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明治维新亲历记》，作者：萨道义，译者：谭媛媛。出版社：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顺利解决赔款问题后，我们总算完成了英国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接下来，我们便要着手考虑萨摩藩的问题。
读者诸君应还记得，对于萨摩藩，英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是：第一，在英国官员的亲眼目睹下，逮捕、审问并处决杀害理查德逊的凶手；其次，为理查德逊及其他三名受害者的家属提供合计2万5千英镑的赔款。眼下，两位受害者马歇尔和克拉克的伤势虽有所好转，但克拉克肩上的刀伤仍颇为严重，痊愈更是遥遥无期。而那位幸运地逃离现场的女士已经动身返回了中国。
自然，幕府方面仍是大包大揽地答应由他们来解决萨摩的问题。但尼鲁上校出于慎重再三向小笠原追问实情。果然，小笠原含蓄而委婉地透露，幕府实际上对萨摩藩无能为力。于是，为了切实遵守英国外交部要求我们“与萨摩方面直接交涉”的命令，尼鲁上校决定带领公使馆的馆员们亲赴鹿儿岛，向萨摩藩当面递交要求赔偿的照会。他还以代理公使的名义下令舰队为此行护航。
海军上将起初坚持只派遣两艘军舰随行，几经争议，结果决定派遣由“尤里亚勒斯”号、“珍珠”号、“帕修斯”号、“阿耳戈斯”号、“风情”号、“赛马”号以及炮舰“哈沃克”号组成舰队陪同尼鲁上校一同前往。于是，从公使到我这样的见习职员，公使馆几乎所有的馆员都将搭乘军舰前往鹿儿岛。威利斯和我被分配到刘易斯·穆尔指挥的外轮单桅帆船“阿耳戈斯”号上。那次航行期间天气一直很好。舰队于8月11日下午抵达鹿儿岛湾的入口处，当夜就地抛锚停泊。次日清晨又溯湾而上，终于到达鹿儿岛的城郊。
席博德和他的日本教员携手合作，总算将英国要求赔偿的照会翻译成日文。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繁文缛节的套话，我很担心日文译文是否翻译得足够通顺。我们的船刚刚抛锚，便见两名日本官吏乘着小船前来，我们便将照会交给了他们。第二天下午，又有几名日本官员来到旗舰，称无法确定藩主何时能回复我们。为首的官员名叫伊地知正治——数年后，我在江户与他成了密友。然而在当时，他和40名同伴，在喝过他们主公的几杯壮行酒之后，谋划着登上我们的旗舰后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英国军官、夺取军舰。倘若不是我们预先有所防备，他们这个大胆的计划几乎就要得逞了。当他们到来时，我们只将领头的两三个人带进了会谈室，其他人则被集中到后甲板上，由全副武装的士兵负责看守。这些未遂的刺客还未离船时，又有另一艘日本船只靠了过来。我们无从判断他们是来增援的还是阻止刺杀计划的。伊地知与后来的几个日本人商量了一阵，忽然告诉我们他必须立即上岸去。到了傍晚，我们又收到了日本方面的回函。送信来的信差称，次日他会再次前来听取我们对回函的意见，说罢便告辞了。
查看那封回函，我们发现了信使不能确定我们是否满意的原因。萨摩方面称他们没有找到凶手，还不无遗憾地称，大君与各国缔结条约时漏掉了有关外国人不得踏足外藩领土的条款。至于赔款，须得等到将凶手缉拿归案并处决后另行商议。其言下之意，无非是劝我们立即返航，回到江户与幕府方面重新协调之类。
14日清晨，信使再次到来时，我们对他说，藩主的回复令人失望，而且令我们觉得，非诉诸一战而不能令藩主认真对待此事。海军上将随即下令各舰开始在鹿儿岛湾北部游弋巡逻，对停泊在威尔穆特角（即“大崎之鼻”海角）的几艘西洋式汽船进行了一番侦查，并往返航行至远处的湾头位置进行实地测量。下午，上将返航后召集各舰指挥官到旗舰听候命令。他认为，虽然眼下还没有必要进攻日本人的炮台，但可以先扣押几艘汽船，以使藩主大人能重新作出更令人满意的答复。
按照他的布置，15日一早，在博莱斯船长的指挥下，“珍珠”号与“阿耳戈斯”号、“风情”号、“赛马”号等各舰联合行动，开始扣押附近的日本汽船。当接近那些汽船的时候，我们自然兴奋不已，各自按照事先的分工忙个不停。我们曾预期萨摩人可能会有所抵抗，但当“阿耳戈斯”号靠近一艘叫“青鹰丸”的汽船时，那艘船上的船员们纷纷逃到船另一侧系着的小艇上逃之夭夭。我们本以为不可能逮到俘虏，谁知船上居然还有两个人没有逃跑。他们先是自称名叫五代和松木弘庵，被我们带到旗舰上以后又改口说姓大谷和柏。大谷是个容貌英俊的男子，我猜他大约是那艘船的船长，另外一个则是名医生，据说曾跟随1862年的第一批日本访欧使去过欧洲，那时才刚回国不久。这两个人后来都大名鼎鼎：前者成了投机家和实业家，利用天皇政府的贷款在大坂开设了制造染料的工厂；后者则在1868年临时担任过神奈川县知事，之后又改名寺岛宗则，一度出任过外务大臣。直到如今，他还在东京担任某要职。
我们将俘获的船只系挂在军舰外拖曳到樱岛附近的码头。为避开鹿儿岛城内炮台的射击，舰队的其他船只在12日下午也纷纷驶入同一个码头。“尤里亚勒斯”号和“珍珠”号则在军舰与炮台之间，即海峡的中心位置抛锚。至此，我们亲身经历的头一件大事就这么早早结束了。对于我们的行动，日本方面并未做出任何反应。我们偶尔瞥见陆地上有些动静，但也看不出对方有何打算。及至午后，空中突然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声，随即所有炮台上的大炮都朝我们的舰队开了火。虽然当时下着大雨，还刮起了不亚于台风的强风，古柏上将仍下令立即开始战斗，并用旗语通知我们的船与“赛马”号和“风情”号一起将俘获的日本汽船全部烧掉。接到旗舰的命令后，我们立刻冲上俘获的汽船，一场大掠夺开始了。我抄起了几支日本的火枪和黑色的圆锥形帽子，其他几个军官则找到了不少钱币，大多是“一分银”的银币和镀了金的“二分银”。水手们尽可能地将一切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拿走，连镜子、酒瓶、长凳，甚至旧坐垫也不肯放过。乱哄哄的抢劫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凿穿船底，又在船舱内放了把火，然后返回舰上，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过了不久，我们的军舰开始回击。从日本人突然开炮到我们的还击，中间耽搁了两个小时。据说是因为舰上堆满了赔款，装满金币的木箱子挡住了弹药库的舱门。停泊在第九炮台正下方的“帕修斯”号不得不切断锚链，仓促逃离——数月后，萨摩人找到了丢弃的锚并归还给他们。这么一耽搁，“帕修斯”号最后只能排到战阵的最后方去。置身于炮火之中已经令人亢奋不已，而恶劣的天气则使人愈发狂乱暴躁。我们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之后转向左侧，与岸边保持400码左右的距离，一路沿海湾北岸行驶，边行驶边用舷侧炮朝岸上的炮台齐射。45分钟后，旗舰开始转向，随即“珍珠”号（它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也退出了战斗队列。有消息说，“尤里亚勒斯”号上的乔斯林船长和维尔穆特中校被第七炮台发射的球形炮弹击中，双双阵亡——他们的军舰无意中行驶到了日本炮台平时训练用的靶子附近，直接进入了对方的射程范围。一瞬间，10英寸口径的爆裂弹在他们的主甲板上纷纷炸裂，七名水手当场阵亡，一名军官负伤。
继而，岸上的37门大炮——从10英寸到18英寸——的炮弹一齐向“尤里亚勒斯”号开火，将这艘威风凛凛的军舰推入了绝境。此外，“赛马”号在正对第八炮台的海面上触礁，“风情”号和“阿耳戈斯”号紧急调头前去救援，耗费了整整一个小时总算成功将它救出。在触礁期间，“赛马”号也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幸而最终并未遇难。不过当中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几乎打算放上一把火弃船而逃了。
总之，在我们舰队尚未起锚的间隙里，旗舰头顶那灰色的上空便不断有炮弹呼啸着炸裂开来。当我们的舰队驶入战斗区域后，在满天升腾起来的烟雾中，闪现出一团团暴烈的火光，继而我们便看清一个个奇妙的、圆乎乎的黑家伙直朝着我们飞来。我将终身难忘那一次所体会到的既亢奋又刺激的心情。正当我们觉得那些圆乎乎的黑家伙几乎就要命中我们的时候，它们却划过我们的头顶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事实上，“阿耳戈斯”号只被击中了三次：第一发炮弹打在右舷门，第二发正好穿透了主桅杆，但幸而没有将它截断。第三次，一枚圆形的炮弹击中了吃水线附近的船体，在那里击穿了一个大约3英寸的破洞后落进海里。到5点钟左右，舰队所有的船只再次返回乔斯林角附近停泊，只有“哈沃克”号被派去烧毁停靠在工厂附近海面上的五艘琉球汽船。汽船上燃起的大火很可能也引燃了岸上的工厂，但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那是萨摩人故意纵火所致。萨摩城的后方有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我们一度以为那是萨摩藩藩主的住所，于是倾尽全力试图将其击毁，但后来才得知那不过是一座寺院罢了。藩主和他的父亲岛津久光当时早已逃到我们的有效射程之外去了。我们又朝鹿儿岛城里发射了火箭，打算将藩主的城邦付之一炬。结果火箭的效果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强劲的狂风让大火猛烈地蔓延开来，城中人们试图灭火的一切努力都变成徒劳无功。天空中布满了浓厚的烟云，映衬着城中升腾起的凶猛的青蓝色火焰，那景象既恐怖又壮观。
我们退出战场时，那几艘俘获的日本汽船仍在熊熊燃烧。船上装载的大约140吨煤炭使得燃烧的火势颇为惊人。最后，船身逐渐开始倾斜，几艘船便纷纷沉入了大海。对于海军的家伙们来说，那无疑是极大的损失——仅仅是那几艘船就价值30万美元以上，而如果能将其带走，则船上的每个人都可分得一笔可观的赏金。据说下令烧船的尼鲁上校，作为一名老战士，他甚至额外地牵挂这是否会影响士兵们全力投入战斗的决心。此外还有人称，说服海军上将改变主意、不顾天气恶劣仍坚持开战的，正是那不幸阵亡了的乔斯林船长。
8月16日，即星期日的早晨，我们为乔斯林船长、维尔穆特中校，以及其他九名阵亡的士兵举行了海葬。下午，舰队重新启航，冒着从遥远的城中飞来的炮弹，绕行至炮台和鹿儿岛城的后方，缓速驶离海湾。当夜，我们在距鹿儿岛较远处的海面上抛锚休整，次日便踏上了返回横滨的归途。“阿耳戈斯”号上的人们对如此仓促的退却心有不甘，其他舰艇上的人似乎也大多如此。
在我们离去时，日本人的大炮还在一路尾随着朝我们射击。虽然他们的炮弹从未有一发接近过我们，但萨摩人显然可以通过“穷追不舍”的举动，彰显他们在多处炮台被毁、鹿儿岛城已被夷为平地的情况下，仍坚持作战，直至击退英军的“勇敢精神”。而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如果能继续对萨摩人进行炮击，破坏对方的所有大炮，然后或是登陆，或是停靠在城市附近的海面，萨摩人必然会老老实实地服从我们的一切要求。据说尼鲁上校曾向海军上将提议，派遣部分士兵登陆并夺取对方的大炮，但遭到了上将的断然拒绝。另外还有人说，尼鲁上校正为旗舰舰长和中校的阵亡而变得意气消沉——当时他正与他们在旗舰的笕桥上谈话，飞来的炮弹不幸击中了那两个人。这些传闻当然没有正式的记载可以证明，但就我个人的观察，我们的外交官与海军军官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海军方面觉得尼鲁上校对于军方行动未免有些越俎代庖。按管理，一旦将行动的指挥权赋予海军方面，外交人员就应保持沉默，但尼鲁上校那急躁的脾气显然让他超越了通常的界限。此外，煤炭、粮食、弹药的供应不足，也是导致海军方面决定撤退的原因之一。古柏海军上将在写给伦敦“公报”的报告中，将烧毁鹿儿岛城的功劳据为己有，但伦敦的布莱特先生在下议院公开声明，要求他避免一切不必要的、过于残酷的军事打击。海军上将便不得不再次提笔回信——也可能是由尼鲁上校代笔——解释说，鹿儿岛城中发生的那场大火只是一起偶然事件。但是，在对方炮台已停火的情况下，“帕修斯”号仍向城中发射火箭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海军上将所做解释的真实性，而上将在报告中谈及英国的大炮如何给对方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损失时那种洋洋自得的腔调，更是与后来的解释自相矛盾。
舰队返回横滨后，我们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与日本的贸易也依旧如常进行。然而不久，幕府的大老们又滋生出新的事端：他们扣押了所有用于出口的生丝。无疑，他们打算用这一招来引发生丝价格的暴涨，把付给英国政府的赔偿从外国商人手中再赚回来。然而在尼鲁上校的强烈抗议下，他们后来又不得不撤回了出口禁令。不久，我们也得知了京都的叛乱事件。据说长州藩的家来们密谋占领皇宫、挟持天皇。后因事情败露，长州藩出身的武士全部被开除出皇家卫队。动乱分子们保护着参与阴谋活动的七位公卿逃离京都返回长州。这七位大臣中包括三条实美、东久世通禧、泽宣嘉等人，他们后来在“王政复古”时纷纷被委以要职。带头鼓吹“驱逐夷狄”的长州藩的失败，反而让幕府松了口气。小笠原之前通告过的闭港命令随即宣告废除，令其本人面上无光。横滨的外国居民们却得以恢复了从前的自由生活，又开始前往近郊游览消遣了。
然而，10月14日发生的袭击事件又一次打破了平静的生活。一位名叫卡缪斯的法国轻骑兵军官，某日下午在距离聚居区仅两三英里远、远离大路的地方骑马路过时，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并被杀害。人们赶到现场时，在离尸体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他被砍掉的右手，手中还握着缰绳。他的脸颊、鼻子和下颚处布满了刀伤，喉管被刺穿至直接切断右颈静脉的地方。脊柱被完全砍断，左手被砍得只连着一层薄薄的皮，左胸心脏部位也被刺穿。所有的伤口都异常令人惊心怵目，足以证明在训练有素的武士手中，日本刀会是多么可怕的武器。由于找不到任何凶手的线索，恐怖的气氛在外国人聚居区中又一次迅速蔓延。从那以后，我们出门时要么必须携带武器，要么须得三四人同行。然而用来护身的手枪又能有多大作用呢？那些精心埋伏、随时准备袭击外国人的武士们当然会趁人不备时突然跳出来，而他们与大多数性情温和的日本人看来又毫无二致。除了对理查德逊那次的袭击可算得上纯属意外，其他的同类事件显然都是蓄谋已久，凶手们都非常小心地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又过了一个月，萨摩藩方面的两位高官前来拜访我们，我们惊讶地听到了些好消息。藩主不仅同意支付2万5千英镑的赔款，还声称已将杀害理查德逊的凶手捉拿归案，并将按最初的约定在英国官员到场监督的情况下将他们处以死刑。尼鲁上校对此将信将疑，因为下令袭击外国人的正是岛津三郎本人，他根本不可能同意逮捕并处死凶手——毕竟行凶者只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英方怎么可能只要求处死奉命行事的从犯，而放过真正的主使者岛津大人呢？
因此，为了彻底贯彻英国政府的指令，我们须得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进攻萨摩藩，歼灭大部分武士，逮捕作为主犯的藩主。自然，藩主绝不可能活着充当我们的俘虏。在我们之前的炮击中，鹿儿岛的炮台和大半城池已化为平地，对理查德逊事件毫不知情的千万无辜民众也成了炮击的牺牲品。起初发端于一件破坏公共秩序的罪行就这样逐渐扩大为战争的导火索。以万千无辜之人的性命为少数人的罪行赎罪，以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实在令人怀疑。况且萨摩藩的使臣已经正式承认了袭击行为是出于藩主的过错，并同意按英国政府的要求进行赔偿。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公使以讲和的方式了结此事，绝不会遭到任何人的非议。萨摩方面似乎宣称赔款是从幕府的金库中“借用”的，而那之后，我从未听说过他们已将其归还给幕府。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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