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烽火巴黎》，作者：[英]戴维·德雷克，译者：李文君、王玥玄，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43年，法国的粮食配给量是欧洲最低的：面包每天275—350克，具体依配给对象年龄而定，奶酪每周50克，糖每月500克。肉类配给量在1月又有所削减，降至每月120克。然而即使是这样可怜的配给量，巴黎实际获得提供给住户的肉量只有该标准的一半。因此巴黎人获得的粮食时常少于配给，或者根本得不到配给。给幼童的牛奶配给票毫无意义，因为人们根本找不到售奶的商店。到1943年6月，送达的巴黎蔬菜量比上一年减少50％。“我们越发饥饿，”夏尔·布莱邦在1月的日记中写道，“商店里什么也不剩。我们全靠乡下送来的包裹过活，但包裹送达也越来越不规律了”。
粮食短缺部分原因在于柏林的决定，这是其战略的一部分：将法国经济融入“欧洲战争经济”，也就是直接从维希政府征收包括粮食在内的更多产品，从而填补德国的物资短缺。1942年起，由于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应征入伍被派往东线作战，德国的农业产量巨幅减少，而东线战事持续不断，意味着德国打算从苏联获取农产品的计划落了空。
从巴黎前往乡下获取粮食的行程更危险，也更少见。运行车次减少，被捕风险更高，且不仅是被法国警察，也可能被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成员和德国秘密警察抓获，又或者是被假扮成法国或德国官员的单独作案罪犯和犯罪团伙抓住。即使是设法到了乡下，人们也发现粮食更难找了，除非他们有亲朋好友住在当地，很多巴黎人根本不再费心尝试。1943年4月，夏尔·布莱邦身在普瓦捷以西的泰内扎伊，他之前在这里找到了不少粮食。“再也找不到黄油了，”他写道，“山羊奶酪也找不到了，把手放在1千克的豆子上抚摸，真是比登天还难。”除了德国本土的粮食需求量大幅增长，许多供应者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德国士兵来乡下休假时与他们直接交易，士兵们愿意付高价购买粮食。这一现象导致乡村的粮食价格飞涨到巴黎黑市价格的近两倍之高，绝大部分巴黎人根本负担不起。其他供应商和大黑市组织建立了联系，致使粮食和其他商品更加短缺。这些犯罪团伙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和乡下的货物价格持平，向他们提供稳定的现金流量。
巴黎黑市中的巨鳄获得了丰厚的私利，帮他们办事的却是小跑腿，要冒最大的被捕风险。其中很多人在大车站收货或是在市内非法运输时被捕。一份报告对1943—1944年间巴黎因从事低端黑市活动被捕人员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其中25％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就像布尔维尔在电影《穿越巴黎》中哀悼的那位出租车司机。很多人是年轻小伙子，经常组成小团体，聚集在车站或劳动阶层地带，交易者经常利用他们销售或递送违禁品。被控人士中约20％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多从事食品或餐饮业。肉店伙计或餐馆、咖啡馆服务员能接触到可销售的产品，并与许多潜在顾客进行日常联系。
这些人约15％为工厂工人，占领开始以来他们的工资消费力下降了30％，9％为司机、送货员或搬运工，即需要在全市移动的人群，他们能够与可能的顾客频繁接触。很多在黑市出售商品的工人同时也是买主，从而维持生活。夏尔·布莱邦在日记中写道，生活是那么的费钱又艰难，就连最老实的工人也打算参与黑市交易，好养家糊口。布莱邦也意识到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参与到黑市之中，凡尔赛警察局长听人说，口袋里装着1万到1.5万法郎的十二三岁小孩比比皆是。“他们把食品包圆买下再以天价卖给德国人。”
还有7％为市政厅、邮局及其他行政部门的白领，他们有机会偷窃货物、配给证或配给票。余下被逮捕者为门房（4％）和其他职业（具体未注明，19％）。
黑市遍布巴黎全市，但某些地方与它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位记者称，早在1940年10月，巴黎的主要市场——巴黎中央菜市场内就几乎有售各类食品，水果，蔬菜、乳制品、鲜花、肉类、禽类，不用配给票也能买到。跳蚤市场也是黑市活动的聚集地，纺织品商贩的生意在科里尼安古尔门蓬勃发展。在附近的圣旺市场，如果你出得起钱，那么花上1000法郎能买到自行车胎，2500法郎能买到鞋。某些餐馆因为能供应黑市来的食品而名声在外，从最奢华的到最普通的，应有尽有。商贩也在地铁走廊里违法交易，但人数实在太多，警察已经差不多放弃赶走他们了。
在巴黎出行更加困难了，1943年初，夏尔·布莱邦在地铁站看到一张海报，上面通知又将关闭一批车站。销售自行车税额达到近40％，可供购买的货源也十分稀少。烟民更新烟草配给卡需要交纳10法郎，4月，烟草配给削减三分之一，自此烟民每月仅能购得二十根一包的香烟两包或者是烟草一袋。兔子、禽类、鱼甚至是蛇，没有特殊允许都不得运输；号称“国民咖啡”的混合物中，咖啡的含量降至10％。10月起，红酒配额为每月4升。以茴香为原料的名酒法国茴香酒自1940年8月起已列入禁酒行列，制酒工厂也关闭了。人们找还能找得到，但售价达70法郎一杯。巴黎人受到警告清理所有茴香酒的违法“替代品”，这种酒绰号“小酒店43号”，售价为15—20法郎一杯。当局警告这种酒可能致死，或导致耳聋、失明、发疯。香榭丽舍大道精品咖啡馆内的流行饮品是从法国南部佩皮尼昂直接运来的波特酒。喝不起真品的人则可以选择巴黎生产的“精简版”，由红酒、黑醋栗、糖精制成。
然而并非所有巴黎人都在挣扎，富裕的巴黎人总能找到办法继续按习惯的方式生活下去，奢侈品通常来自黑市。一些德国人也过得非常惬意。德国纳粹空军将军二十一岁的侄女乌尔苏拉·吕特·冯·科伦贝格有份档案委员会的工作，她之前住在讷伊的一幢别墅里，原主人是一位富有的犹太女人。1942年4月，她搬到了受征用的奥赛酒店。此后十八个月，她住在一间布置齐全，带卫生间和电话的宽敞房间内。她在酒店用早晚餐，在德国大使馆用午餐，常常出入于剧院、歌剧院，参观橘园美术馆和人类博物馆的艺术展览。她购买上好的材料，再由白俄罗斯的服装师做成衣服。她后来回忆起在黑市购买红酒、食品、鞋子的经历。“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比法国人买的多得多。”也难怪她形容在巴黎的这段日子是“年轻时候最美好难忘的时光”。
另一个大多数巴黎人必须面对而基本没有影响占领军的问题，就是供电不可靠。自从占领早期开始这一直是巴黎的一个难题，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不再从英国进口煤炭。到1943年，由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空袭加剧，德国停电状况更为恶化，导致法国的主要电力被转至德国。早在1942年，电力设施的销售和租赁已属非法，商店橱窗照明同样是违法行为，餐馆和咖啡馆必须减少一半的照明。1943年1月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规定巴黎人在家使用电暖设备属于违法行为，5月，电吹风和咖啡机列入禁用电气设备清单。家庭消费者如果超出配额用电，将面临高额罚款，屡犯不改者可能会被彻底切断供电。1942年
起，用电量造假的事例愈演愈烈，巴黎人省钱心切，于是修改电表读数，重装电力公司取走的保险丝，违法绕开电表将电器直接接在输电干线上。伪造现象极其普遍，塞纳省警察自行开展了一次整治，力求杜绝此类做法，但事实证明基本毫无效果。
1943年9月，停电已经再寻常不过，“特殊顾客”清单应运而生，即使出现大规模停电，这些地方也不受影响。其中包括医院、电话局、消防站，当然还有美琪酒店、 克里雍酒店、众议院、参议院及其他德方征用建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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