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企业就是自家钱袋子？警惕少数国企“一把手”权力泛滥）
▲观众在广州越秀区廉洁文化教育馆参观 陈建力摄/本刊
◆一名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说：“在我眼里，企业就像是我个人的，就是自家钱袋子，吃点、喝点、拿点算什么呢？大到上百万元的高尔夫球卡、成箱成箱的茅台，小到买眼镜、卫生纸、洗发水，全由企业支付。”
◆少数国企“一把手”在“老板心态”“交易心态”“同僚心态”等不良心态的催化下，私欲放纵，逐渐走上贪腐之路，并在高官任上暴露出来
近期，山西、北京、安徽检察机关依法分别对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季缃绮涉嫌受贿、贪污案，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刘强涉嫌受贿、破坏选举案，江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贻煌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值得注意的是，三人均为国企出身，从公布的案件看，三人做高管时“靠企吃企”大搞利益输送，此后任高官时“运筹帷幄”热衷权力寻租，其共性特点引人深思。
由企业高管到政界高官，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渠道之一，既体现了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又能延揽人才促进服务型政府构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一些公开通报的案件梳理调查发现，少数国企高管在自身的“老板心态”“交易心态”“同僚心态”等催化下，私欲放纵，逐渐走上贪腐之路。尔后“商而优则仕”，“前高管、后高官”折戟仕途。人们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警示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国有企业“一把手”的监管力度，更好地强化他们的“四个意识”，提高“八大本领”。
三种心态成腐化“催化剂”
有的特权思想严重，生活奢靡、贪图享乐；有的政治信仰缺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有的搞团团伙伙、培植私人势力；有的违规从事盈利活动，搞权色、钱色交易……记者梳理调查发现，少数“由商入仕”的干部有可能存在三种共性心态：
其一，“老板心态”，把国企当私企滥权谋私。
观察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一些典型案例，可以发现，部分落马官员在国企担任高管期间独断专行，无视规则，滥权谋私，把企业当成“自留地”，搞“一言堂”“家长制”，往往给企业造成巨额损失。
例如，河南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2004年至2011年间，身为国有公司人员，违反相关规定，滥用职权，在国有企业增资扩股中，擅自决定不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在股权收购中，擅自决定收购项目、收购价格，造成国有企业损失2.24亿余元，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在2005年5月至2007年11月担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兼太原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违规擅自决定并直接指挥子公司太钢进出口（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进行大量期货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折合人民币9亿多元。
2018年11月，江西省政府原副省长李贻煌案一审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2008年，在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收购江西省银珠山银矿探矿权事项上，时任江西铜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的李贻煌，违反相关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明知银珠山银矿探矿权价值被高估的情况下，决定收购该探矿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人民币2087万余元。
江西一名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说：“在我眼里，企业就像是我个人的，就是自家钱袋子，吃点、喝点、拿点算什么呢？大到上百万元的高尔夫球卡、成箱成箱的茅台，小到买眼镜、卫生纸、洗发水，全由企业支付。”
一位曾在某落马官员任职企业里工作的干部坦言，与其共事期间，企业上下被这样一种观念误导：他是“一把手”，日常代表着公司的党政组织，他的意图就是组织的意图，他的指示不容分辩、必须照办，否则就是失职渎职。
其二，“同僚心态”，热衷“圈子文化”带来塌方式腐败。
一名官员落马后交代称，他当高管处理对上关系时，输送利益、巴结讨好，以此换取支持关照；处理对下关系时，谁支持他、听招呼、“孝敬”财物，他就关照谁、给谁机会，在企业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利益圈子。由于他在国企担任领导职务期间拉“同僚”、结团伙，信奉“圈子文化”，对所谓“亲信”坚持带病提拔，导致企业形成塌方式腐败。
对“小圈子”“小团体”文化乐意逢迎在国企并非个例。在一些出现腐败问题的企业中，往往对“圈子文化”现象监督不严、抵制不力，参与“协会圈”“娱乐圈”“牌友圈”“老乡圈”的不在个别；有的干部甚至积极主动“服务”于这个“圈子”，张罗活动、安排饭局，维护“小圈子”内的“一团和气”。
一名国企中层干部说，该国企曾出现过腐败窝案，自己也曾经有过一种甘当“小兄弟”的心态，主动套近乎、讨好逢迎“小圈子”。“因为担心被‘边缘化’。”他说。
其三，“交易心态”，将“官场”变“商场”推崇利益交换。
个别“由商入仕”的干部甘于被“围猎”，收受礼品、礼金，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大搞权色、钱色交易，把商人、商场的交换原则带到党政机关。
据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安徽省政府原副省长陈树隆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长期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进行经商盈利活动，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一名落马官员也在忏悔录中坦言，商品交换原则已经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在处理关系时，骨子里忍不住搞权钱、权权交易，说到底都是利益交换。
江西一名曾在开发区担任“一把手”的落马厅级干部也因没能祛除“商品交换习气”而最终落马。他向办案人员交代：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自己对赚钱有了浓厚的兴趣，回到机关上班后，也长期在做生意，热衷于炒房、投资。在“生意经”的驱动下，这名官员在2016年9月主政开发区后开始肆无忌惮贪污腐化。“原来不敢要的、不想要的都开始要了，原来不好意思收的、不敢收的都开始收了。”他说。
监督弱化滋生贪腐“毒瘤”
只有完善对国企“一把手”的监督，才能规范高管权力运行，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据了解，此类落马官员中，有的在国企任职期间经营成绩突出，于是自恃“掌控一方”，居功自傲，我行我素，其他班子成员不想管、不敢管，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党组织生活都不参加，党内民主监督形同虚设。
例如，某位从高管到高官的落马官员9年不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有位落马官员把党委中心组学习安排到高尔夫酒店，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打高尔夫球；有落马官员称，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稿都是秘书代笔，更别提检讨和剖析自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了。
与某落马官员在国企共事的干部表示，对落马官员的贪腐行为“听到过议论、看到了现象”，但没抵制、没斗争，明哲保身，当老好人。一名国企纪检干部坦言，在对“一把手”进行同级监督时存在“怕”的思想，不敢担当。
某落马官员曾经所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说，曾经错误地认为“他是上级领导不能得罪”，因此不敢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及时批评和提醒。
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干部曾在某省属国企担任一把手6年多，在他执掌该国企期间，企业党代会基本上没开过，企业政治生态不断恶化，甚至连生产经营工作也习惯于搞幕后运作，先私定“盘子”、再开会过市，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对国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应倍加重视。”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由于监督出现弱化甚至缺位，有的国有企业就像“封闭的王国”，少数国企高管甚至把企业当成了“私人领域”，为了一己私利，对企业发展不负责任，大搞权钱交易、钱钱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对症“病灶”筑牢“防火墙”
少数高管任高官后落马的现象警示，对国企高管需进一步筑牢反贪腐“防火墙”。
整治监管“无力症”。针对国企“一把手”监督制约不力的情况，受访人士建议采取相应措施强化对国企“一把手”政治建设方面的要求。要全面推行财务总监、法务总监委派制，增强财务独立性，实现在财权上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建议加强党政机关和企业间的干部交流力度，企业“一把手”原则上易企任职。不能简单地把国企作为普通经济主体，不能只强调经济属性，不能事事仅从经济效益出发，应进一步明确国企的功能定位。
破除关系“依赖症”。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要切实规范国企党组织的党内政治生活，领导干部要以讲实话、干实事检验和锤炼党性，做到“敢”批评、“真”批评、“严”批评，杜绝“小团体”“小圈子”，摒弃“一把手不能得罪”“找靠山”“认兄弟”等错误思想，坚决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症。同时，改进落实责任机制、动力机制、考核机制，帮助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严防官场“生意经”。严防把“商品经济交易”的原则带入官场。业内人士建议，可以借鉴江西去年以来开展的“三会一书两公开”警示教育的经验做法，结合腐败典型案例，通过召开支部处分决定宣布会、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印发个人忏悔书，向党内公开有关案情、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把纪律规矩严格起来，把错误的思想观念扭转过来。
庄德水建议，一是完善国企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全面考核国企“一把手”的“四个意识”、廉洁自律情况、政治能力、经济管理、员工口碑等等；二是加强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的监督，完善企业内部监督管理机制，杜绝“一把手”拥有“绝对权威”。
本文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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