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整个17世纪，中国教区的神父们把许多中国文献翻译成了拉丁文，用来论证中国的本土信仰里有尚未成熟的一神论。在作出这番努力的过程中，他们向自己的上级和资助人提供了与中国风俗、信仰有关的详尽材料。回头来看看他们的故乡，欧洲受过教育的世俗阶层当时正因一系列发现——制图法、天文学、数学以及语言学——中蕴藏的理性激情而感到兴奋不已，无不焦急地等待着传教士的书信集和日记早日出版。
耶稣会士们的“孔夫子”在这些观察家、业余爱好者和科学家中找到了非常友好的环境，他的著作在这里大受欢迎，因为人们认为其中含有和西方道德规范极为协调一致的智慧。
此后，西方人还根据经验观察从地理、语言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描绘过整个世界的面貌，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从宗教的角度描绘这个世界。当其伊始，欧洲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成员们在把“孔夫子”具象化时，已全然不顾他的另一个自我——“孔子”，这使得本来成对的象征顷刻间一分为二。
“孔夫子”作为一种象征所具有的影响力，来自欧洲人的一种假定：“孔夫子”乃是中国这个“他者”的形象化代表。因此，当记载传教士在中国生活详情的耶稣会士书信集在16世纪最后十年出版时，“孔夫子”的声望不论是在某个领域，还是某几个相关领域，不论是在教会里，还是世俗社会上，都已传播开来。
作为偶像，“孔夫子”为欧洲两个不同的群体所用，作用也不相同：对于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并且越来越同情中国人的那一小群耶稣会士而言，他们觉得孔子令人尊敬，而“孔夫子”就是孔子；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也就是当时最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而言，“孔夫子”因其有拉丁语名号而被视为一种象征，象征着蛮貊里的高贵，或是“自然”（natural）中的内在理性。
二
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欧洲获得了一种“启蒙了的”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孔夫子”才作为一位圣人在当时的西方文化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追随他的中国信徒则被称为“Confucians”（儒教徒），这个词可以引起一整套联想：恭敬、彬彬有礼、睿智、正直、理智而不盲目地遵从古训，尊重有学问的人和家长制的权威。对于那些怀疑君主政体并对宗教战争感到绝望的欧洲人来说，这些品质和具有这些品质的人都是迫切需要的。
“孔夫子”以及通过转喻的方式在这个象征里表达出的中国，出现在启蒙时期很多名人的著作中：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孔德、魁奈、丰特奈尔、狄德罗、莱布尼茨、伍尔夫、马勒伯朗士、培尔，甚至包括笛福。也许是在1758年，“孔夫子”才迎来了自己最重要的时刻，就在这一年，第欧根尼·拉尔修所著《哲学家列传》的法文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其中有90页是在讲解“孔夫子”的教诲。
作为中国风物的象征，“孔夫子”对当时刚刚显露的政治、社会和神学批判至关重要，正是这些批判才导致了大批作品问世，其中就有培尔的《历史与批判辞典》（1697—1702），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和《哲学辞典》（1757），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和《论法的精神》（1748），以及魁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1767）。在“古”“今”之争的这一特殊时刻，中国古代的形象帮助塑造“现代”的“自我形象”，我所说的“现代”系指“我们西方人”的“现代”。
在当时的欧洲，“孔夫子”声名远播，他的形象也随处可见，这是因为“孔夫子”就像资本一样，他的价值并不为其表现出来的样态所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孔夫子”显然是一种制成品，是某些价值观的象征，而其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内容就是他的异质性，因此，任何个人或者群体都可以借用“孔夫子”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对伏尔泰来说，“孔夫子”象征了一种真正的、与欧洲有别的道德理性；对孟德斯鸠而言，“孔夫子”则象征着专制统治。在象征方面的这种多样性，反映了当时的欧洲正在为民族国家诞生之初的个体、社会和神圣性问题而激烈论辩。
三
经济全球化在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初期的发展，使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近，而“孔夫子”广为人知恰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16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初见端倪，在经济上将中国与欧洲、美洲联系在一起，也将中国与新大陆上的其他地方，比如像波托西等藏有银矿的地方联系在一起。迄至17世纪初，全世界开采出来的贵金属大约有50%都流向了中国。伴随着香料、贵金属和奢侈品贸易，一种贩卖概念的市场也得到了发展，这个市场带来了很多中国的人物画并旋即风靡欧洲，其中就有《孔夫子》。
正是这一时期，一些思想观念与物质商品同时开始流动，它们将中国和欧洲联结在一起；其中，“孔夫子”恰是一个异常突出而又意义深远的“人工产物”。他的名字和形象频繁出现在信函、回忆录、论文、游记和史说中，这似乎表明，他就像新大陆的钱币一样被带到了一个充满了各种新思想又在不断扩张的市场，将罗马和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联结在了一起，也将罗马与设在果阿（Goa）、广州、澳门、北京的传教前哨联结在了一起。根据鲁保禄（Paul Rule，译者按，又常译作“保罗·玉尔”）的研究，第一幅“孔夫子”的雕版肖像画于1687年问世，并且“为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的无数作品所抄袭”，其中就包括法国耶稣会士、御用数学家李明（Louis le Comte）撰写的那部广为人知的回忆录。对我们而言，这次概念层面的交往所带来的最主要的思想影响在于，在肇庆教堂传教的那些耶稣会士们创造出来的一体两面的“孔夫子/孔子”，完全变成了“孔夫子”：我们将他视为导师、道德楷模、圣人、政治哲学家，最重要的是将他看作中国“公民宗教”的创始人。
学者和大众在这一点上颇为类似，他们常常认为这些不同的角色与中国本土的孔子形象吻合无差；他们都确信自己知道“孔夫子”是谁。不过，尽管有一系列被认为是能够代表孔子的具体形象，但脱离了本土文化背景的这位“孔夫子”，到底只是西方的想象虚构。被我们赋予无上威权的“孔夫子”与“儒教”，是有域外渊源的思想产物，制造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揭示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但就孔子本身而言，仍是鲜为人知。这对反讽恰恰说明了与“孔夫子”、孔子有关的在象征方面的差异性为何如此之多。
“Confucius”（“孔夫子”）和孔子其实更像是某种转喻用语而非活生生的人，前者广为人知，乃是“Confucianism”一词的原形（“Confucianism，儒教”其实是我们西方人自己的传统），而后者则是令人崇敬的儒家道统的至圣先师。同所有先知、殉道者和英雄一样， “孔夫子”和孔子被赋予了太多太多的内容，数量之多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同时“孔夫子”和孔子也被视为其名义下制造出来的那些传统所留下的遗迹。事实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就制造此类传统而言，在功能上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至于说到中国，几千年来，孔子在中国一直都是人们进行发明创造时普遍关注的焦点。
作者詹启华（Lionel Jensen）
本文来源：博雅好书
作者：詹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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