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初，合法的革命已告完成。由于第三等级和下层僧侣代表与贵族自由派之间的联盟，民族主权在法律上取代了王权专制主义。人民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反革命的威胁之下，人民的介入使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在王权和贵族等级看来，动用军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路易十六在他命令特权等级加入国民议会的前一天就决定把2万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宫廷的目的在于解散国民议会。
《法国大革命史》（阿尔贝·索布尔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从5月份以来，人民群众一直十分警觉。全国都关注着凡尔赛的动态。代表们定期向选民们汇报政治情况。这期间仍然是资产阶级起着主导作用。在巴黎，进行过代表提名的407名选举人于6月25日集会，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市政府。在鲁昂和里昂，陷于瘫痪的旧市政府中加入了选举人和显贵。地方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当宫廷明显要动武时，至少有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设法组织抵抗。出于这个政治目的，他们发动了巴黎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整个革命时期，这些小资产阶级都是起义的骨干力量。帮工和工人跟随他们行动。三级会议的召开在这些群众中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希望。然而贵族阶级却处处阻止这种革新。贵族起初反对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后来又反对按人头进行表决。这些都加深了一种看法，即贵族将会顽固地保护它的特权。于是，产生了存在某种“贵族阶级的阴谋”的想法。非常自然，人民主张在贵族尚未发动进攻时，先发制人地投入反对民族之敌的斗争。
经济危机促进了群众的发动。1788年的收成特别坏。从8月份起，面包价格开始上涨。内克下令从外国购进粮食。在葡萄产区，由于1778年以来的滞销危机，种植者对面包涨价更为敏感。酒价则下跌到最低水平。收成不佳和产品滞销产生了同一后果：群众的购买力下降。农业危机接着又波及到工业生产，而工业生产在此之前已经遭受着1786年贸易协定的不良影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同时，失业现象大为加剧。在生产停滞或萎缩的情况下，工人们争取不到增加工资。1789年，巴黎一个工人每天挣30至40个苏。7月份每磅面包卖4个苏，在外省可卖到8个苏。人民把饥荒归咎于征收什一税者、收取实物地租的领主以及搞粮食投机的商人。他们要求采取征调和限价措施。饥荒和物价上涨所引起的骚乱自1789年春天已发生过多起，到7月份则成倍增加。此时正值收获前夕，危机已经发展到顶点。
在人民心目中，贵族的阴谋和经济危机是紧密相联的。他们谴责贵族囤积粮食以向第三等级发难。于是群情慷慨激昂起来。人民不再怀疑，国王准备以暴力驱散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国民议会。爱国者揭露政府企图挑动巴黎人闹事以便使集结在首都四周的军队，尤其是外籍兵团进兵。马拉在1789年7月1日发出了一篇题为《告人民书或大臣们已暴露无遗》的檄文：
“啊，我的同胞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注视着大臣们的行动以便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解散我们的国民议会，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发动内战。大臣们在挑动骚乱!……他们在你们周围安置了由士兵和刺刀组成的可怕机器!……”
巴黎的暴动：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狱
国民议会对形势的严重性不可能视而不见。7月8日，根据米拉波的报告，它决定向国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调离军队：“为什么一个受2500万法国人爱戴的君主会不惜耗费巨资，调几千个外国兵来维护王座呢?”7月11日，国王通过掌玺大臣回答说，军队只是用来镇压，更确切地说是预防新的骚乱的。路易十六在当天便把内克解职，召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布勒特伊男爵为大臣，同时任布罗格利元帅主持军政，这使形势急转直下。巴黎人民的干预挽救了束手无策的国民议会。
7月12日下午，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像灾难一样降临在人们头上。人民预感到，这只是朝反革命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对食利者和金融家来说，内克的去职无异于新的财政破产已经临头。经纪人马上汇集到一起，并决定关闭交易所以示抗议。在一天里，贴现银行的股票下跌了100锂：从4265锂下降到4165锂。游艺场所全部关闭了，还出现了一些自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鲁瓦亚尔宫，卡米耶·德穆兰对人群发表了鼓动演说。一队示威者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与朗贝克亲王统领的王家德意志禁军发生了冲突。消息传来，警钟长鸣，军火商店被一抢而空，人民开始武装起来了。
7月13日，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它对内克和被解职的大臣们怀有“敬意和挽惜之情”，并宣布现任大臣们应对当前的局面负责。然而，国民制宪议会在武力的威胁面前仍处于束手待毙的境地。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政权正在形成。7月10日，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再一次在巴黎市政厅集会，表示了“尽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意愿。在12日晚一次新的会议上，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并于13日清晨发布。该决议的第3条提出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第5条提出了一项设想：“各区制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够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单。这些人将组成c一支‘巴黎民兵’部队，保护公共安全。”这实际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兵，用来保卫一切有产者，使之不仅能抵御王权及其军队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视为危险因素的社会阶层的威胁。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上宣称：“资产阶级民兵的建立和昨天采取的措施使全城一夜平静无事。资产阶级民兵曾连续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装者的武器，并使他们遵纪守法。”
7月13日白天，动乱再度兴起。人们成群结队在巴黎四处穿行，寻找武器，并威胁要搜查贵族们的府第。他们还开沟挖壕，修筑街垒。蹄铁铺的工人们从清晨就开始锻造枪矛。然而人们所需要的是火器。人群曾向巴黎行政官索取，但一无所获。下午，受命撤出巴黎的法兰西保安军拒绝服从命令，并转到市府帐下听候调遣。
7月14日，人们要求全面武装。为了得到武器，人群涌向残废军人院，在那里夺取了32万支枪，而后又直奔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围墙高30米，护城河宽25米。尽管守卫它的只有30名瑞士雇佣兵和他们带领的80名老弱残兵，人民的进攻却对它奈何不得。市郊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得到了法兰西保安军和相当数量资产阶级民兵的增援。资产阶级民兵拉来了5门大炮，其中3门对准城堡的大门轰击。这一决定性的行动迫使要塞司令洛内投降，他下令放下吊桥，人民一拥而入。
在凡尔赛的国民制宪议会一直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巴黎的事态。14日这一天，有两个代表团被派去要求国王作出些让步。不久便传来了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将何去何从呢？压服巴黎必须要经过艰苦的巷战。包括利昂库尔公爵在内的一些自由派大领主劝说国王：为了王权本身的利益把军队调开。路易十六决定等待时机，遂于7月15日亲赴国民制宪议会宣布撤离军队。
巴黎的资产阶级借助人民的胜利夺取了首都的行政权力。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改名为巴黎“市府”，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巴伊当选为市长。拉法夷特被任命为资产阶级民兵即不久后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国王不仅于7月16日同意重新召回内克，而且还在17日来到了巴黎，从而实现了进一步的退却。国王以亲赴巴黎的举动对7月14日起义的结果加以认可。在市政厅，他受到巴伊的欢迎。巴伊向他呈交了象征“君主与人民之间庄严、永恒联盟”的三色帽徽。路易十六神情激动，费劲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人民可以永远信赖我对他们的爱戴。”
贵族深感君主的大势已去，其首领宁可流亡国外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阿尔图瓦伯爵于7月17日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孔代亲王以及全家不久也步他后尘；波利尼亚克公爵夫妇去了瑞士；布罗格利元帅投奔了卢森堡。流亡运动开始了。
1789年7月的这几天过后，王权被大大削弱了，而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强盛起来。它成功地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迫使国王承认它的至高无上。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兴阶级掌握了政权，也标志着以巴士底狱为代表的旧制度彻底崩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7月14日这一天为所有被压迫人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城市的暴动（1789年7月）
借助代表们的书信联系，外省也同首都一样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斗争的进展。内克被解职在外省激起了与巴黎同样的波动。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自近而远，从16日至19日传遍全国，激发起高昂的热情，并使自7月初以来在某些城市出现的运动加速发展起来。
“市政革命”实际持续了一个月。7月初，在鲁昂出现了由粮食短缺引起的骚动，继而发生市政革命。到8月，奥施和布尔日也实现了市政革命。在第戎，市政革命的爆发是由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引起的。蒙托邦的市政革命则是由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激发起来的。
市政革命的彻底程度因地区而异，它们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一些城市的革命很彻底：有的旧市政府被暴力推翻(如在斯特拉斯堡)；有的城市虽然保留了旧市政府的职能，但把它置于一个委员会中，使它处于少数地位(如在第戎和帕米埃)；还有的城市把市政府的权能压缩为“一般警察”，由一个委员会负责革命事务(如在波尔多)或对行政进行经常性干预(如在昂热和雷恩)。另一些城市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旧政权与革命政权同时并存。例如在诺曼底的某些城市，瞻前顾后的态度很突出。有时，这种二元现象反映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对立，任何一方也不能完全战胜对方。这种对立在麦茨和南锡表现为社会对抗，在蒙托邦和尼姆则表现为社会对抗加新旧教徒之间的宗教敌对，在利莫日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对立。还有一些城市的市政革命之所以不彻底是由于只取得了一时胜利，例如在里昂和特鲁瓦。那里的爱国者在7月份获胜后又被旧制度的反攻所打败。最后，还有部分城市始终没发生过市政革命。这或是由于旧市政府得到了爱国者的信任(如在图卢兹)，或是由于旧市政府拥有军队和法院的支持(如在埃克斯)。市政革命的不同表现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有关系。在弗朗德勒地区，运动的规模很小。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具有政治性；人民提出的要求具有社会性。这两种要求提出的时间不相吻合。总的看来，市政革命在北部和南部表现得不很显著。这些地区的城市往往以资产阶级为主导，或是设置执政官之地。另外，城市公社传统比较牢固。在塔布和图卢兹，旧市政人员基本能够代表市民的各个阶层，因而爱国者们无需排除他们。在波尔多和蒙托邦却相反。在那里，君主制早已把公社自治消灭殆尽。因此，没有任何代表性的市政官员被一扫而光。
随着市政革命而产生的国民自卫军同样具有多样性。最常见的是：新的市政委员会仿效巴黎的做法，急忙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便维持秩序。有的城市(如昂热)，国民自卫军是由旧市政府创建的，而后由这个更具有爱国倾向的自卫军施加压力，促成市政委员会的建立。在图卢兹，没有经过市政革命就组成了一支国民自卫军。在阿尔比，自卫军则只是旧制度下早已存在的民兵的变种而已。
无论这场市政革命的形式如何，其后果在各地都是同样的：王权消逝，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监察官都弃职而去，捐税的征收暂告停止。当时有一个人写道：“国王没有了，高等法院没有了，军队、警察都没有了。”各新市府接管了政权。长期饱受专制主义刁难的地方自治得到了自由发展，城市生活重新活跃起来。整个法国都市营化了。
市政革命在许多地区的社会表现值得重视，它是由贫困和生活必需品昂贵所引起的。城市人民期待废除间接税和对粮食贸易实行严格管理。在雷恩，新市府上任后马上担负起寻找小麦储备的职责。在冈城，为了平息众怒，市政官员下令降低面包价格。然而他们也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防不测。在蓬图瓦兹，一场因粮食引起的起义被从巴黎撤回的一团军队所制止。在普瓦西，一个被怀疑搞囤积居奇的人成为人民骚动的众矢之的，多亏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出面才使他得以活命。在圣日耳曼昂莱有一个面粉场主被人杀死。另外，弗朗德勒地区的关卡办公处被洗劫一空。7月26日，凡尔登的起义人民焚烧了入市税征收处的围栏，并使一些被怀疑储藏粮食的房舍受到威胁。军区长官恳请资产阶级组成城镇民兵以恢复秩序，然而他也不能不作出让步，降低面包价格。在流亡路上的布罗格利元帅恰巧落入这场急风暴雨的包围。多亏卫戍部队的帮助，他才从人民的狂怒中逃脱出来。
对贵族阴谋的担心确实加重了外省的紧张气氛。任何风吹草动都显得可疑。运输受到监视，马拉客车遭到盘查，外出或流亡半路的大人物被扣留起来。在边界一带流传着外国入侵的消息：皮埃蒙特人准备进犯多菲内!英国人就要占据布雷斯特了！全国上下都在焦虑地等待。不久，大恐惧发生了。
本文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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