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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呼唤

2019-06-19 19:49:37 来源: 网易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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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呼唤 (来源:)

这是田银伟支教的第二年。

有一天,她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问他们最喜欢的人是谁,孩子异口同声地说“田老师”,但当问起最讨厌的人是谁时,他们说是“爸爸妈妈”。

根据2013年的数据,中国有6102万留守儿童,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1/5,中国总人口的1/25。他们放学回家,眼前只有空荡荡的房间,耳边没有父母的叮嘱,只能缩在黑暗的角落里,睁大眼睛盯着手机,像一只只沉默的木偶。

当贫穷成为过去式,农村的儿童却又步入了新的困境:精神空虚。

无数的偏乡,都静静地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广西田阳县的五村镇也不例外。在一位90后的田老师到来之前,这一切就像昼夜更替,雷打不动地循环着。

大山里的呼唤

1

大学毕业那年,田银伟入职一家专业对口的广东医药公司做管培生,工作稳定,待遇不差,领导重视。但一年半后,她决定辞掉这份无忧无虑的白领工作,理由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很失败”。

这个长着娃娃脸,有点婴儿肥,朋友圈里自称吃货的河南女孩,决定参加隔壁广西的百色市田阳县支教项目——百色市下辖9个县,9个全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广西最多——面试通过前,她没把这个决定告诉任何人。对在校大学生来说,支教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镀金,多则半年,少则一月,而田银伟一去就是两年。

五村镇风景如画,丘陵起伏,植被茂密,镇口水稻田里零星散布着水牛,路边随处可见大个儿野芒果。镇中最大的建筑是五村小学,其次是五村幼儿园。学校实行住宿制,因为家长几乎都在外地打工,远的在广东、福建,近的在田阳县城,周末会回来看孩子。村里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对支教老师很欢迎,买菜还给打折。

校方给支教老师腾出了宿舍,宿舍还有空调,男老师忙前忙后,给新老师们组装家具。校长请他们在学校门口吃了饭,一切都超出预期。

但当田银伟逐渐开始代课,先前积累的好感很快幻灭。

作为班里新来的陌生老师,田银伟本以为会迎来“一双双渴望学习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但眼前是一个个冷漠的眼神,从他们的眼睛看不出求知的欲望。

有个孩子跟她请假,“我爷爷死了”。她从孩子的眼神中,看不出有任何悲戚的情绪。“你难道不会难过吗”,田银伟忍不住问,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哭了。她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悲伤的哭,还是被逼急了的哭。

之后的日子里,田老师记住了更多的孩子。

有的穿黑白相间衣服的孩子,一旦遇到不会做的题,就往桌子底下钻,任谁都拽不出来;穿黄衣服的男孩常常无缘由的暴怒,扔书本,砸桌椅,打同学;穿绿衣服的孩子上课表情呆滞,说什么都没有反应,下课也没有笑容。

田老师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大山里的呼唤

2

由于扶贫政策下乡,贫困地区也开始有了较为完善的硬件设施,逐渐发展起了果园和旅游区,但再好的道路和建筑,也唤不回孩子的父母。

过去的40年中,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2.6亿农民离开了村庄,来到繁华的城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由于中国至今没有废止户籍制度,农民无法分享所在城市的市民拥有的福利,催生了潮汐般出入城乡的“农民工”群体。父母们希望通过收入丰厚的工作,为家人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此之前,他们的孩子要先留在农村,孤独成长,成为媒体报道中的“留守儿童”。

通过家访,田银伟还了解到报道之外的情况。

班里有个女孩,平时不怎么说话,反应也比较迟钝。家访后才得知,她的母亲智力有问题,平时跟孩子缺乏交流,或多或少也阻碍了孩子表达能力的成长。

田老师第一次到她家,女孩躲在角落里,隔着很远,看着老师和母亲说话,一直在笑。老师和妈妈一起下地插秧,女孩跟着老师走进水田,一边看,一边笑,“我从来没见过她笑得那么开心。”

那次家访之后,女孩再来学校就愿意和同学们讲话了,也开始有笑容了。过去连字都不认得,现在可以背下一首诗。

田老师家访的另一个男孩子,家里只有他和爷爷,两人一天说不了3句话。她目睹了男孩一天的食谱:锅里下一块超市里买的素面,水里加点盐,再也没有了。一天只吃一顿,吃完就玩手机,一玩能玩到凌晨一点半。爷爷只会说壮语,根本管不住孩子。

她立刻打电话跟孩子父母沟通,两人借口挣钱不愿返乡,苦劝之下终于承诺回家看看,结果到了那天,老师上门“检查”,发现孩子还是一个人在家。要强的田老师众筹了一笔资金,购置了煮蛋器,每天给男孩煮一个鸡蛋,还跑到家长打工的工地,甚至还当场和孩子父亲发生了争执,换得对方终于松口愿意每周回去一次。

一开始,每个周末放学的时候,男孩父亲都会到校门口接孩子,但一直都站得很远,一等孩子上车坐稳,就启动摩托走人,父子俩一路无话,好像陌生人。

“父母是爱孩子的,但他们不懂如何表达爱,孩子也没有从父母的身上学会表达爱”,田老师认为。之后的一段时间,田老师持续做家访,说服父亲跟孩子多沟通,多聊些学校的事。

某个周末,田老师再见到这对父子,只见父亲站在校门口,等到儿子放学出来,上前一把搂着肩膀,一路上说说笑笑地回家了。

那一刻,田银伟觉得自己做到了。

3

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教育解决的,田银伟力所能及地解决问题,但更多时候感到的是无力感。

她倾注心力最多的一个孩子,父母离异,母亲住在县城,父亲在外地打工。一开始,她要求父亲每周都要回来一次,母亲定期要接孩子去县城住几天,或者打视频电话,以此弥补孩子失去的安全感。之后的半个学期,母亲每次跟孩子打电话都会哭,父亲也开始询问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但很快,母亲放弃了。她抱怨每次接孩子去县城,孩子只会呆那儿玩手机,怎么都使唤不动。她一看到儿子就生气,再也不接他进城,彻底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老师打电话也不接。

而对外地打工的父亲来说,孩子从母亲处缺失的安全感,很难双倍地补偿回来。

无奈之下,田老师只能自己抽时间陪孩子,跟他说话,带他看病,给他喂药,结果导致孩子对老师过度黏腻。她心里矛盾,老师应该是引导者的角色,学生过度粘老师并不正常,可自己毫无办法。

近年来,国内对留守儿童的统计缺失。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13年的数据,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有6102万人,占中国儿童总数的20%以上。而根据2016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至少有36万儿童是彻底的独自留守,没有任何家人照料。

在中国城市化的宏伟进程中,至少有1/25的人成了被牺牲的一批。他们或固守乡土,或游离在城乡之间,或流浪在都市的角落,他们自杀、犯罪,被性侵,互相伤害,甚至衍生反社会的倾向。他们的内心严重自卑,又以自我为中心,对父母充满怨恨,但又盲目反抗。

而近年来,随着网贷、P2P、传销、保健品等深入乡村,这批乡村的年轻人以“韭菜”的身份成就了一批城市新贵。2018年10月的“戴桂花”案就是其中极端的一例,丈夫策划假死骗保,不知情的妻子绝望下携儿女自杀。悲剧背后,是花费高昂却治疗无望的疾病、无法还清的网贷和流言的漩涡。

田银伟深知,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已万难扭转。她能做的,只能是不要让当下的孩子,成为他们父母那样的人,唯如此才能阻断留守儿童的代际传承。

她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有效,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会一直做下去。

“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与我有关。”

大山里的呼唤

韩佳鹏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韩佳鹏_NN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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