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的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德国-瑞士边境被海关拦下。这位神情紧张的老者名叫科尼利厄斯·古利特，边检人员发现，他随身携带了9000欧元现金。
在欧洲，个人带着大笔现金出行的情况十分罕见。古利特解释说，他刚把一幅画卖给瑞士伯尔尼的一家画廊。经进一步调查，警方对他在慕尼黑的住所下了搜查令。
二战以来最惊人的艺术品私藏案由此浮出水面。调查队在古利特家搜出了1500多件出自毕加索和莫奈等大师之手的名画。它们的上一个主人是纳粹德国政权。
这些艺术品旋即被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没收。一年后，德国《焦点》杂志爆料称，“古利特收藏”的总价值可能高达十亿欧元，古利特家族亦非等闲之辈，他的父亲希尔德布兰德曾是希特勒时代恶名昭彰的艺术品贩子。这一案例提醒世人：那场对艺术品的大规模抢掠与侵吞仍未得到彻底清算；令这些珍宝流落四方的，不仅是纳粹德国。
全欧洲1/5的艺术品遭劫
1935年至1945年，全欧洲大约1/5的艺术品曾被纳粹德国染指。这场由国家机器背书的有组织抢劫造成的损失无法精确考证，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说法是：被抢掠的艺术品至少有65万件，种类涵盖油画、雕塑、素描及图书。
热爱绘画的希特勒了解艺术的力量。他一度打算在奥地利建立博物馆，纪念第三帝国的“伟业”。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对艺术品的巧取豪夺花样翻新。二战前，由于希特勒不喜欢现代主义和抽象派，德国博物馆里的此类作品被悉数下架并充公；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随后陆续占领了捷克、波兰、法国、比利时等，这些国家的艺术品市场相继沦陷。此外，犹太人逃离家园时，许多人不得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卖掉珍藏的艺术品。于是，一大批和纳粹德国关系融洽的商贩闻风而动，大量作品落入他们之手。
二战前后的欧洲艺术品市场陷入了病态的狂热。不少不被希特勒及其党羽看好的作品被贴上“堕落”的标签，继而被挂牌抛售以换取金钱，形成了一条洗白赃物的秘密通道。正如“古利特收藏”巡展地之一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瑞恩·沃尔夫所言：“舞蹈抑或戏剧都是不可买卖的，但视觉艺术品不同。一旦涉及金钱交易，事态就更混乱了。”
寻找失主的努力难以持续
纳粹对艺术品越是暴殄天物，有识之士在战后试图让它们物归原主时，就越感到这项任务是何等艰巨。
首先，与有关“纳粹宝藏”的民间传说和文学故事描绘的不同，大部分艺术品被乱丢在一些根本不适合保存它们的环境中，只有包括米开朗琪罗的《圣母与圣婴》在内的一批顶尖珍品，在战争结束前被藏到了安全的地方，如地下矿井。
其次，即便找回了艺术品，如何安全有效地运输也是难题。单是《圣母与圣婴》这一幅画就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打包。通常来说，这些作品会被鉴定、归档并运回原本所属的国家，进而由各国地方政府接手寻找失主的责任。
这项政策是出于现实考量，但在具体操作环节，很多作品会落到不相干的人手中。作家林恩·尼古拉斯在专著《欧洲之劫》中提到，截至1953年，犹太商人保罗·罗森伯格的71幅画作仍杳无音讯，到1958年，他找回了其中的51件。50多年后的2014年，调查“古利特收藏”的德国政府终于确认，其中的一幅画作原本属于罗森博格。
如果说在二战后的头10年，归还艺术品的工作还算有条不紊，那么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努力就开始衰退——纳粹德国种种暴行的曝光让艺术品劫掠这件事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同时，在冷战阴影下，大多数业内人士更愿意向前看，而非计较往日的得失。
按照44个国家于1998年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那些仍未物归原主的作品应予以进一步鉴定，相关记录和档案应透明化，并努力通过媒体宣传寻找它们的合法继承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只适用于给博物馆的藏品寻找主人，对私人手中的艺术品缺乏约束力。而且，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地遵循政府制定的艺术品保护准则。
调查成本高昂，收获寥寥
事实上，“古利特收藏”这次巡展如此引人注目，恰恰是由于没人能说清它是否合法。假如像科尼利厄斯·古利特被捕后宣称的那样，所有藏品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政府为什么要没收它们？古利特家族是如何守住这一惊天秘密的？
科尼利厄斯的父亲希尔德布兰德随之成为焦点人物。在与纳粹沆瀣一气前，他是德国茨维考博物馆的馆长，展出并宣传过纳粹当局所称的“堕落”艺术。或许是因为自己有1/4犹太裔血统，他觉得与当局的亲密关系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还能通过这种手段确保艺术品免于被毁。更不用说，他从这门生意中赚得盆满钵满，自然“乐在其中”。
瑞士伯尔尼美术馆馆长尼娜·齐默指出：“多数人倾向于相信历史是非黑即白的。按照这个标准，希尔德布兰德当然是个坏家伙。但换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位上进的文化学者，把知识传播给更多人。观察他如何慢慢向纳粹靠拢是个很有趣的过程，他不断说服自己为现代艺术和艺术家做贡献，随后迫于压力，不得不背叛了初心……”
战争结束后，老古利特一度被软禁在家。他拿自己的犹太血统做文章，坚称所有的交易记录都已被毁。获释后，他继续从事贩卖艺术品的活计，1956年死于车祸。
58年后的2014年4月，科尼利厄斯·古利特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政府达成协议：如果后者发现“古利特收藏”中有任何被劫掠来的艺术品，它们必须被无条件归还给原主。此后不到一个月，科尼利厄斯去世，在遗嘱中同意将全部藏品赠予伯尔尼美术馆。
伯尔尼美术馆随即与德国政府达成补充协议——它只接受“绝非赃物”的艺术品。同年，德国方面成立了两个特别小组，希望彻查这1500余件艺术品的来源。
然而，第一个小组2015年底便偃旗息鼓。他们表示，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和差不多200万欧元后，只查明了11件作品的来源，实在无法承受如此高昂的调查成本和有限的调查结果。第二个小组的情况稍微好些，其参与调查的1039件作品中，有12件被证实或“极有可能”是被劫掠来的，但仍然有数以百计的作品无法被归类——它们的来源难以查清，既不能被证实是劫掠来的，也不能被证实是合法获得的。
很多人宁愿忘记这段往事
时间来到2018年，物归原主的艺术品依然只占很小一部分。研究人员试图查明藏品的来源时，有的民众甚至觉得这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认为那段不幸的历史最好被遗忘，而非被深究。在伯尔尼美术馆去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馆长尼娜·齐默是否担心这样做（举办展览）会让人们想起一些伤心事，她答道，“我很高兴看到人们的记忆被唤醒”。
从这种意义上讲，伯尔尼美术馆和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对古利特藏品的展出都是对民众的“蓄意刺激”，旨在敦促普通人直面灰暗的历史，而不是将它悄悄埋葬。
在“古利特收藏”推动下，许多机构行动起来。在巴黎，卢浮宫的画廊收藏了31幅曾被纳粹劫掠的画作，寻找原本主人的工作业已展开。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聘请了一名研究被劫掠艺术品的专家为馆长，以更好地培训工作人员鉴定艺术品来源。
去年9月，一场名为“70年计数：欧洲的最后机会”的会议在伦敦召开。在与会者看来，艺术品返还是否能取得突破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博物馆是否愿意交出那些极具价值的藏品来纠正过往的错误；二是民众是否愿意政府投入更多钱，是否愿意直面很多人宁愿忘记的历史。
无论过程如何坎坷，每一次艺术品物归原主都是令人欣慰的。负责调查“古利特收藏”的安德烈娅·巴尔斯尔-布兰德记得，数年前，德国某博物馆发现了一批曾被纳粹劫掠的艺术品，几经辗转联系上了这些艺术品原本主人的子女。归还仪式举行那天，所有失主潸然泪下，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把艺术品重新托付给了博物馆。
“博物馆不大，作品也不太出名，但那一刻，所有人问心无愧。”巴尔斯尔-布兰德说。
本文来源：青年参考
作者：史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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