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调查组：最高法领导过问案件系加强管理和监督

两起案件审理是否公正问题

联合调查组对“凯奇莱案”和“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的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审查，调阅了两案全部案卷材料，询问了两案有关当事人、案件承办人、合议庭成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经综合审查判断，得出了具体、明确的调查结论。

联合调查组认定，首先，“凯奇莱案”的案涉合同应为合作勘查合同，而非探矿权转让合同。合同内容主要围绕双方如何联合勘查煤炭资源，约定合作方式、权益比例、勘查费用、成果处置等，未就探矿权转让作出明确表述。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将该合同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是正确的。其次，案涉合作勘查合同是有效的。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同时，合作勘查合同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合同，有关行政规章也没有规定此类合同备案后才能生效，合同本身亦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的其他法定情形。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有效是正确的。其三，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确定各方违约责任。凯奇莱公司逾期付款、不足额付款，西勘院对同一项目另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应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分别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凯奇莱公司明确要求西勘院承担违约责任，而后者没有要求前者承担违约责任，故最高法院根据双方诉讼请求认定西勘院违约并判令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其四，案涉《合作勘查合同书》约定的主要内容已经西勘院与第三方另行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完毕。最高法院鉴于凯奇莱公司坚持其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不变，而作出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决，有相关法律依据。其五，凯奇莱公司主张探矿权于法无据。案涉合同中没有关于探矿权转让的明确约定，且探矿权转让合同必须经批准才能生效，凯奇莱公司要求将探矿权转入其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法院判决驳回凯奇莱公司包括转让探矿权在内的其他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对于王林清在视频中反映最高法院领导过问案件办理问题，联合调查组指出，最高法院根据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对凯奇莱案这类重大复杂案件加强了审判管理和监督。

同时，调查显示，该案在审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最高法院对该案第一次二审期间，陕西省政府曾于2008年5月4日发出函件，对案件审理提出意见，试图给最高法院正常审判活动施加影响。二是最高法院审判管理不规范，存在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等问题。三是王林清违规接受当事人吃请，帮助打探案情，其行为违反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落实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联合调查组同时认定，最高法院关于“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的二审判决及再审结论实体正确，但在经营利润的认定和计算上存在瑕疵。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3月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见刚与王永安合伙关系成立，王永安构成侵权，应给付王见刚3710余万元。王永安上诉后，最高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王永安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法院于2014年5月决定提起再审，由最高法院审监庭组成合议庭审理。2015年8月，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经充分讨论研究，决定维持原判，但至今未作出再审判决。联合调查组经审查认定，山西省高院一审判决、最高法院二审对该案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双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是在经营利润的认定与计算上存在瑕疵。一、二审判决均以利润加本金的方法计算王永安应返还的利润，违反了当事人的约定。此外，一、二审判决均参照该案中合资各方签订的《股金确认及分配方案》认定双方合作期间的经营利润，依据不充分。

联合调查组对王林清视频反映的最高法院监察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闫长林“干预办案”问题进行了核查。闫长林，山西交城人，2014年9月退休。2012年“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当事人王永安找到其老乡闫长林帮忙向王林清打招呼。闫长林通过民一庭有关领导联系王林清，王林清带着案卷到闫长林办公室介绍相关情况，闫长林请托王林清关照王永安，王林清明确告诉闫长林说，王永安没理，没法作出有利于王永安的判决。王林清多次表示，闫长林过问案件未影响自己对此案的办理。鉴于闫长林的行为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其立案审查调查。

联合调查组指出，该案二审判决后，王永安向最高法院申请提起再审，最高法院启动再审的程序完备，并无不当；随后，最高法院审委会决定维持原判，但案件历时3年多未作出再审判决，违反了有关审判纪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