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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绊与归来:钱学森回国与20世纪50年代中美侨民

2019-06-19 06:35:43 来源: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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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钱学森回国与20世纪50年代中美侨民 归国谈判)

一谈起钱学森回国,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想起1955年召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因为坊间广泛流传这样一种观点: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利用钱学森写来的那封求援信(这封信在后面提及)与美方代表交涉,最后要回了钱学森。

著者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这一观点存有疑问。钱学森回国关乎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对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会有中方的一个抗议就会把钱学森要回来,里面定会涉及复杂的背景和特殊的考量。著者还进一步发现,中方以钱学森事例与美方进行斗争,也就是利用那封求援信与美方代表进行交涉则是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即1955年8月8日的事情,而美国司法部正式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的通知则在1955年8月4日。也就是说当美国作出释放钱学森的决定时,我国政府是不得而知的。带着这样一些问题,著者查阅了大量新近解密的中美档案,发现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谈时,钱学森回国就是美方思量的重要问题,美方不断缩小禁止离美学生名单人数,最后聚焦于钱学森一人身上。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夕,美方为了争取大使级会谈的主动权,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总统召集有关方面商谈此事,最后提出了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1955年8月,随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展,美国国务院敦促司法部签署了同意钱学森离美的通知。另,钱学森回国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极力争取留美学生回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钱学森回国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放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侨民回国谈判的历史坐标中审视,我们才能看清钱学森回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才能就钱学森回国得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第一节

日内瓦侨民谈判曲折中前行:“只有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

1954年2月朝鲜战争停战后,苏联在柏林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召开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经过斗争和谈判,这个提议得以实现。当年4月,中国与美、苏、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但是美国在公报中明确指出,中国参加并不是对中国外交上的承认。实际上,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上第一次和美国直接谈判。

日内瓦会议议程除会议确定的商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外,参加国还在会外利用一切机会就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与有关方面展开双边或多边会谈。侨民回国问题就是中美代表团商谈和磋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之一。在中国的美国侨民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新中国建立后,留在中国大陆因触犯了中国法律而遭受关押的美国罪犯。另一部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在战场上俘虏了一批美国士兵,另有一些非法侵入中国领空被擒获的美国空军,中国政府根据中国法律对他们进行了控制,赎回这些人员是美国政府谈判的首要目标。

对于我国政府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体系的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一时无法培养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则成为年轻共和国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样就为中美双方坐下来谈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由于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又极想要回那些在华滞留人员,于是美国想通过第三方来办理此事。于是他们就找到自己的盟国——英国在北京的代办汉弗莱·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接手协助办理此事。在周恩来总理的英明决策下,中方代表团对此给予积极回应,特指定王炳南为中方代表,宦乡和柯柏年也参加此事办理。1954年5月17日上午,杜维廉会见了宦乡,宦乡不仅就英国公民回国提出意见,而且说:所有美国在华公民,只要没犯法都可以自由离开。同时,宦乡提出了美国扣押中国同胞的问题。当天下午,杜维廉会见了美国代表,通报了他与宦乡会谈的情况。他说,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提出来被禁止离开的中国人一事,提供了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杜维廉还说,除非原则上美国同意让被禁的中国人自由离境,否则他不愿当中间人。美国代表同意授权杜维廉作为一个中间人同中方对话。美国代表还说,任何和中国的接触只能通过中间人。最后,美国代表感谢杜维廉为此付出的努力,希望这事能推动得越快越好,并希望这一方案不仅能包括美国平民也包括美国的空军人员。[1]

5月18日清晨,杜维廉来到美国代表团就被扣美国人问题进一步听取意见。美国代表团授权他按如下方针立即和中方接触:借故宦乡提到的中国人被扣留在美国的问题,杜维廉可以告诉宦乡他有理由相信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可以通融的,并且要问一问,如果美方愿意让这些在美的中国人自由回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对被扣美国人的态度会怎样?同时让杜维廉在询问时要把美国飞行员也放在被扣美国人之列。[2]

5月19日,杜维廉与宦乡会晤。杜维廉首先把美国的态度向宦乡作了交代。宦乡则正面阐述了中方的意见,还说,中国从未扣留美侨,而很多华侨则被无理扣留不予回国。最后,杜维廉指出,愿纯粹以私人身份居中斡旋,使许多美侨在中国不能回美国、同时也有许多华侨在美国不能回中国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3]随后,美方代表把杜维廉同宦乡交谈的结果向美国国务卿作了汇报。5月21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致函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信中说:“你们可以告诉杜维廉,任何一名现在被美国政府禁止离境的中国人,只要想回到中国大陆,我们都将同意,只要不违背外籍侨民出境的法律规定。并且可以告诉你们,经过国务院、司法部、国防部和跨部内务安全委员会之间的积极讨论,我们确信,如果有的话,在这些仍想回到中国大陆的少数中国人中,只有少数几人的离开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损害。我们希望杜维廉能利用释放中国人这一点尽量和对方讨价还价。”[4]

5月26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向新华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国际新闻社等通讯社记者发表了关于中美两国侨民问题的谈话。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对于居留中国境内的外侨,包括美国侨民在内,只要他们遵守着中国政府的法令,一贯给予保护。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如果他们要离开中国,不论为着任何理由,都可以按照法定手续向各级人民政府申请,只要他(或她)没有什么未了的民、刑案件,都可以获得准许。”最后指出:“美国政府如果尊重国际法原则和人道主义,就应该立即停止强迫扣留和虐待中国的留学生和侨民,恢复他们离美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5]针对这一声明,特别是黄华声明中指出的美国扣留了五千名中国学生。美国国务院否认有五千名学生被扣留在美国,称自1951年6月以来,只有120名在美国的非美籍中国学生未获准离开美国。他们还称,这120名学生是因为朝鲜战争而规定的条例被拒绝发给离境许可证的,国务院还说,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只有四件离境申请书被拒绝。美国的新闻发布官林肯·怀特发表了一项声明:“自一九五一年六月,有条例公布,规定对某些外国人离开美国的管制办法。在那时以前,在美国中国学生是可以自由离开美国的,是毫无任何限制的。当共产党中国公开参加在朝鲜的战争时,住在美国的约四千五百名的中国学生中,约有四百五十名要离开美国。到今天为止,其中约有一百二十名不准离境。”他们还指出:“那些不准离境的学生掌握着美国不愿被用来反对它自己的技术资料。”[6]

5月27日,宦乡与杜维廉举行会谈。宦乡首先表明了我国的态度,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侨民是违犯了我国的法律,而那些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则没有违犯任何美国的法律。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同时指出,即使这样,但只要美国方面愿意谈这类问题,中方是不拒绝的。杜维廉建议由美国与中国开展直接谈判。[7]

杜维廉关于中美开展直接会谈的建议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担忧。5月28日,国务卿杜勒斯则认为,那样会导致大量的评论,以为是美国向承认中国共产党迈进了一步。因此,建议不要派美国代表去和共产党谈判——至少等一等看杜维廉进一步的努力再说。[8]

5月30日,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致函国务院。信中说:“现在的情况是没有约定下一次开会时间,要等国务院答复。我们问了杜维廉,作为中间人还能不能再做工作?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既然现在不可能通过中间人解决,只好做下一步选择,或是放弃在日内瓦争取释放美国人的企图,或是至少安排一次会议,由美国代表和杜维廉一起和共产党谈判一次。我们充分认识到和中国直接谈判的缺点,但是显然这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不包含政治内容,这就不会让人们把这看成是承认中国的一步。而且在会议后还可以安排一次专门的记者招待会,特别否定有任何承认意义。”最后还说:“总起来看,我们认为可以派罗伯逊(Robertson),由马丁随从,要求中方必须派张闻天,他是中国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副部长,兼驻莫斯科大使。”[9]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在研究了史密斯的信件后作出指示意见,基本上否定了史密斯的意见。认为:“在我们看来,现在仍然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立场。至于派高层领导(罗伯逊)和张闻天谈,这要比在低层次谈判带来更大的副作用:(1)事实上的承认。(2)背离了我们在日内瓦只和共产党人谈朝鲜和越南问题的立场。(3)利用直接谈判取代了由第三者代表美国在大陆利益的做法。”最后指出:“我们不授权直接谈判,请你们敦促英国代表团让他们告诉杜维廉,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表继续尽力与共产党周旋。”

虽然意见已经发出去了,但是这牵涉到美国所要求的释放在美平民问题,意义重大。杜勒斯还是努力争取有关方面意见。6月3日上午8点15分,杜勒斯会见了总统新闻发言人詹姆斯·C.哈格蒂(James C.Hagerty)。杜勒斯首先指出自己的担心,直接会谈会不会在国内造成一种指责,认为这是承认红色中国的开始。哈格蒂说:“第一,在我看来美国必须要尽可能采取措施以争取释放被扣在红色中国的美国人;第二,我看不出这样一谈怎么就会被人当成是官方的外交承认;第三,如果对此实在担心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让史密斯就在日内瓦宣布一下他准备进行谈判但不应看作是外交上的承认。”[10]国务卿肯定了哈格蒂的建议。

当天晚上10点50分,杜勒斯致函美国日内瓦会议代表,一改原来的态度,采纳了哈格蒂的建议。信中说:“(1)我同意你们的建议,可以由一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随杜维廉去和中国共产党至少开一次会,讨论目前在中国人手里的美国人问题。(2)派罗伯逊代表美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不妥。但是,考虑到你们提到的级别问题,我授权尤·亚力克西斯·约翰逊(U.Alexis Johnson)随杜维廉去。他是一名我们委任驻共产党国家的使节,而且具有和中国谈判朝鲜问题的经验。(3)请通知我们在哪一天开会。”[11]

美国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收到国务卿杜勒斯的指示后,立即安排杜维廉同中方接触,协商会谈事宜。6月4日上午,杜维廉会见了宦乡。杜维廉首先把美国就直接谈判的态度向中方作了通报,说:“美国愿意与中国就侨民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准备以美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为代表,他在美国代表团的地位仅次于史密斯和罗伯逊。希望中国方面以同等地位的代表出席。如果是王炳南先生这样的人就很好。”宦乡说:“我们原则同意进行接触。关于参加人员、时间、地点,等我请示周外长后再答复你。”

6月4日下午,宦乡和杜维廉再次会面。两人就中美直接会谈的具体情况作了商谈,鉴于中方代表柯柏年要离开日内瓦几天以及杜维廉将要前往伦敦,最终确定第二天上午只作初步接触。

从1954年6月5日到6月21日,美方代表与中方代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共进行了四次直接会谈。在6月5日的第一天会谈中,双方只是进行了初步接触,并商定在第二次会谈中就实质问题进行磋商。6月10日,直接会谈进入实质阶段。约翰逊首先就在押美国人数、类型进行了说明。王炳南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说只要双方有诚意,所说的在中国被扣的美国人和在美国被扣的中国人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次会谈也没有具体谈到个人,而是提出原则性的意见。6月15日,第三次会谈举行,中方建议双方可以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表明在各自领土的对方公民都应被允许回到自己的祖国。约翰逊说:“联合声明没有必要,而且怀疑联合声明能否达成协议。”[12]但是经过这次会谈,美方也认识到:“估计今后几个月内,共产党非常有可能会将一批在监犯驱逐出境,他们还答应在监犯可以和家属通信,对‘表现好的’可以减刑。我们也希望告诉共产党人,经初步审定,我们将对10至15名中国人发放离境许可。”[13]

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给日内瓦美国代表团电报,就国务院了解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说,“国务卿已经口头和书面请求司法部长逐步向那些想回大陆的中国学生发放离境许可,国防部的意见是他们离开美国不能违背美国的安全利益,司法部长口头同意。根据非正式的审查,国防部迄今只发现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FYI唯一的制导导弹专家,加州理工学院,是你们453号表上的第一名)。”[14]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过问:“这不应该成为障碍”

日内瓦会议后,在美中国留学生分别于1954年8月、9月在美国的东、西两岸给艾森豪威尔写了内容基本一致的信件[15],说,“我们都是一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多年,远离妻儿,远离父母,想回国不能,不仅不能以爱心报答父母的深爱,而且令父母忧愁、失望和十分痛苦。美国扣留我们背离了美国的人道精神,我们所学知识是公开的,不影响美国的安全。”最后呼吁美国总统撤销禁令。他们不仅将信邮寄给总统,而且邮寄给美国的各大报社。留学生的信不仅给总统以压力,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公开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封信还引来无数的同情者和社会人士的声援,他们就美国的政策质问政府,增加了美国国内力量对政府的压力。在艾森豪威尔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会上提问:“总统先生,有26名在美的中国学生说给您写了一封信,请您放他们回家去。他们说他们知道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现在正被禁止回国。尽管我们从报上看到已经要有15人被释放了。您如果不能告诉我们这件事的具体情况,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这一问题的政策?”面对记者的提问,艾森豪威尔支支吾吾地说:“嗯……我不太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清楚解决到什么程度了。这一恼人的问题,我们曾长期思考过。”[16]

美国一位名人的遗孀内奥米·本森给国务院的领导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说:“我看到了中国学生们写的一封信,说他们被美国政府禁止回国。你们各位是了解情况的,请代我向总统先生致意。”最后说:“我们相信这些来到美国的学生们只是学生和朋友,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能仍以朋友的身份回去,这并不冒风险。让慈悲的善性不被官僚主义所玷污吧。”[17]

那些被俘美国人的家人、朋友得知他们的亲人在中国被困,纷纷向国务院施加压力,宗教界、报界和国会的压力也纷至沓来,要求国务院争取解救被扣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们认为,这些在押人员的命运受到了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影响,他们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早在1954年5月,就有一些人士认识到这个问题,如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德鲁姆赖特在给副国务卿墨菲的备忘录中认为:“美国扣留中国人造成了我们要求中国释放美国人这一交涉中严重的困难。”[18]

1955年3月3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就美国扣留一些掌握技术能力的留学生与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写了一份备忘录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说,由于滞留在中国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仍然被困,那些留在美国的技术人员的滞留问题需要重新审查,国务院将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1955年4月1日,国务卿杜勒斯就滞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写了一份备忘录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备忘录主要涉及那些滞留在美国的有技术培训经历的中国学生。备忘录指出,在目前规则下,移民归化局禁止中国学生离美不利于释放那些囚禁在中国的美国人。备忘录还指出,释放学生可以使美国更加有效地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抗击中国共产党。因此,国务院已通知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不反对被发现有资格离美的任何中国学生离开美国。文件最后说,对于那些希望回到中国大陆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学生,他们的回国问题仍然按照1952年移民法第215(a)款的规则执行,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很少数可能被禁止离美。[19]4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审阅了这份文件。

在那些具有技术人员的回国问题还没有最终确定的情况下,1955年6月10日,国务卿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就战俘、平民回国等问题进行磋商。国务卿把9日梅金森交来的一份备忘录向总统作了汇报。备忘录简要梳理了梅农在伦敦向麦克米伦提出的建议。备忘录指出,梅农认为,双方都希望利用会谈解决问题,中国接受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作为会谈的主题。梅农建议,通过美国和中国外交代表在伦敦、新德里和莫斯科的接触开启谈判,双方采取必要的措施消减紧张局势。例如,美国可以明确表示,所有愿意回国的学生都可以回国,另外中方允许被滞留美国空军飞行员的亲属访问中国等。杜勒斯说:“针对那十一名空军飞行员的遣返,我们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不允许将这个问题与平民回国搅和在一起。”总统回答说:“我确信我们不能采取这样一个硬性的立场。”杜勒斯说:“对遣返中国平民我们没有协定。但对遣返我们的战俘,我们已经形成了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如果中国来的时候可以暗示让他们明白,那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可以回家。”杜勒斯说:“那可以通过暗示让中国人知道在中国的美国平民可以回家。”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回去。”杜勒斯说:“有两个人,国防部所指出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钱学森,另一个是从事奈克火箭研究的王大卫[20],国防部对他们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都了解非常多的涉密信息。”总统回答说:“这不应该成为障碍。”他还说:“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21]在后来一份美国国家航空和太空管理局介绍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报告中对钱学森五年监禁生活评价说:“其目的是使他(指钱学森——著者)所掌握的技术知识逐步变得过时。”[22]

在钱学森的去留问题上,美国国防部的意见至关重要。国防部一直以钱学森掌握机密资料对美国的安全非常重要为由而拒绝放他回去。6月1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给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Anderson)一个电话,杜勒斯把昨天同总统会见就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意见向安德森作了简要的介绍。杜勒斯说,总统比较坚定,坚持让所有中国人都回去。安德森说,鉴于总统的意见,考虑到当前的情况,国防部会给总统写一份备忘录。杜勒斯还鼓励说,如果必要的话,国防部就这个问题同总统讨论一下,以便在备忘录到达之前,把事情弄清楚。[23]

当天,美国国防部就滞留钱学森以及最终决定放回钱学森的经过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约有五千多名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其中有110名学生可能掌握了不利于美国安全的信息。在这110名学生中,除两名同学外已全部释放。现把这两名同学的信息提交如下:钱学森,空气动力学的著名权威,喷气推进专家。他目前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戈达德教授。在1951年他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被吊销前,他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高级机密的国防项目。”报告还指出:“现在看来,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24]

6月13日,古德帕斯特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商谈了这个问题,总统表示同意国防部释放他们的决定。[25]这样,关于钱学森回国,在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过问下最终有了初步意见。也就是说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面临美国国内要求争取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回国的情况,在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防部等部门的协调下,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亲自过问,不得不作出释放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试图扫清大使级会谈的障碍。但正式释放钱学森则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

第三节

共识中的错位:重新解读钱学森回国与大使级会谈的关系

1955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在沟通一致的情况下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并发表新闻通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联合王国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过去一年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26]

7月29日,美国方面为了准备在日内瓦举行的大使级会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致函谈判大使约翰逊,提出了谈判所要遵循的十八条原则[27],并说在此意见指导下同中方代表进行会谈。中国政府为了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也于会谈的前一天又释放了11名美国空军飞行员。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许,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国家会议厅总统办公室举行。由于是秘密会议,房间里没有任何录音设备、速记员,记者也不能入内采访。美国代表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亚力克西斯·约翰逊、美国外交部中文官员拉尔夫·克劳夫(Ralph Clough)和爱德文·马丁(Edwin Martin)、美方中文翻译罗伯特·艾克佛(Robert Ekvall)。中方代表是王炳南大使及其助理。会议首先进行了五分钟的会面交流,随后约翰逊问王炳南是否希望第一位发言,王炳南接受了邀请。王炳南开始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指出,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根据中国法律程序,释放11名美国空军飞行员,同一天可以离开中国,拟于4日到达香港。中国政府希望这一行动对目前的谈判有积极的影响。王炳南还说,如果双方都采取缓和的态度,解决两国平民回国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王炳南还说,由于双方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讨论的问题不应该只限于以上问题。随后,王炳南建议了如下议程:1.将双方的平民遣返到他们各自的国家。2.双方讨论其他实际的问题。关于第二项,王炳南建议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各自希望讨论的问题,就此进行自由交流。

约翰逊对中方释放空军人员表示感谢,并说这将有利于中美双方的会谈。约翰逊还说:“你建议的议程符合双方政府达成的一致意见,对此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双方还就对外宣传进行了磋商,并商定8月2日举行第二次会谈。[28]

在8月2日的会谈中,双方代表都表示了对滞留在对方人员的关切,美方说还有36人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中。王炳南则希望美方提供在4月8日所宣布的释放76个中国人的名单,但王炳南大使没有提及具体个人。而约翰逊则说:“没有中国学生被禁止离开美国,还说,如果知道请通知我,我会立即调查。”这时,王炳南没有立即提及钱学森事例,而是说:“我会好好研究你说的,在以后的会议中答复。”有趣的是,他们还就开会所使用的会议室费用分摊进行了磋商,约翰逊希望中方和美方一起平摊费用,王炳南说:“相对于会谈可能达成的成果,费用是不重要的。”[29]

8月3日,中美大使级第三次会谈举行,约翰逊首先就王炳南在上次会谈中所提及的问题进行了答复,王炳南仍然没有谈及钱学森回国的事例。而钱学森回国的事例则在8月8日的第四次会谈中被提及。为了准备这次会谈,8月7日晚,中国外交部给王炳南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并附上两份材料,说:“如果对方提出临时互相派人视察,我们可以指出照前电所说侨民回国是一件经常性的事,派人视察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双方发表一项共同声明,那是需要的,但不能代替第三国代管的实际措施。兹发上对美方在第三次会议中发言的评论稿,可争取在第四次会上先用此稿,然后看对方说什么,根据反驳方的论点,相机予以反驳。另发上‘关于钱学森的例子’材料一份,作为附件供你们在会上运用。”[30]

8月8日,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举行。会议一开始,王炳南就学生回国发表了一份长长的声明,说,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学生被禁止回国,并特别提到钱学森事例。钱学森博士是1934年从中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他在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后来先后在这两个学院教书。早在1950年春他和他的家属就决定返回他们的祖国。当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好几次警告他们,不许他们返回中国,并且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但是,美国政府的这些干涉并不能阻止钱学森一家返回祖国的决心。1950年8月23日,当钱学森一家已经办好行李托运,订好飞机票即将启程回国时,美国当局突然通知他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他的行李里有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可是,同年8月25日美联社报道,加省(州)理工学院院长米利肯[31]说,钱(学森)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后来《纽约时报》洛杉矶电(1953年3月5日)说,这些行李里面的印刷品,经联邦人员检查后,并无列入秘密的文件。到1950年9月7日,美国当局就以另外一个理由,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员,将他逮捕,囚禁在圣佩德罗移民站里,这样他又不能返回祖国。9月22日,美国当局命令钱学森交出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才将钱(学森)放出移民站,保释之后,据合众社报道,联邦当局在9月23日表示他们没有发现什么钱(学森)同共产主义有关的证据。可是他仍旧不能回国,经常要听候传讯。这样就在两年半之后,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下面的3月5日洛杉矶特电:“钱学森博士正在受到驱逐出境的命令,离开美国到中国;但他同时也接到不许离开美国的命令。”被驱逐出境又不准离境的钱学森的行动被限制在一个县的范围之内,一步也不许出洛杉矶的县界。美国政府就是这样,从1950年起,以各种借口和种种手段将钱学森博士扣留到现在,已经五年之久。今年6月15日,钱学森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他还说:“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钱学森博士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了在美国的许许多多中国侨民欲归不得的处境。[32]

坐在谈判桌前,约翰逊是知道钱学森已被允许离境了。他说,美国司法部已经同意钱学森回国,除特殊情况外,所有人员都可以自由离开。[33]

钱学森的事例正式被提出来是在8月8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中。这不仅与中国外交部于8月7日给王炳南的指示相吻合,而且与第四次会谈当天约翰逊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相一致。从中美解密的历史档案看,中方代表利用钱学森事例向美方交涉是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的事情。但是美方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境的通知是8月4日正式签署的,也就是说在第四次大使级会谈中,中方不知道美方已作出释放钱学森的决定。

关于美国释放钱学森回国,根据目前著者所掌握的档案显示,当中美双方政治谈判进入实质阶段时,美国国防部于1955年8月3日,由国防部部长助理威廉·W.戈德尔(William W. Godel)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确认国务卿、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和古德温帕斯特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到1955年6月11日达到了白热化。国防部撤回了反对意见,如果钱学森要求出境签证,同意释放他。我们理解,美国国务院正在和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在合适时候可以作出释放的决定。”文件还说:“这个事情早已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且他已同意释放他们。”[34]

8月3日,美国国防部将这份发给国务院的电报抄送给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局长。经过美国国务院以及司法部的最终确认,8月4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艾伯特·德尔·古尔丘签署了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

通过以上过程的分析,我们更加看清中美大使级会谈与钱学森回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其历史的渊源,但是又不能说钱学森回国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结果,应该说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朝鲜战争后,中美双方都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特别是双方境内都滞留了一批对方的公民,滞留在中国的除中国扣留的军事人员外,也有一些其他美国公民。这些公民滞留在中国,美国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而中方最希望得到的是那些滞留在美国的留美学生。这种双方的主观需求就为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及美国国务院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提供了可能和有利的背景。更准确地讲,著者认为,钱学森回国是中美双方从1954年日内瓦会谈以来长期谈判的结果,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过问的结果,也是美国对形势判断的结果。在美国政府看来,钱学森掌握的机密资料,经过五年的时间,已不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重要。同时美国面临国内各种压力,想极力赎回在华滞留人员,试图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关于钱学森回国与中美大使级会谈之间的关系,著者认为,美国作出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决定,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进入到关键时期作出的重要决定。在谈判中,中美双方都表现出了特别的耐心,同时也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唇枪舌战。约翰逊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我们搞不清楚北京究竟打算怎样解决俘虏问题……”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评论道:“光是就耐心这点来看,在美国外交史上,除了在美国独立建国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致力于向法国寻求经济援助的那次交涉外,没有任何人比得上约翰逊这次的表现。”

[35]

长期以来,“书信赎回”这种观点看上去很“合理”,因为钱学森写来的那封信的确存在,中方要求用那封信同美方交涉也确有此事。其逻辑关系也看似合理,更重要的则是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所以这种观点一直没有人怀疑过。


[1]

Telegra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 to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17.

[2]Telegra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 to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21.

[3]?《1954年5月19日宦乡与杜维廉关于中美两国侨民回国问题的谈话记录(节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案卷编号:206-Y0012,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

[4]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27.

[5]?《黄华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留中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案卷编号:206-C064,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381页。

[6]?New York Times, May 29, 1954.

[7]?《1954年5月27日,宦乡与杜维廉关于中美两国侨民回国问题的谈话记录(节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案卷编号:206-Y012,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382页。

[8]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36.

[9]Telegra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 to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38.

[10]Extract from the Diary of James C. Hagerty, Press Secretary to the President,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42.

[11]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43.

[12]Telegra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 to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68.

[13]Telegra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Smith) to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71.

[14]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FRUS, 1952-1954, Volume Ⅹⅳ, China and Japan, p.475.

[15]?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483页。

[16]?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17]?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18]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Drumright) to the Deputy of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Murghy), p.417.

[19]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Volume Ⅱ, p.443.

[20]?王大卫:航空喷气工程公司的研究工程师,在1943年底到1953年初拥有美国涉密安全许可证。1953年初涉密安全许可证被吊销。在此期间,他密切接触了固体燃料火箭项目的设计、发展以及试验的细节,熟悉奈克、小斗牛士导弹、麻雀等项目的部分内容。1953年后,在航空喷气工程公司从事非涉密性质的工作。

[21]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Volume Ⅱ, pp.588-589.

[22]Franklin 0’Donnel, JPL101, p.12.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JrFGoZRWGre2593o5WotaWevB41O8Lgen4MnKt2OMa061L_hEe_IXU-gIz-tLTLcVi_wahKZ4wymdvflepuh53tfKJdhfLcYzZs0MN43K8W.

[23]Eisenhower Library, Dulles Papers, General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24]?另外一个人信息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内容略。资料来源:Memorandum, 11 June, 1955, Chinese Alien Detained in the U.S. for Security Reasons, reproduced from the holdings of the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 Library.

[25]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Volume Ⅱ, p.588.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34—335页。

[27]?(1)这次会谈是去年双方代表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的继续;(2)通过你和中方代表将会谈恢复到大使级层面进行。(3)会谈商定的目的是帮助解决那些希望回到他们各自国家的平民遣返问题,还包括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其他实际问题。(4)你应该寻求共识:会谈秘密进行。除双方同意或者事先通知对方并经对方同意而外,不得对会议有任何声明。我方同意或者通知对方必须经国务院同意。(5)你应该根据外交礼仪,礼节性地同中方代表会面。(6)当然应该理解,将要进行的会谈并不涉及外交上的承认。(7)由于会谈的范围是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你不要讨论涉及中华民国权利的问题。如果你对这条指示意见的应用有什么疑问,请向国务院寻求指导。(8)美国希望讨论除遣返平民之外的其他实际问题,因为我们不希望同任何人有任何没有必要的分歧,如果这些分歧能够可以解决的话。(9)我们欢迎直接对话,而不再通过第三者谈判。原因在于通过第三者容易引起误会。(10)会议首先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双方谈判的话题,那就是解决那些愿意回各自国家的平民的遣返问题。你可以指出,如果美国平民仍然滞留在中国大陆,美国对此很是生气。但是我们不会通过政治退却来换回他们的释放。由于中国对美国公民的虐待,只有通过中国的自觉行动才能真正消除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普遍反感情绪。(11)正式授权你向中国保证,美国不会对那些希望回中国大陆的中国平民采取限制。美国准备授权有关政府通过他们驻美国的使馆帮助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大陆。(12)双方商谈的实际问题之一就是在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以及联合国采取的行动。美国希望加强那个行动,你应该在提出美国平民问题的同时提出这个问题。针对美国平民问题的考虑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军事人员。(13)在合适机会,你可以提出来,如果那些滞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包括和战俘)被释放,则有利于美国对那些愿意回中国大陆而滞留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采取一项稍微缓和的政策。(14)你应该在会谈的最后阶段,提出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确保避免击落国泰航空公司事件的再次发生,造成美国人员的伤亡。(15)在你认为合适时机,你应该强调美国关注的问题就是确保中国准备放弃武力实现自己的野心。(16)如果中国怀疑美国及其同盟国接受放弃原则,作为回应,你可以指出我们与中华民国的安排只是保卫的性质,特别举出《1954年相互安全法》。(17)如果中国提出其他实际问题,授权你把他们说的记下来,然后报告给我,等待进一步指示。(18)安排你与中国代表的会谈,使你不定期回到布拉格。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不要认为美国对他们的命运不感兴趣。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总统在以前给你个人表达的那样。假如你不能完全履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责任,同时不能履行你目前的特别使命,请及时通知我。(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Volume , p.685.

[28]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Volume Ⅲ, pp.1-2.

[29]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Volume Ⅲ, p.9.

[30]?《外交部发往日内瓦的电报:互相派人视察问题及两发言稿》,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1-00015-07。

[31]?著者注:称谓不是很准确,米利肯实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主任。

[3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1-00015-07。

[3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Volume Ⅲ, pp.19-20.

[34]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copied from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35]Johnson U. Alexis, The Right Hand of Power, Prentice-Hall, 1984, p.261.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独家授权刊摘发布。

钱珏晓 本文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钱珏晓_NBJ1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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