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

一、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发表宣言，声明辞职下野，震动政坛。14日，《大公报》以《蒋介石到沪通电下野》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此后，又围绕此事做了大量报道与评述，焦点主要集中于蒋介石下野原因的分析及影响的评判上。

1. 蒋介石下野的原因

蒋介石下野，事发突然，其本人对下野原因作过一些说明，如“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今既咎戾集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未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牲，而民生凋敝，国计困穷，尤甚于昔”，“中正自愧谫才，无补时艰，徒使党国纠纷，袍泽牺牲，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蒋的说明，大体上是轻描淡写，失之笼统，不足以释社会大众之疑问，这恰给社会舆论提供了较多的发挥空间。

蒋介石下野，正值宁汉对立，徐州惨败，时人多以军事失利为他下野的主因。《大公报》则指出，这仅是表面现象，“自军事责任上言，蒋氏已应有引咎自劾之道”，然而“宁沪两地，均无事变，可见蒋之去也，系为国民党内部关系，非军事上有何意外”。它更注重从国民党内争斗的脉络来寻找蒋介石下野的原因。

《大公报》认为，蒋介石下野，首先是迫于武汉的压力、唐生智的逼迫:“蒋之离宁非为有意外变化，而因唐生智反对，特表示退让，以利汉宁合并之进行。”唐一方面赞成统一，一方面“仍发电訾蒋”，蒋介石面临的形势正如吴稚晖所言，“北敌炽于北，唐军逼于西，左右实难应付”。

唐生智

《大公报》指出，冯玉祥的动向是促使蒋下野的另一原因:“洛阳之冯，于唐之行动，既未能使之缓和，而处处且复为自己地位利益着想，则蒋之一腔孤愤，自不待言。”《大公报》甚至断言，冯玉祥“两月以来，随时随地，只做一逼蒋功夫”。认为蒋下野与冯有关的观点并非孤论，《晨报》就认为，“蒋未能收冯为己用，为今兹失败重要原因之一”。《申报》也指出，“今信冯玉祥近故意按兵不动，使蒋不及获救而致倾覆”。

更进一步，《大公报》认为，“蒋氏部下不能维持，实为一大原因。而部下之离心，实由‘军官’‘黄埔’之分派。”国民革命军将领主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黄埔军校，论人数，“黄埔”居多，论职位，“军官”居上。“黄埔”多“少年躁进”，“军官”则“世故已深”。蒋介石对两派之态度也明显不同：

数月以来，因蒋之待遇不公，两派久已水火，蒋对军官或无心疏远，而对黄埔则有意培植……是以非黄埔派怨望之情，与日俱积。今番之事，军官派拉腿为蒋氏第一致命伤。

《大公报》认定“军官”因不满蒋介石袒护“黄埔”而“拉腿”是蒋介石下野的“第一致命伤”。革命军内部“军官”与“黄埔”的矛盾确实很突出，蒋介石曾在《告别黄埔军校同学书》中专门予以澄清:

这保定与黄埔的口号，明明是野心家提出来的，要使我们黄埔教官不能团结，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势力，自相分裂，然后野心家可从中操纵，以谋害我革命。

《大公报》还指出，蒋桂矛盾激化是蒋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该报特地选择了两个事例加以披露:一件事是，5月间李宗仁只身赴九江晤朱培德。李、朱会晤，“卒使宁汉暂缓冲突，分途北进”。蒋介石“左右某乃以李朱私交甚好，李既能单独前往，所谈究如何，殊未可信等语说蒋，蒋遂疑李”。第二件事是，蒋从广西召黄绍来，密令他接统李宗仁军一部。黄为人甚笨，贸然至蚌埠晤李，“谓汝多病，我来汝可藉此回后方休息云”。李知系蒋手段，便回复:“归作何事?且无须休息”，将黄顶回去。这两件事，已使蒋、李“更生芥蒂”，而“今番闻李即首倡”，更可断定“蒋氏之去，与李终不无关系焉”。

《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的分析，由外而内，洞察到蒋所面临的各种矛盾，较为全面。对此可以蒋下野前一日的日记来印证：

参加执监委员会，与何、白、李预商主张。会中李、何亟欲与武汉遣使议和，似有不可终日之势，词迫甚逼，甚为难堪。余惟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之主张为依归，即进退亦如之。李、白闻之大不为然，且藉此以为倒蒋之机。会毕，属张群来，责问并劝余自决出处，避免目标，何似同意……余何人斯，为人逼迫竟至于此。惟辞意既决，否则胜利亦无荣而有辱，故决心引退，再为革命根本之图也。

可见，武汉压迫、桂系逼宫、何应钦附和等，是蒋介石决定下野的直接原因。

2.蒋介石下野之影响

蒋介石下野，时人最关心的是此事对时局的影响。《大公报》就指出，蒋下野后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前途，即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从光明前途讲，可达成“以党治军”、宁汉统一的局面：

蒋氏既去，宁汉完全可以统一，或移政府于南京，或以南京设政治分会，均属易于解决。宁汉既一，则政治军事党务，皆可熔合一炉，积极整理。军人之中，既无第二蒋氏，则党权提高，中央有力，凡事易就范围。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礼，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萧佛成、邓泽如、蔡元培、吴稚晖等。

从黑暗前途讲，则纷繁复杂，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汪精卫、胡汉民各树门户，积不相能，两人是否可以合作，胡果让汪，汪又是否可以统治全党”。第二种是“蒋既引退，有以谭延继蒋为总司令之说……使彼继蒋，能否提携得起，若再对北作战，是否可以当重责，蒋部何应钦、白崇禧是否可与合作”。第三种是“冯玉祥调停宁汉而结果去蒋，冯氏是否有取蒋而代之之意，果其有之，与汪精卫、唐生智是否可以相容”。第四种是“今后汉宁果合，国民党是否真能统一，政治上是否真能改造，虽善谀者，恐亦不能作此乐观。党治实验，是否将从此告终”。该报对汪胡合作、蒋介石的继任者、国民党的前途等诸方面均提出了质疑。

光明的前途有一种，而黑暗的前途则有四种，可见《大公报》在蒋介石下野之初对南方时局的走势并不乐观。北京的《晨报》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并用“满江风雨，前路茫茫，一叶孤舟，随波上下”来比喻当时的南方局势。

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张静江等于14日也相继离职而去。《大公报》先前的预测失去意义，便又发社评，对时局的走向作出悲观的判断:

胡、蔡等与蒋态度合一，且舍蒋不能有为，蒋行则胡庸能与汪合作，则自亦惟有随蒋俱□为妙。现在南京已全处桂系将领之掌握，以此间观察，东南经此变局，而后一切措施恐将益见退步。盖军事方□，未必能较蒋时在为统一，而政治方面，即汉方有人来，亦未必能有所作为，缘财政去绝境不远。

可见《大公报》对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政治真空十分担忧，从反面证明了它看重蒋介石对于稳定大局的作用。《大公报》等媒体引导的社会心理，是蒋介石能够很快复职的原因之一。

二、

蒋介石下野后，《大公报》对其行踪极为关注，连续刊载了如《蒋介石归里之后》(8月16日)、《蒋终要出洋》(8月26日)、《山中之蒋介石》(9月1日)、《蒋氏游踪》(9月14日)、《蒋介石决出游美洲》(9月18日)、《汪胡蒋近状》(9月19日)、《蒋到杭携卫队三千》(9月20日)、《蒋介石过沪记》(9月30日)等大量消息，充分的报道足见《大公报》并没有将蒋视为“过时”的人物，反而十分看好他。

有一个细节说明《大公报》消息来源的及时与准确。9月18日，该报刊出《蒋介石决出游美洲》的消息。终蒋介石一生，未去过美洲，这条消息却不是编辑哗众取宠的“假新闻”，因为蒋确实有过周游世界的计划:

此次出洋，预定以一年为准，其目的以考察军事兵器、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与延访人才，观察外交为主，以学习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军事五科为本。在日本学军事与经济，在德国学哲学、经济与军事，在法国学政治与军事，在英国学政治与经济、海军，在美国学哲学与经济，在意国学政治，在土国学革命。

这个计划，出现在他9月16日的日记中，就在《大公报》刊出消息的前两天。

最后，蒋介石去了日本。蒋介石为何赴日?这是时人热衷探讨的话题。蒋介石也曾多次通过媒体说明其赴日动机。9月14日，他对记者称，有在海外游历五年的长远计划。9月27日，他公开承认与宋美龄之婚事，声言“赴日专为向宋女士母求允许”。在抵达日本后，他曾对记者称:“余此次来日，系为暂时静养。”可见，蒋介石本人对外界宣称的赴日动机是“学习”、“求婚”和“静养”，并无“何等政治上之意味”。

《大公报》并不认同蒋介石的说辞，认为其赴日另有政治动机。10月14日，该报载文指出:

闻蒋氏此次赴日，除商量婚事与暂避待时外，与南方外交上亦多少有点关系。谈者谓党军一年以来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而蒋介石一到南京，对日空气便较缓和，未几更见戴季陶之行踪泄□于东京市上，此过去之一段因缘已颇耐吾人寻味。是则蒋氏今日之行，与南方将来之对日方针，或不无取舍变易之处。

等于是在说，蒋赴日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蒋介石赴日确有寻求支持的目的。据台湾公开的档案，蒋在11月5日访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时，谈及此次赴日的三个“抱负”：一是希望日本对华政策“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由此实现中日间真正的携手合作；二是国民革命军必将继续北伐，并统一全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三是要求“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

当然，蒋介石对与田中见面的结果并不满意，甚至认为是失败的：

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余此行之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

这说明《大公报》推论是正确的，蒋介石赴日不止“学习”、“求婚”和“静养”这么简单。

蒋宋联姻是蒋介石从下野到复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极易吸引民众兴趣与媒体注意的话题。

蒋宋联姻

在蒋宋联姻过程中，首先引起世人注意的是蒋介石之婚姻状况问题。蒋介石知其早年的婚姻生活对其政治生涯是负面资产，而且政敌也利用此点制造事端。蒋宋婚礼前有传言说有人邀请姚冶诚到上海，让蒋难堪。蒋介石在日记中判断，此举“必政敌挑拨，使余不安”。他的策略是以攻为守，主动通过媒体进行澄清。他于9月28至30日在《民国日报》、《申报》等报纸上连续三天刊登《蒋中正启事》，向外界说明其婚姻状况：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资淆惑，此奉复。

蒋介石还对来访的记者称:“早与陈洁如断绝关系。”“吾于民国十年十月，与吾第一妻按照习惯正式离异，现伊仍住奉化。”

蒋介石试图澄清其婚姻状况之“清白”，结果反而引起媒体的兴趣。《大公报》将蒋介石与毛福梅办理离婚的信件全文披露。此后，又发表专文进行评论：

旧式妇女，教育受习惯之拘束，财产为法律所限制，不能为独立自由之生活，故男子任意离婚，利于男不利于女。中国旧俗，离婚之难，远过欧美，虽有拘束自由之嫌，亦含保护妇女之意，不然，倘男子于中年显达之后，糟糠老妇，任便抛离，则女性之结果惨矣。

可见，《大公报》并不认可蒋介石中年得志后抛弃“糟糠之妻”的行为。对蒋介石所说“本无婚约”的二位女士(即陈洁如与姚冶诚)，《大公报》不仅专文介绍，且发表文章对蒋关于与此二人关系的说辞提出质疑：

所谓现已断绝关系之二女士，在过去究为何种关系，抑经何种手续而断绝之，且蒋在南昌时，尚有所谓蒋夫人之陈女士者出入军中，而今也求婚于宋，则断绝之，抑观蒋氏自称原配之外，尚有其他二女士，其过去生涯之不谨，业已自承。

该社评断言，“蒋氏此举，断难逃清议之讥弹也”。《大公报》此后的文章更是对蒋标榜“革命领袖”，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的行为予以谴责: “今彼乃以中心领袖的资格，而觅效市井纨绔之行，厌旧喜新，压迫弱者，使天下之薄幸皆有所借口，令世间之老妇，俱为之寒心。”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公报》刊载了《蒋宋完婚记》(12月2日)、《蒋婚杂话》(12月2日)、《蒋婚余闻》(12月3日)、《政教合一之蒋宋婚姻》(12月9日)等文章，对蒋宋婚礼的筹办情况、举办仪式、奢华场面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新婚之际，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与心声。《大公报》则以《蒋介石之人生观》为题发表社评，对该文及蒋本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该社评词锋犀利，给沉浸在新婚之中的蒋介石一盆冷水。可以说，《大公报》对蒋的婚姻观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品德是持否定态度的。

蒋宋二人显赫的地位与家世背景，很容易使人想到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婚姻。蒋介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特别澄清: “希诸君注意此次婚约绝无政治关系。”宋美龄在受访时，也强调二人婚姻之单纯，“颇嘲笑婚姻而有政治观念之不当”。

《大公报》却提供了另外的思考，该报主要是从国民党内派系整合的角度着眼，将蒋宋联姻与蒋汪关系结合起来，称蒋欲通过蒋宋联姻来拉拢汪精卫，其依据是，“(宋)子文兄妹实可称能利用精卫之第一人也”。该报还指出，蒋宋联姻是孔祥熙宋霭龄夫妇有意促成的:“大宋夫妇极为心灵手敏之妙，盖彼自闻蒋有意婚三宋之意后，即力赞其成……其意在借此婚礼为磁石，而乘机造成蒋冯汪三派合作，以成纵横之局也。”

单从蒋介石本人在婚礼前后的日记看，蒋宋联姻的动机并没有如此多的玄机，《大公报》的追究，有先入为主的附会之嫌。

三、

早在蒋介石下野之初，《大公报》就认为蒋“未尝忘其所谓‘炉火针毡’之生活，而处处仍为再起的准备”。此后，又预测“倘宁汉决裂，则(蒋)势必再起”。

11月8日，蒋介石自日本启程回国。《大公报》在次日就以《蒋介石突然归国》为题进行报道，指出“以后是否再出当南军军事指挥之任，此时尚难预断”。但在11日，该报就对蒋复职问题做了明确判断:“先迫蒋下野之李宗仁等，以近来形势困难，彼等自知究无收拾之手腕，故请蒋复职之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已占有力。”

蒋汪合作是蒋介石复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11月16日，蒋介石对外宣称，“汪精卫同志也时常来电，希望我立即回国……仍照十二年十四年在广东那样的通力合作”，并称“汪蒋合作没有问题”。

对于蒋汪合作，《申报》、《晨报》等报纸均有较多篇幅报道。《大公报》与其他报纸稍有不同，它更侧重对蒋汪合作内幕的挖掘。除前述蒋宋联姻多少与蒋汪合作有关的分析外，该报对宋子文乃至宋美龄在蒋汪合作中的作用也作了细致的分析，且提供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蒋介石积极主张与汪合作，而宋氏兄妹又牵线搭桥、推波助澜:蒋介石“扶桑之游，既见喜于泰水，而子文秉性极孝顺，当然亦与蒋融洽如初，至此蒋遂告以深意，谓必结精卫始能挽党国之危，此亦子文当然所乐从，遂先时回国”，与汪见面;“美龄于精卫夫人陈璧君处，亦颇费口舌之力，精卫夫妇均已同意，蒋至此遂飘然归来”。另一种观点也肯定宋子文的作用，但是对蒋介石态度的分析则不同，认为“宋于蒋为新亲，于汪为同系，宋处此特殊地位，颇欲利用之，俾成汪蒋合作之殊功，亦且为个人前途谋发展。蒋在日时，初无与汪遽合意，经宋婉辞劝说，蒋氏允焉”。其他史料旁证:“特委会”成立之初，汪精卫自武汉东下时，曾致电蒋介石求一晤，“为蒋所峻拒”。在日本时，宋子文曾劝蒋出山，而蒋“踌躇莫决”。由此看来，后一种分析更接近事实。

11月17日，与汪精卫有密切联系的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发动政变，占领广州，瓦解李济深对粤统治，驱逐桂系在粤势力。粤变发生后，《大公报》认为蒋汪合作前景黯淡，其理由如下：

一是国民党内老同志反对，如“今日蒋访张静江，述汪蒋合作。张痛斥，谓为妄动，并云总理栽培尔至今，糊涂至此。有谓张并掴蒋者，汪蒋合作议已根本打销”。二是以桂系为代表的宁派的反对态度，粤变后桂系“恨汪刺骨”，西山派也发反汪之通电，汪、胡又“不能疏通”，蒋原打算“拉汪、胡同出”的设想无法落实。三是冯、阎的态度，“蒋介石今虽与汪稍合，但因阎、冯不以粤事为然，如蒋求再出，非仍与胡汉民合作不可”。

蒋汪合作希望渺茫，但蒋介石复职问题反而迅速得到解决。在12月10日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汪精卫等11名粤方中委提出请蒋继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议案，获得通过。

蒋介石复职案之所以能顺利通过，与当时国民党内各派的态度密不可分。《大公报》发表不少文章，对蒋介石复职案通过前后国民党各派的态度做了精彩分析:

其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粤方抬蒋以自保。《大公报》认为，他们提出蒋介石复职案的用心，其表面上是晋豫战急，“非蒋速出不可”，而实际上则另有深意，即抬蒋以自保:“因蒋现确无灭粤派之心，如蒋复出，则可以牵制桂派使无对粤用兵焉。”12月11日，中共发动广州起义，一度占领广州，形势又为之一变。粤方因此备受攻击，更加孤立，只能发表宣言，称二届四中全会“完全信任蒋介石为筹备”，并“再促蒋复职”。

其二，冯(玉祥)阎(锡山)催促蒋复职。《大公报》指出，蒋介石复职案所以能急转直下，由预备会顺利通过，“实与北方冯、阎二人态度，大有关联”。冯玉祥自11月19日起就数度以个人名义电请蒋复职。12月1日，冯更约阎锡山一起拥护蒋复职，二人于12月9日“先后通电促蒋中正复任总司令。”《大公报》认为，冯、阎催促蒋复职，也有其原因：

盖冯初本受粤派之运动，而又以前此蒋之去位，同志多以冯之不肯助蒋恢复徐州为有意倒蒋，故亦乐得借此洗前冤，而结好于蒋，遂电约老西(阎锡山———引者)说话。老西与蒋交情之笃，本异寻常，前此蒋去本极震动，近又环境日恶，故一闻冯主蒋出，即五六电催之。

其三，桂系对蒋介石态度转变。桂系是逼蒋下野的主力，且不满蒋汪合作，不赞成蒋复职。粤变发生时，白崇禧就以时机未到“劝(蒋)暂勿出”。中共占领广州后，粤桂矛盾进一步激化，桂系为获得蒋介石在对粤问题上的支持，转而公开支持蒋复职。李宗仁对记者称，“请蒋复职，当然是我们朝夕希望的”。白崇禧也表示，“本人曾为蒋之参谋长，对蒋复职完全赞同”。然而，蒋为求得将来政治上之均衡，一度拉住粤派不肯放手。桂系对此极为不满，“始终未发促蒋复职电”。不过，《大公报》指出，桂系此际之不满，不过对蒋袒粤尚不放心，实际上“亦无绝对反蒋之意也”。事实正是如此，蒋桂双方通过协商，“以两广由李济深，两湖由李宗仁负责处理”。桂系要求得到满足，自然与蒋达成和解。

各方积极表明拥蒋复职态度，促成了蒋介石1928年初进京复职。

《大公报》是当时中国北方的重要报纸，其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报道较为客观、全面，评论较为公正、合理，因而成为当时社会的舆论重镇。该报无论是对蒋介石下野原因的分析，对访日与蒋宋联姻之政治动机的判断，还是对蒋介石复职过程中蒋汪、蒋桂关系的剖析，都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充分体现了文人论政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舆论对时局、对蒋介石政治动向与前途的看法，不仅反映了报纸的基本观点，也颇能引导社会舆论。

当时《大公报》所在的天津尚在国民党统治区外，其观察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更客观，评论的言论尺度也更自由。其对蒋介石近乎追踪式的报道，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蒋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是其下野之时。当然，《大公报》对蒋介石的报道与评论有时也有不实之处，甚至有“张静江掌掴蒋介石”这类捕风捉影的猜测。这一方面是消息来源有误，另一方面也是大众媒体要争夺市场，标新立异，争抢独家新闻，在迎合大众口味时经常出现的问题。

近代报纸等新式媒体的出现，不仅扩大了传播渠道，而且引导了社会舆论与大众生活。如何处理与传媒的关系，密切关注与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是民国政治人物及其活动的一个独特面相。有头脑的政治人物善于扬长避短，不是被动地受舆论引导，而是主动地利用媒体来引导社会舆论与大众。

蒋介石是一个较善于利用媒体的人。他在下野与复职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与媒体打交道，不仅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经常接受记者访问，还主动举行记者招待会，通过媒体来传达相关信息。应该看到，作为政治人物，蒋介石通过媒体所传达的信息与其真实意图并不都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在于蒋希望借以消除对自己不利的社会影响，营造有利于实现其自身目标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