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大帝,"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

阿尔弗雷德（古英语：AElfrēd, AElfrēd；英语：Alfred；849年－899年10月26日）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时期威塞克斯王国国王，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自称且名副其实之人。他率众抗击海盗民族维京人的侵略，使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回归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故得享大帝（Alfred the Great）尊称。

维京人的突然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奥法国王和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最后几年被这种恐惧蒙上了阴影。793年，维京人对林迪斯法恩洗劫一空，震惊了整个欧洲。诺森布里亚的阿尔昆，当时任查理曼大帝的首席顾问之一，给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和林迪斯法恩的团体写了一封信，信中痛苦地说道：“如果圣卡斯伯特以及众多圣徒连自己也保护不了，那么不列颠的教会到底能庇护什么？”很可能正是由于这场灾难，奥法要求肯特人必须服兵役，并特别强调到了肯特遭受异教徒袭击的可能性。3然而，无论这些早期的沿海袭击有多么令人震惊和恐怖，但与随后发生的战争相比，它们实在微不足道。

维京人带来的这种超级恐惧首先可以归因于其高超的航海技能。这些袭击者们乘着他们新设计的船只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到达（和离开），这让准备和反击都变得十分困难。在林迪斯法恩遭到突袭之前，没有人能想象到（正如阿尔昆信中证实的那样）维京人是从海路来进犯的。当然，这些维京人不久也会试图建立定居点，因为他们的入侵可能与贸易企图有关。当时在哀叹维京人入侵（对于他们而言，维京人确实是上帝派来惩罚人们身上各种罪恶的魔鬼）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入侵后果并不一定严重，当代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个观点。现在看来，维京人入侵的早期受害者可能不仅包括林迪斯法恩的僧侣，而且还包括皮克特人中的波特马霍马克部落（Portmahomack）。此部落同样享有盛名，位于苏格兰东北部塔巴特半岛（the Tarbat peninsula），这是一个富有且非常重要的雕塑和皮纸制作中心，在8世纪末完全毁于战火，直到最近才被重新发现。

最终，在阿尔弗雷德国王的统治下，韦塞克斯王国成功地阻止了维京人的入侵，这个故事很简单，只需简单复述。但鲜为人知的是，韦塞克斯曾在维京人入侵多年以前就设法超越麦西亚，成为英格兰最强大的王国，维京人的袭击使得韦塞克斯有机会巩固这一地位。然而，正如（带有一定倾向色彩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记述的那样，一些里程碑式事件似乎很清晰：825年，韦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击败了麦西亚人；仅仅4年后，埃格伯特征服了麦西亚王国和亨伯河以南区域；他是第8位国王，被称为“不列颠的统治者”。根据比德提供的伟人榜，第7位国王是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奥斯威尤。不论8世纪的麦西亚（无论是埃塞尔巴德还是奥法执政）被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但毫无疑问，埃格伯特内心深处并不相信麦西亚政权。789年，在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埃格伯特在查理曼大帝的宫廷上寻求避难，那一年韦塞克斯国王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与奥法国王的女儿成婚，他们的后代（奥法希望是这样）将会统治韦塞克斯。802年，贝奥赫特里克去世的那一年，埃格伯特重返英格兰，很有可能是在卡洛林王朝的帮助下，他成功地夺取了王位。

825年埃格伯特胜利后，虽然他对麦西亚的统治很短暂，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会对他的地位和权利带来长期的严重影响。由于没有进入港口的保障，麦西亚的政权一直不太稳定。因此，对于埃格伯特在诺森布里亚以南地区的地位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与肯特的关系。在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麦西亚一直继续控制这里（虽偶尔与其大主教发生争吵）。作为埃格伯特胜利成果之一，肯特人于825年承认他了的权威，并承认埃格伯特的儿子埃塞尔沃夫（Aethelwulf）为其储君。在他的领导下，教会和统治者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838年，在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Kingston），国王和大主教间长期存在的土地纠纷得以解决，并达成了一项新合约：从此，埃格伯特、埃塞尔沃夫及其后代继承人承诺与切奥尔诺思（Ceolnoth）大主教及其继承人将保持牢不可破的友谊。

银戒指，约775～850年

这是一项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10世纪里，西撒克逊诸王室的圣礼仪式定期在金斯顿举行（作为838年合约谈判中一个环节，埃塞尔沃夫也在这里接受了圣礼）。金斯顿是泰晤士河潮汐达到的最后一个地方，天然带有一种神秘的光环。

统治肯特同时也肩负着击退来自海峡沿岸和韦塞克斯的维京人的责任。835年，一伙维京人第一次袭击了位于肯特北海岸的谢佩岛（Sheppey）。第二年，埃格伯特不得不在现今的萨默塞特抵御攻击。两年后，维京人又攻打了更远的西部地区。在9世纪40年代，埃塞尔沃夫继承他父亲埃格伯特的王位时，伦敦、罗切斯特、罗姆尼湿地（Romney Marsh）和南安普顿都受到了袭击。851年，维京人返回英格兰，发动了5次单独的侵袭。此后，他们在谢佩岛过冬。因此，这些入侵均不是随意而为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856年，埃塞尔沃夫国王出发前往罗马。853年，一支随行队伍包括埃塞尔沃夫最小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在内已经探好了这条路线（教皇很可能以某种形式为阿尔弗雷德祈福，据说，教皇实际上为他进行了涂油礼。阿尔弗雷德在父亲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罗马也是有可能的）。在离开英格兰之前，埃塞尔沃夫已经决定好了他王国的继承权，如果他不再回来的话，韦塞克斯将分给他的两个年长的儿子管理。儿子们可能非常希望他们的父亲留在罗马，毕竟，埃塞尔沃夫是不会成为第一个在韦塞克斯退位并结束自己统治的国王。但是埃塞尔沃夫还有其他计划。在回家的路上，让他的两个儿子感到震惊的是，国王娶了一位新妻子——12岁的卡洛林公主朱迪丝（Judith）。这次联姻可能是因为需要与他的岳父——秃头查理进行合作，以便对抗日益增长的维京人威胁；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尽管这必然会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埃塞尔沃夫似乎也绝不会放过为他的王朝增添卡洛林王朝血统的机会。

在这一偶然而并非刻意谋划的事件中，埃塞尔沃夫和朱迪丝的婚姻最终导致阿尔弗雷德继承了王位。埃塞尔沃夫在婚后仅仅两年就去世了。朱迪丝也没有孩子，长子埃塞尔巴德立刻娶了朱迪丝作为他的妻子。5年后，埃塞尔巴德去世，仍然没有继承人。在接下来的11年里，阿尔弗雷德的两个哥哥也相继去世。因此，871年，轮到阿尔弗雷德继承王位了。

富勒胸针，来自大英博物馆

随着阿尔弗雷德的继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处于黑暗时代的国王，关于他的证据突然变得充足起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充足也意味着会有争议，需要特别认真甄别。阿尔弗雷德的一些成就曾被长期津津乐道，但仔细研究后要么是夸大其词，要么是纯属捏造。关于国王如何躲避维京人，念念不忘摆脱困境以至于负责照看的面饼被烤焦，这则备受喜爱的故事只是来自于10世纪的传说。阿尔弗雷德创建英格兰海军的想法更是经不起推敲。许多所谓的“阿尔弗雷德式堡垒”则必须归功于他的儿子爱德华。国王从拉丁语翻译成英语的书籍数量现在受到质疑。他的传记由他的教士阿瑟（Asser）记载，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部传记是真实的，但国王的传记更像一部圣徒的传记。然而，无论有多少局限性，结论依然不会改变：阿尔弗雷德的确是一位伟人。

在阿尔弗雷德于871年成为国王时，还不清楚西撒克逊人是否能够阻止维京人的入侵。865年，尽管维京人被许诺了只要离开就能得到金钱补偿，但是他们（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还是洗劫了整个肯特东部。11866年的冬天，维京人在东盎格利亚度过，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马匹。867年，他们到达约克，对“诺森布里亚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868年，阿尔弗雷德和当时韦塞克斯的国王——他的哥哥埃塞尔雷德与麦西亚人联手一起抗击维京人，维京人当时已经到达了诺丁汉（Nottingham），但是这次交锋没有结果。869年，维京人回到了约克。870年，一支维京人的军队杀死了东盎格利亚的国王埃德蒙（Edmund），并占领了王国。《编年史》的条目简短地记录了这些事件。但是到了871年，这种侵略的步伐加快了：一支已经任命了各级长官的维京军队到达韦塞克斯。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与他们在雷丁作战并战败。4天后，他们又一次在阿什当（Ashdown）战斗，在夜晚还未降临前，维京人被击退。但不管怎样，在两周后的战斗中，维京人赢得了胜利。正如《编年史》所述，这是动荡的一年。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失去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埃塞尔雷德自己也丢掉性命。阿尔弗雷德继位并继续战斗，但他自己指挥的第一场战斗也宣告失败。到了年底，除了求和已经别无选择。

在接下来的7年里，维京人的前进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其威胁也越来越大。维京人不再满足于贡品和珍宝，他们的目标是要控制王国。在麦西亚，他们把伯格雷德国王（Burgred）赶到海外，并安排塞奥尔伍尔夫为傀儡国王，他承诺王国将“随时准备献给他们”。在英格兰北部，维京人的首领哈尔夫丹（Healfdene）分配了诺森布里亚的土地，他们开始犁地，养活自己。接着，在878年，一支维京军队进入韦塞克斯，“定居下来……除了阿尔弗雷德外，人们都服从了他们”。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作者描述了878年的冬天和春天（同样描述的还有阿瑟，他引用《编年史》的地方非常多），由于渲染了过多英雄主义色彩，一些谨慎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描述并不可信，再加上《编年史》大约在9世纪90年代成书……而此时维京人再次威胁韦塞克斯，人们迫切需要得到鼓励。然而，这一部分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与其说是其磅礴的叙事风格，还不如说是其精确的描述、对当地情况的了如指掌以及阿尔弗雷德在与维京人开战前的谨慎态度［878年双方在埃丁顿（Edington）发生的战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场战斗并非充满奇迹，而是从一开始就进展缓慢、临深履薄并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正是在1月，那一年的主显节过后，一支维京军队从埃克塞特（Exeter）出发，占领了位于奇彭纳姆（Chippenham）国王所驻扎的村庄。阿尔弗雷德不得不进行转移，“带着一支势单力薄的人马在丛林中艰难跋涉”。到了复活节，国王终于在阿塞尔内（Athelney）的一座堡垒中扎下营盘。他召集了萨默塞特的一些人，开始向敌人发起攻击。仅仅7周后（在圣灵降临节左右），他已经准备采取果断行动了。他召集的追随者不仅来自萨默塞特，还包括威尔特郡和汉普郡。阿瑟写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投身于阿尔弗雷德麾下，仿佛获得了重生”。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一起穿过阿尔弗雷德的堡垒，最终在威尔特郡的埃丁顿与维京人交战。尽管他们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但是维京人顽抗两周后才投降。这是因为（根据阿瑟的记述）维京人逃离埃丁顿后，阿尔弗雷德乘胜追击，把他们围困在据点里，最终“饥饿、寒冷和恐惧”把他们彻底击垮。

对阿尔弗雷德来说，除非维京人皈依基督教，否则不可能与维京人建立持久和平。他的战争与其说是“英格兰人”对抗“外国人”的战争，不如说是基督徒对抗异教徒的战争。《编年史》提供的宗教节日的日期有着重大的意义。除了阿尔弗雷德对改变维京人的宗教信仰有着传教士一般的热情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要实现持久的和平，一种共同的宗教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在埃丁顿战役的两年前，阿尔弗雷德就已经试图与维京人和解，并与他们签订了一项条约，维京人要承诺离开他的王国。阿瑟和《编年史》都记载过，有史以来第一次，维京人对着基督教的圣物发誓要信守诺言——但却“实行他们一贯的背信弃义”，他们违背了诺言，杀掉了人质并逃之夭夭。那时，埃丁顿战役后，他们有了一次新的豁免机会。维京人再次承诺将离开阿尔弗雷德的王国，但这一次必须在基督徒间宣誓维护和平：维京人领袖古斯鲁姆（Guthrum）承诺接受洗礼，把阿尔弗雷德当作教父。洗礼仪式在阿勒尔（Aller，阿尔弗雷德早些时候准备袭击维京人的岛屿）举行，场面庄严肃穆。“古斯鲁姆与国王共同生活了12天，他用礼物表达自己对国王及其同伴的尊敬之情。”

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似乎正是古斯鲁姆转变并接受他的新身份的原因，这个理由也许成立，也许不成立。但是，阿尔弗雷德坚定的信仰与强烈的使命感是毋庸置疑的。对他来说，与维京人的战斗确实是一场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战斗。阿尔弗雷德很可能在小时候就想象着他是被上帝选中完成某项特殊使命的：他在孩提时期就被派去访问罗马，其背后原因仍然是个谜，但这些迹象已经表明，虽然阿尔弗雷德当时只有4岁，但他已经是家族中的宠儿，被另眼看待，将来注定要成大器。同样地还有他早成的书生意气，如阿瑟记载的著名故事所述，他很快把一本诗集背得滚瓜烂熟，从而打败了他哥哥。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书生意气表明他不仅是未来的学者，更表明他是伟大的命运之子，注定要为捍卫基督教的信仰而献出一生。

阿尔弗雷德对学识的追求从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确切地说，学问更能使人获得智慧，从而获得知识与“神的爱意”。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每个寻求智慧的人都能够阅读必要的拉丁语原文本。但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除了缺少教师外，有太多图书馆被“洗劫”和“烧毁”了。但是，对阿尔弗雷德来说，解决方案就在眼前：阅读翻译作品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比无知更可取。因此，阿尔弗雷德将“把某些书籍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语言，这些书是所有人都最需要读懂的”。

阿尔弗雷德宝石饰物

从这个决定开始，国王自己写了多少所谓的“阿尔弗雷德式文本”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至少格列高利主教《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的古英语译本和《圣咏集》（the Psalter）的前50首诗篇是阿尔弗雷德翻译的，波伊提乌（Boethius）《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和奥古斯丁《独语录》（Soliloquies）都用了更加意译的方式。其他有些作品可能是在他的资助下翻译的，比如比德著作的古英语版本；有些作品则是在他的资助下编纂的（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些作品对于理解阿尔弗雷德决心领导的文化革命至关重要。

正如他翻译的《教牧关怀》前言中所阐述的那样，阿尔弗雷德的使命是明确的。对学问的追求不是为了故作深奥玄妙，而是学问此时此刻就会带来好处。因此，战争胜利和社会繁荣与民众获取智慧密切相关：

记住，当我们自己不珍惜学问，也不把它传授给别人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因此，我们如今失去了（我们祖先的）财富和智慧，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走上正道。

作为补救措施，阿尔弗雷德向他王国里的每一位主教赠送了一份教皇格列高利《教牧关怀》的副本，以及一条价值不菲的教鞭（相当于50头牛的价格），并且书本和教鞭不可分离——国王赠书的时间仍然不太确定：“我们以前不知道多久才会出现这样学识渊博的主教，感谢上帝，如今这样的主教几乎遍布各处。”但是，不仅仅是主教被期望学识渊博，各级官员要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也得有些学识。阿瑟认为，对于那些希望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是好事，但对于他们的长辈来说这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尽管如此，即使是那些阅读特别困难的人，也不得不试图让他们的儿子或亲戚，甚至是奴隶“日夜阅读”英文书籍以取得进步，这样他们至少能够识一些字。

阿尔弗雷德对智慧的追求，再加上阿瑟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所患的疾病，这种形象有时很难与一位年轻的武士（同样是由阿瑟提供给我们的）奋勇冲向敌人（维京人）的形象相吻合，也很难与军事战略家的形象相吻合。阿尔弗雷德在埃丁顿战役胜利后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由此，韦塞克斯今后将得到相当于一支常备军和一个戒备森严的城镇或“堡垒”网络的保护。这种矛盾未必是真实的。对阿尔弗雷德来说，“智慧”具有广泛的含义，既有实际意义，也有意识层面的意义。在他翻译的波伊提乌《哲学的慰藉》中，国王化身为“头脑”，在与“智慧”的对话中，准确地解释了国王在德治中需要的资源：他需要教士、士兵和劳工。这三类群体都需要物质支持，无论是土地、武器、粮食还是啤酒。但每类群体都必须以智慧为指导：“没有人能在没有智慧的情况下掌握任何技能。”对阿尔弗雷德来说，这是一种通过谦卑之道获得的智慧，肉体上的痛苦使他有几分救世主基督的品质，因此，以此类推，国王的身体可以代表他遭受苦难的土地。

毫无疑问，韦塞克斯的土地确实受到了影响：尽管阿尔弗雷德在埃丁顿战役中取得胜利，并且与古斯鲁姆建立了新的关系，但是他还要与更多的维京人战斗。保护肯特与伦敦免受维京势力的影响，这一点对王权兴旺与国王的安全至关重要。如今已经衰落的麦西亚王国何时以及如何屈服于阿尔弗雷德的尚不清楚，但占领曾经的麦西亚城市伦敦却是成功的关键。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同年（886年），阿尔弗雷德占领了伦敦，所有屈从于丹麦人的英格兰人都归顺于他，他随后委托埃塞尔雷德郡长掌管该城”。《编年史》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埃塞尔雷德接替塞奥尔伍尔夫成为麦西亚的统治者，而他在大约881年的康威战役（Battle of Conwy，这场战役是为了报复麦西亚人杀死了格温内思的前统治者）战败后被迫依附阿尔弗雷德。埃塞尔雷德已经无力回天，于是臣服于阿尔弗雷德，并获得优厚待遇：阿尔弗雷德不仅把伦敦交给他管理，之后还将女儿埃塞尔弗莱德嫁给了他。作为回报，埃塞尔雷德对阿尔弗雷德忠心耿耿，并承认其已经扩展到整个英格兰南部的王权。

占领伦敦后，阿尔弗雷德着手对之进行重建，使之完好如初。正如阿瑟描述的那样，“让它重新适宜居住”。没有遭遇维京人袭击前的伦敦一直以现在的奥德维奇（Aldwych）为中心，但在842年遭到维京人进攻后，这座古老城市的大部分地方都被遗弃了。阿尔弗雷德已经着手在他的王国各地筑起防御的堡垒，城墙上有人把守，以应对维京人的威胁。伦敦也不例外，这里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需要对以前的罗马城墙进行重建，并铺设网状街道。《诸城纳税单》（The Burghal Hidage）是一份追溯到9世纪的文件，详细地介绍了关于33座此类城镇的驻军情况。这些数字提供的证据非同寻常，证明维京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以及应对威胁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证明了韦塞克斯国王募集这些力量的决心。在韦塞克斯，每20英里内就有一处堡垒。因此，如有必要，每个人都能躲于其中避难——但这一设想代价很大：需27000人维持这个网状堡垒。此外，阿尔弗雷德希望他的贵族能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点在他的常备军中服役。阿瑟大概也提过，一半贵族被国王征召服役，另一半贵族在家里打理庄园。9世纪90年代初，另外一支维京人的军队入侵韦塞克斯遭到挫败，这一防御系统发挥了有效作用。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896年，“承蒙上帝恩宠”，过去三年，“维京人军队总体上并没有给英格兰人民带来很大痛苦”。然而，阿尔弗雷德进行军事改革所造成的负担不应被低估。在韦塞克斯，并非每个人都有国王的紧迫感，鼓舞士气也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悲观的先知们宣称基督教注定要灭亡；另一方面，服役期一旦结束，人们便不顾一切地丢下未完成的城防工程匆匆回家。30情况虽然如此，阿瑟认为阿尔弗雷德却永远不知疲倦：

尽管他所有的船员都筋疲力尽，但是一旦（国王）掌舵了王国这艘大船……他便不会允许它摇摆或偏离航线……对于那些不服从的人，国王要么谆谆劝导，要么发号施令，要么（最后当他的耐心耗尽时）严厉斥责。国王对大众的愚蠢与固执嗤之以鼻，他非常巧妙地使他的主教、郡长和贵族，同时还有关系最密切的家臣，以及他的城镇长官……服从他的意志，并捍卫整个王国的共同利益。

阿瑟自己的作品似乎写于9世纪90年代初期，试图令威尔士人更喜爱他们的新主人阿尔弗雷德。虽然很难确定具体年代，但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由于康威战役的失败使阿尔弗雷德成为南威尔士唯一值得信任的保护者，但直到约10年后，他才能够在北威尔士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接受格温内思的安纳罗德（Anarawd）的臣服，安纳罗德对他以前与诺森布里亚的维京人的结盟不再抱任何幻想，而似乎对维京人可能从爱尔兰海对岸发起袭击感到焦虑。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阿瑟的作品被广泛阅读。这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形成鲜明对比，这部作品的编撰时间几乎与阿瑟所写的《阿尔弗雷德传记》在同一时间段，并被阿瑟大量借鉴。另外，这本书同样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被视为促进英格兰民族认同感形成的奠基性作品。

阿瑟和那些编撰《编年史》的人，以及其他编写所谓的“阿尔弗雷德所著”书籍的人，都是聚集在阿尔弗雷德宫廷里的精英分子中的一部分，阿尔弗雷德志在使这些精英成为“智慧的核心”。阿瑟告诉我们，这个核心的领军人物由4位麦西亚学者和2位法兰克学者组成。兰斯（Rheims）的大主教富尔科（Fulco）的一封信允许阿尔弗雷德“挖走”神父格林鲍尔德（Grimbald），信中将格林鲍尔德比作“看门狗”，并表示他会知道如何“驱离那些威胁和吞噬……有着邪恶灵魂的野狼”（据说，阿尔弗雷德送了大主教真正的狗作为交换，帮助追捕兰斯的那些被上帝派来惩罚罪恶的“真正的狼”）。我们不可小觑这里的隐喻，毫无疑问，阿尔弗雷德视维京人如恶狼一样危险。我们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阿瑟从来没有把维京人描述成异教徒以外的任何人，也从来没有暗示过阿尔弗雷德在为“英格兰”而战。国王与维京人的战争是一场基督教徒与异教徒的战争，这在一把从阿宾登（Abingdon）出土的剑上清晰可见：这把剑属于9世纪，剑柄上装饰有福音传道者的图案。因此，国王与维京人的战争具有许多《旧约》中战争的特点，阿尔弗雷德有时可以被描绘成大卫，有时也可以被描绘成所罗门。他生活上正直无私，军事上枕戈待旦，作为回报，他的确应该收获财富与智慧，享有权力与和平。

在891或892年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了复活节后的一次星象：“这颗星在拉丁语中被称为彗星。有些人说它是英语中的长发星，因为它发出的光线很长，有时发自一边，有时发自周围。”就在第二年，维京人又回来了，他们由于收成不好造成饥荒，被迫从布洛涅（Boulogne）过来。尽管编年史家对896年的记载是“维京人的军队总体上并没有对英格兰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但这些年仍然过得非常艰难，即使是在896年夏天维京军队撤退时，日子仍不太平。维京人开始沿着南海岸进行突袭，这给阿尔弗雷德新造的船只带来考验，并证明其还远不够完善。据《编年史》后续记载，“同一年夏天，至少20艘船在南海岸遇难，船上无一人生还，所有物品均沉入海底”。如果说阿尔弗雷德的最后几年是在绝望中结束的，这未免太过夸张，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了。除了两起死亡的记录外，《编年史》在897年没有任何条目，898或899年也是如此。然后，《编年史》在900年记录了阿尔弗雷德的去世，紧接着是关于叛乱的描述，阿尔弗雷德的侄子埃塞尔沃尔德（Aethelwold）反对新国王爱德华，并投奔诺森布里亚的维京军队，据说他在那里得到了支持，被接受成为阿尔弗雷德的继承人。埃塞尔沃尔德的反叛虽然短暂，但它也同时说明，在9世纪的英格兰历史中，简单区分基督徒与异教徒、维京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埃塞尔沃尔德是阿尔弗雷德一个哥哥的儿子，他比爱德华大得多（大概比爱德华大10岁），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配得上王位。由于前任国王理所当然地将王位传给长子的惯例还未确立，那么埃塞尔沃尔德对权力的争夺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还能够获得支持。他大摇大摆地占据了温伯恩的王宫——他父亲被埋葬的地方，来宣称自己的主张，一位修女帮助了他。或许王室血统一直在为他打腰提气。之后他被迫逃到诺森布里亚（并抛弃了那位修女），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与他一起策划军事行动的盟友。902年，他和一支“服从他的”舰队一起乘船前往埃塞克斯。第二年，据说他“唆使东盎格利亚的军队破坏和平，因此他们在麦西亚全境肆行骚扰”。这样的挑衅终于激起爱德华的反击；随后在霍恩战役（Battle of Holne）中，“双方都大开杀戒”，埃塞尔沃尔德本人也被杀死，但对爱德华来说这不算一场光荣之战。我们甚至还不清楚（根据《编年史》记载）爱德华是否完全控制了自己的军队——据记载，在国王试图集结军队时，肯特的士兵“磨磨蹭蹭……不服从国王的命令”（因此，他们首先受到了攻击）。其中一名死者是郡长西格尔姆（Sigehlm）。大约15年后，爱德华娶了西格尔姆的女儿埃德吉芙（Eadgifu）作为他的第3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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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英]亨利埃塔·利泽：《盎格鲁-撒克逊人简史：公元410—1066年，英格兰的形成与诞生》，张尚莲 史耕山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