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悄然西逃。只有极少一批王公大臣获知消息，随扈西行，绝大部分京官身陷危城。其中不少京官在城破之初还以为光绪帝并未出逃，而是留京与洋人议和，直至八月初才最终获悉两宫均已西狩。随后，一些京官追随西去，大部分京官苦于盘资缺乏，而坐困愁城。
朝廷不复存在，京官们无处领俸，生计来源断绝。雪上加霜的是，联军破城之初，抢劫成风，洋兵、京民轮番抢劫当铺、米房、钱铺，导致“街市无行人，菜蔬自此断绝”。四川籍京官高枏、高树兄弟及其家人，一部分逃到昌平，一部分留守京中寓所。高枏事后追忆：“七月城破后，日食维艰。昌平寓中，皆食小米。七兄勒令京寓吃稀饭。半月后，余手足起泡，奇痒。七兄买红苕五斤，与拱璧同珍，加一条于稀饭，秤其分两而减米焉”。江苏籍京官叶昌炽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采南同年全家在京，仅存十日粮，市中粮食，抢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绍甫同年希廉，短衣买盐花生度日，国子先生至此，真不忍闻矣”。叶昌炽带着家人逃至昌平，境况也堪忧：“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渐增至八百余文，尚不可得。今日籴五斗，每斗价九百二十文，其余油盐蔬果，无不倍蓰，长此迁延，填于沟壑不远矣。”
叶昌炽及其手迹
在秩序正常的太平岁月里，京城是天下利薮之所在，皇权对于全国各地统治权的主宰和支配，使得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金钱和物资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因而，尽管京城位于北方，但南方各省人士之在京城为官经商者也为数众多。作为一个消费性城市，整个京城的繁华都仰赖于这种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实施。而京城一旦失去皇权的庇佑，同时又处于敌国军队的控制下，留守京官的命运可想而知。一些南省京官不顾一切，踏上回乡之路，不但遭受颠沛流离之苦，更有可能行至中途便资财耗尽，再也无力前行。留守京官以及京城难民们的悲惨境遇，通过《申报》、《中外日报》等上海报刊的渲染，引起了南省官绅商民极大的同情心，尤其是亲朋故旧身处北省险境又杳无音信的南省人士。
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陆树藩、潘炳南等东南绅商提出了创办救济善会，前往京津地区将南省被难官绅商民援救回南的主张。该主张得到即将赴京议和的全权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高度赞许，并指示长期追随自己的盛宣怀和江南义赈领袖严信厚、施则敬等人，尽快展开救援行动。严信厚等人因此成立了济急善局，与陆树藩等人创办的救济善会分头展开救援。按照当时的约定，从德州到清江一带的陆路救援由济急善局负责，京津一带的海路救援则由救济善会负责。不久，济急善局又扩充为东南济急善会，领衔主持者变为盛宣怀，而东南济急善会与救济善会的分工，则又变为“救济会系陆纯伯部郎（即陆树藩），专办天津一路；济急会系盛京堂（即盛宣怀）及诸同仁，专办京城、德州两路”。
陆树藩（左三）与刘承幹、席锡蕃、杨赞卿等人合影于刘承幹双清别墅
李鸿章一行抵达京城后，发现情况比之前预想的更为严重，因而专门致电盛宣怀，指出“京城遭变，官民荡然，米贵天寒，碍难存活”，要求盛宣怀“速电东南各帅及司道，广筹协济”。事实上，此前盛宣怀便已经向各省“制台、抚台、河台、漕台、提台、镇台、藩臬运道台、各局所、各统领、各商号领、各商号”发出“东南各省同人公电”，请求各省捐款，并由“李傅相照会驻京各使，在京设局，由各省同乡经理”。在李鸿章的直接号召和动员下，各省官绅士商纷纷解囊。这些捐款分为三种形式：公济、指济和专济。公济是指捐款用于接济各省被难京官，以及赈济平粜、掩埋尸骨等方面的经费；指济是指“就各省来款内，指定助济某省某府某县京官”；专济则是指“专寄京官某人者”。专济即李鸿章所言“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指济则是“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只有“公济”才是面对京城全体难官难民的。
举例而言，四川成都矿局的陈光弼先以“规银五千两”指济四川同乡，后又“续捐万金”公济各省；香港通商银行董事冯厚光对于广东京官区湛森、梁士诒、颜廷佐三人的专济等。甚至李鸿章在通过盛宣怀等人发起对于各省京官的统一救援行动后，还曾亲自致电三位安徽籍藩司（江西布政使张绍华、四川布政使周馥、云南布政使李经义），表示“同乡困苦万分”，要求他们迅速筹款接济。对于留守京官而言，有人最多则可以领到三份或以上的救济金。以叶昌炽为例，他先是得到两位友人“康吉、允之”的“专济”“二百金”，后又领得盛宣怀为江苏同乡京官所筹“人各得百金”的“指济”款项，最后还领到“合肥所筹津贴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
在李鸿章发起的救援行动之外，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另行筹集资金，拟资助留守京官奔赴西安行在，“每人给一百五十金为出京赴陕盘费，言明务须赴行在，不赴陕者止给百金”。后来因为担心公然推行此举，“有碍于和局”，乃改变资助计划：“以二万分济留京者，尽数酌送，以五千尽数分济赴陕者，作赴沪到鄂用资。其赴陕者似宜托名回籍，请傅相转商英、美、日照料到沪，由盛京堂备船到鄂。其赴陕用资，于过鄂时由洞计人数酌送。”这项救济款项被京官们称为“三帅款”，高枏、叶昌炽等留守京官的日记中都有他们领取“三帅款”的记录。
盛宣怀
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疆吏领袖发起救援行动的同时，庆亲王奕劻发起了完全针对旗人的救援行动，即捐款者限于“在旗督抚”，救援对象为在京旗员。江苏巡抚松寿九月十六日致电奕劻表示：“旗员困苦情形，久切恻念，谨遵极力筹济，已分电各省旗籍司道二十二处，候得复电，再竭绵薄，一并由汇丰汇京，以副钧属。”十一月二十六日，奕劻又致电盛宣怀表示：“旗员济款，待放孔亟，现计到者：粤、晋抚，川督绅，江西抚司道，浙、宁藩，皖司道，镇关道等，荆、伊两将军，共七万有零，不敷尚多。希查松抚前次切电各处，除已到外，余代电催，速为筹复。倘难一时交汇，先将数目电知，以便贷款垫发。”在朝廷尚无力为留守京官们提供生活来源之时，无论是汉族京官，还是八旗官员，要想生活“尚可支持”，便只能通过各自有影响力的人物，以一种非政府渠道的方式筹集资金，均匀散放，以弥补朝廷之虚空。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身负倡导之责的权势人物，如李鸿章、奕劻、张之洞等，几乎就等同于一个个无形的朝廷。旗汉分别筹款、分别散放，又意味着人心中的满汉畛域将愈加分明。
在李鸿章等朝廷大员通过筹款、汇款接济留守京官的同时，陆树藩率领中国救济善会的救援人员，其中包括严复、陈季同等著名人士前往京津一带，展开实地救援，举措包括平粜施衣、治病救人和掩尸埋骨，但最重要的还是将想要回南的被难官民援救回南。其中显赫者，包括礼部尚书廖寿恒、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曾广銮等。这场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辛丑年初，陆树藩再次派人前往京津地区将上年来不及登船的被难官商援救回南，其中包括聂士成的母亲等家眷。最后，救济善会还将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浙江三忠”的灵柩运送回南，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庚子救援行动虽然是依靠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倡导和支持才得以展开，但救援的经费主要来自民间捐款，具体负责其事的大多是江南丝商。救济善会的创办人、主持者陆树藩，作为浙江湖州人，其财力主要来自于丝业。济急善局的五位发起者中，庞元济、施则敬两人均出身丝商。济急善局以及随后扩展而来的东南济急善会，其日常办公地点便设于“盆汤弄丝业会馆”；有关济急善局或东南济急善会各种信息的发布，也均以“盆汤弄丝业会馆庞元济、施则敬”署名。可以说，东南济急善会的具体救援活动主要便是由“庞元济、施则敬”两位丝商筹划。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中，除了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两大救援组织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救援组织即协济善会，其主持者杨兆鏊也是丝商出身，协济善会也正是设在杨兆鏊的泰康祥丝栈中。
庚子江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整个十九世纪，茶叶和蚕丝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贸易和商业报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其中，茶叶长期占据第一位，蚕丝占居第二位。同治九年（1870年），茶叶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9%，蚕丝占39%；光绪元年（1875年），茶叶占53%，蚕丝占36%。虽然茶叶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却一直是蚕丝占据首位。因为茶叶为多口岸出口，浙、皖茶多由上海出口，两湖茶多由汉口出口，武夷茶则由福州出口，而蚕丝的出口几乎都集中在上海。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蚕丝产区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中尤以浙江湖州为最。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在光绪四年（1878年）的“上海贸易报告”中表示，该年“出口商品总值28303976两，其中1800万两为蚕丝，800万两为茶叶”。次年，副领事阿连璧在“上海贸易报告”中直接指出，“蚕丝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列于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录上则列于首位”。江浙丝商的巨额财富就是在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下获得的。
不仅如此，庚子年间的南北殊途，与这样一种外贸背景也关系密切。以丝茶为主的出口格局使得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东南各省，因为丝茶产区主要集中于东南。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轮船、电报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利益分化，东南因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与文明，北省反之。久而久之，南与北，新与旧，俨然对立。进一步探讨，还可以发现庚子救援虽然是以“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的形象面世，但本质上仍是以乡谊为基础的救援行动，李鸿章称之为“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庚子救援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而正是“省界”意识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并最终改变了历史。
本文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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