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作者：[法]米歇尔·维诺克，译者：吕一民、沈衡、顾杭，出版社：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一如夏多布里昂，传统主义的保皇派——人们一度将其称为拥护查理十世派，但更多称之为正统派——拒绝接受奥尔良王朝。至少，奥尔良主义的君主制使那些忠于原有王朝的国家公仆因良心极度不安而拒绝向“菲利普平等”之子路易－菲利普宣誓效忠。旧法国的许多家族选择退隐，躲到外省的领地、巴黎的府邸以及他们偏爱的报纸《法兰西报》和《日报》中。巴尔扎克已经给我们描绘了那些在呈现出“旧挂毯褪色后的灰色”的旗帜之下，深信自己是法兰克人后裔当中最为狂热的成员，这些人在七月革命后学着埃斯格里尼翁的样子惊恐地喊道：“高卢人胜利了！”拉帮结派、诡计、密谋、复辟的梦想、伤感的纪念仪式，凡此种种，是他们的共同归宿，尤其是在西部和南方省份。1832年，一个上流社会的冒失鬼即贝里公爵夫人离开了老查理十世，在始终未屈从于新君主的普罗旺斯下船上岸，带着发起有利于儿子波尔多公爵与尚博尔伯爵的起义的希望来到旺代。但她遭受的是失败的痛苦：旺代人并不打算再改朝换代。公爵夫人在南特被人轻而易举地逮捕。追随者的哀叹不久就被不知所措甚至是愤怒取而代之，因为他们得悉在布莱尔即她被囚禁的地方，她已经生下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的父亲乃是与她秘密结婚的意大利贵族卢切西·帕利伯爵。鉴于从此以后不再具有危险性，她被当局释放，并且得以隐居于威尼斯。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还是支持查理十世派的头目皮埃尔·安托万·贝里耶，均对这种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结果的荒诞的轻举妄动嗤之以鼻。正统派自鸣得意地处在反对派的位置，虽常常显示出才干，但却自以为是。对王朝是否忠诚的问题亦涉及托克维尔一家，尤其是涉及他的父亲埃尔维伯爵，一个极端保皇派分子，1815起担任省长，直至1827年被提升为贵族院成员。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在“光荣三日”后隐退。与之相反，他的儿子即时年25岁的阿列克西，在凡尔赛初审法院担任法官，对被推翻的王朝评价不高，同意效忠宣誓。阿列克西在“光荣三日”后不久给未来的妻子玛丽·莫特莱写信道：“至于波旁家族，他们像懦夫一样行事，根本不值刚刚流掉的鲜血的千分之一。”诚然，他希望查理十世退位在有利于波尔多公爵的条件下进行，但是鉴于这一愿望落空，他认为，奥尔良王朝将是阻遏无政府状态的最佳壁垒，他于是“在与自己斗争后”，在1830年8月16日以法官身份效忠宣誓。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民主社会未来的理论家，并不缺乏勇气。他的许多亲友为他的态度感到遗憾，但他们并未将之视为一种背叛。1805年出生的阿列克西实际上属于诺曼底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在他父亲的谱系中，他荣幸地拥有在哈斯丁斯战役中与征服者威廉并肩作战的祖先，而在母亲的谱系中，则有路易十六的律师马尔泽尔布这样的先辈）。在最为纯粹的君主主义和天主教传统中长大的他，以一位拒绝宣誓的年老教士作为家庭教师，这位教士就是被熟人称为“贝贝”的勒苏厄尔神甫。勒苏厄尔神甫是个将自由派人士视为魔鬼的忠诚而体贴的教育者。阿列克西有个狂热正统主义的父亲，兄长伊波利特亦是位在信奉正统主义方面丝毫不输于父亲的军官——简而言之，他的谱系、家族和环境注定他会尊重传统、仇视大革命并遵循贵族的习俗。但是，托克维尔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一种使他永久远离正统观念的个性。在16岁时，通过阅读父亲设在梅茨的图书馆里的藏书，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使托克维尔加速认为其家庭所归属的贵族制度已过时，并且使他失去宗教信仰。担任凡尔赛初审法院的法官后，他在巴黎大学选修基佐开设的历史课程，这些课程将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同基佐和夏多布里昂一样，他也认为，君主制的持久与否取决于它是否与自由联盟。他在波利尼亚克当政时目睹到的保皇主义者的反动，让他痛心疾首。他在1830年4月6日写道：“国王只讲武力，严厉的大臣、顺从的保皇派分子对未来感到不安，人数最多的疯子则欣喜若狂。他们所谈的只是政变、通过敕令改变选举法。”在此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不会再忠诚于任何一个王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直至最后仍因世代相传的情感残余而对查理十世念念不忘，但这位国王因为践踏了我所珍视的权利而下台……这些逃跑的王公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但是，我感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事业。”
这种精神状态使人无法对其职业生涯的续篇做出乐观的估计：过于热忱的他将感到缺乏自己的归属，被人怀疑（但程度不是非常严重）仍是支持查理十世派的成员，并因此遭罪。他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会有机会继续生存吗？于是，他与在凡尔赛结交的朋友、处于同样心境的古斯塔夫·德·博蒙考虑前往美国出差15个月，这一旅行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梦寐已久。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业务方面的借口：参照长期被描述为名副其实的“罪犯的神学院”和“重犯的工厂”的法国监狱，研究美国监狱制度。博蒙因而于1831年1月致函内政大臣蒙塔里维，以便使后者对他们的考察产生兴趣，尤其是在一个以惩戒制度有效性著称的国家。这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和奥伯恩（在纽约州内）的相关制度：前一种制度的基础是把犯人关押在单人牢房里；后一种制度实行的是白天共同劳动，晚上单独关押。博蒙提议这次旅行由两位代理商承担费用。因理由甚为充分，两位志同道合者在掌玺大臣那里获得了18个月的假期。
说实话，托克维尔的目标远非仅仅一份对监狱管理部门来说弥足珍贵的普通报告。他打算更广泛地调查美国共和制，并准备届时以匿名方式发表调查结果：总之，这次旅行可能将使他与博蒙脱离“最为庸俗的阶级”。除了个人的好处，这项调查对政治也不无裨益，因为它在共和主义喧哗不断并即将与奥尔良王朝唱对台戏之际思考共和制度。托克维尔在美国身上看到了一种富有教益的原型。
托克维尔和博蒙于1831年4月2日在勒阿弗尔上船前往美洲，他们将在1832年2月20日返回此地。他们乘坐的“勒阿弗尔号”是艘来自利物浦的500吨级的双桅横帆船。他们共计38天的航程以及在美逗留的情况，经由阿列克西经常给亲友写的长信而为我们所了解。
在头4天中，阿列克西与大多数旅伴一样晕船。这些“好旅伴”每人拥有一间狭窄舱室，在第6天才互相认识。我们的这两位旅行家与美国众议院的前议员帕尔默开始结下牢固的友谊，后者帮助他们在纽约百老汇一家包伙食的旅馆里安顿了下来。阿列克西写信给母亲道：“我们已经到了纽约，这座城市的外观在一个法国人看来显得稀奇古怪，有点不讨人喜欢。人们既看不到大教堂，也看不到钟楼和巨大的建筑物，使人始终以为自己身处郊区。在城市内部，建筑物是用砖块砌成的，这使得整座城市显得极为单调。它的房屋没有挑檐、栏杆和能通车辆的门；街道的路面铺砌得极为糟糕，但是，每条街都有供步行者使用的人行道……”
尽管开始时有些困难和惊讶（他们的英语尚不够流利，就餐时没有葡萄酒，美国人的民族自尊……），但他们对受到的接待非常满意：“各种类型的美国人似乎在相互比试谁会对我们更为有用、更让我们喜欢。确实，关注各种事务的种种报刊报道了我们的到达，并期望我们到处都能获得有效的帮助。”相继而来的招待让他们应接不暇，以至于安顿了好几天后，这两位年轻人才意识到他们缺少舞会上用的手套……阿列克西向哥哥解释说，在美国，除食物之外，所有东西都很昂贵，尤其是在巴黎只值45个苏的舞会手套，在纽约要卖6个法郎，所以，阿列克西请求爱德华用他们父亲的钱给他寄送“两打黄色的光面手套，外加一双晚会上穿的丝质长袜，以及一到两条黑色的丝质领带。人们在此佩戴的都是丝质的黑领带”。
在书信中，托克维尔记下了许多关于美国人的细节。这位访问者首先看到他们缺乏政治激情。在他们眼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取财富，而且，由于这片新土地上存在数以千计的致富手段，国家不会为此而被搞乱。“这是一个商人的民族，这种商人只在工作给他留有闲暇时才会关心公共事务。”棉花价格在报刊上占据的版面比任何政治问题都要大。与此同时，宗教明显抑制着已普遍化的贪婪：“我从未如此感受到宗教对一个民族的感情以及社会政治状况的影响……”他也注意到一种非中央集权化的现实，这种现实是认为政府插手一切事务乃天经地义的法国人所不熟悉的。但是，托克维尔很快就承认，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好的制度。如果说美国人显得幸福以及健忘，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我认为，在此获得成功的制度会不可避免地使法国混乱，而别的适用于我们的制度亦显然会在美国作恶……”
在给嫂子爱米莉和亚历山德利娜的信中，他很自然地描述了与妇女相关的习俗。对美国年轻女子所享有的自由印象深刻的他，描述道这些年轻女子自由自在地在街上到处逛，在人行道上与人聊天，在家中接待年轻男子……但是，婚姻突然中止了这一切：“当一名女子结婚，她就好像进入了修道院。不过有所区别的是，当她有孩子，甚至是很多孩子时，人们并不会觉得她有过错。除此之外，她过的就是修女的生活：不再有舞会，也几乎不再有社交，唯一相伴的是其既值得尊重而又冷漠的丈夫，直至离开人世。我曾大胆去问一名像修女一样生活的女子，在美国，妇女归根结底能以什么来过日子。她极度镇定地回答我说：‘以钦佩她的丈夫来过日子。’”
对监狱的调查在认真地进行。博蒙和托克维尔花了很长时间参观兴格监狱。这是全美最大的监狱，位于哈德逊河右岸，距纽约有40公里，关押的犯人有900人。6月底，他们乘蒸汽船溯流而上，直至奥尔巴尼，并迅速从奥尔巴尼出发到奥伯恩参观，这里是另一座典型监狱的所在地。托克维尔从此以后对美国（监狱）制度优于法国（监狱）制度深信不疑，虽然他对监狱是否能真正改造罪犯抱怀疑态度，但他看到，在美国，囚犯出狱时不会比入狱时更坏。
两位友人去了布法罗，为到达底特律穿越伊利湖，带着赞叹望见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并游览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的游览为托克维尔提供了重新思考的机会。在给和蔼的勒苏厄尔教士的信中，他写下了在看到本国的法国人对生活在加拿大地势较低地区的法国人的忽视程度时的震惊：60万“和你我一样也是法国人”的人忍受着英国人的压迫，不管怎样均保持着他们的共同身份，而这尤其要归功于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们是当地居民的权威人士、朋友和监护人。本堂神甫在这里没有被指控为当局的拥护者，英国人把他们当作煽动者。事实上，他们是率先抵抗压迫的人，人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最持久的支持。”
他们从加拿大来到波士顿（在这里，阿列克西在1831年9月悲痛地获悉“贝贝”逝世）、哈特福德、费城（“令人讨厌的整齐”，“整齐开辟的街道”，还标上了号码……）、巴尔的摩、匹兹堡、辛辛那提……南方让托克维尔对法国所丧失的历史机遇抱有希望：“在美洲的法国人具有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切因素。他们还是欧洲家庭在新大陆的最美好的子孙后代。但是，由于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他们注定以屈服告终。当局的放弃（通过1763年的《巴黎条约》）是路易十五不光彩的统治生涯最大的耻辱之一。”托克维尔在重新来到加拿大时写道：“我刚刚在加拿大看到100万勇敢、聪明、适合于某一天在美洲组成伟大法兰西民族的法国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在自己的国家像外国人似的生活着。征服者的民族掌握着贸易、工作、财富和权力，他们构成了上等阶级，并统治着整个社会。到处都有未在人数上具有重大优势的被征服民族，他们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习俗、语言和民族特性。这就是征服或更确切地说是放弃的后果。”
路易斯维尔、孟菲斯、密西西比、华盛顿……托克维尔意识到了印第安人所忍受的压迫，他们总是被驱逐到更偏远的地方，处在难以忍受的被奴役状态……虽然在美洲土地上的时间尚不足一年，但他深信，自己将就美国写出一些前所未闻的事情，他的偏见已被消除。而且，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自始至终都在激励他。1832年2月20日，两人在纽约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船只。
在他们回国后，博蒙在萨尔特省开始撰写关于监狱制度的报告，接着他又返回巴黎，以便确保与托克维尔的合作。阿列克西尽管有一段时间精疲力竭，但仍同意前去参观土伦的苦役犯监狱以及日内瓦和洛桑的新监狱。但是，甚至托克维尔自己也说，《论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应用》主要出自博蒙之手。在1833年1月发表的这一报告获得了法国蒙蒂翁奖，并且因受到好评而在1836和1844年两度再版。
在这期间，古斯塔夫·德·博蒙因为拒绝作为检察官介入一件与其同身份的人的案子，被解除塞纳省初审法庭的代理检察长一职。托克维尔立即与博蒙团结一致。两人均登记加入律师团，这使托克维尔得以在蒙布里松重罪法庭为他的朋友、被贝里公爵夫人鲁莽行动牵连到的路易·德·凯尔戈莱辩护。在政治上未对公爵夫人的未遂行为给予任何宽容的托克维尔在为朋友辩护时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演说，后者最终被宣告无罪。
托克维尔在1833年夏天期间开始写关于美国的著作。起初，他打算与博蒙合写，并在第一版的《论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应用》中，曾预告他们将合写一部关于“美国的制度和习俗”的著作。但是，在共同协商后，两人决定分开行动。博蒙写的是长篇小说《玛丽》，而托克维尔则将写一部题为“论美国的民主”的论著。托克维尔向他的朋友、空论派众议员迪韦吉耶·德·奥哈纳解释说，他不喜欢参考在他之前出版的关于美国的书籍，只想强制自己去读在旅行中写的笔记以及档案文献的笔记，并向他为此而在1834年初约好的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人弗朗西斯·利皮特请教。托克维尔与博蒙好友相互校阅手稿，进行讨论，予以订正。
《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发表于1835年1月，这一著作迅速取得了巨大成功。《辩论报》一位名叫萨尔旺迪的固定撰稿人分别在1835年3月23日和5月2日写了两篇高度评价这一著作的文章，圣勃夫同样于4月7日在《时报》上发表类似文章。圣勃夫写道：“该书的每一个章节处处证明这是一位最出色和最坚定的人、一位最擅长政治观察的人。在政治观察方面，自孟德斯鸠无与伦比的不朽之作问世以来，这是少有的既恢宏大气又扎实可靠的佳作。”这篇文章引来托克维尔的致谢：“先生，请允许我将您对美国民主的判断与更为重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即看到我们之间建立的联系得以维持并变得更为频繁。我情不自禁地相信，在我们之间存在许多互通之处，并且相信，如果有机会更好地相互认识，你我将产生一种立即会占支配地位的智力和道德上的亲密关系。”夏多布里昂（他把托克维尔带到雷卡米埃夫人在林中修道院的家中）、基佐、拉马丁、鲁瓦耶－科拉尔、莫莱（他把托克维尔介绍给卡斯特拉纳夫人）、卡富尔（曾评价该书是“现代最值得引人瞩目的著作”）也对此予以赞扬。博蒙的小说《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在1835至1840年间出了5版。固执地反对托克维尔论著的文章出自《法兰西报》的正统主义者，他们嘲笑托克维尔把美国这样不值得推崇的共和制拿来作为榜样。与之相反，英国人却因能在该著中找到如此多反对美国共和制的论点感到高兴。不管究竟如何，托克维尔的声誉一举得到提高。这位贵族竟然能够如此无拘无束地谈到一种能为他的客观和精神自由辩护的民主。雷米扎写道：“托克维尔的巨大优点是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在反对大革命的保皇主义怀抱中长大的他，已经绝无仅有地通过观察他所处的时代摆脱了束缚。”
美国是此书的研究对象，但对法国的思考无所不在：对大西洋彼岸制度进行的思考，也是他自己在寻求革命突发事件以来对稳定的国家现状和未来的思索。被民主演变的不可抗拒性所困扰的他思考的是：“这种社会的民主化是否能与自由并行不悖？”
已在美国得到实现的民主社会，就是身份的平等化，归因于继承（权）在社会分化上的终结，在理论上所有人皆可担任各种公职，但是，它似乎也是习俗、生活方式或水平的一种缓慢但不可避免的齐一化。即便平等实际上未实行，但它毫无疑问存在，同时改变了在此之前由门第决定的心态。在民主社会，仆人皆可梦想成为主人。这种社会预示着一个中等阶级的社会，而中等阶级社会的目标是最大多数的满足，贵族制只属于过去。
自大革命以来，法国进入了平等时代。但关键的问题是要了解，托克维尔所领会的、起源于一种贵族价值观的自由，在人们确立身份平等时是否能够得到保护。没有继承贵族制度遗产的美国，给他提供了某些答案。
他从美国的联邦宪法着手，这一宪法汇集了权力（这是个领土广袤的国家）和自由（该国并未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利益。“各州的立法权”从中起了首要作用，它们使靠近权力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更好地监督权力成为可能。通过描述政治制度，他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平衡，强调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作用——“当今最有力的防止民主差异的屏障”。在这一时期，唯有美国人配备了能够废除违背基本法的立法机构法案的宪法法院（une Cour constitutionnelle）。根据孟德斯鸠的提法，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非中央集权化和权力制衡之外，托克维尔补充了第三个他极为关注的积极因素，即美国人对结社的爱好，以及在不求助于国家机构的情况下行动、临时安排和带头做某事的方式：“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有人去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而在法国，人们会去叫宪兵，会等待，会犹豫，但在美国，公民产生了集体自行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有结社的权利和习惯，这就是自由民主的基础。
托克维尔非常自然地涉及了新闻自由问题，而新闻自由的废除曾是七月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深知不受约束的新闻会产生何种过火行为，新闻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但是，没有自由的新闻比新闻自由还要糟糕。在美国，这种自由有利于报纸的增多，同时，舆论在相互平衡：人们正是通过自由来纠正对自由的滥用。
然而，托克维尔主要的思考放在了宗教上。人们已经指出，美国民主的整个制度根植于共有的宗教信仰，而这种宗教信仰丝毫未与自由精神相对立。美国人的新教起源是关键所在：“英属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由一些先是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后又不承认宗教至高无上的人开发的。因此，对于他们带到新大陆的基督教，我除了称之为民主共和的基督教之外，找不到其他合适的称呼……在这里，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协调一致，而且这种关系从未中断……”
也许那里的人们有多种教派，但每一种教派均宣扬建立相互的公民义务。在这一意义上，即使宗教并未形成法律，它也在支配着习俗。“我不知道全体美国人是不是真信他们的宗教，因为谁能钻到他们心里去看呢？但我确信，他们都认为必须维护共和政体。这个看法并非一个阶级或政党所独有，而是整个民族共有。所有阶层都有这种看法……”而处在政教分离制度下的这一切，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如前所述，除了拉默内的小团体曾如此想象）：“在欧洲，基督教准许人们把它与世间的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今天，与基督教结合的那些政权已经衰落，而基督教本身则好像被埋在那些政权的废墟堆里。但它还活着，被死去的政权压在底下。只要清除压着它的瓦砾，它就会立刻站起来。”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抓住了其真谛的宗教，协调了信仰和自由；而在法国，教会与近代社会的冲突，则将信仰与自由分开。在法国，罗马教从外部和上层强行规定了教条主义的信仰和道德权威，而美国人的习俗和信仰则能够引导每个人将道德意识、宗教信仰、公民义务内在化以建立自由民主。
虽然这对美国民主的描绘有点乐观，但托克维尔并未把美国当作伊甸园。他敏锐地分析了“集体暴政”“舆论的因循守旧”会对个人产生何种影响。他没有对印第安人遭受的摧残与驱逐保持沉默：“这种被迫迁徙而来的可怕苦难是不堪设想的。当印第安人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衰败不堪。而在他们新选定的落脚地区，又早已住着只会对新来者怀有敌意的其他部落。他们的背后是饥荒，前面又是战争，真是到处受苦受难。”他丝毫没有隐瞒对蓄奴制和种族主义的厌恶：“我觉得，种族偏见在已经废除蓄奴制的州，反而比尚保存蓄奴制的州强烈。而且，没有哪个地方的种族偏见像从来不知蓄奴制为何物的州那样不能令人容忍。”黑人问题在他看来似乎是“威胁美国未来的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他预见到了奴役的终结，但也指出，不管结果如何，奴役都是“最大的不幸”。
在他们的书出版之后，托克维尔与博蒙前往伦敦，此行既是为了深化对民主的研究（英国在1832年进行重大的选举改革，《改革法案》扩大了选民的基础），同时也是为了消遣（两人都将在几个月后结束单身汉的生活）。他们受到了政治知名人士的接待，并认为在英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民主化，注定会通过合法手段在非暴力的情况下进行。他们也访问了奥康诺的爱尔兰，在那里，贫困而信仰天主教的农民被拥有土地的信仰新教的贵族所统治。
回国后，托克维尔准备与玛丽·莫莱尔结婚。新娘是个出身寒门的英国女子，因此阿列克西的父母极不看好这桩婚事，他的母亲甚至没有出席1835年10月26日在巴黎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举行的仪式。不久，托克维尔着手写《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该卷预定在4年后即1839年11月出版。与之相反，古斯塔夫·德·博蒙并没有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结为伉俪，他娶的是拉法耶特的孙女。他后来在1839年出版了《爱尔兰》。
阿列克西在1836年1月失去了母亲。因为见自己得到了托克维尔家族的城堡和土地（他从未使用过属于他的伯爵称号），两口子从此以后将时而在巴黎，时而在城堡过日子——该城堡位于瓦洛涅与瑟堡之间的科唐坦海角。在完成《论美国的民主》的书稿之前，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贫困的回忆》，这是一个使他思索不已的题材。他在文章中表现出对“工人工业协会”的兴趣，虽然他不认为这种“丰富的”观念已经“成熟”。他接下去写的评论《1789年前后的法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是应斯图亚特·密尔之邀为后者的杂志《威斯敏斯特评论》而撰写的。如果说他对旧制度的描述旨在使英国读者理解法国的特殊性，那么，其中心主题依然是纠缠他已久的问题，即从贵族制社会转入民主制社会，这一主题将在20年后重新出现在他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著作中。最后，他还在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过程中忙里偷闲地撰写了第三篇评论《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两封信》，此文应凡尔赛一份出版物的约稿而写，它证明了托克维尔对殖民问题的关注。
托克维尔也投身于政治事业。1835年，即《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那一年，他已年满30岁——根据新宪章的规定，只有达到30岁才有当选资格。他参加了1837年在拉芒什省瓦洛涅选区进行的选举，并且非常明确地谢绝了他的远房亲戚、时任首相的莫莱伯爵的帮助。由于在第二轮选举中败北，他听到专区区长说，这是一场“本专区的反刍派（la partie ruminante）对有思维能力派”的胜利。他于1839年在同一选区实现了复仇。从此之后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他，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退出了这个舞台。
这一切耽搁了《论美国的民主》的写作，这一著作最终于1840年出版。这一次，公众意见毁誉不一，因为它不再是一个报道，而是一本政治哲学论著，一部以美国为出发点对民主进行广泛思考的抽象之作。比如，托克维尔设想了美国已经开始的民主社会可能会怎样，以及它在思想、社会生活、习俗和政治命运方面产生的后果。
在思想方面，他预见到舆论的统治、占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语言的退化和文学工业的发展：“作家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他们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使人享受美，不如说是使人兴奋激动。”关于社会生活，通过预言工业主义的支配力、对私营企业的偏爱，他提议以结社精神来平衡这种倾向：“要是人类打算维持文明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托克维尔敦促人们警惕那些威胁“过于满足的”社会的危险，在这种社会中，公民会忽视公共事务（而野心家可能会利用这一点），他鼓励公民提防“以缺席或不被关注的民众之名义”说话的派别。
在习俗方面，托克维尔感到它们在变得简单，贵族的习惯准则注定会消亡。他看到妇女地位在平等方面得到改善，强调将诱惑大多数人的金钱崇拜：“我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心，主要不是人们欲望过大，而是它的平凡。因此，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奋进之心失去其推动作用和崇高目标；人们的激情既没有昂扬又没有低落，结果社会日渐走向看似十分安宁但缺乏大志的状态。”
最后，在关于民主社会政治命运的章节中，自由主义者必须预防奴役的危险。平等原则可能有助长权力独裁和集中的危险，对特权的仇恨则可能导致无限制地加强国家（机器）的特权：“民主时代的人十分讨厌服从与自己平等的邻人的指点，不承认邻人在智力上高于自己，不相信邻人正直，嫉妒邻人的权势，既害怕又瞧不起邻人，喜欢让邻人时时刻刻感到双方属于同一个主人管辖。顺应这些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励平等……”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前11年，托克维尔已经勾勒出这种“民主专制主义”的轮廓。像这样的权力会满足每个人的两种敌对情感——“需要被引导和仍然渴望自由”。托克维尔清晰描述了民主社会具有专制的可能。
托克维尔在描述时也会进行规定：他呼吁创建辅助性的机构，实行非中央集权化，选举官员、发展社团，增加报刊（“自由的民主工具”），并且呼吁公民要警惕。
美洲之行激起了托克维尔的乐观主义，但这种乐观主义并非是盲目的。实际上，这位精神贵族谨慎地设想了大众社会：“我举目环顾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但是，托克维尔并未任由自己被怀旧所压倒，他甚至努力去表达造物主的观点——对于造物主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个别人的荣华富贵，而是全体人的巨大幸福。因此，我认为是衰退的东西，在造物主看来都是进步的东西……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非常正义，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依托克维尔之见，与法国人的反应正好相反，民主依然可以与大革命分开来思考。民主的未来可以在没有过多恐惧的情况下予以考虑，但这要借助于警惕，因为民主有可能危害自由。
托克维尔注定会在以后修改对美国的描述。他的著作所用的例子主要从美国东部，即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美国而来。然而，两个重要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其一是西部不断扩大，其二是数量巨大、来源庞杂的移民摧毁了同质社会的观念。利益冲突（这甚至在南北战争前就有）、唯利是图、野蛮资本主义、废奴问题和过去的奴隶身份等问题层出不穷。美国19世纪后半期将显而易见地改变美国民主伊甸园般的外观。民主向来只是一种目的、目标和理想，应当始终检查它实施的制度。尽管如此，很少有政治著作比托克维尔这部更具洞察力。在“消费社会”时代和“世俗宗教”终结之际，在自己的国家被重新发现之前，长期以来，托克维尔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比在法国还要有名。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于1839年当选为众议员，于1841年以36岁的年龄入选法兰西学院，他是雷米扎口中的“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之一”，并且将一直是人们谈论的对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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