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与浩瀚宇宙相比，人类文明渺小而脆弱。寒流、地震、洪水、疫病，都能令它闻之色变。灾难引发自然与民生骤变，时常左右着历史的走向……
往期回顾
作者|苏黄米，专攻世界史，长期接触各种书稿、文案。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20世纪初，时尚界流行穿皮草。旱獭皮经过处理可以媲美貂皮，肉又可以食用。捕到旱獭也不难。世界市场太需要旱獭皮了，从1907年到1910年，旱獭皮的价格飙升3倍，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从70万张增长到250万张。俄国人见有利可图，即私募华工，四处猎獭。
关于东北鼠疫的第一个记录是这样的：一个来自山东的王姓劳工，打死了一只生病旱獭，就地剥皮而食，回到客栈后感觉头昏、咯血，不久即死去。当然，也有人说，劳工并没有吃掉旱獭，只是误捕到生病旱獭。
不难想象，大批量的需求使得更多的人因为利益的驱使投入到猎獭工作。而这些捕猎者可能是外地来的农民，没有什么捕猎经验。一只病病殃殃、东倒西歪的旱獭当然比一只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旱獭更加容易捕捉。捕猎健康的“须费经营，器具须精，枪法须准”。而猎取病獭，“或用棍打，或用犬捕，垂手可获”。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小利之中存在大患。一旦与步行蹒跚、腋窝肿胀的旱獭接触，便会立即感染。如不接受及时治疗，不但一人死亡，还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形成不可收拾之势。
生病的旱獭得的是鼠疫。鼠疫是一种多严重的病呢？从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黑死病，就是鼠疫。东北三省的鼠疫最初发生在黑龙江满洲里，要是在更早的时候，荒凉的山谷和漫长的道路是有效的屏障，可以阻止疫病的快速传播。然而，在1910年，随着铁路的修建，人们跨过难以逾越的荒野已经不是按照天，而是按照小时来计算了。
《盛京时报》写道：“其流行蔓延之速，于文明世界为五百年中所未见。”仅仅七旬之久，鼠疫已经流毒于整个东三省，1910年11月8日，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地区）发现鼠疫感染者。到了12月28日，当地因鼠疫死亡的人数高达185人。12月2日，长春首次出现感染者，很快波及奉天（今沈阳），继而传播到大连，“东三省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处”，“计奉天二十八处，吉林二十三处，黑龙江十五处”。另外还波及邻近东北的山东、直隶等省区。鼠疫在短短两个月内即遍及白山黑水，进而“挥师入关”。
鼠疫有多严重呢？整个鼠疫流行期间，傅家甸有5693人死亡，这个数字是怎样一个概念呢？假如每家有三口人，其中就有一个死掉。整个东三省，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全都人心惶惶。许多地方棺木销售一空，人死了都没有棺材可进，只能草草埋葬。1911年1月21日的《北华捷报》称：“中国北方感受到极大的惊恐，政治和商业几乎被完全忽略了。”在北京，“朝廷上下，朝夕戒备，如临大敌。”就连深居内宫的隆裕太后也下令宫禁。整个京城人心惶惶，就连外国人也不例外，“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以限制华人入内。”1911年，“德国皇太子，本定来华访皇室，以闹疫中止。”
感染鼠疫的患者无一康复，“生死的状况无与伦比的惨烈”。“患者从被感染到死亡，期间是2小时到2天；而受感染的病人外表看起来十分健康，喜欢到街上游荡并宣称自己无病”，而抬到医院几小时后就死亡。传统的捕鼠、发放中药等防治措施几乎根本来不及发挥效力。一个男人从沈阳回到村里，生病而亡。家人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按照传统习俗进行埋葬。过了几天，全家7口人全部死去，仅仅剩下一名婴儿在刚刚死去的母亲身旁嚎啕大哭。邻居们帮忙埋葬了尸体，然后动手拿走了屋里的东西，衣服、被褥，甚至病人曾经坐过的垫子。随后几天，一个人接着一个人感染上鼠疫，除了一名70多岁的老年妇女和3名婴儿，全村150人相继死去……
为了防止更多的人感染，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此时，不得不限制铁路运输了。民间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迅猛发展的疫情，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行为。
疫病本身就已令人头疼，日俄却趁机火上浇油。自鼠疫开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区积极防疫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无能。俄国当局不但以哈尔滨的主人自居，对中国人进出严格限制；而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将用军队保卫哈尔滨”。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德国外交代表主张，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
日本人虽然没有俄国人表现得那么露骨，但是他们借口保护侨民，在沈阳设立防疫总局，在长春、铁岭、辽阳、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局，处处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以至于连美国公使都认为他们纯属“招摇过市”。日本人所办的刊物公开宣称：“中国忽视消灭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应该被解除他对满洲的责任”。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以至于有人议论，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传播鼠疫。清洁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连工钱都涨了4倍。
在重重压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邮传部联合办公，商议防疫办法。摄政王、军机处多次下令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等切实办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中央政府还于1910年12月25日，在内廷召开特别的防疫会议，由守卫大臣、内务府、民政部、邮传部、法部、陆军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参加研究防疫对策。各级防疫机构开始设立。
中西医联合起来，各尽所能。“中医用针炙，服牛黄、犀角凉血败毒等药，西医用泻盐加非精班松咽松打、鸦片酒、安的排林、金鸡纳霜、白兰地酒、毛地黄酒、马前委精酒、信石水等药。”在沈阳的传教士医生杰克逊奋不顾身地投入抗击鼠疫的战斗中，还没来得及开始他长期的救人和传教事业，以身殉职。他的同行克里斯蒂在写给国内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在通过死亡的阴暗峡谷，就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而论，这条峡谷是漫长的。在我们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前，可能还有很多日子。……他正准备为他的终身事业奋斗11年，然而他在这里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个月。人们可能会想，在工作开始之前，他就被带走了。但说他的终身事业都浓缩进最后的十天，他的死是他的事业中最伟大的部分，应该更为正确。”
杜德格尔·克里斯蒂记下总督锡良在英国领事馆为杰克逊举办葬礼之时的演讲——
“我们辜负了皇帝对我们的信任，倍觉惭愧：我们已经让可怕的瘟疫蹂躏了神圣的首都盛京。在灾难袭来的时候，大英帝国的国王陛下对每个国家都表现出同情，他的臣民，杰克逊医生，被他君主的精神所感动，以一种救世主的襟怀，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世界，在我们国家需要而请求帮助的时候，他，豪爽地答应了。
当我们在瘟疫肆虐的地方战斗的时候，他毅然前来帮助；在垂死者的呻吟声中，他挣扎着照顾那些罹难者。因劳累疲倦，瘟疫抓住了他，使其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任何办法都不能掩饰我们的忧伤，任何语言都没法表达我们的悲痛。
啊！杰克逊医生的在天之灵，我们代表满洲2000万人民恳求您代为求情，请上天结束这场瘟疫吧，那样我们就可以重新享受天伦之乐，高枕无忧。在活着的时候，您是个勇敢的人，现在，您是一位尊贵的神灵。高贵的神灵，您为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一直在帮助我们，那么就请永远保佑我们吧！”
救人，就是和时间赛跑。医生和警察一起参与到隔离工作中，甚至戴着罩上脸的头盔，包起头的帽子，戴着手套，仔细地进行检查和消毒。新年过去了，雪积得很深。大雪给出行带来了困难，阻止了人们走亲访友，反而有利于阻止疫病的传播。“当鼠疫仍在肆虐的时候，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重大行动。1911年4月，他们邀请各主要国家的医学专家在沈阳召开次会议，讨论预防此种传染病应该选择什么方法，以及如果鼠疫卷土重来，又应该采用何种便捷的手段来检测。先后有10个国家，33名代表应邀前来，其中绝大多数是俄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中间有数位知名人士，如加莱奥蒂教授（意大利）、札巴罗蒂尼教授（俄国）和北里柴三郎教授（日本）等。”
“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各个城市张贴的布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布告用最简单的日常用语解释了鼠疫的危险，鼠疫的传播，以及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此外，一种称为“鼠疫公告”的小型报纸每天发布官方消息，讲述鼠疫传播的案例，也起到了很好的知识普及作用。
在经历漫长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鼠疫终于结束了。参与抗击鼠疫的传教士医生克里斯蒂苍老了许多，这是他生命中最为黑暗的日子。而事实上，自从在沈阳街道上出现第一个病人起，鼠疫仅仅持续了不到4个月时间。这次鼠疫的控制中，政府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各级专门化机构的设立、以警察为督导的防疫举措，都是以往政府所未曾见采用。清末新政开始创立了现代卫生警察制度，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均比较不完善，而此次东北瘟疫使得这种卫生行政得以确立。现代防疫将社会个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当然，人们对西方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的接受也因此更为普遍。
参考文献：
[英]伊泽·英格利斯编，《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德格尔·克里斯蒂》，张士尊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
[英]伊泽·英格利斯编，《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德格尔·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曹晶晶：《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及其控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李皓：《庚辛鼠疫与清末东北社会变迁》，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王道瑞编选：《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下），选自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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