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给“黑户”寻亲者一张身份证，不该成为难事）
24岁的王永福是一个悲剧，他依稀记得自己幼年时被人从四川达州的家乡拐走，之后他四处流浪，没有身份证，变成了“黑户”，不能够正常上学、就业。
而降临在被拐孩子上的“黑户”困境，并不止这一起。新京报日前的一篇题为《“黑户”寻亲者：像影子一样活着》的调查报道，向人们揭示了这么一个被忽视的“隐形人”群体--他们不仅因为拐卖被剥夺了童年，被剥夺了亲人，也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
根据2010年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至少有1300多万人没有户口，占中国所有人口的1%，他们被社会俗称为“黑户”。
“黑户”的不幸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身份证、居住证、健康证，这导致大量“黑户”无法上学，不能够获得正式工作，不能到正规医院看病，不能出门坐火车，不能结婚……可以说是被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他们中有的人出了工伤，老板就是明目张胆不赔--因为知道他没“身份”就不能起诉维权；有的人生活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像24岁的王永福，就因为帮盗窃者望风被判处拘役6个月。
为解决“黑户”问题，国家层面其实已拿出了刚性的解决方案。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2月下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中，就明确“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2016年民政部与公安部门协作，着手解决事实收养人口落户。
这释放了足够的政策善意，若落实到位，足以解决1300万“黑户”的问题。
但从报道看，这些“被拐卖”或者“走失”的孩子想要恢复身份，却远没有达到相关政策的目的，而是一再遭遇现实的骨感问题--怎么确认他们确实是被拐的？到底该由什么地方的公安机关为他们落户？
以新京报此次报道的王永福为例，他依稀记得自己是从四川达县（今达州）拐走的，但是达州市公安局表示，王永福提供的父母的信息同音同意不同字的太多，一时难以甄别。
而同为被拐者的史小军，小时候被“送”到河北霸州，由“养父母”养大，但是双方的关系并不好，当地派出所告诉记者：这需要养父母和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证明孩子是被拐的。但在“买拐同罪”的呼声之下，有些“养父母”就不愿意开证明。
此外，落户还涉及农村宅基地的划分等利益纠葛，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组织可能更不愿意接纳“黑户”来分羹。
这些问题很“现实”，但无论如何，保障公民权益是文明社会底线，拥有一个户口和身份，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基础。少年时被拐的悲剧，导致这些人在长大成人之后依然不能拥有一张身份证，被剥夺了上学、上班、结婚等等基本权利，这无异于对被拐儿童的第二次伤害。
因此，解决被拐者“身份权”的话题不应该被冷落。
既然国家相关政策已经明确解决黑户问题是“无条件”的，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那些基层职能部门就应拿出足够的诚意和担当，破除种种形式主义、案牍主义，释放足够的人道主义的温度，解决他们的落户问题。
要知道，这不仅仅是在给被拐者一张身份证，更是给他们重新生活的希望。
不管是“黑户”的现居住地，抑或是“记忆中老家”的职能部门，都应该拿出以人为本的态度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而不是相互踢皮球、推脱责任。
对于“养父母”、村委会不愿意出证明的，也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早就作了兜底性的安排--“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由公安机关审核之后直接发户口，并不必出其他证明。至于农村集体担心多个户口会分走集体财产，这也不是问题。目前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在此大背景下，把“黑户”的户口落在城市也值得探索。
现实中，“黑户”无法落户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各地有关部门只要能真正贯彻国家“无条件落户”的政策精神，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这既是对国家的承诺，更是对这些“隐形人”权利的捍卫。
□ 沈彬（媒体人）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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