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
这算得上是周荣鑫最早的“就职宣言”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可不可以考虑让周荣鑫当教育部长
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将。
1974年末，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仍旧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同时邓小平被委以重任。当酝酿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时，在“组阁”问题上遭到惨败的江青、张春桥极不甘心，想方设法将其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在他们看来，教育部长的最佳人选自然非迟群莫属。1974年11月，江青写信给毛泽东，大力推荐迟群当教育部长。
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交换意见，认为文化和体育部门可以做些让步，教育口对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前途至关重要，必须把它抓过来。教育部长一职，周恩来坚持要让老干部周荣鑫担任。这正是周恩来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地方。
对于周荣鑫，周恩来真是太了解了。这是一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山东大汉，1936年入党，历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干事，行唐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家口平绥铁路局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教务主任，晋察冀中央局和华北局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建工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副部长。1963年，46岁的周荣鑫出任国务院秘书长，从此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荣鑫奉周恩来之命，保护过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因此，大家戏称他为“救火大队长”。这一切，令江青等人恼恨不已。1970年前后，周荣鑫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贺兰山下艰苦的环境使周荣鑫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周荣鑫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九一三事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的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毛泽东第一批点了胡耀邦、周荣鑫、苏振华、林乎加4个人的名字，要他们写检查，交给中央。这意味着毛泽东的信任和关心，意味着他们将获得解放，可以恢复工作了。1972年，刚获解放的周荣鑫原定重回国务院工作。正在此时，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郭沫若向周恩来提出，希望派一位得力的干部到中科院主持常务工作。周恩来向来对中国尖端科学和战略武器研究极为重视，周荣鑫又是他信任和倚重的助手，因此，周荣鑫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
1972年，正是周恩来领导各条战线进行调整、开展对极左思潮批判的一年。在教育领域，极左思潮受到了某些遏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特长，鼓励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从高中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问题又提了出来。教育界初露生机。
周恩来领导的调整，为“四人帮”所不容，双方的尖锐斗争不可避免。在教育界，“四人帮”紧紧抓住“两个估计”大做文章，和周恩来相抗衡。1971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炮制出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认为：解放后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两个估计”。它全盘否定了17年来教育工作的成就。“四人帮”利用“两个估计”，在教育口兴风作浪。
调整越来越多地触及“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超越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和范围。在江青等人的百般刁难下，周恩来等人虽勉力苦撑，但已难以支持。1972年底，调整被迫中断。“四人帮”选择教育领域作为反攻倒算的突破口。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初，调整被“反击右倾复辟势力”、“批林批孔”运动所取代。1973年5月，迟群把持的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战线“批林整风”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报告，报告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改造过头了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辩论。报告把“辩论”中正确、比较正确的意见都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随着这份报告的出台，“四人帮”的反击开始了。继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轰动全国的事件：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批判湘剧《园丁之歌》，清华大学“反右倾回潮运动”，“朝农经验”，黄帅事件，马振扶中学事件……
在大学，虽然恢复了招生，但生源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现象依然严重。学校虽然复课了，却没有走上正规，造成人才培养的极度浪费。此外，高等院校以疏散、联系实际为名的搬迁，给院校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在科教组，迟群夺取了大权，名义上主持工作的刘西尧“靠边站”，科教组成为“四人帮”把持教育战线的据点。
1974年底，周恩来等人和“四人帮”的斗争已是势不两立，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又使斗争白热化了。对教育部长的人选，“四人帮”和迟群虎视眈眈。但周恩来下决心挑选一位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来担任。
周恩来曾经问过毛泽东：迟群能不能做教育部长？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却说道：迟群不仅不能当部长，连副科长都当不好!
于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周荣鑫。
毛泽东知道周荣鑫对抓教育还是有一手的。1958年，周荣鑫奉命调任浙江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浙江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学府，专家学者云集。可新校长却是一位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土八路”，外行领导内行，能行吗？没想到新校长到任不久，就宣布要开一门专讲建筑学的大课。这可是一件大新闻。看到周荣鑫在讲台上挥洒自如，那深入的思考和精辟的见解，俨然就是一位专家，旁听的教授们不得不对这位“土八路”刮目相看。周荣鑫到浙江工作之前，曾任建工部常务副部长，常穿梭于“一五”计划工程的现场，和技术人员一起解决问题，他所讲授的建筑学知识就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在周荣鑫家里，建筑方面的书塞满了几大柜子。他还和许多技术人员交下了朋友。周荣鑫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很尊重知识分子。在浙大期间，学校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得知这些情况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教育战线要多派周荣鑫这样的干部去。
因此，当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可不可以考虑让周荣鑫当教育部长时，毛泽东回答说：周荣鑫去当教育部长，好。就让周荣鑫去做教育部长。
“这回教育有救了!教育有救了”
出乎意料的教育部长人选，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许多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同志是又惊又喜。“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教部和教育部被彻底砸烂，教育部及其直属机关人员全部迁到了安徽凤阳“五七”干校。1970年，科教组成立，统管国家科委和教育部的工作。1970年至1974年，迟群一直是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这位在政界红得发紫的人物，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把教育领域弄得乌烟瘴气。1974年底，许多从干校返回教育口的同志都估计迟群要当教育部长，没有想到是周荣鑫。听到中央的任命，他们都兴奋地说：“这回教育有救了!教育有救了!”
四届人大后约一个星期，周荣鑫到教育部走马上任。上任前，周荣鑫特意去看望他在中财委工作时的老领导陈云。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陈云提醒他：你不要小看了迟群这些人，要特别谨慎，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跟周荣鑫一起走马上任的，还有教育部副部长周宏宝。周宏宝原是上海第一钢铁厂的三级车工，担任过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是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由于工人出身，对教育工作不了解，发言较少，也不像迟群那样霸道，但后来他和“四人帮”越走越近。
周荣鑫到教育部不久，周恩来和周荣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时间是
周恩来询问周荣鑫初到教育部的情况后，对周荣鑫说：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来解决。现在主要抓好学校里的学生，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要学习，要学文化。不仅理工科学生要学文化，文科的学生也要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
周恩来特别讲到：迟群他们搞的那一套东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学校里的学生，现在都比赛着考零分，这不行。他举了黄帅的例子，说：黄帅，作为一种精神，在学校里宣传宣传，但不能把这种事情在学校里照样去做。
周恩来还说：你多找一些搞教育工作的老同志了解了解情况，不要用开会的办法，要个别谈，听听他们对教育有什么意见。不能让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敢管学生。看看老师们有些什么顾虑。
周恩来并叮嘱周荣鑫，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要当心一些。
谈话结束后，周荣鑫看到病中的总理还是那么消瘦，便劝他吃吃中药，用中医治一治，也许会好一些。但周恩来却对周荣鑫摆了摆手，没有答话。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已来不及谈及自己的健康。教育部虽然恢复了，但积累下来的问题是千头万绪，这令周恩来牵挂、担忧不已。周恩来这次找周荣鑫，就是为了给他的这位助手鼓气加油。中国的教育界弊端丛生，太需要进行革新图强了。
在同周荣鑫谈话后的4天即
邓小平对周荣鑫说：现在学生都不练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
初到教育部的几个月，周荣鑫广泛听取部机关各局情况的汇报，找北京市的教育干部和学校教师座谈，了解到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
1975年6月，周荣鑫利用到上海参加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的机会，特意接触教育界一些有名的学者。同济大学著名的数学教授苏步青对周荣鑫坦言，现在学校不传授知识，学生不学习文化，这是教育界最为忧虑的。
不仅上海如此，全国也是如此。文化革命居然革到不要文化，不要学生读书。教育界的现状令周荣鑫心急如焚。
从上海回来后不久，周荣鑫从抓学习和思想整顿入手，着手抓内部的整顿。他集中时间组织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并事先列出一些题目，如：马恩列和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怎样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让大家放开思想，联系实际敞开来谈。
七八月间，周荣鑫还多次主持国务院文教规划小组座谈会，研究文化教育长远规划的方针政策、综合平衡、奋斗目标和重大措施等问题。指出要从指导思想上，解决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不敢提文化，在科研和教学中忽视基础科学，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的倾向。
在进行一系列准备后，
如何看待教师队伍的问题。周荣鑫认为，学校里的老师是解放后我们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就世界观来讲，可能没有改造好，有一个不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工人、农民立场上的。对他们的看法，要实事求是，要客观，不能把他们一概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的世界观都说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看到他们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是我们党可以依靠的基本骨干、基本队伍。
用周荣鑫的话来说：“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这实际上是对“两个估计”有力的反驳。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周荣鑫不得不采取“两面说”的策略，既不能否定“两个估计”，又要对“两个估计”有所修正。这种在夹缝中找平衡的做法，后来被“四人帮”扣上了“折衷主义”的帽子。
如何看待学校领导权问题。周荣鑫强调，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下的教育阵地，有领导权被腐蚀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学校的党组织还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在贯彻过程中可能会有偏差，有需要改进总结的方面，但总的来说，还是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去做的。
如何看待学校的任务问题。周荣鑫的观点很明确：学校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文化的场所。教师要敢于给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必须学文化。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七二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
周荣鑫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说出了广大教师多少年来想说不敢说的话，提出了多少关心国家未来命运的人们对教育最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很兴奋，看到了教育的希望。人们在私底下赞叹：这个周荣鑫可真敢讲啊!也有人担心：周荣鑫这么讲，将来会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啊？
座谈会前后，周荣鑫还在各种场合发表许多讲话，这些针砭“左”倾思潮的言论，被人们以手抄的方式在教育界广泛流传：“现在思想混乱，运动一来，骂一顿臭老九，这是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教育部门）三件事执行中有偏差：张铁生交白卷问题，从反对突然袭击，不以学生为敌，发展到根本否定考试；黄帅反对师道尊严问题，弄得教师不敢管学生，学生骂教师，甚至打教师；批判《园丁之歌》问题，不要学校，不要教师，不要学习。”……
邓小平对周荣鑫给予了巨大支持。他对周荣鑫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但是，斗争又是很激烈的。8月下旬，周荣鑫到钢铁学院讲完话后，紧接着就有人被派去“消毒”。可见周荣鑫的讲话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为了在舆论上配合教育整顿，周荣鑫亲自抓《教育革命通讯》，每一期刊物的清样他都仔细审读。在他的指示下，《通讯》发表一系列评论，清理“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思想。《通讯》第8期发表的《全面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一文，专门讲到学习文化的问题。这个现今看来平常无奇的话题，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却是一个禁区。由此足见周荣鑫的勇气。
紧接着，周荣鑫亲自出题，要求发表几篇重视基础理论的文章。《通讯》相继发表了《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等文章。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问题，在1972年调整时曾被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四人帮”诬蔑为“右倾回潮”而遭到大批特批。到1975年，周荣鑫不仅重提这个话题，还专门派人编印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内部学习。这种和“四人帮”对着干的做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被“四人帮”诬为搞“总理语录”、“反对毛主席”、“分裂党中央”。
“汇报提纲的精神，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来武装”
周荣鑫深深知道，要把教育界混乱的局面拨正过来，最大的阻碍来自于“两个估计”。
1975年8月份前后，周荣鑫曾和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商量，怎么不再提“两个估计”。后来，考虑到《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而且批示“同意”的，“两个估计”又是《纪要》中最关键的部分。如要推翻它，难度太大，弄不好还会引来严重后果，才没有走这一步。
周荣鑫改变策略，认为《纪要》里也有对教育整顿有用的东西，还是讲了一些学习文化的内容，可以强调这些部分来立论立据，打出贯彻《纪要》的旗号来讲教育整顿。《教育革命通讯》第10期的评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就采用了这一策略。这篇评论尽量引用毛泽东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话，一概用黑体字排出，以表示其权威性。这样既理直气壮地强化了教育整顿的观点，又可作为“挡箭牌”，使“四人帮”和迟群之流“哑巴吃黄连”，颇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处。
随着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力度的加大，周荣鑫又有了新的举动。
邓小平一口气连说了十个“整顿”，表明了他对整顿不可动摇的决心。
周荣鑫出席了这几次会议，当场聆听了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的指示。为了完成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整顿的任务，周荣鑫决定教育部也要像中科院那样搞一个汇报提纲。他说：“教育战线问题成堆，不向中央领导汇报，这样下去很危险。”“这个提纲汇报后，送到主席那里，如能经中央批发下去，一系列工作也就可以跟上去了。”
在周荣鑫的指导下，《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把立论的基点放在“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面前”这个命题上。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内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庞大的技术队伍，百年树人，应该改为十年树人。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不成。无产阶级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理论队伍、专家队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不行。”《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决定以这段话为依据，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后腿，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的全部进程。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共写了三稿。第一稿写得直接干脆，比较尖锐。
第二稿主要从正面阐述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教师和学生四个关系。一方面既讲清楚这几个关系，另一方面又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纠正排斥业务和不敢搞业务、学校不坚持以学为主、轻视基础理论、不敢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四个倾向。
到第三稿（
在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1975年，充分反映教育整顿内容、切中“四人帮”要害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可说是1972年教育调整的延续和深化。可是这个《汇报提纲》未能露峥嵘。当提纲印成铅字稿、搁置在印厂时，形势发生了逆转。事情还得从刘冰的信说起。
张春桥对周荣鑫说：“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自从科教组撤销后，教育部里便没有了迟群的名分。对个人野心极为严重的迟群来说，真是如芒在背。当初科教组在选四届人大代表时，由于迟群所作所为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他连人大代表也没当上。还是谢静宜将情况反映上去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迟群才被补选为四届人大代表。教育部恢复后，迟群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担任校党委书记。但是教育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迟群的势力在教育部盘根错节，原来设在科教组的办公室、秘书拒不撤走。迟群以清华、北大为据点，观风向，看动向，伺机反扑。
1975年期间，迟群在教育部的“坐探”频繁地把周荣鑫的举动通报给迟群。为了搜集周荣鑫的黑材料，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迟群的亲信曾密将教育部办公记录本连夜送至清华，待迟群等人通宵将周荣鑫的内部讲话全部抄写后，第二天清早又急忙送回。诸如此类的卑劣行径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在清查工作中方才暴露出来。迟群将周荣鑫的讲话进行歪曲、篡改后向江青、姚文元密报，为日后诬陷周荣鑫埋下了伏笔。同时，他们还把“两校”和辽宁、上海的亲信、余党连成一线，搜集、编印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的“黑材料“。
迟群等人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愤。
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就在刘冰第二封信上送后不久，
张春桥此话倒也不假。有的同志曾善意地提醒周荣鑫：给国务院报告时最好写上“春桥同志并国务院”。周荣鑫脾气很倔：不!就只写国务院!看到有些报告写着“春桥同志并国务院”，他一挥笔把“春桥同志并”给勾掉了。周荣鑫知道张春桥叛变的历史，这么做是为了和张春桥划清界限。
张春桥接着又来了一句：“你讲的那些东西，都讲了些什么？”
周荣鑫解释道：“我只是讲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教师要传授文化知识，学生得学习。现在学校的学生不学习，尽看些像《少女之心》那样乱七八糟的书。”
张春桥说：“《少女之心》有什么了不起!解放前上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管得了吗？”
周荣鑫说：“那也不能什么文化知识也学不到啊!学校上完了，等于白上，那不就成镀金了嘛!”
周荣鑫的反驳引出了张春桥那段臭名昭著的话：“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周荣鑫仍很固执：“春桥同志，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学校总得要学文化。”
张春桥火了：“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法跟你谈!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谈话中，张春桥明确表示，只要把上面的关系说清楚，周荣鑫就可以解脱。很明显，“四人帮”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但周荣鑫的态度也很明确：一切责任，我自己承担，决不上推下卸。谈话不欢而散。
“看破红尘无所谓”
此文在《红旗》第12期发表后，姚文元立即要全国各大报纸转载，新华社转发。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对周荣鑫来说，是预料之中的事。当初他受周恩来、邓小平的委派，担任教育部长，势必要和“四人帮”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现在，他已身处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早在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上，周荣鑫就坦言：“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山东汉子特有的豪放和气概。可是周荣鑫的心情又是沉重的。个人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呢？他是为党的事业担忧啊。哪怕再次被打倒，成为“反革命”，他不在乎，他豁出去了。用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看破红尘无所谓”。
迟群的亲信随即在教育部成立了专案组，周荣鑫被打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随着形势的恶化，批判也步步升级。最初给周荣鑫定下的“罪名”是：制造和散布政治谣言，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反对毛主席，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迟群等人还编造了《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诬陷材料，印刷2万册，广为散发。对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周荣鑫一概拒不承认。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甭听他们喊。批判就批判，检查就检查，没准儿这次能因祸得福。咱大不了不当教育部长了，当个大使，没什么了不起。哪个国家有正部级大使？不过咱这可是犯了错误的正部级大使。周荣鑫不把“四人帮”放在眼里，在他看来，“那几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
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
无休止的批判仍在继续。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周荣鑫去世的消息很快到了教育部。可是迟群一伙还不解恨。
直到
但这回接受历史审判的却是猖狂一时的“四人帮”。
“四人帮”垮台了!曾在周荣鑫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对酒当歌，举杯共庆。他们哽咽难言，为了这个刚刚摆脱灾难的国家，也为了他们尊敬的以身殉职的周荣鑫部长。夜已深，酒更浓。黎明终于在最黑暗的时候降临了。只是周荣鑫部长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再也看不到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
“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正直的人们都在议论周荣鑫之死，为他鸣不平。这期间，王震专程到周荣鑫家里看望孩子们。“文革”末期，王震常去周家，每次都会捎上不少老同志要求平反、恢复工作的信件，托周荣鑫转交给周总理。王震动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是个好人，我跟他是老朋友。你们应该写信，给你们爸爸平反。你们写，写完后我给你们送。
历史终将还予周荣鑫公正的评价。
根据周荣鑫生前遗愿，儿女们把父亲的骨灰撒向了大海。
周荣鑫自幼在山东蓬莱海边长大，而最终他的魂灵又回到了那片深深的海洋。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 《百年潮》2002年第2期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独家授权刊摘发布。
本文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钱珏晓_NBJ106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