里的桥梁，加上寺院和在堤岸上的连排别墅，为百姓能够享受公开水域中各种已知的莲花池、积水潭、净业湖、什刹海和海子提供了进入点。一个人可以在芬芳莲花开放时节宴请宾客，燃放精致的烟花，观看宦官洗刷皇家的马匹，还可以看采摘菱角；在下雪天喝着温热的酒，乘坐木制雪橇滑冰。《帝京景物略》列出了57首描写这个湖区的诗歌，每首证明了活跃的文人在其中接近它时的喜悦。“江以北来无此胜游。”
在北城东南角的泡子河是另一片沿河地区，没有那么宽阔，也没有那么优美。虽然几乎没有水泡，也没有日益开发的城市住宅区，但是堤岸上仍然有树木、芦苇和野生动物，还有别墅和寺院，使人们得以远离商业交通的喧嚣。
一些城市寺院因舒适的冬天聚会而闻名——比郊区地点更方便，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虽然位于皇城西部的灵济宫是由永乐皇帝修建的，享有由礼部提供的定期供品，并用于16世纪50年代的儒家讲座，但明末文人也把它作为一个在寒冷冬晚与朋友畅饮的地方。显灵宫有高耸的阁楼（也是由永乐皇帝修建的），据说，“看月则莫便于显灵宫”。
对于受过教育的男子和有抱负的官员来说，另一个非去不可的景点是孔庙建筑群落，自元代起，孔庙就坐落于这座城市的东北角。至圣先师和那些重要门徒在这些殿阁中被供奉着，并在院子竖立的石碑上列着自1404年以来在每三年一次考试中取得功名中榜者的名字。在这里的其他景致有由元代儒家学者种植的松树，十面石鼓于唐代在陕西被发现，宋代被珍藏起来，金代从开封被搬运到北京，而且成为诗意灵感的对象，引起了明代文人们的浓厚兴趣。
按照文人的标准，在南城发现的景致是相当少的，在16世纪50年代前，这里就已经是开放的农田。城门的周围地区是拥挤和商业化的，到处都是农业和制造业的气息和噪声。然而，精英们发现这里的一些地方不像是农村。例如，南城东南的法藏寺，有一座可以攀登的高塔。沿着狭窄蜿蜒的楼梯爬行，每一层有小的窗口，人能最终可以从顶部“望余秋色远”。
服务于王朝的宽敞寺院报国寺，是当时的皇后为她的哥哥于1466年重修的，在当时也被广大市民所利用。由于报国寺靠近南边的道路，因而有助于其成为和即将离京的朋友话别的地方。它那巨大、蔓延、古老而弯曲的苍松，可以望见皇家祭坛的阁楼，不同寻常的观音像激发了大量诗词的创作：《夏卧报国寺松下》《与冯开之登毗卢阁言别》《报国寺阁秋望》。
天坛的正北是养金鱼的池塘。在酷热的夏天，当最好的鱼已被出售或移走时，游人到此漫步。由于金鱼池两旁没有寺院而且也没有任何名人的别墅，所以这片地方被嗤之以鼻地认为是有些粗俗的，而这地方到处是下层游人。
作为适宜的一个大城市，北京是一个购物的地方，有些市场作为城市景观而博得声誉。棋盘街穿过皇城最南端大门外的地区：其北是各部衙门，正南面是前门。朝廷官员、学者、工匠和工人涌入这个开放空间，其每日举办的市场吸引了商家和顾客。虽然不是传统景区，《长安客话》仍然称它是“景”，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只在紫禁城中定期举行“逢四”（每个月的初四、十四和二十四）的集市；在这个内市，可以购买由皇室掌控的宫里剩余物品和奢侈物品。
新年灯市是一个繁荣的市场，于正月初八和正月十八日之间在紫禁城东华门外举行。作为对包括休假朝廷臣工和每年朝贡的藩属国使者们在内的顾客们集中的回应，各种各样的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得到。大群艺人的嘈杂声迎接着游人，有遮篷的地方留出用于餐饮，装饰的彩灯通宵摇曳闪烁。到明末，这一时节和这块地方已经变得相当有名了，极少有文人会错过机会去观看和记载它们。
后来庙会变得普通了，但是在明代只有一座寺院举办了定期多种功能的市场，而不是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北京官方的城隍庙在元代就已建成，于永乐年间重修，并多次用皇家的资金重建，但它的集市与国家赞助的祭祀无关。到明末，它每月有三天（初一、十五和二十五）举行并且已经成为渴望的游客们必到之处。挑剔的买家们可以购买古书、字画和古董（有真品也有赝品），还有漆器和瓷器。从帝国各地运来的有珍珠、宝石、象牙和丝绸，还有西藏佛像、耶稣像、牧民地毯和日本扇子。15世纪宣德和成化时期的香炉和瓷器在行家中已经变得如此流行，价格陡升。寄居者们用愉快的笔调一条条地记下了他们在这里敏锐地发现购买商品的经过，这些记载进一步刺激了读者们的欲望。
17世纪早期北京视觉记录捕获和宣传了这些商业和消费场所的一部分。承袭了宋代绘画《清明上河图》的传统，《皇都积胜》试图通过描绘一处生动的商业中心来捕捉这个更大的市区。这幅画落款日期是1609年，画幅展开长达六米，向观众展现出通往这座明末城市的一条小路。欣赏者可以从画面上的南边农村地区开始看起，跨过卢沟桥，穿过永定门，进入城区，沿着中轴大道，通过前门和棋盘街市场，然后进入北城，最后画面在长城的居庸关结束——从八景中一处到另一处的旅行。城乡对比显示出这座城市密集惊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拥挤的紫禁城南部地区，有着鲜艳装饰的商店、心急的购买者、小贩、卖艺者，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车，有的坐轿子，都表现出相当多生动的细节。不管画家的创作目的如何，这幅画卷肯定捕捉了只有在旅游文学才有所示意的北京城市生活方式。
地图不仅比这样一幅少见的手卷有着更为广泛的观看者，而且城市最突出的特征只隐含于文人著述之中。在1560年《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地图中——正如图51所显示的那样——标示了鼓楼、钟楼、东岳庙以及八景、湖泊、大型祭坛。但画面没有标明西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和东单牌楼，紫禁城两边的主要相交路口是著名的定位点，城市的贸易是拥挤的象征——并且位于西四牌楼十字路口的行刑场，象征着国家权力。
在寄居者和（少数）当地人的著作、绘画、诗歌和散文中，明末北京呈现了一个大量可消费的理想场景。一系列可看的东西有助于构成对北京的描绘，并且可以在地理上精确地定位出来。如此描述的城市拥有各种令人印象深刻和难忘的地点和对象，许多著名的游人拥有得到高级商品的难得机会。受过教育的士大夫精英的标准定义了价值，皇帝和中央朝廷发挥着次要的作用。公认的精英和有社会抱负的读者所了解的北京与帝国的首都不同，但又为互补。
明代文人游客的基调几乎总是积极的，我们很少能意外地遇到批评。我们必须为自己设想这些。尽管他们是有选择和局部的，确定在明代并保存下来的北京景观成为日后这座城市独有而宝贵的特色。
在这座城市的岁时中，我们可以看到相互重叠但仍有所不同的另一个北京版本——这座城市是由本地人而不是寄居者来理解的。正如一系列著名景点把北京压缩在这个空间内那样，节日也能及时地表达出城市的身份。虽然当地人冷漠地对待游人能够享受的景色，但节日必然被北京的居民保持下来。游人有时加入这些庆祝活动，但没有权力创建它们。通过对岁时的分析，我们因此可以看到首都身份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版本。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王霜_BNJ10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