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法国文人相轻史：一部貌似八卦实则严肃的趣味文学史》，作者：[法]安娜·博凯尔、艾蒂安·克恩，译者：一梧，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数次重大政治事件都将“国家”推向风口浪尖。例如在1840年，莱茵河两岸曾出现过一股狂热的国家主义风潮。当时欧洲外交正因“东方问题”处于巨大压力下。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法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重整国家军备、加强巴黎保卫等都损害了法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和普鲁士的关系。
外交大臣阿道夫·梯也尔奉行黩武政策，对外宣称法国正酝酿夺回1794年至1814年法国大革命及第一帝国时期获得的莱茵河左岸地区。他寄希望于人民对贵族的反抗。在德国，民众反对法国的情绪高涨。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尼古拉·贝克尔创作了敌视法国的《莱茵河之歌》（Rheinlied）。这首诗在法国引发了各方不同的反应。
1841年5月16日，拉马丁一看到这首歌的歌词，马上写出一首和平赞歌作为回应（据说他是在浴盆里完成创作的）。在这首《和平马赛曲》中，他宣扬民族和解与和谐：
祖国，伟大背后掩藏着野性，
你们所到之处，爱是否随即消失？
撕毁那些旗帜吧，
一个不同的声音会对你们说：
自私和仇恨只为一国，
大爱却无疆！
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博爱的论调很难赢得民众响应，因为他们一心想着复仇，想着重温拿破仑时期的辉煌；他们人数众多，对过去的历史念念不忘。让博爱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斗争、战火和激情！
缪塞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到底是在美丽的德尔菲娜·德·吉拉丹的要求下，还是在和家人一起激烈地批评完拉马丁之后创作出《德国莱茵河》，这似乎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诗推崇武力，和贝克尔针锋相对，同时也驳斥了拉马丁：
德国的莱茵河，
我们占领了你，
你遍体鳞伤。
胜利的孔戴，
撕开你绿色的裙摆，
我们跨过你，跨过你！
德国的莱茵河，
我们占领了你，
英勇的日耳曼也回天乏力，
就让我们强大无比的凯撒，
统治你们所有的土地，
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这首诗于1841年6月15日发表在《巴黎杂志》上，在民众中引起一定反响。经过谱曲和士兵传唱后，它为作者赢得了更多赞誉，也激起莱茵河对岸的愤怒。1840年10月，主张和平的基佐上台后，政府对缪塞的作品只勉强表示支持。拉马丁和圣勃夫的反应则更强烈，他们已经表示愤怒。
实际上，拉马丁的爱国主义并非第一次遭到质疑，他也并非第一次和宿敌阿道夫·梯也尔针锋相对。拉马丁把梯也尔评价为“政府和议会里的寄生虫”。1840年初，当议会讨论将拿破仑的骨灰运回法国的可能性时，他就对这位被梅里美称为“三分之一先生”的梯也尔发起过攻击。他们两个人在议会里展开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之后差点进行决斗。
我们知道，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法国丢掉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德属莱茵河地区再次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
拿破仑三世军事上的失败导致第二帝国崩溃，这对法国人造成极大心理伤害，同时有些人开始改变对外来侵略者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因1863年发表颇受争议的《耶稣传》而出名）抛出了事后让他后悔不已的言论。1870年9月6日，在布雷邦餐厅的一次晚餐上，大家群情激昂。勒南把法国在色当的失败归结为“德意志人种”比“法兰西人种”更优秀。简而言之，他认为德国农民能够顺从于强大的政权，而法国农民因为获得普选权而成为国家命运的主人，因此德国士兵比法国士兵更有战斗力。要知道，甘必大在两天前刚刚宣布成立共和国，他的观点立刻激怒了在场的所有人：
—灭亡吧，法兰西！灭亡吧，国家！责任和理性比这些更重要。
—不，不，周围的人高呼着，没有比国家更重要的！
当时除拉马丁的前任秘书保罗·德·圣-维克多和化学家马塞兰·贝特洛之外，龚古尔也在场。晚上回到家后，龚古尔习惯性地把当时的谈话内容写在了《龚古尔日记》里。
事情本可以到此结束，但在20年后的1890年，龚古尔发表第四卷《龚古尔日记》，其中有对1870年事件的详细记述，勒南当时的言论随之被公诸于众。这成为时年68岁的龚古尔和67岁的勒南之间激烈冲突的开始。我们可以感觉到，勒南当年不利于共和制的话肯定会激起民愤，因为共和国在经历初期的坎坷之后刚刚扎下根；法国丢失了阿尔萨斯-洛林，绿色的沃日山脉成了它的边界线。另外，勒南当时不仅是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还担任法兰西公学院院长，正处于事业顶峰，享受着当局赋予的至高荣誉。可以肯定，他早已变成民主派，龚古尔曝出的陈年往事定会让他惶恐不已。就在1882年，他还在索邦大学发表过一次颇有影响的演讲，题目正是：什么是国家？
根据龚古尔的记述，人们有理由相信勒南当时希望德国获胜。终于，勒南打破矜持（也许因为他当时正觊觎参议员职位—至少龚古尔在接受儒勒·于雷采访时有过这样的暗示），在报纸上数次攻击龚古尔，指责他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没多久，他又对龚古尔发起人身攻击。为了让龚古尔彻底威信扫地，这位历史学家兼哲学家甚至批评龚古尔智力有缺陷，缺乏抽象思维能力。
龚古尔自然怒不可遏，在1891年出版的《龚古尔日记》（1872年至1877年）前言中予以反击。他毫不留情地讽刺勒南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比（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高出何止十万八千里”，“他高高在上，将渺小的我压得粉身碎骨。”龚古尔重申自己的观点，猛烈批评道：
勒南先生，我要给您一个建议：您如此高傲，因为您被阿谀奉承包围着，早已失去判断事物的能力。人类虽然已经发展到19世纪，但像乔治·桑随意写小说那样撰写神圣的宗教史却仍显太过分。我必须告诉您，您对上帝不够虔诚，将来历史会对您做出应有的评价。
这场争论确实影响了勒南的声誉，他在次年也就是1892年去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龚古尔日记》也因此惹上“丑闻日记”的名声。
上述事件可谓推迟爆炸的炸弹，但它还远没有达到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力。
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末最大的一起司法丑闻。它将法国分为两派，一派是司法体制的拥护者，另一派则是事实和公正的追求者。这起事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即有自己的理念和观点的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个群体自认为担负着指引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使命。
在此，我们同样不再详述事件经过，只想向读者揭示当时作家们如何以正义为借口，不惜相互对立也要参与其中的情况。
遭到指责最多的当属左拉，他的观点和行为也引起最强烈的反响。从严格意义上讲，左拉对德雷福斯事件产生兴趣的同时，文学创作生涯也随即宣告结束。《卢贡-马卡尔家族》早在1893年就已经完成，之后他创作的几部小说都不太成功，风格也让追随者们摸不着头脑。1897年11月，德雷福斯的坚定拥护者、参议院副主席舍雷-凯斯特耐尔邀请左拉共进晚餐，希望借机向左拉介绍事件有关情况，并征求他对公开此事的看法。左拉接受了邀请。虽然左拉名气很大，但毕竟不是实权人物，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私生活（他和曾是女佣的情人让娜·罗泽洛育有两个孩子）都饱受批评。他多次努力想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但都以失败告终。他追求司法公正，因为他的母亲在继承丈夫遗产时遭受过不公正待遇。
左拉随即成为德雷福斯上尉的狂热支持者。几个月之前，他就已经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过题为“为了犹太人”的文章，强烈谴责反犹太主义。他鼓动舍雷-凯斯特耐尔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要求重新审理案件。他自己也发表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包括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上那篇著名的《我控诉》。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轰动。很多人出来反对左拉，跳得最高的是莫里斯·巴雷斯。他指责左拉的想法像“背井离乡的威尼斯人”。也有和马拉梅一样支持左拉的人，他们说左拉的“行为体现出思想的高尚”。从那以后，知识界支持德雷福斯的声音越来越多。1月14日，左拉、法朗士、普鲁斯特、勒纳尔等联名签署请愿书??普鲁斯特一直号称法朗士的学生，在他的努力下，法朗士也同意在请愿书上签名。法朗士的这一立场让人颇感吃惊，尽管他明确表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但在该事件上立场坚定。他的对手们对此更是意想不到，因为他们还曾给他起过“阿纳托尔·普鲁士”的外号。自从左拉被要求交回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法朗士一直拒绝佩戴勋位勋章。1908年，在左拉的骨灰被移至先贤祠之际，他还特意向左拉表示敬意。
巴雷斯对请愿书做出了回应。他在1898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了一篇名为“知识分子抗议书”的讽刺文章。双方的激烈对抗一直持续到1899年对德雷福斯的第二次审判。之后程度虽有所减弱，但依然延续至1906年德雷福斯彻底平反才告结束。这起事件将整个法国分为对立的两派，文人们也难以置身其外。但支持和反对德雷福斯的上层社会文人进行的是彬彬有礼的交谈，老百姓却在街头相互辱骂和殴打，两类人之间行为举止相差甚远。1898年9月4日，保罗·莱奥托在日记中表示，虽然自己支持德雷福斯，保罗·瓦莱里和自己观点相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情，他们讨论到最后也总能相互一笑了事。与莱奥托不同的是，瓦莱里告诉莱奥托自己不会再和马塞尔·施沃布来往：
亲爱的朋友??我周日去了施沃布家，你猜我在他家壁炉上看到了什么？??皮尔卡上校的照片（指控艾斯特拉齐的军官）??我没再向前多迈一步。我对施沃布说：“亲爱的朋友，您把这张照片放在壁炉上??我只能和您说再见??您不会再见到我??”他别指望我再走进他家大门一步。
莱奥托原本很欣赏巴雷斯的《贝雷尼斯的花园》，但后来逐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社会主义者夏尔·佩吉是德雷福斯的狂热支持者，他在《白色评论》上把巴雷斯说成是“发霉的伪君子”。后来在1910年，佩吉和巴雷斯的关系逐渐改善，因为佩吉的立场渐渐滑向民族主义和天主教。另一阵营也有忠实的拥护者。瓦莱里和路易参加了德吕蒙组织的支持亨利中校遗孀的签名活动（亨利中校曾捏造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诗人弗朗索瓦·科佩也成为洛因斯伯爵夫人（即让娜·德·图尔佩，曾是拿破仑三世的情人）家里的座上宾，而后者的沙龙正是反德雷福斯派最重要的据点之一。埃雷迪亚、布尔热和弗朗西斯科·萨尔塞、儒勒·凡尔纳、阿方斯·都德、夏尔·莫拉斯都是反德雷福斯派成员。
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左拉并非因所持立场而招惹仇恨，而是因为他本人引起的丑闻。莱昂·布洛瓦原本不太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但还是谴责左拉这个“可怕的家伙”借德雷福斯事件沽名钓誉，尽管当时他已经得知左拉因《我控诉》而遭到审判。
为了充分显示自己的过人之处，《卢贡-马卡尔家族》和《三名城》的作者左拉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突然变成那些受压迫的、无辜的人的保卫者和复仇者，突然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将自己装扮成整个民族宽厚胸怀中的最后一根脊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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