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释人员贿选当村主任 曾带村支部副书记追砍民众

（原标题：山西一刑释人员控制“村两委”涉黑样本）

涉黑组织被打掉时，山西太谷县水秀乡北郭村村委会几乎陷入瘫痪。

被警方陆续带走的有北郭村两任村支书、三任村主任和一个村副主任（其中一村支书兼任村主任），还包括村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先锋队长、保安队长以及三名村支委委员和多名村民代表，囊括了北郭村“村两委”（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大部分成员。

这个涉黑组织的头目是原北郭村村主任、村民代表张三喜，2018年8月7日，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山西昔阳警方刑拘。2005年和2013年，他曾因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两次获刑。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008年，北郭村刑满释放人员张三喜通过贿选手段当选村委会主任，组建北郭村“青年先锋队”和“保安队”，实施暴力拆迁、非法拘禁、强揽工程、敲诈勒索，并逐步控制“村两委”，以“村两委”集体决议的形式，继续实施不法行为。

2019年3月26日，昔阳县检察院对张三喜及上述人员共21人提起公诉，所涉罪名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聚众哄抢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等。

本案已于7月2日在昔阳法院开庭审理。

7月11日，太谷县新闻办主任郝俊刚告诉新京报记者，张三喜案发后，太谷县政府向北郭村派驻了工作组，目前由其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水秀乡一名副乡长兼任村支书。

张三喜涉黑组织的覆灭，或为农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镜鉴。

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贿选村主任

张三喜今年42岁，据北郭村多名村民表示，张三喜年轻时常年在外做放贷生意，平时很少回村，2007年回到村子后便积极参与村务。

“村里赶庙会，他就自己花钱请戏班给村民唱戏，逢年过节给村里的老人和贫困户发钱，他也愿意借钱给村民，那会儿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热心肠。”北郭村村民胡爱民告诉新京报记者。

2008年，张三喜当选为北郭村村委会主任，得到了超过95%的选票。但昔阳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张三喜是通过贿选手段当选村主任。

多名北郭村村民印证了贿选这一说法，“2008年11月选村主任前，张三喜拉来了3000多袋白面，发给每家每户，一人一袋，让选他当村主任。”

今年71岁的北郭村村民武庆杰是少有的拒收白面的村民，“我把白面找人送了回去，捎话给张三喜，只要你给村民办好事，我就是不吃白面也选你，你要是不办好事，送啥我也不选你。”

此次选举，有媒体进行过报道。报道称，“鉴于张三喜的‘特殊情况’，村里特向乡里请示，乡里又向县里、县里向市里逐级请示。最终，张三喜成为北郭村新一届村委会主任。”

上述报道所说的“特殊情况”，是张三喜的刑事犯罪前科人员的身份。新京报记者获取的昔阳检察院和太谷检察院两份法律文书记载，2005年8月，张三喜因哥哥的债务纠纷把一名村民打骨折，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2013年，张三喜在村主任职务上，这种“特殊情况”又发生了一次。

当年1月18日晚，为了替朋友出气，身为太谷县人大代表、北郭村村主任的张三喜带着20多人到了张川蓉开的“金芙蓉”会馆，一行人打砸会馆，打伤了张川蓉。张川蓉被人送往晋中二院治疗。

1月19日零时20分，张三喜又带着时任村支部副书记张玉根和数十人，手持砍刀、镐把、铁棍，赶到晋中二院住院部，对张川蓉及其儿子、儿媳和无关人员进行殴打，导致多人轻伤、轻微伤。

上述行凶过程被医院监控清晰记录下来。彼时，多家媒体以《网曝山西一人大代表率众入医院追砍民众》进行报道，引发舆论关注。据当时媒体报道，案件发生后，山西省公安厅厅长作出批示，市、县两级公安100余名警力侦破此案，抓捕了包括张三喜在内的17名涉案人员。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法律文书显示，2014年7月，张三喜因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他的村主任和人大代表身份也就此终结。

“青年先锋队”做打手

事实上，上述打砸“金芙蓉”会馆和到晋中二院砍人，张三喜带领的人员都是北郭村的“青年先锋队”队员。这些随同人员也同时被捕。

北郭村“青年先锋队”是张三喜成为村主任两年后，2011年初以清理卫生、维护治安的名号组建的。在此之前，村委会还成立了维护治安的“保安队”。

昔阳县检察院起诉书称，北郭村“青年先锋队”和“保安队”，实质是村两委的打手。

一名要求匿名的先锋队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先锋队员一般是在村里没正经工作的年轻人，年龄要求35岁以下，明面上的主要职责是村内巡逻和打扫卫生，由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80多人，配备统一的制服，“夏天是迷彩服，冬天是黑色制服，装备有镐把、棍棒和砍刀。”

先锋队成立不到一个月，这名先锋队员便见证了一场殴斗。

昔阳县检察院起诉书显示，2011年5月，因北郭村村民代表吕建国在太谷县吃饭时，汽车玻璃被砸，财物被盗，时任村支书董新民带着先锋队队长白珀和多名先锋队员，殴打饭店老板，索要了3.5万元。

不仅如此，先锋队还对本村许多村民进行殴打、强拆房子。

北郭村是一个900多户、3000多人的大村子。《太谷报》公开报道显示，2012年，北郭村被列入太谷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居民点拆旧区，拆旧区位于村东，所涉面积275亩地，涉及拆迁户331户。

太谷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尚安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所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等方式，保证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达到占补平衡，“按照规划，北郭村要拆出275亩地，用于土地复垦。”

尚安民同时表示，这一项目的拆迁是由乡政府主导。

北郭村村委委员智成刚介绍，此次拆迁给予房屋和宅基地一次性现金补偿，“房屋每平米600元到920元，宅基地每亩22000元，可以回购村里盖的北郭新区楼房，没有房产证，每平米1050元左右。”

但多名北郭村村民认为，没有征询村民同意，拆迁程序不合法，他们不认可赔偿标准，拒绝签字拆迁，“拆的是宅基地，补偿标准太低。”村民侯换芳说。

拒绝的村民遭到了暴力拆迁。2012年5月25日，张三喜带领先锋队和拆迁人员上百人到胡爱民家，要求其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我让他出示拆迁文件和手续，张三喜喊了两声各就各位，一家四口就被几十人打倒按在地上。”

胡爱民说，房子被强拆后，大儿子肋骨被打断送进医院，张三喜又安排先锋队员在医院轮流看护，限制人身自由60多个小时。

据此，昔阳县检察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非法拘禁罪对涉案人员提起了公诉。

村民侯换芳家也遭到了强拆。在强拆之前，先锋队队长带着30多人翻墙进入侯家，以索要车费的名义对侯换芳进行殴打。

太谷县医院的病历显示，侯换芳双眼钝挫伤，右眼球结膜出血，面部多处软组织挫伤。太谷县公安局鉴定为轻微伤。

2019年3月26日，昔阳县检察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参与人员提起公诉。

被强拆后，胡爱民的两个儿子两家八口住进村位于法安寺内废弃的村委旧址内，侯换芳住在北郭村废弃的学校里，至今已达七年。

先锋队员还打断了村民赵玉宝的四肢。起诉书显示，殴打是因“到赵玉宝家买肉，肉不好。”

太谷县公安局出具的伤情鉴定显示，赵玉宝上肢左尺骨粉碎性骨折、右桡骨骨折，下肢左胫骨粉碎性骨折、右髌骨骨折，构成轻伤。

赵玉宝最终在床上躺了三年，至今走路仍然一瘸一拐。

强揽工程、敲诈勒索、非法放贷

尽管先锋队打人、强拆，但先锋队员没有工资。“为了稳定先锋队员，张三喜让先锋队员集资入股，他拿着钱出去投资，年底分红。”上述先锋队员表示，对于表现优秀的先锋队员，“打架厉害的，冲锋在前的，就有资格转到保安队，保安队领工资，一年一万，给村周边企业巡逻，也有机会承包工程。”

昔阳县检察院起诉书称，张三喜对组织成员根据各自贡献大小，由先锋队员转为保安队员、村民代表、两委委员。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有两名先锋队员转成了村民代表和村委委员。

除了控制先锋队和保安队，张三喜还对村民代表和两委委员进行拉拢。

村民李学志（化名）曾做过多年村民代表。他说，张三喜担任村主任之后，2011年给村民代表和两委委员发工资，一年三万，有村委委员证实了这一说法。

多名村民表示，2010年张三喜曾给村两委委员、先锋队骨干等五人发过轿车，在全村引起热议。

水秀乡政府2013年6月一份《关于北郭村村民信访问题的答复》也印证，村委会将部分工程款支付村干部、村民代表和先锋队骨干工资。村民反映的村里300亩土地卖土款未入账，也用于发放上述人员的工资。

除了给村代表和委员发工资，北郭村两委还向周边企业派驻村民代表，承揽工程，也成为村代表和委员的福利。

一名驻厂代表告诉新京报记者，2011年左右，多家企业入驻太谷水秀新型产业园，该园区紧邻北郭村。北郭村村委会向每个厂派驻了3名以上的村民代表。水秀乡政府一份文件显示，派驻村代表的目的是“协调企业与村民纠纷，保护村民与企业利益。”

不过，一家要求匿名的企业员工表示，张三喜向企业派驻村代表，名义上是协调纠纷，实际上是为了强揽企业工程，甚至敲诈企业，“厂内的一些小型建设工程，必须包给北郭村，由村民代表或委员找人施工。”

昔阳县检察院起诉书显示，涉黑组织通过向驻村企业派驻代表，以煽动闹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非法放贷等手段，垄断驻村企业原材料供应，强行承揽项目工程，攫取高额不法利益。

上述答复也证实，11家企业建厂时北郭村委会从工程中抽取一定费用，“所抽费用用于支付村代表工资。”

乡级政府对甄别村干部好坏负有责任

2016年2月，因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的张三喜刑满释放。

多名村民表示，张三喜刑满释放之后，以村支书张玉根助理的名义参与村委会事务，“实际上还是他主事，他曾经开玩笑说，以前张玉根是我的助理，现在我成了张玉根的助理了。”村民拍摄的一张图片显示，2018年7月1日，北郭村党支部庆祝建党节会上，不是党员的张三喜赫然在列。

2018年2月，张三喜涉黑组织引起警方注意。多名接受专案组询问情况的北郭村村民表示，昔阳县公安局成立了“2.14”专案组，对张三喜涉黑组织展开侦查。

2018年8月7日，张三喜被专案组带走。不久，张玉根也被警方控制。

昔阳县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该涉黑组织以北郭村两委会为基础，以“青年先锋队”、“保安队”、“村民代表”为依托，采取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新京报记者梳理起诉书发现，发生在2011年、2012年的4次强拆和1次损毁灌溉水渠，均由张三喜组织村两委、村民代表召开会议，所涉违法行为均是会议集体决定。

村民代表李学志说，按照规定，村民代表会议超过半数人同意，制定的决议就算通过。后来他发现，开会之前，张三喜让村民代表先签字，“不是签到的意思，是同意的意思，上面是空白的会议记录，开完会就算同意了。村民代表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是让你签字。”

另一名村民代表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强拆的时候都要开会，有时候张三喜宣布，有时候张玉根宣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柏瑛教授分析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治理中涉黑性质村霸村恶势力的产生与形成，存在多维生成原因。

她提到，“转型社会打破了乡村原有治理结构，并使土地承包、房屋拆迁等权利与利益居于治理突出位置，然而，基于法理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秩序，尤其是村民自治中的公开、透明、公平规则尚没有完全建立或完善制度，一些乡村村霸村恶利用选举操纵、控制乡村治理资源，固化小团体的利益分配，加之一些地方的保护伞存在，严重损害了村治的公共性基础。”

太谷县一名处级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张三喜涉黑组织用先锋队作打手，用利益拉拢委员，逐步渗透进村两委，“扫黑除恶要打早打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乡级政府失明失聪，对甄别村干部好坏上负有责任。”

曾致力于县域黑社会研究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同样认为，张三喜案是乡村涉黑案件的典型，“此案反映出乡镇对村庄治理上的放任不规范，张三喜屡次犯罪坐牢，还依然能够当选村主任或村民代表，披着合法外衣成立先锋队，这是不正常的，地方乡镇党委政府应当负责。”

水秀乡政府一名负责人也坦承，他们之前在工作上更多的是对政策文件上传下达，基层工作不够深入。

而涉黑涉恶人员一旦进入村委，就很难清除出去。上述处级干部介绍，在他担任镇党委书记期间，一名村主任花村集体的钱吃喝玩乐引起民愤，他要求将村主任就地免职，这名村主任却把持着村公章不上交，“村主任免职必须走罢免程序，一些违法违纪的村主任，他有能力选上来，也就有能力让你罢免不下去。”

吕德文建议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乡镇党委政府应对被选举人进行资格认定，“此外，农村决策程序要严格遵守‘四议两公开’（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并严格监管农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275亩拆旧区搁置了7年，至今没有复垦。2019年7月9日，新京报记者在北郭村看到，村东的大片土地荒芜，建筑垃圾上长着稀疏的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