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呼唤

这是田银伟支教的第二年。

有一天，她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问他们最喜欢的人是谁，孩子异口同声地说“田老师”，但当问起最讨厌的人是谁时，他们说是“爸爸妈妈”。

根据2013年的数据，中国有6102万留守儿童，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1/5，中国总人口的1/25。他们放学回家，眼前只有空荡荡的房间，耳边没有父母的叮嘱，只能缩在黑暗的角落里，睁大眼睛盯着手机，像一只只沉默的木偶。

当贫穷成为过去式，农村的儿童却又步入了新的困境：精神空虚。

无数的偏乡，都静静地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广西田阳县的五村镇也不例外。在一位90后的田老师到来之前，这一切就像昼夜更替，雷打不动地循环着。

1

大学毕业那年，田银伟入职一家专业对口的广东医药公司做管培生，工作稳定，待遇不差，领导重视。但一年半后，她决定辞掉这份无忧无虑的白领工作，理由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很失败”。

这个长着娃娃脸，有点婴儿肥，朋友圈里自称吃货的河南女孩，决定参加隔壁广西的百色市田阳县支教项目——百色市下辖9个县，9个全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广西最多——面试通过前，她没把这个决定告诉任何人。对在校大学生来说，支教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镀金，多则半年，少则一月，而田银伟一去就是两年。

五村镇风景如画，丘陵起伏，植被茂密，镇口水稻田里零星散布着水牛，路边随处可见大个儿野芒果。镇中最大的建筑是五村小学，其次是五村幼儿园。学校实行住宿制，因为家长几乎都在外地打工，远的在广东、福建，近的在田阳县城，周末会回来看孩子。村里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对支教老师很欢迎，买菜还给打折。

校方给支教老师腾出了宿舍，宿舍还有空调，男老师忙前忙后，给新老师们组装家具。校长请他们在学校门口吃了饭，一切都超出预期。

但当田银伟逐渐开始代课，先前积累的好感很快幻灭。

作为班里新来的陌生老师，田银伟本以为会迎来“一双双渴望学习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但眼前是一个个冷漠的眼神，从他们的眼睛看不出求知的欲望。

有个孩子跟她请假，“我爷爷死了”。她从孩子的眼神中，看不出有任何悲戚的情绪。“你难道不会难过吗”，田银伟忍不住问，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哭了。她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悲伤的哭，还是被逼急了的哭。

之后的日子里，田老师记住了更多的孩子。

有的穿黑白相间衣服的孩子，一旦遇到不会做的题，就往桌子底下钻，任谁都拽不出来；穿黄衣服的男孩常常无缘由的暴怒，扔书本，砸桌椅，打同学；穿绿衣服的孩子上课表情呆滞，说什么都没有反应，下课也没有笑容。

田老师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2

由于扶贫政策下乡，贫困地区也开始有了较为完善的硬件设施，逐渐发展起了果园和旅游区，但再好的道路和建筑，也唤不回孩子的父母。

过去的40年中，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2.6亿农民离开了村庄，来到繁华的城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由于中国至今没有废止户籍制度，农民无法分享所在城市的市民拥有的福利，催生了潮汐般出入城乡的“农民工”群体。父母们希望通过收入丰厚的工作，为家人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此之前，他们的孩子要先留在农村，孤独成长，成为媒体报道中的“留守儿童”。

通过家访，田银伟还了解到报道之外的情况。

班里有个女孩，平时不怎么说话，反应也比较迟钝。家访后才得知，她的母亲智力有问题，平时跟孩子缺乏交流，或多或少也阻碍了孩子表达能力的成长。

田老师第一次到她家，女孩躲在角落里，隔着很远，看着老师和母亲说话，一直在笑。老师和妈妈一起下地插秧，女孩跟着老师走进水田，一边看，一边笑，“我从来没见过她笑得那么开心。”

那次家访之后，女孩再来学校就愿意和同学们讲话了，也开始有笑容了。过去连字都不认得，现在可以背下一首诗。

田老师家访的另一个男孩子，家里只有他和爷爷，两人一天说不了3句话。她目睹了男孩一天的食谱：锅里下一块超市里买的素面，水里加点盐，再也没有了。一天只吃一顿，吃完就玩手机，一玩能玩到凌晨一点半。爷爷只会说壮语，根本管不住孩子。

她立刻打电话跟孩子父母沟通，两人借口挣钱不愿返乡，苦劝之下终于承诺回家看看，结果到了那天，老师上门“检查”，发现孩子还是一个人在家。要强的田老师众筹了一笔资金，购置了煮蛋器，每天给男孩煮一个鸡蛋，还跑到家长打工的工地，甚至还当场和孩子父亲发生了争执，换得对方终于松口愿意每周回去一次。

一开始，每个周末放学的时候，男孩父亲都会到校门口接孩子，但一直都站得很远，一等孩子上车坐稳，就启动摩托走人，父子俩一路无话，好像陌生人。

“父母是爱孩子的，但他们不懂如何表达爱，孩子也没有从父母的身上学会表达爱”，田老师认为。之后的一段时间，田老师持续做家访，说服父亲跟孩子多沟通，多聊些学校的事。

某个周末，田老师再见到这对父子，只见父亲站在校门口，等到儿子放学出来，上前一把搂着肩膀，一路上说说笑笑地回家了。

那一刻，田银伟觉得自己做到了。

3

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教育解决的，田银伟力所能及地解决问题，但更多时候感到的是无力感。

她倾注心力最多的一个孩子，父母离异，母亲住在县城，父亲在外地打工。一开始，她要求父亲每周都要回来一次，母亲定期要接孩子去县城住几天，或者打视频电话，以此弥补孩子失去的安全感。之后的半个学期，母亲每次跟孩子打电话都会哭，父亲也开始询问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但很快，母亲放弃了。她抱怨每次接孩子去县城，孩子只会呆那儿玩手机，怎么都使唤不动。她一看到儿子就生气，再也不接他进城，彻底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老师打电话也不接。

而对外地打工的父亲来说，孩子从母亲处缺失的安全感，很难双倍地补偿回来。

无奈之下，田老师只能自己抽时间陪孩子，跟他说话，带他看病，给他喂药，结果导致孩子对老师过度黏腻。她心里矛盾，老师应该是引导者的角色，学生过度粘老师并不正常，可自己毫无办法。

近年来，国内对留守儿童的统计缺失。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13年的数据，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有6102万人，占中国儿童总数的20%以上。而根据2016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至少有36万儿童是彻底的独自留守，没有任何家人照料。

在中国城市化的宏伟进程中，至少有1/25的人成了被牺牲的一批。他们或固守乡土，或游离在城乡之间，或流浪在都市的角落，他们自杀、犯罪，被性侵，互相伤害，甚至衍生反社会的倾向。他们的内心严重自卑，又以自我为中心，对父母充满怨恨，但又盲目反抗。

而近年来，随着网贷、P2P、传销、保健品等深入乡村，这批乡村的年轻人以“韭菜”的身份成就了一批城市新贵。2018年10月的“戴桂花”案就是其中极端的一例，丈夫策划假死骗保，不知情的妻子绝望下携儿女自杀。悲剧背后，是花费高昂却治疗无望的疾病、无法还清的网贷和流言的漩涡。

田银伟深知，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已万难扭转。她能做的，只能是不要让当下的孩子，成为他们父母那样的人，唯如此才能阻断留守儿童的代际传承。

她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有效，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会一直做下去。

“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