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老康

康连喜打小就是老师眼里的尖子生，有前途的那种。

村里没人不承认，康家老三是块读书的料。

他常讲，自己不到10岁的时候，就发现“腰长为1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无法用分数表达”，也就是发现了无理数，那时学校还没有教。

康父是文盲，在那个农民政治地位极高的50年代，很早就给孩子灌输了“农民没希望”、“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康家大哥念过私塾，是村里受敬重的文化人；二哥念到了高中，摆脱了农民的身份，当上了城里人。

在康连喜的心里，复制兄长的路径就能改变命运，就像解几何题，是“同理可证”的事。凭着这个信念，他一路成绩优异。读到初二时掏不起学费，老师们也愿意主动资助。

60年后的康连喜，极其怀念这段“最快乐、最骄傲”的时光。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1966年，康连喜刚好读完初中，打算继续向上考。

当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断了高考制度。

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康连喜不懂形势骤变的内情，只是纳闷，自己成绩不错，怎么就不让读了？

失学后，康连喜成了村民口中“格格不入”、“特别古怪”的人。

他不爱搭理人，不跟人说话，“耍清高”，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碰女人用过的农具，不参加串联游行批斗。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气氛下，自诩文化人的他，成了村里的落后分子。

康连喜宁愿捡破烂、做瓦匠、当力工，也不肯耕种门口的土地。他选择了一种更艰困的生活，和身边的人划清界限，竭力回避身上“农民”的标签。

在那十年里，他印象最深的，是批判“天才论”。

“天才论”提出于1970年，本是献给领袖的誉美之词。然而第二年，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天才论”随即成了死者叛变革命的罪证——这些背景康连喜不清楚，他心里的天才和牛顿、高斯、爱因斯坦划等号，不可批判。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连说两句，像是说给自己听。

“祖国在期待你们”

1973年，邓小平复出，中国尝试恢复高考。但高考过程中，出现张铁生白卷事件，“四人帮”将其宣传为“白卷英雄”，对高考展开阶级批判，使各高校只敢录取低分考生，高考随即再次中止。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高考再次恢复。

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让当年冬天一场改变历史的考试由模糊变清晰，之后的人们称它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

恢复高考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远在1200公里外的上海，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开门，青年人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开馆后人潮汹涌，玻璃门被挤得粉碎。

1977年的高考，实际上是从66级到77级，共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当时还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考场上的标语写着“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祖国在期待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革命在期待你们”——参与高考与其说是权利，更像是义务。

集聚13届的考生、荒废10年的学业、1个多月的备考时间，想要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能脱颖而出的，通常是本来就热爱读书之人，笃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在头几届考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77级和78级的两届考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在之后的几年中，迅速填补了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诞生了许多政界、学界、商界的领军人物，彻底地改变了自己，乃至中国的命运。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外交部长王毅、导演张艺谋、作家刘震云等人，均出自这两届。

但在距离首都600多公里的辽宁阜新农村，由于环境闭塞，30岁的康连喜直到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后才听到消息。

“晚生30年，我不会是现在的我”

1978年，初中没毕业的康连喜第一次参加高考，以183分落榜。

他没当回事，想着大不了下次再考。

谁料下一年的高考就出了新规，限制考生年龄，不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考，且必须未婚——康连喜当年31岁。

据学者介绍，70年代末的高考限制年龄，是因为高考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政策手段，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目的是“培养当打之年的国家干部”。直到2001年，社会才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对每个公民来说应该是平等的，取消了高考对考生年龄、婚否的限制。

过去的年代，政策上几个字的改动，往往导致人们的命运发生明显分化。落在老百姓的嘴里，总是轻描淡写的四个字——“被耽误了”。

经过10年的暗淡岁月，仿佛在山洞中看到曙光的康连喜，再次被按回了“农民”阶层。

2001年之后，高考放开限制，而康连喜却已成了“老康”。他接连又考了18次，年年不缺席。最高的一次是303分，被阜新市一所大专的园林专业录取。但老康心气高，看不上，他最喜欢的还是理工科，最想去的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

之后参加高考，他都提前交卷，自知常年拾荒，身上有异味，不想影响其他人；不会的题就空着这不做，英语交白卷，语文作文不写，“不能欺骗国家”。

对老康而言，高考是一个仪式，以证明自己尚在“知识阶层”。他的整个后半生，只是在救赎年轻时的自己。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停不下来。他需要借助高考不停地提醒自己，命运还没有终结，人生还能翻盘，如同老去的西西弗斯。

近几年的高考中，媒体逐渐参与进来，标题总是“XX岁老人参加第XX次高考”，让老康越来越像一个奇观，年年被人围观消遣，没人在意这个佝偻的老头，一生有着怎样的底色。

“我认命”

门外躺着一截风化裂开的树干，72岁的康连喜掰下一块，送回屋内给灶台添火，瞅着火力有式微的迹象，就出来再掰一块，一次也不肯多拿。

老康一天只生一次火，生火只为做饭，不能不吃，也不肯多吃。

从门口到灶台是九步，从灶台到门口还是九步。为了节省燃料和食物，连做饭这种寻常事，老康也要比一般人走更远的路。

他的帕金森越来越严重，严重到连饭都端不住。有记者到西瓦村采访拍摄，他一切配合，唯独吃饭时不许有人进屋。

他每个月有300元低保，定期上街买旧报，爱看《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和本地的《阜新日报》。因为帕金森，双手不受控制，阅读时就像拷打报纸，字仿佛要被吓得抖下来。长期反复地浏览旧闻，他总结出一条理论：报纸上的东西，只有1/3是真的。

“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久的”，老康边看边说。

逢每周一、三、五出门拾荒，老康总会在上午10点左右，路过阜新实验中学的大门。他从自行车上翻下，趴在电子门上，两眼直勾勾地看里面的学生做操。有学生跟他打招呼，老康立刻挥手回应。

2018年，老康开始信佛，既不放弃“知识改变命运”，又相信“人各有命”，头脑中逐渐开始包容两种完全矛盾的思想。

2019年，老康认命，明年不考了，要听政府的话，拆掉在西瓦村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搬去养老院，在那里度过晚年。住养老院不必隔三差五去城里拾荒，冬天还有暖气，雨天屋子不漏，生病有人照料，但老康心里并不情愿，担心失去自由。

回顾一生，老康说没有遗憾。但要问19次高考哪次最有希望，他说不是最高303分那次，而是1978年。如果能穿越时光，他想敲醒年轻的自己：这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

每个人在这世间，就像八百罗汉，各有各的位置。你实在不能像对待桌上的尘土一样，随手就拿抹布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