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强人":佛朗哥与法西斯的合作、利用与背叛

经过“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几乎所有法西斯政权都被扫灭，唯独西班牙屹然独立，如同生物界里经历寒武纪之后的活化石。1936—1939年佛朗哥历经艰难困苦，赢得西班牙内战的胜利，推翻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统治。

内战中共和国一方的内讧通过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已经为人熟知：《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详尽描述了苏联如何居高临下干涉马德里内政，斯大林主义者如何倾轧其他左翼人士。然而，右翼也并非铁板一块。

将军们建立了军政府，保王派想要复辟波旁王朝；长枪党则试图效仿希特勒，控制军方，还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佛朗哥的前半生花费在跟这些危险而极具利用价值的朋友打交道。后来，佛朗哥结束内战，偃武修文，长枪党原教旨分子还在策划阴谋。

《“爱国的”独裁者》一书呈现了弗兰西斯科·佛朗哥的跌宕人生，作者斯坦利·G·佩恩，突破政治偏见，避免简单谴责或颂扬，力求客观公允。

跨越阵营的 “共识”

用法西斯分子来称呼佛朗哥并不那么恰当，他最初不是长枪党党魁，甚至不是党的一份子。弗兰西斯科出身军旅世家，父祖四代为将，他个头矮小、身材结实，长着一张圆脸，留着一撇黑胡须。

作为一名军人，佛朗哥勇敢善战，没有辱没先辈的英名。20世纪初，西班牙进攻摩洛哥，佛朗哥屡立功勋，21岁晋升为西班牙最年轻的上尉，33岁成为欧洲最年轻的将军。

他早年恪守军人本分，似无政治野心；西班牙从帝制转变为共和国后，佛朗哥顺应历史潮流，留在新政府继续效劳。19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后，西班牙这个盛产骑士勇者的民族，突然冒出各类理论家，贩卖自己的方案。

纯朴的士兵再怎么思想顽固、再怎么反对自由主义，也不过认为西式民主是好东西、可惜不适合本国——西班牙人民素质不高，国情复杂特殊。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则宣布，有比议会制更好的制度。极左分子要发动西班牙的“十月革命”，极右分子想复制纳粹体制。第二共和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军方，而是这群书生秀才，空蹈高远的乌托邦思想一旦落入实践，产生的暴力足以令19世纪最专制的政权相形见绌。

第一个法西斯组织诞生于马德里的高校，亲德派学生组建了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党的创始人奥尔特加和雷德斯马都只有25岁，奥尔特加原本在德国教授西班牙语，回国后带来《我的奋斗》译本。在当时的西班牙知识分子眼里，纳粹主义是洋气的进口货、最新锐的前沿理论，跟西班牙封建落后的旧文化完全不同。他们痛斥保守党人是反动自私的大地主，自由党是腐败自私的商人，社会党人则是大骗子。

法西斯的党报宣布：“我们对君主制不感兴趣，对共和制也不敢兴趣，这些事情老头子才关心。”他们不受传统等级秩序约束，在正式集会中，党员无视行政级别，互相以同志称呼。不少成员是无神论者，雷德斯马就非常敌视天主教。后来西班牙内战中大量教士殉难，长枪党才软化了态度，跟教会握手言和。

传统右派的领袖洛夫莱斯跟法西斯存在巨大的理念分歧，他虽然敬佩希特勒的能力，却不敬佩希特勒的人格，因为纳粹党意识形态建构于尼采的“超人哲学”，违背耶稣的教义。佛朗哥是虔诚的基督徒，当希特勒进攻天主教的波兰时，他非常诧异。德国的种族主义在西班牙也水土不服，雅利安人日耳曼是世界第一优等民族，这让拉丁系的西班牙无法接受，反犹风潮在西班牙也不盛行。

某种程度上，法西斯反而跟极端左派有很多共同语言：认为代议制无效低能，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他们共同痛斥工商业寡头，要求分割大地主的田地，对金融、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只有在民族主义这点上立场不同，如果极左派愿意浪子回头，重返祖国母亲怀抱，变身为极右派并非难事。工人党的创始人、《红旗报》的编辑奥斯卡尔·索利斯，后来皈依国家主义，投靠了佛朗哥。无产阶级出身的曼努埃尔·埃迪利亚在码头干过苦力，在船厂里修过机械，从政进入长枪党，成为第二任总书记。

法西斯党旗上的牛轭图案代表农民，底图是象征无政府主义的黑红两色（左翼组织全国劳动者联盟的旗帜采用相同底色，但图案不同）。党报欢呼“希特勒德国万岁”，也欢呼“苏维埃俄国万岁”，因为两者都是更高级、更先进的制度。法西斯独裁诞生于、但不同于旧式独裁，这种亲缘关系体现于长枪党领袖何塞·安东尼奥·里维拉本人身上。他的父亲普里莫，在1920年代组建军政府，长期执政。何塞五岁时母亲去世了，从小由姑姑抚养长大。

《“爱国的”独裁者》

（美）斯坦利·G.佩恩 /著

李永学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年1月

跟平民出身的雷德斯马不同，何塞是个大庄园贵族后裔，青少年时没有去公立学校，由家庭教师指导。假期生活由快乐的骑马打猎、假面舞会组成。何塞考上大学后偶尔去课堂听课，成绩时好时坏。

1930年父亲普里莫倒台，君主制不久覆灭，何塞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投身政治活动，成立长枪党。建党典礼选在一家歌剧院里举行，在仪式上何塞发表演讲，毫不留情地抨击西方那套：“自由国家不过是卢梭思想的奴隶”。

他看不起右派软骨头，洛夫莱斯希望通过选举和平夺取政权，他虽然放过几句狠话，比如“议会要么向我们屈服，要么就被我们消灭”。然而行动证明，此人是个色厉内荏的胆小鬼，内战爆发后，他甚至不敢投靠佛朗哥叛军。

全欧洲最无能的法西斯

长枪党建立后的次年，跟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实行三头共治。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里维拉施展出不输于父亲的狠劲，发动党内政变，驱赶了雷德斯马、奥尔特加。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即便搞法西斯流氓运动，贫寒子弟依然斗不过官二代。何塞举止优雅，慷慨豪爽，生来一副天潢贵胄的做派，自然更受青年学生的崇拜，连左派对手也承认他确实魅力无敌。他多才多艺，参与谱写了党歌《面向太阳》。

长枪党吸收了很多青年劳工，后来还设立了劳动节，但不选在五月一日，而选在7月17日兵变纪念日。然而西班牙的国家主义运动来得太晚，吸纳底层工人竞争不过左派政党（他们在19世纪就建立了），何塞又心高气傲，不肯向他所轻蔑的“寡头资本家”求助。

外交战略上，长枪党“地图开疆”，高呼“统一半岛，重返拉美”，光复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极盛时期的西班牙日不落帝国，野心外露，以致于法西斯邻居、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不敢多加援助。

长枪党的追随者只剩下一帮热血中二的学生，成员还不到四位数，其中有一千人在马德里。1936年，孤傲的长枪党未跟任何政党结盟，单独参加了大选，得票率仅为0.7%，因为很多党员在21岁以下，达不到法定的投票年龄。选举期间，里维拉还因为闹事被拘捕，这或许是全欧洲最无能的法西斯。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选举之后骚动频发：失败者的抵触情绪不难理解；然而西班牙革命有着特殊性，胜选一方也不打算安分守己——极左派拿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不断激进化，打土豪、烧教堂、没收资本家财产。

洛夫莱斯在议会发言中，引用一组数据直观展示出大选后的混乱：各派在街头斗殴中有269人死亡、1287人受伤；381栋建筑遭到攻击或损坏；43家报社遭到攻击或洗劫；另有146次炸弹袭击。

传统右派温文尔雅，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爱惜羽毛，不愿被拖入政治泥潭，只有法西斯流氓敢淌脏水，赤膊相斗。何塞·里维拉号召采取“直接行动”，跟左派青年街头巷战，砸烂左派的政治俱乐部。脱下宴会的燕尾服，穿上战斗的蓝衬衫，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才是反动派该做的事情。

选举后不到半年，长枪党的规模超过4万人，尤其受年轻一代的欢迎。自由派的《先驱报》做了深刻检讨：在以往的大选中有多少人把选票投给了法西斯？数字可笑得不值一提……如今恰恰相反，去过西班牙的访问者都说“那里的人个个都在变成法西斯分子”。由于罢工、冲突，许多公民感到厌倦……他们逐渐渴望法西斯政权。

7月13日保王党的领袖遭到暗杀，杀人犯是一位社会党籍中尉和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少校。暴力暗杀已不是新鲜事，但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是首例。这桩刺杀案的悬疑性和重要性相当于辛亥初年的宋教仁案，两者均迫于政治压力匆忙结案，罪行的直接责任人仅受到停职的处罚。

司法系统的信誉至此破产，共和国放弃了治安责任，右派人人自危。谋杀案发生四天后，军方宣布兵谏，要求内阁引咎辞职，内战正式爆发。

内战爆发

佛朗哥为人谨小慎微，常年游离于政局之外，在最后几小时才决定起事。叛军组建“国防委员会”，并未邀请佛朗哥，几周之后才将他吸收为成员。在此之前，佛朗哥没有参与过任何反对共和国的阴谋。长枪党起初不打算跟军方合作，关在监狱里的里维拉，以令人迂腐的姿态坚持理论原则，告诫党徒不要跟传统右派结盟。幸好，革命者早早把他枪毙了。

7月17日兵谏发生后，马德里政府当即决定打开军火库，把枪支弹药交给各路左翼组织，共和国事实上进入革命状态，左翼政府无法控制左翼群众。一个议员哀叹：“省长不听内阁，市长不听省长，民众不听任何政府官员。”

工农群众要砸烂虚伪的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直接付诸“实质正义”。内战爆发后的半年里，左翼的共和派在没有充分证据指控的情况下，处死了六位政治不可靠的将军。地方民兵未经审判便枪毙了何塞·里维拉、雷德斯马等一批“人民公敌”，奥尔特加在巷战中被击毙。极右分子没得到叛军的支援，只能任人宰割，这是政变起初受挫的原因之一。

何塞·里维拉以殉道者的形象去世，被党徒称为“缺席者”（el Ausente），这是种表达敬意的方式，在长枪党的点名仪式上，第一个总是叫何塞的名字，然后全体党员一致响应。

内战中，共和区通货膨胀，产业萧条，相比下，佛朗哥军事占领区的财政十分健康，几乎没遇到经济危机。他厌恶阶级斗争，共和国初期农村里地主和贫农厮杀，城市里工人和厂长雇佣的保安厮杀，一切乱糟糟的，从感情上佛朗哥倾向于保守主义；但他也觉得地主、资本家也不应过分压榨，迫使底层民众铤而走险。在军政府治下，工会固然受到扼杀，但资产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被取缔了，所有党派无论左右都被解散了。

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佛朗哥选择了长枪党作为政治工具。自何塞·里维拉死后，剩下的法西斯分子都是二流人物，总书记曼努埃尔·埃迪利亚出身市井，没有至高威信。他在党内都无法做到大权独揽，长枪党最高机构为七人执政团，决议要经过多数赞成才通过。

当佛朗哥打算接手长枪党组织，埃迪利亚做了愚蠢而幼稚的反抗，他试图在全国各地发起示威游行，同时率领亲信包围并攻占佛朗哥的司令部，效法墨索里尼的夺权模式。

这个阴谋执行起来非常蹩脚，党总部发出的电报被军方情报部门截获，向各省派出的特使被扣押。埃迪利亚这个体力劳动者粗俗、鲁莽，不像职业政客那样训练有素，失败是必然结局。他想制造“啤酒馆政变”，得到的却是“长刀之夜”。568个长枪党叛乱分子迅速遭到逮捕，两个长枪党重要头目，被判处五年半苦役。埃迪利亚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长期监禁，内战结束后获释。

在第三帝国，法西斯驯服了国防军；而在西班牙，是国防军控制了法西斯。事变结束后，佛朗哥顺势“毁党造党”，稀释、溶解长枪党原本的激进底色。1937年4月19日《统一法令》颁布，现有的全部政党合并到一个政党——西班牙传统主义长枪党与工团主义民族奋进会，这个党的成分跟他的名字一样复杂。佛朗哥自封为Caudillo ，这是一个古老的西班牙词汇，相当于德语的Führer（元首）。

入党者分为“积极党员”和“支持者”，新的长枪党不会吸纳所有申请人，“支持者”须服从党员的准则，向领袖宣誓效忠，缴纳党费，经过五年的考察期才得以正式加入。门槛设立后，财主土豪能从宽放入，这些凡夫俗子只想混张党票，具有理想主义的原教旨分子则受排挤。曾参加战斗的和现役军官无须考察，直接入党，党的秘书处由一名将军来领导，党员只能充当副手，长枪党事实上沦为前者的附庸机构。

跟德国、意大利的以党治国模式不同，在西班牙管事的是军队，佛朗哥每占领一个省，驻留的军官充当总督，民政官员由军方委派；当该地平定之后，各种职能逐渐转移给省长，建立起各种监督委员会；长枪党的职责只有文宣。

较之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具备用人不疑的优点，行军作战以外的事务，尽可能地下放给他人，各省省长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内务部，而非军部。临时政府部长会议起初由三位将军、八位技术官僚组成，运转16个月后常规部长内阁取而代之。国家主义政权的军事色彩已经褪去，大政奉还给文官政府。

长枪党里不服从当局的一批人自称“老衫军”，另有一批人彻底模仿纳粹建立组织。1939年“老衫军”策划谋杀佛朗哥，联络西班牙纳粹党求助；然而后者表示，必须征求德国纳粹上级的命令。

其实希特勒并不热心输出法西斯意识形态，他说西班牙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权，无论是军人独裁，还是君主制，或者半法西斯制，只要他反对苏联就行。首任德国驻西班牙的大使福佩尔违反这个指导方针，他立刻被撤换掉了。

佛朗哥隆重纪念长枪党创始人，死了的何塞·里维拉比活着的里维拉，更具利用价值。内战结束后，政府修建牺牲者纪念碑，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政府还补办了葬礼，送殡队伍浩浩荡荡，走过了半个西班牙，历史上只有伟大的伊莎贝尔女王才享受此等哀荣。在西班牙部分机构单位里，挂着里维拉的照片相框。

但是，佛朗哥绝不允许有人挑战领袖权威。长枪党里后辈佼佼者萨尔瓦多·梅力诺，重新组建工会，试图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军方认定他是西班牙的恩斯特·罗姆（纳粹德国的冲锋队领袖，跟希特勒决裂），抱有强烈敌意。

1941年梅力诺遭到撤职，判处有期徒刑，“二战”后获释。他再也不问政治，改行做生意，还混得挺成功。长枪党内部的异议偶有发声，在1960年何塞·里维拉的纪念日，一个年轻党徒高喊：“佛朗哥是叛徒”。声音很大，响彻了整个大厅。领袖的表情一直未变，泰然自若。很快这位抗议者被逮捕，然后在监狱蹲了几年牢。

佛朗哥属于那种职业操守很强的人，认为政客们搞砸了事情，需要军人来收拾局面。如果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类人或许会受到尊敬，比如巴顿、乔治·戈登；然而在西班牙这种欠发达国家，他不得不越俎代庖，背负政治家的责任以及毁誉参半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