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孤儿:被遗忘的"弱者的历史"

对很多诞生于1900年代的人来说，世事尤为艰辛。从1914-1918年的一战，到1939-1945年的二战，等他们终于能安享太平时，才发现大半生已然度过，实际上许多人根本就活不过二战，甚至活不过一战。其中，一战孤儿的历史尤为值得书写，在战争中国失去父亲的他们将如何在战后重拾生活的希望？

本次外刊扫描聚焦一战带来的亚美尼亚孤儿与法兰西孤儿，除了他们的悲惨境遇外，更注重社会和国家层面对其的安置与援助，在前所未有的浩劫之后人类文明火种尚存。这是一度被遗忘的“弱者的历史”，更提醒我们战争并非天使与魔鬼、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它本身就是罪恶。

被“土耳其化”的亚美尼亚孤儿

整理自：Ungor, Ugur Umit.“Orphans, Converts, and Prostitute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War and Persecu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23.” War in History 19.2 (2012): 173-192.

一战期间，约一百万名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独裁统治中受害（编译者注：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在1906年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合并，西方世界亦称委员会成员为青年土耳其人）。这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折射了近东地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危机。迫害亚美尼亚人的开端，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惧怕英国和俄国入侵，消灭自己，于是在1914-15年冬天免除了所有亚美尼亚公务员的职务。其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误以为亚美尼亚人组织起义，于是在1915年4月24日晚上，当协约国发动了加里波利战争，塔拉特帕夏下令逮捕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亚美尼亚精英。在伊斯坦布尔，约270名亚美尼亚人的神职人员、医生、编辑、记者、律师、教师、以及政客被逮捕，而所谓的驱逐，不过是把大部分人给杀了。其他的行省亦效仿这一做法。如此一来，青年土耳其党人成功使亚美尼亚族群失去了领导。然而，迫害并未停止——亚美尼亚族群剩余的普通人也被驱逐至叙利亚的沙漠地带。尽管行省之间的做法有差别，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大约一百万的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之所以说这是一场是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是因为杀戮的目标是全体亚美尼亚人，无论他们是否忠诚，都被驱逐和杀害。因此，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聚落的大部分居民都死了。

加里波利战争

探讨战争与迫害之间关系的研究或者大规模暴力组织的研究颇丰，但是很少人去考究这些灾难的余波，尤其是那些幸存者的命运。这些人大多是女人和小孩，只能努力地在社会的边缘挣扎求存。这篇文章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讨论在上述这场种族屠杀中，亚美尼亚幸存者的经历。毫不夸张地说，一战和青年土耳其党人那五年统治，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尽管战争和种族屠杀在1918年结束了，这个地区却因为经济网络和家庭联系的中断衍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孤儿，改宗者和卖淫者都大幅增加。

种族大屠杀在这个帝国制造了无数的孤儿。然而，他们并没有流落街头，乞讨食物和钱，因为大部分的孤儿都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掌的政府带走了。在这个人口统计学和民众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民族主义者坚信儿童的数量与质量对国家统治是重要的。战争期间及其后，这些奥斯曼孤儿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未来，都成了救济组织（包括传教士）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争夺的对象。青年土耳其党人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儿童是国家珍贵的财产，必须被灌输以民族意识和纯正的土耳其人身份认同。那些非土耳其人的孤儿的待遇有所不同：除了食物和收容之外，他们会被改造其文化身份。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看来，国家拥有高于父母的教育儿童的权利，并提出了一个目标——将那些“重要的”亚美尼亚儿童进行“土耳其化”的改造。可以说，这些关于孤儿的政策并非单纯的慈善措施，而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族群的行动。

一战硝烟刚起，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知道现有的奥斯曼孤儿院系统早已无法容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孤儿数量，更不足以足去应对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他们预料到前方的艰苦岁月，于是委任许克鲁·卡亚（ükrü Kaya）建立新的孤儿院（卡亚在战后一步步升为内政部长）。1915年5月23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驱逐全体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的儿童则被分配到穆斯林人家庭中，或者送到国营孤儿院。1915年6月起，政府下令将1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儿童“集中”安置在孤儿院，尽管这时有些孤儿院还没有建成。1915年7月10日，塔拉特帕夏进一步推动吸纳吸纳亚美尼亚儿童的政策，下令“把儿童送给那些没有亚美尼亚人居住的村落和城镇中的要人家庭抚养”，那些无法承担多一个小孩的人可以得到每个月每个小孩30分的津贴，而且哪家收养了小孩必须记录在案。两天之后，塔拉特帕夏签署了一份类似的适用于所有行省的法令：“那些很有可能会在驱逐亚美尼亚人过程中成为孤儿的儿童，需要被尽快转移至政府经营的孤儿院中。”这一法令的制定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精英显然意识到，很多小孩会因为即将落实的种族屠杀而变成孤儿，也这表明了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的灭族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统治者刻意为之。

这一政策到了执行的第二年，目标儿童的年龄被提高到了12岁，并且给出了明晰的条款，要求儿童是按照穆斯林的传统来“抚养和同化”。政策出台的几年里都被执政者紧密监控。塔拉特帕夏间或会要求看到整个帝国境内的详细数据，比如每一个行省住了多少孤儿，多少人被安置在孤儿院，而且问题细化到孤儿的性别和种族。与其同时，塔拉特发动了大范围的文化禁令：除了焚烧图书馆和书籍，还禁止在一切交流手段中使用亚美尼亚语，而必须代之以土耳其语，并在帝国境内取缔亚美尼亚人的学校以及亚美尼亚语的报纸（在伊斯坦布尔流通的报纸除外）。塔拉特甚至在很多亚美尼亚人和德语的学校周围设立封锁线，让亚美尼亚儿童无法在那里学习。通过这些做法，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的教育系统已经被摧毁了。

亚美尼亚人的尸体

1916年1月，在迪亚巴克尔市的东南边，一个配置了1000张床的新孤儿院落成了。这里的工作人员立马开始搜罗亚美尼亚孤儿——他们的父母要么失踪，被杀，或者在前一年被驱逐出境。1916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位叫汉斯·马彻（Hansine Marcher）的丹麦传教士护士旅经此地，发现大部分的亚美尼亚孤儿都被送进了孤儿院。这些人中，有部分被迫为了谋生而打工。当时，马彻走进一家咖啡店，看到了很多亚美尼亚男孩在做服务生。她也发现很多亚美尼亚女孩实际上是作为土耳其人家庭的女仆，尽管“不是说作为奴隶”。而且这些孤儿说的都是是土耳其语，而且被冠以土耳其的姓名。约莫在同一时期，被驱逐出境的亚美尼亚人Hagop Der-Garabedian 被关押进了迪亚巴克尔市的中央监狱。他见到了很多信仰基督教的孤儿（多为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每天聚集在监狱的门口兜售一些面包、乳酪和甜曲奇饼。这些孤儿很多会讲亚美尼亚语。

不过孤儿院的系统只在城市中运作。在乡村地区，大多是让孤儿流散在穆斯林家庭中，以同化他们。其中一个例子是来自帕鲁（Palu）地区北部 的Heranush Gadarian （1905-2000）。她原本生活在一个叫Havav 的村里，1915年春天，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特种民兵团突袭这个村庄，杀害了村里的首领，并且把所有男人绑起来带到幼发拉底河的桥上，将他们杀死，扔进河里。当时10岁的她跟着妈妈以及两个姐妹一起逃到邻近的村里，但是这些兵团很快也将那里扫平了，并且把女人和小孩带到了帕鲁的亚美尼亚教堂。这些人被驱逐到了南方。而这一驱逐对于怀孕妇女，老人以及和年幼的儿童来讲是致命的打击。当他们抵达切尔米克，当地的穆斯林来把存活下来的儿童带走了。有些人强烈反对把儿女从自己身边带走，但也有些人认为这是自己孩子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Heranush被Corporal Hüseyin 带回家，并且将她身份登记为“Seher”。养父视她如己出，坚持让她叫自己为“爸爸”，但是他的妻子并不喜欢她，当她是女仆。Heranush后来嫁给了一位穆斯林并且为他生了几个小孩，但她再没到她原来的家人。

从一些亚美尼亚宗主教区提供的数据来看（但是我们很难衡量这个表格的准确性，因为这些数据有可能被夸大以突出亚美尼亚人的苦难），奥斯曼帝国在1921年总共有63000亚美尼亚孤儿。但是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行省的孤儿数量比其他行省的多很多。可能是那里儿童的幸存率更高，或者是穆斯林家庭收养孤儿的做法更普遍，或者只是因为某些行省是驱逐亚美尼亚人的机构的中心地而导致那里有更多的孤儿。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在休战时期，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也效仿这些同化做法，把一些穆斯林儿童纳入自身监护中。这种同化逻辑认为，儿童如白板或者未经处理的种族原料，可以根据这个国家的利益来转化其文化身份。据一份报纸报道，200个穆斯林儿童，包括很多女孩，都被安置在亚美尼亚宗主教区并且被教以亚美尼亚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但是，到底这些儿童本来是亚美尼亚的孤儿，但在战争期间被迫转为伊斯兰身份，或者说他们是土耳其儿童？不过，从种族大屠杀期间儿童被绑架的规模来看，前者的假设是更接近真相：这些在1918年是穆斯林的小孩在3年前原是亚美尼亚儿童。很多穆斯林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坚信“一日为穆斯林，终身为穆斯林”，认为儿童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既定事实，而亚美尼亚族群只能接受。但是大多数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主张恰恰相反：“一日为亚美尼亚人，终身是亚美尼亚人”。在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身份的认同无关乎这些儿童是否曾经被转变信仰以及在土耳其穆斯林家庭中被抚养了多年。可以说，关于儿童的“真实”的种族认同和民族身份到底是什么的争吵并未消停。

幸存的亚美尼亚孤儿

1918年奥斯曼投降之后，少数的幸存下来的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和其他的基督教徒一贫如洗，饱受创伤：他们的土地被夺走，他们商店被掠夺或者毁坏，他们的教堂被洗劫，他们的孩子被绑走。而伊斯坦布尔的新政府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议员们承诺为“这些被残酷屠杀的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孤儿和寡妇”还以正义。休战时期的自由派媒体揭露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妇女和儿童所犯的罪行。报纸《新伊斯坦布尔》刊发了一篇文章，公开谴责这些过错：“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土匪，施行暴政，杀害了很多亚美尼亚人，贪污了那些从他们那里偷回来的财产，更把魔爪伸向了被留在各地的无辜的孤儿女孩。”道德谴责让新政府政府立即允许那些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并且尽可能地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1864-1937）命令所有当地的机构“把所有的亚美尼亚孤儿送回亚美尼亚族群的组织中”。1919年春天，政府命令将2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女性和儿童送回到他们的父母那里。虽然这些组织的力量很微弱，但是在国际联盟和救济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美国委员会（后来更名近东救济）的帮助下，各个城市里关怀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孤儿的孤儿院建立起来。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想象到，在一两年内，青年土耳其党人会重振，并重掌政权，再次解散那些非土耳其的孤儿院，开除那些员工。

动员起来——为了法兰西的孤儿

整理自：Olivier Faron, AUX COTES, AVEC, POUR LES PUPILLES DE LA NATION:Les formes de mobilisation en faveur des orphelins de la Premiere Guerre mondiale

来源： 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2002/1 n° 205 | pages 15 a 33

战争孤儿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冲突的间接受害者，失去父亲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弥补的，这使得他们无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因而需要外力介入。按时间先后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支援战争孤儿的动员形式：首先是开战后越来越多投身其中的慈善团体，其次是战后由1917年法案规定的公共参与，各类老兵协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渐渐地，战争孤儿变成了某种道德负担，到1930年代孤儿们终于长大成人，他们决定自力更生，并结成了很多自治团体。

一位10岁的法国孤儿

战争爆发时也涌现出罕见的互帮互助热潮，帮助孤儿的各个慈善组织都尽其所能，以期公众能够慷慨相助。人们以类似博彩的形式筹集资金，例如巴黎十四区的地区社团就举办了艺术品博彩活动，该社团由区长领导，一方面通过组织“必要的调研”在受帮助家庭和慈善社团之间进行协调，同时组织以儿童为中心的大型活动。比如在1916年12月31日举行的集会就分为播放电影、演奏马赛曲、市长讲话、吟诵逝者赞歌、“献给孤儿的诗”以及分发新年礼物等环节，总统夫人也出席了活动。这类活动加强了法国各地区的社会交往，在1918年法国各地举办了多次艺术晚宴、慈善午宴、运动会等活动，为孤儿谋福利。

孤儿们受到捐钱、实物捐赠等各种形式的援助，还专门成立了战争孤儿与寡妇的互助组织，通过凑钱帮助患病儿童，分担丧葬费。其实在慈善组织的工作列表上罗列着多种多样的条目，比如司法援助、发放节假日补贴、组织夏令营、捐赠衣物等等，不过组织的日常工作的中心从一开始就放在对孤儿的教育上。一个叫“好孩子’’(Bons-Enfants)的组织在1914底、1915年初成立了专门致力于孤儿教育的委员会，每周两次开放自习室，它还创立了两家孤儿院分别收容男童和女童。在公立学校负责人看来，教育对孤儿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学校应该代替缺失的家庭”，一些农场也专门招收12-16岁、完成初等教育的孩子当农事学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捍卫家庭”日益受人关切，“好孩子”组织就努力使孩子待在母亲身边、受母亲保护，家庭被比喻为“一个绝对的、专制的政府”，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把孩子送往孤儿院。不仅如此人们还愈加关注孤儿寡母的就业问题，在1925年有1900人次受到雇佣，在商贸、工业领域工作，在1926年则有3000个岗位向他们开放。

支援战争孤儿的慈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展开来，甚至超出了国界。军队孤儿院(Orphelinat des Armées)全国各地都有，例如吉伦特省的军队孤儿院委员会成立于1915年，该省接受救济的孤儿到1916年5月为1547人，到1917年2月1日为3786人，1918年上涨为5529人，照顾孤儿已成为该省最重要的事务之一。它的运转要依靠超过200位联络员以及下属多个部门，包括调研部、幼儿部、卫生部、司法部、教育部等。它在阿莱斯还有一个小房子供家长把最难带的孩子假期送来托管。战时代母（编译者注：负责向一士兵写信慰问、寄递包裹的妇女）会定期到访受援助家庭，在记事本上记录诸如孩子的健康状况、孩子的举止、禀赋、常去的学校、勤勉程度、身体健康或学业上的进展等基本信息。1918年在滨海阿尔卑斯省、下卢瓦河和诺曼底地区均能看到这类军队孤儿院委员会。

这股慈善救济之风也吹出国门，甚至吹到了美利坚。一个美国团体就得到了沙瓦尼亚克的拉法叶特城堡，为50余名战争孤儿提供受教育的场所，他们与当地公立学校的战争孤儿协会紧密合作。法美儿童基金则将里昂的一座城堡改造成有200个床位的美国医院，主要接纳从北方遣返回国的孩子们。类似地，1916年6月起在伊夫托，地方官员与美国人联合起来为了战争孤儿——几乎全是在美国的——招募战时代母。成效十分显著，从1916年的29位代母，到1918年的209位，大约有250名孤儿受到了帮助。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美国人也同样对法国孤儿伸出了援手。罗斯福的遗孀曾为了纪念她战死在法国埃纳省的儿子昆汀(Quentin)而向法国慷慨拨款，用作圣康坦省(Saint-Quentin)和埃纳省孤儿的补助金。国际协作当然不局限在美、法之间，坐落于迈松拉斐特的“中国馆（Maison chinoise）”为慈善机构和战争孤儿们提供了休息与病后恢复之所，之所以冠以“中国”是因为，兴建该机构的60万法郎的募捐来自上海欧洲租界的一次博彩活动。

接受救济的孤儿们

这股慈善潮流的显著特点是活动与机构的多样性。组织的多样性主要是法国深层社会划分的反映，在地方层面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划分之尖锐。1915年6月图尔的大主教就曾致信市长表达不满，信中称很多宣称为了法国孤儿举行的集会活动只是“党派性的”，并不足以捍卫家庭与孤儿的权利，而所有的大型机构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得到国人的捐款。这种不满其实揭示出法国（或许是）最主要的社会区分，为了孤儿的慈善事业被视为天主教人士与世俗派之间斗争的新战场。

紧张的气氛不断持续，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在1936年全国残疾人、军人、战争受害者与民族孤儿管理局的代表选举中，巴黎大主教负责联络所有天主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其中一部分直接把它们的权限委托给“好孩子”协会。人们谈论着这项“事业”，反对所谓“同志们的共和国”。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所有协会参与选举进程，并且推出一个“无论是天主教，还是自由派选举人都会为其投票的独特的候选人”。从各个组织参与选举的代表数量来看，天主教团体的人数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而且日益成为私人救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世俗救济组织则以“公立学校的孤儿”(pupilles de l’Ecole publique)为核心，其代表数量超过其他世俗组织的总和。也有个别与特定职业相联系的组织，例如“邮电局之家(Foyer des PTT)”，它在亚捷建造了一个大公寓，可容纳300名6-16岁之间、失去家庭庇护的儿童。最后还有一些纯地方性的慈善组织，它们数量很少，人员也远不如上述两类多。

但1936年选举的情况并不能掩盖一个重要事实：私人援助所起的作用正在逐年下降。从1922-23年开始大多数美国的战争受害者救济机构逐渐降将行动放缓，以尤瑟·马尔蒂(José Marti)提供的救急屋为例，1926年4月她收容了53名小女孩，其中37位学龄儿童，16位在巴黎工作，但次年就仅有30位女童，其中20位是学龄。所有的儿童都接受了基础教育，并习得了农业知识或某项实际技能，目的是“让孩子们变成对她们的国家有用的工作者”。但由于人数的迅速下降，尤瑟·马尔蒂的救济屋在1928年关闭。在整个1930年代，全国又有许多私人救济机构相继关闭。有趣的是，也有一些慈善组织存活了下来，例如“好孩子”协会、“先辈联合会(Une Amicale des Anciens)”，后者在1930年组织了45位男青年前往曾经的一战战场吊唁他们为国牺牲的父亲们，也希望以此激发青年们的团结精神，以应对当时的失业危机。天主教慈善组织能存活下来，或许就是因为它们能顺时而动，调整策略，“好孩子”协会也因此在1950年之前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

除了慈善组织，士兵群体也为战争孤儿提供了重要助力，他们不仅帮助界定、捍卫孤儿们的要求，而且将其扩散至全国各地。尽管有关国家孤儿事务的预算得到了普遍关注，但在1925年底在国家孤儿全国管理局(Office national des pupilles de la Nation)领导层的讨论中，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老兵群体的领袖人物之一马塞尔·勒曼(Marcel Lehmann)就指出矛盾所在 :“我们已造就了一批受各省监管的孤儿，然而他们却被称作国家孤儿。”这些孩子真的被人理解，受到保护了么？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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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群体得到了战争孤儿们的特别信赖。1926年底，战争受难者联合会的公务人员要求各省补全公共教育部拨的学习津贴，使战争孤儿的家庭能够让孩子继续学业。另一个要求则关于退伍金，他们的确有考虑过也给有需要的孩子们支付退伍金，金额分为1000到3000法郎不等，《战争遗孀杂志》5号刊也曾表示赞成给国家孤儿支付安置金。不过还有比经济援助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与行政体系的玩忽职守对抗，对此老兵们团结一致。在第八届全法老兵协会、遗孀协会、孤儿协会联合大会上，一位发言人就提到“法院的行动自由招致了待遇上的不平等”。这指的是人们虽有在收养条件上灵活变通的愿望，但也应该当心因此可能使“国家孤儿”这一称呼失去“许多道德和物质上的价值”，不仅围绕在这一名号周围的光环会有所减弱，而且孩子们接受的资金补助也可能降低。

因而斗争的焦点是在管理有关事务的机构中掌握实权。国家孤儿全国管理局的高层理事会选举就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体现在选举程序问题上，在此过程中天主教与世俗派之间冲突再起。1920年8月18日的一则法令改变了投票模式，其中规定一位代表对应50位孤儿，而且对那些小型组织处以罚款。天主教组织看到矛头直指他们，因为它们成立的慈善组织数量最多、势力最大，于是在法令出台后最主要的天主教机构“好孩子”便决定专门为此创立一个选举组织，名为“互相扶持(Soutien mutuel)”。在1924年它已获得了375个区的支持，聚集了超过两万名遗孀及阵亡士兵的直系亲属。1925年仅在巴黎就有28个区、2500名支持者。

新选举机制的失败显而易见，一则布列塔尼的例子能帮助我们理解这场选举斗争的来龙去脉。《战后》杂志1923年4月刊揭露了一则丑闻，其中讲到近期出现了一大批小规模教派团体，它们的目标就是要按它们的利益更改法律，并且挤掉早先建立的组织，在北方海岸省(Les Ctes du Nord)就有三十余个，它们隶属于受“好孩子”协会资助的“互相扶持”协会。5月17日公布的选举结果不出所料，拥有2000名会员的“互帮互助”协会有8人当选，而有7000名成员的“伤残、老兵及战争遗孀联合会”却没有一人当选。该次选举结果在6月7日被宣布无效，因为这次选举“被严重影响社会和平和团结的阴谋诡计玷污了”。勒内·卡森回忆称：“在组织最有力的省份，15000人的大团体也被一个个25人左右的小团体的联盟所打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核心价值受到了嘲弄“我们曾促成三代人之间的联合：失去孩子的那一代，失去丈夫的那一代以及失去父亲的那一代”。直到1927年为战争伤残者发声的媒体还抱怨道：“令我们担忧的不是冷漠，而是为了获得席位所采取的阴谋诡计，除非他们是真心实意为了我们国家的孤儿奉献”，成功的策略应是“把老兵推出来做候选人”。而自6月7日选举结果被取消后，天主教背景的选举组织不得不重新调整，而从1930年代的选举结果可以看到，老兵团体在地方办事处逐渐树立起威望。

战争孤儿们

战争孤儿们渐渐长大了，现在他们想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在1920年代，遗孤们追随着老兵们，依样学样地表达自己想法或情感，尤其是在各种重要的纪念场合。1927年11月11日在巴黎举行了一场游行，目的是巩固各老兵和战争受害者组织的团结，这场游行被称赞为“一场盛大的游行，显露了守纪律的年轻的国家联盟的力量”，国家孤儿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随后是国家联盟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其后是伤残人士，重伤员走在各组织的最前面。这一类纪念游行在巴黎和外省都有举行，逐渐形成了固定模式。

但有时战争孤儿们也会被排除出纪念活动之外，对此自然有人表示不满，这更促使遗孤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初是在老兵组织内，渐渐地他们开始独立地为自己发声。在1936年东比利牛斯省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战争孤儿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让·洛雷(Jean Lorée)表达了青年们的诸种不满，尤其针对普遍的失业状况，而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民主、为了文化而反抗法西斯主义；为和平而斗争，或拒绝“为工业家而死”。

自然而然地，他们按照战争孤儿协会的模式组建起一个又一个通常是地区性的自治团体。其中一个组织在1934年创刊的《法国北方战争孤儿》杂志开篇便强调要将自己和“那些同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即他们还有父亲”的青年区分开来。在二号刊上他们还表达了对经济困难的不满：“你们不能不了解，公共权力机构、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孤儿的事务部门、各市政，简言之所有那些知道战争孤儿地址的人都拒绝将其告知我们”。在1934年11-12月刊上，该组织表明了它的最终目标“一个强大、健康的法兰西，这个法兰西得配得上所有那些为了她不计较个人利益、奉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同时战争孤儿们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众支持，比如商人们会让他们享有折扣优惠。另一个孤儿组织“逝者之子协会”则努力研究、调整孤儿团体游行活动的形式，并做出了一份1933年游行方案，其中包括以点燃火把或在墓前守卫的方式纪念逝去的无名士兵，以及通过游行活动申明他们享有就业的权利，等等。

战争孤儿们在高唱马赛曲

1930年代，在慈善救济的时代业已结束，老兵群体的扶持也难以为继，孤儿们开始为自己开辟道路。此后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表明自己的诉求，也迫使别人接受他们重建法国社会的成功方式。这场战争孤儿运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动模式，而这种模式还将在未来持久地发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